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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识录 明 陆釴
洪惟我国朝太祖开基，胡元终运，乾坤再整，曰月重明。而其应天顺人，创业重统，立纲陈纪，尽制尽伦，巍乎成功，焕乎文章，一时臣工仰名言之莫尽，幸亲见之。有知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作，类而述之。■〈氵亟〉泳之余，庶得以知识乎盛美云。
我太祖高皇帝微时，尝托身濠之皇觉寺。旋丁兵乱，寺僧散去。上祝伽蓝神，以竹茭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难，则以阳报；守旧，则以阴报。”祝讫，掷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后祝曰：“出不许，入不许，神其欲我从雄而后昌乎？则请如前。”於是再掷，如前。
上惊悔以为难。复祝而掷，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归滁阳。时至正壬辰闰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时，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杯茭，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茭。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宋人记之，谓天命素定如此。宴元宪为留守，题庙中诗，有“庚庚大横兆，謦欲如有闻”之句。盖谓其事与我太祖事亦何其相类也。（出何孟春《余冬序录》）
高皇龙潜时，过临淮郭山甫，山甫惊异，具馔与交欢。酒酣跽上，备陈：“天表之异，他曰贵不可言。幸无相忘。”
上去，山甫语诸子：“吾视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由此贵。宜谨事之。”复以女入侍，从渡江，协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尝摄六宫事。号皇宁妃，追封山甫营国公。（出祝允明《野记》）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推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厌之。洪武改元，乃诏悉复衣冠唐制。士民皆束发於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屯青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其乐妓则带明角皂■〈礻皆〉，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胡髻、胡服、胡语，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於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出《余冬序录》）
孝慈高皇后，以懿圣之德，上佐真主，成万世之业，化及海隅，比隆任姒。盖圣母出自宿州徐王，王笃生圣女而无他子。乃属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先，有讳原者，於高皇后有葭莩之亲。龙兴初，数从征伐，授武艺将军。至其孙戡，遂授徐州卫指挥佥事。其命诸武之彦曰忠。为奉祠，曰聚，为祀丞，隶官太常寺。徐王之祀则洪武己巳也。
太祖文皇帝尝以巡狩北京过焉。复求武氏之后，而得名贵以嗣聚。历定暨闳至腾霄，以诖误废职事者三年。今岁夏，诣阙自陈。
皇上恻然悯其先劳，特许复官。故与腾霄善者有请于予，而予获闻其详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推恩之渐，必由亲及疏，况圣后之先，有开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曰之养于生前者乎？肆我高皇帝御极，首厚大伦，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与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恩礼殊异。其赋入有田，输作有众，猎有养，薪有林。虽以为崇祀之需，而祠官实综之。盖上公之尊，外戚之贵，未有能过之者。
金碧峰者，胜国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帝过江，元氏故臣迎谓曰：“今欲恃霸，我则当有财货纳赆。”
太祖叱曰：“我应天顺人，行王道。汝敢霸视我耶？”故臣曰：“若笃行王道，可寻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见州治西一草庐，处一老僧。
太祖仗剑叱问其名，僧不答。
太祖即挥剑向之，其僧引颈就焉。
太祖叹谓曰：“可见杀人王道乎？”僧曰：“可见不怕死和尚耶？语遂投乃。若今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译贤识录 明 陆釴
洪大啊，我们朝代的太祖皇帝开创基业，胡元朝的气数终结，天地重新整顿，日月再次光明。他顺应天命、顺从人心，创立大业、重振正统，建立纲常、陈述法纪，制度完备、伦理周全，功业巍峨，文采辉煌。当时的臣子们仰望这伟大的功业，言语无法尽述，有幸亲眼目睹。有智慧的人认识其宏大之处，没有智慧的人认识其细微之处，无不有所创作，分类记述。在吟咏之余，或许能够了解这盛世的完美吧。
我们太祖高皇帝地位卑微时，曾寄身于濠州的皇觉寺。不久遭遇战乱，寺里的僧人都散去了。皇上向伽蓝神祈祷，用竹茭占卜吉凶，说：“如果允许我出境避难，就用阳面（俯）回报；如果让我留守旧地，就用阴面（仰）回报。”祈祷完毕，掷下竹茭，一俯一仰。像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后来祈祷说：“出去不允许，进来也不允许，神灵是想让我先称雄而后昌盛吗？那就请像之前那样。”于是再次掷茭，结果如前。
皇上惊惧后悔，认为这是凶兆。又祈祷并掷茭，其中一个竹茭直立不倒。知道神灵的意思有所指向，于是返回滁阳。当时是至正壬辰年闰三月。从前宋太祖地位卑微时，喝醉了进入南京高辛庙。香案上有竹杯茭，于是拿来占卜自己的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茭。从小校往上直到节度使，一一掷之，都不应验。忽然说：“超过这个就是天子吗？”一掷而得到。宋人记载这件事，说天命向来如此注定。宴元宪担任留守，在庙中题诗，有“庚庚大横兆，謦欲如有闻”的诗句。大概说的是这件事与我们太祖的事是多么相似啊。（出自何孟春《余冬序录》）
高皇潜龙未飞时，经过临淮拜访郭山甫，郭山甫惊异，准备酒食与他交欢。酒喝得正酣，郭山甫跪拜皇上，详细陈述：“您的仪表非凡，将来富贵不可言说。希望不要相忘。”
皇上离开后，郭山甫对儿子们说：“我看你们都不是种田的粗人，往往可以封侯。现在才知道都由此而显贵。应该谨慎地侍奉他。”又把女儿送入宫中侍奉，跟随渡江，协助孝慈高皇后开创家业。
孝慈高皇后去世，曾代理六宫事务。号称皇宁妃，追封郭山甫为营国公。（出自祝允明《野记》）
元世祖从北方沙漠崛起而拥有天下，全部用胡人的习俗改变中国的制度。士人和百姓都编辫发、推髻，戴深檐胡帽。衣服则是窄袖的袴褶，以及辫线腰褶。妇女穿窄袖短衣，下身穿裙裳。不再有中国衣冠的旧制。甚至改变姓氏为胡语。习俗教化已久，安然不知奇怪。我们太祖心里长久厌恶这些。洪武改元，于是下诏全部恢复唐朝衣冠制度。士民都在头顶束发，官员戴乌纱帽，穿圆领、束带、黑靴。士庶则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服不得使用黄色和玄色。乐工戴屯青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的妻子首饰允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穿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那些乐妓则戴明角皂帔，不允许与庶民妻子相同。不得穿两截胡服。那些辫发、胡髻、胡服、胡语，一切禁止。斟酌增减都由圣心决断。于是百多年的胡俗，全部恢复中国的旧制了。（出自《余冬序录》）
孝慈高皇后，凭借懿圣的德行，向上辅佐真主，成就万世的功业，教化遍及海隅，可比拟任姒。大概圣母出自宿州徐王，徐王笃生圣女而没有其他儿子。于是嘱托有关部门由武氏主持徐王的祭祀。武氏的先祖，有位叫原的，与高皇后有远亲关系。龙兴之初，多次跟随征伐，授武艺将军。到他的孙子戡，于是授徐州卫指挥佥事。他命令武氏的英才叫忠。担任奉祠，叫聚，担任祀丞，隶属官太常寺。徐王的祭祀是在洪武己巳年。
太祖文皇帝曾经巡狩北京经过那里。又寻找武氏的后代，得到名贵的儿子来继承聚。历经定、闳到腾霄，因为过错被废职事三年。今年夏天，到朝廷亲自陈述。
皇上怜悯他祖先的辛劳，特别允许恢复官职。所以与腾霄友善的人向我请求，而我得以听到这些详情。古代帝王拥有天下，推恩的渐进，必定由亲近到疏远，何况圣后的祖先，有开祥毓秀的功劳，而不能享受一天的奉养于生前呢？于是我们高皇帝登基，首先厚待大伦，而推恩徐王，又推恩到武氏，与古代帝王同一道理。那祀官的秩位比中士，而恩礼殊异。他的赋税收入有田地，输作有众人，狩猎有供养，柴火有树林。虽然是为了崇祀的需要，而祠官实际上总管这些。大概上公的尊贵，外戚的富贵，没有能超过他的。
金碧峰，是前朝的一个和尚，寓居宣州。
皇帝渡江，元氏旧臣迎接说：“现在想要凭借霸术，我就应当有财货进献。”
太祖斥责说：“我顺应天命、顺从人心，施行王道。你敢把我看作霸者吗？”旧臣说：“如果笃行王道，可以寻找宣州胡僧金碧峰，必定有所传授。”
太祖到达宣州，看见州治西边一间草庐，住着一位老僧。
太祖仗剑斥问他的名字，僧人不回答。
太祖立即挥剑向他，那僧人伸颈就死。
太祖感叹说：“可见杀人就是王道吗？”僧人说：“可见不怕死的和尚吗？话就说完了。如果现在想要施行王道，我有所指点。”
太祖然后推诚温问，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处非帝王之居。”遂定■〈曰上拆下〉金陵云。乃建寺延碧峰主之。（出《客座新闻》）今之戒石四句铭，旧傅乃宋太宗书以赐诸郡县者。其辞则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予考《欧阳集古目录》称，唐明皇择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所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盖唐已有之，特不见其词耳。（出《余冬序录》）
译太祖于是推心置腹、温和地询问，（对方）才说：“建康有土地可以封王，这里不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于是决定改称金陵。于是建造寺庙，延请碧峰主持。
现在的戒石上四句铭文，旧传是宋太宗书写后赐给各郡县的。其文辞则是摘取蜀王孟昶的文字。从此天下才开始有戒石。我考证《欧阳集古目录》称，唐明皇选拔一百六十三名县令，赐给他们恳切的告诫。此后天下设置县的地方，都将所告诫的内容刻在石头上。又知道戒石并非从宋代才开始，大概唐代就已经有了，只是没有见到它的文辞罢了。
太祖初渡江，御舟频危。得一樯以免。令树此樯於一舟而祭之，遂为常制。今在京城清凉门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岁修祀，给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余役。或云即当时操舟兵之后也。（出《野记》）
吴元年丁未，皇明兵破姑苏，太傅徐魏公缚张士诚送京师。遣豫章侯胡公帅师围无锡。吴将莫天祐时号老虎，犹欲聚土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谕降，天祐俱杀之。太傅怒，传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见天祐，扬言曰：“吾民不见天曰十二年，张氏已就缚。纵负固自守，将谁为？况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霆，膺之者无不齑粉。一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愿熟虑之。”天祐沉思良久，掷帽于地曰：“议如君言。”乃缒南城而下，走谒胡公。胡公问所以来之故，君进曰：“无锡亦良民，安敢自外声教？不幸居割据之中，咫尺虽近，奚翘千里之远！耳目涂塞，若罔闻知。胡公奉扬天威，顿兵城下，势若泰山压卵，孰敢不惧，今不避万死，特为生民请命，烦明公加察焉。”胡公睹君气貌非常，言辞复慷慨，喜曰：“君诚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还。君叩城门呼曰：“亟开，吾事济矣（阍吏启关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数十万。
高皇平伪周，先有榜谕曰：“予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殷汤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圣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虑，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而配享亦无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正南昌王子也。（出《余冬序录》）
洪武三年，礼部尚书崔亮请定仁祖陵号。既得，又请下太常行祭告礼。太常博士孙吾兴以为，山陵之制莫备於汉。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将作即营陵地，以天下贡赋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汉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为椁。时文帝尚在尊位，岂有陵号祭告之礼乎？又唐太宗昭灵之号，定於葬长孙皇后时。武侯合葬乾陵，其号定於高宗初葬之曰。其时帝后之陵初未有两号。其於祭告之礼，决无有也。盖庙号与陵号不同，庙号是易大行之号，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册谥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号，则后之嗣王所以识别先陵而已。故历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号，亮欲行祭告，臣窃以为非宜。亮曰：“加以陵号尊归先世。考之典礼，如汉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钦’，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盖创业之君，尊其祖考，则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礼缘人情，加先帝陵号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为告之是。”于是廷议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礼焉。（出《余冬序录》）
上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宋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曰见亲信小人，勤苦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岂可得乎？”
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内使乾靴行雨中。上见召责之曰：“靴虽微，皆出自民膏民脂。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谓侍臣曰：“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此意诚佳，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奢靡者也。”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
洪武四年，中书省臣奏议，宦官月俸宜量给米三石。上曰：“内使辈衣食於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支廪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开此端也。”
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内使於宫城门内相骂詈，先发而理屈者
译太祖起初渡江时，御用的船只多次遭遇危险。因得到一根船桅而得以脱险。太祖命令将这根船桅树立在一艘船上并加以祭祀，从此便成为固定的制度。如今这根船桅位于京城清凉门外，已经过了一百四十年了。有关部门每年修缮并举行祭祀，指派一名士兵世代守护，让他住在船旁，免除他其他的劳役。有人说这名士兵就是当年操船士兵的后代。（出自《野记》）
吴元年丁未年，大明军队攻破姑苏，太傅徐达将张士诚捆绑押送京师。派遣豫章侯胡深率领军队包围无锡。吴将莫天祐当时号称“老虎”，仍想聚集残兵顽抗固守。太傅再次派遣使者劝降，莫天祐都将使者杀了。太傅大怒，传令给胡深说：“如果还不投降，可以屠城。”您知道事情紧急，率领两三位父老前往拜见莫天祐，高声说道：“我们百姓已经十二年没见到天日了，张士诚已经被捆绑。纵然负隅顽抗，又能为了谁呢？况且未必能守得住啊？天兵如雷霆般迅猛，抵挡的人无不化为齑粉。全城百姓的生死，就决定在今晚。希望您仔细考虑。”莫天祐沉思了很久，把帽子扔在地上说：“就按您说的办。”于是从南城用绳子垂下，去拜见胡深。胡深问他来的原因，您进言说：“无锡也是良民，怎敢背离朝廷的教化？不幸身处割据之地，虽然近在咫尺，却像相隔千里那样遥远！耳目被遮蔽，好像什么都没听说。胡公宣扬天威，大军驻扎城下，形势如同泰山压卵，谁敢不害怕？如今我不避万死，特地为百姓请命，烦请明公明察。”胡深看到您气度不凡，言辞慷慨，高兴地说：“您真是有福之人啊！这座城不该遭受兵祸。”于是命令您回去。您敲城门喊道：“快开门，事情成功了！（守门官吏打开城门让您进入）”莫天祐出来投降，救活了数十万人。
高祖平定伪周政权，先前曾发布榜文晓谕说：“我听说讨伐有罪之人、拯救百姓，是王者之师。考察古代，世代分明。轩辕氏诛杀蚩尤，殷汤征讨葛伯，周文王讨伐崇侯虎，这三位圣人起兵，不是为了使天下富足，根本目的是拯救百姓。近来看到元朝末年，君主深居宫中，臣下独揽威福。官职靠贿赂求得，罪行靠人情开脱。御史台举荐亲信而弹劾仇敌，官府苛待贫民而优待富人。朝廷不以为虑，反而增加冗官，又更改钞法。祭祀多次而配享却没有王氏的席位，不知是何缘故？靖江文正是南昌王的儿子。”（出自《余冬序录》）
洪武三年，礼部尚书崔亮请求确定仁祖陵的陵号。陵号确定后，又请求下达太常寺执行祭告礼仪。太常博士孙吾兴认为，山陵的制度没有比汉代更完备的。凡是君主即位的第二年，将作监就开始营建陵地，将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投入山陵建设。比如汉文帝修建霸陵，想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椁。当时文帝还在尊位，哪有陵号和祭告的礼仪呢？又如唐太宗昭陵的陵号，是在安葬长孙皇后时确定的。武则天合葬乾陵，其陵号是在高宗初葬时确定的。那时帝后的陵墓起初并没有两个陵号。至于祭告的礼仪，绝对没有。大概庙号与陵号不同，庙号是易于大行天下的称号，不祭告不行。所以必须上册谥号以告慰神明。至于陵墓有陵号，只是后来的嗣王用来识别先帝陵墓罢了。所以历代都不祭告。如今英陵加上陵号，崔亮想要执行祭告，臣私下认为不适宜。崔亮说：“加上陵号是为了尊崇先世。考察典礼，如汉光武帝给先陵加上‘昌’字，宋太宗给高祖陵加上‘钦’字，给曾祖陵加上‘康’字，给祖陵加上‘定’字，给考陵加上‘安’字。大概是创业之君，尊崇其祖考，也就尊崇其陵墓。既然尊崇陵墓，也必然要祭告。礼仪顺应人情，给先帝陵墓加上陵号却不祭告先帝，不符合人情。我认为祭告是对的。”于是朝廷议论都赞同崔亮。于是命令等到陵碑石制成后，派遣太常寺执行祭告礼仪。（出自《余冬序录》）
皇上对侍臣说：“我看到史传所记载的，汉、唐、宋都因为宦官败坏蛀蚀，不可挽救，没有不为此惋惜叹息的。这类人在君主身边，每天见到亲信小人，像吕强、张承业那样勤勉苦心的，难道没有吗？但是‘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是圣人的深切告诫。他们在宫禁之中，只可以让他们负责洒扫、使唤、传达命令罢了。怎么适宜让他们参与政事、统领军队？汉唐的祸患，虽然说是宦官的罪过，也是君主宠爱所致。假使宦官不能统领军队、参与政事，即使想作乱，难道能得逞吗？”
三年十月丁巳日，早朝退下后，下雨，有两个内使穿着干靴在雨中行走。皇上看见后召来责备他们说：“靴子虽然微小，都出自百姓的血汗。制作这些不是朝夕能完成的。你们怎么不爱惜，竟然如此糟蹋！”命令左右打他们的板子，对侍臣说：“曾经听说元世祖初年，看见侍臣穿着花靴，责备他说：‘你拿完好的皮革做这个，岂不是浪费物资、劳苦百姓？’这个意思真好，大抵为人经历过艰难，自然就会节俭。如果习惯看见富贵，没有不奢侈靡费的。”于是敕令百官：“从今以后入朝遇到雨雪，都允许穿雨衣。”
洪武四年，中书省臣上奏议论，宦官的月俸应该酌情给予米三石。皇上说：“内使辈在宫内衣食，自有定额。他们得到俸禄将用来做什么？每月支给廪米一石就足够了。你们不应该开这个先例。”
五年，制定宦官禁令：凡是内使在宫城门内互相辱骂，先动手而理亏的人
笞五十，后骂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管钤束而抵骂者，杖六十。内使骂奉御者杖六十，骂门监官者杖七十。内使等於宫城门内斗殴，先斗而理屈者杖七十，殴伤者加一等，后应理直而伤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钤束而殴之者杖八十，殴伤者加一等。殴奉御者杖八十，殴监门官者杖一百，伤各加一等。其内使等心怀恶逆，出不道之言，凌迟处死。有知情而容隐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斩。首者赏银二百两。
译笞打五十下，后来辱骂但道理在己方的人不判罪。那些不服从本管约束而顶撞辱骂的，杖打六十下。内使辱骂奉御的杖打六十下，辱骂门监官的杖打七十下。内使等在宫城门内斗殴，先动手且理亏的杖打七十下，殴打致伤的加一等处罚，后动手但理直却受伤的笞打五十下。那些不服从本管约束而殴打他人的杖打八十下，殴打致伤的加一等处罚。殴打奉御的杖打八十下，殴打监门官的杖打一百下，致伤的各加一等处罚。那些内使等心怀恶逆，说不合道义的话，凌迟处死。有知情而包庇隐瞒的与犯人同罪。知道此事而不投案自首的斩首。投案自首的赏银二百两。
十年，内使以文事内违，从容言及政事。上即曰遣归乡，终身不齿。谕群臣曰：“自古圣明之君，凡有谋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於已。未闻近习嬖幸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声音笑貌，曰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佞僻专忍其体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知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政事。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阶乱者多矣。朕常以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传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曰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十七年，敕内官毋与外事，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出《余冬序录》）
旧传，东夷诸国多乞赐书，及赐，惟易不能达。凡数赐每有之舟辙溺。或曰：“令人诵记去。”人亦不达，未察信否。（出《野记》）
江伯儿者，母病到肋肉以食，不愈。祷於岱岳，愿母病愈，则杀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杀其三岁子祭。事闻，太祖怒曰：“父子天伦至重，《礼》‘父为长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儿，杖百谪戍海南。命礼部详议旌表孝行事例。”礼部议：“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拜托良医。尝进善药，至於呼天祷神，此恳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无，事出后世。亦是间见割肝之举，残害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丧生，卧冰或至冻死，使父母无依，宗祀乏主，岂不反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及务为诡异之行，以惊俗骇世，希求旌表，规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医治弗愈，无所控诉，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为。惟不在旌表之例。”诏：“从之。”按史刘宋时，郭世通家贫，慵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妇恐废侍养，乃垂瘗之。文帝敕榜表门，为孝行焉。此与郭巨事同。方逊志论郭巨埋子，世传其孝。嗟呼，伯奇顺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谓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辞其责。从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亲也。苟不以礼，虽曰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况其亲以口体之养，杀死无辜之幼子乎？放▯不忍，君子羡之，况子孙乎？巨陷亲于不义，罪莫大焉。而谓之孝，则天理几于泯矣！其孝可以训乎？或曰：“苟为不孝，天何以赐之金？”吁，设使不幸而不获金，死者不复生，则杀子之恶不可逃，以犯无后之大罪，又焉得为孝乎？俾其亲无恻隐之心，则己有，则奚以安其生养？志者固若是欤？徼幸于偶尔，好事者遂美其非义之行，乱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异哉！岂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欤？不然则无辜之赤子，不复生矣。然则，宋文帝敕榜表世通门为孝行，非可为法者也。韩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复旌其门！
太祖之识，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出《余冬序录》）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济南府事。时始有诏民恳废田者，阅三载乃税。吏徼近功，不俟期敛之，复以田定其科，由是民益堕，田不增辟。克勤与民约定，为简书列其丁产为上中下三等，复析为三。每有徵发，恒视书为则。吏不敢并缘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志》载此事。春按，此今曰三等九则之法也。有事均徭者徒论田粮，而不酌之丁产，徭其得均乎？《宋史》华衡知临安府，于潜县户版积弊，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陪输。衡定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额於上之四等。贫者颇苏。民户等则之法盖见于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为政务以德胜威。性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为也。”（出《余冬序录》）
译十年，内侍因在文书事务上违逆旨意，被皇帝从容地提及政事。皇上随即下令将其遣返回乡，终身不予录用。并告诫群臣说：“自古圣明的君主，凡有谋略必定与公卿大夫在朝廷上商议，然后由自己决断。从未听说亲近宠幸之人能参与谋划的，何况是宦官这类人，朝夕在君主身边，出入起居，声音笑貌，每日接触君主的耳目，他们的小善小信都足以巩固君主的心。而奸邪偏执专横忍酷是他们的体态特征。如果一旦被他们所迷惑，而不加以反省，必将假借威福窃取权势以干预政事。时间久了就会达到不可抑制的地步，从而引发祸乱的情况很多。朕常以此作为鉴戒，所以规定宦官只负责传达命令、洒扫清洁，不许干预政事。如今这个宦官虽然侍奉朕时间已久，不可姑息，坚决将其除去，以此来惩戒将来的人。”十七年，敕令内官不得参与外朝事务，各衙门不得与内官监进行公文往来。（出自《余冬序录》）
旧传，东夷各国多请求赐予书籍，等到赐书时，只有《易经》无法送达。多次赐书，每次都有船只沉没。有人说：“让人背诵记忆后前往。”人也不能到达，未曾考察是否可信。（出自《野记》）
江伯儿，母亲生病，他割下肋肉给母亲吃，病没有好。他在岱岳祈祷，愿母亲病愈，就杀儿子祭祀。不久母亲病愈，于是杀了他三岁的儿子祭祀。事情上报，太祖愤怒地说：“父子天伦至重，《礼》规定‘父亲为长子服丧三年。’如今百姓亲手杀其子，灭绝伦理，应立即逮捕治罪。”于是逮捕伯儿，杖责一百，贬谪戍守海南。命令礼部详细商议旌表孝行的事例。礼部议道：“子女侍奉双亲，居家时要表达敬意，奉养时要使其快乐，有病时要托付良医。尝试进献良药，至于呼天祷神，这是恳切的至情，人子之心不能停止的。如果卧冰割股，前代没有，事情出于后世。也是偶尔见到割肝的举动，残害最为严重。况且如父母只有一个儿子，割股割肝或许导致丧生，卧冰或许导致冻死，使父母无依，宗庙祭祀缺乏主人，岂不是反而成为大不孝吗？推究其来源，愚昧之人，一时激发，以及务求诡异的行为，以惊世骇俗，希求旌表，规避徭役。割股不止，以至于割肝。割肝不止，以至于杀子。违背道义伤害生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从今以后，人子遇到父母生病，医治不好，无处控诉，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也听任他们做。只是不在旌表的例子里。”诏令：“依从。”按史载刘宋时，郭世通家贫，卖力养活继母。妻子生一男，夫妇怕废弃侍养，于是活埋了他。文帝敕令榜文表彰其门，作为孝行。这与郭巨事相同。方逊志论郭巨埋子，世传其孝。唉，伯奇顺从命令，申生恭敬，君子不认为这是孝。大杖不走，曾子不能推卸责任。顺从父亲的命令尚且不可。孝是用来侍奉双亲的。如果不以礼，虽然用三牲奉养，仍为不孝。何况其亲以口体之养，杀死无辜的幼子呢？放〇不忍，君子羡慕他，何况子孙呢？郭巨陷亲于不义，罪莫大焉。而称之为孝，则天理几乎泯灭了！其孝可以训导吗？有人说：“如果不孝，天为什么赐他金？”唉，假设不幸而不得金，死者不复生，则杀子之恶不可逃避，以犯无后之大罪，又怎么能称为孝呢？使其亲无恻隐之心，则己有，则何以安其生养？志者固若是欤？侥幸于偶尔，好事者遂美其非义之行，乱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异哉！岂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欤？不然则无辜之赤子，不复生矣。然则，宋文帝敕榜表世通门为孝行，非可为法者也。韩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复旌其门！
太祖的见识，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出自《余冬序录》）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任济南府知府。当时刚有诏令百姓恳请开垦废田的，经过三年才征税。官吏图近功，不等期限就征收，又按田地定其税额，因此百姓更加懈怠，田地不增加开垦。克勤与百姓约定，为简书列其丁产为上中下三等，再析为三。每有徵发，常视书为准则。官吏不敢趁机作奸。宋景濂撰《克勤墓志》记载此事。春按，此即今日三等九则之法也。有事均徭者徒论田粮，而不酌之丁产，徭其得均乎？《宋史》华衡知临安府，于潜县户版积弊，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陪输。衡定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额於上之四等。贫者颇苏。民户等则之法盖见于此。克勤是忠臣孝孺之父。为政务以德胜威。性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为也。”（出自《余冬序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