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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清初孙庆增撰写《藏书纪要》，详细论述了购书的方法与藏书的适宜之处，以及宋刻本和名家抄本中哪些精善、哪些粗劣，指出其中的得失，语重心长。这确实是收藏的指南，也是汲取古学的长绳。只是那个时代距离元明较近，流寇之乱尚未遍及东南，明清易代之际，名山故家的藏书也未完全遭受蹂躏。如今自从洪杨之乱后，江浙这一文物荟萃之地，图书典籍荡然无存。好事之人一起在劫难余烬中收拾残存，有用的书籍幸好大多还有副本，所损失的只是文集、小说类著作，是小部分而已。乾嘉时期的学者们，争相表彰发掘隐没的古书，凡是古书中稍有益处的，没有不校勘刻印流传世间的。然而历经多次丧乱，刻板大多被毁，印本逐渐稀少。我按照四部目录搜求三十年，才勉强够用，而宋元明及本朝各位学者的文集，缺失的很多。日本一位老学者，收藏我国顺治、康熙直到嘉庆、道光时期的文集极多，有《清诗万卷楼》的书目。蓬莱、方丈，望去如同仙境，可惜我不能飞渡大海去那里。如今谈论收藏，不仅不同于孙氏的时代，也不同于乾嘉的时代。半生心力，耗费数万巨资，所得如此，其中的甘苦不能不告诉世人。常想起古人有节衣缩食，竭力寻求，风雨晨夕，亲手抄写非常辛苦的人，我幸而处境优裕，又没有嗜好萦绕心中，虽然不能饱食嬉戏，也未尝在屠门大嚼。又想起古人有豪夺巧取，长期借书不还，朋友因此断交，童仆见而回避的人，我幸而达观随化，没有猜忌之心，借书不是像荆州那样（指借书不还），乐于像南面称王一样（指慷慨大方）。这些都足以自我安慰。近来在山中居住避难，编目才告完成。于是列举历年来的见闻，用阅历所得来印证，写成十条约定，以代替家书。子孙遵守或抛弃，我本来顾不上计较了。辛亥年冬至前一天，叶德辉作序。

购置一

购置书籍先买经部，其次史部，再次丛书。经部先买《十三经》，史部先买《二十四史》，丛书先买种类多、校刻精良的。刚开始购置书籍时怎能四部完备，从这里入手，才不至于误入歧途。宋元刻本，旧抄名校，一时不能轻易得到。寻常的官刻本、局刻本，常恨校勘不精，现在有简易的方法，还不至于滥收。经部有明代南京国子监本，都是杂凑宋监本、元学本等刻本而成，这些书也还容易见到；而北京国子监本、毛晋汲古阁本排在其次。这些旧版，是乾嘉以前学者通用的书。官刻本中武英殿本最好，广东翻刻的则不好。嘉庆末年，阮元以家藏的宋元本注疏及单注单疏合校，在南昌府学刻印，凡是各种刻本文字的异同，各自附校勘记在后面，而在书中文字异同的地方，旁边刻墨圈标记，依照墨圈来检校勘记，读这一本书而众本的内容都具备了。这在宋代岳珂刊印《九经三传例》之外别开蹊径，启发人的神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后来各省翻刻，全都去掉了墨圈，实在荒谬。刻了一本书而使另一本书废弃，宁可空缺，也不可用它来凑数。史部也以明代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为好。它的刻板也是杂凑宋监本、元路本等而成，只是它的刻板自明代以来陆续有修补。本朝嘉庆时，它的刻板还在江宁藩库。明代正德时，印本补板尚少，难得其全。嘉靖、万历以后，修板多用诸生罚款来做，最为草率。而北京国子监本的脱漏错误，尤其荒唐。明代沈德符《野获编》说：“各史校对马虎，讹误反而更多。至于辽金各史，缺文动辄好几页，都仍然按照脱简接刻，文理多不连贯，即使说是灾木也可以。”毛晋汲古阁仅刻《十七史》，其中有依据宋本重雕的，可惜也不全。有人用邵经邦《弘简录》来续接，终究不伦不类。所以除了南监本外，就以武英殿刻本为完整。当时馆臣校刊多依据宋刻善本，又处分很严，所以讹误就少。如果得到明代南监正德前后的本，就适宜用明代闻人诠刻《旧唐书》、武英殿活字聚珍本《旧五代史》、康熙原修《明史》配合以成全书，不适宜用寻常习见的本子混杂进去。丛书则明代弘治年间华珵重印宋代左圭《百川学海》、程荣《汉魏丛书》、毛晋《津逮秘书》、《武英殿聚珍板丛书》，福州、江西、浙江都有重刻。福州最全，浙江刻的最少。到现在访求殿印原本，还不太难。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潘仕诚《海山仙馆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这些书多而且精，足以供博览。等有余力，再慢慢寻求其他刻本。丛书及单行善本、旧刻名抄，于是按次序收藏，古今四部之书就都为我所有了。

鉴别二

四部书籍齐备了，应当懂得鉴别。鉴别的方法，必须先通晓目录开始。目录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阮元《揅经室外集》即《四库未收书目》，这里采用全集原名。为途径。不通晓目录，不知道古书的存亡；不知道古书的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的书

译杂乱无章地广泛收录，混淆了人们的视听。这就是目录之学必须时时勤加考证的原因。想要了解刻本的优劣，以前有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其中所见的古子杂家著作，足以帮助人广博见识，但对于刊刻年月、行格字数，却叙述不详。只有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黄丕烈的《士礼居题跋记》以下，近代有聊城杨绍和的海源阁《楹书隅录》，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书目》，仁和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归安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张、瞿、丁、陆四家的书目，全部抄录各书的序跋，最足以作为考据的依据。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海内四大藏书家。又有揭阳丁日昌的《持静斋书目》、日本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宜都杨守敬刻有《日本访书志》《留真谱》两书，可供参考，但不能完全依据。这几家，都汇聚了乾嘉诸老学者的精华，收集了咸丰战乱后的残存书籍，即使是宋版名抄，也不免被一网打尽。然而同时流传校勘的本子，以及北方世家百年未出的书籍，如同剑气珠光，时时闪现。我收藏的子部、集部书籍，大多得自商丘宋氏、诸城刘氏。世家志目，虽然不能供我搜罗猎取之需，但确实是藏书家不可缺少的路标。至于本朝诸儒校刻的善本，很少列入书目，但孙星衍的《祠堂书目》有时也记载，倪模的《江上云林阁书目》、丁日昌的《持静斋书目》所载逐渐增多。近代张文襄的《书目答问》，则专门记载当时刻本，便于读者购买寻求，依类收藏，可以没有遗漏珍本的遗憾。最重要的是，无论经史子集，只要是仿宋元旧刻，必定是古雅之书。或者书中有本朝考据诸儒的序跋题词，那书也必定精善。明刻仿宋元者为上品，重刻宋元者次之。有评阅的粗陋，有圈点的更加粗陋。闵齐伋、凌蒙初两家所刻的朱墨套印子集各书，也有评语圈点，但集部尚佳。抄本有元抄、明抄之分，有蓝格、绿格、朱丝阑、乌丝阑之别，而且有已校、未校的高下之分。元抄多用薄茧纸，明抄多用棉宣纸。元抄多有古意，明抄多俗体字。这是就雇佣抄写者而言。名人手抄，则一朝有一朝的字体，一时有一时的风气，有眼光的人自然能辨别。用书中避讳来验证，始于某帝，终于何时，尤其容易辨别。金元刻本，北宋胶泥活字本，均不避讳。重刻宋本多保留旧讳，那就用纸墨来判定。有经名人手抄、手校的，贵重程度尤其超过宋元本。有名人收藏印记者，不是当时的孤本，就是罕见之书。这类书杨、瞿、丁、陆四家未见的尚多。书摊庙会上，时常能遇到，这在于有心人勤于物色罢了。

译装潢三

书籍如果不进行装潢，就会破损散页、断线脱落，让人触目生厌。我每得到一本书，就立即交给匠人装饰。今天得到，今天就装订，这样就不会因为积压日久而心生懈怠，任由书籍杂乱无章。装订不在于华丽，只要求坚固细致、整齐划一。封面用细纹宣纸染成古铜色，内衬用云南薄皮纸，装订时书面内衬用单宣或汀贡纸，汀贡纸是汀州所造的竹料厚纸。或者使用洁净的官堆纸，或者保留原本未损坏的书面。书脊应当厚一些，不宜薄，用双丝线装订。书内破损的地方，寻找颜色相近的旧纸进行修补。上下短的部分，用纸衬底一层，没有书的部分衬两层，这样书装订好后就不会出现中间凸起、上下低陷的毛病。书背紧挨钉线处的地方，也照此衬纸。衬纸的地方钻小孔，一个孔在衬纸上，一个孔在原书边缘，用日本薄茧纸捻条骑缝跨钉，然后外面用面纸包裹，再加线装订。线孔占据边缘一分左右，但全部受力依靠纸捻。时间久了线断了，书页也不会散开，这是保存古书的妙法。绝对不可以使用蝴蝶装和包背装。蝴蝶装如同裱帖，浆糊多容易生霉并招虫蛀伤。包背装如同蓝皮书，纸张怎么能像蓝皮书那样，纸张怎么能像皮那样坚韧？这没有必要去邯郸学步。蝴蝶装虽然起源于宋代，但宋版书中百不存一二。包背装在明代偶尔有之，终究不是通用的品种。家中存留一两部用来考察古式，借此开阔见闻。但必须是原装才珍贵，如果是新仿的，既耗费匠人工夫，又不如线装经久耐用，实在毫无意义。北方的书喜欢包角，南方特别不适合。包角不通风，就会生虫，浆糊的气味三五年还在，就会招老鼠。我从北方带来的书，都遭受了这种祸害。又因为北方多用纸糊布匣，南方容易受潮，用夹板夹着最稳妥。夹板以梓木、楠木为贵，不生虫，不变形，质地坚硬而轻便。花梨木、枣木次之，稍微嫌其沉重。其他木材都不可用。二十年前，我的书夹多用樟木，至今生了粉虫，没有一部不更换，这才后悔当时考究得不精。宋元旧刻以及精抄、精校本，用檀木、楠木做匣子包裹。匣头镌刻书名、作者，适宜用篆书或隶书两种字体。夹板的系带，边孔必须离边缘二分，其上下则根据书的大小确定。如果书长一尺，带子离上下约二寸，以此类推，指示匠人遵守不要失误。因为离上下过近则眉短腹长，离上下过远则头足空而不着力，这也是装订时应当讲究的。装订之后，随时在书边书写，书名、作者、刊刻时代不可省略字，以便查找。凡是作书讲究行气，这是横着看，一本分列有横行，数本合并有直行，即使擅长书法的人不知道这个诀窍，也不如找擅长宋体字的刻工来书写，校对后显得清朗悦目。

陈列四

编列书籍，经部为一类，史部为一类，子部为一类，集部为一类，丛书为一类，其余宋元旧刻、精校名抄另为一类。单本一二卷的，袖珍巾箱长不及五寸的，大本超过一尺左右的，用别的橱柜存放。单本、小本的橱柜，中间用直格，宽窄不一，再用横格间隔，高二三寸或四五寸或不等。横格都用活板，以便随时抽放。丛书类少的，一部占一个橱柜，多的，一部占两个、三个橱柜不等。由上至下，以三个橱柜为一连。橱柜宽工部尺一尺八寸，高二尺。每个橱柜列书三行，合三个橱柜一连，高六尺，加上坐架一尺二寸，共七尺二寸，取阅时不至于有伸手的劳累。列书依据作者时代，也以学派相聚。如十子、七子、五子、三家、四家、八家之类，都衔接相承，这样易于查阅。又如总集，有以元明国朝人选集唐宋的，有以国朝人选录三代、秦汉魏晋人的，仍以诗文时代为标准，不论作者的先后。那些专诗、专文的，各自按类归附，不使混杂。至于都会郡邑的诗文总集，按省份次序排列。钦定的书，排在国朝的首位。大致陈列的次序，不必与目录相同。各史志还有按类排比的，本来就不曾拘泥于时代。佛道二藏，本来自有目录。远西各国的艺学、宗教，自明代以来，连床塞屋。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以西书为一类，《四库全书》则附在“杂家”、“杂学”中。如今中外交通著述日益众多，翻译之作，家数纷歧，应当合并佛藏，列室储藏，不再用四部的体例来约束。只有道家断自隋唐，排在诸子之后，因为古代的道家，不同于宋代的道流，他们的习尚不同，他们的书终究有别。陈列既定，按橱柜编一个草目，载明某书在哪个橱柜。遇到增减随时注改。体例与正目有所不同，明代《文渊阁书目》已经先这样做了。

抄补五

旧书往往多短卷，多缺页，必须寻找同刻的本子，影抄补全。如果没有同本，就取别本，找佣书者录一个底本，等到遇到原本，再慢慢图谋换抄，以免留下残缺的遗憾。如果遇到零编断册，尤其应当留心，往往

译有些长期短缺的卷册，一旦失而复得，重新合为一部，仍是完整的家族。然而这种情况，在明代刻本和清朝人所刻的版本中还有可能出现，如果是宋元刻本，那就是极为罕见的事了。前人因为不得已而汇集百衲本，也不过是聊以慰藉，胜过一无所有罢了。凡是书籍经过亲手抄配的最佳，如果是出自雇工之手，必定要反复校对，才能没有错误。自己抄写的书，就请别人来校对；别人抄写的书，就自己来校对。多一个人过目，必定能多校出两三处错字、漏文。经史类书籍更不得草率对待，一字千金，能为后人省去多少争论，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功德吗？凡是抄补的卷册，如果该书不必影摹，应当依照原书的行款格式，刻一个印板。花费不过千文，抄写的人既有范围限制，可以边写边校。比如某行从某字开始，到某字结束，一行抄完，错误和遗漏就一目了然。这样既省事又惜时，复核校对也容易。如果抄写而不校对，或者校对而不精细，不如听任其短缺，尚不至于以假乱真。雇工抄写的人没有能写得像唐人碑志字体的，实在没办法，就选取那些没有破体字、没有俗字的。破体字、俗字，让校对的人不改不行，改遍了又改不尽，这是最让人眼花心烦的事，我遭受这种困扰已经很多了。

译传录第六

读书人生活在宋元以后，读书的福分远远超过古人。生活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读书人，更是享有深厚的福分。五代、北宋时期，经史类正式书籍很少有刻本，没有雄厚财力的人谈不上收藏。即使有了刻本，也不能将各类书籍聚集在一处，即便有雄厚财力去搜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人以得见皇家秘藏、阅读老子所藏的书籍为荣幸，如今只要有资金，一天之内就可以获得好几部大部头著作。清朝的学者们勤奋搜求古书，对于经、史、子、集四部藏书，十分之七八都已刻印。只有宋、元、明人的文集未能全部刻印，但这些终究是不急之需的书籍。至于日本的卷子本、唐代抄本、中原世家久藏的秘籍，那些是乾嘉学者未曾见过的足本、不传的孤本，以及秦、晋、齐鲁等地出土的古器、古物，好事者绘制图形、解释含义，编撰成书，既层出不穷，又因石印技术而简便。在当今谈论收藏，可以坐在家中就拥有百城之富，满室琳琅满目。然而仍然需要传抄录写，大概是因为有些书仅有抄本，不能长期保留，看过容易忘记。如果没有副本留存，校勘刻印则力不从心，长期借书又不近人情，只有互相借抄，才能获得分身之术。传抄的方法，多是雇佣抄写员，让他们在别处居住。按工钱计算，湖南最便宜，善于书写的人一天可以写五千字，每千字不过七八十文钱左右。如果涨到每百文一千字，那么谋利的人就会像苍蝇一样聚集。所以抄写一本书，字数达到十万，仅仅花费七八千文钱，与“千金买《汉书》”、“用貂裘贿赂侍史”相比，其便宜程度如何呢！抄写用的纸，以日本、高丽的细茧纸为上等，这种纸吸墨且笔触顺滑，只要书写者用力轻匀，容易增添色彩。其次是中国的洁净花胚纸，也就是官堆中较高的等级。杭州连史纸虽然白，却极为不佳，墨干了则笔触涩滞，墨湿了则字迹模糊，一旦遇到积霉，或者沾染老鼠尿液，就会腐烂破碎，不可触碰。这是我二十年来亲身经历，所以能说出它的害处。

校勘第七

书籍不经过校勘，不如不读。校勘的功效，其好处有八种：习静养心，去除烦扰、断绝欲望，独自居住没有无聊之感，万千思虑全部消散，这是第一种好处；对古人有功，为后学提供津梁，独自欣赏奇文，疑惑之处忽然解开，这是第二种好处；天天翻阅检查，不会滋生潮气霉斑，蠹鱼蛀虫，随手拂去，这是第三种好处；校成一部书，流传给后世，我的名字，依附良马而传扬，这是第四种好处；中年容易健忘，常常苦于搜索，一旦亲手校勘，可以记忆数年，这是第五种好处；典章制度、名物常识，记忆和见闻日益增加，分类记事、撰写文章，俯拾即是，这是第六种好处；漫长夏日破除睡意，严寒冬天抵御寒冷，废寝忘食，艰难境地容易度过，这是第七种好处；校书的数量日益增多，对源流更加熟悉，出门采访，如同老马识途，这是第八种好处。具备这八种好处，与古人临池摹写碑帖、为还愿而抄写佛经相比，谁得谁失，大概有天壤之别了。但是知道了校书的好处，却不懂得校勘的方法，这就好比渡过大江却忘记了船只，游览名山却没有轿子，最终终究无济于事罢了。现在试着说说它的方法，叫做死校，叫做活校。死校，是依据这个本来校勘那个本，一行几个字，勾画符号依照原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更改。即使有错字，也必须保留原文。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的书就是如此。活校，是用群书所引用的内容来改正错字，补全缺漏的文字，有时也列举其他刻本，选择好的而遵从。另外编为丛书，版式归于统一。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的书就是如此。这两种方法，并非清朝校勘家刻书的秘传，实在是两汉经师解释经书的家法。郑康成注《周礼》，选取故书杜子春等版本，记录其文字而不更改其文句，这是死校。刘向校录皇家藏书，多有更改定夺；许慎撰写《五经异义》，自己进行折衷判断；这是活校。其后隋朝陆德明撰写《经典释文》，罗列记载不同版本；岳珂刻印《九经三传》，抉择众人的长处。一个是死校，一个是活校。明白了这一点，不仅获得了校书的奇效，也获得了著书的捷径。

题跋第八

凡是书籍经过校勘以及新得到的异本，必定要加上题跋，才算不辜负这本书。或者论述其著述的宗旨要点，或者考辨其抄刻的源流，其流派大概有几家。论述著述宗旨要点的，记叙撰人的时代、仕途履历以及成书的年月，著书中的大致内容：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这两家的书目就是如此。辨论一本书的是非与作者的得失，如我家宋代石林公《过庭录》引见的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明代王世贞《读书后》这两家的书就是如此。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七：“遯园居士说：‘金陵盛仲交家中藏书很多，书的前后副页上必定有字，或者记录书的来源，或者记录其他事情，往往写满整页，都有钤印。常熟赵定宇少宰阅读《旧唐书》，每卷读完，必定有几行朱字，或者评论史实，或者记录阅读当天遇到的某人某事，一一写下。冯具区校刻监本诸史，卷后也是如此，并且都刻入梓木。前辈读书，沉浸赏味的地方可以想见。’这话确实如此。但是我所见到的刘钦谟昌在担任河南督学时所刻的《中州文表》，每卷也是如此。我劝宋牧仲开府重刻《文表》

译至于《梁园风雅》这两部书，并且说“钦谟所作的各种跋文应当全部刻印，以保存其旧貌”，这也是遯园先生的意思。又曾观看袁中郎所刻的《宗镜摘录》，也是如此。弇州先生《读书后》中的观点与此相同。”将这两种意义合并兼用，这就是《四库全书提要》所依据的原则。至于考证抄本和刻本的源流，官刻、书棚本，流传有脉络可循；毛抄本、钱借本，传授必定详细，那么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实际上是开创了这一先河。到了孙星衍的《平津馆藏书记》、《廉石居书籍题跋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专门记录宋元版刻的行款字体，新旧抄本的异同，大概是承袭钱曾、何焯两家的做法，更加畅达其流，从而走向另一条路径。道光、咸丰年间，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伍崇曜的《粤雅堂丛书》，一部书刻成，必定附上一篇跋文，这是由《四库提要》而改变体例的结果。综合考察各种体裁，各有其门户，我私下认为应当汇集各家的长处，以形成一家之说。作者的生平官职见于正史传记志略的，不必详细陈述；如果正史没有记载，就广泛考证各类书籍来补充。而一部书宗旨的始末，先提挈其大纲，使读者不必等到卷末，就能掌握其要领。刻本是宋本、元本，还是仿宋本、重刻宋本，抄本是影写本、过录本，以及收藏前人的姓名、印记，并仿照《钦定天禄琳琅》的体例，详细考证地方志和私人笔记，叙述为美谈。使前贤抱残守缺的苦心，不至于书还在而人却湮没无闻。我同宗的编修鞠裳昌炽撰写有《藏书纪事诗》六卷，对于唐宋以来藏书家的姓名、印记搜集完备无遗。得到这本书阅读，对于这门学问的凭借，功效就超过一半了。

译收藏九

藏书的地方，适宜建在高楼上，适宜宽敞洁净的房间，适宜高墙环绕的独立院落，与居住的房屋保持距离。房间适宜靠近水池，让湿气向下引流，潮湿之气不会进入书楼。适宜四面开窗通风，同时引入早晨的阳光照进室内。遇到东风带来虫害的时节，关闭东面的窗户。窗户和书橱都适宜经常打开，住在楼上尤其贵在高大宽敞。因为天下雨时瓦片潮湿，其潮气比室内更严重。排列书橱的方法，如同宁波范氏天一阁的样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浙江的文澜阁，就是仿照这种样式建造的。那些房屋都是空荡的柱子，用书橱排列，中间做成坎墙的形状，只是有隔墙罢了。古人常在七夕节曝晒书籍，这种方法也不完全完善。南方七月正值炎热熏蒸，烈日暴晒书籍，一是嫌过于干燥，二是恐怕暴雨突然到来，来不及防备。况且早晨晒书晚上收起，其热气不是隔一夜就能退去的，如果就这样收进书橱里，好几天的热力都消散不了。不如在八九月秋高气爽的时候，时节正好收敛，而且有西风应时而来，借此可以杀虫。南北方的地气不同，这是不能不辨别的。春夏交替之际，适宜时时清理，以防潮湿。四五月的黄梅雨季，或者四季久雨不晴，适宜封闭书橱。六七月以后直到冬末春初，又适宜大开书橱。书橱下多放置雄黄和石灰，可以驱避虫蚁。书橱内多放香气浓烈、能杀虫的药品，古人用芸草，现在药草就多了。肉桂、香油或许嫌太贵，西洋的药水药粉品种多且价格便宜，完全可以随时收用。食物会引来老鼠，不可留存。灯烛、字篓，这些容易引发火灾的物品，不可靠近。绛云楼的火灾，武英殿的灾祸，这些太平盛世中最令人痛心的事情啊。阅读过后及时检点收起，以免日久散乱。没有可以互相抄写书籍的朋友，不轻易借出抄写。不是真正志同道合著书的人，不轻易借阅。坐船乘车出行时，那些没有副本的书，不得轻易携带。远方的客人来参观，一位主人陪一位客人，一个书童跟随，仆从不得成群进入藏书室。不设寒食点心，不穿戴衣冠，以清茶相酬，谈得久了就邀请到厅堂。钱振锽注释《义山文集》，常常偷窃供他使用的书籍，京城书坊至今提起这事还头痛不已。魏源借朋友的书籍，就裁剪掉应该抄写的部分，把原书归还，过了很久才发觉。这不仅太伤害高雅的道义，也是心术不正的一种表现。凡是这些防范的严格，是为了去除烦劳、消除悔恨，正不是所谓的“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啊。

印记十

藏书一定要有印记。宋版《孔子家语》因为有苏东坡的折角玉印，那本书于是价值连城。晋代家明文庄公菉竹堂的藏书，每抄写一本书，就盖上历任官职的关防印，至今收藏家凭此考证。名贤的手泽，固然足以令人钦佩向往。然而美人脸上涂黑，是前贤所讥讽的，佛头上拉屎，终究是不洁净的。曾见过宋元旧刻，有书商伪造各家印记以谋求高价的，有迂腐的学究、市井商人强作解事，用粗劣刻制的闲章盖满整卷的。这哪里是白璧的微瑕，实在是秦火之后的余灾。现在说说印记的方法，叫做去除闲杂文字，叫做寻找空隙处。什么叫做去除闲杂文字？姓名表字、楼阁堂斋，于是两三个印章，一个印章四五个字足够了。金石、书画、汉瓦、汉砖、古泉之类，应当另外做一个印章。现在的人收藏印，多有把姓名字号斋堂、一切收藏器物罗列到几十个字的，这跟自作小传有什么区别呢！我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大多只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三字斋名，这才是正法。明末的山野文人墨客开始使用闲章，逐渐影响到士大夫，相沿成习而不知道其俗气，这是最刺眼的事情。况且印体自从明文、何之后，流派越来越多，二三十年遇不到一个高手。咸丰同治以来，有邓石如一派，其末流是江湖游食之徒。而乾隆嘉庆时浙西六家的宗派，传承久了成为绝响，所以如果不擅长仿汉以及善写松雪、文、何体，不如不盖印，以免名迹受污。藏家如黄丕烈的“百宋一廛”、韩泰华的“金石录十卷人家”，已经觉得体俗，何况其他的呢！什么叫做寻找空隙处？凡是书流传越久的，其藏书印越多。红色紫色纵横交错，几乎没有空隙的纸。这适宜移到书眉卷尾，以免冲突。也或者看各印的大小朱白，间隔使用。小印朱文重叠，尚且还可以。如果白文与大印聚在一行，就让阅读的人生厌了。凡是书有字的地方，朱文白文都不适宜。我收藏抄本《续吴郡图经》，原有董文敏“戏鸿堂”朱文方印，又经过长白堇斋学士收藏，于是在董印上加盖“长白敷槎氏”白文方印。学士是曹子清通政寅的外甥，渊源纯正，却竟然因为特健药的痴迷，做这种倒好嬉的事情，这也是没有寻找空隙处的过错。我的藏书大多未盖印，这是谨慎到了极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