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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进集巻一 （明）吴伯宗 撰
○乡试三场
○大学曰：“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曰：“修其身而天下平”。天下平一也，所以致天下平有四者之不同，何欤？
大学言“国治而后天下平”者，循其序而言也。孟子言“修身而天下平”者，推其本而言也。曰“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者，即修身国治之事。中庸之言“笃恭而天下平“者，则圣人至德渊微之应，中庸之极功也。
何以言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所施之序不能无先后焉。故循其序而言，则自身、而家、而国、而后及于天下。大学之言“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也。二书之言各有攸当，不可以二观之矣。况大学既厯言身修家齐国治。而下文又总结之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则本曷尝不本于修身也哉？
若夫孟子言“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者。盖亲长在人为甚迩，亲之长之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身之所以修者此也，家之所以齐者此也，国之所以治者亦此也。故在已而能亲其亲，长其长，则身修矣。一家而能亲其亲，长其长，则家齐矣。一国而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国治矣。推而达之，则天下莫不皆然。是则亲亲长长，即修身国治之事，而非修身国治之外，别有所谓“亲亲长长”也。此其为意，亦不异矣。
至若中庸言“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者，盖自学者为已谨独之事。推而言之，以驯致乎圣人，不显之盛。所谓君子者，指圣人而言也。笃恭者，圣人至德渊微，不显之妙也。圣人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是以绥之来，动之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人但见其恭已无为，而天下自平矣。此中庸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岂初学之所能及哉。
虽然学者茍能从事于格物致知之功，诚意正心之学，以修其身，以齐其家，则治国平天下之道不外乎是矣。虽圣人之笃恭亦何以异哉。是故大学一书，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之要，而中庸复以戒惧谨独为下学立心之始。孟子于“尽心知性”之语亦拳拳焉，是或一道也。不然何以曰“曽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
大臣告君以明德，而建中于天下，惟内外尽交养之功，则可传于后世矣。
盖明德固在于建中，建中必由于礼义。礼义备而中道立，则天下后世岂有不被其泽者哉？昔者成汤伐夏而归，仲虺作书以告焉，谓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于天下，而所以明德建中必有其要也。外焉以义制事，则事得其宜；内焉以礼制心，则心得其正。内外合德而中道立，则非特可以建中于民，而传诸后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
人君为天下万世之主，而化今传后之道孰有要于此哉？仲虺厯举以告成汤，而特称王以启其听，其忠爱之意至矣甚矣。人君之化今传后，必在于明德建中，必由于礼义也何则？人君以一人之身，居万民之上，天下于此而取则焉，万世于此而仰赖焉，有如已德之不明，中道之不立，则无以为法于天下矣，又何以为法于将来哉？此化今传后，必在于明德建中也。
虽然，德之所贵者中，而中非一定之可名者。茍徒知明德建中，而不知以礼义为务，则外而应事，内而存心，皆不得其正矣。中何自而立？德何自而明乎？此明德建中之所以必由于礼义也。
然则中者，明德之凖的；礼义者，建中之妙用。而天下后世咸被其泽者，其明徳建中之极致也欤？仲虺以是告汤，其深知此道矣。且仲虺告汤而特称“王”以致告焉者，所以耸动其聴也。盖天下归往谓之王，成汤居夫王之尊，必当尽夫王之道，而况初革夏之政，治化维新之日，近而天下之所瞻依，逺而万
译《荣进集》卷一 （明）吴伯宗 撰
○乡试三场
《大学》说：“国家治理好之后，天下才能太平。”《中庸》说：“君子笃实恭敬，天下就能太平。”《孟子》说：“每个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敬重自己的长辈，天下就能太平。”又说：“修养自身，天下就能太平。”天下太平这一目标是相同的，但达到天下太平的途径有四种不同，为什么呢？
《大学》说“国家治理好之后，天下才能太平”，是按照先后顺序来说的。《孟子》说“修养自身，天下就能太平”，是从根本源头来说的。说“亲近亲人，敬重长辈，天下就能太平”，这其实就是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具体事务。《中庸》说“笃实恭敬，天下就能太平”，则是圣人至高德行深奥微妙所产生的感应，是《中庸》所达到的最高功效。
为什么这么说呢？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个人。因此，古代想要使光明德行显扬于天下的人，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整顿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顿好家庭的人，先修养好自身。所以，修养自身、整顿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其根本在于修养自身。而实施这些事务的顺序，不能没有先后。所以按照顺序来说，就是从自身、到家庭、到国家，然后才推广到天下。《大学》所说的“国家治理好之后，天下才能太平”就是这个意思。这两部书所说的各有其恰当之处，不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它们。况且《大学》已经历数了修身、齐家、治国，而下文又总结说：“从天子到平民百姓，一律都以修养自身为根本”。那么，根本难道不是源于修养自身吗？
至于《孟子》说“亲近亲人，敬重长辈，天下就能太平”。大概是因为亲近亲人、敬重长辈在人为方面非常近便，亲近亲人、敬重长辈的做法非常容易，而道的开端也不外乎于此。自身之所以能修养好，是因为这个；家庭之所以能整顿好，是因为这个；国家之所以能治理好，也是因为这个。所以，在自己身上能做到亲近亲人、敬重长辈，那么自身就修养好了；在一个家庭中能做到亲近亲人、敬重长辈，那么家庭就整顿好了；在一个国家中每个人都能亲近自己的亲人、敬重自己的长辈，那么国家就治理好了。推广开来达到极致，那么天下没有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说，亲近亲人、敬重长辈，就是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具体事务，而不是在修养自身、治理国家之外，另外有所谓的“亲近亲人、敬重长辈”。这其中的用意，也是没有不同的。
至于《中庸》说“君子笃实恭敬，天下就能太平”，大概是从学者为自身而做的谨慎独处之事说起。推而广之，以逐渐达到圣人那种不显露的盛大境界。这里所说的“君子”，是指圣人而言的。“笃恭”，是圣人至高德行深奥微妙、不显露的奥妙之处。圣人所经过的地方人们受到感化，所存留的地方人们感到神奇，上与天、下与地一同流转。因此，安抚百姓使他们归顺，感动百姓使他们和谐，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情况，人们只看到圣人恭敬自身、无为而治，而天下自然太平了。这是《中庸》的最高功效，圣人的能力，哪里是初学者所能达到的呢？
虽然如此，学者如果能够从事于格物致知的功夫，诚意正心的学问，以此来修养自身，以此来整顿家庭，那么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就不外乎于此了。即使是圣人的笃实恭敬，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大学》一书，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修养自身的要领，而《中庸》又以戒慎恐惧、谨慎独处作为下学立心的开始。《孟子》对于“尽心知性”的话语也反复强调，这或许是一条相通的道路。不然，为什么说“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
大臣向君主进言以彰显明德，并在天下建立中道，只有内外都尽到交相养成的功夫，才能传给后世。
大概明德固然在于建立中道，建立中道必定依赖于礼义。礼义完备而中道确立，那么天下后世难道有不被其恩泽所覆盖的吗？从前成汤讨伐夏桀归来，仲虺作书来告知他，说大王您勉励彰显大德，在天下确立中道，而用来彰显明德、建立中道必定有其要领。对外用义来制约事务，那么事务就能得其适宜；对内用礼来制约内心，那么内心就能得其端正。内外合德而中道确立，那么不仅可以为百姓建立中道，而且传给后世也绰绰有余了。
君主是天下万世的主宰，而教化当今、传给后世的道理，哪有比这更紧要的呢？仲虺历举这些来告知成汤，而特别称呼“王”来开启他的听闻，其忠爱之意到了极点。君主教化当今、传给后世，必定在于彰显明德、建立中道，必定依赖于礼义。为什么呢？君主以一人之身，居于万民之上，天下在此取法，万世在此仰赖，如果自身的德行不彰显，中道不确立，那么就无法成为天下的法则，又怎么能成为未来的法则呢？这就是教化当今、传给后世，必定在于彰显明德、建立中道的缘故。
虽然如此，德行所珍贵的是中道，而中道并非一定可以命名的。如果只知道彰显明德、建立中道，而不知道以礼义为要务，那么对外应对事务，对内存养内心，都不能得其端正。中道从哪里确立？德行从哪里彰显呢？这就是彰显明德、建立中道必定依赖于礼义的缘故。
那么，中道是明德的准则；礼义是建立中道的妙用。而天下后世都蒙受其恩泽，这大概是彰显明德、建立中道的极致吧？仲虺用这些来告知成汤，他深知此道。而且仲虺告知成汤而特别称呼“王”来致告，是为了耸动他的听闻。大概天下归往的人称为王，成汤居于王的尊位，必定应当尽到王的道，何况刚刚革除夏朝的政令，治理教化维新之日，近处是天下所瞻仰依赖的，远处是万
德者，人心同得之理也，而鲜能明之；中者，事理当然之极也，而鲜能立之。懋之云者，勉勉而不怠之谓也。昭之谓者明，明而不昧之谓也。懋勉而无一息之或间；昭明而无一念之或昏，则德之有诸已者，信乎其明且大矣。既有以明诸已，必有以及乎民，是故不偏不倚之谓中。而建者，立之之谓也。植立于此，而人自化；表正于此，而影自随。君之德既无不中，则民之视效而取法焉者，亦无往而非中矣。人君之明德建中如此。然其所以明德建中者，岂在于他求哉？
义者，心之裁制。以义制事，则外之所应者，无过不及，而动无不中矣。非德之大用以行乎？礼者，理之节文。以礼制心，则内之所存者，不偏不倚，而静无不中矣。非徳之全体以立乎？存乎中，所以应乎外；制其外，所以养其中。内外之合德如此，则岂特可为法于天下而已哉？将见亲贤乐利各得其所，不独当时之民蒙其休，而后世之逺，亦得以蒙其泽矣；礼乐刑政，四达不悖。不独当世享其治，而后代之逺亦有以仰其盛矣。
垂之云乎，敷遗而无疆之谓也；裕之云乎，充足而有余之谓也。非明德建中之至，安能致是哉？大抵德者，人心同得之理，而虚灵不昧之理者也。中者，即其理之极。而礼义者，所以建此中者也。德而不中，则德非其德矣。中而不本于礼义，则执一以为中矣。中也，礼义也，其实一也。而人君之所以为法于天下后世者，何莫由斯道哉！抑尝论之，成汤以天锡智勇之资，加圣敬日跻之学，其于明德建中之功，礼义交修之道，盖已无不极其至矣。仲虺犹拳拳以是为告者，盖大臣爱君之深，忠君之至，惟恐君心之自足，而欲期望于无穷也。仲虺其贤矣乎。岂特仲虺之告汤为然哉。吾观中者，圣圣相传之心法也。前乎尧舜禹之“允执其中”者此也，后乎武王之“建其有极”者亦此也，前圣后圣其揆一也。此之谓欤。
论
○礼以安上治民
尝观易之大象有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然后知礼之为用大矣。夫自朝廷以至于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礼。天叙天秩，人之所共由也；三纲五常，万古之不易也。圣人知其然，是故因天地自然之理，立为当然之则，本之以恭敬，达之以威仪，莅之以端庄，而正之以名分。大而朝聘会同，小而冠婚乡饮，相见之有时，射飨之有节，宫室车舆之有其制，衣服饮食之殊其分，尊卑上下，秩然而不可踰等，威品秩粲然而不可紊。圣人岂故为是之繁文哉？诚以安上治民而已矣。
盖君上至尊，庶民至众也。尊者未易安，而今也优游九重之中，端拱无为之化，果何道而然哉？由礼以安之也；众者未易治，而今也各亲其亲，各长其长，林林总总各得其所，又果何以哉？由礼以治之也。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跻黎庶于雍熈之治，礼之为用，不其大矣乎。
嗟夫，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圣人作礼，岂私意作为于其间哉？亦顺乎天理自然而已。是故齐庄恭敬，礼之本也；制度品节，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而圣人其兼尽之矣。向使恭敬之不存，威仪之不备，临莅之不庄，名分之不正，无尊卑隆杀，无朝聘往来，无乡饮射飨、宫室舆马无其制，衣服饮食无其分，君臣上下而无等威，则天下荡然而无纪极矣。上欲安得乎？下欲治得乎？是故礼达而分定，分定而后君臣上下各得其所，礼之功用其大如此。圣人之治天下，舍礼其何以哉？
嗟夫，始诸隠微，具诸日用，本诸身而征诸庶民，建诸天地而不悖，放诸四海而无所不凖，所守者至约，而所施者至博，其功用广太如此，治天下何可一日而无礼哉？记曰安上治民，此之谓也。
策
问：古之教者，莫先于六艺。而取人之法，亦莫切于六艺。故八岁入小学，则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而成周三岁大比，则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斯其所以造文武之才，而致治平
译德，是人心共同认可的理，但很少有人能明白它；中，是事理应当达到的极致，但很少有人能确立它。懋，是勤勉不懈怠的意思。昭，是明亮的含义，明亮而不昏暗的意思。勤勉而没有片刻的间断；昭明而没有一念的昏昧，那么德在自身所具有的，确实明亮而广大了。既然已经在自身明白了德，必定会推及到百姓，所以不偏不倚叫做中。建，是确立的意思。确立在这里，人们自然会受到感化；表率端正在这里，影子自然跟随。君王的德既然无不中，那么百姓观察效仿并取法的，也就无处不中了。人君明德建中就是这样。然而他用来明德建中的方法，难道在于向外寻求吗？
义，是内心的裁断节制。用义来节制事务，那么对外所应对的，就没有过与不及，行动就没有不中的了。这不是德的大用得以施行吗？礼，是理的节制文饰。用礼来节制内心，那么内心所存的，不偏不倚，静止时就没有不中的了。这不是德的全体得以确立吗？存于中，是为了应对外物；节制外物，是为了涵养内心。内外合德就是这样，那么难道仅仅可以作为天下的法则而已吗？将会看到亲近贤人、乐于利益，各自得到其所，不仅当时的百姓蒙受其福泽，而且后世久远，也能蒙受其恩泽；礼乐刑政，四方通达而不违背。不仅当世享受其治理，而且后代久远也有理由仰慕其盛世。
垂，是布施遗留而没有穷尽的意思；裕，是充足而有盈余的意思。如果不是明德建中达到了极致，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大抵德，是人心共同认可的理，也是虚灵不昧的理。中，就是这理的极致。而礼义，是用来确立这中的。德如果不中，那么德就不是真正的德了。中如果不以礼义为根本，那么就会固执一端而以为是中。中，就是礼义，其实是一回事。人君之所以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哪有不遵循这条道路的呢？我曾经论述过，成汤凭借上天赐予的智慧勇气，加上日益增进的圣敬学问，他在明德建中的功业，礼义交修的道路上，大概已经无不达到极致了。仲虺仍然恳切地以此告诫他，大概是大臣爱戴君主之深，忠诚君主之至，只怕君主内心自满，而希望期望于无穷无尽。仲虺真是贤德啊。难道只有仲虺告诫成汤是这样吗？我看中，是圣人代代相传的心法。在尧舜禹之前“允执其中”的是这样，在武王之后“建其有极”的也是这样，前圣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论
○礼以安上治民
我曾经观察《易经》的大象说：上天下泽，是履卦。君子由此辨别上下，安定百姓的心志，然后才知道礼的作用太大了。从朝廷到天下，不可一天没有礼。天定的次序和等级，是人们共同遵循的；三纲五常，是万古不变的。圣人知道是这样，所以依据天地自然的理，确立为应当如此的准则，以恭敬为根本，以威仪来通达，以端庄来莅临，以名分来端正。大到朝聘会同，小到冠婚乡饮，相见有时，射飨有节，宫室车舆有制度，衣服饮食有分别，尊卑上下，井然有序不可逾越等级，威严品级鲜明不可混乱。圣人难道是故意制造这些繁文缛节吗？实在是为了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罢了。
大概君主至尊，百姓至众。尊贵的人不容易安定，如今却在九重宫阙中优游自在，端拱无为的教化，究竟靠什么道理呢？是靠礼来安定的；众多的人不容易治理，如今却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尊重自己的长辈，林林总总各自得到其所，又靠什么呢？是靠礼来治理的。使天下安定如泰山，使百姓进入和乐升平的治理，礼的作用，不伟大吗？
唉，天高地低，万物分散不同而礼制实行了。圣人制定礼，难道是在其中夹杂私意吗？也只是顺应天理自然罢了。所以齐整庄重恭敬，是礼的根本；制度品节，是礼的文饰。没有根本不能确立，没有文饰不能施行，而圣人两者都做到了。假如恭敬不存在，威仪不完备，莅临不庄重，名分不端正，没有尊卑隆杀，没有朝聘往来，没有乡饮射飨，宫室车马没有制度，衣服饮食没有分别，君臣上下没有等级威严，那么天下就会动荡而没有纲纪极限了。上位者怎么能安定呢？下位者怎么能治理呢？所以礼通达而名分确定，名分确定后君臣上下各自得到其所，礼的功用如此之大。圣人治理天下，舍弃礼还能靠什么呢？
唉，始于隐微，具备于日用，根本在于自身而验证于百姓，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推广于四海而没有不准确的，所坚守的极其简约，而所施行的极其广博，其功用广大如此，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礼呢？《礼记》说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策
问：古代的教化，没有比六艺更优先的。而选拔人才的方法，也没有比六艺更切合的。所以八岁进入小学，就教导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学问。而成周三年大比，大司徒用乡三物，教导万民，并三次宾兴选拔。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就是造就文武人才，而达到治平的原因
之效者有由然矣。自今观之，既曰八岁入小学之事矣，而内则谓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成童学射御，二十而后学礼。则礼又为大学之事，何欤？又且不及于书，何欤？
译之所以产生这种效果，是有原因的。从现在来看，既然说八岁进入小学学习，而《内则》却说十岁学习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成童学习射箭和驾车，二十岁以后才学习礼。那么礼又是大学阶段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又不涉及书写，这又是为什么呢？
抑五礼、六艺、五射、五御、六书、九数之详且明如是，疑非小学之所能尽，固当兼为大学之事欤？
孔子之教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志道、据德、依仁、而后游于艺。又将为成德之事欤？
汉唐以来，往往以训诂为教，以诸科取人，其于六艺之学逺矣。间或有书学、筭学之目，而于礼乐射御之学又置而不讲，何欤？
天佑斯文，圣朝肇兴。治教之典，于学校则以六艺为教，于科目又以六艺为试士之规。士生斯时，何幸涵濡三代之教也。然欲使士之游于学校者，皆能究乎五礼、六艺、五射、五御、六书、九数之详，而宜于今日之实学，其道安在？
三岁大比，必以六德、六行、为六艺之文，将欲考其实，其道何由？诸君子讲之有素矣，其悉著于篇。
尝谓三代而上，六艺之教行，而下多文武之才；三代而下，六艺之学废，而人才终愧于古。此论治教者之所当知也。然教人之法，在于酌古今之宜；取士之法，在于先德行之本。此又不可不知也。
嗟夫！六艺之学，其由来也尚矣，其废也亦久矣。寥寥千数百年，为上者，不知所以教；为下者，不知所以学。于是六艺之文，仅存于经耳。
洪惟圣朝创业之初，肇兴治教之典，立学校为育材之地，设科目为取士之方，一是皆以六艺为务。三代之隆，复见于今日，岂非天运之一新乎？执事发策秋闱，下询承学，讲求六艺之道，所以奉宣德意，而究乎古今之宜也。愚虽不敏，敢不悉以对。
夫古之教人亦多术矣，取人之途亦广矣。然其所以教之之具，取之之方，未有不由于六艺者。六艺者何？曰：礼也、乐也、射也、御也、书也、数也。六者皆日用之不可缺，而至理之所寓焉者也。唐虞以前遐哉邈矣。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考之于经，若吉、凶、军、宾、嘉，谓之五礼。
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谓之六乐。
剡注、参连、白矢、井仪、襄尺，谓之五射。
鸣和鸾、逐水曲、舞交衢、过君表、逐禽左，谓之五御。
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谐声，谓之六书。
方田、粟布、衰分、少广、均输、商功、盈朒、方程、勾股，谓之九数。
六者，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者也。是故人生八岁，则自天子之胄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凢民俊秀，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则既有以习其文矣。
及夫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成童学射御、二十而后学礼，则又有以履其事也。习其文于小学之初，履其事于大学之日，非教人之莫先于六艺乎？
其取人之法，三岁大比。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智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斯岂非取人之莫切于六艺者乎？
夫其教人之具如此，取人之法又如此。是以当是之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人才之盛为何如也？
是故以言乎礼，则自洒扫应对，以至冠婚丧祭，莫不井乎其有条，秩乎其有序矣；
以言乎乐，则声音足以养其耳，采色足以养其目，歌咏足以养其性情，舞蹈足以养其血脉矣；
以言乎射，则内志正，外体直，持弓矢，审固而反已之道无愧也；
以言乎御，则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而诡遇之行无有也。
至于书、数，莫不各尽其道。则人才之盛信乎其不可及矣。人才盛于下，治效著于上，其致雍熈太和之盛，岂非有由然哉？
厥后，孔子之教门弟子，有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者，则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浅深，而非小学之传授兼备也。由小学而至于大学，由大学而至于成德，何莫不由其六艺哉？
三代而降，汉唐迭兴，非不表章六经也，非不尊师重傅也，非不大召明儒而増广生员也。然而遭秦变古之后，所习者训诂而已矣。六艺之学，置而不讲，无有能作而兴之者。
故尝观之汉之取人，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諌、孝弟力田等科，可谓善
译难道五礼、六艺、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如此详尽且明确，怀疑不是小学所能穷尽的，本来应当兼作大学的事情吗？
孔子的教导说：“兴起于诗，确立于礼，完成于乐”。又说：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托于仁，然后游憩于艺。这难道又是为了成就德行的事情吗？
汉唐以来，往往以训诂作为教育，以各种科目选拔人才，他们对于六艺的学问相去甚远了。偶尔有书学、算学的科目，而对于礼乐射御的学问又搁置而不讲习，为什么呢？
上天保佑斯文，圣朝开始兴起。治理教育的典章，在学校则以六艺作为教育，在科目又以六艺作为考核士人的规范。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多么幸运能浸润在三代的教化中啊。然而想要使在学校游学的士人，都能探究五礼、六艺、五射、五御、六书、九数的详情，并且适宜于今天的实学，其道在哪里呢？
三年一次的大比，必定以六德、六行作为六艺的文章，想要考察其实效，其道从何而来？各位君子对此向来有研究，请全部写在文章中。
曾经说三代以上，六艺的教化施行，而下面多有文武之才；三代以下，六艺的学问废弃，而人才终究愧对古人。这是谈论治理教育的人所应当知道的。然而教育人的方法，在于斟酌古今的适宜；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先以德行为根本。这又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唉！六艺的学问，它的由来已经很古老了，它被废弃的时间也很久了。寥寥千百年间，在上面的人，不知道如何教育；在下面的人，不知道如何学习。于是六艺的文章，仅存在于经典中罢了。
洪大惟圣朝创业之初，开始兴起治理教育的典章，设立学校作为培育人才的地方，设置科目作为选拔人才的办法，一概都以六艺为要务。三代的盛况，再次见于今日，难道不是天运的一次更新吗？主持发策秋闱，向下询问承学之人，讲求六艺的道理，以此来奉行宣扬德意，而探究古今的适宜。我虽然不聪明，怎敢不全部回答。
古代教育人的方法也很多，选拔人才的途径也很广。然而他们用来教育的器具，选拔的方法，没有不通过六艺的。六艺是什么？回答说：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者都是日常使用不可缺少的，并且是至理寄托的地方。唐虞以前遥远渺茫了。周朝借鉴夏商两代，文化兴盛。
考察经典，像吉、凶、军、宾、嘉，称为五礼。
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称为六乐。
剡注、参连、白矢、井仪、襄尺，称为五射。
鸣和鸾、逐水曲、舞交衢、过君表、逐禽左，称为五御。
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谐声，称为六书。
方田、粟布、衰分、少广、均输、商功、盈朒、方程、勾股，称为九数。
这六者，是上面的人用来教育，下面的人用来学习的。所以人生八岁，就从天子的胄子、众子，一直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平民中的俊秀，都进入小学，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文章，这样就已经有让他们学习文章了。
等到十岁学习幼仪、十三岁学习乐、成童学习射御、二十岁以后学习礼，这样又有让他们实践事情了。在小学之初学习文章，在大学之日实践事情，难道教育人没有比六艺更优先的吗？
他们选拔人才的方法，三年一次大比。大司徒用乡三物，教育万民并推荐他们。一是六德：智仁圣义忠和；二是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难道不是选拔人才没有比六艺更切合的吗？
他们教育人的器具如此，选拔人才的方法又如此。所以当这个时候，成人有德行，小子有造就，而人才的兴盛是怎样的呢？
所以说到礼，那么从洒扫应对，一直到冠婚丧祭，没有不井然有序、秩秩有条理的；
说到乐，那么声音足以修养耳朵，采色足以修养眼睛，歌咏足以修养性情，舞蹈足以修养血脉；
说到射，那么内心志向端正，外表身体挺直，持弓矢，审慎稳固而返回，无愧于道；
说到御，那么不失去驰骋的节奏，“舍矢如破”，而没有诡遇的行为。
至于书、数，没有不各尽其道的。那么人才的兴盛确实不可企及了。人才兴盛于下，治理的成效显著于上，他们达到雍熈太和的盛况，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
后来，孔子教育门弟子，有说：“兴起于诗，确立于礼，完成于乐”的，这是大学终身所得的，难易浅深，而不是小学传授兼备的。从小学到大学，从大学到成就德行，哪一样不是通过六艺呢？
三代以后，汉唐相继兴起，不是不表彰六经，不是不尊师重傅，不是不大召明儒而增加生员。然而遭遇秦朝变革古制之后，所习学的只是训诂罢了。六艺的学问，搁置而不讲习，没有能够兴起它的人。
所以曾经观察汉朝选拔人才，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孝弟力田等科，可以说很好
教。而六艺之学，固未讲也。
唐之取人有明经、有进士、有制举、有吏学、有律学、有书学、有筭学，可谓详矣。而六艺之事犹未备也。上之取人既不出于六艺，则下之为学亦不出于六艺矣。是故下焉者狃于固，陋漫不知六艺为何物。上焉者务于高逺，又忽焉而不之讲，此汉唐之所以为汉唐，而人才治效之不古若者，良以此也。薄汉唐而不居，追三代而比隆，其在我朝今日乎！
译教化。而六艺之学问，本来就没有讲求。
唐朝选拔人才，有明经、有进士、有制举、有吏学、有律学、有书学、有算学，可以说很详尽了。然而六艺之事仍然不完备。上面选拔人才既然不依据六艺，那么下面求学的人也不依据六艺了。因此，下等的人拘泥于固陋，茫然不知六艺是什么东西；上等的人致力于高远，又疏忽而不讲求六艺。这就是汉朝和唐朝之所以是汉朝和唐朝，而人才和治理成效不如古代的原因，确实是因为这个。轻视汉唐而不安于其下，追慕夏商周三代而与之并驾齐驱，这难道就在我们大宋的今天吗！
钦惟圣天子以神武定天下，以文德绥太平，当海宇混一之初，肇兴治教之典。于学校以六艺为教；于科目以六艺为试士之规。举百代之旷典而聿兴之，可谓大有为之君矣。士之生斯时，涵濡三代之教，亦何其幸欤？
窃尝论之：天下之事，有古有今，有本有文。狃于今而戾于古，不可也；合于古而不宜于今，可乎？有其本而无其文，不可也；习于文而不先于本，可乎？方今治定制礼，功成作乐，圣主论思于上，儒臣讲求于下，编礼乐之成书，立昌期之盛典，则今日之礼乐，固有叅酌古今矣。
御则观其驰骤便捷；射则观其中数多寡；书则观其笔画端楷；筭则观其乗除明白。
是皆稽乎古而不泥乎古，用于今而实宜于今者也。可谓酌古今之宜矣。
学校之教人也，先之以孝悌、忠信、礼义、亷耻，而又继之以讲明经史焉；科目之取人也，先之以懐才抱德，文质得中，而又试之以经义论策焉。是今日教人取士者，亦非徒恃乎六艺之文，而有以深探乎德行之本也。今日之法，可谓尽善而尽美矣。然则士之游于学校，而究乎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之详，而宜于今日之实，其道岂不在于此乎？
三岁大比，而以六德、六行，为六艺之本，而欲考其实，其道岂不由于此乎？
虽然今日之法诚美矣、善矣，不可以有更矣。惟当执此之法，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持久以要其成，积习以待其熟。无狃于近功，无务于速化。优而游之，厌而饫之。则将见我朝之人才，即唐虞三代之人才；而我朝之治效，即唐虞三代之治效矣。愚也何幸身亲见之。
○会试三场文
○四书疑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夫禹、皋陶、汤，于尧舜之道其所以见知，闻知者，可得而论欤？孟子又言“伊尹乐尧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夫伊尹之乐，仲尼之祖述，其与见知闻知者抑有同异欤？请究其说。
尝谓尧舜之道，中而已矣。见而知之者，此道也。闻而知之者，亦此道也。乐之者，此道也。而述之者，亦此道也。道岂二乎哉？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同时而同道也。若汤则闻而知之者，时不同而道同也。盖当时尧授舜，舜授禹，三圣人相授，而守一道。观其“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妙，禹固受之。而皋陶之陈谟若“允廸厥德”，“身修思永”之类，异辞同旨。则皋陶之见知者，可得而论矣。成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而“建中于民”，又与“精一”、“执中”之语吻合无间，则汤之闻知者，又可得而论矣。
夫见知者，本于同时。而闻知者，出于异代。此闻与见之所以分，而道则同一中也。又言“伊尹乐尧舜之道”者，本心之有德，而穷达同一致也。中庸言“祖述尧舜”者，道统之有在，而先后同一符也。
夫伊尹处于畎亩之中，而心乐尧舜之道。诵其诗，读其书，寔其理，嚣嚣自得，而卒能辅成商家之治，以尧舜其君。民则谓之“乐尧舜之道”，信乎其乐之矣。夫子有德无位，而不得行道于当时，遂乃埀教后世，删《诗》、定《书》、正《礼》《乐》，序《周易》、修《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则谓之“祖述尧舜”，信乎其祖述之矣。
观夫伊尹之告君，一则曰“主善为师”，一则曰“恊于克一”；夫子之教门弟子，一则曰“克已复礼”，一则曰“依乎中庸”。其与尧舜之“精一”“执中”者，宁有异乎？
然则伊尹、孔子之于尧舜，迹虽不同，而道无不同；时虽有异，而道无有异。又安有二哉？合而观之，皋陶之为臣，固不可与禹汤并称；而伊尹之任，亦不可与孔子之集大成例论，然其初不异也。故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经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
译恭敬地想，圣明的天子以神武平定天下，以文德安抚太平，正当海内统一之初，开始兴办治理教化的典章。在学校以六艺作为教育内容；在科举考试中以六艺作为选拔士人的规范。举出百代以来久已废弃的宏大典制而重新兴起，可以说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了。士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浸润在三代圣王的教化之中，又是多么幸运啊！
我私下曾议论说：天下的事情，有古有今，有本有文。拘泥于今而违背于古，是不可以的；合乎古而不适宜于今，可以吗？有根本而没有文采，是不可以的；习惯于文采而不先求根本，可以吗？当今治理安定制定礼制，功业完成制作音乐，圣主在上面思考谋划，儒臣在下面讲求探讨，编撰礼乐的成书，建立昌明时代的盛大典礼，那么今天的礼乐，本来就已经参酌古今了。
驾车则观察其奔驰快捷；射箭则观察其命中次数的多少；书法则观察其笔画端正规范；算术则观察其乘除运算明白清晰。
这些都是考察古代而不拘泥于古代，用于当今而确实适宜于当今的做法。可以说是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了。
学校教导人，首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先，然后又接着讲解阐明经史；科举选拔人，首先看重怀才抱德、文质适中，然后又用经义论策来测试。这是今天教导人选拔士人者，也不只是依赖六艺的文采，而是有深入探求德行之根本的方法。今天的制度，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那么士人在学校游学，而研究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的详情，而适宜于今天的实际，其道难道不就在于此吗？
三年举行大比，而以六德、六行作为六艺的根本，而想要考察其实效，其道难道不也由此而来吗？
虽然今天的制度确实美好、完善，不可以再更改了。只应当执持此法，坚定如金石；执行此令，守信如四季；依据此公，无私如天地。持久坚持以求其成功，积累习惯以待其熟练。不习惯于追求近功，不致力于快速变化。从容游历其中，饱食而满足。那么将看到我们朝廷的人才，就是唐尧虞舜三代的人才；而我们朝廷的治理成效，就是唐尧虞舜三代的治理成效了。我多么幸运能亲眼见到啊。
○会试三场文
○四书疑
孟子说：“从尧舜到汤，五百多年，像禹、皋陶则是亲眼见到而知道，像汤则是听闻而知道”。那么禹、皋陶、汤，对于尧舜之道，他们之所以见知、闻知，可以议论吗？孟子又说“伊尹乐于尧舜之道”，《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那么伊尹的乐，孔子的祖述，与见知闻知相比，又有相同还是不同呢？请探究其说法。
我曾说尧舜之道，就是中而已。见而知之者，是这个道。闻而知之者，也是这个道。乐之者，是这个道。而述之者，也是这个道。道难道有二吗？
孟子说：“从尧舜到汤，五百多年，像禹、皋陶则是亲眼见到而知道”。同时而同道。像汤则是听闻而知道，时不同而道同。大概当时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三位圣人相互传授，而坚守一道。观察他们“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妙处，禹固然接受了。而皋陶陈述谋略如“允迪厥德”，“身修思永”之类，异辞同旨。那么皋陶的见知，可以议论了。成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而“建中于民”，又与“精一”、“执中”的话语吻合无间，那么汤的闻知，又可以议论了。
见知者，基于同时。而闻知者，出于异代。这是闻与见之所以区分，而道则同一中。又说“伊尹乐于尧舜之道”者，是本心有德，而穷达同一致。《中庸》说“祖述尧舜”者，是道统有所在，而先后同一符。
伊尹处于田间之中，而心乐尧舜之道。诵读其诗，阅读其书，充实其理，自得自在，而最终能辅佐成就商朝的治理，使君主像尧舜一样。百姓称他“乐尧舜之道”，确实是他乐之了。孔子有德无位，而不能在当世行道，于是垂教后世，删《诗》、定《书》、正《礼》《乐》，序《周易》、修《春秋》，作为百王不易的大法，则称他“祖述尧舜”，确实是他祖述了。
观察伊尹告诫君主，一则是“主善为师”，一则是“协于克一”；孔子教导门弟子，一则是“克己复礼”，一则是“依乎中庸”。他们与尧舜的“精一”“执中”，难道有不同吗？
那么伊尹、孔子对于尧舜，事迹虽然不同，而道没有不同；时虽然不同，而道没有不同。又哪里有二呢？合而观之，皋陶作为臣子，固然不可与禹汤并称；而伊尹的任用，也不可同孔子的集大成相提并论，然而其初不异。所以说百世等待圣人而不迷惑。
○经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
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贤者勉于进德，而有以著治效于邦家；人君广于用贤，斯有以成治效于天下。盖家国天下，有大小之不同；而贤者之德，亦有多寡之异。人君之欲致治，安得不广用贤之道乎？
译当时，君主在五个方面加以安抚，各项功业才能凝聚。贤能的人努力增进德行，从而在国家中显出治理的成效；国君广泛任用贤才，从而在天下成就治理的成效。大概家、国、天下，有大小不同；而贤者的德行，也有多少差异。国君想要达到大治，怎么能不广泛采用任用贤才的方法呢？
昔者，皋陶陈知人之谟于舜，谓乎九德之中有其三，而能日宣之者，则使之为大夫。而“夙夜浚明”，其有家之事；九德之中有其六，而又能“日严而祗敬”之者，则使之为诸侯，而亮采其有邦之政，随其德之高下，而称其职之大小如此。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则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百僚皆相师法，百工皆及时以趋事，莫不顺于为治，而治功无不成矣。
然则量能而任官，度德而定位，此所以下无遗才，而上无废事也欤？云云以此，其所谓九德者，非寛容而庄栗，柔顺而植立，谨愿而恭恪，有治才而畏敬者乎？又非驯扰而果毅，劲直而温和，简异而亷隅，刚健而笃实，强勇而好义者乎？皆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济此之谓也。夫九德在人，岂能皆备哉？
有三德者焉，有六德者焉，特在人君用之何如尔。茍或贤而必求其备，则下无全才。不究其寔，则上多废事，如是而欲求治功之成，其可得乎？是故九德之中有其三，可以为贤矣，然未止此也。又能日日宣明而充广之，使其德之益以著，然后使之为大夫，则必能夙夜匪懈，而一家之事，其有不粲然而昭明者乎？九德之中有其六，又可为贤矣，然亦未止此也，又能日日严畏而祗敬之，使其德之益以勉，如是而使之为诸侯，则必能修政立事，而一国之治，其有不秩然而修举者乎？
德有多寡，而进修之实同，治有大小，而明亮之效一。谓之贤者勉于进德，而著治效于家邦者如此。夫进德者，羣贤之事，而用贤者，人君之道。用贤之道何如？必也翕合而受之，敷布而用之，有一德之可称者，则受其一德焉。有三德六德者，则受其三德六德焉。位必称其才，爵必称其徳。固未尝责其全备，而亦未尝任乎匪人，如是则贤者之德，虽未必皆九德之全，而翕受敷施，自有以备九德之用，将见不独寛而栗者有其人，柔而立者亦有其人矣；不独直而温者称其任，而强而义者亦皆称其任矣。以天下之贤，任天下之治，下岂有遗才？而上岂有废事乎？是故才德之出乎千人者谓之俊，才德之出乎百人者谓之乂。今也明明在朝，穆穆布列矣。百僚百工，皆谓百官。今也同寅恊恭，而蔼然德义之相师，趋事赴功，而翕然事功之毕举矣。贤才用于上，治效成于下，斯必然之理也。
是故时之春也，则布德施惠，所以顺木之辰，而春之绩成矣；时之夏也，则劳民劝农，所以顺火之辰，而夏之绩成矣；时之秋冬，则禁暴诛慢，谨盖藏，敛积聚，所以顺金水之辰，而秋冬之绩有不成者乎？木火金水，旺于四时，而土寄旺于四季。木火金水既治，则土在其中矣。谓之人君广于用贤，而成治效于天下者如此。然则合三德六德，以成九德之名；合一家一邦，以成天下之治。此贤者之有益于天下国家，而人君之为治，所以必广于用贤也欤？
由今观之：皋陶陈谟，以“知人”“安民”为一篇之纲领，“亦行有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序有典”，而下安民之事也。知人者，安民之本。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然九德者，观人之法，而“翕受敷施”一语，实用人之要也。皋陶之陈谟，何其深切而详尽也哉！
考之当时：命九官，咨十二牧，莫不得人以为官使，用贤之道，可谓广矣。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治效之成，可谓盛矣。然则皋陶之所陈，皆帝舜之所已行，而犹丁宁若此者，圣贤不自满足之心也。治化在唐虞为盛，其有以夫。
论
○射礼
盖尝考于古人之射礼矣：可以明尊卑之分焉，可以辨贵贱之等焉，可以通上下之情焉，可以识贤否之辨焉，可以观德行之备焉，可以观威仪之节焉，可以观揖逊之容焉，可以见巧力之尽焉，可以见法制之详焉，可以审武备之修焉。有此十义者，此射礼之至也。
天子供虎侯、熊侯、豹侯；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士布侯。此之谓尊卑之分。
天子之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
译从前，皋陶向舜陈述识人的谋略，说在九种德行中具备三种，并且能够每天宣扬践行的人，就让他担任大夫。而“早晚勤勉明察”，这是治理家族事务的要求；在九种德行中具备六种，并且能够每天严肃恭敬的人，就让他担任诸侯，从而辅佐治理其封国的政事，根据德行的高低，来匹配职位的大小，就是这样的道理。君主如果能够综合接纳他们，广泛任用他们，那么具备九德的人都会从事各自的事务。大的方面，千人中的俊杰；小的方面，百人中的能臣，都在官位上。让百官都互相效法，百工都及时地致力于事务，没有不顺应治理的，那么治理的功业就没有不成功的了。
既然如此，那么衡量才能来任命官职，估量德行来确定地位，这就是下面没有遗漏的人才，上面没有荒废的事务的原因吗？像这样说来，所谓的九德，不就是宽容而庄重，柔顺而坚定，谨慎而恭敬，有治理才能而敬畏的人吗？又不就是驯服而果敢，刚直而温和，简朴而廉洁，刚健而诚实，强勇而好义的人吗？这些都是德性自然形成的，不是说用一种德行来补救另一种德行。九种德行在一个人身上，难道都能具备吗？
有的人具备三种德行，有的人具备六种德行，这关键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如果贤能的人一定要要求他们完美无缺，那么下面就没有全才。如果不考察他们的实际，那么上面就会有很多荒废的事务，像这样却想要求得治理功业的成功，怎么可能呢？所以，在九种德行中具备三种，就可以算是贤人了，然而还不止于此。又能每天宣扬明察并扩充它，使他的德行更加显著，然后让他担任大夫，那么他一定能早晚不懈怠，而一家的事务，难道有不清晰明亮的吗？在九种德行中具备六种，又可以算是贤人了，然而也不止于此，又能每天严肃敬畏并恭敬它，使他的德行更加勤勉，像这样让他担任诸侯，那么他一定能修明政治建立功业，而一国的治理，难道有不井然有序且修举的吗？
德行有多有少，而进修的实质相同；治理有大有小，而明亮显著的效验一致。所谓贤人，就是努力增进德行，而在家族和国家中显现治理效验的人，就是这样的。增进德行，是众贤人的事；任用贤人，是君主的道。任用贤人的道是怎样的呢？一定要综合接纳他们，广泛任用他们。有一种德行值得称道的，就接纳他的一种德行。有三种德行、六种德行的，就接纳他的三种德行、六种德行。职位一定要匹配他的才能，爵位一定要匹配他的德行。本来不曾要求他完美无缺，也不曾任用不贤的人，像这样那么贤人的德行，虽然未必都具备九德的全体，但综合接纳广泛施予，自然足以具备九德的用途，将会看到不仅有宽容而庄重的人，也有柔顺而坚定的人；不仅有刚直而温和的人称职，强勇而好义的人也都能称职。用天下的贤才，来治理天下的事务，下面哪有遗漏的人才？上面哪有荒废的事务呢？所以，才能德行超出千人的人叫做俊，才能德行超出百人的人叫做乂。现在他们明明在朝廷，恭敬地排列着。百官百工，都指百官。现在他们同心协力恭敬，和蔼地以德行道义互相效法，致力于事务追求功业，和谐地使事务功业全部完成。贤才在上面被任用，治理的效验在下面成就，这是必然的道理。
所以，时值春天，就布施德行施予恩惠，这是顺应木的时令，而春天的功绩就成就了；时值夏天，就慰劳百姓鼓励农耕，这是顺应火的时令，而夏天的功绩就成就了；时值秋冬，就禁止暴行诛杀怠慢，谨慎地储藏收敛积聚，这是顺应金水的时令，而秋冬的功绩有不成吗？木火金水，在四季旺盛，而土寄旺于四季之末。木火金水既已治理，那么土就在其中了。说君主广泛任用贤人，而在天下成就治理效验，就是这样的。既然如此，那么综合三种德行、六种德行，来成就九德的名目；综合一家一邦，来成就天下的治理。这就是贤人对天下国家有益，而君主治理天下，一定要广泛任用贤人的原因吗？
从现在看来：皋陶陈述谋略，以“知人”“安民”作为一篇的纲领，“亦行有九德”，是下面知人的事。“天序有典”，是下面安民的事。知人，是安民的根本。不是知人而能安民的，从来没有过。然而九德，是观察人的方法，而“翕受敷施”这一句话，实际上是任用人的关键。皋陶陈述谋略，多么深切而详尽啊！
考察当时：任命九官，咨询十二牧，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来担任官职使唤的，任用贤人的道，可以说是广泛了。荒野没有遗漏的贤人，万邦安宁，治理效验的成就，可以说是兴盛了。既然如此，那么皋陶所陈述的，都是帝舜已经实行的，而还如此叮咛的原因，是圣贤不自满的心。治理教化在唐虞时期最为兴盛，是有原因的。
论
○射礼
我曾经考察古人的射礼：可以明确尊卑的分别，可以辨别贵贱的等级，可以沟通上下的情感，可以识别贤与不贤的区别，可以观察德行的完备，可以观察威仪的节制，可以观察揖让的仪容，可以看见技巧力量的穷尽，可以看见法制的详细，可以审察武备的修习。有这十种意义，这是射礼的极致。
天子提供虎侯、熊侯、豹侯；诸侯提供熊侯、豹侯；卿大夫提供麋侯；士提供布侯。这就叫做尊卑的分别。
天子的音乐以《驺虞》为节拍；诸侯以《狸首》为节拍；卿大夫以
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此之谓贵贱之等。天子、诸侯射，则先行燕礼；卿大夫、士射，则先行乡饮酒礼。此之谓上下之情。
译采摘浮萍作为仪式的环节；士人采摘白蒿作为仪式的环节；这就叫做贵贱的等级。天子、诸侯举行射礼，就先举行燕礼；卿大夫、士举行射礼，就先举行乡饮酒礼。这就叫做上下的情理。
容体比于礼，节奏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容体不比于礼，节奏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有赏；数不与于祭，而有罚。此之谓贤否之辨。
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之谓德行之备。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耦进拾发，雍容不迫，此之谓威仪之节。
三揖而至阶，三让而后升，射毕揖降，众耦皆降。胜者揖，而不胜者亦不骄，不胜者取觯立饮而不怨，此之谓揖让之容。
矢之发也，剡剡焉而去，曰剡注；前后相续，三矢叠中，曰叅；连射之贯革，镞见于外，曰白矢；四矢俱发，状如井字，曰井仪；臣与君射，退立一尺，曰襄尺。此之谓巧力之尽。
画布曰征，栖皮曰鹄。凡侯之制，广与崇方，三分其广，而鹄居一焉。凡弓矢之制，强弱必均，设乏设中，靡不具备。司射司马，各有其人。此之谓法制之详。
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习射，警戒之志，常存于中；宴安之情，不留于念。此之谓武备之修。
嗟夫！射居六艺之一。其为礼也备矣，其取义也宏矣。圣人制礼，岂故为是之繁文哉？其要在观人之德行而已。是故古之人始生，则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所以示男子之所有事也；八岁入小学，教之以六艺之文；十有五岁入大学，又教之以六艺之理，皆由此其选也。经曰：“侯以明之“，传曰：”射以观德“。其此之谓欤？
策
○问古昔帝王，继天出治，立经陈纪，为天下后世虑，至深且逺也。唐虞之府事，成周之典法，其来尚矣。自是以下，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立礼仪，而论者谓汉大纲正。唐魏征定新礼，祖孝孙奏雅乐，房玄龄修律令，李卫公明兵法，而论者谓唐万目举。其果有合于先王之道乎？
圣上奉天承运，混一天下。干戈载戢，纪纲既正，然犹日与二三大臣讲求政理，诏兴科第，博采羣言，诚二帝三皇之盛心也。今春闱较艺，请以立经、定纪之事，相与讲明之。夫礼乐治之本也，其创制可得而闻乎？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论乎？学校所以正俗也，家塾、党庠、术序、国学，何以臻其效乎？农桑所以养民也，限田均田，口分世业，何以定其制乎？设官所以莅政也，任法之与任人，孰为经国之逺谋乎？取士所以任官也，选举之于资格，孰为铨曹之要法乎？盐铁国之大利也，何以除奸而去弊乎？漕运国之大计也，何以足国而裕民乎？国家惟求实效，不尚虚文，幸稽诸往古，验之当今，使言之必可见于行，而行之可为天下后世法。其悉心以对，毋有所隠。
尝谓有致治之道，有为治之法。
道者，厯万世而无弊。法者，与道而两宜。道固不外乎法之中，而法亦未尝不囿于道之内。
洪惟皇朝创业之艰，盛心圗治，惟求实效，不尚虚文。执事发策春闱，下询承学。讲求立经、陈纪之事，甚盛举也。夫既以实效求，岂敢以虚文应。谨稽诸往古，揆之当今以对。
窃惟执事之问为纲者一，为目者八。何谓纲？曰道是也。何谓目？曰礼乐、政令、学校、农桑、设官、取士、盐铁、漕运是也。纲举目张，道全德备，而治天下之术，无踰此也。何者？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圣人修之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纲纪、法度，无往而非道之所在也。所谓敛之不盈方寸，散之弥满六合；所谓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帝王之继天出治，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何莫由斯道哉！
故尝考之六府三事，载之《虞书》六典，八法具于《周礼》，此唐虞成周之所以立经、陈纪也。然有“都”、“俞”、“吁”、“咈”之气象，而后有修和序歌之成功；有《闗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岂非尧舜文武之道乎？六君之道一也。知尧舜之道，则知汤武之道矣。
汉高祖之有天下也，时则有若萧何、韩
译仪容体态合乎礼制，节奏韵律合乎乐律，且内心诚敬充足的人，可以参与祭祀；仪容体态不合乎礼制，节奏韵律不合乎乐律，且内心诚敬不足的人，不得参与祭祀。多次参与祭祀，会有赏赐；多次不参与祭祀，会有惩罚。这就叫做贤与不贤的区别。
内心志向端正，外表体态正直，然后才能持握弓矢。审视目标稳固坚定，然后才可以谈论射中。这就叫做德行的完备。
已经拉开我的弓，已经挟持我的箭，转身回旋合乎圆规，折转回旋合乎方矩，成对前进依次发射，从容不迫，这就叫做威仪的节度。
三次作揖才走到台阶，三次谦让后才登堂，射礼结束后作揖下堂，所有成对的射手都下堂。获胜者作揖，而失败者也不骄傲，失败者取酒杯站立饮酒而不怨恨，这就叫做揖让的仪容。
箭发射出去，锐利地离弦而去，叫做“剡注”；前后箭矢相续，三箭接连射中，叫做“参连”；连续射击穿透皮革，箭头露在外面，叫做“白矢”；四箭同时发射，形状像井字，叫做“井仪”；臣子与君主射礼，退后站立一尺，叫做“襄尺”。这就叫做巧力的穷尽。
在布上画靶叫做“征”，在皮上安置靶心叫做“鹄”。凡是箭靶的规制，宽度与高度相等，将宽度分为三份，靶心占其中一份。凡是弓矢的规制，强弱必须均衡，设置箭靶和箭壶，没有不具备的。司射和司马，各有专人负责。这就叫做法制的详备。
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没有不练习射箭的，警戒戒备的志向，常存于心中；安逸享乐的情态，不留于念想。这就叫做武备的修治。
唉！射礼居于六艺之一。它作为礼仪是完备的，它所蕴含的意义是宏大的。圣人制定礼制，难道故意为了这些繁文缛节吗？其关键在于观察人的德行罢了。所以古人刚出生时，就用桑木弓蓬草箭，向天地四方射击，以此表明男子应当从事的事业；八岁进入小学，教以六艺的文辞；十五岁进入大学，又教以六艺的道理，都是由这个途径选拔的。经书说：“用箭靶来明示”，传文说：“通过射礼来观察德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策问
○问：古代的帝王，秉承天命出来治理天下，建立常道，陈列纲纪，为天下后世考虑，至深且远。唐尧虞舜的政务，成周时期的典章法度，其渊源尚且久远。从此以后，萧何制定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确定章程，叔孙通建立礼仪，而评论者认为汉朝的大纲端正。唐代魏征制定新礼，祖孝孙奏请雅乐，房玄龄修定律令，李靖阐明兵法，而评论者认为唐朝万事举措得当。这些果真符合先王的道吗？
圣上秉承天命，统一天下。兵器收藏，纲纪已经端正，然而仍然每天与几位大臣讲求政治道理，下诏兴办科举，广泛采纳众人的言论，这确实是二帝三皇那样的盛心。今年春闱考核才艺，请就建立常道、确定纲纪的事情，共同讲明。礼乐是治理的根本，它的创制可以听闻吗？政令是治理的工具，它的立法可以论述吗？学校是用来端正风俗的，家塾、党庠、术序、国学，怎样才能达到其效果？农桑是用来养育百姓的，限田均田，口分世业，怎样才能确定其制度？设置官员是用来治理政务的，依靠法度与依靠人才，哪一个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选拔士人是为了任用官员，选举与资历，哪一个是铨选部门的重要法则？盐铁是国家的巨大利益，怎样才能铲除奸邪去除弊端？漕运是国家的大计，怎样才能充实国库并使百姓富裕？国家只求实际效果，不崇尚虚浮文辞，希望考察古代，验证当今，使言论必定能付诸行动，而行动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请尽心回答，不要有所隐瞒。
我曾经认为，有达到大治的道理，有进行治理的方法。
道理，经历万世而没有弊端。方法，与道理相适宜。道理固然不在方法之外，而方法也未尝不局限于道理之内。
宏大啊，我朝创业的艰难，盛心谋求治理，只求实际效果，不崇尚虚浮文辞。主持发策春闱，向下询问求学之人。讲求建立常道、陈列纲纪的事情，是很盛大的举措。既然以实际效果来要求，岂敢以虚浮文辞来应付。恭敬地考察古代，衡量当今来回答。
我私下认为，主持者的问题，作为纲领的有一项，作为细目的有八项。什么是纲领？说是“道”。什么是细目？说是礼乐、政令、学校、农桑、设官、取士、盐铁、漕运。纲领提起，细目张开，道理周全，德行完备，而治理天下的术数，没有超过这个的了。为什么呢？道理的伟大，原本出于天，而圣人修治它作为天下的法则。像礼乐、刑政、纲纪、法度，无处不是道理所在。所谓收敛时不盈方寸，散开时充满天地；所谓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帝王秉承天命出来治理天下，之所以能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百姓确立命运，为万世开辟太平，哪有不通过这条道的呢！
所以曾经考察六府三事，记载在《虞书》六典，八法具备于《周礼》，这就是唐尧虞舜成周之所以建立常道、陈列纲纪的原因。然而有“都”、“俞”、“吁”、“咈”的气象，然后才有修和序歌的成功；有《关雎》、《麟趾》的意蕴，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这难道不是尧舜文武的道吗？六位君主的道是一致的。知道尧舜的道，就知道汤武的道了。
汉高祖拥有天下时，当时有像萧何、韩信
信、张苍叔、孙通之徒，定其律令，定其军法，定其章程，制其礼仪，而汉之所以为治者，靡不具矣。
译韩信、张苍叔、孙通等人，制定了法律政令，制定了军法，制定了规章条例，制定了礼仪规范，而汉朝赖以治理国家的一切制度，没有不具备的了。
唐太宗之有天下也，则有魏征定新礼，祖孝孙奏雅乐，房元龄修律令，李卫公明兵法。而唐之所以为治者，靡有遗矣。
是虽未必合乎先王之道，亦未尝不本于先王之道也。先儒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者，盖以汉之规模宏逺，而唐之法令详密尔。然汉承秦后，而杂采秦仪；唐承隋后，而多仍隋制。则其道岂能如先王之纯？其法岂能如先王之备哉？
钦惟圣上奉天承运，混一区宇，纲纪法度之施，礼乐刑政之具，固已井乎其有条，秩乎其有序矣。犹日与二三大臣励精圗治，讲求政理，而又诏兴科第，博采羣言。二帝三王之盛，无以加此。岂汉唐之可拟伦也哉？
夫天下之事，有古有今；立经陈纪，不在它求。在叅酌乎古今而已。古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三千、三百之仪，五声、八音之节，一皆本之人心，合乎人声，是故可以事神人，可以通上下，诚出治之本也。后世经礼残缺，乐书不存，而古之礼乐难以尽考矣。今欲制礼作乐，则必稽之三礼之文，考之三雅之音。叅酌而行之，依仿而用之，使合于古而宜于今，用于今而不悖于古。而又本之以敬，恊之以律，严尊卑上下之分，审黄锺声气之元。则礼虽非先王之有，可以义起。而今之乐岂不犹古之乐乎？
古者政简而不烦，令严而不猛，所以防民欲，而齐民心，诚出治之具也。比者，有元之季，法度废弛，纲纪不振，固宜济之以严矣。今欲立为经久之法，则欲思乎《洪范》八政之孰先？文武弛张之何在？因时制宜，合乎中道，则政令其有不修举者乎？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人生八岁，则自天子之胄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有五岁入大学，则教之以格物致知之功，穷理正心之道，此学校之所以兴，而风俗之所以正也。今欲臻其效，必重教官之选，严守令之责，崇礼让之文，行激劝之法。使民知孝弟忠信礼义亷耻，则学校其有不兴乎？
古者制民之产，百亩之田，一夫耕之，足以无饥。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足以无寒。至汉唐犹有均田、限田，口分、世业之制。是以民无甚富、甚贫之患。此农桑之所以有成，而民之所以得其养也。今田不可复井矣，口分、世业亦不必行矣。莫若行限田之制，以止兼并；重末作之令，以禁游惰；优畎亩之民，以劝务本。则民皆得自食其力，而不至甚富、甚贫，不均田之均田矣。其制岂不可定乎？
古者设官分职，“不惟其官，惟其人”。官有一定之法，而任人之意为多，所以为经国之逺谋也。后世任法而不任人。所谓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明，而官方愈乱矣。今欲人法并任，莫若择贤明之正官，省闲慢之簿书，夫官得其人，则法无不举。非其人，则法废矣。此必然之理也。簿书烦，则吏得以售其奸；簿书省，则官得以展其用。是则人法兼任，岂不可以为经国之逺谋乎？
古者量能任官，度德定位。爵无不称其德，才无不称其位。故小才虽累月不害为小官，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相，所以为铨曹之要法也。后世循资之格，不问贤愚，不辨才否，一以岁月为断，则贤者淹于下位，而不才者得以幸进矣。今朝廷清明，一扫前弊。往往不次铨擢，可谓得铨曹之要法矣。若夫选举之际，先德行而后文艺，明黜陟而让谬举，则何患取士之不得其人乎？
至若盐铁之制，虽起于汉，然国之大利不可废也。今铸山煑海，官自发卖，固无奸弊之可言。然欲久而无弊，必定其额，以为经久之常规。平其直，以通商贾之懋迁。则奸弊何由而生乎？
漕运之法，虽盛于唐，然国之大计不可不讲也。今夏秋两税，民自输纳，可谓利于国，而便于民矣。然竒零小户，逺运为难。莫若立为定制，俾粮多者运赴京城，而粮少者就各府输纳。则上下便矣。国岂有不足，而民其有不裕者乎？
钦惟圣天子以二帝三王之心为心，以二帝三
译唐太宗拥有天下时，有魏征制定新的礼仪，祖孝孙奏响雅乐，房玄龄修订律令，李靖阐明兵法。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治理好天下，这些方面没有遗漏。
这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先王的道统，但也未曾不本源于先王的道统。前代儒者说汉朝大纲端正，唐朝万目并举，大概是因为汉朝的规模宏大深远，而唐朝的法令详尽周密罢了。然而汉朝继承秦朝之后，混杂采用了秦朝的仪制；唐朝继承隋朝之后，大多沿袭了隋朝的制度。那么它们的道统怎能像先王那样纯粹？它们的法令怎能像先王那样完备呢？
恭敬地认为，圣上奉行天命，统一天下，纲纪法度的施行，礼乐刑政的具备，本来就已经井然有序，有条理有次序了。圣上仍然每天与几位重臣励精图治，讲求政治的道理，又下诏振兴科举，广泛采纳众人的言论。二帝三王的盛世，也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这难道是汉朝唐朝可以比拟的吗？
天下的事情，有古有今；确立常道、陈述纲纪，不需要向外寻求，只在于参酌古今罢了。古时候功业成就就制作音乐，治理安定就制定礼仪，三千三百种礼仪，五声八音的节奏，全都本于人心，合乎人声，因此可以用来侍奉神明和百姓，可以沟通上下，确实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后世的经礼残缺，乐书不存，古代的礼乐难以完全考证了。现在想要制定礼仪、制作音乐，就必须查考《三礼》的文字，考证《三雅》的音律。参酌后施行，依仿后使用，使既符合古代又适宜当今，用于当今又不违背古代。又以恭敬为本，以律吕相协调，严格区分尊卑上下的名分，审察黄钟声气的本源。那么礼仪虽然不是先王所有的，也可以根据义理来创立。现在的音乐难道不还是古代的音乐吗？
古时候政治简约而不繁琐，法令严厉而不暴虐，用来防范百姓的欲望，统一百姓的心志，确实是治理天下的工具。近来，元朝末年，法度废弛，纲纪不振，本来应该用严厉的手段来补救。现在想要建立长久的法令，就要思考《洪范》八政中哪一项优先？文武政策的宽严在哪里？因时制宜，合乎中道，那么政令难道会有不修举的吗？
古时候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人生八岁，就从天子的嫡子，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平民中的俊秀子弟，都进入小学。教导他们洒扫应对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学问。十五岁进入大学，就教导他们格物致知的功夫，穷理正心的道理，这就是学校兴盛的原因，风俗端正的原因。现在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必须重视教官的选拔，严守令的职责，崇尚礼让的文风，实行激励劝勉的法令。使百姓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么学校难道有不兴盛的嗎？
古时候规定百姓的产业，百亩田地，一个男子耕种，足以不挨饿。五亩宅地，种上桑树，足以不挨冻。到了汉朝唐朝还有均田、限田，口分田、世业田的制度。因此百姓没有特别富有、特别贫穷的祸患。这就是农桑得以有成，百姓得以得到供养的原因。现在田地不能恢复井田制了，口分田、世业田也不必实行了。不如实行限田制度，来制止兼并；加重抑制工商业的法令，来禁止游手好闲；优待耕种的百姓，来鼓励务农。那么百姓都能自食其力，不至于特别富有、特别贫穷，这就是不实行均田制而达到均田的效果。这种制度难道不能确定吗？
古时候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不只看官职，只看人”。官职有一定的法规，但任用人的意见居多，所以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后世只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人才。所谓怀疑内心，而相信耳目；怀疑耳目，而相信文书。文书越明确，官场就越混乱了。现在想要人和法律并重，不如选拔贤明的正官，减少闲散的文书。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那么法律没有不施行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法律就废弛了。这是必然的道理。文书繁琐，那么官吏得以施展奸诈；文书减少，那么官员得以施展才能。这样人和法律并重，难道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吗？
古时候衡量能力任命官职，估量品德确定地位。爵位无不称其德行，才能无不称其职位。所以小才能即使任职数月也不妨碍做小官，贤才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碍做辅相，所以是铨选部门的重要法则。后世按资历升迁的规格，不问贤愚，不辨才能，一律以年限为断，那么贤者滞留在下位，而不才者得以侥幸晋升。现在朝廷清明，一扫前弊。往往破格选拔，可以说得到了铨选部门的重要法则了。至于选举的时候，先德行后文艺，明确升降而杜绝谬误的举荐，那么还担心取士得不到合适的人吗？
至于盐铁制度，虽然起源于汉朝，但国家的大利不可废除。现在开山铸钱、煮海制盐，官府自己发售，本来没有奸弊可言。然而想要长久没有弊端，必须确定额度，作为长久的常规。平定价格，来通商贾的贸易。那么奸弊从哪里产生呢？
漕运的方法，虽然在唐朝兴盛，但国家的大计不可不讲究。现在夏秋两税，百姓自己输纳，可以说利于国家，而便于百姓。然而零散的小户，远距离运输困难。不如确立定制，使粮食多的运往京城，而粮食少的就在各府输纳。那么上下都方便了。国家难道会有不足，而百姓会有不富裕的吗？
恭敬地认为，圣天子以二帝三王的心为心，以二帝三
王之道为道。立经陈纪，为天下后世虑，至悉至是。命大臣策是数者为问，愚敢不悉心以对。苐愚于往古之事不能周知，当今之务不能尽达。谨畧陈其梗概，以复明问之万一而已。执事于篇终又策之曰：“使言之必可见于行，而行之可为天下后世法”。是盖深体圣上之意而为是言也。然愚之所陈者，非特可见于行，而亦当今之所已行者也。其间行之未竟，守之未一，则在圣君贤相，举而行之尔。
译王道就是道。确立常法、陈述纲纪，为天下后世考虑，极其详尽、极其精微。皇帝命大臣将这些条目作为策问，我怎敢不竭尽心思来回答。只是我对古代的事情不能全面知晓，对当今的事务不能完全通达。恭敬地略陈其大概，以回复圣上策问的万一罢了。执事在文章结尾又策问说：“如果所说的必定能在行为中体现，而行为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这大概是深切体察圣上的心意而说这样的话。然而我所陈述的，不仅能在行为中体现，也是当今已经在实行的。其中实行尚未完成、坚守尚未统一的地方，就在于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将其推行实施罢了。
虽然，为治必有其要，为治不知其要，不可以为治。所谓要者，执事之所谓实效是也。实者何？信而已矣。孔子曰：“主忠信”。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庸》曰：“凢，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曰诚也”。皆甚言为治之不可不实也。然则欲行先王之道，立纲陈纪，以为天下后世法，其不在于实乎？
抑愚又有说焉。立纲陈纪，故不外是数者。而正人心，厚风俗，尤为平日所当先务者也。夫人心不正，风俗不厚，终不可以言治。人心诚正，风俗诚厚，则廉让之节兴；礼逊之俗行，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而天下自平矣。将见二帝三王之治，复在于今日。而汉唐有不足言矣。愚也何幸身亲见之。
○御试策
臣谨对。臣闻：古先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敬天勤民为务，以明伦厚俗为急。故汲汲于求贤者，凡以为此也。钦惟陛下进臣等于廷，策臣以古先帝王之务。臣愚昧，何所通晓？然叨奉大对，敢不竭心尽知，上答圣问之万一乎？谨俯伏以对。
臣伏读制策曰：盖谓古先帝王之观人，莫不“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汉之贤良，宋之制举，得人为盛。朕自临御以来，屡诏有司，搜罗贤俊。然而杰特犹若罕见。故又详延士大夫于廷，而亲策之，足以庶几于古先帝王之盛节焉，而臣有以见陛下求贤之切也。
臣闻言者，心之声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即其言之得失，而心之邪正可见。然言之匪难，而行之惟难。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矣。是以古先帝王之观人，必“敷奏以言”而观其蕴，“明试以功”而考其成，然后有以得夫贤才之实焉。三代而后，若汉、若宋，其取人之法，有贤良、制举，是有得于“奏言”、“试功”之遗意。故在汉之时，若董仲舒天人三策，蔚为醇儒。而宋之诸儒，彷佛三代，尤为得人之盛，良以此也。
钦惟陛下以神武定区宇，以文德绥太平。屡降德音，广求贤俊。而又设科目，为取士之方。详延草茅之士，亲策于廷。陛下求贤之心，可谓切矣。将见必有杰特之士，出而为邦家之用。而臣则不足以及此也。
伏读制策曰：“厯代之亲策，往往以敬天勤民为务。古先帝王之敬天勤民者，其孰可为法欤？所谓敬天者，果惟于圜丘祭祀之际，致其精一者为敬天欤？抑它有其道欤？所谓勤民者，宜必如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果何为耶？岂勤于庶事之任耶”？臣有以见陛下深知为君之道，而后有此言也。
臣闻帝者莫盛于尧舜，王者莫盛于禹汤文武。稽之于经，若尧之“钦明文思”；舜之“温恭允塞”；“兢兢业业”而戒饬于时几；“同寅协恭”而懋勉于政事。此唐尧虞舜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尧舜，则陛下即尧舜矣。敬德以先天下，祗肃以“顾諟天之明命”，“克勤”、“克俭”而尽力乎沟洫，“昧爽”、“丕显”而子惠乎困穷，此夏禹商汤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禹汤，则陛下即禹汤矣。“小心翼翼”，而视民如伤，“敬事上帝”，而作民父母。此文武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文武，则陛下即文武矣。夫古先帝王之可为法者，孰有过于尧舜禹汤文武者乎？
臣闻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而牧之。君，所以代天理民者也。古之帝王审知乎此，故位曰天位，职曰天职，禄曰天禄，民曰天民。无一事不本于天，亦无一事不存乎敬。敦典庸礼，君之所以为教也，而必推之天序、天秩焉，是敬天之心，见于施教者然也；命德讨罪，君之所以为政也，而必归之于天命、天讨焉，是敬天之心，形于施政者然也。一动一静，常若有天在前；一语一黙，常若有天在中。以至天工之不敢废，天职之不敢旷，何往而非敬天之事哉？
若夫圜丘郊祀之际，以致其精一，是特敬天之一事，固不专在于是也。制策谓“抑它有其道？”可谓深达敬天之道矣。非陛下敬天之至何以及此？臣闻民本有饥食渴饮之欲，不能以自治，必赖君有以养之
译虽然如此，治理国家必定有其关键所在，治理国家却不知道这个关键，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所谓的关键，就是执政者所追求的实效。实效是什么呢？就是诚信罢了。孔子说：“以忠信为主。”又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如果不信任政府，国家就无法立足。”《中庸》说：“大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法。用来推行这些常法的只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真诚。”这些都是极力强调治理国家不能不务实。那么，想要推行先王的治国之道，确立纲常、陈述法纪，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难道不在于务实吗？
此外，我还有话说。确立纲常、陈述法纪，固然不外乎这几项。但是端正人心，淳厚风俗，更是平日里应当优先致力的大事。如果人心不正，风俗不淳厚，终究不能谈论治理好国家。如果人心确实端正，风俗确实淳厚，那么廉洁谦让的节操就会兴起；礼貌谦让的风俗就会流行，人人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尊重自己的长辈。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者不暴虐人少者，天下自然太平了。将会看到尧舜那样的圣王治理天下的景象，再次出现在今天。而汉朝、唐朝的治理成就也就不足称道了。我多么幸运能亲眼见到这样的盛世啊。
○皇帝亲自主持的策试
臣恭敬地回答。臣听说：古代先代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敬畏上天、勤勉爱民作为要务，把阐明人伦、淳厚风俗作为急务的。所以急切地寻求贤才，都是为了这些目的。恭敬地想到陛下将臣等召入朝廷，用古代先代帝王的要务来策问臣等。臣愚昧无知，哪里有什么通晓的？然而承蒙陛下恩赐参加大考，怎敢不竭尽心力、穷尽所知，来报答陛下圣问的万一呢？恭敬地俯伏回答。
臣恭敬地阅读制策说：“大概说古代先代帝王观察人才，没有不‘通过陈述言论来考察，通过明确试用功绩来检验’的。汉朝的贤良方正科，宋朝的制举科，得到的人才最为兴盛。朕自从即位以来，多次下诏有关部门，搜罗贤才俊杰。然而杰出特异的人才仍然罕见。所以又在朝廷上详细延请士大夫，亲自策问他们，足以希望接近古代先代帝王的盛大节操，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求贤的急切。”
臣听说：言语是内心的声音。人们隐藏着自己的内心，不可测度。但从他们言论的得失，就可以看出内心的邪正。然而说话并不难，难的是行动。本来就有能说而不能做到的人。因此古代先代帝王观察人才，必定“通过陈述言论”来观察其内涵，“通过明确试用功绩”来考核其成就，然后才能得知贤才的真实情况。三代以后，像汉朝、像宋朝，他们选拔人才的方法，有贤良科、制举科，这是得到了“陈述言论”、“试用功绩”的遗意。所以在汉朝时，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成为纯正的儒者。而宋朝的众多儒者，仿佛三代盛世，尤其以得到人才兴盛著称，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恭敬地想到陛下以神武平定疆域，以文德安抚太平。多次降下恩德之言，广泛寻求贤才俊杰。又设立科目，作为选拔士人的方法。详细延请民间隐士，在朝廷上亲自策问。陛下求贤的心意，可以说是非常急切了。将会看到必定有杰出特异的人才，出来为国家效力。而臣则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
恭敬地阅读制策说：“历代的亲自策试，往往以敬畏上天、勤勉爱民为要务。古代先代帝王敬畏上天、勤勉爱民，谁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呢？所谓敬畏上天，果真只是在圜丘祭祀的时候，做到精神专一就是敬畏上天吗？还是另有其他方法呢？所谓勤勉爱民，应当一定像从早朝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那样吧。他们之所以来不及吃饭，果真是为了勤于各种事务的责任吗？”臣由此看出陛下深知做君主的道理，然后才有这些问话。
臣听说：帝王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王者没有比禹汤文武更盛大的。查考经典，像尧的“恭敬、明察、文雅、聪慧”；舜的“温和、恭敬、诚信、充实”；“兢兢业业”地警惕时机的变化；“同心协力、恭敬合作”地勉励政事。这是唐尧虞舜敬畏上天、勤勉爱民的表现。陛下如果能效法尧舜，那么陛下就是尧舜了。用敬重德行来引领天下，恭敬严肃地“顾念上天的明命”，“能够勤勉”、“能够节俭”而尽力于水利沟渠，“天刚亮”、“显著”地恩惠困穷之人，这是夏禹商汤敬畏上天、勤勉爱民的表现。陛下如果能效法禹汤，那么陛下就是禹汤了。“小心翼翼”，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敬重地侍奉上帝”，做百姓的父母。这是周文王周武王敬畏上天、勤勉爱民的表现。陛下如果能效法文武，那么陛下就是文武了。古代先代帝王可以作为效法榜样的，有谁超过尧舜禹汤文武呢？
臣听说：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并牧养百姓。君主，是用来代替上天治理百姓的。古代的帝王深知这一点，所以位置称为天位，职责称为天职，俸禄称为天禄，百姓称为天民。没有一件事不根本于上天，也没有一件事不存有敬畏。推崇常道、任用礼仪，是君主用来教化百姓的，但必定推源于天序、天秩，这是敬畏上天的心意，体现在施行教化上就是这样；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是君主用来治理政事的，但必定归结于天命、天讨，这是敬畏上天的心意，体现在施行政事上就是这样。一动一静，常常好像有天在面前；一语一默，常常好像有天在心中。以至于不敢废弃天工，不敢荒废天职，哪里不是敬畏上天的事情呢？
至于在圜丘郊祀的时候，用来达到精神专一，这只是敬畏上天的一件事，固然不专门在于此。制策问“还是另有其他方法吗？”可以说深深通达了敬畏上天的道理。如果不是陛下敬畏上天到了极点，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臣听说：百姓本来有饥饿想吃、口渴想喝的欲望，不能自己治理，必定依赖君主有办法来养育他们
；有秉彝好德之性，不能以自遂，必赖君有以教之。君人者，兼君师之任者也。是以古之帝王，审知乎此，既为之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有以安其生。而设为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民有以遂其性。如文王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者，凡以此而已。故曰“即康功田功”。康功者，安民之功；而田功者，养民之功也。又曰“懐保小民”，曰“惠鲜鳏寡”。盖欲使天下之民，无一不得其安，无一不得其养而后已也。圣人之道一也。观文王“不遑暇食”如此，则尧舜禹汤周武之心，从可知矣。
译人天生具有秉持常道、喜好美德的本性，却无法独自实现，必须依赖君主加以教化。身为君主的人，兼具君主与老师的责任。因此古代的帝王，深知这一点，既为他们划定田宅，教导他们种植和畜牧，使他们能够安定生活。又设立学校进行教化，反复强调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使百姓能够充分实现其本性。像周文王那样“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都顾不上吃饭”，大抵都是为了这些缘故。所以说“既成安民之功，又成养民之功”。安民之功，就是安定百姓的功绩；养民之功，就是养育百姓的功绩。又说“安抚保护小民”，又说“恩惠救济鳏寡孤独”。大概是想要使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人不安定，没有一个人不被养育，然后才罢休。圣人的道理是统一的。看文王“顾不上吃饭”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尧、舜、禹、汤、周武王的心思，也就可想而知了。
臣闻人主能以一心总天下之万机，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众职。古帝王之勤民者，非事事而亲之，要在责成臣下而已。故曰“劳于求才，逸于任贤”，此之谓也。
钦惟陛下奉天承运，抚临亿兆，“严恭寅畏”，无顷刻不在于天；“宵衣旰食”，无顷刻不在于民。孜孜勉勉，励精圗治之心，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而制策犹以古先帝王之孰为可法为问，臣有以知陛下不自满足之心也。臣愿陛下常存此心而不已焉，则唐虞三代之盛岂能及哉？
臣伏读制策曰：“自昔而观，宜莫急于明伦厚俗。伦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而下，惟东汉之士俗，赵宋之伦理，差少疵议。果何道致然欤？盖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畧”。
臣闻自昔帝王之为治，莫急于明人伦，厚风俗。而人伦之所明，风俗之所厚者，皆由于崇学校，以兴教化而已。盖教化行而人心正，则伦理明而风俗厚，此必然之理也。唐虞三代无以议为矣。若东汉之士俗，赵宋之伦理，卓然于三代之后，岂无其道而致然哉？
臣闻汉光武初定天下，首访求山林遗逸之士；明帝尊师重傅，临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学。是以养成一代人心风俗，皆知崇尚节义，耻于奔竞。此汉之士俗所以为美者，以有其教化也。
臣闻宋太祖即位之后，偃息兵革，崇尚文治，虽疆宇之广不及汉唐，而教化之美几及三代。当时人君无不学，而所用无非儒。是以天下翕然以道学为事。又有濂洛诸儒，出而接夫道统之传，以为学者之宗。斯宋之伦理所以为美者，亦以其有教化也。
方今上自皇都，下逮府州若县，亦既莫不有学。而陛下又躬行于上，日召儒臣，讲求治道。固已论之精，而行之当矣。制策称以“伦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为问。臣以谓明伦、厚俗，惟在于崇学校，以兴教化也。臣愿陛下益重教官之选，严守令之责，使居学校者，果能如胡安定之教于苏湖；居府县者，果能为文翁之化于蜀郡。则人伦不患其不明，士俗不患其不厚，而唐虞三代之治，无以异矣。又岂汉宋之可拟伦也哉？臣愚，不足以奉大对。谨竭其一得之愚，惟陛下裁择。臣谨对。
译我听说君主能够用一颗心统筹天下的万般事务，却不能凭一己之身兼任天下的众多职事。古代勤勉于民生的帝王，并非事事都亲自处理，关键在于责成臣下完成罢了。所以说“在寻求人才时辛劳，在任用贤能时安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恭敬地想到陛下奉天承运，统治亿万百姓，“严肃恭敬，敬畏谨慎”，没有片刻不敬奉上天；“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没有片刻不关怀百姓。勤勉不懈，励精图治的心志，就是尧、舜、禹、汤、文、武的心志。然而策问中仍然询问古代帝王中谁值得效法，由此可知陛下不自满自足的心意。我希望陛下常存此心而不止息，那么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难道还能比得上吗？
我伏读策问说：“从往昔来看，没有比明辨人伦、敦厚风俗更紧迫的了。人伦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明辨？风俗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敦厚呢？三代以后，只有东汉的士人风俗，赵宋的伦理道德，稍微少些瑕疵非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大概一定有可说的道理。应当写成文章，不要泛泛而谈，也不要简略。”
我听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没有比明辨人伦、敦厚风俗更紧迫的了。而人伦之所以能明辨，风俗之所以能敦厚，都在于尊崇学校，以振兴教化罢了。大抵教化施行而人心端正，那么伦理就明辨而风俗就敦厚，这是必然的道理。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没有可议论的了。至于东汉的士人风俗，赵宋的伦理道德，在三代之后卓然出众，难道没有其道理而达到这样的结果吗？
我听说汉光武帝刚平定天下，首先访求山林中隐居的贤士；汉明帝尊敬老师、重视师傅，亲临辟雍拜见老儒，宗室亲戚的子弟，没有不接受教育的。因此养成了一代人的心态风俗，都知道崇尚节义，以奔走钻营为耻。这就是东汉士人风俗美好的原因，是因为有教化啊。
我听说宋太祖即位之后，停止战争，崇尚文治，虽然疆域广阔不如汉唐，但教化的美好几乎赶上了三代。当时君主没有不学习的，而所用的人没有不是儒生的。因此天下一致以道学为事务。又有濂洛诸儒，出来承接道统的传承，成为学者的宗师。这就是宋朝伦理美好的原因，也是因为其有教化啊。
当今上自皇都，下至府州县，也已经没有没有学校的。而陛下又在上躬行示范，每日召见儒臣，讲求治国之道。本来已经论述精辟，而施行得当了。策问中以“人伦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明辨，风俗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敦厚”为问。我认为明辨人伦、敦厚风俗，只在于尊崇学校，以振兴教化。我希望陛下更加重视教官的选拔，严格守令的职责，使在学校任职的人，果真能像胡瑗在苏湖那样施教；在府县任职的人，果真能像文翁在蜀郡那样教化。那么人伦不担心不明辨，士风不担心不敦厚，而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治理，就没有不同了。又哪里是汉宋所能比拟的呢？臣愚昧，不足以应对宏大的策问。谨竭尽我的一点愚见，请陛下裁断选择。臣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