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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抄 （宋）刘宰 撰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漫塘集》卷十八）
前汉书十八条
郑当时好黄老言，而每五日洗沐，尝置驿马长安诸交，请谢宾客，至明旦，常恐不徧。何胷次扰扰如博？极其言，亦若人之流亚也。孟坚谓其不能为醇儒，过矣。
枚乗再谏吴王书，其间载齐王杀身等事，皆在吴王败走之后。刘仲冯考之甚详，谓后人增加之。予观韦孟讽谏楚王戊诗，或者以为其子孙敬事述志而作，则乗之谏吴王书，其为后人增加也明矣。
灌夫以服请，不宜，犹言某以有服故不宜自往，请客后不得已乃亲往也（师古注：非）
史记·张释之传》盗环事，下廷尉治。释之按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班固第云：「下廷尉治，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殊失委折。
灌夫传》改尝作常，改颍阴侯灌何，请孟为校尉，作灌婴陂池，作波池，夫以服请，宜往为不宜，皆非是，余不可悉数。
韩安国和亲议，利害了然，为万世不刋之典，可谓见之明，察之熟矣。宜其执此之见，坚如金石。未见武帝意有所属，乃以有它缪巧为辞，至以身任行师之寄。岂以护军之权，诸将皆属，有以动其心故耶？虽然，马邑之役，所恃者聂一之诈，犹可以有它缪巧为解。它日渔阳之役，右北平之役，岂亦有它缪巧而然耶？士大夫始于事理甚明，终为名利所惑，良可慨叹。
韩安国善遇田甲，李将军乃杀醉尉，量不同矣。
卫青不罪李敢，敬待汲长孺，亦贤矣。
田窦之争，自韩安国、汲长孺、郑当时外，余皆莫敢言。韩、郑之言，又持两端，可见当时言者之难。班、马二史于武帝既上，食太后后，言是时惟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事，曰：“分别言两人事，则曲有归矣。”建岂其人耶？太史公谓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岂亦以是故耶？
汲黯始为九卿，弘汤为小吏。弘至相封侯，汤为御史大夫，黯犹为右内史。黯时丞史皆与同列，或尊用过之。李广初与从弟李蔡俱为郎，蔡名声下广逺甚。蔡封侯拜相，而广不得邑，官不过九卿。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者。二人姿禀不同，才质各异，其为淹滞大畧相似。
史记·李广传》卫青问广等失道状曰："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班史增作"失军曲折"，非是。广时但失道，不曾失军也。
元光六年，四将军出击匈奴。卫青为车骑将军，青则卫子夫弟也。公孙贺为轻车将军，贺则子夫姊君孺夫也。公孙敖为骑将军，敖则出卫青于死者也。其后用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事亦类此。夫兵凶器，战危事，而武帝轻于畀付如此。虽卫、霍之师，出则成功，而所丧失亦畧相当。至于它将，鲜不败衂者。此可以为命将出师者之戒。班固先叙敖与贺得幸之由，继书出军等事，其意微矣。
元狩四年，卫霍之出，卫青正当坚敌，乃能使单于狼狈遁走，几至失国资粮于敌，仍烧其积聚以破巢穴，斩首九万九千级。按，去病功无大于此者，虽其斩捕数多，而其所直者乃左方兵与单于亲自临阵，事体大不同。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而青不得益封。青分量已过，封之益，不益足，深论。但方其张左右翼与单于鏖战之时，杀伤大当，其间谁非冒万死不顾以图尺寸功者？今也一置不问，常惠遂成秩不过诸侯相，爵不过关内侯。此盖迫不得已，姑藉以塞众议。至霍去病军，则毫厘之功必计，帝于是失军吏士卒之心矣。其后竟不能复击匈奴，或者此亦其一端欤？
卫霍斩首捕寇之功于汉为盛矣。青虽父子俱侯，凡三十四岁，而五侯皆夺。未几，以戾太子事遂灭。去病死，未几，子死国絶。弟光功烈如此，终亦不免赤族之祸。岂其杀伤过多，天道施报固如此耶？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夫以君臣相信之深，犹贵其密，而况于情之疎者乎？武帝建元中，辽东髙庙与髙园便殿灾。先是，淮南王安入朝，与帝舅丞相武安侯蚡有逆言，归而益横。其后，胶西王、赵敬肃王、常
译读史抄 （宋）刘宰 撰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漫塘集》卷十八）
前汉书十八条
郑当时喜好黄老学说，每逢五日休沐，常在长安设置驿马，邀请宾客，直到天明，常担心不能遍访。为何胸中如此纷扰如博弈？推究其言论，也不过是那些人的同类罢了。班固认为他不能成为纯儒，这是过分了。
枚乘再次上书劝谏吴王，其中记载齐王自杀等事，都发生在吴王败逃之后。刘仲冯考证得很详细，认为是后人添加的。我观看韦孟讽谏楚王戊的诗，有人认为是其子孙为敬奉祖先、陈述志向而作，那么枚乘劝谏吴王的书，是后人添加的就明显了。
灌夫因有丧服而请求，说不宜前往，犹如说某因有丧服故不宜亲自前往，请求客人代去，不得已才亲自前往（颜师古注：不对）。
《史记·张释之传》盗窃玉环一事，交给廷尉审理。张释之依据法律，盗窃宗庙服饰器物者，奏请判处弃市。班固只说：“交给廷尉审理，依据盗窃宗庙服饰器物者，奏请判处弃市”，完全失去了委婉曲折之意。
《灌夫传》将“尝”改为“常”，将“颍阴侯灌何”改为“灌婴”，将“陂池”改为“波池”，将“夫以服请，宜往”改为“不宜”，都不对，其余不能一一列举。
韩安国的和亲之议，利害关系清楚明白，是万世不可磨灭的典范，可谓见解高明，考察熟透了。应当坚持这种见解，坚如金石。未见武帝心意有所归属，就以有其他巧妙计策为借口，甚至亲自承担行军打仗的重任。难道是因为护军的权力，诸将都隶属他，有触动他心意的缘故吗？虽然如此，马邑之战，所依靠的是聂壹的欺诈，还可以用有其他巧妙计策来辩解。后来渔阳之战，右北平之战，难道也有其他巧妙计策而这样吗？士大夫起初对事理非常明白，最终被名利所迷惑，实在令人慨叹。
韩安国善待田甲，李将军却杀醉尉，气量不同啊。
卫青不怪罪李敢，敬待汲长孺，也很贤德。
田蚡、窦婴之争，除了韩安国、汲长孺、郑当时之外，其余人都不敢说话。韩、郑的言论，又持两端，可见当时进言者的艰难。班固、司马迁二史在武帝即位后，太后去世前，说这时只有郎中令石建为皇上分别陈述两人事，说：“分别陈述两人事，那么是非就有归属了。”石建真是这样的人吗？太史公说石建任郎中令，有事可说，屏退旁人尽情言说，极其切直；到了朝廷相见，像不能说话的人，难道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汲黯起初任九卿，公孙弘、张汤任小吏。公孙弘升至丞相封侯，张汤任御史大夫，汲黯仍任右内史。汲黯当时的丞史都与他们同列，有的地位尊贵超过他们。李广起初与堂弟李蔡都任郎官，李蔡名声远不如李广。李蔡封侯拜相，而李广不得封邑，官不过九卿。李广的军吏及士卒，有的被封侯。两人资质不同，才能各异，其仕途滞涩大致相似。
《史记·李广传》卫青问李广等失道情况说：“青想上书向天子报告军队曲折情况。”班固史书增加为“失军曲折”，不对。李广当时只是失道，不曾失军。
元光六年，四位将军出击匈奴。卫青任车骑将军，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公孙贺任轻车将军，公孙贺是卫子夫姐姐君孺的丈夫。公孙敖任骑将军，公孙敖是救卫青于死地的人。后来任用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事情也类似。军队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而武帝如此轻易托付。虽然卫青、霍去病的军队，出征则成功，但所丧失的也大致相当。至于其他将领，很少有不败绩的。这可以作为任命将领出兵者的警戒。班固先叙述公孙敖与公孙贺得宠的原因，接着记载出兵等事，其意微妙。
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出征，卫青正面对强敌，竟能使单于狼狈逃跑，几乎让单于丧失资粮于敌，又烧毁其积聚以破其巢穴，斩首九万九千级。按，霍去病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虽然其斩捕数量多，但他所面对的却是左方军队与单于亲自临阵，事情体例大不相同。霍去病增封五千八百户，而卫青不得增封。卫青分量已过，增封与否，不足深论。但正当他展开左右翼与单于激战之时，杀伤相当，其间谁不是冒万死不顾以图尺寸之功？如今一概不问，常惠于是成为秩不过诸侯相，爵不过关内侯。这大概是迫不得已，暂且借此以平息众议。至于霍去病军，则毫厘之功必计，武帝于是失去了军吏士卒的心。后来竟不能再出击匈奴，或许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卫青、霍去病斩首捕寇之功对汉朝来说是最盛大的了。卫青虽然父子都封侯，共三十四年，而五侯都被剥夺。不久，因戾太子事遂被灭族。霍去病死，不久，儿子死国绝。弟弟霍光功烈如此，最终也不免赤族之祸。难道是因为杀伤过多，天道施报本来如此吗？
《易经》说：“君主不机密则失去臣子，臣子不机密则失去自身。”以君臣信任之深，尚且重视机密，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武帝建元年间，辽东高庙与高园便殿发生火灾。在此之前，淮南王刘安入朝，与帝舅丞相武安侯田蚡有逆耳之言，回去后更加横行。后来，胶西王、赵敬肃王、常
山宪王皆数犯法，或至夷灭人家，杀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谋反，胶东、江都王亦阴治兵，欲应之。丞相蚡复恃贵恣横于内。于是仲舒借二异以感动武帝，此正纳约自牖之意。但其所言，上忤权贵用事之臣，下忤偃蹇不奉法之诸侯，事无大于此者。言之而密，犹恐召祸；而舒也暴其私藁，至为他人所得，则其疎甚矣。
译山阳宪王等人屡次触犯法律，甚至到了诛灭人家、杀害二千石高官的地步。于是淮南王、衡山王便谋划造反，胶东王、江都王也暗中整顿兵马，想要响应他们。丞相田蚡又在宫内倚仗权势，恣意横行。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借两次灾异来感动汉武帝，这正是“纳约自牖”（通过适当途径进谏）的用意。只是他所陈述的内容，对上触犯了掌权的贵臣，对下触犯了傲慢不守法度的诸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事了。如果秘密进言，尚且恐怕招来灾祸；而董仲舒却公开了他的草稿，以至于被他人获取，这就太过疏忽了。
仲舒家居，朝廷每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问。史臣谓其对大议皆有明法，而所对谩不见一二。使其所议果有闗于朝廷大利害，则不应不载议之；而当则朝廷又不应用其言而弃其人。使其果不曾有所议，史臣所载又不应尔。盖反复史臣所载，帝之所遣，非张汤则亦其徒也。言之阿意，在仲舒固有所不忍；言之而正，则固已与使者之意背驰矣。其所以复之君者，何如哉？宜其效不概见，而仲舒亦终于不用也。
武帝策仲舒至于再三，何也？帝喜纷更主也。仲舒首篇乃以更化为说。武帝得其辞而不得其意，疑舒之所谓更化，则已之所欲变法易令也，故异其对而复策之。制册所言谆乎古帝王沿革之异意，欲仲舒极其所言，大其所更张，故篇末欲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称其意。泊仲舒复对，不过谆谆乎礼义教化之事，其它本末度数事制曲防，皆略而不及。帝始知意向殊异，而中篇犹有所谓改正朔、易服色等语，故复策之。而制册所言尤深切致意于三王同异等语，且谓仲舒之对为条贯靡竟，统纪未终，篇末戒其悉之、究之、熟之、复之意，欲仲舒条陈世务，使纪纲文章铿■〈石訇〉炳辉，一改当时之旧。而舒之所志乃在损文用忠等语，则其去帝意逺矣。此帝所以絶意仲舒，不复再策，且出之为诸侯相也。
史臣书武帝封禅事，言其书秘，其事禁，独侍中奉车子侯与知之。甫去泰山，犹未至海上，即书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显，盖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经虑，奉车子侯泄之，贻笑天下后世，故杀之耳。
译董仲舒居家闲居，朝廷每当有重大政议，便派遣使者以及廷尉张汤去向他询问。史官说他对重大政议的回答都符合明确的法度，但所说的内容却杂乱无章，难以看清其中一二。如果他所议论的确实关系到朝廷的重大利害，那么史书就不应该不记载他的议论；如果当时朝廷采纳了他的言论而抛弃了他这个人，那也不合理。如果他确实没有提出什么议论，史官的记载也不应该如此。大概反复推敲史官的记载，皇帝所派遣的人，不是张汤就是张汤那一类人。说话迎合心意，董仲舒固然不忍心；说话正直，则必然与使者的意图背道而驰。他回复君主的话，究竟是怎样的呢？难怪他的成效不能大致显现，而董仲舒最终也未被重用。
汉武帝对董仲舒策问再三，为什么呢？因为武帝喜欢频繁变更政令。董仲舒首篇对策以“更化”为说。武帝得到了他的言辞却没理解他的本意，怀疑董仲舒所说的“更化”，就是自己想要的变法易令，所以对他之前的回答感到诧异，再次策问。制书中所说，反复强调古代帝王沿革的不同用意，想让董仲舒尽情陈述，大力改革张弛，所以在篇末想要阐明他的主旨，通过切磋研究来符合他的心意。等到董仲舒再次回答，不过是反复强调礼义教化的事情，其他关于根本与枝节、法度与制度、细节与防范的内容，都简略而不涉及。皇帝这才知道志向意向完全不同，而中篇还有所谓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等话语，所以再次策问。而制书中所说，尤其深切地在意“三王同异”等话语，并且说董仲舒的回答条理没有穷尽，统纪没有终结，篇末告诫他要详尽、探究、熟思、反复的意思，想让董仲舒条陈世务，使纪纲文章铿锵明亮，彻底改变当时的旧制。而董仲舒的志向在于“减损文饰、任用忠信”等话语，那就离皇帝的心意太远了。这就是皇帝对董仲舒断绝念头，不再策问，并且把他外放为诸侯相的原因。
史官记载汉武帝封禅的事，说那文书是秘密的，那件事是禁止谈论的，只有侍中奉车子侯知道。刚离开泰山，还没到海边，就记载奉车子侯突发急病，一天就死了。史官的用意，含蓄而明显，大概是武帝自己知道那件事多不合常理，奉车子侯泄露出去，会招致天下后世的嘲笑，所以杀了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