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圣学部总论易经干卦文言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
程传圣人在下，虽巳显而未得位，则进德修业而已。书经《虞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蔡传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杂形气之私；一以守之，而纯乎义理之正。道心常为之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商书·仲虺之诰》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蔡传言隆师好问，则德尊业广；自贤自用者，反是，谓之自得。师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余，委心听顺，而无拂逆之谓也。《说命下》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大全吕氏曰：学问之博，贵有实用，非徒为观美也。大而建立大经，经纶大义，弥纶大化，至于赞天地，化育皆所谓建事也。此所谓有用之学，否则所闻虽多，亦奚以为？陈氏雅言曰：求多闻者，建事之本；而学古训者，明理之要。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蔡传逊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学，如有所不及。虚以受人，勤以励己，则其所修如泉始达，源源乎其来矣。大全吕氏曰：「为学之初，先要虚心下气，方能受天」。下之善，若气高，则便与为学工夫相背。惟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蔡传言教人居学之半，盖道积厥躬者，体之立学。于人者，用之行，兼体用，合内外，而后圣学可全也。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蔡传言德虽造于罔觉，而法必监于先王。先王成法，子孙之所当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亦此意大。全陈氏经曰自逊志至典学乃学之次序，监先王成宪，乃学之准的。诗经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朱注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大全庆源辅氏曰不聪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将就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与行皆有所未至，故欲勉学问，庶几日于事上有所就月于本上有所将，继续不已以至于光明也。《礼记学记》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陈注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于变时，雍乃为至耳。然则，舍学何以哉？此乃大学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陈注建国君民，谓建立邦国，以君长其民也。教学为先，以立教立学为先务也。《贾谊新书》
修政语汤曰：「学圣王之道，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后汉书樊准传准上疏曰：「臣闻贾谊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学』，故虽大舜圣德，孳孳为善；成王贤主，崇明师尃。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资，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听，四方欣欣。虽阙里之化、矍相之事，诚不足言，又多征名儒以充礼官，如沛国赵孝、琅邪承宫等，或安车结驷，告归乡里；或丰衣博带，从见宗庙。其余以经术见优者，布在廊庙，故朝多皤皤华首之老。每燕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朝者进而思政，罢者退而备问，小大随化，雍雍可嘉。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諓諓之辞。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欺，锐锥刀之锋，断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间。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发扬岩穴，宠进儒雅，有如孝宫者，征诣公车，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缵其业。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如此则延颈者日有所见，倾耳者月有所闻。伏愿陛下推述先帝进业之道。」《朱子大全集》
行宫便殿奏札臣窃惟皇帝陛下祗膺骏命，恭御宝图，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讨论经艺为急先之务，盖将求多闻以建事，学古训而有获，非若记问愚儒，词章小技，夸多以为博，斗靡以为工而巳也。如是则劝讲之官，所宜遴选，顾乃不择，误及妄庸，则臣窃以为过矣。盖臣天资至愚极陋，虽尝挟策读书，妄以求圣贤之遗旨，而行之不力，老矣无闻，况于帝王之学，则固未之讲也。其何以当擢任之宠，而辱顾问之勤乎？是以闻命惊惶，不敢奉诏。然尝闻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伦，制其事物当然之则矣。以其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乱其伦，败其则而不知反，必其学以开之，然后有以正心修身，而为齐家治国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学，而其所以学者，初非记问词章之谓，而亦非有圣愚贵贱之殊也。以是而言，则臣之所尝用力，固有可为陛下言者，请遂陈之。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穷之，则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而无纤芥之疑，善则从之，恶则去之，而无毫发之累，此为学所以莫先于穷理也。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行所言，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其余则顺之者为君子而吉，背之者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则能保四海而可以为法，凶之甚者则不能保其身而可以为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若夫读书，则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间断而无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贪多而务广，往往未启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终，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虽复终日勤劳，不得休息，而意绪□□，常若有所奔趋迫逐，而无从容涵泳之乐，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厌，以异于彼之怠忽间断而无所成者哉？孔子所谓「欲速则不达」，孟子所谓「进锐者退速」，正谓此也。诚能鉴此而有以反之，则心潜于一，久而不移，而所读之书，文意接连，血脉通贯，自然渐渍浃洽，心与理会，而善之为劝者深，恶之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为读书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则在于心，而心之为物，至虚至灵，神妙不测，常为一身之主，以提万事之纲，而不可有倾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觉，而驰骛飞扬，以徇物欲于躯壳之外，则一身无主，万事无纲，虽其俯仰顾盼之间，盖已不自觉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复圣言，参考事物，以求义理至当之归乎？孔子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谓此也。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此数语者，皆愚臣平生为学，艰难辛苦已试之效。窃意圣贤复生，所以教人，不过如此，不独布衣韦带之士所当从事，盖虽帝王之学，殆亦无以易之。特以近年以来，风俗薄陋，士大夫间闻此等语，例皆指为道学，必排去之而后已，是以食芹之美，无路自通，每抱遗经，徒窃慨叹。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无他嗜好，独于问学孜孜不倦，而臣当此之时，特蒙引对。故敢忘其固陋，而辄以为献。伏惟圣明，深赐省览。试以其说验之于身，蚤寤晨兴，无忘今日之志，而自强不息，以缉熙于光明。使异时嘉靖邦国，如商高宗兴衰拨乱，如周宣王，以着明人主讲学之效，卓然为万世帝王之标准，则臣虽退伏田野，与世长辞，与有荣矣。何必使之勉强盲聋，扶曳跛躄，以污近侍之列，而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严，不胜战栗。惟陛下留神，则幸甚。取进止，真德秀《大学衍义》。
尧舜禹汤文武之学大禹谟：帝曰：「来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尧舜禹传授心法，万世圣学之渊源。人主欲学尧舜，亦学此而已矣。先儒训释虽众，独朱熹之说最为精确。夫所谓形气之私者，指声色臭味之欲而言也；性命之正者，指仁义礼智之理，皆根于性，所谓道心也。今即人主一身言之，宫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与夫妃嫔侍御之奉，观逸游田之乐，此人心之发也。是心为主而无以裁制，则物欲日滋，其去桀纣不远矣。知富贵之不可恃，而将之以忧勤；知骄侈之不可肆，而节之以恭俭；知旨酒厚味为迷心之鸩毒，思所以却之；知淫声美色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远之。此道心之发也。是心为主而无以相丧，则理义日充，其去尧舜不远矣。人心之发，如铦锋，如悍马，有未易制驭者，故曰危。道心之发，如火始然，如泉始达，有未易充广者，故曰微。惟平居庄敬自持，察一念之所从起，知其为声色臭味而发，则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长；知其为仁义礼智而发，则一意持守，不使之变迁。夫如是，则礼义常存而物欲退听，以之酬酢万变，无往而非中矣。盖主于中则曰道心，形诸用则曰中道，本非二事也。欲学尧舜者，其惟用力于此乎？益稷：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臣按：禹既以「谨」之一言戒帝矣，犹谓未尽其义，又为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谓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静而后能动，定而后能应。若其胶胶扰扰，将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万物乎？先儒谓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为二十八宿之纲维。心惟安所止，故能为万事之枢纽。然欲其常安，则有道焉。几者，念虑萌动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际，几微之不察，则喜怒哀乐有时而失节；治安之不戒，则盘乐怠傲有时而或肆。如是，则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几康者，圣人养心之要法也。心得其养，则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辅弼之臣，莫非正直，则内外交养，无时而不安。非惟人应之天，亦应之矣。舜以精一执中告禹，禹复以安止几康告舜。用功若异，而归宿实同。欲知舜禹之学者，合而玩之可也。仲虺之诰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臣按：此仲虺勉汤之辞，欲其于身心用其功也。德修于身者，日新而不已，则万邦惟怀，所谓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也。
心之所存者，骄盈自足，则九族乃离，所谓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也。日新则日进，一日尧舜兢业之事也；自满则日怠，一日后世人主不克终之事也。治乱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即所谓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无时而不勉，则其德无时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机括也。《大学》所引汤之盘铭，即其事也。「懋昭大德」者，修身之事，《大学》所谓「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学》所谓「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迁，故失其正。圣人以一身为民之极，使望而趋之，皆归于中，此所谓「建中于民」也。然其道岂有他哉？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而已。盖事有万端，未易裁处，惟揆之以当然之理，则举措适当，无一事之不中矣。心有万虑，未易执持，惟内主于敬，而视听言动不敢肆焉，则周旋中礼，而无一念之不中矣。己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为法后世者，义与礼而已。道备于身而无阙，则法垂于后而有余，然必不恃己之善以资夫人之善，乃可以兴；反是则危亡之道也。虚心好问，则天下之善皆归于我，岂不裕乎？矜能自任，则一己之善其与几何，岂不小乎？成汤圣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学，丁宁切至，有如此者。后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伊尹作《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又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又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又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臣按《孟子》曰：“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又曰：“汤武身之也。”则成汤之圣，盖由学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辅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举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纯而不杂，常而不息之谓也。吉凶者，善恶之应，人之秉德也。纯善而能常，则动无非吉矣。不纯乎善而人欲参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间之，则二三其德，而动无非凶矣。《易》以日新为盛德，先儒谓人之学不日进则日退，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终怠，始敬而终肆，以一出一入之心为或作或辍之事，德何自而新乎？始终之间常一不变，则德日以新矣。然德无定名，有凶有吉，将何所择而师之？要当主其善者以为师，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无定体，将何所择而主之？要当以协于一者为主，一者斯善，而不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于一者，无有不善。如乍见入井之孺子而恻隐兴焉，此时未有他念之杂，一而善也。纔有纳交要誉之心，则不一而非善矣。故考德者以善为主，而择善者又以一为主。太甲悔过迁善之后，伊尹犹虑其择善未精，执德不定而转移于他日，故特作《一德》之善以告之，而精要莫切于此数语。
呜呼！惟精惟一，舜将逊位而后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将告归而后以告太。甲付，授丁宁之意如此。为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周公作《立政》，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谓安汝止也。尧舜以来，累圣相传，一本乎此。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书以立政为名。所陈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为先。盖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夫政事之修废，由用人之得失，为人君者，孰不知之？而用舍之间，鲜不易位者，心无定主，而是非邪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贤而有德者。心犹水然，挠而浊之，不见山岳渊澄，弗动毛发烛焉。惟至公可以见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见天下之邪，惟至静可以见天下之动。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适其当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圣，若无所事乎学，而其所谓克宅心者，是乃文王之学也。然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亦犹□谟不曰慎修厥身，而曰慎厥身修也。读者岂可以辞害意哉？《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遑他事，首以彝伦之叙访于亡国之臣。访云者，不敢召而就问之也。彝伦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后本末，各有自然之理，非人之所为，乃天之所设也。天之于民，既阴骘之于善，又助合其厥，居然君师治教之责，则于我乎属？我乃未知常理之次叙焉，此所以问于箕子也。尧忧洪水，使鲧治之，鲧不能因性顺导，顾乃堤而塞之，以激其势，水既失性，火、木、金、土从而汨乱。盖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乱则五者皆乱矣。五行，天之道，鲧汨而乱之，则逆乎天矣。故天动威怒，而不与以大法九畴，鲧以殛死。禹继而兴，随山浚川，行无所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畴与之。神龟负文出于洛水，龟所负者数尔。大禹圣人，心与天通，见其数而知其理，因次之以为九类，即今九畴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谓彝伦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养乎人者也。其气运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匮，其理则赋于人而为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于此，故居九畴之首。
五事者，天之所赋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从，视之明，听之聪，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则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则貌必至于嫚，言必至于悖，以视听则昏且窒，以思虑则粗且浅，而本然之性丧矣。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于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后可施之于政，食货养生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教之而不从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远人以礼，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农用八政」。民政既举，则钦天授人，有不可后于是，继以岁月日时星辰历数之纪，推步占验，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协用五纪」。皇者，君之称；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则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万事，莫不尽至，而后可以为民之极。建者，立之于此而形之于彼之谓，故曰「建用皇极」。至于正直、刚柔之施，又必视时之治否。因俗之强弱，君当揽权，无使威福之移于下；臣当循法，无使颛恣而僭乎上。为治之道，无越乎此。故曰：「乂用三德。国有大事，必先详虑于己，而后谋之于人。人不能决，则又诹之卜筮，以决之于天。天人相参，事无过举，所以保其极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极之所以建不建也。然则何从而验？观诸天而已。雨旸燠寒风，皆以其时，则建极之验也。五者常而无节，则不极之验也。天人相应，若影响然。人君所当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征。」皇极建，则举世之人皆被其泽，而五福应之。故尧舜之民，无不仁且寿者，此人君之当向慕也。故曰：「向用五福。」皇极不建，则举世之人皆蒙其祸，而六极随之。故桀纣之民，无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当畏惧也。故曰：「威用六极。」《洪范》九畴，六十有五字尔，而天道人事无不该焉。原其本，皆是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问箕子之言，所以为万世蓍龟也。《礼·践阼篇》：武王践阼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帝之道存乎？」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斋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王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焉：于几，于鉴，于盥盘，于楹，于杖，于带，于履屦，于觞豆，于户牖，于剑弓矛为铭焉。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访《洪范》于箕子；其始践阼也，又访丹书于太公，可谓急于闻道者矣。
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与义之二者。盖敬则万善俱立，怠则万善俱废；义则理为之主，欲则物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圣人已致谨于此矣。武王闻之，惕若戒惧，而铭之器物以自警焉，盖恐斯须不存而怠。与欲得乘其隙也。其后孔子赞《易》于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先儒释之曰：「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盖敬则此心无私邪之累，内之所以直也；义则事事物物各当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黄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欤？商高宗、周成王之学，书说命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曲□；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尔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干兹道，积于厥躬。惟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臣按：高宗之为太子也，学于甘盘，学未大成而甘盘遁归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终。高宗自失甘盘，茫然无所于学，既得傅说，遂命之以续甘盘之业。「尔惟训于朕志」者，望说以格心之事也。酒非曲□不成，羹非盐梅不和，人君非贤者修辅，无以进其德。汝交修我而无弃我，我能行汝之教。高宗之望于说者如彼其切，说其可忘言乎？王人所以求多闻者，是惟立事而已。学必施于事，然后为有用之学，不然则所闻虽多，果何为哉？古训者，古先圣王之训，若《书》之典谟是也。学必求之古训，然后有得，若读非圣之书，其何益乎？获者，得之于己也。学必自得，然后为功，不然则道自道，我自我，犹未尝学也。人君行事，当以古人为师，若自任己意，不师古昔，而能长治久安者，无是理也。于是又言为学之要，惟在逊志时敏。逊志者，卑逊其心，虽有如未尝有也。时敏者，进修及时，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学者，骄与怠而已。骄则志盈，善不可入。怠则志，惰功不可进；逊则不骄，敏则不怠。所修之道，自将源源而来，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然体之不诚，则虽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笃，然后道积于厥躬。积犹积善之积，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进一善，明日又进一善。持久不替，则道积于身，身即道，道即身，浑然无间矣。于是又言之与学，各居其半。我之所教，仅能半之。高宗于此尢当自力，必也一念终始，常在于学，无少间断，然后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终始，不曰始终者，学无止法也。
上言道之积，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谓道；以所得言之，是谓德。非有二也。说论为学之方，至矣。犹虑高宗未知所法，则又勉之以成汤为法。成汤既盛矣，德犹恐其有□过，必改而不吝。傥能视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修，然后大臣可居其职，招贤能以列庶位，说其敢不敬承乎？学之一字，前此未经见也。高宗与说始言之，遂开万古圣学之源，其功亦大矣哉！《诗》敬之，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进戒，首以“敬之”“敬之”为言。成王则谓“予小子不聪而未能敬”，方其日有所就，月有所进，其道何由？惟学而已。盖学则有缉熙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学》所谓“明德”是也。惟其学力弗继，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暗晦。今当从事于学，犹妇功之绩，接续而不已，以广我本性之光明。然辅弼我使能当此负任，则群臣之责也。愿示我以显明之德行，使晓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虑学之难进，故望于群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发。成王之学，惟欲充其性之光明，进其身之德行，岂后世务外者比哉？臣按：二君初非圣人之资，惟其知学之本，故能克己，蹈道，卒为商、周令王，后世未有及之者。学有功于人，如此哉？汉高、文、武、宣之学。汉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时时前称说《诗》《书》。帝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修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色，谓贾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乃祖述存亡之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称其书曰《新语》。先儒胡宏曰：“贾之对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专马上之力也。盖陛下本以宽大长者受怀王入关之命，为天下除残贼，所过亡掳掠，赦秦降王子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约法三章，父老惟恐陛下不为秦王，庶几三代得天下之仁。项王负约王陛下于蜀汉，陛下忍而就国，用萧何为相，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项羽贼杀义帝，陛下举军缟素，告诸侯而伐之，庶几三代取天下之义不龌龊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师张良，任陈平，将韩信，庶几尧舜禹汤文武知人之明，镇抚百姓，下令军士不幸死者更为衣衾棺殓，转送其家，庶几尧舜禹汤文武哀鳏寡恤孤独之政。此数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愿陛下退叔孙通聘鲁二生，使与张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论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示天下，以诏万世。
使陆贾有是对而汉祖用其言，则必六宫有制，适庶有辨，教养子弟有法，后夫人嫔妇各得其所矣。又安得有戚夫人为人彘，赵王如意，淮阳王友，梁王恢之皆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审食其渎乱宫闱之丑，而吕氏至于族灭，后世世有外戚之祸哉？则必制国有法，荆王贾，楚王交代，王喜，齐王肥不封数十县，而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及□陶、伊、傅、周、吕之裔得血食矣。则必体貌大臣，萧相国不系狱，黥布、陈豨、卢绾韩王信不皆叛矣，则必不袭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礼以道，谦尊而光，干刚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于交泰，而大臣可以托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则必封建诸侯，藩垣屏翰，根深固难于倾拔，可以正中国四裔之分，不至畏匈奴与之和亲矣。则必复井田之制，不致后世三十税一，近于貊道，富者田连阡陌，僭拟公侯，而贫民□苦失职矣。则必侍御仆从罔非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临弃天下，公卿大夫受顾命，妇寺不得与，而大正其终矣。臣按胡宏之论，深中当时之失。盖贾虽有修仁义法先圣之言，而其所陈不过秦汉间事，安能举其君于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汉文帝时，贾谊为长沙王傅，岁余，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我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臣按文帝之问贾谊及于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阴阳造化之谓也？帝之问及此，其有意穷理之学乎？谊具道所以然之故，帝为之前席，其必深有感于心矣。惜史氏之不载也。然鬼神之事至难言也，在孔门惟季路问事鬼神，宰我问鬼神，其他门人高弟大抵问仁问孝问政而已。盖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义则知阴阳，能尽性则能至命。谊之对亦常及此否邪？厥后新垣平以诡诈进，帝为之惑，是未尝知鬼神之情状也。帝有穷理之心，而谊无造理之学，故君德成就终有愧于古，吁可惜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制曰：「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董仲舒对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臣按强勉学问者，致知之事也；强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皆求以知之笃行，则所以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强勉之谓也。仲舒之学，盖有见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哉！又曰：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臣按：武帝之于道，徒闻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知识言，光大以事业言。古之圣王，有所闻则必尊，不徒闻而已也；有所知则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识，则高明；见诸事业，则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诚故也。使帝能用其言，设诚于内，而致行之，不徒为闻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实，则其所至，讵可涯也哉！又曰：尧发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乎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故尽小者大，谨微者着。“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积善在身，犹日长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臣按：西汉儒者，惟一仲舒，其学统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尧舜。盖自《七篇》之后，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于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陈于前，绳愆纠缪，格其非心，安得有极意奢淫之失、穷兵黩武之祸？又安得惑邪臣之谮，兴巫蛊之狱，而致父子隔绝、阙庭流血之变哉？故剟三策之言尢切者着于此，以见武帝虽有志于学，而实不知所以学，为可惜也。儿宽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语可观，乃从宽问一篇。”臣按：《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轨范也。武帝初以为朴学，弗好，既失之矣。及闻宽说可观，又止从问一篇，则是其弗好如故也。然圣经之蕴无穷，随其所入，皆必有获。百篇之书，无所不备。使帝于其一篇果当深玩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有余用。而帝之行事未见有一与书合者，是亦徒问而已，果何益哉？武帝诏求能为韩婴诗者，征蔡义上，召见说诗，甚悦之，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臣按：武帝悦蔡义说诗，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义之讲说其果能有得诗人之指耶？夫诗三百，以关睢为首，重风化之源也。而武帝之卫后以讴者进，李夫人以倡进，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穷奢极欲，则非鸳鸯之义；重赋横敛，则昧硕鼠之戒；以天旱为干封，安有云汉之恐惧？用谗言杀太子，不监青蝇之罔极。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达于政，虽多亦奚以为？」武帝近之矣。宣帝高才好学，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元康元年诏曰：「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二人。」孝元帝为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
」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臣按：宣帝之诏，以阴阳风雨之未时，由其不明六艺，暗于大道。盖人君不明经不知道，则无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纯，一动之失中，皆足以奸阴阳之和。故《洪范》以雨旸燠寒风之时为肃乂哲谋圣之应，五者之不时为狂僭豫急蒙之应。人主之一心，与天地相为流通，而善恶吉凶之符，甚于影响。如此后世人主，鲜或知者，而帝独知之，可谓卓然有见矣。然其所举吏民之厥身修正，通文学，明先王之术者，乃寂无闻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诚世之鲜有，使帝果以诚求之，岂无一二近似者出为帝用？夷考当时，惟一王吉，粗欲建万世之长策，而举明主于三代之隆，帝已视为迂阔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时，皇皇于仁义而不汲汲于功利，其与帝枘凿将有甚焉者。然则正身明道之士，窥见此指，其肯轻为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为道若白黑之异色，清浊之异流，不可杂也。杂则黑与浊者终胜矣。帝乃以霸王道杂为汉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尝受《论语》矣，语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则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纯任德教也。又尝立《书》《春秋》于学宫矣，孔子定《书》，纪文、武、成、康之政，为后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术，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纯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则是《论语》不必受书，《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独不当求真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达时宜，而并儒之通世务者弃之，是因咽而废食也。以高材好学之君，而择术如此，是以厉精为政，虽能致一时之治，而刑余周召，法律诗书，卒不免基后来之祸。惜哉！汉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学。光武受尚书，通大义，召桓荣入说，甚善之。每朝会，辄令荣敷奏经义，帝称善。帝每日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臣按：光武早为儒生，及即位，孜孜经术，又如此，宜其光复旧物，身致升平，视少康、周宣，盖庶几焉。惜其时儒臣作辅，如伏湛、侯霸辈，皆章句书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业，故在位三十余年，虽鲜有过事而以无罪废正后、易太子，则有愧刑家之义；以直谏杀大臣，则有乖从谏如流之美。
盖其所学未至于明善诚身之地，故于父子、夫妇、君臣之际不能无可憾者焉。圣学不明，虽有不世之资，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则人主之于务学，其可苟也哉。显宗孝明帝，十岁通《春秋》，光武奇之，既为皇太子，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及即位，尊以师礼，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太师在是。」既罢，悉以大官供具赐之。后三雍成，拜荣为五更，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辨说。诏曰：「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臣按：先儒胡寅以为显宗事师之意，百千年鲜有其俪，可谓人主之高致。惜乎桓荣授经专门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业如是而止，斯言当矣。抑臣窃谓学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汉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故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若显宗者，岂无所当戒者乎？传称：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至见提曳。帝尝受书于师矣，书之称：尧曰允恭，称舜曰温恭，称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为贵也。曰“御众以宽”，又曰“宽绰厥心”，是又以宽为贵也。帝于二者两皆失之，既无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礼。然则又何贵于学乎？先儒有言：“未读是书，犹是人也；既读是书，亦犹是人也。”则为不善读矣。其殆显宗之谓邪？肃宗孝章帝，少宽容，好儒术。其为太子也，受业于长酺。元和二年，东巡，酺为东郡太守，帝幸东郡，引酺及门生掾吏会庭中，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臣按：章帝尊经事师之意，不愧前人，又能戒显宗之苛切，事从宽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养元元，除去苛法。后之议者，以长者称。虽其天资之美，亦其学之力也。惜其时师臣如张酺者，虽质直守义，数有谏正，然其所学不过章句之业，况又以严见惮，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辅成德美者，如是而止。考之本纪，在位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三。岂无逸之戒，亦或有所忽邪？惜哉！唐太宗，身属櫜鞬，风纚露沐，然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臣按：后世人主之好学者，莫如唐太宗。
当战功未息之余，已留情于经术，召名儒为学士，以讲摩之，此三代以下所无也。既即位，置弘文馆于殿之侧，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暇，与讨古今，论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此又三代以下之所无也。故陆贽举之以告德宗，谓：“言及稼穑艰难，则务遵节俭；言及闾阎疾苦，则议息征徭。”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我朝列圣盛时，妙选名儒，环侍经幄。迩英、崇政，延访从容，夜直禁中，不时召对，所以缉熙圣学，开广睿聪。其与贞观，实同一揆。夫昼访足矣，又必加以夜对，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众，惟声与色尤易溺人。昼日便朝，荐绅俨列，昌言正论，辐凑于前，则其保守也易。深宫暮夜，所接者非貂珰之辈，即嫔御之徒，纷华盛丽，杂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荡心，故其持养也难。此夜对之益，所以尤深于昼访。与圣明在上，傥有志于帝王之事业，则贞观之规摹与我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复。太宗尝谓侍臣曰：「梁武帝惟谈苦空，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如鸟之有翼，鱼之有水，不可暂无耳。」臣按：太宗深鉴萧梁之失，不取老释二氏，而惟尧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谓知所择矣。然终身所行，未能无愧者，以其嗜学虽笃，所讲者不过前代之得失，而于三圣传授之微指，六经致治之成法，未之有闻。其所亲者，虽或一时名儒，而奸谀小人亦□其列，安得有佛时仔肩之益？故名为希慕前圣，而于道实无得焉，其亦可憾也。夫太宗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臣按：秦汉以后，号为贤主，修身寡过，则或有之。其知从事于此，心惧奸之乘其隙，则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权万纪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数者均为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圣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无皇耽乐」，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严奸之防，而未能脱嗜欲之□。闺门之内，既多□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异时移鼎祚，剪宗支之祸焉。盖由天资之高，有以知夫众攻之原，而学力之浅，卒无以胜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为心箴者曰：「茫茫堪舆，俯仰无垠，人于其间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仓稊米，参谓三才，曰惟心耳。往古来今，孰无此心？心为形役，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间抵隙，为厥心病。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与存焉。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
」箴虽常言，然深切于正心之学，故录焉。元宗明皇帝开元中，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凝滞，无从执问，可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卢怀慎荐太常卿马怀素，乃以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与褚无量更日侍读。每至合门，令乘肩舆以进，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傅之礼。开元中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欲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帝闻之，重说而薄坚。臣按：明皇初政好学右文，其盛如此，可谓美矣。使当时得一真儒在辅导弼谐之地，日以尧舜三王之道，六经孔孟之言，陈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则于是非邪正之辨，了然不惑，而张九龄、李林甫之忠邪不至于用舍倒置矣。必诚意以正其心，则于声色货利之诱，确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蛊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敛，不得进矣。必修身以正其家，则于父子夫妇之伦，朝廷宫寝之政，各尽其道，安得有信谗废杀三子之祸？又安得有禄山渎乱宫闱之丑哉？奈何张说之流，不过以文墨进，无量、怀素不过章句儒生，帝虽有志于学，而所以讲明启沃。者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虽极于开元，而帝心已溺于燕安，女子小人，内外交煽，根本日□，欲其亡，祸乱得乎？故人君之学，苟不知以圣王为师，以身心为主，未见其有益也。宪宗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又读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元宗撰《开元训诫》，帝遂采《尚书》《春秋》《史汉》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镜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权幸》，曰《戒微行》，曰《任贤臣》，曰《纳忠谏》，曰《慎征伐》，曰《重法刑》，曰《去奢泰》，曰《崇节俭》，曰《奖忠信》，曰《修德政》，曰《谏畋猎》，曰《录勋贤》，分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书写于屏风，列之座右。臣按宪宗玩意经籍，集其事以为龟鉴，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后，骄侈剧形，裴度以忠直见疏，李逢吉以谗谄用，皇甫镈、程异以羡余进，是邪正未尝辨，贤臣未尝任也，忠谏未尝纳，勋贤未尝录也。土木兴则反于节俭，聚敛行则乖于德政，凡所谓十有四条，无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盖居中而制万事者，心也。古先圣王必于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万事莫不正。宪宗知鉴前代成败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学之源，藩镇未平，犹能勉强策励，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幛虽在，志虑已移，视之为虚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
当时君臣，独一裴□能进正心之说，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举其纲，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犹教人以克己复礼，而不言以视听言动之目，其能有益乎？故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未有能引其君以当道者。汉、魏、陈、隋、唐数君之学。汉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康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臣按：人君之学，不过修己治人而已。元帝于此二者，未尝致意，而所好者，笔札音律之事。纵使极其精妙，不过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岂人君之大道哉？昔颜渊问为邦，夫子以放郑声语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箫，自度曲，正所谓郑声也。先儒谓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连，怠惰骄淫，皆从此出。元帝之资本非刚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则其志气颓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兴起之理？宜其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卒基汉室之祸也。魏文帝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少诵诗论，及长备历五经、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史臣陈寿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问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识，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臣按：文帝之为太子也，与一时文士若王粲、阮瑀诸人游，号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为文章，至今具在。其藻丽华美则诚有之，揆诸风雅典诰，则罪人也。夫旷大之度，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此皆人君所当勉者。而帝也为嗣，则喜见颜色；居丧则燕乐不衰；薄同气之恩，杀无宠之配；以玩好而求远物，以私憾而僇谏官。是于所当勉者不知勉矣。书论诗赋，文士之末技尔，非人君所当务也。而乃侈然自衍，谓莫已若，识度如此，其为史氏所讥，宜哉。后魏帝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有几？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至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遂命郡县大索书，悉送平城。臣按：《大学》之道以致知为首，正欲开聪明而发智识也。魏帝初未尝学，而有益人神智之问，可谓切问矣。李先莫如书籍之对，亦可谓善对矣。然则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忧不集？则失之甚也。夫古今之书籍虽多，其切于君德治道者，六经而已尔，论孟而已尔。六经之大义，人君皆所当闻。然一日万几，无遍读博通之理，苟颛精其一二，而兼致力于论孟、大学、中庸之书，间命儒臣敷陈历代之得失，则其开聪明而发智识者，亦岂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智不及此，徒使魏王以聚书为美，而无得于书，求神仙，滥刑戮，溺声色，卒以无道殒其身。
是虽图书山积，果何益于万一哉？唐文宗性俭素，听朝之暇，惟以书史自娱，声乐游畋未尝留意。臣按文宗可谓好学之君矣，而卒无救于祸败者。《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义，则玩干健以养其刚体，离丽以养其明，既刚且明，则于威福之权必能别白，何至柔懦不立，听用匪人，使阉寺之势益张，甘心以赦献自比？其于书史了无分毫之得，正坐以之自娱故耳。夫好书而以之资空谈，销永日，鲜有不为文宗者。后汉灵帝好文学，自造《皇义》为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埶之徒置其间，喜陈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臣按词赋小技，扬雄比之雕虫篆刻，壮夫且耻为之，况人主乎？赋犹无用，况书篆末艺乎？灵帝名为好学，而所取乃尔。夫人主不可轻有所好，所好一形，群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虽文赋、书篆亦为小人媒进之阶，况他乎？惟游心经术，恬淡寡欲，则奸邪无得而窥。灵帝昏乱之君，无足论者，特以为来世。之鉴云：陈后主叔宝，以宫人有文学者为女学士。仆射江总虽为宰辅，不亲政务，日与尚书孔范等十余人侍上游宴后庭，谓之狎客。上每饮酒，使诸妃嫔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群臣酣歌自夕达旦，日以为常。其后隋伐陈，获叔宝以归。从隋文帝饮，赋诗。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诗之功夫，何如思安时事乎？」隋炀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土常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臣按：陈隋二君，号为工于词艺者，一则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则因是而君臣争胜，卒底乱亡。然则帝王之于词章，皆非所当作乎？曰：虞帝敕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训，成汤官刑之制，虽非有意于为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当法也。若《大风之》安不忘危，犹可见英主之远虑；《金镜之》任贤去不肖，亦足以昭示子孙，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镂组织，与文士争一日之长，固可羞已，况于淫猥陋如陈隋之君乎？臣故着此，以为人主溺心词艺者之戒。《性理大全》
圣学程子曰：「人心广大无垠，万善咸备，盛德大业由此而成。故欲传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扩充是心焉尔。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尚，儒生从是章句文义，帝王务得其要，措之事业。盖圣人经世大法，备在方册，苟得其要，举而行之，无难也。人主之学，惟当务为急，辞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业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则由乎周公。周公之辅成王也，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辅养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谓辅养之道，非谓告诏以言，过而后谏也，尤在涵养熏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宦官之时少，则气质自化，德器自成。谨选贤德之士以待劝讲，讲读既罢，常留以备访问，从容燕语，不独渐摩至于人情物态，稼穑艰难，日积既久，自然通达，比之常处深宫为益多矣。夫傅德义，在乎访闻见之非，节嗜欲之过；保身体，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选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饰器用皆须质朴之物，俾华巧靡丽不至于前，浅俗之言不入于耳。凡动作言语，必使劝讲者知之，庶几随物箴规，应时谏正，调护圣躬，莫过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而莫敢仰视，万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则中常之君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古今同患，治乱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称前王之德，以寅恭秖惧为首。云：「华阳范氏曰：人主学与不学，系天下之治乱。如好学，则天下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上，辅助德业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学，则天下之小人皆动其心，欲立于朝，以邪谄事上，窃取富贵而专权利矣。」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也。六经所载古训，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牵制文义，无益于心术者，非帝王之学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意，故人主不可不学也。盖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必本于方寸。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帝王之业乎？」豫章罗氏曰：「人主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迹然读经，以《尚书》为先；读史，以《唐书》为首。盖《尚书》论人主善恶为多，《唐书》论朝廷变故最盛。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则影直，源浊则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为本。然本心之善，其体至微，而利欲之攻不胜其众。
常试验之一日之间，声色臭味，游衍驰驱，土木之华，货利之殖，杂进于前，日新月盛。其间心体湛然，善端呈露之时，盖绝无而仅有也。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胜利欲之私，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然所谓学，则又有邪正之别焉。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者，学之正也。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而以华靡相胜；反之身则无实，措之行则无当者，学之邪也。学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鲜矣；学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鲜矣。故讲学虽所以为正心之要，而学之邪正，其系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审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必继之曰：“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孔子之告颜渊，既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既告之以损益四代之礼乐，而又申之曰：“放郑声，远人郑声淫，人殆。”呜呼！此千圣相传心法之要，其所以极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尽者，可谓兼其本末巨细而举之矣。两汉以来，非无愿治。之主而莫克，有志于此，是以虽或随世以就功名，而终不得以与乎帝王之盛。其或耻为庸主，而思用力于此道，则又不免蔽于老子、浮屠之说。静则徒以虚无寂灭为乐，而不知有所谓实理之原；动则徒以应缘无碍为达，而不知有所谓善恶之几。是以日用之间，内外乖离，不相为用，而反以害于政事。盖所谓千圣相传心法之要者，于是不复讲矣。帝王之学，虽与韦布不同，经纶之业，固与章句有异，然其本末之序，窃以为无二道也。圣贤之言，平铺放着，自有无穷之味。于此从容潜玩默识而心通焉，则学之根本于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说贵于新奇，推类欲其广博，是以反失圣言平淡之真味，而徒为学者口耳之末习。至于人主能之，则又适所以为作聪明、自贤圣之具，不惟无益，而害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间而已。
舜、禹相传，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正谓此也。人主之学，当以明理为先。是理既明，则凡所当为而必为，所不当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尧舜性之，汤武反之。”盖尝因此二说而深思：天地之大，无不生育，固为万物之父母矣。人于其间，又独得其气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为万物之灵。若元后者，则于人类之中，又独得其正气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极天下之聪明，而出乎人类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则所谓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圣贤观之，惟帝尧、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为能履此位，当此责，而无愧。若成汤、武王，则其聪明之质，固已不能如尧舜之全矣。惟其能学而知，能利而行，能择善而固执，能克己而复礼，是以有以复其德性聪明之全体，而卒亦造夫尧舜之域，以为亿兆之父母。盖其生质虽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则未尝不同。孔子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谓也。诚能于日用之间，语默动静，必求放心以为之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已用力处，益用力焉。数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陈要急之务。至于群臣进对，亦赐温颜，反复询访，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长，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经历详尽，浃洽贯通，聪明日开，志气日强，德声日闻，治效日着。四海之内，瞻仰畏爱，如亲父母，则是反之之至，而尧舜汤武之盛，不过如此。勉斋黄氏曰：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西山真氏曰：惟学可以养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亲近君子可以维持此心。盖义理之与物欲，相为消长者也。笃志于学，则日与圣贤为徒，而有自得之乐；持身以敬，则凛如神明在上，而无非僻之侵；亲贤人君子之时多，则规儆日闻，谄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则圣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矣。人主之学，其要在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为出治之本，非徒雕锼词艺，破析章句，为书生之末技而已。鲁斋许氏曰：凡人之情，敬慎于忧危，惰慢于暇豫，惟圣人不如此。尧舜只兢兢业业，无已时忧危暇豫处之如一，一日二日，万几何得惰慢？程子谓惟慎独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盖功夫有间断，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犹于此不能进。两汉文帝、光武，敬慎终身，然圣学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圣学部艺文劝学疏后汉窦宪和帝即位，富于春秋，侍中窦宪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颇涉经学，上疏皇太后曰：“礼记云：‘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习。习与智长，则切而不勤；化与心成，则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居右，中立听朝，四圣继之，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孝昭皇帝八岁即位，大臣辅政，亦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授于前，平成圣德。近建初元年，张酺、魏应召训，亦讲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渐教学，而独对左右小臣，未闻典义。昔五更桓荣亲为帝师，子郁结发，敦尚继传父业，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给事禁省，更历四世。今白首好礼，经行笃备，又宗正刘方，宗室之表，善为《诗经》，先帝所褒，宜令郁、方□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汉章帝白虎殿观诸儒讲五经赋唐李程《汉章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仿石渠征校文之所配白虎集青衿之徒于是发明诏下皇都宏辨者愤愤悱悱博议者云萃风趋所以赞扬政理岂惟探讨典谟尔其高观洞开鸿儒四会擅古今之美为皇王之最八索九丘之籍理析异同三坟五典之书义分小大举两端而拟议与百代而沙汰实钩深而索隐况致远而情高信积学而无倦岂待问而有劳谈柄乍挥振冠盖之岌岌词源忽注泻江海之滔滔」主善为师赋以能主其善为韵宋文彦博德由善立，学以师兴。苟见善而可采，则为师而足称。抱义戴仁，既崇乎显显令德。抠衣函丈，尤务乎拳拳服膺。故克己而复礼，在推贤而让能者也。稽古典之立言，见先贤之遗矩。谓道也有益于攸往，谓学也无常于所王。遵乎主善，则非礼而勿言。务彼求师，乃惟德而是辅。由是尊贤勿怠，服义忘疲。苟积庆之美者，在修业以宜其顺。彼如流，必展趋隅之礼。崇诸若水，须陈拥篲之仪。令誉爰彰，嘉猷遂阐。盖千里之所应，故五常之是显。片言可法，我则舍短以从长。一行堪宗，我则遏恶而扬善。则知人非善而不主，善非师而靡成。故君子就义以如渴，圣人闻善而若惊。翼翼弥恭，允尽持谦之志。孜孜罔倦，爰倾景行之诚。所以见贤思齐，闻义能徙。岂宜乎以贵而格物？必在乎去此而取彼。虽周公之圣，下白屋以成能。纵夏禹之尊，拜昌言而擅美。是故德无常主，学无常师。所谓乎见而迁也，诚宜乎择以从之。近取斯文，同以贤而为宝。旁探厥喻，类立德以成基。异哉，嘉善之言足称，容众之文可考。实远迩之咸仰，亦邦家之所宝。夫然则上自君，而下达民，何莫由于斯道？答张敬夫书朱熹奏草已得，窃观所论该贯详明，本末巨细无一不举。不欲有为则已，如欲有为，未有舍此而能济者。
但使介遂行此，害义理失几会之大者。若敌人有谋，不拒吾请，假以容车之地，使得往来朝谒，不知又将何以处之？今幸彼亦无谋，未纳吾使，不若指此为衅，追还而显绝之，乃为上策。若必待彼见绝而后应之，则进退之权初不在我，而非所以为正名之举矣。尊兄所论虽不见却，然只此一大节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窃意虞公亦且缪为恭敬，未必真有信用之实。不若早以前议与之判决，如其不合，则奉身而退，亦不为无名矣。盖此非细事，其安危成败间不容息，岂可以坐縻虚礼，逡巡闵默以误国计，而措其身于颠沛之地哉？必以会庆为期，窃恐未然之间卒有事变，而名义不正，弥纶又疏，无复有着手处也。彼若幸而见听，则更须力为君相，极言学问之道，使其于此开明，则天下之事不患难立。详观四牍，却似于此有未尽也。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为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如论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数端，余皆可见。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矣。吾人向来非不知此，即是成己功夫，于立本处未审端的，如不先涵养而务求知见是也。故其论此，使人主亦无下功夫处。今乃知欲图大者，当谨于微，欲正人主之心术，未有不以严恭寅畏为先务，声色货利为至戒，然后乃可为者。此区区近日愚见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涂辙之无悔吝也。不审高明以为何如？又昨陈明仲转致手书，伏读再三，感幸交集。盖始见尊兄道未伸而位愈进，实不能无所忧疑。及得此报，乃豁然耳。向者请对之云，乃为不得已之计。不知天意殷勤，既以侍立开进言之路，而圣心鉴纳，又以讲席延造膝之规，此岂人谋所及哉？窃观此举，意者天人之际，君臣之间已有响合之势，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讲闻，今且亲见之矣。盖细读来书，然后知圣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学问涵养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谈之顷，发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谓千载之遇也。然熹之私计，愚窃不胜十寒众楚之忧，不审高明何以处之？计此亦无他术，但积吾诚意于平日，使无食息之间断，则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尝宣召否？夫帝王之学，虽与韦布不同，经纶之业，固与章句有异，然其本末之序，愚窃以为无二道也。
圣贤之言，平铺放着，自有无穷之味，于此从容沈潜默识而心通焉，则学之根本于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说贵于新奇，推类欲其广博，是以反失圣言平淡之真味，而徒为学者口耳之末习。至于人主能之，则又适所以为作聪明、自贤圣之具，不惟无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论语》旧说，其间多此类者，比来尊兄固巳自觉其非矣。然近闻发明“当仁不让于师”之说，云“当于此时识其所以不让者为何物”，则可以知仁之义，此等议论，又只似旧来气象，殊非圣人本意，才如此说，便只成释子作弄精神意思，无复儒者脚踏实地功夫矣。进说之际，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见讲何书？愚意《孟子》一书，最切于今日之用，然轮日讲解，未必有益，不若劝上万几之暇，日诵一二章，反复玩味，究观圣贤作用本末，然后夜直之际，请问业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聪明英睿，若于此见得洞然无疑，则功利之说无所投，而侥幸之门无自启矣。异时开讲，如伊川先生所论坐讲之礼，恐亦当理会也。《孟子》论王道，以制民产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讲，而财利之柄，制于聚敛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诸道之虚实，监司不恤州县之有无，而为州县者，又不复知民间之苦乐，盖不惟学道不明，仕者无爱民之心，亦缘上下相逼，只求事办，虽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为出，而反计费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胜救愚意，莫若因制国用之名，而遂修其实。明降诏旨，哀悯民力之雕悴，而思所以膏泽之者。令逐州逐县，各具民田一亩，岁入几何，输税几何，非泛科率又几何。州县一岁所收金谷总计几何，诸色支费总计几何。有余者归之何许，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毕集，然后选忠厚通练之士，数人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有余者取，不足者与，务使州县贫富不至甚相悬，则民力之惨舒亦不至大相绝矣。是虽未能遽复古人井地之法，而于制民之产之意，亦仿佛其万一如此。然后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议，久废不讲。比来朝廷以稍经意，然四方未睹其效，而任事者日被进擢，不知果能无欺诞否。今日财赋岁出，以千百巨万计，而养兵之费十居八九。然则屯田实边，最为宽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简，则欺诞者易以为奸，而隐核者难于得实。此却须就今日边郡官田，略以古法画为丘井沟洫之制，亦不必尽如《周礼》古制，但以孟子所言为准，画为一法，使通行之。边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间者，以内地见耕官田易之，使彼此无疆场之争，军民无杂耕之扰。此则非惟利于一时，又可渐为复古之绪。高明试一思之。今日养民之政，恐无出于两者。
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概举。但政本未清，幸门未窒，殊未有以见阳复之效。愿更留意暇日，为上一一精言之。至于省中职事施行，尢切伏想直道而行，无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问，敢效其愚，伏惟采择。癸未垂拱奏札前人臣闻《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缪。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此所谓大学之道，虽古之大圣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学乎此者。尧舜相授，所谓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此也。自是以来，累圣相传以有天下，至于孔子不得其位，而笔之于书，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其门人弟子又相与传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谓详矣。而自秦汉以来，此学绝讲，儒者以词章记诵为功，而事业日沦于卑近，亦有意其不止于此，则又不过转而求之老子、释氏之门，内外异观，本末殊归，道术隐晦，悠悠千载，虽明君良臣间或一值，而卒无以复于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圣德纯茂，爰自初潜以至为帝，仁孝恭俭之德信于天下，纷华盛丽一无所入于其心，此其身可谓修矣。而临御天下□年于此，平治之效未有所闻，臣窃疑之意者，前日劝讲之臣限于程式，所以闻于陛下者不过词章记诵之习，而陛下求所以进乎此者，又不过取之老子、释氏之书，是以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着，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也。臣戆愚抵昌，罪当万死，然愿陛下清闲之燕，博访真儒知此道者，讲而明之，考之于经验之于史，而会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则今日之务所当为者不得不为，所不当为者不得不止，以至于臣下之忠邪、计虑之得失，不待烛照数计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则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于以修身、齐家、平治天下，亦岂有二道哉？臣之所闻于师者如此自。常人观之，疑若迂阔陈腐而不切于用。然臣窃以为，正其本，万事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天下之事，无急于此。伏惟陛下扩天日之照，俯赐开纳，则非独微臣之幸，实天下万世之幸。取进止。轮对札子文天祥臣早以书生遭遇，先皇帝亲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无涓埃补报天地。
陛下龙飞继运，移忠以事圣明，永肩乃心。临鉴在上，比者臣来自外藩，待罪戎监。陛下亲御宸墨，进之经筵。臣学殖雕芜，循墙无路。自入侍毡厦，切见天颜晬穆，圣性谦虚。虽知草茅之愚，时赐访问。臣感激殊遇，亦既得以悉数于前矣。猥当转对，伏念臣职在讲读。今日圣学关天下治忽不细，辄因封事毕吐其衷。臣闻圣人之作经也，本以该天下无穷之理，而常足以拟天下无穷之变。天地无倪，阴阳无始，人情无极，世故无涯。千万世在后，圣人亦安能预窥逆观？事事而计之，物物而察之，然后世兴衰治乱之故，往往皆六经之所己有。凡六经垂监戒以为不可者，小犯之则关安危，大犯之则决存亡，如赴水火之必毙，如食堇葛之必毒。是何哉？圣人知有理而已。合于理者昌，违于理者僵。所贵乎帝王之学，惟能不悖乎六经，无蹈乎其大戒而已。呜呼！圣人所以为万世虑者，岂不甚智？所以为万世戒者，岂不甚仁矣哉？书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而后世犹有以民为黔首，以覆其宗为天下笑者。书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诗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而后世犹有昭阳、华清、霓裳羽衣以阶渔阳之祸者。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又曰：「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而后世犹有葡萄、天马、甲帐、翠被以致四海萧然者。臣尝叹夫自圣经以来，时君不闻大道之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泽。秦至五季，千数百年间，犯六经之显戒者相望。史册圣人立为大经大法，以幸万世，藐然未有闻焉，岂不惜哉！惟皇上帝畀矜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张朱，始大阐明。如蒙斯发，先皇帝表章四书，尊礼先儒，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穆考之庙，称为理宗。陛下亲得精一之传，而日就月将，缉熙于光明。斯道斯民，邂逅千载。先皇帝欲为唐虞三代之治，殆留与陛下使了此事。臣睹陛下自践祚以来，畏天尊祖，亲亲仁民，敬大臣，体群臣，尊其所闻，行其所知，何往非学！今朝廷清明，宫府齐一，大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谓不治矣。然臣窃怪去年寒燠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变，雨雹见妖，近者积阴为寒，皆名咎征。汉人纵闲之学，必谓一证主事。臣不能晓此，但即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岂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地？陛下犹有当反之六经者乎？陛下日御经筵，正道正言，常接于耳，而又内庭不废观书。传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陛下盖有之矣。臣愚更愿陛下虚心体认，切己省察，每诵一义，善可以为法，即验之身，曰：「吾尝有是乎？」无则勉之；每说一事，恶可以为监，即揣之心，曰：「吾尝有是乎？
」有则改之。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敝，岂惟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充道学之用，经纶天下之大经，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帝主张道统之事业。臣何幸身亲见之哉！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夫一日二日之间，亦未至即有万事，然一事不谨，则万事之几自此而兆，故拨乱本，塞祸源，无一息不当用功，兢兢业业，所谓「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缉熙圣学疏明薛瑄窃见近日臣下进言，欲开经筵以缉熙圣学者，虽蒙圣德允纳，未见施行，盖欲俟军旅事平之日以开讲也。臣以为当圣主中兴之时，天步艰难之日，正讲论为学为治之道不可一日为缓者也。昔汉光武躬擐甲胄，讨除群凶，犹且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军旅之间，未尝一日废学，故能举群盗如鸿毛，复大业犹反掌。此讲学有资于成大功也。唐太宗兴义兵，扫除寇乱，一时潜邸从龙之臣，皆文学知谋之士。日久相与论为学致治之道，乙夜之览，身志其倦，故能□括僭伪，拯济生民。此讲学有资于戡大难也。近者内外御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号令一施，风行草偃，非如汉唐草昧之秋也。可以斯时而少缓讲学之事乎？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议经筵仪式，务从简约，不尚奢华，仍博选公卿侍从文学之臣，有学术纯正，持己端方，谋虑深远，才识超卓，通达古今，明练治体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视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进讲。其所讲之书，先《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兼讲《尚书》《春秋》诸史《资治通鉴》纲目，务要详细陈说圣贤修己治人之要，恳切开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汉唐宋以来，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为何事而天下乖乱，与夫赏善罚恶之典，任贤去邪之道，莫不毕陈于前。如此则劝讲之臣，庶可日修其职。皇上聪明上智之资，由于天锡，而朝夕缉熙启沃之力，有益于圣心。圣德日新，圣学日明，于以修治道，则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勤武略，则修军旅以简将帅，简将帅以练士卒，练士卒以讨叛乱，而叛乱有荡平之期。此讲学有资于成大功、戡大难，宜急行之而不宜缓者也。且光武、太宗，一时英主耳，犹勤讲学于抢攘之时，以收戡靖之绩。皇上有唐尧虞舜之圣德，将以立殷周中兴之切诚于此时举行开讲之事，以缉熙圣学，则神功圣德高出千古矣。又岂汉唐二主之可比哉？史论何乔新宋太宗勤于读书，自巳至申，然后释卷。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朱琪以劳悴为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帝王之学与士庶异，非欲寻章摘句如世之经生，亦非欲雕虫篆刻如世之文士也，在知其要而已。
书之所当读者，莫要于四书五经，其所载者皆正心修身之本，经世保邦之道也。其次则历代之史，其所纪者治乱兴衰之迹，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也。广厦之下，细旃之上，讽诵其词，涵沫其理，反之身心，措之事业，其为益也大矣，何以泛览为哉？太宗勤于读书，自巳至申，其用志非不勤也。《太平御览》日进三卷，其记览非不博也。然于身心治道果何益哉？是乃经生文字之学，而非帝王之学也。虽然，世之为人君者，或性不喜学，或荒思于仙释，或溺情于酒色，或放意于驰骋弋射之娱。太宗虽未知为学之要，其贤于彼则远矣。《讲学疏》费宏窃惟人君之治天下，其所当务者有二焉，曰勤政，曰讲学。二者之中，讲学尤为急务。盖人君之政，实由一心，而推心苟不正，则发于政事，必有不当于理者。况一心之微，众欲攻之，人君居崇高富贵之位，在深宫独处之时，所以娱耳目、惑心志者，杂陈于前，皆足以为政事之害。一有所好而不知察，则始焉虽勤，终必流于荒怠，而不能以自主。惟勤于务学，日以圣贤义理涵养本原，不使之昏昧放逸，而又究观古昔治乱兴亡之故，随时省察，愓然惊惧，然后心无不正，政无不善，而天下可保常治也。仰惟陛下即位之初，频御经筵，讲明圣学，天下臣民得于闻见者，莫不私相庆幸，以为尧舜复生，欣欣有太平之望。盖以为陛下心存务学，则必能明义理，屏嗜欲，以端为政之本，清出治之源，何患于政事之不修明，治道之不隆盛哉？然去秋罢讲太早，今春出讲太迟，人心未能无始勤终怠之惑，臣等叨处禁近，职在辅导，自侍朝数刻之外，不得瞻奉天颜，无由少效忠悃，亦甚愧焉。伏愿自今以后，时御便殿，容臣等率领讲官，日执经史，敷陈治道，以仰裨圣性之聪明。至于宫中无事，复取既讲之书，反复玩味，期于贯通浃洽，不徒以空言视之。将见讲诵之乐，自足以遏怠荒之念，所以延宗社无疆之庆，所以答臣民望治之心，实在于此。讲学篇王鏊国家经筵之设，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辇御文华，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环列以听。经筵一开，天下欣欣然以为希阔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岁之间，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过三三日之间，风雨则免，政事有妨则免。讲之日夙具讲章，至期讲讫，纶音赐宴，俨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见其亲且密也。至于日讲，可谓亲矣，而体分犹过于严。上有疑焉，未尝问也；下有见焉，未尝献也。昔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逊者，逊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于学如有所不逮。成王访洛于群臣曰：「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
」缉熙者，继续而光明之；示我显德行者，冀群臣有以开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学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万几，固不暇如儒生学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传，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古今治乱之迹，天人精祲之际，自非逊敏缉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阔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见其能得也。且不独商宗周成为然也。汉光武虽在军中，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至夜分乃罢；唐太宗延四方文学之士，房、杜、褚、薛辈十八人，分番直宿，讨论经籍，或至夜分。今《贞观政要》与魏征所论，亦可见矣。宋世贤君，宫中消日，惟是观书，居常禁中亦有日课，翰林侍从日寓直。禁中以备顾问。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开礼贤馆，与宋濂、刘基、章溢辈日相讲论。其后圣学高明，诏告天下，皆出御制睿翰如飞，群臣拱视，今御制文集是也。仁宗皇帝临御，建弘文馆于思善门之右，文学之臣数人入直，时至馆中讲论。孝宗皇帝御经筵之外，每观《永乐大典》，又常索《太极图》《西铭》等书于宫中玩之，尤嗜古学士沈度之书，日临数遍。夫自古帝王之学如此，祖宗之学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讲明圣学，正其时也。臣愚特望于便殿之侧，复修弘文馆故事，妙选天下文学行艺着闻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内阁大臣一人领之，如先朝杨溥故事。陛下万几有暇，时造馆中，屏去法从，特霁天威，从容询问，或讲经，或读史传，或论古今成败，或论民间疾苦，闲则游戏翰墨，虽诗文之类，亦惟所好而不禁，盖亦日讲之意而加亲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则必问，下有见则必陈，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时御经筵，所以昭国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圣学之实功。如此不巳，则圣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专美于前矣。《劝圣学疏》何如宠谨以愚臣虽远而实近之心，特陈当时似迂而实切之务，以赞圣学，以宏治源。事惟臣羸钝之质，在位一日未尝一日忘尸素之惧。在臣愚朴之性，虽去位一日未尝一日忘酬报之思。因于舟行之日，复掇拾当世之所习言者，而特反复献之皇上，惟不厌其烦琐而重听焉。夫天下之大患，莫如实事之不务而竞虚言，然亦何尝见天下之实有言耶？凡国家之承平益久，则臣子之身家益重，以身家之谋而为议论，如杜钦、谷永，汉时宏雅之士，及因日食应诏，皆援经据义，以归其责于后宫。夫外廷而敢指切后宫，则亦近乎忠直，然当时之大虑在乎王氏，而二臣如不闻焉。今天下不恒有王氏之事，而壅蔽扜格亦各有在，故虽有孔墨之辩，不能破积习之风；虽有贲育之勇，不能犯朋党之怒。
即皇上博谋广询所得者，恐往往亦是似忠似直之言。然则尊居九重，欲洞闻当世之故，其道无由矣。故善求言者，求之今人而不得，则求之古人。所谓古人，则二十一史是也。夫今人之情形，有一不见于古先备于史册者乎？唐太宗之论魏武曰：“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则魏武一生之经营，必太宗之所周知也。宋艺祖之论后唐庄宗曰：“百战得天下，不能守之以法。”则庄宗前后之得失，亦必艺祖之所深悉也。盖三国相构，正英雄猛虑之时；五代迭兴，乃变难蜂起之会。故虽魏武之未成混一，唐庄之负恨令终，而太宗艺祖皆必尚论及之。所谓帝王之学，虽当高而悟之六经，尤宜卑而博之诸史也。史臣之叙事，既可喜而可惊；时局之参观，恒若离而若合。不独世主以之悟其非，即英君非此无以证其是。即如本朝章皇帝之割交南，以汉珠崖之例断之也；肃皇帝之定大礼，以宋濮议之义断之也，皆以之而断其是也。濮典之文，张孚敬之所主，其排众立论，则诚非孚敬不能主者也。然则有实为历代之微言，而讲筵未之尝举；实为救时之公案，而疏奏讳以为援者，又岂少哉？臣请皇上直自取全史而观之，即时不暇给，姑取汉唐宋三书先置御前，或偶探一纪，或间寻一卷，是非得失，直以圣意会之。如唐宗宋祖之尚论，此则臣特请于万几之余，讲筵之外，别领此一途之滋益者也。臣仰窥皇上忧时之切，好学之殷，至会典一书，何一事不备，何一法不善，何一时不可遵行？然会典者，药方也，使非遍观内经脉诀诸书，亦无以知立方之造微；不尚论屡朝诸史，亦无以知会典之尽善，则守之有不固，行之有不勇矣。故臣以为皇上之法祖御世，舍二书别无下手。事至则按之会典，事前则参之史学。即时有杜钦、谷永之懦，如臣等者怀忠而不尽，乃遗管之更生，陈编之望之不已。为皇上属耳而深言之乎？臣自某时召对以来，违圣颜盖已一年。及承恩就道之时，所闻如流寇之猖獗，所见如河水之怀襄，未尝不辍食抚心，深念上天启圣之故。然臣所以不避迂阔烦琐而为皇上告者，诚以治天下在此而不在彼也。夫感时多故者，厌闻循俗之谈；赋性恃高者，不屑乖疏之议。我皇上天授之姿，必能鉴臣草茅之忠，□荛之献，但加意圣学，以曲究人情之变，使天下竞趋于实务而不为虚言，则治未有不与三代比隆者也。缉熙圣学疏区大伦题为恳祈圣明法天之健以缉熙圣学事。臣闻天子所居者天位也，所代者天工也。是以君道莫大乎举天职，圣学莫大乎法天行。昔者孔子赞易，首发其义于干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盖干天道也，君道也。天行健，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无日不周而岁功成。
君德之强如天，故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时或息，而治功起。是以人君不可不知天道。天道者，体干刚健而不息之谓也。臣闻人君德与天合，然而有所息者，强不足也。强不足者，以逸欲之生患也。逸者，惰气之所乘，其究息而怠荒；欲者，柔情之所中，其究息而为颓靡。诚知逸欲自我而生，亦自我而灭。我不为逸欲，则自胜而强矣。是以振其惰气，屏去柔情，故怠荒不能间，颓靡不能乘。君德之强如天运于上，而天工其代之矣。臣每读诗书，而见帝王之所先务皆是道也。是故钦若昊天者，尧也；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者，舜也；顾諟天之明命者，成汤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文王也。然而文王又言「缉熙敬止」者，言事天之学当继续而光明，即不息之义也。帝莫盛于尧舜，王莫盛于汤、文，而皆以法天敬天为传心之要。臣之所以为皇上愿也。皇上隆尧舜之德，建中兴之业，惟是以刚德法天之健，而天下治矣。臣自南都来，恭闻皇上朝讲至勤也。顷者讲筵自五月十八日以暑月题免，至八月初七日复日讲，十二日复经筵，则辍讲者八十日矣。至于隆冬大寒，亦应如是，即一岁计之，辍讲一百六十日矣。是讲筵之日少，辍讲之日多也。臣惧圣学之所有息矣。臣又恭睹皇上御朝，以三、六、九日遇风雨则免朝，其体恤臣工者至矣。昨八月十六日宜朝也，而免，盖中秋令节，内庭顺时节宣，固亦其宜，乃十九日复传免。夫朝常于令节，是可一免而不宜再免者也。臣又惧圣学之有所息矣。臣又恭睹皇上御朝庄敬肃穆，式礼莫愆，闻之讲筵亦复如是，可谓帝王恭己之度矣。不知入而深宫则何如？大率朝讲临百官之时少，深宫接嫔御之时多，不知皇上所以治心修学者又何如？臣又惧圣学之有所息矣。息于嗜欲，则卫生保和之当念；息于燕安，则盘乐逸游之当戒。至于临台榭、幸苑囿、动息游畅，此亦可暂而不可常。臣愿皇上以法天之健惕之也。法天之健在于无教逸欲，然无逸之本又在于无欲。故无欲之为贵也。夫欲者，圣人之所不免，而何以言无？盖寡欲之谓无，不留念于欲之谓无。从古圣人无不远声色者，非尽绝去声色，乃不留念于声色之谓也。不留念则称无欲矣。无欲念即并无逸念，天德之强，周于天下，同天之健而不息矣。此圣学之贵自强也。臣又观今日国势，人情靡靡日入于偷薄，有蛊坏不振之忧。士大夫不急公家，怀私养交，礼让之风微，廉耻之维溃，繇不畏朝廷之法也。臣愿皇上以自强之德振之，使之亹亹孜孜于职业，而不暇为比私窃位之图。盖圣天子刚德独运，凛凛兢业于上，群臣庶官莫敢不回心而束于法，是以万几得其理，百工得其熙，岂有蛊坏不振之患哉？
昔贤谓天下既敝，必解弦而更之，乃可以理，盖谓此也。臣伏愿皇上遵孔氏之明训，法天行之刚健，稽尧舜之兢业，遵成汤之顾諟，师文王之缉熙，顺天休命，遏恶扬善，以新天下之心志，洒敝习之肺肠，致唐虞之盛治，成中兴之大业，扬高皇之休光，绵国祚于万年，此缉熙圣学、盛德之所致，微臣之上愿也。臣伏自思，职非言官，昨岁进圣学三札，今复进此疏，非好言也。臣生平讲学，思致君尧舜，今幸立圣人之朝，安忍不陈尧舜之道，以上负圣明？盖今天下治乱安危，其机在皇上一心，圣心一转，天心自转，即天欲平治天下之日也。臣敢谓皇上不用臣言而不以入告哉？伏祈皇上力行法天行健，则宗社生灵之幸也。圣学三札前人奏为恭进圣学三札仰祈圣明采择事臣闻为人臣者，怀尧舜之道以事其君，忠之大也。是以孟轲氏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以为必如是而后为忠且敬云尔。臣至愚极陋，自壮岁从事尧舜孔孟之学，窃愿效忠之日久矣。蒙先帝起臣于田间，皇上复宠以清卿美秩，岂徒荣臣之遭遇乎？盖欲其有所陈说，上佐圣明之万一也。臣安敢不尽其愚？臣闻先帝之末命也，以尧舜望上，以辅皇上为尧舜，属诸大臣，诚见皇上聪明仁孝，可以当此也。臣伏恭睹皇上法祖慕亲，讲学勤政，信任大臣，礼致耆硕，广开言路，轸恤民隐，盛德徽猷，果可以当此也。臣幸遭逢圣主，不思勉图报称，宁不负唐虞之世哉？用是不揣愚陋，谨以素所习闻先圣之训，括其旨要，条为圣学三札：曰定圣志，曰一圣心，曰明圣德，仰尘采纳。臣不敢为卑论以负圣明，三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臣谓法尧舜之圣，在立尧舜之志，是以定圣志先焉。夫尧舜所以为万世法者，非以其生而神圣也，正以其学而成圣，故足法也。三代之王，盖有志于尧舜而法之者矣。若夏禹、商汤、周文武数圣人是也。是以孟轲氏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若易然者。”况帝王身履尧舜之位，为之不尤易乎？臣愿皇上定志于为之也。定志要于在初，盖在初淳一未淆，耳目未扰其志气，清明为力最易，则皇上今日是矣。臣闻帝尧之为君也，十六龄而即帝位，与皇上同其冲年。当是时，天下非尽平也，洪水艰食，其患非少于今也。惟尧能咨嗟儆戒，与其臣拨乱而兴治，其效至于万邦协和，光被四表。在位者百有余年，荣华至今，此非冲年定志之明验与？皇上诚毅然志于尧舜，俾精神收敛宁一，宫闱宴闲之地，常有以自保，非尧舜之事，自不留于念虑，圣学从此始矣。臣愿皇上之法尧舜者，此也。臣又谓法尧舜之圣，在见尧舜之心，是以一圣心要焉。夫所谓尧舜之心者何也？
尧之授舜曰：“允报其中止耳。”舜复推中之本于心，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圣人之心法，首昭揭之以示天下万世，亦繇天地一元文明之会，至是欲泄，虽圣人不能秘也。请得绎之。盖心之为心，其清虚以含性，其重浊丽于形质，故所性之灵妙于生心，而形质之欲亦为心累。是故心之乘乎动也，动于所性之灵，其心道心也；动于形质之欲，其心人心也。人心累于所欲，则祸机兆矣，故曰“危”。人心既危，则道心之存者无几矣，故曰“微”。人心危，则道心微，圣人所深戒也。精以别夫人心而一之于道心，所谓“惟精惟一”也。一则澄然而无事，廓然而大公，而天然自有中之出焉，顺而应之，所谓“执中”也。皇上诚欲见尧舜之心法，讲毋屑屑于人心之际，惟是戒慎恐惧以温养乎性体，则人心自化，道心自一，隐微之间，浑然德性用事，而中繇此出矣。臣愿皇上之法尧舜者，此也。臣又谓法尧舜之圣，在合尧舜之德，是以明圣德要焉。臣闻孟轲氏述古圣相承之统，繇尧舜至汤，繇汤至文王，繇文王至孔子，皆曰「闻而知之」者，何谓也？其说在《大学》之「明明德」矣。《康诰》言「克明德」，即孔子所闻于文王也；《太甲》言「顾諟天之明命」，即文王所闻于汤也；《帝典》言「克明峻德」，即汤所闻于尧也。乃知「明明德」为万古一宗之学，千圣百王莫之能违矣。论「明德」直捷易简之功，则「顾諟明命」一语尤要焉。「明命」果可见乎？见之乃在心也。以心见「明命」，犹作二观；即心是「明命」，更无不见，非「顾諟」之力也，敬畏之极也。皇上诚戒慎于所不睹，此心凛若上帝之降监，时时临保此心「明命」也，时时见此「明命」，圣功也。盖转瞬皆天动，目成畏，严恭有常，斯帝则默顺。此帝则之流行，在知为致，在意为诚，在心为正，在身为修，而国家天下无不各臻于理，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者也。尧舜四千年「闻知」之统，皇上直缀而承之，盛德鸿号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明矣。臣愿皇上之法尧舜者，此也。臣伏念孔子之言：「事君者，先资其言，自献以成其信。」臣之愚陋黭浅，其生平所学止此，用为先资之献，庶几求以成信也。或谓今天下多事矣，圣主焦劳，公卿百执事相聚而谈兵，虑无以佐国家之急，今以讲学为献，其无乃迂缓而无当乎？臣谓不然，今封疆多垒，实由臣子怠荒废职，积玩积弛，酿祸至此，容可不戒乎？臣所陈尧舜之道，皆儆戒无虞之意。夫惟天子勤思尧舜之兢业，群臣凛凛奉职，此制胜于庙廊之说也。伏惟圣明留意焉。臣不胜激切恳祈之至。
圣学部纪事新序杂事篇神农学悉老黄帝学乎大真颛顼学乎绿图，吕子曰：「颛顼学伯夷父。」郑樵《通志》帝颛顼，二十即帝位，受学于绿图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新序·杂事》篇：帝喾学乎赤松子。吕子曰：帝喾学伯招。尧学乎尹寿。吕子曰：帝尧学州文父。舜学乎务成跗。吕子曰：帝舜学许由。禹学乎西王国。吕子曰：「禹学大成，执」。汤学乎威子伯吕子曰：「汤学，小臣。」书经》说命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洪水，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武王践阼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王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焉，于几为铭焉，于鉴为铭焉，于盥盘为铭焉，于楹为铭焉，于杖为铭焉，于带为铭焉，于履屦为铭焉，于觞豆为铭焉，于户为铭焉，于牖为铭焉，于剑为铭焉，于弓为铭焉，于矛为铭焉。《新序·杂事篇》：武王学乎郭叔。吕子曰：「武王学太公望。」《汉书·儿宽传》：宽治《尚书》事，欧阳生为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蔡义传》：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擢为光禄大夫。《后汉书·翟酺传》：武帝大合天下之书。玉海武帝宪章六学积思六经汉书·宣帝本纪》：宣帝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元平元年，大将军霍光奏议曰：「孝武皇帝曾孙病己，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后汉书·翟酺传》：「孝宣论六经于石渠。
」注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于殿中，兼平《公羊》《谷梁》同异，上亲临决焉。时更崇《谷梁传》，故言六经。《汉书·元帝本纪》：“初元二年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成帝本纪》：成帝好经书，宽博谨慎。张禹传，初元中，立皇太子，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荐言禹善《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成帝即位，征禹、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哀帝本纪，哀帝，元帝庶孙，定陶共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岁嗣立为王，长好文辞法律。元延四年入朝，尽从傅相中尉。帝少弟中山孝王亦来朝，独从傅。上怪之，以问定陶王，对曰：“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上令诵《诗》，通习能晓。他日问中山王，独从傅，在何法令？不能对。令诵《尚书》，又废。成帝由此以为不能，而贤定陶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光武帝年九岁而孤，王莽天凤中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帝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术，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桓荣传，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世祖召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为议郎。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锺兴传，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迁左中郎将。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明帝本纪，帝十岁能通《春秋》，光武奇之，立为皇太子，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桓荣传，建武十九年，显宗始立为皇太子，选求明经，乃擢荣弟子豫章何汤为虎贲中郎将，以《尚书》授太子。张兴传，永平十年，兴拜太子少傅，显宗数问经术。《东观汉记》，明帝以东海王立为皇太子，治《尚书》，备师法，兼通四经，略举大义，博观群书，以助学术。后汉书《儒林传序》，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着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东观汉记》孝和皇帝，章帝中子四。岁立为太子，初治《尚书》，遂兼览书传，好古乐道，无所不照。上以五经义异，书传意殊，亲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外忧庶绩，内勤经艺，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后汉书·儒林传序》：孝和数幸东观，览阅书林。魏志·文帝本纪》注《魏书》曰：帝博览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
《高贵乡公本纪》：高贵乡公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迎立公。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学，问诸儒曰：「圣人幽赞神明，仰观俯察，始作八卦。后圣重之，为六十四，立爻以极数。凡斯大义，罔有不备。而夏０连山，殷有归藏，周曰《周易》。《易》之书，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黄帝、尧、舜通其变，三代随时，质文各繇其事。故《易》者，变易也。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连天地也。归藏者，万事莫不归藏于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问曰：「孔子作《彖》《象》，郑元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元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郑元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俊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若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元何独不谦邪？」俊对曰：「古义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帝又问曰：「《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农之世为无衣裳？但圣人化天下，何殊异尔邪？」俊对曰：「三皇之时，人寡而禽兽众，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黄帝，人众而禽兽寡，是以作为衣裳，以济时变也。」帝又问：「干为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与细物并邪？」俊对曰：「圣人取象，或远或近，近取诸物，远则天地。讲《易》毕，复命讲《尚书》。」帝问曰：「郑元云「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峻对曰：「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次及四岳，举鲧。」帝又问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思无不周，明无不照。今王肃云：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尽邪？」峻对曰：「虽圣人之弘，犹有所未尽。故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圣贤，缉熙庶绩，亦所以成圣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圣人。若不能始，何以为圣？其言『唯帝难之』，然卒能改授，盖谓知人，圣人所难，非不尽之言也。
」经云：「知人则哲，能官人。」若尧疑鲧，试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谓之圣哲？峻对曰：「臣窃观经传，圣人行事不能无失，是以尧矢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尧之任鲧九载无成，汨陈五行，民用昏垫。至于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间，轻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次及「有鳏在下曰虞舜」，帝问曰：「当尧之时，洪水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贤圣，济斯民之时也。」舜年在既立，圣德光明，而久不进用，何也？峻对曰：「尧咨嗟求贤，欲逊己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尧复使岳扬举仄陋，然后荐舜。荐舜之本，实由于尧。此盖圣人欲尽众心也。」帝曰：「尧既闻舜而不登用，又时忠臣亦不进达，乃使岳扬仄陋而后荐举，非急于用圣恤民之谓也。」峻对曰：「非臣愚见所能逮及。」于是复命讲《礼记》，帝问曰：「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为治，何由而教化各异？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报乎？」博士马照对曰：「太上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报施，谓三王之世，以礼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将主有优劣邪？时使之然乎？」照对曰：「诚由时有朴文，故化有薄厚也。」明帝本纪注《魏书》曰：“帝生数岁，有岐嶷之姿，好学多识。”《晋书·明帝本纪》：“明帝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雅好文辞。”《穆帝本纪》：“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孝武帝本纪：宁康三年九月，帝讲《孝经》。南史·宋文帝本纪》：文帝博涉经史。宋孝武帝本纪》：孝武帝少机悟，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宋书·废帝本纪》：帝好讲书，颇识古事。南史·齐高帝本纪：高帝姿表英异，儒生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帝年十三就受礼及左氏春秋。《册府元龟》：南齐太祖年十三，受业于雷次宗，治礼及左氏春秋。其后关康之尤善左氏春秋，帝为领军，素好此学，送《春秋》五经康之，手自点定，并得《论礼记》十余条，帝甚悦宝爱之。《梁书·武帝本纪》：帝文思钦明，能事毕究，少而好学，洞达儒元，虽万几多务，犹卷不释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南史·梁武帝本纪》：武帝博学多通，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游焉，号曰八友。《册府元龟》：梁元帝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云：“能读《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异。
帝好学，博综群书。《南史·陈武帝本纪》：武帝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魏书·李先传》：太祖问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惟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册府元龟》：后魏明元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采其奥旨，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北史·魏孝文帝本纪》：太和十六年夏四月甲寅，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册府元龟》：北齐废帝为太子时，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宴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在坐莫不叹美。《北史·齐孝昭帝本纪》：帝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文襄执政，遣中书侍郎李同轨就霸府为诸弟师，帝所览文籍，原其指归，而不好辞采，每叹云：“虽盟津之师，左骖震而不□，以为能”，遂笃志读《汉书》，至《李陵传》，恒壮其所为。《册府元龟》：孝昭帝所览文籍，源其指归，而不好文采，笃志读《汉书》。《北周书·明帝本纪》：明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采温丽，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武帝天和二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通鉴》：唐太宗身属櫜鞬，风纚露沐，然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古今，未尝少怠。太宗谓侍臣曰：“梁武帝惟谈苦空，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如鸟之有翼，鱼之有水，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贞观七年，虞世南迁秘书监，太宗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九年，太宗曰：“朕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十二年，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力行不怠。”《文中子附录》：太宗召房、杜及征俱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人极’，诚哉深乎！”《玉海》：太宗引文学之流更直宿于内署，讲求典礼，讽诵诗书，夜分。忘倦。《大唐新语》：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书以从。
太宗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世南为秘书监，于省后堂集群书中奥义皆应用者，号《北堂书钞》。随弘智学通三礼、汉史，累迁黄门侍郎。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召宰臣以下听之。弘智演畅微言，略陈五孝，诸儒问难相继，酬应如响。高宗怡然曰：“朕颇耽坟籍，至于《孝经》，偏所留意。然孝之为德，弘益实深，故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经》之益为大也。”顾谓弘智曰：“宜略陈此经切要者，以辅不迨。”弘智对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愿以此言奉献。”高宗大悦，赐彩二百匹，迁国子祭酒。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贤院分写告身以赐之。侍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明，陈有德教，周则兽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岂得扶翰捧毂者哉。”《开元天宝遗事》：明皇于勤政楼以七宝装成山座，高七尺，召诸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焉。惟张九龄论辩风生，升此座，余人不可阶也。时论美之。《册府元龟》：天宝四载，帝读《洪范》至“无偏无颇”而声不和韵，因改“颇”为“陂”，下诏曰：“典谟既作，虽曰不刊，文字或讹，岂必相袭？朕临政之暇，乙夜观书，匪徒阅于微言，实欲畅于精理。每读《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三复斯文，并皆协韵，唯‘颇’一字实则不协。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云：‘陂字亦有颇音。’陂之与颇，训诂无别。为陂则文亦会意，为颇则声不成文。应有煨烬之余，编简坠缺，传授之际，差乖相沿，原始要终，虽有刊革，朕虽先觉，兼访诸儒，佥以为然，终非独断。其《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颇’字宜改为‘陂’，庶使先儒之义，去彼膏肓；后学之徒，正其鱼鲁。仍宣于国学。通鉴：唐明皇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入内侍读。」《旧唐书·代宗本纪》：元宗诸孙百余，上为嫡皇孙，幼而好学，尤专《礼》《易》。元宗钟爱之。《册府元龟》：宪宗留意典坟，每览前王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又读《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上下篇，元宗撰《开元训诫》，思继前躅，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班范》《汉书》《三国志》《晋书》《晏子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鉴者，集成十四篇，分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
书于屏风，列之座右。《旧唐书·穆宗本纪》：元和十五年正月，即皇帝位。三月壬子，召侍讲学士韦处厚、路随于太液亭，讲《毛诗·关雎》《尚书·洪范》等篇。既罢，赐绯鱼袋。《册府元龟》：唐文宗初封江王，在藩邸，温恭冲默，好学不倦。文宗即位，每对宰臣等，未尝不深言经学。李石因奏：「施士丐《春秋》堪读。」上曰：「朕尝览之，穿凿之学，徒为异同耳。学者如凿井然，得美水则已，何必辛苦旁求然后为有得也？」《杜阳杂编》：文宗皇帝尚贤乐善，罕有伦比。每视朝后，即阅群书，见无道之君行状，则必扼腕歔欷；读尧舜禹汤传，则欢呼敛□。谓左右曰：「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邪？」每试进士及诸科举人，上多自出题目，及所司进所试，而披览吟诵，终日忘倦。常延学士于内庭，讨论经义，较量文章，令宫女已下侍茶汤饮馔。而李训讲《周易》微义，颇□于上意。时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带及辟暑犀如意以赐训。训谢之上曰：「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上读高郢《无声乐赋》、白居易《求元珠赋》，谓之元祖。《唐会要》：元和三年十一月，上锐于为理，既相裴□，喜于得人。听政之暇，遍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大中遗事》：裴恽诗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此谓我宰执奉晋平帝改元太康，曰：“天子须博览，不然几错罪。”恽由是耽味经史，夜观书不休。宫中窃目，上为老博士。五代史·唐庄宗本纪：庄宗稍习《春秋》，通大义。建隆遗事。太祖性严重少言，酷好看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若闻人间有奇书，不□千金以求之。显德初，从世宗南征，初平淮甸，有纤人谮上于世宗曰：「赵某自下寿州，私有重车数乘。」世宗遣人伺察，上果有笼箧数车，遽令别入行在，面开之，无他物，惟书数千卷。世宗异之，召上谕之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土疆，当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谢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观览，欲广见闻，增智虑也。」世宗曰：「善。」□水记闻。太祖尝谓秦王侍讲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宋史·太祖本纪》太祖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乎？」《太宗本纪》帝性嗜学，宣祖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恒饬厉之，由是工文业，多艺能。《玉海》端拱元年八月辛巳，上谓丞相曰：「朕昨日听说《泰卦》，文理深奥，足以为君臣鉴戒，与卿遵守之。」《遵尧录》淳化三年，秘书监李至进新校御书，太宗谓至曰：「嗜好不可不谨，不必远验前古，祇如近世符彦卿累任节镇，以射猎驰逐为乐，由是近习窥测其意，竞以鹰犬为献，彦卿悦可两人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扰，故知人君当淡然无欲，不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邪无自入焉。
朕年长无他欲，但喜读书，用监古今成败尔。」至拜舞称贺。《玉海》淳化五年，上幸太学，赐群臣坐，时侍讲李至执经讲《尧典》一篇未毕，令孙奭讲说《命》三篇。帝曰：「《尚书》主言治世之道，《说命》最备，文王得太公，高宗得傅说，皆贤相也。」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上曰：「诚哉是言。」因饮从官酒三行，赐奭帛三十匹。《通鉴》宋太宗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分三馆书籍置其中，以吏部左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帝谓至曰：「人君当淡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无自入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太宗锐意文史，每读书自巳至申，方释卷。太平兴国中，诏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一千卷，又诏集《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文章为《文苑英华》一千卷。帝日览二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尝云：“开卷有益，朕不为劳也。”《宋史·真宗本纪》：真宗幼英睿，姿表特异，比就学，受经一览成诵。《湘山野录》：真宗居藩邸，升储宫，命侍讲邢昺说《尚书》，凡八席，《诗》《礼》《论语》《孝经》皆数四。既即位，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二十一年之间，虽车辂巡封，遍举旷世阔典，其间讲席岁未尝辍。至末年，诏直阁冯公元讲《周易》，止终六十四卦，未及《系辞》，以元北使，遂罢。后仁宗即位半年，侍臣以崇政殿所讲遗编进呈，方册之上，手泽凝签，及细笔所记异义，历历尽在。两宫抱泣于灵幄数日，命侍臣撰《讲席记》。《国老谈苑》：真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学士王禹偁与之论文。禹偁奏曰：“夫进贤黜不肖，辟谏诤之路，彰为诰命，施之四方，延利万世，此王者之文也。至于雕纤之言，岂足轸虑？思较轻重于琐琐之儒哉！愿弃末务本，以成宗社之讨。”上顾曰：“卿爱朕之深矣。”《山堂肆考》：真宗幼尚文雅，专以讲学属词为乐。及即位，召邢昺、孙奭等更侍讲说，质问经义，《孝经》《衍义》。真宗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设直庐于秘阁，更直召对，询访或至中夕。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春秋》《孝经》《论语》《尔雅》义疏。《宋宝训》：真宗景德四年，上谓王旦曰：“经史之文，有国之龟鉴，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遵尧录》：真宗尝览前代经史，摭其可以为后世法者，着《正说》五十篇。帝于经筵命侍臣日读一篇。及侍读丁度等讲《春秋》，读《正说》中篇，帝谓曰：“《春秋》所述，皆前世治乱，敢不鉴戒？《正说》先帝训言，敢不遵奉。”度曰：“陛下德音若此，诚天下之幸。”帝每御经筵以象架庋书策，外向以便侍臣讲读。
《东轩笔录》：真宗天纵睿明，博综文学，尤重儒术。凡侍从之臣，每因赐对，未始不从容顾问。真宗善设论，虽造次应答，皆典雅有伦。当时儒学之士擢为侍从，则有终身不为外官者。杜镐以博学尤承眷礼，晚年苦肺疾，累乞闲地，真宗不允，至数年加剧，又于便坐恳述。真宗曰：「卿自择一人学术可以代卿者。」镐于是荐戚纶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请而卒。《五朝名臣言行录》：吕夷简以主上方富春秋，宜遵之典学，擢孙奭等居讲席，以经义辅导。后又增置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之职，以广闻见。《宋史·仁宗本纪》：干兴元年二月戊午，即皇帝位。十一月辛巳，初御崇政殿西阁讲筵，命侍讲孙奭、冯元讲《论语》。《东轩笔录》：仁宗圣性好学，博通古今，自即位常开迩英讲筵，使侍讲侍读日进经史，孜孜听览，中昃忘倦。有林瑀者，自言于《周易》得圣人秘义，每当人君即位之始，则以日辰支干配成一卦，以其象繇为人君所行之事。其说支离诡驳，不近人情。及为侍读，遽奏仁宗曰：「陛下即位于卦得需象，曰『云上于天』，是陛下体天而变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饮食宴乐』，故臣愿陛下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则合卦体当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骇其言，翼日问贾魏公昌朝，魏公对曰：「此乃诬经籍以文奸言，真小人也。」仁宗大以为然，于是逐瑀，终身不齿。杨安国，胶东经生也，累官至天章阁侍讲。其为人沽激矫伪，言行鄙朴，动有可笑。每进讲则杂以俚下市之语，自扆坐至侍臣、中官见其举止已先发笑。一日侍仁宗讲至「一箪食，一瓢饮」，安国操东音曰：「颜回其穷，但有一罗粟米饭，一葫芦浆水。」又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安国遽启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须要钱。」仁宗哂之，翊日遍赐讲官皆恳辞不拜，唯安国受之而。已玉海景佑元年正月丁亥，命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并为崇政殿说书。日以二人侍讲。说二年正月癸丑，置迩英、延义二阁，写《无逸篇》于屏。迩英在迎阳门之北，东向；延义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是日，御延义阁，召辅臣观盛度读《唐书》，贾昌朝讲《春秋》，遂宴崇政殿。冯元兼侍讲，与孙奭以经行□进讲读，亲近。自是仁宗益向学。《通鉴》仁宗庆历四年，帝御经筵，因元昊反，罢进讲。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上言：“帝王治经与庶品异，不独玩空文，占古语也。今方小有事，臣等即不能进见，是以先王遗籍为可以讲无事之朝，不足赞有为之世。臣愚以为过矣。”又献《劝讲箴》，帝嘉纳之：“曰卿等宿儒博学，多所发明，朕虽盛暑，亦未尝倦，但恐卿等劳耳。
”《道山清话》庆历中，胡瑗以白衣召对，侍延英讲《易》，“读干元亨利贞”，不避上御名，上与左右皆失色。瑗曰：“临文不讳。”后瑗因言《孟子》“民无恒产”，读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盖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积久而读熟，虽曰尊经，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为允。《遵尧录》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讲读于迩英阁，贾昌朝时为侍讲，讲《春秋传》，每至诸侯淫乱事，则略而不说。帝问其故，昌朝以实对。帝曰：“六经载此，所以为后世鉴戒，何必讳也。”《墨客挥犀》赵侍读师民，学问淳德，天下所共称也。仁庙时讲《书》后殿，“说干卦四德至贞字”，不以他音代呼，直言其字，近侍皆掩口。公徐曰：“临文不讳。”讲罢，帝目送之，顾左右曰：“此真古儒也。”其眷重如此（按此与《道山清话》条事同而人异故并载入）
五朝名臣言行录》吕公着每进讲，多传经义以进规。会讲《论语》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见于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见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则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诞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车之式。吕公着侍经筵时，仁宗春秋高，公于经传同异训詀得失，皆粗陈其略，至于治乱安危之要闻之足以戒者，乃为上反复深陈之。仁宗尝诏讲官：“凡经传所载逆乱事，皆直言毋讳。”公因进讲言弒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书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后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渐，居安虑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长幼嫡庶之分早定，则乱臣贼子无所萌其奸心。故《易》曰：“履霜坚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自仁宗末，率以二月开经筵，至重午罢，八月复开，至冬至罢。是岁诏以九月五日开，至重阳罢。吕公着奏：“愿陛下日御迩英，以循先帝故事。”诏即从之。后讲《论语》将毕，公以《尚书》备二帝三王之道，尤切于治术，乞候进讲《论语》毕，日进讲《尚书》，从之。《宋史·英宗本纪》：“帝好读书，不为燕嬉，慢服御俭素，如儒者。每以朝服见教授，曰：‘师也，敢弗为礼。’时吴王宫教吴克进宗室六箴，仁宗付宗正，帝书之屏风以自戒。”《山堂肆考》：“宋英宗听政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玉海》：“英宗嘉佑八年十二月己巳，初御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宋史·神宗本纪》：“帝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内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用扇。侍讲王陶入侍，帝率弟颢拜之。”治平四年正月，即皇帝位。冬十月己酉，初御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东轩笔录》：“神宗皇帝在春宫时，极冲幼，孙思恭为侍读。一日讲《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顺。”之事而不及，亲戚畔之者，主上顾曰：“微子纣之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亲戚畔之耶？”思恭释然骇伏，上之睿明，可谓闻一知十矣。《曲洧旧闻》：熙宁元年冬，介甫初侍经筵，未尝讲说，上欲令介甫讲《礼记》，至曾子易箦事，介甫于仓卒间进说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至于□笫之际。”上称善，安石遂言《礼记》多驳杂，不如讲《尚书》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闻也。于是罢《礼记》。《五朝名臣言行录》：神宗初御经筵，吕公着进讲《尚书》，至“天乃锡王勇智”，上曰：“何以独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称成汤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圣人之德，当如《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然后可以尽善。
时上富于春秋，故公以好勇黩武为戒。《挥麈后录》：熙宁中，神宗问邓绾云：“西汉张良如何？”绾以班马所论对。上曰：“体道。”绾以未喻圣训，请上。又曰：“不唱。”绾退，因取子房传考之，自从沛公入秦宫阙，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运筹，未有一事自其唱之。始知天纵之学，非人所及。《五朝名臣言行录》：范纯仁除侍讲，语人曰：“国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学，当正心诚意，以仁为体，使邪僻浮薄之说无自而入，然后发号施令，为宗庙社稷之福。岂务章通句解，以资口舌之辩哉？”及在经筵进讲，必反复开陈其说，归于人君可用而后止。《见闻搜玉》：伊川先生每进讲，常于文义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一日当讲“颜子不改其乐”，章讲既毕，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尚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之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之□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鉴乎？”闻者叹服。《闻见后录》：范淳甫内翰迩英讲礼至“拟人必于其伦”，曰：“先儒谓拟君于君之伦，拟臣于臣之伦，特其位而已。如桀纣人君也，谓人为桀纣，必不肯受；孔颜匹夫也，谓人为孔颜孔颜必不敢受。东城深叹其得劝讲之礼。《宋史·哲宗本纪》：元丰八年三月戊戌，即皇帝位。十二月壬戌，开经筵，讲《鲁论》，读《三朝宝训》。元佑四年冬十月癸丑，御迩英殿，讲官进讲《三朝宝训》《五朝名臣言行录》。哲宗即位，吕公着为迩英侍读，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之始，当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于学。学有缉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于大治者，学之力也。」哲宗嗣位，刘挚复任言责，上疏曰：「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资养。敢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劝讲进读之任。便殿燕坐，时赐廷对，执经诵说，以广睿智。」元佑初，权住进讲，范祖禹上疏曰：「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天下他日之治乱。臣不敢不尽言之。陛下如好学，则天下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助德业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学，则天下之小人皆动其心，欲立于朝，以邪事陛下，窃取富贵而专权利矣。君子专于为义，小人专于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学也；小人之得位，将济其所欲也。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君子与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之进学，莫不在于年少之时。陛下数年之后，虽欲勤于问学，恐不得如今日之专也。司马康为讲官，尝上疏历陈前世治少而乱多，祖宗创业之艰难，积累之勤劳，以劝上及时向学，守天下大器。
又劝太后每于禁中训导，其言切至。又言《孟子》为书最醇正，陈王道尤所宜观览。上曰：「方读《孟子》。」寻诏讲筵官编修《孟子》节解为十四卷以进。君已病矣，自力解《孟子》二卷，会除谏议，未受，条具诸所当言以待，曰：「得一极言而死，无所恨矣。」上以迩英讲读《论语》毕，赐执政讲读官左右史，御筵于资善堂，内出御书唐人诗分赐在坐。翌日，吕公着上奏曰：「臣伏念陛下睿哲之性，出于天纵，而复内禀慈训，日新典学，诚以尧舜三代为法则，四海不劳而治。将来《论语》终帙进讲《尚书》二书，皆圣人之格言，为君之要道。臣辄于其中及《孝经》内节要语，共一百段进呈。圣人之言，本无可去。臣今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于省览，或游意笔砚之间，以备挥染，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居数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吕相所进要语，已令皇帝即依所奏，每日书写看览，甚有益于学问，与写诗篇不同也。」《宋史·吕大防传》：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提举修神宗实录。大防见哲宗年益壮，日以进学为急，请敕讲读官取仁宗迩英御书解释上之，置于左右。又摭干兴以来四十一事足以为劝戒者，分上下篇，标曰《仁祖圣学》，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迩英阁，召宰执讲读官读《宝训》，至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忧勤，此祖宗家法尔。」大防因推广祖宗家法以进，哲宗甚然之，悦。生随抄哲宗御讲筵所手折一柏枝玩之。程颐为讲官，奏曰：「方春万物发生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哲宗亟掷于地，终讲有不乐之色。太后闻之，叹曰：「怪鬼坏事。」吕晦叔亦不乐其言也。云不须得如此。《墨庄漫录》：元佑中，哲宗旬日一召辅臣于迩英阁听讲读。时曾肇子开、苏辙子由自左右史并除中书舍人入侍讲筵。子由作诗呈同省诸公，悉和之。迩英、延义皆祖宗所建，讲读官、记注官赐坐饮茶，将罢赐汤，仍皆免拜，无复外廷之礼。故子开诗云：「二阁从容访古今，诸儒葵藿但倾心。君臣相对疑宾主，谁识昭陵用意深？」《五朝名臣言行录》：吕希哲为说书，凡二年，日夕劝导人主以修身为本，修身以正心为主。心正意诚，天下自化，不假他术。身不能修，虽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贵耳集》：德寿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宋史·孝宗本纪》：孝宗，太祖七世孙也。绍兴二年，选帝，育于禁中。五年，用左仆射赵鼎议，立书院宫中教之，既成，遂以为资善堂。
帝读书强记，天资特异。听读资善堂，以徽猷阁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赞读。高宗命帝见冲、震，皆拜。山堂肆考，孝宗谓讲官曰：“进讲三朝宝训，几时终篇？朕乐闻祖宗谟训，虽日尽一卷，亦未为多。”《玉海》：干道三年九月乙亥，中书舍人梁克家讲：“年长以倍，父事之。”因奏孝悌之道。庚寅，诏择诸篇最要切者，如《王制》《学记》《中庸》《大学》之类，先次进讲。绍熙五年，侍讲朱熹讲《大学》，讲至盘铭“日新”，上欣然曰：“要处只在求放心。”《通鉴》：宁宗初即位，召知潭州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先是，黄裳为嘉王府翊善，上谕之曰：“嘉王进学，皆卿之功。”裳谢曰：“若欲进德修业，追迹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等人。”上问为谁，裳以熹对。彭龟年为嘉王府直讲，因讲鲁庄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当制其仆从”。王问为谁之说，对曰：“朱熹说也。”自后每讲必问“熹说如何”。《宋史·理宗本纪》：帝性凝重寡言，洁修好学。嘉定十七年闰八月丁酉，嗣皇帝位。十二月癸丑，开经筵，诏辅臣观讲。宝庆三年春正月己巳，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三月庚戌朔，工部侍郎朱在进对，奏：“人主学问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度宗本纪》：度宗为皇太子时，理宗家教甚严。鸡初鸣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往会议所参决庶事，退入讲堂。讲官讲经，次讲史，终日手不释卷。将晡复至榻前起居，率为常。理宗问：“今日讲何经？”答之是，则赐坐赐茶；否则为之反复剖析，又不通则继以怒，明日须更覆讲。景定五年十月丁卯，即皇帝位。十一月戊戌，诏儒臣日侍经筵，辅臣观讲。《金史·熙宗本纪》：皇统元年二月戊午，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金史·世纪补》：显宗讳允恭，本讳胡土瓦，世宗第二子。章宗父世宗即位，封楚王，置官属，赐名允迪，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议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元史·仁宗本纪》：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剪胜野闻》：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授乎？
”《大政纪》：洪武二年三月辛丑，上与翰林待制秦裕伯论学术。上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克广其学哉？”裕伯对曰：“诚如圣言。”《明宝训》：洪武三年二月辛酉，太祖御东阁，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复言之。太祖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五年十二月己卯，太祖谓礼部侍郎曾鲁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然观其授受，其要在于允执厥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往往背驰。”鲁曰：“尧舜以此道宰制万事，如执权衡，物之轻重长短，自不能违，而皆得其当，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后世鲜能。”此道于处事之际，欲求其一一至当，难矣。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而欲施之于政者，有尧舜之治，决不可得也。”鲁又曰：“尧舜之道，载之典谟者，无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学》一书。”太祖曰：“《大学》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枝山前闻，上万机之暇留意方策，尝以《尚书》咨汝羲和“惟天阴骘下民”二节，蔡沉注误，命礼部试右侍郎张智同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书成名曰《书传会选》。又以《孟子》当战国之世，故词气或抑扬太过，今天下一统，学者不得其本意，而概以见之言行，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又命三吾删其过者为《孟子节文》，不以命题取士。先进遗风，参政陶姑孰郡公安上，与儒臣论学术，公对曰：“道之不明，邪说害之也。”上曰：“邪说害道，犹美色眩目，鲜不为惑，自非豪杰不能决去。”夫邪说不去，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乌得而治？公顿首曰：“主诚探本至论。”暖姝由笔，学士苏平仲经筵日讲书不行跪礼，太祖欲罪之，对曰：“臣执古圣人书，对今圣人讲，故不跪。”困知记，圣祖深明老氏之学，至于经纶万务，垂训万世，一惟帝王相传之道是遵，孔、曾、思、孟之书，周、程、张、朱之说，是崇是信，彝伦攸叙，邪慝无所容。明外史汪睿传，洪武十七年召见，命讲《西伯戡黎》篇，授左春坊左司直。明宝训，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每披阅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与太子诸王讲说，使鉴古验今，穷其得失。
大抵其书先经后史，要领分明，使人观之容易而悟，真有国之龟鉴也。”十八年五月辛酉朔，太祖御华盖殿，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读《心箴》毕，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机，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东朝记上于干清坤宁南北二宫间，为退朝燕处之殿，置古书祖训于其中，沈玩深思，名之曰省躬。方孝孺奉谕撰铭，成祖实录。永乐四年，上视朝之暇，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上曰：“士人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于朝廷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命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值，惟其所欲与之。”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名山藏典谟记。永乐四年闰七月，上语翰林侍读胡广等曰：“朕曩守藩暇，好观易，时府中惟武周文善为易，然时有拘滞。易者易也，其妙在变。”又曰：“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十月免午朝，上顾侍臣皆休沐，一日复问寓舍无事宁观书否？对曰：“暇亦不废。”上曰：“朕爱孔子‘饱食终日’之言，宫中恒观书，若等盛年切莫自逸。禹惜寸阴，何可不勉？”七年五月，上采辑圣贤格言为书四卷，曰《圣学心法》，赐皇太子而序之曰：“朕惟古帝王平治天下，具有要道，诏训子孙亦有成法。朕承皇考洪基，仰惟缔造艰难，惕焉思惧。明明有训，是式是仪，夙夜孳孳，莫悟深奥。尝欲立言训我孙子，顾所闻者无过六经圣贤之道。几务之暇，采辑为书，名曰《圣学心法》，揭君臣父子为纲，分而为目，有统有专。惟我子孙尚慎听之。”八年十月，以《务本训》赐皇太孙，其书言田野农桑之勤劳，举高皇帝创业艰难，次及往古人君圣贤昏乱可法戒者，以致饬励之意。殿阁词林记。仁宗即位，建弘文馆于思善门外，驾尝临幸，讲论经史不倦。名山藏典谟记。宣宗皇帝，仁宗嫡长子，成祖爱之。年十一，以从狩北京日侍。左右随事训教，尝命从观田家，问所疾苦，作务本训。授上上读书，一目数行尽□，皆举经史百家，莫不涉意。明昭代典则，正统元年春正月，帝御经筵。时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尝言可忧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经筵进讲不过应故事，以粉饰太平，而暌隔蒙蔽，未必无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大政纪正统元年正月，上御经筵开讲，敕曰：“朕祗奉天命，嗣承祖宗大宝，统御天下，用主神人。
而即位以来，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学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经筵，命尔翰林春坊等衙门儒臣分直侍讲。夫大道原于天，尧舜禹汤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阐明之。我祖宗世所师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诚，相与讨论，务归至当，毋隐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几明之于心，诚之于行，以兴治化，以福苍生，用不殄天与宗祖之命。”天顺八年正月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八月，御经筵，赐讲官学士柯潜白金文绮宝钞。礼科给事中张宁劝经筵进讲《大学衍义》，从之。明昭代典则，成化六年三月，翰林编修陈音言：“养德之要，莫先于讲学；讲学之功，莫先于好问。今陛下虽间御经筵，然势分尊严，上有所疑未尝问，下有所见不敢陈。愿于退朝之暇，择儒臣有学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辄问，务使圣心涣然如天开日皎，则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万民，而亿万载太平之业基于此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己处置。”九年春正月，敕儒臣校订宋儒朱熹《通鉴纲目》，命刻梓以传。编修谢铎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鉴》，理宗好《纲目》，徒知留意于书，不能推之于治。因劝上亲贤讲学，见诸行事，不可为二君之徒好。”上嘉纳之。先进遗风，王文恪公鏊初授翰林，闭门力学，避远权势。弘治中补充经筵讲官，中官李广怙宠干政，公进讲意存讽谏。上退谓左右曰：“讲官云云，意指若曹也。”后广败大臣多被污，公独不与。戚畹寿宁侯与公有绝，不与通。岁时问遗，辄麾去。或以为过，公曰：“昔万循吉攀附昭德，我尝耻之，乃今自附寿宁耶？”《仰山脞录》杨文懿公守陈入翰林，每进讲必傅经义以纳忠诲。一日讲说命有曰：“明君图治，常患其臣不言；忠臣进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则君徒负聪明而罔闻乎治要；君不行则臣徒费讲说而无补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傅说可以为万世法矣。”于《武成》有曰：“鲁论称舜无为而治，周书称武王垂拱而治，是则帝王之治皆不劳而佚。盖舜所以无为，武王所以垂拱，皆常忧劳而有为，乃始佚乐而无为也。”尝作内宴乐语，以时方逸豫，则曰：“谓丰大必宜日中，故豫亨尚虞。”城复以时方尚边功，则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国之相司马。”以时方贵异物，则曰：“不作无益而功成，不宝异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无轻民事而惟艰，无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训。公既进呈语，他学士曰：“万一蒙上过听，不贤于优孟滑稽之谈乎？”《名山藏》臣林记：孝宗即位，特召王恕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左庶子王臣请上御经筵，无废大寒暑。恕言：“臣闻之，君子无终食违仁。
孟轲曰：‘君子引君当道。’臣又闻之，贾谊傅者傅之德义，师者道之教训，保者保其身体。臣官以保为名，诚爱陛下。陛下诚志道与仁矣，即令讲官时进讲章，玩绎闲燕，亦足进学，非必陈仪卫，设酒殽乃为经筵也。”祁寒盛暑，慎居起保圣躬，亦不可不急。臣谓即暂止经筵，如天顺、成化间无所不可。大理办事进士董杰、御史汤鼐先后言：“经筵讲学，人主上务祖宗盛典也。”陛下举行，士民跂首赞叹。王恕旧眷特知，不闻将顺，乃虑伤圣体，恐费酒殽所以待陛下甚卑，失天下士大夫望。恕惶恐辞印归第待罪，上勉出之。《大政纪》弘治元年三月，少詹事杨守陈上讲。学勤政疏，上褒纳之。大略谓：陛下御极以来，屏弃珍玩，放远奇袤，登用正人，听纳忠谏，躬览题奏，日勤政务。若此不懈，可几尧舜。独臣愚，犹过虑。盖革故正始，犹易持久保终，实难。若内得弗深，外资弗博，锐志少懈，欲心渐滋，岂能俾其终始如一？乞开经筵，御午朝听讲之际，凡所未明，辄赐清问，必待圣心洞然明悟而后已。一日之间，居文华殿之时多，处干清宫之时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则得于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有事者，皆先用略节口奏而裁决之。大政则召大臣面议，未当则许谏官驳正而审行之。俾贤才常集于目前，视听不偏于左右，则资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纲举矣。若但如近日之听日讲，御午朝以应故事，凡百题奏皆付内监诸臣调旨批答。臣恐积年之弊未革，将来之患难测，不但如前所过虑而已。名山藏典谟，记弘治十四年十月，命日讲添《周易》一书，暂停《贞观政要》。刘健等言：圣学日增，廷臣相庆。乃《贞观政要》多载唐太宗致治之迹，事切而代近，祖宗列圣率崇是书。伏望少延天听，仍旧进讲。纳之《大政纪》。弘治十七年九月，召大学士刘健等议日讲事。是月晦日，复召辅臣入见。上曰：“今李荣来说，日讲时刘机讲‘陈善闭邪’，‘陈’字解做‘陈说’，不是止云敷陈其说，乃可耳。”皆应曰：“诺。”刘健曰：“昨李荣又说，以善道启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讲书须要明白透彻，直言无讳，道理皆是书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说尽也，无进益。且先生辈与翰林院是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健对曰：“臣等若不敢言，则其余百官无敢言者矣。”上曰：“然。”谢迁曰：“圣明如此，讲官愈好尽心。”李东阳曰：“今年圣学缉熙，中外臣民无不仰戴。臣敢不仰承圣意？”皆叩头谢。上又曰：“先生辈可传与‘他’，不必顾忌。昨所讲似有顾忌耳。”又曰：“‘他’字亦不。
妨昨因话偶及此意，以为不若启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计也，皆复谢而出。是日天颜和悦，似以昨所传来的，恐讲官因此有所观望，故特示详悉如此。盖经筵讲章自数岁以来，始去旧谀颂之词，加以规谏，未尝少忤。及闻此谕，益知上所向云。名山藏典谟记：弘治十八年四月，翰林院学士张元祯上疏劝经筵讲《太极》《西铭》诸书。上索《太极图》观之，曰：“天生斯人，开朕也。”二十三年孝宗即位时，览《记孝经》《尚书》《家礼》《大明律》四种书，皆有日课，有疑义即召问法吏儒臣，天下翕然望治。大政纪：正德元年九月，兵部尚书许进疏劝上勤学养心，纳之。疏略曰：“人主之心，惟在所养。以大舜之圣，禹陈‘克艰’‘惠迪’之谟，益进‘游逸’‘淫乐’之戒。帝王诞膺景命，罔不学于古训，以克永世。臣于经筵侍听之余，仰瞻天表，睿智听明，矧儒臣进论谆切，裨益弘多。故臣以为陛下之心欲得所养，惟经筵为切务。伏望时敏问学，痛止游逸，以古尧舜之君为必可师，以昔荒淫之王为必当戒，则圣德日新，灾变自弭。”泳化类编：嘉靖六年夏，世宗御经筵讲《大学衍义》，有感遂赋五言诗十韵以赐辅臣。诗云：“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之天。致治贵有本，本端化自平。人君所学者，其序有后前。正心诚其意，志定必不迁。吾志既能定，理道岂复颠。身修本心正，家国治同然。国治乃昭明，万邦斯协焉。于变帝尧典，思齐文王篇。万化修身始，朕念方拳拳。”遂命大学士杨一清、贾咏、翟銮及张璁等各和一章，集为一册，赐名《翊学诗》。名山藏典谟记：嘉靖十年九月，上幸西苑，御无逸殿，命李时、翟銮坐讲《无逸》《豳风》篇，遂赐宴豳风亭下，曰：“朕将省耕而视学。”客燕杂记：崇祯中，上设游艺堂为涉览文史，地有所疑，下之武英殿掌殿中官中官，以问供事中书。圣学部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