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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关于迁都和建立藩屏的议论

当今天下人们最为忧患痛苦的，难道不是英国、俄国、德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吗？日本偏处东海，灭掉琉球、扰乱朝鲜、割占台湾，以此来窥伺福建、浙江一带。然而俄国窥视其北部并扼住其背后，它的形势几乎难以远图大谋。法国从东边来占据越南作为根本，伺机对我云南、广东施展其阴谋。然而英国逼近腾越并打通西江，实际上足以暗中牵制其肘腋。德国狡猾地后来居上，一举而占据我的胶州。然而法国窥视其空隙想报复其仇，而且威海已经归属英国，并且将要持观望态度以乘其后。只有俄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三大洲，囊括回部，逐渐延伸到印度以蚕食蒙古边疆，而铁路的兴建已经达到我的东三省，如今又占据旅顺以扼住我的咽喉，这种形势如果不吞并尽我东西北的领土就不会停止。英国占据印度以独霸南洋，所以夺取缅甸兵不血刃，如今又开通铁路以直达西藏、云南，将联合长江形成首尾相顾的态势。这种形势必将东迁印度以经营我的西南地区。这两个国家固然已经并峙于全球，接连侵食上国，所以日本联合英国而德国、法国联合俄国，各自依附强大势力以争夺雄长。然而英国疆域辽阔，君主后继衰弱，突然发生变故，其形势且难以自保。而俄国君主年轻锐气不足，但地势足以雄制各国。中国又正亲近俄国而落入其掌握之中，这胜负的形势本来就已经在区域结合之间明显可见了。况且新疆、外蒙古的根本在青海、陇西、秦晋，而和林、巴尔、朱海、库车、石堡城不建立亲藩。关外矿屯没有推广，布隆吉、塔里木两条河流不通，蒙古边疆没有设立水师，那么迪化、库伦呼应不继，而蒙古边疆就危险了。东三省、内蒙古的根本在两京，而兴京、多伦诺尔不建立亲藩。混同江没有设立水师，索伦、金匪、马贼没有安抚，他们的首领权重，那么久而久之必然被俄国利用，而东三省、内蒙古就危险了。这两者危险而京师就没有安枕之日了。西藏、云南的根本在巴蜀，卫藏地方六千里没有亲藩驻扎。什伦布没有大臣驻守，宗喀、薄宗两城不训练番兵，那么印度、缅甸都容易成为祸患而西藏就危险了。西蜀、宁远不建立亲藩，巴塘、打箭炉不驻扎提督、总兵，那么西藏危险而四川也危险。永昌不迁移巡抚部，黑江不设立水师，那么腾越临江容易动荡而云南就危险了。两广不建立亲藩，西江不设立水师，广西巡抚部不驻浔州，那么镇南关孤立遥远。广东巡抚部不驻雷州，那么琼崖容易觊觎。而广东东西危险，四川、西藏、云南、广东危险，那么西南大势就失去了。从东三省绕内外蒙古到达新疆、卫藏、云南、广东。国家所依赖作为藩篱的就是这样，何况沿海万里没有藩篱的限制。喜好侵略的人和凶猛的野兽像暴风闪电一样在房舍卧榻之内奔驰，扼住我的喉舌而占据我的腹心，难道可以侥幸万一于朝夕之间吗？如今国势不再有雍、乾时期财富兴盛的局面，突然谈论建置，不只是黎民百姓感到恐惧，即使见识卓越的人士也徘徊观望而不敢作为。然而自古以来不谋划万世的人不足以谋划一时，不谋划全局的人不足以谋划一域。如果真的想要在国家命运如累卵将崩之际延续国命，举起危疆以图自保，那么因势制地的方法固然不容不先振其纲维，而慢慢处置其细则。迁都的说法就在此了。

国家定都燕蓟，背靠山峦面临大海，其形势实在足以鞭挞四方、融合内外。只是自从东西列强在海表肆意横行，京师就有空旷无遮蔽的忧虑。庚申年的危局可以作为前鉴，然而当时盛京、朝鲜、旅顺、威海的雄固赫然在列，如同京师的手指和手臂。敌人虽然内犯，形势不能久处以踩中危机，所以在喘息之间达成盟约而退兵。如今朝鲜已经失去，威海、旅顺已经灭亡，海军荡然无存，哪里还能抵御敌人在堂奥之外。再加上豺狼守户，熊虎当关，怀愍的前车之鉴岂堪重蹈。盲人不能察觉，反而轻视亶父的遗规，步澶渊之盟的孤注一掷，坐使万骑徘徊，百官蒙惑。唉！这难道能不为之寒心吗？我曾经综揽中国大势，关中沃野千里，号称陆海。险塞之重，形势之雄，冠绝华夏。然而考察其险塞大抵在东西南三面，而北道空旷。所以虽然汉文帝强大，匈奴却屡次渡过黄河，进入上郡，烽火直达甘泉。以至于派遣将军在灞上筑营，以防其变。如今。俄国百倍于匈奴，国家的力量与汉文帝相差悬殊。敌人从库伦渡过瀚海以袭击榆延，且有呼啸席卷之势，而群回盘结尤为腹心症结之忧。如今议论者辄说迁都关中，这是震惊于古代的遗迹而遗忘了眉睫间的巨大祸患啊。况且王者都会，是用来维系一国人心而通达万国声气的地方，所以其地足以亲近天下，而后天下群起而亲近我。而其利害，则尤莫大于漕运。自从汉代定都关中，漕运辄入黄河，涉砥柱、三门之险以达渭水，败亡烦费不可胜穷。以至于开凿褒斜道，南阳通沔水，开井渠引洛水以达商颜，其地辄视中州为关键。历经世代既久，最终不得善道以图万世之安。况且自李唐以来直到今天，关中无帝王之业而漕渠辄废，突然谋划它劳费无等。即使远图铁道，而中原变起毁塞尤不胜防，这利害为何如呢！西方各国治国，从天子到庶民，类莫不精通地利、工于形势。唯独其都会

译像伦敦、像彼得罗（圣彼得堡）、像华盛顿，大多都建在海边。这是因为它们的意图在于联合各国以互通有无。绝对没有那种深闭固守、幽居藏匿、自处艰难险阻之地的做法。国家势当积弱，羡慕并追随这种有害的做法，而且其弊端无穷无尽。然而中国的形势在于西北，而人物财富实际上依赖东南，占据西北可以鞭挞东南，断绝东南则西北将会坐吃山空。所以定都西北的人必须亲近东南，然后才能运转天下而没有停滞阻塞的祸患。况且关中的形势，随着国家的强弱而盛衰。周、秦、汉、唐初年席卷囊括，所以曾经凭借关中一出就能平定天下而不费力，等到它们衰败时，胡亥起事，强大的秦朝威势不能遏制梁涉的萌芽，王莽挟持整个汉朝的威势不能制服崇元的乌合之众，唐朝末年，安史之乱导致河北不朝拜朝廷，黄巢起事导致东南都称帝。这难道是关中地势有什么不同吗？国家强盛则根基稳固气势昂扬，海内没有人敢迎击其锋芒；国家衰败则形势受制地势艰难，即使拥有百二重关也不能在百步之外控制天下。这些成败得失不已经在天地之间昭然若揭了吗？从前苏轼曾感叹平王东迁是周室败亡的开始，后世的君子与人，家国即使到了危亡的地步也总是把迁徙作为警戒，而宋徽宗、钦宗、明熹宗、庄烈帝（崇祯）的祸患却更加猛烈。周朝到宣王时已经不能恢复成王、康王的盛世，何况幽王、褒姒昏庸暴虐，衰败混乱更加显著。平王自身暗弱，受到犬戎的逼迫，坚守而不离开必然加速灭亡，而周朝之所以绵延数百年而不灭绝，实际上依赖的是东迁之举。为什么呢？秦国自从庄公开拓疆土、襄助列国藩侯继承大统，武功纵横于汧水、渭水之间。文公、宁公、武公、宣公的时代于是囊括岐山以东，剪除荡平社、伐彭戏、灭小虢、县邽冀杜。在河阳之墟与晋人作战，从而聚集缪公最终成就霸业。而周朝自从平王、桓王以后，衰弱遮蔽相继出现。宋人在亡羊的野外喂养弱虎，儿子非常亲近它。母亲愤怒地责备他，父亲却笑着说：“你不要担心这只老虎，孩子年幼而亲近它，长大后即使被吊入虎穴也不害怕，难道还要做这种畏畏缩缩的事情吗？”等到长大，儿子被老虎咬伤，枕着父亲哭泣。母亲斜着眼看他叹息说：“唉！这累累伤痕是你想要的，长大后不迁徙，不死还等什么？求死而得到又哭什么呢？”不顾而去。现在周朝对于秦国，不就像这样吗，假如不迁徙那么九鼎宝器的归属不用等到昭襄王的时代了。正因为东迁而依靠齐、晋，所以桓公、文公得以率领诸侯抵御夷狄而尊崇共主，即使楚庄王有雄才大略也不敢向北窥视中原，而暴秦当时正闭关谢客，不敢出崤函关以窥视洛邑，他们之所以不振作，难道只是君主昏庸吗？如果婴儿和老翁不能在斗室之中自立，而不是东迁的过错。不然秦与楚难道不足以兼并小小的洛邑，却反而逡巡退缩吗？它的土地与东方诸侯相接，那么它的情势更加亲近，那些贪婪的人本来就不能轻易攫取它。现在中国的衰败不止于西周末年，而俄国立国极像强秦，亲近它祸患将不知止境。况且当英国德国争衡、威妥玛胶州并峙，而天子以万乘之重孤注于群虎之间，形势不是迁都以避开其锋芒，即使伊尹、诸葛亮再生也不足以图谋自保。现在关中既逼近群回，更担忧俄国祸患而胶州被德国占据，其势不难迅速进入中原，那么即使伊洛名邦也不足以安定帝业。

译纵观神州全局，南面隔绝越裳，北面横亘瀚海，在十八行省之中，实际上是以荆襄千里之地作为中枢关键。因为巴蜀是中国的头部，滇、桂、秦、陇则是肩背区域，晋、粤、豫、章、中州实为臂膀和腹部，燕、齐、闽、越则是手足邦国，而湘、汉、皖、吴则固然是脏腑肾肠所在。各行的山川脉络无不汇聚于郢鄂交界之处，居于中枢以控制四方，确实有呼吸贯通的妙用，所以各国通商无不极力争夺江汉之地。俄国君主远游上国，不来到燕京而来到武昌，而德国宰相俾斯麦的话也认为聚集军队于武汉，是策应四方的策略。况且古代圣哲英雄经营帝王居所，无不以阴阳山泽的汇聚作为权衡标准。周洛、秦雍的地理形势可以按图考证，德安、安陆之间江汉环抱，中干山脉确实荟萃于此。再加上洞庭、云梦的深渊，涵养菁华全部聚集，背靠三关的险要，面对五岭的雄伟，天柱东面环绕长江数千里，重关叠嶂，进退战守伸缩自如。这里有十大优势：川湖之间土地肥沃粮食丰富，东南有变乱也不惊扰，这是第一利。老林多木材，大型工程不费力，杞梓梗楠等良木，顷刻间即可备办，这是第二利。地势险要民众强壮，招募士兵立刻到位，团练已成习俗，战守可资依靠，这是第三利。地大物博，矿产丰富，制造厂广泛开设，富强容易实现，这是第四利。发捻军兴起，人才如渊薮般聚集，新机鼓舞，将相必然兴起，这是第五利。长江群帅，霸业逐渐开展，依靠晋郑，可以期待成为齐桓晋文那样的霸主，这是第六利。长江万里，呼吸可通，勤王的军队，转瞬之间即可到达京城，这是第七利。川、广、江、浙是殷富的名邦，上下既亲近民众，债务容易筹集，这是第八利。距离武昌数百里，沙河环曲，变化无常，外国运输不能出入，这是第九利。燕粤万里，铁路逐渐开通，坐镇中枢，边疆容易控制，这是第十利。凭借这十大优势，将此处定为帝都，然后分封亲藩于晋、粤、蜀、吴四大国，任命为元帅，而以汉朝大臣中有才能谋略的人作为副手。有事时，燕秦依靠晋，桂闽依靠粤，陇滇依靠蜀，齐越依靠吴，使他们各自负责当面事务；无事时各自专门管理屯田矿产，即作为军需，招募东北西南各部族土司中的材武者，建立子男封爵使他们各自专门管理其地，率领邻地作为战守，而以侯伯的赏赐激励他们。将上海的制造局迁到湘江，将闽江的船政局迁到鄱阳湖，而将金陵的机器局迁到合肥。疏通江湖以严格根本，建立燕粤铁路作为大纲，而在十八行省分设木路作为辅助，江河可达的地方则扩充水师以到达。凭借中国的广大，士民的众多，物产的丰富，广泛搜罗豪杰，严格赏罚，用生杀大权来振奋他们，可以雄霸天下。只是因为新法未开，人才不出，京师根本靠近海边交涉，稍有分歧就俯首听任外夷的钳制，赔款不止，割地随之，所蒙受的耻辱令人痛哭，而潜伏的祸机甚至将不知终结。如果真的得到有大略的人承担天下重任而进行改革，急切地营建新都，与天下一起重新开始。一举手之间固然已经廓然大变气象，又怎么会衰败颓堕到如此地步呢？！

有人说：燕秦的祸患我已经恭敬地听命了，但是当我朝建国时，满蒙确实是根本区域。挟持满蒙以统治中原，其势必据燕都作为枢纽，况且发祥陵寝都在东陲。现在虽然近海的忧患比内地更急迫，一旦迁都江汉，必将抛弃满蒙而遗留根本区域，那么不如建国太原，避开濒海的忧患，开通铁路以运输漕粮，而兼顾满蒙更好。回答说：不对不对，天子建国与诸侯不同。诸侯建国由天子任命而不敢专断，所以古代的国君宁愿死守社稷也不敢自弃分封的土地，天子则以四海为家，只要土地足以安国庇民，就随其所处作为根本区域，而不允许自我狭隘。所以黄帝定九州而自身没有固定居所，汤武平定天下后还有西亳东洛的谋划，曾经没有固执开国区域作为根本。所以皇帝所在的地方就是根本要区，宗庙所在就是国命所系。即使我朝入关之后，盛京、承德虽然建立陪都，会盟的邦国而郡县经营所视为根本的，实在是在京师行省之内。没有听说固守先朝旧土拘泥为根本图谋的，譬如田家祖父开垦山林，局限偏隅，不能开拓田界，等到子孙得到肥沃土地，扩大祖父的规模，坐拥仓库利益垂范百世，继承者从容治理，不忘先世的艰难选择，良仆以保护山林为宜。一旦变故纷至沓来势难兼守，还想要拘泥故土必然导致坐失肥沃土地，最终想返回山林也不可能。况且在定都伊始，刚起于岐丰，旧仆护卫，神京之后，派遣将领驰兵无不依赖满蒙。现在则骄奢逐渐积累，智勇全部丧失，加上列圣深仁涵养方夏，中原百姓无不真诚地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所以发捻军兴起，军队大都取给东南而满蒙很少，却想要坚持旧时的根本区域，乌有终古不迁的局势，难道是通论吗？俄罗斯作为国家，僻处西欧，其势苦于与中国无关，自从罗的土波强邻钳制，求黑海印洋不得，不能不鼓全力以经略亚东

译如今绥芬、旅顺既已纳入版图，西伯利亚铁路更是近在咫尺，满蒙万里之地长久以来已处于被囊括之中。遏制得越深，反弹就越激烈，虽然英、日两国防范控制的意图都在于江海要冲，但他们的力量都无法确保我满蒙之地，那么即使像太原那样拥有山河表里之险的强国，又怎能远距离驾驭满蒙，防备其侵袭呢？更何况山河险绝，粮草运输艰难，无法联合万国以连接东南，其弊端竟与关中等地相同。哪比得上截断瀚海以保护肥沃之地，根据我方实力来决定进退更为得当呢？铁路这种东西，难以建成却容易毁坏，切断其尺许长度则全局皆毁，哪里比得上依靠江汉淮湘从容自给呢？以八口之家从百里外运粮尚且有饿死人的担忧，却竟然以京师之重、万乘之尊，从数千里之外需求米粟，这还能算是为本国打算的吗？

译有人说：汉朝和明朝的末年，都是因为迁都而加速了灭亡，您怎么轻易地说出这种话呢？不知道在危急时刻迁都，这件事本来就不能预知；但如果确实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与敌人相持，那么与其死守而重蹈晋愍帝、金哀宗的覆辙，不如宁可显得弱小以谋求社稷的生存，本来就不可以执着于那种侥幸求存的忠肃态度，贸然陷入不可测度的祸患。如果事机尚未到来，就预先推测以谋求万世的安定，那么盘庚迁殷、汉文帝迁洛，国家的长久基业正是通过经营缔造而得以光大无边，怎么可以执着于亡国的论调来误人国家大事呢？

有人说：万乘之尊，如果没有高大的殿阁不足以壮观瞻而震动万国。如今国库空虚，户部尚书仰屋兴叹，万世的策略从哪里谋划呢？不知道帝尧住茅草屋，大禹住低矮的宫室，自古帝王从未听说以高大楼阁来震撼天下耳目。只有秦始皇一心扩张疆域，阿房宫的建造成为亡国的基础。哪里比得上古代帝王筚路蓝缕的风范、布衣素冠的节操，流传在史册中颂扬无边，怎么可以在圣明的朝廷处于颠危之际，还想要用巧言扰乱政事，导致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呢？

况且我听说日本维新之初，我国使臣拜见他们的君王，住在简陋矮小的屋子里，脱帽欢笑。大概是在卧薪尝胆的时候，怀着如履薄冰的恐惧，自古英雄没有不因为深切忧虑而刻苦自励、不拘泥于常规，而能避开大难成就大功的。况且在辽东战败时，仅仅因为京城危急就俯首求和，赔款高达二万万两白银之巨，如果早点采用我的策略以避开敌人的锋芒，那么花费不过千万，敌人求取人质不得，将会半途而废，怎么会割地赔款招致这样的讥讽呢？利害轻重的辨别不是更加明显吗？

况且我曾静观俄德两国的君主，都年轻气盛，急切地想占据中国以施展他们的雄心，而胶州、旅顺既已失守，京城断难安枕。法国志在云南、广东，其势力不足以波及京城。只有英国和日本商人既已进入长江，都有窥伺我国腹心的志向，而他们的君主经历世事已久，都将暂缓发动，以消磨对方的锐气，而且他们内心暗中畏惧俄德趁机而入而亲近我们。他们将假借仁义来保存共主以收揽民心，国家长久的福庆必将依赖于此，哪里比得上陷入不可测度的危机，安坐于积薪之上呢？

有人说：分封的谋划，是汉朝和明朝导致动乱的原因。本朝定鼎时何尝没有建立列位藩王，然而在几年之间叛乱接踵而至。以国家初年全盛尚且导致动乱，何况在衰微之后，想要并立宗室、部落、土司纷纷建立，这难道是所谓识时务的人吗？回答说：这不是浅陋儒生所能理解的。汉高祖得到天下，原本是因为韩信、彭越、英布背叛楚国，而消灭项羽，他们平时一定有自恃功劳而轻视天子的意思，后来分封过广，威权过重，于是产生猜忌嫌疑，相继灭亡。这与我们朝三藩先后情况相同。至于朱高煦、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其事与吴王刘濞相符，大抵开始时过于亲近，后来过于刻薄，天下无事时这些人就产生觊觎之心。请求朝廷优待宗亲，给予俸禄而限制他们的权力，绝无过亲过薄之别，产生怨恨。何况当强邻逼近，诸王都有忧危惧迫之思，开始时命令他们出使各国以开阔器识，然后建立于险要之地，假以事权，必定会警惕战兢，急切地思考保聚以保卫朝廷，必定不会非分而怀觊觎之心。为什么呢？危乱将至，譬如同舟渡海而遇台风，即使是胡越之人漠不相识，无不各自竭尽手足心思以防沉没，何况兄弟骨肉之相亲相属者呢，是形势使然。

况且现在所说的建藩，不是随意把土地给予他们，开始时任命为元帅而辅以汉臣，已经不能完全恣意妄为，而所在地的将军、督抚且各仍其权力以自保。其疆域无事则名为藩王，不过专管屯田矿务以自守，事至乃得以邻省济之名。即使国家有不肖之人，那么副帅、将军、督抚皆可钳制他，不胜则返回京师，更易人选，号称藩国实与将帅无殊。那么即使想做晋宋诸王而不可得，何况其进者呢？况且我津津乐道封建，岂敢认为诸王专阃就能战守呢？确实害怕懿亲毕处京师，猝有难端，其祸且难预度，此中情事乌可忍言。确实看到元世祖广建宗藩，至今玉步，再更其子孙犹为蒙古诸王，而未尝殄灭。何况列圣深仁厚泽，上焉，则犹且为万变不测之谋也。至于部族土司，其始或多强盛，羁縻而后权势久衰，自与国初三藩勋威悬绝，其人亦类多善守而无远图。涣而萃之，屈而伸之，则虽西国兵威，其势亦难尽服，尊以世爵，皆足自卫而保雄图，万一桀骜不过返其故初而止耳，而奈何为此过计乎哉？

况且当大乱之时，防之过严即乌能测其不谋自立，何如恩出自上，使之激昂振奋，为国家保障无形之为愈哉？自古帝王之御要荒，必时其强弱与国势盛衰以为操纵，而时至危急，必能舍天下而后可以图吾存。特非深明大略之人，不能察其微，而与为变化耳。嗟呼！当天下安危呼吸，且欲袭故安常，觊幸旦暮，其不至溃播荡越者与有几哉？

此议始于光绪甲午冬，日本之变成于丁

译戊戌年，胶州湾旅顺威海卫相继失陷，文稿经过多次修改才最终成篇。呈送给达官显贵，他们大多认为这与庚子年（1900年）的动乱有关。八国联军进犯，导致皇帝仓皇西逃，京城几乎陷入危局。我闲居乡里，无事可做，朋友见到我，往往感叹我说的话切中时弊，向北遥望京城，更加增添忧愁。辛丑年（1901年）条约签订，皇帝迅速返回京城，列强在使馆区修筑炮台，在天津和沽口增派军队，城墙被夷平如磨刀石般平坦。北运河疏浚后，又开辟了秦皇岛，俄国归还了三省，英国放弃了山海关，列国同心，天津门户依然通向京城，大势已落入列强手中。想要像过去那样在朝廷从容经营，建立新的都城，唉，怎么可能呢？况且如今强大的俄国铁路从恰克图、张家口直达京城，即使各国表面平静，京城也难以高枕无忧，晚年时光怎能没有忧虑？当皇帝西逃尚未返回时，我很奇怪海内名臣，竟然没有人以迁都为说辞，直到春天游览楚地，才知道南皮节度使暗中咨询江南人士，极力请求迁都荆门，但众口喧杂，空谈无益。用非常之举强行告诉世人，人们拔剑相向，难道值得奇怪吗？只是荆门这一带，江汉环绕，静镇中枢确实容易考虑。外国轮船远溯而上，直达彝陵，暗中袭击荆门，令人震惊且难以依赖，终究不如襄汉一带流沙遍布，外国运输畏惧进入，安居堂奥，七鬯无惊，这才是上策。如果担心竟陵地方狭小难以承担都城重任，那么不如进取南阳这一枢纽，南北收取湖北的利益而没有其忧患，这样更好吗？侯官郑孝胥曾说：在湖北建都，只要在江阴布置二十具水雷，列国虽然强大，也必定不敢冒险侵犯我们的险要。真是知言啊！可惜中国这么大，能说出这话的人太少了！唉！看乌鸦停在哪家的屋上，每读这句话，不禁俯仰流涕。光绪壬寅年夏记。

译起初甲午事变时，日军已经占据辽南，我担心他们分兵从海路进犯，夺取芦台来袭击京师。当时南皮张公镇守江南，召集幕僚商议对策，于是紧急形成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没有得到回复，就写信直达京师。第二年春天，京师局势更加危急。海上传来消息说，枢密院的高阳李公、常熟翁公请求迁都并建立藩屏，以防备意外变故，是否稍微采纳了这种无稽之谈，远处的人无从知晓。不幸的是，这个建议没有实行，结果赔款割地，国势难以言喻。

戊戌年夏天，天子对胶州、旅顺、威海卫的变故感到愤慨，毅然变法以求自强，特别下诏让张公从湖广总督任上入京觐见。我私下认为，威海、旅顺既然已经失去，门户荡然无存，京师不安，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再次提出这个建议上报，但也未得到回复。我出游二十年，从未敢随意干预当权者，但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冒昧进言。然而当时外患虽然紧迫，新建都城还比较容易谋划，现在朝廷的动静都由外人主宰，而洋债赔款的数量之多，更不是几十年能够办到的。建都是重大事务，哪里容易说出口呢？但是都城是国家的根本，关系到一国的存亡，不得不集合全国的财力来谋划这件事，这也是我不得不痛哭陈情的原因！

现在各国侵犯我国主权，然而修建行宫以备巡幸，难道能阻止他们吗？况且庚子之乱，外人受到的伤害其实很多，现在并且调和民教矛盾，减少赔款，他们内心对我国民众的恐惧非常严重。以英布战争为例，西方人已经感叹坚船利炮是无用的谋划，他们图谋我国将不用武力而用智谋，未雨绸缪，正在于此时。西方人计算中国十八行省，面积一百三十多万方里，东部九省适宜耕种的不下五十万方里，其他九省折算共计不下六十五万方里，每亩征收钱一百七十文，全年地租应当得到三万万两。食盐按照印度的方法，每年征收应当得到三千三百万两。土药西方人已经请求包税，每年税收一千五百万两。然而地丁税较轻的，如桐城每亩每年总共三百七十八文，以此计算应当得到七八万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