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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窥天外乘 明 王世懋

古人称颂长久安定、治理有序，没有超过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周朝历时八百年，国运最为长久，其间兴衰的踪迹可以考察借鉴。所谓大一统的盛世，周穆王之后，周昭王死于楚地之水，周夷王降低礼制如同诸侯。等到东迁洛邑，只是寄托空名罢了。哪里算是真正的君主呢？三代之后，汉朝和唐朝最为兴盛。汉朝国运三百年，转移给新莽，光武帝中兴，事情如同另起炉灶，而百年后又很快陷入混乱。唐朝的天下尤其不足称道。起初是母鸡司晨导致改朝换代，接着是犬羊之族构陷祸乱，河北丧失于藩镇，京城流落至吐蕃，贞观、开元的盛世，如同白驹过隙罢了。唯独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以平民身份开国并传承统绪，成祖文皇帝以嫡子身份平定叛乱继承宗庙，至今十二位皇帝，将近三百年了。中间经历土木堡之难，皇帝北狩而四境安宁。武宗皇帝绝嗣，中原多难，宗室之子继承统绪，三代重新焕发光彩。北方虏寇侵扰而不能使其混乱，东方夷族内乱而不能使其受害，宦官搅动而不能改变君位，权相砍杀而不能熏染君心。议论的人争相称颂高皇帝功德盛大，遗策谨慎，以及我们历代圣君继承发扬的美德，这确实是如此。臣认为还没有窥见其宏大之处，大概儒者有元会运世的说法，佛教也有大劫小劫的谈论。当天地混沌初开，刚开始显现杂乱景象，后世有什么可称述的呢？自古至今，经历的岁月无法计算，而四维还在宇宙之间，正是由于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返回，在大开辟之中有小开辟。学者不察觉而畏惧地说世道如江河日下，那么黄虞以前的人早已灭绝，哪里能看到所谓离午文明的盛世呢？大概孔子五十岁学习《易经》而系辞于《易经》的结尾，说事物不可穷尽。所以用未济卦作为终结。唉！说得透彻了。《易经》的道理在于阴阳，只有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内阳外阴，乾坤因此不毁坏。自从辛有在伊川之上见到细微征兆，而狄人的祸患开始奠基；江统在晋初著论，而戎人的祸患于是炽盛。刘渊、石勒、慕容俊、苻坚、拓跋圭之流，五胡的姓氏，相继兴起，妖气缠绕、气氛扰乱，直到唐朝，吐蕃、回纥时常进入长安。而山后十六州，石晋于是永远给予契丹，不再有衣冠文明的希望了。完颜起于女真，于是屠杀汴京，逼迫残宋于南方，青衣之祸极其残酷，二刘还未能满足战乱。鞑靼实在生于漠北，东扫完颜，西并西域，于是长驱江南，混一大部分天下，于此达到极点。为什么夷狄扰乱华夏，自古未能统一？所以石虎在受命时忧虑，苻坚在饮江时废寝，而唯独元氏统一百年，疆域广于汉唐，腥膻遍布于天下。又刘、石等胡人都久居中国，窃取效仿华夏风气。魏文帝定都洛阳，夷风大变。即使辽、金二氏崛起于北庭，还知道杂用中华文物，来装饰其蠢陋。而唯独胡元敢于肆意欺凌，以夷变夏，衣冠、言语、国书、官制多沿袭其习俗。当这个时候，乾坤似乎为之倒置，人物几乎销灭变化，难道不是佛教所说的二劫之极，二传所说的未济之终吗？天如果不生真主，生人祸乱，安极是用厚集？于我太祖高皇帝，龙起濠上，鼎定金陵，铲汉剜吴，长驱关洛，捣胡窟于幽蓟，歼逋孽于应昌，衣冠文物焕若神明，中原父老宁当与汉官威仪，同其涕泪哉！原夫自古开创之君，皆在中原，而我朝独自南混北。天意若曰：“元起漠北，阴之极也。”今自南之北，明以阳而胜阴也。盖自骊山烽举之后，迄于洪武建元，而天地始为之位置，日月始为之开朗，山川始为之洗涤。故语功则远驾乎？尧舜论正则陋视乎？殷周谓之曰“乾坤一小开辟”，讵不然欤？即以比于洪蒙之初，臣不能知要，难以中世汉唐为例矣。二百余年来，伟带书生，星历俦人，往往私忧遏计，而终之不验，岂尽人力亦天意也？臣故推言此旨，以明当代之盛。愿我圣子神孙毋以天意为可凭，毋以祖功为可久。庶几亿万斯年永迓天庥，尤臣所为惓惓而祝于牖下者也。

国朝有三大事应议而未改纪者，臣子所为日夜疚心者也。其一曰建文年号之不存，《实录》之未辑；其二曰：景帝之不称宗，《英庙实录》之书郕戾王附；其三曰：睿宗之附庙，仁、宣二帝之早祧。杨文懿公守陈之言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当时朝政与方、黄死事诸臣，皆郕落无传。及今搜采，犹可补辑。”又曰：“景帝已正位号，《英宗实录》标目犹称郕戾王附，宜改正。”夫辽金夷狄闰位，元是胜国，皆有国史。建文君亲太祖皇帝嫡孙，同气一家，即仇之乃不得与元比耶？且附称洪武某年，尤非故实。景帝与于肃愍公再造乾坤，终贻英庙子孙亿万年之祚，当时郕戾

译王（世宗）的谥号，未能完全符合人心，真是重大啊！宪宗皇帝追尊景帝，所挽回的元气实在太多了。臣认为既然已经尊为帝，改称宗而不入太庙，也不算过分。如果认为大事不可多次更改，那么《实录》中将郕戾王附记，明显是矛盾的，难道不可以立即改正吗？这两项建议，如今国子监生郕能够愤然陈述对策，却不知道这些议论出自守陈。臣因此表而出之，以等待君相的采纳选择。

世宗皇帝采纳张璁、桂萼等大臣“继统不继嗣”的说法，大礼议才开始，正大光明。臣认为尊献王为帝，是天地的正义；尊献帝为宗，是人子的至情。而当时的大臣顾念孝庙的圣恩，坚决拒绝新议，不免过于固执。也可以说：“观察过错可知其仁爱。”唯独其滥觞之处，议论并非出于献媚的小臣，而德祖竟然被迁出，睿庙最终得以入祀。自古以来，非创业之君的祖父，没有生前不为帝，死后却入太庙的。即使张璁、桂萼等大臣，也认为不安稳而不能救母，也是他们追求富贵之心所引导的吗？

世宗皇帝未崩，孝烈皇后先入太庙，于是迁出仁庙，这也是古来没有的事。当时圣意或许有其用意。等到穆宗皇帝驾崩，入庙迁祧之际，这正是机会。科臣陆树德曾言及此事，因为以曾孙的身份议迁皇祖，于是不敢再执行，而竟然迁出宣庙，从此没有人再能匡正挽救了。可惜啊！

至于太祖正配天之位，则出自世宗的睿谋；内臣革除镇守之权，也是由于杨廷和的赞治；七庙加为九庙，合祀分为两祀。虽然议礼纷纷，迄今没有定论。总之，都无害于义，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臣认为在尚未举行时，七庙合祀是可以的。等到已经举行后，沿袭旧制也是可以的。太祖皇帝起初主张分祀，遇到风雨之变，于是改为合祀，世宗皇帝又改为分祀。耗尽天下民力来实行，垂范五十年了。即使再耗尽民力改为合祀，能保证没有灾异吗？谁承担其罪责？臣所以说沿袭旧制是可以的。

译祖宗功德美好，哪里能一一列举。而其中最为盛德的事情有四件：宣宗不废黜赵王，这是第一；英宗赦免并放出建庶人，这是第二；宪宗追谥景帝，这是第三；听从群臣哭泣劝谏，纠正钱太后的合葬礼制，这是第四。关系到国家重大机运的事情有两件：宣宗亲自征讨汉庶人，这是第一；英宗北狩（被俘），监国的郕王即位，这是第二。庶人轻易反叛，是因为习惯于耳闻目睹，以为各位将领会推戴他。亲自征讨便使他的胆魄破灭了。也先挟持英宗欺凌中国，是把皇帝当作人质。拥立皇帝便使他的图谋落空了。虽然如此，这些盛德和大机运都是不幸才有的。

孝宗敬皇帝亲自处理万机，任用贤臣，天下和乐，大概没有什么德行值得称道，也没有什么机运可以运作吧？

建文君灭亡极其可怜，又削除不写入史书，一时忠臣的事迹湮没，依靠后来的君子怜悯忠臣，搜集整理遗留的传闻，大致具备梗概。然而其中也有一二不真实的地方，恐怕误导后世，不得不为之辩驳。其中最错谬的说法是：宣宗皇帝是建文的幼子，拉着成祖的衣服哭泣，成祖命令太子收养他。不久说：“天下原本是他家的。”于是作为皇太孙继位。这是建文旧臣不满靖难之举的人编造的话。因此醒悟元顺帝作为合尊子，也出自宋朝遗民的口中，不可信以为真。如果成祖皇帝是高皇后的第四子，非常明显，而野史尚且说是元主妃所生。大概改朝换代之际，大多有矫饰诬蔑以快人心的话语。而郑端简公不察，竟然也有饿死孩儿养在宫中的说法，名为存疑，却暗中滋长后世的口实。不考虑英宗时所释放的高墙建庶人是谁，怎么能又执两端之说？这是应当削除而不该保留的。又说：成祖起兵，建文君敕令诸将不得用箭刃加害燕王府，使我有杀叔父的名声。因此成祖能出入行间无所畏惧。这种说法被采入《吾学编》，至今传为实录。这话表面看似愚弄建文君，内心实则颂扬他的仁德，而极力成就成祖的残忍。我认为不是这样。建文君虽然不失正道，但他对待各位叔父确实严厉。即位不久，齐、周、谷三王都被囚禁，哪有称兵如燕王府，却谆谆以杀叔父为戒，况且临阵杀死他，箭石不是比擒获后杀死更有借口吗？即使君主愚蠢说出这话，方、黄等大臣难道不会强行劝谏而改变言辞吗？至于叙述平安忠勇，矛刃几乎触及成祖，那么这话又自相矛盾了。自古帝王兴起都有天命，唐太宗多次摧毁大敌，身经百战，身体没有寸伤，难道也有敕令不要伤害他的人吗？大抵废兴在于天，在于人的谋划，则文武两条途径导致它。高皇帝栉风沐雨，与各位功臣起于昆弟晚节，对文臣多有诛戮。建文君改变它，尊崇礼遇文臣，与他们共同密谋，而武臣都失职。成祖年少时受中山王兵法，多次练兵出塞，被将士所信服，各位老将内心愤恨失职，而外面忌惮成祖的英武，因此大多不肯听命。到齐、黄所陈述，用大将李景隆，又是怯懦欺诈的小人，通晓文墨而喜欢大言，人心更加愤恨，而国事于是失去。所以金川之后，武臣迎降，文臣死节，难道不是它的效果吗？

王子说：我读正德初年记载各位名臣蒙受灾难的事情，大概深深有感。当时八党被六部大臣所控制，三位阁臣从中下达事情。皇上哭泣，不知道怎么办。韩忠定大概实际开创事情，成功为首功，不成功应当承受首祸。刘瑾进入司礼监，想要甘心的人适宜没有比忠定更甚的，然而削职到无官，输粟到无家为止。刘忠宣公被孝宗皇帝所厚待，正德初年早见乞求退休离去，与刘瑾绝无丝毫怨恨，然而逮捕治罪最酷，贬谪戍守肃州，仅仅免去死刑罢了。当时虽然说是刘宇怨恨公，孝宗时不为之地，然而没有深仇，既然怨恨刘瑾也不宜过于听信。至此，大概公在孝宗时应诏陈言，尽数裁减光禄寺，无名供亿，每年百万计。又议论革除腾骧四卫军士，各位内竖都切齿。大抵触犯一人容易解释，触犯众口难以消除，这是人臣出身任事的困难，自古叹息了。不然，公的恭谨温亮，终身没有暴言遽色蒙受祸难道应当这样吗？

世宗时，兵部李康惠公奏请裁去镇守、守备内臣二十七人，锦衣官校、旗勇。内府诡匠数千人，又请求考选清核腾骧四卫官军，如旗手等卫。内臣说四卫禁兵隶属兵部，不便前往彰义门之破虏，东市之剿曹贼都以四卫直内，所以得以号召建功。公坚持说往年之事，正是以兵权归阉人导致混乱。彰义门之战，由太监振东市之贼，就是太监吉祥。皇上最终听从公议，天下快意。呜呼！不遇到英主独断，大臣一出口祸且接踵而至，康惠不为忠宣幸矣。汉桓帝召蔡邕，使密切直言，已复从黄门言几杀之。唐文宗与李、郑、王舒谋诛宦官，不能庇其赤族。呜呼！英主不世出，即使人主也不足恃哉！

玎珰玉佩的制度，原本没有纱袋。嘉靖中，世宗升殿，尚宝司卿谢敏行捧宝玉佩飘摇

译偶然与皇上佩戴的玉佩勾连在一起，无法解开。敏行惊恐万分，跪在地上，世宗命宦官为他解开，但敏行跪着不能起身，又命宦官搀扶他，赦免了他的罪过。于是下诏让朝廷内外官员都制作佩袋，以防止勾连。士大夫们觉得这样很方便，唯独太常寺的官员因为要快步奔走于郊庙祭祀，为了保持玉佩铿锵作响的声音，依然不装佩袋。当今皇上祭天登上祭坛时，宦官按规定不得上去，只有太常寺丞董弘业跟随。董弘业的玉佩忽然勾住了鼎耳，紧紧缠住无法脱开，皇上站着等待他，过了很久，董弘业惊慌失措地用牙齿咬断玉佩，才得以脱身。皇上很不高兴，卿裴应章受牵连被扣除俸禄，第二年进行官员考核，董弘业于是以年老为由退休。

译李东阳在孝宗朝任宰相，地位介于刘健、谢迁之间，诚恳不如刘健，质朴刚直不如谢迁，但在处理政务和文学成就上却远远超过他们，接受遗诏辅政，被称为“三贤相”。后来刘健、谢迁因为坚持“八党”之说被驱逐，只有李东阳独自留下。刘瑾专权时，天下人于是用“薰莸同器”（香草与臭草混在一起）来比喻这三位宰相，有人作诗讥讽他，有人写信与他绝交。然而李东阳保全善良正直的人，调和各方也颇费苦心。郑端简公在《吾学编》中将李东阳列在名臣的末尾，他的评价确实符合人心，李东阳的名声地位从此才确定下来，但还没有人能将他与前代某位宰相相提并论。王子说：“我读《宋史》中赵汝愚、余端礼的事迹，深感他们与李东阳的情况相似。”起初余端礼与赵汝愚同心协力共同执政，韩侂胄窃取权柄，赵汝愚想要铲除他，阴谋泄露后被驱逐，余端礼不能阻止，只是长叹而已。去留的踪迹，已经吻合。又说黄灏、黄度都因为韩侂胄的怨恨，被剥夺职务罢免郡守，余端礼坚持上奏最终也没能免罪。吕祖俭尚书被贬谪南迁，余端礼救援解救未果，公众舆论开始归咎于他。他们的行事毁誉，又有什么不同呢？至于《刘颖传》记载刘颖与赵汝愚在废弃的寺庙相遇，站在僧床旁说话说：“请转告余参政，我虽然离去，但人才还在，朝廷幸好善待他们。”刘颖慷慨应允。等到余端礼继任宰相去世后，对善良正直的人多有保全佑护，史书认为这是刘颖的助力。世人传说刘健、谢迁被驱逐时，李东阳握着他们的手哭泣，刘健正色说：“哭什么？当时如果帮助说一句话，就可以一同离去。今天哭什么？”李东阳非常羞愧，果真如此，那么刘文靖似乎少了一些刚直，不如赵公那样忠诚厚道。

宋朝时瓷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城自己设置的官窑次之。我们朝则专门在浮梁县的景德镇设置窑厂。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的瓷器至今最为珍贵。那时以兔毫眼甜白釉为常品，以苏麻离青为装饰，以鲜红釉为宝物。到了成化年间，所烧的瓷器崇尚五色绚烂，然而回青还没有出现。回青，出产于外国。正德年间，大太监镇守云南得到它，用炼石的方法伪造，珍视它的价格。起初价格比黄金还贵一倍，后来知道它可以用来烧制瓷器，用之果然很好。从此全镇都用它，内府也有输送积蓄，而青料的价格稍稍便宜了。嘉靖年间，回青虽然盛行，但鲜红土断绝，烧制方法与以前大不相同。皇上忽然命令烧制大缸，周长达到六七尺，所用的土料、青料既多，等到入窑烧制，十件中没有两三件完好的。因此浪费非常巨大，而人不敢说话。穆宗即位，诏令发出宣德年间鲜红釉的样品命令制造，抚臣徐拭极力陈述这种土已经断绝，只能采用矾红。皇上暂且答应，但增加制造方形器物如匣子、箱子之类的很多，大缸的浪费既然存在，而方形器物的辛苦又增加了。大概瓷器圆形的用车床旋制立刻完成，迅速如同神助。唯独方形物品即使很小，也必须用手捻制而成，最难完整，供御用的大概十件不能有一两件，其余都放置无用，实在可惜。当今皇上时还沿袭两位先帝的命令，并且增添制造棋局了。棋局像片板，尤其难以制成，而苦于不中用，不知为何要制作它？大概我担任九江分守时，曾经督运两个大缸，亲自到那里，所以能详细知道始末。

本朝称颂治理黄河的功劳，前有陈瑄、宋礼、徐有贞、刘大夏，近则有潘季驯。先前黄河在荥城、崔镇之间决口，运道堵塞，议论的人认为是草湾下面的河口淤积浅薄所致，于是谋划疏浚它。然而荡荡大水哪里能施展功夫，于是又商议另外开一条河道入海。挖土筑堤已经实施，而黄河堵塞依旧。潘公继任，认为黄河水性湍急强悍，自然追逐不肯分流，用人治水不如用水治水。于是排除众议，修筑厚堤，约束它的妙处，在于堤外再修筑遥堤。大概约束太急，或许导致崩溃，冲击到遥堤而怒气消减了。间或又在遥堤上设置减水闸来泄洪，于是河势没有去处，自己相互冲荡，浮沙都随水而去。入海如箭，而运道又通了。潘公治理黄河后，于是又商议堵塞高家堰。高家堰在淮安西边，是淮河决口的地方。先前淮水从堰南注入上流，稍微疏通寿州、泗州等州，水患还不严重。潘公既用数以万计的石块堵塞它，坚固如同宣房宫，而泗州更加遭受淮河的冲击。我曾经到泗州，亲眼看见城中都是水，而泗州的祖陵，相距几百步，也特别危险。于是泗州人争相喧哗，说潘尚书弯曲堤防来危害泗州，不顾祖陵。当时，那些谗言几乎动摇朝局，幸好朝廷议论坚持才得以安定。然而议论的人也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缘故。古代称“渎”为独，是说它独自入海。自从黄河在飞云桥决口，后来夺取清河流入淮河，而黄河淮河并流，这就不是独入了。黄河水性最急，淮河水流稍缓，缓急并行，缓的反被壅塞，如同两军不同道路，在康庄大道相遇，其中一支铁骑飞速疾驰，另一支部队缓慢沉重。飞骑在前，缓慢的更加缓慢，后阵必然混乱的形势。形势我们无可奈何？这是天意所为，而在人的谋略吗？为何责怪贾让所说的治河三策，以迁移郡邑避开黄河为上策，然而自古所担忧的是黄河的危害罢了。未曾利用它作为利益。我们国家建都幽燕，而黄河恰好是咽喉，运道由此经过，怎么可以任凭它溃决而改道呢？这其中的利害怎么能与淮河等同呢？高家堰不是淮河故道，决口而不止，高宝等湖之间都被黄水浸漫，不仅肥沃的土地化为滔天洪水，即使粮运如何渡过淮河进入黄河？这其中的

译利害关系又怎能与泗州等同呢？阅览者若能认清缓急的形势，推究利害的根源，斟酌轻重的等级，那么治理两河就像在手掌上指画一样容易了。既然如此，难道可以任由泗州被淹没，而对祖陵的安危就完全不再担忧吗？回答说：“怎么会这样呢？”泗州原本与盱眙隔着河流各自建城，盱眙依山而建，所以不承受水流的冲击，而泗州独自抵挡水势。如今的对策，应当立即采用潘公长堤、遥堤的方法，来护卫我们的祖陵和泗州城，至于其他泛滥蔓延但没有积聚之处的地方，就稍微任由其漫流，或者像贾让所说的那样，迁移人口以避开洪水，这样大概祖陵和漕运通道都能没有忧患了。至于黄河水性无常，如果侥幸遇到沧海桑田般的自然变化，那还有天意在其中，所以并非人的谋划所能必然保证的。

译有一个县，前后发生的盛事如同符节相合一般。台州临海县的金学宪贲亨，起初姓高，后来恢复金姓，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叫立爱，次子叫立敬，三子叫立相，都考中举人一同进京会试。立爱、立敬都考中进士，立相落第回家，下一科立相也考中了，三人都在南京做官，接父亲来奉养，像陆贾侍奉父亲一样孝顺。立相不久去世，立敬官至工部侍郎。后来又有王宗沐官至刑部侍郎，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叫士琦，次子叫士崧，三子叫士昌，也一同进京会试。士琦、士崧都考中进士，士昌回家，下一科也考中了。王宗沐当时还在世，这种事天下罕见，却聚集在海滨的一个县里。然而王宗沐地位尊贵，与三个儿子都曾在科举考试中夺得魁首，真是越往后越奇特了。

偶然得到近时的三件盛事，记录在这里。万历十三年，皇帝下诏起用侍郎王锡爵担任文渊阁大学士，当时的首辅是申时行，直隶吴县人；次辅是许国，直隶歙县人。王锡爵是余州人，三人都任职于直隶，这是第一件奇事；其中两人同属一个府，这是第二件奇事；而尤其奇异的是，申时行是壬戌科的状元，王锡爵是同科的会元，许国是辛酉科的解元，三位宰相各占一个科考第一。自从设立殿阁以来，没有这样的盛事。华州王庭诗兄弟三人，王庭诗十六岁考中乡试举人，他的弟弟王庭撰十七岁接着考中。我路过华州，得知还有一个幼弟王庭谕十五岁，那年秋天也考中了。三人都极早成名，而且各自占有一岁，年龄没有相同的，后来又都考中进士，少华山的人才如此巧妙地集中。福州府退休的知府林春泽一百四岁去世，他的儿子侍郎林应亮、孙子提学副使林如楚都早早退休回家。林春泽一百岁时，官府为他建造百岁牌坊，林春泽率领儿子和孙子逐一拜谢，起身行走像飞一样快，对待妻妾像年轻人一样。林应亮现在也八十岁了，饮食和房事都很健壮，南极老人星，似乎照亮了他的父子吗？年少到王庭谕，年老到林春泽，人生遇到这样的事，又何必羡慕那三元阁老呢？（按：这两条无关国家大事，但因为是本朝的盛事，所以附录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