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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胡文穆杂著 杂家类三【杂说之属】 提要

【臣】等谨案：《胡文穆杂著》一卷，明代胡广撰写。胡广，字光大，吉水人，建文年间庚辰科进士第一名。惠帝因他的名字与汉代胡广相同，改名为靖，任命为翰林院修撰。靖难之役军队到来时，他迎降。永乐初年，恢复原名，多次升迁至文渊阁大学士，追赠少师，谥号文穆。他的事迹详细记载在《明史》本传中。他所著有的书籍有《晃庵扈从诸集》。这本书是他随手的札记，已经收录在《文穆集》中，这是单独刊行的版本。其中如评论《资治通鉴》关于维州悉怛谋事件的论述，认为司马光并非不知道李德裕是对的，牛僧孺是错的，只是因为他内心主张与邻国和好，不想挑起争端，所以故意这样说，并引用司马光临终前给吕公著的信作为证据，可以说深刻明白了当时的形势。又如评论灞陵尉禁止人夜间行走，是他的本职工作，李广对此怨恨，是出于私意。评论子产认为黄熊是启信妄言，是喜欢怪诞之说的开端。评论申屠嘉大节凛然，班固称赞他学术不及陈平，这种说法不对，所持论点也很正直。其他如评论《易经》卦象的吉凶都是告诫占卜者应当反求诸己，与《左传》中穆姜、南蒯的事情相合。评论问名、纳吉、纳币的占卜，都是占卜日期，并非占卜吉凶，程子所怀疑的不可凭信。评论李白并非没有与杜甫唱和的诗，《容斋随笔》所考证的不确切。评论灌婴实际上平定了豫章，李白的诗没有错，而胡若思指为陈婴，反而错了，也很有考据。胡广的文集不足以成为名家，但这本书在明初的杂说类著作中，还是值得取的。至于评论季布不死这一条，认为班固的话抑扬太过，与他背负王艮而迎接成祖的行为截然相反，难道这本书作于建文壬午年之前吗？然而评论汉代黄生、宋代苏轼关于武王不是圣人的说法，又似乎是在为靖难之役辩解，或许是他自知大节有亏，而故意说成仁取义的话，来蒙蔽后世的耳目吧？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胡文穆杂著

明 胡广 撰

牛李维州事

洪容斋说：“维州的事情，当时议论的人认为李德裕贤于牛僧孺，以现在来看，则是牛僧孺做得对。司马温公用义利来断案，两人的曲直才开始分明。”按吐蕃顽劣狡诈暴戾，世代成为唐朝的祸患，多次结盟又多次背叛，不是恩德可以怀柔，信用可以结好的。维州的事情，我私下有议论。自从清水劫盟，军队逼近近镇，上下震惊，德宗想要出逃以避祸。从此用兵花费，每年没有空闲的日子，国家财政匮乏。所以德宗问李泌关于恢复府兵的法度，李泌回答以屯田积谷，致富强之术。德宗高兴，李泌说：“还没有，我能不用中原的军队，使吐蕃自我困顿。”德宗说：“计策将如何施行？”李泌不回答。大意是想结交回纥、大食、云南共同图谋吐蕃，让吐蕃多方防备以牵制它。知道德宗一向怨恨回纥，所以不回答，恐怕一并阻止屯田的议定不能施行。自从吐蕃侵犯西川，韦皋与东蛮、两林蛮联合军队抵御，屡战屡胜。吐蕃奔应西川、南诏尚且来不及，而侵犯河陇的迹象逐渐稀少，这正与李泌的计策相合。到宪宗时，虽然曾有侵犯，也很少获利。穆宗长庆元年，吐蕃侵犯青塞堡，盐州刺史李文悦击退它。秋天九月，吐蕃派遣其礼部尚书论讷罗来求盟，以大理寺卿刘元鼎为防盟使，进入吐蕃与之结盟。二年六月，防盟的使者还没有回来，就再次侵犯灵武、侵犯盐州。从此不见再次结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投降，率领他的全部军队奔向成都。李德裕派遣行维州刺史虞藏俭率领军队进入占据该城，具表并且说：“想要派遣生羌烧毁十三桥，捣毁西戎腹心，可以洗雪允州的耻辱。”事情下达尚书省集议，都请求按照李德裕的计策。只有牛僧孺说：“吐蕃的领土，四面各万里，失去一个维州，未能损害它的势力。近来修好，约定罗戍兵，中国抵御戎狄以守信为上。他们如果来责问说：‘为什么失信？’养马在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到三天到达咸阳桥。这时在西南数千里外，得到一百个维州，有什么用呢？白白抛弃诚信，有害无利，这是匹夫都不做的，何况天子呢？”文宗认为对，归还该城，捉拿悉怛谋归还吐蕃，在边境全部诛杀他们。由此看来，那么牛僧孺的谋略确实错了。况且维州本是唐朝故地，广德元年落入吐蕃，韦皋屡次攻打夺取它而不得，悉怛谋一旦将它归还唐朝，他投降的日子，又在吐蕃败盟之后，有什么失信的呢？牛僧孺却因私怨阻止李德裕的功绩，所以用以往吐蕃进入长安的迹象，恐吓天子，使祖宗故地不能恢复，李德裕成功不能实现，悉怛谋枉死，含冤无穷。朱子在《纲目》特别记载说：“吐蕃将领悉怛谋以维州来降”，大概是深深惋惜他。牛李的是非如此明显，温公的话直斥牛僧孺而曲解李德裕的，他的意图大概有所作为。宋神宗在位，喜欢谈论军事，富郑

译司马光曾说：“希望陛下二十年里不要提用兵这两个字。”司马光的意思，就是魏征的意思。当时西夏部将嵬名山打算率领横山的部众，擒获李谅祚来投降，朝廷下诏让边境大臣招纳他的部众，司马光上疏极力议论，认为嵬名山的部众未必能制服李谅祚，即使侥幸战胜，减少一个李谅祚，有什么好处呢？神宗没有听从，派遣种谔发兵迎接他们，攻取了绥州，耗费六十万，西方用兵大概从此开始了。后来修筑永乐城，西夏人来争夺，损失军队数十万，神宗在朝堂上痛哭，这时司马光的话才得到验证。司马光平生只以与敌国和好为念，等到生病时，还叹息说：“四方祸患没有消除，我死后不能闭眼。”其中一条是因为与西夏和议尚未决定，他写信给吕公着说：“边境策略以和好为便利。”那么关于牛李之争的议论，司马光所说的，是想借此来压制那些邀功生事的人，纠正当时的弊病，不然牛李之争的是非曲直非常明显，司马光为什么要偏袒李德裕而认为牛僧孺正确呢？关于维州之争的议论，应当以朱熹《纲目》和胡寅《致堂》的说法为恰当。

译唐宪宗阅读国史

唐宪宗勤于政务，对宰相裴垍说：“我处理政事的闲暇时间，遍读历代圣君的实录，看到贞观、开元年间的史事，敬仰羡慕得舍不得放下书卷。”又说：“太宗皇帝开创基业是这样，玄宗皇帝治理国家是这样，我阅读国史，才知道自己远远不及先代圣君。在先圣的时代，尚且需要与百官同心协力辅助，难道我今日能独自治理好国家吗？政事如果有不合宜的地方，一定希望你们尽力匡扶补救。”裴垍等人跪拜叩头进言祝贺说：“陛下说到这些，是国家社稷无尽的福气。”

按：太宗是开创基业的君主，起初凭借武功平定天下，最终凭借文德实现太平，辅佐的大臣们共同成就了治理。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共同掌管朝政，选拔士人，都让他们担任合适的职务。王珪、魏徵直言善谏，纠正过失错误，事迹值得称道。温彦博陈述奏议详细明白，出纳政令只有允当。戴胄处理繁杂急迫的事务，各种政务都得以完成。刘洎、马周、岑文本、褚遂良、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都因为政事被当时所称颂。其间有时有小人参杂其中，像宇文士及谄媚奢侈放纵，至于封德彝伪善隐藏真情，议论反复无常，遮蔽贤才不予举荐，成为贞观政治的拖累。到了贞观末年，许敬宗奸邪阴险，残忍狡猾，最终成为国家的大祸害。

玄宗起初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姚崇善于随机应变以完成天下的事务，宋璟善于遵守法度以维持天下的政令，这就是他们辅佐唐朝中兴的原因。像张说、苏颋的文学才能，李元纮的清廉节俭，韩休、张九龄的刚直，又如卢怀慎、源乾曜、张嘉贞、杜暹等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但能够以公正、清廉、勤俭自我约束，仍然勤勉于职守，所以没有过失也没有损害。开元初年，政治清明可观。到了后来，奢侈之心日益放纵，疏远正直的大臣，任用奸邪之人。像宇文融巧辩诈伪兴利，开启了聚敛苛剥的开端；李林甫倾轧权术，蒙蔽欺骗耳目，嫉妒贤能，奸险刻薄；陈希烈苟且谄媚，左右巨奸；杨国忠贪婪淫乱固宠，专断作威作福，于是造成了流离迁徙的祸乱，几乎使天下灭亡。任用君子和小人，得失竟然如此，后世应当以此为鉴戒。宪宗阅读两位皇帝的实录，必定对此有所认识。他委任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藩、李绛、武元衡、崔群、韦贯之、裴度等人做宰相，然而这些人互有得失，但大体上不失去贤良的名声，其中最优秀的只有裴垍、李绛和裴度吧？所以能够成就元和之治。到了后来，任用皇甫镈一个人做宰相，聚敛苛剥，奸邪妄为巧言献媚以进身。妖人贻害自身，为什么他前后的做法如此违背常理呢？难道君子和小人真的难以分辨吗？总之，不是说话难，而是实行难。

史书记载宪宗曾经问裴垍治理的关键什么最先，裴垍回答说：“先端正自己的心。”这是圣贤大学之道，裴垍举出来作为回答，确实很好。可惜宪宗不能再追问，裴垍也引而不发，如果让宪宗知道正心的道理，必定不会遭受小人的祸害，必定能吸取两位皇帝的长处，抛弃他们的短处，极力实行到极点，遵循成为三代那样的君主，怎么不可以呢？如果这样，那么仰慕先代的话，就不会成为虚文了。虽然如此，裴垍对于大学之道，大概未必真正了解。看宪宗问裴垍的时候，裴垍当时应当说：“陛下说到这些，是国家社稷无尽的福气，何必跪拜叩头进言祝贺呢？”助长谄媚的风气，从而引来皇甫镈的奸佞，未必不是由此有所启发的。

周礼考疑

《周礼》一书，怀疑它的人不止一个。林孝存认为汉武帝知道《周官》是末世混乱不合常理的书，作十论七难来排斥它。何休认为是六国阴谋的书。苏颂怀疑不是周公的完整著作，说秦汉的儒者多有增删。五峰胡氏断然认为是俗吏聚敛苛剥之作，不是周公实现太平的典章。容斋洪氏直接认为是出自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完全记载了诸经专门的师承传授，唯独《周礼》没有传承。按《汉书·艺文志》，《周官》六篇就是现在的《周礼》。汉文帝曾经召见魏文侯时的老乐工，因此得到了春官大司乐的篇章。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喜好古学，购得《周官》五篇。汉武帝寻求遗书得到它，藏在秘府。礼家的儒者都没有见过。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著录。大致用《考工记》补冬官的缺失。由此考察，那么不是出自刘歆之手。汉代博览群书的儒者，只称郑玄，说它是周公实现太平的遗迹，所以他的学说于是流行于世。止斋陈氏说这本书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数可以考证，不诬蔑它是先秦古书，似乎无可怀疑。只是怀疑《周礼》六典与《周官》不同。只有朱熹说这部经是周公所作，但当时实行，恐怕未能完全。

我私下认为三代的法度，到周代最为完备。夏商的礼制，有不足以考证的。周家的法制，依靠这个独自保存。孔子从周代取其文，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秦汉以来大都行事苟且简略，先王立法以告诫后世，不再能实行。如果秦汉的君主能够实行，那么先王的良法美意，难道不产生这样的效果吗？那么秦就不是秦，汉就不是汉，直接与成周的遗迹比肩了。后来一两个想要举而实行的人，不探究根本而揣测末节，怎么能得到先王的良法美意？像刘歆

译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刘歆引导王莽篡位，本来不值一提。至于王安石的志向，不仅拘泥于古制，而且喜好高谈阔论，看他面对宋神宗时，总是以尧、舜、禹、汤的道理来谈论，轻视汉唐以下的人物，不论他的言论多么宏大，可惜他所推行的措施，想要把西周成周时期的制度施行于后世，导致事情相互矛盾抵触，使人连对圣人的经典也产生怀疑，排斥、抵触、诋毁、指责，不一而足。如果没有成周那样的时代，又没有成周那样的人，却想要实行成周的法律制度，真是困难重重啊。所以程颐说：“必须有《关雎》《麟趾》那样的道德意蕴，然后才能推行《周官》的法度。”近代临川的吴氏考究精详，依据《尚书》和《周官》进行考证，发现冬官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却混杂在地官司徒掌管国家教化之中，于是选取掌管国家土地的官职，列在司空之后，以补冬官的缺失。将《考工记》单独作为一卷，附在经文之后，这样《周礼》就成为完整的书，彻底洗清了千古以来的疑惑。总之，想要运用《周礼》而没有缺失的人，必定应当遵循程颐的话。

译季布劝阻讨伐匈奴

单于曾经写信侮辱吕后，吕后大怒，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此事。上将军樊哙说：“我愿意率领十万大军，在匈奴境内纵横驰骋。”各位将领都迎合吕后，认为樊哙的话是对的。只有季布说：“樊哙应当斩首。凭借高帝三十多万兵力，尚且在平城被困，樊哙当时也在其中。如今樊哙凭什么率领十万大军，在匈奴境内纵横驰骋？当面欺瞒况且秦朝因为侍奉胡人而灭亡，陈胜等人起义，如今创伤尚未痊愈，樊哙又当面阿谀奉承，想要动摇天下。”这时殿上的人都感到恐惧，吕后临朝听政，于是不再商议攻打匈奴的事。季布是老将，所以知道用兵的利害关系。假使他也像其他将领那样阿谀顺从，那么必定会扰乱天下。因为季布的一句话而停止战事，他的利益多么广大啊！史书称季布为贤将，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汉武帝时王恢提出马邑之谋，韩安国多次论述不可行，假使汉武帝听从韩安国的意见，那么边境的战祸就没有理由兴起，卫青、霍去病就没有可记载的功劳，后来也一定不会有轮台之悔了。

季布不死

班固认为季布不死是贤德的表现，说婢妾等卑贱之人感慨而自杀，算不上勇敢。这话褒贬太过分了。作为臣子，死生要看道义如何。道义上可以死却不去死，说是想利用自己未尽的才能，那么班固的话就有开启后世贪生怕死弊端的嫌疑。

魏豹吕后之言

人生在世，如同白驹过隙，这大概是古语。汉人只是引用它来说事。魏豹反叛汉朝，高祖派遣郦生去见魏豹，谢罪说：“人生在世，如同白驹过隙。”张良有招致四位白发老人安定太子的功劳，于是学习道术辟谷，想要轻身飞升。高祖去世，吕后感激张良，于是强迫他进食，说：“人生在世，如同白驹过隙，何必这样自讨苦吃？”难道魏豹的话和这话一定在此之前就有吗？秦二世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好比骑着六匹骏马经过缝隙。”这与前面的话正相类似。

申屠嘉

班固说申屠嘉刚毅守节，但是没有学问，大概与萧何、曹参、陈平不同。这话或许未必正确？论辅助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申屠嘉确实不敢与萧何、曹参、陈平相比；论学问，阴谋诡计，这三个人都有。至于圣贤的大学问，他们都没有见到。申屠嘉想要斩杀邓通，请求诛杀晁错，他毅然决然的节操，确实像班固所说的那样，难道不胜过陈平迎合吕后以封诸吕为王吗？

心大心小

孙思邈说：“胆量要大而心思要细，智慧要圆通而行为要方正。”先儒说：“心大则万事都能通达，心小则百物都有毛病。”一句话说的是心的本体，一句话说的是心的作用。心的本体，固然要广大宽平，所以能具备万物的道理，无往而不通达；如果狭小，就会偏狭陋固滞，而有物都有毛病。心的作用，所以要细。细，就是精细详审的意思。大概心细则在察理于事上严密，没有粗疏的过失。这就是心大心小的区别。

燕书

宋学士宋濂有《燕书》，不知道为何取名？难道是韩非子所说的“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又引用这件事说：“郢国有个人给燕国相国写信，夜里写信灯火不明，对拿蜡烛的人说：‘举烛。’后来误写了‘举烛’二字，这不是书本的原意。”燕相收到信说：“举烛，崇尚光明啊。举荐贤才而任用他们。”于是报告给国王，国王非常高兴，国家因此治理好。治理好是治理好了，但不是信的原意。取名的意义，怀疑出于这里。或者又认为是《燕闲》所作的书，那意思就毫无意义了。

刘给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引诱回纥、吐蕃混杂入侵，下诏亲自征讨。鱼朝恩想奉代宗到河中躲避吐蕃，担心群臣议论不一，百官入朝。鱼朝恩带着禁军手持白刃，宣称说：“吐蕃多次侵犯京城郊区，皇帝车驾想要到河中，怎么样？”公卿都错愕，不知道如何回答。有个刘给事，独自走出班列高声说：“敕使反了吗？如今屯兵如云，不尽力抵御寇敌，却突然想要胁迫天子、抛弃宗庙离开，这不是反叛是什么？”鱼朝恩惊惧沮丧而退下，事情于是停止。刘给事在仓促之际，却能抗言以折服权幸，使他惊惧沮丧，真是大丈夫啊！比起当时闭口错愕的公卿，确实可羞。可惜史书丢失了他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千古之恨。扬雄说：“齐鲁有大臣二人，而史书丢失了他们的名字。”注释杜诗的人说“黄四娘”是谁呢？因此寄托不朽，世间幸与不幸大概如此。刘给事的话存在而人却湮没，他的幸与不幸呢？

白着

现在人把东西白白给人，徒然取去说“白着”，这两个字大概也有由来。唐元载担任租庸使，认为江淮虽然经历兵荒，那里的百姓比起其他道还有财产，于是按照户籍征收八年租调的拖欠及逃亡者，计算总数而征收，挑选豪吏为县令而督促，不问是否拖欠、财产高低，查访百姓有粟帛的，发动徒众包围他们，登记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平分，严重的取走八九成，称为“白着”。所以这两个字沿袭至今，还说以见元载的刻薄，而民怨之深。

四凶

宋神宗对吴奎说：“尧时四凶在朝。”吴奎说：“四凶虽然在，不能迷惑尧的聪明。圣人以天下为度，没有明显的过错，固然应该包容，但不可使他们居

译不过是关键之地罢了。」过了几天，他又对王安石说：「哪个时代没有小人？即使是尧舜的时代，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说：「正因为能够辨别四凶并诛杀他们，这才是尧舜之所以为尧舜的原因。如果让四凶肆意施展他们的谗言和邪恶，那么皋陶、后夔、稷、契这些人又怎么肯苟且领取俸禄而终老呢？」吕惠卿的话是指着王安石说的，而王安石的话似乎是对反对自己的人说的。吕惠卿的话显得宽缓，王安石的话显得急迫。在这里最好观察人的德行品性。

译李杜酬答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李白、杜甫在平民时期一同游览梁宋，是防止沉溺于诗酒的挚友。考察杜甫的诗集，称颂李白以及怀念、赠答的诗篇共有四十五首，至于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却几乎看不到一句。有人说是《尧祠亭别杜补阙》这首诗，但完全不是这样。杜甫只担任过右拾遗，不曾担任过补阙，而且他从谏省出来，担任华州司功，辗转避难进入蜀地，未曾再回到东州。所谓“饭颗山头”的嘲笑，也是好事者编造的。洪迈考证论述就是这样。然而从现今的《李白集》来看，有《沙丘城寄杜甫》诗说：“我来究竟为了什么事，高卧在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早晚连着秋声。鲁酒不能让我醉，齐歌徒然增添情思。思念你如同汶水，浩荡地寄托在南征的路上。”又有《鲁郡石门送杜二甫》说：“醉别之后还有几天，登临遍览池台。何时石门路上，再能打开金樽。秋波落入泗水，海色照亮徂徕山。飞蓬各自远去，且饮尽手中杯。”看这两首诗，可见李白对杜甫的情谊，怎么能说没有一句呢？

陈平用陆贾之谋

陈平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六出奇计，没有一次不奏效。等到诸吕专权，想要危害刘氏，陈平闲居深思，计策无从得出。等到见到陆贾询问对策，陆贾让他与太尉周勃深相结交，为他谋划对付吕氏的几件事。陈平采用他的计策，于是用五百金为绛侯祝寿，丰厚地准备酒乐宴请太尉。太尉也回报同样的礼节，两人同心协谋，最终成就灭吕安刘的功业，这是陆贾的谋略。陈平难道是前明后暗吗？当事机未决时，有时思虑过度反而迷惑了吗？陈平在危急疑虑之际，不固执己见，取人之长以成就事功，这就是他贤明的原因。陈平曾经顺从吕后的旨意，封诸吕为王，难道也是陆贾的计策让平阳侯用计欺骗他，得以成就自己的谋略吗？不然，陈平深思熟虑专门在于灭吕，他肯把高祖的基业拱手让人吗？假如陈平真的阿附吕氏，陆贾必定知道，又怎肯为陈平谋划呢？

贾陆言仁义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朝不施行仁义，陆贾对高帝也曾这样说。陆贾常常称说《诗》《书》，高帝骂他说：“我父亲在马上得到天下，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说：“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王逆势夺取而顺势守成，文武并用，是长久之术。从前吴王夫差、智伯穷兵黩武而灭亡，秦朝任用刑法不变，最终灭掉了赵氏。假使秦朝兼并天下后，施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怎么能拥有天下呢？”贾谊、陆贾的话如同出于一辙，难道也有其本源吗？起初，三老董公拦路劝说高祖，说以仁不以勇，以义不以力，高祖采纳了他的建议，最终灭掉了项羽。使用仁义的效果如此，治理天下怎么能忽视这个而不致力于此呢？

李广好杀

李广不能封侯，自己怨恨有杀降的过错，我私下认为不只是这个原因。因为霸陵醉尉呵斥他一次，他始终不能忘记，等到后来再次被任用为右北平太守，请求让那个尉官跟他一起到军中，然后杀了他。尉官夜间呵止行人，是他的职责。汉文帝赞美周亚夫，就是因为他能尽职。李广因为一次呵斥的怨恨就杀尉官，独自为了什么呢？李广既然杀降，又凭私意杀醉尉，想要封侯，难啊。班固说三代的名将，是道家所忌讳的，到了李广的孙子李陵，就灭亡了宗族，难道不是因为多杀的缘故吗？

张汤杜周有后

俗话说：仁爱的人必定有后代。张汤、杜周都是酷吏，然而都有优秀的儿子，爵位尊显，世代在朝廷任职。汉朝的元勋，儒林的后代，有的还不如他们，为什么呢？班固说张汤推举贤才宣扬善行，本来就应该有后代。考察杜周的行迹，绝无一件事值得称道，他有后代又为什么呢？史书记载张汤审理大案，想要附会古义，于是聘请博士弟子学习《尚书》《春秋》，补任廷尉史。平正疑难的法律，奏请裁决疑难案件必定上奏，先为皇上分别其本源，皇上认可的接受并著为法律。廷尉掾杨主负责此事，明白张汤用儒者议论疑难法律，难道在这里有暗中惠及他人的地方吗？他有后代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杜周没有一件善事可述，只是皇上认为他尽力无私，如果这样也应当有后代了。世人怀疑张汤、杜周不应当有后代，而都有后代，所以采集他们的美德而论述可见的如此而已。不然，张汤的儿子张安世，杜周的儿子杜延年，看到他们父亲行为的错误，修养德行磨砺品行，成为汉朝的名臣，足以掩盖他们父亲的恶行。张安世的儿子张延寿，杜延年的儿子杜钦，又能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后代的兴隆，或许不系于张汤、杜周，而根本在于此吗？

张骞

张骞贪图一身的利益，作为汉朝使者出使月氏，经过大夏，又从事西南夷的事务，打通乌孙，凿空西域，开启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欲望的，实在是张骞的过错。班固在他的赞语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个，只说《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多里，日月在这里互相避隐，成为光明。自从张骞出使大夏穷究黄河源头，哪里能看到所谓的昆仑呢？这话对张骞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是责备他出使远方详细记载了旃竹杖、蜀布，而遗漏了那些重大的事情吗？还是难道不责备张骞而为汉朝讳言呢？不然，张骞不值得责备罢了。

汉重乘车

汉朝重视乘车，认为乘骑是不对的。韦玄成以列侯的身份侍奉祭祀孝惠庙，应当早晨进入庙堂，天下雨泥泞，他不驾驷马车而骑马到达。在庙下

译有关部门弹劾上奏，等辈等几人被削去爵位，降为关内侯。鲍宣调任豫州牧，郭钦上奏说鲍宣巡视辖区时乘坐传车，却撤去法驾仪仗，只驾一匹马，住在乡亭，被众人指责为非。鲍宣因此获罪被免职。大体上，车马服饰本来是用来区分贵贱、明确上下等级的，先王的制度不可以废弃。所以君子在车上，就能听到鸾铃和鸣的声音；行走时佩玉发出声响，这都是用来彰显德行、显示威仪的。汉代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仍然以乘车为礼制，不崇尚骑马。三国以后，人们大多趋向简便，虽然不乘车，但人们也不认为这是不对的了。

译公孙弘节俭

汲黯说公孙弘位居三公，俸禄很多，却使用布制被子，这是欺诈。从本传来看，公孙弘常说君主弊病在于不宽宏，臣子弊病在于不节俭。他又自身只吃一道肉菜，吃粗糙的粟米饭，他亲身实行节俭，大概也是本性如此。他八十岁，在宰相任上去世。汉朝的公卿大多因奢侈放纵而招致败亡，像公孙弘这样节俭，一定能保全他的富贵。公孙弘的行为也可以激励风俗，所以元始年间修撰功臣后代名册时，下诏说：“汉朝兴起以来，辅佐君主的臣子在职，亲身实行俭约，轻视财物重视道义，没有比得上公孙弘的。他位居宰相，封侯却使用布被，吃粗糙的粟米饭，俸禄用来供给老朋友和宾客，没有剩余，可以说是减损制度而引导下属、敦厚风俗的人。这与内心富有却外表穿奇异服饰来骗取虚名的人，截然不同。表彰德行彰显道义，是用来引导世风、激励风俗，这是圣王的制度。赐给公孙弘后代子孙中按次序继承爵位的人关内侯的爵位。”这又可见汉朝重视节俭而轻视奢靡，所以持守表彰公孙弘来敦厚激励风俗。后来像唐遵那样，为了做官而失身于王莽，封侯显贵，历任公卿，穿破衣穿空鞋，用瓦器饮食，背负虚伪的名声，这也与公孙弘不同了，哪里值得称道呢。

翟义李敬业

王莽摄政时，丞相翟方进的儿子青州牧翟义谋划起兵诛杀王莽，当时各郡国都震惊。等到到达山阳，部众有十多万。王莽派遣孙建等七位将军率领关东的精锐部队攻打他，翟义战败，尸体被车裂在东市，他的住宅被污秽的池水淹没，挖掘他在汝南的父亲和祖父的坟墓，焚烧棺椁，诛灭三族，杀戮波及后代。唐武则天既然废黜中宗，又立睿宗，实际上也是囚禁他。武氏宗族受命诛杀唐室子孙，天下人愤恨。李英公（李靖）的孙子李敬业谋划起兵，十天之内，部众十多万，传布檄文到各州县，列举武氏的过错罪恶，恢复庐陵王（李显）的天子之位。武则天派遣左玉钤卫大将军孝逸率领三十万军队攻打他，李敬业战败逃到海陵，他的将领王那相斩杀了他，将首级传送到东都，诛灭他的家族，并削去他祖父和父亲的官爵，毁坏家中的藏书，从宗族名册中除名。这两件事非常相似，史书说翟义不估量力量，怀抱愤慨起事，以致毁灭家族。说李敬业不通晓学术，不明白面临大节不可改变的道理。我私下观察两人的心意，忠诚倒是忠诚，可惜志向远大而谋划疏漏，起事没有成功，身死家灭，杀戮波及祖先，也可悲悯啊。

东坡祖黄生说

苏东坡关于武王不是圣人的说法，大概本于汉代儒生黄生。黄生说：“商汤和周武王不是接受天命，而是弑君。”辕固说：“不对。夏桀和商纣荒淫暴乱，天下人的心都归向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周武王顺应天下人的心而诛杀夏桀和商纣。夏桀和商纣的百姓不服从他们而归向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周武王不得已而即位，这不是接受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即使破旧，必定戴在头上；鞋子即使崭新，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是上下的分别。现在夏桀和商纣虽然失去道义，但他们是君主在上；商汤和周武王虽然圣明，但他们是臣子在下。君主有过失行为，臣子不直言规劝，反而借过失尊崇天子，却趁机诛杀他，取代他面南称王，这不是弑君又是什么？”所以苏东坡说：“武王不是圣人。孔子大概谴责商汤和周武王，历数尧、舜、禹在商汤和周武王方面有不足之处。又说孟子开始扰乱它：‘说我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听说弑君。’从此学者把商汤和周武王当作圣人的正统，都是孔子的罪人。”我认为所说的不妥当。《论语》在篇末历数尧、舜、禹以及商汤和周武王，孔子何尝不称赞商汤和周武王？看《革卦》的彖辞说：“商汤和周武王变革天命，顺应天道而回应人心。”孔子何尝认为商汤和周武王有不足？所谓顺应天道回应人心，难道是空话吗？说武王取代商纣诛杀他的君主，毁灭他的社稷，诸侯必定有不高兴的人，所以封武庚来安抚他们，这是不得已罢了。这大概是战国相互倾轧的手段，难道认为武王会这样做吗？在牧野誓师时，诸侯不期而会集的有八百，天下本来已经背叛商纣归向武王了。即使贤良如三仁，知道殷商必定沦丧，商纣必定灭亡，也无可奈何了。假使天命没有改变，人心没有离去，即使封一百个武庚，又怎么足以安抚殷商的旧贵族遗民呢？封武庚，大概是武王公天下的本心，不是说有私心。商汤和周武王的功绩，孔子和孟子已经说尽了，不必辩驳就明白。只是苏东坡的议论如此，恐怕后来的学者被他的话迷惑，所以略举大概来破除他的说法。黄生不师从孔孟而主观设立异端，苏东坡为什么要师从他的说法呢？有人说：“苏东坡借此来彰显荀彧的美德，极言曹操的罪恶。认为武王不是圣人，那么曹操就是鬼蜮了。”虽然如此，曹操哪里值得议论？荀彧身为汉臣，为曹操出谋划策以辅佐他的事业，等到篡夺的形势已经明显，才发表诡异的言论来解释他的自杀，是适宜的。哪里值得称取呢？

龚遂实对

臣子有功而不夸耀，能包容别人的短处而不隐瞒别人的长处，是最美好的事。龚遂做渤海太守，有治理的成效，宣帝征召他。议曹王生愿意跟随，功曹认为王生向来嗜好饮酒，没有节制，不可以让他去。龚遂不忍心违背他的意愿，到了京城。王生每天饮酒，不看太守的仪节。龚遂带他进宫，王生喝醉了，从后面呼喊说：“明府暂且停下，我有话要说。”龚遂回头问他的缘故，王生说：“天子如果问您用什么方法治理渤海，您不可有所陈述回答，应当说：都是圣明君主的恩德，不是小臣的力量。”龚遂接受了他的话。

译既然到了殿前，皇帝果然询问治理政事的状况，于是（他）就按照王生所说的话回答。天子赞赏他有谦让的美德，笑着说：“你从哪里得到长者的教诲而称引它呢？”于是趁机上前说：“臣并非知道这些，是臣的议曹教导告诫臣的。”

宋曹彬平定江南，等到入朝觐见时，名片上写着奉敕令在江南办理事务归来。当初曹彬出发时，太祖对他说：“等到攻克李煜，将任命你为使相。”副帅潘美预先向他祝贺。曹彬说：“不是这样，这次出征依靠的是天威，遵循的是朝廷的谋略，才能成功，我有什么功劳呢。”他的谦恭不自我夸耀就是这样。大概也是听到了王生的话吧。

唐马周刚进入长安，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中。贞观五年，皇帝下诏让百官谈论政事的得失，马周列举了二十多件事，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起初太宗奇怪地询问常何，常何说：“这不是臣的能力，家客马周教导臣这样说的。”常何是个武人，不涉猎学问，却能不隐瞒马周的长处，就像遂之于王生一样，都值得称赞。所以一并记录下来。

译三王生

汉朝有三位名叫王生的人。其中一位擅长谈论黄老学说，曾作为处士被召入朝廷，公卿们全部到齐。王生站立时回头对张释之说：“我的袜子松开了，替我系上。”张释之跪下为他系好。事后，有人责备王生，说为何要在朝廷上如此羞辱张廷尉。王生说：“我年老且地位卑微，自估终究对张廷尉没有什么益处，张廷尉正是天下闻名的大臣，我故意让他系袜子，是想借此抬高他的声望。”各位公卿听说后，认为王生贤德，也更加敬重张释之。另一位王生，在宣帝时担任太子庶子，当时盖宽饶担任司隶校尉，未能升迁，自认为品行清廉、才能高超，对国家有益，却只被当作平庸之人使用，因此非常失意不快。王生写信给盖宽饶说：“圣明的君主知道您洁白公正，不畏强权，所以任命您担任监察的职位，赋予您奉命出使的权力，尊贵的官位和丰厚的俸禄已经施加于您，您应当早晚思考当世的政务，务必奉行法度、宣扬教化，为天下忧虑操劳，即使每天有所增益，每月有所功劳，还不足以称职和报答恩情呢。自古以来的治理，三王的术数，各有制度，现在您不过是努力遵循职责罢了，却想用太古久远的事情来匡正天子，屡次进献不被采纳、难以听受的话，来磨砺切责左右近臣，这不是弘扬美名、保全性命的做法。当今执政的人，都熟悉法令，言辞足以修饰您的说辞，文章足以成就您的过错，您不思考蘧伯玉的高尚踪迹，却羡慕伍子胥的下策行为，用不可估量的身躯，面临不可测度的危险，我私下为您痛心。君子正直而不刚硬，弯曲而不屈服，《大雅》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的话，圣人也会选择采纳，请您裁断省览。”盖宽饶没有采纳他的话。还有一位王生，担任渤海郡议曹，教导龚遂说：“天子如果问您用什么方法治理渤海，您不可以有所陈述回答，应当说：‘这都是圣主的恩德，不是小臣的力量。’”等到龚遂上前，皇上果然问龚遂，龚遂的回答正如王生所说，天子很高兴他懂得谦让。看这三位王生都是贤人，那位让张廷尉系袜子的，是有用意地为了成全张廷尉，大概是圯上老人的同类吧。张释之担任公车令时，景帝还是太子，与梁王同车入朝，不下司马门，张释之追赶阻止太子和梁王，不让他们进入殿门。等到景帝即位，张释之害怕被杀，称病想要离职，想见皇上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王生的缘故，最终得以拜见谢罪，景帝并没有追究，这就是王生报答张释之的地方。他告诫龚遂的话，如果龚遂不听他的话，就一定会自我陈述治理渤海的功劳，怎么能得到长者褒奖呢？张释之和龚遂都能采纳两位王生的话，所以能够保全自身、成就名声，唯独盖宽饶没有采纳王生的话。如果能采纳王生的话，就必定终身没有祸患。唉！贤人的话，哪里辜负了人呢？

啄啄不同

《东方朔传》中“居益高者，鹤俯啄也”。啄就是咮字，音竹救反。东坡《韩干马诗》云：“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以啄为啄，与鹤字协韵。韶啄啄字者，音不同。难道公的意思不本于《朔传》，而是自为解说吗？不然，也是用错了。

汉书记事不同

《汉书》中一事两出而不同的，季布传记载：“单于曾写信侮辱吕太后，太后大怒，召集众将商议。上将军樊哙说：‘我愿领十万大军在匈奴中横行。’众将都迎合吕太后，认为樊哙的话是对的。季布说：‘樊哙该杀。凭借高帝三十多万兵力，尚且被困在平城，樊哙当时也在其中，现在樊哙凭什么用十万大军在匈奴中横行，当面欺瞒？况且秦朝因为对付胡人，陈胜等人起事，如今创伤尚未痊愈，樊哙又当面阿谀，想要摇动天下。’当时殿上的人都害怕，太后罢朝，于是不再商议攻打匈奴的事。”匈奴传记载：“高后时，冒顿渐渐骄傲，于是写信派使者送给高后说：‘孤偾之君，居于沮泽之中，长在平野牛马之域，屡次到达边境，希望游览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交换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陈平及樊哙、季布等商议，斩其使者，发兵攻打。樊哙说：‘我愿领十万大军在匈奴中横行。’问季布，季布说：‘樊哙该杀。以前陈豨在代地反叛，汉兵三十二万，樊哙为上将军，当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樊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现在歌吟之声未绝，受伤的人刚起来，而樊哙想要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大军横行，这是当面欺瞒。况且夷狄如禽兽，得到他们的好话不值得欢喜，坏话不值得愤怒。’高后说：‘好。’令大谒者张泽回信说：‘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敝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齿发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敝邑无罪，宜在见赦。’因季布一人之言，两处所载不同，前说本于《史记》，后说不知从何而来。中间两封信秽亵尤其严重，在班固的《史》中应当删削，不宜留在简牍上污染。《史记》在匈奴传只记载‘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数语而足，这才得体。”于此亦可见《

译《史记》和《汉书》的优劣。

译驼峰

大月氏国出产一种驼峰。颜师古说，是指骆驼脊背上有一个肉峰。封，是说它隆起高耸，如同封土一样。杜甫诗中说“紫驼之峰出翠釜”，也是说它的肉高得像山峰。那么，“封”和“峰”不同，两种说法哪个对呢？只是“封”字更为古雅，而“峰”字也另有含义，总之对文义没有妨害。

易卦

《周易》的爻辞，凡是吉凶悔吝，都是用来告诫占卜者的。人如果能反求诸己，那么卦象的应验就会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准确。只是占卜者把吉兆看作在自己身上，把凶兆看作在别人身上，往往不应验，就归咎于蓍草和龟甲有误了。从前汉武帝讨伐匈奴，《周易》占卜得到《大过》卦，爻在九五，卦辞说：“枯杨生华”，象传说：“枯杨生华，怎么可能长久呢。”太卜说匈奴不久就会被攻破，大家都认为这是吉兆，于是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匈奴，结果战败投降。汉武帝归咎于卦兆，反而因为当时，假如太卜能说卦兆显示灾祸在自己身上，劝阻汉武帝不派遣贰师将军，那么必定不会有丧师降将的耻辱，而卦象就可以被验证了。唉！蓍草和龟甲断事明明很清晰，而使用它们的人却失去了本意，往往就是这样。

张辟疆

汉惠帝去世，吕后发丧，哭而没有眼泪。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疆，年仅十五岁，担任侍中，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惠帝一个儿子，现在却不悲伤，您知道其中的缘故吗？”陈平说：“什么缘故？”张辟疆说：“惠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害怕你们这些人，现在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军，率领军队驻扎在南北两宫，以及让吕氏诸人都担任官职在朝中掌权。这样太后心里就安稳了，你们也就侥幸能脱祸了。”丞相按照张辟疆的计策，向太后请求，太后很高兴，她的哭声才变得悲哀。吕氏的权势从此兴起。看张辟疆所说的话，是为陈平个人的谋划，而不考虑为汉朝社稷的长远打算。当时，假如吕氏诸人率领军队在朝中掌权，如果有豪杰的志向，视去除绛侯、朱虚侯等人如同割草砍菜一样容易，更换刘氏皇权如同翻手掌一样简单。陈平又怎么能自安呢？吕氏本来都是庸才，没有作为的人，所以一旦得势就被擒杀，汉朝没有成为吕氏天下，是侥幸罢了。张辟疆年幼却善于谋划如此，莫非还是习染了他父亲的风气？假如留侯还在，他肯出这样的计策吗？陈平辅佐高祖平定天下，胸中充满秘计，为什么轻易听信他的话，最终开启了分封吕氏诸王的议论？还一味阿谀顺从而不知道停止，究竟是为了什么？后来虽然有安定刘氏的功劳，仅仅足以赎前罪罢了。

记李白帖

乘着兴致踏着月光，向西走进酒家，不知不觉人与物都忘记了，身体仿佛置身于世外。《右斋漫录》记载夏噩家中收藏的李白墨迹十六字。又李白在象耳山留题说：“夜里月下躺着，醒来花影零乱洒满衣襟袖口，怀疑像是把魂魄在冰壶中洗涤了一样。”这个帖子在雅州郡斋，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存在。然而都不可得见。现在看他的词句，超脱于世俗之外，自然是李白口中说出的话，其他人不能道出。又高楼虚静月白，秋夜万物化育于此，凭栏远眺身世飞动，举杯饮酒自我忘却，这种兴致哪有尽头！这也是李白的语言。

记古诗

夜饭少吃一口，能活到九十九岁。这是古乐府《三叟》诗中的句子。菖蒲花，很难见到，这是古诗中的句子。见于施肩吾的话。然而这些话是人的常理，等到问出处，就没人能回答。因此笔记下来以备遗忘。

记鸜鹆布谷

《考工记》说：“橘子越过淮河以北就变成枳树，鸜鹆不越过济水，貉越过汶水就会死，这是地气使然。”《春秋》记载“鸜鹆来巢”，是用来记录异象的。现在济水以北有很多鸜鹆，难道也是地气使然吗？邵雍在天津桥听到杜鹃啼叫，认为地气从南向北，等到漠北，多听到布谷鸟叫，那么南方的气息就更远了。

记汉高王莽

汉高祖刚进入关中，秦王子婴在轵道投降，献上秦始皇的玉玺。高祖即位后，就穿着皇帝的衣服佩戴那枚玉玺，世代相传，号称汉传国玺。等到王莽篡夺汉朝，汉朝失去天下，也是因为孺子婴，王莽于是胁迫夺取传国玺。高祖得天下很明白，为什么接受传国玺的情况如此相似？王莽虽然不值一提，所谓也是天时，不是人力所能导致的。从曹魏以下到赵宋，得失报复，往往都是这样。所以刘因诗说：“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这话很好，有深意。

通鉴提纲

朱子说：“《通鉴提纲》的凡例，逆臣的死，都写为‘死’。到了狄仁杰，就很怀疑。李氏的复兴，虽然出于狄仁杰，但毕竟他是死于周朝的大臣，无可奈何。按照相随入死的条例，写某年月日，狄仁杰死。现在《纲目》则写为‘司空梁文惠公狄仁杰卒’，与前面的说法不同，难道是后来有所更改吗？”

唐太宗征高丽

唐太宗初次征讨高丽，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指挥则中原清平，顾盼则四夷震慑，威望很大了。现在却要渡海远征小夷，如果指望按期取胜，还可以。万一挫折，损伤威望，再与愤怒的军队交战，那么安危就难以预测了。”等到皇上想要亲自征讨，褚遂良又上疏，认为：“天下好比一个人，两京是心腹，州县是四肢，四夷是身外之物。高丽罪大，确实应当讨伐，只是任命两三个猛将，率领四五万人，凭借陛下的威灵，取

译这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如今太子刚刚即位，年纪尚且幼小，其余的藩王屏藩，陛下是知道的。一旦放弃金汤般坚固的城池，跨越辽海那样的险阻，让天下的君主轻率地远行出征，这都是愚臣非常担忧的。”皇上没有听从。当时群臣中有很多劝谏不要征讨高丽的人，尉迟敬德也上奏说：“陛下亲自征讨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这些心腹之地空虚，恐怕会有意外变故。况且边疆的小小夷狄，不值得动用天子的军队，希望派遣偏师去征讨，指日可灭。”皇上不听从。等到后来出兵没有功效，才深深后悔叹息说：“如果魏徵还在，就不会让我有这次出行了。”于是命使者祭祀魏徵，并重新立起被推倒的碑。看褚遂良、尉迟敬德的劝谏像这样，太宗如果能够听从他们，未必不是好事，又何必只思念魏徵的话呢？我私下认为，即使魏徵还在，太宗也一定不能听从他的话。当初褚遂良刚劝谏时，李世勣就说：“先前薛延陀入侵，陛下想要发兵穷追讨伐，魏徵劝谏而停止，致使至今成为祸患。如果当初采用陛下的计策，北方边境就安定了。”皇上说：“是的，这确实是魏徵的过失，我随即后悔却不想说出来。由此可知魏徵即使还在，太宗也一定不听从他的话。”范氏说皇帝知道过错必定后悔，这就是他贤明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后悔过错，奖赏褚遂良、尉迟敬德的话，何必再思念魏徵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皇帝对魏徵的报答太微薄了，心中难道没有惭愧吗？所以借此树立被推倒的碑，抚慰他的妻子儿女罢了，哪里是真的思念他的话呢？如果皇帝真的有悔意，自然应当果断决绝地放弃东征的念头，为什么接连多年不停止？难道不听听张公瑾临终的劝谏和徐充容在宫闱中的奏疏吗？由此看来，哪里有悔过的实际行动？积聚的怨恨积蓄的愤怒，长久不能化解，直到高宗多年用兵，才刚刚平定。然而小夷虽然衰败，但中原的耗费也不胜计算，这哪里足以弥补呢？有人说：“太宗思念魏徵，玄宗思念张九龄，事情不同但情感相同。”回答说：“这不是这样。玄宗思念张九龄，大概出于真情；太宗思念魏徵，大概是矫饰之情罢了。”

译横渠先生所说的话

横渠张先生说：“我平生对于公事勇敢，对于私事怯懦。对于符合公道的义理，真诚而无畏惧。这虽然是先生实际所行的，但自己这样说，似乎觉得有自夸之气。然而孟子说：‘我懂得辨析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难道这也是自夸吗？总之，大贤君子亲身实行的内容如果不这样，那么道义就无法显现。他们自己这样说，是为了诱导激励学者。在大贤那里是可以的，学者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就不可以这样了。”

《仪礼》难以相信

有人问程子：“《仪礼》中的礼制可以考证而相信吗？”程子说：“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比如说到婚礼，说‘问名、纳吉、纳币’都需要占卜，哪有问名之后又占卜的道理？如果占卜不吉利，事情就可以停止吗？像这样的是难以相信的。”我认为：“问名之后进行占卜，不是占卜婚姻本身的吉凶，大概是占卜纳吉、纳币的日期罢了。不知道是否正确，因此记录下来，以等待精通礼制的人来评判。”

李若水如何防备

靖康之难时，金军进入汴京，钦宗前往金营后又返回，等到金人再次邀请皇帝到营中，皇帝面露难色。尚书右仆射何㮚、吏部侍郎李若水认为没有危险，劝皇帝前往。等到皇帝到了营中，金人逼迫皇帝更换衣服，李若水才抱着皇帝痛哭，痛骂金人，后来终究死去。虽然如此，李若水区区一死，难道足以抵赎他劝皇帝再次前往的罪过吗？当时，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不能去，只有何㮚和李若水认为可以去。那么，导致皇帝陷入困境的，正是何㮚和李若水。如果他们在皇帝出发时能像唐格所说的那样：“一次已经过分了，他的话难道可以再次听从吗？”那么皇帝必定不会前往。皇帝不前往，就没有流亡迁徙的耻辱。唉！像李若水这类人，是宋朝的贼人，怎么能把他们列入忠义之列呢？这是《宋史》失去了讨伐贼人的公正。

天历甲辰的符瑞

元文宗至顺二年，司徒香山说：“陶宗仪《胡笳曲》中有‘负扆飞天历终是甲辰’，陛下现在的生年和年号，确实与之相合，这是受命的符瑞，请求记录并交付史馆，颁布告知朝廷内外。”诏令翰林院、集贤院、奎章阁、礼部共同商议。商议的人说：“唐朝开元年间，太子宾客薛谦光进献《武后鼎铭》说：‘上天垂降鉴察，正赶上隆基。’作为玄宗受命的符瑞，姚崇上表祝贺，请求宣示史官，颁布告知朝廷内外。而宋朝儒者司马光斥责他们采集偶然的文字作为符瑞，是小臣的谄媚，而宰相却证实它，这是侮辱君主。现在陶宗仪的曲子，虽然在生年和年号上似乎偶然相合，但陛下顺应天意民心，继承并弘扬正统，到现在已经四年，四海之内，没有不归心的，本来不需要旁征博引曲折的言论来作为符命。如果听从他们的言论，恐怕会开启谶纬之说的开端，这不是安定民心的做法。”事情于是搁置。考察这个议论引据非常正当，大概是因为当时虞集等人在朝，所以有这个议论，这是能够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的。如果让他们遇到谄媚阿谀的人附和以成就他们的说法，那么必定会留下后世的嘲笑。所以凡是议论事情的人，必须援引古事来证明今事，以事理作为折中标准，然后才可以。

江上的渔父和京口的船夫

伍子胥逃往吴国到达江边，追兵在后面。江上有一个渔父乘船，知道伍子胥的危急，于是渡伍子胥过江，伍子胥解下他的剑说：“这把剑价值百金，送给父亲。”渔父说：“楚国的法律，抓到伍子胥，赏赐粟米五万石，爵位执珪，难道仅仅是百金的剑吗！”没有接受。宋朝文天祥丞相从京口逃脱，赶往真州，余元庆请求船夫，许诺给他白金千两。那人说：“我为大宋救出一位丞相，事情成功难道只值白金千两吗！”没有接受。伍子胥隐匿踪迹以报父仇，文丞相脱身以图存国，在艰难危险之际，遇到这样救助他们的人。千古之下，事情有相类似的，大概辞剑的渔父和辞金的船夫，他们的志向都很贤良，都隐晦无名，可惜啊。

郑子皮

鲁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子皮想让尹何管理封邑，子产不同意，用操刀、栋折、制锦、射箭、驾车四件事，反复晓喻譬喻他，子皮认为他说得好，说：“你的话，我不知道，从今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从今以后即使我家事也听你的安排。”子产说：“人心的不同就像他们的面孔一样，我怎么敢说你的脸像我的脸呢？只是心里认为危险，也告诉你了。”子皮认为他忠诚，最终把政事委托给他。鲁昭公十年，晋平公去世，子皮到晋国参加平公的葬礼，打算带着礼物前往，子产阻止他说：“丧事哪里用得着礼物？如果不送，必定会全部用掉。”子皮坚持请求带着礼物前往。安葬后，诸侯的大夫想拜见新君，叔向辞谢他们，都没有借口去拜见，子皮全部用掉了他的礼物，回来对子羽说：“不是知道难，而是实行难。夫子知道了，我却不足。《尚书》说：‘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说的就是我啊。’我失去了你的法度和礼制，我确实放纵欲望而不能自我克制。”考察子皮起初说，即使家事也必定听从子产，知道实行难，所以说，人心不同，有像他们的面孔一样，等到这次去晋国，打算带着礼物前往，子产说了，难道不是心里认为危险也告诉了吗？而子皮不听从，最终像子产所说的那样全部用掉了礼物，这和以前的话相违背吗？等到他回来，虽然有悔过自责的话，但也不足以抵偿拒绝忠言、自以为是的责任。唉，看这个可以看出听从善言的困难。有人说，子皮的事和季文子派使者去晋国请求遭丧之礼以行相同吗？

译（有人）说：“他们的事情虽然不同，但推究其私心则是一样的。前代儒者说：‘君子致力于穷尽事理而崇尚果断。’这两个人都不懂得这个道理。”

译萧何听从计策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在京、索之间对峙，皇上多次派遣使者慰劳丞相萧何。鲍生对萧何说：“如今君王亲自披甲露盖，多次慰劳您，是因为心中有疑虑。最好的计策是派遣您的子孙兄弟中能带兵的人，全部前往军营，皇上一定会更加信任您。”于是萧何听从了他的计策，汉王非常高兴。汉五年，陈豨造反，皇上亲自率军到达邯郸，而韩信在关中谋反。吕后采用萧何的计策诛杀韩信，皇上听说后，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增加封邑五千户，命令五百名士兵和一名都尉作为相国的护卫。众人都来祝贺，只有召平来吊唁，对萧何说：“灾祸从此开始了。皇上在外奔波劳苦，而您留守京城，您没有遭受矢石之险却增加封邑并设置护卫，这是因为淮阴侯刚刚在京城谋反，皇上对您产生了疑虑。设置护卫保卫您，并不是为了宠信您。希望您推让封赏不接受，并将家中私财全部资助军队。”萧何听从了他的计策，皇上很高兴。那年秋天，黥布造反，皇上亲自率军讨伐，多次派使者询问相国在做什么，萧何回答说：“因为皇上在军中，我安抚勉励百姓，拿出所有财物资助军队，像陈豨造反时那样。”门客又劝萧何说：“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您位居相国，功劳第一，不能再增加了。然而您刚进入关中时，深得百姓人心，十多年了，百姓都依附您，您还孜孜不倦地争取民心。皇上之所以多次询问您，是害怕您动摇关中局势。现在您为什么不大量购买田地，低价借贷以自污名声，这样皇上心里一定安定。”于是萧何听从了他的计策，皇上于是非常高兴。萧何身处危险猜忌之地，真是岌岌可危啊！幸亏有鲍生、召平的话，化危险为安全，化猜疑为信任，否则萧何的灾祸立刻就会到来。假使韩信、黥布有这两位门客，就不会遭到灭族。可惜啊！献计斩杀钟离昧以及蒯通三分天下的计策，都不如这二人的计策高明。那么这两位门客，也是豪杰之士啊。

子产回答问疾

春秋昭公元年，晋侯生病，郑伯派子产到晋国聘问，并顺便探问病情。叔向问道：“我们国君的病，占卜的人说：‘是实沈、台骀作祟。’史官不知道这是什么神，敢问这是什么神？”子产一一列举来回答，说实沈是参星之神，台骀是汾水之神。况且这两者并不涉及国君的身体，山川之神则会有水旱瘟疫之灾，这时就要举行禜祭；日月星辰之神则会有雪霜风雨不时之灾，这时也要举行禜祭。如果是国君身体的病，那也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造成的。山川星辰之神，又能做什么呢？晋侯认为子产是博学多识的君子，重重地赏赐了他。昭公七年，子产再次出使晋国，晋侯又生病了。韩宣子迎接客人，私下问道：“我们国君的病，到现在三个月了，遍祭群神病情加重而没有好转。现在梦见黄熊进入寝门，这是什么厉鬼？”子产回答说：“以国君的英明，您主持大政，怎么会有厉鬼？从前尧在羽山诛杀鲧，他的灵魂化为黄熊，进入羽渊，实际上是夏朝的郊祭，三代都祭祀他。莫非是没有祭祀他吗？”韩宣子祭祀了夏郊，晋侯的病有所好转，赐给子产莒国的两个方鼎。按子产前面的说法，病不在于山川星辰之神，而在于国君出入饮食哀乐，这话很正确。但后面的说法又迷惑于夏郊，岂不是迂远而近乎怪异吗？与前面的说法相矛盾。等到韩宣子祭祀夏郊而晋侯病愈，大概也是偶然应验罢了。难道真是取悦于鲧的神灵才导致这样吗？开启后世相信虚妄、喜好怪异的风气，不能不责怪这一点。

韩信为将

韩信攻打魏国，问郦食其：“魏国难道没有用周叔做大将吗？”郦食其说：“是柏直。”韩信说：“是个小辈罢了。”于是进军攻打魏国，俘虏了魏王豹，平定了河东。看这件事，就知道韩信善于为将了。为什么呢？兵力不怕不相当，只怕将领与我相当。兵法说：“凡是作战的关键，必须先观察对方的将领并考察他的才能，根据形势运用权变，就能不劳而功成。”韩信知道柏直为将，起初轻视他无能，于是进军成功。假使魏国当时用周叔做大将，那么韩信一定不敢轻进，又一定会思考对付他的办法，即使能攻破魏国，也一定费力，不会像这样容易。周叔虽然没有看到他的事迹，大概一定是能带兵的将领。虽然如此，韩信虽然轻视柏直，还是使用疑兵设伏，用计谋袭击攻破了他，他肯真的把柏直当作小辈，径直上前与他搏斗吗？开始询问将领，接着使用计谋，最终破敌成功，审察对方和自己然后行动。等到他攻破赵国，窥知赵王成安君不采用广武君的计策，才敢引兵直下。假使成安君能采用广武君的计策，那么韩信一定不敢轻渡井陉的险要，又怎么能有泜水之战的胜利呢？看他战胜攻取，很少不用计谋，这就是他善于为将的原因。后来的人都知道韩信善于为将，却不知道寻求他善于为将的道理，往往不能像韩信那样必胜，而多取败绩。

记徐元张旺史整

绍兴十九年冬，完颜亮杀害了他的君主完颜亶。第二年，在燕山营建都城。二十九年，又在汴京治理，逐渐谋划南侵。三十年春，东海百姓徐元、张旺、史整共同起兵义师，用帛书向宋朝求援。宋朝遵守盟约，不敢回应。徐元等人坚守城池半年，金军水陆夹攻，攻破城池，诛杀极其惨酷。完颜亮因此更加怀疑宋朝，认为得到了中原人心，决策入侵，起用蕃汉兵二十七万，侍从不包括在内。仿照唐朝分为二十七军。第二年，亲自率军巡视洛阳到达汝州，派遣高景山、王全来挑衅

译这是《周益公文集》中记载的，而《宋史》中却没有记录。陈桱在《通鉴续编》中记载金朝东海百姓张旺作乱，派遣徐文率领水军去平定他。我常常感慨宋朝失去中原后，那些忠义之士坚守城池，直到力量耗尽、城防崩溃，最终惨遭屠戮的有多少人啊？像徐元、张旺、史整这些人，本心是为宋朝效力，宋朝却不能救援他们，史书又不记载他们的事迹，以彰显他们起兵抗金的忠义，反而记载为“金朝百姓作乱”，致使千百年后他们蒙受的冤屈和压抑，从哪里得以伸张？陈桱的史笔大体就是这样，不可轻信。应当依据周益公的记载作为定论，因此表彰这件事，来洗雪徐元等人的冤屈。

译灌婴井

浔阳城内有一口井，传说与江水相通，江面起风浪时，井水便随之漂动，当地人称它为浪井。《寰宇记》认为这是汉高帝六年颍阴侯灌婴所开凿。李白诗云：“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胡祭酒若思说：“灌婴井应当是陈婴井。”根据《汉书·功臣表》考证，陈婴曾平定豫章，灌婴未曾到过豫章，李白大概是误用了典故。胡若思见到《功臣表》便产生怀疑，难道没有看过《灌婴传》吗？《灌婴传》记载得很清楚，灌婴以御史大夫身份率领车骑，另路追击项羽到东城，在东城、历阳击败项羽，渡江击败吴地势力，于是平定吴、豫章、会稽，返回后平定淮北。《高帝纪》说：“灌婴在东城追斩项羽，楚地全部平定。”这件事发生在高帝五年。陈婴归顺汉朝虽然在四年，但那是楚汉相持的时期，还没有豫章的战事。五年平定项羽、楚地全部平定之后，在楚地也没有战事了。不知道陈婴平定豫章，又是在哪一年呢？《功臣表》说他有平定豫章的功劳，或许他是跟随灌婴，并非独自领兵。井以灌婴得名，而不是陈婴，这是很明显的。李白必定有所依据，怎敢轻易议论他错了？胡若思坚持原来的论点，我担心听的人迷惑，于是记下这些，等待博雅君子来质正他的说法。

召平

《汉书》中记载的召平姓名有三个人，一个是广陵人，为陈胜巡行广陵，未能攻下，听说陈王败走，秦兵将要到来，于是渡江，假传陈王命令，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一个是原秦朝东陵侯，秦朝灭亡后成为平民，在东陵种瓜，教导萧何辞让封赏的人。一个是齐国相国，齐王阴谋发兵，召平听说后，于是发兵入宫保卫齐王。宫中尉魏勃欺骗召平说：“齐王想要发兵，没有汉朝的虎符验证，而相君包围齐王，固然好。”魏勃请求为相君领兵保卫齐王，召平相信了他，于是派魏勃领兵。魏勃领兵后包围相府，召平说：“唉！道家的话，当断不断，就会遭受祸乱。”于是自杀。以这三个人来看，广陵的召平，大概是机谋变诈的人。做齐相的召平，是匹夫的诚信，妇人的仁慈。学识高迈，超出于这两人的，只有东陵侯召平吧？

序戏

张平子《西京赋》中叙述百戏说：“乌获扛鼎，都卢寻撞，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巍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防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羽毛而翕赩。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礰激而增响，磅磈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歘从背见，熊虎升而拏攫，猿狖趋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赋中所说的，大致如此。现在所见的，只有突锋跳剑，走索冈峦，木果戏豹，猿援蟾蜍与龟，易分形，吞刀吐火，倒投跟絓而已。所谓白象行孕的，现在改为狮子与牛，其余大概没有见到。大体上这种百戏，本出于巴俞都卢寻橦蔓延，其来源很远了。没有见到的，是因为现在的技艺不如古代了。一种戏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的呢？先儒说太史公叙述庞涓马陵的事，委曲详尽，看平子的赋叙述事情，也曲折周至，可见古人写文章笔力的妙处。

作文引援

凡是写文章引用经传，虽然记忆精熟，也必须查阅，不可轻易就写，防止有差错。东坡作《南安军学记》，引用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大概观看的人像墙一样，让子弟扬觯而序爵者三，则仅有存者与《射义》不合。大概序爵者是弟子的名字，像东坡所说，就不以序爵为人，而以为是扬觯时的事，或者以序爵者三为序爵三扬觯，强为之解，越说越不通。大概初扬觯者公罔之裘，继之者序爵，未曾到三。东坡文势也不是这样，总之是错了。然而作此记时，从海南回来，求文的人跟随三百多里，也是途中或许没有书可考，所以偶尔错了。唉，以东坡的宏博，他的失误尚且如此，何况浅学寡闻的人呢！随便记录作为警戒。

侯文之言

汉安元年，选拔派遣八位使者巡行风俗，张纲在其中。只有张纲年轻，官职最低，其余人接受命令到各自的部门，而张纲独自埋轮于洛阳都亭，说：“豺

译狼挡在路中间，何必去问狐狸？”于是张纲弹劾大将军梁冀和河南尹不疑，京城为之震惊。这话大概出自西汉的侯文，侯文刚直不阿，不随便附和他人。京兆尹孙宝任命他为东部督邮，侯文入见孙宝说：“如今鹰隼开始搏击，应当顺应天时抓捕奸恶之人，以成就严霜般的诛杀，您的属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侯文说：“没有这样的人，我不敢空受职位。”孙宝说：“是谁？”侯文说：“霸陵的杜稚季。”孙宝说：“其次呢？”侯文说：“豺狼横在路上，不适宜再去问狐狸。”现在的人只知道这话出自张纲，却不知道本源于侯文，大概是侯文地位卑微而张纲显赫的缘故。

译温峤与高欢

温太真（温峤）运用权术来成全自己的计谋，借着假装醉酒用手版打落钱凤的头巾，虽然这只是小小的权谋，却深深契合了中伤小人的机巧。洪容斋认为他采用了袁盎当众羞辱赵谈的防备策略，大概是偶然相似罢了。至于高欢用拳头殴打贺拔岳的兄长，让尔朱兆认为他是真诚的而对他信任，这与温太真的事情非常吻合。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身处危险之地，必定会思考保全自身、远离祸害的计策，所以他们谋略深密，让人无法揣测。像温太真、贺六浑（高欢）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运用智慧，使得王敦、尔朱兆二人被局限在他们的计谋之中而不自知，没有超常的见识是做不到的。

雀饧

宋代的杜镐博学且有见识，担任翰林侍读学士。都城郊外有他的坟庄，有一天甘露降下遍布林木，子侄辈又惊又喜，向杜镐报告。杜镐尝了尝，神情凄惨不高兴。子弟向杜镐询问原因，杜镐说：“这不是甘露，而是雀饧，是非常不好的征兆，我家门恐怕要衰败了。”过了一年，杜镐去世，接着又发生了八次丧事。世人所说的甘露，是至和之气所感召而来的，这是上等的祥瑞。如果人家中出现这种情形，也不过是雀饧这一类罢了。

禾绢

忠简公（胡寅）为安成刘智原撰写《绍堂记》，其中有“禾绢蒙尘日久”的句子。养吾先生（刘克庄）说：“澹庵（胡寅）博通奇闻，用字如果涉及的事物类别不是耳目所常闻的，我还记得公为安成某氏作《绍堂记》时引用‘禾绢平阙’，当时茫然不明白它的出处。过了十几年，因为阅读《南史》和《宋书》，才知道‘禾绢’就像称‘六飞鸾辂’一样，这就是它需要避讳空字（平阙）的原因。”我因为阅读养吾文集，偶然知道了这件事。

胡文穆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