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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提要

尹文子，杂家类一【杂学之属】臣等谨按：《尹文子》一卷，周代尹文撰写。书前有魏国黄初末年山阳仲长氏所作的序，称将文章条分缕析，编定为上、下两篇。《文献通考》著录为两卷，此本也题作《大道上篇》《大道下篇》，与序文相符，但合并为一卷，大概是后人所合并的。《庄子·天下篇》将尹文与田骈并列提及，颜师古注释《汉书》称尹文是齐宣王时的人。考察刘向《说苑》记载的文章，有尹文与齐宣王的问答，颜师盖是依据此说。然而《吕氏春秋》又记载了尹文与齐湣王的问答之事，恐怕尹文是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的旧人，到齐湣王时仍然在世吧？他的书原本属于名家流派，大旨在于阐述治国之道，主张自己处于虚静状态，而对万事万物则一一综合考核其实际，所以他的言论介于黄老、申不害、韩非之间。周氏涉笔评论说，他从道论到名论，从名论到法论，大概抓住了他的真谛。晁公武《读书志》认为他诵读效法孔子，这话确实过头了，应当被高似孙《纬略》所讥讽。然而高似孙用儒家道理来衡量他，说他的学说混杂，也不够公允。百家争鸣，九流并列，各自尊崇所听闻的，各自践行所知晓的，自老庄以下都自成一家之言，阅读他们文章的人，取其广博辩才、宏大奔放之处就足够了，怎么能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格套里呢？序文中提到的熙伯，大概是缪袭的字，那山阳仲长氏不知是谁，李献臣认为是仲长统，然而仲长统死于建安末年，与序文中所说的黄初末年不合，晁公武因此怀疑史书记载有误，未免是附会了。

慎子，杂家类一【杂学之属】臣等谨按：《慎子》一卷，周代慎到撰写。慎到是赵国人，《中兴书目》称他是浏阳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慎到是赵国人，见于《史记》。浏阳在今天潭州境内，吴国时才设置县，与赵国南北毫不相干，大概是依据书坊的说法，不知是什么意思？那么称慎到是浏阳人的说法是错误的。明代刻本又说：慎到一名慎广。陆德明《庄子释文》在田骈条下注说：慎子说田骈名广。那么是田骈一名广，而不是慎到一名广，更是错谬了。《庄子·天下篇》说：慎到抛弃智巧，摒弃自我，而顺应不得已的情况，冷漠地对待外物，以此作为道理。他说：知道却装作不知道，将接近智巧而后邻接伤害。轻慢倨傲，无所作为，而嘲笑天下崇尚贤能的人。放纵脱略，没有品行，而非议天下的大圣人。椎拍輐断，与事物委曲周旋。舍弃是与非，只要能够避免祸患，不效法智虑，不知前后。巍然不动罢了。推它而后行动，拉它而后前往，像旋风回旋，像羽毛旋转，像磨石滚动。保全而无过失，动静无过错，未曾有过罪，这是什么缘故呢？那没有知觉的事物，没有建立自我

没有欲望的祸患，没有智巧的牵累，行动与静止都不偏离道理，因此终身没有赞誉。所以说：达到像无知无觉的物体那样罢了，不需要运用圣贤的智巧。土块不违背大道，豪杰们互相嘲笑说：慎到的学说，不是活人的行为准则，而是死人的道理，只配得到怪异的称呼。等等。这是慎子的学说，接近佛教。然而《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法家。现在考察其书的大致宗旨，想要顺应事物本然的规律，各自制定一种法则并坚守它，不寻求法则之外的东西，也不在法则之内放宽要求，那么上下就能相安无事，可以清静无为地治理国家。然而法律无法推行的地方，势必用刑罚来统一规范。道德转化为刑名法术，这就是转折的关键，所以申不害、韩非子多称赞他【语见《汉书·艺文志》】。他的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为四十二篇，《唐书·艺文志》记载为十卷，《崇文总目》记载为三十七篇，《书录解题》则称麻沙刻本共五篇，已经不是全书。这个版本虽然也分为五篇，但文字多有删削，又不是陈振孙所见的版本。大概是明人搜集残存的篇章，重新编排次序。看到“孝

译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圣君之下”这两句话前后重复出现，知道是杂录而成，未能剔除重复之处。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敬校勘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尹文子原序

尹文子，大概是出自周朝的尹氏。齐宣王时，他居住在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一同师从公孙龙。公孙龙称赞他。他著书一篇，内容广博完备。庄子说：“不被外物所拖累，不随便对待他人，不嫉妒众人，希望天下安宁，以保全百姓的生命。对于自己和他人的供养，满足基本需求就停止，以此来表白自己的心志。被人侮辱也不以为辱。”这就是他的学说。而刘向也认为他的学说本源于黄老，大体上属于刑名学派。近来这种说法被认为是错误的。我在黄初末年，才到达京城。缪熙伯把这本书给我看，我打算玩味研读，却发现书中多有脱漏错误，于是试着梳理编排，定为上、下两篇，但也未能详尽考究其细节。仲长统撰。

钦定四库全书

尹文子 山阳 仲长统 定 大道上

大道没有形体，凭借器物才有名称。名称，是用来纠正形体的。形体正确源于名称，那么名称就不能有差错。所以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称啊！名称不正，言语就不顺当。”大道不凭借名称，万物必然有名称。产生于不凭借名称，那么各种形体自然获得它们的方圆。名称产生于方圆，那么各种名称就得到它们所对应的称呼了。用大道治理的人，那么名法、儒墨自然废弃。用名法、儒墨治理的人，就不能背离大道。老子说：“道，是万物的归宿，是善人的珍宝，也是不善人的珍宝。”这是说道治的人被称为善人，借助名法、儒墨的人被称为不善人。善人与不善人，名分日益分离，不需要仔细审察就能明白。大道不足以治理，就使用法；法不足以治理，就使用术；术不足以治理，就使用权；权不足以治理，就使用势。势被使用就反作用于权，权被使用就反作用于术，术被使用就反作用于法，法被使用就反作用于道，道被使用就无为而自治。所以穷尽就接近终结，接近终结就返回开始，开始和终结相互沿袭，没有穷尽。有形体的一定有名称，有名称的不一定有形体。有形而不命名，未必失去它们方圆、白黑的实质。名称不可不探寻，名称用来检验差错，所以也有名称用来检验形体，形体用来确定名称，名称用来确定事务，事务用来检验名称。考察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那么形体、名称与事物，就没有什么能隐藏它们的道理了。名称有三类，法度有四种表现：一叫做命物之名，方圆、白黑就是这类；二叫做毁誉之名，善恶、贵贱就是这类；三叫做况谓之名，贤愚、爱憎

是这样的。第一种是不变的法则，即君臣上下的等级秩序；第二种是统一风俗的法则，即消除才能与愚笨、相同与差异的界限；第三种是治理民众的法则，即奖赏与刑罚；第四种是公平标准的法则，即音律、尺度、权衡和量器。权术，是君主秘密使用的，群臣不可随意窥探。权势，是制定法律的利器，群臣不可随意妄为。君主拥有权术却让群臣得以窥探，这不是权术的深奥之处；拥有权势却让群臣得以妄为，这不是权势的重用之处。关键在于首先端正名分，使它们不得相互侵扰混杂，然后权术才可以保密，权势才可以专一。名，是命名事物的；形，是回应名分的。然而形不能端正名，名也不能端正形，那么形与名显然就是不同的，不可相互混淆，也不可相互缺失。没有名，所以大道无法称说；有了名，所以用名来端正形。现在万物都存在，不用名来端正它们就会混乱；万名都排列好了，不用形来回应它们就会违背。所以形与名是不可不端正的。善的名分命名善，恶的名分命名恶，所以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是命名善的，顽劣愚笨凶恶是命名恶的。现在依据圣贤仁智的名分，去寻求圣贤仁智的实质，未必能完全穷尽；依据顽劣

译愚笨凶恶的名分，去寻求顽劣愚笨凶恶的实质，也未必能完全穷尽。假如善恶都能分明地有所区分，虽然未必能完全穷尽万物的实质，也不担心会有差错。所以说：名分是不可不辨别的。名称，是用来区别彼此而检验虚实的东西。从古至今，没有不用这个而成功、用那个而失败的；失败是因为名分混杂，成功是因为名分明察。现在亲近贤人而疏远不肖之人，奖赏善行而惩罚恶行，贤与不肖、善与恶的名分，应当归属于他们；亲近与疏远、奖赏与惩罚的称呼，应当归属于我。我与他们，又共用一个名分，这是名分明察的表现。把贤与不肖命名为亲近与疏远，把善与恶命名为奖赏与惩罚，将我与他们的称呼合而为一而不加区别，这是名分混杂的表现。所以说：名称是不可不明察的。俗话说：“好牛”，又说：“不可不明察。”好，是事物的通称；牛，是事物的定形。用通称跟随定形，是无法穷尽的。假如再说好马，那就又连到马上了，那么“好”所通达的范围就没有定方了。假如再说好人，那就归属于人了，那么“好”并非人人都是好，人并非都是好。那么好牛、好马、好人的名分自然就分离了。所以说：名分不可相互混淆。五色、五声、五臭、五味，总共四类，自然地存在于天地之间，不期望为人所用，但用人必定要用它们。终身各自有好恶，却不能辨别它们的名分。名应当归属于它们，分应当归属于我。

我喜爱白色而厌恶黑色，崇尚商音而舍弃征音，喜好膻味而厌恶焦味，嗜好甘甜而抵触苦味。白与黑、商与征、膻与焦、甘与苦，那是事物的名称；爱憎、崇尚与舍弃、喜好与厌恶、嗜好与抵触，那是我的职分。确定了这些名称与职分，那么万事就不会混乱。所以人们用尺度来审度长短，用量器来接受多少，用秤来平衡轻重，用律吕来均定清浊，用名分来考察虚实，用法度来判定治乱，用简约来治理烦惑，用平易来驾驭险难。让万事都归于一，让百种度量都符合法度。归一就是简约的极致，符合法度就是平易的极点。像这样，即使愚钝聋盲的人也能与聪明睿智的人共同治理好国家。天下万事不可能全部具备才能，如果要求一个人具备所有才能，那么贤人圣人恐怕也会感到困难。假设一个人能具备天下所有事务的能力，能兼顾左右前后的适宜，能应对远近迟疾的差别，必定有不能兼顾的地方。如果在治理上有所不能兼顾，那就是缺失。只有全面治理而没有缺失，是因为大小多少各自符合其职分。农夫、商人、工匠、士人，不改变他们的职业；老练的农夫、资深的商人、熟练的工匠、资深的士人，都得以保存。那么处在上位的人还有什么事要做呢？所以，有道理但对治理没有益处的，君子不说；有能力但对事务没有益处的，君子不做。君子并非喜欢说话，是因为对治理有益，不得不说话。君子并非喜欢做事，是因为对事务有益，不得不做事。所以所说的话，不出于名分、法度、权术；所做的事，不出于农耕、军阵、周遍的事务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不做治理之外的道理，小人必定说事务之外的才能。小人也知道言论损害治理，却不能不说；小人也知道才能损害事务，却不能不做。所以他们所说的话，极端于儒墨是非的辩论；他们所做的事，极端于固执虚伪、偏激对抗的行为，只是为了求取名声。所以英明的君主诛杀他们。古语说：不知道对君子没有害处，知道了对小人没有损害。工匠不能没有害处，君子不知道对治理没有害处，这确实可信。做善事，使别人不能跟随，这是独自为善；做巧事，使别人不能跟随，这是独自为巧，都没有尽到善与巧的道理。做善事，与众人一起实行；做巧事，与众人一起具备能力。这才是善中的至善，巧中的至巧。所推崇的圣人治理，不推崇他独自治理，推崇他能与众人共同治理；推崇工倕的巧技，不推崇他独自为巧，推崇他能与众人共同为巧。当今世上的人，行为想要独自贤能，做事想要独自有能力，辩论想要超出众人，勇武想要超

译越大众。独自实行的贤能，不足以成就教化；独自具备能力的事务，不足以周遍事务；超出众人的辩论，不能用来向人解说；超越大众的勇武，不能用来参与征伐布阵。

大凡这四种情况，是动乱产生的根源。因此圣人依靠道来消除险阻，制定法度来治理差异，使贤者与愚者互不抛弃，能者与鄙者互不遗弃。能者与鄙者互不遗弃，那么能者与鄙者的功效就相当；贤者与愚者互不抛弃，那么贤者与愚者的思虑就平等。这是达到大治的方法。名分确定，那么事物就不会争抢；界限分明，那么私欲就不会盛行。事物不争抢并非没有心思，是因为名分确定，所以无处施展心思；私欲不盛行并非没有欲望，是因为界限分明，所以无处施展欲望。既然这样，那么心思和欲望人人都有，却能等同于无心无欲的状态，这是因为有制度来制约。田骈说：天下的士人，没有谁愿意安守家门，侍奉妻子儿女，一定要到诸侯朝廷去游宦，这是利益在引诱他们。在诸侯朝廷游宦，都立志做卿大夫而不觊觎诸侯之位，这是名分在限制他们。彭蒙说：野外的雉鸡和兔子，众人争相追逐，是因为归属未定；市场上满是鸡和猪，却没有谁想去争夺，是因为归属已定。事物奢侈，仁者和智者就会互相屈服；名分确定，贪婪和鄙陋的人就不会争斗。圆物之所以转动，并非它有能力转动而转动，而是不得不转动；方物之所以静止，并非它有能力静止而静止，而是不得不静止。顺应圆物自然转动的特性，使它不能停止；顺应方物自然静止的特性，使它不能转动，何必担心事物失去名分呢？所以顺应贤者有用的特性，使他不得不发挥作用；顺应愚者无用的特性，使他不能发挥作用。用与不用，都不是我主观去用。顺应他们该用和不可用的本性，从而自然得到他们的效用，何必担心事物混乱呢？事物都不能自己让自己有能力，不能自己让自己有知识。智者并非有能力智而智，愚者并非有能力愚而愚，美者并非有能力美而美，丑者并非有能力丑而丑。既然不能自己让自己有能力，不能自己让自己有知识，那么智和美有什么值得尊贵的？愚和丑有什么值得低贱的？那么智者不能获得夸耀，愚者和美者不能遭到嗤笑，丑者也能得到安身之道。道在世间施行，那么贫贱的人不怨恨，富贵的人不骄傲，愚弱的人不恐惧，智勇的人不欺凌，这是因为名分确定。法在世间施行，那么贫贱的人不敢怨恨，富贵的人不敢欺凌贫贱的人，愚弱的人不敢企望智勇的人，智勇的人不敢鄙视愚弱的人，这是法不如道的地方。世间所尊贵的相同，而尊贵的就称为习俗；世间所采用的相同，而采用的就称为事物。如果违背他人，习俗就不认同；如果伤害众人，习俗就共同排斥。所以心思虽然各不相同，但行为却像一样，喜好虽然各异，但资用必定相同，这是习俗所整齐划一的，事物所修饰的。所以用来整齐划一的东西不可不慎重，用来修饰的东西不可不选择。从前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就不卖其他颜色的布；楚庄王喜爱细腰，全国的人都有饥饿之色。上级用来引导下级，竟然

治理与混乱产生的根源。所以风俗如果邪僻，一定要用治理来矫正它；物欲如果泛滥，一定要建立制度来约束它。沉溺于风俗、装饰于物欲的人，是不能和他们一起治理国家的。从前晋国苦于奢侈，晋文公用节俭来矫正它，于是衣服不穿两层丝帛，吃饭不配两种肉食，没有防备的时候，人们都穿粗布衣服，吃糙米饭。越王勾践谋划报复吴国，想要人们勇敢，路上遇见发怒的青蛙就下车致敬，等到几年之后，百姓无论老少，面对敌人即使面对沸水烈火也不躲避，在上位者难以做到这一点却如此灵验。圣明的君王知道人的情感容易动摇，所以制作音乐来调和它，制定礼仪来节制它。在下位的人不能放纵私欲，所以礼乐独自施行。礼乐独自施行，那么私欲就逐渐废弃；私欲逐渐废弃，那么遇到贤君和遇到愚君就是一样的了。如果让遇到贤君就

译治理得好，遇到愚君就混乱，这是治理与混乱取决于贤愚，而不取决于礼乐，这是圣人的权术随着圣明的君主一起消亡，治理世道的法度等到改朝换代就没有人使用了，那么混乱就多而治理就少了。混乱多而治理少，那么贤能就没有什么可尊贵的，愚昧也没有什么可卑贱的了。处在名位上即使是无才无德的下愚之人，事物也不会因为疏远而变得亲近，疏远取决于权势利益，而不取决于无才无德与仁德贤能，我也不敢。把它当作天理，当作地势的自然规律罢了。现在天地之间，无才无德的人确实众多，仁德贤能的人确实稀少。追求利益的情欲，无才无德的人特别浓厚；防止羞耻的情欲，仁德贤能的人比较多。现在用礼义招揽仁德贤能的人，得到的仁德贤能的人，万中不到一个；用名利招揽无才无德的人，得到的无才无德的人，到处都是。所以说：礼义造就君子，君子不一定必须依靠礼义；名利治理小人，小人不能没有名利。奖赏和刑罚，是君主的事情；坚守职责和效验能力，是臣子的事业。君主考核功过、升降官职，所以有奖赏和刑罚；臣子各自谨慎对待所担任的职务，所以有坚守职责和效验能力。君主不能参与臣子的事业，臣子不能侵犯君主的事情，上下不互相侵犯，这就叫做名分。名分正当而法度顺当。接触万物使它们区分开来，使海内不混杂；受到侮辱不觉得耻辱，受到推崇不骄傲自满；禁止暴乱平息战争，拯救世间的争斗，这是仁德君主的德行，可以成为君主了。坚守职分使不混乱，谨慎对待所担任的职务而没有私心；饥饿和饱足一心一意，诋毁和赞誉同样考虑；奖赏也不忘记，刑罚也不怨恨，这是在下位的节操，可以做人臣了。世上有因为名分而得到实质的，也有因为名分而失去实质的。周宣王喜欢射箭，喜欢别人说自己能用强弓。其实他所用的弓不过三石，拿给左右的人看，左右的人都拉弓试射，拉到一半就停下来，都说：“不下九石。”如果不是大王谁能用这样的弓？宣王很高兴。然而宣王用的弓不过三石，而终身

自以为有九石重。三石是实际重量，九石是虚名。宣王贪图虚名而失去了实际。齐国有个黄公，喜好谦卑，有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因为她们美丽，黄公常常谦虚地贬低她们，说她们丑陋。丑陋的名声远播，过了婚龄，全国也没有人来求婚。卫国有个鳏夫，当时冒险娶了她，果然貌美。然后人们说：“黄公喜欢谦卑，所以贬低他的女儿不美。”于是争相以礼聘娶，也都是国色天香。国色是实际，丑陋是虚名，这是违背虚名而得到了实际。楚国有个挑着山雉的人，路人问：“这是什么鸟？”挑山雉的人欺骗他说：“是凤凰。”路人说：“我听说有凤凰，现在正好看见了，你卖吗？”回答说：“是的。”于是十金也不给，请求加倍才给他。路人打算献给楚王，经过一夜鸟死了。路人不吝惜金钱，只是遗憾不能献给楚王。国人传开，都认为是真凤凰，贵重得想要献给楚王。于是传到楚王耳中，楚王感激他想献给自己，召见他并重重赏赐，超过买鸟的钱十倍。魏国有个农夫在野外耕地，得到一块直径一尺的宝玉，不知道是玉，告诉邻居。邻居暗中想图谋它，对他说：“这是怪石，养着它不利于家庭，不如再卖一次。”农夫虽然怀疑，还是拿回家，放在廊下，那晚玉发光，照亮整个房间。农夫全家，非常害怕，又告诉邻居说：“这是怪异的征兆，赶快丢弃灾祸可以消除。”于是急忙丢弃在远郊。邻居不久偷走它，献给魏王。魏王召来玉工鉴定，玉工看了，拜了两拜站立，敢祝贺说：“大王得到这天下之宝，臣从未见过。”王问价格，玉工说：“这玉无价，用它来抵，五座城邑，仅可一看。”魏王立刻赏赐献玉的人千金，终身享受上大夫的俸禄。天下万里，都有是非，我不敢歪曲。对的常常对，错的常常错，也是我相信的。对虽然常常对，有

译时不被采用；错虽然常常错，有时必然实行。所以采用对而失去有的，实行错而得到有的。是非的道理不同，而交替废立为我所用，那么是非在哪里呢？看尧舜汤武的成功，或顺或逆，得时则昌盛；桀纣幽厉的失败，或对或错，失时则灭亡。五霸之主，也是这样。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公子目夷说：“楚军多我军少，请趁他们没全部渡河时攻击他们。”宋公说：“不行，我听说不能攻击没排好阵型的军队，我虽然亡国

剩下的，不敢行动。」战败，楚国人俘虏了宋公。齐国人杀了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国君；召忽、管仲奉公子纠逃到鲁国，鲍叔牙奉公子小白逃到莒国。不久公孙无知被杀，两位公子争夺君位，公子纠是应当继位的，但小白先回到齐国，所以齐国人拥立了他。随后齐国让鲁国人杀了公子纠，召忽为此殉死。齐国征召管仲担任相国。晋文公因为骊姬的谗言，流亡在外十九年，晋惠公死后，他贿赂秦国以求回国，杀了怀公而自立为国君。那位君主行为正当，却未能免于被俘；那两位君主行为不正当，却成就了霸业。自己认为“对”而世人认为“错”，就不知道自己的“对”；自己认为“错”而世人认为“对”，也不知道自己的“错”。那么是非是随着众人的评价而确定的，并非个人所能独自明了。于是触犯众人者被视为错，顺从众人者被视为对。所以国君掌握权柄、凭借威势，处在众人认为是正确的地位，那么众人就不能非议他。静止时万物尊崇他，行动时万物顺从他，说话时万物相信他，做事时万物效法他。这就是居于万物之上、统御群臣的原因。国家动乱有三件事：年成饥荒、百姓离散，没有粮食来聚集他们，就会动乱；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就会动乱；有法度而不能施行，就会动乱。有粮食来聚集百姓，有法度而能施行，国家不能治理，是从来没有的事。

译大道下篇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项，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所以，用仁来引导，用义来适宜，用礼来推行，用乐来调和，用名来端正，用法来整齐，用刑来威慑，用赏来鼓励。因此，仁，是用来广泛施恩于万物的，但也因此产生偏私；义，是用来树立节操行为的，但也因此造成浮华虚伪；礼，是用来实行恭敬谨慎的，但也因此产生懈怠傲慢；乐，是用来调和情志的，但也因此产生淫逸放纵；名，是用来端正尊卑的，但也因此产生矜持僭越；法，是用来整齐众异的，但也因此违背名分；刑，是用来威慑不服从者的，但也因此产生欺凌暴虐；赏，是用来鼓励忠良能干的，但也因此产生卑鄙争夺。这八种方法，没有对任何人隐藏，而常存在于世间。它们并非在尧、汤的时代才显现，也并非在桀、纣的朝廷就消失。运用得当，天下就治理好；失去其道，天下就混乱。超过这些，即使包罗天地，囊括万物，在治理之道之外，都不是众生所赖以生存的。圣人不谈论这些。

大国的存亡，有六种征兆。有衰败的国家，有灭亡的国家，有昌盛的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有治理良好的国家，有混乱的国家。所谓混乱和灭亡的国家，并不一定表现为凶狠残暴；所谓强大和治理良好的国家，也不一定表现为威力和仁义。君主年长，妾室众多，子孙稀少疏远，宗族衰微，这是衰败的国家。君主宠爱臣子，臣子爱戴君主，公法废弃，私欲横行，这是混乱的国家。国家贫穷弱小，家族富有强大，君权轻微，臣势沉重，这是灭亡的国家。这三种征兆，不需要等到凶狠残暴之后国家才衰弱。虽然看起来还存在，我必定说它已经灭亡了。内部没有专宠，外部没有近习，支庶繁衍，长幼有序不乱，这是昌盛的国家。农业按时耕作，仓库充实，兵器锋利，边境修治，这是强大的国家。上级不压制下级，下级不冒犯上级，上下互不压制冒犯，所以禁令得以施行，人人无私，即使经历险阻艰难，国家也不可侵犯，这是治理良好的国家。这三种征兆，不需要等到威力和仁义之后国家才强大。虽然看起来弱小，我必定说它还存在。

治理国家的君主兴起，必定有首先诛杀的对象。首先诛杀的，不是说盗贼，也不是说奸邪。这两种恶行，是一时的大害，但不是政治混乱的根本。政治混乱的根本，在于下级侵夺上级的权力，臣子使用君主的权术，内心不畏惧当时的禁令，行为不遵守当时的法律，这是大乱的根源。孔子代理鲁国相国，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门人进谏问道：“少正卯是鲁国闻名的人，您执政却首先诛杀他，难道没有失误吗？”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他具备五种恶劣的品质，而盗窃奸邪不在其中。一是心思通达却阴险，二是行为偏颇却固执，三

译是言语虚伪却善辩，四是记忆力强且博学，五是顺从错误却加以润色。这五种品质，一个人只要具备其中一种，就免不了被君子诛杀。而少正卯兼而有之，所以他居住足以聚集门徒形成群体，言谈足以粉饰邪恶迷惑众人，记忆力强足以反驳是非独立行事，这是小人的雄杰，不可不诛杀。因此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正，姜太公诛杀华士，管仲诛杀付里，子产诛杀邓析，史付这六个人，虽然时代不同但心意相同，不可不诛杀。《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实在令人畏惧。’《论语》说：‘佞辩可以迷惑鬼神。’有人问：‘鬼神聪明正直，谁说能被迷惑？’回答说：‘鬼神确实不被迷惑，但这正说明佞辩的巧妙，无孔不入。’佞辩的人，虽然不能迷惑鬼神，但迷惑人心是明显的。探知人的内心，揣度人的欲望，顺从人的嗜好，而不敢违背，把人引入邪恶而谋求利益，人喜欢听自己的赞美，他善于宣扬；人厌恶听自己的过错，他善于掩饰。在眉眼之间获取人心，在言行之前迎合心意。《论语》说：‘厌恶紫色夺取朱色的地位，厌恶利口颠覆邦国。’这话足以令人畏惧，但终身不能醒悟，危亡接踵而至。

老子说：‘用政治治国，用奇谋用兵，用无为取得天下。政，就是名法。用名法治国，万物不能扰乱；奇，就是权术。用权术用兵，万物不能抵挡。凡是能用名法权术来矫正抑制残暴之情，就已经无事可做了。已经无事，就得到天下了。所以失去治理就依靠法，失去法就依靠兵，以求无事，不是为了取得强大。取得强大，那么柔弱的人反而能制服他。’老子说：‘百姓不害怕死，怎么能用死来恐吓他们？凡是百姓不害怕死，是因为刑罚过重。刑罚过重，百姓就不依赖生存，生存无所依赖，看待君主的威严就像看待草木一样。刑罚适中，百姓就害怕死，害怕死是因为生存值得快乐。知道生存值得快乐，所以可以用死来恐吓他们。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臣下应该谨慎的。’

田子读书说：‘尧的时候天下太平。’宋子说：‘圣人的治理达到这种地步吗？’彭防在旁边，越级回答说：‘是圣法的治理达到这种地步，不是圣人的治理。’宋子说：‘圣人和圣法有什么不同？’彭防说：‘您混淆名分太严重了。圣人，是从自己出发；圣法，是从道理出发。道理出自自己，自己不是道理；自己能产生道理，道理不是自己。所以圣人的治理，是独自治理；圣法的治理，就没有不治理好的。这是万世的利益，只有圣人能概括它。’宋子仍然困惑，向田子质问。田子说：‘彭防的话是对的。’

庄里的老人，给长子取名叫‘盗’，给小儿子取名叫‘殴’

译。盗出门，他的父亲在后面追赶呼喊说：‘盗！’官吏听到，于是捆绑了他。他的父亲呼喊‘殴’，示意官吏，但声音急促转不过来，只说‘殴’，官吏于是殴打他，差点打死在大街上。康衢的长者，给童仆取名叫‘善搏’，给狗取名叫‘善噬’。宾客三年不过他的门，长者奇怪而询问，才如实回答，于是改正了名字。宾客往来如常。郑国人称未经雕琢的玉为璞，周人称未经风干的猪为璞。周人怀揣着猪对郑国的商人说：‘想买璞吗？’郑国商人说：‘想买。’拿出璞来看，原来是猪，于是推辞不要。

父亲对儿子，命令有必定执行的，有必定不执行的。休弃贵重的妻子，卖掉心爱的妾室，这是必定执行的命令。接着说：‘你不许怨恨，你不许思念。’这是必定不执行的命令。所以作为上级的人，必须谨慎所下的命令。凡是人富裕就不羡慕爵禄，贫穷就不畏惧刑罚。不羡慕爵禄，是因为自我满足；不畏惧刑罚，是因为不依赖生存。这两者是国家的严重问题，却不知道防范的方法，所以命令不能执行，禁令不能制止。如果命令不能执行，禁令不能制止，就无法治理。无法治理，就是君主空有其位，徒有其名，危乱可以立即等待。现在如果让爵禄之后才富裕，那么人必定争着尽力侍奉君主。如果刑罚之后才贫穷，那么人都畏惧罪恶而向善。所以古代治国的人，不让百姓自己决定贫富，贫富都由

译尹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