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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老纪闻 宋 王大成
先人旧在唯室陈先生讲席，及见诸所从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纪闻》数篇，未暇诠次，姑录梗概于此。
林文节作启谢诸公，于苏子由，有一联云：“父子以文章冠世，迈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冠晁董公孙之对。”言渊云司马皆蜀人。及绍圣中，行子由谪词云：“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惊愚惑众。”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无足言，先人何罪邪？”绍圣初，在外制行元▯诸公谪词，是非去取，固时相风旨，然而命词似西汉诏令，有五言体。于苏子瞻一词，尤不草草。苏见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词有云：“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又曰：“虽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君亲，又将谁怼？”
或问《新唐书》与《史记》所以异，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书》如近世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太史公书》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
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后也乎？”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通，周臣也。陈桥兵变，归戴永昌，通擐甲誓师，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词云：“郭氏有永巷之严，裴公有绿野之胜。”乃饯文公归洛致语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书舍人启，称“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荜书生。”子瞻以笔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蔡元长作问宗良麻词曰：“遂升开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归裴度。李▯不服，后命段文昌为之。东坡作上清储祥宫碑，后坐元▯党人所为，命蔡元长易之，文词相去什伯矣。
蔡元长题泗州塔，名“泗州大圣之塔”。及鲁直过，改题为“大圣僧伽之塔”。
靖康末，虏人立张邦昌，颜博文作赦书，云“无德者亡，知讴歌之已去；当仁不让，信历数之有归”等语，无非吠尧之辞，闻者骇愕。及以大宝归，上表云：“孔子从佛▯之召，意在尊周；纪信乘汉王之车，誓将诳楚。”
宣和乙巳，上皇内禅，吴敏元中建议。及谢门下侍郎表云：“上皇倦勤，授皇图于元子；微臣摄直，适视草于禁中。初无一言，以赞大议。”君子与其不伐。
司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余篇，皆求瑕语。余欲作《辨疑》示后人，未暇也。晁说之以道自云受学于司马公，因作《诋孟》一书。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谓不善学柳下惠矣。”
国朝修史书，盗贼王捉鬼之属，不满数千人，亦载于史，义似未安。齐豹书盗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骄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负之曰：“此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度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对，上道此语，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未知，到中书，再以前语白文公。文公直视语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即惊疑终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谋也。
蔡京为翰林承旨，陈莹中已言：“治乱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济问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诸宦者，京得志，则宦者用，京与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乱？”靖康初，贬京分司，与莹中赠谏议大夫命齐下。
方惟深子通隐于吴，吴人宗之。以诗行，其诗格高下，似晚唐诸人。绝不喜苏子瞻诗文，至云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胡文仲连因语及苏诗云：“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痰。”子通曰：“做多，自然
译《野老纪闻》 宋 王大成
先父从前在唯室陈先生门下求学，当时见到那些跟随陈先生学习的人，像和靖尹先生这一类人，有《野老纪闻》几篇文章，当时没有空闲去整理编排，暂且在这里记录下大概内容。
林文节公写启事感谢各位公卿，其中给苏子由的一联写道：“父子凭借文章冠绝当世，超越了司马相如、扬雄的才华；兄弟凭借刚正决断科举，超过了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这是说司马相如、扬雄都是蜀地人。到了绍圣年间，颁布贬谪苏子由的诏词说：“父子兄弟，挟带权谋诈术，惊扰愚昧、迷惑大众。”苏子由捧着诏书哭泣说：“我兄弟本来不值一提，先父有什么罪过呢？”绍圣初年，在外制官起草元〇等各位公卿的贬谪诏词，其中的褒贬取舍，固然遵循当时宰相的风向旨意，然而诏词的文辞似乎像西汉的诏令，有五言体的格式。对于苏子瞻的一则诏词，尤其不草率。苏子瞻看到后说：“林大也能写文章吗？”那诏词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讥讽我的过失，又有什么不能容忍的？竟然代我说话，诋毁诬蔑先帝，违背父子之恩，损害君臣之义，即使是路人，尚且不能戴天同处；何况是士人百姓，还有什么脸面？”又说：“虽然你苏轼的文章足以迷惑大众，辩才足以掩饰过错，然而自己断绝了与君主、亲人的关系，又能怨恨谁呢？”
有人问《新唐书》与《史记》为什么不同，我告诉他：不用分辨也可以。《唐书》就像近世许道宁等人画山水，是真正的画作。《太史公书》就像郭忠恕画天外的几座山峰，笔墨寥寥，然而让人看见就心服口服的，在于笔墨之外。
苏子瞻问欧阳公说：“《五代史》可以流传后世吗？”欧阳公说：“我在这部书中暗含褒善贬恶的志向。”苏公说：“韩通没有传记，怎么能算是褒善贬恶呢？”欧阳公沉默不语。韩通是后周的臣子。陈桥兵变时，他归顺拥戴赵匡胤，韩通披甲誓师，出城抵抗而死。
苏子由写潞公的麻词说：“郭氏有永巷的威严，裴公有绿野的胜景。”这不过是饯别文公归洛阳时的致辞罢了，不是帝王之言。
苏子由代兄长写中书舍人的启事，称“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荜书生。”苏子瞻用笔圈出“伏念某”，改用“但卑末”三个字。
蔡元长写问宗良的麻词说：“于是晋升到开府的职位。”
韩愈写平淮西碑，功劳归于裴度。李〇不服，后来命令段文昌重写。东坡写《上清储祥宫碑》，后来因为被归入元〇党人，命令蔡元长改写，文辞相差百倍。
蔡元长题泗州塔，名为“泗州大圣之塔”。等到鲁直路过，改题为“大圣僧伽之塔”。
靖康末年，金人立张邦昌，颜博文写赦书，说“无德者灭亡，知道讴歌已离去；当仁不让，相信历数有归属”等语，无非是诽谤尧的言辞，听到的人都惊骇愕然。等到把大宝归还给宋室，他上表说：“孔子听从佛〇的召请，意在尊崇周室；纪信乘坐汉王的战车，发誓要欺骗楚军。”
宣和乙巳年，太上皇内禅，吴敏元中提出建议。等到他谢恩担任门下侍郎的表文中说：“太上皇厌倦勤政，将皇图授予元子；微臣摄职直宿，恰好在禁中起草诏令。起初没有一句话，来赞成大议。”君子赞许他不自我夸耀。
司马文正公不喜欢《孟子》，写了《疑孟》十几篇，都是寻找其中的瑕疵语病。我想写《辨疑》给后人看，没有空闲。晁说之以道自称受学于司马公，因此写了《诋孟》一书。江南僧人宗杲说：“晁以道可以说是不善于学习柳下惠了。”
本朝修史书，盗贼王捉鬼之类，不满几千人，也记载在史书中，义理上似乎不妥。齐豹书为盗而不称其名，这是《春秋》的法则。
狄青担任枢密使，自恃有功，骄傲傲慢不恭敬，倚仗爱惜士卒。每次得到衣粮，都背着说：“这是狄家爷爷所赐。”朝廷对此感到忧虑。当时文潞公主持国政，建议让他以两镇节度使的身份出京。狄青自己陈述无功而受两镇节度使旌节，无辜而出任外藩。仁宗也认为这样合适。等到文公应对时，皇上说出这话，并且说狄青是忠臣。文公说：“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只是得到了军心，所以有陈桥之变。”皇上沉默不语。狄青不知道，到中书省，再次把以前的话告诉文公。文公直视着他说：“没有别的，朝廷怀疑你。”狄青惊惧，退后几步。狄青在镇所，每月两次派遣中使抚问。狄青听说中使来，就惊疑终日。不到半年，疾病发作而死，这都是文公的计谋。
蔡京担任翰林承旨，陈莹中已经说：“治乱的分界，在于蔡京是否被任用。”蔡元康济问他，他说：“蔡京，是小人，尤其喜欢结交宦官，蔡京得志，那么宦官就用事，蔡京与宦官得志，天下怎么不乱？”靖康初年，贬蔡京分司，与陈莹中赠谏议大夫的命令同时下达。
方惟深字子通隐居在吴地，吴地人尊崇他。以诗闻名，他的诗格调高低，类似晚唐诸人。极不喜欢苏子瞻的诗文，甚至说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胡文仲连因为谈到苏诗说：“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痰。”子通说：“做多，自然
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问何至，曰：“子通及识苏公，苏公之讥评诗文，殆无逃者。”子通必尝见薄于苏，故终身衔之。
译有一两句能说得中肯的。”我问原因何在，他说：“子通认识苏东坡，苏东坡讥评诗文，几乎没有人能逃脱。”子通必定曾受到苏东坡的轻视，所以终身怀恨在心。
李景夏问章子厚曰：“邹浩谏立后，何不与闲曹塌可？却置狱远贬，就其名声。”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汉老云：“汪彦章、孙仲益，四六各得一体，汪善铺叙，孙善点缀。”
林季野观鲁直诗，纳绎再四，云：“诗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与了翁有笔砚之旧，了翁深疾之。尝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众莫敢仰视，京注目，久而不瞬。谓同省曰：“此公真大贵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贵，胡不少贬？而议论之间有不恕，何邪？”了翁诵老杜诗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国家之大贼，天下之大蜮。”遂以急速公事，请疏京悖逆奸诈十事。
杨龟山见李伯纪，责降中造宅，谓人曰：“李三好闲不得。”
余尝论作诗文，若不得其道，则千诗一诗，千句一句，自少壮至老熟，犹旦暮也。居仁之于诗，每一见一变，至于今▯▯乎其未已，此岂偶然哉？
山谷云：“诗意无穷，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韩退之《答李翱书》，老苏《上欧公书》，最见为文养气妙处。西汉自王褒以下文字，专事词藻，不复简古。而谷永等书，杂引经传，无复己见，而古学远矣。此学者所宜深戒。
《汉高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去先秦古书不远，后世不能及。至孝武诏令，始事文采，亦浸衰矣。
凡读史，每看一传，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义，或才德。大节无亏，人品既定，然后看一传文字如何。全篇文体既已了然，后采摘人事，可为何用，奇词妙语，可以佐笔端者记之。如此读史，庶不空遮眼也。若于此数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为尽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东坡三马赞：“振鬣长鸣，万马皆喑。”此皆记不传之妙，学文者能涵泳此等语，自然有入处。
东坡云：“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
石林每夜必延诸子女儿妇列坐说《春秋》。听者不悦曰：“翁又讲说《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馆于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间，门人有见之者，方坐，复有谒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编书，题云：文格十七。启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当时相类者。
石林凡看文字，采两字以上对句，举子用作赋，入仕用作四六，显达用作制诰。两字议论，举子用作论策，入仕用作长书，显达用作▯子。
陈莹中云：“元丰乙丑，为礼闱检点官。时范淳夫同在院，与淳夫同舍，因语及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问曰：‘伯淳谓谁？’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谢曰：‘生长东南，实未知之。’余时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阴生为▯后，二阴生为遁。阴，小人象。阴至于二，则二与五相应，是君子与小人相应，而君子则当遁矣。故二阴生，卦则为遁。此沈浚道源云。
齐地有虫类蚯蚓，大者人谓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声也。孟子所谓：‘吾必以仲子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盖先尝谓蚓，而后充其操。注以为大指，非也。
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说者以为{艹立}阑也，非也，香白芷之类异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说者也。
秦相桧，自遭施全见刺之后，常独处一阁，虽奴仆，非命不敢辄入。季年违豫三衙，杨存中、成闵、赵密往问疾，召入室中，款语久之。言及近日表勋酒颇佳，表勋，赐酒名也，各赠两器，皆降阶谢复坐。顾无仆从，自携出室，亦见
译李景夏问章子厚说：“邹浩劝谏立后，为什么不给他安排一个闲散官职呢？却把他投入监狱并远贬，以此来成就他的名声。”子厚怅然若失，过了很久才说：“你不知道先帝当时非常愤怒。”
李汉老说：“汪彦章、孙仲益，写四六文各得一体，汪彦章擅长铺陈叙述，孙仲益擅长点缀修饰。”
林季野观看鲁直的诗，反复推敲玩味，说：“诗未必篇篇都好，但格调体制很高罢了。”
蔡京与了翁有笔墨交往的旧谊，了翁却深深痛恨他。曾有一次入朝，已经列班站立，皇上登殿稍晚，阳光照耀，众人不敢抬头看，蔡京却盯着看，很久不眨眼。他对同省的人说：“这个人真是大贵人。”有人说：“您明明知道他有贵气，为什么不多贬低他一些？而在议论之间对他毫不宽容，为什么呢？”了翁朗诵老杜的诗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况且这个人如果得志，就是国家的大贼，天下的大妖。”于是借紧急公事，请求列举蔡京悖逆奸诈的十件事。
杨龟山见到李伯纪，责备他在被贬降期间建造宅第，对人说：“李三闲不住。”
我曾经论及写诗文，如果不得其道，那么千首诗如同一首诗，千句话如同一句话，从年轻到老练，就像早晚之间一样没有变化。居仁对于诗，每次见面都有变化，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这难道是偶然吗？
山谷说：“诗意无穷，人的才力有限。用有限的才力，去追求无穷的意思，即使是陶渊明、杜甫，也不能穷尽。然而不改变它的意思，而创造新的语言，叫做换骨法。模仿它的意思并加以形容，叫做夺胎法。”
韩退之的《答李翱书》，老苏的《上欧公书》，最能体现写文章养气的妙处。西汉自王褒以下的文字，专门追求辞藻，不再简练古朴。而谷永等人的书信，杂乱引用经传，没有自己的见解，离古学就远了。这是学者应该深深警戒的。
《汉高纪》中的诏令雄健，《孝文纪》中的诏令温润，距离先秦古书不远，后世不能达到。到了孝武帝的诏令，开始追求文采，也就逐渐衰落了。
凡是读史书，每看一篇传记，先确定这个人是什么类型的人：或者是道义型，或者是才德型。大节没有亏缺，人品已经确定，然后看这篇传记的文字如何。全篇文体已经明白，之后采摘人事，可以作何用途，奇词妙语，可以辅助笔端的记下来。这样读史，大概不至于徒劳无功。如果在这几项中，只做一项功夫，恐怕不算尽善尽美。这是室看史的方法。
东坡的三马赞：“振鬣长鸣，万马皆喑。”这些都是记载中不传的妙处，学文的人如果能沉浸体味这些话语，自然有入门之处。
东坡说：“意思表达完而语言停止的，是天下的至言。然而语言停止而意思不尽的，更是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
石林每晚必定邀请子女儿媳列坐讲解《春秋》。听的人不高兴地说：“老翁又讲说《春秋》吗？”
石林写文章，一定有格式。昭慈太后去世，石林入郡中服丧，住在州北的空相寺。正在构思写慰表时，门人有人看见他，刚坐下，又有来访者到，石林出去迎接。案上有一本书，题着：文格十七。打开一看，是唐人慰表十三篇，都是当时相类似的。
石林凡是看文字，采摘两个字以上的对句，举子用作赋，入仕用作四六，显达用作制诰。两个字的议论，举子用作论策，入仕用作长书，显达用作奏议。
陈莹中说：“元丰乙丑年，担任礼部检点官。当时范淳夫同在院中，与淳夫同舍，因此谈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范公说：‘只有伯淳先生能做到。’我问说：‘伯淳是谁？’范公沉默了很久，说：‘你竟然不知道有程伯淳吗？’我谢罪说：‘生长在东南，实在不知道。’我当时二十九岁，从此常以见识浅陋自愧。”
《易》乾卦一阴生为复后，二阴生为遁。阴，是小人的象征。阴到了二，那么二与五相应，是君子与小人相应，而君子就应当隐退了。所以二阴生，卦就是遁。这是沈浚道源说的。
齐地有一种像蚯蚓的虫，大的叫曲善，掰开地行走，是呼的声音。孟子所说的：‘我必定以仲子为巨擘者’，就是蚯蚓中大的。大概先叫蚓，而后充其操。注以为大指，不对。
现在与杨、墨辩论的人，如同追赶放走的猪。既入了它的笠，又跟着招呼它。解说的人以为是{艹立}阑，不对，是香白芷之类的异名，猪所喜欢的，既放走了它又招呼它，不是善于治理邪说的人。
秦相秦桧，自从遭到施全刺杀之后，常独自处在一阁，即使是奴仆，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进入。晚年违豫三衙，杨存中、成闵、赵密去问疾，召入室内，款待交谈很久。说到近日表勋酒颇佳，表勋，是赐酒名，各赠两器，都降阶谢恩后复坐。顾无仆从，自携出室，也可见
显仁遗诏曰：“东宫有千八百三十万缗，奇数为献，遗世多疵。”文潞公遗张贵妃灯笼锦，事甚暧昧，盖家人之节不谨故尔。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谤而不辨，益见文公之容。
释氏但知极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学本于和顺，于道德至理于义则违之，故治国不得。
胡如村言：“嘉▯以前士风，宰相与庶官书启，具衔，前名后押字，外封全写衔，封皮上头乘签子云：‘书上某官’。士人用名纸，有官即不用。吊慰人即用名纸，如见士人。敬之者亦用门状，见常人即以手状。”
译显仁皇后的遗诏说：“东宫有千八百三十万缗钱，因为数目是奇数，所以进献，遗留于世多有瑕疵。”文潞公赠送给张贵妃灯笼锦，这件事非常暧昧，大概是因为家人在礼节上不够谨慎的缘故。文公起初并不知道这件事，然而他安然承受诽谤而不辩解，更加显示出文公的宽容。
佛教徒只知道追求极高明的境界，却不能阐述中庸之道。推究其学说本源于和顺，但在道德至理和义理上却与之相违背，所以无法治理好国家。
胡如村说：“嘉〇年以前的士人风气，宰相给普通官员写信，要写全称，前面写名字，后面画押，信封外面完整书写官衔，封皮上头贴着签条写着：‘书上某官’。士人使用名纸，如果有官职就不使用。吊唁慰问别人就使用名纸，如同拜见士人一样。尊敬对方的人也使用门状，拜见普通人就使用手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