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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鼠璞 宋 戴埴

○媵妾

《江有汜》的序言中有嫡妻与媵妾的说法，郑玄引用《公羊传》说：“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由两个国家送媵妾”，又引用《昏礼注》说：“古代女子出嫁，侄女和妹妹陪送”。朱熹认为这首诗中没有劳苦却无怨恨的说法，因此对序言产生怀疑。我本来不敢妄加议论，但考察经传：媵，是专门陪送婚礼的名称，就像丧礼中的赙赠一样。《史记》记载伊尹作为有莘氏的媵臣，古史记载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于是让伊尹作为陪送的人。《春秋》记载公子结陪送陈国女子到鄄地，以及逮捕虞公和井伯来陪送秦穆姬。晋国将要嫁女给吴国，齐侯派析归父去陪送。伊尹、公子结、虞公、井伯、析归父都曾担任过媵。起初并没有说某国的女子作为某国的媵妾。《左传》说：同姓国家陪送，异姓国家则不陪送。不过是说同姓至亲，可以讲究馈赠嫁女的礼节，异姓国家则可以省略罢了。然而《春秋》记载“齐人来媵”，与卫国、晋国的措辞没有不同，记载“人”而不记载“女”，事情非常明白。况且当时鲁国是弱国，曾经被齐国、晋国欺凌，尚且恐怕不屑于让女子做媵妾，齐国、晋国是大国，肯让女子做鲁国女子的从妾吗？古代是否有一娶九女的事情，都不可知。考察经传，断然不把妾解释为媵。《楚辞·九章》说：波涛滚滚前来迎接，鱼儿成群前来送我。朱熹注：媵，是举送的意思。波涛来迎，鱼儿来送。《易经·咸卦》象辞说：感应到辅助、脸颊、舌头，是通达口说。《释文》说：滕，是通达的意思。郑康成、虞翻写作“媵”但也解释为送。以此证明媵是送的意思，更加明白。《尔雅》说：媵，是将送的意思。注：比“将”送得更远，解释说：是说随行。孙炎说：是送行之送。即不指为妾。《公羊传》：在太庙举行仪式，用来迎致夫人，称姜氏，是贬低，讥讽以妾为妻，胁迫于齐国媵妾之前的人。《汉书·艺文志》说董仲舒认为嫠在楚国娶妻而齐国陪送，胁迫国公立为夫人，这是汉儒的议论，恐怕是因为《诗经》序言而讹传。从此以后史传所载，妾媵的说法纷然杂陈了。

○去国

世人把离开朝廷称为去国，沿用孔子离开父母之国的说法。然而现在与列国并存的时代不同，春秋时期，离开鲁国去齐国、离开秦国去晋国可以说去国。既然天下一家，除非能向北逃到胡地、向南逃到越地，即使辞别荣耀的宫廷，退隐山林山谷，哪里不是王土呢？

○呼父为爹

梁朝萧憺任荆州刺史返回时，人们歌唱说：始兴王，人的爹。赴急如救水火，何时来哺育我。《传》说：爹，徒我反，是荆楚地区的方言。现在浙江人把父亲称为爹，字相同但读音不同，也是随着地方语音而变化。《广韵》：爹，陟斜切。注：羌人称呼父亲，徒可切。注：北方人称呼父亲，其说法非常明白。{父者}，正奢切，注：吴人称呼父亲。爷，以遮切，注：俗称为父。声音大致相似，隋朝回纥传称父亲为多，也是这类情况。

○驺虞

把驺虞当作野兽，始于司马相如《封禅书》中的“囿驺虞之珍群”。欧阳修引用贾谊《新书》中“驺，是文王苑囿的名称；虞，是虞人的官职”来驳斥它。汉儒崇尚符瑞，以龙、麟、凤、龟为四灵，后来增加驺虞以配合五行，说：龙，是仁兽；凤，是礼兽；驺虞，是义兽；龟、麟，是智与信兽。其荒谬可知。驺虞作为野兽不见于其他书籍，贾谊以虞为官，是正确的。以驺为苑囿则又是穿凿附会。考察《传》：驺虞，是乐官完备的意思。又说：天子田猎，七个驺官都驾车。可见虞固然是山泽之官，而驺也是官职。大概文王田猎，即使是驺官随从和虞人这样的贱职都有仁心，诗人于是赞叹赞美他们。如同宣王出行狩猎，必定说到徒御；齐侯在沛地，必定召唤虞人。驺虞并称于经旨并无妨碍。至于说不吃活物、不践踏活草的说法，我不敢相信。

○篙师

海船称呼篙师为长年。按杜甫诗：长年三老歌声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古今诗话》说川陕地区把篙手称为三长老，大概是推举一船中最尊贵的人而言。

○泮宫

鲁国的泮宫，汉儒认为是学校。我看《菁菁者莪》的序言说乐于培育人才，而诗歌叙述教养的兴盛，中阿中陵谁不知道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只有《泮水》的序言只说：歌颂僖公能够修缮泮宫。而诗歌说“无论大小，跟随公去出征”，则是征伐之事，说“顺应那条长路，屈服那些群丑”则是克敌之功，说“淮夷所服”、“已经攻克淮夷”、“淮夷最终被俘获”则是歌颂淮夷的臣服。假如说在学宫接受成功，“献馘”、“献囚”，是可以的。在这里接受“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全部聚集，为什么呢？有人说：“济济多士，能广德心”，这是在泮宫之士，然而不说教养之功，而接着说“桓桓于征，狄彼东南”，不过是跟随出征的多贤，为什么呢？又说：“载色载笑，匪怒伊教”，这是公的设教，然而不说教化及于群才，而先说“其马跷跷，其音昭昭”，不过是宴游的和乐，为什么呢？合

译序文与诗歌，起初并没有培养人才的说法，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一点。《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所记载的事情，没有比复古更大的了，僖公登台观察云气，这是小事，左丘明尚且详细记载。学校长久废弃而突然恢复，大概关系到我们道统的兴盛与衰败，为什么经传中竟然没有一字提及，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二点。《鲁颂·泮水》说史克作颂来修明伯禽的法度，足以用来体现爱民、务农、重视谷物等几件事，如果确实能够兴办推崇学校，史克为什么不表彰并宣扬它，以夸耀君主的盛大美德，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三点。上庠，是虞代的制度；东序、西序，是夏代的制度；左学、右学、东胶、虞庠，是商周时期的制度。《孟子》说庠、校、序都是古代的学宫，如果诸侯的学宫确实名叫泮宫，为什么其他国家完全没有听说过，这是值得怀疑的第四点。记载《礼》的多出自汉代儒生，他们所说的泮宫，大概是因为《诗经》而产生了讹误。郑玄解释《诗经》说：泮意思是半，诸侯的学宫，东西门以南通水，北面没有水。他解释《礼记》说：泮意思是班，以此来颁布政教。如果郑玄确信它是学宫，为什么随着字义导致穿凿附会的言辞，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五点。有了这五点怀疑，我认为僖公不过是在泮地建造了一座宫室，在落成庆贺之际，诗人善于祈祷，希望我们君主来到此地，在此地“永远赐予长寿不老”并征服戎狄，在此地昭示诚敬以祭祀祖先而招致大福，在此地献俘献首而接受珍宝贡品。这篇诗与宣王考室之诗互为表里，只是周朝是居住的房屋，鲁国是游历随从的宫室，祝颂的内容有所不同。我查阅：《通典》说鲁郡就是古鲁国，郡中有泗水县，泮水发源于此。然后才知道泮是鲁地的水名，僖公在上面建造宫室。《诗经》说“翩翩那飞翔的鹌鹑，聚集在泮水边的树林”，林，是林木聚集的地方。如果把泮水解释为半水，泮林也解释为半林吗？泮是地名，与楚国的渚宫、晋国的虎祁之宫没有不同。于是又在《庄子》中寻找，它说历代的乐名：黄帝、尧、舜、禹、汤、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间说文王有辟雍。因此把辟雍当作天子的学宫，也是不对的。《诗经》说：“在泮水击鼓敲钟，在辟雍享乐”，又说：“镐京的辟雍，没有谁不臣服”，也没有培养人才的意思。《庄子》距离古代不远，必定有传授。汉代儒生因为解释泮水又说到辟雍，探求其义理不可得，所以把“辟”转为“璧”，解释为圆形的水。

译○正月、五月、九月为三长月

如今世俗之人在这三个月吃素，按照佛教《大智度论》的说法：天帝释用大宝镜照耀四大部洲，每月移动一次，观察人的善恶。正月、五月、九月照耀南瞻部洲。唐代在这三个月不执行死刑，称为三长月，节度使因此禁止屠宰，不上报官府。这简直是认为天帝释可以被欺骗，荒诞可笑。然而《礼记·月令》在孟春时说：不要伤害胎卵，不要聚集大众，不可以兴兵动武；在仲夏时说：君子要斋戒，务必收敛身心不躁动，饮食清淡，节制嗜欲，安静行事不施刑罚；在季秋时说：命令众百官，无不致力于内政，以顺应天地收藏的规律，不要向外宣发。这难道是时令本来如此吗？

○左氏筮《易》

《易经》中关于变卦的说法起源于《左传》，比如郑伯廖讨论公子曼担任卿职，是从《丰》卦上六爻变为《离》卦；晋国军队救援郑国，是从《师》卦初六爻变为《临》卦；子展讨论楚王的死，是从《复》卦上六爻变为《颐》卦；蔡墨讨论龙出现在绛地，是从《乾》卦初九爻变为《坤》卦，说：潜龙勿用。九二爻变为《同人》卦，说：见龙在田。九五爻变为《大有》卦，说：飞龙在天。上九爻变为《剥》卦，说：亢龙有悔。纯《乾》卦变为纯《坤》卦，说：见群龙无首，吉。《坤》卦上九爻变为《剥》卦，说：龙战于野。这种关于变卦的说法，往往只涉及一爻或一卦的变化，泛泛地发表议论，本来是可以的。但如果从筮法来说，六爻都应该有变动。《左传》所载的占筮，全都不超过一爻的变化。陈敬仲的占筮，《观》卦六四爻变为《否》卦；毕万的占筮，《屯》卦初九爻变为《比》卦；季友的占筮，《大有》卦六五爻变为《乾》卦；晋伯姬的占筮，《归妹》卦上六爻变为《暌》卦；卜偃勤王的占筮，《大有》卦九三爻变为《暌》卦；齐棠姜的占筮，《困》卦六三爻变为《大过》卦；鲁穆子的占筮，《明夷》卦初九爻变为《谦》卦；周始生的占筮，《屯》卦初九爻变为《比》卦；南蒯叛乱的占筮，《坤》卦六五爻变为《比》卦；晋国救援郑国的占筮，《泰》卦六五爻变为《需》卦。这十件事更没有两爻以上变动的，只有晋国讨伐郑国的占筮遇到《复》卦。从全卦来说，季武子报聘的占筮，《艮》卦八之《随》卦，以六二不变爻取义。难道一卦与一爻变与不变者，其象纯一，可以立论，姑且假借这些来附会吗？不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占筮的应验为什么没有两爻以上变动的可以记载呢？《左传》失之诬妄，我在此处发现了这一点。

○探花郎

《摭言》记载：唐代进士在曲江赐宴，设置团司，年纪最轻的为探花郎。本朝胡旦榜冯拯为探花，太宗赐诗说：二三千客里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宽夫《诗话》也说：期集，选择少年为探花，是杏园赏花之会使少年者探之，本来不是尊贵的称呼。现在用来称状元，不知是什么意思。《东轩笔录》说期集，选择年少三人为探花，让他们赋诗。熙宁年间余中为状元，请求罢免宴席、探花以厚风俗，听从了他。恐怕因此讹传为第三人。

○彭祖经

世俗认为素女术出自彭祖，我考证《列仙传》，彭祖说：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后人收集他的采纳之术，称为《彭祖经》。这是彭祖的采纳，以存真葆卫为先务，与世上的说法大相径庭。所谓丧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只是想要形容八百岁之寿且久罢了。《汉书·艺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并且说圣王制外乐，不禁内情，为之节文，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陷命，即此类也。

○扶桑

《离骚》说：饮马咸池，总辔扶桑。《东京赋》说：登天光于扶桑。谢庄《月赋》说：擅扶桑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张衡《思玄赋》：凭云遐逝，夕宿扶桑。东坡说：一醉扶桑瞰，半夜扶桑开。《淮南子》说：日出旸谷，拂于扶桑。注说：东方之野。《山海经》说：旸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乌。这样看来扶桑在沉寥之表。等到看南齐《扶桑传》沙门慧深来说：扶桑在大汉东二万里，土多扶桑木，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绩其皮为布锦及纸。其地乃在中国东，或谓日出扶桑以日自东方出耳，犹倭自谓日出处天子耳。《山海经》多诞，不足为据。杨雄《浑天赋》谓扶桑临于大海。李白诗谓：西海栽若木，东溟植扶桑。竟以扶桑为日。《西京赋》复与旸汜对说。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释常谈载之详矣。予复得数字，晋挚虞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纟圭阂（上，胡话反；下，胡爱反

译“不通”二字，就是今天的“乖隔”字。《晋书·礼仪志》中有《懊侬歌》（“懊”字音乌浩反，“侬”字音奴浩反），就是今天的“懊侬”字。卫恒在论述字体态势时说：“有的字如‘黹’（上纸下主）加点，形状像连珠”，就是今天的“黹”字。王沉在《释时论》中说：鼻子高耸而刺向天空。成公绥在《啸赋》中说：声音轰响，盖过劳曹。这些就是今天的“髎”、“劳曹”等字。古人使用这类字，并不被认为俗气，这是为什么呢？

译○虎石蛇杯

大抵奇异的事情容易失去真实。虎石、蛇杯的意义大致相同，都有两个出处。《汉书》记载：李广外出打猎，看见老虎，射它，箭镞没入其中，仔细看原来是石头。箭射不进去。《韩诗外传》记载：熊渠子夜里看见老虎，射它，箭镞没入其中，箭羽也饮入石中，下来看才知道是石头，再射，箭折断而没有痕迹。《晋书》记载：乐广赐给客人酒，杯中有蛇，不久客人病了。乐广猜想是厅堂墙壁角的影子，再次摆酒，客人立刻痊愈。《风俗通》记载：应郴请杜宣喝酒，杯中像有蛇，杜宣得了病。后来在原来的地方设酒，蛇原来是弓弩的影子，心意于是解开。这两件事在人名上都不符合，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次对

现在的人把唐代百官入阁待制称为次对，用次对来称呼待制。然而唐代初期，京官五品以上的清官，每天有一两人随侍仪仗以备顾问。贞元七年，在常参日引见两人进行次对，询问政事。元和年间，武元衡有请求，将两者合并为一。唐代的待制不像本朝有这个官职。建隆年间的诏书：每次内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依次轮对。淳化年间的诏书：百官次对，遇到起居日常参官两人进行次对。皇祐年间的诏书：两制、两省、台谏、三馆、带职省府推判官进行次对。这是次对就是轮对，不是待制的职责。本朝侍从本来与百官轮对，元祐年间因为王存的奏请而废止，又在绍圣四年恢复，绍兴年间采用吕祉的奏请，才开始有巳见请对的制度。这就是次对、轮对本来没有区别。

○琉璃

琉璃，是自然生成的物品，光彩润泽，超过各种玉石，它的颜色不固定。《魏略》说：大秦国出产绿、缥、青、绀、赤、白、黄、黑、红、紫十种琉璃。《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用白光琉璃做马鞍，在暗室中照亮十馀丈，如同白天一样。现在使用的青色琉璃，都是熔炼石汁用各种药物灌注而成的，始于元魏，月氏人商贩到京城能铸石为琉璃，采矿铸造，从此变得廉价不再珍贵，不是真正的天然物品。《广雅》把琉璃当作珠玉，接近事实。

○馄饨

《续释常谈》引用《资暇录》说：馄饨用来象征浑沌，不直接写混沌，而是从食字旁。没有记载故事。《事物纪原》并没有这个名目。《唐逸史》记载：李宗回客知人饮食，将要一同拜见华阴令，客人说：与您吃五般馄饨。等到见面果然如此。《酉阳杂俎》说：现在士大夫家有萧家馄饨，滤去汤肥，可以用来煮茶。这是旧有此名。《本草》记载艾叶治疗一切鬼气，炒制做馄饨，吞服三五枚，用饭压住。取混沌的意义，确实如此。都从食字旁，为什么呢？

○鬻爵

现在卖爵位泛滥，到了极点。多归咎于晁错开创先例。我认为现在的弊端不是卖爵位，而是卖官职。卖爵位所卖的是，虚利归于上级。卖官职所卖的是，实利归于下级。卖爵位虽然不是正统言论，然而晁错命令招募天下人纳粮得以授予爵位，六百石爵位为上造，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不过是给予虚爵以免罪，起初并不是委任官职事务。文帝时张释之凭借资财担任郎官，武帝命令官吏纳粮补官，郎官达到六百石。这不只是卖爵位而是卖官职。到了灵帝鸿都门榜卖公卿，以及州郡黄散、段颎、张温、崔烈虽然有功劳勤勉名誉，也凭借贿赂得到。晁错再生必定大为嘲笑。

○傲骨

唐人说李白不能屈身，因为腰间有傲骨。我看世俗像油脂一样圆滑、像皮革一样柔顺的人，也是本气质自然如此。《诗经》说：蘧蒢，口柔，不能俯；戚施，面柔，不能仰；夸毗，体柔，卑屈以柔顺人。上天如果赋予这种气质，期望他刚毅自立，可以吗？

○大人堂

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内府治北，俗称为阚相公祠。侍郎高闶撰写的记文说是节度使钱亿祠堂，当地人不肯称他的名字，尊称为大人。《新志》怀疑它，因为意义不明确。查考钱亿是吴越王钱俶的弟弟，从汉乾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死于任上，前后二十三年。当时钱俶占据吴越，钱亿在镇守很久，官府就是家。从乾德五年到开宝七年，虽然无法考证继任的人，然而钱亿以前如钱元瓘、钱元瓘都是钱氏子弟，钱亿死后不是儿子世袭，在府治设置家庙，那么开宝八年侄子钱惟治担任节度使，创建祠堂，以供奉香火。大概大人的名称特别子弟尊称诸父的通号。《家语》曾子说：参得罪大人。《汉书》高帝说：起初大人常认为臣无赖。疏受回答叔父疏广说：听从大人意见。用大人命名祠堂，钱氏子弟及侄子钱惟治祭祀钱亿很明显，称为堂就是祠堂，以便于往来，在府治内立祠。况且钱亿浚湖筑塘、修它山堰等，对百姓有功，建立奉国节度从钱亿开始，与泛泛的郡守不同。钱亿既然久任，钱惟治在镇又五六年，继此遂列祠于五庙。如果说阚燔，阚燔没有显赫功劳，况且是吴越家臣，无缘钱氏子弟肯在治所供奉祠堂。用大人称呼，没有嫌疑。现在

译所谓阚相公，是因为燔是钱氏的臣子，曾经镇守这块土地，人们将他附祀在旁，百姓有祈祷之事，不敢亵渎他的尊位，便向阚相公祈求，后来人们便只知有阚相公，而不知有亿。如今又有了阚相公五通神的称号，尤其可笑。有人误传他是吴国太傅阚泽，阚泽是慈水人，不曾镇守这块土地，郡治尚未迁移，不应先有此祠庙。至于说他是大人之名，更是毫无根据。

译○姓氏采用省文

古人姓氏采用省文的情况很多，如谢与射，落与洛，〇束与束，蔓与{艹禺}，姒与似，莘与辛，桥与乔，熊与能，随与隋，只有十多个姓氏。唯独去掉邑旁（阝）的情况较多，如邾与朱，〇阝与〇，〇与谷，曾阝与曾，邵与召，鄣与章，背阝与背。也有分为两个姓氏，稍有增减的，如{非邑}去掉邑旁改为衣旁，郇去掉邑旁加上草字头，郜去掉邑旁加上三点水。大体上古人用字力求省略繁复的文字。姓氏中带有邑旁的很多，有人说这是为了避地、避难、避仇，未必都是这样。

○旗纛将军

《唐书·百官志》记载：节度使辞行之日，皇帝赐给双旌双节，出行时树立节杖和六纛，进入辖区后建造节楼，用鼓角迎接。本朝设有六纛旌节门旗两面，受赐后收藏在官署或私宅中，称为节堂。每月初一、十五的次日祭祀它，称为衙日。大概有旌节就有神祀，如今节镇重视这个，但祭祀节堂和衙门的礼仪已经废弛了。

○《诗》《书》篇名

《尚书》篇名中所谓将大禹、皋陶、益稷分为三篇，只是因为竹简不能承载太多文字，不得不分开。因为文中有“暨益暨稷”的话，所以命名为《益稷》，这就像《论语》、《孟子》的篇名一样。孔子因为不忘益稷的功劳，就认为文义过于深奥了。《诗经》篇名的例子不一，《关雎》、《葛覃》之类，取首章；《权舆》、《驺虞》之类，取末章；《召〇》、《韩奕》之类，取一章的意义合成文；《氓》与《丰》、《荡》与《绵》之类，取章中一个字；《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则取章中一句话。只有《雨无正》、《酌》、《赉》在诗中没有什么依据，毛氏强行解释说：雨从上下，叫做赉予。说：斟酌先祖的道，内心不安。虽然是支离牵强的辩解，与《诗经》完全不类。也有例子相同而名称不同的，“绵绵瓜瓞”与“绵绵葛ぱ”相同，一个取《绵绵》的意义，一个以《葛ぱ》为名；“绵蛮黄鸟”与“交交黄鸟”相同，一个取《绵蛮》的意义，一个以《黄鸟》为名。看来编《诗经》的人随意取名为篇名罢了。

○穆生疏广知机

师儒用来阐明道义和出处，尤其应当懂得时机。穆生因为楚王不再设醴酒，认为楚王将在市井中钳制我，于是称病，而申生受到胥靡的刑罚。疏广看到元帝不聪明，认为官位成名后如果不离开，将会后悔，于是称病离职，而张禹受到牢狱之祸。由此可知穆生、疏广、萧望之的优劣。

○香药卓

苏东坡《与章质夫帖》说：公会用香药都是珍物，极大地给番商坐贾带来痛苦，大概是最近制定这个条例，如果奏请废除它，对阴德不是小补。我考证苏东坡在绍圣元年到达五羊〇担任帅职，广州通商舶输出香药，当时好事者创立这个，其他地方未必如此。如今公宴上香药另设卓案作为盛礼，私家也使用它，始作俑者不可不谨慎。

○魏相许伯

士大夫的出处如同浑金白玉，不可玷污缺损。魏相是贤相，起初奏封事以及白去副封，是借助许伯的路径，于是霍氏杀害许后的阴谋才得以听闻。随即诏令魏相担任给事中。给事中是近习之官，汉初不授予士大夫，魏相安然接受，渐渐居于相位。为何起初进身就不正呢？用平恩侯保护太子家，疏广能言善辩，魏相说这不是我所能及的，魏相难道没想到这一点，感念汲引之恩，不敢劝谏罢了。王吉说许史贵宠，谢病归乡而魏相不能挽留。汉朝以外戚中断，是魏相开启的，秉持汉史直笔的人应当记载：汉朝由外戚取得相位，从魏相开始。

○六曹尚书为文昌

如今以六曹尚书为文昌，查《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叫做文昌宫，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禄、司灾。《后汉书·志》说出纳王命，敷奏万机才是文昌。天府李固说：尚书如同天上的北斗，尚书令及左丞，总领纲纪。仆射、右丞，分掌廪谷就是这样。汉朝又有录尚书事，令、录、仆、丞总以尚书来说，就是如今的尚书省，古代的纳言职。本朝令、录不设置，有两个仆射两个丞，自从更改官制，以左右仆射、左右丞为宰执，就是中兴后的左右相及参政。六曹分职，既然不是尚书省的长官和副职，却称为文昌，这是文昌宫的将相反成为列曹的属官了。

○麟趾

如今称宗寺为麟寺，玉牒为麟牒，宗英为麟趾之秀，大概本于《诗序》，说衰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说：后世虽然衰微，宗族仍然振振信厚。前辈说：文王教化施行，虽然商朝衰世的公子也信厚，与有商孙子侯于周服相同。两种说法都有衰世的言辞，也是语忌王言宣布，似乎不可使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尚书用星履、曳履是熟事，两个出处都不可用。汉朝郑崇担任尚书仆射，拖着革履，皇上说：我认识郑尚书的履声。这是仆射的事。唐朝韦见素担任吏

译吏部侍郎，杜甫诗中说：“持衡留藻鉴，听履上星辰。”这正是吏部侍郎的职责。

译○绿野堂白莲社

闲居借用“绿野”之名，是指裴度在唐文宗时期留守东都时修建的厅堂，他虽然穿着野服、神态萧散，不干预政事，但当时仍保留御史台的职位，并非真正的闲居。宫观借用“莲社”之名，是指白居易退休之后，与僧人如满在香山修习净土法门，号称白莲社，这是白居易退休后的事。

○雁塔题名

我得到唐代雁塔题名的石刻，仔细阅览，凡是留题姓名的人，僧人、道士、平民百姓前后不一，并不只是新科进士。唐代进士只是在曲江宴赏之余有这样的聚会，就像如今北方使臣经过钱塘，惯例在浙江观潮、到天竺烧香一样。如果泛泛地将雁塔题名说成是登第庆贺的言辞，那么观潮烧香也可以专门说是北方使臣来朝的事吗？

○防海

水军始于吴越，只有曹操、刘备在赤壁的大战，南北分界，依靠长江来防御。建炎年间南渡才开始有防御海疆的说法，沈与求说敌人制造海船，担心是用虚张声势来恐吓我们。议论的人大多想在明州向头设置防备，听说海船从京东入海，必定经过泰州港口、通州料角，向东则经过通明镇等地，其次到达平江进入北洋，其次到达金山，其次到达向头。料角的水势湍急险恶，一旦迷失水道，船只必定沉没，只有依靠沙上的水手才能转向。推测胡人离开马匹就不能有所作为，一艘船能容纳几匹马，这可以说是非常恰当的分析。绍兴末年，李宝在苏州洋面放船，三天风势猛烈，船只散乱无法收拢。他洒酒自誓，风停后，退泊到明州关奥，追集散乱的船只，过了十天后才恢复原状。想要趁机迅速出发却起了风，波涛如山，经过一个月还不能前进。南方人熟悉海道，对于船只并非不便利，尚且艰难阻碍到如此地步，何况北方人呢？胶西之战，女真人趴在船上睡觉，几乎不能动弹。采石之战的胜利，也是因为女真不熟悉江道，能施放弓箭的人，每艘船不过几个人，全部死在江心。现在的人不考察事情的始末，北风一有警报就纷纷谈论海防。我曾经询问沿海的篙工，他们说北方的船都是枣木等杂木制成，遇到咸水大多潮湿且沉重滞涩，登州、莱州一带只有平底船可以通行，推测使用尖底船，既然不是一次潮水就能到达的，必定有停泊的地方，船少则无法取胜，船多则一旦放入大洋，岂能成群结队到达钱塘。同时出发渡海，快慢上下尚且不能确定，怎么能合力互相救援呢？假如船中的人都熟悉水性，尚且彼此不能保全，何况依靠篙工想一举进入我国腹地以完全取胜，绝对没有这种道理。过去叶义问说土豪熟悉海道，凭借海上渔盐之利，能够役使船户，想在江海要处分设营寨作为土豪的主帅。让土豪在舟楫之间受牵制，官兵在塘岸之上扼守，那么官府没有虚费，百姓没有横遭骚扰。这个策略很好。盐城、石港、料角等地，都可以施行，靠近浙江则各屯大军，规模已经完备，不必担忧了。

○丽正门名

现在行在的南大门名叫丽正，本意是取重离丽正的含义，然而丽正是唐代集贤院的名称，张说认为丽正是掌管礼乐的机构。丽正书院，在开元五年建立，十三年改为集贤院。

○中书见胡旦

《湘山野录》记载：胡旦请求入朝觐见，王沂公上奏说胡旦盲废，请求送他到中书省询问求见的原因。于是到了中书省，王沂公与各位宰相按照学生的礼仪列队拜见，胡旦长揖后坐下。中书堂，是宰相处理政务的地方，表率百官的礼仪在这里，外臣请求对答，送到中书省引问，自有公家的礼仪，哪有闲暇讲究师生之间的私敬。胡旦在都堂安然接受各位宰相的拜见而不推辞，绝对没有这种道理。

○一字师

《南唐野史》记载张迥《寄远诗》：蝉鬓凋将尽，虬髭白也无。齐己改为：虬髭黑在无，张迥拜齐己为一字师。陶岳《五代史补》：齐己带着诗去拜访郑谷，咏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说：数枝不是早，不如一枝。齐己拜郑谷为一字师。一说张迥礼敬齐己，一说齐己礼敬郑谷，难道是一件事讹传为两个人，还是齐己把他当作老师的人又反过来成为别人的老师呢？然而把“白”改为“黑”，那就是两字师了。陈辅之《诗话》说：萧楚才任溧阳知县，乖崖任太守，有一绝句说：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楚才把“恨”改为“幸”，是一字师，这却是引用前面的故事。

○温公申公议论

司马温公与吕申公友善，一同被召试知制诰，温公应试而申公推辞，改任天章阁待制。温公认为申公不如自己，任命下达后极力推辞说：一同被召而只有我接受，这是您显示廉洁谦逊而我无耻，于是也辞去了这个职务。我猜想温公是借此来推辞恩宠罢了，士大夫立身行事，各有准则，一进一退，只求心安，岂在于苟且相同。范景仁与温公结为异姓兄弟，内心未曾不合，出处各自遵循自己的志向，不失为志同道合，人们怎么能议论他们的优劣。

○中涓

现在的人通称竿椟为典签，是王府的官员，记府、掌记，是幕府的官员，已经是难以使用的书吏。中涓的称号尤其更加僭越，汉代石奋任中涓，接受文书谒见，这难道是臣下所应该使用的。

○桂玉

马存子长游对子游说：京师的柴

译束桂，膏肉如玉。世以桂玉之地为京师。按《战国策》苏秦曰：楚国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见如鬼，王难见如天帝。乃楚国故事。

捆扎桂木，油脂和肉像玉一样珍贵。世人把桂木和玉都昂贵的地方称为京师。查考《战国策》中苏秦说：楚国的食物比玉还贵，柴火比桂木还贵，想见传达官像见鬼一样难，想见楚王像见天帝一样难。这是楚国的旧事。

译○家道

圣贤谈论治家之道，诸如“齐家”、“御家”、“闲有家”，都含有严肃庄重、不可侵犯的意思。舜帝将两个女儿嫁给虞舜，必定说：要给两个女儿做出榜样。文王对待大姒，必定说：要给妻子做出榜样。齐、御、闲、刑都以严厉为主。《易经·家人卦》说：“家人高高在上，妇女小孩嘻嘻哈哈。”最终会有憾惜。治家的道理，与其失之于宽纵，宁可过于严厉。严厉虽然让人觉得防范太过，缺乏宽裕的气象，但最终结果是吉祥的。宽纵则会导致放纵放肆，纲纪荡然无存。所以，家庭将要兴盛时，父子、夫妇之间井然有序、合乎礼制，在严肃端正之中自然和谐庄重。一旦失去治家的节制，就会宽纵太过，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夫妇不成夫妇，败坏伦理、违背法度，无所不有，乖戾争斗、欺凌冒犯的风气反而由此产生。所以说：“王假有家。”“假”也是“正”的意思。

○《橄榄诗》

东坡的《橄榄诗》说：“等到微甘回味到齿颊间，已经输给了崖蜜那十分的甜。”注释引用杜甫的诗句：“崖蜜松花落。”《本草》记载：“崖蜜，是黑色的蜂在岩石间筑巢酿成的蜜。”崖，指高峻的地方。然而东坡的诗是与橄榄相对而言，并非真的指蜂蜜。《鬼谷子》说：“崖蜜，就是樱桃。”其他经典中没有见到这种说法。我读《南海志》记载：“崖蜜，果实小而黄，壳薄味甘，增城、惠阳的山间有这种果实。”虽然不知道它是否与樱桃是同一种东西，但大概是同类。注释东坡诗的人引用小说中橄榄与枣争辩的故事，枣说：“等你回味时，我已经甜了。”这只是东坡公换用“崖蜜”来对仗罢了。山谷咏橄榄说：“想与余甘子有瓜葛，苦中的真味晚方才回味。”东坡取的是味道相反，山谷取的是味道相投。李义山《蜂诗》：“红壁寂寥崖蜜尽。”这里只是当作蜜来用，不是指樱桃。

○寓钱

《法苑珠林》记载：纸钱起源于殷长史。唐代《王〇传》记载：汉代以来都有埋钱（瘗钱）的习俗，后来民间风俗逐渐用纸来代替钱，王〇于是将其用于祠祭。现在儒家认为这是佛教的法子，在丧祭时都摒弃不用。我认为不是这样。人死了却把他当作活人对待，是不仁；人死了却把他当作活人对待，是不智。称之为明器，是使神明知晓。汉代的埋钱，接近于把人死了当作活人对待；用纸代替钱，也是明器，与途车、刍灵有什么差别？俗人认为这些真的能在冥途中使用，那就可笑了。

○恩科

《闻见录》记载：至和年间，富公主持朝政，设立了一项“一举三十年推恩”的法令。大概因为富公与段希元、魏升平在科举考场中交好，不想私下恩惠他们，所以为天下制定了制度，世人认为推恩法始于富公。我认为不是这样。仁宗开设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条陈当世政务，当时正以杜绝侥幸、澄汰不才官吏为说辞，没有理由凭私意创设这个科目。考察本朝开宝三年诏令礼部审查进士十五年以上的，司马浦等人赐予出身。祥符八年诏令进士六举以上，即使不符合资格也奏请赐予，特奏名七十八人。天圣二年以特奏名李道宗等人担任匠簿，四年诏令进士实际应考三举免除解试，景〇元年诏令进士五举且年满五十，即使考试不合格也上报名字。从此这成为惯例。宝元元年受恩赐的人有九百八十四人。至和年间李柬之因为校勘年资和累举，不要求词艺，称为恩泽四五百人，想要革除它，孙汴等人条陈准备上报。嘉〇元年诏令罢免特奏名，当时富公正好主持朝政。嘉〇二年又赐予特奏名及诸科二百十四人。恐怕是一时诏令罢免特奏，朝廷因此实行裁减罢了。然而嘉〇三年再次详定科举条制，也没有记载“一举三十年”的法令，为什么呢？

○獬豸

吴国的薛综对孙权说：“日南的男女裸体，可以说是虫豸。”五代卢程骂任圜说：“你是什么虫豸。”查《尔雅》：有足的称为虫，无足的称为豸，“豸”字读作“丈尔反”。《十二獬韵》“豸”字下也说：“虫无足。”侯思止说：“獬豸只能触邪吗？”查《说文》：“獬，是独角兽。古代决断诉讼，让它触不正直的人。”“鹿”字读作“丈蟹反”。然而《四纸韵》“犭”字下也注：“獬豸，兽名。”那么“豸”与“豸”意义本来互通，如果有“獬”字，下面虽然读“丈尔切”，也是兽。如果只有“豸”一字，即使读“丈蟹反”，也是虫。现在的人看到御史旧时有獬豸冠，单独称为“豸”，可笑。

○正衙常参

唐代文武职事官，九品以上在初一、十五朝见。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天朝见，称为常参。武官三品以上，三天一朝，称为九参。五品以上及折冲府当值的，五天一朝，称为六参。三天不赶上常参就横行参假。当时皇帝多临幸宣政殿，正衙立仗，在廊下吃早饭后退朝。开元年间，初一十五上宗庙牙盘，避开正殿，移驾紫宸殿，于是唤仗及等候正衙的人从东上阁门进入，称为入阁。唐末战乱，既不常临幸外朝，入阁也废除了。常参官到正衙对立，宰相押班，传令不坐就退下。后唐明宗命令五天一次，到内殿起居。从此宣政殿不再临幸。省台寺监应在京处理事务的官员因为妨碍职事，请求免除，宰相在内朝奏事，中书聚厅，无暇押班，不废除正衙，只等待次及辞谢官、武班诸卫无本品，代理使臣十员。元丰年间开始

译停止常参后，每日参朝的官员包括左右史以及尚书、侍郎、御史大夫以上的高官；每六日参朝的官员包括三省及御史台的官员、寺监长官及副长官以上；每两日参朝的官员包括寺监丞、大理评事以上；每月参朝的官员包括寄禄官通直郎以上。除了初一、十五参朝外，通常以初五、十一、二十一、二十五为参朝日。南宋渡江后，虽然仍有每日参朝的官员，但皇帝不再每日在正衙临朝，又没有入阁的制度，内殿废除了记录皇帝起居的礼仪，加上参朝日有时恰逢酷暑、严寒、风雨潮湿以及休假，因此当皇帝车驾前往德寿宫或国┰中的行宫时，大多免除常朝，实际参朝的日子很少。嘉定末年，臣僚重申并严格这一制度，寄禄官通直郎以上的官员，既然不像太平时期那样，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换上白色朝服，直接骑马前往。他们即使想要赶去参加初一、十五的参朝，也做不到，参朝日大多被免除，情况与从前一样。

译○陈东伏阙

靖康年间，孙觌上疏论奏太学生陈东诱聚众人伏阙闹事作乱，建炎年间黄潜善等人将陈东处以极刑。孙觌、黄潜善这些人不值一提。就连张魏公也上奏说胡〇呈删改陈东的文书，是想让平民百姓挟持任免大臣的权力，几乎招致祸乱。于是以讽谕狂生、动摇国策为由，将胡〇呈追贬编管。有人说张魏公本是黄潜善的门客，按理应是李纲的门客，因此借此机会除去他。张公作为一代人物的领袖，也有这样的过失。当时所说的六贼以及推荐李纲、罢免黄潜善等人，乃是天下人的公论，胡〇呈如果真的删改了这些言论，其用心也不过是出于爱戴君主。张公却不问言论的是非曲直，仅以草野之士挟持权力为罪，那么那些盲诵谏言的乐工，又怎能逃脱谴责？假如建炎年间真的采纳了陈东的言论，必定不会有渡淮航海南逃之事。然而高宗只是害怕重演靖康之祸，不想要伏阙请愿，却并没有因言获罪而惩罚人。后来追赠陈东官职，祭祀陈东的坟墓，赡养他的家人并让他的后代做官，以生前的布衣身份换取身后的法从荣耀，对陈东来说也没有遗憾了。高宗曾说：“我即位后，听信任用非人，至今痛心悔恨，追赠官职推恩赐福不足以表达我悔过的诚意，死者不能复生，追思痛惜没有止境。”圣心如此哀痛，我深深为张魏公感到惋惜。

○十五国风、二雅、三颂

风雅的正变，是从政治状况来说的：从邶到曹，政治本来多有变化；〇、卫、郑、秦，有赞美也有讽刺；太王治理豳地，是风化的基础，为什么都说是变风？《节南山》到《鱼藻》，政治本来已经衰变了；《六月》、《车攻》、《斯干》等诗，为什么说是变小雅？《民劳》到《桑柔》，政治本来已经衰变了；《嵩高》、《韩奕》、《〇民》、《江汉》等诗，为什么说是变大雅？有人说：卫、郑与秦都是国人私下赞美他们的君主，不符合政治的正道。豳地因为周公遭遇变故，宣王功业未能善终，都难以称为正风正雅。然而《六月》的序言说小雅完全废弛，四方夷狄交相侵扰，中原微弱了。宣王出兵后周道重新兴盛，变雅不始于厉王而始于宣王，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专门从政治状况来说，那么过分赞美君主难道能成为诗吗？孔子怎么会保留它们？《周礼·〇章》歌唱豳诗、豳雅、豳颂，豳地的政治并未纯正，为什么用在乐章中？况且《七月》陈述王业与公刘告诫民事没有不同，一个归入正雅，一个归入变风，这是为什么呢？《诗经》的大小雅从政治状况来说，那么受命作周、取代商朝继续征伐是政治的大，宴请群臣嘉宾、宴请兄弟朋友是政治的小，《嘉鱼》、《山台》、《菁莪》、《卷阿》、《〇或朴》都是培养任用人才的诗，为什么区分政治的小大？《六月》、《采芑》、《车攻》、《江汉》、《常武》都是宣王中兴的诗，为什么区分政治的小大？周、鲁、商三颂以盛德成功为主，那么周颂在宗庙进献、告祭神明，称述祖宗功业，极力形容，自称说：“惟予小子”、“闵予小子”、“曾孙笃之”，都是谦虚退让。而商颂说“假祖之孝”，说“汤孙奏假”，说“赫赫之功”，说“於赫汤孙”，说“奉祀之诚”，说“汤孙之将”，说“天命之久”，说“在武丁孙子”，不过是颂美主祭的君主。周颂简练严肃，商颂铺陈流畅，已经不是一种体制。鲁颂赞美的言辞更加夸张，以衰微不振的鲁国，奔走于霸主的号令之下，惶恐自保尚且来不及，却说它惩戒荆舒、降服戎狄、修复伯禽的法度，与经传大体相违背。圣人将商、周与鲁都称为颂，又是为什么呢？如果说言说天下之事，表现四方之风，那么豳为什么有雅？如果说赞美盛德、告祭成功，那么豳为什么有颂？我认为寻求《诗经》的真义，不如从音乐中去寻求。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颂各得其所，等到谈论《关雎》的尾声，洋洋盈耳。用音乐来校正《诗经》，那么风雅与颂是根据声音来区分的。古时候诗存在于音乐中，延陵季子在鲁国观乐，让乐工为他歌唱，于是五声和谐，八风平稳，节奏有法度，守常有规范。《礼记》说：郑、宋、卫、齐的音乐与声淫及商和，不是武音，歌、颂、大小雅作为声歌，各有适宜之处。《尚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辞，声音依据延长，律吕调和声音。《周礼》教导六诗，用六律作为音律。《左传》说：晋国俘获楚国人，问他的族类，说是伶人。给他琴，弹奏南音。《文子》说：音乐操持地方风俗，不忘旧俗。有〇之北音，涂山之南音，夏之东音，周之西音，专门以音乐为主，声音相互映衬，所以产生变化。五音，是音乐的正声；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是音乐的变声。后来谈论音乐有三宫、二十一变，音乐有正声，必定有变声。孔子从音乐中校正《诗经》，难道只有风雅有正声而没有变声吗？所以国风，是十五国的土歌，土歌的正声为正风，土歌的变声为变风，采集者根据声音来区分。列国并非没有正音，只是散失而没有流传罢了。豳风、秦风，是周的变音。周南、召南，是周的正音。雅乐的正变，也是如此。盲诵工歌，既然区分了声音的正变，

译再次将雅分为小雅和大雅，也不过是雅乐中音律宏大的为大乐章，用于大型宴饮；雅乐中音律细微的为小乐章，用于小型宴饮。《春秋》记载：穆子前往晋国，晋侯设宴款待他，演奏《肆夏》时，歌唱《文王》时，穆子都不行拜礼，直到歌唱《鹿鸣》时才行拜礼。韩子以舍弃大的而拜谢小的为疑问，回答说：《三夏》，是天子用来款待诸侯的音乐，《文王》，是两国君主相见时的音乐，都不敢承受。《鹿鸣》是用来赞美寡君的，怎敢不拜谢这份美意。足以看出雅乐的大小就是乐章的大小。说到颂，周颂虽然简朴，商颂和鲁颂虽然繁复，周颂虽然恭敬畏惧而谦恭，商颂和鲁颂虽然华丽而夸大，只要音律相合，哪里不是颂呢。人们不通过言辞来探求《诗经》，而是通过音乐来探求《诗经》，才开始明白风、雅的正变、小大与三颂的不同途径却归于同一宗旨。孔颖达说：取大雅的音律，歌唱其政事发生变化的内容，称为变雅；小雅言说政事而参杂以音律。他的论述是正确的。因为音乐与政事相通，说它与政事无关固然不可以，但全部用政事来解释它，就有无法解释的地方。现在的乐章虽然微不足道，还有正调、转调、大曲、小曲的区别，风、雅、颂既然想要配上弦歌，在钟磬上演奏，怎么能不区分声音的大小、正变呢？

译○王俭红莲

庾杲之担任王俭的卫将军长史，萧纟丐给王俭写信说：“您府中的首席僚属，实在难以选拔，庾景行泛舟绿水，依傍芙蓉，是多么美丽啊。”如今台省和郡县的幕僚多用“红莲”这个典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查考齐朝卫将军实际上参与朝政，如同汉代的三公开府，哪里是泛泛的寻常僚属可以比拟任用的。枢密、宰相、掾属之类才是同类的职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用于各戎族的干官，倒也无害。

○庙议

本朝以太祖、太宗开创基业，真宗、仁宗、神宗配享古代三宗，如果不是英宗，那么裕陵就没有继承的依据，高宗又有中兴的功劳，按义理都应当是百世不迁的宗庙，不可轻易议论。宝庆年间的庙议，最终没有定论。我考察郑康成、王肃等人的议论虽然详细，朱震只取刘歆的说法，认为天子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这是正法可以常数的，宗不在这个数目内，宗是变通。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可预先设定数目，在商朝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无逸》列举商朝三宗，宗没有固定的数目。这样劝勉帝王的德行是很广博的。《礼记》说：功业施于民的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拯救大灾的就祭祀他。异姓有功德尚且单独祭祀，何况先祖呢？又说：中宗、高宗，尊崇他们的道而毁弃他们的庙，名与实相异，不符合尊德贵功的意思。从刘歆的议论来看，太祖庙固然在七庙之内，而三宗庙则在七庙之外，不然的话商朝祖契而宗汤。现在太甲、太戊、武丁已经是五座庙，哪有身为天子而祭祀不到曾祖的道理。前汉遵循祖有功、宗有德的说法，凡是尊为宗的，就万世不毁，不等到集议迁易的时候才尊谥。起初他们的议论已经确定，光武帝既是中兴之祖，其后宗的名号世代作为陵寝的称号，庙制就不能实行了。蔡邕认为和帝以下，功德没有特殊之处，不应为宗，其余不是宗的都奏请毁弃。这是既然尊崇他们的功德就不能迁祧，想要迁祧就应当像蔡邕的议论，省去他们的称号才可以。本朝圣明相继，宗只是虚名而又毁弃他们的庙，在情理上是不允许的。

○鬻熊孟尝

鬻熊九十岁时拜见周文王，说：“我老了。”鬻子说：“捕虎逐鹿，我已经老了。如果让我坐着谋划国事，还年轻呢。”孟尝对楚丘先生说：“年纪大了，多遗忘。”楚丘先生说：“如果让我拔距投石、追车赴马，哪里有空显得老。深谋远虑，役使精神而决断嫌疑，我才刚强壮呢。”周家尊奉侍奉老人，不过是乞求言论，不是劳累他们的筋力，强迫他们做事。大夫七十岁退休，是礼制的常规。间或有特异贤能的人，尊奉而礼待他们，任用他们的德行而不任用他们的体力。如果让他们鞭打钝马、策赶朽木，在群有司中耗尽精力，对国家对有什么补益呢？

○姓氏改易

世上的改姓氏如庄改为严、殷改为戴、恒改为元、〇改为盛，是按意义改的。理改为李、求改为仇、舅改为咎、籍改为席、弘改为洪、朝改为晁，是按音改的。棘改为枣、疏改为束、仲改为种、〇改为暨、熊改为能、曾阝改为曾、慎改为真、刘改为金、胙改为作、敬改为文为苟，是按字形改的。蔓、落、姒、莘、桥、邾、〇阝、郐、鄣、背阝、成阝、邵、随、藤，改为万、洛、似、辛、乔、朱、〇、会、章、背、成、召、隋、滕，是合并音与字而改的。也有因一件事成为万世不变的姓氏，田千秋乘小车改为车，谢服出征改射氏，仪以民无上改为是，刘遵考以忠谏，比伍员改为员，还有源流可考，逃难山谷，强氏曰潜，于是失去了本姓。一个姓氏改为数个姓氏的，如{夭目}横四个儿子守坟墓的改为是，居徐的为{夭目}，居幽的为桂，居华阴的为娃，这四个姓氏同一{夭目}。勾姓本避高宗讳，勾涛则仍字更音，钩光祖则加金，纟句纺则加丝，苟谌则加草，句思则易字，勾龙如渊则加龙，这六个姓氏同一勾，后世婚姻从何辨别。又有因两个音而讹误的，员音运。俞，敕救反，叶音摄，现在从正音。甄音坚，宣和唱名以坚呼之不应，讹为真了。缪或为穆，遂成二姓。难道源流本来不同吗？复姓多北人，而中国望族不可以义通的，乃因所居而增。诸葛则诸县之葛，申屠则屠原之申，〇胡则〇丘之胡，闾丘则顿丘之闾，所谓同门而异户也。

○楮券源流

券书听凭称责以传别，只是民间私下相称责作为符验，公家未曾这样做。汉皮币，王侯贵人用相朝觐，遇聘享载以荐璧，民间未用。唐宪宗时商贾至京委钱诸道，轻装趋四方，合券取之。裴武欲禁，卢坦请于三司，飞钱给据，更相兑为钞。祥符中张咏镇蜀，患铁钱之重，设质剂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界，使富民十六户主之，资产寝耗不能即偿。薛田请官为置务。天圣元年寇〇守益，置益

译州里设有交子务。绍兴年间，钱端礼提议让榷货务发放给各军现钱，以及公据、关子三百万，并按比例发放给朝廷官员的俸禄。在集市繁华地段设置五个场所，如同现钱一样收兑，每一千文额外收取十文钱，作为吏卒的费用，总计不超过四百多万。商人缴纳、外地纲运，都等同于现钱，没有亏欠，还贴补脚力运费，人们争相想要得到，有的甚至不止按官定价格使用。后来发行的稍多，价格逐渐亏损。乾道三年，拿出内库银二百万两，兑换楮币并焚毁。孝宗说：“我因为会子，十年睡不着觉。”淳熙年间达到二千四百万，命令宰相叶衡用钱收兑。他说：“会子少则重，多则轻。”可以说考究根本与枝节，详细且周备。庆元以后券额日益增加，开禧年间发行的更多，第十一界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万，几乎达到一亿四千万，其价格逐渐受损。朝廷开始诏令江浙各道，必须按七百七十的比率使用，终究不是法令所能禁止的。嘉定初年价格顿时跌去一半，法令禁令并行，法令既严厉而价格未稳定，手持空楮币在市场上没有人肯出售，公私都陷入大困境。遭遇旱蝗灾害征求言论，采用太学生吴幼存等人的奏章，归还籍没富户的财产，全部放松禁令，楮币价格反而上涨。虽然七百六十，各处不等，不至于十分亏损，因为楮币稍逊于开禧年间，这是自然而然的。后来没有用来供给忠义军及庆宝的费用，并且说青州、齐州都可以通用，于是广泛印刷制造。盱眙、楚州、江州、闽州用兵，花费日益广泛，第十四界十一千二百六十三万，第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万，几乎达到三亿三千万，超过了开禧年间的数量。火灾为灾，土木费用多，所印制的第十六界本为换易之用，不免权宜发出。到绍定癸巳年，一年花费超过九千四百多万，一界共计一亿十三千三百五十五万，只有三千九百万未支出。以三亿二千万的数量，想要强行按七百七十的价格使用，人们知道这很难。孟冬更换宰相，惩戒两贯换一的错误，高折金银以及用官诰、度牒与第十七界新券贴换，只是依据榷货务旧数核算，都不知道十四、十五两界旧券大多破损，屡次换易，积存在封椿库，未及焚毁，又再次挪用，其数量于是不可计算。伪造的不在此列。虽然可以换旧为新，但换两界旧券的，只限于第十七界及用物品贴换，不能全部偿还。凡是州郡封存的积存与七月所缴纳的券，都被侵吞，假设有水旱、盗贼，县官已经毫无准备，又有战事，全部从楮币中取办。两界在东南的使用已超过二亿，所制造的日益增加，常患不够用，于是以州郡不能维持牌价为弊病。我说钱与楮币如同权衡，有轻重就有高低，分毫之力不参与。大概钱与楮币都本无用，可以交换有用的物品则人们使用它。假如像古人所说的粟米交换器械，器械交换粟米，有无可以互相交换，那么何必依靠钱？假如像古人所说的治理百亩田地，每年用一千五百之类，大小粗略满足日用，何必依靠楮币？自从货物难以流通，于是借助圜法来流转，所以谈钱就说平准，以此来显示有这种钱必有这种物，然后才能准平。钱多易得，则物价昂贵。这是汉唐以后的议论。自从商人害怕搬运，于是利于交子的兑换，所以谈楮币就说秤提，以此来显示有这种楮币必有这种钱，用来秤提。楮币多易得，则金钱贵重。这是绍兴以后的议论。准平、秤提都以权衡取义，而高低在于轻重，明白了。陆贽说：“钱多则轻，必须制定法令来收敛。”赵开说：“楮币多则轻，必须用钱来收兑。”今天的弊病在于楮币多，不在于钱少。如果想要钱与楮币都多，那么物品更加昂贵了。况且在没有楮币的时候，各种物品都便宜，楮币越多则物品越贵，计算实际钱数，还增加一倍。大概古人贸易互通有无，只有钱。钱难得则用物品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用钱售物而钱轻。再添加楮币来辅助钱，那么用于贸易互通的越多而物品越贵。古人只重视根本政策，谷、粟、桑、麻及各种用物、食物，食物，是根本，钱，是末节，楮币又是末节的末节，楮币只便利商人。现在却强迫收藏，价格必须用七百三十，即使刑罚禁令可行，那么庆元、开禧、嘉定曾使用过，既然没有效验又效仿，为什么呢？并且说：奸民销毁，蕃商搬运贩卖。唉！这种弊病很久了，固然应当禁止，但不足以挽救眼前的急难。大概自从王安石罢铜，禁止奸民销钱为器，边防海舶不再议论钱的流出，不只是今天。现在所忧虑的是楮币日益增加而不知道停止。柳宗元谈平衡说：“增加铢两则俯，反之则仰。”这是秤提的大术，今天全都想效法孝宗，唯独楮币一事，与孝宗的议论相反，为什么呢？

译○无恙

《战国策》中赵威后询问齐国使者：年成平安吗？国王也平安吗？晋代顾恺之《与殷仲堪书》说：行人安稳，布帆平安。隋代日本派遣使者称：日出之处的天子致书，日落之处的天子平安。《风俗通》说：恙，是一种毒虫，喜欢伤人，古人住在草屋露宿，互相慰问说平安无事。《神异经》说：去北面的大荒中有野兽，咬人就会生病，名叫犭恙。犭恙，就是恙，常进入人的居室，黄帝杀了它。北方人没有忧患疾病称为无恙，苏氏《演义》也把没有忧患疾病当作恙。恙这个字相同，有的认为是虫，有的认为是兽，有的说没有忧患疾病。《广干禄书》兼取忧患及虫的说法。《事物纪原》兼取忧患及兽的说法。我看《广韵》，其意义非常明确，在恙字下说：忧患，疾病，又是噬虫，善于吃人心。在犭恙字下说：犭恙兽，像狮子，吃虎豹及人。这是犭恙与恙为两个字，合而为一，《神异经》荒诞了。

○前席

前席的事不止贾谊，贾谊之前有商鞅见秦孝公，与他谈话，不知不觉膝盖向前移动了席子。贾谊之后有苏绰见周文帝，陈述申不害、韩非的法家之道，文帝不知不觉膝盖向前移动了席子。商鞅、苏绰谈论杂霸之术，贾谊谈论鬼神之事，感动君主听取则相同，现在只选取宣室的事，为什么呢？

○〇飞庙

《四明旧图经》称：〇飞庙过去有碑，现在已亡。神明的姓氏没有流传。《淮南子》说：荆〇飞渡江，两条蛟龙夹挠，他拔剑斩断蛟龙。金翊《纂异》记载唐开元年间改鄞为明，郡名奉化，军号〇飞。考察这大概是军将因有功而被人们祭祀。《九域志》引用《淮南子》的事，乃是非是之非，非飞走之飞。现在庙榜称，荆〇飞侯，难道是好事者附会荆字吗？《新志注》：有蛟池，用庙镇守。又说：唐末刺史黄晟起初任〇飞都副兵马使，保护乡里，设立并祭祀他。这是新旧图、志都没有定论。〇非的事始见于《吕春秋》。按汉代《百官表》，武帝改左弋射为〇飞。注：周时渡江，越人在船下，将要翻船，〇飞入水杀了他们。与《吕春秋》、《淮南子》人与蛟稍有不同。以非为飞已经很久了。古字起初不曾拘泥，《隶释》载藁长《蔡君颂》说：飞陶唐其孰能。非与飞其义自通，何必有是非、飞走的疑惑。汉代军号既然取荆〇飞的武勇，如宣帝发飞射士到金城，元帝发〇飞射手击退羌人。隋大业年间改左右卫所领军士名为〇飞。唐在明建立〇飞军，节镇的名号，于是派遣卫士留驻，如同现在的飞虎、虎翼军。郡有城隍，军有主宰，当时〇飞屯军于明必定建立本军的香火，以荆〇飞侯王为匾额，如同现在东三班祭祀关王，秘书省祭祀苍史王及各建天王堂之类。军废，此祠遂存，庙碑无改。所信者，匾额及《九域志》耳。《旧志》指匾额为附会，又以名字不同，怀疑《九域志》，于是有军将之说。《新志》因刺史黄晟曾为兵马使，又讹传为晟自建军，为使凡几入，安知为晟？何不言黄刺史而言荆〇飞侯王？庙额已久，既以侯王为称，决难迁就。又自蛟池立说，尤为臆度。既立〇飞之庙，必凿池以象其事。或旧有池因庙而讹，若因池建庙，古之斩蛟如周处、许旌阳之类甚多，何独取于〇飞，人与军名相合耶？

○发人私柬

唐穆宗时钱徽主持贡举，段文昌、李绅写信嘱托所赏识的士人，钱徽不从，对皇上说：今年礼部不公，都是靠关节得到的。于是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有人劝钱徽上奏那些嘱托的信，钱徽说：如果无愧于心，得失一致，为什么要上奏别人的私书。拿来烧了。本朝皇〇元年六月，台谏李兑等说：近年臣僚有缴交亲友往来的书信，遂成告讦的风俗，从今以后除非情涉不顺，不得缴书信上报。听从了。缴奏私书，不仅士君子不做，也是法令所禁止的。

○教官称冷官

唐玄宗喜爱郑虔的才能，因为他不做事而设置广文馆，让郑虔任博士而没有职司。杜甫诗：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不是以学馆为冷以及以登台省为进用，是说诸公日趋局，唯独广文没有职掌。现在以教导之职为冷官，意思正相反。广文馆与四门、太学、国子并列，也是郡文学的职。

○巾箱本

现在刊印的小册子称为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钧手写五经，放在巾箱中。贺〇说：家有《坟》、《素》，何须蝇头细书？回答说：检阅既易，且手写不忘。诸王从而效仿。古未有刊本，虽亲王也手自抄录。现在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年间从学官杨〇的奏请，禁毁小板，近又盛行，只是挟书，非备巾箱

译这是收藏的地方。

○《抑》这首诗的《诗序》

译《诗序》认为《抑》这首诗是卫武公讽刺周厉王，同时也用来自我警戒。我考证《史记·诸侯年表》：周宣王十六年，卫武公与周共王元年相同，他在位五十五年，周平王十四年去世。《卫世家》记载：康侯二十八年，周宣王即位；四十二年，武公即位；犬戎杀死周幽王，武公率领军队协助平定戎乱，被任命为公爵，五十五年后去世。司马光的《稽古录》完全采用《史记》的纪年，刘恕的《通鉴外纪》采用汲冢出土的《纪年》，认为武公在周宣王十五年即位，周平王十三年去世。前后只差一年，据此将武公即位时间改为周宣王十三年，中间又有共和十四年，这样算来，武公是在周厉王之后二十七年即位的。《国语》说：武公九十五岁时还在国内进行规劝，创作《懿》诗来自我警戒。注释说：《懿》诗就是《大雅》中的《抑》篇。武公自我警戒是在他年老之时，距离周厉王时代将近九十年，说这首诗是讽刺周厉王，我实在很不理解。

世事未曾没有对应之事。

《唐宋遗史》记载：张崇镇守庐州时行为不法，百姓深受其苦。他入朝觐见后，人们说渠伊（一种赋税）必定不会再征收了。张崇却按人口征收渠伊钱。他再次入朝觐见，人们不敢说话，捋着胡须互相庆贺，张崇却按人头征收捋须钱。《五代史补》记载：赵在礼从宋州调任永兴军，人们说好比眼中拔掉了钉子。赵在礼请求回任，每天征收拔钉钱。地方藩镇行为不法，确实不止一处，这两件事恰好可以相互对应。

唐代进士贬官

唐代以进士为重，入仕做官为轻，《缃素杂记》和《禹锡嘉话》记载贾岛的事，一说他多次科举不中，唐文宗时因诽谤罪被贬为长江县主簿；一说贾岛是僧人，住在法乾寺，唐宣宗微服私访，在案上拿起诗卷观看，贾岛捋起袖子夺走诗卷，皇帝感到惭愧，于是任命贾岛为长江县主簿。《唐宋遗史》所载大致相同。程某有“夺卷忤宣宗”的诗句。《唐摭言》记载：开成年间，温庭筠以文章牟利，执政官员厌恶他扰乱考场，将他贬为随州方城县尉，裴坦写的责词中有将他比作屈原流放长沙之语。《北梦琐言》记载：制辞出自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徒然拥有不羁的才华，很少有适应时用的价值。读书人从平民做起，担任主簿、县尉，如今算是异恩了，当时却是贬黜，为什么唐代士人如此尊贵且重要呢？《卢氏杂说》说：唐文宗谈论进士的盛况，当时的宰相回答说：乡贡进士换不来上州刺史。这是实录。

燕巢诗

《云溪友议》记载：元和年间，落第的士人多作诗讽刺主考官，只有章孝标写了《归燕诗》留给侍郎庾承宣，诗云：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庾承宣吟诵感叹，遗憾遗漏了人才，等到再次主持科举考试，章孝标考中进士。《青琐高议》记载：唐僖宗时，干化成依附中丞蔡授的门馆，一天告辞离去，作了《燕离巢诗》，主人再次挽留他，与前诗相同，只是将“落”字改为“隳”字，难道是干化成窃取了章孝标的旧作，还是《青琐高议》所传的有误呢？

蓄米

古代窖藏多存粟米，其次是谷物，未曾储存稻米，这在经史中可考。周武王打开巨桥的粟米，廪人掌管九谷的数量，仓人掌管粟米的储藏，廪人补充粟米。晋国饥荒，秦国输送粟米。李斯进入粮仓，看到老鼠吃着堆积的粟米。太仓的粟米，陈陈相因。敖仓储藏的粟米很多。赵充国每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郑吉在渠犁屯田积谷。魏太祖在许下屯田，各地积谷，用太仓谷千斛、垣下谷千斛赐给袁涣家。晋《天文志》说：三星，是天厨，主管储藏五谷；南四星，是天庾，积储粟米的地方。虽然谷粟说的是大概，但储藏稻米极少。唐太宗设置常平仓令：粟米储藏九年，稻米储藏五年，低湿之地粟米储藏五年，稻米三年。吴会地区靠近海边，低湿尤其严重，而且储藏方法不当，不一两年就变黑腐烂，三年的法令不再执行，为什么呢？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开座位的事，以吴国尚书令纪亮与儿子中书令纪骘朝会时，用御屏隔开座位为例。然而隔开座位不始于纪亮。东汉郑弘任太尉，举荐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郑弘之下，每次朝见，郑弘弯腰自谦，皇上于是听从设置云母屏分隔他们的座位。从此成为惯例，这是隔开座位发端于门生坐在老师对面。

唐代进士无耻

《唐摭言》记载：裴思谦向仇士良请求状元，高锴当庭斥责他。次年高锴主持科举，告诫门下不得接受书信题请。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一封信，换上紫衣走到台阶下说：军容有状荐裴思谦。信中请求给予高位，高锴想略看一下，裴思谦说：卑吏便是。裴思谦仪表堂堂，高锴见状改变脸色，听从了他。《集异录》记载：王维的文章音律被岐王看重，当时公主已推荐张九皋为解头，岐王让王维穿上锦绣衣服、带着琵琶一同去见公主，众伶人依次进献。王维年轻貌美，公主询问，岐王回答说：是知音的人。让他独自演奏新曲，公主询问曲名，王维说：郁轮袍。公主大为惊奇。岐王说：这位生员词学无人能出其右。王维献上诗卷，公主惊讶地说：都是我平时学习的，常常

译说古人的佳作，是你写的吗？于是让他换衣服，升座到客人的右侧，召来主考官到府第，派宫女传旨让王维做解元，一举考中进士。这两件事没有廉耻到了极点，虽然得到一个功名，哪里值得看重？史书记载把它当作盛事，为什么呢？

译○左右

汉代以右为尊，称降职为左迁，在诸侯国任职为左官，担任高位为右职。周昌任赵国相，高祖说：我深知这是左迁。陈平以右丞相之职让位于周勃，周勃位居第一，陈平任左丞相，位居第二。所谓左戚右贤、居客之右、朝廷无出其右，都是这个意思。本朝官制如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谏议、左右司谏正言等，都不以右为尊，却仍用“右文”作为秘省殿名，这是为什么呢？

○程苏争致斋

《东坡年谱》记载：程颢、苏轼应当斋戒，厨房准备荤素食物，苏轼要求准备荤食，程颢要求准备素食，苏轼说斋戒在于心意，哪里拘泥于荤素，支持苏轼的人偏袒他。当时馆中依附苏轼的人要求准备荤食，依附程颢的人要求准备素食。我认为不对，斋戒禁止荤食见于法令。这是禁止五辛，担心耗散人的精气，扰乱其精诚，与禁止饮酒、听音乐、纵欲、悲哀一样，是为了使其专一的精神通达神明罢了。两位先生未免把荤食当作鱼肉，徒然进行是非之争。《庄子》记载颜回不饮酒，不吃荤食。这是指祭祀时的斋戒。

○桃符

《风俗通》说：黄帝书称上古之时，有兄弟二人荼与郁，用度朔山上的桃树来制服百鬼。于是县官在腊日扫除时装饰桃人，悬挂苇索。《岁时记》说：桃是五行之精，压制邪气，制服百鬼。《本草经》说：枭桃在树上不落，能杀百鬼。《山海经》说：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盘曲三千里，其东北方叫鬼门，万鬼由此出入。有两个神叫神荼，叫郁垒。黄帝仿照他们，在门上立桃版。《淮南子》说：羿死于桃〇〇。注说：〇〇，大杖，用来击杀羿，因此鬼畏惧桃。现在人们用桃梗制作桃符，元旦时植于门上以辟鬼。《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有所崇尚，周人属木德，以桃为更，说气相梗。梗，就是更。《庄子》说：插桃枝于门，童子不畏惧而鬼畏惧。桃能制服鬼的说法见于传记者不一，而在六经中也可以考证。《檀弓》说：国君亲临臣子丧礼，用巫祝持桃〇。《传》说：楚人让公视礻遂，公让巫用桃〇先行祓除，然后殡殓。《周礼》：戎右赞牛弭桃〇〇。郑司农在《丧祝》中说：丧礼时，祝与巫持桃厉执戈，在王前用桃茇清除。即使圣人不废弃，如果以巫家的说法而鄙视它，可以吗？

○艾子

世人传说艾子是苏轼所作，都是一时的戏语，也有依据。其中说一蟹不如一蟹，出自《圣宋掇遗》。陶〇奉命出使吴越，因为吃蝤蛑，询问其族类，忠懿王命从蝤蛑到蟹共十几种依次进献，陶〇说：真是所谓一代不如一代。

○令甲

汉代的令甲、令乙、令丙是篇次。宣帝诏令甲：死者不可生。《江亢传注》：令乙：骑乘车马，在驰道中行走。章帝诏曰：令丙：〇长有数。当时各分篇次，在甲篇说甲，在乙篇说乙，在丙篇说丙，现在一概以法律为令甲，是不对的。这与说乙夜之览不同，古人虽然以更数分为甲、乙、丙、丁，却有唐太宗甲夜观事、乙夜观书的出处可用。

○东阁

现在人们称宰相的儿子为东阁，按：公孙弘任丞相，开东阁，不过是招延宾客的地方，与子弟毫无关系。现在的引用，是李商隐《九日诗》：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由再得窥。上句说郎君是令狐〇，下句说东阁还是令狐楚的旧馆。苏轼《九日诗》因此引用此事合而言之：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这虽然使令狐〇断绝了义山的旧事，然而东阁的开闭与郎君何干。又说：南屏老宿闲相过，东阁郎君懒重寻。把郎君加在东阁下，犹言宰相子。对汪龙溪说：东阁郎君之未有用之，皆无病。现在竟然以东阁称呼郎君，难道做父亲的不能专负招贤之责，儿子得以盗用其权吗？

○严更

《西都赋》：卫以严更之署。注：严更，督夜行鼓也。这是卤部中所谓的严更警长。严与发严及中严外办，同唐制。天未明七刻敲一鼓，为一严，侍中奏请开宫门、城门；五刻敲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群臣五品以上都聚集朝堂；未明一刻敲三鼓，为三严，侍中、中书令以下都到西阁奉迎。严就是严肃的意思，现在以办严为办装，因避讳而改，恐怕难以一概而论。

○鼯鼠五技

《本草》称蝼蛄为〇鼠，即《荀子》中鼯鼠五技而穷者，称之为〇鼠，而引用鼯鼠的事，完全不可理解。《荀子注》称：鼯，能飞，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缘，不能穷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许

译《说文解字》说：如今河东地区有一种硕鼠，体型巨大，能够像人一样站立，用前两只脚在头上跳舞。它善于鸣叫，吃人的庄稼。如果追赶它，它就跑进空树洞里，具备五种技能。《本草》中的论述，难道是真的吗？《尔雅》对“馨”的解释是：天蝼。没有听说过有鼯鼠、〇鼠的说法。疏解说：另一种名字叫硕鼠。疏解是由本朝的各位学者所作，并非《尔雅》的正文。在〇鼠的注释中，虽然引用了蔡邕关于蝼蛄的说法，但郭璞认为〇鼠形体像大鼠，头像兔子，尾巴有毛，青黄色，喜欢在田里吃粟豆，关中地区称之为〇鼠，这与蔡邕的说法不同。在鼯鼠的注释中说：像蝙蝠，有肉质的翅膀，边飞边哺乳，也叫飞生，声音像人，吃火烟。这又与〇鼠不相似。郭璞的《鼯鼠赞》说：鼯这种鼠，吃烟栖居在林间，边飞边哺乳，有时像兽有时像禽，反而借助孕妇（指其飞行姿态或习性），人为地承担重任。《〇鼠赞》说：具备五种技能的鼠，技艺却没有一种能专精，顺应节气而变化，翻飞聚集，诗人歌咏它，不要吃掉我的粮食。由此可见，鼯鼠和〇鼠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动物，这一点非常明确。前辈诗人在使用“鼯”字的地方极多，韩愈的诗：“猿呼鼯啸鹧鸪啼”；“蛟龙出没猩鼯号”。李白的诗：“鼯啼桂方秋”；“饥鼯〇呻”。杜甫的诗：“抨弓落<鼠页>鼯”；“饥鼯诉落藤”。苏轼的诗：“の鼯号古戍”；“饥鼯嗅空案”。这些诗句都没有提到五种技能。黄庭坚的诗虽然说：“五技鼯鼠笑鸠拙”，但也不认为它是“馨”。前辈曾认为蔡邕的说法是错误的，《本草》一定是因为蔡邕而附会增益了内容。否则就是蝼蛄的五种技能偶然与鼯鼠、〇鼠相同，因此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它。如果是鼠头、兔尾、人立、跳舞以及飞乳、人音，那绝对不是蝼蛄，这是显而易见的。

译樊迟向孔子学习种庄稼和种蔬菜，孔子说：不如老农和老圃，并且说樊须是小人。有君子的事业，有小人的事务，孔子本来就认为樊须没有远大的志向而轻视他。然而孔子所说的不如老农老圃，却是真实的话。古代人各有职业，一事一物都有专门的传授，问音乐必须问夔，问刑法必须问皋陶，农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麦、稻、黍、糜、芑各有适宜的土地，方芑种褒、发秀颖粟，各有先后的次序，其本末源流，大致见于《生民》、《七月》。《周礼》中关于职事的记载说：种植庄稼、收获庄稼、种植树木、种植蔬菜，以及任用农夫从事耕种，任用园夫从事种植，这是各有职司的。老农、老圃，大概是熟习听闻其家族遗留的风俗，穷究耕种栽培的道理的人，这就是许行学习农家学说的原因。现在凭借所传的《齐民要术》，也可以想象农圃的大概。《管子·地员》一篇记载土地所适宜种植的作物，比《禹贡》更加详细。亢仓子谈论农道很有意义，庄稼间要能容足，除草时要能容脚，耘苗时要能容手，这叫做耕道的原则。人用耨具除草以抗旱，使土地肥沃而土壤松软。庄稼希望生长在疏松的尘土中而扎根于坚实的土壤里，播种不要过于密集，也不要过于稀疏，覆盖的土壤不要不足，也不要有余，沟渠要深而直，田垄要肥沃而平整，下面得到阴湿，上面得到阳光，然后才能茂盛生长。我的禾苗有行列，所以生长迅速；强弱不相妨害，所以迅速长大。禾苗弱小时希望孤立，长大后希望相互依靠，成熟时希望相互扶持，除草时要保留强壮的而除去弱小的。树木肥沃不要枝叶繁茂，树木贫瘠不希望独占而孤立。肥沃而枝叶繁茂则多结空壳，贫瘠而孤立则多死亡。他论述禾、黍、稻、麻、菽、麦得时与失时的情况尤其详细，与《吕氏春秋》大致相同。从前李斯请求史官将非秦国的史书全部烧毁，所不销毁的只有医药、卜筮、种树的书，《艺文志》记载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汜胜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葵一篇，共九家一百十四篇，总之各有传授，不能一概以孔子轻视樊须为由，就说没有这种学问。

俗说母亲盼望儿子叫做倚门。查考：《战国策》中王孙贾侍奉闵王，闵王逃跑，失去了闵王的踪迹，他的母亲说：你早晨出去晚上回来，我就倚着门盼望你；你傍晚出去而不回来，我就倚着里巷的门盼望你。早晨和傍晚的出入固然可以说倚门，如果出去稍久应当说倚闾，大概是因为门不可以长久倚靠的缘故。现在的人只使用倚门这个典故，难道是因为傍晚出去不回来是世俗忌讳吗？

唐代裴伷先获罪，张嘉正请求杖责他。张说说道：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因为他们接近君主，所以士人可以杀但不能侮辱。张嘉正不高兴，张说说道：如果国家的大臣都可以被鞭打侮辱，只怕会波及到我们这些人。庆历年间晁仲约获罪，富弼议论想要诛杀他，范仲淹说道：事情有可以宽恕的地方，诛杀他不符合法律的本意。富弼生气。范仲淹说道：轻易引导君主进行诛杀，将来手滑，即使我们这些人也不敢保证安全。张说和范仲淹两位公子的话可以说是仁人君子的言论，然而说恐怕波及到我们这些人以及我们这些人不敢保证，意思是为了开释同僚罢了。如果预先为自己打算而故意放纵，那是不可以的。从前豫让报答知遇之恩说：将用来使后世怀有二心的臣子感到羞愧。高允不欺骗君主说：恐怕辜负翟黑子事奉君主以忠臣的节操。这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别人呢？如唐武宗想要诛杀杨嗣复，李珏、杜悰对李德裕说：天子年轻，不宜手滑。这话却没有毛病。

苏东坡《百斛明珠》记载从前读苏子美《六和塔寺诗》：氵公桥等待金鲫，整天独自迟留。起初不理解这句话，等到来到钱塘，才知道寺后的池中有这种像金色的鱼，投下饼饵，很久才稍微出来，不吃，又潜入水中。从子美到现在四十年，已经有迟留的诗句，如果不是难进易退不妄自进食，怎么能如此长寿。看这个就知道金鲫始于钱塘，只有六和寺有，不如现在的兴盛。南宋南渡驻跸，王公贵人竞相建造园池，豢养的方法由此产生。有金银两种鲫鱼，金鳅有时有，金餐最为难得。鱼子多由鱼自己吐吞，往往用萍草放在池上，等待它产子，捞起晒干，再换水，再生的鱼黑中带白，才能变成红色。有人说因为所吃的红虫而变色，然而投下饼饵，没有不游出来的，能够不吃又潜入水中的大概很少。难道是习俗改变人，即使是潜藏的鳞甲之物也不能免吗？

唐代《乘异集》记载：蜀中的寺观多塑女人披马皮，称为马头娘，用来祈求蚕桑。《搜神记》记载女子思念父亲，对所养的马说：如果能让父亲回来，我将嫁给你，马迎回了父亲，父亲见到女儿就发怒，父亲杀了马，把马皮曝晒在苞中，马皮忽然卷起女子飞去。桑间都成为蚕的习俗，因此称蚕神为马明菩萨。然而《周礼》说：马质禁止原蚕，注解说：天文上，辰为马，《蚕书》说，蚕为龙，精气月值大火，蚕马同气，物不能两大，禁止再养蚕是因为伤害马。旧时祭祀先蚕与马同祖，也未可知。

《西汉·食货志》：猗

译顿用〇盐。注：〇，是盐池，在〇地制造盐，所以〇的读音为古。我查看《采薇》的注：王事靡〇。〇，意为不坚固。颉羽注：〇意为不加工致密。《周礼》记载：盐人供给苦盐。盐，杜子春读作〇，意思是盐〇直接使用而不经过精炼处理。从《诗经》《礼记》的注来看，〇意为不加工致密以及不精炼处理；从《食货志》的注来看，〇则是盐池，两种说法看似不同，然而海盐经过精炼处理后成为盐，难以损坏；池〇出水即成为盐，容易损坏。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

译○传注

《艺文志》记载：《易经》二十九篇，《易传》四十一篇，《毛诗》三十九篇，《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春秋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西汉以前，经就是经，传就是传，各自独立。自从马融注解《周礼》，为了节省学士们诵读两遍的功夫，就把传附在经后面。杜预作《经传集解》也把它们合为一体。然而在每年开头必定用一个字来区别，读者本来就知道哪部分是经，哪部分是传。《易经》中有文王、周公、孔子的言辞，起初并没有混乱，《乾》卦这一首篇，先是卦辞，接着是爻辞和彖辞、象辞；其他卦则是把彖辞附在卦辞下面，把象辞附在每一爻的下面，这些都是圣人的言论，把它们合在一起也是可以的。欧阳修认为“十翼”不是孔子所作，并且说“有何谓也”以及“子曰”是讲师与弟子问答的言辞。所谓“元、亨、利、贞”这四句话，是鲁穆姜所说的，一定是讲师引用它来阐发自己的学说。《诗序》旧时认为是孔子、子夏所作，然而郑康成注解《诗经》，对于经文称为“笺”。“笺”的意思是重申，因为经文已经有毛亨的注解，郑玄就再次加以阐发。对于《诗序》则直接注解，如果《诗序》不是毛亨的文章，那么毛亨怎么能没有注解呢？如果毛亨有注解，那么郑玄也一定会说“笺”。《丝衣》的序说高子说“这是祭祀灵星神尸的诗”，与《定之方中》的注说仲梁子说“这是初建楚宫的诗”，《〇宫》的注说孟仲子说“这是媒宫的诗”，没有什么不同，有的附在序里，有的见于注中，讲师附加增益的情况可见一斑。《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宛》、《小〇》这四首诗的序说是讽刺周幽王的，郑康成说是讽刺周厉王的诗；序说是卫庄姜送归妾的诗，郑康成在《礼记·坊记》中说是定姜的诗。如果序出自孔子、子夏，郑康成怎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呢？经和传既然混为一体，其中或许有孔子及子夏的言辞，也无法辨别。朱熹注解《诗经》，纯粹依据正经，大概对此有所察觉。

○温公蜀公议乐律

我看了范镇（蜀公）《与司马光（温公）议乐律书》，蜀公认为房庶依据古本《汉书》说：度量起源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黍粒，取一黍的宽度，累积一千二百黍的宽度来度量，将黄钟的长度分为九十分，一分作为一度，现在的文本脱漏了“之起积一千二百黍”这八个字，所以用黍粒累加作为尺度，纵向放置太长，横向放置太短，新的尺度横向放置，不能容纳一千二百黍，于是加大管口直径四厘六毫，因此乐声太高，这都是因为谈论以一黍为一分，不如用一千二百黍填满管中，随其长短截断作为黄钟九寸的管，将长度分为九十分取一分，取三分来度量管口直径，数字相合则律管正确，这是度量由容量产生。温公依据《汉书》正本说律法以一黍的宽度定为度量的九十分，得到黄钟的长度，这是度量由律产生。我认为先王吹律管来听凤凰的鸣叫，六律六吕由此产生。天地本来就有自然的中声，又担心这中声失传，于是依据十二律来制作律管，并用气来验证，气应的深浅不同，律管插入地下的长短也不同，验证子位用黄钟，验证未位用林钟，验证寅位用太簇，气至则灰飞，律管有偏差则验证不灵，律管建立而天地之中声有了考证。又依据黄钟的长度，取中等大小的黍粒，以一黍的宽度来度量，将黄钟的长度分为十分，一分作为一度，寸、尺、丈、引确定而度量产生，度量确立而黍粒的长短有了考证。又依据黄钟的龠，用中等大小的黍粒一千二百粒装满龠，用井水来水平其表面，合、升、斗、斛确定而容量产生，容量确立而黍粒的大小有了考证。又依据黄钟的重量，一龠容纳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斤、钧、石确定而衡器产生，衡器确立而黍粒的轻重有了考证。这四项都具备，或者从源头流向支流，如先王以律产生度量、容量、衡器是可以的。或者从支流寻找源头，依据度量、容量、衡器来产生律，也是可以的。这四项都失传后，周朝和汉朝的议论已经不同，司马迁、刘歆、班固认为一上一下相生，刘安、京房、郑康成认为蕤宾为重上生，吕不韦认为大吕为重下生，有的用准替代律，有的用钟替代律，有的用笛替代律，最终没有一定的结论。况且两位公卿处在汉唐五代之后，想要争论《律历志》的完整脱漏，以制定一代的制度，人们本来就知道这很难。然而主张蜀公学说的人，只应当辨明中等大小的黍粒以一黍的宽度来度量，将黄钟的长度分为九十分，一分作为一度，是否符合度量，不必说度量由律产生是不对的。主张温公学说的人，只应当辨明一千二百黍粒累积装满管中为九寸，取它的三分作为管口直径，是否符合容量，不必说容量由度量产生是不对的。天文局观测天象来验证历法，太史局计算历法来推测天象，所得如果精确，未曾不合。倘若温公依据《律历志》的原本来取度量来制作律管，用气灰飞来验证，如果相应则度量可以作为律。蜀公依据《律历志》的古本来取容量来制作律管，用气灰飞来验证，如果相应则容量可以作为律。因为有天地之中土，就有天地之中气，而中

译声音相应和。律、度、量、衡这些标准，都起源于黄钟，《月令》中关于中央土有“律中黄钟宫”的说法，这说明律吕是出于自然规律的，哪里会有古今的不同呢？不能向人寻求律吕的标准，而应向天寻求，气数验证了，律吕也就验证了，度、量、衡也由此而确定下来。这是正确的，不必去比较古本和今本的异同。

译○义役

如今的义役制度，朝廷大臣认为便利，上奏想要在全国推行。我认为这种制度对百姓来说是义举，对官府来说则大大不义。义役没有比周代更好的了，比长考察奇异和广袤的土地，闾师、县师征收赋税和贡品，都由上中下士担任，并不以“役”为名。秦汉时期，三老掌管教化，有秩、啬夫征收税赋，游徼巡察盗贼，都没有固定俸禄。没有固定俸禄，因为不义，就只是徒役罢了。北魏选取乡里中强壮谨慎的人担任三长，都有免除赋役的优待。汉唐时期的胥吏有公廨钱，加派劳役的免除租调，百姓还乐于趋向这种义举。本朝以乡户担任胥役，无法承受衙前差役导致的破产。熙宁年间下令出钱助役，雇佣吏员，正长免除赋役。然而当时根据物力差派耆长称为役法，用来征收税赋；根据户籍差派正长称为保甲法，用来巡察盗贼。后来废除县的五等划分而统一为都的等级，由正长征收税赋，导致两种方法都出现弊端。绍兴年间将雇役钱封存，隶属经总制司，胥吏大多没有来源，开始虐待正长代替缴纳，追捕以及官吏往来科配供给的费用都从正长处获取。正长有破产的祸患，于是众人凑钱买田来供给差役，这实在是出于极大的无奈。不追究官吏以不义虐待正长，反而说率领钱财来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者，可以通行于天下，可以吗？力役折算成庸并并入两税，接着有徭役的雇钱隶属经总制司，又让出钱作为义役，这是三次出钱却仍不免于差役，认为这是义，我没看到它有什么义！

○性善恶

世上讨论人性的人有两种观点，只有善和恶罢了，人们往往推崇《孟子》而排斥《荀子》。我将这两本书合起来看，《孟子》从天性中看出所谓的善，必定指明其正大光明的方面，想要施加持守和涵养的功夫，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诚其意”；荀子从气质之性中看出所谓的恶，必定指明其谬误乖戾的方面，想要施加修治的功夫，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强哉矫”。气质之性与天性不同，如果不是上等的圣人，难免有过分或不足的弊病。荀子于是将其命名为恶，说柔顺胆小的，说齐整便利的，说平庸散漫的。有的用调和来柔顺它，有的用统一来改变它，有的辅助或节制，有的对抗或劫持，极力指出用力的关键。那么孟子的学问是澄清清水而渣滓自然去除，荀子的学问是去除渣滓而水自然澄清，对于后知后觉的人有补益则是一样的。

○瓜戍

如今人们到任，贺谢的话必定提到“瓜戍”。查考：齐侯派连称、管至之戍守葵丘，瓜熟时前往，等到瓜熟时替换。期满戍守，齐侯询问不到，请求替换，不允许，于是作乱弑杀齐侯。这难道是好的出处吗？况且戍役比起官职来说更为卑贱，尤其难以用于庆贺。

○太公《六韬》

武王问周公说：诸侯攻打天子，战胜他有道理吗？周公说：攻打有礼者为贼，攻打有义者为残，失去民心者为匹夫，大王攻打的是失去民心的人，哪里还是天子呢？这就是诛杀独夫纣王，没听说过弑君的说法。虽然出自传记，在道理上没有妨害。孟子说至仁讨伐不仁，何至于血流漂杵。在武王、成王那里采取两三种策略，大概是担心失去武王征伐的初衷。《六韬》这本书，凡是文王武王反复问难，无非是用奸诈来倾覆别人的国家，比如说要豢养乱臣来迷惑他，亲近美女淫声来惑乱他，亲近他所爱的人来分散他的威权，贿赂他的左右来探知他的情况，八符阴秘，三部分书，诡伏设奇，远张诳诱。稍微懂得道理的人不会这样做，文王、武王、太公会这样做吗？果真如此，那么文王、武王难道是仁义的军队，太公难道是王者的辅佐吗？刘恕作《通鉴外纪》也被迷惑，甚至说文王与太公阴谋倾覆商朝政治，事情多涉及兵权奇计。然而《汉书·艺文志》注说吕望是周朝的尚父，本是有道之人，或许有近世以太公术数所增加的内容。汉代已经曾经怀疑过，现在反而让右科习以为正经，可以吗？

○《麦秀》、《黍离》之歌

箕子经过殷朝旧都，感慨宫室中长出禾黍，作《麦秀歌》说：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周朝大夫经过旧宗庙，宫室全变成了禾黍，哀怜其颠覆，作《黍离诗》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所以归咎亡国之君与说狡僮没有区别。只是箕子的歌简练而直白，周人的诗微妙而委婉，体裁不同罢了。旧传靖康年间渊圣皇帝被俘于虏营，有人作《忆君王辞》说：依依宫柳拂宫墙，宫殿无人春昼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独立黄昏人断肠。语意悲凄，读之令人泪下，真是爱君忧国的话语啊。

○高帝封雍齿

高帝未封赏时，诸将往往坐在沙中议论，留侯想要高帝封赏平生所憎恶的人来安定他们，于是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高兴地说：雍齿尚且封侯，我们这些人没有祸患了。留侯这个策略也有来历，古史记载：晋文公经过曹国，里凫须盗取他的资财而逃跑，文公饥饿，介子推割下大腿肉给他吃，到这时，里凫须请求见面说：君主离开国家很久，百姓臣子大多因过错而自危，里凫须做贼太严重了，君主如果让骖乘在国中巡游，百姓见到他自然安定。文公高兴并听从了他，百姓臣子都说：里凫须不诛杀，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难道是留侯的策略与此暗合吗？

译○盐法

前辈说欧阳修主持废除茶盐法时，诏书上说：私自藏匿和偷运贩卖的人，实在很多，用严酷的刑罚和沉重的诛杀，情理上让人不忍心，这等于在江湖之外数千里设置陷阱来陷害我们的百姓。我常常叹息认为这是真正的圣明之言，当时虽然还没有到设置陷阱来陷害百姓的地步，但弊端必定会发展到这个程度。

自从崇宁初年蔡京实行茶盐钞法，起初让商人先缴纳钱款领取盐钞，前往产盐的郡县领取盐。不久又改变兑换比例，购买新钞时只给予旧钞面值的一半。到了末年又变为循环法，没过多久又命令贴补钱款才能领取盐。总共缴纳三次钱款才获得相当于一倍价值的货物，百姓没有财力更换盐钞，已经缴纳的钱款全部被侵吞。商贾破产，偷运贩卖的人增多，追捕日益频繁而盗贼更加猖獗。这都是老奸巨猾之人误国的结果。

后来的议论大臣竟然沿袭这种说法，对折带发，更改没有定规，近来因为更换纸币的法令，贴补缴纳钱款越级打发，不仅商贾，没有能力贴补缴纳的人很多，盐钞昂贵则私贩盛行，不免严厉执行追捕的命令，利益所趋，哪里顾惜性命，几十人结成一伙，容易引发变乱。

我曾询问亭丁，他们说：仓台发放本钱以一万缗计算，使司退回三千缗作为敖底盐钱，二千缗作为官吏费用，只有五千缗到达现场，经过挪借侵吞之后，分给亭户的几乎没有多少，每斤盐必须双重秤量，所请求的本钱不足以偿还灯油、卤水和购买柴火的费用，不依靠私下售卖，破家荡产，哪里足够供给官府，只有逃跑流窜罢了。

盐商和盐丁如此困窘，不思考救济根本却想要禁止私贩，只是制造事端来激化变乱罢了。绍兴年间何溥请求禁止强制售卖仓盐，高宗说：盐虽然是居民日常使用的物品，强制售卖就是大害；我在京东亲眼目睹，后来盗贼由此兴起，现在应当严禁。真是伟大的圣明之言啊。

译○封章

世俗称章奏为“囊封”，这一说法源于汉代。凡是章奏，本来都是打开封缄的，但如果是陈述机密之事，不敢泄露，就用黑色的布袋重重封好进呈，就像州县使用的紫袋一样。刘向担心恭显等人倾覆危害皇上，于是上呈封章作为谏疏，其末尾写道：“臣谨慎地重重封好，冒死上呈。”汉代对于泄露机密的法律极为严厉，师丹让官吏书写奏章，丁传得到了草稿，并告知廷尉，结果师丹被弹劾治罪并免官。本朝对于章奏，凡是议论治国大体以及涉及皇上本人的，往往留在宫中不发出。太宗得到田锡的谏疏，全部收集在禁中，就是这种情况。现在的惯例是从宫内下发交给中书省，即使是泛泛谈论敬天修德之类的话，往往也批示“依从”以回复，这不符合旧例。

○东宫东朝

现在称太后为“东朝”，大概是采用《叔孙通传》中惠帝在东朝长乐宫的事。然而颜延年的诗说：“君彼东朝，金昭玉粹。”这里的东朝是指太子朝见。现在称太子为“东宫”，大概是采用《班彪传》中东宫初建的事。然而成帝回复许皇后说：“皇后你要孝顺东宫，不要缺少每月初一和十五的朝见。”这里的东宫是指太后的宫殿。这些都是根据地点而言，起初没有固定的说法，后世将东朝定为太后，将东宫定为太子，可以说是拘泥不通。

○萱堂

世俗称母亲为“萱堂”，考证《诗经》说：“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〇。”注解说：“背，指北堂。”笺解说：“忧愁导致生病，恐怕危及身体，想要忘记忧愁。”这首诗既然是因为君子服役为王前驱而作，用忘忧来解释，非常通顺，与母亲有什么关系呢？苏轼诗中“我非儿女萱”却是鄙视之辞，如果引用种萱草的事，就不能使用《诗经》注中北堂的说法。

○柳子厚文

柳子厚是文坛的雄师，世人说他因为写了《河间传》而不能进入馆阁任职。然而这也有一定的依据，《汉书·原涉传》中原涉说：“你难道没见过家中的寡妇吗？起初自我约束的时候，心意羡慕宋伯姬和陈孝妇，不幸一旦被盗贼玷污，于是做出淫乱的行为，知道这不合礼义，然而不能自我挽回，我就像这样了。”其意思正相类似。

○《月令》

《月令》陆德明认为是《吕氏春秋》，后人删节成为这篇记述。蔡邕、王肃认为是周公所作。先儒认为赞美杰出俊才、成就贤良、推举年长之人、实行爵位发放俸禄不是太尉的职责，太尉是秦朝的官职，决不是周公的书。我认为不然，《月令》这本书自大挠制作甲子以观测北斗所建，伶伦制定十二律以节制四时的度数，尧命令羲和恭敬地授予人们时节，划分四仲以测定中星，析、因、夷、〇奥验之于人，孳尾、希革、毛<毛先>、〇毛占之于鸟兽，东作、南讹、西成、朔易应之于事，最终以允〇百工，各种功绩都兴盛，这是夏历的由来。《夏小正》这本书，言辞简练道理明白，本来已经具备《月令》的体制，周朝以农业立国，仍然以时令为首要事务，大概都体现在《七月》中，周公制礼作乐，难道没有一代的成书吗？如果这本书完全出自吕不韦之手，不应该以十二令为纲纪，各自用几篇解释在后面，合为六十一篇。太尉固然是秦官，所任命的冢宰、司徒、司空、司徒与太史、乐正、乐师、泽人、虞人、四监之类都是周朝的官职。我认为吕不韦不过是将司马改为太尉罢了。大概赞美杰出俊才、成就贤良，以及实行爵位发放俸禄虽然不是太尉的职责，而设立仪制辨别位次、进用贤才兴办功业、划定疆域分封诸侯则是大司马的职责。大抵周公增益了《夏小正》，吕不韦增益了周公的书，其间难道没有修改窜改吗？《淮南子·时则训》与吕氏十二纪又有不同，这可以作为证据。

○椒房

应劭《汉官仪》说：皇后称为椒房，取其实蔓盈升之意。我考证《江充传》：先治理甘泉宫，转到未央椒房。《上官桀传》：将军有椒房中宫的重望。《刘辅传》：于是减省椒房掖廷的用度。以及马援以椒房不参与云台位次。椒房殿是皇后所居，本来就很分明。颜师古注：椒房是指用椒和泥涂抹，取其温暖而芳香。却有这个理据。《诗经》说：“贻我握椒。”注：椒，芬芳香也。男女相悦，交情好也。其意义恐怕出于此。《离骚经》说：“播椒房兮成堂”与石崇用椒涂抹房屋，不过取其芬芳，与蔓行盈升起初无关涉。成帝宠爱赵昭仪，又建椒风殿让她居住。现在惯例以椒风为皇后之事，是不对的。

○宣帝宪宗励精

宣帝励精图治而汉朝中兴，最终任用许、史、恭、显等人，奠定了谗佞用权的祸患；宪宗励精图治而唐朝中兴，最终任用梁守谦、王守澄、陈志玄等人，开启了太和甘露之变。自古以来英明的君主政令自己发出，虽然不任用群臣，耳目必定有所寄托。宫闱之内，如果不是在外戚，就是在宦官，这是势所必然的，总之君主的职责在于选定一位宰相，就像提起皮衣抖抖领子一样，只应当选择贤德之人来任用。本朝将股肱之任托付给宰执，将耳目之任托付给台谏，将心膂喉舌之任寄托给侍从。百官之所以能通达下情、杜绝壅蔽，其纲纪极为端正。委任一偏，犹有弄

译况且在朝廷之上掌权的，何况是宦官和外戚呢？

译○士气

本朝南渡之后，宰相执政时间最长且专权的有两位。一位以威权胁迫天下士人，诛杀流放的人越多，士气反而越振奋，这与东汉末年没有两样；另一位用爵位俸禄来豢养天下士人，容纳的人越广，士气反而越衰颓，这与西汉末年没有两样。绍兴年间更换宰相之后，一时之间人才彬彬有礼地相继出现，天下还有可为，不至于让当世之人像棉花一样被揉捏成一团，全部落入笼络驾驭之中，萎靡不振成为风气，如同灯油耗尽，逐渐微弱直至熄灭，精神气焰完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振作起来，以达到励精图治的境界，可以吗？

○袁张相术

唐代《定命录》记载：李峤兄弟都在三十岁时去世，母亲为此担忧，去问天纲，天纲回答说：神气清秀，寿命恐怕不长久。又请求与李峤同床而睡，观察李峤睡觉时没有喘息，等待他呼吸出入，发现气息在耳中，于是祝贺说：必定大贵且长寿，这是龟息啊。《广异记》说：魏元忠拜见张ぁ藏，张ぁ藏待他非常冷淡，魏元忠询问前途通达与否，张ぁ藏不回答，魏元忠发怒，甩袖离去。张ぁ藏急忙说：君相在愤怒之中，应当位极人臣。袁张二人的相术是天下奇术。袁天罡如果不是通过睡眠来观察，就会把长寿当作短命；张ぁ藏如果不是通过愤怒来观察，就会把尊贵当作卑贱。在眉眼之间观察人，想要断言一生的祸福，确实很难。又有因人事而改变的，如《芝田录》记载：葫芦生起初不认为白中令会显贵，后来因为归还妇人遗落的宝带，说这是近种阴德，位极人臣。《遁斋闲览》记载：胡僧起初说大宋不会失去甲科，后来因为渡蚂蚁，说丰神顿时不同，如同救活数百万生命，小宋今年首捷，公不会在他之下。现在的人都将祸福完全归于定命，可以吗？

○金〇

读书不可以先树立议论，只应当平心静气地观看。《金〇》是孔谓请求天命的书，藏在柜子里，用金石封缄，不想让人打开，二公倡导王打开它，所以看到了这本书。伊川也说二公引导他这样做，是想让成王领悟周公的心意。我反复阅读，二公起初不知道周公有这件事，自从武王生病，二公才开始想要进行穆卜。周公有代替武王受命的说法，只能自己认为有功。史官于是将册命和祝辞告诉元龟，于是占卜三龟，一习吉。打开钥匙看到书，进去一并告诉。启龠就是打开金〇的钥匙。太史占卜的书藏在金柜里，既然取出这本书来观看筮文而没有封缄，等到周公回来才将册命放入金〇。仔细品味“公归”二字，那么各位史官自然会将所祭祀的册命和所占的书，一起藏在柜子里，周公也不知道他们一起藏了这本册命。既然说自以为有功，二公怎么能知道？至于群叔散布流言，周公只告诉二公说我不能避开，无法告诉先王。也不说此举是为了表明我的心意，直到天降大雷电风雨，王和大夫都戴上弁帽，命令史官打开钥匙取出占书来观看灾祥，忽然看到周公自以为有功代替武王的说法，二公和王才开始询问史官和执事，回答说：确实有这本册命，是周公的命令，我不敢说。古人质朴直率，无缘无故二公知道这是欺诈，去询问史官，史官曾经告诉二公这是欺诈，说我不敢说。王拿着书哭泣说：起初想要占卜天变的灾祥，现在不必进行穆卜。周公如此勤劳而我却不知道，这本来就是天大动威以彰显周公的德行。于是翻然悔悟。天应昭格，大抵君臣不交就是否卦，君臣交就是泰卦，精诚既已信服，召唤和气在一念之间。如果成王不是自然而感悟，怎么能导致天应如此迅速，前后本末如此分明，首尾以二公为辞，大概是说周公不让二公知道我的心意，二公也不知道周公有此举。成王知道周公，天实在启发了他，如果二公果然知道周公有这件事，何必拖延两年之后等到天灾巧妙设计，让王打开它，虽然先儒有这样的说法，我不敢相信。

○东坡非武王

《坡公志林》认为武王不是圣人，并且说孔子说：伟大啊，尧舜禹没有间杂。大概是对汤武不足，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说：三分天下，服事殷，可谓至德。夷齐认为武王是弑君。孔子赞许他们，这罪责武王很严重了。周公作《无逸》，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也是有原因的！坡公借此建立万世训则是可以的，所选取的证据则不对。孔子说：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荐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如果孔子以放逐桀来罪责汤，那么伊尹是不仁中最严重的人，为什么选取他？《尧曰》记载二帝三王之道，都是孔子经常说的。从三圣到汤武历述昭告之辞，有《汤誓》所不记载的，又选取《泰誓》、《武成》的话来颂美，可见尧舜咨命、汤武誓师同归一道，孔子得到邦家，也是这样。卫公孙朝问仲尼，学于赐，赐以文武之道回答。大概孔子平日以此自任，门弟子所熟闻，从未有文武之别。他说三分事殷，大概是说明周家应天顺人，出于不得已罢了。他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则是传注的错误。《乐记》记载孔子与宾牟贾谈论《武》的声音淫及商，回答说：不是《武》音，有司失其传也。如果不是失传，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说苌弘也有此

译言及此，宾牟贾退避片刻，对《武》乐迟疑了许久。孔子说：“乐舞，是象征功业成就的。手持盾牌如山岳般屹立，象征武王的事迹；发扬蹈厉，象征太公的意志。《武》乐散场时舞者皆坐，象征周公的治理。直到周朝大道四通八达，礼乐交流互通，无不称颂武王的德行功业。孔子特别称道《韶》乐美好，且音律不失，又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武》乐固然美好，但音律有所缺失，未能达到尽善尽美。如果因为武王有惭愧之德而用乐舞来象征，难道还能称为尽美吗？孔子称赞伯夷、叔齐，大概是因为这两人舍弃了封国，不食周粟而死。看待景公有马千驷，贫富不同，但百姓所称颂的在于伯夷、叔齐，而不在于景公。后来孔子说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却最终以‘我则不同于他们，无可无不可’作为结语。因此，孔子肯定伯夷、叔齐，就说是加罪于武王，可以吗？周公作《无逸》，大体上是谈论在位时间长久的问题，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在位五十九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文王在位五十年，都是在位时间长久的人。成汤即天子位仅十三年，武王在位仅十一年，所以文章结尾没有提及汤、武。周公告诫君主，提到成汤受命，伊尹感通皇天；武王发扬天威，只有四位贤人显扬武王，大大称颂其德行。谈论伊尹和四位贤人的功绩，那么汤、武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立政》告诫嗣王：‘及至成汤大大承受天命，武王遵循平定天下的功业，不敢废弃他的义德。’况且想要宣扬武王的大业，周公告诫成王难道真的不及汤、武吗？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这是天下人心归附的原因。苏东坡却认为立武庚不是武王的本意，说武庚必然叛乱，不用智者就能知道。又引用抛弃父亲侍奉仇人为证据，如果这样，那么舜诛杀鲧而任用禹，也有可议之处了。”

译○权、行、守、试的施行

本朝职事官都依据寄禄官品级的高低来区分权、行、守、试。侍郎、尚书起初必定授予“权”职，等到正式任命后，才开始授予“试”、“守”、“行”职。我考证汉代所说的“试守”就是“权”。《年纪》记载：命令二百石以上的官吏，任期届满后如同正式任命。如淳说：各级官吏初次任命都是试守，一年后才转为正式任命，享受全额俸禄。赵广汉试守京兆尹，韩延寿试守冯翊，尹翁归试守扶风，都是满一年后才转为正式任命。由此可见，“守”和“试”就是“权”，还没有成为正式任命。“权”字是唐代开始使用的，韩愈权知国子博士，三年后才转为正式任命。现在将“权”与“守”、“试”分开以区分真假，完全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