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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朔部汇考上古黄帝轩辕氏，初定正朔，以建寅月为岁首。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轩辕氏以十三月为正，少昊金天氏以建丑月为岁首。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少昊以十二月为正，颛顼高阳氏以建子月为岁首。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帝喾高辛氏以建寅月为岁首。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陶唐氏。帝尧以建丑月为岁首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唐以十二月为正，有虞氏。帝舜以建子月为岁首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虞以十一月为正，夏后氏。夏以建寅月为岁首按《史记·夏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按《郑樵·通志》：「帝禹受舜禅，践天子之位于安邑，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商商以建丑月为岁首按《史记·殷本纪》：汤践天子位，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按《宋书·礼志》：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色上白。按《汲冢周书》：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为正。按《大纪》：汤归于亳，践天子位，定都焉，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为岁首，是谓地统，以日中为朔，改岁曰祀，行甲寅历。周周以建子月为岁首按《史记·周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按《册府元龟》：武王践天子位，以建子之月为正。秦，秦以建亥月为岁首。按《史记·始皇帝本纪》：秦初并天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汉高帝仍秦制以建亥月为岁首按《史记》《汉书》高祖本纪不载。按《史记》封禅书，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祠蚩尢，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文帝十五年诏议改正朔。按《汉书·文帝本纪》十五年春，黄龙见于成纪，上乃下诏议郊祀。公孙臣明服色。按《史记·封禅书》：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武帝太初元年，始定以建寅月为岁首。按《汉书·武帝本纪》：「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注师古曰：「谓以建寅之月为正也。未正历之前，谓建亥之月为正。今此言以正月为岁首者，史追正其月名。」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魏文帝黄初元年诏正朔仍汉制按《魏志·文帝本纪》不载。按《辛毗传》：文帝践祚，毗迁侍中，赐爵关内侯。时议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按《宋书·礼志》：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法制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诏曰：「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明帝太和元年诏议改正朔。按魏志《明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诏曰：『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驳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于是公卿以下博议。侍中高堂隆议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定四时，改尧正。
」《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凤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侯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阙，以为不宜改。景初元年，改建丑月为岁首。按《魏志·明帝本纪》：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改太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蒸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按《高堂隆传》：明帝以隆为侍中，时军国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迹垂统，必俟圣明；辅世匡治，亦须良佐。用能庶绩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风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风，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义，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务纠刑书，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礼乐，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恺悌，尚俭素，然后备礼封禅，归功天地，使雅颂之声盈于六合，缉熙之化混于后嗣，斯盖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也。
然九域之内，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隆又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于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按《宋书·礼志》：青龙五年，山茌县言黄龙见，帝乃诏三公曰：「昔在庖牺，继天而王，始据木德，为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号，开元着统者，既膺受命，历数之期，握皇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序其纲纪。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着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改易制度，更定礼乐，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后。」也至于正朔之事，当明示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践祚之初，庶事草创，遂袭汉正，不革其统。朕在东宫，及臻在位，每览书籍之林，总公卿之议。夫言三统相变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无其言也。历志曰：「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气，以微成着。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言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范章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百王之则。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夫祖述尧舜，以论三正，则其明义，岂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继承洪绪，既不能绍上圣之遗风，扬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张，帝典之阙者未补，亹亹之德不着，亦恶可已乎！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彰矣。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景初三年正月，齐王即皇帝位。十二月，诏仍以建寅月为岁首。按《魏志·齐王本纪》：景初三年正月丁亥，即皇帝位。十二月，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按《宋书·礼志》：景初三年正月，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月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博士乐祥议：「正日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朱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制为便。
」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晋武帝泰始二年，承魏制，以建寅月为岁首。按《晋书·武帝本纪》：泰始二年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晋继三皇之踪，蹈舜禹之迹，应天顺时，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从之。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诏，仍以建寅月为岁首。按《魏书·道武帝本纪》：天兴元年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诏有司议定行次，尚书崔元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北周孝闵帝受魏禅，诏仍以建寅月为岁首。按《周书·孝闵帝本纪》：「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庚子，禅位于帝。百官奏议云：『帝王之兴，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视听也。』逮于尼父，稽诸阴阳，云『行夏之时，后王所不易』。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元气之祥，有黑水之谶，服色宜乌。」制曰：「可。」唐中宗嗣圣七年，太后改建子月为岁首。即武后天授元年按《唐书·武后本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大赦，改元曰载初。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岁正月为一月。按《通鉴纲目》。作嗣圣六年事嗣圣十七年，太后复唐正朔，改一月为正月（即武后久视元年）
按《唐书·武后本纪》：久视元年十月甲寅，复唐正月，大赦。按《旧唐书·武后本纪》：圣历三年五月癸丑，改元为久视。冬十月甲寅，复唐正朔，改一月为正月，仍以为岁首；正月依旧为十一月，大赦天下。肃宗上元二年，复以建子月为岁首。按《唐书·肃宗本纪》：上元二年九月壬寅，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宝应元年，复以建寅月为岁首。按《唐书·肃宗本纪》：宝应元年，建巳月乙丑，复以正月为岁首，建巳月为四月。后唐。明宗天成元年，百官请改正朔，诏仍唐制。按《五代史·唐明宗本纪》不载。按《北梦琐言》：庄宗晏驾，明宗皇帝为将相推举，霍彦威、孔循上言：「唐运以衰，请改国号。」明宗谓藩邸近侍曰：「何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锡氏宗属为唐雪冤，继昭宗皇帝后，国号唐。今朝之旧人不欲殿下称唐，请更明号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献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战，为唐室雪冤，身编宗属。武皇功业即吾功业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运之衰隆，吾当自受。」于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独见。
正朔部总论书经商书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蔡传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为正，故以十二月为正也。丑日也，不系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虽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数。盖朝觐会同，颁历授时，则以正朔行事；至于纪月之数，则皆以寅为首也。或曰：孔氏言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则十二月者，汤崩之年建子之月也。岂改正朔而不改月数乎？曰：此孔氏惑于序书之文也。太甲继仲壬之后，服仲壬之丧，而孔氏曰汤崩奠殡而告，固已误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则于经史尢可考。周建子矣，而《诗》言“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则寅月起数，周未尝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记》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夫腊必建丑月，秦以亥正，则腊为三月云。十二月者，则寅月起数，秦未尝改也。至三十七年，书“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继书“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为正朔，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且秦史制书谓“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夫秦继周者也，若改月数，则周之十月为建酉月矣，安在其为建亥乎？汉初史氏所书旧例也，汉仍秦正，亦书曰“元年冬十月”，则正朔改而月数不改，亦已明矣。且经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则以十二月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后乎此者，“复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亳。盖祠告复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说，而意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苏氏曰：“崩年改元，乱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周书·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蔡传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按汉孔氏，以春为建子之月，盖谓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数，改月数，必以其正为四时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经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数，于《太甲》辨之详矣。而四时改易尢为无艺，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郑氏笺《诗》“维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为孟春。曰：此汉儒承袭之误耳。且《臣工》诗言“维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盖言暮春则当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麦将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赐。夫牟麦将熟，则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审矣。郑氏于《诗》且不得其义，则其考之固不审也。不然，则商以季冬为春，周以仲冬为春，四时反逆，皆不得其正，岂三代圣人奉天之政乎？全问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朱子曰：此是三阳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为正，直是无谓。大抵三代更易，须着如此更易一番，《春秋》四传。
隐公元年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疏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则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连月，故王处春下。周以建子为正，则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于春每月书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异，故每月称王，以别之也。全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公羊传》‘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注天王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胡传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大全可堂吴氏曰：「夏承唐虞，皆以寅月为岁首，而谓之正月。始春终冬，四时具为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为岁首，仍谓之十二月，而未尝改月。周革殷命，以子月为岁首，不特改月，而又改时，以齐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师逾孟津。』春即一月，一月即子月也。《春秋》所书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周礼》」
春官大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
订义郑谔曰：周以建子为正，而四时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谓之岁；用建子谓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岁则读法、三岁大计群吏之治之类；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丰年则公旬用三日之类。大史正岁与年，而次序其事，颁于官府都鄙，使以次举先后，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并与岁而皆正也。王东岩曰：愚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说，极是。尔雅云：周曰年，夏曰岁。经所谓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读法、朝会等事用之；而岁则便于事功。然有合用周时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叙其事也。《豳风·七月》一诗称「一之日」「二之日」与夫「七月」「八月」，即此义。孔子作《春秋》，亦两存之，书四时而兼月用时，王之正则建子；书四时而不月，则行夏之时而建寅。如《书》「二月无冰」，以夏正论之，二月春暖无冰，亦是时之常；不知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孔丛子》
杂训县子问子思曰：「颜回问为邦，夫子曰：『行夏之时，若是殷周异正为非乎？』」子思曰：「夏数得天，尧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应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时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禅于人者，则袭其统；受命于天者，则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变然也。」三统之义，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白虎通》。
三正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丧服大传》曰：「王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是以舜、禹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文家先改正，质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质。文者先其文，质者先其质。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承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苏也，革也。言万物革更，于是故统焉。《礼三正记》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也。」三微者何？谓也。阳气始施黄泉，万物动微而未着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谓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尚书大传》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顺连环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时，知继十一月正者，当用十三月也。天道左旋，改正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日尊于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积日成月，物随月而变，故据物为正也。天质地文，质者据质，文者据文。周反统天正，何也？质文再而复，正朔三而改，三微质文数不相配，故正不随质文也。蔡邕《独断》
三代正朔三代建正之别，名夏以十三月为正，十寸为尺，律中大簇，言万物始簇而生，故以为正也。殷以十二月为正，九寸为尺，律中大吕，言阴气大胜，助黄锺宣气而万物生，故以为正也。周以十一月为正，八寸为尺，律中黄锺，言阳气踵黄泉而出，故以为正也。《郑樵六经奥论》
正朔总论或问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古今之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则汤武何以独异之也？曰：殷周之所以异其建者，上以明历数之归己，下以示诸侯之从违也。汤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国之多，八百国之众，其从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违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独以正朔之异，尚以承天命之归己，以示人心之从违。是故服则缵禹政，则反商，独于正朔微有更易尔。初非各出其术以求异也。然则何以谓古之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详；五帝以来，岂无可传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会于天历之营室，是颛帝之历已建寅矣。析因夷隩，始以仲春终以仲冬，尧帝之历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则无非建寅矣。尝观《豳风·七月》之诗，述公刘后稷之事实，当虞夏之际，其劝相农事，亦准七月流火之候，此古历建寅之明验也。至汤建丑以首事，复建子以起数，而历元亦不以立春为节，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周人因之，而正朔与历若与夏异矣。然《商书》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礼》曰：“正岁十有一月”，虽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历、修祠举事，仍案夏时，皆不自用其制。秦汉之建亥，亦犹是也，朝贺典礼皆首十月。至于太初首用夏正，迄于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尝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尝建丑矣，未几而复建寅。唐肃宗亦尝建子矣，未几而复建寅。岂汤武能易之后人独不可得而易之邪？以汤武易之为是邪？胡为不能以传远？以汤武易之为非邪？胡为亦可行之一代而遂止也？盖尝论之，编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纪年始于汉之武帝。自武帝立年号以纪元，改秦正而用夏，吾知千万世而下，汤武复兴不能易也。何者？汉非用夏也，盖用古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为年号，有年号以明历。数之归己，以示天下之从违。虽易代之法，不过如此。又何必复建子、建丑，以为赘乎？此新莽、曹魏、唐肃宗所以随改而随废也。吁！孰谓武帝之智，犹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朱子全书》
语类问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为岁首，则谓之正月，抑只谓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诗》之月数，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间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国语》“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为改月，则与《孟子》《春秋》相合，而与《诗》《书》不相合；若以为不改月，则与《诗》《书》相合，而与《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某亲见文定公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与张敬夫书春秋正朔，事比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着时，疑古《史记》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观伊川先生刘质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两字，乃鲁史之旧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与晦叔订之，以见教也。《答吴晦叔书》春秋书正，据伊川说，则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书春，则夫子有行夏时之意，而假天时以立义耳。文定引《商书》「十有二月」、汉史「冬十月」为证，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则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长之时，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将寒成梁之候，又似并改月号，此又何耶？或是当时二者并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国史，则必用时王之正，其比《商书》不同者，盖后世之弥文，而秦汉直称十月者，则其制度之阔略耳。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又前书所谕周正之说，终未稳当。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时则不可改。故书云「秋大熟未获」，此即止是今时之秋。盖非酉戌之月，则未有以见夫岁之大熟而未获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谓「假天时以立义」者，正谓此也。若谓周人初不改月，则未有明据。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为证，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犹止于此，则无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陨霜之异证之，恐未足以为不改月之验也。盖陨霜在今之十月则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则为异矣。又何必史书八月然后为异哉？况鲁史不传，无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书为据之明且审也。若尚有疑，则不若且阙之之为愈，不必强为之说矣。答林择之书：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则商人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不改月号。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说考之，则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而不改时。以《书》「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类考之，则古史例不书时。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之云考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若如胡传之说，则是周亦未尝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纷更烦扰，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错乱无章也。愚见如此。而考之刘质夫说，亦云「先书春王正月，而后书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凯《左传》后序载汲冢竹书，乃晋国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则又似胡氏之说。可为据？此间无竹书，烦为见拙斋扣之，或有此。书借录，一两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注家以为武帝改用夏时之后，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烦子细询考也。魏了翁《正朔考》
七月陈王业也七月之诗，大概述天时以勤民事也。先儒谓《七月》一诗，皆以夏正为断。愚则曰：非特《七月》一诗也，凡诗篇如《正月》《四月》《六月》《十月之交》皆夏正也。然则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非改正朔欤？曰：改正朔矣，不改月次也。正朔之改，示一代之兴，各有所尚也。月次之不可改，四时之序不可紊也。苟紊之，则时令乖张，民听疑惑，虽耕耘敛藏，亦将失其候。《尧典》所谓「钦若昊天，敬授人时」者，万世不可易也。若夫正朔迭尚，不过以新民视听，如大朝会、大典礼，尊用此日，名曰岁首。太史公所谓「朝以十月」者，是其例也。世儒遂谓商、周既改正朔，则并其余月次亦应递改。噫！为此说者，臆度之过也。《临》卦所谓「八月」者，指「观」而言也。《临》《观》反对，故圣人预以为戒。「观」之为卦，其画四阴，其辰在酉，晓然夏之八月也。而何氏以为周八月属未之《遁》，孔氏以为商八月属申之《否》。夫文王、周、孔简易以从夏正，而何氏、孔氏反崎岖以求合商、周之正，不亦异乎？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书·伊训》「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嗣王祗见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夫奉嗣王初见厥祖，重事也，故以改元之岁首；以冕服奉嗣王归亳，亦重事也，故以三祀之岁首。然而仍称「十有二月」，则是殷人未尝改十二月为正月也。孔氏以商正解之，不通，则乃曲为之说曰：「此汤崩逾月，太甲即位而奠告也。」考之《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然后继以太甲」，则太甲乃汤之孙，所谓「祗见厥祖」者，是矣，非嗣汤而立也。假使太甲嗣汤而立，亦安肯逾月而遽改称元年邪？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诗》篇如《正月》曰「正月繁霜」，《四月》曰「四月维夏」，《六月》曰「六月栖栖」，此为夏正无疑，虽欲曲说，不可得也，虽有曲说，不足惑也。至《十月之交》，郑氏则释之曰：「此夏之八月。」也夫，十月之交，则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日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丑。”不然，八月日食，何足以言甚丑也？以是证之，则周人以十一月为朔月，未尝改为正月也。又《七月》之诗之五章，自五月数至十月，而继之曰：“曰为改岁”，是以十一月为岁首，而未尝改之为正月，又一证也。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周官》凌人“十有二月斩冰”与《月令》“季冬之月命取冰”相合，则不惟时皆夏正，而月亦皆夏正矣。而正月之吉，始和悬法观象。
郑氏强解之曰：“周正月也。”夫以夏正言之，建寅之月也，三阳既交，斯谓之和。若指为周正，则建子之月矣，时方寒冬，安得谓之和邪？又党正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法。夫言孟月，则夏正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也，明矣。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次递改者，皆臆说也。《春秋》所书时皆夏时也，月皆孟月也。虽《左氏传》亦然。隐三年传曰：“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周之麦；秋，又取周之禾。”其为夏正明白如此。杜氏以周正解之曰：“四月今之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麦禾皆未熟，取者盖蹂践之。”夫左氏祇曰“麦禾”，而杜谓之未熟；左氏直谓之“取”，而杜谓之蹂践，几于迂疏可笑。良由曲泥周正，有所不通，故迁就其辞以至于此。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或曰：汉、晋、唐诸儒以三正说六经，岂凿空驾说之哉？曰：亦必有一二疑似以启之，如“春无冰”“冬大无麦禾”之类，皆其藉口者也。然疑似者一二尔，明白者十百也。以疑似盖明白，以一二胜十百，岂非惑与？夫有一二之明白，犹将胜十百之疑似，今乃反是，又岂非大惑与？噫！六经不幸而经秦火，幸而赖诸儒之补缀也。然而使学者得见秦灰之残编断简，当反无惑。惟其出于诸儒之补缀，也是以惑学者滋甚。盖不知其几事，不特如改正朔之一端而已也。亦幸而改正朔之事，证验尚多，可以是正。不然，又乌睹其真邪？夫既因七月之诗而考六经所书之月，皆夏正矣。六经之外，先秦他古书及秦汉以后正史，凡所书月，亦皆夏正也。吕氏月令，或以为周公作，是与否，固未可知。然其所言时令，则夏时也。岐伯素问，伊川以为战国间人所作，是与否，固未可知。然其所言月候，则更月也。竹书纪年，传谓晋太康初，汲人得之魏冢，是与否，固未可知。然其言三代之正月，则皆建寅也。由是观之，先秦古书所纪之月，则皆夏正也。秦正建亥，汉仍秦旧。太史公作史记，书十月于每年之首。班固作汉纪，书秋九月于每年之终。所谓春正月者，自在年中，不改称谓。至武帝太初元年，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明年所书，始以春正月起之，而以冬十二月终之。是后惟魏明帝用景初历，尝以建丑为正，并改三月为孟夏，余皆递改。然而郊祀、搜狩、颁宣时令，则复以寅为正，二者交互，徒惑民听。行之未几，复用夏正。又其后，惟唐武氏改年曰载，以十一月为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然复以正月为春一月，自二月以后不能易其次也。由是观之，秦汉以后凡正史所书之月，则皆夏正也。或曰：孟子之书，亦先秦书也。其言七八月之间旱，赵岐以为此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以苗槁证之，宜若可信。
愚则应之曰：泛言苗槁耳，既不可以为夏之七八月，亦何以证其为周之七八月邪？孟子又言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直谓仲冬以后农隙之余可治桥梁以利民涉，而赵氏泥于周正，谓夏之九月十月也，亦可信乎？或者又曰：刘歆以三代之正作三统历，述此亦正史所载也。何以谓之皆夏正邪？愚则应之曰：刘歆，汉儒也，与孔安国盖递相祖述者，自是历家从而和之，又岂足为确论乎？且不信圣经而信历述，复以历述而伸传注，是皆学者厌平实而喜奇夸之过也。必有务平实，而后可与论古事而学古道也。或者问曰：六经、子传及先秦他古书与历代正史所书之月，皆为夏正，亦既白矣。然姚大老辨三代、秦汉置正，博引经传，以为皆用夏时；而平庵项氏独以为《春秋》自是孔子之书，非即周王所用，此一说也。胡文定《经解》谓以夏时冠周月，是圣人垂法后世之意，此又一说也。陈止齐《后传》谓以夏时冠周月，自是鲁史之旧，夫子因之，每孟月书时，以见鲁史；每正月书王，以存周正，盖尊周而罪鲁也，此又一说也。三家者之言何如？曰：三家者皆近世博雅大儒也，特其立说犹未免牵于传注，故虽卓然有见于始，然卒不能不自变于其后者也。孔子之《春秋》，即鲁国之史记也；鲁史之时月，即周家之纪历也。夏、周之岁首虽殊，夏、周之时令则一，安得孔子所书与周王所用不同邪？项氏固尝谓周历本称，决无改月之理，其说卓然当于理矣；而末乃谓《春秋》四时十二月，恐皆夫子革之，以为万世法，是则惑也。是岂非牵于传注，虽卓然有见于其始，而卒不能不自变于其后邪？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言正朔惟夏得其正也。”胡氏乃谓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信斯言也，是春秋》所书“春正月”者，乃今之冬十一月也；“秋七月”者，乃今之夏五月也。以冬为春，以夏为秋，虽甚愚者犹不为，曾谓圣人而为之乎？传之当时犹且不可，尚可为万世法乎？胡氏固尝有言曰：“周人以子为岁首，则冬十一月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其说卓然当于理矣；而末乃谓夫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可以改正朔，故以夏时冠月；又以夫子无其位，不敢自专，故以周正纪事，是则大惑也。是岂非牵于传注？虽卓然有见于其始，而卒不能不变于其后耶？至陈氏谓鲁史旧以夏时冠周月，夫子仍之，此说似胜，然于胡氏之说特添一转语尔。事不如此，亦祇费词。假使周人改朔，并移月次，则天王在上，鲁人安敢自以夏时冠周月乎？
如此是不奉天子正朔也，又岂有鲁奉天子正朔而史官纪事，私以夏时冠周月乎？如此则是无故而陷其君于僭逆也。假使鲁史官无识，以是纪事，吾夫子修之，肯仍其僭谬乎？陈氏固尝谓凡西周之史言时皆夏时也，于是援《周官》「季春出火，非周正月；季秋纳火，非周九月」以为证据，其说卓然当于理矣。而末乃谓西周之史言月皆周月也，于是曲借《康诰》「三月不言春」，《毕命》「六月不言夏」以为证据。至《泰誓》「十有三年春，一月于己」，说有碍，则反指为误。是则惑也。是岂非牵于传注？虽卓然有见于其始，而卒不能不变于其后邪？呜呼！自传注之学兴也，各以三统解经，不特何氏之于《易》，孔氏之于《书》，郑氏之于《毛诗》《周官》，杜氏之于《春秋》《左氏》而已也。然而此五六人者，古博雅大儒也，三统之外不可废也。至于《春秋》一经，以周正解之者，则滔滔皆是，又岂特胡、陈、项三家而已也？《荆川稗编》
赵汸熊朋来周正考春秋虽修史为经，犹存其大体。谓始年为元年，岁首为春，一月为正月，加王于正，皆从史文。传独释「王正月」者，见国史所书乃时王正朔，月为周月，则时亦周时。孔氏谓月改则春移，是也。后于僖公五年春，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记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又记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皆以周人改时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则循周正，分至启闭之候则仍夏时。其经书「冬十月雨雪」「春正月无冰」「及冬十月陨霜杀菽」之类，皆为记灾，可知矣。汲冢竹书有《周月解》，亦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烝享，犹用夏焉。」其言损益之意甚明。经书「冬烝」「春狩」「夏搜」，以此盖三正之义备矣。而近代说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圣人未远，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战国之际，中国无改物之变，鲁未灭亡，传于当时，正朔岂容有差？而犹或有为异论者，何也？盖尝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据《商书》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为岁首。曰「夏时冠周月」者，则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尝欲行夏之时也。按太史公记三代革命于殷曰「改正朔」，于周曰「制正朔」，于秦曰「改年始」。盖「正」谓正月，「朔」谓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为岁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为岁首，而别用夏时数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详。《汉书·律历志》据《三统历》，《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书·伊训》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书辞有序，皆与伪孔氏《书·伊训》篇语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则事在即位后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庙见祖，而后正君臣之礼。今即位后未逾月，复祠于先王，以嗣王见祖，此何礼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归于亳，是日宜见祖而不见，又何也？所谓古文《尚书》者，掇拾傅会，不合不经，盖如此。说者乃欲按之以证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后九十五岁，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无余分。《春秋》历，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后八岁为武王伐纣克殷之岁，二月己丑晦大寒，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礼记》孟献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说皆与传合。
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惊蛰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历》其在立冬、小雪则曰：“于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唐人大衍历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谓殷周不改月乎？陈宠曰：“阳气始萌，有兰、射干、芸、荔之应。天以为正，周以为春；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正，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盖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三阳虽有微着，三正皆可言春。此亦历家相承之说。所谓夏数得天，以其最适四时之中尔。孰谓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颜子“为邦”之问，则与作《春秋》事异。盖《春秋》即当代之书，以治当代之臣。子不当易周时以惑民听，为邦为后王立法，故举四代礼乐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当也。如使周不改时，则何必曰“行夏之时”？使夫子果欲用夏变周，则亦何以责诸侯之无王，议桓、文而斥吴、楚哉？何氏《哀》十四年传注曰：“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以行夏之时，说《春秋》盖昉于此。然何氏固以建子为周之春，但疑春不当言狩，而妄为之辞。至程子门人刘质夫则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尔？则遂疑建子不当言春。此夏时冠周月之说所从出也。先儒见孟子谓“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无传，惟斟酌四代礼乐为百王大法，遂以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阳吴仲迂曰：“若从胡传，则是周本行夏时而以子月为冬，孔子反不行夏时而以子月为春矣。”何氏之失，又异于此。故朱子以谓恐圣人制作不如是之纷更烦扰、错乱无章也。薛氏又谓鲁历改冬为春，而陈氏用其说于后传曰：“以夏时冠周月，鲁史也。”是盖知《春秋》改周时为不顺，而又移其过于鲁尔。然谓鲁有历，实刘歆之误。按《律历志》言刘向所总，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为六历，自周昭王以下无世次，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自炀公至愍公冬至，殷历每后一日，则由历家假鲁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号鲁历，非鲁人所自为，明矣。《宋书·礼志》又言六律皆无推日食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是岂当代所尝用者哉？刘歆惑于襄、哀传文，遂谓鲁有司历，而杜氏因之谬矣。然说者亦是病，夏时、周月不当并存，故直谓《春秋》以夏正数月，又疑若是，则古者大事必在岁首，隐公不当以寅月即位，其进退无据如此，固不足深辨，而或者犹以为千古不决之疑，则以《诗》《书》《周礼》《论语》《孟子》所言时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于民俗久矣。
《春秋》本侯国史记，书王正以表大顺，与颁朔、告朔为一体，其所书事有当系月者，有当系时者，与他经不同。《诗》本歌谣，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书》乃王朝史官记言之体，或书月则不书时，或书时则不书月。况伪孔注二十五篇，决非真古书，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论于《春秋》《周礼》所书正月、正岁皆夏正也。诸官制职掌实循二代而损益之，其着时月者，又多民事与巡守、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时以存故典，见因革，盖非赴告策书定。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则又不可论于《春秋》矣。若论语言，莫《春》亦如《诗》《书》，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辞也，不可据以为周不改时。孟子言：“七八月之间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在《左传》后，则周改月犹自若。《竹书》又记晋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竹书》乃后人用夏正追录旧史，故与《春秋》不同，然亦未尝辄以夏正乱《春秋》之时月也。盖殷、周改时月与所损益只是一理，如尚齿之由贵德而贵富而贵亲，亲迎之由庭而堂而户，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入之类，皆是迭进法，所以顺天道，通世变，在当时自不为异，故孔子以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观听而已。彼秦人以三代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后之蔽于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赵而后学者，往往习攻《左氏》，而王、周正月为甚，以其尢害于经，特详着焉。熊朋来曰：“孔子所谓行夏之时，见于答颜渊问为邦者然也。至于因鲁史作《春秋》，乃当时诸侯奉时王正朔以为国史所书之月为周正，所书之时亦周正。经传日月自可互证，而儒者犹欲执夏时之说以弃之。譬如孔子言车，岂必止言殷辂哉？”《小戴记》孟献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礼记》尚然，况《春秋》乎？证于《左传》可见已。若拘夏时、周正之说，则正月、二月须书冬，而三月乃可书春尔。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书之，即建子之月书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经十四年春正月无冰，若夏正春正则解冻矣，惟建子之月无冰，故纪异而书。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皆可为证。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此夏正秋八月而书冬也。若建亥之月，则陨霜不为异，而亦无菽矣。大抵周人虽以夏时□行豳诗周礼则然，惟春秋鲁史专主周正。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
学者惑夏时之说，谓至朔同日仅见于传而经无有也。不思经传所书月日参考相同。试以僖五年经传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见分至之例，故书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后日月可证者，经书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传书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又书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以六十甲子数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晋有申生之事，越三月即正月辛亥朔，鲁闰晋难必在正月，故经以春书也是年岁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闰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晋围上阳，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数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两小月，该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时尾度多在卯，且后逼闰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气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谓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谓冬十二月者，以周正书之。以经传月日参考，可无疑矣。或谓昭二十年己卯传亦书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为始，数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为失闰。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经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闰当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则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闰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经书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数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间为己丑者退小。尽八个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经传正是相同。观僖五年，左氏南至之书，即孟献子所谓正月日至也。观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对孟献子所谓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传称春正月；夏日至，而经书秋七月。则《春秋》所书时月，皆用周正，明甚。史伯璇《三正说》书《伊训》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氏传谓：「三代虽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数，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故以十二月为正也。」按月数之说，朱子以为改，蔡氏以为不改。然以《诗·七月》篇考之，则凡「七月」「九月」之类，是自寅月数起，夏正也，观于「流火」「授衣」之言可见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类，是自子月起数，盖周之先公已用此纪候，故周有天下，遂定为一代之正朔也，以「觱发」「栗烈」之气候验之可见矣。夏正、周正同见一诗之中，可见月数之未尝不改矣。蔡氏「不改」之说，恐不如朱子之的当。近代唯陈定宇、张敷言之论最为分晓，故备其说于后，以俟知者之折衷焉。陈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说，遂谓并不改时，殊不知月数于周而改，春随正而易。
证以《春秋》《左传》《孟子》《后汉书·陈宠传》极为明着。成十年六月丙午，晋侯使甸人献麦，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时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书，可见十二月丙子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岂非夏十一月乎？经有只书时者，僖十年冬大雨雪，盖以酉戌为冬也，使夏时之冬而大雪，何足以为异而记之？襄二十八年春无冰，盖以子丑月为春也，使夏之春而无冰，何足以为异而记之？《春秋》祥瑞不录，灾异乃载，惟夏时八九月而大雪，不当严寒而严寒；夏时十一月、十二月而无冰，当严寒而不严寒，故异而书之耳。」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时田猎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冬猎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鲁虽按夏时之冬，而于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书曰「春狩于郎」，此所谓「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护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搜于比蒲，鲁虽按夏时。之春，于卯辰之月，乃春田之搜。夫子只书曰：「夏搜于比蒲。」此所谓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书：「五月大搜于比蒲。」亦然也。陈宠传尢明白曰：「天以为正，周以为春。」注云：「今十一月也。」地以为正，殷以为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为正，夏以为春。注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间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阳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传》不敢谓「王正月」为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谓以夏时冠周月，皆考之不审，安有隔两月而以夏时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时之正，适冬寒春暖之宜，则惟夏时为然。夫子欲行夏时，盖答颜子，使得为邦则宜如此耳。岂可但知有夏时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阳、二阳、三阳之月，皆可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为岁首。以一日论，子时既可为次日，子月岂不可为次年？观此，则三代皆不改月数与冬不可为春之说，陷于一偏，明矣。按陈氏此说，援引的当，已无可议。但《商书》再言「十有二月」，正是蔡氏主意立说之张本。陈氏既不曰于彼处辨之，及至此处辨论，又无一言及彼，岂偶未之思耶？抑未得其说，故遂不敢牵动之耶？惟张敷言之说，可以补陈氏之缺，今存于后：张敷言《改月数议》曰：「或谓三代改正朔，无异议，月数之改，诸儒议论不一，学者病焉，亦尝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远无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谓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征之？「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周诗甚明。
谓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征之？《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无冰之类是也。然则无定论乎？曰：有。间者伏读《春秋》至「春王正月」，窃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后世史书书正月即时王之正月也，何假称王？窃意必其别有所谓正月者，故称王以别之。及读僖公五年，晋献公伐虢，以克敌之期问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谣星象之验，皆是夏正十月，而其传乃书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自实其年，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称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载，考之老人所历正七十三年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日，当尽丑月癸未，其传乃书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并是周人，一则对君，一则对执政大夫，其岁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时王之正月月数而言夏正哉？听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诘，即知为寅月起数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数皆改，必其朝觐聘问颁朔授时，凡笔之于史册者，即用时王正月月数。其民俗岁时相语之话言，则皆以寅月起数，如后世者自若也。而《春秋》书王正月，以别民俗为无疑。周人之诗、孟子之书，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诸儒之论各执所见，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则没而不书，主不改者遇改月之义则讳而不录，终不能晓然相通，以祛学者之惑。曰：周以子月为正为一月，信矣。以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夫正朔，易其服色，殊其徽号，新民之耳目，以权一时之宜，非谓冬必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谷上帝矣，便可牺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时」矣，周公作礼，正月之后不复曰正岁矣。说正岁者，不谓夏得四时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复以子丑之月为正者矣。曰：子谓必其笔之史册者则用时王正月月数，《伊训》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则嗣王祗见及《太甲》篇之嗣王奉归举不在正月乎？曰：后世嗣王冕服考之《顾命》，固有常仪，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变，周公之圣犹被流言，阿衡之心为何如哉？朝而自怨夕当复辟，尢不须于正月也。况正月但书十二，以虞书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汉而下例之。殷不其独无正乎？曰：秦以亥正，犹称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缪，安足取法？盖秦于寅月书正岁首，十月其制又异，不若殷之全无正也。曰：或者谓晋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则又何说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晋文伯后，容或有之。
卜偃之言乃献公之世，是时篡国日浅，二军始备，晋文未兴，齐桓尚在，虽尝灭霍灭耿，小小得志，方朝周纳贡之不暇，亦何敢毁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则愚之所见为有据，而「春王正月」之一辞，今古诸儒不敢轻议者，固着明矣。按张氏此说，与陈定宇之说互相发明，甚善。至于商书再言十二月之辨，尢可以补陈氏之缺，故备录于此云。或谓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夏商西周之时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书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商虽以丑月为正，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愚窃以为蔡传推之，固是如此，然张敷言之说似亦有理。所碍者，即位之年不当称「元祀」耳。崩年改元，乱世之事，不容在伊尹而有之，此是以周之礼证夏商则然耳。然三代之礼至周大备，乌知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制乎？舜禹即位，以孟子推之，当在尧舜既崩三年之后，不知逾年改元之礼，将朱均行之乎？将虚其年数，俟舜禹即位而后行乎？是固不可考矣。其他夏商以前礼有不如周之大备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质，逾年改元之礼，亦至周之文而后备，事固未可知也。苏氏推周制以律商，亦犹顾命中推春秋之礼以议召公者相似。召公亲与周公同僚，为周公所敬信，知礼，乃不得如苏氏耶？正恐苏氏以后推前，皆未得为至当耳。蔡氏引春正为不改月数之证，亦是以后推前，其得失张敷言已辨之矣。愚奚容赘？或又谓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数，周东迁以后则然。《春秋》所书时月，以事考之，的是子月起数。意者平王于迁洛之后，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数，以合之焉。愚窃以为蔡氏主不改月数之说，而为《春秋》所碍，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谓此说盖欲为蔡氏剔拨此碍，会诸经而定为不刊之说也。但此事须得先秦古书为据，方可以决数千载之疑，而取信于来世。今皆无之，而但以意者平王之言发其端，殊未得为定论也。且以夫子之圣，能言夏殷之礼，尚以杞宋无征而不敢从，况今并杞宋之属无之乎？然则虽有夫子之圣，复生于今，若无证据，恐亦不敢以意言平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见其独有志于此一事耶？若唐宋以来儒者有此等议论，皆是臆度附会，不足引以为据也。按周亡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于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当是时，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时，礼乐已不自天子出，号令已不行于天下，民间私称已皆是以寅月起数。周既亡矣，则建子之正既不得为时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谓周正者乎？
然则秦所谓冬十月者，是因民间私称夏正而书之，无足疑者。此于周改月之说自不相碍，不足以为据也。不知识者以为然否？按四时改易，冬不可以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夏之时」之一言证之，足矣。夫「时」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数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时而言，甚明。既有所谓夏之时，则必有所谓商之时、周之时矣。颜子问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时，则是当时所行未必是夏时也。未是夏时，非周之时而何？夏之时以建寅之月为春，则周之时必以建子之月为春。矣，若周之时，春亦建寅，无以异于夏时者，则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时为哉？余则陈定宇之言备矣。至于郑氏笺《诗》，盖亦不知民间私称只是夏时，而例以时王之制律之，故至此误耳。蔡氏非之，诚是也。若以张敷言史册所用、民俗所言二说例之，则不待多辨而自解释矣。盖《诗》为咏歌之辞，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数者，不特《臣工》一篇为然，正所谓民俗岁时相与话言者也。郑氏必欲拗以从子，固误；蔡氏又欲援以为不改月数之证，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余则前辨已详，更不再述。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为子月，蔡氏不从其说。窃意一月便是子月，无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时方举事，商命未改，时王正在丑。周家虽因国俗纪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书前事，亦不容因后改前失，传信之意也。与《七月》诗“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书》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见者，亦非一处。若如皆以寅月起数，与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则是惟夏为有正，殷、周虽改正朔，而皆无正月之名。乌知其为“天正”“地正”建子为正，建丑为正也？陈定宇又曰：“愚按蔡氏传于《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为建寅之月，与二孔之说不合。必证以前汉《律历志》始尢明白。志曰：‘周师初发，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月癸亥至牧野，闰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以节气证之，则《武成》以周正纪月数，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按《汉志》，虽非先秦古书，然终是近古可信，较之陈宠传，则此尢为近古，皆非唐宋以来诸儒臆度附会无所证据之比，读书者宜有取焉。窃尝又按《易·临卦》彖辞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为自子月起数，当是今六月遁卦，虽本义兼存，或说是今八月观卦之说，于古终是不如主前说之力，况前说胜后说，又朱子平日解经之通例乎？
兼语录答学者之问，又只主周正，可见愚窃以为《临彖》“元亨利贞”与“有凶”皆主阳言，以二阳上进，凌逼四阴，故其亨在阳将来，诸爻尽变，则二阴长而四阳遁，故其凶亦在阳。况《临》《观》与《遁》三卦皆就阳爻取义，名卦阳浸长则为《临》，阳退避则为《遁》，阳在上示下则为《观》。然则退遁可以有凶言明矣。《观》虽亦是阴长阳消之卦，然圣人扶阳抑阴，固已别取义名卦矣，不应于此又指为有凶也。然则八月指遁而言明甚，卦辞是文王所系，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数者，亦犹先公“一之日”“二之日”纪数也。周洪谟《周正辨》或问南皋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为岁首，今之历是也。周人以建子为岁首，是以子月为正月乎？」曰：「岁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为正朔，非以此月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异乎？」曰：「正之为言端也，端之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历官纪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长也。正朔之为第一朔，正月之为第一月，犹长子之为第一子也，故皆可为之岁首。」前乎商之建丑也，《书》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为岁首，而非以十二月为正月也。后乎秦之建亥也，史谓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而非以十月为正月也。由是推之，则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为岁道，而不以十一月为正月也。后世儒者不得其义，故有纷纷不决之论。汉孔安国、郑康成则谓周人改时与月，宋伊川胡安国则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独九峰蔡氏谓不改时亦不改月。至于元儒吴仲迂、陈定宇、张敷言、史伯璇、吴渊□、汪克宽辈，则又远宗汉儒之谬，而力诋蔡氏之说，谓以言《书》则为可从，以言《春秋》则不可从。于乎！四时之序，千万古不可易，而乃纷更错乱，以冬为春，以春为夏，以夏为秋，以秋为冬，位随序迁，名与实悖，虽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谓圣人平秩四时，奉天道以为政者，乃如是乎？予惧学者惑其言，未有不诬圣经以乱先王之法者，故以《易》《书》《诗》《周礼》《春秋》《论语》《孟子》及汲□《周书》《史记》《汉书》可以证诸儒论辨之失者，参考而详列于左。云：《易》《易》临卦辞「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谓「八月者，阳生之八月，阳始生于复，自复至遁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义亦从其说。又云：「恐文王作卦辞时只用周正纪之。」按《汉书》「武王克商之后，始改周正」，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则文王固未尝改正朔也。
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阳复，十一月至已为干，则阳极阴生；一阴姤，五月；二阴遁，六月；三阴否，七月；四阴观，八月。方建丑月，卦为临，二阳浸长，逼四阴。当此之时，阳势方盛。至于八月，建西卦为观，四阴浸长，逼二阳。则临二阳至观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谓“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临，则当自临数，而不当自复数。以临则当数至观，而不当数至遁。临、观乃阴阳反对消长之常理。文王于临以八月有凶为戒，其义甚着，岂可外引遁卦谓周八月哉？然则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谓八月乃夏正八月，则商、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此亦可见矣。《书》“三正”之说始于《夏书》，“怠弃三正”之文，传谓观此，则子、丑之建，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愚则以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谓商革夏正，汲冢《周书》亦谓汤改正朔，以建丑之月为正，则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谓舜承尧改正朔，此则谬妄。观尧老而舜摄也，《书》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舜老而禹摄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则舜始终用尧之正朔也，明矣。至于禹承舜，亦以建寅为正，未闻其迭建子、丑三正并用也。则子、丑之正固非当时之制，有扈氏何为而怠弃之乎？盖“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极”、“三纲”之类，非后世之所谓“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师逾孟津。”蔡氏以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汉孔氏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子月为春，是谓周人改时与月，可谓谬矣。班固作《前汉志》，亦因其说，以武王伐纣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鸠言武王伐纣之日，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近世汪氏谓以唐历□而上之，日月星宿无一不合，是皆惑于子为岁首之义耳。要之，武王伐纣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实其所无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纣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时与月也。曰：何以明之？曰：于《周诗》《周礼》而见之也。周人作诗，其论阴阳皆合乎四时之序；周公作礼，其陈法制禁令皆顺乎四时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后儒不信圣人之经，而信传记之说，亦独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获，必酉戌之月，然后可谓大熟。”如仲夏季夏为秋，何以谓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必孟春东风解冻，然后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为春，则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书》为可见矣。《诗》《豳风》之诗，说者皆谓豳乃夏之列国，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为言。
殊不知历数之纪，三代一辙，何必谓周公以夏时述夏事也？借使《豳风》为然，则何故他诗之言时月者，亦皆从夏正乎？且尧时仲夏，日在鹑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时，岁差既多，则六月日在鹑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鹑首而□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据目前所见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时追述夏事，则又何不验以夏时之星象，而据当时之星象以言哉？至于下章云“十月改岁”，言时至冬岁，时事将改，亦犹《尧典》称冬为朔，《易》之义。或曰：以正朔之始于子终于亥者为改岁，非谓改十一月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岁”，是周公即当时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晓，岂以夏时而述夏事哉？东莱吕氏不察其说，而谓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举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谓周历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时，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国僻远，无纯臣之义，又自有私记其时月者，故三正皆尝迭用。是谓周之先公私有纪候之法，故云“十月改岁”。然既以十月为改岁，则又何以云“二之日为卒岁”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张敷言因其说，又谓周之月数皆改，必其朝觐聘问颁历授时，凡笔之史册者，则用时王正朔，其民俗岁时相与话言，则皆以寅月起数。史伯璇又因其说，谓《诗》咏歌之词所言以寅月起数者，即所谓民俗岁时相与话言者也。是不知《周礼》朝觐之类皆从夏正，而诗人之咏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车》之劳还帅，《臣工》之戒农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纷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时立法，而违时王之制度。子思子生于周末，犹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以见制度之归于一也。岂有三代盛时而使民家异政，人异法者哉？或又谓「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数，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阳之日；「二之日」者，二阳之日；「三之日」者，三阳之日；「四之日」者，四阳之日，是以六阳先后之序数日而非数月也。变月言日者，以文之顺尔，是岂以子月起数而私立纪候之法哉？然而《诗》之与夏正合者，不止于《豳风》而已。《而出车》之诗云：「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则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为春，何以见草木之荣乎？《四月》之诗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则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为秋，何以见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维夏」，如子月起数，则当云「二月维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数，则当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诗云：「二月初吉，载离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后作诗则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为二月，何以谓日月之燠乎？
此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诗》为可见矣。《周礼》新安汪氏谓《周礼》凡言正月，指子月；岁终指丑月；正岁指寅月。州长正月属民读法，正岁读法，如初言初，则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为正月，不当又有「正岁」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为正月，则明年之亥月方为岁终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为岁终哉？既以寅月为正岁，则子月方读法，而寅月又何遽读法如初哉？盖正月指寅月，言岁终指亥月，言正岁指新岁。《言周礼》每以正月、岁终、正岁为序，盖正月既举其事，岁终则会其成，而来岁复举之如初。故州长于正月属民读法，岁终会其政令，正岁读法如初，言来岁之正月，又读法如今岁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今正岁以上文正月为嫌，故别而言之，犹俗云“新正”之岁也。又冢宰以正月悬治象之法于象魏，而小宰岁终则令群吏致事，正岁则帅治官之属观治象。是冢宰之悬治象者，言于今岁之正月，而小宰之帅属观者，言于来岁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见每年冢宰悬治象，小宰帅属而观者，皆在正月也。况冢宰悬治象者，挟日敛之，则不过旬日而即敛之矣。如汪氏之说，则子月冢宰悬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后小宰帅属往观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时与月，则凡《周礼》所载，如山虞之仲冬斩阳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斩阴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阴阳之义矣。冯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马之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者，取非其时，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为阱擭沟渎，秋令塞阱杜擭者，动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于凌人十有二月斩冰，与《诗》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节，是皆周公所作，灿然昭白，不待辨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为十月，则又何冰之可斩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礼为可见矣。《春秋》“春秋春王正月”之书，程子谓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胡氏谓建子非春也，以夏时冠周月；朱子亦谓周人改月而天时不可改，《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意如十一月为正月，而时则仍为仲冬；十二月为二月，而时则仍为季冬。正月为三月，而时则仍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为正月，而系之仲冬；继以明年之十月为十一月，而系之孟冬。以月论时，则时之孟仲失其伦；以时论月，则月之始终紊其序。岂圣人平秩四时之义哉？若然，则周诗所称寒暑之节皆失其度，周礼所载法制之事皆违其时矣。鲁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诗礼，鲁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删定笔削者，其制何得而异哉？
可堂吴氏谓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时，以齐其年。春秋所书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则袭汉儒之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谓鲁史名以春秋，则似元书曰「春王正月」，是周历已改子丑月为春。又谓周以子月为岁首，而春秋以寅月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则春秋之所谓正月者，乃鲁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当时之日月矣。圣人岂为之哉？盖周之正朔以子月为首，而历数仍以寅月为首。商不改夏之历数，周不改商之历数，鲁不改周之历数，春秋不改鲁之历数。但鲁史纪年必始于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纪年则始于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后世也。是春秋之于鲁史，未尝改其时月，但其编年所始之月为不同耳。曰：鲁既奉周正朔，则鲁公即位皆当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书于正月乎？曰：按《周礼》朝觐、会同、巡狩、祭享，凡国之大事皆从夏正，初不始于正朔之月。书载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后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则鲁公即位，岂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书于正月者七，书于六月者一，各据其事以书也。曰：若从夏正，则灾异之纪多所不合。如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为建辰之月，则大雨震电何足以为异乎？曰：不然。《左传》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为霖。盖建辰之月，雷电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经以震雷系于大雨之下，以见其非常过度，固可为异，而雨雪之大，尢可为异，故《春秋》书之，以记异也。安在其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晋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并溢，流四千余家，安知《春秋》之书大雨者，亦必不类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为异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为异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为异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曰大雨雹者，何足以为异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当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盖雨雪虽当其期，而太多过度，则亦为异，故书曰「大」，犹防范所谓极备凶也，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雪者，亦必不类乎此也？至于雹者，阴阳和则为霜雪雨露，不和则为雹，雹且大焉，则虽冬亦为异，况秋与春，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马头，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雹者，亦必不类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二月无冰，又十二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若以夏正言之，则何以皆书于春而不书于冬乎？
故汪氏谓：苟以发冰而知无冰，则当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无冰而书无，或发冰无冰而书无，抑何纪事之错乱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凿冰，正月纳冰，二月发冰。今正月无冰，若以为十一月，则十一月无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无冰者，固不足书也。要之正月无冰者，言藏冰之月无冰可藏，则冬之无冰者可知矣。二月无冰者，仲春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今当荐寝庙而无冰焉，则凡以后之祭无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阴寝庙之无冰，而但曰无冰者，圣人讳之，此正《春秋》因事而书。以垂鉴戒之法也。何乃谓纪事之错乱哉？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者，亦犹正月、二月之无冰也。至于正月雨木冰，孔氏谓仲冬时犹有雨，雨着树为冰，记寒甚之过，其节度殊不知鲁地仲冬极寒有雪无雨，使雨而成冰，亦不为过，何足为异？必孟春之月三阳开泰而犹雨木冰，故书之以记异，亦犹后世魏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贼起，安知《春秋》之书雨木冰者，亦必不类乎此也？若以正月为十一月，则正月无冰，既谓仲冬当冰而无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谓仲冬不当冰而冰，无乃若汪氏之所谓纪事错乱乎？曰：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说者谓五月麦熟苗秀，大水漂尽。若以为七月则何有麦苗耶？曰：四月麦秋至，则已刈麦；至五月则刈已尽。经言秋无麦苗，言七月大水，苗既为水所漂，固无可望；而麦之刈未久，又皆已尽，故曰无麦苗。亦犹二十八年冬书曰「大无麦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陨霜杀菽，何以书乎？曰：诸灾异皆可通，惟此为不可通，恐有缺文误字，如君氏、郭氏之类。秦火之余，汉隶之后，安保其传录之无误也？曰：陈定宇谓「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时田猎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此所谓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搜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搜于比蒲，此所谓夏非春而何？曰：否。陈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书狩者四，书搜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为冬矣，则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阳，庄四年冬狩于禚者，又当皆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搜于比蒲，定十三年夏搜于比蒲，既以为春矣，则昭八年秋搜于红，二十二年春搜于昌间，定十四年秋搜于比蒲者，又当为夏与冬也。是春搜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为证也，明矣。曰：汪氏谓《左传》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礼记》正月日至，陈定宇引晋卜偃及汉陈宠传之说，张敷言引绛县老人之语，其言皆彰彰然也，岂不征乎？曰：《易》《诗》《书》《周礼》皆可信矣，诸儒乃舍之，而反信左氏汉儒之说。
左氏汉儒不得圣人作经之义，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会穿凿者矣，果何足征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春秋》为可见矣。《论语》《孟子》《论语》曾□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其为建辰之月和煦之时者，审矣。如以为建寅之月，则何以浴沂而风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间旱，朱子以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又以为九月十月。其意谓申酉之月，禾稻将熟，不须雨泽，而子丑之月，寒气已过，始成杠梁，则太迟也。愚窃以为“七八月之间”云者，是谓孟秋仲秋交代之际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迟，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际，旱暵为灾，则雨泽亦不可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间”者，不必指为五六月之间也。至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者，盖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内，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舆梁，况当九月筑场，十月获稻之候，不可妨农，必田功毕然后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舆梁已成，非谓至是月而始为之也。曰：“然则合是数说，则周历之纪皆夏时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颜子以行夏之时哉？”曰：“商周历数虽与夏同，而正朔则与夏异。夫子告颜子者，不以历数言，以正朔言也。意谓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历数分而为二，揆之于理，固有未顺。惟夏之正朔历数合而为一，以三统言之，则为人，以四时言之，则为春，以十二月言之，则为正月，揆之于理则无不顺，故举之以为万世为邦者法也。”《汲冢周书》《汲冢书》云：“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顺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又曰：「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按晋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见于此书，则此书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虽不合于经，而其谓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数，及孟夏尝麦，则与五经所载周之时月，亦无不合也。《史记》《汉书》或曰：《史记》秦汉以亥为正，其纪年必先书冬十月，而后书余月，则寅月起数，秦汉未之改也。而西汉书注文□乃谓秦以十月为正月，颜师古亦谓汉纪年先书冬十月，继书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之正月乃当时之四月耳。而近世吴渊□亦是其说，且谓蔡氏以嬴秦视三代，然则秦汉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记》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曷尝以十月为正月哉？如以十月为正月，则十一月为二月，十二月为三月矣。
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词曰：「时在仲春，阳和方起」，与《诗》所谓「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冱之极，微阳初生，和气未动，吕氏《月令》所谓「阴阳争」者也，果可以为阳和之起乎？必孟春东风解冻，仲春十月方燠，然后可云。是秦之二月不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月嘉平，是秦之三月不为十二月明矣。汉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从夏正。若以为汉人作汉纪而追改之，则何故亦兼秦纪而改之乎？是秦汉之不改月者审矣。文□师古之言，皆谬妄者也。吴渊□反取其说，而诋蔡氏以嬴秦视三代误矣。《群书备考》
正朔自黄帝受河图，作甲子岁纪，甲寅日纪，甲子而正朔之建，有自来矣。唐虞夏后，皆建寅，而商则建丑，周则建子，秦则建亥。自汉迄今，始用孔子之言，皆以夏时为首，得人生于寅之义矣。然三正之建，群议颇有异同。汉孔安国、郑康成则以为周人改时与月，程伊川、胡安国则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九峰蔡氏以为不改时亦不改月。元儒吴仲迁、陈定宇、张敷言、史伯璩、吴渊□、汪克宽辈，则远宗汉儒而排蔡氏之说，谓以言书则可从，以言春秋则不可从。然则将安所折衷乎？曰：汉儒之言是也。昔孔子作《春秋》，系日系时，必曰“春王正月”。左氏去其时犹未远也，故断以十一月为正月，而诸儒所以疑之者，正以《周官》“仲春逆暑，仲秋迎寒，季春出火，季秋纳火，仲夏斩阴木，仲冬斩阳木”之文有所不合耳。殊不知《周礼》其出最晚，正不必援之为据，而且可因是见《周礼》为后人附会之书。以经文考之，僖之五年正月，日南至，以十一月为正月，则冬至乃其时也。昭之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谓周人不改月，则冬至乃在春二月乎？孟献子谓“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此又可验礼经者也。《豳风》谓“七月流火，十月改岁”，此又可考于诗人者也。若乃《易》之“临”曰“至于八月有凶”，程子以为建未之月者，正得其旨，而何疑其为谬？孟子所谓“七八月之间旱”，朱子以为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者，正合其时，而何疑其为非？不信孔子之笔而信附会之书，不信程朱大儒之言而信纷纷之论，亦惑矣。且以历法推之，昭七年四月，日食于豕韦之末、降娄之初，若周果不改月，自应食在二月矣。昭三十一年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鹑尾，今以历推，若不改月，自应在十月食矣。天道岂有谬，而圣经岂有误耶？此则灼有明验，而又不容以口舌争者。后曹睿之改元景初，以魏革汉正，遂以三月为孟夏。四月虽行之，不四年而复然。建丑之说行于后世者，未闻其不改月也。武之改元天授，以周革唐命，遂用十一月为正月。虽行之，不九载而复然。建子之说行于后世者，亦未闻有不改月也。今乃谓周人建子，特以此月为正朔之月，而非以为正月，则何取于改岁之义耶？
正朔部艺文正朔议晋傅元帝王受命应历禅代则不改正朔遭变征伐则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无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夏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汉禅亦已不改至于服色皆从其本唯节幡用黄大晋以金德王天下顺五行三统之序矣改正朔制唐制集朕闻上皇纂历则天地以裁规大圣握图法阴阳以施化故能牢笼品类陶铸生灵敷景运于休期阐宏基于光大昔有隋失驭率土分崩赤县为禾黍之场苍生遇涂炭之酷我高祖神尧皇帝龙兴分晋凤起寰区殄枭獍而安八荒剪鲸鲵而清四海太宗文武圣皇帝膺昊穹之历数鼓雷电之雄威服远冠巢燧之前开边越羲农之际鸿名迈于三五茂绩隆于往初高宗天皇大帝□雷泽之灵符降天纵之神器湛恩所被匝乾坤覆载之乡至化所覃尽舟车所通之境抚璇丹极辑瑞苍岩天平地成淳风起千年之运乐和礼备宝祚隆三圣之基逖听王猷熙开帝载朕以虚薄虔奉睿图业业兢兢不遑寝食幸穹昊贻佑宗社延祥河荐合天之符洛出永昌之箓时和岁稔远肃迩安斯皆先德所延屡彰嘉贶自恭临兆庶已积炎凉尚想移风未臻于至道顾循菲德愧切于深衷思弘顾托之恩再阐混元之始夫以元穹列象三辰以之丽天厚载含章五行于焉纪地易曰三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水火相变其卦为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言五德更相生变革万象故帝王改正施教明受之于天不定之于人者也仲尼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盖以文质相因法度相改故矣是以伏羲高阳有周皆以建子之月为正神农少昊陶唐有殷皆以建丑之月为正轩辕高辛夏后汉氏皆以建寅之月为正，后虽百代可知者，以此虽遭遇之不同，步骤殊致，未有不表明轨物以章灵命之符者也。我国家创业，常有意乎正朔矣。所未改者，盖有由焉。高祖草创，百度因循隋氏。太宗纬地经天，日不暇给。高宗嗣历，将宏丕训，改作之事屡发。圣谟言犹在耳，永怀无及。自五帝缵统，三王驭宇，或父子相承，同体异德；或金木迭改，应天顺人。故纳麓登庸，粤受终于文祖。干戈革命，必理历于明时。然则开元配永，自阳来之旦，统历履端，基于朔易之首，孳萌发内，气律由中，品物任而昭苏，生类荡而敷革。是知夏之人统，不逮殷之地正；殷之地正，有劣周之天统。元命所苞，实在兹矣。周文稽古，制礼于成王之日；汉高握德，改元于武皇之代。则知文制大备，未遑于上业，损益之道，谅属于中平。朕所以遵饰礼经，奉成先志。今推三统之次，国家得天统，当以建子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明矣。宜以永昌元年十有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有二日，改腊月来年正月，改为一月。自载初元年正月一日子时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论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皆赦除之。
其谋反大逆，缘及子孙，杀祖父母父母，部曲容女奴婢杀主，不在赦限。布告遐迩，咸知朕意。春王正月考明吕坤胡氏谓孔子以夏时纪周岁，昔人疑之。胡氏云：「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余尤疑之。夫诸侯大夫，天子所得而诛赏予夺者也。孔子不得诛赏予夺，而正其可诛可赏可予可夺之罪以为是夫也。虽不华衮斧钺于天子之庭，而得褒贬荣辱于是非之口。此史官法官之事，非天子之事也。若召而爵之，执而戮之，则天子事矣。然则孔子「罪我」之言，何谓也？曰：是非褒贬之笔，人之所忌也。爱憎毁誉之口，或罪我不明，乱臣贼子之徒；或罪我不公，非罪我行。天子之事也。孟子春秋。天子之说，已加孔子未有之权。胡氏以改正朔为天子之事，又加孔子以无王之罪。夫改正朔，易服色，异姓受命之事，非但天子之事也。孔子，周人也，而改周之正朔，岂直无时王，亦无武周矣。行夏之时，不过师弟之私语。鲁史者，公天下，垂万世之书也。天下奉正朔五六百年矣，习知子之为正月五六百年矣，非革命而一旦改之，此岂行天子之事，乃无天子之事耳。孔子尊周者也，从周者也，方以有君倡天下，乃革时王之正朔，以无君自处，何以讨人？非惟不忍，亦不敢矣。或曰：《春秋》岁月，固夏正也，岂能为孔子讳？曰：周虽以建子为岁首，而未尝以十一、十二一月为春，二、三、四月为夏，五、六、七月为秋，八、九、十月为冬。何以知之？寅月为春，自唐尧命羲和授时以来，虞、夏、商、周未之有改也。是夏之时，乃唐虞之时，非夏所得专也。寅、卯、辰为春，巳、午、未为夏，申、酉、戌为秋，亥、子、丑为冬，非周所得改也。吾姑以天道明之：日中星鸟，尧、殷仲春，周以为孟夏；日永星火，尧正仲夏，周以为孟秋；宵中星虚，尧、殷仲秋，周以为孟冬；日短星昴，尧正仲冬，周以为孟春。是尧以天象定四时，而周乱天象也。以物理明之：鸟兽孳尾，尧在仲夏，周在孟夏；鸟兽希革，尧在仲夏，周在孟秋；鸟兽毛毨，尧在仲秋，周在孟冬；鸟兽氄毛，尧在仲冬，周在孟春。是尧以物理占四时，而周乖物理也。以文义明之：春者，蠢也，言万物之形动而神未爽，蠢然无知也，故蠢从春。今之子、丑、寅月，是万物动时乎？夏，大也，言万物之昌大也，今卯、辰、巳月，是万物昌大时乎？秋，揪也，言万物之收敛也，今之午、未、申月，是万物收敛时乎？冬，终也，言万物之完毕也，今之亥月犹近完毕，酉、戊两月是万物完毕时乎？是苍颉以文义名四时，而周昧文义也。武周之谬，亦至此乎？以商家考之：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此太甲即位改元也。
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此太甲之复辟也。此见殷人岁正首丑，而未尝以十二月为春也。孔氏汤崩逾月，则附会之谬耳。以周家考之，《豳风》周公作也，曰“七月流火”，则建申之星躔也；曰“九月肃霜”，则戌月之天气也；曰“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五月鸣蜩”，则辰月、午月之景物也；“八月剥枣”，“十月陨箨”，则酉月、亥月之节候也；“爰求柔桑，采繁祁祁”，则辰月之人事也。周家改建不改时，此一证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此周诗也。谓卯月为夏可矣，谓巳月为暑可乎？周家改建不改时，此二证也。曾□言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辰月浴风，吾已怪其太蚤，而谓为寅月可乎？或曰：“温泉自可浴是矣”，然则舞雩之风亦温风乎？寅月树木便有可息之荫乎？周家改建不改时，此三证也。《周礼》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朱子解《桃夭》，已知其时矣。及解《孟子》，又有“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之说，岂以《桃夭》非丑月乎？又《周礼》“仲春勿用牡”，岂非为其孳尾乎？则仲春必非丑月矣。周家改建不改时，此四证也。《君牙》《周书》也，曰：“涉于春冰，言薄也。”周之春果在子、丑、寅，则冰正坚厚，未为薄矣。曰：“夏暑雨，冬祁寒。”周之夏果在卯、辰、巳，即暑未若午、未月之为暑；周之冬果在酉、戌、亥，即寒未若子、丑月之为寒。曰：“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申果周之季秋乎？则百谷之登，必于酉、戌两月而后定其有无，当云“乃亦有冬矣”。周家改建不改时，此五证也。吕不韦虽秦人，庄襄未灭周时，犹用周正，其作《月令》犹然夏时。周家改建不改时，此六证也。秦史纪事，每书“元年冬十月”，是前乎周者商，改建不改时；后乎周者秦，改建不改时。周公之识，果出李斯之下乎？始皇建亥为岁首，徒崇水德，乖谬已甚，乃能改周时。行夏时乎？若夏时复于秦，则纲目大书特书矣。是秦改周正，因周时周之改建不改时，此七证也。盖子者，一阳来复之初，万物发生之始，周历崇天统，故特标为岁首。朝觐会同，颁历授时，郊庙庆贺，皆重此月，犹今之庆长至。然至其纪月定时，仍以寅为孟春耳。且《周礼》有正月，有正岁，三正迭建，各有正岁，建以为年首，重以为事先，尊以纪五行之运气，新一代之制作，与正月之正不相干涉。盖三建乃岁正，而正月乃月正，犹兄弟十二人，或以贵，或以贤，首事当尊，惟父母委任，而兄弟之行不可乱也。此三代建正之说，非改月改时之谓也。或曰：周以子月为岁首，至寅月将何？
书曰「春王正月」也。曰：何以知之？以秦事知之。秦以亥月为岁首，每岁首云「冬十月」，至于寅月则书「春正月」，如云「春正月，赵将张耳、陈余立赵歇为王」；「春正月，项籍尊楚怀王为义帝」。是秦正亦建寅也。由此观之，不可知乎？汪克宽不考《豳风》月令，而独以改岁在十月「蟋蟀入我□下」之后，及《唐风》「蟋蟀在堂，岁聿云暮」之说明周家之建子为正月孟春，不知周家子月改岁而未改月。又以孟子「七八月之间雨集」为夏五六月之证。余以为七八月间不如五六月之多雨，然七八月之忧旱，七八月之雨集，亦是常事。「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此所谓冬夏者，夏正乎？周正乎？若云周之冬夏，则卯、辰、巳月之热未必若巳、午、未月需水之亟；酉、戌、亥月之寒未必若亥、子、丑月望汤之甚。也何不曰「秋日则饮水，春日则饮汤」乎？又「徒杠舆梁成于十一月、十二月」，疑于太晚，因知十一月、十二月为夏之九月、十月。不知病涉之人惟子、丑月为甚，谓此时杠梁已成，民未病涉，非谓至此时始修造耳。自汉以来，言「春王正月」者纷纷聚讼，先儒谓为千载不决之论，余之辨析极其毫厘者，欲以白孔子行天。子之事改正朔之冤，决千载之疑耳。或曰：孔子周人也，而曰“行夏之时”，何也？曰：周以子月为岁首，不如夏以寅月为岁首，非谓周以子月为春，不如夏以寅月为春也。只为朱子“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一解之误，遂启无穷辨口，注书可不慎乎？《春王正月论》徐芳事有疑于传而信于经者，奚从乎？从经。有疑于经而信于理者，奚从乎？从理。以理饰经，为诬而已矣；以经轧理，为臆而已矣；以臆益诬，为畔而已矣。《春秋》二百四十年间，纪天子、诸侯、大夫、陪臣之事，天人得失、灾祥之数，是者进，非者退，笔者荣，削者辱，翼翼乎辨矣。其弁诸册曰“春王正月”，云犹书之稽古《帝尧》、《易》“干元”而《诗》“关雎”也。此而疑，将奚弗疑矣？而舛焉，亦将无弗舛者矣。何居乎？测者之烦，而所见之互龁也。故有以夏时冠周月者，胡安国也；有以周之时月俱改者，郑元、陈宠也；有以《春秋》之列国异书、周之二时并用者，刘知几、张敷言、朱晦庵也。安国之说，本于“行夏时”，似矣。其言曰：“以夏时冠周月，法后也；以周正纪事，不敢自专也。”约其指，是周改月不改时也。夫子乃冠之耳。夫时之传久矣，周不自改，而子改之，使冬而冒春之名，秋而奸夏之实，悖甚矣。奚后之法？夫匹夫而擅天子之正朔，而曰“不自专”，夫谁与之耶？且子将以行夏时也，向也以夏时还夏而时存，今以夏时谐周而时亡矣，是亦不可已乎？
陈氏时月俱改之说，盖惑于周正而附会之。刘知几考之传而不合，因遂以列国用夏正，鲁史用周正，而朱晦庵意合之，则以二者各适，而惟人所从；张敷言意分之，则以一为民俗之所用，一为史策之所书，而并行不悖，是夏与周两存之矣。后世博综之儒，若罗泌、史伯璇、杨慎之徒，皆踟蹰焉而无所主，岂非事难于定论乎？然而其疵可指也。鲁与列国并建为侯邦者也，史不同其奉，周一也。列国用夏正，鲁奈何独用周正乎？一编之中，书列国一例，书鲁事又一例。是合两代之时为一书也。春秋岂有是乎？而史之所纪，一时；民之所用，一时。是又一王之世，两正朔也。政孰严是，而可自便若此乎？凡是皆知周正之非，而特不敢断乎为夏，则姑两存之。夫既两存之，则其是非尚未泯也。至近世，阳明王氏之说出，而始荡而不可测矣。其言曰：阳生于子，而极巳午，故春尽寅而夏尽巳；阴生于午，而极亥子，故秋尽申而冬尽亥。自一阳之复至六阳之干，而春夏；自一阴之姤至六阴之坤，而秋冬。果若是，则夏之子丑而冬卯辰，而春午未，而夏酉戌而秋皆□矣。时至周始协也。夫子又取夏时乎？如曰子亦可，春午亦可，秋云尔。日与岁无择也。阳始于子，吾将以子后之夜皆为昼；阴始于午，吾将以午后之昼皆为夜。有不笑其狂悖者乎？月与时相丽以成岁者也。月统乎节，历二节而一月成；时统乎月，合十有二月之四时而一岁备。前不可嬴，后不可缩也。今也取仲冬而孟春之，是夏之十二月至周胥易次也。月令不其淆乎？一时之中，无故而夺其月；二三月之中，无故而换其节。六割春之二，以缀前岁之冬，而春为无首；斥冬之二，以延来岁之春，而冬为无终。岁何繇成，而时何繇叙乎？尧之为治也，羲和之命，实在厘百工，熙庶绩之始，而鸟、火、虚、昴之四星候以四仲之分至。历今三千余年，未之或爽焉。宁独谬于周欤？周如改时，则是星鸟于夏，星火于秋也。岂周革商，亦遂能革天欤？有扈氏威侮五行，启则讨之；羲和俶扰天纪，引侯徂征，爰声厥罪。信如阳明所云，其去亦宁有几？王制，天子巡狩方岳，命典礼考时月正日。君有变易礼乐者，流之今既自紊之矣。夫谁与考？且礼莫大时，而顾忒之以倡邪。是数者质之狂瞽之人，无惑焉，而谓出。之武王之君，周公之相，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且其绎经者曰：“商而改月，则《伊训》必不书元祀十二月；秦而改时，则《史记》必不书元年冬十月；周而改时与月，则《春秋》必不书春王正月。”而其所援引者，不过杂记纷驳之议，汉儒历数旷眇之语，蔓衍牵摭，务信其臆，姑不具论。殷革夏者也，建丑而月不改；秦革周者也，建亥而月不改；独周改之。
周之德，宁直逊殷人乎？彼秦政之暴狠暗戾，金可铸，石可鞭，书可燔，边可筑，六国可郡县，“皇帝”之号可并建，所以夸前烁后，靡不竭蹶。独于时之在天，犹谨率焉。乃武周之更张诡恣，更出秦政下耶？然则如之何？曰：信经。经曰：“春王正月”，则周之必以孟春寅月为正也，可知矣。周必不能以仲冬十一月为正，则周之时仍夏时，月仍夏月，可知矣。周之时月仍夏，则史如是纪，子亦如是书。而“夏时冠周”与“周改时”之说同谬，又可知矣。至子、丑异建，不过用为岁首，爰自别于胜国，或莅朝于是颁朔，于是如《伊训》十二月而称元祀，《周礼》十二月而称正岁之类。其他大礼大政，则断属之孟春建寅之正月。时以是而授历，以是而颁岁功，以是而始终昊天，以是而钦若。所谓“殷因夏，周因殷”，其在是乎？天地之大，古今之寥廓，吾何准哉？准诸理而已矣。然则阳明氏非信经欤？曰：信而□。吾之信《伊训》，即殷之因夏，以明周之因。阳明之信《伊训》，即殷之因夏，以疑周之革。吾之信《春秋》，信以不改夏者，理之所必然；阳明之信《春秋》，信以改夏者，事之所或有。盖胡氏能知行夏时之善，而不能解于变时易朔之戾于从周；阳明氏能知冠夏时于周月之非，以为《春秋》惧乱贼而首其僭，夫子所不为；而不能察时月之必不可更，几欲置武周于秦政下，加以俶扰天纪之名而不顾。始于执传，而中于泥经，终于不信传、不信经而信臆，以益其诬而滋之畔无。宁两存者之疑之乎？时月如此，二百四十年，微文逸事，荒于时代，讹于载记，爚于后儒之覆射者，其可胜道耶？
正朔部纪事汉书·贾谊传》：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迁大中大夫。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后汉书·陈宠传》：元和二年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议。宠奏曰：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于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着，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无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害自为它应，不以改律。秦为虐政，四时行刑。圣汉初兴，改从简易，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实颇有违。陛下探幽析微，允执其中，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意，圣功美业，不宜中疑。书奏，帝纳之，遂不复改。《魏志·文帝本纪》：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晋书·武帝本纪》：泰始元年十二月，封魏帝为陈留王，行魏正朔。《宋书·武帝本纪》：永初元年六月，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行晋正朔。《南齐书·高帝本纪》：建元元年，封宋帝为汝阴王，筑宫丹阳县故治，行宋正朔。《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元年夏四月，封齐帝为巴陵王，全食一郡，行齐正朔。《陈书·武帝本纪》：永定元年冬十月，诏曰：“礼，陈杞宋诗咏二客，弗臣之重，历代斯敦。梁氏钦若人祇，宪章在昔，济河沈璧，高谢万邦。茅赋所加，宜遵旧典。其以江阴郡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北齐书·文宣帝本纪》：天保元年，封魏帝为中山王，食邑万户，行魏正朔。《唐书·李光□传》：宝应元年，浙东贼袁晁反，台州建元宝胜，以建丑为正月。
正朔部杂录礼记·大传》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陈注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全改正朔，所以授民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