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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石屋续渖 民国 马叙伦

◎胡雪岩之好色

◎清帝厌恶洋鬼子

◎张之洞

◎大成教首领

◎圃耘先生的盛德

◎清帝恶疾

◎父子平等称呼

◎张宗昌

◎汤尔和晚节不保

◎中美习俗相同

◎北平粪道与水道的专利

◎蒋百里自杀与被幽禁

◎俳优、戏剧、歌舞

◎车夫的话

◎国号不宜省略称呼

◎孙传芳

◎章太炎书信中的称谓

◎纪年不宜使用干支

◎西方接引佛

◎抱告

◎古代契约文书文字

◎“底子是好的”

◎官场陋习

◎芸阁论清代书法风气

◎清宣宗嗜好鸦片

◎文廷式论董其昌书法

◎董皇后

◎杭州闺秀诗

◎八股文程式

◎崆峒教、在理教

◎张勋复辟

◎福康安究竟是谁的儿子

◎男角女羁

◎孙渠田先生逸事

◎周赤忱谈辛亥浙江光复

◎钱江风月

◎汪康年

◎汪精卫《与张静江书》

◎习惯失辞

◎马将牌

◎胡须的故事

◎陶公匮陶成章之死

◎夏震武

◎蔡元培逸事

◎黑车子

◎三菱公司

◎王福广与沈尹默书法优劣

◎章一山

◎讽刺联词

◎潘复杀害邵飘萍、林白水

◎袁巽初词

◎谶语

◎讣闻方式

◎《西江月》词

◎戒王超凡

◎哀启格式

◎干支由来

◎家庭中称大人

◎与许缄夫论佛

◎王小宋的佛学救世论

◎云林寺僧、天竺寺僧

◎陈介石老师的史论

◎东岳庙

◎信佛的科学家

◎鸢飞鱼跃

◎学步效颦的丑态

◎葬地生熟

◎何子贞嫉妒吴攘之

◎赵撝叔

◎熊秉三

◎清代科举考试琐记

◎周之德

◎李钟岳

◎童疯子

◎“你也配”

◎宋恕

◎与许缄夫谈梁山舟逸事

◎向公卿分发钱币

◎高吹万扶乩

◎王湘绮不懂书法

◎胡林翼、左宗棠

◎少年行动

◎习跪

◎红学

◎钱塘汪氏《西征随笔》独翁

◎谭廷献、戴望、潘鸿

◎幸草道人

◎徐鸿宝说

◎《落花春雨巢日记》

◎画可复定乎

◎吴待秋画

◎骂人为畜生

◎日本的畸人

◎为政当从根本上办

◎胡雪岩之好色

胡雪岩既然发了大财，蓄养了三十个妾，给她们穿锦绣衣裳，而且容貌各不相同。他常将她们分成两队，由他的正妻各率领一队，模仿象棋指挥作战来取乐。胡雪岩在大井巷开设庆馀堂药店，修制鹿茸、龟胶以及各种滋补品，每日饮食都是珍馐美味，因此身体健壮，白天也进行房事。胡雪岩之所以致富，是因为太平天国在江南得势，王有龄、左宗棠先后担任浙江巡抚，都依靠他办理军需物资，他所设立的银号名叫阜康，在全国闻名。阜康开出一张纸条，就能立刻筹措到巨额资金。因此胡雪岩也不安于居家，所到之处都有外室。有人告诉我说：胡雪岩有一天渡过钱塘江到萧山，在桥中看见一个女子，颇有姿色，便让跟随他的客人去说媒，那客人是他银号的伙计。胡雪岩回去经过那个地方时，发现已经在女子家中为他置办了行馆，女子出来拜见，称呼他为“主人”，胡雪岩非常高兴，原来是伙计知道他的心意，替女子母亲说成了婚事，胡雪岩住了几夜才回去，留下五百两银子。后来每月又资助她，每次过江都安然居住在那里。

◎清帝恶洋鬼子

我同乡的孙子授太世丈诒经，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官至侍郎。曾担任毓庆宫教读，说同僚中有佩戴计时器的人，一天被穆宗（同治帝）看见，询问是什么东西，世丈如实回答，穆宗立刻拿过来毁坏，变脸说：“没有这东西，就不知道时辰吗？”又当时做了一些欧洲人的小偶像，成排地列着，用刀依次砍去它们的头，说：“杀尽洋鬼子。”按：清朝皇室祖先颇为推崇欧洲技巧，所以故宫还存有奇异的大钟，都是乾隆以前欧洲各国进贡的。穆宗不应该没见过，大概是因为文宗（咸丰帝）被英法联军逼迫，出逃狩于热河而死，因此怀恨在心罢了。后

译有一件事，据吴永《庚子记变》（书名或许有误，记忆已不真切）说是德宗时期的事，但我听母亲说起，母亲则是转述祖先所听到的。

◎张之洞

清代官场礼仪，都有既定制度，记载在《会典》中。司道官员拜见督抚，督抚不迎接，但司道退下时，督抚必须送到仪门。因为旧例是在二堂处理政务，距离仪门只有几十步。后来大多另设签押房处理政务，接待客人有时在花厅，那就距离仪门很远了（仪门在大堂暖阁后面），因此督抚送客只送到厅门就止步了。张香涛太年丈张之洞，是南皮的名门望族。他兄长张之万状元及第，官至尚书；太年丈也是一甲第三名进士，一门显贵。等到他总督湖广，将近二十年，倚仗资历声望而骄横跋扈，只礼遇名士，对下属官员视若无物。有一位布政使（忘了他的姓名）负有当时的声誉，太年丈也不以礼相待，这位布政使心中不平。一天，禀报公事完毕，告辞退下，太年丈才送到厅门，这已是习以为常了。布政使忽然说：“请大帅多走几步，本司还有话要禀报。”太年丈没想到他还有别的事，就听从了他，而布政使却实在没有什么要说的。走到仪门时，太年丈才问：“贵司究竟有什么话？”布政使于是转身长揖，说：“实在没有话，按仪制督抚送司道应当送到这里，大帅请自便。”太年丈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也不能斥责他。

译涛丈起居作息没有定规，有时连续几夜不睡觉，有时一睡就是好几天。他睡觉不挑时间地点，常常就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就睡着了，侍从急忙用身体支撑着他，轮流值守直到他醒来才停止。有一天有紧急事务需要入朝奏报，他性情原本急躁，立刻命令起草奏章，亲自修改定稿，随即吩咐抄写发出。按照惯例：发出奏折应当准备香案，行大礼，鸣炮送行，吏役们都已经准备就绪，而涛丈却已经闭目入睡，像这样等待了他三天他才醒来，于是责怪侍从，但已经来不及了。

◎大成教魁

沈瓞民来访，谈及大成教，瓞民说：“王锡朋曾与我父亲一起在张勤果（张曜）山东巡抚幕府共事（按：张曜是钱塘人，孙慕韩丈宝琦的岳父），他私德极好，做知县时也非常清廉。然而他的学说糅合儒释道三教，实际上归于道家，但这道家又是汉魏以来的道教，而非黄老之学。门下什么人都有，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男女老幼无不收录。清末，大僚如毛庆蕃（按：曾任上海道、护理陕西总督，又清学部尚书荣庆也是他的门人），近代则有倪嗣冲、王占元都出自他的门下。拜师者先进行占卜，占卜结果都符合当事人的情况，因此大家都认为他神异。正式拜师后，就传授真言，非常秘密。弟子们侍奉他如同严父，偶尔违背师命，就要长跪谢罪。有一天，毛庆蕃陪他游览杭州西湖，偶尔违背了师命，就立刻跪下。随从像云一样多，不敢回避。他的教统自伏羲、炎帝、黄帝以后，虽然文王、孔子也不能参与，直到周敦颐。得到濂溪（周敦颐）真传的就是周太谷。周太谷曾在庐山设教，有一个容貌衣着非常怪异的人来向他求道，不久那人突然不见了，在池塘边寻找，找到了拜师的帖子，上面说：‘这是龙王来受教。’人们都觉得很灵异，跟随他的人于是很多。王锡朋确实得到了他的真传，王锡朋解说《论语》‘学而’一章，说其中隐藏着‘麟、凤、龟、龙’四个字，他的怪诞都类似这样。他住在苏州，乡里人没有不是他弟子的。王锡朋知道我也家在苏州，想要来会见，我因为他是父亲的故交，先去拜访；不久他派人来通报，弟子塞满了道路，都跟在他的轿子后面。”瓞民又说：“《老残游记》中的三教大会，就是写这件事，大概铁云（刘鹗）也是这个圈子的人。”我查考：《老残游记》中的山东巡抚，就是张曜。

◎圃耘先生之盛德

我家祖业是务农，到曾祖父圃耘先生时，才开始从绍兴县东胜武乡带着二百文钱渡过钱塘江到达杭州，当时年仅十二岁，孤身一人无所依靠，于是投奔一位制鞋师傅做徒弟。等到成年，在横河桥（今名东街）自己开设了一家小店。先生性格严肃质朴，所制鞋子的做工用料都不马虎，鞋底做得坚硬如板，因此步云斋的鞋子在省会闻名，从而积累了资财。然而先生不吝啬，有人借贷，一定满足他的意愿。每当除夕，就用小红纸包上五分乃至几钱的银子，在深夜巡视偏僻简陋的地方，秘密倾听贫困者叹息穷困的声音，就趁机投入红包然后离开，每年有所花费，也不顾惜。时间久了，人们知道是先生救济的，来道谢，先生也不接受。等到我祖父考中进士，在京城做官，才开始把店铺交给徒弟陈元泰，而由祖父供养。先生不熟悉官场礼节，感到痛苦，祖父的同年来拜访，按晚辈礼节称呼年伯，先生长揖说“太年伯”，于是深居简出，不再轻易见客。

◎清帝恶疾

清朝皇帝死于天花的有两位：世祖和穆宗。然而穆宗实际上是因为梅毒而死，粉饰为出天花罢了。

◎父子平等称呼

建国前，自由平等的学说，与西方商人的船只一起到来，年轻人听到后，竞相传颂并主张。我们杭州的夏穗卿丈曾佑，在光绪十六年春试中成为进士魁首，进入翰林院，他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翻译的外国书籍也用心研读。他的儿子曾元瑮从杭州求是书院转入南洋公学，又游学于德国，回国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以擅长相对论闻名。他在南洋公学时，写信给穗卿丈，直接称呼穗卿仁兄大人，穗卿丈收到后微笑，随即回信给元瑮，称呼浮筠仁兄大人，浮筠是元瑮的字，穗卿丈不避讳，谈笑间像朋友一样，大家都佩服他的豁达。同时，陈仲甫给他父亲写信，也是这样。仲甫是陈独秀原来的字。他的父亲在浙江候补道员，不修边幅，仲甫习染了他的作风，风流自任。某年，邵裴子寄居在上海的一家旅馆，听到隔壁嬉笑声很大，从窗户偷看，原来是仲甫抱着他的妻妹，手摸她的胁窝取乐。

◎张宗昌

张宗昌，小时候失去父亲，母亲改嫁，因为力气大做小胡子（保镖）。后来洗手不干，仍然是海参崴的无赖头目：包娼、包烟、包赌，进入戏园占位特别优越。妓女来到海参崴，必须先供奉给宗昌。辛亥革命，陈英士担任沪军都督，宗昌通过李征五进入英士部下做团长。二次革命，英士失败，宗昌也北还，再次过起流浪生涯，当时已经窘困，得到俄国人的周济。后来辗转投靠张作霖，以此起家，占据山东时间最长。宗昌虽然担任方面大员，无赖的习气依旧，见到好色的，一定弄到手，妾

译到了几十人。等到战败后，（他）住在北平，就在自己的宅院里招来年轻人教他的妾室读书，张宗昌时常前去旁听，那些妾室本来大多不识字，也不熟悉教学规矩，不过是像莺燕嬉戏追逐罢了。

译宗昌显贵之后，四处物色人选为母亲改嫁，找到后，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母亲改嫁的侯姓丈夫被迎娶一同前来，宗昌安排他住在客舍。等到除夕夜，举办家人聚会叙旧，只有母亲独自不快乐，宗昌察觉后，立刻呼喊：“请侯先生来。”侯先生到来后，与他同坐，母亲这才举杯敬酒。这是汤尔和说的。

◎汤尔和晚节不保

汤尔和起初名叫调鼎，姓名与明末一位民族烈士相同（见《汪有典外史》），后来以字行世。他是武进沙氏之子，过继给姑父作为嗣子，姑父是钱塘人，汤尔和因此籍贯改为钱塘。他少年时在江北长大，习练武艺，擅长剑术，又精通医术，还善于演奏管乐，二十岁时已担任私塾老师。诗歌学习选本风格，古文辞章仰慕司马迁和班固。二十七岁时，他去杭州扫墓，表弟魏易（与林琴南翻译小说齐名）当时在养正书塾教英语，该书塾是浙江最早创立的新式教育机构之一。魏易劝他进入书塾，他入学后成绩立刻位居学生之首，尤其受到总教习陈黻宸的激赏，汤尔和也接受了陈黻宸的革命思想。尚未毕业，便游历日本，在成城学校求学。清光绪末年，俄国入侵奉天，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推举汤尔和及钮永建先生回国，拜见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领兵出征。当时袁世凯在督抚中声望极高，魏易的叔父正在袁世凯幕府任职，想借此游说袁世凯。然而清廷看待留学生，本来就都认为是革命党，已下令督抚防范他们，魏易的叔父急忙挥手让他们离开，于是他们南归，在浙江高等学堂担任教员。各省刚设立督练公所，温州人陈蔚也是陈黻宸的门生，担任江苏督练公所总办，招揽汤尔和任科长，科长品级相当于知府，汤尔和不乐意久居此职，再次游历日本，在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术。毕业后，回到浙江，担任浙江高等学堂教务长。辛亥年秋天，浙江光复，都督汤寿潜派他作为代表前往湖北，拜见鄂军都督黎元洪。当时孙中山先生从英国回国，各省军政府代表商议组织中央政府，于是在江宁召开会议，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汤尔和实际担任议长，并颁发证书。回到浙江后，担任政治部民政司签事，范源廉主管教育部，召他担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五四”运动时，我担任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而汤尔和在国立八校校长中实际居于首位，得以相互配合，与政府周旋。十一年，他辅佐王宠惠担任教育次长，王宠惠随即出任国务总理，汤尔和接替其位。罗文干主管财政，因奥国退款金佛郎案被吴景濂陷害，被拘禁在法院，王宠惠无法救援，又不肯辞职，汤尔和与之争执，王宠惠才听从。当时顾维钧担任外交部长，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非常相得。后来因一同接受吴佩孚的招揽，又成为张作霖的门客。于是顾维钧组阁，汤尔和担任财政部长，后来一度担任内务部长。汤尔和有处理政务的才能，见识敏锐，但并非没有弊病。我曾说汤尔和一只眼睛能看清车上的柴草，另一只眼睛却看不见泰山，友人邵裴子赞同此说，他所宠爱的日本人也以此持家。汤尔和经历仕途，乐此不疲，又结交王克敏，逐渐丧失操守。王克敏自幼习惯富贵，生活奢侈，又喜好收集古董，汤尔和受其影响，居所极为宽敞，出行乘坐汽车，餐具使用鱼翅，每隔三五天宴请宾客。他所收藏的书画，如果不是我和裴子鉴定的，大都是赝品。北平琉璃厂是古玩聚集之地，铺家喜欢并迎接的两位总长，就是汤尔和与易寅村培基。我初次到寅村在北平东城的寓所，看到他陈列的全是伪器。等到他担任劳动大学校长，家住在江湾，客厅悬挂其乡先辈彭玉麟所写的梅花屏幅也不是真迹，这实在令人诧异。“九一八”事变以后，汤尔和家中时常有日人影佐、梅津、本壮之类人的踪迹，而汤尔和最终沾染伪职直至死亡。他担任伪职时，出入警戒森严，所经街道，行人止步，等待他通过。死后，两个儿子争夺遗产而互相憎恶，但听说他的女儿阿燕，曾不赞同他的行为。我与汤尔和同学，又有结拜之谊，晚年竟志趣不同，以未能匡正挽救为遗憾。

◎中美风俗相同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平《晨报》刊登《侨居杂记》，其中记载北美新墨西哥州伽落普车站以南四十里的祖尼人母系社会，婚姻制度是男嫁于女，若得到女子的许诺，则女子将手磨的玉米面送给婆婆，婆婆回赠玉米，公公则赠送洁白的鹿皮。原始社会，本来都以母系为先，所以有“上古知母而不知父”的说法。唯独这里以鹿皮相赠，似乎与许慎《说文》所说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行礼之器也。古者神耕，以玉瑞为礼。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示，从豊。豊，象形。又云：礼，履也。从

译关于中外的奇异传闻，不知道是否已经收录了这些？记忆已经不太真切了。

译◎北平粪道与水道的垄断

在北京大学第一院三楼的休息室中，俯瞰可见百余位运粪工人，各自拿着运粪的工具，从东向西行进。这是因为市政府打算在今天正式接管运粪事务，由官方办理，而粪商表示反对，因此举行示威活动，这百余人都是向市政府请愿的人。北平民家清理粪便和厕所的事，有所谓的粪商包办，各自占据若干条胡同作为自己的“粪道”，不得互相侵犯，住户也不得越过本道去聘请其他道的粪商来清理积粪，所以本道的粪便，实际上是本道粪商专有的权利。他们所尽的义务，则是雇佣工人为住户运粪而不收取工资，遇到新年、端午、中秋这三个节日时则索取犒劳费，费用需两份：一份归粪商所有，一份归工人所有。粪商对于运粪工人，如同普通雇工一样，提供食宿，但工资极低。粪商将粪便存入粪窖中，一半用土覆盖使其干燥，然后以高价卖给乡下农民。大致春夏之间粪价最高，所以工人运粪勤勉。等到农事结束，对粪的需求减少，运粪也就逐渐懈怠。然而北平的风俗无论男女，都在厕所小便，一户人家中厕所往往不止一个，所以只有夏季稍感运粪不勤、秽气蒸发的痛苦，其余时候勤勉或懈怠都无大碍。近二十年来，居住在此的南方人，不习惯登厕，便如南方习俗使用空桶，运粪者便借口这不是他们原有的业务，另外索取工资。起初，每桶每月只需银币一角，近来从二三角到七八角不等，现在甚至有超过一元的情况。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顾而去，如果将粪倒在厕所里，就连厕所也不再清理。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如果想要换人，则受限于粪道的垄断，即使向官府申诉，也得不到公正。那些粪商，大多积累财富达到巨万，听说东城有一位粪商，拥有资金高达三十万元。市政府想要革除这种弊端，是善政，但听说有幕后交易，最终也屈服于粪商。北平没有自来水设备的区域，都由水工从街井取水，挑送到住户家中。用水分为甜水和苦水，甜水价格较高。而水井也是水商垄断的工具，其水道的制度与粪道相同。居民对此颇为苦恼，南方人尤其严重。这种社会组织，也就是经济组织的一种，水商和粪商都是剥削阶级。

◎蒋百里的自杀与被幽禁

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蒋氏是海宁的世家大族。百里仪表堂堂，容貌俊美，资质聪敏。清光绪戊戌年，浙江开始设立新式教育机构，百里在杭州求是书院学习，受到监院陈仲恕先生的赏识。尚未毕业，便赴日本学习陆军，并娶日本女子为妻。辛亥年，浙江光复。民国元年，他的同学蒋尊簋担任浙军都督，任命陈仪为军政司长，百里为总参议辅佐他。两位蒋氏，是我们浙江年轻军人的杰出代表。然而蒋尊簋不久离开浙江，百里也随之离去。陈仲恕先生担任总统府秘书，向袁世凯推荐百里，袁世凯赏识他，让他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我的朋友徐鸷忱朔，也在日本学习炮术，辛亥年，隶属徐绍桢部担任标统，徐绍桢反正，鸷忱率领所部与铁良在金陵紫金山交战，仅以身免。百里因此招募他来军校任教。鸷忱告诉我：“军校学生中有谋反袁世凯的人，百里非常害怕，一天，召集学生训话，学生大多不为所动，百里更加害怕，于是用随身的手枪自杀，但未死。”陈仲恕先生告诉我：“袁世凯在午夜接到军校电话报告百里自杀，立即召见陆军总长段祺瑞，让他陪同总统府医官立刻前往保定治疗百里的伤，并且说专车已经备好。”他受到的宠遇如此，是因为百里忠于自己。然而鸷忱很轻视百里，认为他性情多变，不可依靠。百里擅长战术，虽然不直接带兵，但同学和弟子遍布军中，蒋介石、唐生智都出自他的门下。蒋介石起初不重视他，唐生智在湖南反对蒋介石，百里实际上唆使了他，因此被蒋介石幽禁。百里曾经游历德国，了解希特勒的所作所为，等到被释放后，便将所谓的政治警察计划献给蒋介石，于是得到信任。这是我听百里亲近之人所说的。我与百里曾在浙军都督府共事，他的侄子蒋复璁又登我的门，但我与百里没有往来。

◎俳优 戏剧 歌舞

《庄子》说：“献笑不及俳。”（献通僖，字也作嬉）《战国策·齐策》：“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急就篇》：“倡优俳笑观倚庭。”《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传正义》：“优者，戏名也；今之散乐戏，为可笑之语则令人之笑，则也。”《通典》：“散乐，非步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据此，可知俳优的行为，以必定引人发笑为目的。这就是今天的丑角戏。只是今天的丑角戏，仅靠滑稽逗趣引人发笑罢了。其名俳优者，《说文》：“俳音，步皆切。”由此可知俳优实是排忧，本是戏名。以名其人，遂曰俳优。据唐人称为散乐，也正如今天丑角戏不入大轴（正戏）了。今天丑角戏无大乐，又是《通典》所说的，非步伍之声也。

古之所谓恢谐，亦曰滑

译稽，本来属于俳优所做的。《汉书·枚皋传》说：“枚皋不通晓经学，诙谐谈笑类似俳优。”可以证明这一点。东方朔被录入《史记·滑稽传》，滑稽就是恢谐的借字，恢谐又即是《庄子》中的“齐谐”，齐、恢也因为声音类别相同而借作俳，滑稽、恢谐则是连绵成词罢了。传记记载东方朔与舍人之间的对话，让舍人遭受鞭打并呼喊以取乐武帝，由此可知东方朔也是武帝当作俳优来蓄养的。如今有两人对话，曲折变化无穷，但所说的话没有意义，只是可以引人发笑取乐罢了。亲戚家中有喜庆之事时常使用这种形式，也是娱乐技艺的一种，而实际上是古代的滑稽。

译如今的滑稽戏，不讲究装饰，也没有音乐，不知道与古代相比如何。然而像优孟穿戴孙叔敖的衣冠来感悟楚王，《御览》四百八十八卷引用《语林》说：“董昭是魏武帝的大臣，后来失势，到了文明年间，入朝担任卫尉，董昭于是对侏儒格外厚待，在朝廷大会时，侏儒扮作董卫尉啼哭的面容，讲述太祖时期的事情，满座的人都大笑，明帝怅然不悦，一个月后董昭就被罢免了司徒之职。”由此可见古代的俳优，不仅用语言引人发笑，也有装饰了。宋代杨大年写文章效仿李义山却超过了他，号称“西昆体”，讥讽他的人让俳优穿上李义山那身破旧的衣服来戏弄他，那么宋代依然如此，这就是如今故事戏的由来。那时专门以讽刺取笑，像优孟那样做，实际上具备诗人讽刺的宗旨，诗中所说的“善于戏谑啊”，大概就是它的雏形。至于像《语林》所记载的，出于董昭的指使，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富贵，这件事很卑鄙。如果从它本身来说，也是对明帝的一种讽刺。然而据此可知，不仅取材于历史故事，即使是当世的人物也可以撷取为资料。往年，上海为了讽刺时事而盛行“活报”，颇与此相符。

如今的戏剧（指旧式的），可以说概括为三类：除了上面所举的两类之外，另一类就是武剧。我推究戏剧的名称，在古代大概叫僖剧。然而元人所称名为剧的，剧或许因为声类的原因借作曲，曲的含义，取其一唱而叹，是曲折的意思，而曲字本是器物的名称，它的正字应当是区，曲就是古代的讴。如果从剧属于戏的形式来说，那么戏应当是僖，剧应当是剧。僖，字有时写作嬉，在卜辞中只写作〇，或者写作亻〇，这个字从女从〇，是鼓的次初象形文，女是奴的初文。我以金器文字中的妇即帚奴为例，那么嬉就是鼓奴。《说文》：“僖，乐也。”乐与鼓是一个字，那么嬉因为从〇而获得意义，掌管鼓的人就是嬉。古代征战，用鼓进军，用金止兵。而舞蹈的起源，实际上是表达胜利凯旋的快乐，所以它的初文是武，武在文字上不是“止戈为武”，它的象形文在卜辞中作一人持戈挥舞的样子，明显表明它开始是摹拟战状为武（《唐书·四夷传》中关于吐蕃舞蹈的记载可以证明），仍然借助鼓来增加威势。现在大型武戏，完全是描写战斗的真实状况，可以证明这一点。鼓是乐（礼乐之乐）的首领，而乐用来使人快乐（乐者乐也），所以后来以戏为嬉，戏、嬉就有了快乐的意义。剧，是致力、劳苦的意思，是劬的转注字。《说文》〇字下说：“相斗不解也。”但这不是〇字的本义，正是剧字的意思，那么嬉剧，是指有音乐的舞蹈，这是最初的含义。后来随着文化的进步，而戏剧的内容包含得更加丰富，遂如今天的戏剧了。

◎车夫的话

三十三年六月十日的傍晚，带着龙佩在通衢散步，遇到一个人力车夫，蹲着数他所得的钱，我于是问他每天能赚多少？他说：“最多不过三百元，而且不是每天都能拉到（上海的人力车一辆，通常由两个人分早晚拉，或者分前后几天拉），少赚的时候，一天只赚百余元，而一顿饭就要百余元，饭每碗五十元，两碗下肚还不觉得饱，加一道菜十元，实在不足以饱腹，然而肚子不饱就没有力气。”又指着车轮上橡胶胎已坏的地方说：“车租每天百元，胎坏了车主不管换，修理的责任要我承担，每次修理要三十元。每天又要打气，每天打气一次要三元，打两次要六元了，跟车行老板理论，他也不理睬。”又说：“如果每天想多赚？”就指着他的腿说：“要靠这个。”我又问他家里有几口人？他说：“三人。”我说：“都赚钱吗？”他说：“只有两人赚钱，其中一个是母亲，不能算。”我几乎为此流下眼泪。唉！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基本分子，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许缄夫也说曾经和一个人力车夫交谈，车夫说“现在车钱以十元为起码了，但生意更坏，不坐车的人多了”。唉！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谁的罪过呢？

◎国号不宜省称

到中山公园观看侯子年的画，颇能融会中西，有几幅极佳，然而我没有能力得到它，也不想要得到它，因为它的题款都写着民廿四年，似乎不通。我过去写信，有沿袭前人用干支纪年的，也不通。因为如果不冠以年月，就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哪个时期的甲子，既然写了年月，这又是多余的，况且甲子最初只用来纪日，不用于纪年。前代在纪元下再写甲子自有其意义，大概有一个皇帝而纪元屡次更改的情况，增写甲子，是为了便于推算。如今国家纪年，从元年一直到无疆，自然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我近来写信常记若干年，因为我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人，如果不是写给外国人看，不妨省去国称，中华长久无疆，那么自元年后本来就没有重复，后人不用考证就明白了。至于典礼的言辞，自然应当完整书写，我过去写信有时写建国某年，想想也不甚妥当，不如直接写

译为了诚实地表达安宁之意，因此将“中华民国”定为国名。这个名称，全称使用并不显得庸俗，省略部分也不失雅致。简称为“中华”还可以，但只称“民国”就已经不行了。如今仅仅称“民”，更是无法解释其含义了。然而，像章太炎这样学识渊博的人，有时仍然署名“民国”。

译◎孙传芳

我在侯邵伯先生家中，看到报纸刊登孙传芳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杀的消息。孙传芳确实是一代枭雄，在群雄中崛起，占据五省之地，然而最终结局却与张宗昌相同。他在南昌的失败，是因为我劝说浙江省长夏超归附国民政府，动摇了他的老巢。浙江原本有两师兵力，但当时都不在省城，周凤岐的师团甚至被孙传芳派往南昌前线。周凤岐（字贡先）原本与夏超（字定侯）以及张暄初（原浙江省长张载扬的字）、俞丹屏等人结为十兄弟，而周凤岐资历声望颇深，得知夏超获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的职位，便心生嫉妒。于是他率领所属部队，不禀报孙传芳就擅自返回浙江。当时，孙传芳势力正盛。蒋介石亲自率领中路军与孙传芳在南昌对峙，孙传芳攻陷了总司令部，蒋介石几乎未能幸免。周凤岐既已倒戈，孙传芳担心被其从背后追击，于是撤退，从而导致失败。因此孙传芳对我怀恨在心，张贴榜文重金悬赏捉拿我。然而我很惋惜他的才华，却未能被善加利用。孙传芳晚年已礼佛了。以前，曾见靳翼卿（原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字）也是一串念珠不离手。身居要职，手握权柄，本可以自度度人，那时不知实地修行，退隐田园之后，手持念珠，合掌百拜，难道就能了结因果吗？况且如果不能扫除心地中的习气种子，心中生出劫难，再手持念珠礼拜又有什么用呢？然而岂只是孙传芳、靳翼卿如此，戴传贤当时也在位。有人说戴季陶（戴传贤的字）最聪明，是有所为而为之。

◎章太炎书札中称谓

章太炎先生与人书信往来时的称谓，起初给我写信称“长兄”、“道兄”，后来便省略了，只称“彝初足下”（彝初是我原来的字）。他自称则是“炳麟顿首”或“章炳麟白”。现在读《制言》第三十一期所载章太炎给孙仲容先生的信，措辞谨慎庄重，末尾署名“末学”，大概是因为章太炎以清德俞君为师，孙先生与俞君同辈，而按年龄算，孙先生也并非年长十岁以上，所以如此致敬。章太炎另外给孙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孙先生致信刘申叔以讲解争端一事，章太炎对刘申叔可谓情深意重，而刘申叔晚年行为却背离了他，死后相见，刘申叔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纪年不宜用干支

钱玄同为林景伊《中国声韵学通论》所作的序，末尾署名为“中华民国廿有六年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岁在丁丑，春，一月八日，吴兴钱玄同饼斋氏序于北平孔德学校，时年五十有一”。钱玄同因提倡新文字、新文学而享有盛名，然而这篇序文实在不合情理，既然写了“中华民国廿有六年”，又写“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尚且是为了方便后人查阅。再写“岁在丁丑，春，一月八日”，就不妥当了。因为使用国历却又加上“岁在丁丑”，而国历的一月和二月初旬，实际上属于旧历太岁所在的年份，若是三月以后，岁星已经转移；如果说丁丑确实是二十六年的“岁在”，那么写一月就不恰当，必须像旧俗那样写正月才合乎逻辑，因为一月虽然是国历的首月，但岁星仍在上年的星位。而且国历的首月，也不是当年的春天，而是上一年的冬天，四季是以冷暖节气来划分的。有人依据《春秋》记载“春王正月，周建子”，那么所谓的有春，也是夏历的冬天，这样一月就可以称为春。钱玄同的意思原本是这样吗？然而这与当今习俗不合，今人所说的春天，仍是指旧历的正月、二月、三月。我近来在署明年月时必定写“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遵循国家制度，或者简写为某年月日，因为现在没有其他纪元名称，没有嫌疑。至于“饼斋”则是现在所说的别号，下面实在不应当连用“氏”字，因为姓氏，即现在所说的姓名籍贯。“氏”即“阜”字，阜是山脚人们居住的地方。上古洪水泛滥，人们就居住在山上平原，水退后则居住在近水的阜上，阜就是山坡。所以姓用来记录族系，氏用来标明地域，后世多将氏作为姓，而饼斋既非姓也非氏。

◎西方接引佛

印度古代宗教，派别繁杂，佛教兴起，便超越了宗教意义而进入哲学领域，因其世俗缘故，不能脱离宗教形式，所以至今仍称为佛教。现在说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中土所传的，都是大乘义理。这是因为有部诸义，正如同此地的惠施、公孙龙之谈，早已被扬弃（看《庄子·天下篇》可知）。而东晋玄学，已涉及空境，所以如果不是大乘，就无法接受。佛的意思是觉悟，所觉悟的是平等一味，然而印度阶级严峻，此理无法显现。于是设想西方，乃有乐土；期望那里的觉悟者，能相接引。至于设想乐土，七宝庄严，也是因为印度物产多宝，王侯盛饰，由此推想，应当有此景象。而诸经行文，却如实有般描写，这是因为印度行文，常以想象之境，写成如实状貌。也如同此地的书言钟鼓虚饰，竟说：“鸟兽跄跄”了。古代东方文辞，大概有此风格，而愚者不悟，便以为实有西方乐土。

译况且还能在那位佛于临终时刻前来接引，这真是所谓在愚痴人面前说不得梦话啊。

译◎抱告

《周礼·小司寇》记载：“命夫命妇不亲自坐堂参与诉讼。”郑玄注解道：“不亲身坐堂，必定派遣其下属或子弟代为出庭。”按：清代官宦人家若有诉讼，先派遣佣工递交诉状并对质答辩，这叫做“抱告”，就是这种旧法的遗留，然而这也可见贵族阶级处处占便宜。又《大司寇》说：“用双方当事人在场来禁止民间诉讼，用双方契约凭证来禁止民间狱讼。”郑玄注解：“诉讼是指因财物纠纷而互相告发，狱讼是指因罪名而互相告发。”这说明如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区别，自古以来就已经存在了。

◎古代契牒文字

观看《流沙遗珍》（金祖同编）中所记载的唐代官私契牒，可以证明当时官方文书实际上使用的是通俗的格式和语气。今天看来，当时的民间契约，也成了深奥的古文了。我认为金器上的刻辞，如淆氏盘文，就是当时的口语体。如果收集这类资料，来考证历代民俗文学，这也是当今研究文学的人所应当做的事。《文选》中有一篇“弹文”，其中记载的狱讼言辞，都是当时的俗语。清代的诉讼文书，则将判词另外附在文书后面，但所记载的全是俗语，就是依据当时的问答来立词的。

◎“底子是好的”

郁平人陈六笙〇〇，出身翰林，太平天国军队退出杭州后，他即任杭州府知府，升任杭嘉湖分巡兵备道。当时布政使是杨石泉昌浚（或为蒋益沣），凭借军功达到高位，六笙轻视他。一天，在衙门参拜，共同在巡抚署的官厅里，六笙衣冠破旧，他的靴子发出了“履穿”的叹息，石泉对他说：“六翁为什么不换双新的？”六笙翘起脚展示给大家说：“底子是好的。”石泉暗中恨他，这是讥讽他不是从科举正途出身的。等到石泉升任巡抚，借事上奏弹劾他，得到批复，降四级调用，于是成了同知。同知这个职位，对上可以代理知府，对下可以担任知县，俗称“摇头大老爷”。然而六笙不久又任杭州府知府，又升任杭道，后来又被贬任杭州府知府，时间最长。我少年时，六笙还在杭州府做官。晚年，他又升任杭道，转任四川布政使，代理总督印信后去世（四川或许有误，总在西南边省）。他在浙江，始终在知府和道员两个层级间周旋，也很奇特。六笙做官虽然没有大的建树，但杭州人还是称赞他。

◎官场陋习

清代，长官接见僚属，长官坐在炕上，而僚属坐在两旁的椅子上，但僚属必须面对长官，所以大都不能端正地坐着，仅用臀部左侧或右侧的一部分着椅，另一部分则半悬在外面，用脚着地支撑，又必须挺直背部表示恭敬，所以如果不是长期习惯，每每失礼。另外，属官不得戴眼镜，否则视为不敬，所以见面必定摘去。因此患有近视的人，有不认识长官容貌的了。辛亥革命后不再拘泥于此，但民国十一年，汤尔和任教育总长，我任次长，我刚到部里，尔和陪我谒见总统黎黄陂，行到任初谒之礼。尔和未进屋，就摘下眼镜，并且急忙嘱咐我也摘下，我患近视，觉得痛苦。我不由得惊讶尔和刚做官就沾染习气到如此地步，然而部里没有这种礼节，大概是总统府还有清代的残余习气，想见袁世凯在位时，必定比这更严重。

清代采用胡俗，相见单膝跪地为礼，叫做打ㄣ；其实就是《周礼》九拜中的奇拜。僚属以衙参礼节谒见长官，长官受拜不答礼，如果是平时则答礼，但僚属必定再次拜谢，其动作之快必定让长官没有再次答礼的时间，所以只见左右膝盖一时齐屈，而实际上有先后，一次是致敬，一次是答谢。不相隶属的人，如各省的盐务官员，只有巡抚兼管盐政及盐运使是直属长官，其他就不是直属，相见以客礼相待，然而卑职也往往越礼，是为了日后或许转为直属长官。

清代官场以敬茶作为送客的表示，这种习俗沿袭自宋代。大概僚属问事完毕，担心长官有指示，不敢立即退下，而长官不再说话，就举起茶示意客人可以退下了。举茶之后，侍者就在室外高呼送客，客人也不能不退。这种方法起初大概是拒绝闲谈妨碍公务的方法。

◎芸阁论清代书人风气

《枝语》说：“姜尧章《续书谱》说：‘真书以平正为善，这是世俗的论调，是唐人的失误。唐代以书法取士，士大夫的字画都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就是证据。况且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所以唐人下笔，合乎规矩，不再有晋魏飘逸的风气。’我认为本朝科举考试，乡试会试场外都重视书法，所以士大夫写字合乎规矩的多，而生趣逸气反而不及明人。道光以来，更加挑剔偏旁，呵责笔误，而唐宋以来相传的书法更加完全丧失了。”我按：自汉代以来就重视楷法，只是魏晋以前，不以此拘泥，而且看六朝朝廷官府尚且使用行楷，所以各自依随性情，显露其美。唐初重视楷法，因此欧阳、虞、褚的楷书都是上乘，这是由右军《乐毅》、《曹娥》的痕迹，《

译《兰亭序》、《黄庭经》的法帖，受到唐太宗的推崇，于是成为书法的典范（《兰亭序》虽然兼有行书特点，但楷书的意味较多）。然而，虽然法度已经确立，但运用却缺乏章法，所以不曾拘泥于一种固定的轨迹，风韵神采洒脱飘逸，仍然具有骏马奔驰、鸾鸟飞翔、猛虎卧伏、龙蛇跳跃的气韵，笔力深入纸背而气势凌驾虚空，因此远远超越前代，高出后世。到了颜真卿、柳公权，虽然笔力奋发迅猛，终究受限于法度，但这与宋人死板地贴在纸上的写法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米芾不在此列）。明代人纯粹模仿字形面貌，就像是优孟穿着楚王的衣服一样（仅得其形）。清代只有包世臣、姚鼐、何绍基、康有为可以谈论书法之道。此外的人大多不能完全摆脱科举考试的习气，像刘墉似乎能够自成一家，然而手腕不能离开桌面，他的黄夫人于是就能模仿得像了。

译清宣宗嗜好鸦片烟

清朝初年科举考场中的书法，以赵孟頫、董其昌为典范，文章尚且排在其次。我从内阁收藏的那个时期的试卷中得知这一点。到了宣宗因为嗜好鸦片膏而厌倦亲自处理政务，杜受田教导他通过挑剔偏旁、呵责笔误来表现明察秋毫，于是科举考场中的书法也就更加趋向庸俗。到了清末又推崇欧阳询体，但实际上却是墨猪满纸，没有欧阳询峻拔秀美的意趣，只具备宋代刻本方正呆板的格局，于是自魏晋以来那种簪花般的美，几乎被扫荡殆尽。

宣宗嗜好鸦片，在《起居注》中没有记载。《枝语》说：“鄂恒，在道光年间尤其以刚直著称，锡厚庵《退庵集》中有《哭松亭》（鄂恒的字）诗，大致可以看出他的概况。听说他还有奏疏，言语涉及宫廷内务，应当被宣宗深深憎恶。”我认为所谓“言语涉及宫廷内务”，大概就是指劝谏他嗜好鸦片。宣宗在清朝各位皇帝中以理学闻名，他的相貌也恭谨得像乡间的先生，穿着多次洗过的衣服，知道爱惜物力，然而却有这种嗜好，而鸦片战争，就发生在他在位期间。

文廷式论董其昌书法

文芸阁廷式，江西萍乡人，因做官居住在广东，拜陈沣为师，他的学问非常渊博，中外典籍没有不阅览的。他以一甲第三名考中进士，被授予编修，官至侍读学士。在戊戌政变时，因为给珍妃、瑾妃二妃授课，暗中辅助新政，最终被慈禧太后厌恶而罢官。他所著的《纯常子枝语》，实际上是他的读书笔记，累积了四十卷。汪精卫因为听到胡展堂朗诵他的《蝶恋花》词中有“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的句子（《云起轩词》中已改为“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深受感动，于是为他刊印成巨著。这本书中凡是天文、地理、历算、文字、经史、宗教、科学无所不包，虽然没有条理，却很值得诵读。他读书时有时有独到的见解，我摘录在我的日记中，也有针砭时弊的内容。他在第一卷中《论董思伯书》说：“董思伯的书法软媚，正如古人所说的散花空中、流徽自得那样，不知道他凭什么主持本朝一代的风气。”又说：“董书贯通颜真卿、赵孟頫的流弊，只是失于太过华美罢了。卷折的风气不改变，固然没有人能超过他。”又说：“朱子论书法说：‘本朝名胜相传，也不过以唐人为法则。’大概是时代相近，那么流传多而临摹学习容易，国朝初期，众人习练文征明、董其昌的书法，也是这个道理。”文芸翁论董其昌书法正好与我的观点相合，并且用孔琳之来相比，更是善颂善祷。然而董其昌书法实际上枯瘦瘠薄，称之为软媚还可以，说华美还是过誉了。董思伯书法的骨子乃是赵孟頫，晚年才略有颜真卿的意趣，但没有他的雄伟。

董皇后

《枝语》卷十一说：“陈迦陵杂诗《董承娇女》一首、屈翁山《大都宫词》第三首都与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相应。”又说：“京师彰义门善果寺有一块碑，康熙十一年立，益都冯溥撰文，里面称顺治十七年世祖奉皇帝为董皇后设无遮大会，车驾共五次临幸。”又卷十一说：“释玉琳《语录》说：‘顺治庚子年，奉诏到京城，听说森首座为皇上剃度，就命令众人聚集柴火烧森，皇上听说后立刻允许蓄发，于是停止。’”这文芸阁也相信世传的清朝世祖因为董小宛死而于是出家五台山的说法。董小宛是如皋冒辟疆的妾，近代人颇有辩驳其诬蔑的，而冒鹤亭尤其如此（如皋冒氏是元朝二八目之后，以蒙古人改中国姓为冒）。有人说陈迦陵、吴梅村既然生于那个时代，与冒辟疆是几百里内的人，难道竟然没有听闻而凭空创作歌咏吗？我认为清朝初入关，诸王颇纳汉族女子，于是导致附会，就像因为皇族娶蒙古太后而有太宗皇后下嫁睿王的说法，也在张苍水的诗中见到了。诸家的诗大概是因为福临特别眷顾董皇后，导致想要舍身，所以发出声诗。陈诗明确说：“董承娇女。”必定不是徒取董姓，况且董皇后是董鄂氏呢？

杭州闺秀诗

《枝语》说：

《蕙亩拾英集》，《宋史·艺文志》著录，我从《永乐大典》中收集得到几条，大抵都是妇女的诗。全部记录在后面：

张熙妻王氏作《西湖曲·菩萨蛮》：“横塘十顷琉璃碧，画楼百步通南北。沙暖睡鸳鸯，春风花草香。闲来拨小艇，划破楼台影。四面望青山，浑如蓬岛间。”马氏词：我曾经听冯上达教授说：从前在京城见到友人韩择中，他父母年老贫困，很久不得志，他的妻子有诗寄给他说：“力战文场不可迟，正当捧檄悦亲闱。要看鹊噪凌晨树，莫使人讥近夜归。”大概近时有《闻登第曲》说：“鹊噪凌晨树，蹬开昨夜花。”而唐杜羔妻《闻羔下第》诗说：“良人的的是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而今妾面羞郎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所以用这两件事激励他。韩择中得到诗后更加勤奋读书，第二年登科，马氏又作五十六字寄给他，有记颔联说：

译果然看见用金泥帖子来报喜，想必没有用红纸去通报姓名。最后一句说：“回家赠送的必须是青黛，画眉正好要请你帮忙。”唐代人刚考中进士，用泥金帖子向家中报喜，裴思谦考中后，用红笺名纸去拜访平康坊。归遗是东方朔的故事，画眉是张敞的故事，“卿卿”是王浑的故事，他如此博学洽闻。《白纸》这首诗，士人郭晖因为寄信给妻子询问，误封了一张白纸寄去，妻子收到后，便寄去一首绝句说：“在碧纱窗下拆开信封，一张纸从头到尾都是空白。应该是夫君怀着离别的愁恨，思念之情常常在不言中。”蜀地妇人田氏曾经有诗说：“如果允许佳人折取桂枝，就要做人间的女状元。”曾经有黄公举妻子的诗，因为词句接近轻佻，没有收录，但他的书法很好。

译我按：《西湖曲》是我家乡的掌故，马氏的诗又是我家的事实，至于其中“料无红纸去通名”一句，虽然用了裴思谦的典故，但唐代杜羔的妻子刘氏《寄羔登第诗》中说：“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栖。”可见马氏实际上是兼用了刘氏诗意。然而这也只是儿女间应有的情感罢了。马氏不知是哪个时代、哪里的人。芸阁称赞黄公举妻子的书法很好，却认为她的诗近乎轻亵而不收录，芸阁难道还想删去《风怀》二百韵以换取两庑的祭肉吗？世间传说芸阁以一甲第三名及第，也就是所谓的探花。梁节庵的妻子以为探花郎一定是美男子，仰慕他而投诗给他，芸阁于是与她私通，其实芸阁正是“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乱加圈”这一类人。不知这件事是诬蔑还是真的？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是装点门面以自掩其丑了。

◎八股文程式

八股文，我年轻时曾学习过，但只学到起股为止，它的程式现在还能分辨。它的本质实际上是宋代的经义，它的格调大概受到了四六文的影响，而焦理堂（焦循，字理堂——编者注）则认为它出自元曲，也很有道理。起初它只需要帖括经义，所以也称为帖括文。到了明代，才名为代圣人立言，于是依照题目敷衍，开始有了严格的格式，侵上犯下，规矩森严。然而上等的人还能借我的笔，作古人的口，畅所欲言，寄托自己的怀抱；下等的人则像学究一样，谨守规矩，毫无波澜，清朝末年墨卷盛行，都是这一路。直到甲午战争前后，才开始自我解放。如汤蛰先寿潜丈的中式文字，竟然打破程式，放言时事，海内传诵。我的老师陈介石先生黻宸也老于此道，现在得到他光绪十九年癸卯乡试的中式程文，题目是“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人矣，我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耳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老师写道：

圣人为天下寻求人才，因此有闻见之感慨。像“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那样的人确实存在，而“求志未达”的人却没有见到，夫子叙述古语而思念其人，大概是为天下感慨吧？况且天地有正气，善人君子由此而生；天地有闲气，帝臣王佐由此而生。没有善人君子，谁与砥砺礼义廉耻的防线？没有帝臣王佐，谁与肩负拨乱反正的责任？这两者是世道人心所系，而我们的夫子似乎另有感慨。认为我曾广泛考察典籍，深入探究古人的行事，以及故老的传闻，凡是进入我耳中而历历在心的，不知有多少。起初感叹古人性格的正直，继而感叹古人气量的宏大。后来又周游天下，周旋于名公乡间，与贤士大夫交往，凡是亲身接触而至今耿耿于怀的，也不知有多少；起初得到所求而欢喜，继而得到所求而恐惧。况且时至今日，对人才的需求迫切了，以我渴望治世的深心，想见到这样的人很久了。于是我综观生平，有见到我所听说的人，有听说却没有见到的人。俗话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样的人，上等可以进益治世，次等也不失为少有过失。这是我们道义的干城，希望见到他们，我日日盼望。俗话又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这样的人，潜隐时卷怀其道，出仕时举而措之，这是百姓生灵所寄托性命的人。〇我盼望他们，何时能见到他们。然而品行芬芳志向高洁，秉持正道嫉恨邪佞，列国每多狷介之士，我们党内也树立风范，我见到他们，我回忆所听说的人，由此知道直道没有沉没于天地之间。至于像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人情怀为怀，居山林者未曾讲求，在朝廷者处之若忘，我听说他们，却没有见到他们。由此感叹百姓的祸患没有止息。世道兴盛时，人心纯朴，习俗敦厚，那些乘时履位的人，都以挟正抑邪为心，明体达用为学，好恶审慎而刑罚赏赐公平。所以在朝的正直之人，有所倚仗而不惧；在野的真诚之士，有所劝勉而更加修持。虽然一节一行的克勤克俭，小足以立名教的界限，大可以为风俗的辅助。世道衰微时，美恶混淆，是非倒置，那些乐于行优违者，不是应其时侯就不生，不是际其机遇就不出，运会穷尽而人才缺乏。那么孤高绝俗，而且有独立的嫌疑；嫉恶过严，不免清流之祸。纵然利害身名所不计，而能争于纲常之大，终究无法挽回时事的错误。唉，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我虽然未能达到，私下有志于此。没想到等待很久，最终没有遇到，在我眼中的，只有这些落落古处，自念固然可以稍慰，但天下怎么办呢？

这除了破题、承题、起讲以下是起股，起股以下一段，我忘记它的名字了。以下六股，只有后两股最大，或者称为大股，最后作为收语。自从八股废除后，一切八股文集，都遭到摈弃，我家所有的，也付之一炬。然而撰写文学史的人断不能将占有数百年势力与国家民族之治乱盛衰有关者，缺而不著，我因此记录作为资料。

◎崆峒教 在理教

《枝语》十一记崆

译峒教，就是我前面记载的大成教。它的说法是：“道光年间，又有所谓崆峒教，由泰州周氏创立。周氏是彭泽人，也有人说他是池州人。他的门徒薛执中曾游历京师，与王公大臣交往，后来因罪被处死。有个姓张的居住在山东黄岩，被阎敬铭所杀。姓李的最长寿，游历于江湖之间，死于光绪十年以后，门徒大概有三四千人之多，士大夫中也有归附他的人。李的门徒中有个姓蒋的，我曾见过他，听他叙述其师宗旨说：‘心息相依，转识成智。’这仅仅是运用禅波罗蜜法门，其流派论说纷纭，我不愿多说了。”我另有记载，也未能见其全貌。

译《枝语》记载黄壬谷在《破邪详辩》中摘录邪教有四十多种。芸阁说：“只有‘在理教’是近代创立的，有人说它与邪教不同，但它终日必须默念观世音菩萨。又听说另有讽诵的经卷，那么也不仅仅是禁烟禁酒而已。在理教的信徒不下数百万人。”我在上海时，见过在理教的教堂，但没有进去参观。我儿子克强的朋友湖南人旷运文是这个教的人，不抽烟不喝酒，和我没什么两样，询问他却没什么可说的。又有法国水电公司工会理事李传庆，山东长水人，也在这个教中，我认识他却没有询问过。它的表象也是劝人向善，内容大概不是其中人无法知晓。

从前诸贞长宗元告诉我，他在江西做官时，知道一种最奇特的宗教：人死后重新妆饰得像活着一样，妇女还要涂脂抹粉，坐在厅堂上，众人朝拜，没有礼仪谶纬，只是焚烧冥币，冥币堆积如山，焚烧时，火光烛照远近。

我说这类教派大多依托于道、佛两家。我国汉代以来所谓的道教，本是巫术欺诈的余裔，太阳出来火炬自然熄灭，自从佛法从东边传来，就被它混淆，一部《道藏经》，一半都是依附佛典，但仍然不足以打动智者。只有佛法本来有至理，实在应当从宗教的丛林中解脱出来，但世俗之人，仍然一定要穿袈裟、持念珠、点佛灯、设禅榻，所以度人自度的方法，不外乎经坛法宝。他们自身正受人供养，即使有施舍，也是慷他人之慨。我认为过去的无名菩萨，自然不在讨论之列，至于有名的诸佛，遍搜典籍，也寥寥无几。如果让真正信佛的人，必定会呵斥僧侣、打毁佛像，把经论归入普通书籍，用事功来庇护众生，那么佛法会更加宏大，法益也会更大。不然的话，城池社稷一旦空虚，狐鼠安身何处。前路不远，怎么能不忧虑？有人说学佛必须通过禅定，纷扰的人世间，从哪里习静？正果未得，怎么救济他人？等到一旦修习此道，无论依循什么法门，其归宿一致，所以高僧兴起，功德如此而已。我说众生未渡，誓不成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赴汤蹈火，怎么会推辞？墨翟兼爱，所以巨子至死不渝；近代北方的儒者颜元，极力诋毁宋儒，所以亲身处于卑微昏暗之中，这就是所谓承担重任的人。不然的话，上等的人录入“然灯”，名声悬挂在宗镜之上，而下等的人就是各教所依仗的，败家子弟，谁不说他们的父祖应当承担罪责呢？

◎张勋复辟

吴文祺送来《沈寐叟藏书》抄稿本三十一种，其中日本人的细信夫《复辟内情谈》，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抄本，译自日本《亚细亚时论》十月号。开头有记载说：“细信夫先生，是张勋的朋友，复辟之际，亲自在北京，目睹当时情形，毫无遗漏。然而复辟时的种种事迹，流传于世很多，现在特别刊登该先生所谈的种种内情以及该先生的意见，作为我国对华政策的参考。”末尾有“姚赋秋从日本《亚细亚时论报》一册中，摘录此篇使之流传，海藏楼记”。这是出自郑孝胥家，刘氏传录的，翰怡也是复辟时呐喊的人。根据这个谈话，那么张勋虽然有复辟的志向，但七年的举动，不是他原本决定的，是被部下所为。又根据这个，徐世昌实际上极端同意，但特别不希望事情成功于张勋，陆宗舆为徐世昌衔命到日本就是因为这个。又根据这个，段祺瑞对于复辟也首鼠两端，我过去本来知道他参加徐州会议。又根据这个，梁启超参与所谓的天津团，即曹汝霖、陆宗舆、张镇芳、雷震春等聚集在天津设立临时总参谋处，商议推举徐世昌为大元帅，派人邀请张勋赞和并且用张勋的名义通电各省，电报稿由梁启超起草，请张勋拍发，但被张勋拒绝。只是任公似乎不至于如此愚蠢，这应当考证。

◎福康安究竟是谁的儿子

清朝乾隆时傅恒的儿子福康安尚公主，三十多岁，大受提拔，曾经总督十六省，封王，而且遗诏配享太庙，这在古代是没有的。相传他的母亲以皇后的妹妹身份入宫，被皇帝宠幸，福康安实际上是高宗所生：吴锡麒《清宫词》有“龙种无端降下方”，就是指这个。然而满洲舒氏《批随园诗话》（这本书冒鹤亭证明是清朝闽浙总督伍拉纳的儿子所作）说：“福康安是法和尚的后身。法和尚，是乾隆初年的恶僧，用地窖藏妓女，勾结贵族家属。被提督阿里衮奏请斩决，伏法之日，福康安的母亲，白天看见一个和尚进入室内，于是生了福康安。”那么或许就是法和尚所生。

◎男角女羁

《留青札记》说：“宋朝淳熙年间，剃削童发，必定在头顶左右偏顶留下大钱大小的头发，或者留在头顶前，用彩缯束起来，宛若博焦的样子，叫勃角。”我说这就是《礼记》所说的男角。杭州旧俗：生儿满月，剃头正如日记所说，也有留一大圈的，名为刘海圈。我说这就是《礼记》的女羁。

译◎孙渠田先生逸事

译我们浙江瑞安孙琴西先生（名衣言）、渠田先生（名锵）兄弟，都出身翰林院，官至尚书、侍郎级别。琴西先生以江宁布政使的身份入京担任太仆寺卿直至去世，名义上虽是升迁，实际上却是所谓的暗中降职。这是因为当时两江总督是沈宝桢，他是渠田先生的学生，担心对自己不利，所以向朝廷中枢进言，导致渠田先生被召回京城。陈叔通师丈对我说：“渠田先生出自常熟翁心存门下，等到渠田担任会试同考官时，有十位翰林出自他门下，这是盛事啊。他曾经率领这十人去拜见翁心存，翁心存出来接受拜见，环视这十人，于是拱手为渠田祝贺，说：‘这里面有两人功勋地位都很高，渠田不愁没饭吃了。’这两个人，就是李鸿章和沈宝桢。翁心存还预言李鸿章的功勋地位应当超过沈宝桢，后来果然如此。渠田先生被弹劾罢职后，在江边各地游历，当时湖广总督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因为他是弟弟的老师，知道他要来，派兵船去迎接他；而沈宝桢正督理两江，也派兵船迎接他到江宁，回去时又送他。渠田先生果然凭借这两个人得以没有匮乏。”

◎周赤忱谈辛亥浙江光复

陈仲恕师丈七十二岁生日，我和钱均夫、周赤忱都去祝寿，赤忱名承〇，是海宁人，原是求是书院的学生，出自师丈门下。辛亥年浙江省会光复那天，赤忱曾担任过一天都督。我因此问他为什么这一天都督换了三次，赤忱说：“实际上只换了一次。”于是他说：“起初，我担任第一标标统，家住在板儿巷，朱介人（瑞）代理第二标标统，住在福禄巷，相距很近。一天，陈英士从上海来，在介人家吃蟹，邀请我去一起。英士极力主张革命，我因为和英士初次见面，而且介人家屋子狭窄，军官士兵和轿夫都在窗外窥伺，不能深入谈论，只是持重而已。等到武昌事变发生，我正请假结婚，刚过八天。听到消息，立即发电报询问萧统制，是否应该销假，萧催促我回去，于是我拜见巡抚增韫，报告销假。我当时按规定穿着军服，并且佩刀，增韫见到我就战栗，大概是因为我请假未满，害怕有变故。我自和英士谈话后，就暗中挑选将校，特别训练，有所鼓励。到这时，将校就想响应，但因为受军制限制，不敢直接对我说，于是由教官某人转达陈英士的意思，我因此指示方略，等待时机。等到上海发难，褚慧僧（辅成）带着上海同人的意旨来，我就和王文叔、顾子才、徐允中定下计谋，攻打巡抚署，拘捕增韫。事情平定后，突然看到有都督童伯吹的告示，部下哗然，就把它扯掉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不是同盟会成员，而且事情发生仓促，众人意见没有定准罢了。这是事实，但也不必论是非了。”

◎钱江风月

抄本《宦游日记》，是福建傅绍勋所著，绍勋号兰屏，是清咸丰壬子科举人，也就是我祖父的同科好友。他以佐杂候补官职在我们浙江，捐升为知县，与浙江的当权者多有世交姻亲关系，那么他的祖先大概也在浙江做官。这本书署籍兰溪，是随着做官长期居住在兰溪的缘故。记载所阅读的书，知道他不是死读八股文的人，而记载注释从帝尧到现在（咸丰九年）共四千二百十六年，其后每改一年，都在眉头上写几千几百几十几年，似乎另有用意，不能理解。这册日记从咸丰九年正月一日记到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最后一页已经残缺。那时正值太平天国进入浙江，庚申、辛酉（咸丰十年、十一年）又是我们杭州两次城陷的时候，日记中虽然没有大事可摘取，但这位先生以末职随军，所以对于当时杂伍移动，围防进退，都凭所闻所见记载下来，足以作为我们浙江掌故的辅助。从日记中略见钱塘江花月之风，不亚于秦淮。那时的官僚，都当作顾客，虽然是戎马生涯，也呼莺捉蝶。其中辛酉四月初五日的日记中有注释说：“船是装呆货茭白的，船夫人名许和尚，初一弟兄，有妹妹三妹。”原来钱塘江有所谓茭白船，实际上是风月艇。起初由明太祖因为张士诚不服从命令，贬其民居住船上，依水为生，后来有九姓子孙（九姓我过去有记载，现在忘了），无法生活，就让女子用歌技娱人，接着就卖身。然而到清末，已经大多住在岸上，卖技在船上，而卖身必须登岸。光绪年间，宗室竹坡宝廷督学赴上江，乘坐茭白船，就纳了一个女子，当时有“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的讥讽，原来操这种船的都是江山人，所以俗也称江山船。而竹坡所纳的女子脸上有麻点，所以说。然而竹坡所乘的，实际上是装呆货的船，大概平常载客往来，不抱琵琶取缠头的。

◎汪康年

汪康年字穰卿，钱塘人，以进士补殿试，得内阁中书。汪氏与我家因为有孔李之好，我在清光绪二十八年侍奉陈介石师和宋平子先生从杭州到上海，穰丈来旅馆拜谒两位先生，我曾拜见过他，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的遗书在故都读过，都忘了。最近在书摊上又得到一部，都是他主持《京报

译这是《中外日报》当时的文章。先生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位社会导师，他的议论和品评，现在的人或许认为不足以符合心意，但在当时，确实可以说说出了别人不能说的话。他的遗著第七卷以下是杂说。其中有这样的话：“前几天《帝京日报》刊登消息，说德国皇帝忽然下令，让军士以后都喝华茶，不得再喝咖啡。这样，我们国家的茶就可以扩大一个销路了。然而，我请求国人思考一下，德国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茶谋求销路呢？还是想让它士兵养成嗜好华茶的习惯，将来到了中国，不再想喝咖啡呢？事情虽然小，用意却极深。我听说有人讲，德国驻守青岛的士兵，都是三个月轮换一次，接替后就让他们在内地游历三个月，然后才能回国，而来到中国的人，全都吃中国食物。所以德国已经有无数士兵深深了解中国的情况，又熟悉中国的风俗，甚至起居饮食，都可以和中国一样。试想这是为什么呢？又听说日本在辽东的驻兵，退伍后就在当地经营小生意，而新来的士兵都从国内携带兵器来，替换回去的士兵，他们的兵器全都留在辽东，而沿着安奉铁路高大的房屋很多，大概就是为了储存这些兵器。唉！这又是什么呢？”先生去世在清朝灭亡的那一年，未曾目睹两次世界大战，然而他由细微处推知重大趋势，早已深知德国和日本图谋我国的深远。德国对我们，从前曾见上海某报刊登一个某国人的日记，对威廉二世的阴谋记载得很详细，大概威廉二世的志向本来就在囊括欧亚。他在亚洲以黄祸为理由，实际上不过是借此作为借口，来号召欧美白种人罢了。

译《记》又说：“现在既然已经允许外国人入籍，并且制定了章程、印发了凭证，作为永远遵守执行的法规。但是另一方面，尚未允许外国人杂居；那么，偶尔有贪图内地利益的人，成群结队地入籍，进入我国腹地，购买我国产业，窃取我国机密，那该怎么办呢？”这也是知己知彼的言论。各国国籍法非常严格，自有其深意。而弱国又怎能轻易允许外国人杂居？往昔，日本在杭州城北的拱宸桥开辟租界，商务极其清淡，然而日本人居住在那里不肯离去，足以让人明白其中的缘故。汪精卫担任伪职时，与日本订立协定，其中就有允许日本人在内地杂居这一款，从而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记》又说：“现在有一件事，极其重要、迫切而又容易，不像制定官制、设立责任内阁、颁布新刑律、召开国会那样烦难，是什么事呢？就是凡是新任命督抚及行政长官，不可以因为任命要职，而增加巨大的债务。因为债务增加，不仅筹款偿还妨碍事务，而且因为负债的缘故，必须分心于无益的地方，又因为债主众多，必须安插他们的私人，那么对事务的危害就太大了。这件事只有政府能够处置，过去的已经无法劝止，未来的难道还可以补救吗？”这种说法看似无头公案，先生立言竟然难测到如此地步，为何不举出事例来说明呢？难道是当时奕䜣当权，以贿赂任命官吏，如李孟符《春冰室野乘》所记载的鲁伯阳等人的事情吗？蔡乃煌得到苏松太道的职位，固然更是明显地被人所熟知。

《记》又说：“现在，忽然有日本人主办的亚细亚协会，震动着我们的耳目。它的地点从日本到中国，再到暹罗、越南、韩国，分会大约有十几处，声称：‘谋求商业的发展。’西方报纸却说实际上是日本的参谋部主持此事，筹备开办费五十万，会中的人都是陆军人员。日本报纸虽然辩解，或者有人说看到日文原文，这与我们国家国势关系极深，不知道我国政府听到后，是否思考过应对的方法？我国国民听到后，心中是否也有所觉醒？”这是揭露日本对我们的阴谋。然而当时满清政府确实茫然无知，即使当时的人民也没有深切注意。如果先生在日本，大声疾呼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汪精卫《与张静江书》

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汪精卫《与张静江书》说：

静江先生道鉴：先生到来而我离去，未能一见，深感怅然。近两三个月来，我屡次患眩晕，起初以为是因为过度劳累所致，漫不经心，直到本月十七、十八、十九等日，眩晕到无法支撑，才请医生诊视，到二十二日才查出病源。然而我虽然卧病在床，何必屏退他人不见？这种情况不能对别人说，不能不对先生说。我本期望与介石共同做事，直到最后一息，然而感叹从二十日的事情来看，介石虽然没有怀疑我，却已经厌恶我了，怀疑不可共事，厌恶也不可共事。然而我不与介石共事，又将与何人共事呢？这是我不愿做的。所以即使病愈，也只会致力于学问，将所获得的心得供国人及同志参考，不再想参与政治军事了。这封信到达您手中的日子，就是我已离开广州的时候。乞求先生转告介石努力革命，不要挂念我，此上。敬请大安。弟兆铭，十五年三月廿五日。

按：这封信关系二十年来大局极深，汪蒋之间的嫌隙最终导致凶险结局，以致国家被侵略后，精卫还上演江宁的一幕，成为万世所羞于提及的，受到历史的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也不能不分担责任，看介石后来对待胡展堂、李任潮的做法，都令人寒心。那么精卫铤而走险，甘心堕入下流，也不能说不是被驱使所致。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拜访陈陶遗，谈话间，我告诉陶遗，精卫有这封信，陶遗于是说：“民国二十九年，精卫到上海，急切想要拜访我，我因此去与他谈话，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立即流泪。我又问：‘此举有把握吗？’精卫也不能肯定。”我听任致远说：“民国三十某年，精卫访问满洲，期望以两国元首的礼节相见，日本人告诉溥仪说：‘应当以宋朝的礼节相见。’精卫坚持不可，最终由日本人确定礼节，精卫入宫，互相握手。然而等到见面时，溥仪站立在上，而赞礼者呼喊三鞠躬，精卫依礼而行，而溥仪不回应，精卫礼毕，溥仪才与他握手。精卫回到寓所，痛哭不已。等到回到北平，寓居仁堂，独自与殷同密谈，侍者偷听两人皆痛哭。北平伪华北政府请精卫在仁堂为群众演说，精卫不发一言，过了很久，才说：‘我在被清朝逮捕入狱后，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好？我说在三十年后，我想今天在座的也必定如此问，我也作如此回答。’于是带着哭泣说话，频频发出愤慨之言，又频频拍桌子。座中青年多以哭泣回应。不久日本军官十余人佩刀而入，精卫演说如故，日本人也没有办法制止他。”

译那么，精卫的良知难道还没有完全泯灭吗？但这又怎么能免除他的罪责呢？他到达日本时，也以朝见之礼拜见裕仁，并且远远望见皇宫，就在车中站立致敬。他曾对人说过，在车中无法俯身行礼让他感到难受，这难道不是甘心做日本的奴隶吗？

译◎习惯失辞

我的同学章厥生，是钱塘人，清代已故宰相章简的后代。清末科举制度即将废除时，他考中了乡试，后来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因病辞职回家，因忧郁而死，原因是他的儿子因参加中国共产党而被拘禁。章厥生面对客人，无论客人说什么，他总是回答“是”、“是”，即使客人说的话非常荒谬，他也是这样。朋友们都拿他当笑料，学生们也在背后议论他。过去官场上的习气，下级官员对长官说话，不敢有违逆的话，无不称“是”来应答。一位长官命令他的下属某人去办事，结果不称心，严厉地斥责他，那人连声说：“是、是。”长官以为他应当能有所辩解，又用温和的语气对他说话，那人仍然只说：“是、是。”长官于是大怒，竟然骂他是“工八蛋”，那人也称“是、是”，长官不禁转怒为笑。然而章厥生是个不善言辞的书生，大概是习惯成自然罢了。又如在北洋政府时期，有一位财政次长，对人说话时，总是说“好、好”。有一天，一位科长向他请假，说：“家母去世了。”那人说“好、好”，科长为此哭笑不得。

◎马将牌

我小时候看到的杭州赌具，只有纸和竹制的三十二张牌。这种器具始于何时以及有何用意，记得以前在某本书上曾见过考证记载，似乎涉及星宿数理之术，可惜不能详述其说了。等到我九、十岁时，父亲的朋友苏州俞先生赠送给我父亲一副马将牌，于是祖母喜欢玩它，有亲戚来，加上我父母凑成四人就开局，我在旁边观看，于是熟悉了它的玩法，但小孩子不能入局。一天，我父亲因为有客人来，祖母就让我代替他，我上手就赢了三次。而我至今没有这种嗜好，而且厌恶它浪费时间误事，又牵连他人，认为行政者必定会禁止它。最近因为宓逸群请他的老师任心叔吃饭，邀我去凑数，回家后睡觉，暑热难耐无法贴席，而邻家正在玩这种赌博，牌声滴笃作响，还有歌唱声，更加扰乱我的睡眠，于是暗中记下诗句：“谁家滴笃斗牌声，十二三抬笑语盈。百搭愈多和愈易，电风扇下忽天明。留声机里唱皮黄，一样喧阗搅耳房。忽地飞机过一队，知输什伍到前方。”（时卅五年八月四日）马将牌起源于宁波，听包达三说，是一位姓张的人发明的，其用意不可知。这种牌原本只有一百零八张，后来增加了东、西、南、北（我最初看到的似乎是公侯将相），又增加了龙、凤或中、发，至于所谓的白板，是准备用来弥补损失用的，但现在也用来凑局，而能碰牌就算一番了。后来又加了花牌，花牌又可以增加到无数，近年还有财神爷、猫食老鼠等，可谓花样繁多。而百搭出现后，和牌就更容易了，因为它可以代替对子、嵌张、吊头、边张等。现在百搭也增加到四张，那么几乎可以倒地即和了。其他种种花名，如门前清、门里清、一条龙、喜相逢等等，我不能全部列举，但都可以增加番数，而且其名日新月异。没想到十三张牌竟能变化如此之多，这应当不是作者始料所及的，而赌品因此变得极其低贱了。

◎须之故事

李任潮、陈真如、马寅初、谭平山、王却尘相约在任潮家吃饭，让六十岁以上的人并排坐，于是各自以胡须为谈资，但黄任之没有胡须。任之说：他的朋友某人留了胡须又剃掉，曾经问他的妻子：“某人有胡须和没有胡须哪个更美？”他的妻子说：“没有胡须时觉得他没有胡须很美，有胡须时觉得他有胡须很美。”我说某人的妻子可以当外交主任了。但如果再问剃掉胡须后如何？必定说：“剃掉胡须后仍然觉得没有胡须很美。”在座的人都被逗笑了。我因此想起笔记记载宋代蔡襄一天侍奉朝廷，蔡襄有漂亮的胡须，仁宗问蔡襄：“你的胡须这么长，睡觉时放在被子里面还是外面呢？”蔡襄回答说不知道。回家后晚上，按照仁宗的意思，把胡须放在被子里不能睡，放在外面也不能睡，这样一夜为此不安宁，这颇可以与此类比。第二天，又在任潮家聚会，任之与马寅初并排坐，而我又与寅初连席，任之嘲笑我们二人说：“从前我原籍（川沙）有个姓名为马＜马马＞［b271］的人，别人不能叫他的名字。”我说：“这个人熟读礼经，因为古代投壶一马从二马，又庆多马。”在座的人也大笑。然而在座的人也没有人能读出＜马马＞［b271］这两个字的音，我知道［b271］音如彪，但也不认识［b271］字。戏说应当读如冯，俗呼姓冯者为马二先生。回家查阅《玉篇》：“徒鹿切，音独，马走也。”

◎陶公匮陶成章之死

陶公匮，是我们浙江陶七彪先生亲手制作的。先生名在宽，绍兴人。光复会领袖成章的叔祖，以书法自傲，写八分书颇为醇雅，由诸生官至道员，清末归隐田园，寓居在杭州忠清巷，一位老妪应门，不与官场应酬。我当时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住

译最近，我趁闲暇去拜访先生，因而看到了他亲手制作的陶公匮。这匮用营造尺量，长宽约二三寸，用木头制成，里面设有若干格屉，旅行所需的笔、墨、纸、砚、杯、盘、碗、筷子、茶具、烛台等都安置得井井有条，最下面一个大屉里则折叠藏着一张凳子。原来，这柜子可以当作桌子，支起里面的凳子，无论是写字还是饮食，都可以无所缺求。它的精妙之处在于不用一颗钉子，却精巧可爱。先生游历欧洲时，意大利国王喜爱它，便将它赠予了国王。后来先生又制作了一个柜子，大小大致相同，里面藏着床铺，床铺也能巧妙地折叠伸缩，配合柜子正好像一个行脚僧的一担行李，真是天才之作。辛亥年冬天，成章遇刺身亡，先生从上海将他的灵柩运回杭州，恰好与我同住清泰第二旅馆。我拿成章遇刺的事询问先生，先生流着泪说：“焕卿（成章的字）轻视都督而不愿担任。”原来当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夺浙江都督的说法。成章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遇刺，我当时是《大共和报》的主笔，从屈映光那里得知此事，映光起初也隶属于光复会。我立即去医院探望，却被巡捕房的侦探当作嫌疑人，虽然出示了名片，还是被扣留了五六个小时，直到下午四点，一起到巡捕房询问后才得以返回。成章死后，章太炎说蒋介石实际上是刺杀他的人（见于《论衡》或《国华杂志》）。但我听蒋介石同乡中曾与蒋介石一起到北里游玩的某人说，成章死的前一晚，住在福州路的四海升平楼，蒋介石来了，拿着二百元银饼，怀里藏着一把手枪，那人就用手指蘸茶水在桌上写了三点水旁给蒋介石看，蒋介石摇头，那人又蘸水写了耳旁，蒋介石点头。原来三点水旁指汤寿潜，当时寿潜任浙江都督。耳旁则指成章。第二天早上，成章遇刺的消息就传开了，但动手的是王某。

译陈叔通先生曾说：“清末，我在北京，陶焕卿忽然来拜访我，自称来京有所图谋。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有两件事：一是为徐锡麟、龚宝铨等人捐官，二是开一家妓院。’这其实是为革命做打算。我告诉他捐官的事自然可以办，但妓院怎么开呢？我们这些人清清白白，一动手就会被人侦知。于是焕卿打消了这个念头。”

◎夏震武

夏灵峰先生名震武，字伯定，号涤庵，浙江富阳县里山人。他考中进士后担任工部主事，研究理学，尊崇程朱学派，但实际上私下仰慕朱熹（晦庵）。母亲去世后，葬在杭州西湖的灵峰，于是他又号灵峰。先生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巡抚曾派人去慰问，看到穿芒鞋、拄竹杖的人，不知道就是先生，没有行礼，先生因此也不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掌管仁和、钱塘两县事务的官员，按时前来问候起居，夏孝子的名声，于是传遍人口。守孝期满，先生赴任，到了甲午战争期间，他弹劾李鸿章误国，没有得到回复，于是辞官归田。到了清末，廷琛担任京师大学堂监督，聘请先生为教员，先生以师道自居，每月初一、十五拜谒孔子，一定先拜见监督。某年，先生年假回乡，路过杭州，住在望仙桥头的旅馆，派人召我去，直截了当地问我：“大家看汤蛰先是个什么样的人？”蛰先，是汤寿潜先生的字。当时蛰丈正经办沪杭甬铁路，很有名声。我知道先生说话必有深意，不敢立刻回答。先生说：“蛰先是个伪君子。”我只是一味应承罢了。辛亥年革命后，先生在家乡隐居不再出仕。我去探望他，先生束发戴着儒冠，穿着深衣，俨然如同面对古人。我住在他家，内外听不到说话声。先生有个弟弟已经剪了辫子。在江边开了家米店，弟弟负责经营。但听说里山人说：买卖米斗升出入数目不同，不知真假如何？我承蒙先生看重，过去收藏他所遗留的书信，如今渐渐要散失殆尽了。

◎蔡元培逸事

蔡孑民先生名元培，初字鹤卿，我们浙江山阴人，是同乡李莼客（李慈铭）的弟子。年少时，对叔父极其恭敬，叔父嗜好鸦片膏。一天夜里，叔父在烟榻上迷迷糊糊睡去，先生不敢离开，叔父醒来，见先生还侍立在一旁，便催促他出去。先生以翰林身份起家，但不供职。清光绪二十五、六年间，先生住在杭州，商议创办师范学堂，遭到阻挠而停止。原配妻子去世，于是娶了江西黄氏。结婚那天，摒弃一切世俗礼仪，只设孔子牌位行拜礼。原配妻子生的儿子无忌，当时六七岁，这天特意为他制作清朝一品官服穿戴。当时，平阳宋平子先生和我的老师瑞安陈介石先生都很有名，先生请平子演说，平子教导新夫人以后母之道，这都是前所未闻的事。光绪二十九、三十年间，先生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子学校，又主持《警钟报》，倡导革命。隆冬时节，我去拜访，先生只穿薄棉袍，长才遮住膝盖，受寒，鼻涕眼泪流个不停，大概是因为生活困窘，用私人资金支持报纸的缘故。他进入翰林院时，阅卷人看到他的试卷大喜，评语极力称赞他的文章，但对于他的书法则说：“牛鬼蛇神。”

◎黑车子

我年少时听老人说：“清朝王公领取俸禄、收取租税，然而他们的体制隆重崇高，姬妾众多，包衣奴婢通常以百十计数，进贡馈赠，每年花费也巨大，子弟纨绔，又不知节制，管事的人隐瞒上报、侵蚀公款，收入不够开支。于是有所谓‘黑车子’，让太监做向导，物色初到京城想寻欢作乐的人，假装陪伴游览，用黑色薄帷的车，在黄昏时分，载入府中，从旁门进入，任由妻妾，与之交欢嬉戏，来者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耗尽钱财尽情欢乐，知道富有的人，就让他流连数日，忽然报告说王爷到了，把他藏在暗室，讲价后放出，花费倾家荡产。相传龚定庵之于太清春，也是乘黑车进入的，只是定庵是被太清春园赏识后进的，不是由太监引荐的。太清春，是醇亲王府四美之一，南方人。”

◎三菱公司

清末，奕劻以亲王身份位居军机处首席，政治靠贿赂达成。他的儿子贝子、农商部尚书载振，尤其揽权。朱家宝（似应为段芝贵——编者）因进献妓女杨翠喜给载振，得到黑龙江巡抚的职位，这件事尤其引人注目。当时有御史江春霖、赵炳麟、□□□（偶忘其姓名，其名末字亦为林音，其官或非御史。编者按：应为赵启霖。弹劾载振者即启霖。《〇屯庐所闻录》之“光宣朝政”、《世载堂杂忆》之“奔走权门扮演丑剧”及《十叶野闻》均有记述），都不避权贵，上奏弹劾。人们戏称他们为“三菱公司”。三菱公司，是日本商业公司的名字。

◎王福广沈尹默书优劣

上海有《活报》说：“王福广的篆隶等书体像描花，沈尹默有富商撑腰。”又说：“福广书法平铺直叙，一无可观，尹默书法王字底子尚不算差，但其笔趣则缺乏，不足以称为大家。”

译这番议论尚不算过分诋毁，只是尹默不可与福广相提并论。尹默的书法功底不差，相当懂得笔法，只是因为过于深入临摹，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所以灵动变化不足，然而没有匠气，终究不是当今其他书家所能望其项背的。近来如慈溪的钱太希、永嘉的马公愚，书法都有王羲之的底子，但一眼看去便是匠人之作，都找不到笔法可言。后人写王羲之的字，大多失之于俗，失之于薄，俗的很多，薄的如董香光、王梦楼都是。然而薄还可以补救，俗则无法医治。这四个人中，福广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曾看他写篆书楹联，也不悬肘运腕，确实是描花之作。尹默每年必定展览一次他的书法，收入巨大，说他是“富商撑腰”也不算诬蔑。

译章一山先生，是我们浙江宁海人，出自德清俞曲园先生的门下。清末以学者著称，当时台州有王子庄、喻子韶长霖、杨定甫晨、王子裳咏霓、王枚伯舟瑶，都享有乡里的声望。都有著述，先生与他们并驾齐驱。我在这些先生中间，与定甫先生有书信往来却未曾见面，枚伯先生则是在我主讲两广师范馆时，先生正担任监督，而一山先生在四年间在上海遇到我，先生以遗老自居，当时还留着长长的辫子。先生因为宁海向来没有翰林，一定要得到这个荣誉以为荣耀，况且县学有资助，宗祠有学田，可以依靠作为终老的供养。先生是军机大臣善化人瞿鸿禨提督浙江学政时所录取的优贡，成为进士后，拜见善化请求援引，善化说：“你如果一定要得到翰林，还需要练习馆阁体字，使其符合规范，否则无能为力。”这是因为当时所重视的是书法，因此让他告殿。告殿，是说殿试时请假以等待下一科。先生不得不遵从命令。到光绪三十年甲辰科补殿试，善化仍在军机处，为他安排在第三甲，得到翰林检讨的职位，因为告殿请假的人按规定不能进入第二甲。先生不擅长写诗，陈伯严先生三立，是诗坛领袖，曾说浙江有四个不能写诗的翰林，先生与吴同斋士鉴占其中两个。

《公园闲话》，张同伯举汪精卫伪府时有对偶语说：“近卫汪精卫，你自卫，我自卫，兄鲁弟卫。陈群李士群，来一群，去一群，狗党狐群。”又有一联说：“孟光轧姘头，梁鸿志短。宋江吃败仗，吴用威消。”梁鸿志，吴用威也是伪府大员。都是言辞虽然滑稽，意义严厉如斧钺。

九、十年间，潘馨庵复为财政次长，代理部务。我为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代表，因学校经费事访问财政部。馨庵衣服不合襟，鞋子不盖住脚踝，出来相见，对我特别殷勤，说在《国粹学报》时有雅谊，我茫然，只是敷衍而已。不久在《学报》第四年第三十八期中见到馨庵写的《题学报第三周年祝典兼呈秋枚晦闻诸君子》，才恍然大悟。潘原是山东富户，听说国务总理靳云鹏是他的乳母之子，后来投军达到高位。翼卿（云鹏字）显贵后，馨庵也借机起家，但听说他清末曾考中乡试。后来依附张宗昌。十五年，段祺瑞下野，冯玉祥军也离开北京，而张宗昌进入，就杀了《京报》社长邵飘萍，馨庵实际是唆使。飘萍曾在其报端诋毁馨庵，所以报复。大概宗昌入京后，佩孚、作霖也随即到达，不久作霖以大元帅执政。飘萍是我们浙江金华人，在浙江高等学堂学习。辛亥年，杭辛斋在杭州办《汉民日报》，飘萍担任编辑。后来进入北京经营《京报》，出入权贵之门，刺探消息，因此《京报》不胫而走。飘萍有黄远庸的风范，笔墨犀利，而且更泼辣，往往揭露人的隐私，所以结怨。吴佩孚从武汉进入北京，朝权在掌握，下令讨伐张作霖，《京报》大力赞扬。不久冯玉祥回师废曹锟，黄郛以内阁摄政，《京报》立即转变笔锋，时人惊其神速。这也是他致死的原因。先于飘萍被杀的是《社会日报》的林白水，白水者，少泉拆其“泉”字而为号也。白水福建人，清末，落魄到杭州，后来游历日本。建国后，到北京，办《社会日报》，起初还能说话，袁世凯每月给三千元银子收买他。白水生活奢侈，曾坦然对人说：“我成为金人了。”因为月收入三千元而闭口不言。至此，又恢复旧态，其笔也刻利，因此遭害。

袁巽初，名思永，湖南人，原清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曾从我浙江汤蛰先丈寿潜学习。少年时，就以道员官职在我浙江，清末，任督练公所总参议。蒋介石赴日留学，曾受其考试，称弟子。十八年，我解除教育部政务次长职务回到杭州，余樾园也从北平来，于是有东皋雅集的聚会，巽初参加。最近读他的《木兰花慢?登豁蒙楼远眺》词说：

一层楼更上，趁薄醉，倚危阑。望险堑龙蟠，雄关虎踞，大好江山。神州陆沉，岂忍待，凭谁横海挽危澜。记否六朝金粉，南都此地偏安。朱轮翠盖自班班，几辈济时艰。把纸上经纶，刀头策略，冷眼偷看。浮云尚笼暗影，在乱鸦残柳夕阳间。剩取秋光可爱，栾花红照愁颜。

（自注：鸡鸣寺山麓，有栾木数株，秋深作花，红艳可爱，为他处所无。）

此词讥讽蒋介石，有宋人气息，在辛稼轩、王圣与

译间。

◎谶语

译谶语起源于战国时期，到了秦朝，出现了“明年祖龙死”的记载，在汉成帝、哀帝时期开始盛行。光武帝因“刘秀为天子”的谶语而应验，于是崇信谶纬，甚至将违背谶语视为大逆不道。其实这是巫师一派的传承，是上古神话的演变。巫师一派演变为道教，东汉初年有《太平清领书》，在李贤的《后汉书》注中多有引用，现在收录于《道藏》，是道教本质性的经典。至于将老庄著作收入道藏，则是牵强附会以求重视；如今通行的各种经典，又是模仿佛教而作的，属于后起之作。唐代有李淳风的《推背图》，明代有刘基的《烧饼歌》，也都不可凭据。比如《烧饼歌》，我根据《金陵琐记》考证出铁冠道人一事，冒鹤亭（广生）在《小三吾亭随笔》中依据顾起元的《客坐赘语》，也是这么说的。《随笔》中还记载了一则“七字妖言”，说：“道光年间民间竞相流传七个字，说是符合本朝七位圣君纪年的数字，即：‘木、立、斗、非、共、世、极。’‘木’字拆文为十八，对应世祖（顺治）。‘立’字拆文为六一，对应圣祖（康熙）。‘斗’字拆文为三，对应世宗（雍正）。‘非’字拆文为两三十，对应高宗（乾隆）。‘共’字拆文为廿六，而六字缺一，对应仁宗（嘉庆）。‘世’字拆文为卅一，对应宣宗（道光）。当时宣宗尚未驾崩，解释者说是卅一年，等到庚戌年正月宣宗去世，才明白其含义。大概是指在位三十年，而一年则属于后人。然而寻求‘极’字的解释，始终无法得到。庚申年八月，英人侵犯京城，皇帝东巡，次年七月驾崩。好事者用离合字法推算，乃是十年八月了，口外又一年。当时听闻的人纷纷传说，惊以为神异。”我认为事情固然神怪；然而文宗（咸丰）之后，还有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为什么竟然不列入其中？这“道光年间民间竞相流传”的说法，是因为有传播者其人吗？否则或许是同治初年有巧思之人构造出来，而托名于道光年间的传说罢了。《良友》第九十五期有刘伯温的谶语说：“五六百年见，泰山甲乙，沇沮利楫；固有遗荫，子肇帝业；草冠木屐，中合三一；苍穹雷动，为君辅弼；古耄是独，作桶称德；轻重在握，功立殊域。兑余运南方出君臣，应觋髟木说妙童，先复铜柱，后定鼎水。中九转，起前程。天运洪武六年岁在癸丑三月谷旦，命讨蛮将军郭愈携往象郡瘗于交趾疆界，刘基占志。”我认为世间流传的伯温谶语很多，但果真出自伯温吗？没有证据。洪武六年癸丑，纪年虽然符合，但郭愈有待考证，况且即使话语出自伯温，从洪武六年到现在早已超过五六百年的数目；没有应验是显而易见的。

◎讣闻方式

如今的讣闻，各地风俗不同。但普通的方式，仍然沿袭旧习，开头称“不孝□□罪孽深重祸延显□（考或妣）”等等，结尾则写“孤子（或孤哀子）泣血稽颡”等等，如果是长子先亡而由长孙承重，则称“不孝承重孙”等等。最近收到北京大学同事戴君亮讣告其母去世的消息，君亮是研究法学的，现在的国法中没有承重的说法，而讣告中却用了承重，在“孤哀子”之上特别加了“斩衰”二字。按：通俗的“孤哀子”上面不再加字，君亮是湖南人，或许是当地风俗如此吧？父亲去世而母亲丧亡，也穿斩衰，这是唐以后的制度，而不是《礼经》所规定的。讣告中说谨遵礼制，如果说礼，那么经典中没有；如果说制度，那么现在没有这种制度，却有围纱之礼，来自远方。况且出嫁的女儿也称“斩衰”，那么“礼经”、旧制、习俗都没有，难道是因为现在法律上男女平等吗？或者君亮的家乡本来就有这种风俗吗？

◎《西江月》词

《西江月》这个词调，适合慷慨悲歌，《水浒传》中宋江题反诗用此调，可谓极致了。民国十五年端午节，张宗昌来到北平，我因奔走革命，颇受人们瞩目，于是急忙躲避居住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孤独无聊，也作此调四阕以表达心意。如下：

身世真如蓬转，客中几过端阳。艾旗蒲剑忆江乡，云水重重惆怅。朝里七零八落，民间十室九空（洽如康）。今年节景异寻常，满眼车骑甲仗。

第二阕：

宋子空谈救斗，墨家乱说非攻，如今拥众便称雄，愧我无拳无勇。敢比望门张俭，原非投阁扬雄。走胡走越且从容，权住东交民巷。

第三阕：

背后风波渺茫，眼前云狗苍黄。谁秦谁楚总都忘，只是群儿相王。却为天公沉醉，便教长夜未央。一卮浊酒荡胃肠，杀尽魑魅魍魉。

第四阕：

暑往寒来奔走，朝三暮四纵横。赵钱孙李不须详，都是一般混帐。楚馆秦楼面目，城狐社鼠心肠。有官捷足去投降，幌子居然革党。

◎戒

译学生王超凡，字人骥，长衢县人，调任武义知县。他向关白报到后到省城，听说我归来，便前来拜见。我勉励他，认为地方官的责任，在于切实给民众带来利益，因为当今一般民众实在难以维持生计。执政者大多空谈富国，这有什么益处呢？王超凡近来从事“五教合一”的学说，所谓五教，即儒、佛、道、耶、回。王超凡对此向我请教。我认为，在这五家中，儒家和道家绝无宗教意味，且实际上与宗教背道而驰，都主张无鬼神。自东汉以来，黄老之学也断绝了。所谓的道家，不过是古代的巫教罢了。释家（佛教）虽有宗教仪式，但大乘禅理，直接通向无神论。只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主张一神创造。至于各家的出发点，也各不相同，不能因为他们都谈论仁义、都言说救世，就将他们等同视之，认为是一回事。“三教同原”的说法，已成为过去，何况是合并五教呢？这种论调，大都是出于无知之徒，如今倡导这类说法的是狂妄之人。王超凡学问尚未深造，今日在思想方面想寻找出路却找不到途径，于是被狂妄之人所诱导罢了。然而王超凡正担任引导民众的职务，怎能亲自提倡这种学说呢？我当即严厉告诫他。

译◎哀启格式

收到夏〇〇庵先生母亲去世的讣告，其中没有附带遗像，哀启也遵循旧式，只叙述病情，不夹杂家庭世系和世俗状况。大概哀启的兴起，源于《春秋》记载“许世子弑父”，因为他没有尝药，所以近世便详细叙述病情和医药的经过来告知亲友，是想让人谅解他侍奉病榻已尽孝义。近年的哀启，竟然夹杂进家庭世系，详细叙述死者的事迹。这大概是把行状和哀启合而为一了，是不懂学问的过错吧？我遭遇母亲丧事，讣告和哀启去掉了“罪孽深重”等虚文，因为这本是宋人丧亲通书中自责的词句，后来沿袭成为讣告和哀启的固定格式，实在没有意义。也不附带印刷遗像，担心被人直接扔进废纸篓。不写哀启，因为我的母亲高寿而终，虽然不同于无疾而逝，但也并没有恶疾或阴症，亲戚朋友平日问候，临病安慰，不需要再有这样的文章了。

◎干支由来

干支，是十干十二支的省称，它从哪里来的呢？我读书少，没有见过记载。民国廿五年在成都，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主任马君弼谈到“建昌附近的蛮族风俗，以三百六十天为一年，三十天为一月，他们称呼日子没有初一、初二、十一、十二的名字，称木耗子就是甲子，火耗子就是丙子”。我说古书说“大挠作甲子”，大挠有人说是在黄帝时代的人，推究颛顼历与现在的阳历相同，而《尧典》说“三百有六旬又六日”（旬也是日，这是日的转注字，后人多把旬当作十天，那么《尧典》就无法解释了）。由此可见，那时都已经不再使用三百六十天为一年、三十天为一月的历法，那么“大挠作甲子”，可能早于颛顼。古代只用甲子纪日，顾亭林已经说过，大概起初也像蛮族风俗用鼠、牛、虎、兔等十二属相纪日，后来用五行配合，就形成了干支的名称。五行的说法，是上古宗教派哲学宇宙论中所谓的元素，这似乎是较进化的表现。根据《史记·五帝纪》，那么在颛顼时代五行之说已经有了。至于纪年的名称如阏逢、摄提、于之类，也是上古民族语言，或者是外来名词的译音。

◎家庭中称大人

清朝末年知府以上都称大人了，但在家里还是称老爷，即使官至极品，也是这样。应季中丈官至布政使，有一天，我在丈人那里，而他的哥哥叔寅来了，家人说：“三大人来。”我很奇怪，但他们称呼季丈仍然为老爷。大概丈人自幼就在岳父朱茗生侍郎家做馆师，兄弟来了，反而像外宾，所以家人称呼叔寅如此，是把他们当宾客了。现在国家是民主政体，一切前代制度，自然不应该袭用。做官时称他的职务可以，卸任后仍然是平民。现在一旦做了科长、县长、厅长、处长、部长、师旅长、主席，人们就终身按照他的官职称呼他。如果厅长以上称为大人，那就是袭用清朝的俗套了。我没有做官，邵伯纟同给我写信，信封上称老爷或先生；等我掌管教育部后，改称大人，我只是笑笑而已。于是有一天，屈文六请我喝酒，听到他的家人称呼文六为大人，我也只是笑笑而已。

◎与许缄夫论佛

缄夫，是我朋友许炳〇的字。缄夫在日本求学，研究纺织，回国后担任浙江咨议局议员，后来主持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有声望和业绩。等到游历欧美回来，就辞官而不能维持生活，以至于登报召集朋友资助生活费用，又一度出家为僧。后来被推荐担任民政厅顾问、秘书。这时，厅长是朱家骅，很礼遇他。缄夫对佛学教宗很熟悉，信奉事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学。我和缄夫久别，起初不知道他精通这个。等到在上海，比邻而居，也不相往来，辗转才得知他的住处，就去拜访他，缄夫高声畅谈，豪气如故。见我头发虽然白了但看起来不老，大概是在黄昏中没有仔细看罢了，于是问我怎么修养成这样？我说没有什么修养。缄夫不信，坚持问原因，我因为缄夫事佛，正设供养，便指着他说：“你以此，我也以此。”缄夫惊讶地说：“你也这样吗？”我说：“我实在不拜佛、不念经、不吃素，但略知佛旨，取其一切平等罢了。”缄夫自称学佛主心宗，并且劝我读《宗镜录》。我说：“我近来实在转向唯物主义，宇宙现象，都是物质的变化，实在不见有心能造境，而且我因为知道唯物主义，所以认为人的一切行动，无非是内外物质交感而然，所以对于世事也趋于平淡。”缄夫不以为然，说他的体验，实在是境由心造，因此举例说：“盗贼打我的脸就起恐惧心，朋友打我的脸就起愤怒心，妓女打我的脸就起欢喜心。起心不同而打脸是一样的，明显是心造的。”我说：“我所见的正相反：所见是盗贼，盗贼面目狰狞就起恐惧心；所见是朋友，朋友面目不如盗贼可惧就起愤怒心；所见是妓女，妓女面目可悦就起欢喜心。这是由目不由心。眼睛不能自主，环境不同而不同。”缄

译这大概也是没有察觉其中的谬误。第二天，缄夫来了，再次探讨唯心与唯物的理论。缄夫原本主张唯心论，今天却说：“环境由心产生，心由环境造就。”这又是慈恩宗唯识学的宗旨，并非纯粹的心宗论点了，那么他信仰不深，正是由于道理没有透彻。今天缄夫列举他梦中预知未来的说法，似乎最能作为“环境由心产生”的证据。然而我在梦中有预知之事，已经不是一两次了。我详细加以剖析，追忆过去，没有一件事没有其来龙去脉。只不过是有过去未曾注意到的情境，但印象已经输入，梦境便因此错综复杂、离合变化罢了。像缄夫所举的例子，虽然我不是缄夫，不能知道缄夫做梦前经历了什么？但缄夫今天已经有了我执，正拿着这个来证明唯心论，又不肯追溯详查过去的经历，以明了梦境产生的原因。况且像缄夫向来未曾注意到的事物，缄夫自己也未必知道。至于昨天缄夫所举的打脸颊的比喻，我现在再进一步，为了证明确实是因为眼睛的缘故，因为如果让盲人遇到这种情况，他本来不知道打他的是谁，一定没有欢喜和恐惧的区别，只有愤怒的反应罢了。这种反应并非由心造作，显而易见。如果心可以造作，应当不会感到疼痛，也可以没有恐惧和欢喜了。假如告诉他是谁打的，那么他也和常人一样了，为什么呢？平时或许听别人告知，盗贼有怎样可畏的样子，妓女有怎样可悦的神色。有人以为这就证明了环境确实由心而产生，仍然不对，因为就“能产生”这一点来说，也是脑神经中枢的作用，传达给感官部位，如果失去了某一部分的感官神经，就不会这样了。把这当作心，虽然不是主管血液的器官，仍然是肉团，也就是仍然由物质所决定。正如悬挂在空中的鼓，敲击它发出声音，如果厚厚地包裹起来再敲击，声音就不能发出，那么这仍然是唯物论了。

译王小宋的佛学救世论

《制言》第三十八期刊登了王季同的《略论佛法要义》，起初不知季同是何人，后来听章太炎夫人说，才知道他就是王小宋。我协助蒋观云先生编辑《选报》时，住在上海福州路工部局东边的惠福里，当时隔壁房间设有一个英文课堂，老师是温庆甫（字宗尧）。而张菊生先生（名元济）每天早晨八点钟就来，向庆甫学习英语，分秒不差。后来我离开《选报》去编辑《新世界学报》，就搬去和小宋做了紧邻，但彼此并不常往来。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真不知道小宋是否还在人间？今天读这篇文章，恍如重新握手一般。这篇文章在《制言》中比较有价值，但也有不妥当的地方。比如他说：“马克思曾说宗教是民众的鸦片，意思是说它只能麻醉民众，没有滋养的价值。然而他除了偶尔讨论基督教外，没有见到他讨论其他宗教，更没有见到他讨论佛教，而且佛教确实不能与其他宗教相比，但他就这样得出了‘宗教是民众的鸦片’的结论。”我认为，凡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就是有神权意味，没有真理的揭示，并且具有特殊崇拜神权的仪式。佛学确实有真理的揭示，但也有特殊类似崇拜神权的仪式，这虽然是沿袭婆罗门教所致，但终究具有半宗教的意味。况且如今相信往生极乐净土的人，不也具有灵魂天堂的意义吗？那么马克思是否将佛教列入宗教，固然缺乏明证，但如果他还在，也会这样认为的。小宋这篇文章对现代哲学也非常了解，但他的结论主旨，在于通过修持，求证真实的现量。我过去也这样主张，并且也下了不少功夫，但无心所得，就是真实的现量。这在老子和庄子那里也是这样说的，何况佛教本来就阐发这种学说呢？无心只是破除“我执”和“法执”罢了。《要义》中说：“社会不安的主要原因，在于众生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由于俱生的二执，即错误地认为‘我’和宇宙是真实的，所以大心众生依据佛法修持，观察‘我’和宇宙都是空的，就能发出世心，祛除自私自利的见解。又观察二者虽然是空的，但众生执着迷误为实，造业受报毫厘不爽，空而不空，就能发菩提心，拔苦与乐。拔苦，就是社会贫乏，就随力进行财物布施；与乐，就是用佛法真理教导人，使人人知道‘我’和宇宙不是真实的，不再孜孜以求利益。贫乏的人能安贫乐道，不起非分之想；富有的人能博施济众，心怀天下，不从事违背道义的获利，这样社会不安的情况，就不会有了。”我认为宇宙不外乎因缘所成，这个理是真实的，验证于科学也不违背。人明白了这个理，就不必谈空，只要能够实践而不违背，私利的见解自然祛除，这就是中国理学家不同于佛学家的地方。五识所接触到的，一定要说是空的，只会增加众生的困惑，只要显示这个理是必然的，那么世上除了自愿自杀的人，就不会喝鹤顶红、吃砒霜了。世人常说一切皆空，但实际上一样也不能空。如果都这样，又有什么益处。如果说因为没有证得真果，所以不能空，那么自从释迦牟尼成道以后，证得的人有几个？即使是编纂一乘大藏的人，果真是都证得后才说的吗？还是大多依靠因明学推论得来的？那也就和现代哲学家一样了。比如章太炎先生能讲大乘了义，但他的二执实际上并没有破除，这是我亲自接触而知道这样的。所以我希望世人都能了解自然，都能了解社会，也自然能显现平等性，发菩提心。《孟子》所举“乍见孺子”那一章，就可以证明在一眨眼之间，两者都显现，固然不必精心钻研一部藏经，通晓大乘佛法。用自然科学来利用厚生，胜过空谈教义多了。至于自然科学，一方面确实有引发杀机的事实，但这只是社会必经的阶段，不是它本身的罪恶。也正是因为利用厚生的技术，没有达到常规，而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没有得到人人理解。如果明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并用自然科学来利用厚生，使生活各得满足，那么杀机自然消除。不然，即使法门再多，终究也无济于事。自从佛陀灭度将近三千年，世界怎么样？即使印度又怎么样？冯道对契丹酋长说：“佛救不了，只有皇帝能救。”这虽然是一时权宜之辞以挽救时局，但三千年的历史昭示，佛教空有深奥义理，未能拯救人伦。梁武帝甚至饿死在台城，连自己都不能保全，这不能用生灭平等来随意解嘲。没有利用厚生，技术虽然未尽，好比望梅，还足以止渴；谈空绝有，义理虽然高远，好比画饼，终究不能充饥。由此可知叔本华不如马克思了。我们固然不轻视释迦牟尼和叔本华，但宇宙现象，决不是由一心起灭而成毁，人类生存，也必须依靠利用厚生，只说人心生法生，不如让人衣食充足。况且境由心造，心又从何而来？心如果不是实有，实有的是什么？改说唯识，仍然不能解除疑惑。又如果说人人知道‘我’和宇宙不是真实的，就是转

译将识转化为智，即使转识成智，烦恼仍然不会断绝。所以佛说出世，并不破坏世间法，只是让人修成平等性，从而发起菩提心罢了。因此，“不再孜孜追求利益，贫穷的人能够安贫乐道，不生非分之想；富有的人能够广施救济大众，以天下为己任，不从事违背道义而获取财富的行为”。这也只是一种理想罢了。佛陀在世时，成佛的有几人？佛陀灭度后，成佛的有几人？如果期望人人都知道“我”与宇宙并非实有，这正如等待黄河水变清一样难；而把明明实有的东西说成是空，这就是我所说的只会增加众生的迷惑。所以佛法流传三千年，世界人类生生灭灭，其数量真非恒河沙数所能比喻。然而，如果大乘佛法的精妙义理，竟不能触动他们丝毫，这绝不是因为六道轮回、众生业力深重，只是现实生活无法解决罢了。如果说不是这样，那只是佛法不灵验，是一场骗人的空话罢了。况且宇宙都是物质不断的流动，各自有所保全，各自有所需求，而生物尤其有营养的必要。贫穷与富有，并非由自然决定；生理上的需求，富人与穷人是相同的；不足就会去追求，没有人能例外。所以富有的人能够广施救济大众，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得到了解决。即使能够广施救济大众，所分给别人的岂能与自己拥有的同等？不能与自己拥有的同等，所以是用剩下的残羹冷炙来施舍给人，接受者就像得到祭祀后的残剩食物一样。如果真的同等，那就是自己已经没有特殊的享用了，为什么一定要达到这种富有呢？况且他们致富的原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涌出来的，事实相互印证，全都是由剥削得来的。所以穷人虽然得到了富人的残羹冷炙，但最终不能吃饱穿暖，又怎么甘心长期贫穷呢？在社会上，这就是盗贼产生的缘由；在国际上，这就是战争潜伏的原因。如果说这应当以知道“我”与宇宙并非实有为前提，既然知道“我”与宇宙并非实有，那么贫穷的人就忘记了贫穷，富有的人就不觉得富有，这简直是戏论，戏论，就是说它违背了实际情况。我常见禅林道院，库藏丰足，探究其来源，说是布施（其实不尽然，也多借着布施所得，转而从事贸易），布施的人，就是剥削别人以致富的人。林院依靠这些来救济别人，也称为布施。那么这实际上是可耻的事，却占据了善行的名声。至于那些沿门托钵的人，仍然有感叹生计艰难的叹息，这些人挂单住宿，常常遭到知客的白眼，而富贵人家登门，则趋奉承迎唯恐落后，俗话常说最势利的莫过于僧侣，自然是有原因的。然而林院中的僧徒，并非不能谈论空有的义理，或许也能知晓空有的道理，然而把生死看得同等，不求自我救济的，固然几乎没有；真正能够舍己救济别人的，也极少。所以只有让生活得到满足，这边没有羡慕，那边没有缺失，生活平等了，斗争才会消亡。我听说今天的苏联，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出力多的报酬多，然而得到报酬的人到了没有多余可花费的地步，反而把多余的盈余交给国家，国家转而用于生产来造福大众，这不比乞求祭祀者得到残羹冷炙、向富人求取布施更好吗？

译云林寺僧 天竺寺僧

我们杭州西湖的胜景是灵隐，那里有云林寺，是所谓四大丛林之一。暮春时节香火旺盛，这正是僧众衣食的来源，而且每年还能从布政司领取公款。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云林寺的住持僧贯通，还曾见过我的祖父。光绪末年，贯通年纪将近六十。当时我家把余屋租给姓傅的人，而傅翁在所谓“过塘行”管事。过塘行，是转运货物暂时寄存并供旅客住宿的地方。有个叫金松林的，是江北人，五十多岁，自称为提督衔、记名总兵、候补副将，起初寄住在过塘行，傅翁招他，他便搬到我家的余屋居住。当时松林有一个随从，就像现在的副官。而松林嗜好鸦片膏，很少出门，出门就戴着一品官帽，带着行李乘坐轿子，随从骑马跟在后面，早晨出去晚上回来，有时甚至不归。随从逐渐增加到三人，其中一个是萧山的少年。从少年口中得知，松林出门必定要渡过钱塘江，因此有时不归。不久，萧山少年和一个中年妇人一起来了，说是他的妻子，但看起来不像，又从随从们的争吵喧哗中得知，少年实际上是妇人的儿子，也无法查究清楚。一天，傅翁的儿子三十岁生日，亲戚们用傀儡戏为他祝寿，锣鼓声震耳欲聋，松林和那个妇人都是上宾。夜深宾客散去，各种声音即将沉寂，松林急忙呼唤阿明，阿明是他的随从头目。阿明也急忙召集同伴起来，说：“有刺客。”然而事情很快平息。第二天黎明，松林就叫来一辆轿子，载着妇人渡江回萧山，让她的儿子跟随。妇人出门，是通过我家后宅胶州孙典史大庚借住的后门走的，由此知道妇人是松林渡江时寄宿人家的主妇，不过是个乡村老妇罢了。松林私通她，却谎称她是佣人一起带着。等到她的丈夫知道了，就趁着夜晚来，拿着刀伺机行凶。松林于是也搬了家，后来大庚在衢州遇到他，他已经率领巡防队了。松林曾去云林寺，贯通因此来报信。看见我家悬挂的匾额上有我祖父的名字，便邀请我去游玩，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催促他去寺庙，因此留下来吃饭。贯通把我当作故人的子弟看待，所以拿出他平常吃的食物来款待，赫然摆出六道菜肴，其中四道是鸡、鸭、猪肘、海参，都是佛门戒律禁止食用的，另外两道是蔬菜和汤羹，味道都非常美味。大概他的烹饪不用柴火，而是点燃蜡烛代替，因为火候专一。而侍候的是两个沙弥，都很年轻。人们说贯通原来有三个妻子，都养在寺庙右边，假装是平民家庭，都先后去世，于是用两个沙弥侍候。

云林寺的富有，实际上比不上天竺寺，天竺寺有三座，叫下天竺、中天竺、上天竺。每座寺庙的僧人都分成若干房，每房各自占有施主，施主大多是浙西以及苏州、上海人。每年春季，施主朝拜寺庙，就各自拿着簿册进献（乞求香火资，施主在上面写下数目，有的几十，有的几百，甚至上千；几十的当时就付给，数目大的如老顾主，不立即取走，按时去他们家收取）。所以各房的僧人，时常因为争夺施主而互相厌恶。各房的僧人也在外面各有居室，有的一个，有的两个，当地的人能指出并指认它们。各房都种植田地，征收租税通常很重，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了。

西湖西边筲箕湾，还有法相寺也是这样，我所知道的有个叫六一的僧人，靠放债购置田产致富，嗜好鸦片膏，在寺庙外有妻子儿女，又曾经私通寺庙附近地方的妇人。

陈介石老师的史论

李商隐《龙池诗》：“薛王沉醉寿王醒。”不为唐玄宗隐瞒娶杨太真的事情，陆龟蒙《和皮袭美太伯庙诗》：“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怀疑也是讽刺灵武即位的事情。玄宗几乎失去国家，肃宗虽然自己确立名号，实际上也没有嫌疑，争辩名教的人必定蒙上篡位的罪名，真是毫无意义。从前侍奉陈介石老师黻宸，老师认为王阳明功业虽然成就，但是武宗没有君主的德行，而宸濠也是朱家子弟，并不比武宗差，何必偏袒武宗而诛伐宸濠？就像方孝孺诛杀十族，不过是为建文帝向燕王争夺帝位，而以十族作为名教的牺牲品。老师论史往往如此。我也曾说刘备对诸葛亮说：“可以辅佐就辅佐，不可以辅佐就你自己取代之。”这本来是刘备明知刘禅不肖，无奈诸葛亮，而说这话来试探诸葛亮的心意，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回答，得以消除嫌疑。然而看诸葛亮虽然独揽朝政，但《出师表》中有“宫府一体”的话，终究未曾一切都可以独自行动。以诸葛亮的才能自然可以取而代之，然而却奉养懦弱的君主最终失去国家，也是名教的束缚不能自拔。但后世却相信“如鱼得水”的话，如果真像水和鱼那样融洽，刘备何必说这样的话呢？

东岳庙

东岳庙，祭祀泰山神君，掌管生死，其说法也见于《太平清领经》，我在《读书记》中已经说过了。我们杭州有三座岳庙，一座在城隍山，一座在三台山，都属于旧城的西南角，一座在城西北十几里，称为老东岳。杭州人兼信巫术和佛教，乡民尤其信巫，通常有“投文”的举动，在庙祝制作的文书上写上姓名、年月日、时辰、籍贯

译将罪责投给神君，求得免除罪过，以便好好地在来世生活。那本书一定要放在黄布口袋里谨慎收藏，人死时让它一同放入棺材。每年秋初，庙里有耕审。朝审，是神君所属的百官前往朝见神君，而神君就在这个时候审判罪犯（神君俗称东岳大帝，这源于五帝的说法，东方为青帝，而以泰山配之，所以演变为此称呼。朝，是汉代太守刺史的官署，也称朝廷，僚属禀报公事即为朝会）。那朝见也是由庙祝将百神的名字写在红柬上，向神君唱诵，如说：“城隍臣某某、土地臣某某”之类，像是模仿衙门参拜的样子，而实际上本于古代的计偕。我曾在天台山岳庙看见唱朝的人中有“少保兵部尚书臣于”的，于就是明朝“土木之变”中被石亨所杀于谦。于谦的墓恰好在庙的右边，于是把他当作神君的臣子，而不直呼其名，是表示尊敬。有人用“君不君臣不臣”来讥讽他，其实这是巫祝所为，本来不值得计较。那审判，大都是病人，而以疯子为多。审判犯人时五刑所加，一如过去官府审讯案件，威严凛然。俗传疯子经过东岳审判后能痊愈。这自然是治疗精神病的一种方法，只是特别见效很少罢了。庙中的制度，同于天竺，所以财产很丰富。老东岳一天点燃的蜡烛大小以数千计，大都是刚点燃就撤下，因为来的人多。已经点燃又撤下的蜡烛，仍由制作蜡烛的人家收回，重新制作，仅凭这一项所得就已经致富了。然而三台山岳庙远远比不上，城隍山的就更冷落，大概是因为老东岳是四乡及外县信众汇聚的地方。

译◎科学家信佛者

赴医归途，经过般若书局，本是为了买书局寄售的神曲精午时茶来治胃病，却发现药单之外附有书目，书目后面又附有《佛法原理》等书，印成后系以二十首诗。这是杭州净慈寺前双十医院院主汪千仞所作，汪千仞本来是一位研究新医术的人。他前面的十六首诗阐明的义理都是正确的，可以说是治科学者的言论。

其第五首说：

纷纷异学逞神通，佛亦时沿猎较风。

当识经中灵怪句，与吾庄叟寓言同。

第六首说：

神巫乩士寓言家，都藉灵山挂旆牙。

检我如来清净法，几时威福向人加。

第七首说：

昌黎毁佛语皆盲，迎骨之争理却长。

舍利为私经卷重，本师金训俗皆忘。

第八首说：

超幽仪轨起于梁，本是权宜辟解方。

今日山门人事废，祗余鬼事十分忙。

第九首说：

耕而后食语殊通，怀海门徒悉执工。

诚虑世人齐学乞，阿谁来作饭僧翁。

这不仅是针砭世俗，也是对僧侣们的一棒喝。然而他的第十七首说：

三生业报例难逃，非若尼山笔贬褒。

今世麟经无效力，微权端赖鹫峰操。

关于业报的说法，章太炎也时常提及，大概也是“如是我闻”罢了，我却不相信这个。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聚散，依据物质不灭定律，散于此复聚于彼，正如《庄子》所说的化臭腐为神奇，化神奇为臭腐。然而后来的神奇，已不是先前的臭腐；后来的臭腐，也不是先前的神奇。这个道理，即使是程伊川那样粗疏的人也知道，今日的科学更能证明其无误。至于佛法所说的业识总持，则是所谓的宇宙之谜。这是因为出发点为唯心论，所以不得不以此来自圆其说。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有过去和未来，其思想行动互为因缘，也有果报，这在理上是成立的。如果说此身之前是过去生，此身之后是未来生，从而形成一身三生业报的说法，这在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即使构成今生之身的物质，并非前生之身；构成来生之身的物质，也并非今生之身。况且一身受过而未报的事实，并未得到证明；即使有传说，也都是妄加附会。如果坚持这种说法，又会让众生颠倒，避实趋虚，毫无所得，遗毒社会，制造不安。然而他的第十八首说：

胜义中无果与因，轮回属幻亦非真。

善知万法皆如义，则脱轮中久转身。

这仍然是善知识的言论，而前一首是为劣根人说，终究是多此一举。其实佛性一如，根器没有优劣；积世人力，自然导致天渊之别。如今我们深知改造有方，只需从生活实际寻求解决，平等现前，乐土就在眼前。至于业报、轮回、祸福的说法，不足以打动智者，也不足以救济愚人，只能给那些不足以成为智者、又不愿成为愚人的人提供话柄，况且业报、祸福本来就不是同一回事。

其第十九首说：

轮回既脱去何方，宁有方为佛所藏。

乘愿当然仍入世，但非被控业之缰。

第二十首说：

太息群伦昧本源，演成血案满乾坤。

我惟度众希菩萨，不愿登颠作世尊。

前一首义理是正确的，但只能就现在生中说三生业报。说六道轮回，试举例：在母身中，遗传平等心性；出世以后，教育平等心性；入于社会，锻炼平等心性。这样的人即是活佛，不受轮回了。出于富贵种性，长在膏粱生活，耳目所接，皆非平等；心知所触，尽障菩提，此人依其程度，各受轮回。虽然出于富贵种性，长在膏粱生活，耳目所接，皆非平等，心知所触，尽障菩提，但一旦发悟，即脱轮回，如此言义，实契佛谛，如果加以分析，也具有三生，随缘轮回，可经六道。如果固执旧义，就会堕入神论。至于后一首，似乎没有彻底阐明，因为菩萨与佛，程度有差别。所以佛有十地，金刚喻定，便是登颠。登颠不是为了趋向灭尽，为何就不度众生了？正当度心更加坚定，度力更加广大，非至涅槃，慈悲不止。如果说喻定则众生生灭，不再起念，那么喻定与涅槃就没有区别，大觉遂成不觉，这就落入了边义，不再是圆成实性了。

◎鸢飞鱼跃

智影告诉我，前日看电影，名为《女人面孔》，颇具高尚哲学思想，大概与莎士比亚的《私生儿》不相上下。由此可以领悟世间所谓的罪恶，都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智影研究文学，而思想新锐，所见皆真切。我

译认为在活泼的生命中并没有善恶的种子，老鹰高飞至天，鱼儿跳跃于深渊，这就是各自顺应其生命；至于络住马头、穿透牛鼻，就是罪恶。所以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然而如今我们国家的社会，正是制造罪恶的大熔炉，老鹰高飞、鱼儿跳跃，若不经过一番陶冶铸造，哪里能够谈论这些呢？

译◎学步效颦的丑态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三日，上海某报纸刊登：上海教授作家协会战时文化建设委员会致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辞令。辞令中有“属会”等字样。按：战时文化建设委员会隶属于上海教授作家协会，上海教授作家协会，难道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吗？如果不是这样，“属会”的说法，该如何解释呢？这种官署文牍的习气，竟然又出现在上海教授作家协会文化建设委员会的电文中，已经够奇怪了。电文全文都是旧式体制，然而却没有动人的佳句。如果说它只求表达意思，无心雕琢词句，那么句句似乎都是精心构思而成的，比如“惩□□（指日寇，如今忘记了）的强暴，树立大汉的先声”就可以证明。仅这两句，依照旧式体制，属于对偶之词，然而对仗既不工整，韵脚又不和谐，何必如此呢。近来旧式文体的作品，绝无佳作，这篇出自教授作家之手，身为教授中的作家，未免可怜。陆敬舆（陆贽）在奉天改元的制诰之下，骄横的将领和悍勇的士兵都为之感动哭泣，辞令感人确实有能深入人心的力量，像这样的作品只配用来盖酱坛子罢了。又如今年轻人，不熟悉典故，书信启事，也多可笑，如“钧鉴”、“钧启”常常随便使用。因为不知道“谁秉国钧”才配当此称呼。清朝末年官场，阿谀成风，然而“钧”字不能误用，还知道它的含义。今日这类用法应当革除，使人恭敬，本来不在于此。

◎葬地的生与熟

杭州的风俗，埋葬讲究找生地，说熟地不能使子孙发达。熟地，是指曾经埋葬过古人的地方。然而自古死人无数，而葬地有限，况且自从郭璞的风水术流行后，家家都寻求吉地，吉地不多，那么熟地自然就多了。所以杭州那些以替人治葬为业的人，常常侦察到葬家没有后代，或者世代离乡久不扫墓的，就铲平他们的坟墓重新利用，以此求取高价，人们不知道而以为是生地，去咨询堪舆家，堪舆家常常与这些从业者勾结，于是为他们作证，其实仍然受他们的欺骗。我妻子的娘家就是从事这一行的，所以知道内情。我埋葬母亲，因为受限于市令，不能与父亲合葬，又将迁移高祖以下三代的墓葬，寻求稍宽的地面不得，最终在杭县转塘乡忙坞云楼寺山后找到一处新坟，然而下葬时，挖土发现了旧粮食瓶，证明这必定是熟地了，不是近年所为。我不在意，因为没有求福的念头。如今读王安石诗注引用陈始兴《王叔陵传》：“晋代王公贵人多葬在梅岭，等到叔陵母亲彭氏去世，叔陵请求葬在梅岭，竟然发掘了故太傅谢安的墓，丢弃谢安的棺木，用来埋葬他的母亲。”那么古代没有生熟之嫌。如果叔陵只求将母亲葬在名胜之地，发掘先代名人的坟墓而不顾惜，我也不取法。我身体败坏之后应当告诫子孙用电葬或火葬，何必用臭皮囊夺取生人的生计呢？

◎何子贞嫉妒吴攘之

李审言《脞语》中又记载何子贞既倾覆了包〇伯，又嫉妒吴攘之，说“攘之老了，栖身于佛寺，求字的人接踵而至，依靠这个供养家庭。子贞老了听说后，心中不平，对扬州运使方子箴说：‘吴某，他的老师尚且不懂笔法，何况吴某呢？’这话渐渐传到盐商的耳朵里，攘之的声望顿时降低。”审言是江苏兴化人，以前有文章投给《国粹学报》，然而我不认识他。民国十八年，我在教育部，有人因为审言年老贫穷，以著作来请求安置在编审处，然而未能延揽。如今听说他已经去世了。此人似乎不至于说假话，那么子贞也有文人相妒的习气吗？两家书法各有所长，都从规矩入手，从规矩出，〇爰叟的书法可以效仿，所以杨□□瀚所作几乎能取代〇爰叟的位置，只是根基不同罢了。攘之能运用指力，所以虽然未成大器但别人不能效仿。

◎赵撝叔

赵撝叔之谦，我们浙江绍兴人，以书法及刻石享有声誉，是举人，做到知县。与李莼客是中表亲戚，而莼客以狂妄之人斥责他，然而人们说莼客毁誉带有个人主观色彩，只有李审言〔详〕《脞语》记载撝叔私自伪造魏碑出售于世，书法有润格，如果是应亲友之求，在第一个字必定用淡墨书写，使之有别。又由杨惺吾介绍给京师汇文堂刻印《续寰宇访碑录》而不付工资，那么撝叔竟然品行差到这种地步吗？

◎熊秉三

熊秉三希龄，湖南凤凰人，以翰林出身，与戊戌党籍有关，清末，任东三省盐运使，建国后为进步党领袖之一。袁世凯组成清流内阁，以秉三为国务总理，梁启超长财政，是一时的希望。然而袁世凯因为不是自己一派，不信任他。况且秉三以责任内阁自标榜，而袁世凯实际上仍操持财政，所以几个月就失败了。秉三出任热河都统，以故清行宫为衙署，行宫物品尚多，衙署中的人用貂皮铺地，都不认识。秉三解职回北京，拿着若干貂皮衬脚，陈伏庐丈看见后，惊骇，对秉三说：“为何如此阔绰，竟然用貂皮铺地？”秉三也惊讶

译问：“这是貂皮吗？”按：清朝制度，京官三品以上可以穿貂皮，盐运使是四品，又是外官，秉三或许因此未曾穿貂皮，或者未曾见过未经制作的生貂皮，未制成的貂皮大多毫毛粗硬，所以不容易辨认。秉三的妻子是江苏人朱氏，有干练的才能，善于持家理财，秉三很倚重她。然而朱夫人对待秉三就像对待晚辈子弟一样，每次说话都像在告诫，滔滔不绝，秉三对此感到苦恼。秉三担任督办某地赈灾事务时，每天忙于公务，朱夫人通过电报机与他通话，秉三接听并听着，但朱夫人说话往往时间很长，而且内容不分轻重，有时甚至责骂诋毁，秉三对此感到厌烦，又认为妨碍公务，于是将听筒放在桌上，过一会儿才听一下，估计她快要说完时，再听一下，只是应承着直到结束，并以此作为惯例，朱夫人并不知道。伏丈说。

译清代考试士子的地方称为贡院，如果不是举行大比（科举考试）的年份，通常关闭并封存。大省的贡院可以容纳万人以上（江宁贡院最大，因为江南三省的士子都在这里考试），大致向南建造房屋。房屋分为东西两列，东西两列又各自分为若干排，每一排从南到北，又分为若干列，每列之间相距约一丈，南北方向的每一列各有房屋一百间。每间号舍高得足以让人站立，宽得足以伸展一只手臂，深得足以坐着书写，坐具像北方的炕，在隔墙的两端支起一块可以起落的木板作为桌子，用来书写和进食，前面没有门窗遮挡，遮挡物就是前一列房屋的屋脊，而且屋脊高于房屋，所以阳光只能勉强照入。夜里每间号舍发给一盏纸灯笼（自从有了洋烛后，可以携带方形折叠灯和洋烛进入）。考生早晚在这里，饮食在这里，睡觉和大小便也在这里，有监试官员监视，不得互相往来，也不得通言语。有号军供水，但每一列只有一人。每天供应两次饭食，饭菜都难以下咽，考生大多自带食物进入，出资让号军代为烹饪，但也只是煮饭而已。自从有了酒精烹煮器具，就有人携带来自行烹饪，但这也只有中产士子才能办到。贡院惯例每人给予一套饭具、三套菜具，可以携带回家，但都像小儿玩具，用粗糙的瓷器制成（我父亲参加考试，带回家给我姐弟当玩具，一碗饭吃三四口就完了，一盆菜夹两三筷子也吃完了，但我从古籍中知道这还是宋代的遗制）。像这样三天为一场，可以回家休息沐浴，三场考完，这就叫作“矮屋风光”。

各省的考试叫作乡试，乡试在子、午、卯、酉年举行一次，在中秋节举行，此时气候闷热，生病的人每天都有，因中恶突发疾病而死的人，都认为是因为有宿冤索命。考生进入号舍后，号军在夜晚初更时敲梆子喊道：“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听到的人吓得毛骨悚然。于是有人行为失常，精神受到刺激，惶恐不安，加上昼夜疲劳，往往中恶，做出鬼神附体说话的样子，传播的人神化它，说是冤魂报应了。相传贡院允许活人进入，不允许死人出来。大概是因为锁上棘门后，除非终场放考，否则不开门，这是为了防止作弊。所以即使监临（监临按规定由巡抚担任）、主考死在贡院里，也不能立即出去，因为监临、主考都是钦差，按规定必须从正门出入。考生死在贡院里的，经过查验后从侧门装殓抬出。（相传主考死在贡院里，必定要等他的子孙后来也担任主考，才能骑在棺材上出去，但我没有查考过旧事。）

乡试的监临由巡抚担任，巡抚有事，就由学政代理。主考、监临进入贡院时，由监临主持主考的行馆，引导主考（正副各一人）穿着朝服（清代制度：制服是大礼服，平常的冠带是常礼服，不穿外褂而穿马褂，袍子开襟的是行装，便于骑马。朝服的冠履与常服不同，而且须加披肩，旧俗死者遗像所穿的即是朝服）乘坐宪轿（宪轿指法定的轿子，形状像神座，上面没有帷幔，旁边没有遮蔽，大概是为了让百姓能够瞻仰，实际上就是古代步辇的遗制。每年迎春的日子，巡抚及布政、按察两司官员俗称三大宪，也穿着朝服乘坐宪轿前往，平时都穿常礼服，坐暖轿），带着全副仪仗呼喊殿至贡院，进入后锁上棘门（俗称封门），考完试后才出贡院。因为校试士子是大典，所以礼仪隆重。

清代旧例：进士殿试列一甲的按规定只有三名，所以俗称三鼎甲，就是状元、榜眼、探花。放榜后，在端门赐宴，大学士（清代制度：文华殿大学士为首揆，后来代以领班军机大臣，但大礼仍按制度进行）举杯让三位及第者饮酒，三巡后结束，插花披红，骑马回府邸，大学士作揖让他们上马，有关官员护送，都像唐宋旧例一样。三位及第者当天授职，第一名任翰林院修撰，六品，其余都任翰林院编修，七品。考生从四方来到京城，往往寄居在本籍省府县的会馆，这三人的同乡在朝做官的，当天就在各省会馆为他们设立行邸，迎接并宴请他们，官职最尊贵的举杯致贺，然后撤去花红。这三个人按规定在下一科乡试可以出任主考，或者学政职位空缺，优先担任学政，但都羡慕主考，因为门生都是举人，容易腾达，而且对自己有利。就像前面记载的我浙江孙渠田对于沈宝桢、李鸿章那样。清代制度：官员俸禄很薄，后来增加养廉银，也不足以维持生计。所以有人不喜欢做翰林而故意弄脏试卷以便进入三甲，但因为翰林清望高，所以竞争的人还是很多。生活则窘迫了，往往去达官贵人家里做宾师，而且便于攀附求得试差（主考、学政）。一次出差所得，不通过关节，也足以维持几年的温饱。凡是出差到座主（试官）家乡的人，必定去座主那里请教。座主往往有嘱托，这就是利益所在。前人记载一个故事，有人去请教座主，多次询问当地人才，意在献殷勤，而座主没有什么嘱托。这个人因为座主无言，不敢立即退下，忽然座主欠身一下，这个人以为座主如此恭敬，必定有不同于平常的嘱托

译（某考生）于是整理衣襟请求指教，主考官说：“没有别的，只是当时我正好放屁罢了。”此人牢记了这句话。等到考试时，主考官必定亲自阅卷，以为他是优秀人才。录取名单已经确定，却完全没有他的名字，于是命令搜寻遗漏的考生，这才发现了夏器通，主考官高兴地录取了他，而夏器通的文章仅仅勉强通顺而已。夏器通回京时，向主考官报告，说没有辜负老师的嘱托。主考官非常惊讶，说自己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嘱托。此人把原因告诉了他，主考官大笑说：“当时我正好放屁罢了。”这是科举考场中的一件笑料。

译会试，清朝制度在京城举行，设有试院，如同各省一样。主持考试的人称为大总裁、副总裁；总裁一人，副职三人。总裁由大学士、尚书担任，副职则选取爵位尊贵且在朝野享有重望的人担任。殿试就是所谓的天子亲临殿前策问士人，所以考中的人俗称天子门生。其制度是：在保和殿集合考中的进士进行复试，以古今时务作为策问题目，让他们回答，由王公大臣监场。进士都穿着衣冠、背着书箱进入，拿出矮桌（当时北京琉璃厂的文具店有备，可以折叠存放），铺在地上，坐在地上书写（矮桌的制度沿袭自宋代，宋代则由官府准备），整天结束。文章开头写“臣对臣闻”，结尾写“臣谨对”，中间则引用策问题目逐条回答。回答有虚有实，实答非饱学之士不能做到，虚答可以抄袭成文，即使牛头不对马嘴，也无妨。清末往往如此，大概只取字体端正，言辞没有忌讳，有没有内容，都不过问，只有德宗曾亲自阅卷。甲午年，兵败于日本，乙未年殿试，第一甲的试卷已定（旧例：阅卷大臣按其爵位官阶及受命名单的先后次序，依次各取一甲三人及二甲前列七人，共十卷进呈御览，皇帝通常依其所定，不更改）。这一科，德宗因骆成骧试卷中有“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的话，密密圈出，从第七名提拔为第一名。

旧例：殿试卷书写没有限制，只遇到“天”及“帝、后、祖宗”等字，须提行，且必须高出一二字书写（俗称抬头，如“天”字须比“皇上”高一格，“祖宗”亦然）。到了清末，因慈禧垂帘听政，则“太后”高于“帝”，“祖宗”又高于“太后”，“天”又高于“祖宗”，于是同时出现这些字，竟至四抬。此前遇到抬头处，前行可以空脚，即词句不必写到底，到了这时，则须行行写到底。于是必须临时硬增强凑以凑足字数。这又是科场的末流弊病，而朝政趋向也已明了，其灭亡也是应当的。

乡试、会试自监临以下，有监试、提调等名，由现任或候补的道府以下官员充任，其资格以科举出身者为上。自总裁、主考以下有襄试，由现任或候补的遭、府、县正途出身者充任，通称“房官”，会试称“同考官”，都是先为总裁、主考任初步阅卷的人。考生如出自某房，即称门生，所以任襄试多次，其门生也多。身受奉养，恩泽及于子孙，也是当时宦途中调剂生活的一种途径。

学政校试士子，省会之外，在各府召集其属下的士子考试，大概学童（法称童生）必须从县试及格，而后才能参加府试，府试考中而后才能参加院试（学政体制如巡抚，其署称部院，俗称学院）。所以没有试院，省城就在其署作为考棚，放置长板桌，长板凳，东西前后排列，如同佛寺饭僧一样。考生天未亮进入，傍晚出来。考试有初覆、提覆。提覆施之于拔萃及有疑者，学政考试不加弥封，学政巡视诸生认为异常的，可召而询问，使其上堂，特置座位而试，谓之“提堂”。提堂才必置第一，否则也在前列。绅士子弟号称官生，也可提堂，但不一定录取，只是多得被录取的机会罢了。

清朝制度：考试有文武两种，学政兼试武童，至武乡试则由巡抚主持，武试只重刀、枪、剑、戟、弓、矢、程石，虽也有文字之试（试武经），不过应故事而已。

文武生受学政考试完毕，则发回原籍府县学为学生，统称为府学生员，县学生员，所谓入庠也。生员中，初入为生员，其后学政复有例试，学优者进为贡生，与廪饩者为廪生，廪生得为童生就试之保证人，俗称廪保，保其身家清白并无假冒（尤重冒籍），其被保者既须纳资于廪生，又称弟子焉。资数，非士族而崛起者，求保不易得，可由学官（清朝制度：府学教授一员，县学训导、教谕各一员，俗称学老师）指定廪生为之保，则如余幼时所知仅银两圆为高额矣。不然，则称家之有无。故廪生得保一殷富子弟，胜坐十年冷板凳也。贡生而得饩者为廪贡生。又有优拔之试，隽者称优贡生，拔贡生，拔重于优，可径赴朝考，授知县、学官等职。此古拔萃、优异等特科之遗制，文士之又一出路也。

武生率为农工子弟，无力攻读，乃以力自奋，学艺既成，遂得请试。以其家贫，故率衣冠故敝，不成威仪。前代又重文轻武，武生亦不敢与文者比伍，虽同年为一学弟子，不相通谒也。余尝至学院，观文武生员行初谒礼，文者蔑

译看待武生员，好像怕被他们玷污似的。生员入学时有规定的制服，其帽子与朝帽相同，但在上面插着两朵金花，在帽子上端相交，帽顶用白色金属制成雀鸟的形状，这与入流品（有官阶）的人不同。清朝的制度：官员等级按品级划分，从一品到九品，各有正、从之分。一品官帽顶用红宝石制成，二品用珊瑚石制成，三品用明蓝石制成，四品用青金石制成（俗称乌蓝，意指不透明），五品用水晶石制成，六品用砗磲石制成（洁白色），七品以下用铜制成（俗称金顶）。生员起初使用雀顶，大概是表示刚刚脱去平民布衣，尚未进入流品。一旦脱去平民布衣，就与七品以下官员相同，都戴金顶，穿常礼服了。所穿的鞋也是方头靴，这是朝靴（这种款式现在仍可在戏曲中看到，确实是自古沿袭下来的制度）。只是衣服称为“衿衫”的，与明代士人的服装没有区别，用蓝色绸缎制成，而从衣襟向下以及前后开衩、前后边缘都加上五寸宽的绸缎镶边；颜色或是深蓝，或是纟原（杭州俗称天青，实际上是《考工记》中“六入谓之玄”的玄色），或者用韦陀金，那么不是富有的人就办不到了。衣服上加上硬领、披肩，也与朝服相同，大抵富贵人家得到捷报就制作它，已婚者则由女方家庭制作来赠送，而贫穷的士人大多向别人借用。武生员竟然有不能备齐衣冠的，有的只穿便服而戴礼冠。相比之下显得不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译◎周之德

周之德，不知是哪里人，清末时，在浙江衢州府担任都阃（武官），身高六尺，仪容相貌魁梧，像古代传记中的人物，性格严正，不向权势屈服。清朝制度规定：各省文武官吏中，知县以上级别外出时有仪仗随从，从总督、巡抚往下逐渐减少。总督、巡抚由小红亭在前引导（俗称头亭，我以前曾考证记录过，现在记不起来了），后面依次有红伞、绿扇（伞用来遮雨，扇用来遮日），敲锣的人有四组，用来告知路人。再后面是四个“甲”字形的木牌，白底上绘有黄黑色的虎头，虎头下面写着“肃静”的有两个，“回避”的有两个，用来禁止人们冲撞道路。再后面是官衔牌，根据官衔的多寡来衡量，每一个官衔对应两块牌子，都由衙役分左右肩扛着行走，让道路两旁左右的人都能看见。大致上，总督、巡抚除了本职的总督某某地方军务、节制水陆各镇、巡抚某某地方之外，按规定还有兼任的官职，因为负责弹劾所以兼任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因为治理军务或兼任治理军务（总督本是军职，巡抚则本不是军职），就有兵部尚书或兵部右侍郎节制水陆各镇；如果兼管盐政、漕政，也一定在本职之前标明。其他如果获得宫衔及赐爵的（宫衔如太保、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爵位如王、公、侯、伯、子、男）也都一一列出。所以至少官衔牌有四五对。再后面是戴着红黑帽子的皂役各四人（俗称红黑帽子，即古代的隶卒），呼喝声不断，意义如同警戒清道一样。再后面，骑马引导的有一人（俗称顶马，通常是五六品武官）提着香炉，跟在他后面的有四人，本官乘坐绿围红障泥的轿子，四人前后抬着，四人左右扶着（俗称八轿），又在引炉之后，有戈什哈（巡捕）二人在左右跟随，以及两匹跟马殿后。此外，这是省级大员的常规仪仗（举行大礼时仪制更加完备）。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督抚以下削减仪仗随从，只有前后有骑马引导跟随，而以少数卫兵警戒保护，但并没有改变制度，所以督抚不能正式命令其下属必须遵守服从。周之德在新年元旦仍然带着仪仗随从呵斥开道出入，有人劝告他，周之德说：“我敲的是皇上家的锣。”长官对他无可奈何。分巡金衢严兵备道鲍祖龄，是中兴名将鲍超的儿子，习惯于狎邪游乐，常常宿在西安（衢州府首县，后来为避免与陕西同名，改为衢县）城外的妓船中。士绅以下的人羡慕他的作风，无所顾忌，周之德反对这种行为。一天，看见他的随从，喝问说：“谁在这里？”回答说：“是道台。”周之德大怒，说：“道台会来这里吗？狗奴才故意侮辱你的主人，而且吓唬我。”鞭打随从至流血，说：“即使是道台来，我也这样鞭打他。”鲍祖龄因此换船逃回，从此不敢再狎邪游乐。这一年，京城周边发生义和团之乱，而衢州所属的江山也有事端，西安将要响应。总兵喻俊明年老而贪图安逸，文武官员听到警报都惊慌失措。只有周之德坚决约定前来，担任守备。恰逢他与代理西安县知县吴德潇有矛盾，在百姓中诬蔑德潇说：“知县是康有为的党羽。”生员罗楠，曾经向德潇提出建议，德潇当面扔了他的草稿，漫骂他，罗楠也一起诋毁德潇。一天，德潇在城隍庙会见士绅，周之德、罗楠突然率领百姓、士兵数百人前往劫持德潇，德潇向鲍祖龄求救，鲍祖龄不能救援，于是德潇逃到外国教堂中躲避，众人毁坏教堂，捆绑德潇的手脚，用木棍贯穿扛着，罗楠率领众人用刀砍他的身体，没有完好的皮肤，刺穿心脏而死，并伤害了教士。事态平息后，外国使臣颇加要挟，周之德于是获罪。当周之德在杭州接受审讯时，我见到了他。等到我到了西安，听西安人说：“周之德被处决那天，西安人去杭州观看的都流泪感到不平，现在仍然称呼周爷爷。”这次事件中，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俗称解元）我的朋友郑渭川先生永禧也被牵连入狱，幸好获释，先生年轻时编撰《烂柯山志》，晚年撰写《衢州府志》而失明，不知道是否已经杀青（完成）了。

◎李钟岳

李钟岳字崧生，山东安丘县人，清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浙江即用知县，代理衙州府江山县知县，补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崧生性格温厚，他到江山任职时，前任官员龚廷玉善于谄媚外国传教士，已经离任，对崧生说：“这里的百姓尚好，教士横行放肆，不可放纵百姓。”崧生认为是前任长官的好话，刚处理政务，就为教民诉讼平民，教士为此游说，崧生不听，竟然鞭打教民而判平民有理，于是教士教民错愕出乎意料，渐渐收敛行迹了。我起初不认识崧生，光绪三十二年，江山人毛云鹏聘请我教授江山县中学堂，江山地方原本是浙闽要冲，自从海路开通，开始废弃成为僻壤，士人少学而百姓好诉讼，号称难以治理。崧生致力于与百姓清静安宁，废除涵养书院，以其旧址建立江山中学堂。然而崧生出身科举，不熟悉近代更新学校的事，于是全部由筹划

译此事交由云鹏负责。云鹏为此谋划，打算用书院的膏火资金作为经费，如果不够，就稍微增加一点契税，并且自己请求拿出家产来启动这项事业。崧生认为增加契税不符合惯例，但如果不这样做，事情就办不成，于是慷慨地说：“我愧居此官位，凡是对百姓有益的事，我都应当承担责任，即使触犯禁令也要去做。”最终采纳了他的计策，并捐出五百两银子作为倡导，随即让云鹏监督此事。县里有个人嫉妒云鹏夺取了书院的膏火资金，因为云鹏曾经购买到清帝和慈禧太后的照片，并取《西厢记》中“我见了也销魂”一句题在慈禧像旁边，于是骗得照片后，以谋反大逆的罪名向官府控告云鹏。崧生想设法两全，平息诉讼，但告状的人认为崧生畏惧事端，决心一定要置云鹏于死地并抄没他的家产。当时衢州府的知事是满族人，告状的人便扬言，县官不处理此案，就要向府、道两级官府首告。并让他的同党趁夜到府衙，打算以此要挟崧生。云鹏的父亲年老，害怕招致祸患，暗中贿赂告状的人，告状的人更加抬高身价，索要巨额贿赂。云鹏派往府衙打探消息的余绍宋（当时也是江山县中学堂的教员），急忙写信告知，说告状的人勾结了对云鹏有怨恨的乡绅，共同向知府禀报，将要罗织罪名兴起大狱（这实际上是告状者的计谋，但尚未付诸行动），于是云鹏的父母急忙催促云鹏到上海躲避。当时我在云鹏家，看到一盏孤灯昏暗，行色仓皇，便去见崧生，对他说：“近来人们都说知府有意陷害毛君，如果真兴起了大狱，对您也没有好处。”崧生说：“知府为人，我也熟悉，如果发来公文，我会据理申报，不让毛君被诬陷。”我说：“您固然是一位长者，但奈何小人在中间挑拨离间，您恐怕会获罪。”崧生于是私下对我说：“我正准备去府城为道台祝寿（当时分巡金衢严兵备道驻在衢州府城）。道台是我的同乡，我又和他的公子交好，一定会为毛君援手，希望您告诉毛君暂时躲避一下。”过了几天，崧生来告诉我，对我说：“近来，官员们喜欢用革命来诬陷别人，导致无辜者被杀，如今康有为、梁启超都已远逃，哪里还有什么革命者呢？”由此可知崧生是一位长者。不久，云鹏家果然用重金贿赂以平息事端，而我也辞职回家。第二年，崧生调任山阴县，而我到了广州。安徽候补道徐锡麟，是山阴人，凭借他的亲戚、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的推荐，得到巡抚恩铭的信任，而徐锡麟借巡警学堂开学行礼的机会，刺杀恩铭，恩铭身亡。绍兴府知事贵福，是恩铭的姻亲，想为他报仇，逮捕徐锡麟的家人加以治罪。徐锡麟原本是光复会的领袖，其会员秋瑾，是一位女子，也在绍兴急于谋划起事，于是被贵福捕获，按惯例由县里先审讯治罪，崧生怜悯她，多有宽恕和宽容。一天，贵福与会稽县知事以及崧生共同审理此案，崧生预先知道贵福的意图，想要牵连多人，脸色忧郁不乐，不进行审讯。贵福责问他，他就借口头痛不能胜任，贵福说：“如果你本来不想办这个案子，必须让我自己来审。”崧生随即离开，不再参与。贵福因为他不能严厉拷问，向巡抚报告罢免了他的官职。接替崧生的是希巨功，滥用刑罚波及无辜，崧生愤懑不平，对人总是叹息流泪，于是上吊自杀。

译◎童疯子

经过杭州下板儿巷，询问童疯子的情况，当地的老人还能指出他居住的地方，但疯子已经去世很久了。疯子是崇明人，名叫晏，字叔平。他的书画得自南田老人的技法，画菊花尤其擅长。疯子平时善于谈论，激昂慷慨，人们多亲近他。只有在乡试那年，他就大发疯：穿着道人的衣服，戴着道人的头巾，手持铁如意，在大街上缓步而行，有人叫他疯子，他就用如意击打那人，官吏的轿马经过，他也击打，回家后就用如意击打他的妻子。疯子的居室极其精致雅致，擅长书法，名画和古金石罗列其中，他动辄引着如意毁坏它们，或者抓住路人带进屋里，按着他坐下，路人惊恐不安，疯子慢慢地给他看古器，作揖谦让后离开。有一天，疯子在大路中间放置大桌子，铺好座位，坐在上面，下面堆积纸元宝焚烧，火快要烧到衣服了，妻子哭喊跪求他下来，他不理睬，恰逢火势微弱得以不死，疯子对此感到怨恨。我的父亲擅长书法，与疯子交往，认为说疯子疯的人是在胡说。有一天我和吴子绂先生在疯子家喝酒，疯子忽然进来，挟着他的妻子出来，命令她与吴先生交拜，说：“你应当做他的妻子。”我的父亲惊愕地快步回家，说：“叔平真是疯子吗？”我年轻时在亲戚家见过疯子一次，他相貌雄伟，身材高大，胡须漂亮，与人说话，娓娓道来很有雅致，不知道他是疯子。有人说：“他的父亲是官吏，审理案件有冤屈，所以疯子受到鬼神的惩罚。”也有人说：“这是有所寄托。”如今科举废除了，可惜疯子死得太早，不能看到他疯与不疯了。疯子死后，葬在南屏山下，妻子吴氏住在他的墓旁。疯子有个弟弟叫大年，也擅长绘画，并且精通刻石，就是所谓的童心安。吴先生名恩绶，擅长绘画，绘画宗法新罗，得其生动的神韵，但从未卖画为生，晚年到浙江劝业道署担任科员，辛亥年后不通音讯，应当已经去世了。

◎“你也配”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宗室成亲王以书法闻名，士大夫求他的字，他未曾因为自己尊贵而拒绝。有一天，他为某位名士写字，某位都统羡慕，用精美的纸亲自奉上求字，没有被拒绝，某位都统以此为荣。第二天，就派人送还，某位都统更加高兴，认为这么快就还，大概是得到青睐了。展开画卷却什么都没有，卷到最后，才见到如蝇头般小的三个字，是“你也配”，都统兴致全无。因此想起某位书记梁山舟先生在京师做官时，有位笔贴式（书记）满洲人求字，先生还了他的纸，那人颇为怨恨。那人后来官至山东巡抚，而先生已经忘记了那件事。有一天，经过他的辖区，遇到水灾，不能前进。那人留他在园中居住，每天用丰盛的食物款待，桌上笔墨极其精良，架子上堆满的卷起来的东西都是纸，但没有书籍可以打发日子，于是就用写字来自我消遣。那人刚开始来交谈，渐渐因为公务繁忙，推辞不来了。问水势涨落，就回答说没有退去。像这样过了一个月，架上的纸用完了，那人这才再次来见面，拱手说：“幸好水退了，可以荣行离开了。”随即叫人备酒饯行。随即环顾架上的卷轴，逐一展开，随展开随掩上，看着随从作怒容说：“谁污染了这些！”先生自己承认说：“是我写的。”那人说：“这是我收起来的，将用来求某位贵人写字的，现在全被您污染了，耽误了我的事。”先生沮丧，当天买船离去。但那人大喜，全部装裱悬挂起来。原来是用涨水欺骗先生，骗取他的字。

许缄夫知道我靠卖字补贴生活，于是对我说：“现在的书画家都增加润笔费了。”于是说起孙勤侪收入不错。勤侪是我伯母的侄子，清末官居翰林编修，建国后曾任诸暨县知事。抗战时，避难到上海，也靠卖字帮助生活。我说：“这是因为太史公头衔足够珍贵（清朝时翰林在上海卖字，即使极其不堪入目的，求字的人仍然不少）。我宁愿缺少也不滥写，所以我的润笔费特别比别人高几倍，想要迎合反而拒绝，正是不想让今天高挂炫耀于人，明天深藏以充实口袋。”以前看到杭州王星记扇庄悬挂谭组安延楹所写的楹联很可观，等到组安刚去世就换成了勤侪的字了。组安尚能写字，仍未脱离馆阁体，勤侪的字则是十足的馆阁体，更符合今人的脾胃，难怪他收入丰厚了。我又说：“今天卖字也需要有技巧，比如写成对联装裱后挂在笺扇店中，让人一看就知道姓名，或者自己买回来，以示顾客络绎不绝。”缄夫说：“那么你也可以照办，我来买也可以。”我说：“你倒肯买，我倒不肯拿去挂，只是够难的。”相视一笑。于是又谈到书画家的品格，缄夫说：“吴仓硕以知县候补江西，布政使某羡慕他的画，特意在官邸宴请他，材官呈上纸笔，缶老（老缶是仓硕的别号）无法推辞，当场画成，但称谓如同平素交游一样。”我于是举出陈止庵太世丈师，书画都有名声，任湖北知县，总督张之洞嘱咐他画画，师画好进献，但只署名而已，涛丈盛装悬挂，最终以没有上款为憾，但不敢请求。我看到吴纟同斋在杭州宅中厅堂悬挂六尺大屏，上面称纟同斋大人，下面写属吏某，大概是纲斋督学江西时所得，这在古代大概

译很少听说。我担任浙江民政厅长时，有个姓石的裁缝，因为他儿子学习速成法政，请求我引荐，于是任命他为警佐，便把富世英刻制的折扇作为礼物送给我。富世英因罪入狱，在狱中练习这门技艺，懂行的人赞许他，但我没有接受，因为处于嫌疑的境地。后来袁巽初的弟弟请求题字，也把这把扇子送给我，我就无法推辞，但我并不使用，因为这把扇子上刻着“厅长”来称呼我。那时我正做官，而且古人也多用官职名称来称呼对方，实际上没有什么嫌疑，但我任职不久，而在民主政体下，离职后也就是平民百姓了。所以始终把它搁置一旁。

译宋恕先生，浙江平阳人。他母亲将要分娩时，梦见一个怪物走来，一群燕子跟在后面追逐，母亲醒来后生下他，于是根据这个征兆给他取字为燕生。先生家原本富裕，但他年少时在山上读书，每天只用一小撮盐配着糙米饭吃。家里派人送饭来，先生特意为他们准备蔬菜，花费几十文钱，而自己依旧吃原来的饭。先生虽然籍贯是平阳，但住在瑞安，瑞安自宋代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所以太仆孙衣言和他的弟弟前侍郎孙锵在辞官归隐后，又提倡永嘉学派来引导后辈，太仆的儿子孙诒让又以经学大师著称，孙氏是瑞安的杰出人物。侍郎有个心爱的女儿想许配给先生，私下对先生母亲说起这事，先生从屏风后听到，大声说：“齐国的公主太尊贵，不是我匹配的对象。”侍郎更加认为他奇特，就把女儿嫁给了先生。先生既拜孙氏兄弟为师，又在德清俞樾先生门下受业。俞先生学问为海内所尊崇敬仰，登记为弟子的，远至日本，就是所谓的曲园先生。先生学问也无所不通，二十多岁时，著书名为《六斋卑议》，六斋是先生给自己读书室起的名字。俞先生读了《卑议》称赞说：“燕生所作的《卑议》确实是《潜夫论》、《昌言》一类的作品。”人们认为他不偏袒自己的弟子。先生壮年时游历南北，广泛结交贤士大夫，拜见归安翁的门人直隶总督李鸿章，并呈上《卑议》，李鸿章说：“燕生认为这是《卑议》，我认为陈说太高了。”先生与李鸿章谈话，李鸿章总是说：“希望燕生说得低一些。”又曾对人称赞说：“宋燕生是奇才。”然而先生最终不因为学问而迎合时俗，以诸生身份在南北学校主讲，当时借故书来激发学者平等自由的思想，又诱导他们阅读教科书，所以学生多趋向革命。前参谋本部局长吏久光，辛亥年时首先谋划在江宁反正，至今称颂先生不止，前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许寿裳也深受先生教诲。清末，开设经济特科，礼部侍郎朱祖谋（即词学泰斗号上强村的人）推荐先生，先生不去。他的朋友合肥张品珩总办山东学务，聘请先生前往，先生到了济南而吕珩奉调去上海。杨士骧巡抚山东，留任先生为学务顾问，称先生从未敢称他为字。杨士骧升任直隶总督，再次聘请先生前往，先生不应。继杨士骧之后的是袁树勋，上任后，就测试学务官员，决定去留。先生生平不树立清高姿态，也参加了测试，文章朴实典雅，像东汉人写的，又多四字句，竟然被批注说：“文理不通。”落选，人们说先生是借此求罢免，于是回家。死在家中，年仅五十。先生晚年改名衡，字平子，有人说他仰慕张平子的为人，其实不是。先生游历半个中国，又曾到日本，所到之处从达官贵人到下至仆役，都与他熟悉，询问民间疾苦，确实知道天下事务败坏，由于不平等，所以把这个宗旨体现在名字上。章太炎说：“燕生的学问品行在古代可以比肩宋轻。”梁任公赠先生诗说：“梨洲以后一天民。”都了解先生。先生擅长写诗，当时推崇为巨擘。他的诗常常把新名词融入其中，晚年写文章，更加追求明白通达，几乎像白话体了。

许缄夫来，谈到他的族伯祖周宗彦（鉴止水斋主人，他的宅第在杭州马市街，现在被我表姊夫高鱼占所得，建筑精致典雅。北室外有两棵梧桐，高十余丈，粗大可抱，南室外有双藟，都是旧物。鉴止水斋旧匾额则是瑞安林同庄从旧货铺得到，挂在花市路的温州会馆里。这是杭州的掌故），娶了梁氏，是我们杭州梁山舟先生的堂妹。先生曾帮助许氏办丧事，赠送赙赠的谢帖都是他亲手写的。先生曾应巡抚的宴请，恰逢下雨，穿着钉鞋撑着雨伞前往，到了巡抚署，才从袖中取出岸鞋换上，把雨具交给巡捕官。等到回来，巡抚送别绅士，曾等他登轿，一揖而退。先生因为没有轿子，巡抚看巡捕，喊梁大人的轿子，先生摇手说：“没有，没有，只有钉鞋雨伞罢了。”我查考：先生族子所作的《两般秋雨盒随笔》说先生自号青躬道人，人们问其含义，就说：“无米无穴，精穷而已。”先生与我外家邹氏有姻亲关系，他的父兄都官至尚侍，先生也做到侍从，而达到这种地步，他的节操值得学习。现在只以书法闻名，然而先生书法确实是馆阁体中的美者，近代沈蒙叟相比，家常便饭是也。缄夫又说先生家住在杭州众安桥，他的邻居鄙人酗酒，遇到先生，打先生脸颊，先生不计较。不久那人沦为盗贼，并被判刑。先生听说后叹息，说：“我害了他，如果他打我脸颊，我就告官，最多打屁股二百下，不至于这样。”据我所闻，杭州驻防军属欺压汉人很厉害，每次出来嬉闹妇女，妇女经过他们地方的，即使是贵家的室女乘轿前往，也掀帘弄她的脚，说“看小脚”。先生一天拜访将军，故意

译陈侨为了装出妇人的脚，将鞋尖露在轿子外面，驻防的军官果然前来戏弄，先生于是告诉将军，用杖责惩罚了他并严加禁止。先生的家道已经衰微，他的墓地在西湖北岸的山脚下，十多年前，他墓道上的土地也已经换成了别人的了。

译◎向公卿赠送礼物

《左传·隐公七年传》记载：“起初，戎人朝见周天子，向公卿赠送礼物。”杜预注释说：“朝见时向公卿赠送礼物，就像现在的年终计献，前往公府卿寺一样。”孔颖达疏解道：“晋朝时，各州年终派遣会稽的官吏，向天子进献物品，因而让他们带着物品前往公府卿寺。”按：汉朝的上计制度，类似于清朝户部的核销，晋朝沿袭了汉朝的制度。然而当时上计的人，或许也兼带着士人的物品进献给朝廷吗？所以杜预这样说。只是戎人前来实际上并非上计，他们向公卿赠送礼物大概是互相贿赂罢了。从前段祺瑞执政时，我代理教育总长。后藏班禅喇嘛额尔赫尼来到北京，还遵循藩属的旧例，向国务员都派遣其属吏赠送藏地特产，如哈达以及狐皮、麝香等物，这正是向公卿赠送礼物。

◎高吹万扶乩

从海格路一七七号寄给我一本册子，打开看是《吹万楼日记节抄》，上面有高吹万特赠的印章。高吹万是金山高燮的自号，我与高吹万同属南社成员，也都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文字，但未曾会面，也未通信，这本册子不知是高吹万自己赠送的，还是别人转赠的，无法回复致谢。册子所记载的，都是高吹万在女儿明芬去世后，通过扶乩与女儿朝芬问答唱和，还有亲友中去世之人的话语。高吹万以此自我安慰未尝不可，但册中竟然满纸鬼话，好像宇宙间真有这些事物和经典记载一样，把它刊登在报端，以此赠送给朋友，既宣扬了迷信言论，也招致了不智的讥讽。我平生不相信有鬼神，世界只有电力的作用，即使人的心理，也是受其激荡而形成的。然而应当遵循物理来解释，不能像世间所说的那样鬼神之说虚妄。看这本册子所记载的，大部分都可以用心理作用来解释，但心理也属于物质的作用。比如所举的“刘三降乩”一节，刘三降乩是在其夫人与高吹万谈话之后，那么刘三家的家事隐约就在高吹万的脑海中了。刘三怜惜他的养子凤儿，实际上就是高吹万潜意识中不认为刘三收养子是对的，同时又怜惜他的养子幼年孤苦，日后家庭或许不顺，那么这个孩子实在可怜，于是幻化出这件事。其他都可以由此类推，只是潜意识的变幻，现在的心理学家尚未能彻底阐明其极致。而高吹万所记载的许多似乎毫无缘由的事情，别人不能为高吹万证明其缘由，而高吹万也未曾用心理学自我探寻其缘由，那么如果真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看他每次记载乩笔忽然停止的时候，在高吹万心里以为女儿回忆离去，不知道扶乩者的心理中或许呈现懈怠状态，于是才有这种变动罢了。我从前曾经用碟乩，竟然没有一次成功，说的人必定认为我不虔诚，如果有鬼神，即使我不虔诚，也应当有告知，因为虔诚而告知，更加证明是心理的反应了。所以相信有极其虚幻的事实，都是物理的而非玄学的。

◎王湘绮不懂书法

王湘绮（王运）评论近代名人的书法，说：“我步入社会后见到三位先生，陈子鹤的行草无与伦比，莫子思的篆书隶书达到圣境，何媛叟早年学习钱氏（钱南园沣），晚年专攻汉碑。至于他的意趣，纯粹是《黑女》，那么也还是沿用包氏的说法，打通碑帖的界限。关键是他临池勤奋，每日功课有定额，最为用力。他生平自命不凡，面对古人无愧色；然而墨迹照耀，刻成石碑就减色，反而不如陈、莫的小大可镌刻，这是因为纯粹使用笔锋，韵味情趣在墨中的缘故。”又说：“曾经认为王羲之不如北海（郑虔），陈子鹤胜过董其昌（香光）。”按：董其昌的书法无论正楷行书大小，总是裹足不前像乡下大姐。

我曾经说从赵孟頫开始为俗书开山，董其昌实际上传承衣钵，后世科举考场当行，不足以进入书林。他的书法胜过他不难，然而陈子鹤的书法还不能胜过王梦楼，怎么能胜过董其昌呢（陈子鹤即陈孚恩，字子鹤，清同治初年，肃顺、端华当政，陈子鹤也依附他们掌权）？如果说“王羲之不如北海”，可以说是妄语到了极点，由此可知他根本不懂书法，然而这位老先生本来就说“不懂运笔”。北海的书法出自王羲之（唐代书画都是如此），随处可见可以证明。而粗犷严厉之气充满在字里行间，大概就像近代绘画中的海派一样，哪里能比得上王右军，何况说王羲之不如他呢？至于说何媛叟的书法“墨迹照耀，刻成石碑就减色，这是因为纯粹使用笔锋，韵味情趣在墨中的缘故”，这也是外行的话，何媛叟的书法虽然不能比得上龙跳虎卧，但自然不是流俗的笔法可比，刻工不好，就失去了真意。我既然掌握了笔法，作书刻入石碑，匠人束手无策，如许叔玑墓碑，几乎已经不能辨认了。曾经书写聚骨扇股，高心尔刻刀也认为困难，这哪里关系到作者的功力？莫子思的书法笔墨尽在纸上，所以摹刻自然容易。王湘绮一生以抄书为每日功课，数十年不停止，所以他年老时还能写蝇头小楷，然而本来就不懂书法。

◎胡林翼左宗棠

胡林翼巡抚湖北，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军队兴起，胡林翼居上游扼守，急切地想得到人才来辅助自己。他驾驭人很有方法，幕府中的某位客人，是胡林翼的左右手，一天，请假想要回家，胡林翼不允许，某人流泪，于是

译左宗棠说：“实在是因为母亲生病，所以必须回家侍奉。”胡林翼立刻呼唤侍从传话，为某位师爷准备船只，并且嘱咐主管财务的人赠送丰厚的路费。当时风势很大，胡林翼对那人说：“正是顺风，不要停留了。”因此赢得了士人的心。左宗棠在胡林翼幕府任职时，负责起草章奏，直接通过驿站发出，不再咨询请示。有一天，胡林翼听到炮声，环顾左右问道：“什么事？”左右回答说：“是左师爷拜发奏折。”左宗棠以举人身份起步，他的出仕，实际上是曾国藩扶持提携的。然而他不依附曾国藩，于是导致二人关系出现裂痕。左宗棠升任中枢高位时，相传有一个故事。清朝制度：被召见时，要摘下帽子叩头，奏对完毕，再叩头，戴上帽子然后起身。左宗棠自从在幕府任职到进入内阁，向来没有修习觐见礼仪，不熟悉旧例，他被皇帝谕令退下时，总是模仿剧中人喊“领旨”，叩头后起身，竟然忘了戴上帽子，这确实是失礼了。当时左宗棠功劳卓著，随命的太监拿着帽子递给他，左宗棠正惶恐窘迫，得到帽子才安心，太监也不敢有所索取，大概如果不是左宗棠，必定要拿出巨额贿赂了。左宗棠晚年眼睛有病，会见僚属时常常闭着眼睛说话。他总督陕甘时，有一位知县是淮人，拜见时，左宗棠听他说话，突然问某人是怎样的人？知县回答说那是他的叔父，左宗棠忽然睁开眼睛说：“好官啊！”知县非常惊恐，回去后病了几个月。

译◎少年行动

忽然在枕上想起一件事，那是清光绪三十一年秋天，浙江高等学堂刚刚建立，陆勉斋先生懋勋担任监督。开学那天，巡抚聂缉椝、布政使翁曾淮等人都来了。陆先生事先告诫教职员都要穿戴礼服（清朝的礼服），我和汤尔和临时向人借来穿，衣服不合身，就像戏台上所谓的跑龙套的人。到了时间，大家聚集在礼堂，拜谒先师孔子，都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礼毕则行官师弟子相见礼，陆先生也事先约定弟子要叩头，官员和师长则回以作揖。我和汤尔和以及两三个审慎的人，都不遵守约定，都以叩头来回应。众人见我们这样，便互相看着也都这样做，陆先生以及巡抚以下的人也不得不这样做。礼节完成后，陆先生确实感到非常愤怒。这件事无关大体。只是我们年轻人不喜欢受束缚，尤其轻视大官，具有必定要折断其傲气的气概，然而汤尔和最终竟无法自立，令人感慨。

清朝时采用胡人的习俗，相见时行奇拜，屈一膝为礼，称为打跬，僚属以衙参拜见长官，长官受拜不回答，若是平时则回拜，然而僚属必定再次拜谢，其快捷必定使长官没有再次回拜的时间，所以只见左右膝一时齐屈，而实际上有先后，一次是致敬，一次是答谢。不相隶属的人，如各省的盐务官员，只有巡抚兼管盐政及盐运使是直属长官，其他就不是直属，相见以客礼相待；然而低阶官员也往往越礼，是为了日后或许转为直属长官。

清朝官场以敬茶作为送客的表示，这个习俗沿袭自宋代，大概是僚属说事情已经办完，担心长官有指示，不敢立刻退下，而长官不再说话，就举茶示意客人可以退下了。举茶之后，侍者就在室外高呼送客，客人也不能不退，这个方法起初大概是拒绝闲谈妨碍公务的方法。

◎习跪

帝制时代君臣之间犹如主奴，然而宋朝以前依据《周礼》“坐而论道”的训诫，宰相还能与皇帝坐着讨论朝政。到了宋太祖因为王质是柴氏旧臣，想要压制他，暗中命令太监撤去他的席位，于是成为惯例，即使是宰相也不能坐了。文彦博年过八十还侍立，反而被人称赞，可以说是甘居下流的人了。清朝制度：大臣面见皇帝，都要跪着，不叫起不敢起来。我的家乡王文韶已经位极人臣且年过七十了，每天还在家里练习跪拜，他的方法是在膝盖上绑厚棉，使能忍受久跪罢了。

◎红学

杭州学官巷有一大户人家，是吴氏，清朝初年治小学兼明唯识的西林先生吴颖芳就是这一族。雍、乾年间有以骈体文闻名的谷人先生吴锡祺，道、咸年间有以诗闻名的□□先生吴振〇或。吴锡祺官至监祭酒，吴振〇或则做到四川总督，姻亲子修先生吴庆坻，及其子吴士鉴又都是翰林，纲斋（士鉴的字）且以榜眼及第。父亲都曾担任试差（主考，提督学政），所以吴氏是杭州的望族。按惯例，一甲即授职编修，第二年差试。纲斋因为生病，到光绪十九年才提学江西。纲斋继承家学，著书很多，他的《晋史注》，刘翰怡为他刊行，因此并署上翰怡的名字。陈叔通师丈说：“纲斋是顺德李若农侍郎李文田的得意弟子，他得一甲，实际上是侍郎泄露题目给他的。侍郎精通西北地理，纲斋因此预先准备对策而考中。”子修丈是谦谦君子，博学多闻，虽然身居士大夫阶层，不参与官事。然而年少时沉迷《红楼梦》，以至于废寝忘食，上厕所还拿着书，因此患上了遗精病，瘦得只剩骨头。他的姑母告诫他，才开始治学。子修丈对《红楼梦》不仅列举事情如数家珍，而且能一字不漏，可以说精通红学。

◎钱塘汪氏《西征随笔》独翁

钱塘望族，除了学官巷的吴氏外，应当推汪氏。我的嫡外祖母竹斐夫人〇就出自这一族。我读外祖父邹蓉阁先生的《记事诗注》，知道他们世代簪缨，已冠郡望，而姻联也多玉堂人物，最值得称道的自虚白老人以下，姑妇、妯娌、姊妹无非女学士。竹斐夫人有遗墨，著录于《杭州府志·艺文志》，然而我没见过全貌，只读过一首词。汪氏后世突然衰微，我祖父的金兰好友子绶先生官至江西知县，他的儿子□□丈我还见过。他的女儿一个嫁给了沈蔼如姻丈，一个嫁给了溧阳狄平子先生。孙怡广则以创速记学，与我同教于北京大学。竹斐夫人的先祖名宪的，曾刊行《说文解字系传》于世，清代《说文》之学极盛，而《系传》初刊实始于汪氏。又有星堂先生，曾跟随年羹尧到西陲，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年羹尧因此致死而先生也遭祸。《西征随笔》不完本现在故宫博物院，其中有《记红娘子》一文很好。现在称钱塘汪氏的，都指目振绮堂。往年，我请伯棠丈吴大燮题蓉阁先生友声册子，伯棠丈说与竹斐夫人异族。然而振绮堂以进书得称，小米始传著述，伯棠丈乃

译（他）官至卿贰之位。振绮堂家族中有一位名叫曾唯的汪用先生，是我的祖父执之，我年少时曾拜见过他。清朝末年谋划修建铁路，计划让铁路绕过城西而行，需要迁移坟墓作为路基。杭州人的祖先大多安葬在城西南，先生倡议说：“有主张这样做的人，一定抬着棺材到他家里去。”于是没有人敢提出反对，后来铁路最终从城东经过。先生有独特的个性，人们称他为“汪独头”，先生因此自号“独翁”，章太炎曾经提及过他。

译谭廷献、戴望、潘鸿

杭州在太平天国军队撤退之后，人文风气的恢复，实际上要归功于杭州府潘凤洲先生鸿的辞令慰藉，如同农时的及时雨一般。当时的名士如谭复堂太世丈廷献、陈兰洲太世丈师豪，都是他的门生。这两位长辈与德清人戴望（字阳湖庄〇）或为朋友，都喜好今文经学的言论。戴望字子高，著述丰富，其中《管子注》尤其为人称道。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将书局交给他管理，曾国藩被召回京城时，问僚属：“各位有什么可以赠送给我作为临别礼物的吗？”众人没有说话，子高年纪最轻，回答说：“您功成名就，‘急流勇退’的时候到了。”众人都感到惊讶，曾国藩却认为他说得好。子高幼年丧父且身体虚弱，早逝。复丈以拣选知县的身份（举人按规定可以担任知县，所以得以署理官衔称为“拣选知县”）被派往安徽，担任某县知县，年老后告老还乡。我以世交后辈的礼节拜见了他一次，当时他住在兴忠巷黄氏的旧宅（黄□□先生琳，曾任翰林，早逝；是我母亲的义父。汪独翁也曾租住此处）。他的儿子子刘，我曾在北京见过，复丈有《春秋繁露》的纂订本，我最初得到的是兰丈师豪抄录的副本，共十六篇，于是告诉子刘应当谋求刊行。子刘随即拿出复丈门生胡某刊印的版本相赠，这与兰丈抄录的副本不同，大概是定本。如今这本书不多见，而我收藏的那本已让给了北平辅仁大学，应该还保存着。复丈精通诗词，经史学业也很专精，尤其喜爱《史通》和《文史通义》。教导子弟求学，率先以这两部书作为入门的途径，然而他的儿子们未能继承。子刘小时候非常顽劣，复丈曾寓居西湖（杭州）边，因为他不听从教导，竟然抓着他把他种在水里。凤洲先生也与子高是朋友，擅长写词，以举人出身，官至内阁侍读。光绪末年，出任日本留学生监督，卸任归来，担任杭州府中学堂监督。先生瞎了一只眼睛，用假眼装饰。杭州的前辈们衣服都是宽襟大袖，先生开始穿窄襟窄袖，穿着少年的装束。他与许抑斋增善交好，共同嗜好赌博，因此损害了士人的声誉。

幸草道人

幸草道人，是我老师杨雪渔太世丈文莹的自号。老师是钱塘人，以翰林身份出任贵州学政，任期届满，便请求告老，竟然不再出仕。清朝制度：学政是“钦差”，一任三年，所到之处有供役，不亲自处理民事，但有“陋规”可以收受；所以即使不通贿赂，也足以衣食终身了。贵州本是贫瘠之地，地方多种植罂粟，老师请求禁止种植，并且革除了若干陋规。然而老师竟然染上了吸食鸦片膏的习气，终身不能戒除，人们说老师正值壮年就突然请求告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总理杭州养正书塾时，对我们说：“我官至侍从，又积攒了二万元银子，有两个妾，我知足了。”那么他任学政所得也不菲，作为基金，于是得以资生无忧。某年，我从广州回来，因为老师有块地在余下羊市街旧宅的左边，有人想侵占它，于是修起居注并陈述此事。老师因此对我说：“我已经不记得有这块地了，然而我还记得洪杨时期（太平天国），兵乱到来时，我躲进你家后屋，屋里有很多尸体，都是自尽的人，我躺在他们中间，假装死人。不久兵乱离去，有个妇人叫我起来，让我快走，我略微记得她的面容，还不敢立刻起来，等到起来四处张望，没有妇人了。躺在我旁边的一个妇人尸体，似乎就是我所见到的，吓得逃跑，于是得以幸免。”于是指着神龛说：“这里所祭祀的，就是那个人。我感激她，所以祭祀她。”按：老师自然没有说错话。但我认为妇人一定是自尽而未死的人，老师当时“大恐漫漫”不能辨别罢了，妇人或许已经死了，或许没死而害怕兵乱再次到来不敢立刻逃跑，于是又躺下像尸体一样，本来没有鬼。

徐鸿宝说

徐森玉鸿宝，是我们浙江吴兴人，博览多识，尤其擅长目录版本之学，几乎是国内的魁首。走遍全国，很少有不到的地方。曾经游历贵州，探访红崖石刻。往年告诉我，世传石刻拓本都不是真迹，因为石刻在高山上，不攀爬攀登就无法阅读。拓印也不容易，必须搭建架子，才能铺毡墨；以往显贵购买求取，有司便在石刻上堆积石灰，铺纸敲打，再刻在版上，所以今传的拓本都不同。我按：过去邹叔绩开始为这石刻解释，便附会为殷商讨伐鬼方的文字，近来许石楠尤其致力于此，曾为我翻译其词意，然而我反复研究推演，终究不易理解。如果属于殷商讨伐鬼方的石刻，不应与卜辞文字异形，这可以断定它不是中土文字了。大概如果确实是石刻，则是苗文，然而苗族文字，现在也可以考证，可惜我没有从事过。森玉又说：“多次观看苗人祭祖，礼仪极其隆重庄严，只是终究不得其先世由来，苗人多秘密不让外人知道。苗服都是上衣下裳，裳的中间施黻，与我们古制相同。”我怀疑苗族的图腾大概是猫，可惜得不到证据。卜辞有一个字，很像猫蹲伏而从对面正视的形状，但也难以确定。

《落花春雨巢日记》

阳湖赵

译惠甫先生名烈文，是我外祖父邹蓉阁先生的朋友。他的《春雨巢日记》，内容丰富，蔚为大观，可惜我不能全部读到，徐益藩摘录了一卷，宓逸群把它给我看。其中记载曾国藩说：“郭芸仙自视不凡，但奏折中没有清晰切中要害的。”我按：督抚的章奏，大多出自幕僚之手，固然不能立刻认为就是郭芸仙笔下的本来面目。然而芸仙有文名，即使出自幕僚之手，难道不会过目审阅吗？李莼客在《越缦堂日记》中也讥讽芸仙“事理不清”，甚至说湖南人轻率冒失，这就未免以偏概全，近乎诬蔑了。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像易寅村也是芸仙这一类人，那么越缦堂（李慈铭）自然是有所依据才这么说，只是有些偏颇轻率罢了。《日记》又记载涤生（曾国藩）说：“芸仙在广东，名声极差，罗椒孙甚至写信给骆吁门说：故乡的大官都像虎豹，民间有‘人肉吃完，只有虎豹犬羊的〇享；地皮刮尽，只取涧溪沼〇的毛。’”按：这与《春冰室野乘》记载“乌达峰尚书与恽次远学士一同主持浙江乡试，乌的文字疏浅，而学士有烟瘾，有人用两人的姓氏作对联，说：‘乌不如人，胸中只少半点墨；军无斗志，身边常倚一条枪。’”都是善于戏谑而刻薄的话。但后一副对联中的“常”字似乎应该换成“空”字，更加稳妥贴切。

译◎画可复定乎

吴湖帆的弟子们各自展示他们的画作以满足观者的视觉享受，我也前往观看。其中极佳的寥寥无几，但出售的却很多。仔细察看来，这大概是所谓的捧场行为。最奇特的是有几幅画上贴着小小的纸条，写着“某某先生复定”。还有贴了两张纸条的，这表明喜欢的人必须“依样画葫芦”。我认为，艺术无论作者的手法多么高妙，绝不可能两张纸如出一辙，否则必定是影写。如果欣赏者要求复写，那他们显然不是真正的鉴赏家。过去画影堂的人，除了面部以外都是影写，这能与艺术相提并论吗？过去金拱北以画名闻名，尤其擅长摹临，但他的摹临方法是制作一张桌子，用两层玻璃作为桌面，将古画夹在中间，玻璃面下安装电灯，以此达到毫厘毕肖的效果，而拱北对五色又求精选，所以见者以为真。然而拱北自己出手的作品无一可观，大概都是影堂之类的作品。

◎吴待秋画

旧时的书画家常常欺骗不懂的人，随意给予，这是一种恶习。这种习惯在以卖书画为业的人中更为严重，在上海以卖书画为业的人中尤其严重，但这实际上是自取其弊。因为欺骗他人随意行事，久而久之自己的技能就无法进步了。我父亲的朋友吴伯滔先生擅长绘画，最近从徐益藩那里看到他在聚首扇上的画作，似乎像任伯年、胡公寿但更加雅致。他的儿子待秋澄在上海卖画，三十年间积累了巨额财富。小康之家以上，墙上没有待秋的画就觉得不足。因此待秋蜷缩在一个房间里，妻儿满前，寝食都在此挥笔不辍，几乎废掉了交游。然而他的画日益变差。我六十岁生日时，姑母的孙子唐莱安庆安兄弟以两万元请求待秋画《石屋图》为寿（三十三年），待秋本来认识我，不至于故意草率，但这幅画上下有些云水，都被山木填塞了，皴法也无足取。这是因为上海的商业人士实在不懂画，认为满幅都是笔墨痕为贵，习久遂不能自改。然而我曾在西藏路联华银行看到待秋所绘的梅花及蝉柳两幅，颇有父风，这不是没有本领，而是被习惯蒙蔽了。

◎骂人为畜生

《太平御览》四百六十六引《东观汉记》：“刘宽当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詈曰：‘畜生！’宽遣人视奴，疑必自杀。”按：现在绍兴杭县骂人也是这样，苏州、上海则说“众生”，都是最侮辱人的词语。所以刘宽怀疑奴仆必定会自杀，即使是奴仆也不能忍受。然而今天互相辱骂的人，并不认为这是最大的侮辱了。

◎日本之畸人

夏丐尊家墙上挂着日本人天香所画的一幅画，题有东坡“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两句。丐尊讲述此人现已七十多岁，生于日本明治初期，未曾完成中学学业。当时有大商人共同前往北海道进行实业创举，召人协助其事，此人即应募前往，成为厂中的司事，颇能周旋于劳资之间。府知事某奖赏他的为人，书写以勉励他，并赠送前辈所著书籍，其中有提到处世应以谦让为本务的内容，读后深思，若有所得。及循资晋位，竟任经理。然而此人烦恼顿炽，因为资方志在多财，劳方旨在分利，他的志向不欲助资而抑劳，而他的处境须抚资而敝劳，于是无以两全，忧心忡忡。适其家中落，日本旧制，宗子掌其财产权，庶子不得参与。乃其家宗子不谨，将败其产。庶子乃集而议维护之方，此人但说：“我欠人者还人，人欠我者讨而还之，不得亦无法也。”庶子共嗤诟之。此人拂袖而退，歇于街亭，暮夜不归，无所得食。翌晨闻儿啼甚亟，而有一妇自工厂拥其双峰疾趋而入儿啼之舍，儿声顿绝。私意来者定是儿母，儿已得乳，故不复啼。遂蹑迹而往，作窥墙之举，乃果如所意，因大感动，以为此是人生真理，儿饥则需妇乳，妇乳不泄，亦行苦痛，两相需求，各得安全。于是立志取人之所弃，不分人之利以自私。然饿愈二六之时，腹作轳辘鸣矣，亦不求食，忽见有载米而过者，器坏，米零落于道中，车人亦不顾也，乃出佩巾就地拾而纳之。行数十步，适一药肆，主妇方启门而出，此人固誉驰于乡里，人尽识之者也，乃询何故晨行，并邀之食，此人告以故而辞食，妇苦致之，则曰：“诺，但愿以吾巾米借一炊耳。”妇亦曰：“诺。”顾将地所得，才足一餐，及食既毕，仍还亭次，思之再三，亦无善计，而日又西驰，肆妇复来邀食，辞复＜臣又＞｛兹瓦｝，妇亦输诚不已。此人乃曰：“诺。但须我省可食者而食，不以强我也。”遂往周其庖厨，〇敦所余，不置一顾，及见釜中有涤釜沉淀之余食，

译于是乞求道：“这是您丢弃的东西，我吃了也可以。”妇人也没有办法。留他过夜，他也推辞；坚持留他，他便说：“容我找个可以住的地方再住。”又挑选那些简陋且被废弃的地方睡在里面。第二天便起身替那家人拿着扫帚打扫庭院，打算以此来报答留宿和饮食的恩惠。当时开药铺的妇人刚守寡，药铺的伙计欺负她，药材杂乱无章，盈亏都不放在心上。这个人既然替她收拾整理，伙计也不敢再怠慢。没过多久，妇人整治蔬菜、布置房屋，一定要让这个人搬来住宿并供给饮食，她的话是：“自从先生寄居我家，我家的家业才得以不衰落，怎敢不报答先生呢？”这个人又谦让了一番。不久后，他自认为找到了方法，起初只是清扫各家门外的污垢，人们因此都招他吃饭。后来凡是需要他帮助的人，即使是脏累的工作都不推辞，于是食宿都得到了供给，跟随他的人也就多了起来。这个人于是整理自己的思路，写文章来开导跟随他的人，逐渐立下教条来共同遵守，跟随他的人更加多了。于是有了所谓的一灯园组织，渐渐成为具有宗教性质的团体。各方施舍，就建立账簿，谨慎管理收支，不把它当作园产，而是另外设立专人管理，说：“这只是代为管理罢了。”他的行为实际上兼有佛、道、耶稣教的特点而合而为一，他自己却说：“我得益于老聃。”往年来到上海，乞丐尊还遇到他，对他说：“听说您颇为资本家所看重，常常借您一句话来化解纷争，难道不会让人怀疑是利用吗？”这个人说：“是的。我只知道做人应当如此，如果真的利用我，或者说我被别人利用，我也不以为意。”我说这个人大概是诸夏宋鲽一流的人吧，他对现代社会的国家不满，而他的方法卑微，大概是没有听闻大道；假如早点读到马克思的学说，必定会有安身立命和处世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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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当从根本上办

《落花春雨巢日记》记载：“周缦云前来问候，并拜见相国，涤师与他长谈，因为蒋益沣被弹劾，有交吴棠查办的说法，于是谈及吏治。说：‘蒋益沣做官，每到一个衙门，就把该衙门的经费裁减殆尽。到了广东巡抚任上，裁去了韶关的陋规，这在奏章中都有体现，但却不提藩库每月一千五百两、运库每月一千两银子作为抚署办公之用，反而比所裁减的费用还要多。对于各属县的额外收入，也一并严禁断绝，不准收受。在浙江时，民间对他的虚名评价颇好，然而他为人太过不正当。’周问：‘听说丁日昌也励精图治。’涤师回答说：‘他略有此风，但比起蒋益沣来，要中庸得多。他如果要把属吏的饭碗都砸掉，我也不赞成。须知天下人的饭碗绝不能没有，你夺了他一个饭碗，他另找一个饭碗，对公事并无益处，不过是百姓吃亏罢了。’”

我按：曾国藩的话固然并非完全错误，然而蒋益沣裁减陋规而办公费用支用国库银两，不能说不是一种正当的办法。清代行政经费本无详细规定，而下级官员耗费在应酬上级官署供给上的费用，大多不能正式报销，即使是正当的办公经费，也有不能完全核销的情况，所以多依赖陋规来弥补，官员因此得以中饱私囊。自从这个名目确立，贪婪的势头便无所不至，简直可以刮尽地皮。而且官员借此从吏役（吏指当时的衙役，官员的爪牙）身上搜刮，吏役又借此从百姓身上搜刮，层层剥削，弊端极大。然而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而只说撤除陋规，那么甲处刚裁减，乙处又兴起。如果说因为“人绝不能没有饭碗，夺了他一个饭碗，他另找一个饭碗”，就置之不问，这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吗？大概当时官员俸禄过薄，行政经费没有适当的规定，不从根本上改革，而只在枝节上从事裁禁，那么所谓“对公事无益，不过是百姓吃亏”确实是最正确的论断。然而谈论治国真难，我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时，主张增加县长、警长及其僚属的俸禄，并增加他们的行政经费，然而实际上对公事反而有害而无益，对百姓仍然未能减轻负担。因为文官制度未建立而恶习已成，视做官为了解决生活的无上法门，所以即使增加俸禄和经费，仍不能填满他们的欲望深渊，而所增加的部分他们既视为微不足道，徒增其合法的收入，这真是所谓不过是百姓吃亏而已。如各县警察所长一级的俸禄，不过百余元，而其陋规收入可得数倍，他们哪里会贪恋区区俸禄呢？所以想要去除弊端，必须追究弊端的由来。而良法的施行，还要借助教化的推行，法令的严明，长官的以身作则，不然，属吏阳奉阴违，既被蒙蔽，弊端更加严重。然而即使长官以身作则，而没有明察的才能，公平的尺度，恳切真挚的情怀，严峻的刑罚，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不足以矫正偏差而回归正道。况且如果堂高廉远，不与百姓接触，也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