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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脚气集》两卷，宋代车若水撰写。车若水字清臣，号玉峰山民，是黄岩人。根据他侄子车惟一的跋文记载，这本书大约成书于咸淳甲戌年，因为车若水患有脚气病，写书来自我娱乐，所以命名为《脚气集》。书中论述《孟子》“集义”章的一条内容，下面有小字夹注说：“这两章是癸酉年八月所写，现在抄录在这里。”那么其余的内容都是在冬天撰写的了。车若水年轻时师从陈耆卿，学习古文，晚年却抛弃了这种学问，改而师从陈文蔚，专心致力于讲学。书中提到的“〇窗先生”，是陈耆卿的号；“克斋先生”，是陈文蔚的号。因此这本书的体例，与语录体颇为相近。他论述《诗经》，抨击《小序》；论述《春秋》，主张以夏历为正；论述《礼记》，抨击汉代儒者，都坚持门户之见。他论述《周礼》冬官部分，讥讽俞庭椿断定其被拨置的说法，他的观点很正确，但他一定要用《周官》尚存三百五十篇来证明冬官并未亡佚，这就仍然留下了柯尚迁等人割裂经书的根源。他论述《诗经》三百篇是汉代儒者伪托的，与王柏的说法相同。他论述《礼记》中的“畏压溺”，将“畏”解释为疫气传染，这更是凭空捏造。他论述历史，说诸葛亮劝刘备夺取刘璋是为了申明大义；他论述文章，说李邕的各种碑文不成文，道理不通，这些也都乖谬不合常理。然而，像他论述《周礼》中的载师是征收园圃尘土的税，并非田赋制度，驳斥苏洵说法的错误；论述《春秋》中蔑地的盟会，主张程子所说的盟誓结信、先王不禁止的观点；以及宋人在宿地结盟，主张公羊传“以及”表示给予的说法；宰咺归赙，主张直书“天王”而是非自然显现的观点，都对经义有所裨益。他对朱熹的《四书集注》信奉至极，只是认为《大学》中“格物”的“格”难以训释为“至”，应当遵循《玉篇》的旧训，作“比方思量”的意思。他认为《论语》中“惟求则非邦也与”之后的话，都是圣人的言论，稍显标新立异，但大体宗旨并无不同。他又说《诗集传》应当在纲领之后列出各家的姓名，使他们的观点得以流传，这本书不同于《论语》《孟子》，从“和鸣挚别”以下都是采纳各家的现成言语，如果前人没有这些训释，对《诗经》也就茫然无知了，这也是公正的议论。其他如论述蔡琰《胡笳十八拍》是伪作，论述白居易《长恨歌》不符合臣子立言的体例，论述《文中子》中鼓荡的篇章是妄言，论述钱塘不属于吴地，不应该有伍子胥的潮水，论述伍子胥鞭尸是大逆不道，论述王羲之的字帖不应当有“宣”字，都确凿有理。论述“击壤”是用杖击地，论述应劭注释《汉书》误将夏姬当作丹姬，都足以作为一家之言。论述杜鹃生子于百鸟巢中一条，虽然未必确实，也足以拓宽异闻。

潘黙成的《磨镜帖》非常好。帖中说：“我把自己比喻为昏镜，把读书比喻为磨镜。药应当用这种药。擦拭磨去尘垢，直到镜子通明莹彻才停止。如果只是在镜子上堆积药物而不施加擦拭磨光的功夫，反而会成为镜子的累赘。”所以知道，那些借儒学之名行奸诈之事的人，还不如愚夫愚妇。

孔子诛杀无君之心的诸侯，孟子劝谏诸侯称王，各位儒生怎能没有疑惑？孟子轻视管仲、晏婴，认为他们“鄙陋、霸道”，却与公孙衍、张仪之流，异口同声地共同鼓动诸侯做这件事，反而不肯做齐威王、晋文公那样的事业。当时正说道周王室衰微，与孔子时代不同。当时，韩、赵、魏、齐列为诸侯，都还等待有王命，其中想要称霸的人，必定要去朝见周天子。诸侯又何尝不知道周天子是共主，只有楚国无礼，它从殷周以来就是这样，不值得奇怪。孟子本来就有说法。当时，诸侯想要称王的意图不可遏制，四方游说的士人无不向上称颂“尚以王为下，而想要做帝”，如果孟子劝他们遵循诸侯的礼仪，哪里足以挽回他们固执的心。

孟子曾经说过好货好色的事。趁着当时君主的趋向而对他们说话，劝行王政，就是这个意思。要实行王政，必须从理义做起。从农桑上做家计开始。当他们做家计时，就是五十岁可以穿丝帛，七十岁可以吃肉，头发花白的人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件件事都有长辈，家家都有长辈，此时，终究不能胜过灭周而改变制度，又终究不能胜过与周并存而称王，那尊崇周室的道理就在这里吧。便自然有不容已的事，就可以复兴周室，周室便可以在天下执政。这是孟子的志向。好货好色暂且不与他计较，等到他的仁义学说实行时，君主的心转移，洗去旧习，共同维持，件件事都如蝉蜕般改变了。孟子这个意思只是不说，只泄露了几句话。说“子哙不能把燕国给人，子之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又说“只有天吏才可以讨伐他”，何曾没有周室。

自从晋朝继承曹魏之后，相继沿袭，都是曹氏的禅让代位。于是二三百年间没有公论。二三百年间没有公论，那么公论就完了。这就是诸葛孔明、孔北海之徒每每遭到诋毁议论的原因，有善行就埋没它，比如夺取刘璋的事，埋没了来历，后人只说孔明不对。

李文靖公（宗勉）在台州做太守，与陈文逸民在玉霄亭上饮酒，过了很久，忽然移到君子堂。陈文告诉他说：“这里不如玉霄亭清爽。”文靖说：“下面人家掷骰子赌博，争注喧哗，姑且避开他们。”平常的事来了就应对，不要……

译首先要有[缺失]靖[一作清]。

译苏东坡说“蔡琰的《悲愤诗》不是真作”，看得极透彻。然而《胡笳十八拍》是隋唐衰世之人所作，其文辞足以证明这一点。朱熹却认为是蔡琰所作，将其收录于《楚辞》中。

《尧典》中的“克明俊德”，孔安国注认为是“贤俊”。《大学》中的“克明峻德”，郑玄认为是“大德”。大德在于我，才符合自我彰明的意思。查考《大戴礼记》，正月时有俊风。俊，就是大的意思。大风，就是南风。为什么称南风为大呢？因为结冰必在南风，解冻必在南风，万物生长必在南风，收获必在南风，所以称它为大。“俊”解释为大，由此可见。

唐明皇天宝年间的事，诗人极力形容，如《长恨歌》，全是在调笑君父，没有悲哀恻隐之意，《连昌宫词》稍好一些，所以苏东坡喜欢书写它。杜甫《北征》诗说：“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竞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读起来使人感动流泪，对名教有功。

《桑中》等篇，朱熹《诗集传》的说法已经恰当。先前曾与吕祖谦议论，吕祖谦极力认为是诗人讽刺之作，朱熹辩驳他不相信。我的先祖[阙]论，曾说“圣人不应将这些邪诗收录在三百篇中”，那么邪诗的说法，我的先祖本来就说过了。我的先祖自信其家学，不曾去见朱熹。因为读杨万里文章，感到不悦，于是连同其他诸书都不再看，然而他的见解，却暗中与朱熹相合，他稍有不同的地方，则是朱熹说“孔子取这些诗作为警戒，如同圣人本来不谈论乱臣贼子，而《春秋》所记载的，无非是乱臣贼子的事。大概不这样，就无法显示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戒于后世，所以不得已而保存它们”。我的先祖却说“现在永嘉人郑伯谦称山歌为邪诗，周道衰微，纲常毁败，淫靡沦丧，正声不从人心发出，而邪诗充悦于人耳。咏唱得越多，传播得越广。孔子删去其芜秽而记录在简册上的，都是正诗。而邪诗，在当时人的口耳中习以为常。流传在家庭简册中的，仍然在天下。孔子怎能删去它们呢。秦祸之酷烈，天地闭塞。汉朝兴起以来，诸儒在坏亡之余收拾残编断简，补缀遗逸，而诗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传之诗，以补秦火之余。这不是孔子所删三百篇的全文”。又，朱熹不完全相信《小序》，我的先祖也说《小序》是汉人专门名家之辞，其意思也与朱熹相同。曾说李敬室祀说“吕祖谦以《桑中》《溱洧》为讽刺淫奔之诗，婺州若有人淫奔，吕祖谦为何不作一诗讽刺他？”这话又简练而明了。

《孔子家语》虽然俚俗伪作杂揉，但仍是当时的文字，距离圣人时代不远，不像《孔丛子》。它记载“周公给成王行冠礼，命祝雍作颂说‘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恐，当衮职[此句必有阙文。《大戴礼记》也有，文字还相同，哀一作衰]。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尔祖考，永永无极’”。现在的《仪礼》、《士冠礼》大致正同《仪礼》。很久没有出来，即此可证为周公古时传流之书。又，即《仪礼》。可见《家语》虽然是后时俚人所录，乱说自有之，终究与《孔丛子》不同。《孔丛子》句句是伪作。

永嘉郑伯谦说，天官之职，自玉府内府而下，现在都收入内藏库；自宫人掌舍以下，现在都收入修内司；自医师食医以下，都入御药院；自膳人庖人而下，都入御前供奉。自汉晋以后，先王用来招使士大夫在宫内的，稍稍推出，却将天子服食掌于外朝的，稍稍引入。[伯谦字节卿]。

任重而道远，“任”当作平声。孟子说“门人治任，将归任重”，谓仁以为己任，担子重也。任重，是治任之任；仁以为己任，则是任天下之重之任，“任”却作去声。

潘子善先生乃吾邦人，曾有诗云“老大倦追随，得坐且终日。所以见春去，亦不甚爱惜”。我甚咏之不置。咸淳癸酉六月，塘下戴正子访予，出其先公诗，八句云“幽栖纔一室，意足便为安。片石星霜老，八窗风月寒。已无蜗角累，自号鹿门看。清夜谁同语，横琴试一弹”，此诗亦佳。今人只识花言绣语，便相传讽佳句，岂知此哉。

圣人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安国曰“知孔子者，谓此书，遏人欲之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此说是矣。又曰“罪孔子者，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此语非也。圣人岂愿乱臣贼子之戚哉！“知我罪我”皆说后圣。春秋，天子之事，圣人作之，后圣不容不罪，罪至于后圣，当此时，又自作春秋。

译沈继祖丑化诋毁朱熹，以此谋求官位爵禄，这本身就不值得称道。李心传在《朱子年谱》中详细记载了此事，认为删去反而涉及忌讳。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汲冢书》中所谓“舜囚禁尧、禹流放舜”之类的话，千年之后，忽然有个轻薄之人如刘知几出来加以铺陈演绎，虽然说是无损于日月的光明，但对天理的损害不少，对人心的伤害也不少。曹操说“舜禹之事我晓得了”，如果当时他见到刘知几那些言论，岂不是更加肆无忌惮吗。

译苏东坡说：“画竹一定要在胸中有完整的竹子形象，拿着笔仔细观察，才看到想要画的样子，迅速起身跟随它，挥笔直接完成，以追赶所见的形象，像兔子跃起、鹘鸟俯冲那样，稍微放松就消逝了。”这话非常精妙，难道只是画竹如此吗？

天地本来是黑暗的，因为太阳而有光明；本来是寒冷的，因为太阳而温暖。太阳落下就恢复黑暗，太阳远离就恢复寒冷了。

胡氏说：“周朝最高的德行，不仅称颂文王，也称颂武王”，这是对的。武王十三年以前都是侍奉殷朝的时候，至于说“假使文王没有扩大周朝在天下影响力的心意，为什么不专门坚守，分得土地而取其三分之一呢”。这话大错特错。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说人心归附他，哪里是割据势力可以比拟的呢？战胜黎国罢了，讨伐崇国使其投降罢了，并不是开拓疆土。在孟津大会，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国。这确实是归附周朝的人很多啊。

孟子《集义》这一章，以前的儒者被孟子关于拔苗助长的说法误导多了。认为，这是告子“助长”，然而告子正是。不曾积累正义，只担心助长，只等待正义从外面来侵袭，所谓“不能从言语中理解，就不要从内心去探求；不能从内心理解，就不要从气上去探求”的意思。孟子“一定有事做”了，才说“不要预设不要遗忘”了，才说“不要助长耘苗”了，才说“拔苗”，次序非常明白。但他关于拔苗助长的说法详细，人们于是认为“孟子以拔苗助长的告诫为重”，丢掉了告子，真是弊病。

“不能从言语中理解，就不要从内心去探求；不能从内心理解，就不要从气上去探求”，这是告子追求不动心的方法，自己认为很好。孟子却不是这样，“不能从言语中理解，一定要从内心去探求；能从内心理解，就不必从气上去探求”，最终达到“偏颇、邪僻、邪恶、逃避”的境地，一开口就能察觉，那么告子的“不能从言语中理解，就不要从内心去探求”，就不值得一说了。实行得熟练了，浑身都是道理，道理充实而气浩然，看待告子那一点点保护这口气而不敢动的做法，又不足一提了。这个道，关键在“一定有事做”和“不要遗忘”上下功夫，自然就会达到，又不可以追求近期的效果，所谓大体上用力不得的。大体上用力，那么气专一而意志在前，功效就难以保证了。“不要预设”是对常有事做的人说的。“不要助长”是对不要遗忘的人说的。“拔苗”是对自己耘苗的人说的，不曾耘苗，苗和草混杂，将看到草长而苗不存，又有什么苗可以拔呢？告子不肯做“一定有事做”和“不要遗忘”的功夫，只愿意“不要预设”和“不要助长”。他说“不能从内心理解，就不要从气上去探求”是想“不要预设”和“不要助长”；他说“不能从言语中理解，就不要从内心去探求”是不曾“一定有事做”和“不要遗忘”。不知道积累正义，呆板地只想不让这口气动，这是后世佛教的不动心，不是儒者的不动心。孟子说他“不能从内心理解，就不要从气上去探求”，这是他不预设不助长的意思，并非全错，但把义当作外在的，不曾在格物致知上下功夫，不能从言语中理解，未曾从内心去探求。不思考义理，在心里却等待在应对事物时，听道理，现成的从外面来，所谓“他长我也长”，里面全无一事，是想让义从外面来侵袭而获取它。既然没有积累正义，不知道自我反省，正确与不正确，仅仅想保护这口气，也很难了。这样那么不仅人的“蔽塞、陷溺、偏离、困穷”无法得知，我自己的“偏颇、邪僻、邪恶、逃避”，也不自觉了。[这两章是癸酉年八月所写。现在记录在这里]。

周敦颐不谈格物致知，直接说用仁义来确立，中正而主静。以上都是格物致知。它的章节微妙，没有灵性就不明亮，它的格物致知。达到了极致。用仁义确立，中正，就扎实；主静就立根本，它的格物致知。达到了极致。

四位弟子言志，孔子自己先确定了四位弟子的次序了。子路轻率地回答，孔子也知道这是必然的。按照次序提问，才轮到曾皙。伊川先生说“子路的志向，仅次于曾点”，大概他所言，虽然不谦让，却是真实的，这个意思千古以来没有人说过。人们看到孔子嘲笑子路，就说子路不如其他弟子。朱熹说“冉求、公西赤都谦让，却是因为看到子路被嘲笑后这样，到底子路是真实的”，这话尤其明确。[可以使他们勇敢，是激发他们的忠义之气]。

朋友王贲，字藴文，是现在的隐君子。现在去世了。他说“‘只是冉求难道不是国家吗’以后，都是圣人的话，不是曾皙的提问”。这话确实可信，曾皙不应该这样问。他的提问没有味道。

古语说“虎狼知道父子”。只有母子，没有父子。野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父亲也不能知道儿子。但它们的母亲看到孩子从自己身上出来，自然爱惜。

《六月》“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于”意思是“也”，是王命。《左传》记载“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它的君主讨伐国人并训诫他们，民生不易，胜利不可保”，就是这个“于”字。“三十里”则是语助词。

自从汉高祖自己创作新乐，于是《二南》《雅》《颂》不再有人学习，只有一般百姓能知道雅音而不通晓其意义，古音逐渐消亡。魏武帝平定刘表，得到汉代的雅乐，就知道《鹿鸣》《驺虞》《伐檀》《文王》这四篇。

译汉明帝太和末年，又丢失了其中三首，只有《鹿鸣》尚存，到了晋代，《鹿鸣》也失传了。只有文字保存在典籍中，没有它的曲调了。文中子弹琴演奏《荡之什》，大概是妄言罢了。

译太宰凭借九职来任用万民，没有一个人游手好闲，也没有一个人失业。

中等的人，供养那些不够中等的人；有才能的人，供养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所以说“人们乐于拥有贤德的父兄”。这些父兄就是前辈和长辈。

汉高祖不读书。他的歌辞说：“大风刮起啊云彩飞扬，威势加于海内啊回到故乡，哪里能得到猛士啊来守卫四方。”又说：“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经长成，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能拿它怎么办呢，虽然有射鸟的箭和丝绳，还能施加在哪里呢。”陈后主是写文章的人，他的辞赋说：“秋风吹动竹子，烟波惊起水浪，几个人走在砍柴的小径上，山河在何处，今天的日月，昔日的绮罗，天长路远，地久云多。”亡国的音乐与兴国的音乐自然不同。

曾子说：“自我反省后如果理直，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这就与颜回不同。颜回自我反省后即使理直，也不会贸然前往。

刘漫塘说：以前在金陵，亲眼见到小民中有行院的说法。比如如果有卖炊饼的人从别处来，没有地方和资本，而全城卖饼的各户人家就借给他市场，某家送炊具，某家借面粉，各种需求都充裕，这叫护引行院，没有一丝忌妒之心，这种风俗很可爱。

孟子宣扬性善论，说话必定称引尧舜，不仅仅是用尧舜来证明性善，正是用尧舜来期望天下的人。他说：“世子怀疑我的话吗？”又说：“他是男子汉，我也是男子汉。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这是世子，这是慊愧，完全不敢期望达到尧舜的境界，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礼运》首章记载孔子的话，“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公共的”，至于“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私有的。……开始用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御，用礼义作为纲纪”。禹汤之后的六位君子都遵循这个原则。不知道自从有了天地，就有了五行，就有了礼义，鸿蒙时代，人们还没有很清楚地觉察到。伏羲尧舜兴起，天叙、天秩开始在天地之间鲜明地显现，后来的六位君子因袭并运用它，怎么能说“大道已经隐没，才将礼义拿出来使用”，并且与城郭沟池并列而言呢？离开礼义来谈论大道，这是老子的言论。太古时代，百姓像野鹿一样，人们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这确实存在。但说“不仅仅亲爱自己的亲人，不仅仅慈爱自己的子女”，都混为一谈，那也不一定如此。

孔夫子的“得到国家或封地，确立它就能确立，引导它就能推行，安抚它就能来归，动员它就能和谐”，这就是尧舜的气势。活着的人得到他们生存的道理，死去的人得到他们死亡的道理，这就是尧舜的百姓。荣耀，是生的道理；悲哀，是死的道理。

赵几道说“诚是无为的，几近于善恶”，画了一幅图，上面写一个“诚”字，直直落下写一个“善”字，旁边写一个“恶”字，认为恶是诚的庶出，善是嫡系。友人沈可亨对此有疑问并询问。“这个疑问很好”，几道自认为“可以胜过胡氏同体异用的说法”。不知道他更加错误。比如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叫做中。当它们未发的时候，只是至善。等到发作的时候，才开始有中节与不中节。中节的，是不偏离，做这个中。不中节的，是偏离，做这个中，却不是这个中。先产生中节，接着产生不中节。就像水的清澈，有东西使它浑浊，不是当初就带着这浑浊来的，如果是庶出，也必须从他身上出来，才不冤枉。

“鲁国的郊禘，不合礼制，周公大概衰微了”，这是圣人的话。“在郊外祭祀，是禹的事。宋国的郊祭，是契的事”，不是圣人的话，是后人的阐发。因此，就把它当作圣人的话了。二王之后，怎么能有郊祭呢？周朝既然改变了制度，禹汤就不再配享上天。如果说后来有僭越，那么祭祀使用夷狄的礼仪，逐渐习染鄙陋。宋国用《桑林》之乐享祭晋侯。《桑林》，是殷朝天子的音乐。荀莹认为这是不合礼制的罪过，还有鬼神，宋国应当承受。可以看出是宋国自己僭越。又可以看出宋国不应当僭越。又可以看出这不是宋国常用的。祭祀宋国的郊祭，没有明确的记载。[殷朝没有丧失军队时，能够配享上帝。丧失军队后，怎么又能配享呢？]

春秋时期，吴越的分界线在今天的嘉兴境内。春秋时，越国在檇里打败吴国。檇里，是越国的地方，正是嘉兴。钱塘江，是越国的地方。吴国把伍子胥投入江中，哪里是钱塘江，现在却说“潮头是子胥的怒潮”，吴山祭祀伍子胥正是不妥当。王荆公的碑文也说错了。五代僧人钱塘的诗说：“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不知道略微到达。

曾子说：“慎重地办理丧事，追念远祖，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集注说：“终，是人们容易忽视的”。亲人去世的时候，痛苦哀伤迷乱，那么对于必须真诚必须守信，不要有悔恨的事情。必定有精神不到位，照管不及的地方。这个忽，不是轻忽的忽，而是楚辞中荒忽的忽。在这个时候，必须更加谨慎，没有一丝可以悔恨的地方，这就叫做谨终。

黑水越过黄河到达南海。济水越过黄河溢出到荥阳。后世没有不同的议论，是有这个道理的。

《禹贡》记载“四海九州，无限路程”。没有错一个字。孟子说两句，就有一句错误，“排开淮河泗水注入长江”，当时淮河不曾通长江，后来吴王开凿邗沟，然后才通长江。记载与议论不

译相同。议论如果符合事实，固然好。如果有错误，稍微一点不要拘泥于文字而误解文意，主要意思不在这句话上。记载则不可以这样。

译天下有珍贵的东西，反而不如低贱的好。且看眼前，海莱（海菜）中以紫菜为贵，海藻次之。海藻就是所谓的大菜，苔菜最为低劣。紫菜爽口，却会引发各种疾病。大菜，病人可以食用。苔菜中好的，真胜过前两种，而且没有渣滓。《本草》说它能帮助消化。富家子弟只是吃那些昂贵的东西。

伊川先生说：“《春秋》所记载的，事情相同则用词相同，然而也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大概各有其义理，不能一概拘泥。”这话一直说到言语本身。这个说法是从卫州吁这件事引发的。

“大概有不懂却去创作的人。我没有这种情况。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去跟随；多看并记住它，这是次一等的。”这一章正与“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是喜好古代文化并勤勉去求得的人”意思相同，圣人这样的说法很多。“不懂却去创作”与诗人“我难道不懂却去创作”不同，而是“不勉强就能符合，不思考就能得到”的意思。他说：“固然有圣人天赋，从容合乎中道，不等待知道就去行动，我达不到这个境界。我只是通过学习才知道。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去跟随；多看，选择其中好的去记住，因此能有所收获，我不是生来就知道，是知道中的次一等。”这个意思很明白，选择其中好的去跟随，其中不好的去改正。不再往下，选择字；多见而记住它。不再往下，选择其中好的，这四个字自然是作文的方法。“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不必再说“道”字，古人文字这样多的很多。

《周礼·冬官》没有失传，散落在各个官职之中，而地官尤其多。自从“编帙散乱”，俗儒修补辑录，不得其说，不认识《周礼》所说的“天官、地官”是什么，于是将田野各种职事都附在地官下，这样的话，“冯相、保章、挈壶”之类都可以附在天官下吗？金叔明作《周礼十疑十答》，用意非常勤奋。我于是把俞氏的《复古编》给他。《复古编》，大概是说冬官没有失传，将《周礼》旧本再考证一下。叔明得到后非常高兴。董华翁又辩驳《复古编》不可凭信。这是忠厚，不想轻易改动古书的意思。我后来会见叔明，他说“《复古编》很对”。我又和他考证，有一个证据很好：“《周官》三百六十，现在已存三百五十，只亡了十个，怎么能说冬官失传呢”。这个说法痛快，但冬官没有失传，只需说几句，用地官来证明，让人自己明白、自己推演就够了。俞氏，却断定拨置，这个在天官，这个在地官，这个在某官，以两千多年后的凡人，而妄意圣人的记述，作出不审慎如此的事，大概是他浅薄的为人，偶然得到这个说法，喜不自持，不觉成了这样。他因为这个说法受累很多了。

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蔡书传认为这是建寅之月，张主一《春秋传》引《书序》：一月戊午认为这是建子之月。

程子《春秋传》“春，王正月。正月不是春。假借天时以立义”。这个说法最正确。张主一却认为不对，却又说“天统建子之月，阳气潜萌于黄锺之宫。这是天之所以为天，而万物所由生的”。难道不称之为天统之春吗？正不必如此巧说！

汉时，士大夫在宫中奏事，要便入来，只是不到后庭，所以公孙弘燕见武帝有时不戴帽子。又，不戴帽子不见汲黯，这还保留着《周礼》的古意。自从武帝让宦官掌管章奏，而士大夫于是疏远，后来门禁森严，完全隔绝了。于是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多，亲近士大夫的时候少。

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苦，是菜。《周礼》“掌荼以供丧事，取其苦也”。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于是以现在的茶为荼茶。今人用来清头目。自唐以来，上下都喜欢，平民也每天几碗，难道是荼吗。茶中粗的，叫茗。

“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读这个让人失笑。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不成话。死不欲速朽，也不成话。

周礼乱失，既以司空土地之事属地官，且并掌染；角人羽人掌葛诸职，都强附之。若果如此，其褺掌邦教也。又甚矣，尚可为之说。曰“富而教之”，此何为者耶？

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险”，横渠先生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事之善恶人之灵，未尝不知其不善之事敢以谋之鬼神，其“假尔太筮有常”之时，亦须嗫嚅。

唐小说载“隋炀帝昏滛狂肆，恍忽见陈后主曰‘每忆与张丽华凭临春馆，作璧月词未终，而韩擒虎兵至，遂至今日。始谓君致治尧舜之上，今日还此佚游，曩时何见罪之深也’”。莫管此说真伪，真是问得好，然晋王广之得帝位，自是造物之所不容。陈后

译掌管鬼众的神灵依然没有认清大局。

译万物劳作之后，必须有休息的时候，所以说“早晨用来访问，白天用来听政，晚上用来修定法令，夜里用来安身”。难道只是人这样吗？精神也会有疲倦的时候。我家旁边有鹱鸟来筑巢，母子互相呼唤，那声音喋喋不休，没有夜晚和白天（的分别），多么健壮啊，其他百鸟都不是这样。

妇女缠足不知道起源于什么时候，小孩子不到四五岁，无罪无辜却让他们承受无限的痛苦，缠得脚小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后汉戴良嫁女儿，穿练裳布裙，用竹笥木屐，这不符合古人的做法。有人说从唐杨太真开始，也见不到出处。

王右军（王羲之）的信帖多在结尾写“不具”，意思是说不完备。有时写“不备”。那“不具”，草书看起来像“不一一”，蔡君谟（蔡襄）的信帖也写“不一一”，这也不失道理，那么专门学习精到的人，也有看错的时候吗？

《载师》说“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这是太宰九赋的征收，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与关市、山泽、币余，总共为九项，以财货为征收对象，与助法、彻法完全不相干。而苏老泉却说“周朝以十一为名，实际上向百姓征收的，从重逐渐减轻到十一罢了”。大概是被前面以某田任某地的说法迷惑，而认为是田制。我曾经说，远郊四万，加上甸稍县都九十六万，加上王畿总共百万，加上九十六万。作为十二，这是周人废除了夏商的制度，厚取于民，而孟子是妄言了。大概是司徒的田制和载师的园廛制度。国家的园廛，就是邦中之赋。郊甸削县都的园廛，就是郊甸稍都之赋。《载师》六句相承，上面既然说了国，所以园廛不说国。上面既然说了园廛，所以甸削县都不说园廛。那说“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税一”，是一句相承。下文都相承。那说以某田任某地的，田制定后，才从田中征收地税罢了。子有辨说，不详细记载，古人重本抑末，所以地税常重，而田租常轻。

文字只管要好，于是有越改不如原来的。山谷有诗云“花上盈盈人不归，枣下纂纂实已垂。寻思访道鱼千里，盖世功名黍一炊”。又说“卧冰泣竹慰母饥，天吴紫凤补儿衣。腊雪在时听嘶马，长安城中花片飞”。后来改云“花上盈盈人不归，枣下纂纂实已垂。腊雪在时听嘶马，长安城下花片飞。从师学道鱼千里，盖世成功黍一炊。日日倚门人不见，看尽林乌反哺儿”，不如原作。

子胥鞭尸的事是大逆无道。不知道的人却认为是复仇，认为是孝。卫人杀子路，送醢给孔子。礼记乱道。

“春王正月天统”是“春”的说法，我曾经告诉华翁。华翁也认为不妥，说“也曾怀疑过”，他的书说“集注可取处多，不可以一条伤巧而悉弃之也。“春王正月”，伊川说假天时以立义，不无可疑。说假，说立，是夫子独见援笔以改之。名曰春秋，毕竟具四时，以春为首。不应如秦史，以冬为首。若夫子假春以立义，则鲁史旧文宜如何写？《七月》之诗曰“七月、八月、九月皆夏正”，见得殷以前未尝改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皆周正改月之证，多于周书见之，安知周家之历，不以子月为春正月，如春秋之文耶？”华翁此说，亦有思量，但周书“惟三月哉生魄，惟二月既望，在十有二月，惟三月”之类，并不曾以时冠月。《汲冢、竹书》，文字之最古者，虽战国策士诬先王以诱时君，然不可谓非先秦古书也。其书，无月则书年，有月则书月，他是寅正写时为顺，尚且如此，何况建子不是春，乃写个春字，非史氏职分所敢也。此一字分明是圣人所书。《程子春秋》云“天时正月，王正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而人道立矣”，此说不可易。若从来有冬字而圣人改为春，则圣人不是。若从来无冬字，圣人假天时立义，其假其立有不可。

“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程子说“〇誓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后世屡盟而不信，则罪也。诸侯交相盟誓，乱世之事也”。此语极其完全，是与不是，皆已着明。胡氏传“刑

译杀牲歃血，大概是迫不得已。在刚即位之初就急切地寻求盟约，厌恶隐公的私心，这话已经显得过于巧饰了。张主一说：“记载鲁公参与盟会，是为了讥讽他顺从习俗的私心，而不是出于内心的诚信。”鲁国与邾国的友好关系，终究不能长久维持，这更是巧饰了。圣人在《春秋》中写下这一句，事物的真相便无处遁形，哪里需要费许多工夫去讥讽别人呢？圣人固然有特殊的笔法，但不在这里。只需写下这一句，是非自然显现。私心不公，显现了；屡次盟会助长祸乱，显现了；友好不能长久维持，显现了。

译《公羊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与’的意思。”这个说法是对的。说“‘及’，就是‘汲汲’（急切）的意思”，就不对了。《谷梁传》说：“‘及’，表示国内有意愿。”也是不对的。所以刘氏说：“像‘及齐高傒盟’、‘及晋处父盟’，难道又是‘国内有意愿’吗？”

“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赠”，写下这一句就可见“给诸侯的妾送赗赠”，败坏了纲常伦理，更不必去追究其他的书法笔意。“天王”这两个字，是《春秋》体例，这才是第一条记载王室事务不可不写的原因。天王，是继承天命而为王，举动如此，言外之意自然可见。《春秋》，只需这样平实地看待。

朝廷禁止捕杀青蛙，因为它们能吃蝗虫。《周礼》说：“蝈氏掌管清除蛙类。焚烧牡菊来杀死它们。”又说：“用它们的烟覆盖水面，那么水里的虫子就无声响”，这是厌恶它们的叫声吵人。有什么害处呢？似乎前后几个官职，都是后来设立的。方术，这里不可理解。林少颖说，猫叫能驱鼠，鸡鸣能[缺]。用痿膏杀鳖，鳖荆中藏刺猬。用蟹坏漆，用鱼洗锡，用藕皮散血，用羊角毁金刚，都出于自然之理，所谓知道实[一作变]化的道理，而知道神明的作为。然而圣人不应因为青蛙叫声吵闹，特意设置官职，《周礼》此处很多。

叶水心驳斥《系辞》，得到“崇高莫大乎富贵”这一句，当作奇货，屡屡提及，认为是语言的大病。如果据理来说，似乎也迷惑人，“崇高莫大乎富贵”，有什么奇怪？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天大地大王也大，富贵极于君主，崇高没有比君主更大的，起初并非异说。

禅家的方法，只是要人“静定痴守”这一句，不再想别的路，久了自然能通达。这，是我们儒家至诚如神的绪余。我们儒家公开坦荡，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臼，确实是不落窠臼，然而也有可揣摸的。问“什么是佛祖西来的意思？”答“庭前的柏树子”。这话最好是我们儒家的一个“仁”字。“什么是佛？”答“干屎橛”，意思是“前人已经走了。我自当做工夫，说什么前人”，这句话与我们儒家有别。问“请师安心”，答“把心拿来我给你安”。百丈问沩山说：“你拨炉中有火吗？”沩山拨，说没有火。百丈起身，深拨得火，说：“这不是火？”我们儒家也这样教人，但如今听的人，不把它当作事看，反而不如他们能信服奉行。然而既然说悟道，必定首先悟出我们的父母是如何的三纲五常，身体发肤。七颠八倒，反而借我们儒家的名分之说，与四海五湖无所系着之人捏合交道而自谓“高于一世”，而人也因此认为他高。然而若无朝廷现成的饭吃，现成的法维持，也一定坐禅不成。

曾子向孔子问礼如此，其细密如《檀弓》所载，却件件不如子游所记的礼。只是想要尊崇礼家，借曾子的大名而压抑他，又借子游的名头而纳入礼家。况且未小敛就袒露裘衣，这是当时的礼，街巷之人也能做到，何足以赞誉子游。至于主人，既已祖奠，特别敬重曾子的到来，反而停柩受吊，即使是世俗之人，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

程子让人类聚《论语》中讲仁的地方玩味，这最切合教人仁，实在是难以训释，看来看去，自然晓得也可以。“上蔡识痛痒”的话也切合。大概出于程子“痿痹不仁”的意思，我曾讲程子“观鸡雏，可以观人仁”，说了几句，自认为对诸儒有功。

张主一有《春秋集注集传》，我未曾见过，忽然从瑞州守董华翁那里得到一本，大概是在瑞州刻印的，见到惠赠的新本。病中来不及看，偶然华翁从朝廷回来，盛赞此书，才能略看。中间义理自然好，但《春秋》一书，不能质实判断，文公论述得很详细了。除非让孔子出来，如范明友奴再生，说当时的事与所以褒贬、去取的意思才行。现在作集注，便是要质实判断了。这照《语孟》的例子不行，《语孟》是说道理，《春秋》是纪事。况且首先第一句，就难明了，“惠公仲子”，不知是“惠公的仲子”呢？还是“惠公同仲子”呢？“尹氏卒”，一边说是妇人，一边说是天子的世卿。诸儒讥讽世卿之说，自然是明训，恐怕是举烛尚明的议论，理自是而事则非。这自是一说。至于三统之说，我曾告诉华翁。华翁也认为不妥，等到再阅。至“夫人子氏薨”，忽然说“不书‘葬’者，妇人从君，所以君主在世则葬礼未备，待君主死而合祔也”。本朝，皇后虽先崩，必俟合葬于山陵，大概是古之遗制，与此说可骇此（比？）看。先儒之言，不分晓而又不晓事也。谷梁说“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程子说“公在，所以不书‘葬’，于此见夫妇之义矣。这不过是所尊有嫌，遂不书葬耳。安得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先崩，

译必须完备葬礼之后才下葬，但尚未迎回太庙，神主在别庙受享，等到皇帝驾崩且安葬完毕，然后将神主合祭归入太庙”，这一典故非常明确，怎么能像张氏所说的那样呢。魏征对太宗说：“我认为陛下将献陵视为昭陵，我确实看到了，这是太宗皇后下葬，而陵墓名称已经确定”，张氏为何不知道这一点？

译明道先生说：“现在的学者，恭敬却不见成效，心中又不安，只是私心作祟，也是过于用恭敬来做事。这就印证了‘恭敬而没有礼，就会劳苦’这句话。恭敬，是私下里刻意表现恭敬的意思；礼，不是拘泥于形式的礼，而是自然的道理。只做到恭敬而不遵循自然的道理，所以内心不自在。”人们把“礼者，非体之礼”当作一句，所以都解释不通。“礼者，非体之”，是一句；“礼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礼，不是将我身体拘束出来，而是自然的道理。才说“拘束身体”，便不是自然，便使身体与礼成为两回事。

平翁先生送给他的儿子温，温任清父的副职时，在生日那天送了一片香，在上面写了四句话，说：“始于克己，终于舍己。圣学的始终，有卓然独立的境界。”永嘉的名士多有题跋。他们都不能理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颜回克己的地方；“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这是颜回舍己的地方。这两个“己”不同，私心既已穷尽，八方洞然开朗，不见人我之间的差异，其始终就是这样。[跋字下有一个“予”字]。

尧时的百姓击壤而歌，从唐代以来，画成图画，那是行坐捧腹、牵挽快乐的模样。李伯时的临摹本极佳，却不见所谓击壤的东西。《艺经》说：“壤，用木头做成，前宽后尖，长一尺四寸，宽三寸。游戏时，先侧放一个壤在地上，远二十四步[一本作三四十步]，用手中的壤击打它，击中者为胜。这个游戏很好，比起投壶，更显质朴。”然而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未必正确。壤就是泥土。用手擦拭[一本作“式”]杖击打泥土，作为节拍而歌唱。那歌词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真是太平盛世的话语，真是好文章。“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更好。

晦翁语录说：“吴公济说：‘在日常应对事物之中，必须有一时辰的宁静来养护精神，要使事情愈繁而心愈闲暇，别人不足而我有余。’这话虽然出于异端之说，但试之也略有效验，难道是周敦颐所说的‘主静’吗？”我认为，这恐怕未必是朱文公的话。朱文公说：“寂，是无时不在感应；感，是无时不在寂静。”又怎么会羡慕一时的宁静？一时的宁静又足以比拟周子所说的“主静”吗？然而这种说法自有其好处，以邢和叔的意思，初学得到这个，岂不是很善。

平翁先生说，有一个人，一个儿子叫光，一个儿子叫梵，一个儿子叫晃，他们的父亲远出不归。光这个儿子，仔细探寻父亲的踪迹，知道他往北去了，就去幽燕寻找；梵这个儿子，不仔细探讨，就去南闽寻找；晃这个，在家里嬉戏游玩而已。一天，光找到了父亲带回来，梵空手而归。光责备梵，晃也责备梵。光的话可以说，晃的话不可说。梵，虽然走错了路，尚且曾去寻找父亲。晃坐在家中不曾寻找父亲，却责备梵寻找父亲的方法不好。现在的人，不曾求道却空空地议论别人，与这有什么不同。佛教徒，走错了路，尚且曾求道。

董公遮说汉王一事，人们认为汉王得到了这个正大的议论，而汉朝的基业就由此成就。查考董公的话，顺从德行的昌盛，违背德行的灭亡，出兵没有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指明他是贼寇，敌人才能被制服。项王放逐并弑杀了他的君主，是天下的大贼。大王应该率领三军为他穿素服，以此告知诸侯而讨伐他，那么四海之内，没有不仰慕德行的，这是三王的举动。于是高祖为义帝发丧，率领诸侯兵五十六万讨伐项羽。进入彭城，一时响应，气势多么盛大，而高祖进入彭城之后，却收取美女财货，摆酒高会，这是为义帝发丧吗？高祖不是三王，骨子里的本意不是讨伐罪人拯救百姓。得到董公的这个说法，且当作一个题目，一旦得志便丢掉了，羊质虎皮，事情就败坏了，项羽大破汉兵，俘获太公吕后，高祖的狼狈没有比这次更甚的了。这样看来，反而是董公误了他，他说“出兵没有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这是谋取利益计算功劳的说法，诸葛孔明一定不会这样说。

先主问孔明，如何在天下伸张大义，而孔明却回答说“刘璋昏庸软弱，可以夺取”，这是伸张大义吗？大概是史家缺漏了文字，或者是承袭了魏国的私史。行不义，杀无辜，作为兴国的基础，孔明会这样做吗。刘璋的父亲刘焉，是汉朝的贼寇。起初因为益州有天子之气，请求统领益州，这个意图已经可诛。不久有董卓之乱，各镇都起兵讨伐贼寇。刘焉也起兵，不讨伐贼寇，于是占据益州，杀害汉中太守，切断蜀道，皇帝派他的儿子刘璋传达旨意，刘璋不遵从命令，于是留在蜀地。刘焉自己制作车驾专权。贾龙讨伐刘焉，没有成功。当时黄巾已经平定，董卓又被消灭，刘虞死节，曹操尚未行动。汉朝的灭亡，刘焉是首恶。刘焉死后，刘璋继承悖逆，曹操正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只可以慢慢图谋，不容易轻举妄动，孔明想要伸张大义，怎么能舍弃刘璋而去做别的事呢？灭掉刘璋正

译这是为了替汉朝讨伐贼寇，既然讨伐了贼寇，就顺势将其作为资本，以等待在中原地区驰骋建功，诸葛亮的宏大谋略便是如此。史书不足以作为凭据。魏晋时期的史书，都是由魏国那边的人编纂的，当时汉朝的忠臣被他们埋没了多少啊。

译孔子门下的弟子与孟子门下的弟子不同。孔子门下只有陈子禽见识卑下，三次开口，都说不成话。孟子门下的弟子即使像公孙丑、万章那样低微的人，对于疑难问题的回答，也值得孟子如此应对。除了乐正子克之外，还有充虞。

金国因为赵妃而灭亡，这大概是天意吧。

关于颜回“问仁”这一章。程子说：“克制私欲，回归礼制，那么事事都符合仁。仲弓在朝廷中没有怨恨，在家里也没有怨恨。”程子也只是就仲弓自身而言，意思是“如同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这与别人无关。朱子则说：“一旦克制私欲，回归礼制，那么天下人都认为他仁德。”又说：“在家里没有怨恨，是一家归向仁德；在朝廷中没有怨恨，是一邦归向仁德。”到了颜回，则是天下归向仁德。人们认为吕与叔所说的“八方辽阔，都进入我的门庭”不对，却又在《集注》中自行引用程子“事事皆仁”的说法，终究是两样都保留以自圆其说。我曾在《朱子语录》中看到一段话：“克制私欲，回归礼制就是仁。意思是说，一旦克制去除私欲，回归天理，那么胸中就会充满慈祥温和之气，看待天下的万物，没有一样不在我所爱之中。”曾经把它写在窗户上，如今语录找不到了，从弟子刚说“这是朱子早年的说法”，然而语录中的说法似乎也不可驳倒，反而更加稳妥。如果真的做到一日克制私欲、回归礼制，天下确实有归向仁德的道理，但这只是从自身推演，不致力于外在表现，不知道朱文公取舍的本意究竟如何。

李邕的文章声名在唐代非常显赫，所谓“干将、镆铘宝剑，谁敢与之交锋”。我家没有李邕的文集，曾经见过他亲手书写的几块碑，那是他自己写的文章，道理讲不通，文章也不成样子，仅仅足以引人发笑。他说：“本性有习惯，道有因缘，止于心，友于照。所谓习惯，是坐在树下，居于山中；所谓因缘”，他加了两个“者”字，移换了两句话的前后顺序，以此标新立异。岂不可笑。此类情况很多。他形容麓山寺说：“化城并非真实，梵天仍然世俗，僧家只是夸大天界罢了。不如他[一本有‘而’字]，所以佛坐在上面而天居在下面，佛不是今人所见的样子，可以用来愚弄世俗。”麓山不过是个寺院罢了。如此夸大，难道不被有识之士所鄙视吗？

大凡获得的赞誉超过实际，正好成为累赘。郑文宝的诗写道：“秋阴漠漠秋云轻，缑氏山头月正明。帝子西飞仙驭远，不知何处夜吹笙。”这本是一首好诗，晏元献公在后面题字说：“这首诗所在之处，应当有神佛护持。”这一赞誉太过，再看这首诗，便觉得索然无味了。有什么不可及之处？谁不会写？

有子本来是个好人，被抬举起来要充当孔子，被曾子指出后，便失去了光彩，而且增添了《史记》中许多诽谤议论，至今成为笑柄。前辈说，君子不想要过多的名声。自古只有别人不了解自己却不生气的君子，哪有追求名声的君子？然而如果为了下层百姓来说，也可以安定民心。

梁智藏法师碑，萧几撰写序，湘东王萧绎撰写铭。唐述[圣颂]，奚拘[一作玽]撰写序，吕向撰写颂。宗圣宫碑，欧阳询撰写序，陈叔达撰写铭。本朝不曾见过由两人分别撰写序和铭的情况，恐怕也有，但我见闻浅陋未曾见过。

先祖赠送给傅上舍的诗，傅上舍几年后来说“被好事的人收走了”，再次请求先祖书写，先祖不肯。我也曾经写诗赠送给别人，被对方再次请求书写，就又给他写了。这是轻浮不如前辈厚重之处。

文章可以看出国家的兴亡，可以看出时代的特征，还没说道理，且看文气，“大风起兮云飞扬”，是兴国之言。“妖姬脸似花含露”，是亡国之音[音一作文]。

偶然漫步瓜园，看见一只恶蜂捕捉一只络纬虫，上面用嘴咬，下面用毒针扎，络纬虫痛苦不堪，天地如何能知道它向何处申诉，因此我心情不好了好几天。

秦桧议和，杀害名将，后人还认为他爱护东南。金国迁都汴京之时，其直学士孙大鼎上奏疏明确陈述。天会八年冬天，各位大臣在黑龙江的柳林相会商议，说：“宋朝大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玠则熟习军事。既然不能用威势征服，又结怨极深，形势难以先屈服。”鲁王说：“只派遣他们的大臣先回去，借此表示恐吓威胁而使他们顺从，我们假装不顺从而勉强听从。”忠献王说：“你说得对。谁可以出使？”忠烈王说：“张孝纯可以。”忠献王说：“这个人在河东失节，谁不怨恨他，去了怎么能得位得志，只有秦桧可用。起初说赵氏得人心，必将有所拥立，说张邦昌不为人悦服，不到半年，他的话都应验了。我高兴地把这个人放在军中，用利害关系开导他。秦桧说‘南自南，北自北’，并且许诺说‘我着手时只依这个规模’，如今只靠用兵，南方也未必最终衰弱，如果放他回国，必定得志可以成就我的大事。”当时，南方人困顿，秦桧独自温饱，果然到了那里获得权位而阴谋开始实施。废黜刘琦、韩世忠、张浚、赵鼎，杀害岳飞，而南北的局势确定。忠烈王在德之誓书中，必定要求不随意更换宰相，而秦桧也暗中揭发宇文虚中的叛逆，

译用来报答恩德。内外恐吓胁迫，完全像忠献王所预料的那样，诛杀废黜那些热衷战事的将相，确定了南疆北界的版图，秦桧自认为欺骗了世人，没想到后来金人自己在《南迁录》中详细地说了出来。当时胡铨请求斩首秦桧以谢天下，难道算是过激的言论吗？然而后世至今还有人为秦桧开脱罪责，真是令人痛心啊。

译赵挺之被任命为门下侍郎，邹浩在贬谪之地作诗道：“促膝谈心十二年，有时忠愤泪潸然。不闻一事拳拳救，但见三台每每迁。天地岂容将计免，国家能报乃身全。他时会有相逢日，解说何由复自贤。”句句都好，至今仍能感动人。我不懂音律，却觉得它的声调也充满哀怨。赵挺之担任宰相，他的子孙后代直到今天都未能享受荣华。至于这首诗，却千古流传，无法抹去。陈后山也很奇特，特意拜见祁公，遇到寒冷天气，情愿冻死，也不肯穿那件棉袄。

《诗传》一出，读书人便废弃了其他典籍，这真是著书的套路。它既然称为某家的传注，就不掩盖众人的长处了。想要胜过前人，在纲领之后列出各家姓名，让他们有传注流传，也是件美事。这本书不同于《论语》《孟子》，经过大熔炉的锤炼，从“和鸣挚别”以下，都是采纳各家现成的言语，如果没有前人先有这样的训释，对《诗经》也就茫然无知了。

事物的道理难以知晓。《诗经》说：“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这种说法一直传到汉代，扬雄还说：“像我像我。蜾蠃捕捉螟蛉，产卵在它身上，借它的膏血来养育蜾蠃。”大螟蛉干枯，并不是变化而成的。橘子越过淮河就变成枳，这也是不对的。江南人有嫁接树木的方法，把橘枝嫁接在枳树上，枳就变成了橘，但它的核没有改变，再种植就又会变成枳，淮北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由此可知古人的话也有错误的。杜甫的杜鹃诗说：“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亲。殷勤哺其子，礼若奉至尊。”这也不对。杜鹃属于鹞类，是枭的同类，飞入鸟巢，鸟看见它就飞走了，于是它在鸟的巢中生蛋，鸟回来不知道是别人的孩子，就把它抚养长大，长大后，它反而想要吃掉母鸟。

朱熹既然认为《尚书序》不是孔子所作。朱熹去世后，他的门人后学如蔡沈等人又都确信这是圣人的著作。然而《康诰》篇明显有误，往往圣人的笔迹并不完整。蔡沈并且认为《康诰》有序，依照孔子的说法。

我先前撰写《世运录》时，曾采用朱熹的说法：“‘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辟，是躲避的意思。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躲避到东方”，星渚非常赞同。我后来思考，周公居东两年，东征又两年，从“我不见，于今三年”来看，其实只有两年，他辅佐年幼的成王的时间也很短。《蔡仲之命》中“辟管叔于商”，这里的“辟”依然是“法”字的意思。后来在《道统录》中分纪，于是依照古说。华翁极力认为不对，于是我又改了过来。朱熹辨析得自明，对世道教化有益，只是计算年份有些疏远，两者并存以等待后人评判。

《春秋传序》先说二帝以上；次说三王；次说三王统一之后。又作如秦朝见子丑寅之建正，杜撰出建亥。汉朝知道三王是忠、质、文，又在忠质文之外寻求，以智力为之，这都是“想要模仿古人的迹，而凭私意，妄为的人”。孔子生于周末，以顺天应时的治理，不再有二帝，而上古不可追及。于是作《春秋》，作为百王不变的大法，以三王之道，匡正后世之人。《春秋》之法施行，则三王之道兴起，不必远追二帝以上，而三王的治理，可行于后世，岂不天下太平？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前说圣王不再出现，是说三王。后说圣王不再出现，是说二帝以上。其间所谓“虽欲效古之迹”，不是说效法古人之道，只是要效法其迹。他有子丑寅，我便有亥。他有忠质文，我便有智力，以具仿效其浅薄。如此看，方才分晓。不然，圣王不再出现，既不可望仿古之迹者，又不可用是，断绝后世于无人也。文章难看。

苏东坡的万言书，前面说时事，都很好。至于厚风俗存纪纲处，便淡薄枯槁。大概是因为他的本源处欠缺，所以如此。

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辞立其诚，是用来安居事业的。进是进而未已，居是居而不迁，修辞立其诚。且把修辞一件做题目，非礼勿视听言动也。在此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亦在此，言忠信，行笃敬也。在此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亦在此。

古代祭祀天地，都是天子行礼。到了唐开元年间，礼制才开始确定，除了郊祭天之外，其余让有司代理，后来遂成为惯例。

格物是穷究事理，不可改变，而以格为“至”，则有可推究者。格于上下，可以训“至”。格物难以训“至”，曰“致知在至物”，不是好话。我尝谓，格且比方思量之谓，此为是，此为非，此为正，此为邪，此为轻，此为重。今之谚“欲知轻重”，则曰以称格之。此字必有传承。《玉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广韵》亦然。彼之字义多出于古时经注，“格，至也”，是出《尧典》注，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

译处。用这个来解释“格”，正好与今文经学的说法相合，以前我曾把这观点告诉过星渚，星渚对着屋子看，过了很久也没有说出什么道理。获得知识在于探究事物，探究事物在于获得知识的初始阶段。

译何曾每天吃饭花费万钱，他的儿子何劭，竟然每天花费两万钱。谚语说：“教人奢侈容易，教人节俭难。”

平江，是吴国的都城；嘉兴，是越国的土地，两地相距一百四十里。吴王远远地经营谋划，打败楚国和齐国，却不能退取湖杭之地，以钱塘江为界，这难道仅仅是夫差的愚蠢吗？他的祖先也疏略了。

“畏惧厌溺，三种情况不予吊唁”，只是厌恶疾病想要传染给人，像瘟疫之类。如果说因为畏惧而死，那么孔子在匡地受到威胁又该怎么说呢。

自从先王的礼制不再施行，人心放纵恣意，被佛教徒乘虚而入，而冠礼、丧礼、葬礼、祭礼，都被他们用蛮夷的方法来夺取了。冠礼，就像他们初次削发受戒之类，那些叮咛告诫非常严格。古时候也能有几个好僧人。不像现在，刚受戒，出了坛场就破戒了。丧礼，有所谓“七次”的说法。说人死后遇到第七天，他的魂魄必定经过一个阴司，受许多苦，直到七七四十九天，经过七个阴司。又有百日、三年，都经过阴司。本来是欺骗蒙蔽，愚夫被他们的说法迷惑。遇到这个时候，也能记得父母，请僧人追荐，叫做做功德。做了功德，就做羹饭，叫做七次，羹饭随各家的丰俭而定。现在读书人既然排斥佛老，不用他们的说法，而在我们的礼制中自己不曾尽到，朝夕祭奠没有朝夕的祭奠，初一十五没有初一十五的祭奠，饮酒吃肉，好像没听见没知道一样，这是连夷狄都不如啊。安葬是顺，火化是逆，现在贫民没有地方可以安葬，又被他们说法火化可以上天，葬礼也被夺取了。施斛这一节，既荐祖先，又与祖先，请客人而共享，神灵不享用非同类，百姓不祭祀非本族，大概是理之必然，后世小人，只知道自己饥饿，何曾有思念亲人之心，往往即使有，子孙也是像若敖氏那样，这样那么施斛请客的说法，宁可相信它有，不失为长厚。毕竟是一个祭祀，用僧人代替巫觋而求通达于鬼神，请父母而又请客人。对待死者像对待生者一样的道理，或许也有这样的道理。我前妻去世，曾经施斛祭祀她，朋友来问说：“您向来不信佛老，为什么施斛？”我说：“我自己不信，我自己施斛。”后来友人吕居中说：“郑慥堂先生，也不信佛老，也不废除施斛，曾经有所感应。用僧人代替巫觋，却要挑选僧人。”

陶渊明送一个仆役给他的儿子，帮助他承担打水砍柴的劳役，而说那仆役也是别人的儿子。可以看出陶渊明知道王褒的《僮约》。没有这件事，是用文章来游戏。后世虐待下属的人，却把它作为借口。可叹啊。

四恶：不教导就杀戮叫做虐；不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命令迟缓却限期完成叫做贼，这就像给人东西；在出纳上吝啬叫做有司。出纳之吝比起上面似乎轻，为什么也叫作恶？朱子说：“应当赏赐不赏赐，应当惩罚不惩罚，也过分计较利害”，看来上面三件是阳恶，下面一件是柔恶，它们的危害是一样的。集注引用项羽刻印的事。项羽妇人之仁，高祖在掌握中不能杀，虽然粗暴，只是柔恶，叫做有司堂。堂主人只做得一司一职之事啊。

章雪崖，是平江的隐君子。不曾见过晦翁而时常有书信问道。晦翁的回信保存下来。有时常常高声说：“世间的纷扰怎么淹没了，自己可以看到他胸中的所存了”。顾斋、胡文淳曾经跟随他。这是顾斋告诉我的。每次把这句话写在扇子上，人知道敬重圣贤的话，才可以读书。

《檀弓》说：“有司用几筵在墓旁设奠”。左传注说父母形体在这里，礼敬他们的神灵。这，就是现在祭祀后土的礼仪。《仪礼》没有说。

《易经》，是六经的祖。河图，是《易经》的祖。

魏文侯自己向周天子请求成为诸侯。田和迁都齐国，康公又为他请求成为诸侯。我认为卜子夏、段干木会感到羞耻。

古时候，人和鬼不相袭扰而相安无事。后世的人求鬼，鬼求人，鬼也不是原来的鬼了。

白居易的《长恨歌》叙事详细丰富，后人得知当时的实事，对记录有功，然而以败亡为戏，更没有恻隐忧爱之意，身为唐臣，也应当知道《春秋》保存鲁国的方法，即使是草木，也将不忍心，大概祖父和自己都受朝廷养育，不能说草野之人不知道朝廷，我的这个说法不是不容许臣下说这样的话，只要有恻隐忧爱之心，语言自重。

颍考叔拿着蝥弧旗帜率先登城，纯孝的人是这样吗？庄公接受许国之后，他的愧辞是这样，许国又不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

张良，弟弟死了不埋葬。虽然张良的功名不可掩盖，史书有功类也是这样。

“天生众民，他们的命运没有定准，没有不有好的开始，很少能坚持到底”。他们起初秉承于天的，无不具备这个良心，而完全归返的很少，所以说“人都有它，贤者能不丧失罢了”。使天命之常的，它的功效在于人。

“没有一定去做的，没有一定不做的，没有不可的，没有不可以的。与义相并，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不仅仅论“仕”、“止”。

谷永说：“楚王断绝丹姬以成就霸业”。应劭

译注解《汉书》，竟然凭空编造出一个丹姬来。谷永的文集中记载的明明是夏姬。注解竟然难看到这种地步。

译崔浩认为《老子》一书并非老聃所著。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蘧伯玉确实是位君子，但不如史鱼那样直言进谏君主的话语来得直率。

圣人曾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昏暗时他也像箭一样直。”而荀子却说：“盗取名声不如盗取财物。田仲、史鳅还不如盗贼。”既然如此，那么圣人也被史鱼蒙蔽了，荀子真是肆无忌惮。

田单扬言命令燕军割去齐国士兵的鼻子、挖掘齐人的坟墓、焚烧死人，以此激怒齐军。这是当时策士形容田单谋略过当的言辞。如果真像这样，足以导致齐国灭亡，决不足以使齐国复兴。

章雪崖有诗云：“掩关作夏计，长日独清坐。戎葵竞自花，安榴粲成朶。时芳讵容歇，幽赏无不可。微风忽吹来，谅亦深知我。”由此可以窥见他的胸襟。

绍兴年间有位叫钱弼的人，是镇江的士人，喜欢谈论军事，能根据气运推算胜负。绍兴辛巳年，金主完颜亮入境。钱弼说：“这是耶律德光、帝巴的气运。”完颜亮果然死了。他又说：“秦庄襄王甲寅年，秦始皇即位，这一年汉高祖出生。汉成帝宠幸赵皇后，导致后宫混乱，皇帝没有子嗣，绥和二年乙卯年，召定陶恭王的儿子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哀帝，改建平元年，这一年汉光武帝出生。后唐天成元年，洛阳大乱，第二年丁亥年，我们本朝太祖出生在洛阳。靖康之变，北方敌人侵扰，建炎元年丁未年，宋高宗在南京即位，而金人在河北伪立张邦昌，这一年宋孝宗出生。”他的预言非常清晰明确。宋孝宗确实应当有恢复中原的气运，非常有志气，但光宗因为经历了艰难困苦，爱惜士兵和百姓，往往宽纵他们。士大夫们习惯安逸已久，将恢复之事置之度外。只有陈亮以书生的身份慷慨议论，大家却都感到惊愕，认为他是怪人，于是使得金国侥幸得以苟延残喘，水旱灾荒渐渐使其自行灭亡，人事辜负了天意。

北极端正于上方，南极端正于下方，所以日月星辰的运行，每天如此，每时每刻如此，千万年来都如此。这是天的静止。春天向东游动三万里，夏天向南游动三万里，秋天向西游动三万里，冬天向北游动三万里，这是地的运动。天以动为主，之所以有静止，是因为地的镇守。地以静为主，之所以运动，是因为天的挟持。天如果没有静止，就没有昼夜；地如果没有运动，就没有寒暑。

心产生道。这是总说人物恻隐之心。人的产生也是道。方才说的是人。

“日常起居恭敬，处理事务严肃，与人交往忠诚。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接大祭。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孔子说仲弓可以面南称君，而对樊迟的教诲也没有两样。面南称君的人，也应当如此；从事农耕园艺的平民，也应当如此。

程子说：“充分扩充自己的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佛教所说的识心见性。至于存心养性，佛教则没有这一部分。我认为佛教只能保存其无用之心，培养其无实之性，却不能尽心知性。

我拜入篔窗先生门下，刚过二十岁。荆溪人吴明辅先拜师于篔窗，已经考中进士，声誉很盛，比我大十三岁，我是后进。篔窗有一天在众人面前对我赞誉过当，同门起初不以为然，很久之后才融洽相处。他们创立新体，古文每写出一篇，就互相吹捧，认为文章有格调。我拿回去给先祖看，先祖却不高兴。我心里想：“先祖八十多岁了，必定是老朽笨拙，不懂文章，只顾开头结尾，有间隔有框架，而且造语俊爽，都与老朽笨拙不合。”不久先祖和篔窗都去世了，我开始思考六经不是这样，韩愈的文章不是这样，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也不是这样，才知道他们的不对。后来见到立斋先生，他教导我更加恳切。后来我把几篇作品呈给他，他忽然写了四五百字的信，痛陈水心先生的文章。这时，立斋先生已经担任侍从官，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彻底改掉旧习，不止像从前那样教诲而已。我这时文章已经自然平实了，但还有刻意作文的意思，而自己讲习，多被外物所牵制，然而未曾不自知。先前曾写诗呈给立斋先生，说：“童年苦读背诵，嚼着瓜灯油烧尽。衡缩高于土丘，才当作文字看。精微隔了几层尘，健笔抵住急流。睁眼天地燎原，才识用书难。千朵花瓣惭愧一个果实，根本耐得住岁寒。”先生非常喜欢，常常吟咏，但我昏庸懦弱，不能受到大的激励。大概知道世间学问只有一条路了。先生不以文名著称，但论述作文的方法，非常切合要害。我后来很少写文章，而旧习却都忘记了。吴明辅终身坚守这一格调。初学者，很向往他，更认为他是好官。职位日益晋升，宾客朋友交往，而吴明辅却愈发不能自觉其非，真是可叹。

吴明辅担任国录时，我偶然在京师，相见便说他的《斋居赋》：“这是尊兄年轻时的文章，可以删去。”吴明辅颇为矜持，对此言感到惊骇。我告诉他：“突梯者之无耻兮，踰垣者之为隘要，折衷于两可兮庶吾道，其无悔如此，则是处此身于突梯，踰垣之间，突梯是何等人？”吴明辅说我“不看上文”，我说：“只有四句，连续分晓，

译何必去查看上文呢？上文说：“颜回在陋巷中扫地，孟子奔走于车轮之下。”如果是这样，那么必定有一个是翻墙越壁，一个是圆滑世故，明辅对此没有解释，我也没有意见。他后来对此进行了修改。有流传下来的他后来所印的《荆溪集》，其中这段文字赫然排在第一篇，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并非完全不明白。

译“干元”就是开始而亨通的意思。“利贞”就是性情的体现。文王卦辞中的“元亨利贞”原本只有两层意思：即“元而亨”，以及“利于正”罢了。现在各卦都是如此。孔子在《文言传》中根据自己所见，将其拆解为四个字来解说，这自是一番道理，但这并非文王系卦的本意。孔子在此又依据文王的本意，分作两层来说。从“干元”发出，豁达呈露，生机遍满，无不亨通，这就是所谓的“始而亨”。然而这些都是可见的，属于“气”。必须其中有理主宰，怎么会有不好的生机呢？因为纯粹至善的“干德”是本源，但“干”的性情，只是利于正罢了。“干”的性情如此，那么凡是禀受“干”之始的，也都如此。因此，人可以为善，不可以为恶，因为其本来性情，只是利于正罢了。

吴潜在经筵曾说：“‘学以聚之’，是圣人希冀天道，仰观俯察，属于天学；‘问以辨之’，是贤人希冀圣人，君畴务成之学，属于人学。”我曾辨析他的过错，认为“学以聚之”即是博学，“问以辨之”即是审问。明辨是圣人的事，审问是贤人的事。问，就要审慎；辨，就要明察。还要谨慎思考，只是这一点差别罢了。圣人希冀天道是纯粹，也永不停息。

陆象山说“仲弓胜过颜回”，大概是看到圣人对颜回所说的话，大多需要用力，而对仲弓所说的话则似乎不太费力，便认为仲弓更强了。却不知道颜回有这种能力可用，所以圣人教他全部用上，扫荡得干净利落，免得逐件去做，尽是辛苦。其他人没有颜回那样的能力，如果教他像颜回那样去做，便是不量力，应当循序渐进地去做。他日功夫到了，也有能力可用的时候，达到一扫净洁的境界。“三省吾身”，是曾子出门如见大宾的时候；“斯远鄙倍”，是曾子克己复礼的时候，只看他能力到了还是没到。《易经》说：“雷在天上，大壮君子，非礼勿履。”这是何等的气势，怎么能让仲弓轻易做到呢。

两篇《赤壁赋》，可以看出东坡的浩然之气，是他胸中无牵无挂，才吐出这样的语言。然而这与孟子的浩然之气不同。孟子的是集义所生。东坡是庄子一脉的人，学不得，没有门路，没有阶梯，成的自成，败的自败，不像孟子，有法度，有积累。本朝过岭的各位贤人，虽然不怨天尤人，也不快活。东坡七千里渡海却有这般快活，海涛汹涌，他便说：“上天没有丧尽斯文，我们必定能渡过去。”又说：“平生万事皆足，所欠的只有一死。”海外的诗作很好，议论尤其奇特，他说“武王不是圣人”，自然是怪论，但观其过失可知其仁，可见这位老先生的忠义之气，峻极可畏，即使是武王，他也不顾，这都是浩然之气。刘元城先生说：“东坡在朝堂上的大节极可观，才识意趣高广，只相信自己。在元丰年间，不被元丰朝所容，人们想杀他；在元佑年间，虽然与司马光议论，也有不合之处，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只相信自己，这就是他的浩然之气。

《西伯戡黎》，我恐怕是武王。《诗经》中记载“文王的兵事，如崇、如密、如昆夷”，非常详细，没有提到黎。《史记》记载“武王也曾做过西伯”。只是康节《经世书》说：“纣王二十年，西伯戡黎。二十三年，文王去世，于是任命武王为西伯。”恐怕康节能推究出实情，我在《世运录》中，也只依从康节的说法。

夏桀在位三十三年才开始宠幸妹喜。商纣王在位八年才开始宠幸妲己。周幽王在位三年才开始宠幸褒姒。既然是康节推演出来的，必定是实情。

先祖曾说，韩信枉屈被诛杀夷灭，千古以来没有人替他辩白。我曾见朱文公语录说：“韩信谋反没有证据。”可谓看破了史书的谬误，可惜只说了一句就罢了。没有做一件事来替他洗刷冤屈。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能让他既枉屈而死，又枉屈被后世骂。《击壤集》中有十首诗，其中两篇说：“韩信事奉刘邦原本不叛，萧何感念汉朝而生疑心。当初若听蒯通的话，高祖的功名未可知。”又说：“韩信恃功而先虑少，汉皇负德尚权安。幽囚必欲擒来斩，固要加诛甚不难。”

大田王老先生，名象祖，字德甫，曾以文章拜见叶水心。叶水心所谓“尘垢拭杯案”者。他的文章简古老健，即使是陈篔窗也畏惧他，只是在偏狭上，不及篔窗圆活。然而他不是有意不写文章，不是有味不写句子，尤其不容易达到，只是所见自僻。曾有诗云：“皋夔周公佐中古，萧曹房杜兴汉唐。因时因事修治效，不谈道学亦何妨。”此意到老强项。我弱冠时，曾投书给他，回信中有云：“文字之趋日靡矣。皇朝文统，大而欧苏曾王，次而黄陈秦晁张，皆卓然名家，辉映千古。”中兴以来，名公巨儒不自名家。张吕朱氏造儒术而非文艺，独水心持作者之权，一时门人，孰非升堂，孰为入室，晚得陈篔窗而授之柄。今篔窗之门亦伙矣。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人才之续，绝天运之盈亏也。斯文之

译隆，关乎国家的治乱。前者卓越超群，后者徒有其表，那么有识之士就会感到担忧了。同乡的才俊，吟咏风露而描摹光影，借助比兴手法而剽窃《离骚》的风格，字斟句酌，难道没有一点心得吗？但让他们研读《檀弓》、谈论《左传》、评析《国语》，以及太史公、贾谊、扬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作品，寻求其中一语的精妙，在大道上却一无所获。议论非常不当。文章自认为不错。什么文气（“气”疑为“柄”之误），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的。元说：“寻求可以传授的，却没有。”用纸条贴在上面写着：“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的。”如今真迹尚存，王行编纂其先集，向荆溪求序，改作“可以传授的”有数处。大概是害怕荆溪认为有妨碍吧。

译苏东坡常常非常羡慕白居易。白居易怎么敢奢望比得上苏东坡呢？苏东坡的大节照耀古今。白居易遇到一点小小的升迁或贬谪，就激动得变了脸色、费尽力气。

鲁哀公向宰我询问社神的事，宰我回答说：“夏朝用松木，殷朝用柏木，周朝用栗木。”又说：“（栗）是让百姓战栗”，这句话是周人的说法。当时周人自己说错了话。宰我不应当把它举出来，所以孔子说：“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解说，已经定局的事不必再劝阻，已经过去的事不必再追究。”这个道理很明白。

唐诂解释《酒诰》《梓材》，断定这是武王封康叔的书信，不仅仅有“朕其弟”、“小子封”这些词句可以证明。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叛乱，幸好得以平定，这是当时最大最重大的事情，文中却一句也不提及，分明是武王时的诰命。然而这一段事情，后人说得不清不楚，并没有考证的地方。有考证的地方，都说是成王。郑康成的说法不可信。司马迁也认为是成王。司马迁的说法也不可信。《左传》记载卫祝鮀的话，也说是成王。方才说道兄弟都是武王所封，而周公封鲁，又是成王。《诗经·颂》中明确记载了。况且当时如果已经封了武庚，那么邶国就没有理由封给卫君；如果已经封了卫，那么邶、鄘、卫就没有理由，连同武庚和三监，难道武王当时已经作诰命，将要封康叔。又想着用旧地来安置武庚。既然平定了武庚，成王才开始宣示武王的诰命，来封康叔吗？让人无法理解。

苏东坡《超然台记》中的几句话本是习凿齿的旧文，苏东坡沿袭使用，一经苏东坡之手，精神百倍，不像吃烟火食的人说的话。习凿齿说：“每次去舅家问安，从北门进入。向西望隆中，想象诸葛亮的吟咏；向东眺望白沙，思念庞统的声音；向北面对焚墟，怀念邓禹的高风；向南眷顾城邑，怀想羊祜的风范。至于魏武帝置酒的地方，孙坚陨毙的地方，遗事犹存，平庸的凡士，怎么足以感动他们的方寸之心呢”。苏东坡说：“园子的北面，凭借城墙建造台子，是旧有的。稍微修缮并翻新它，时常一起登临游览，放纵心意，抒发志向，向南望马耳山、常山，时隐时现，若远若近，大概有隐君子吧？而它的东面，则是庐山秦人庐遨所隐居的地方。向西望穆陵，隐约像城墙，郭师、尚父、齐桓公的遗烈还有留存。向北俯瞰潍水，感慨叹息，思念淮阴侯的功绩，而哀悼他的不得善终”。真是妙语，人能推究此理，便可明白写文章的方法，然而自古大文章家，只有苏东坡不怕沿袭，其他人应当谨慎。

尧时的九年洪水，不是长年累月，包围山陵，浩浩荡荡漫过天际。大概有漫过天际的时候，也有稍微退去的时候，只是因为下游堵塞，所以遇到洪流暴涨，就漫过天际。如果包围山陵的时间长久，百姓哪里能得到食物，人类将要灭绝，岂止是抱怨昏乱、沉溺而已。禹又哪里能施展手脚，只是河流有阻碍，如龙门等处，向来狭窄，又增添淤塞，所以不能承受，导致暴涨。霜降水位降低之时，也必定能退去。尧时必定是四季雨水多，昆仑、盐泽，凡是上游各处，必定泛滥，下面阻碍未开，所以只见尧时大水。现在山各有溪流，去处或有山阻挡，秋雨连绵，靠近溪流的，必定遭受此害。百姓躲避洪水到屋脊上，有骑在屋上漂流的，安土重迁，昏乱抱怨而已。水退后，又从事生产作业。

（咸淳甲戌年冬天，伯父脚气病发作时，以读书自娱，随所见而记录，渐渐成编，因此命名为《脚气集》。次年春天不幸去世，也如同绝笔。凡是平时有书的其他部分，哪里能数得尽呢。兵火灾祸蔓延，都化为灰烬，只依靠此编独自留存，也算幸运了。侄子惟一百拜谨识。

此书是管而敏家藏本，借录于城南寓舍映雪竹斋，当时是吴元年丁未年腊月二十八日庚午，华亭孙道明叔，时年七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