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法令部汇考周周制，以正月始和，悬法象魏，令太宰、少宰掌其事。按《周礼·天官·太宰》之职，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订义郑康成曰：正月，周之正月，吉谓朔日。刘执中曰：正月之吉，阳生阴复，其气始和，岁事将兴而春令行矣。故因其始和而布治焉，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郑康成曰：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悬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小宰亦帅其属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王昭禹曰：必至于挟日者，盖近或知之矣，远者庸有未知焉。观之挟日，使远近皆遍知故也，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王氏曰：既以治象示人，于是乃以所建典法，则施于邦国都鄙官府也。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陈其殷，置其辅。郑康成曰：长谓公卿大夫王子弟命采邑者，两谓两卿也。不言三卿者，不足于诸侯。乃施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郑康成曰：正谓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也。贰谓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谓宰夫、乡师、肆师、军司马、士师也。司空亡，未闻其考。小宰之职，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徇以木铎，曰：不用者，国有常刑。郑康成曰：正岁谓夏之正月，得四时之正，以出教令者审也。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乃退以宫刑宪禁于王宫。王昭禹曰：「小宰掌建邦之宫刑，宪禁于王宫。宪，谓表而示之，使知禁之所在。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职，考乃待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共，则国有大刑。」王昭禹曰：「此王宫中之百官府也。盖百官有治事于王宫者，既宪禁于王宫，又明为告令，使皆知之。」汉汉制以五时读令。按《晋书·礼志》：「汉仪，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座，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置按上奉以入，就席伏读讫，赐酒一□。」后汉明帝永平二年诏班时令按《后汉书·明帝本纪》：永平二年春正月，幸未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班时，令敕群后。注时谓月令也。四时各有令，若有乖舛，必致妖灾。故告之。章帝建初元年，令每月朔旦，有司读令。按《后汉书·章帝本纪》：「建初元年冬，始行月令迎气乐。每月朔旦，有司读令。」魏明帝景初元年定以四时读令按《魏志·明帝本纪》：景初元年春正月，改《太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狩、搜田，至分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按《晋书·礼志》：汉读五时令，魏氏常行其礼。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后但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黄之时，独缺不读，今不解其故。」散骑常侍、领太师令高堂隆以为：「黄于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则否。其令则随四时不以五行为令也。」是以服黄无令，斯则魏氏不读大暑令也。晋晋承魏制以四时读令按《晋书·礼志》：「魏读春夏秋冬四时令，及晋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于紫庭，白旗陈于玉阶。」然则其日旗路皆白也。成帝咸和五年诏：「以春冬读令。」按《晋书·成帝本纪》不载，按《礼志》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读秋令，兼侍中、散骑常侍荀弈，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驳曰：尚书三公曹奏读秋令仪注，旧典未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臣华恒议：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阙不读令，在春冬不废也。夫先王所以顺时读令者，盖后天而奉天，时正服尊严之所重，今服章多阙，加此热隆赫，臣等谓可如恒议，依故事阙如不读。诏可。咸和六年，以立夏日读夏令。按《晋书·成帝本纪》不载，按《礼志》咸和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渐备，四时读令，是祇述天和隆杀之道，谓今故宜读夏令。」奏可。按《玉海》咸和六年，有司奏四时读令。

宋文帝元嘉六年，命三公郎读时令。按《宋书·文帝本纪》不载。按《玉海》：元嘉六年，读时令，三公郎读，皇帝临轩，百僚陪位。惟世祖世，刘勰；太宗世，谢绛为三公郎，善于其事，人主公卿属目，称叹。陈宣帝太建十一年，诏申严法令。按《陈书·宣帝本纪》太建十一年五月乙巳诏曰：「昔轩辕命于风后、力牧，放勋咨尔稷契、朱虎，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汉列五曹，周分六职，设官理务，各有攸司，亦几期刑措，卜世弥永，并赖群才，用康庶绩。朕日昃劬劳，思弘治要，而机事尚拥，政道未凝，夕惕于怀，罔知攸济。方欲仗兹舟□，委成股肱，征名责实，取宁多士。自今应尚书曹、府、寺、内省、监司文案，悉付局参议，分判其军国兴造、征发、选序、三狱等事，前须详断，然后启闻。凡诸辩决，务令清乂，约法守制，较若画一，不得前后舛互，自相予楯，致有枉滞纡意，舞文纠听，所知靡有攸赦。」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诏先朝轨式疑阙者，速以奏闻。按《魏书·宣武帝本纪》：景明四年十有二月丙申，诏曰："先朝制立轨式，庶事惟允。但岁积人移，物情乖惰，比或擅有增损，废坠不行；或守旧遗，宜时有舛妨；或职分错乱，互相推委。其下百司，列其疑阙，速以奏闻。"北齐齐制，天子御殿，有司读时令。按《隋书·礼仪志》：后齐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帻，青纱袍，佩苍玉，青带，青□，青袜舄，而受朝于太极殿。尚书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诣席，诡读时令讫，典御酌酒□，置郎中前，郎中拜还席，伏饮，礼成而出。立夏、季夏、立秋读令，则施御座于中楹，南向。立冬如立春，于西厢，东向，各以其时之色服仪，并如春礼。唐太宗贞观十四年正月庚子，有司读时令。按唐书太宗本纪云云中宗嗣圣十五年，太后诏读时令。即武后圣历元年按《唐书·武后本纪》不载。按《张齐贤传》：圣历初，齐贤为太常奉礼郎。武后诏百官议告朔于明堂，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于廷。元宗开元二十年定读令仪制。按《唐书·元宗本纪》不载。按《玉海》：开元定礼，有明堂及太极殿五时读令之仪，冠服佩玉，悉从方色（按《旧唐书·元宗本纪》：开元二十年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奏上《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故读令仪载于此）开元二十五年更定读令仪制。按《唐书·元宗本纪》不载。按《唐会要》开元二十五年十月一日辛丑，制：“自今以后，每年立春之日，朕当率公卿亲迎气于东郊。”其后夏及秋，常以孟月朔于正殿读时令，仍令礼官修撰仪注。德宗贞元六年，令有司宣读时令。按《唐书·德宗本纪》不载，按《玉海》贞元六年二月制，四孟月迎气之日，令有司宣读时令。

文宗太和八年，中书门下奏读时令。按《唐书·文宗本纪》不载。按《玉海》：太和八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天宝后盛典久废，请来年正月依旧礼读时令，命太常撰仪注。」明太祖洪武四年，令官吏讲读律令。按《明会典》：洪武四年，令凡国家律令并续降条例，事理有司官吏，须要熟读详玩，明晓其意。监察御史、按察司官所至之处，令其讲读，或有不能通晓者，依律究治。洪武十八年，御制《大诰》成，颁示天下。按明昭代典则云云洪武十九年，御制《大诰续编三编》成，颁示天下。按明昭代典则，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御制《大诰续编》成，颁示天下。十二月癸巳，御制《大诰三编》成，颁示天下。洪武二十一年，令武臣子弟读《大诰》。按《明会典》：洪武二十一年，赐天下武臣大诰，令其子弟诵习。洪武二十四年，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按明会典云云洪武二十五年，令官民传诵《大诰三编》。按《明会典》：洪武二十五年，诏令各处官民之家传诵《大诰三编》。凡遇乡饮酒礼，一人讲说，众人尽听，使人皆知趋吉避凶，不犯刑宪。其秀才教训子弟，引赴京考试，有记一编、两编或全记者，俱受赏，仍具赏过名数，晓谕天下。洪武二十六年，令民讲读《大诰》律令。按《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令凡民间须要讲读《大诰》律令敕谕，老人手榜及见丁着业牌面，沿门轮递，务要通晓法意，仍仰有司时加提督。洪武三十年，命户部下令天下乡里，以木铎谕民。按《明昭代典则》：洪武三十年八月辛亥，命户部下令天下人民乡里，各置木铎，内选年老者，每月六次持木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又令民凡遇农桑时月，清晨聚众鼓鸣，皆会田所，及时力田，里老纵其怠惰不勤督者罚。又令凡遇婚姻、死丧、吉凶等事，一里之内互相赒给，庶使人相亲爱，风俗厚矣。成祖永乐十七年，申严洪武法令。按《明会典》永乐十七年令，各处军卫有司，凡洪武年间一应榜文，俱各张挂遵守，如有藏匿弃毁不张挂者，凌迟处死。宪宗成化元年令，申严洪武、永乐、正统历年法令。按《明会典》，成化元年奏准，各处修盖榜房，将洪武、永乐、正统年间节次颁降榜文誊写张挂，谕众通知。成化四年令，学校讲说律令。按《明会典》，成化四年奏准，各处有司，每遇朔望诸学行香之时，令师生讲说《大明律》及御制书籍，俾官吏及合属人等通晓法律伦理，违者治罪。世宗嘉靖八年令，州县村落设会，以备讲读法令。按《明会典》，嘉靖八年题准，每州县村落为会，每月朔日，社首、社正率一会之人，捧读圣祖教民榜文，申致警戒，有抗拒者，重则告官，轻则罚米入义仓，以备赈济。

法令部总论易经姤卦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四诰，四方。

程传风行天下，无所不周。为君后者，观其周遍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诰四方也。大全中溪张氏曰风者天之号令，所以鼓舞万物命者，君之号令，所以鼓舞万民。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实似之人。君尊居九重，与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则万民争先快睹，莫不鼓舞于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巽卦》彖曰重巽以申命程传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顺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顺从。上下皆顺，重巽之象也。君子体《重巽》之义，以申复其命。令申重复也。丁宁之谓也。《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传两风相重，随风也，随相继之义。君子观重巽相，继以顺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随与重，上下皆顺也。上顺下而出之，下顺上而从之，上下皆顺，重巽之义也。命令政事顺理，则合民心而民顺。涣卦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咎。

大全沙随程氏曰：汗由中出，浃于四体，亦犹大号由君出，浃于四方。中溪张氏曰：九五以巽顺之大君，而发涣汗之大号，此令出惟行，弗惟反，犹肤之有汗出，而不可反也。然当天下涣散之时，民思其主，必有王者出而居中正之位，乃可成济涣之功，而无反汗之咎也。白云郭氏曰：一王居涣号，则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咎。《书经》

周书周官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大全陈氏经曰：「令未出而致谨可也，既出则有行无反矣。不谨于未出之先，必反于既令之后，何以示信乎？」苏氏曰：「此教以谨令，非欲其遂非也。《诗经·大雅·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吁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朱注吁！大谟谋也。大谋，谓不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虑也。定审，定不改易也。命，号令也，犹图也。远谋，谓不为一时之计，而为长久之规也。辰告，谓以时播告也。《礼记》

缁衣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大全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则民言顾行，而言不危行矣；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行顾言，而行不危言矣。」《管子》

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赏罚刑杀，亦终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乃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及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死罪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首宪既布，然后可以布宪。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重令。凡国君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贪利之人将以此取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将以此买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无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也，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也，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也，谓之逆。

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说，毋侈泰之养，毋逾等之服，谨。于乡里之行而不逆于本朝之事者，国之经俗也。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故曰：朝不贵经，臣则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国不服经俗，则臣下不顺，而上令难行。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便辟得进，毋功处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则大臣不和，臣下不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三者见一焉，则敌国制之矣。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陈士不死制，卒士不轻敌，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

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任法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圣君则不然，守道要，处佚乐，驰骋弋猎，钟鼓竽瑟，宫中之乐无禁圉。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百官无奸邪，奇术技艺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过其情以遇其主矣。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从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古之法也。”世无请谒任举之人，无间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以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士，能以其智乱法，惑上；众强富贵，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

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国之治，不可得也。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辏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故主有三术：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故为人主者，不重爱人，不重恶人。重爱曰失德，重恶曰失威。威德皆失，则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王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藉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贵不能威，富不能禄，贱不能事，近不能亲，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圣君失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夫日侵而产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适其意，顾臣而行，离法而听贵臣，此所谓贵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来焉，主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禄之也。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诉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所谓贱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亲爱有求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近而亲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淫之也。治世则不然，不知亲□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治从此产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形势解》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淮南子》

主术训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恣，则道胜；道胜，则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以其言莫从己出也。夫寸生于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此度之本也。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末，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刘勰新论》法术法术者，人主之所执，为治之枢也。术藏于内，随务应变；法设于外，适时御人。建国君人者，虽能善政，未有弃法而成治也。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为政者不可废法而治人。舜执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释甲而制寇。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马之力，揣途之数，齐其衔辔以从其势，故能登□赴险，无覆轶之败；乘危涉远，无越轨之患。君犹御也，法犹辔也，人犹马也，马犹轨也，理犹执辔也。执辔者欲马之遵轨也，明法者欲人之循治也。辔不均齐，马失轨也；法不适时，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务循其法，因时制宜，苟利于人，不必法古；必害于事，不可循旧。夏商之衰，不变法而亡；三代之兴，不相袭而王。尧舜异道而德盖天下，汤武殊治而名施后代。由此观之，法宜变动，非一代也。今法者则溺于古律，儒者则拘于旧礼，而不识情移法宜变改也。此可与守法而施教，不可与论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论理。若握一世之法以传百世之人，犹以一衣拟寒暑，一药治痤瘕也。若载一时之礼以训无穷之俗，是刻舟而求剑，守株而待兔。故制法者为理之所由，而非所以为治也；礼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于随时，为治之本在于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随时而成化。以斯治政，未为衷也。《丘浚大学衍义补》

谨号令之颁易》始卦大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臣按：昔人有言，风者，天之号令，所以鼓舞万物；命者，君之号令，所以鼓舞万民。风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实似之。人君尊居九重，与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则万民争先快睹，莫不鼓舞于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观之，人君命令之颁，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机括之大，转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谨哉！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臣按：巽之卦象，风也。风之吹物，无处不入，无物不鼓动。诏令之入人，沦于肌肤，浃于骨髓，亦如风之动物也。人君体巽之象，顺人心以行事，重复而丁宁之，必须上下皆以为顺，而不拂逆人心，然后行之，则德之入人也深，而泽之及人也厚矣。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臣按先儒谓巽为风，而风者所以发扬天之号令。风随风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体随风之巽，出而发号施令，凡事必申复详审，一再命之，然后见之行事，则四方风动，顺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践其言于申命之后。由是观之，人君诏令之出，不可不详审于未颁之前，尤不可不践行于既颁之后。审之于前，不可行者则不言也；践之于后，既言之矣，则不可不行也。后世之诏，惟其失于详审，轻为条款，故既行之后，往往杌楻龃龉，有所牵制妨碍而不可行焉。此其诏令所以不见信于臣民，有所颁布人率以虚言视之。国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机败事者多矣。涣九五，涣汗其大号。臣按：人君当人心涣散之时，而欲收之，非有大号令不可也。故当涣之时，必有号令之颁，如身之出汗，无处而不浃洽，然后可以免咎也。观唐德宗奉天、宋高宗中兴二诏可验矣。《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臣按后世人臣代传王言，盖本诸此。国家不幸而有刑讨征诛之事，在可否之间涉形似之疑者，必须明白详悉颁布天下，使人心晓然知吾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随其罪而加以刑，盖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则群疑释而人心服，乱根永绝而国是明着矣。周官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臣按令之大者，固出于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条于其属，亦令也。故成王既训迪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训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于下，由内而行之于外，必假命令以达之。于其未出之前，必须谨审详度，知其必可行而无弊，然后出之。既出之后，必欲其通行而无碍，不至于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灭私情，然后可行而不反。

苟或私胜而公微，则将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咸敬信而怀服也哉？《诗》大雅《抑》之篇曰：“吁谟定命，远犹辰告。”臣按人君欲示训于四方也，必广大其谋谟，不为一身而必为天下，无终穷之虑，审定其号令，不敢轻易而必为一定不可易之制。于是乎长虑却顾，深思远图，稽其所终所蔽，益之损之，与时宜之，必可为久远之规，然后以时而播告之焉。如此则夫号令之颁，图惟之事，永永无弊。施之干一时者，可以为法于百世矣。后世世主浅谋轻举，容易发为号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纵有可行，亦惟可用于一时，不可诒之于久远。于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号令之颁，民视之以为泛常。一旦遇夫仓卒之变，有所补褊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于不可救药。吁，可不谨哉！《春秋》□梁传曰：“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违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则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则不足以继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命，则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继天以出治，恒必兢兢业业，敬以存心，明以烛理，刚以制欲，则臣下知所凛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继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礼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细如丝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转绳之大焉。其初出也，仅大如纶而已；及其出而益远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为万方之主，一言一话，在人君虽若甚微者，及其施之于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远而见之愈大焉。然则人君号令之颁，其可以不谨哉！汉贾山言于文帝曰：「臣闻山东吏布诰令，民虽老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臣按：司马迁作《史记》于文帝纪，凡诏皆称「上曰」，而他纪则不然，盖以见文帝之诏皆出于帝之实意也。上以实感，故下以实应，一见其诏书之下，欣欣然相率以听，意必其真有此实惠，然后为此实言也。后世诏书之下，率出于词臣之视草，有司之议拟，皆按故事而举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无其事，有其事无其效，许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许民以欠负不复征，而征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于民，民之心不孚于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于文帝欤？光武时天下已定，务用安静，以手迹赐万国者，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天下唐陆贽从德宗幸奉天，尝奏曰：“今乘舆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

”德宗从之，故行在诏书始下，虽骄将悍卒，莫不挥涕激发。及还京师，李抱真来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时，山东士卒闻书诏之辞，无不感泣思奋臣节。臣知贼不足平也。”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于言。故人君一言之善，虽于深宫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远，莫不应之。况以德音之宣布，诏令之颁行于郡国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诚，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观光武勤约之风行于天下，德宗引过之诏感夫士卒，可见矣。人君诚能诚实其心，审定其命，择视草之臣，守涣汗之信，则虽蠢愚之夫，骄悍之卒，亦无不感动者，而况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唐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尽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又《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汉祖日不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臣按：太宗此言，则凡号令之颁，不但诏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轻出，必委曲审定，以为久远之规焉。宋刘安石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尝考载籍以推先王之道虽礼乐刑政，号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观人之国者，不视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张；未论其政之醇疵，而先审其令之繁简。惟其虑之既臧，发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则坚如金石，信如四时。敷天之下，莫不倾耳承听，耸动厌服。此圣人所恃以鼓舞万民之术也。传曰：「令重则君尊」，又曰：「国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谨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变易频数，远不过一二岁，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诏未颁，后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从。求其弊原，盖由讲议未精，思虑未审，人情有所未尽，事理有所未通；或牵于好恶之私，或溺于迎合之说是非无所辨，取舍无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为之纷更也。方平安无事之时，轻慢多变之如此，缓急有事之际，何以取信于人？伏望深鉴前古之戒谨，为今日之虑。至于法度之废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协谋，博询利病，广揽详择，务当义理。更其所可更，则不嫌于违俗；守其所可守，则无惮于袭故。几政令清简，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志于天下国家者，其于命令之颁，要当以为鉴戒。范成大曰：「人君所以为国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命令重则其政举，命令轻则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盖以吾君之所以为国者在焉。故《曲礼》序尊敬君命之说为尤详。

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万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动如此。是以圣王兢兢业业，不敢忽于出令，审之而勿轻发，守之而勿轻变，使天下致敬而取则，观听不惑，而后治功可成也。臣按：范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礼》曰：「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也。」《曲礼》之言为臣而发，范氏之言为君而发。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谨己命之发。命之发也不轻，礼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发，发而人必信；之事不妄举，举而人必从。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欤？性理会通。

法令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处亦不见说，独答颜回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是于四代中举这一个法式，其详细虽不可见，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后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有？古之人重改作，变政易法，人心始以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终复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为改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传远，若后世变之，则末如之何矣。龟山杨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难犯，至于有犯，则必刑而无赦，此法之所以行也。元城刘氏曰：人君命令虽在必行，苟处之得其理，则执之不可变。惟其不合众望，违咈人情，关天下之盛衰，系朝廷之轻重，所宜择善，何惮改为？五峰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无治法。」窃譬之，欲拨乱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则舟也，人则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坏，虽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济矣。故乘大乱之时，必变法。法不变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之显尔；道德者，法制之隐尔。天地之心，生生不穷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节，风雨霜露之变，然后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结于民心，而无法制者，为无用，无用者亡；有法制絷于民身，而无道德者，为无体，无体者灭。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纲，下之人得自为。后世法皆详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进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纪纲尤所当严，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也。

法令部艺文号令策唐白居易问号令者，所以齐其俗，一其心，故圣王重之，慎之。然则号令既出，而俗又未齐者，其故安在？令既下，而心犹未一者，其失安归？欲使下令如风行，出言如响应，导之而人知劝，防之而人不逾，将致于斯，岂无其要？臣闻王者发号施令，所以齐其俗，一其心。俗齐则和，心一则固，人于是乎可任使也。传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万人万心。若不以令一之，则人人之心各异矣。于是积异以生疑，积疑以生乱。除乱莫先乎令者也。故圣王重之。然则令者，出于一人，加于百辟，被于万姓，渐于四裔，如风行，如雨施，有往而无返也。其在《周易》“涣汗之义”，言号令如汗，涣然一出而不可复也。故圣王慎之。然则令既出，而俗犹未齐者，由令之不一也。不一者，非独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盖谨于始，慢于终，则不一也。张于近，弛于远，则不一也。急于贱，宽于贵，则不一也。行于□，废于亲，则不一也。且人之心，犹不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岂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则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犹未悦随者，由上之不能行于己，推于诚者也。凡下之从上也，不从口之言，从上之所好也；不从力之制，从上之所为也。盖行诸己也诚，则化诸人也速；求诸己也至，则感诸人也深。若不推之于诚，虽三令五申，而令不明也。苟不行之于己，虽家至日见，而人不信也。圣王知其如此，故以礼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为。有诸己者，而后求诸人；责于下者，必先禁于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导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人颙颙然，惟望其令，听其言而已。故言出则千里之外应如响，令下则四海之内行如风。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之源。”盖谓是也。如此则何虑乎海内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悬法象魏赋。以正月之吉悬法象魏为韵苏□建皇极者，存乎正名；体元命者，存乎作程。彼宗周之创业，遂体制而缘情；职命六官，必先庚而着令。历分三统，因建子而为正。当是时也，元律司候，黄锺纪月，伊岁序之元初，懿阳和之始发。于是悬邦国之六典，致象魏之两阙，俾万人观而取象，罔敢逾越者也。大矣哉！示人有则，布政惟时。既当途而明矣，亦浃日而敛之。是则是效，念兹在兹，乃人君之大象，谅王国之元龟。是知象魏之章焕，为故实；分章授事，典司非一。或以理象为理人之规，或以教象为教人之术。观之者仰而可见，从之者贞而且吉。俯黄道而高悬，与苍龙而迥出。法之不朽，虽草创于前王，体有可传，亦恢张于是。日国家以务人为本，以施命为先，拱北极之六星，庶官咸备；张南端之双阙，旧典常悬。是知大圣君临，名臣不乏，钦承帝道，足以为法，以之安人，其国斯广。敢引此以为喻，亦因兹而取象，悬法魏阙，其教可以普施；悬法礼闱，其人可以外奖。夫然则，青云可期于影响。王建立传论五代史呜呼！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乱与坏相乘，至荡然无复纲纪，则必极于大乱而后返，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将相，汉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枢密使头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时，太祖与汉未有间隙之端，其无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为如此者，何哉？盖其习为常事故，特发于喜怒颐指之间，而文珂不敢违，守恩不得拒。太祖既处之不疑，而汉廷君臣亦置而不问。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岂非朝廷法制纲纪坏乱相乘，其来也远？既极而至于此欤？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哉？论诏令数易改宋包拯臣窃见朝廷凡降诏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张，故外议纷纭，深恐于礼不便。且诏令，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可无慎乎？缘累年以来，此弊尤甚，制敕纔下，未逾月而辄更，请奏方行，又随时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则赏罚何以沮劝乎？臣欲乞今后朝廷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并请先下两制集议，如可为经久之制，方许颁行于后。或有小异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数有更易。如此则法存画一，国有常格。伏望少留圣意，天下幸甚。信任正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亢旱之灾，天之常数，固不足贻陛下深忧，惟陛下留神省察。

法令部纪事说苑·政理篇》：武王问于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为法者也。故令出而乱，乱则更为法，是以其法令数更也。”《至公篇》：楚庄王有茅门者，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蹂溜者，斩其辀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马蹄蹂溜，廷理斩其辀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诛？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则主失威，下陵上则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遗子？”太子乃还走避舍，再拜请死。《韩子·外储说》：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入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祷者，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复与为治。”《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贵。”君因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君不能下令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断缨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莅民也。《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申子辟舍请罪。《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吴子出之。其妻请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吴子为法者也，其为法也，且欲以与万乘致功，必先践之，妻妾然后行之。子毋几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于卫君，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吴子不听，遂去卫而入荆。内储说，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二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主欲治而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史记·商君传》：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后汉书·祭遵传：“光武破王寻等，还过颍阳，遵以县吏数进见。光武爱其容仪，署为门下史，从征河北，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时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旧唐书·文宗本纪：“开成元年五月乙卯，御紫宸殿，上谓宰臣曰：‘为政之道，自古所难。’李石对曰：‘朝廷法令行则易。’”五朝名臣言行录：“司马光迩英进读萧何、曹参事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

’上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公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然则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邪？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欲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不庇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史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元史·仁宗本纪》：“延佑四年八月庚申，合散奏事毕。帝问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合散对曰：‘臣等第奉行诏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尝奉行朕旨？虽祖宗遗训、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忽失，则下民之所畏避，纲纪可正，风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并兴，欲求治安，岂不难哉？’”《泰定帝本纪》：“泰定元年五月己丑，帝谕倒剌沙曰：‘朕即位以来，无一人能执成法为朕言者。知而不言，则不忠，且陷人于罪。继自今凡有所知，悉以闻，使朕明知法度，断不敢自纵。非独朕身，天下一切政务，能守法以行，则众皆乂安。反是，则天下罹于忧苦。’”《明昭代典则》：“洪武二年八月，监察御史雎稼言：‘《周官》有悬法象魏之文，《礼经》载乡饮读法之说，皆导民知礼法而远刑辟也。今新律刊布天下，乡井细民犹有不通其说者。宜命府州县长吏，凡遇月朔，会乡之老少，令儒生读律解析其义，使之通晓，则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上曰：‘威人以法，不如威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恶之心生。”则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则苟兔之刑兴。卿言读律，固可禁民为非；若谓使无犯，要当深求其本也。

法令部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