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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潜书》

上篇上

辨儒

佛家大瓠（沈麟生）经过唐子的家门，进去向他请教。唐子很高兴，煮了麦子给他吃，并和他谈论了一整天。大瓠说：“您是天下明辨是非的士人，然而却没有学习大道。”唐子说：“学习大道是怎样的呢？”大瓠说：“儒家是世间的宗法，自身是众人的表率，内心是事物的根本。君子想要改变世道，必须确立其宗法；想要端正众人，必须端正自身的表率；想要使众人向善，必须致力于根本。讽诵《三诗》，推演卦象，秉持礼制，明辨《春秋》中的邪正，这些都是用来约束身行的，也都是用来涵养心性的。审察人伦的准则，探求性命精微的奥义，扎根于诚信的境地，往来于仁义的道路。尧舜虽然遥远，但追随他们就像踩着他们的足迹，站立他们身边就像重合他们的影子。像这样的人，活着是百姓的老师，死后配享先师的祭祀。言语合乎法度，行为合乎规矩，流传于无穷后世，这难道不是有道的君子吗？这就是古人之所以日夜勤勉，直到老死也不疲倦的原因。”唐子说：“您的话确实美好。虽然如此，圣贤的言论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这是为了补救时代的缺失。不模仿古人行事，是为了达到真实。从前先师去世后，各种言论乖离分裂，自从宋朝以来，圣贤的言论大兴，于是从事于过去的端绪，但在建树功业方面却没有听说。如果不辨析这一点，那么您美好的言论也就成了空话了。”大瓠说：“从宋朝到明朝，圣贤的言论大兴，百家学说全部消亡，没有误入异端邪说。大贤先生，高出世俗值得效法，功劳不可谓不大。而您偏偏认为没有功劳，这是什么说法呢？”唐子说：“我听说鲁哀公的时候，齐国大举发兵攻打鲁国，季孙站在朝廷上，嘱咐各位大夫谋划将领的人选。各位大夫都说：冉求可以担任。于是季孙推举他作为将领，与齐国人交战。冉求不能胜任将领，鲁军大败，损失战车三百辆，甲士五千人。季孙想要诛杀冉求，冉求害怕而逃奔楚国。不久田常想要攻打鲁国，子贡请求出使救鲁。孔子制止他说：“我的道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子贡不听，前往游说吴国和晋国的君主，通过困住齐国来保全鲁国。吴国和晋国的君主不信任他，反而私下与田常勾结。田常大怒，把子贡抓来要杀，军队逼近城门。鲁国的君臣系颈请降，献出三座城邑来解除攻伐，然后田常才释放了他们。在这个时候，鲁国几乎灭亡。”大瓠惊讶地说：“我在书传中没有听说过这些，您从哪里听来的呢？”唐子说：“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从前宋朝国土日益缩小，流窜于吴越之地，后来各位儒者相继兴起，用正心诚意的学问匡扶他们的君主，改变他们的风俗，金人畏惧他们，不敢向南侵犯。于是前往征讨，不杀戮一个士人，不伤害一个士兵，不浪费一支箭，不刺出一支矛，宋人卷起铠甲而逃跑，金人倒转兵器而奔逃，于是向北夺取幽州，向西平定西夏，东西开拓土地数千里，增加了先帝疆土的十二三。您听说过吗？”于是大瓠大笑说：“您开玩笑也太过分了！”唐子说：“不是开玩笑，请让我为您郑重地说可以吗？冉求的学问多毛病，应该像没有功劳的样子。各位儒者的学问，像锡能反射百种火光，可以做百世的老师，应该像有功劳的样子。然而得失相反，功业相差甚远。我曾经在长子做官，听说上党的人参，是天下的良药。命令医生献上来。它的形状枯槁而细长，颜色像白土一样白，说这种东西的生长，变化已经很久了，吃了它虽然也有补益，但不能治愈羸弱的疾病。奇怪啊，同一个山谷，同样的根叶雨露，过去是良药，现在却不是美草。古代的儒者，是过去的上党人参。后来的儒者，是现在的上党人参。”

大瓠说：“我听说儒者不计算功劳。”唐子说：“不是这样，儒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平定动乱、铲除暴政、安抚百姓。如果儒者不谈功劳，那么舜不必降服有苗，汤不必平定夏朝，周文王周武王不必平定商朝，禹不必治理水土，后稷不必使谷物丰茂，伯益不必开辟原野沼泽，皋陶不必治理兵刑，龙官不必安抚宾客和远方之人，吕望不必出奇谋，孔子不必复兴周道，孟子不必在齐国称王，荀况不必谈论军事。这些圣贤，只是保全自己，这与普通男女有什么区别呢？您说内心是事物的根本，请让我用重视根本的比喻来说明：那些种树的人，厚厚地培土护根，早晚浇灌，每十天施肥，他们不怕勤劳，是因为花朵可以观赏，果实可以食用。如果种了树不开花，开了花不结果，何必重视无用的根，不如挖出它的根来烧火。心也是如此，事情办不成，功业不建立，又何必重视无用之心？不如抛弃它而放任它。树木有根，没有不生长结果的。人有心，没有不运用成功的。如果现在的做学问，将使刚强的人变得软弱，通达的人变得拘谨，忠信的人变得固执，笃厚的人变得迟钝，直率的人变得纷乱，上天本来生出人才，做学问却败坏了他们。”

大瓠是儒者，好学多闻，善于写楚辞风格的诗文。他的父亲不得善终，他逃入佛门以躲避灾难。后来唐子去见他，想有所言说，让他权衡一下，但大瓠却病重将死。

正心诚意，是学问的根本。古人正心诚意就成为圣人，后人正心诚意就成为拘泥的儒生。修养心性的方法，是说不要追求利而要思考义，不要欺诈而要主张诚。义就是一个义，诚就是一个诚。诚和义虽然是一回事，然而有分别，不要用义与利来辨别，要用义与义来辨别。不要用诚与诈来辨别，要用诚与诚来辨别。鸡蛋是白色的，野鸡卵有花纹，这容易辨别。鸡蛋与鸡蛋就没有区别。在孵化之时，看它没有形象，摸它没有形状，哪有雌雄的区别呢？然而雌雄已经不同了，孵化雄鸡的是圣人，孵化雌鸡的是鄙陋的儒生。有宋襄公的义，有周文王的义。有尾生的信，有季路的信。何必一定要在泓水交战才是宋襄公，在崇地交战才是周文王呢？那些整天默坐，整天做事，整天读书，思想所专注的，内心所存留的，宋襄公与周文王的区别已经种在内心了。没有孵化雄鸡变成雌鸡，孵化雌鸡变成雄鸡的道理。

译心的发动，有喜爱、厌恶、是非的作用，有忠诚、信实、仁爱、正义的道理。有作用之信实必定不愚昧，有作用之仁爱必定不懦弱，有作用之正义必定不固执，区别如同黑白分明，别人尚未知晓，自己已经明白。阳气潜伏于穷尽的亥月（十月），萌发于微小的子月（十一月），这是震雷澍雨的根源。信实之人不欺骗仆妾，不欺骗孩童，这是驯服暴徒、降服蛮夷的根源。仁爱之人不忍心杀生庖厨，不伤害冬眠宿藏之物，这是恩泽覆盖四海的根源。正义之人不贪图利益，不遮蔽爱心，不顺从邪恶，这是诛灭暴乱、安定天下的根源。君子既然获得了这些根源，又善于培养它们。善于培养则根源生长，不善于培养则根源腐朽。丹溪是过去的良医，治疗小便不通的人，助其阴气，用黄檗、知母作为药饵，哪里知道要用三分肉桂呢。心灵是灵动的物体，不使用则常存，小范围使用则小成就，大范围使用则大成就，变化使用则达到神妙，不能让它像静止的水，水静止就不清澈。不能让它像凝固的胶，胶凝固就不融合。从前蜀地蒋里有个好人，喜欢善行而厌恶恶行，诚信而不欺骗人，乡人都信服他。有个富人不用借据就借给他千金，他在陕洛经商，用对待乡里人的方式对待别人，人们都不高兴，三年后耗尽了他的资财而返回。这个人，难道不真诚善良吗，做善事却损失了别人的千金，为什么呢？因为水静止而胶凝固，没有肉桂来引导它。这就是所说的不出乡里的善行。从前阳明子年轻时，有后母多次做不善之事，阳明子为此担忧。女巫来了，阳明子让她告诉后母说：现在有神明与我说话，母亲不要做不善之事，做善事会降下福气，做不善之事会降下灾祸。于是后母急忙改正行为，一天之间就成了贤母。这叫做用狡诈对待亲人，君子以此为病，后来他用这种方法，出奇兵作战，成就了擒获宁王、平定浰头之功。治理心灵的作用，在这里可以看到了。

尊崇孟子

程颐太固执了，孟子说：我是圣人。而程颐却认为他不是圣人（孟子中间有些英气，颜回便浑厚不同）。古人多真实，今人多虚妄，所以古人自知，今人不自知。子路的才能可治理千乘之国，冉求的才能可治理七十乘之国，他们自我期许的，孔子也认可他们。从前公孙丑问孟子说：老师是圣人吗？孟子说：圣人，孔子都不自居，这是什么话呢。不自称不圣而推辞，是因为孔子所不自居的，大概也是不敢自居罢了。公孙丑没有理解，说：那么老师安于颜渊的地位吗？孟子说：暂且放下这个。道的进步要舍弃那些超过的痕迹，台阶的上升要舍弃那些超过的级数。舍弃的，就是超过的。超过颜渊的，是什么人呢？

猛虎在深山，百兽震动恐惧，哪里知道它见到麒麟就伏下呢。麒麟是善兽，可以手挽它的角而指数它的牙，人们看它，以为是虎的肉，而不知道它能伏下虎的原因。麒麟和虎没有相遇，圣人是麒麟，奸雄是虎。世上没有圣人，或者有圣人而不被任用，因此奸雄无处伏下而称霸天下。从前孟子的时代，天下强国七个，秦孝公在西陲发愤，布施恩惠，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赏功，西面斩杀戎王，南面攻破强楚，像虎一样注视着六国，用狡诈来成就霸业。六国的人，君臣危惧，异谋并进，向西等待秦国。燕昭王笃信任用贤才，韩昭侯明于治国，赵武灵王以骑射雄踞北边。苏代、陈轸之类，奇计莫测。白起、赵奢、乐毅之类，神于用兵，所向无敌。在这个时候，人们都习兵而熟战，以甲胄为枕席，以行阵为博弈，智谋之士率领使用他们，张军百万，转战千里，伏尸满野，血流漂杵。七雄并角，其势不能相下。评论者审察当时的形势，认为即使姜太公复生，也不能轻易平定。然而孟子却说：以齐国称王如同反手一样容易。称王者，必定要使秦孝公、燕昭王、赵武灵王之类，籍没他们的土地人民，稽首为臣，诛赏惟命是从。白起、赵奢、苏代、陈轸之类，闭口而不能谋，投戈而不敢较量，化狡诈为善良，柔化雄强为雌弱，而后天下可定，齐国可王。呜呼，难道不神奇吗！不是圣人而能这样吗？

天下没有比仁更强的，有行仁而无功的，是没有充实仁的量。水，能载舟。其不能载舟的，是水浅。仁能服人，其不能服人的，是仁小。仁大的，没有强暴不顺从，没有欺诈不依附。说仁胜天下，鄙人都会笑。愚者见形，智者见心，礼仪揖让不能抵挡刀刃，儒服不能抵御箭矢，这是形。刀刃不刺我，反而为我操持，箭矢不伤我，反而为我发射，这是心。

战国注重形，圣人注重心，怎么看到这样的呢？天下有心至而身不能至的有四类：幼童在幼年，妇女在内室，黎民在乡土，三军之士在将领。这四类是依靠他们为国的，然而心至而身不能至。贤才是这四类的舟车，去掉他们则四类都离开而国亡，回归他们则四类都回归而国兴。所以圣人得人心，从贤才开始。请在一室之中设为两国的形势，看那国：君疑臣猜，征伐频繁法律严峻，老幼饥寒，夫妻离散。看这国：君明臣忠，上下和易，老幼饱暖，养生送死无憾。那白起、赵奢、苏代、陈轸之类，是跟随那国呢，还是跟随这国呢？那几个人，也想得君就功，置办田宅留给子孙罢了。难道乐意处在不可测的朝廷，获取难保的富贵吗？他们来归附恐怕晚了无疑。贤才既归，那秦孝公、燕昭王、赵武灵王之类，断臂折翼，不能自立，叛逃则被擒，归顺则为侯，哪里需要计算呢！反手之言，确实如此。

译孟子的学说，在于涵养正气从而使内心不为外物所动。如今人的脚所踩踏的地方，横向不超过两寸，纵向不超过七寸。这两寸七寸之外，都是多余的空间。那些测量山梁的人，山梁宽不过二三尺，难道不能安放脚步吗？然而下面临着千仞深不可测的深渊，让胆小的人走过，就会惊恐眩晕想要坠落，这并不是脚力虚弱，而是心不能掌控脚。冶炼工人用来鼓风的器具，南方用木箱，北方用皮囊，提起皮囊鼓动它，风就强劲火势就猛烈，熔化五种金属铸造各种器物，皮囊的用处很大了。如果有能容纳锥子的缝隙，就会压抑其中使内部空虚，鼓动它也没有风，器物也就无法铸成。这并不是皮囊不够用，而是气没有充满皮囊。心不能掌控脚就不能经历险境，气不充满皮囊就不能铸成器物。承担天下的重任也是这样，气大则心定，心定则才力充足，这确实是经历险境而取得成功的方法。

宗孟

本性具备天地万物，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谈论。然而必须真正看见天地万物在我的本性之中，必须真正能以本性契合天地万物，就像头手脚趾，都按照我的意愿到达，像这样，才叫做能够穷尽本性。《系辞》和《中庸》广大精微，进入其中探求，虽然有方法，却难以找到关键。本性本来在我，整天谈论本性，最终却不认识本性所在，于是探求本性的人就不知所措了。孟子则告诉他们：本性不是别的，就是仁义礼智。于是探求本性的人就有了依据。

仁能救济天下。以尧舜为标准，义能制约天下。以商汤周文王为标准，礼能规范天下。以周公为标准，智能周全天下。以五位圣人为标准，一定要像五位圣人那样四德才完备，守着一隅而不能遍及，有具体形态而不能充实。虽然有前人的言论和事迹，遵循着去做，都是抄袭获取，终究不是我自己拥有的，最终不能保全自己的德行。于是践行仁义礼智的人又不知所措了。孟子则告诉他们：仁义礼智不是别的，就是人心。天下难道有没有心的人吗？四德是我自己本来就有的，不是从外面灌输的。于是践行仁义礼智的人就知道了遵循的方向。

心这种东西，显现到极隐微，细微到极宏大，圣人对四德，神妙变化无穷。普通人对四德，追求远大就会陷入泥沼，寂静地主张静止不动，坚定地屏除欲望如同对待盗贼。外表专一而内心纷乱，外表纯粹而内心杂乱，真假无法分辨，最终不知道心在哪里。于是探求心的人又不知所措了。孟子则告诉他们：人生共同拥有的，是良知。小孩知道爱父母，稍大知道尊敬长辈，同情、羞恶、谦让、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推究这四种开端来探求四德，不违背不造作，顺应自然，具备而没有缺失。于是探求心的人就知道了遵循的方向。

良知在我这里，不像外物，寻求它却得不到。而不能达到良知，不是不努力，而是混杂了嗜好，拘泥于礼义，虽然是我本来拥有的，如同观看景物模仿形状，明明看见它是良善的，最终却不能拥有它的良善。于是致良知的人又不知所措了。孟子则告诉他们：造道的方没有别的，贵在自得。父亲得到的，不能作为儿子得到的。老师得到的，不能作为学生得到的。疾病在自己身上，饥渴在自己身上，治疗疾病，适宜饮食，我自己知道，不能专门依赖讲习。于是探求致良知的人就知道了遵循的方向。

心体性德既然已经自我修养，天地万物为什么一并治理？一定要施行于政事然后才能通达。从前尧舜治理天下，教化他们他们就行动，教导他们他们就顺从，不奖赏而能劝勉，不刑罚而能改正。后世教化他们却多顽固，教导他们却多违犯，奖赏惩罚却不认为能惩戒劝勉，于是执政的人又不知所措了。孟子则告诉他们：尧舜的治理没有别的，就是耕种除草，养蚕缫丝，养鸡猪狗。百姓既然富足，就不想犯上作乱，然后教化可以施行，赏罚可以执行。于是探求治理的人就知道了遵循的方向。

学问由自得，那么得到才是真得。良知可以致，本心才能显现，仁义礼智都成为实际的功效。直接探求本性本体，总括一切没有遗漏，更没有疑惑错误。施行于天下，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如同处在同一房间，各自满足其欲望。阴阳顺逆，人气所感应，百姓既然安定，邪气消散，那么地上没有山崩水溢的变故，天上没有长期干旱或长期下雨的灾害，万物繁育，都得到它们的生存。这都是心所贯通的，不是别的事情。尧舜以来，传道都以传心，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谈论，而道最终不能明晓，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知道心，但学习不专一，探求不专注，如同天象全部显现却没有抓住关键。陆子静读孟子而自得，确立大的方面而小的方面不能动摇。阳明子专一致良知，平定动乱处理谗言，没有不通达的。这两个人都能抓住关键。学问之道，必须找到进入的门径。如果找不到进入的门径，错误地从外面进入，不从里面出来，圣人的道广大了，失去本心，只看到形象，如同泛舟大海看不到边际，那对自己的本性怎么办呢！那对他人的本性怎么办呢！那对万物怎么办呢！那对天地怎么办呢！

法王

阳明子有圣人的学问，有圣人的才能，自孟子以后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孔子的教化，主要在于忠恕，就是心为忠，对人可恕，容易知道容易做到的，无论聪明愚笨都可以举脚跟随。然而容易实际上不容易，因为世道日益下降，古代的风气淳朴，现在的风气浅薄，古代的习气浅，现在的习气深。所以古人的心像镜子蒙尘，现在的人的心像珍珠投入大海。本心既然丧失，客心篡夺而成为主宰，嗜欲内在胶结，人与己外在隔绝，用这样的心去求忠恕，如同登山捕鱼、入水捕雀。求忠恕不就是求心吗？然而有间隔。忠恕是作用，心是本质，没有本质何来作用。古人心在，所以求忠就是忠，求恕就是恕，现在人心亡，所以求忠却不是忠，求恕却不是恕。各位儒者的言论都各有心得，然而让听到他们言论的人，用已经丧失的心，去符合他们的言论，开始就错了，把影子当作形体；转而既成之后，把假的当作真的。如同把石头当作玉，雕琢的功夫虽然巧妙虽然勤奋，终究是坏器物，是因为本质不好的缘故。

译阳明子起初用尽全力去探究外在事物，很久都没有结果，于是不再向外寻求，转而向内探求本心，有一天忽然有所领悟，融会了众圣人的学问，尊崇孟子的言论，并执守“良知”作为关键枢纽。幼小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爱戴父母的，这并不是教导他们爱父母才这样的。等到他们长大，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这并不是督促他们尊敬兄长才这样的。天下的孩童都是相同的，扩充爱父母的心，仁德就没有不周全的；扩充尊敬兄长的心理，义理就没有不适宜的，那么前后的圣人也不过如此罢了。这良知，乃是江汉的源头，不是积聚的雨水，哪有枯竭而不能通达大海的呢？上天造人，有形体就有心灵，有耳朵就必然能听，有眼睛就必然能看，有鼻子就必然能闻，有嘴巴就必然能尝，有手就必然能拿，有脚就必然能走。听是心在听，看是心在看，闻是心在闻，尝是心在尝，拿是心在拿，走是心在走。形体完整而没有残缺，就知道心灵完整而没有残缺。尧舜没有残缺，我也没有残缺，所以即使是愚昧的平民百姓，是非自然能辨别，必定不会把对的当成错的、把错的当成对的；善恶自然能辨别，必定不会把善当成恶、把恶当成善。心里知道是对的却背离正确而甘愿错误，心里知道是善的却背离善良而顺从邪恶，这难道是心的本来面目吗？是被利欲遮蔽了。寒浞、后羿篡夺国家，正义之心依然存在；盗跖杀人，仁爱之心依然存在。酉时卯时白天昏暗，日光依然存在。自从良知的学说提出，让天下那些心灵蒙昧的人由此去探求，就像在夜晚旅行，眼睛看不见，分不清东西方向，鸡再次啼叫，环顾四周稍微有一点亮色，就知道太阳将从这里升起。微亮的天色，是太阳显现的端倪；良知，是心灵显现的端倪。把握这个去推行，正直而不弯曲，显明而不隐蔽，就像走在宽阔的大道上，再也没有其他的岔路。所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是因为人人都可以明悟本心。孔子用忠恕之道建立教化，就像开辟茅草形成道路；阳明子用良知辅助教化，就像引导迷路的人走上道路。如果孔子再次兴起，一定不会改变阳明子的言论了。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学。

才能形成于学习，夏商周三代以后很多超过常人的才能，都是天生的资质，不通过学习获得，经历的事情多而见识敏锐，也可以平定动乱，也可以安定国家。其中也有喜好学习的人，但只能遵循规范言语和行为，得到圣人的皮毛，心的本体没有透彻。就像拿着蜡烛不能照亮远处，就像从井里打水不能广泛滋润，所以他们所做的，有的偏于刚强，有的偏于柔弱，有的擅长这方面而短于那方面，有的顾及了五而遗漏了十。虽然有时能达到小康，终究不是良好的治理。这就是周公之后没有宰相的原因。

阳明子专门致力于推致良知，一以贯之，明亮如同日月，经历危险和危难，四通八达而没有阻碍。体现在行事上，让人人都能发挥其才能，考虑事情都能得其适宜，处于患难中能保全其作用，遇到小人而不失去正道，顺势而行，最终保全其功业。考察他的作为，大体类似周公。明朝拥有天下，也令人感慨：做君主的不是强悍就是昏庸，做臣子的不是迂腐就是结党，险恶的智谋在朝廷上接连出现，宦官专权滔天无忌，可惜阳明子没有做宰相。如果让他做宰相，君主信任专一，像成王对待周公那样，一定能启发君主的昏庸，感化君主的强悍，解散党羽驯服邪恶，不张扬而暗中消除。这确实是圣人的才能！

虚受

阳明子有圣人的学问，有圣人的才能，却没有圣人的德行，不能不仔细考察。说他没有圣人的德行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轻视孔子而自认为擅长军事。舜不及尧，禹不及舜，商汤周武王不及禹，尧舜禹汤武不及孔子，这在书籍中记载得很详细，在孔子、孟子、子思的言论中也很明白。而阳明子却反过来说：尧舜价值黄金万两，孔子价值黄金九千两。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标准衡量而判定轻重如此的。如果有人独具神智，观看泰山，却说泰山的土比华山重几斤两；观看华山，却说华山的土比泰山重几斤两，人们会相信他吗？阳明子衡量尧和孔子，似乎与此类似。

军事是国家的大事，周公说：要整顿你们的军队，正行天下，直到海边，没有不服从的。圣人没有不懂军事的。孔子所慎重的是战争，面临战事就恐惧，喜欢谋划而成功，说：我作战就能胜利。他谋划讨伐陈恒，能用鲁国的弱小战胜齐国的强大，所以冉有说：我使用军事是向孔子学的。况且圣人没有不能的，不学习就没有不利的。而阳明子却说：面对刀杀人这种事，不亲身练习就不能。孔子说军旅之事没有学过，也不是谦虚的话。这是什么话呢？擒拿一个区区小贼，就用来傲视孔子，说孔子价值九千两黄金，是孔子有所不足！说没有练习军事，是孔子有所不能！认为孔子有所不足，必定有能补足的人；认为孔子有所不能，必定有能的人。他的傲慢也太厉害了。所以说他没有圣人的德行。

学问之道贵在能谦卑待人。能谦卑待人，谁不乐意把善道告诉他。池沼低洼，所以一隅的水流向它；江汉低洼，所以一方的水流向它；海洋低洼，所以天下的水流向它。从开始学习直到成为圣人，都不脱离这个原则。从前郭善甫（郭庆）和他的徒弟良善从楚国到越国，向阳明子学习，途中争论不停，把他们争论的问题去请教阳明子。阳明子不回答他们争论的问题，而是指着盛粥的容器对他们说：容器低洼才能盛粥，几案低洼才能承载容器，楼低洼才能承载几案，地低洼才能承载楼。只有低洼才能宏大。这是至善的言论啊。为什么他们的言论与此不同呢！傲慢是人的通病，不仅是普通人，圣贤也害怕不能避免。所以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舜成为圣人尽善尽美，禹成为圣人毫无间隙，以毫无间隙的圣人向尽善的圣人进言，难道是喜好直言的名声而做这种必定不会发生的防备吗？大概一定有深刻的见解。普通人的傲慢，表现在可见的容貌上；圣贤的傲慢，表现在看不见的细微处。意念之间，自认为满足而显现出满足，超过别人而显现出超过别人，这就是傲慢了。满足而不认为不足，超过别人而不认为不如别人，这就是傲慢了。所以孔子回答鄙陋之人的问题，而自认为空空无知；不被酒困扰，是庸人的善事，而自认为未能做到。他的心如此，所以能接受广大，达到至高无上，而与天地相准。孔子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我们应当如何？他的志向，必定要达到尧孔的境界而毫不谦让；他的心态，看待愚夫愚妇的一言一行，有我所不及的地方，有却像没有，进取却像退让，然后才可以做学问。师友的话，必定期望于大的方面。然而人心多傲慢，得到一寸当成一尺，得到一尺当成一丈。想要进取于大，还没有见到其大，先成就了傲慢。有因为圣人的话而败坏德行的，甚至有因为圣人的话而背叛大道的。衡量标准不精，危害很大。阳明子，是我愿意学习的，却对此兢兢业业，是担心不善选择他的话，徒然助长傲慢，以此自我考察罢了。

译知行

息关蔡子（方炳），他的父亲忠襄公（懋德），曾经梦见阳明子，并向他请教大道。息关因此画了一幅图，把自己画在侍立一旁的位置，请求唐子有所阐发并为之题词。于是题词说：凡是求道的人，忧患在于大道没有门径可循。既然知道了门径，忧患在于自身不能到达。《诗经》说：逆流而上去追寻他，道路险阻又漫长；顺流而下去追寻他，仿佛就在水中央。逆流而上而道路险阻，是因为不知道他在哪里；顺流而下而仿佛就在眼前，是知道他在哪里却未能立刻到达。那些不畏惧身体劳苦而上下往返的人，他们求道可以说是勤勉了，但最终望着他好像看见了，却不能亲身到达他身边的人侧，这是为什么呢？是没有得到所应遵循的大道啊。这样的人，即使生在鲁哀公的时代，游历于东鲁的邦国，追随在孔子的门下，也如同身体没有离开戎狄之地一样。《蒹葭》中的话，是我所感到羞耻的。《尚书》说：凡人没有见到圣人时，好像不能见到；既然见到了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的道路。既然见到了圣人，就在圣人的身边，不同于被水阻隔了。在这个时候，听到圣人的言语，看到圣人的行为，就像渠道引导水流，船帆遇到顺风，无往不利，为什么还不能遵循呢？不能遵循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没有得到所应遵循的大道啊。这样的人，即使进入孔子的门下，跟随在颜回、子路之列，每天看见圣人的容貌，也如同没有看见一样；每天听到圣人的言语，也如同没有听到一样。《君陈》篇中的话，是我所遗憾的。大概他们只知道圣人在水的中央，却不知道圣人在自身的中央；他们只知道遵循圣人的圣明，却不知道遵循内心的圣明。不从自身获得而向外寻求，所以虽然在那里却并不在那里，虽然遵循却无从遵循。

阳明子说：良知是我的老师。是非自然明白，依从它而不违背，自然符合大道。就人而言，阳明子是忠襄、息关的老师；就良知而言，忠襄就是阳明子，息关就是阳明子，凡是在践行大道中所见到的人都是阳明子。不在于言语和容貌，各自从内心获得老师，为什么还要感叹大道仿佛在水中央、想要遵循却不能呢！不知道良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有珍宝的人。知道良知却不加以推致的人，是怀有珍宝却不善于使用的人。

甄虽然不聪明，也愿意学习阳明子，而不敢推辞说赶不上，是因为信服知行合一的教诲。知和行分为两件事，虽然知道却如同不知道，虽然推致却如同没有推致。知行合一，是推致良知的实际功夫，即使是弱者也能做到，即使是愚者也能达到。为什么呢？喜好就像喜欢美味的食物和温暖的衣服，厌恶就像讨厌粗劣的食物和单薄的衣服。知道它甜美，这是知；知道它甜美而吃它，这就是行了。知道它温暖，这是知；知道它温暖而穿它，这就是行了。如果知道它甜美却忍着饥饿不吃，等到明天才吃；知道它温暖却忍着寒冷不穿，等到明天才穿，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呢！讨厌粗劣食物和单薄衣服则相反。用这个来比喻知行，那么合一是自然的趋势，分为两件事是自设隔阂的见解。我观看这幅图，反求于内心，不借助于外物。知所在的地方，就是行所在的地方，不改变时间，不需要其他事物，来追随在息关之后，或许差不多吧！

性才

世人知道性德，却不知道性才。向上与天相周遍，向下与地相连接，中间与无数的人物相联系，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权势地位所不能使人心服，政令法规所不能使人顺从，智谋计策所不能获得的，天下没有比这更强的了。形体不能隔绝，种类不能使之不同，险阻不能阻挡，天下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了。大道只有这一个性，难道还有别的名称吗？人人都谈论性，却看不见性的功效，所以就把性那无所不能的作用另外称为才。另外称为才，似乎有分歧的见解；正是为了穷尽天下的道理，完成天下的事务，没有比才更优越的，只有这一个性，另外称为才，似乎有外在的见解；正是为了穷尽天下的道理，完成天下的事务，都在一个性之内，再没有别的才。

古代能够尽性的人，我尽仁德必定能养育天下，我尽义德必定能裁断天下，我尽礼德必定能匡正天下，我尽智德必定能照亮天下。四种德行没有功效，一定是他的才不充实；才不充实，一定是他的性没有尽。自从孟子以后，没有能够充实性的才的人，性因此晦暗直到今天。有不是性的才，有没有才的性。不是性的才，能小治不能大治；没有才的性，成为小贤不能成为大贤。圣人之道衰微，管仲、商鞅之类的人兴起，也能匡正世道治理百姓，然而暴虐显露，隐藏墨守成规，使百姓形体受拘束、情志离散，齐、郑、秦、韩最终成为动乱的国家。性作为大道，圣人并不多加，众人并不减少，得到也不是真的得到，失去也不是真的失去，即使不是圣人的作为，也都由此发出。然而失去了中正，专一于外在的假借，虽然出于性，已经不是本性，不能用来治理。比如谷物的精气，泛滥成为稗子，春天成为米粉，味道与谷物相同，虽然出于谷物，已经不是正谷。也可以充饥，不可以长期食用。长期食用就会致病。又如星辰的戾气，散开成为彗星，也是明亮的形体，也是悬挂的天象，虽然出于星辰，已经不是正星，不可以长期明亮，长期明亮就会成为水旱兵革的灾害。管仲是稗子，商鞅是彗星，不是性的才，所成就的就是这样。从此以后一千多年，世人不知道性。即使有谈论的，也是偏颇而不纯正。程子、朱子兴起，确实能够穷尽性的本源，以本善来寻求恢复，辨别私欲以达到专一，他们对于孔子、孟子的言论，如同符契相合。这些所得，我则跟随他们；这些我跟随，别人不让我得到，对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大概他们能见性，未能尽性，内外是一个性，外在隔绝了内在，怎么能说尽了呢？

译人有所谓性，性有所谓才，就像火有明亮，明亮有光芒。点燃蜡烛，把它放在厅堂中间，四个角落和上下各处没有不被照亮的，这都是明亮所达到的范围，并非另外借助什么才产生光芒。也有没有光芒的明亮，比如蜡烛熄灭后附着在香条上，满堂宾客没有看不见那明亮的。然而这种明亮照不到众人，众人都昏乱得无法行动做事，不知道几案席位在哪里，不知道东西方向在哪，不知道门户通向何处，人们又怎么能依靠这种明亮呢？如果就借着这明亮去点燃它，还怕没有光芒吗？只是停留在香头，点燃却不引燃，所以虽然明亮却照不到众人。没有才干的性所形成的状况就是这样。性转化为才，本来无所不周遍，为什么圣人能够周遍世间，而后世的儒者只能周遍自身呢？大概善于修养就能周遍，不善于修养就不能周遍。

性统摄天地，具备万物，如果不能辅助天地，不能养育万物，在那方面有缺失，就是自己有了缺失，想要回归没有缺失的状态，必须修养那没有缺失的部分。鸡卵没有雄性的，蜀地人称之为“寡弹”，有个老妇用十个卵交换，卖卵的人欺骗她说五个有雄配五个无雄，孵化出来后，才知道哪些是无雄的。卵这种东西，没有雄性也能成形，前面尖后面圆，外面白里面黄，即使有极其精明的人，也不能察觉哪个是有雄配哪个是无雄。孵化之后，有雄性的孵出小鸡，无雄性的败坏成液体。卵看起来浑然天成，其中缺少雄性而老妇不知道；学问看起来浑然天成，其中缺少雄性而儒者不知道。儒者难道不知道阴阳吗？只是他们的思虑用力只怕不精微，只怕不专一，道理沉滞事情停滞，固守而不生发，于是寻求恢复反而成了剥落，寻求通达反而成了闭塞。十个月之间，阳气虽然存在却不发挥作用，不能疏通土脉、鼓动万物，这就叫做无阳。人心也是这样，心的阳气是怎样的呢？道贵在明亮，明亮源于安静；道贵在通达，通达源于明亮；道贵在变化，变化源于通达；道贵在广博，广博源于变化。发生不息，这就是心的阳气。古代的圣人，把万物看作一体，功业与天地相同，所施行的没有不合宜的，都在于此。道的力量虽然广博，不在广博上征验。虽然依次有推演，实际上具备于由安静得到明亮之中。安静中自足，达到极致的明亮就显现出来。明亮不是它本来的明亮，固守安静就会阻塞；安静得到了真正的安静，极大的明亮就产生了。用车轴来观察安静，用容纳车轴的虚空来观察明亮；用行驶来观察通达，用驾驭来观察变化，用极致来观察广博，轴与虚空相互容纳，直径不过两寸，圆转没有滞碍。九州之远，道路交错不计其数，造车之初，已经包含在两寸直径之内。性转化为才，看这个就不要怀疑了。

谈论性必然要谈论才，因为性居于虚空，看不见条理，而条理都由此产生。比如天道化生万物无数，即使是一株微小的草，取它的一片叶子仔细审视，皮肤的纹理筋络也无数。事物有条理，才能看见天道。尧舜虽然圣明，难道能端坐恭敬沉默，无所施展，让天下的平民百姓每一件衣服每一口饭都能各自满足吗？必定要任命禹治水、稷教农业、契阐明伦理、皋陶治理刑法、后夔掌管音乐，各种职务没有空缺，各种政事没有缺失，才可以成功。尧舜尽性的情况就是这样，后世的执政者，心不明达则事情不通晓，事情不通晓则所见大多违背常理，所行大多拘泥，徒然抱着空洞的性，最终自我废弃。那性有什么用呢！如果真的能反求于性，穷尽它的本体，它的才自然显现。

性浑然没有具体事物，其中具备大同。仁由此产生，如果善于修养，万物没有不同。仁与私相反，如果能够去除欲望达到极致，像匹帛没有细微灰尘的颜色，这可以叫做无欲，不能叫做无私。人们知道人的私心却不知道天的私心，天不是独自专享以自善，这就是天的私心，即使是天也不是仁。仁作为道，内在存留时看不见，外在施行时才看见。心里知道时看不见，事物接受时才看见。流动充满，在宇宙之内没有间隙，这就是它的本体，不仅仅是它的发用。气机不到，萌芽立刻看见它断绝，枝干立刻看见它枯槁。既然断绝既然枯槁，仁将在哪里呢？所以虚空接受不能说成仁，必定道能广泛救济，然后仁在心中完备，通达于天下。

性浑然没有具体事物，其中具备大顺。义由此产生，如果善于修养，没有行为不顺。义与固执相反，没有固定的方向。凡是德行容易识别，只有义最难识别。内在的主宰容易识别，外在的施行难识别。主宰以专一正直，施行以变化，心像秤锤，世像秤杆，秤锤没有固定位置，才得到平衡。坚决固守不改变，叫做石义；张扬名声以使人服从，叫做声义。这两者虽然正当，不可以驯服暴乱安定百姓。人我同一种情，本来没有众多差异，一种情众多差异，就像一根绳子互相打结成为百个结，从中间解开则不可解，牵引拉直各自解开，又成为一根绳子，哪有不通顺的！在这里认识义，然后义才能通达于天下。

性浑然没有具体事物，其中具备大让。礼由此产生，如果善于修养，没有人不让。礼与争夺相反，古代的礼经，后世大多不能实行。不能实行不足以损害礼。礼的缺失，不是仪节文饰度数的缺失，而是争夺的缺失。上古用礼平息争夺，后世用礼助长争夺。君子如果不争夺，那么君子不著名；道德如果不争夺，那么道德不显扬；何况功勋劳绩，何况富贵，何况奸邪！天下大乱，这是根源。在发作时去补救，怎么能补救！懂得礼的人不在于实行谦让先行、作揖让右，而在于心里谦让贤能。崇尚贤能的世道，必定没有真正的贤人。向人显示贤能，耻于像商人贩卖货物；把贤能归于自己，辱于像强盗抢夺货物。世人以贤能为贤，我以不争夺为贤。让德之外，还以什么为贤？谦抑和乐，不学习就形成风气，君子不结党，小人不争斗，即使不议论礼，而礼自然施行于天下。

译本性浑然没有具体形质，其中具备伟大的光明，智慧由此产生。如果善于修养它，万物就没有不通晓的。智慧的本体，如同日月一般，自从在襁褓中长大以来，知识日益加深，遮蔽却日益厚重。遮蔽光明的不是别的，正是我的光明；遮蔽听觉的不是别的，正是我的听觉。我之所以比不上舜，是因为我只有一种光明，而舜有四种光明；我只有一种听觉，而舜有四种听觉。因此我推究一件事物尚且不够，而舜照耀天下却绰绰有余。人的耳目，差别不大，十里之内，分辨不清牛马；五里之内，听不到鼓钟的声音。如果真能效法舜来运用智慧，四海之内人们的祝祷诅咒，贴近耳朵就能听到声音；尚未到来的祸福，睫毛之下就能显现形状。所担忧的智慧不足，在于正气不能胜过诡诈。诡诈的光明不如微小的光明，微小的光明不如偏狭的光明，偏狭的光明不如伟大的光明。伟大的光明所在之处，即使身体没有经历过，事情没有熟悉过，智慧也常常周遍天下。

三种德行的修养，都从智慧入手。三种德行的功效，都从智慧流出。善与不善，虽然细微渺茫，也不难辨别。只要知道它不善就去除它，知道它善就保持它，这就叫作事情完结。用这种方式使用智慧，没有得到智慧的力量。修养德行的人虽然能够达到精微，获得深沉潜藏的境界，其中容易胶着固执。智慧的真正本体，流动荡漾充满充盈，接受方形就成为方形，接受圆形就成为圆形，仁得到它就能贯通，义得到它就能变化，礼得到它就能和谐统一，圣人凭借它能够教化，贤人凭借它能够宏大。那些错误的人，看见智慧自成为一种德行，不拿它来调和各种德行，他们的德行既然形成，仅仅能够充实身体、美化外表，看不到发挥作用。用智慧调和德行，德行才变得神妙。因此三种德行的修养，都从智慧入手。人本来与我相同，等到积累小到大，积累近到远，就有不同了。

世上有坚守一个官职、治理一个县邑而被称赞为善的，但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却没有听说过。大概大小形势不同，远近人情不同，怎么能把天地缩小为三里见方的城池，怎么能把万物缩小为三百户的百姓？德行虽然极其纯粹，达不到远大，都是智慧不能引导的缘故。没有智慧来引导，即使效法尧舜的仁，也不能广泛地爱人；即使实行商汤周武王的义，也不能使暴虐者顺服；即使学习周公的礼，也不能率领世人。有智慧来引导，即使是不折树枝那样的仁，它的仁用不尽；即使是不杀枭鸟那样的义，它的义用不尽；即使是不先于长者那样的礼，它的礼用不尽。因此三种德行的功效都从智慧流出，这是大的关键和要点。阳气发生，轴心虚空相互承受，这两个比喻大概取自于此。

性功

儒家有三种伦理境界：伟大的德行没有规格限制，伟大的教化没有边界，这是上等的伦理。上等的伦理如同太阳；没有遭遇不彰显，没有方向不利，这是次等的伦理。次等的伦理如同月亮；自己独自光明，别人都昏暗，这种伦理是下等的。下等的伦理如同星星。也有不属于伦理的，不属于伦理的如同萤火虫，萤火虫不能扰乱星星，不必去辩驳。太阳上升，天地山河没有隐藏的形象，厅堂房舍的幽暗角落没有隐藏的区域，青黄交错没有隐藏的颜色。上等的伦理就是这样；月亮上升，九州的道路可见，各方的车马可行，众农夫的农具可施，鸟兽的栖息可兴。次等的伦理就是这样；星星本体并非不明亮，明亮不向外发光，光并非不照耀，照耀不能远达。不能代替太阳，不能辅助月亮，万物无所依赖，不如树立蜡烛可供居住，不如悬挂灯笼可供引导。下等的伦理就是这样。用形象取比喻，日月星有不同的本体。用心取比喻，日月星只有同一光明。只照亮自己就是星星，惠及万物就是日月。成为日月光明的，能照亮一间屋子，就能照亮一座城。能照亮一座城，就能照亮一个国家。能照亮一个国家，就能照亮东西南北亿万里。照亮一间屋子就使这间屋子的耳目心身顺遂，照亮一座城就使这座城的耳目心身顺遂，照亮一个国家就使这个国家的耳目心身顺遂，照亮东西南北亿万里就使那些地方的耳目心身无不顺遂。

成为星星光明的，智慧穷尽经纬，学问穷尽度数，哪里比得上日月；品格绝除尘垢，本体建立峻洁，哪里比得上日月。谁不尊重他的贤能、仰慕他的德行！虽然贤能虽然德行，却没有尺寸的光明来降临下土，来恩惠营生、劳作、飞翔、奔跑的万物？天上有三种光明，人心也有三种光明。人心的三种光明可以成为星星，可以成为月亮，可以成为太阳，为什么只做星星而不做月亮不做太阳？尧舜孔子是太阳，禹文王伊尹周公颜渊孟子是月亮，后来的儒者是星星。辩者常说：“圣贤没有权位，不能考核功绩。孔子孟子有什么功绩？”没有比这更不智慧的了！孔子是夜晚的太阳，孟子是白天的月亮，说两位圣人没有功绩，就像在夜晚谈论太阳说太阳没有光，在白天谈论月亮说月亮没有光。说后来的儒者得到权位也有功绩，就像在白天谈论星星说星星也能照亮万方。

现在的制度，朝廷宾客的服饰必须束丝带，丝带长五尺，缀以锦包，缀以佩刀，缀以左右叠巾，绕后结前而垂下穗子，这才是有用的带子。如果有愚者把五尺切成两个二尺五寸，拿着到市场上卖，围起来不周全，结起来不得当，缀饰不称量，市人一定会嘲笑而不买。那么即使是美丽的带子，切断了就不成为带子。修身和治理天下是一条带子，只取修身，割裂治理天下，不成治理天下，也不成修身。达到中和养育万物是一条带子，只取达到中和，割裂养育万物，不成养育万物，也不成达到中和。克制自己天下归仁是一条带子，只取克制自己，割裂天下归仁，不成天下归仁，也不成克制自己。孝悌忠信拿着木棒打败秦楚是一条带子，只取孝悌忠信，割裂拿着木棒打败秦楚，不成拿着木棒打败秦楚，也不成孝悌忠信。如果把切断的两个二尺五寸的带子接续成五尺的带子，可以围可以结可以缀，两端的穗子茂盛，但中间有接续的脊骨，终究不成其为带子。大道既然分裂，身体自为身体，世界自为世界，这里不贯通那里，那里不根植这里，强行合为一，虽然或许能小康，终究不成治理。这是为什么呢？身体和世界是一气，如同生成的丝；身体和世界是一治，如同织成的带子；不分彼此，怎么可以断续！又譬如织带的人在织机上引五尺的丝，只织成二尺五寸，另外二尺五寸不加纬线编织，仍然是散丝，只结尾端，又怎么能成带子？用织造的开始比喻根本，用织造的停止比喻末节，工匠专于根本，不能使未织的一半自然成带；学者专于根本，不能使未及的众生自然成治。这是为什么呢？一种形体一种本性，万种形体万种本性，如同一种器皿一种水，万种器皿万种水，器皿虽然有万种，水则是一种。对自己必须穷尽，对别人必须通达。因此道没有两种治理，也不是单一治理。用本性通达本性，怎么会有两种治理；通达难以通达的，怎么是单一治理！父子互相残害，兄弟互相仇视，夫妇互相违背，本性怎么通达？天灾伤害庄稼，人祸伤害财产，冻饿离散不能互相保护，本性怎么通达？盗贼突然到来，攻破城池灭亡国家，屠杀市场毁坏聚落，不得生不得死，本性怎么通达？只明白自己的本性，对世间没有救助，可以成为学者，不可以成为大人；可以成为一职官员，不可以成为天下官员。

译天地刚刚开辟时，只有大道而没有德行，只有治理而没有政令，清静深沉，万物各自修养自身。黄帝关于谷神的著作，被老子称引传述，成为道家的宗祖（意思是“谷神不死”这一句，是老子在叙述黄帝的书）。时运到了尧舜时期，人口日益增多，情欲日益开放，人们不能再与鸟兽混杂居住。黄帝所治理的那种状态，不再适用，于是政教兴起，学问完备，使五谷作为食物，五行作为功用，五教作为秩序，五兵作为防卫，以心为原，以身为矩，来滋润生命、匡正风俗。至于佛教度化民众，则又大不相同：断绝尘世因缘，深入挖掘本真，知晓生死流转的缘故，确立不生不灭的根本。老子讲养生，佛教讲明死，儒家讲治世，三者各不相同，不能相通。强行合并它们是欺骗，比较它们的是非是愚蠢。佛教超出于天地之外，老子超出于人世之外，大众不能超出于天地之外，也不能超出于人世之外，社会的治乱，不是老子和佛教所能治理的，因此乾坤的钥匙，专门归于儒家。所以孔子和孟子谈论道德必定涉及事业，急切地拯救百姓，在混乱的国家中辗转奔波，日夜不得安宁；自身既不被任用，就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种子（明代记载：明太祖洪武帝比喻五经说，豆粟布帛，家庭不可没有）。佛教只讲明死，所以追求真心宝性，把天地山河看作泡影；老子只讲养生，所以追求归根复命，把万物百姓看作刍狗；儒家只讲治世，所以仁爱养育、义理安定、礼制顺从、智慧周遍，天地山河万物百姓，就是成就本性的所在，离开这些就无法尽性。好比一个家庭，门庭房舍童仆婢妾各种器具齐全，才是主人；如果抛弃宽敞的宅第，栖身于野外，就不是主人。舍弃治世而追求尽性，与此有什么不同？现在有些人内在追求精微，对外在事物却像遗忘一样，把天地山河忘得像泡影，把万物百姓遗落得像刍狗，名义上是治世，实际上不是治世，也就不是尽性。儒家曾经空谈佛教而私奉老子，探究他们的作为，我只看到他们的空谈，没看到他们的实际；只看到他们的私心，没看到他们的公心。

学问能够尽性，四通六达，都具备在一个人身上。就像从井里打水，从石中取火，井里没有尽的水，石里没有尽的火，那井只能容纳一个瓮，石头大得像枣子，为什么会有无尽的资源呢？因为天地之间的水通到能容瓮的井里，天地之间的火藏在像枣子大的石头里，水火本来自己就是无尽的，并不是井和石能让它们不尽。世道能任用我，就像每天打水取火，没有求而不足的；世道不任用我，就像不打水不取火，而井里无尽的水依然如故，石中无尽的火依然如故。井通水广阔，所以它的济助也广阔；石藏火广阔，所以它的用处也广阔。现在谈论本性的人，知道它的精微却不知道它的广阔，知道它的广阔却不能达到它的广阔，拘守耳目，禁锢智虑，排斥勋利，惊惧变异，守着自我直到埋没，不如成就一种才能、专精一门技艺，还对治理有益。打破狭隘的认识，才能看见尽性的功夫。

自明

道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都不符合。医书有记载，读医书的人不能让人起死回生；卜筮有记载，读卜筮书的人不能预知吉凶；圣人有记载，读圣人书的人不能治理天下。道在书中，而不是自己获得的吗？所以上古时代没有书而道显现，中古时代书少而道明了，下古时代书多而道灭亡。心如果实，书如泥土，枝叶是从果实长出的而不是从泥土长出的，不从书中自得统一，这就是舍弃种子而向泥土求枝叶。老师也是这样，依靠老师而得到的，不过是用绳墨规范身体，用权度衡量内心，做个君子罢了。能得到的在老师那里，不能得到的在我这里，所以以孔子为父，伯鱼不过是中等资质的儿子；孟子之后一百多年，不及身为弟子，却得到了他的学问而成为圣人。学习天地的道，虽然知道天地，道在天地中，对我有什么益处？学习圣人的道，虽然知道圣人，道在圣人中，对我有什么益处？学习君臣父子的道，虽然知道这些道，道在君臣父子中，对我有什么益处？经过都市的人，看见宝物而欢喜，离开后不能忘记，靠近了却不可取得，宝物不是自己的，就像泥土中的草芥一样。难道不是宝物不可以作为宝物吗？用这个比喻道，道不是自己拥有的，难道不是道不可以作为道吗？

天创造万物，道在万物中而不在天；天创造人，道在人中而不在天。取一个物体，道在这个物体中而不在那个物体中。取一个人，道在我中而不在他人中。身体有眼睛，眼睛有光明；身体有耳朵，耳朵有听觉。道在光明中而不在眼睛中，道在听觉中而不在耳朵中。道在光明的光明中而不在光明中，道在听觉的听觉中而不在听觉中。不理解我话的人，认为这是停滞而达不到通达，孤立而达不到全面；理解我话的人，认为这是停滞所以能通达，孤立所以能全面。园丁砍树来嫁接树，不是木头相互贯通，而是生命相互贯通；巨人肢体痿废，不是身体不相互贯通，而是生命不相互贯通。道分散然后显现形状，道回归不再显现形状，天地为首足，自心为胡越，身世的关系，在这里判分清楚了。多闻多识，比作药食；内在充实内在明亮，比作气血。气血依靠药食，药食不是就是气血，人知道药食不是就是气血，却不知道见闻知识不是就是聪明。心不可以空明，不可以有所倚仗来作为明亮。所见的事情、所遇到的物体、所读的书、所传的学问，都是心的资粮，然而倚仗这四者，心就假借这四者来作为明亮，而本来的明亮就看不见了。本来的明亮看不见，那么学与不学同样失去，学的是与学的非同样失去，学的正与学的偏同样失去。心不能自己看见，就像它的背部；心不能自己知道，就像它的藏匿。然而两面镜子传递形象，背部就可以看见；三根手指按压脉搏，症结就可以知道。这是背部和藏匿还可以看见知道，而心不可以看见知道。思考深入，凝结而成明亮；追求看见坚定，凝结而成形象。对于天性自以为通达其细微，对于各种事务各种物体好像显然有贯通的东西，像这样的人，是心所假借的，不是正心。楚国有个患眼病的人，一天对他的妻子说：我的眼睛幸运了，我看见邻居屋子上有大树。他的妻子说：邻居屋子上没有树。他在湘山祈祷，又对他的仆人说：我的眼睛幸运了，我看见大路。其中纷乱的东西，不是车马行人吗？他的仆人说：所望的都是江山，哪里有大路。没有树而有树，没有大路而有大路，难道是眼睛明亮吗，是眼睛病了。不通达而以为通达，不贯通而以为贯通，难道是心明亮吗，是心病了。不治好病而让病生长，还说什么心？心有真正的明亮，人都把意念当作明亮；心有真正的本体，人都把影子当作本体。用这个来学习立业，是期望意念来完成应对，而责备影子来保持行为。真正的本体真正的明亮，大的征兆小的征兆，内在看见一寸而外在就应和一寸，内在看见一尺而外在就应和一尺。心没有长短，容易应和的，内在得到一而外在效验不超过一，内在得到十而外在效验不缺十。心没有多寡，容易效验的，事情已经尝试，内外相衡，像锱铢一样不差，这就叫做得心。

译古代的人，学习九年就能通晓事理，学习二十年就能了解人性，学习三十年就能领悟天道。通晓事理就可以治理粮食、统领军队；了解人性就可以参与政事、安定国家；领悟天道就能使德行融洽于中原，教化推行于四方蛮夷。等到后世，人们不谈性命之理就不说话，不效法圣人的功业就不行动，辨别异端比古人更严苛，端正行为比古人更过分，参验考察比古人更勤奋完备，言论辩驳比古人更广博。如果问他们安定国家的计策，他们就茫然无知，说不出关键所在；如果问他们平定天下的道理，他们就泛泛地拾取前人的言论来应付。古代的人将学问推及于治理，就像造船行于江河，造车行于陆地，没有不顺利的。后世的人将学问推及于治理，就像造船行于陆地，造车行于江河，毫无用处。君子是天下万物的母亲，君子的学问是天下万物的乳汁，如果不能养育人才，那么生化就没有辅助，帝王的治理就会断绝，大道就会熄灭，这种危害比异端横行还要严重。大概异端迷惑世人，就像身体生了病一样；学问之道没有用处，就像身体元气耗尽而死一样。如果不能穷究极致，就不要谈论学问了。

充原

唐子曾经出游回来，问他的妻子说：“自从我离开后，朋友亲戚有来问候的吗？”妻子说：“没有。”于是唐子称赞邻居的善良。问邻居的善良者是谁，妻子说都是邻居家的妇女。唐子又曾出游回来，妻子拿出瓜果蔬菜来陪他喝酒，唐子说：“家里都快没粮食吃了，这些瓜果蔬菜是用什么换来的？”妻子说：“这是邻居家的妇女送来的，担心你回来没有东西下酒，所以留着等你。”唐子又曾出游回来，进门看见女儿安然无恙便怜爱她，拉着她的手，梳理她的头发，抚摸她的下巴，笑着问妻子说：“自从我离开后，这孩子怎么玩耍的？”妻子说：“前几天晚上，邻居家的女儿邀请她去玩，给她准备了饼食，又送给她十二个橘子让她带回来。”于是唐子感叹说：“妇女的智慧不如男子，难道男子本来刻薄而妇女本来厚道吗？男子沉溺于世俗而远离天道，妇女不介入世俗而接近天道。”

从前唐子在吴地南部游历，住在宁生的客舍里。两人年纪都轻，相亲相爱如同兄弟。夜里不分开而睡，饿了就一起烧火煮汤。宁生登上船送唐子，已经流泪离去，又沿着岸边追到湖边，直到互相看不见才返回。又过了十年再遇见他，礼节更加周到，感情却疏远了。又过了十年借宿在旧日的客舍，有位客人坐在右边，唐子坐在左边，劝食一定劝右边的客人，劝酒一定劝右边的客人，谈笑一定对着右边的客人，早晨起来就告辞避开。于是唐子追念往事感叹说：“少年的智慧不如成年男子。这个人，难道做少年时就厚道，做成年男子时就刻薄吗！少年未介入世俗而接近天道，成年男子沉溺于世俗而远离天道。”

曾经听越地的老人说：郭鸿胪守丧，从刚死到禫祭（守孝二十七月至禫），绞衾（覆盖尸体的被子），虞祔，哭踊（顿足），居丧（倚靠庐舍、睡在草垫上、枕着土块），饮食（喝粥），都符合礼制。阳明先生认为他懂礼。有一天有个婴儿死了母亲，进屋找母亲找不到，号哭而不吃奶三天，靠米粉糊糊维持生命。阳明先生看见后，对门弟子说：“先前郭鸿胪的守丧，不如这个婴儿守丧好。”

阳明先生五十岁那年，在他生日那天，门人前往祝贺说：“只有老师不辜负这一年。”《诗经》说：“我日日前行，月月远行。早起晚睡，不要安逸你的出身（《小宛》）。”说的就是老师啊！老师，是上天授予智慧的人，不是弟子能比得上的。一个人说了这话，众人都感叹。阳明先生说：“唉，你们几个不了解我。众人顺从年龄增长，圣人逆反年龄增长。知识随年龄增加，见识随年龄增加，听闻随年龄增加。知识挖掘沉溺之心，见识覆盖本心，听闻积蓄亡失之心。这三者根植于心，反而伤害心。顺从年龄而下，就像顺流而下；逆反年龄而返，就像逆流而上。我今年五十岁了，我想返回到襁褓之初却未能做到。”

祭祀之前，在郊坛演习乐舞，唐子前往观看。有人说：“古代的音乐听不到了。现在听到这声音，广大和平，感动我的性情，这一定是虞、夏、商、周的遗声。圣人的制器作乐多么美好啊！”唐子说：“圣人怎么能制作呢！天地生育万物，八种器物区别开来。八种器物区别开来，八种音律就具备了。音律，是器物本来就有的。于是圣人取泗水边的石头做成磬，截断嶰谷的竹子做成管，砍伐峄阳的桐木做成琴瑟，修饰嗟叹的言语做成歌咏，协调以六律，传播以五音，宣扬它们固有的本性。后夔虽然聪明，工倕虽然灵巧，难道能有所增减吗，都是天地的本声啊！道德丧失世道下降，情欲流失，奸邪之声大量兴起。还是那些钟磬，还是那些管钥，还是那些琴瑟，低贱的工匠和狡黠的少年改变节奏使其柔媚、轻佻艳丽靡靡之音作为喧闹的音乐，这是淫滥的心志所创造的，不是天地的本声！所以古代的圣人，用音乐来成就治理，不外乎声音演奏。以至于国家和谐，万物繁盛，天地安宁，没有别的，是用本声通达本性。到了乱世，音乐也促成混乱，以至于君臣无礼，父子无节，男女无别，战争兴起，国家灭亡，没有别的，是用奸声助长奸气。大概圣人修身养育万物，顺应其固有，不从外面增加，固有的永远生长，外面增加的必然有害，事物本来就是这样的。”

唐子说：“舜治理天下，有苗不服。有苗，是天下愚昧的百姓，讨伐他们不害怕，教化他们不知道，舜能感化他们，这就没有不能感化的了。《易经》说诚信能及豚鱼，豚鱼是动物中最乖戾的（指鲲鱼），浮木碰到它，翻转像吹胀的气囊。诚信能及豚鱼，诚信就神奇了。不及而能感化叫做神奇，不同类而能相同叫做神奇，不是圣人能而我不能，是通达与隔阂的不同。上天既然生育万物，亿万种类；得不到其同类，那么人与物就分离。上天既然生育人类，亿万形体；得不到其形体，那么人与人就分离。母亲既然生了孩子，彼此是同一个身体；得不到其身体，那么子与母就分离。何止这些呢！耳朵既然有听觉，千百种声音；得不到其声音，那么耳与心就分离。眼睛既然有视觉，千百种颜色；得不到其颜色，那么目与心就分离。心既然有知觉，千百种思虑；得不到其思虑，那么心与我（自我）就分离。如果得其道，那么舜与苗民就是一个身体，舜与豚鱼就是一股气息。不得其道，那么苗民豚鱼就是心，那又能把心怎么样呢！那又能把心怎么样呢！水在杯中和在海中，难道有两种水吗？然而两杯并排，相隔在分秒之间，不能成为一水；四海相距不知几万里，游鱼可以到达，难道说是异水吗！山川草木雌雄，形质大不相同了；生天生地，以生育群物，没有两种生命；阳气按时到来，蛰伏苏醒而化育，有条理通达而苞芽生长，没有两种生命。方形各自看见方形，物体各自看见物体，所以不相通。圣人尽性如海，复性于本源，所以同类也通，不同类也通。”

译居心

圣人与我同类，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比圣人缺少什么。然而人们看待圣人，却像天那样无法登阶而上，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天地之气有衰微的时候，所以生养的人也有厚薄之分。我看往昔，有时百年才出一位圣人，有时五百年才出一位圣人，有时几位圣人同朝而立，有时几位圣人并肩而游。自周朝以后，就没有圣人了。这是气薄而不生圣人，并非人不能成为圣人。唐子说：如果说古今之气有厚薄，那必定古人都像长翟那样高大，今人都像侏儒那样矮小；古时的马身体比象还大，今时的马身体不比狗大。事实并非如此。用这种理论来论人，不轻视形体而轻视构成形体的本质，必定是不对的。

唐子说：古代做学问的人，开始于平常，平常就必然达到广大，广大就必然达到精微，精微就必然达到变化，变化就必然达到神妙。就像时间的推移而看不见它的推移，时间的前进而看不见它的前进。就像农夫一样，播种收获百谷，守候它而不失时机。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的书比古人多千百倍，他们的见闻比古人多千百倍，他们的论述比古人详尽完备千百倍。圣人的言论，得到这些反而更显神妙，他们的言论符合神妙了，但他们的人不出于平常，不出于未曾造化的平常，也就难免沦为普通人的样子罢了。现在的人还是古人，现在的学问还是古人的学问，好学的人内省外察，唯恐分秒不合于圣人，而最终相距如此遥远，为什么呢？何不反过来求之于自己的心呢？谁不想拥有安定的居所呢？经过朋友的家，语言饮食完毕，就离开了。借住在别人的房间，近则日月，久则岁月，也就离开了。去燕赵的人，住在旅店，住一两天就离开了。不是自己的家，经过而不留恋；是自己的家，终身不离开。对于家知道是我，对于心却不知道是我。用观察家的态度观察心，就了解心了；用居住家的态度居心，就得到心了。

那么应当如何居心呢？嵩岳的山，立于天地开始之时，并立于天地终结之时，处于六合之中作为它的位置，连接四极之下作为它的根基，这也就是不动的极致了，心的不动就像它。大海的水，风吹南北，激荡东西，没有标志来识别它的位置，没有绳索来得到它的停止，这也就是无定的极致了，心的无定就像它。圣人之心像山，众人之心像海。善于居心的人，能使海变成山，那么尧、孔子就可以接近了。

有人说：心已经安定了，请问求道从哪里入手？回答说：您打算用心求道吗？回答说：是的。回答说：您打算用心求道，难道不把道看作最神妙的一种事物，望着它却看不见，将要竭尽心思，穷尽岁月，像结网求鱼，拿弓弹鸟吗？回答说：也许是这样吧！唐子指着灯说：我和您处在暗室之中，眼睛看不见，点燃灯上的火，光明照亮四面墙壁，无所不见，难道不是靠火吗？那么火自身就是光明，光明就是火，并不是火在这里而另外借助什么才产生光明。心好比火，道好比光明，怎么把它们看作两样东西呢。

除疾

唐子说：我有病叫安逸，它寂静时液体般流动，它活动时缓慢松懈，它的流向不知道去哪里。如果让我系心像系羊一样，那有什么难的；有不放纵而放纵，系住它却无法系住的。不除去这种病，终究没有达到道的日子。

我又有病叫急躁，人出生在某种土地上，他的性情大多像那种土地。我出生在湍急险峻的地方，所以我的性情也湍急险峻。关门的时候，不能移动影子就坐着，必定要改变；不能吃完一顿饭就等待，必定要先行动；不能整个早晨都寂静，必定要活动。不除去这种病，终究没有达到道的日子。

少康失去家园，消灭寒浞后才恢复。不然的话，守卫郊外的都是寒浞的军队，守卫门的是寒浞的军队，保卫宫殿的是寒浞的军队，少康到了郊外，谁为他打开郊外？少康到了门，谁为他开门？少康到了宫殿，谁为他开宫门？虽然是他的旧家，终究不能进入。必定要在郊外作战、斩断门闩、清理宫殿后才能进入。我要除去这两种病也是这样。

小孩子喜欢玩耍，侍奉先生，先生教以成人的礼仪。小孩子高兴，端正坐着不动，和成人没有区别。等到先生出去，他和同伴嬉戏，跳跃奔跑，喜欢玩耍像当初一样。我五十六岁了，追求静止不恒常，还像那个小孩子，难道不是耻辱吗？请从今天起不要像小孩子！

乡里有喜欢争斗的人，有事在社庙饮酒，就座时能谦下，举杯时能恭敬，和善人没有区别。另一天和轻浮少年在一起，一句话不合，起来争斗像当初一样。我学习圣人之道的人，追求安静不恒常，还像那个乡人，难道不是耻辱吗？请从今天起不要像乡人。

病获

唐子做学问十年，看待陶猗的财富像老鼠洞里的土，看待赵孟的尊贵像鸭子身上的毛，但安逸的心不收束，急躁的心不除去，听到赞誉也高兴，看到美色也喜悦。年龄六十二岁了，饮酒过多，早晨起来呕吐口水，害怕它逐渐变成迵风病（见《史记·仓公传》）。于是停止饮酒。因为疾病而思考生存，因为生存而思考身体，因为身体而思考保养，因为保养而思考遭遇，因为遭遇而思考经营，因为经营而思考死亡。说：生，是白天；死，是黑夜。羊在屠门前互相抵触，却不知道它将被杀；鸡在灶下乘尾，却不知道它将被烹。人都想胜过别人，想满足欲望，和这有什么不同！朱氏的馆里有养生的书，拿来观看，书中有这样的话：神驾驭气，气驻留形体，心生则神亡，心死则神居。解释它说：心没有生死，所谓生死，是舜所说的人心。殉心丧神，终身成为忧愁的小人而短命而死，是为了心呢，还是为了神呢？拿着筷子思考，放下筷子就变了，食物摆在面前，刚才厌恶忽然觉得甘甜，看它像换了一个容器。仆人在前面，刚才愤怒忽然喜悦，看他像换了一个仆人。出门不迷惑，入室不忧愁，有远虑而不思考，看到美色而眼睛不停留。十年学习而没有做到，一顿饭忽然就得到了，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拉直它，不让它再弯曲；扶正它，不让它再偏斜；一顿饭得到了，必定会一顿饭失去它。虚心与人交往，正直自己应对欺诈。知道我不高兴，不知道我不生气，赞誉我不认为厚，轻慢我不认为薄。空虚我的宫室，清洁我的房间，明亮我的窗户，谨慎我的门户，处在其中，对宅外无所愿望，像这样等待罢了。

译悦入

我晚年立志修道，知道道就在心中，不向外寻求而回归内心，却担忧多忧多怒是心的祸害。有人教我以主静为法，起初并非不静，时间久了又动摇了。有人教我以主敬为法，起初并非不敬，时间久了又放纵了。我致力于践行圣人的言论，广泛探求诸儒的议论，做事没有不努力的，但忧怒的毛病始终无法治愈。于是思考心的本体，是虚空而没有实物的。时运有穷困与显达，心却没有穷困与显达；境遇有痛苦与快乐，心却没有痛苦与快乐；人事有顺境与逆境，心却没有顺境与逆境。这三种“有”，是世俗虚妄的“有”；这三种“无”，是心本然的“无”。怎么能把那些虚妄的东西加在本来没有的东西上呢！心本来没有忧怒，却劳损心神去治疗忧怒；外部的疾病尚未消除，内部的主体先已受伤，这不是明智的做法。既然知道是这样，那么求心的方法将从哪里入手呢？曾经听说良医治疗人的疾病，不是在表面症状上治疗，一定要考察疾病产生的根源，然后进行治疗，这样药物必定有效而疾病容易消除。

我现在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了。我对于人，如果不是所喜好而见到他，就不适合那个人；我对于食物，如果不是所想要而吃它，就不适合那个味道。凡是所遇到的，大抵很少适合的，所以常常责骂仆妾而恼怒养子，也对妻子要求完美。有一天有所醒悟，就是这一个人，这一件事，有时适合早晨而不适合晚上，有时不适合早晨而适合晚上，那些不适合的，一定是在我不高兴的时候。那些适合的，一定是在我高兴的时候。那么适合与否在于高兴而不在于外物，高兴在于心而不在于适合与否。所以知道不高兴是伤害心的利刃，高兴是进入道的门径，没有别的方子。于是舍弃过去所做的，从高兴入手。高兴不是说放纵情欲，不是说顺从欲望，心的本体，虚空像太空，明亮像烈日，把太空归还给太空，没有阻碍它的；把烈日归还给烈日，没有遮蔽它的。顺应自然，没有强制的劳累，有安享获得的益处，我所说的高兴，大概就是这样。

自从从高兴入手，不再忧愁而常常心胸开阔，未曾治疗忧愁，而过去的忧愁不知为什么渐渐化解。未曾治疗愤怒，而过去的愤怒不知为什么悄然消失。这两种毛病虽然没有完全断绝，但也已经去除了七八成，不止于此。十年以前，曾经专心治理浮躁安逸，像系住猴子、包裹水银，越谨慎越失控。自从从高兴入手，很久不治理浮躁安逸了，现在渐渐安定，不至于像猴子那样没有定所；现在渐渐停止，不至于像水银那样容易流动。这两种毛病虽然没有完全断绝，但也已经去除了五六成。这是我高兴入手的功效。

人伦难以协调，民众万物难以整齐，都是心所贯通的。心本来可以贯通，有时不能通达，只有高兴可以通达它。不高兴就常常心怀烦闷，多见不平之事，多见不合情理之事，脸色不和，言语不顺，处在君臣之间必定不相爱，处在父子之间必定不相亲，处在夫妇之间必定不相宜，处在兄弟之间必定不相好，行走在邦国之间必定多怨恨。这样就会内部违背本性，外部隔绝于人，离道就很远了。高兴则内心没有乖戾，所见没有不平，所见没有不合情理，脸色和顺，言语顺畅，处在君臣之间必定能相爱，处在父子之间必定能相亲，处在夫妇之间必定能相宜，处在兄弟之间必定能相好，行走在邦国之间必定无怨恨，这样就会内部不违背本性，外部不隔绝于人，离道就不远了。不高兴则君主在上傲慢，臣子在下怨恨，百官相互竞争，朋党兴起，施之于政事，喜怒必定不平。喜怒不平则刑罚不公正，刑罚不公正则百姓不安，以此求天下治理就很难了。高兴则君臣相亲，上下相交，百官和谐同心，没有相互争竞，施之于政事，喜怒必定平和。喜怒平和则刑罚公正，刑罚公正则百姓安定，以此求天下治理就容易了。

日月照耀，万物都欢喜；阴霾白天昏暗，万物都忧愁。和风所覆盖，万物都欢喜；雷霆所震动，万物都恐惧。产生于心，表现在脸色，发出于声音，施行于政事，其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只有高兴可以通达天地之气，类比万物之情，这是我尚未尝试的，但相信这是高兴所能达到的。孔子的教化也有很多方法，没听说用高兴教人，而我由此入手为什么呢？我是蜀地人，生性像那里的山川，峻急不能包容，而常常多忧多怒。仔细考察病根，都是不高兴害的，所以由此入手。高兴是我的门径，不是众人的门径。人本来有生来就没有愠怒的，难道不是资质接近道吗？而不能由此入道为什么呢？大概人生下来，资质不齐，而毛病也不同。有的刚有的柔，不能相互调剂；有的好名好利，用心不专一。这是要根据他的毛病来治疗，不能和我一样。

恒悦

唐子对戈仲子说：你不要担忧贫穷，贫穷是天命，你如果担忧它，贫穷未必能去除，而担忧对心的伤害比贫穷更严重了。戈仲子说：我也寻求快乐罢了。唐子说：你将用什么寻求快乐？回答说：我一天之中有可快乐的人就和他在一起，有可快乐的时候就不错过，有可快乐的地方就去那里。唐子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心就是百忧的府库。如果让你担忧的人到来，让你担忧的时候到来，而没有可快乐的地方，你将怎么办？况且三种可快乐的是借助于外物，三种可担忧的是根植于内心，你躲避忧愁像躲避仇敌，防范忧愁像防范盗贼，而不知道仇敌和盗贼已经先占据了心，你将逃到哪里去？仲子没有学问而不善于提问，于是没有启发他的话。

译心的本体，是无忧无乐的，不承受外物的施加，不畏惧外界的侵染。金匠冶炼金属，鼓动烈火，施加锤凿，虽然制成百种器物、千般形状，但金的本质不变。心的本体，与此相似。那么，为什么难以见到心的本体呢？人有了身体，生于嗜欲，养于嗜欲，那些使心沉沦陷溺的因素，与生俱来就是这样。虽然看似本来就有，但实际上很难恢复到原本的状态；虽然顺应自然，但实际上很难与自然契合。用力既久，逐渐在初心上有所收获，心不是在快乐中显现，而是在忧虑中显现，因为损害心的因素正是修养心的方法，蒙蔽心的因素正是使心光明的良药。所以陈仲子去除忧虑追求快乐，我却去除快乐趋向忧虑。忧虑与快乐不能动摇心，那么就没有哪里不是自得其乐的。心的本体，虽然难以完全恢复，由此可以逐渐显现。傅说在胥靡那里借食，吕尚在孟津卖饭，管仲在南阳遭受困厄，百里奚在秦市喂牛，这是时运带来的忧虑。舜在鹿猪群中游玩，太伯居住在蛙黾之乡（指吴地），颜渊居住在陋巷，原宪栖身于漏雨的屋宇，这是环境带来的忧虑。瞽瞍和象企图杀害舜，管叔和蔡叔陷害周公，桓魋困厄孔子，臧仓阻止孟子，这是人际带来的忧虑。这十二位君子，身处时运的忧虑，与身居高位、封有大国没有不同；身处环境的忧虑，与面南而坐、居住在夏屋没有不同；身处人际的忧虑，与九族和睦、群贤追随没有不同。所以处在快乐中见不到君子，处在忧虑中才能见到君子，尧对于舜，也一定要在烈风雷雨中考验他，才知道他不迷惑，何况求学的人呢！

我既然逐渐有所收获，也一定要有所考验。从前我走在燕市，看见有卖皮制酒壶的，漆绘精良，可以装一斗酒，系上皮革条带，提着很轻，可以携带远游。买回来，注满酒放了一夜，皮壶就软坏而酒漏在外面。后来又在市场买了好的，才适于使用。没有经过考验的皮壶，不知道它好还是不好；没有经过考验的心，怎么知道它恒常还是不恒常。我自从从喜悦入手，不敢自信喜悦能恒常不变，大概要在可忧虑的环境中考验它，然后才知道它能恒常。

从前我把田地全部卖掉，让仆人原经商，稍微有点利润。原不贤能，把资金全部亏空。又让他做牙人，主持经商的客人，客人偷了客人的金子作为抵押，来追究原的债务。丢失金子的人把他的妻子儿女数人搬到堂上寝食，日夜号哭想要自缢，偷金子的人和他们的党羽数十人，舍弃仆人而质问主人，在街巷张贴告示，告我偷金，于是迅速诉讼。在这个时候，孤立无援，家人离心，虽然不是死亡的祸患，实际上与秦楚两国军队交攻我没有不同。在这个时候，有东西偿还就算了，器物卖光无法偿还，于是客人不再到来，产业丧失而行动废止，食物耗尽而祸患兴起，无法消除祸患，哪里还顾得上以后，这难道与颜渊的瓢饮、曾子的踵决一样吗！士人的困穷，没有比这更极端的了。妻子说：再过五天就没有食物了。既然处于困穷，又遭遇多难，多难刚解除，饥寒逐渐到来。朋友不可告诉，亲戚不可告诉，靠什么生存呢？你近日的学问专主于喜悦，我担心喜悦无法解除忧虑，而忧虑将会伤害你的喜悦。唐先生说：没有食物难道能不忧虑，多难难道能不忧虑，忧虑自然忧虑，有忧虑所不及的地方。比如客人的喧哗，喧哗在外面的不扰乱我的厅堂，喧哗在厅堂的不扰乱我的居室。心像居室，不是喧哗所能达到的。又比如堂前的井，炎暑如火，无处逃避，寒泉在下面，清澈平静不知道。心像井，不是暑热所能达到的。内外不相及，我所忧虑的，又怎么伤害我所喜悦的呢！

七十

唐子年龄七十，居住在张氏的馆舍。在生日那天，用剩下的酒，白天独自饮酒，自我庆贺。七十岁，生日一天天远去，死期一天天临近，这是弟子所庆贺的，不是自我庆贺的理由。那么为什么自我庆贺？人的老少不同于鸟兽，鸟兽不知道修养，人则知道修养。我的头发虽然变白我的心不变，我的牙齿虽然脱落我的心不堕落，岂止是不变不堕落，还将使心恢复到头发长牙齿生时的状态，人们说老了超过学习的时候，我说老了正是学习的时候。现在七十岁，正是我用力的时候。

年轻时不能学道，年轻时所学的是诵读，不是道。如果可以学，一定是智慧早成。智慧早成的万中不得其一。壮年时不能学道。壮年时所学的是闻见，不是道。如果可以学，一定是道力早全。道力早全的万中不得其一。大概人生于气血，气血形成身体，身体有四个器官，而心在其中。身体想要衣服美丽，眼睛想要颜色美丽，耳朵想要声音美丽，嘴巴想要味道美丽，鼻子想要香气美丽。那些作为根本作为本质在怀孕之初就具备的，都是这些东西。等到出生，先知道味道，其次知道颜色，又其次知道衣服，又其次知道声音，又其次知道香气。气血蓬勃生长，五种欲望随之一起生长。气血大大强壮，五种欲望随之一起强壮。二十岁以上，做士人的贡举争先，谋求卿相希望做州牧而获得尊贵。那些做众人的，经营田地设置店铺，囤积货物经商而获得财富；那些贫贱的，也竭尽精神以求富贵。像这样是为了什么？将以求实现五种欲望。不是貂狐的温暖不认为可以做皮衣，不是锦缎的华丽不认为可以做垫褥，凡是用来奉养身体的无所不为。吴越美丽的女子排列在房帷，姑苏奇巧的优伶供给宴乐，凡是用来奉养眼睛的无所不为。玉田的优质谷物，德阳的美酒，闽广的海珍，凡是用来奉养嘴巴的无所不为。艳丽的歌姬歌曲，巧妙的伶人奏乐，靡靡曼曼，移听迷心，凡是用来奉养耳朵的无所不为。兰桂芬芳在园囿，沉香馥郁在堂室，凡是用来奉养鼻子的无所不为。这是从二十到四十五十的时期。

译心的智慧与认知，都是五欲（眼耳鼻舌身之欲）的机巧；五欲的机巧，反过来又助长心的智慧与认知。五欲追逐心而篡夺它的主位，心既然失去了主位，欲望就成了主宰，于是人们便认为生养我的是欲望，长育我的也是欲望。人们都把欲望当作心，好像再也没有其他可以作为心的东西了。本心虽然从未消亡，但沉沦溺陷久了，就像白丝浸入染缸，无法辨认；像珍珠投入大海，无法寻找。在这个时候，舍弃欲望去求道，势必不可能。所以说少壮之时不能学道，就是这个缘故。血气正旺盛，五欲也随之旺盛；血气既然衰退，五欲也随之衰退。长久处于富贵之中，心会感到厌足；劳碌于富贵之中，就会想要休息，况且因为觉得来日无多，心归于寂静。不担心地位丧失，因为身体比地位先灭亡；不忧虑钱财匮乏，因为身体比钱财先消散。贫贱之士，也视富贵如浮云，认为那不是自己拥有的，这是六七十岁的征兆。

过去因为顺从身体的欲望而远离了道，现在则貂狐皮衣的温暖等同于粗布短衣，身体的遮蔽撤除了；过去因为顺从眼睛的欲望而远离了道，现在则蛾眉美女等同于龋齿挛缩的妾室，眼睛的遮蔽撤除了；过去因为顺从口腹的欲望而远离了道，现在则王侯的美食等同于乡里的粗食，口腹的遮蔽撤除了；过去因为顺从耳朵的欲望而远离了道，现在则丝竹音乐不如无声，耳朵的遮蔽撤除了；过去因为顺从鼻子的欲望而远离了道，现在则馨香不如无气味，鼻子的遮蔽撤除了。在这个时候，不仅视富贵如浮云，而且视生死如早晚。过去有听见的不可用，现在则听见的皆可用；过去有看见的不可用，现在则看见的皆可用；过去有思考的不可用，现在则思考的皆可用；过去有力量的不可用，现在则力量的皆可用。五种遮蔽既然撤除，一心逐渐显露。就像白丝坠入泥中，洗涤后容易恢复；像珍珠遗落在室内，寻找后容易获得。所以老了而学业有成，如同吴地农夫收获谷物，必定在立冬之后，虽然想提前却做不到。学业虽然容易成功，但岁月不等人，勤勉地追求，不可稍有等待。不然的话，就像走了百里路走了九十里却在日暮时分，后悔哪里来得及呢！

无助

我游历天下，没去过的地方，只有广以南，未曾见过一个贤人。以天下之大，家家户户诵读诗书之言，人人仰慕文学之名，难道没有贤人吗？却没有见到一个贤人，大概是因为甄（作者自称）不够敏锐，不是能发现贤人的人。所以天下虽然多贤人，却无法得以见到。我居住在吴中三十年了，未曾见过一个贤人。吴地胜过天下，是典籍聚集的地方，是显赫名声产生的地方，是四方士大夫游历的地方，见闻广博，士人多英明敏捷，难道没有贤人吗？却没有见到一个贤人，大概是因为甄不够敏锐，不是能发现贤人的人。所以吴中虽然有贤人，却无法得以见到。

文章是君子所看重的，现在的文章，不是古时的文章，言辞虽然美好但不是真实的义理，我不愿拿来看了。经典是道与治世所在的地方，现在的人研究经典，喜欢提出创见而没有实用，这是诬蔑经典，我不愿拿来看了。本性就是本性罢了，有什么可说的？现在的学者喜欢谈论本性，辩论繁多，这与本性有什么关系！即使他们的言论好，也是议论本性，不是探求见到本性。我不愿听这些。当今世上也有正直的人，言语不妄，行为不随便，但只能修养自身而不能明心，只能下学而不能上达，我难道不见到而尊敬他们吗？然而这不是学习的终极目标。现在的士人，我没有见到超出“四”（指前文提到的五种遮蔽中的四种，或指某种境界）之上的人，这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

所看重老师的

译，是因为老师能解除道的迷惑；所看重朋友的，是因为朋友能振奋懒惰。有了这两点益处，那么进学就容易而成功早。没有这两点益处，难道就停止了吗？也不过是难易早晚的不同罢了。孟子生于战国时代，没能成为孔子的门徒，没能与颜回、曾参为友，天下谈论学问的不是杨朱就是墨翟，谋划国家的不是张仪、苏秦就是孙武、吴起，孟子无所取益，却巍然成为圣人，独立于天地之间，那是圣人的杰出之处，不是中等以下的人所能达到的！然而心即是道，心即是师，破除迷惑、振奋懒惰，不假借外求，如果能精心思考、竭尽全力，必定成为圣人。不过是做起来难而成功晚，虽然没有师友也可以。所以说：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能兴起。

从前明朝时，山东有一位公子，家境富裕而喜好安逸，不习惯于劳作。邻里附近，不骑马就不去。一天去京城，挑选良马和健仆跟随，拉着缰绳上马，拉着缰绳下马，拉着缰绳通过险境。马好仆健，每天行走二百里才休息，浩浩荡荡多么快乐啊。前行途中遇到强盗，失去了马又失去了仆，呼天抢地四处张望没有人救援，过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就勉强起身行走，腿肿脚生茧，从河间走了十五天才到达京城。仆从和马匹，是到达远方的凭借，一旦中途失去，脚不如别人，力气不如别人，想前进不能前进，想后退不能后退，向左看没有人向左，向右看没有人向右，在这个时候，难道就委身于沟壑吗？只是反求诸己罢了！我没有马，我自己有脚。我没有仆从，我自己有力气。脚虽然弱，不至于不能行走；力气虽然弱，不至于不能举起。别人像飞翔一样到达，我像被砍去脚一样到达；别人在庚日到达，我在癸日到达。如果不害怕劳累、不以落后为耻，虽然没有仆马的帮助，最终也必定到达。做学问没有朋友，也是这样。甄请跟随在山东公子之后。

思愤

《洪范》六极（一曰凶，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我有五项：皮絮穿三层，离开火炉就发抖，挨家露宿，迎风就打喷嚏，这是疾；流落在异乡，独自居住没有宗族，十代的恩泽，将在我这里断绝（说我没有儿子），这是忧；虽然有简陋的房屋，不能舒展四肢，虽然有下等的田地，不够缴纳两次赋税，这是贫；身高五尺半，腰围两抱弱，对人礼遇被怠慢，致辞被轻视，这是恶；遇到重物像侏儒，处于强势像女子，秉持德行不宏大，践行道义无勇气，这是弱。有客人听到这些话，见到唐子（作者自称）而慰问他。唐子说：客人对我的体恤很深厚了。虽然如此，客人应当慰问我一项而祝贺我四项。客人说：四项是哪四项？为什么应当祝贺？唐子说：身体强壮的人必定先衰败，气盛的人必定先萎靡，倚仗强壮而无所忧虑，或者沉溺于女色，或者困于酒，或者壅塞于美味，外在使身体沉沦消损，内在使意志蛊惑丧失，这是强壮的人自我戕害的原因。保全生命、后死的人，常常是因为疾病；摒弃欲望、接近道的人，也是因为疾病，所以疾应当祝贺。过去太伯逃窜到荆蛮，背离亲人、违背宗族又没有儿子，忧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孔子称他为至德，比作文王，只有忧虑才能显现德行。况且古人，受挫压抑而志向奋起，困厄而学业有成，或者内部安宁而开启乱局，或者多难而兴盛邦国，所以忧应当祝贺。内心虚空的人，是道所居住的地方；外表空无的人，是心所安定的地方。美好充满外在，爱乐束缚内心，那么心就会放逸而道就灭亡了。无欲的人是上等，寡欲的人是中等，多欲的人是下等。我担心不能克制欲望，却有了满足欲望的条件。有满足欲望的条件，中等可以移向下等；没有满足欲望的条

译件，下等可以移向上等。所以贫应当祝贺。相貌伟大的人人们尊敬他，风度美好的人人们喜爱他，言辞辩驳的人人们信服他，这三者未必是德器，恰好足以蔑视别人而自我满足。相反，则所到之处多受挫折，增加勉励修养，必定不会因为形体短小而德行短小。所以恶应当祝贺。人们看待这四项，认为上天降下的疾恶，比刖刑、劓刑更严重；上天降下的忧贫，比流放、放逐的惩罚更严重。对于愚人，则流落为佣隶，陷入偷窃乞讨；对于才人，则流落为侥幸，陷入奸邪混乱；对于文人，则发泄为骚怨之辞，放肆为狂悖之行。志在道的人则不然，烈火可以锻造金属，粗石可以打磨玉石，困厄于处世的人，有利于进入道

译客人说：那么您认为应当哀悼的，是软弱。软弱，也是那四种弊病的一类，而唯独认为它应当哀悼，为什么呢？回答说：对疾病谨慎对待，对忧患安然处之，饥寒不足以成为忧虑，不被他人看重不足以成为耻辱。人的大祸患，没有比软弱更严重的了。软弱的人即使渴望行善如渴，见到正义之事必定去做，但进取不能持续，持续不能坚持到底。用它来治理国家必定使国家衰败，用它来持家必定使家道穷尽，用它来治学必定使学业荒废。即使有智慧敏捷过人，但最终与众人一同沉沦的，只是因为软弱的缘故。有幸生而为士，身为圣人的门徒，立志承担天下的重任，入道知道路，治学知方法。却因循旧有的心思，拖延岁月，悠闲安逸，最终一无所成。活着是吃粮食的人，死了成为游荡的鬼魂，怎么能不哀悼呢！提瓶的力量不能举起鼎，是因为承受不了它的重量；马不能日行千里，徒步行走不能百里，是因为承受不了它的遥远；扛着担子行走，放下担子休息，有时得以空闲，这也是软弱无可奈何的表现。这确实如此吗？这恐怕不是这样。求道不与器物相同，用力不与手足相同，求道在于我，用力在于心，软弱就因此软弱，坚强就因此坚强。《诗经》说：“县蛮黄鸟，止于丘隅。岂敢惮行，畏不能趋”，周朝的大道平坦，有什么可畏惧的；我的志向必定前往，谁能阻止呢！已经不能快步前行而依赖别人，即使有载着并驱赶你的人，也将在半路废弃。又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必定朝见，必定尊崇，沿着山陵奔向沟壑，昼夜不停，必定到达大海。即使有人跟随并堵塞它，那充沛的气势，最终也不能阻挡。我确实不安于软弱，又应当困顿挫折，有所愤发，即使软弱也可以变强。现在虽然老了，愿做朝宗大海的沔水，必定不做停留在山角的黄鸟。客人难道不会最终哀悼我吗！

敬修

徐中允（秉义）对唐先生说：圣人的学问以恭敬为本，先生讲静却不讲敬，这不是善于修养的方法。我认为静不足以概括全部，应当增加敬。回答说：是的。静是用来论述心的本体的，敬是用来论述对本体的持守的。心像玉，静就是玉的本质，敬就是持握时的谨慎。道显现而变化，变化形态而繁多，静是根本。资质不同，修养各异，敬是总纲。住在河边的人开始打水回家，水浑浊不可饮用；注入容器而不搅动，就成了石泉。固定容器并盖上盖子，这就是敬；晃动容器并搅动它，这就是不敬。圣人众多同心，区别在于静与不静。圣人众多同静，区别在于敬与不敬。圣人众多同敬，区别在于恒常与不恒常。我有在的时候恭敬，不能没有不在的时候不恭敬；我有有时恭敬，不能没有有时不恭敬。心的觉知没有间断，气的呼吸也没有间断，能恭敬的人，与觉知同在，与呼吸共存。与觉知同在，所以心没有散乱的时候；与呼吸共存，所以气没有暴躁的时候。心没有散乱的时候，气没有暴躁的时候，这就是能恭敬。谨慎小心，是敬，但敬不限于谨慎小心；温和恭敬，是敬，但敬不限于温和恭敬；不放肆不怠慢，是敬，但敬不限于不放肆不怠慢。《诗经》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这是祭祀的敬；《诗经》说：“颙颙卭卭，如圭如璋”，这是威仪的敬；《尚书》说：“匹夫匹妇，一能胜予”，这是治理百姓的敬。这三者难道不是心吗！我听说：培育花草树木的人，枝叶凋零，其根必定受伤，难道不是君子所谨慎守持的吗！但这不是根本。《尚书》说：“欲败度，纵败礼”，欲望和放纵，出自内心而自我伤害。敬，是在欲望未萌发时制止它，在欲望已产生时消除它，在放纵未形成时防范它，在放纵已发生时纠正它，以此来保护内心并纳入礼法制度。

自从尧舜以来，天下谈论学问的人，都知道以敬为本，人们知道敬是根本，却不知道它能治心，也可能害心；不知道它对天下有功，也可能对天下无功，这是什么原因呢？谁不知道敬与不敬的区别，却无法辨别敬与敬之间的差异。心的作用崇尚智慧，善于敬的人增加智慧，不善于敬的人则驾驭它走向固执；心的作用崇尚勇气，善于敬的人增加勇气，不善于敬的人则驾驭它走向软弱。《诗经》说：无已太康，职思其居。这是拘泥儒者的敬，确实固执了。《诗经》说：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这是浅薄儒者的敬，确实软弱了。像这样的人，反而伤害内心而没有功效。在尧的时候，九座大山没有开辟，九条河流没有疏通，五谷没有种植，五伦没有秩序，于是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贤人，以安定天下的百姓。夏商末年，独夫烧毁百姓的生命，百官昏乱，于是汤讨伐桀，文王讨伐崇，武王讨伐纣，伊尹放逐太甲，吕望出奇谋，以安定天下的百姓。像这样的人，是自天地开辟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变，未曾有过的奇功。虞夏商周的君臣，只有能以敬谨慎地施行智勇，所以处于这种大变，成就这种奇功。《诗经》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仅仅是谨慎，而是为了寻求渡河成功！我听说：习惯心过于约束的人不能到达远方，习惯身体过于谨慎的人不能冒犯危难。有言行像曾子但渡河不如孟贲的人，他们离圣人的敬相差太远了。

敬作为道，难道期望减少过错而称为君子就完了吗？将要尽其心，将要全其性，将要大其功。天地与道相接，心与天地相接，有轻心的人不能达到，敬所以加重它；有慢心的人不能达到，敬所以笃实它。容貌仪表的庄重，视听的谨慎，不是外在的，是用来防范外在而统一于内在的。所以他的气清，他的智明，不持守而坚固，不勉强而行，尽人道达天道，都由于敬，施用于天下，不劳而定。狭隘的人是这样吗！内省而拘束，外慎而拘泥，求其心却正好禁锢其心，这对天下有什么益处呢？也只是自成其为无可指责的小儒罢了。

译讲学

求学贵在得到良师，也贵在得到益友。老师，就像走路时有向导一样；朋友，就像攀登险阻时有助力一样。有了老师有了朋友，就可以治学了。之所以看重老师和朋友，是看重他们善于讲解，即使有岔路，也能引导使人不迷惑；即使有险路，也能帮助使人不迷失。老师和朋友善于讲解，学业就能有所成就。所谓讲解，并不是指辨析文辞、剖析义理，而是用来修养自身、澄明心性的。如果每天只是取《五经》的文句来铺陈，每天取诸儒的言论来探讨，每天取孔孟的书籍来陈述，让听的人像钟鼓在胸中激荡，像琴瑟悦耳动听，众人推崇他们为当世的大宗师，君子却会轻视他们。为什么轻视他们呢？认为这对人的身心没有益处。对人身无益，对人心无益，那么也只是讲讲《五经》的文句罢了，也只是讲讲诸儒的言论罢了，也只是讲讲孔孟的书籍罢了，这与谢庄的塾师有什么不同呢？谢庄的塾师，只是教章句、解文字而已。教章句解文字，儿童尚且有所依赖，现在的讲解者，对求学者无益，大概还不如那些对儿童有益的塾师。

所以孔子教导人，根据每个人各自的领悟来谈论，没听说他又取五代圣人的言论来讲解。孟子教导人，根据每个人各自的体悟来谈论，没听说他又取孔子的言论来讲解。善于讲解的人，就像挖井得到水，是依据本来就有的水而取用，并非另外的水；就像击石得到火，是依据本来就有的火而激发，并非另外的火。以前不知道道在哪里，以为遥远而不可求；即使知道道在哪里，以为寻求它也不容易得到。现在从自身寻求，发现道是我本来就有的，这是善于讲解的人的功效。登上五尺高的座位，坐着虎豹皮，环绕听讲的有千百人，在堂下的望而看不见，靠着墙壁的、到达台阶的看得见却听不清，在几丈距离内听得见却不知道意思，在左右前后的知道了却得不到真谛，这叫作“观讲”，只是众人观看罢了，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施教者贵在亲近，亲近就容易了解；接受教导的人也贵在亲近，亲近就容易感化。像温暖孵化、覆盖养育，如同母鸡伏卵，然后才能施加教育。一间屋子里不过几个人，早上见面晚上见面，侍奉先生坐着、侍奉先生吃饭，不像大众那样不相接触，这样就可以施教了。又担心教育内容相同，又担心教育方法太容易，一天讲智慧，大家共同寻求求智的方法；一天讲勇敢，大家共同寻求求勇的方法；一天讲仁爱，大家共同寻求求仁的方法，这就是相同。不用刚强来治理柔弱，就用柔弱来治理柔弱；不用柔弱来治理刚强，就用刚强来治理刚强，这就是太容易。即使有扁鹊，也不能用一种药治好众人的病，这是不可以相同的；不能用那种药治好这种病，这是不可以轻易替代的。寒症用肉桂，热症用黄柏，然后才可以做老师，然后才可以施教。

在当今世上寻求老师，像凤凰麒麟一样，不可能见到。老师不可能见到，朋友也不可能见到。虽然如此，不善于得到老师的问题在于老师，善于得到老师的问题在于自己；不善于得到朋友的问题在于朋友，善于得到朋友的问题在于自己。如果善于选取，不一定比我贤能的人，都可以做老师和朋友；如果有志于求学的人，或许有一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带着干粮跟随，两人互相纠正，三人互相参证。我追求尽到侍奉父母的道理，却没能尽到；我追求尽到兄弟相处的道理，却没能尽到；我追求尽到夫妻相处的道理，却没能尽到；我追求尽到朋友相处的道理，却没能尽到；我追求尽到对待仆婢的道理，却没能尽到；或者没能尽到这五方面的道理，却以为都已经尽到了。五方面各有长处，各有短处，各有明白之处，各有蒙蔽之处。我观察我所喜欢的，或许不是应当喜欢的；我观察我所厌恶的，或许不是应当厌恶的；我观察我所喜悦的，或许不是应当喜悦的；我观察我所生气的，或许不是应当生气的；或者这四种情感有偏颇，却以为都已经端正了。四方面各有长处，各有短处，各有明白之处，各有蒙蔽之处。这些长短明蔽，人各自有一二种，都可以互相补充，大概自己不知道，昏暗如同熄灭的蜡烛；别人看自己，明亮如同观看火焰。不知道自己短处，别人看见我的短处，短处就可以弥补，不必那人就有长处；不知道自己蒙蔽，别人看见我的蒙蔽，蒙蔽就可以消除，不必那人就明白。两人互相纠正，三人互相参证，在两三个人中，互相指责过失，循环往复不匮乏，何必担心学业没有成就！

劝学

进出必定通过门户，没有翻墙挖洞而通过的；睡觉起床必定居住在房屋里，没有登树巢入洞穴而居住的；饮食必定用火，没有生吃腥肉咀嚼野草而饱腹的。人没有舍弃必须做的事而不做的，也没有必定不能做却去做的。必须做而不做，就不是人道了。用这三件事来比喻道，那么道，是不可一人离开的，不可一事离开的，不可片刻离开的。圣人与众人相同，贵人与贱人相同，没有别的途径。圣人不出世，世道衰微道义丧失，旁门左道别出，于是诋毁议论儒者，到了宋代儒学大兴而实际上大分裂。文学成为一种途径，事功成为一种途径，有能诵读效法孔孟言论的又成为一种途径，号称道学。人生活在道中，就像在天覆盖之下，地承载之上，谁能脱离它？而读书聪明的人另立一种途径，有的从事文学，有的从事事功，他们的愚蠢也太严重了！虽然如此，自从道不明，儒者习惯迂阔无用于世，因此有人轻视而不做，从而诋毁议论他们，不能舍弃自己而怪罪别人。韩非说：齐宣王问匡倩说：儒者下棋吗？回答说：不。下棋看重枭棋，胜了必定杀掉枭棋，这是杀掉所看重的，所以不下棋。儒者射鸟吗？回答说：不。射鸟是从下害上，所以不射鸟。儒者弹瑟吗？回答说：不。瑟用小弦发出大声，大弦发出小声，大小次序颠倒，所以不弹瑟。韩非大概是说谐谑的话来诋毁儒者，非礼不看非礼不听非礼不言非礼不动，不善学习的人不见大体，拘泥于外在迹象，都是不下棋不射鸟不弹瑟这类人。因此被世人轻视，确实不可以怪罪别人。君子对于道，恭敬地修养自己，广泛地诱导民众，文学事功都包含其中，怎么可以诬蔑呢！所以凡是做士人的，必定立志于道。为什么立志于道？凡是所见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大小，都通过学习来阐明伦理；凡是所遇的事，无论顺逆鄙俗，都通过学习来尽到道义；养活仆妾，谋划衣食，计量米麦，权衡蔬菜肉类，都通过学习来追求仁爱。草木必定有根，舍弃这个而从事文学，必定流于浮华靡丽；建筑必定有基础，舍弃这个而从事事功，必定导致倾败而祸害百姓。像这样的人，不追求身心，不知道人道，就像出门不通过门户，进门不居住在房屋，饮食不知道味道，孟子之所以把他们比作禽兽。所以士人之上，只有这一种途径，再也没有别的途径。

译王昆绳（源）为人敏捷通达，擅长写文章。唐子乐与他交往，有一天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学习道呢？道并不是什么奇异的东西，聪明的人把它看得高远而不可追求，愚蠢的人把它看得迂腐而不肯去做，哪里知道懂得道的人，其中没有艰难困苦的事情，只有便利安适的利益，不进入其中也就罢了，一旦进入其中，立即就能品尝到它的味道，天下的事物，没有比它更甘美的了。怎么知道它是这样的呢？处世多忧患，遇到的人大多不好，即使才智足以抵御这些，勉强在当今世上免于祸患，身体也大大劳累了，内心也极其痛苦了。学习道就不是这样，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在自得，端正自己而不求取于人，虽然有忧患也不改变他的快乐，虽然遇到不好的人也不伤害自己，终身处于安适的住所之中，行走在平坦的大道之上，即使是美色和郑国的靡靡之音，也不能比喻他的娱乐了。天下的便利有像这样的吗？王子改变了脸色说：你的话确实是对的。

翰林颜学山（光斅）在浙江考试士子，唐子做他的幕客，颜公对座中的人说：人的生存，都是不满足的。平民有平民的忧患，士人有士人的忧患，公卿有公卿的忧患，天子有天子的忧患，这就是上天用生存来劳累我们。唐子说：有一件事可以没有忧患，人们不知道去追求罢了，学习圣人的道就是这样。不向世间寻求满足，谁能使他不满足呢？本来自己就没有不足，谁会使他处于不足的状态呢？坦坦荡荡地在天地之间遨游，就像处在唐尧虞舜的时代，他有忧患吗？他没有忧患吗？颜公改变了脸色说：你的话确实是对的。

《潜书》上篇下

取善

孔子和孟子教导人很严格，但他们与人相处很宽厚，只有圣人才能没有缺失。如果对人不宽厚，那么天下就没有人，没有可以共同学习的人，没有可以共同担任官职的人了。那个人廉洁的，我取他的廉洁而忽略他的才能；那个人通达的，我取他的通达而忽略他的节操；那个人博学的，我取他可供询问的优点而忽略他的自以为是。像这样，那么天下可以成为我的师友的人就多了。如果一定要追求完美，冉有那样贤能，却为季氏聚敛财富；子路那样贤能，却死得不合道义（指为卫出公而死）；子贡那样贤能，却喜好财货；子夏那样贤能，却因哭儿子而哭瞎了眼；曾子传承孔子的道，但他起初没有理解孔子的话，几乎耽误了丧礼的大事（见《檀弓》）。这五位贤人，是孔子门下的杰出人才，亲自承受圣人的教导，像切、磋、琢、磨一样，也很勤奋了。然而学习没有达到极致，自我领悟不够深入，还多有缺失像这样，何况那些地位更低的人呢。如果一定要追求完美，因为他们的短处而抛弃他们的长处，那么这五位贤人都不被选取，那些廉洁、通达、博学的士人，也就像鸟兽一样不可与之同群了。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看到他们的缺点就改正自己。所谓三个人一起走路，是偶然遇到而和他们一起走，不是向来共同学习的人；所谓善与不善，是偶然看到的行事，不是可以和他们讨论学问的人。而孔子教导人吸取益处的方法就是这样。

在当今，道义丧失，学术荒废，德行孤立没有邻居，得不到大贤作为我的老师，得不到小贤作为我的朋友，即使是割草打柴的人，经商贩卖的人，都可以用三人有师的方法去寻求他们。如果其中有志于学习的人，喜欢孔子的道以求修养身心，虽然为人有很多瑕疵，在当今是不容易遇到的，我不和他交往，又和谁交往呢？子夏说：大德不逾越界限，小德有些出入是可以的。这是说与人相处的道理，不是自我处身的道理。君子自我处身，应当像《尚书》所说的那样，《尚书》说：与人相处不要求全责备，检查自己好像总赶不上。大概与人相处应当宽厚，自我处身应当严格。玉，是天下的宝物，古人得到美玉，让良工雕琢它，一定要去掉瑕疵才能成为器物。如果瑕疵不去掉，终究不是宝器，人们不把它看得贵重了。修养身心的道理，也一定要去掉瑕疵。瑕疵不是指做邪恶违背道义的事，凡是一举一动不符合法度，就是瑕疵了。圣人制定礼仪，朝见聘问、丧葬祭祀、宴饮饮食，按时按节，不敢违背失误；登降有次数，揖让有次数，酬酢有次数，进退有次数，难道是故意用这些繁琐曲折来劳累人的四肢吗？外表疏略内心就会懈怠，礼仪简略实质就会丧失，这是修养身心的重要道理、控制心意的迫切任务。所以孔子教导人，很少谈论心性，用言行来谨慎约束，用笃实来简约规范，而心性的功夫就在其中了。

在当今，也有学习道的人，志向被风气转移，性情由习惯养成，喜好名声而追求闻达，喜好活动而厌恶安静，闲居的日子没有，都是出门嬉戏游玩的时候；群居时谈笑，整夜忘记返回，下棋饮酒，而致力于取悦于人。错误地认为朋友之间的交往本来就是这样，但实际上和市井之徒的行为一样了。世道虽然昏暗浑浊，人心自然明白，真假自然显现，贤与不贤自然区别，从众人嘴里说出的话不可以欺骗。所以君子做学问，不敢自我欺骗，也就不敢欺骗别人，兢兢业业地对待一言一行，时常自我谨慎反省，害怕人们议论他的背后。没有吊唁祝贺的事情，却多次出现在乡间的聚会中，那么人们议论他轻浮；不是问学求益，却多次出现在朋友家中，那么人们议论他轻慢；名字没有登记在仕籍中，却多次造访贵人的庭院，那么人们议论他谄媚；不是有干旌那样贤德的大夫，却时常称颂大官的相知，那么人们议论他污浊。所以君子的议论，不敢违背；乡人的指责，也是可畏的。古人有话说：礼义没有过错，何必忧虑别人的言论。这是指谗言邪恶的嘴，不是指众人的舆论一致。而且真的礼义没有过错吗？所以平民的诽谤，乡校的议论，都是用来考察德行的。周武王是圣人，接受了一只獒犬的进贡，召公就告诫他说：不注重细微的行为，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堆山九仞，功亏一篑。士人立志于学习，却忙碌地往来于名利之中，德行完全丧失了，难道只是被一只獒犬拖累吗？道义完全崩溃了，难道只是亏欠一筐土吗？

译有为

顾景范（祖禹）对唐子说：“您不是程子、朱子，将会得罪于圣人的门下。”唐子说：“这是什么话？这两位是古代的贤人，我为什么要非议他们呢？只是他们的学问精于内在修养而忽略了外在事功，其精微之处，颜渊也不能超越。其忽略之处，大概比起仲尼和冉有来说有所欠缺。我不是非议这两位，我是帮助他们完善的人。”顾景范说：“内在修养尽善，外在事功自然治理好了。”唐子说：“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呢？只要端正您的心，修养您的身，险阻战备的地形形势，可以坐着就得到，何必讨论数十年之后才知道居庸关、雁门关的优势，崤山、函谷关、洞庭湖的用途呢？”童子端来粥，唐子用粥做比喻说：“说粥不是米做的，这不对；说米就是粥，这也不对。耕种、收获、舂捣、簸扬，米才成了，但不能用来养活人，必须煮成粥，然后才能养活人。自身好比米，修养好比耕种收获舂捣，治理百姓好比煮粥。如果内在修养尽善外在事功就自然治理好了，那么米就可以生吃了，何必煮呢？

唐子看霍韬（字渭先，南海人）的书，其中有这样的话：“程朱所推崇的《周礼》，都是未曾实践过的言论。程朱讲学而没有来得及从政，所以他们的学问可以效法，他们关于政事的言论都值得怀疑。”唐子说：“霍子的话说得好，正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古代的圣人，言论就是他们的行为，行为就是他们的言论，学问就是他们的政事，政事就是他们的学问。孟子想要拿着木棒去击败秦楚，我知道他确实可以击败秦楚；想要反手使齐国称王，我知道他确实可以使齐国称王。南濠的商人善于谈论货物，湖滨的农夫善于谈论庄稼，让听的人如同坐在店铺里、住在田地里一样真切，又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徐中允著书，记载明朝那些死节尽忠的人（即《明末忠贞记实》）。唐子说：“您得到死节尽忠的人有多少？”回答说：“有一千多人。”唐子感慨地叹息说：“我听说军队中有一个死士，敌人就会退避。现在国家有一千多个死士，却对国家的灭亡没有挽救，人才之难得真是严重啊！”徐中允没有话来反驳。

唐子夜里躺着思考说：“我和别人下棋，没有赌注时常常赢，有赌注时常常输，利益遮蔽了才能。所以没有固定追求利益之心的人，他的才能发挥一半；没有固定追求地位之心的人，他的才能发挥七成；没有固定贪生怕死之心的人，他的才能发挥十分。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所习染的不对。行仁不能战胜暴虐，不是真正的仁；行义不能统领众人，不是真正的义；行智不能决断诡诈，不是真正的智。

从前大瓠曾经称赞高景逸（攀龙）的贤德，说：“他不畏惧死亡。”唐子说：“您认为高君贤德，这是对的。因为他不畏惧死亡而认为他贤德，这就不对了。君子的道，首先爱护自身，不在混乱的朝廷任职，不侍奉昏暗的君主。委屈自身去顺从小人，固然可耻；牺牲生命去顺从小人，也是自轻。所以道义有所不立，勇敢有所不为，忠诚有所不达。《诗经》说：‘我有美味的积蓄，也是用来抵御寒冬。’说的是有所等待，这就是君子爱护自身的含义。

唐子说：“生命珍贵没有比得上人的，人珍贵没有比得上心的，心珍贵没有比得上圣人的，圣人珍贵没有比得上功业的。万物不是雌雄不相求，不是哺乳养育的时候不相爱，人却没有不通达的。耳目不能改变它们的功用，上下不能改变它们的形体，心却没有不能实行的。佛教徒修养内心做到了极致，却不进入世间；老子参与治理却不辨析事理，所以有天地有万物，不可以没有圣人。本性不穷尽就不是圣人，功业不显现就不是本性，天下没有没有根本的枝条，只专一于外在的人就错了；天下没有没有枝条的根本，只专一于内在的人就错了。

唐子说：“车取它装载货物，船取它渡河，贤人取它拯救百姓。不能装载的还不如没有车，不能渡河的还不如没有船，不能拯救百姓的还不如没有贤人。从前唐子的母亲善于喝酒，有人送给唐子一瓮酒，打开尝了尝，酸得不能喝。母亲想把它给邻居贫穷而喜欢喝酒的人，妻子说：“不要给他，这可以做成醋。”于是烧了一升粟米放进去，七天就成了醋，调味后整年都用不完。可以因为人是贤人，就不像酒酸那样吗？

良功

修养不是内在的，功业不是外在的，自从内外分开，管仲、萧何一流的人成为宾客，程子、朱子一类的人成为主人。宾客被排斥不能进入，主人居处不肯出来，宾客看不到内室的深奥，主人不熟悉车马的便利。自从内外分开，孔子的道就分裂了，百姓不能赖以生存了。自身对于世间，就像龙蛇有头尾一样，就像草木有根本和枝条一样。保存头而切断尾，培护根而去除枝，哪里还有龙蛇草木呢？从前庄烈帝曾经说：“我难道不知道刘宗周是忠臣吗，他一定要我成为尧舜。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成为尧舜呢？”确实是这样，天下的主宰在君主，君主的主宰在心，然而没有边不成省，没有省不成京，没有京不成君，没有君不成心。由此看来，知道专执身心，是大错特错了。孔子说：“穷尽事理，竭尽本性以至于达到天命。”事理不是独自明了的，天地万物没有不通达的，这就是事理；本性不是独自获得的，天地万物大同的，这就是本性。被天阻隔、被地阻隔、被万物阻隔，这是不能穷尽事理。天不安于上，地不安于下，万物不安于中，这是不能竭尽本性。顺应天的运行，依据地的纲纪，顺遂情性通达变化，万物没有怨恨，这是能穷尽事理。有苗作乱，舜征服了他；桀纣虐待百姓，汤武平定了他们。《尚书》说：“海边百姓居住的地方，没有不顺从的。”《诗经》说：“安抚万国，屡次丰收。”这是能竭尽本性。在这个时候，天得以施予，地得以承受，万物各自顺遂其生存，这就是达到天命。君子被任用就观察他的功业，不被任用就观察他的言论。孔子在鲁国试验过了，孟子虽然没有试验，他策画齐梁的策略，就像衣服一定保暖、食物一定饱腹，没做成的衣服不怀疑它不保暖，没煮的粟米不怀疑它不饱腹，怎么可以用孟子没有实行来解释他是没有功业的儒者呢。

译德行必须专一，修养必须纯粹，后来的儒者只得到一半却误以为是一，固守偏狭却误以为是纯粹。请让我阐明“一”与“半”的区别：从前唐子的妻子在孩童时，与姐姐同床睡觉，姐姐曾让她驱赶蚊子，妻子不高兴。一天晚上，她只驱赶自己头部周围的蚊子，然后掩上帐子。她的保姆笑着问原因，她说：“我哪有闲工夫为他人，只是为了自己罢了。”儒者提倡的“为己之学”，与此类似。我对于这些人，如同兄弟一般；他们与我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如同同睡在一个帐子里一样。彼此同乐，彼此同悲，这是天地生育人类的道理，是君子尽性之道的实际功夫，这就是所谓的“一”。儒者不谈事功，认为那是外在的事务，天下的兄弟，死于饥荒、死于战乱、死于暴政、死于外患、死于内乱，祸及君父，导致国家破灭，在这个时候，却束缚身心，禁锢心志，自称为圣贤，世间既然多难，自己怎能独自贤达！这有什么不同于只掩一半寝帐的见识呢！这就是所谓的“半”，他们自以为是为己之学，我认为他们是失去了为己之学。因为一旦失去整体，也就失去了一半，怎么能分裂整体而得到一半呢！

后来的儒者难道不说“天地是我的心，万物是我的身体”吗？这都是空泛的道理，没有实际的事功。后来的儒者难道不说“商汤周武可以效法，夏桀商纣必须讨伐”吗？这都是空话，不是实际的行动。不能战胜暴虐，就不能铲除暴虐；不能谋划平定动乱，就不能安定动乱；不能安定动乱，就不能使天地万物安宁。后来的儒者，学问极其精备，终身讲论大道，我却没听到他们有一句话能达到这个境界，又何必问他们有用还是没用呢！万物的生长，一生都在求利，死后才停止，没有人能穷尽它。如果有人能穷尽它，那就不是生长的道理了。这是观察它的形体。心，是形体的主宰，难道形体没有穷尽的时候，心反而有穷尽的时候吗？心有穷尽的时候，就不是心的道理了。心具备天地，统领万物，人人都知道；而不能做到的，是有阻碍而不能通达的。阻碍的是什么？是暴虐的屈辱、欺诈的网罗、愚昧的邪僻罢了。心的本体，不用角力就能战胜天下的暴虐，不用斗智就能破除天下的欺诈，不用权术就能抵御天下的机巧，不用明察秋毫就能平息天下的邪僻。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心体不充实，自我困穷于内，并不是有能困穷它的外力。

上古的圣人与龙蛇虎豹争斗而战胜它们，尧舜与洪水争斗而战胜它，商汤周武与夏桀商纣争斗而战胜他们，大概龙蛇虎豹洪水虽然毒害，不如心的神奇；夏桀商纣虽然暴虐，不如心的强大。身处末世，心没有古今之分，如果龙蛇虎豹与我混杂相处，洪水夏桀商纣与我作难，君子深感耻辱。不是耻辱不如尧舜，而是耻辱失去了自己的本心。自从学问没有真正的收获，反而禁锢了心，施加于世，阻塞不利。于是说古代的大略奇功，是天特别降下的才能。天降生人才，难道没有大小之分吗？然而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没有不能造就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人都有心，心都具备仁义礼智。仁义礼智，就像工匠拥有斧头、刀、墨线、尺子一样。天下的木材参差不齐，它们制成器具，变化万千，巧思不一，哪有斧头刀不能施加的地方呢，哪有墨线尺子不能契合的地方呢！天下的人参差不齐，他们的变化也万千不一，哪有仁爱不能养育、义理不能制服、礼制不能裁断、智慧不能通达的人呢！大的如此，小的虽然不及，也必定有所成就。器具不成，不是斧头刀墨线尺子不利，而是操作不熟练；功业不成，不是仁义礼智无用，而是学问没有达到极致。

众人有平庸的见解，认为功业不一定出于心性，这都是沉溺于汉代以下的见解。汉代以下虽然有很多奇功，然而治理随即成为动乱的阶梯，功业随即成为祸患的媒介，君子不取这些。即使有良善的治理，必定是其天生的资质善良，忠厚的行为，不学习就接近道的，终究不超出心性的范围。天下难道有功业不出于心性的吗！功业不出于心性，就是没有天地而有万物，难道有心性而没有功业的吗！心性没有功业，就是有天地而不生万物。

既然指出了四德，再观察四官：眼睛的明亮，极尽天下的形色、大小、邪正、黑白，不必练习观看，自然没有不能辨别的。耳朵、鼻子、舌头也是如此。都不假借外物而自身足以极尽声音、颜色、香气、味道的变化，哪有穷尽四官而不能辨别的呢！所以聪明就是耳目，而有耳目就是母胞，而有不能治理天下的人，必定是没有聪明；没有聪明的人，必定不是耳目；不是耳目，就是鬼胎，腹部大而虚空消沉，或者产下非人形的胎儿，俗称为鬼胎。世上笃实学习的人，难道能成为鬼胎吗！

仁义本来宏大，聪明本来神奇，只要去除妨害它们的东西罢了。自我封闭妨害仁，自我方正妨害义，自我听闻妨害聪，自我观看妨害明，只要得到滋养它们的东西罢了。合并天下作为纯粹，那么仁就完整；合并天下作为方正，那么义就宏大；以天下作为聪，那么听闻就广阔；以天下作为明，那么视见就深远。举荐天下，不是追逐天下；周遍天下，是为了完善心体；完善心体，是为了周遍天下。完善心体如此，对于治理的功业有什么困难呢！

格定

自有人类以来，太平的时代少，动乱的时代多；君子的出生，得志的少，不得志的多；一生之中，快乐常常少，忧愁常常多。太平少动乱多是时代，没有不能治理的是自身。得志少不得志多是志向，没有不能得到的是心。快乐少忧愁多是处境，没有不快乐的是学问。君子只要致力于自身所能做的罢了。在自身得到，那么所生的地方都安宁了，所处的地方都安乐了。风气影响人，改变性情，转移心志，把偏颇当作正确，把疾病当作美德。贤者更加严重，难道不正的风气，反而成为风气。世上崇尚刚烈的节操，我仍然平和；世上崇尚杀身成仁，我仍然求生；世上崇尚结党营私，我仍然独特；世上崇尚道学，我仍然正直；世上崇尚议论，我仍然沉默。君子的准则就是这样。

译虫鸟大多会变化，象马却不变化，这是强大之物不同于微弱之物的缘故。形体强大尚且不变化，何况内心强大呢？大木随水流漂动，弱小的荇菜却不随水流漂动，是因为它有根。草木扎根于土尚且不随水流漂动，何况行为扎根于心呢？面临危难必定恐惧，面临丧事必定悲哀，亲人患病必定忧虑，君主危险必定共同承担，国家动乱必定奔赴救难，这些都是因为内心受到触动。不为这些所触动的人是刻薄寡恩之人，然而普通人还没来得及触动内心，心就丧失了；君子内心触动深厚，心却得以保存。内心触动深厚，正是因为他修养深厚。普通人的心像木头，滋润它就茂盛，毁坏它就成灰；君子的心像金属，虽然遇到冶炼就会熔化流动，遇到淬火就会坚硬，但其本质固定不变。遭遇就像生命，遭遇的不齐整，就像生命的不齐整。生命安定而遭遇不安定，这是极大的迷惑。生在皂隶之家就是皂隶，生在乞丐之家就是乞丐，生在蛮夷之地就是蛮夷，没有人以此为耻。为什么一旦变得低贱就以此为耻呢？一旦变得贫穷就以此为耻呢？皂隶可以成为圣人，乞丐可以成为圣人，蛮夷可以成为圣人，都能够在所处的环境中实现志向，难道因为一时的贫贱就轻视自己吗？所以君子对待遭遇，就像身处旅途，风雨饥寒，不必要求舒适。轻视富贵，安于贫贱，这话不容易做到。如果真的能这样，就是成为圣人的基础。人们都说“我轻视富贵，我安于贫贱”，这都是自欺欺人，即使不是自欺欺人，也不见得内心不动荡。吃粗茶淡饭的士人，不羡慕鼎中的肉，但不能闻到香味而不心动；徒步行走的士人，不羡慕高车，但不能看见乘车而不感到劳累。所以不羡慕富贵的人是有的，但看见富贵而内心不动荡的人，我没有见过。面对威严不恐惧，面对侮辱不愤怒，这尤其不容易做到。为了道义不回避死亡，面对侮辱不与对方计较，这样的人是有的。但遇到威严侮辱而脸色不变、内心不动荡的人，我没有见过。布匹和绸缎同样保暖，蔬菜和肉类同样饱腹，保暖必定选择绸缎，是因为人的喜好；饱腹必定选择肉类，是因为顺从嗜好。多方经营以炫耀于人、取悦于口，这是奴隶和小商贩的行为。由此思考，这也是控制内心的方法。

忧患使道心产生，安乐使道心消亡；贫困使道心产生，富裕安乐使道心消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道心的产生不是得到的，道心的消亡不是失去的。君子立志于道，道由内心达成，不由外部达成，因此容易相处而不改变。也有悔悟奋发、由逆境产生道心的情况，在逆境中产生道心，那么在顺境中就能成就道心，难道会在顺境中反而消亡吗？在顺境中成就道心，是践行志向的时候。长短互相争夺，是非互相诉讼，这是市井之人的行为。即使是君子，也争夺长短、诉讼是非，虽然道义与利益不同，但争夺的本质是一样的。道未必因此显扬或晦暗，国家未必因此安定或危亡，一句话意见不同，就变了脸色站起来，他的党徒帮助他，互相煽动不停，以为是为了道，其实是为了名声。以为是为了国家，其实是为了自身。为什么分辨得如此不明！

追求胜利、追求名声，是士人的痼疾。称赞他超过别人，他因被加封而荣耀；讥讽他不如别人，他因被剥夺官职而受辱。自立在哪里，而这样看重别人的评价呢？登上千仞高山，他的位置自然高；铸造万石大钟，它的声音自然远。如果真的能用道战胜自己，只怕他不追求胜利；如果真的能用德成就名声，只怕他不追求名声。

心有十种弊病：尊贵就高傲，卑贱就委靡，富有就骄傲，贫穷就狭隘，快乐就散漫，忧愁就郁结，平静就懦弱，愤怒就崩溃，厌恶就狠毒，喜爱就沉溺。这十种弊病，不容易说尽。如果能全部去除，可以平定天下，有一种不去除，就不能在妻儿面前推行。全部去除，圣人也不能再增加什么；逐渐去除，初学者也可以努力践行。君主失去道，听从臣下的命令；内心失去道，受外物的役使。他们不自觉地被役使，反而自以为掌握了主导权；不知道他们是用外物迎合内心，于是被外物诱惑。抵御强盗容易，抵御外物难；攻破阵势容易，破除诱惑难。强盗，是杀害我的人；外物，是顺从我欲望的人。中了诱惑的人甘之如饴，好像要靠它生存，不得不靠它生存；好像要靠它做人，不得不靠它做人。外物的毒害胜过强盗，只有大勇者能抵御；诱惑的危险胜过阵势，只有大智者能破除。有外在的抵御，有内在的控制，抵御严厉则欲望不在内心动摇，控制有力则外物不在外面引诱。教化由勉强进入，不得不如此。

贪财好色，是小人的欲望，不是我担忧的。我担忧的是，欲望挟持道理来处理事情，挟持道义来行事。这不仅别人不能分辨，自己也不能分辨。这种学问，是隐藏欲望的渊薮。君子的欲望，虽然与小人的欲望不同，但用这种欲望来治心，同样归于毁灭内心；用这种欲望来治世，同样归于扰乱天下。道是治理的根本，欲望是混乱的根源。世间纷扰喧嚣，都是由欲望引起的。有欲望不去除，去除不干净，却想治理天下，这不是欺骗天下吗？玉玺只有一个，它印在朱砂上的文字，千万次都一样，心也是如此。表现在事情上的，外在与内在相同，没有丝毫差异。用道心而不能成就治理，这是玉玺本是籀文篆书而印出来的是鸟迹；用非道之心而侥幸治理，这是玉玺本是鸟迹而印出来的是籀文篆书。

天地广大，年代久远，人生在其中，就像飞尘和缝隙中的光影。那些不让步于天地年代的人，是因为心体完备，性功宏大。狂妄的人被外物诱惑，内心顺从欲望，沉溺于世，顺从形体，被贫富搅乱，被忧乐颠乱，这种生死与草虫有什么不同？下棋有胜负，饮酒有庆贺和惩罚，在当时，也有喜也有怒。棋局结束、酒宴散去，喜怒在哪里？那些狂妄人所经营的，也是这样。这话，众人都知道，贤者也有所不免。只知道不如不知道，贵在能践行。

译抛弃虚名

所谓虚名，是不需要修身的辛劳，却拥有贤良的品格；不需要施予于人，却具备胜过真实的美德；不需要与难以相处的君主卿相周旋，却能迅速获得富贵；这与那些终身勤勉修养却到老也不得志的人相比，在劳碌安逸、得失方面相差多么悬殊啊！《诗经》说：“不种不收，为何取走三百束禾苗呢？不打不猎，为何看见你庭院里挂着猎获的貆呢？”不耕种却得到谷物，不狩猎却得到野兽，喜好虚名的人如此快捷地获得名利，这是后辈们所奔走追求的，连正直的人有时也不免改变行为。如果喜好虚名的人只是自己窃取名声，自己败坏德行，那对世间也无害，然而却使举世之人羡慕他们，全都是窃取名声的人，全都是败坏德行的人，这种危害就大了。大概名声是空虚而没有实质的，美好而令人羡慕，能够凿穿人心而毁灭其德行，就像钻透果核而断绝其种子一样。心中的种子断绝，德行就断绝；德行断绝，大道就断绝；大道断绝，治理就断绝。人人都做学问，世间却没有真正的学问；人人都谈论治理，天下却更加混乱。名声造成的危害如此之大，从前的评论者都没有涉及到，为什么呢？古人虽然厌恶虚伪，但不善于自我掩饰，因此善恶表现在外，分辨得像黑白一样清楚。周幽王、周厉王自然成为他们的幽厉，共工、驩兜自然成为他们的共工、驩兜，没听说过幽王、厉王自称为尧舜，共工、驩兜自称为皋陶、夔。虽然有幽王、厉王、共工、驩兜这样的人，对人心没有危害，是因为善恶没有混淆的缘故。到了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借假名声而称霸天下，善恶就不分明了。桓公、文公内心怀着蔑视君主的心思，外表却显示尊崇王室的道义；内心做着禽兽般的行为，外表却假借礼节的文饰；兼并了许多小国却施加继承断绝宗祀的恩德，完全窃取贡赋却修习会盟的礼仪，百姓被虚伪所迷惑，却信服他们的信义，称赞他们有礼；天子忘记了他们的逼迫，而嘉奖依赖他们的功劳；几代之后，诸侯还感激他们的恩德不忘。当时的大夫，身为乱臣贼子，行事悖逆，口中却说着礼义的话，行为表现出忠信的举动，人们都称赞他们贤能。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不忠君不孝父的人，但他们侍奉君主、侍奉父亲的礼仪，多么可观啊；他们忠君爱父的言论，多么悦耳啊。从古代到现在，十七代之间，同样的名声弊病，而外表暴戾的风气，如今最为严重。世俗崇尚道学，就以道学为名：矫饰自己的行为义理，朴素的衣冠足以让人注目，鼻息承接睫毛，周旋合乎圆规，转折合乎方矩，熟读诸儒的言论，略微涉猎百家的话语。名声既成，就升座讲学，环绕听讲的有数百人，记录成书，献给公卿，流传于海内，自以为孟子复活、朱子再现。弟子数千人，各自传授师说，天下人都期望他们出来振兴太平，有的被征召到京师，就把平时所讲论的内容向皇上敷陈奏对，列为侍从。如果没有什么补益，就坚决辞官还山，天下人更加推崇他们的出处。这就是道学的名声！世俗崇尚气节，就以气节为名：自命清高而贬低他人，自命矜持而屈辱他人，以触犯权臣为高尚，以激怒君主为忠诚，行政没有大过错，必定极力争辩；用人没有大失误，必定极力排斥。互相援引互相攻击，他们的党徒蜂拥而起为之助势，不胜则流窜到远方、在宫阙下受杖、在都市被车裂，天下的士人听说后更加推崇他们的义气，没有不鼓动前行前往的，愿意继承他们的事业。这就是气节的名声！世俗崇尚文章，就以文章为名：博览群书，赋诗作文，挥笔如飞，文辞华丽，其人又体态闲雅，言谈敏捷，喜欢交游善于交际，声誉满京城。这样的人，公卿想要得到他作为上宾，天子想要得到他作为近臣。文人没有实际用处，他们在天下的受重视程度，不低于道学、气节这两种名声。文章并非小事物，汉人的作品，已是文章的末流，何况后来的琐碎篇章呢？至于今天科举考试的时文，我更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也夹杂其中。凡此种种都是文章的名声。这三种名声，是危害人心的最大因素。

君子治理天下，治理的方法很多，没有比抛弃虚名更重要的了。抛弃虚名的方法是什么？破除其手段，堵塞其途径，断绝其根源。这三者是抛弃虚名的方法。什么叫破除其手段？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喜好道学，那些口称孔子、貌似孟子、尊崇朱熹、排斥陆九渊的人，我不与他们交往，我所交往的是忠信的人；我不喜好气节，那些结党营私、习惯攻击、乐于流窜、甘愿受刑的人，我不与他们交往，我所交往的是正直的人；我不喜好文章，那些穷搜泛览、模仿韩愈、效法欧阳修的人，我不与他们交往。我所交往的是圣人的言论。这不就是破除了他们的手段吗！什么叫堵塞其途径？我已经说过了，君臣贤明，不接受毁谤和赞誉，没有没有实质的毁谤和赞誉，即使有，也不能上达天听，这不就是堵塞了他们的途径吗！什么叫断绝其根源？我已经说过了，君主在上每日自省，卿大夫在下每日自省，不敢懈怠安逸，以求减少过错，天下人受其感化，各自致力于实际，没有私人的好恶，这不就是断绝了他们的根源吗！

虽然如此，盗跖的乡里，不都是恶人；曾参、闵子骞的家乡，不都是善人。人类的不齐整，即使大道施行，也不能完全教化。因此舜鞭打顽固谗佞之人，伊尹惩治三种恶风（巫蛊、淫乱、混乱），以此来整齐他们。如果有这样的人，自以为圣贤，身居深山而名声传遍四海、震动朝廷，公卿虽然贤能，百姓虽然善良，也不能不被他超世的名声所迷惑。这种危害，比谗言之人百倍，比三种恶风十倍，大概是巧言令色、奸邪之人的魁首吧！巧言令色、奸邪之人，是尧所畏惧的。君主即使圣明，也不及尧；臣子即使贤能，也不及禹、皋陶，何况那些在下位的人，怎么能容忍他们迷惑人心而败坏治理呢！将他们流放，不让他们与中国同类，危害治理的人就除去了。既以身作则，又明确教导，又去除那些异类，来改变喜好虚名的风气，这就差不多了！

译五经

五经是心性的痕迹，是大道的具体显现，并非直接就是心体本身。孔子时代，文献典籍或许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只有这五本书：通过《易经》来阐明阴阳之道，通过《尚书》来梳理治理国家的法则，通过删定《诗经》来彰显美与恶，通过修撰《春秋》来辨别邪与正，通过制定《礼记》来规范言行。于是学者们在努力践行之余，有所诵读学习，这是广博学问的事情，也是通往大道的阶梯。至于直接指点心性，根据人的资质进行善意的诱导，则体现在《论语》一书中，而继承这一传统的又有《大学》《中庸》《孟子》。这四本书，都明确阐述了心体的本质，直接探究大道的本源，修养治理的方法，如同平坦的大路。学者们有幸出生在孔子之后，进入其门墙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从中汲取足够的养分，哪里还需要依赖五经呢？打个比方：五经好比是禾稼，四书好比是酒食。酒食就在面前，就可以喝醉吃饱；却还要远远地去追求五经，这是舍弃酒食而去询问禾稼，难道不是迂腐且劳苦吗？虽然如此，五经也是不可废弃的。从《易经》中观察阴阳，从《尚书》中观察治法，从《诗经》中观察美恶，从《春秋》中观察邪正，从《礼记》中观察言行。广泛地探求，融会贯通，都是明心见性的辅助，只是不可以追求外在而遗忘内在，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罢了。如果追求外在而遗忘内在，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三五成群，各自夸耀通晓经义，只是炫耀文辞，驰骋议论，即使极其精确，对身心也毫无益处。那么讲解五经的人，就像佛教所说的戏论、庄子所说的糟粕一样，与下棋赌博有什么不同呢？所以阳明先生说：心好比田地，经书则是田地的地契。心已经亡失了，却天天穷究经书，就像祖辈遗留的田地已经卖给了别人，却抱着空白的地契以为拥有这块田地，可以吗？这就是学习经书的标准。

近世对于五经，疑问繁多，各种学说像蜂群一样兴起，不能不确立所遵循的标准。子思之后，世代都有哲人，孔安国是孔子的第十一世孙，孔子去世后，众儒者在孔墓上讲习，直到汉代没有断绝。孔安国尤其擅长《尚书》，这既是家学渊源，又得以听闻众儒者的言论，他所作的《尚书传》，必定能得到真谛。学习《尚书》的人，舍弃孔安国还能遵循谁呢！《诗经》的序言，必定是孔子的弟子所作，通过序言来推绎诗意，评论时代和人物，言语含蓄而意义显明，大毛公曾师从荀卿，他距离孔子的时代不远，他创立《毛诗传》，尊崇序言如同尊崇经文；小毛公又继承完成，郑玄遵循并阐发其旨意，诗义大明。学习《诗经》的人，舍弃毛亨、郑玄还能遵循谁呢！至于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他的记述，始末周详，典礼彰明，孔子取用它来修撰《春秋》，左丘明就史实作传，以阐明孔子的褒贬，更无可怀疑。杜预又推演五体（五例），触类旁通，以阐发传文中未阐发的内容，春秋大义大明。学习《春秋》的人，舍弃左氏还能遵循谁呢！

从宋代到明代，世上的学者，喜欢争讼和骂人，为了创立新见以标新立异，用自己的主观臆断来裁断百世以上的事情，繁琐地引用曲折的证据来成就自己的自以为是。凡是周汉以来有传承依据的，都被像割草除粪一样清除掉。暴秦在前面焚烧，世儒在后面斩断，这也太凶悍了！现在的人对于五经，穷尽搜索推究隐微，自称为穷究经义，这尤其不可取。为什么呢？在汉代初期，学者走路带着经书，停下就诵读学习，一辈子只治一经，还未必能达到精通。为什么这么难呢？大概是因为那时经籍毁灭后重新出现，编简残缺，文辞古奥，训诂义理难以明了，所以如此艰难。现在不是这样，训诂义理已经明了，坐享其成，翻阅阅览就足够了。即使想要穷究，又能穷究什么呢！

我甄老才知道学习，见闻少且容易遗忘。对于《诗经》，担心毛亨、郑玄的说法大同小异，既然说诗没有两个都是对的道理，就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以便称引，所以对《诗经》有论述（自己著《毛诗传笺合义》）；对于《春秋》，担心左氏的说法太简略，取触类旁通的意义，以通达其未涉及的地方，所以也有论述（《春秋述传》），让养子抄写成为册子，忘记了就查阅，对于《诗经》《春秋》的宗旨，如同听家人说话、街巷闲谈，不再劳费我的心思，妄生疑义；《尚书》还没来得及做。我甄老了，《礼记》繁杂而没有能读完，暂且慢慢等待；至于《易经》，固然在于阐明阴阳、穷尽性命、知晓进退，但必须占卜事情预知未来，才可以运用《易经》。不能预知未来，就不是占卜了，《易经》就成了空理。日后如果有所传授就去做，不然，也就罢了。

唉，人对于大道就像门一样，却不进出这扇门；人对于大道就像饮食一样，却饮食而不知滋味，这与禽兽相差无几了！所以心不明亮，本性不见，这是我的忧虑！五经没有通晓，不是我的忧虑！

非文

古代有文，典礼、威仪、辞令都是，不专门指名家笔下的书写。笔下所写称为言。如果将书传中的言称为文，数起来说“文成几何”，大概是指六书而言。六书有意义，所以称为文，不是修饰文辞而称为文。说话符合事实，文辞符合说法，善于说话的人有条理有次序，广泛征引曲折比喻，听得耳朵充满；善于写文的人有条理有次序，广泛征引曲折比喻，写在简策上，五彩绚烂。这样的言，不称为文。古代善于言说的人，根源于心，发自于口，验证于事，广博于典籍，写在简策上，色彩辉煌。用这个来言道，道就在襟带之间；用这个来述功，功就在耳目之中，所以值得崇尚。汉代把它称为文，失去了一半。唐代以下完全失去了。等到近世谈论文的人，妄自认为有体裁，妄自认为有法则，妄自认为有绳墨规矩。二十三个朝代的典籍，阻塞了他们的心；序论传志的空话，歪曲诬蔑了道理。所以秦代以上的言像切好的肉，唐代以下的文像蔬菜汤；秦代以上的言虽然少，却重于钩金；唐代以下的文虽然多，却轻于车羽。这是为什么呢？致力于炫耀文辞，束缚于世俗，拘泥而不顺遂其言。

译文章必须有实质内容，当今世人追求文采的弊端，是全都丧失了实质。从前京城里有雕刻冰块为人物形状的人，给它们穿上衣服，点缀上红绿颜色，神情神色如同活人，形制如同真的一样。京城天气寒冷，把它放在背阴的厅堂里，过了一天也不会融化。如果融化了就加以修饰。前往观看的人每天有几百人，都赞叹它的精巧，惊讶它的神奇。有一天他对众人说：“谁能给我三斗粟米？我就把技艺传授给他。”没有人答应。于是问众人说：“我的技艺也算精巧了，我想卖技艺得到三斗粟米，而没有人答应，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嘲笑他说：“你的技艺确实精巧，你为什么不铸造金属、雕琢玉石做成夏、殷、周、汉的器物，那样可以珍贵而不朽。现在却雕刻冰块作为玩物，它的形状虽然相似，但不过几天就融化了。我很惋惜你的技巧不是真正的长久，用心劳苦却没有用处，只能取悦眼前而不能流传久远。”文章没有实质，也像这样啊！

事物有形象，形象有滋意，选取它们就写成书籍，有蝌蚪文、篆书、籀文等字体。到了末世，变成了俗体字，姿态谄媚轻佻，完全丧失了法度；图画，铸造在钟鼎上以垂示法度，绘制在衣裳上以表明尊卑，施用于屏风墙壁以显示警戒。到了末世，画山川岩石、草木羽毛、士人女子，用来取悦于人，完全丧失了本意；古代的语言变成现在的文章，也像这样啊。那两者虽然丧失了，但与国家的治乱无关。至于文章，流变为曲工，流变为末技，用来取悦迎合世俗，使人心轻浮气佻，窃取虚名而丧失真实。大道在这里丧失，这也是百分之一二十的比例啊！

知言

唐子到常州会见方子，方子不喜欢名士，见到唐子却非常高兴，把他安置在书室，谈论了四个日夜不知疲倦。方子说：“人们都怀疑先生关于用兵的说法。”唐子说：“世上所称道的良将，是人呢，还是神呢？”回答说：“是人。”“所谓的大敌，是人呢，还是鬼呢？”回答说：“是人。”唐子说：“如果良将战胜敌人，像神斩杀鬼一样，那我就不敢说了。如果都是人，为什么怀疑我的话呢？那些市井少年、妇人、小孩用欺诈来欺骗人，都是兵法啊。”

方子说：“先生的文章奇特啊，我想写文章，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古人哪里有所谓的文章呢，只是表达他们的言语罢了。后人喜欢他们的言语，错误地认为是文章，世人擅长写文章却不擅长表达言语，就像草做的马、木头做的鹰，所以不奇特。我不擅长写文章，擅长表达言语，就像奔跑的马、飞翔的鹰，所以人们看见认为奇特。”

方子说：“从前先生治理长子县，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治理还没有完成。”回答说：“虽然如此，希望听听您的心意。”唐子说：“四面的边境像我的墙垣，土地田地像我的园圃，道路桥梁像我的门户庭院，房屋像我的屋宇，积蓄像我的仓廪，男女像我的妻儿，像这样罢了。”

大概唐子说了三句话，方子三次称赞好。方子赠送金子和褥子，拿着一把扇子，请求说：“我二月将进入京城，乞求先生送我一句话并写在扇子上，早晚诵读它。”唐子高兴他懂得言语，于是说：“人难以了解啊，看他的容貌则灵敏，听他的言语则辩才，询问事情则多有经验，让他治理百姓而百姓或许不便；看他的容貌则愚钝，听他的言语则迟钝，询问事情则十次困难而得不到一次，让他治理百姓而百姓或许安宁。人的难以了解像这样。从前吴中有名医，华丽的车马、美好的皮衣，脸色红润，舌头转动灵活，生病的人家非他的药不喝，有病痊愈的人就说果然是好医生，有死的人就说好医生不能使死人复活。这个医生，不承担杀人的罪责，而获得显赫的名声和丰厚的利益，生病的人家承担了耳目判断的错误。吴中有很多知名士，您不曾询问过。说朱熊占是良士，而熟悉礼仪。现在只因为我的书询问他，可以说是不依赖耳目判断了。我再说这些，是想让您用选取熊占的方式来选取天下的士人。”唐子返回，把他的言语写在扇子上，送给方子。

鲜君

治理天下的是君主，扰乱天下的是君主。治乱不是别人所能做的，是君主。小人扰乱天下，任用小人的人是谁？女子和宦官扰乱天下，宠信女子和宦官的人是谁？奸雄盗贼扰乱天下，导致奸雄盗贼作乱的人是谁？反过来在有道的君主那里，天下就治理好了，反过来在有道的君主那里的人是谁？师尹、皇父没有罪，勃貂、骊姬没有罪，后羿、寒浞没有罪，为什么说没有罪？毒药杀人，不能杀不喝的人。伊尹、周公没有功劳，为什么说没有功劳？良药救人，不能救不喝的人。一个贤人进用就盼望治理，一个小人进用就担忧混乱，都是见识浅陋短浅，不知道根本的人。天下亿万万的百姓，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安抚他们就安居，抛弃他们就死亡，天啊君主，地啊君主！

向上观察古代，尧、舜、禹、启，治理的时代很久。夏、殷、西周、西汉，治理多于混乱。治理时代多的，虽然有昏庸的君主，依赖前代君王而安定。其余的一代之中，治理的时代占十分之一二，混乱的时代占十分之八九，前代帝王的恩泽淡薄，无法保全后代的原因。君主的无道很多了，百姓不快乐生活很久了，那些做君主的人怎么样呢！

上天产生贤人确实困难，广泛征召都邑，世族贵家，他们的子孙很少有贤人的，何况帝室富贵，生来习惯骄横放纵，怎么能成为贤人？因此一代之中，十几代有二三贤君，不算不多了。其余的不是暴虐就是昏暗，不是昏暗就是邪僻，不是邪僻就是懦弱，这也是人生的常理，不值得奇怪。只是懦弱的君主积蓄混乱，邪僻的君主产生混乱，昏暗的君主招致混乱，暴虐的君主激化混乱，君主无法挽救了，那些百姓怎么样呢！唉，君主的邪僻多，不是人所能做的，是天。天无所作为，不是天所做的，是人。人无所不为，不可以有所作为，这是古今共同叹息的，也就无可奈何了。

译匡济君主的治国之才，哪个时代没有？世间没有识才的人，他们的才能向何处施展？即使让皋陶、夔、稷、契生在那个时代，穷困而在下位，也不过是田间的普通百姓；显达而在高位，也不过是将相之下的平庸官吏。世间没有明君，哪里会有贤臣呢！那么，夏商周三代以后，君子所学习的难道都废弃了吗？不是这样的，君主有明有昏，世道有治有乱，学问却没有废弃或兴盛。善于侍奉父母，和睦家庭，学问通达于人伦；寒暑推移，景物更新令人喜悦，学问通达于四季；在天空飞翔，在山间遨游，学问通达于鸟兽；山脚草木茂盛，海边百姓生存，学问通达于草木。我在尧舜的大道上，没有丝毫的亏损，何必一定要得到君主施行道义，才算没有废弃所学呢！只是贤明的君主不容易得到，乱世无处可逃，坐着看百姓疾苦而不能救助，君子为此感到悲伤啊！

抑制尊崇

圣人确定尊卑的分别，是要使人们顺从并引导他们，不是要使君主高傲而疏远臣下。在上位容易骄傲，在下位容易谄媚，君主日益尊贵，臣子日益卑微，因此君主轻视臣民，如同犬马虫蚁不像自己一样，贤人退隐，治国的道理就遥远了。

泰山的高大，不是因为金玉丹青，都是泥土；江海的广大，不是因为甘露醴泉，都是水；天子的尊贵，不是因为天帝大神，都是人。所以尧舜做君主，茅草屋顶不加修剪，用土簋吃饭，用土杯喝水，虽然贵为天子，控制海内，他们吃粗劣食物、穿粗布衣服，喜好善厌恶恶，与住在野外的人没有不同，无不与百姓同情感。善于治理一定通达情理，通达情理一定亲近人。在室内陈列五种颜色，吹灭蜡烛观看就看不见；在堂下演奏五种音调，捂住耳朵听就听不见。君主高高在上而不亲近人，既对官员失明，对百姓失聪了。即使向他进献尧舜的道理，怎么能改变耳目不能分辨的状况呢！

君主对于父母，住在不同的宫殿，朝见有时限，就说天子的孝与平民不同。君主对于子孙，住在不同的宫殿，朝见有时限，就说天子的慈爱与平民不同。君主对于妻子，住在不同的宫殿，进御有时限，就说天子的配偶与平民不同。骨肉之间，骄傲高傲习以为常，所以供养隆重而孝心衰退，教导疏远而恩情淡薄。谗言小人从中离间，废黜继承人、废黜皇后，易如反掌。家庭不和，是动乱的根源。亲人虽然极亲密，也有难以劝谏的；朋友虽然极私交，也有难以说话的；老师虽然善于诱导，也有难以教育的，何况君主呢？君主的尊贵，好像在天上，与天帝同体。公卿大臣很少能进见，变色失态，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能比严酷人家的仆隶。在这个时候，即使有善于鸣叫的，也不能传到九天；即使有善于照明的，也不能照到九渊。臣子日益疏远，智慧日益蒙蔽，伊尹、傅说不能教诲，关龙逢、比干不能劝谏，国家就灭亡了。

蜀地人祭祀神灵一定要依靠巫师，称巫师为端公，祈祷就为福，诅咒就为祸，人们不知道神灵听什么看什么，只害怕端公，而不惜财物供奉他。像这样，神灵不接触人，人不接触神灵，所以端公能容许奸诈。君主的尊贵，难道不像土地神吗？权臣宠幸的侍从，难道不像端公吗？没有听说没有看见，大权下移，诛杀伯夷，奖赏盗跖，海内怨恨叛乱，寇贼到达寝门，安然不知。难道是人的能力能遮蔽他的耳目吗？是势位尊贵自我遮蔽啊。

直言的人，是国家的良药。直言的臣子，是国家的良医。除去皮肤疮疡、不除去症结的人，那人一定死；称颂君主圣明、指责百官过错的人，那国家一定灭亡。所贵在直臣的是，上等攻击君主的过错，次等攻击宫闱的过错，下等攻击帝族、后族、宠贵，这是外科医生。君主凭什么依赖有这样的直臣，臣子凭什么珍贵有这样的直名！所以国家有直臣，百官有司没有不害怕他的。害怕他，从天子开始。从前明熹宗（神宗）吃饭，厨师进献鳖，熹宗吃了觉得美味，放下筷子问说：我听说刘光缙禁止鳝鱼鳖类，从哪里得到这鳖呢？左右回答说：从远郊取来。熹宗说：从今以后不要再进献这个，恐怕触犯御史禁令。以万乘的尊贵，下畏御史，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

地位在十人之上的人，一定处在十人之下；地位在百人之上的人，一定处在百人之下；地位在天下之上的人，一定处在天下之下。古代的贤君，不一定依靠大臣，平民百姓都不敢欺凌；不一定依靠师傅，低级官员博士都可以接受教导；不一定依靠圣贤，乡里父兄都可以访问治理。尊崇贤人的朝廷，虽然有奸佞的人，化为直臣；虽然有奸邪的人，化为良臣；什么贤才不尽用，什么治国之道不闻！所以殿阶九仞不是尊贵，四方翻译来朝不是荣耀，大海能低下，所以川泽的水归附它；君主能低下，所以天下的善归附他。这才是尊贵的原因啊。

得到老师

太甲违背师保的训导，多做不义的事，商的天下几乎危险了。处于桐宫，深深自我怨恨悔恨，恭敬承受伊尹的训导，能够保持他的德行。这是上天之所以保佑商的原因。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不知道周公的功劳，因为流言怀疑周公，周的天下几乎危险了。上天降下烈风疾雷，成王害怕，打开金縢的书，才知道周公的忠诚，迎接周公而服从他的训导，最终成为贤君。这是上天之所以保佑周的原因。两位君主一位昏庸一位年幼，为什么变化这么快呢！先前在学问上有收获。太甲继承皇位时，伊尹陈述三风十愆的告诫（巫风：舞、歌；淫风：货、色、游、畋；乱风：侮圣言、逆忠真、违耆德、比顽童），说有一种必灭亡，德行无大必兴盛，不德无小必坠落。太甲知道了，然而习惯于习气而忽视它，等到离开宫室的安逸而处于陵墓的荒野，声色之好断绝，左右便习不从，困苦忧思，自我悔恨过错，认为师保既放逐我，群臣不悦，百姓不服，天下必将叛我，于是自我责备以往违背师保的训导以至于此。这是太甲改变德行，由学问导致的。成王在年幼时继承皇位，周公无日不以君臣父子长幼之道训导王，他的告诫之言，具备于诗书，成王听熟了，因为他年幼而忽视它。等到殷人叛乱，庶孽流言，周公避居东都，上天降下疾威，成王这时稍长了一些，良辅不在，天怒人叛，如履渊冰，于是追思周公训戒之言，我不能用，以至于此危难无救。这是成王改变德行，也由学问导致的。两位君主年幼知道学问，又困于忧患，于是能自我反省以明心，所以知道君德必成于学问，而学问必得师保。

译然而一定要先懂得学习，才能找到合适的老师和保傅。为什么呢？商汤有伊尹留给太甲，周文王、武王有周公留给成王，所以有贤人辅佐时，不需要刻意去寻求。如果历经三四代，先帝的旧臣已经不在，能够托付国家大事的人，一定要在百官职位上经过考验，一定要在天下贤人中广泛寻求。继承皇位的君主，身处尊贵富有的地位，习惯于亲近宠信的小人，不能全面了解天下的事务，又没有大的祸患，即使有大的祸患，也不能因此忧患困顿、愤然奋发，破除内心的蒙蔽。内心不明，怎么能从众人中识别出大贤呢？况且末世学者不纯正，内心没有真正的收获，喜欢说大话，自以为是皋陶、夔那样的贤臣，君主昏乱不察，就匆忙把国家托付给他，不导致覆灭的很少。在殷朝，高宗求贤的诚心通达于上天，梦中得到圣人，等到得到傅说，与他交谈，果然是圣人，于是任命他为宰相，继承了伊尹的美名。以傅说的卑微，没有人举荐他，还没有经过试用，只凭一句话就认定他是圣人，难道高宗的智慧独自超越常人吗？大概是因为高宗年少时住在田野，向甘盘学习，恭敬静默，追求道义专一不二，所以精神通达于心，智慧辨别于言语。因此治理天下一定要先任用贤人，任用贤人一定要先得到老师，得到老师一定要先辨别贤人，辨别贤人一定要先克制私欲，克制私欲一定要先疏通内心，疏通内心一定要先好学。这是自尧舜以来相传的道理，得到它就能治理好，失去它就会混乱。治乱的效验立刻显现，不能不深切反省自己。

天子的学习与士人相同，说不同的，是表面的言辞。天子斋戒居住、静心存养，与住在简陋房屋的人相同；诵读诗书，与住在土墙窗户房屋的人相同；身体有贵贱之分，内心没有贵贱之分。也有不同的地方，身处高位如同天帝，失去地位不如农夫，所以天子学习与士人相同，因恐惧而更加笃实学习，其用心程度相当于士人的百倍千倍。伊尹未被得到时，先师从咎单；傅说未被得到时，先师从甘盘；周公未被得到时，先师从史佚。即使没有这三位贤人，列士进献诗歌，乐师进献典籍，史官进献书籍，乐师进献规谏，盲人吟诵，蒙童诵读，百工进谏，平民传达意见，近臣竭尽规劝，都可以作为老师。不施加丹漆，不扩大苑囿，不使用珠玉，不穿貂皮锦绣，没有沉溺心志的事物，既多受益，又没有沉溺心志，好比镜子长久昏暗不能辨别形貌，用石头磨它、用水银擦拭它，没有形貌不受影响、没有形貌不能辨别。内心既然明亮，那么是非不会改变主人，善恶不会隐藏真情，大贤和大奸并排站在面前，不加考察就能辨别。用这种方式寻求老师，然后老师才能得到，哪里会有荣公专权、皇父残害百姓的祸患呢！

有人说君主既然英明，可以进退天下的贤与不贤，即使没有老师也可以。如果像您所说，即使是舜也不能做到。舜以天下的明察为明察，以天下的聪听为聪听，所以能进退天下的贤与不贤。然而怎么能让天下的明察成为自己的明察、让天下的聪听成为自己的聪听呢？不是一个人能普遍考察的，舜的聪明之所以能遍及天下，是因为得到了禹担任百揆。禹担任百揆以总管内朝众职，内朝众职总管牧伯，牧伯总管都邑的官吏，层层相互考察。就像衣服有领子，就像网有总绳，舜就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而天下都在他的耳目之中了。从太甲、成王、高宗、大舜来看，我没有见过君主不明而能得到老师，没有得到老师而能治理天下的。崇尚文辞的人实际上灭亡，崇尚外表的人内心灭亡，明思宗不是得到老师的君主，贺逢圣（后来投湖而死）谢升（后来投降清朝）不是作为老师的臣子，却在朝会结束时，降低万乘之尊，起身对着他们作揖，这是在殿廷之上表演优伶的戏码。

太子

自古以来有句话，教导太子一定要选择贤能的师傅。这在今天，就是欺骗君上的话。公卿之家，千金之子，尚且轻视师傅，何况太子？让师傅教导太子，就像让弱羊拉大车。那么太子由谁教导呢？天子亲自教导他。天子能教导太子，那么师傅对太子有益；天子不能教导太子，那么一百个伊尹、一百个周公也对太子无益。太子本来尊贵，一定要处于卑微；本来隐藏，一定要周游外界；本来骄傲，一定要纳入约束。凡是教导太子，不要南面坐着面对师傅，进而讲学，师傅西向坐，保傅东向坐，太子北向坐。开始讲学时，就说“愿意接受教导”，讲学结束后，就说“恭敬接受教导”，不要命令进退，进退听从命令；不要命令饮食，饮食听从命令；不要命令坐起，坐起听从命令。公卿有病，就派他去问候；有丧事就派他去吊唁，有喜庆就派他去祝贺，出使就派他去送行，返回复命就派他去慰劳，进门就下台阶迎接，拜见就快步向左回答，进献规劝就再拜接受。凡是教导太子，春天让他看耕种，夏天让他看除草，秋天让他看收获，冬天让他看储藏，不要随从太多，不要护卫太盛，不要避开他人，亲近他们的妻子儿女，了解他们的生活养育，进入他们的房屋，了解他们的居住，品尝他们的饮食，了解他们的滋味，触摸他们的衣服，了解他们的冷暖。农民是王后的根本，泥土茅草是殿阶的根本，糟糠是美味佳肴的根本，麻布是冕服的根本。不了解根本，一定会丧失末节。凡是教导太子，观看桑树，就知道衣服的来源；观看牧场，就知道服饰车马的来源；观看圈养牲畜的地方，就知道鼎俎食物的来源；观看沼泽，就知道鱼鳖的来源；观看菜园，就知道果蔬的来源；观看山林，就知道木材的来源；观看市场，就知道器用的来源。凡是教导太子，经过市场就看见贩卖的辛劳，在路上就看见背负的辛劳，行走道路就看见征役的辛劳，住宿歇息就看见羁旅的辛劳。凡是教导太子，有过错一定要鞭打，对待师傅，傲慢不接受命令，就鞭打他；不尊敬大臣，不礼遇群臣，就鞭打他；今天听到言语，明天不能实行，就鞭打他；外出荒废游荡，不知道农事，就鞭打他；外出荒废游荡，不知道百姓贫穷，就鞭打他；外出荒废游荡，不知道物产土地，就鞭打他；外出荒废游荡，不知道人的辛劳，就鞭打他。大概不习惯牛羊性情的人，不可以让他放牧牛羊；不了解百姓生活的人，不可以让他治理百姓。凡是教导太子，不要住在不同的宫殿，不要在不同的厨房吃饭，不要在不同的箱子里取衣服，不同就会专断自恣，不知道做什么。艳丽的女子损害身体，阴险的寺人损害本性，众多的奸佞损害智慧，即使三次朝见三次询问，礼仪严格文辞完备，也如同优伶装饰一样，有什么教育作用！天子视朝之余，太子侍奉老师之余，不离左右，慈爱地笑语，严厉地教诲责备，三害不接近，一种习惯平安。

译凡是教育太子，首先要排除女色的迷惑。平民百姓只有一个妻子，如果晚睡早起不谨慎，尚且会因此致病，甚至短命。何况是别宫曲房，美女充斥其中，这就像把油脂放在烈火中，把胶革放在淫雨中，难道还能侥幸保全吗？自从秦朝以来，君主常常不能长寿，活到五六十岁算作上寿，四十岁算作中寿，三十岁算作下寿。历史上上寿的君主只有十一个，中寿和下寿的有十九个，这都是因为女色造成的。因此，太子的居所，年少时不接近女色，婚后也不多宠幸妃妾，侍奉的只限于拿着巾帚、洗涤衣裳的宫女，不选择容貌美丽的，不自行安置，不敢轻慢狎昵。

凡是教育太子，必须清除宦官的蛊惑。开关门、洒扫、振衣、脱袜、端送食器、拿着水壶，只需几名穿布衣的仆役，供使唤就足够了。即使是历经三世、老成持重的人，也只让他们谨慎地调护起居、探视疾病、观察饮食、率领那些懒惰的人，只负责这些职责；如果谈论宫中的事，就杀了他；谈论朝廷的事，就杀了他；谈论百官的事，就杀了他；谈论诗书的文义，也杀了他。

凡是教育太子，有一种“不教之教”，由天子亲自制定制度，这就叫做“不教之教”。天子的宫殿比大都城还要广阔，妃妾不得不齐备，宦官不得不众多，宫殿宏大、人数众多，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要把宫墙当作城墙吗？难道要让妃妾守卫城墙吗？难道要让宦官抵御寇贼吗？必定要宏大才显得尊贵，必定要众多才显得光荣，这是错误的观念。尧舜住在茅草屋顶的简陋房屋里，却能统治四方；桀纣建造华丽的宫室楼台，实际上却是暴君。宫室对君主只有损害没有益处，妃妾只有损害没有益处，宦官也只有损害没有益处。每天损害、每年损害、每代损害，太子出生时，看不到宫室的奢侈，看不到宦官妃妾的兴盛，看不到珍奇异物的供应，看不到珠玉制成的器物，他的质朴不被雕琢，他的心志不被淫乱，因此教育容易推行，学业容易成就。

【备孝】

父母是一个整体，父亲的父母和母亲的父母，也是一个整体。男女是一个整体，儿子的儿子和女儿的儿子，也是一个整体。人道的根本，在于祖先而不在于外亲，对祖先的根本重视如同对待上天一样。如果说从生育的角度来看，母亲并不异于父亲，那么母亲所来自的地方也就可知了，因此重视祖先的同时，也不能轻视外亲。礼制在外亲方面论情分，在丧服方面论道义，怎么能轻视外亲呢？我过去知道这个道理但没有说出来，因为没有文献可以征引。等到读了《春秋》记载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鲁庄公二十七年），这就是这个道理啊。大概妇人回娘家省亲，是小事；小孩子无知，母亲亲手拉着他来，更是小事。对于母亲来朝见可以不记载，何况是她的儿子呢？只有诸侯来朝见，才称为“朝”。“朝”是大礼，把它加在小孩子身上，是为了加重这种道义。孔子想要教导天下的人，爱母亲所来自的地方如同爱祖父母，爱女儿所去的地方如同爱孙子，所以特意创立了“朝子”的记载来彰显道义。

人对父母的情分是一样的，女子在娘家时对父母，出嫁后对父母，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对公婆丈夫穿重丧服，对父母穿轻丧服，这并不是厚待所应薄待的而薄待所应厚待的。过去作为子女，现在作为母亲，于是就有了父子关系，有了君臣关系，固然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父母身体的一部分，这也如同为人后嗣的道义一样。从生育的角度来说，男女是一样的；恩爱不因为丧服轻而变薄，丧服也不因为恩爱不薄而变重。这个道理我过去没有说出来，因为没有文献可以征引。等到读了《春秋》记载纪季姜回到京师（鲁桓公九年），这就是这个道理啊。诸侯尚且不称字，王后的尊贵等同于天子，难道还要称字吗？称字，是为了申明父母的尊贵。父母的尊贵，不降低于天子，难道会降低于公婆吗？孔子担心做媳妇的人习以为常而忘记了真情，尊崇公婆、降低父母；亲近公婆、疏远父母；亲爱公婆、疏远父母。所以特意创立了王后称字的记载来彰显道义。

【明悌】

人伦大道有五种，现在只保存了四种，其中一种已经亡失了。从前孔子对他的弟子说，孝悌最为急切，而谈论忠的却很少。江汉是源头而大海是归宿，孝悌是源头而忠是归宿，哪有先有归宿而后有源头的，哪有源头盛大而归宿枯竭的呢？奇怪啊，人们太喜欢虚名了！忠这个名声大而显赫，史书记载它，国家褒奖它。从前明朝初亡时，人们都自认为是伯夷，乡间读书人、背柴的贱民，与那些享受厚禄高官的人有什么关系，却有杀身殉国的人。在那个时候，天下谈论忠的人，十个人里有九个，孝的名声不如忠的显赫宏大。所以当时谈论孝的人，千百个人里只有一两个。

至于悌，没有人去做，也没有人去谈论。悌道的断绝，大概已经很久了！我看贤士大夫，也有像比干那样忠心的，像曾参那样孝顺的，像叔牙那样交友的，但他们对待兄弟又是怎样的呢？给他一尺绉纱，他就露出骄傲的神色；向他乞求一斗粟米，他就面红耳赤；对他好，就把他当作朋友资助他；对他不好，就把他当作仇敌看待他；侵犯他，就把他当作盗贼防备他。姐妹已经出嫁，就蔑视遗忘她们，好像不知道是谁家的媳妇一样。内心不自知，责备也达不到，他们自认为品行完美，我看他们与禽兽相距不远了。现在有守父母丧的，坐卧起居不忘哀痛，丧期结束悲哀也不停止，这难道不是孝吗？他对兄弟也有这样的表现。从前子路有姐姐的丧事，可以除丧了，却不除丧（见《檀弓上》）。孔子说：为什么不除丧呢？子路说：我兄弟稀少，不忍心除丧。孔子也曾有姐姐的丧事，和弟子站着拱手时，右手在上，弟子不知道缘故，孔子说：我右手在上，是因为我有姐姐的丧事。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悌了。

杀了他而不怨恨，是侍奉君主的原则；杀了他而不怨恨，是侍奉父亲的原则。对于兄弟也有这样的表现。从前象想要杀舜，舜却让他富贵。富贵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象忧愁舜也忧愁，象喜悦舜也喜悦，这是舜侍奉瞽瞍的原则。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舜把它施行在弟弟身上，而且施行在想要杀自己的弟弟身上。孟子称赞舜的孝说：美色富贵不足以解除忧愁，只有顺从父母才能解除忧愁。我且用这个来称赞舜的悌。说：美色富贵不足以解除忧愁，只有顺从兄弟才能解除忧愁。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悌了。

译人对于爱的私心，没有比对自己的妻子更深的了。《诗经》说：“手指像初生的茅草般柔嫩，皮肤像凝固的油脂般光洁，脖颈像天牛幼虫般修长洁白，牙齿像葫芦籽般整齐洁白，额头方正，眉毛细长弯曲，巧笑时酒窝动人，美目顾盼生辉。”这是爱她的容貌；同住一室，同床共寝，这是爱她的亲昵；养蚕绩麻，缝补衣物，酿造酒醴，烹调烤肉，这是爱她的辅助；等到年老时，抚养子孙，训导妇女，这是爱她的成就。这是人之常情，贤人与圣人所共有的。然而，爱她的方式，却远不如对待兄弟那样庄重。像子路遭遇妻子去世，按礼制可以除丧了，但他却不除丧，说：“我思念我的妻子，不忍心除去丧服。”像尧的两个女儿，整天以杀害舜为事，舜侥幸免于死难（此为寓言），等到舜被立为天子，尊她们为妃，宠她们为夫人，妻子忧愁我也忧愁，妻子欢喜我也欢喜，那么子路这样的人，就是沉溺于私情、偏爱内室，是君子所鄙薄的；而舜这样的人，就是狂悖失度的人，甚至还不如桀纣宠爱的妹喜、妲己。

从前高子曾问我，说：“君父的重要性，人人都知道。至于兄弟、妻子、儿子，平时侍奉他们，到了难以保全的时候，他们的先后次序和轻重如何呢？”我说：“过去我曾经慎重思考过，将其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等是君父，第二等是兄弟，第三等是妻子，第四等是儿子和兄弟的儿子，第五等是朋友。你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吧？”

内伦

《诗经》说：“鸳鸯在水梁上，收拢它的左翼。”郑玄说：“雌雄难以区分的鸟，可以通过翅膀来辨别。右翼覆盖左翼的是雄性，左翼覆盖右翼的是雌性，这是阴阳互相谦下的意义。”夫妇也是互相谦下才能成家。孔颖达说：“《易经》中的咸卦，讲的是夫妇之道。它的彖辞说：‘止而悦，男下女。’以此证明夫妇互相谦下的道理，是恒常之道。”泰卦中天地交泰，其意义也是如此。天高地低，夫尊妻卑。如果颠倒了高下、混淆了尊卑，难道不是大乱的根源吗？那么《诗经》所表达的意义，《易经》所呈现的卦象，为什么说这样呢？大概地说，地低于天，妻低于夫，这是地位；天低于地，夫低于妻，这是德行。

古时候君主拜臣子，臣子拜君主，君主回拜；在师长保傅面前，自称小子，这是德行与地位不相掩盖。天子尊贵，戴着冕冠亲自迎接新娘，这是敬重，也是德行与地位不相掩盖。如果天不谦下于地，这就叫作天亢。天亢，那么风雨就不按时节，五谷就不能成熟。君主不谦下于臣子，这就叫作君亢。君亢，那么臣子就不竭尽忠诚，百姓就不爱戴上级。丈夫不谦下于妻子，这就叫作夫亢。夫亢，那么家内就不和睦，家道就不能成就，推广到国家，国家必然灭亡，推广到家庭，家庭必然败亡，能不慎重吗！

现在很多人虐待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受委屈，在家里就逞威风，对仆从忍耐，在家里就发泄，把妻子当作迁怒的对象。不祥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成家呢？亲近就容易冒犯，亵渎就容易生隙，软弱就容易遭受暴虐，孤立就容易受到欺凌，最终导致极大的不祥。大概是因为现在学问不被讲求，人伦关系不明；人伦关系不明，没有比夫妻关系更严重的了。人如果没有妻子，子孙从哪里来，家怎么成就，财物由谁寄托，居家由谁辅助，外出由谁守护？不一定需要贤智的妻子，平庸的妻子也有这些作用。这就好比天有地，君有臣，从地位来说，不可轻慢；从德行来说，难道可以凌驾于上而虐待她吗？《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循。四匹公马奔驰，六条缰绳如琴瑟般协调。高山生出云气，雨水遍布天下，天依赖它来完成施予，所以仰望它，说的是不可不敬。四匹公马既然优良，致远不劳，像琴瑟般和谐，说的是不可不和。既敬且和，夫妇的伦理就尽善了。请诵读这首诗，作为对做丈夫者的教诲。《诗经》说：“气势汹汹，怒气冲冲，既已给我留下劳苦。德行不能使人信服，威严不能加于人，进入家门就在妻子身上逞威，洸洸是怒气充盈的样子，溃溃是忿怒不可收拾的样子，这是做什么的人呢？人的没有良知，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极致了。开始是夫妇，最终成为仇敌，这一伦常就灭绝了。请诵读这首诗，作为对做丈夫者的警戒。

夫妇

唐子住在汪氏的客馆，汪子（汪撰）多次提到他的小儿子。唐子说：“你爱男孩，还是爱女孩？”汪子说：“爱男孩。”唐子说：“同样是孩子，但我对女儿的担忧，却比男孩更甚。”汪子问原因，唐子说：“好色不是美德，虐待内室是大恶。现在虐待内室的人很多，所以尤其担忧女儿。”汪子说：“是的。我的交友也很多，相处几十年，没有变脸色、大声斥责的，只见过先生和城西的刘子。其他的，虐待妻子不如对待仆人的，也多次见到了。”唐子说：“君主对臣子不好，臣子还能逃避；父亲对儿子不好，儿子还能逃避；主人对仆人不好，仆人还能逃避。至于妻子，无处可逃了。”汪子说：“先生有贤妻，所以能和睦相处。妇人智力闭塞，见识不通，常常不顺从家庭，不全是丈夫的过错。”唐子说：“不对。天生万物，厚待的就赞美，薄待的就厌恶，所以不平。君子对人，不因为原来的缘故，赞美美好的，怜悯恶劣的，以此来平衡。人有两个儿子，一个贤能，一个愚笨，应当怜悯谁？一定怜悯愚笨的。人有两个妾，一个美丽聪慧，一个丑陋愚笨，应当怜悯谁？一定怜悯丑陋愚笨的。何况是妻子呢？而且，宽容是君子治理世道的关键枢纽。五伦百姓，没有宽容就不能施行，施行宽容要从妻子开始。对妻子不宽容却能宽容别人，我不相信。那一定是权衡利害，结交党羽，不是真情实意。”汪子说：“最难处理的是有妾的妻子的关系。”唐子说：“从前我的先父有两个妾，一个余氏，一个毕氏，衣服首饰的用处，从未过问。我十岁时，先父戏用两根竹板让我偷偷送给毕氏。毕氏不接受，推回到我怀里，说：‘替我送回去，我不缺这个。即使我缺这个，也应当请示夫人。’先父去世后，我曾侍奉先母，夜里饮酒谈论往事，因而提到竹板的事。先母大笑说：‘孝顺啊，孩子，不知道有母亲，只知道有父亲。’汪子说：“有妾像这样，也是好妾。”唐子说：“不是妾好，是我的先父处理得有方。”

译居室

王子揆丧妻。第二年，他打算再娶，约定三个月后才去新居。有人问：“您既然已经娶妻，一个月就可以搬去，为什么约定在三个月之后呢？”王子说：“我担心夫妻心意尚未契合。共同生活三个月，心意已经契合，才可以与她交谈。她喜欢我的话，用善道诱导她，她顺从一定很轻松；告诫她不要做坏事，她改正一定很容易，然后才可以侍奉婆婆，使家庭和睦。这就是我三个月后才去的原因。”蒋生在旁边，王子对他说：“你如果娶妻，一定会疏远妻子。你喜欢交友游玩，有时一个月不回家，有时一年不回家，有时好几年不回家。回家时，出门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在家时，朋友来的时间多，见妻子的时间少。揣度你的性情，对朋友欢喜而对妻子恼怒，在外面顺心而在家里摆脸色，这必然无法避免。别人不亲近我而我亲近别人，别人不爱我而我爱别人，别人不尊敬我而我尊敬别人，天下没有这种人情。因此责备妻子不好，是困难的。”唐子说：“王子关于夫妇的论述真好啊。人们都认为夫妇之间的恩爱通常比四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更深厚，其实并非如此。我看到那些夫妻相好的，都是由于沉溺于私情；沉溺于私情，都是由于好色，不是这样就一定相互疏远，严重的甚至导致背离。大概夫妇之道，在于和谐而不在于私情，和谐就顺从父母，私情就妨害兄弟。和谐就不失真情，私情就不能保全始终。偏爱内人，是君子的大忌；戒除的是私情，而不是戒除和谐。虽然如此，品德高尚的人少，品德凶恶的人少，品德中等的人常常占多数。品德中等的人，引导向善就善，引导不善就不善。只有品德凶恶的人不可改变。嫉妒，是男子无法避免的，嫉妒到导致没有后代，就是凶恶了。傲慢，是男子无法避免的，傲慢到凌驾丈夫冒犯上级，就是凶恶了。圣人也不能感化这样的人是有的。不能拿这些来驳难王子的言论。”

诲子

从前杨廷和对他的儿子杨慎说：“你有一件事不如我，你知道吗？”杨慎说：“大人做宰相，地位在群臣之上，这是我不如您的。”杨廷和说：“不是这样。”杨慎说：“大人做宰相，三次回乡为乡里创立了三大利益（回乡修筑堤堰、迁移重建牌坊费用修筑城墙、置办义田），这是我不如您的。”杨廷和说：“不是这样。”杨慎说：“天子南征，大人留守京城，政事决断如同伊尹、周公摄政，这是我不如您的。”杨廷和说：“不是这样。请问我不如您的事是什么？”杨廷和笑着说：“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

唐子说：“杨廷和对儿子说的话太鄙陋了！夸耀他的儿子考中状元（正德六年），还对孙子有所期望吗？请让我改一改，对他说：‘慎啊，你知道你不如我吗？君子的道理，修身最为重要，文学次之，富贵最下。如果能修身，不愧于古人，即使终身做平民，也比宰相尊贵得多。如果能修身，不愧于古人，即使老死在生员行列，也比状元荣耀得多。我教育儿子，只得到了次要的方面。你教育儿子，还不如我，我又有什么可期望的呢！’

善施

《礼记》说：“君子不耗尽别人的欢心，不竭尽别人的忠诚，以保全交情。”这是接受交情的道理，不是建立交情的道理。君子对人，欢心一定不耗尽，忠诚一定不竭尽。骄傲吝啬，是富贵人的常见毛病，对地位低的人作揖让座，用言辞语气亲近别人，不能避免骄傲；赠送金钱给人，看那人是否有名声而加厚馈赠，不能避免吝啬。正直的人能给予善行，忠诚的人能献出谋略，广博的人能增益寡少，必须用财物来救济就相反了。面对财物可以辨别贤能。

唐子有姐姐去世，有乡里的先生来吊唁，天早未洗脸，披着衣服就出来了，先生责备他。人们都称赞他正直。后来举行葬礼，众人资助他而他拒绝接受。唐子有个同族的大夫富有，住在教育他的地方，做官也在教育他的地方，乡里人称颂他仁爱。后来他罢官，请求免除债务，只归还了一半。学习学问而占有财物，世上这种人很多；学问一定不是真正的学问。《诗经》说：“不僭越不伤害，很少不做表率。”这是选择朋友的原则。《诗经》说：“心中忧愁啊，你没有衣服穿。”这是交友的原则。

大的信用一定谨慎于小的方面，危难时相互约定，如果不是忍耐力强的人，不违背诺言。这不足以称为信用。一定要像釜鬲（炊具）那样的约定，三年不忘，不改变日期，不改变物品，有到交广（交州、广州）做买卖的人，有人告诉他想要椰子。等到三年后回来，那人已经死了，于是把椰子陈列在灵位前并告知他已回来。唐子听说后说：“推究这种道义，可以托付国家大事了。动乱国家的人心离散，没有信用不能团结；贫穷士人的言语轻贱，没有信用不能被人重视。那些不是这样的，不是出于内心，外面的人不明白；积累不逐渐深入，行为不融洽。

唐子的妻子问唐子说：“您行为忠诚守信而很多人不喜欢，这是什么原因呢？”唐子说：“稻麦谷物是美好的，煮不熟，人们将丢弃不吃，难道可以责怪别人吗？我反过来在锅甑中寻求原因了。”

唐子说：“善于谄媚的人一定用信用来实行谄媚，善于欺诈的人一定用信用来实行欺诈。世人多喜欢他们。不喜欢，不是君子所忧虑的。君子对待贫穷士人，给予恩惠并不难，不傲慢才难；给予恩惠却伴随傲慢，不得不接受，这是接受傲慢。让他们接受，只有符合礼仪才安心，这是恩惠的善处。辞让接受，是礼仪的大节，懂得道义的士人不敢废弃。以傲慢接受恩惠，是为了免于死亡。用丰盛的酒肉款待他，就感激他的恩德而内心悲伤；体恤他父母年老而赐给他布帛，就感激他的温暖而内心悲伤；哀怜他妻子儿女饥饿而送给他粮食，就感激他的饱足而内心悲伤。感激的，是感激他救死；悲伤的，是悲伤自己受辱于接受。傲慢，不是礼仪文饰的疏略，饮食的淡薄。共同作揖不失礼，看起来若无其事；问答不失礼，言语好像忘记，这就是傲慢。礼仪有形式，有实质，见到比自己尊贵的人就谦下，见到与自己平等的人就持平，见到比自己卑微的人就抬高，这是礼仪的形式。接待卑贱的士人像见到公卿，面对平民像面对上帝，这是礼仪的实质。形式有尊卑，实质没有厚薄。

译世道衰微到了极点。即使是不义之财，君子也去获取！做官的人通过操纵诉讼来施惠于人，谋求利益的人通过操纵诉讼而得到好处，认为这无损于道义，却不知道这是盗窃行为。宣扬别人的善行，是最大的德行；能宣扬一乡善行的，一定要让一乡的人都知道；能宣扬一方善行的，一定要让一方的人都知道；能宣扬天下善行的，一定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知道善行却不宣扬，就是遮蔽了善行。遮蔽善行的人，上天不会保佑。宣扬别人的善行，不仅仅是彰显其善行；善行既然广泛传扬，给予帮助的人就会众多，必定会有周济其贫困、救助其急难的人。唐子（唐甄）的母弟李长祥的儿子李隍，从几千里外的番禺来，寻求安葬之地而未得，问唐子说：“您是如何得以安葬我的姑母的？”唐子说：“是我的朋友魏叔子安葬的。”李隍说：“我听说魏叔子去世，比我姑母安葬早四年，是预先资助的吗？”唐子说：“不是。我著书而人们不了解，魏叔子乐于称颂，很多人因此知道了我，凭借这个得到了帮助。所以安葬我父母的，是魏叔子。”

使用钱财的原则，一定要先解决冻饿问题，安葬次之，婚嫁再次之。今年不安葬，可以等到来年；今年不婚嫁，可以等到来年。不惜重金施予，是因为它足以被人称道。早上不吃东西，不能等到晚上；晚上不吃东西，不能等到早上。衣絮不暖，身体蜷缩无法伸直，一旦寒邪侵袭，强壮的人生病，虚弱的人死亡。忽视紧急的事而谋划迟缓的事，是对施予的蒙昧。施惠于人的原则，一定要先照顾老弱，强壮有力的人次之，敏捷多谋的人再次之，忠臣烈士的后代再次之。上天使其生存艰难，人们厌恶其相貌，我不体恤他们，就是助长天和人作恶。自己努力占一半，所凭借的帮助占一半，帮助他就容易了。如果顺从这一原则，还达不到一半的效果，何况违背它呢？

审理诉讼的原则，一定要先考虑背负重担的贫民，豪门大户多财的人次之。夺走十束柴薪，立刻断绝其食物；背负千金债务对于拥有万金的家产来说，丝毫不会损害其起居。官府常常搁置小案而审理大案，这是看重多余财物的得失而轻视夫妇的生死。治理政事的根本，一定要先关注农田和市场，死刑次之，盗贼再次之。杀人的罪行，一个县中一年或许只有一两人；盗贼多的地方，一个府中一年也不多见，其危害通常较少。农民不安于农田，商人不安心于市场，国家必定贫困。没有残暴而百姓多死亡，没有盗贼而家室多空虚。农民安于农田，商人安于市场，财物充足，礼义兴起，不轻易犯法，这是消除残暴和盗贼的根本。

拥有千金家产，其收入一百五十，分为三份：一份用于饮食，一份用于防备意外，一份用于周济饥寒。加倍储备，那么灾荒之年就可以应对了。拥有千金财富，可以施惠亲戚朋友；拥有五倍财富，可以施惠邻里；拥有十倍财富，可以施惠乡里；拥有百倍财富，可以施惠国家城邑；天子拥有的财富，可以施惠天下。

结交实诚

如果有朋友，看见唐子有忧愁的神色，就问他：“您为什么不开心？”唐子说：“没有食物。”这位朋友退下后叹息说：“我尚且不会让路上的陌生人失助，何况是好朋友呢！”于是周济他。如果是富人，就打开粮仓输送粮食，打开箱子赠送金钱，使他终身没有匮乏。如果是穷人，就脱下破旧的衣服送给他，分给粗茶淡饭供养他，片刻不拖延。姑且用来解救他一时的急难，并且慢慢谋划以妥善处理后事。

如果有朋友，知道唐子秋天不祭祀，就问他：“您为什么不祭祀？”唐子说：“没有供品。”这位朋友感慨地叹息说：“祭祀是大事，死后不能祭祀，就像生前不能供养一样。不也很悲伤吗！”于是周济他。于是派人送上一只猪、一只羊、两只鸡、一条鱼、美酒和嘉谷。富人就这样做。穷人则鱼、蔬菜、甜酒，都可以资助以完成礼仪。告诉他说：“秋分已经过去了，虽然晚了，但可以补祭。您是因为贫困而失礼，不是因为事情而失礼。今天不能祭，明天补祭。明天不能祭，后天补祭。有什么伤害呢！礼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这也是礼啊。”

如果有朋友，知道唐子没有妾室，就问他：“您没有儿子，为什么不买妾？”唐子说：“没有钱财。”这位朋友进入卧室睡不安稳，抚摸孩子不快乐，祭祀时不忘此事，为他谋划买妾。计算自己的粮仓和箱柜而有损失，计算自己的收支而有损失，计算自己的婚嫁宴饮费用而有损失。每天损失还不够，就按月计算。每月损失还不够，就按年计算。今年损失还不够，就按来年计算，一定要成功才停止。如果各种计划最终都无法成功，就告诉那些做官且识事理的人，告诉那些好义的朋友，没有得到请求的帮助，就像棼冒勃苏（申包胥）在秦王的庭院哭泣，像雀鸟一样站立不动。那么隐忍的人必定会动心，吝啬的人必定会勉强帮助。不然，难道因为朋友的情谊而不能谋划二十多两银子，难道因为二十多两银子的微薄而坐视千百年的世家在一日之间断绝吗！相信作为朋友的不应当这样。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对我朋友感到失望。确立这三条义理，是为了表明朋友之道本来就是这样。如果我和朋友互换位置，用这种方式对待朋友，务必竭尽全力以完成我的本分，有什么可自夸的呢！

有人说：“朋友，是用来讲求学问、增进德行的，不是用来以财物相交的。”确实如此，然而冻饿逼迫时，不可以谈论礼义；父母饥饿时，不可以谈论孝道；祖先恩泽断绝时，不可以谈论传承。在这种情况下讲求学问，有什么学问可讲？在这种情况下增进德行，有什么德行可进？一定要使不陷入死亡、不断绝祖先祭祀、有后代继承。这三者，正是用来讲求学问的，正是用来增进德行的，这是所依赖的几位朋友啊。

译吃饭难

唐子有长泾（距离长洲县城二十七里）的田地三十亩，谢庄的田地十亩，租佃收入四十一石，这是下等的田地。赋税十五石，加上损耗，加上量器（为了保足额足量所加征的）以及各种费用又增加了一石，总共二十三石。大丰收则剩余十八石，可供六口人半年的用度；半熟则全部缴税没有剩余，年成凶歉则典当物品来缴纳。曾经推算七年的情况，赋税一百五十四石，丰年与凶年各占一半，佃户所获不足以缴纳赋税，典当物品来补充的有六斛，而典当的利息还不包括在内。于是有了田地却没有食物，而且有害于食物，将要面临冻饿的境地了。于是和妻子商量说：不能这样过日子了，我想低价卖掉这些田地，让衷（他的养子，姓沈）回到他的家，让原（他的仆人，姓唐？）随意去留。卖田的钱，儿子怀藏大半，寄食在女婿（闻远）家。我怀藏小半，游历各座名山，寄食在僧舍。人的生存，难道能永远保全吗？夫妻家人，最终归于虚无。聚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何必留恋这个呢！妻子说：不行。我老了，怎么能再低头在别人的屋檐下，察言观色，以求不违背别人呢？我不能这样做。想要的多被违背，厌恶的多要忍受，我受不了。况且你也老了，衰老多病，独自远游，没有人在身边照顾，饮食不按时，寒暖不适，如果有疾病，谁来侍奉呢！这尤其不可行！你另作打算吧！唐子想了好几天，也没有办法。唉！明朝在吴地征收的赋税，占田地收成的一半。建文皇帝下令每亩税一斗，非常仁慈。成祖篡位，就恢复了旧制。如果现在每亩税一斗，我守着四十亩的下等田地，年成好则有三十石粟米，可以吃饱；半熟则收一半、谋一半可以没有饥荒；大凶年一年的计划还可以借贷典当，虽然不免饥饿，但还不至于死。夫妻仆婢，哪有离散之忧呢。现在像这样，即使有善于谋划的人，也无可奈何了！

有人说经商可以获利，于是低价卖掉田地，得到六十多两银子，让衷和原在震泽贩卖，在吴市出售，有一点利润。不久经商的得失不常，于是搬到城东，空出厅堂，自己住在里面不出来，让衷、原做牙人，接待经商客人，有一点利润。

有客人讥讽他说：先生以前曾在阆中的考场中举（当时顺治十四年，二十八岁），在丹朱的封地做官（当时康熙十年，四十二岁），也不算低贱了。秉心不贰，行为无缺，唯独违背世俗所崇尚的，可以说很高尚了；学习诗书，通晓春秋，而自身符合古人的道义，人们都称为君子，可以说很贤德了。现在年纪大了，却自污于商贾市场，我私下认为先生不该这样做。唐子说：天下哪有没有缘故就可以死的呢！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是为了成就道义。如果不是为了道义，生命就很重要了。现在想向亲戚借布粟而不可得，向邻里借束草而不可得，或者从朋友那里得到担粟而不能长久。一旦没有米没有草不能出门，难道会有上门来救助的人吗！我虽然不贵、不高、不贤，也是父母所生的身体，不可以饿死是明显的。现在商客满堂，酒肉在厨房，每天得到微利来养活家人，妻奴相互保全，住在市场，每天饮食不缺，这是救死的方法。你不祝贺我，却讥讽我吗？客人说：天下只有匹夫匹妇，无能无所与的人，才有死亡的祸患。有微薄技能的人，即使困穷也没有伤害。以先生的文学，通晓政体，写奏章写檄文写谕令，足以开启人心而显扬美名，往上可以做幕府的宾客，往下也不失为司郡的馆客，也足以供给家食。为什么这样自轻呢？唐子说：你虽然善于谋划但不通晓时势。上古没有养贤的名目，中古才有养老的礼节。养老是为了教导孝道，不是为了饮食。大概那时上富下足，贤者都已在位，不需要供养，这是盛世的风气。降及下古，争用甲兵，不崇尚礼义，士人贫穷而没有节操，于是富贵大臣收罗他们置于门下，吃肉的人几乎有几千，而都能赡养他们的室家。又如关市疆场等小吏，人人都可以做。降及末世，又有辟召署职的门路，贫穷的士人还有所依靠。这两者，降低志向屈身，士道已经丧失了。然而士人没有田地，不至于饥饿困顿的，还依靠这些就食的地方。至于现在，斗食小官都出自朝廷选授，虽然有贤能也不能做。以前的辟召，还是盛事。公卿轻视士人，士人没有登门的，不敢奢望犬马之食，即使求鹅鹜之食也得不到。以前的招客，还是盛事。如果所好的，则有这样的人：善于经商的人、善于演戏的人、善于使命的人、善于关通的人。这些人，多因此得到富贵。这些技能，士人能掌握吗？即使能掌握，可以做吗？你如果有可得的途径，我不及系冠而跟随你了。客人说：我曾听先生与人谈论学问，内制心，外制行，先明义利之辨。这是我心服的地方。民之为道，士为贵，农次之，只有商贾为下。商贾为下，是因为他们追求利益。所以君子不谈货币，不问盈亏。一旦涉及于此，称为商贾之风，必定深以为耻。商贾为下，牙人更为下，先生做这个，恐怕接近于利吧？希望先生舍弃这个而另图为生之计。唐子说：吕尚在孟津卖饭，唐甄在吴市做牙人，其道义是一样的。

译**守贱**

唐子拜见权贵，只通报姓名，不自称晚辈。他说：“我不敢这样做。我因为贫穷而出仕，担任知县十个月就被革职为民，我依然是市井山谷中的平民，不敢与大夫士人议论尊卑。”

孟子说：“天下有通行的三种尊贵：爵位是一种，年龄是一种，德行是一种。”唐子说：“天下有三种尊贵，我唯独拥有其中两种。”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唐子说：“爵位的尊贵没有通达于我。”有人问：“您的心志是傲视权贵吗？”唐子说：“不是这样的，我不敢这样做。我因为贫穷而出仕，担任知县十个月就被革职为民，我依然是市井山谷中的平民，不敢知晓爵位的尊贵。”

《中庸》说：“天下通行的道理有五种：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交往。”唐子说：“自古有五种伦理，我唯独缺失其中一种。”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唐子说：“君臣的伦理没有通达于我。”有人问：“您身处盛世，心志是想做巢父那样的隐士吗？”唐子说：“不是这样的，我不敢这样做。我因为贫穷而出仕，担任知县十个月就被革职为民，我依然是市井山谷中的平民，不敢谈论君臣的大义。”

**独乐**

居住在沃洲山的人姓石，居住在南洲山的人姓丁（位于浙江新昌），这两家，是东汉时期的百姓。那里山深城远，世代在此耕作而没有显达的人。从前明朝灭亡时，唐子跟随父亲避难到南洲，有一顷田地，有五亩菜园，有绵延三里山峦的竹林。父亲吃鸡和猪肉，奴仆放羊耕种灌溉，春天舂捣葛根和蕨菜，打算像石氏、丁氏那样生活。舅舅李长祥在石郭作战，于是离开那里而居住在五湖之滨。唐子的父亲生了病，对唐子说：“浙江上游，三泉的弯曲处（指兰溪），是我们唐氏的发源地。那里的山可以隐居，我幸好还没有立刻死去，将要去那里居住。”父亲卧病而死，没能迁居那里。

在这个时候，唐子二十一岁。想要在天下实现志向，曾经读《汉书》读到严光传，勃然大怒，敲着桌子站起来，把书扔在地上，骂道：“狡猾的贼人，我知道你是折辱圣主，为王莽报仇的人。”妻子听了非常吃惊，以为他和客人争斗，急忙跑来查看，唐子告诉她原因。妻子笑着说：“您自己无处发泄愤懑，严光有什么罪过呢。”在这个时候，气势盖过天下，向上仰望伊尹、吕尚，向左回顾萧何、张良，难道不雄壮吗！母亲年老没有食物，于是出外远游，翻越熊耳山，几乎被老虎伤害；在会稽陷入困境，在大别山（疑指汉阳的鲁山）的江边遭遇危险；在长子做官，在燕地两次受辱，在滑州、卫州、汝州、淝水之间困顿。像这样二十多年，最终没有获得食物，形体憔悴萎靡，志气消亡，于是感慨叹息，对他的妻子说：“我非常后悔以前骂严光的过错。”

有人和唐子谈论隐居，说：“隐居的人避开世俗，就像麋鹿避开人一样。庸俗的人担心得不到君主，就像猪狗被人豢养一样。这两种，本性是相反的。”唐子说：“不是这样的。您不了解隐居者的实情，所以这样说。尧得到他而豢养他，桀得到他也豢养他，这是猪狗；看见桀而逃跑，看见尧也逃跑，这是麋鹿。君子遇到尧不做麋鹿，遇到桀不做猪狗，只是适应时势罢了。”那人说：“豪杰失去志向，与长沮、桀溺交往，回头看卿相的职位，难道心中不动摇吗？”唐子说：“不是这样的。您不了解隐居者的实情，所以这样说。君子的出仕与隐居，就近比喻身体，就像睡眠与起床对应昼夜一样：披衣起床，眼睛用来看清，耳朵用来听清，嘴巴用来说话，身体用来礼仪。不是故意要动，因为是白天就如此。等到吹灭蜡烛睡觉，虽然有锦绣丹青的图案，不想观看；虽然有箫鼓琴瑟的声音，不想聆听；虽然有煎煮烧烤的味道，不想品尝；虽然有冠带车盖的美好，不想使用。不是故意要静，因为是夜晚就如此。顺应时势而隐居，就像在夜晚睡觉一样。在这个时候，加上卿相的职位，用黄金使富有，这就像让夜晚睡觉的人起来，给他看颜色听声音、尝美味游乐，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

天地开始，百姓初始，没有治理也没有混乱的时代，不可能看见。人活到二十岁，不知道前十七年的世事；活到五十岁，不知道前四十七年的世事，更何况百姓初始的时候！这不是事实。古代也是这样的天地，古代也是这样的日月，有扰乱天地而遮蔽日月的人，因此不可能看见。等到离开而进入深山之中，与草木一起生长，与鸟兽一起游玩，看不见城郭，看不见朝廷市场，没有锦绣与粗布的区别，没有乘车与步行的差别。百姓初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罢了。只有圣人能善于治理污浊的世道，其次的人安处其中，再次的人避开它。避开它的人，就是避开这里。

老子说：“天下有大患，是因为我有身体。等到我没有身体，我有什么祸患。”唐子说：“什么是大患？腰领不能抵挡刀斧，面目不能抵挡杀戮侮辱，腹肠不能抵挡疾病痛楚，容易消损的精神不能抵挡忧虑。这就是大患。什么是有身体？人有这生命，只知道这身体；追求名声来显耀身体，追求爵位来尊贵身体；追求钱财来肥壮身体，这就是有身体。什么是无身体？人都有生命，我独自得到生命的根本；人都有死亡，我独自得到不死的根本。不因为活着而丧失生命的根本，不因为死亡而丧失不死的根本，这就是无身体。喜爱的人想中他的喜爱，憎恶的人想中他的憎恶，因此把身体作为靶子，难道不危险吗！我不自爱，谁能爱我？我不自憎，谁能憎我？不能爱我的人不能侮辱我，不能憎我的人不能杀害我。火能熔化金属，不能焚烧虚空，这就叫做无患。”

译养重

如果一个人不是做官而获得俸禄，也不是公卿以礼相待并周济他，那么在下位的人只能靠耕种或经商来获取财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求财途径。如果非要强求，那必定是行小人的勾当了。我靠经商为生，人们认为这是辱没了自身，却不知道这样做恰恰是为了不辱没自身。虽然如此，身为商人也是迫不得已。溺水时抓住木头求生，哪里比得上根本不溺水呢？从前荆州发生大水灾，有上万人挨饿。张居正执政，给这些人提供食物，使他们得以存活。当时荆州的读书人二百多人，依靠救济粮活下来的有五十人，那些不接受救济的，都是有田地且有积蓄的人；那些接受救济的，都是没有田地且没有积蓄的人。于是得到食物的人都感激他，并依附在张居正门下，地位高的显贵，地位低的富有。等到张居正死后，这些人全都被禁止进用。

从前蜀地有两个读书人，一个叫骆纯，一个叫殷正，以文学著称。杨荣担任宰相，派使者带着书信和礼物，并嘱托布政使说：“骆、殷二人，是蜀地的杰出人才。我仰慕他们很久了，请你替我把他们招来。”于是骆子贫穷且没有妻子，在乡里教导学生；殷子富有，拥有田园、牲畜和山林的丰饶资源。骆子接受了书信和礼物，过了三天就启程出发；殷子以生病为由推辞，坚决不肯去。他的朋友劝他前往，殷子说：“我不是不知道杨公贤德，可以与他交往，而且他有能力提拔我。但是富贵之家不可以做门客，充满危险猜忌的朝廷不可以久留；乘车骑马的显赫，不如我山居的安宁；公卿的俸禄，不如我每年的收入多。舍弃自己的安宁而承担别人的危险，舍弃自己的富足而接受别人的微薄，不用等到智者就知道这是不可行的了。”于是终身隐居不出。

那些荆州读书人、骆子不能坚守节操，是因为食物不足。殷子能坚守节操，是因为食物充足。节操能否确立，取决于食物是否充足。食物对于人来说，难道不重要吗！在古代，诸侯能够恭敬节俭的，是保全国家的君主；大夫能够恭敬节俭的，是保全家族的主人。现在的读书人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如果一个几口人的家庭，有五十亩田地，节俭地守住它，就可以免于饥饿；有一百亩田地，节俭地守住它，就可以自给自足；有二百亩田地，节俭地守住它并有积蓄，就可以周济亲戚邻里。只是拥有这样的田地实在很难。如果没有，就安守贫困；如果有了，就节俭地守住不要失去，并留给子孙，这是立身处世、垂范后代的根本大道，不可不仔细考察啊！

居山

唐子生病不见宾客，有人敲门，仆妇拿着一封信和一张诗笺进来：信上署名黄山道人方熊，诗笺上是别人所作的《赋归黄山》诗。诗中描写景物，却没有表达居住其中的志向。唐子说：“这个人以及作诗的人，都不善于居住在山中。居住在山中的人，是喜爱那高大的树林和幽深的山谷吗？是喜爱那鸣叫的鸟儿和游动的鱼儿吗？是喜爱那茅屋和场圃的安宁吗？古代的贤者，避开世俗而进入深山之中，虽然喜爱拥有这些，但他们所喜爱的并不在这些上面。世俗之人崇尚相同的东西，跟他们谈论仁义道德，他们或许会非议；认为仁义道德是对的，也是贪图名声，得不到实质，不像口渴遇到饮水、饥饿遇到食物那样迫切。有真正实行仁义道德的人，他们却认为迂腐而不高兴，这不仅仅是老师朋友，甚至没有可以与之做邻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不寻求食物而不饥饿，离开世俗而避居深山之中，不也是合适的吗！上等的圣人顺应本性而行善，贤者因遭遇而激发善行，不够贤能的人选择环境而行善。眼睛看不到忙碌纷扰的样子，耳朵听不到喧闹嘈杂的声音，居住的地方看不到高高在上的威势形象，这是为了远离不良习气。市井朝廷之间，难道不可以做学问吗？不在心动的时候控制心念，也便于自我修养。如果看到山才快乐，看到水才快乐，快乐不在内心而在外物，那么山和水虽然远离世俗，也不过是沉溺心神的东西罢了。

尧峰之下，有一位名叫洪源的比丘，送给唐子巨大的竹根。和他相处几天，见他身形如山丘般稳重，精神如深渊般沉静，没有急切的言语，没有骄傲的神色，没有流转的目光，没有侧耳倾听的姿态，内心佩服他的宁静，而自己遗憾未能达到。离开几十天后又见到他，他却憔悴枯槁，面带忧色。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的徒弟很多，每天的饮食不够供给，所以这样。”唐子嘴上不说，心里却嘲笑他说：“这是外表宁静而内心不宁静的人啊。”那么，看到山感到舒适，如果有夺取他山的人，他就不舒适了；看到水感到舒适，如果有夺取他水的人，他就不舒适了。不寄托于山水而专一于山水，那么高大的树林和幽深的山谷就像城市街巷一样，鸣叫的鸟儿和游动的鱼儿就像优伶歌舞一样，茅屋和场圃就像华丽的房屋和雕饰的墙壁一样。

贞隐

大凡事物的产生必定有它的用途：金木土石是人们所依赖的资源，布帛稻麦是人们所赖以生存的食物，何必一定是珍宝呢？破屋的瓦片、废墙的碎石，人们取用它们就没有剩余的。事物尚且如此，何况天下的贤人呢！贤能而不被任用，我看他们就像瓦片碎石一样。父子之间的恩情，君臣之间的道义，难道仅仅是大的伦理不可废弃吗？恩情用来成就人才，道义用来施展才能。现在那弓这种东西，可以抵御暴乱，可以平定祸乱，是珍贵的物品。然而良匠制作它，必须得到善于射箭的人拉开并发射。如果不掌握在善于射箭的人手中，那么也只是弓筋松弛、弓角开裂、弓弦断绝罢了。虽然有良材，却是天下被抛弃的材料；虽然有良匠，却是天下被抛弃的工匠。自身就像弓一样，父亲就像良匠一样，君主就像善于射箭的人一样。所以那些得不到君主赏识而居住在林间、观赏于川流的人，心里虽然快乐，但不是所愿的，是迫不得已啊。

译古代并没有许由这个人。许由，不过是庄子荒诞不经的言论罢了。在那个时候，追求尊贵就灭绝了仁德，追求富有就灭绝了道义，争夺城池土地，全军覆没，将领被杀，血流遍海内。游说之士不向西奔走，就向东奔走；不向东奔走，就向西奔走；黄金在前面，白璧在后面，天下的士大夫互相争斗着去夺取，就像一群狗争抢骨头一样。庄子厌恶这种状况，于是编造了这样的言论：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说：“您是太阳和月亮，我是小火把，我无法治理天下，请让我把天下交给您。”许由说：“我住在树林里，在河边饮水，我拿天下做什么呢？”他虚构出这样的人，就像畏累虚（庚桑楚住在畏垒山）、庚桑楚这一类人。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洪水淹没山陵，五谷无法播种，他却笑着蹲坐在高山上，把百姓看作青蛙和甲鱼，即使有上百个四凶那样的罪行，也不足以处死他。尧一定会诛杀他，并把它写进告诫后世的命令中说：“后世如果有品行固执而偏激，没有君臣大义，不与百姓同忧共患的人，就像这个许由一样。”道德最完美的时代，没有比得上尧舜的，如果生逢那个时代，我愿意做夔、龙的家奴，出门就跟随车驾，进门就拿着扫帚，吃饱他们剩下的食物，穿暖他们破旧的衣服，死后就撕裂帷帐来安葬我，荣耀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尊贵没有比这更甚的了！

从前伯夷、少连、虞仲、夷逸（《尸子》记载：夷逸是夷诡诸的后代。有人劝他做官，他说：“我打个比方，我就像牛一样，宁愿套着轭在野外耕田，也不忍心披着绣衣进入宗庙做牺牲），遭遇乱世能够高尚其志，所以先师多次称赞他们。自从世上多有不正的行为，人们有矫揉造作的情态，不知道贤哲时而出仕时而退隐的道理，却只看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不明白他们内心的怀抱；只看到他们所快乐的事，不明白他们所忧虑的事。于是把富贵看作鄙陋，把贫贱看作高尚；把卿相看作污浊，把野人看作高洁；乱世不出来，治世也不出来；夏桀、商纣召见他们不来，尧、舜召见他们也不来。像这样的人，不过是禽兽鹿类罢了，把他们与贤哲的隐居相比，就像龙和蚯蚓一样，差别太远了。

天地之气，不可能只有发散而没有闭藏；日月的运行，不可能只有盈满而没有亏缺；深渊中的龙，不可能只有上升而没有潜藏；蚯蚓蚂蚁这类生物，不可能只有出土而没有蛰伏；历数的运转，不可能只有清明而没有浑浊；圣人的道，不可能只有兴盛而没有衰废。这际遇困穷的厄运，也是时运极点的常态。愚昧的人违背它，智慧的人顺应它。违背它的人就会沉溺自身、败坏名声，顺应它的人就会隐藏自身而不丧失珍宝。从前吕望没有遇到明主时，并不逆料自己能在八十岁时得志。假如他七十九岁就死了，不过是东海的一个老布衣罢了。在他七十九岁之前，年老困穷，没有东西维持口粮，住在朝歌的市场里拿着刀杀牛，又去了孟津，那是天下的交通要道，来往的行人很多，他亲自做饭卖饭来供给食物。这是市场商贩所羞耻的，乡里年轻人所嘲笑的事。吕望却安然处之，乐于做低贱的行当直到去世，难道他常常凭借兵法奇计去干求诸侯，而希望自身封于东海、恩泽流传子孙吗？所以贤哲的隐居，是知命的极致，是守身的道理，是老虎决裂而尸体沉默，是雄鹰飞扬而乌龟呼吸。并不是为了追求名声的高尚。

做学问的道理，克制欲望是首要的。那些出去而不能返回、伸展而不能屈曲的人，必定会沉溺自身、败坏名声。博学智慧的士人，蹈入此境的人很多了。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欲望败坏了他们。人的本性谁没有欲望？得到正当的就安心，得不到正当的就放弃，这就是君子。得到正当的就沉溺其中，得不到正当的就强行追求，这就是鄙夫。人想要的，是饮食、美色、衣服、住所。藜藿之类的野菜，不如羊猪的味道；布褐之类的衣服，不如貂狐的温暖；穷巷里的妾室，不如姬姜的美丽；芦苇墙壁的房屋，不如楠木栋梁的居所。这几样东西，君子难道不想要吗？然而如果不是时候，就厌恶它的美而甘愿承受它的恶，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吃它的肉，是豢养我；束它的带，是束缚我；穿它的锦绣，是涂墨我。

唐子喝酒，他的妻子煮了瓜来进献。唐子觉得甜，吃了就饱了。把瓜给妻子的哥哥吃，妻子的哥哥笑着不吃。唐子说：“不要嘲笑甘甜的瓜，这就接近道了。”从前父亲浮河向东，看见筑堤的人，对同船的人说：“我听说，一个手指大的洞穴，能使千里之河干涸；一块肉的味道，能败坏十代的德行。现在在这里看到了。”那瓜肉的辨别难道是小事吗，这是得失的大判分啊！

人的本性，道德不如人就不觉得羞耻，权势地位不如人就觉得羞耻。贤者不与自己并列就不觉得羞耻，妾妇不给自己行礼就觉得很羞耻。有不能忍受小侮辱而甘愿蒙受天下大侮辱的人，这又不可以不仔细考察。从前陕之南有个嵇生，家里贫穷但喜欢读书，三次考试三次落第，愤恨地回到家乡。有娶媳妇的人，请客喝酒，那些被延请坐上席的，都是豪贵之人。酒喝了几巡，主人拿出玉杯劝客，用来奉承豪贵的人，而没有轮到嵇生。嵇生非常惭愧，好像无处容身。回家对他的父亲说：“主人拿出玉杯劝酒而没有轮到我，是轻视我的贫贱。人不可以不富贵。我如果不富贵，就没有活着的意义了。”不久李自成进入关内，嵇生迎接他，在路边伏拜，用计策求取官职。李自成按照唐朝的制度任命官员，任命嵇生为京兆尹。嵇生坐在堂上，让人召那个不给我玉杯喝酒的人来，那人伏地请死罪。嵇生笑着说：“我从前在你家喝酒，你不给我玉杯喝酒。让我今天在你家喝酒，你难道给我玉杯喝酒吗？”陕西的人至今以此为笑。士人想要洁身自好的，不要以没得到玉杯而羞耻，那就差不多了。

译大命

年成饥荒，唐子的妻子说：“没有粟米吃了，怎么办？”唐子说：“用碎米充饥。”过了几天，连碎米也凑不齐了，就说：“三分糠七分散米。”又过了几天，还是凑不齐。他的妻子说：“三分糠七分散米还不够，你打算靠什么活下去呢？”唐子说：“那就七分糠三分碎米吧。”邻居有人看见了，皱着眉头慰问他说：“你不是做官的人吗，怎么穷困到这种地步，莫非是没有安身立命的才能吗？”唐子说：“不是这样。鱼在江河里，就忘记了赖以生存的东西；在干涸的沼泽里，就得不到赖以生存的东西。这是因为江河的水广阔，干涸沼泽的水浅显。现在我和你在干涸的沼泽里，所以没有凭借来维持生活。你为什么不把用来慰问我的那种心情，去慰问天下人呢！”

唐子在野外行走，看见一个妇人在墓前祭祀并哭泣。等到她返回时，还在哭泣。唐子问：“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回答说：“这是我丈夫的墓。从前我的公公编织席子，一辈子都有多余的布帛；现在我的丈夫编织布帛，一辈子却没有完整的席子。技艺超过了父亲，命运却不如父亲，因此哭得这么悲伤。”唐子感慨地叹息说：“这是天下的大命啊！从前，没有人睡破席子的；现在，很少有人穿新布帛的。”

唐子说：“天地的法则本来是公平的，公平那么万物各自得到它们应有的位置。等到不公平时，这边丰厚那边就微薄，这边安乐那边就忧愁，建造高台的人必然有深池，乘坐安稳车马的人必然有磨破脚皮的人。王公之家一顿宴席的味道，耗费上等农夫一年的收获，还吃着觉得不香甜。吴地西部的百姓，不是灾年吃粗劣的粥，混杂着豆秆的灰；没有食物的人看见它，认为这是天下最美味的食物。人出生时，没有不同的，现在却像这样，太不公平了！提秤的人权重于物体就会坠落，背负重物的人前重后轻就会倾倒，这是因为不公平的缘故。所以舜禹拥有天下时，穿粗衣吃薄食，不敢放纵自己。难道他们喜欢的和别人不同吗，是害怕因为不公平而倾覆天下啊！”

唐子的父亲去世三十一年而不能安葬，母亲去世五年而不能安葬，姐姐去世三十年而不能安葬，弟弟去世二十九年而不能安葬。于是游历到江西，向做官的老朋友乞讨，家里有一石一斗三升粟米，害怕妻子和女儿饿死。到了绣谷山（疑指庐山）生了眩晕病，童子问病情，不回答。登上楼眺望，感慨地叹息说：“山势绵延，石头耸立，将与大地同终啊！唉，人啊！疾病侵蚀元气，就像水浸灭火。我听说老子长寿，曾经读他的书说：‘我因为没有身体，所以没有祸患。’大概想窃取这种境界却没能做到。”

破崇

屈原的死，怀疑有鬼祟作怪，或许是湘水之神作祟吗？现在的人只知道人不得善终就会变成厉鬼，却没有探究古代列星山的神都能作祟。屈原发出的言论，都不是人间的言语；他心志所向往的，都不是人间所能达到的境界。见神见鬼，神语鬼语，魂已上天，魄已入渊，真是可怕。假使当时他的弟子如宋玉等人，看见老师迷乱，去郑詹尹那里占卜，詹尹一定会说：“是湘水作祟。”那么到湘水边，备下牺牲沉下玉帛来消除灾祸，屈原或许能免于死吗？妇人在房里自杀，丈夫在河里自沉，是有东西驱使他们的；屈原大概也是这类人吧？不然，屈原也是贤人，营营青蝇伤害不了正直，丘中有麻，更显出高洁的操守。他难道没有诵读过这些吗？却让父母的身躯喂饱深渊里的鱼，生死不明，得失无法分辨，不是有东西驱使吗？这就是忠的鬼祟！伍子胥不忍心父亲死去，寄身于仇国并为之弑杀其君，身为乱贼之首，激烈狂悖，以求实现他的志向，这就是孝的鬼祟。宋襄公是仁的鬼祟，季路是义的鬼祟，荀息是信的鬼祟，何止这些呢！庄子伤叹道丧世乱由于利欲，而用虚无来矫正。虚无不是差错，无，是为了求得有。现在读他的书，不知道他的心安在，不知道他明心的方法安在，诋毁尧舜、诋毁孔子，纵横颠倒，莫测其端。最终他的心没有主宰，如火灰尘埃散尽，与利欲同归于灭亡。这就是道的鬼祟。忠孝是大伦理，仁义信是美德，道是大路，不端正心，不得其法，失身于王，祸害国家，其害甚大，怎么能不反省呢！

我听说鬼祟有两种：有外祟，有内祟。内祟形成后外祟才得以侵入，似是而非的德，似是而非的道，以至美色厚利，奇器大屋，都是外祟。似是而非的德是德，似是而非的道是道，以至好色好利，僻嗜宴安，都是内祟。心智昏暗闭塞，固执己见不觉悟；血气冲动，往而不返；把歧路当作正道，发狂当作圣明。于是智者陷入邪僻，愚者溺于邪淫，心变成了妖怪。难道一定要彭生现形、申生说话，然后才是祸害吗！春秋是是非的标准，它所肯定和否定的，与常见的大不相同。人认为是忠，而春秋认为不是忠；人认为是孝，而春秋认为不是孝；人认为是仁，而春秋认为不是仁；人认为是义，而春秋认为不是义；人认为是信，而春秋认为不是信；人认为是道，而春秋认为不是道。明白了这个，然后内祟不起，外祟不入。

博观

唐子看见果臝（一种藤蔓植物），说：“果臝与天地长久。”看见桃李，说：“桃李与天地长久。”看见鸜鹆（八哥鸟），说：“鸜鹆与天地长久。”天地不知终始，而这三类东西，看见衰败不超过岁月之间，却说它们同长而并久，有什么说法吗？百物都有精，没有精就不生。既生既壮，提炼并聚集它，又传化为形。形不是别的，就是精的完成；精不是别的，就是形的初始。收于果实，结于蛋，禅代不穷。自有天地，就有这果臝鸜鹆，直到今天。人所知道的限于眼睛，今年一个果臝生，来年一个果臝死；今天作为鸜鹆之子的生，明天作为鸜鹆之母的死，变化何其快而可悲啊！观察其形为精、精为形，万亿年之间，虽然变换其形而为万亿果臝，实际上是万亿果臝而一蔓也；虽然变换其形而为万亿鸜鹆，实际上是万亿鸜鹆而一身也。果鸟其短忽乎，天地其长久乎？果鸟其易形而短忽乎，天地其一形而长久乎？

译没有成就就没有毁灭，有成就就一定会有毁灭。天地既然已经形成，我知道它必定会有毁灭；知道它必定会有毁灭，也就知道它必定会再次形成；知道它必定会再次形成，也就知道后来的形成与之前的形成没有不同。那日月星辰必定会再次像这样，那山川万物必定会再次像这样，那君主臣民上下等级必定会再次像这样，那宫室舟车衣服饮食必定会再次像这样，就像观察这只蝉就知道那只蝉的翅膀也是这样，观察这种菌类就知道那种菌类的轮生也是这样。蝉不繁殖、菌类不结实，而它们的生长古今都一样，这又是气的作用所至，不需要传授而自然传承的。由此可知，天地并不是不改变形态就能长久存在的，也像蝉和菌类罢了，也像果臝和鸜鹆罢了。然而人最想要的莫过于生存，最厌恶的莫过于死亡，即使有高明的人，也自伤不如龟鹤长寿，自叹像蜉蝣一样短暂，不考察天地万物的道理，反而回归自身而自我蒙蔽。因此懂得大道的人，用斗酒羔羊来庆贺朋友而不自我庆贺，穿着丧服系着麻带向亲人致哀而不自我悲哀，大概是因为洞察了形体传承的常理，知道生不是凭空产生，死不是突然终结。

天地人物，为什么不会穷尽呢？天地的混沌与开辟非常宏大，必定有在其中作为混沌和开辟的力量，然后才不会在混沌与开辟中穷尽。事物的断绝与延续众多，必定有在其中作为断绝和延续的力量，然后才不会在断绝与延续中穷尽。人的死亡与生存很多，必定有在其中非生非死的力量，然后才不会在死亡与生存中穷尽。孟春中月的夜晚，制作灯戏的人，用纸做外壳，影像在里面旋转，有的扬起旗帜经过，有的鸣着钲经过，有的穿着铠甲扛着戈经过，有的骑马或步行经过，连绵不断，多么巧妙的机关啊。这不只是机关的巧妙，拿出灯则经过的人都停止，放置灯则经过的人如飞一般。那转动而不穷尽的，是有灯来鼓动它。混沌开辟、断绝延续、生死的不穷尽，必定有作为灯的推动者。不然，形体败坏就停止了，精神消亡就停止了，气息枯竭就停止了，谁能让它传承而不穷尽呢？

老子记载魂魄抱一而能不分离，专一精气达到柔和而能像婴儿，洗涤清除玄览而能无瑕疵，用这些来追求长生，魂想上天、魄想入渊，还魂反魄，合乎自然。这都是违背阴阳的作用，窃取天地的机巧，来私利自身。于是有人都死而我独自存活的情况。观察形体传承的人，顺应气罢了，而机巧不在其中；得到长生的人，掌握机巧罢了，而大道不在其中。

孙子问唐子说：孔子观水而感叹逝者如斯，其中的意义可以听听吗？唐子说：问得好啊。时间的流逝，日月交替运行，昼夜相继，像奔驰的马一样。世代的流逝，从三皇到五帝，从五帝到现在，像翻阅书页一样。人的流逝，年少时衰老到来，年老时死亡到来，像风吹过一样。这是圣人与普通人相同的地方。圣人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是有形体的就流逝，无形体的就不流逝；顺从形体的就流逝，立足于无形体的就不流逝。没有古今之分，没有往来之别，没有生死之异，这大概就是最高境界了吧！

潜书下篇上

译

尚治

孙子说：从前我的老师曾经听顾泾阳（顾宪成）说：礼义是治理的根本，学校是礼义的源头。先王慎重对待学校来教化天下，因此治理教化大行其道。学校既然废弛，礼义就没有老师，想要效法先王的治理，很难了。处在当今世道，端正内心，恢复本性，敦厚伦理，美化行为，结交朋友，讲习恢复，圣道昭明。用它来端正君主，用它来端正职守，端正于朝廷，融洽于乡里。君子学习道就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驱使，先王的治理，大概差不多吧！唐子说：这是天下善言，怎么知道它不能实行呢？说：为什么不能实行呢？说：先王时代，从国家到乡里，到处都有学校。人对学校，就像对田地一样。没有人就没有田地，没有人就没有学校，习以为常，安之若素，安之而忘之。在那时，人甘于礼义，就像五谷一样。学校废弛世道衰败，只随心所欲，污浊昏乱兴起，不可解释说明。人苦于礼义，就像药石一样。即使有能人，也不能强迫人甘心情愿吃药石，这也很明显了。现在势利容易推行，情感容易通达，没有比父亲对儿子更甚的。儿子善良的，不教就善；儿子不善良的，虽然教也不善。家有不良的儿子，骂就骂他，打就打他，教育难道不恳切吗？然而进去读诗书，出来玩博奕，知道进去而不知道出来。用严厉父亲的教导，尚且不能实行于儿子，何况四海之大，百姓之多呢？想要称引诗书、阐明礼义来引导他们，使他们去恶向善，这是干涸东海、移动泰山的势头啊。孙子说：那么天下终究不可治理吗？说：如果得到其道，治理天下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说：教育难以实行，百姓不听从，确实像先生所说。又说治理像这样容易，为什么呢？唐子说：不要设立教化的名目，不要设置率领的形态，让百姓自己行善而不知道。说：让他们怎么做呢？说：圣人凭借来运作的，是风气。天地之间，无形而快速运动的没有比风更甚的，从幽暗陆地，到炎热崖岸，吹倒万物形态，鼓动众多声音。没有一物不响应的，只有风是这样。人情相互崇尚，有的质朴有的雕琢，有的怪异有的正经。忽然遍布海隅，改变习性迁移风俗，好像有东西暗中率领，而没有一人不听从的，也像风在天地之间运动一样。因此天地的吹气，称为风；人情相互崇尚，也称为风。古代郑卫的百姓淫乱，男女没有区别；现在朝歌的废墟，溱洧之间，细履不借给邻家女子，难道是古代淫乱而现在贞洁吗？风气使然。让古代人生在今天，今天的人生在古代，都是这样。吴越的百姓，穿绉纱丝绸，吃海珍；河汾的百姓，穿不过布絮，吃不过菜饼，难道是东方人奢侈而西方人节俭吗？风气使然。让东方人住在西方，西方人住在东方，都是这样。风的运行，必定有发动它的人。发动善的，善成为风气；发动恶的，恶成为风气。善于发动的人，顺应人情相互崇尚，以自身发动机巧；人跟随他，像蛰虫按时振动，草木按时生长，而不知道是谁做的。那转化阴阳，区分治乱，分开古今，都是风气做的。得到机巧而掌握它，人都可以接近唐虞的治理。这是人们很少知道的。孙子说：风

译气的说法确实如此。虽然，我有疑惑。人行善，必定由礼义；百姓既然苦于礼义，不能强迫他们跟随我，更用什么作为风气呢？说：质朴，是天地开始的气，在物为萌芽，在时为春天，在人为婴儿，在国家为将要兴盛的征兆。奢侈，是天地终结的气，在物为茂盛，在时为秋天，在人为年老多欲，在国家为将要灭亡的征兆。圣人掌握风气的机巧来教化天下，其道在于去除奢侈而保持质朴。耳朵不听好听的声音，不是耳朵节俭，是用来养育天下人的耳朵；眼睛不看彩色，不是眼睛节俭，是用来养育天下人的眼睛；嘴巴不尝珍味，不是嘴巴节俭，是用来养育天下人的嘴巴；身体不穿轻暖的衣服，不是身体节俭，是用来养育天下人的身体。这四者，不随从心的欲望，不是心节俭，是用来养育天下人的心。在那时，家里没有涂饰的工具，百姓少有炫耀的期望，崇尚素朴抛弃文饰，返薄归厚，不命令而实行，不奖赏而劝勉，不刑罚而改革，而天下大治了。孙子说：百姓趋向奢侈，像水向下流一样，逆着它反过来，我恐怕不能。说：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呢？你不相信，请征引旧迹：从前秦奢侈而汉质朴，等到治理时，世上多有长者的行为；隋奢侈而唐质朴，

译孙子说：“请问推行善政的方法是什么？”回答说：“首先尊重贤德之人，去除败坏风气的人，就可以推行了。”孙子问：“怎样尊重贤德之人？”回答说：“抛弃珠玉，焚烧貂皮锦缎，减少妃嫔侍从，疏远俳优奸佞，降低宫室规格，废除园林苑囿，削减美食种类，拒绝奇珍异宝的进献。君主既然能够节俭了，接着波及皇帝和皇后的家族，再波及大臣，再波及各级官员，没有人敢不效法。贤德之人是万民仰望的对象，尊贵者所崇尚的，卑贱者所羡慕的。尊贵者崇尚而卑贱者不羡慕，世上是没有的。”孙子问：“怎样去除败坏风气的人？”回答说：“我曾经在沃洲山放羊，羊大多病死，有人教我道：‘一只羊病了，全群的羊都会败坏，你一定要仔细查看，挑选病羊把它赶走。不然将会毁掉你全部的羊群。’听从他的话，羊群于是日益繁衍。治理天下也是这样，讲求学问必定结成党派，结成党派必定争夺升迁贬谪，使得求学的人攀附奔走而失去本心，所以那些口称心性却外表模仿孔子颜回，所到之处门徒众多的人，是败坏风气的人，即使贤能也必须去除。好名的人，没有才能却人们称赞他有才能，没有德行却人们称赞他有德行，使得人们巧言令色，谄媚取悦，而失去忠诚信实的情操。所以那些身处草野而朝廷听闻赞誉去征召他、公卿降低身份去结交他的人，是败坏风气的人，即使贤能也必须去除。多言的人，用议论妨害治理，用文辞掩盖正道，用刚愎直率扰乱正统，使得人们崇尚浮夸而丧失实际。所以那些上书多次不断，繁引经史无穷尽，在朝廷上驳斥百官而没有人能驳倒他的人，是败坏风气的人，即使贤能也必须去除。这三种人，是标榜虚伪的旗帜，是雕琢质朴的利刃，是引导奸佞的媒介。《诗经》说‘大风有路径，贪人败坏同类’，因此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务必先去除他们。”

孙子说：“起初我认为天下难以治理，现在听了先生的话，才知道天下不难治理。如果通达实情，没有不可做的。现在先生安然处在闭塞之地，身体虽然困顿但言论却能传播，后世必定有用先生的话治理天下的人，不一定非要亲眼见到才行。”唐子说：“我哪里配得上这样！虽然如此，必定有明白其可用的人。世上多有明达的人才，只看见圣人端正天下的法度，不认识圣人顺应天下的心意。被时势难以推行所阻碍，习惯于刑法的苟且安适，把天下的百姓捆绑驱策得像牛马一样。百姓失去真情，欺诈虚伪日益滋生，文饰日益兴盛，嗜欲日益放纵，于是富贵的期望胜过，财货的谋算锐利，廉耻之心消亡，信约之意轻慢，攘夺窃取之计谋巧妙，争斗之气猛烈，六种邪气改变本性、排斥贤人、效法奸恶、结党背离、离间决裂，不可以安定也不可以行动。安定则成为奸邪，行动则成为寇盗，这是天下动乱相继不停的原因。天地虽然广大，其道在于人；生民虽然众多，其根本在于心；人心虽然各异，其作用在于情；虽然有顺逆刚柔的不同，其作为情则是一样的。因此君子观察妻子儿女而得到治理天下的道理，观察仆从婢妾而得到治理天下的道理，观察自身的骄奢节约、家庭的效仿而得到治理天下的道理。不翻阅十三经的言论，不考察二十三代的法度，不询问四海九州的风俗，闭门而坐尧舜的道理就完备了。先人有话说‘谈论道没有比浅显更好的，谈论治理没有比切近更好的’，请列举其要点：古代的贤明君主，虽然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像赤子，处世像农夫，殿陛像田舍，衣食像贫士，海内像室家。微言妙道，不出于此了。”

孙子说：“从周朝往上，治理的日子多而混乱的日子少；从秦朝往下，混乱的日子多而治理的日子少；这是时势造成的，即使有善治，也不能恢复到古代了。”回答说：“不是这样。阴阳，是治乱的道理。阴阳的回复，其时节不失准，冬至夏至就是如此。治理始于黄帝，两千多年，到秦朝而大乱。混乱始于秦朝，到现在也几乎距离黄帝之年了。或许将要回复吧！”

富民

财富，是国家的宝物，是百姓的生命。宝物不可窃取，生命不可掠夺，圣人把百姓当作子孙，把四海当作府库，没有窃取宝物而掠夺生命的人，因此家室都充盈，妇孺都安宁。反其道而行之的人，财富输送给幸臣之家，藏匿于巨室的窟穴，蛀虫多则树木枯槁，毒疮肥则身体败坏，这是穷富的根源，治乱的分界。残酷掠夺的人，夺取一金却丧失百金，夺取一室却丧失百室。兖州东门之外有卖羊肉汤的人，经营两代了。他的妻子儿女和佣工仆役，吃他饭的十多人。有人诬告他偷羊，罚他三石粟米，上级搜刮其一，下级掠夺其十，卖光了釜甑等器具还不够，于是失业而在道路上乞讨。这是夺取一金而丧失百金的例子。潞州西山之中有苗氏，富有铁冶业，经营数代了。招致四方商贾，椎凿鼓铸担挽，依靠他吃饭的常有一百多人。有人诬告他主人偷盗，上级搜刮其一，下级掠夺其十，他的铁冶业于是废弃，先前依靠他吃饭的人无所得食，都流亡在河漳之上。这是夺取一室而丧失百室的例子。残酷掠夺如此，不掠夺则相反。陇右牧羊，河北养猪，淮南养鸭，湖边缫丝，吴乡百姓编蓑织席，都是极微小的行业。然而月息岁转，不可胜算，这都是持有一金的资本，可以获得百金利益的人。村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宴饮馈赠，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他做买卖的人很多。成串的钱币、锱铢的银子，商贩借贷给他；石麦斛米，佃农借贷给他；匹布尺帛，邻里党戚借贷给他，所依赖他的人很多。这是凭借一室的财富可以养活百室的人。海内的财富，没有土地不产出，没有人不生产。岁月不计而自然充足，贫富不谋而相互资助。因此圣人没有生财的术数，顺应其自然的利益而不加以扰乱，那么财富就不可胜用了。

译如今柳树，是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折断一尺一寸的枝条种植它，不过三年就能长成大树。每年修剪它的枝条，用来制作筐篓之类的器具，用来制作防止黄河决口的埽坝，其用途不可胜数。它无穷无尽的用处，都是从那一尺一寸的枝条生长出来的。如果在它刚种植的时候，有小孩子把它拔起来扔掉，怎么能指望每年修剪它的枝条来利用它呢？它无穷无尽的用处，都是从那一尺一寸的枝条被断绝而丧失的。不扰害百姓的，是种植枝条的人，使生命生生不息；残酷掠夺百姓的，是拔除枝条的人，断绝了百姓的生路。残酷掠夺百姓的是谁呢？天下最大的祸害没有比得上贪婪的了，其危害比沉重的赋税还要多出十倍百倍。挖墙而入的小偷，不能发掘人们隐秘的藏宝；持刀抢劫的强盗，不能夺取人们的田地房屋；拦路抢劫的匪徒，不能摧毁人们的家室；入侵焚烧的寇贼，不能穷尽山谷而遍布四海。那些做官的人，像星星一样罗列在天下，日夜搜刮百姓的财物，所得已经很多，如果有超过自己的人，就背着占卜的蓍草离去。既然在上位者那里失去了，又向下位者索取，越失去越索取，就像填坑谷一样没有满足的时候。盗贼不能耗尽所有人，寇贼不能贯穿整个时代，而百姓受贪官污吏毒害的，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因此几十年来，富户家产空虚，中产之家沦落灭亡，穷苦百姓无所依赖，妻子离开丈夫，儿子背离父亲，常常感叹自己的生存还不如犬马。现在做官的人，一件皮袍价值二三百金，其他的锦绣衣物以此类推；伶人优伶的装饰，必定价值数千金，其他的玩物以此类推；金杯银瓶、珠玉珊瑚等奇巧的器物不可胜计，像这样的人，被称为能干的官吏，市井之人羡慕他们，同乡之人尊敬他们，教导子弟的人鼓励他们。有做官而廉洁的，出门没有车马，吃饭没有肉食，穿衣没有皮袍，被称为无能，市井之人轻视他们，同乡之人嘲笑他们，教导子弟的人告诫子弟不要学他们。大概贪婪禁锢人心的程度太深了！处理布帛的人，漂洗就变白，染黑就变黑，按照现在的习俗，想要改变现在的贪婪，这就好比在黑色的布上求取白色一样。

治理贪婪的方法，奖赏不能鼓励人，杀戮不能使人畏惧，必须逐渐用风气来感化。《礼记》说：要知道风气的来源。从前明太祖穿的短衣都是用梭布做的，衣服可以用布做，何必一定要用锦绣？器具可以用瓦做，何必一定要用金玉？粱肉可以吃饱，何必一定要吃熊掌、玉田的禾苗？我听说明朝兴起的时候，吴地的百姓不吃粱肉，民间没有华丽的文采，女子到了成年也不修饰打扮，市场上不经营奇异的货物，宴请宾客不讲究多种菜肴，房屋没有高墙，茅屋相邻而建。吴地的风俗崇尚奢侈，为什么如此质朴呢？这是因为布衣之风的影响。君主能够节俭，那么百官就会效仿，平民百姓也会效仿，于是官员不扰害百姓，百姓不损耗财力。君主能够节俭，那么就会根据生产来制定征收，根据征收来制定使用，生产十份征收一份，征收三份剩余一份，于是百姓不知道被征收，国家不知道被使用，可以使豆类和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金钱像土壤一样廉价，而天下大治。做君主的快乐，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

明鉴

执政的人多，懂得政理的人少。政令在于军事，就被认为是巩固边疆；政令在于粮食，就被认为是充实府库；政令在于法度，就被认为是尊崇朝廷；政令在于赏罚，就被认为是叙列官职。这四项政令的建立，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本质。见识只停留在这些表面，即使善于执政，最终也不能巩固、充实、尊崇、叙列，政事一天天败坏，势力一天天削弱，国家随之灭亡。国家没有百姓，难道会有这四项政令吗？边疆，是百姓巩固的；府库，是百姓充实的；朝廷，是百姓尊崇的；官职，是百姓供养的。为什么只看到政令而看不到百姓呢？尧说：四海百姓困苦贫穷，天赐的禄位就会永远终结。每次诵读这句话，心里恐惧身体战栗，作为百姓的统治者，怎么能忽视它呢！

从前明朝灭亡的时候，人们都说：内外交相作乱，国家没有良将，即使有良将，也忌妒不能用，怎么能不灭亡。这是灭亡的形势，不是灭亡的根本。在那时，军队残暴政令苛虐，加上天灾，百姓无处逃命，群盗得以借此作乱。马世奇说：治理献贼容易，治理闯贼难，大概是因为人心畏惧献贼而依附闯贼。不是依附闯贼，而是苦于兵祸。一是苦于杨嗣昌的军队，二是苦于宋一鹤的军队，又苦于左良玉的军队。出行的人和居家的人，都不能保全性命，贼寇知道人心所苦，所到之处就以剿灭官兵安抚百姓为借口，愚昧的百姓被迷惑，望风投降归附。而贼寇又散发财物赈济饥荒来收买人心，于是百姓趋向贼寇如同回家。人们忘记了忠义，其实贼寇怎么能攻破州县呢？是因为跟随贼寇的人众多。施邦耀说：如今盗贼寇贼所到之处，百姓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实在是因为贪官污吏失去了民心。得到一个良吏，胜过得到一个良将；除去一个贪吏，胜过斩杀一个贼帅。这两个人的话，看到了动乱的根本。在那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常常担心没有军队。京师的防守，一个士兵要抵挡几个城垛。李自成虽然曾经败散，但数十万人的军队十天之内就能召集起来。所以陕西百姓的民谣说：挨着肩膀，等待闯王，闯王来了，三年不上粮。百姓归附他就是这样。大概四海困苦贫穷的时候，君主成了仇敌，贼寇成了父母。四海困苦贫穷，没有不灭亡的。那些没有灭亡的，是因为天命还没有定下来。上天保留他的命，还没有生出奸雄；上天减薄他的命，就生出小雄；上天断绝他的命，就生出大雄。当四海困苦贫穷的时候，没有雄主，那么饥寒积忧之气爆发，成为灾异、彗星、水旱、山川草木人鬼的妖异。有小雄来倡导，那么逃犯聚集在山泽，攻破城池占据险要，随即消灭随即兴起，来消耗国家。有大雄来倡导，那么增长智慧增加勇气，撼动山河沸腾河流，数百年厚植的社稷，就像敲碎鸡蛋一样容易。像这样的，都是困苦引发的，被奸雄所凭借，这就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如果四海安乐，人们保全家庭，谁会同他们作乱！即使做君主的不过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商汤周武那样的贤德，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想要图谋社稷，也无能为力，何况后羿寒浞之类的人呢！

译君主对于百姓，其他事物不足以用来比喻，请让我用身体来比喻百姓，用心来比喻君主。身体有了疾病，心怎么能安宁？身体没有疾病，心怎么还会不安？有伤害了身体而心还在的吗？因此君主爱护百姓，应当像心爱护身体一样。不仅仅是衣服饮食是为了身体，牢房马厩、门庭院落、田园道路，凡是有所经营建设的，都是为了身体。不仅仅是农业桑蚕、减免借贷是为了百姓，上至天下，下至大地，九夷八蛮、各官府的各种事务、内宫外庭，凡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百姓。茅草屋没有灾祸，然后宝贵的君位才可以安居；蓑衣斗笠没有丢失，然后礼服皇冠才可以穿戴；豆叶野菜没有短缺，然后天子的俸禄才可以享用。

考功

近代的政治，也是尧舜的政治。说“三年考核政绩”，何尝不考核政绩呢！说“铺陈奏报以言语”，也是寻求意见；说“明确试用以考察功绩”，也是评定功劳。凭借治理天下却最终不能治理好，这是什么缘故呢？从前尧命令舜说：“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不要让四海百姓陷入困苦贫穷”，舜接受这个使命代理君位，朝见诸侯，任命众官，辨明天时，修治各种政务，兴办礼乐，铲除凶恶奸邪，全都取得了功绩。尧知道他能拯救困苦贫穷的百姓，于是把天下授予他。他处理事务、担任官职虽然很多，不过是为了让百姓不陷入困苦贫穷罢了。困苦贫穷的百姓，祖父不能拥有孙子，父亲不能拥有儿子，死了丧葬不埋葬，祭祀饮食没有烹煮，兄弟互相仇视，夫妻离散。在这个时候，百姓怎么能成为百姓，君主怎么能成为君主？由此可知尧舜的道理并不奇异，尽在于任命舜的话中了。

从前唐子担任长子县知县，将要拜见都御史逹良辅，赋税徭役、传递草料等事务熟记在心，用来应对诘难。都御史不问这些，却问武乡县知县说：武乡的百姓怎么样？回答说：有生气颜色了。都御史说：你欺骗我吗，我派人观察武乡，有女子没有裤子的。女子没有裤子，武乡的百姓大概不能忍受吧！唐子出来告诉别人感叹说：话说得好啊！可惜不懂得治理政事啊。

唐子说：古代的贤明君主，推举贤才来谋求治理，评定功劳来推举贤才；养育百姓来评定功劳，充足粮食来养育百姓。虽然官职有百种，职事有百项，总要归结到养育百姓。上级不凭借这个不行赏，下级不凭借这个不效法治理。后世却不是这样，推举良吏提拔到高位，已经显贵荣耀就离开了。观察他的辖区，冻饿僵死还像从前一样，像猪一样饮食、乞讨穿衣还像从前一样，田野荒芜还像从前一样，房屋倒塌还像从前一样。那些显贵荣耀的提拔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他廉洁吗？廉洁却不能养育百姓，他离开贪婪的官吏有多少？是因为他有才能吗？有才能却不能养育百姓，他离开残暴的官吏有多少？爱护婴儿的人，一定为他选择乳母，勤勉谨慎不懈怠，得到主母的欢心，可以算是好的乳母了；然而没有乳汁饿死孩子，这可以算是好的乳母吗？廉洁有才能的官吏不能拯救百姓的饥饿，就像乳母没有乳汁一样，这可以算是好的官吏吗？廉洁的人一定让百姓节俭来丰富财物，有才能的人一定让百姓勤劳来增加利益。推举廉洁推举才能，一定以丰富财物增加利益为征验。如果廉洁只停留在洁身自好，才能只停留在决断事务，显赫的名声丰厚的利益归于自己，深切的忧患隐痛潜伏在百姓中，在尧舜的时代，评定功劳论定罪责，应当也在四凶的行列了，怎么能欺骗君主而接受赏赐呢！贤才世上不缺乏，仁爱是人人都具备的。身为百姓的牧者，凭借权力来施行恩惠，如果不是愚顽浅薄的资质，谁不能做到？而不能做到的，不可以归咎于做官吏的人。朝廷施行政令，群臣执行政令，没有向左施行却向右遵从的。上级不把使百姓富裕作为功劳，却想让官吏把使百姓富裕作为事务，怎么可能做到呢？如果真的像这样，即使在位的人都是超越世俗的人才，担任大学士的像皋陶，担任尚书的像稷契，担任都御史的像伊挚，担任翰林的像史佚，担任给事中御史的像关龙逢比干，担任将军的像吕牙，担任巡抚的像召奭，担任布政使的像管仲，担任按察使的像子产，担任知府的像孙叔敖，担任知县的像公绰冉求，得到的人才像这样，于是辅佐宰相没有缺失、出纳如同权衡、奸邪全部清除、能够壮大军队、文章典礼、辞令敷陈荣耀，遍布八方，海隅因此安宁，四方译使来朝拜，功业宣告完成，天下难道不是大治了吗！然而观察百姓，却是所谓女子没有裤子的，这可以算是治理好吗？想要去燕国却马头朝南指，虽然有超群的马，离燕国越远。治理政事的人不把使百姓富裕作为功劳，却想侥幸达到太平，这就是去燕国却马头朝南指的人。虽然有皋陶稷契的才能，离治理好越远了！

唐子曾经告诉人说：天下的官职都是抛弃百姓的官职，天下的事务都是抛弃百姓的事务，这是把天下的父兄子弟全都推入沟壑，想要治理得好吗？天下的官职都是养育百姓的官职，天下的事务都是养育百姓的事务，这是竭尽君臣的耳目心思而一并倾注于普通百姓，想要治理不好吗？如果真的能以此施行政事，三年一定见效，五年一定治理好，十年一定富裕，风俗一定淳厚，诉讼监狱一定空虚，灾祸妖气一定消除，麒麟凤凰一定到来。有人说：你是文人，只是文饰你的言辞罢了。唐子说：我的话，就像吃饭一定吃饱，穿衣一定温暖。采用我的话，三年不见效，五年不治理好，十年不富裕，风俗不淳厚，诉讼监狱不空虚，灾祸妖气不消除，麒麟凤凰不来，那么太阳就从西边出来月亮从东边升起了。请和我订立契约来赌胜负可以吗。

为政

译达良辅巡抚山西，武乡知县来拜见，达良辅问：“武乡的百姓怎么样？”知县回答说：“百姓已经有了生机。”达良辅说：“你欺骗我吗？我派人去武乡观察，发现有女子不穿裤子。女子不穿裤子，武乡的百姓，哪里还能忍受得了！”平阳知府来拜见，达良辅问：“平阳各县的县令，谁贤良谁不贤良？”知府列举了几个人来回答，达良辅发怒说：“百姓认为贤良的，你认为不贤良；百姓认为不贤良的，你认为贤良。你不配做这三十四个县城的长官。”于是弹劾并罢免了他。在这个时候，贿赂之风不行，私下的馈赠虽然在官府中不断绝，但没有用一匹布帛或地方特产进入两司（按察司、布政司）大门的。达良辅吃的，每天不超过肉三斤、蔬菜一筐。看他责备武乡知县的话，难道不可以说是仁爱吗？看他考察远处县令的贤与不贤，而不依赖知府的耳目，难道不可以说是明智吗？他自己不接受贿赂，群吏也不敢接受，难道不可以说是清廉吗？既清廉又明智，既明智又仁爱，山西应当大治了，但最终没有看到山西的小治，为什么呢？是因为不懂得治理政事的方法啊。姑且借这件事来阐明治理政事的方法：武乡知县来拜见，达良辅像上面那样说，并且说：“我与你约定，三年内，一定让你的百姓，每人有几条裤子。”武乡知县一定会说：“愿意接受教诲。”达良辅就说：“武乡的土地虽然贫瘠，也一定能生长作物；武乡的百姓虽然贫穷，也有力气；用人的力气，竭尽土地的产出，谁敢说不能做到？你回去后在境内推行，种植棉花桑树，放牧牲畜，节省适宜，按时劳作，山上的每一尺土地不抛弃，谷中的每一寸土壤不废弃，不要用文书告示，亲自前往勤勉督促，一定要期待你的功绩。于是每月观察你的举措，每年考察你的成效，上报政绩的时候，除了这个不依据其他来评定升降。”平阳知府应当被罢免，更换知府，新知府来拜见，用教导武乡知县的方法来教导他，督促各县种植棉花桑树放牧牲畜，推行的不废弃，与他共享功劳；懈怠不推行的，与他同受罪责，这样各县统一奖赏统一惩罚，而府对三十四个县统一奖赏统一惩罚，谁敢不尽心？山西的土地，五个府一百个州县，方圆几千里，不担忧它广阔。县考察乡，每十天一次；府考察县，每月一次；巡抚广泛考察，每季一次。这样几千里之内相互连贯隶属，视听指挥就像在一个房间里，何止是山西呢，统治天下都绰绰有余了！这是治理政事的大略。

震泽地方有个善于计算的人，和他一起种庄稼，庄稼收获就加倍；和他一起养蚕缫丝，丝收获就加倍；和他一起开店，市场收入就加倍。一天经过豪门贵族的门，看见他手下进出的都是戴着貂皮帽子穿着狐腋皮袍的人，就自己心想：“我处在乡里，所交往的不过是升斗小民，所一起做生意的不过是卖鱼卖盐的小贩，不能靠这个致富。如果能进入这个门，主人幸运地亲近任用我，拿出我的计谋来主管财务获取利益，一定能大大得到想要的，不要白白在乡里劳累。”于是攀附关系得以进入，回家向邻居告辞。邻居有人责备他说：“你错了。他们所用的，不是你熟悉的，你一定不要去。”他不听而离开，离开一年后，邻居的人仍然去经过豪门贵族的家门，看见善于计算的人穿着破旧袍子出来，面带病容，招他到僻静处，问他说：“为什么变成这样？”回答说：“主人没有任用我，所以到了这个地步。”邻居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看清呢，那豪门贵族之家，搜刮钱财来加厚自己，他们所任用的人，是猎犬的脚、鹰鹞的翅膀；他们所吃的粮食，不是从种庄稼得来的；所穿的布帛，不是从养蚕得来的；所使用的器物，不是从市场得来的。你带着你的计谋去求取，将用什么地方？我本来就知道你一定会在这里困顿。”于是再拜，辞别主人，跟随邻居回家。从此人们都诽谤他，认为他本来不善于计算。不是不善于计算，是不善于选择主人。

存言

中允徐公被召用，唐子送他并说：“甄听说，言论可行就有功效，言论不可行就保留言论。凭借您的贤能，再次得到进用，心里有所感慨，胸中必然抒发，所以说出来。言论不可行，我知道很久了。甄听说，生养百姓的方法，三年可以成就，五年可以充足，十年可以富裕，这是政事的常规。清朝兴起五十多年了，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民空、工匠空、商人空、官员空，谷物便宜却难以吃饱，布帛便宜却难以穿暖，船只转运市集货物却折损资本，做官的人离任后无法安家，这是四空。金钱，是用来互通有无的，中等资产的家庭，曾经十天半个月看不到一块金子、不见一串钱，无法互通，所以农民冻饿，百货都停滞，丰收年景像灾年。善于经营的商人没有算计，行走在都市，店铺辉煌耀眼，冠服华丽；进入他们的家室，早晨灶台没有烟火，寒冷时蜷缩身体无法伸展。吴中的百姓多把男女卖到远方，男子漂亮的做伶人，丑的做奴仆；女子漂亮的做妾，丑的做婢女。遍布海内了。困穷到这种地步，虽然年年丰收却没有生活的快乐，因此风俗日益苟且，礼义灭绝，小民争夺利益而不避刑罚，士大夫殉财而不知羞耻，谄媚淫乱相习成风，道德不如伶人，文学不如博弈，人心陷溺，不知归宿。这是天下的大忧患。考察过去，天下既定，如果没有害民的政事，没有一二十年百姓不丰裕繁殖的。现在天子宽仁体恤百姓，战争停息，国家无事，享有国位很久，勤于各种政务，而困穷到这种地步，这是公卿的过错。立国的道理没有别的，只在于富裕。自古没有国家贫穷而可以成为国家的。富裕在于编户齐民，不在府库。如果编户空虚，虽然府库的财富堆积如山，实际上是贫穷的国家，不可以成为国家了。国家五十年来，执政的人没有一人把富民当作事情，上书的人没有一人把富民当作言论。至于治家，就经营田园，计算子孙，没有不追求富裕而担忧贫穷的。为什么在家里明白而在国家上糊涂呢！”

译权实

天下为什么能治理好？政令能够推行就能治理好。天下为什么不能治理好？政令不能推行就不能治理好。政令不能推行的原因，是公文榜文充斥街巷，百姓好像没听见，官吏随意搁置如同丢弃。百姓和官吏互相隐瞒，通过文书互相推卸责任，政令阻隔不能通达，刚推行就轻易废止。开始时并非不严厉务实，后来就懈怠，时间久了就遗忘，根本的政令之地，也自己废弃并掩盖它。因此各种职务不修明，各种事务不兴办，奸邪弊病日益兴盛，禁令条例日益繁多，琐碎事务纠缠不清，重要政务被抛弃。这好比树木，旁枝杂乱丛生，而主干枯朽了。在这个时候，人们都说在位者没有贤人，行政不善，没有好的策略。这就像拉车的人只求装载厚重，而不顾车轮是否转动灵活。如果像现在这样推行政令，即使官员都是圣哲，政事都尽善尽美，让闳夭、散宜生这类人来商议制定法令，周公来裁决，召公来辅佐，史佚来记录，颁布于天下，也不能稍有补救。

会稽以东有个石氏，他的小女儿得了痞病，请良医治疗，很久病没好，就辞退医生让他离开。石父思考这件事，认为这是良医，为什么治疗了病却没好。有一天他偷偷观察，看见小女儿把药倒掉不喝，倒在床下，于是又请回医生，用以前的药，喝了三次病就好了。国家有善政而恩泽没有加于百姓，政令虽然好，但没有进入百姓心中，就像石家小女儿喝药一样。十口之家，主人虽然贤明，但政令在儿子那里行不通，就会赌博游玩荒废正业；政令在仆人那里行不通，就会敲更打水不勤快；政令在妾那里行不通，就会饮食不整治；政令在童子那里行不通，就会庭院粪便不清除。用这种方式治家，这个家必定败落，何况天下这么大呢？骏马腿瘸了，不如劣马跑得快；勇士断了胳膊，不如女子力气大，所以圣人重视能够实行。

从前唐子治理长子县时，百姓贫穷，整年赋税不能全部收上来。璩里的百姓，五月就全部缴纳，是因为养蚕获利。于是唐子普遍询问众人说：“我想让百姓都种桑树，可以吗？”大家都说：“其他地方的土地不适合种桑树，如果适合，百姓早就种了，不用等到今天。”于是作罢。后来唐子在北境游玩，看见桑树，就让百姓都种桑树。众人又说：“以前罗阿塔巡抚命令在路边种榆树，鞭打也没成功，现在肯定不行。”唐子不听，违背众人意见去实行。官吏请求制定条文法令在四境展示，唐子笑着说：“用文书展示取信于百姓已经很久了（但无效）。”于是挑选八个老人告知百姓，五天就传遍了；唐子亲自去告知百姓，二十天就传遍了。再次出行，在路上遇到妇女，派人问她说：“你知道县令出来做什么吗？”回答说：“为了种桑树。”问老人，老人知道；问年轻人，年轻人知道；问小孩，小孩知道；三百五十个聚落的男女，没有不知道的。第三次出行，进入他们的房屋，安慰他们的妻子，抚摸他们的孩子，告诉他们璩里因为桑树而富裕，不可错过。一家说了，百家听见，三百五十个聚落的男女无不想要种桑树。唐子说：“可以了。”于是让璩里的百姓担任各乡的师傅，前往分发桑苗。每天到乡里视察，考察他们的勤勉懈怠，督催赋税审理诉讼也借此进行。没有发一道公文，没有打一个人，治理虽然没完成，但三十天就种了八十万株桑树。长子是小县；种树是容易的事；必须去掉文书而达到实情，亲身劳苦而取信于众人，才能成功。因为文书多会隐藏奸邪，违背情理容易触犯，不亲近难以明白，没有信用没人服从，这是由来已久的。所以治理之道重视达到其实效。

群臣的奏章呈入，下达给有关部门；公卿集会商议，再次上奏实行。所实行的，成为惯例，随着时势增减变更，各种职务依据它来决断事务。自从汉朝以来都是这样，除此之外无法行政。然而有治理好和治理不好的区别，务实就能治理好，重文就治理不好。如果只重文书，好比木偶戏，衣冠言貌陈述事理，没有不合规矩的，但这难道是实情吗？只是为了娱乐人的视听。君主有诏旨，臣下有陈奏，官府有文书，市场有榜谕，这些都是文书。这些只是用来沟通言语、防止遗忘罢了，哪里值得依赖呢？君臣相亲，早晚没有隔阂，饮食起居在一起，就像工匠对待器具，日夜操作，那么手和器具相熟就没有不称心如意的。君臣一心，晚上思考早上谋划，没有谋划不实行，没有实行不达目的，三个月必定通达，一年必定见效，三年必定成功，五年必定治理好，十年必定富裕，这是实效。如果没有实效，那么谨守成法的，是败坏治理的公卿；熟悉律令的，是败坏治理的官吏；擅长文辞熟习言貌的，是败坏治理的侍臣。这三者不是不美好，但如果专门崇尚它们，那么表面虚饰日益厚重，忠信日益淡薄。考察内外，称职的常多；核查他们的行事，没有过错可举；问他们的治理功效，却没有一件事善成，没有一个百姓得到安顿。上下互相蒙骗形成苟且免罪的风气，即使有志之士也将随风倒而不能尽情施展，这是治理教化不能实行的原因。虽然如此，实行很难。近处和远处风俗不同，少数和多数形势不同。门庭之内，常不能尽见；兄弟之间，也有异心，何况天下这么大！海内的土地分为一百六十二个府，二百二十个州，一千一百六十个县，必定要在那里设官治理事务的人，都像长子种桑树那样，然后天下才能治理好，这难道不难吗？

权，是圣人凭借它来巧妙发挥作用的。现在和一个人约定，到场的有十八个；和三个人约定，全部到场的有十五个；和九个人十个人约定，全部到场的有十一二个。为什么呢？因为权不在。大将居中，统领十万士兵，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总以及队、百、什、伍的长官，转相隶属，像驱赶群羊一样，带着活命赴死，不敢先后，为什么呢？因为权在。凭借权的便利，像轴转动轮子；凭借权的快捷，像回声响应声音。凭借权而不能实行，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官职有万种，君主只有一身，贤明的君主使用官员，像大将驾驭众人。用一个统领十个，用十个统领百个，用百个统领千个，用千个统领万个，这样君主使用的有万个，而依靠的只有十个。简约而容易掌握，接近而能明察。尊卑次属，是职分的常态，有什么不同呢？大概不善于使用，那么万职的利益，转而奉给十个；善于使用，那么十个职分的修明，转而布达给万个。十个职分能修明，恩泽遍及海内，功劳大，功劳大的赏赐厚。十个职分不正，毒害遍及海内，罪过大，罪过大的刑罚重。这就是舜诛杀四凶的原因。

译唐子的宠妾生了儿子，唐子非常喜爱他，但宠妾却不加体恤。教导他不听从，就责骂他；责骂他不听从，就鞭打他；鞭打他不听从，就休弃她，改过之后才停止。人之常情中的爱，没有比宠妾更深的；人生中的贵重，没有比母亲更重的；仅次于妻子的，没有比宠妾更尊贵的；而轻易休弃她的，是为什么呢？不休弃她，爱就不能施加到儿子身上。这话虽然微小，却可以比喻大事：臣子对君主的喜爱，未必比宠妾更亲密；臣子对君主的重视，未必超过儿子对母亲的重视；臣子对君主的尊贵，未必等于妻子对丈夫的尊贵，然而喜爱他们却不忍心伤害他们，重视他们却不敢违背他们，尊贵他们却不能压制他们。这样的人，虽然没有手持刀斧，但千万亿把刀斧肆意施行杀伤，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即使上面有贤明的君主，恩惠每天施行，宽厚体恤每天实行，考核政绩每天严格，流放杀戮每天具备，但百姓常常苦于生存而甘愿死亡。

雨露，是最深厚的，但不能进入陶穴而滋生万物；泉水流淌，是最润泽的，但不能越过堤防而灌溉田地。为什么呢？因为有阻隔的东西。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刑罚先施加于尊贵的人，后施加于卑贱的人；对尊贵的人重，对卑贱的人轻；对尊贵的人严密，对卑贱的人疏漏；对尊贵的人果断，对卑贱的人宽假。这样刑罚简约而能产生威严。反之，尊贵的人必定收买卑贱的人，卑贱的人必定依附尊贵的人。这样刑罚就成了互相谋取利益的工具，法律怎能施行，百姓怎能受到恩泽呢？恩义之大没有比得上君臣关系的，亲近的臣子是腹心，执政的臣子是股肱，强力的臣子是拇指，一般的臣子是毛发，武臣是衣履。因此仁爱的君主对待他的臣子，安富同乐，疾病同戚，这是极厚的待遇。声色不和，贫苦劳累不体恤，尚且显得高傲而少恩，何况加上刑罚呢？这是用来对待良臣的，至于那些谋取私利蒙蔽君主、徇私结党邪僻的人，是百姓的仇敌、国家的贼寇，怎么能不惩罚呢？喜爱德行是吉祥，喜爱杀人的人，这是喜爱吗？忍心德行是凶险，忍心于杀人的人，这是忍心吗？刑罚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但有时也要用它，用来惩罚狐鼠般的官员，用来惩罚豺狼般的官员，而重重惩罚那些隐藏狐鼠、豢养豺狼的官员。国家有常规刑罚，有变通刑罚。常规刑罚，是律法刑罚，由有关部门商议，君主不敢私自决定；变通刑罚，是雷霆般的威严，英明的君主神妙运用，群臣不得参与。常规刑罚用来整顿小民，变通刑罚用来惩治元凶大恶。元凶大恶的臣子多援引要誉，他们的罪行难以显现，查察他们得不到他们的罪行，质问他们得不到他们的罪行，逮捕他们入狱也得不到他们的罪行，不用雷霆般的威严怎么能惩治他们呢！德行之外没有治理，不谈德行而谈刑罚的，就像医生治疗寒疾一样。不拒绝谷物而只喝药，那人必定危险。病好了，拒绝药物而回归谷物也不远了。

格君

明朝的各位皇帝，难以与之交谈的，没有比世宗更甚的。然而他刚毅敏锐的资质，也可以被利用，如果引导得法，进入也容易。祭祀他的父亲（兴献王），虽然不合礼制，但比起鲁国的郊禘来相差甚远，还不失为人子尊崇亲人的心意。当时的臣子，可以纠正就纠正，不能纠正就放置，不要因此遭受杖刑和流放是可以的。至于喜好神仙，也是人之常情，而且未曾因此荒废政事。当时的臣子，可以制止就制止，不能制止就放置，不要因此触犯他是可以的。推究他求仙的心意，看待那些劝谏他的人，都是杀害他的人；那些帮助他的人都，是让他生存的人。因为这个缘故，即使像严嵩那样的奸臣，已经揭发他的罪行，还喜爱并庇护他，大概感激他让自己生存。他的不可夺走就是这样。即使舜禹再生，也会拒绝他的话而不采纳，于是进谏的人都用道学的常言来折服他，这本来是他厌恶听到的。这怎么能成功呢？何不上书说：各位臣子都不是陛下修习玄道的，臣只担心陛下不修习玄道。清静，是道所居住的地方，去除尘世并非清，无欲才是清；独处并非静，不扰乱才是静。日月照耀，云雾没有遮挡，是清的表象；深渊幽暗，高山安稳，是静的本体。不清不静，那么精神不能存留而气息衰竭，偏向所厌恶的，偏向所嗜好的，这是伤害性命的刀斧而败坏大道的贼寇。黄帝的遗书，为什么说谷神？谷是精神所栖息的地方。为什么说玄牝？玄是不暴虐，牝是不雄强，是大生的根本。绵绵若存，是恒常；用之不勤，是不急躁。这样那么精神可以驾驭气息，气息可以滋养形体，形体不坏而长生了。符箓丹药，是道的余绪。平民有身体，天子有天下；平民自己保养身体，天子以天下为身体，兼有天下以保养身体。黄帝治理天下如同治理身体，不使有疾病祸害。于是统领他的军队，与炎帝在阪泉的野外作战，三次交战而灭掉他；蚩尤作乱，行为不义，虔诚信奉毒害百姓，举兵征讨他，擒获蚩尤而诛杀他。在这个时候，天下没有祸害，百姓和乐，五谷丰熟，百姓养育，日月不失其光明，四时不失其顺序，风雨不失其时节，灾害不生，吉祥并至，麒麟来游，凤鸟来止。于是上帝嘉奖他，认为他不辜负所托付，给予他长龄而上仙。这哪里有异术呢，是清静所导致的。陛下如果能学习黄帝的道，居心玄漠，静专纯一，不以好恶扰乱他的心，不以喜怒伤害他的身体，上面有黄帝的君主，下面必定有风后力牧的臣子。陛下垂拱于上，百官修职于下，兵革自强，远人畏服，无为而天下大治，哪里还有边境的忧虑呢！臣听说真人，逍遥物外，无求于人，不可强求得到的。《易经》说“水流湿，火就燥”，是说各自跟随其类。陛下如果能养心复性，群生并遂，这是真人的契合。无需旁求，必定驾着羽车来朝，指授修治的方法。世宗听到这话，必定心悦诚服，可以伐去他的竞躁之心，消解他的亢悍之气，而治理可以徐徐推进。哪里需要用尽力的戆直之言，使君臣之间达到两伤的地步呢？

译庄烈帝（崇祯）在世宗（嘉靖）之后，也可以算是个君主。即位之初，罢免太监镇守及织造之职，专任将领并责其效命，厉行节俭以充足国家用度，这正是臣子能够建立功业的时候。然而，让他治理军队，军队却无用；让他治理赋税，用度却不足；盗寇日益猖獗，国势日益衰微。于是又起用太监，横征暴敛毫无道义，这是他计无所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在令人怜悯啊！然而当时的臣子，不体谅他不得已的心情，不考察局势不可逆转的原因，死守《诗》《书》的常规训诫，说些没有实际效用的漂亮话。只说太监不可用，加赋不可行，直言不可拒绝，即使有善于进言的人，又能如何任用呢？这些话在太平无事之时说，算是美言；在危急存亡之日说，就成了破鞋烂布一样毫无价值了。当时，如果有明达国事的人，说温体仁不可用，必定会推荐谁可以当宰相；说杨嗣昌不可用，必定会推荐谁可以掌握兵权；说督抚镇守无人，必定会推荐谁可以担任将帅。所推荐的人，进而询问他的计策，清晰如指掌，切实可行，放在朝廷之上、攻战之场，早上受任晚上就见效，那么奸佞之徒不攻自退，横征暴敛不劝自止了。我曾断粮，有跟随我去平凉的人，朋友们都劝阻，认为路途遥远难行，而且所求的结果不可知。我说：几位朋友对我的爱护到了极点，我不是不知道此行不是好计策，但早晚没有饭吃，妻子儿女饿死，所以不得已才出此行。各位如果真能替我谋划食物，不让我坐困而死，即使劝我行也不行了。劝阻的人都沉默不语。当时向庄烈帝进言的人，都是不能救他于死地而只是阻止他行动的人，固然更加增加他的烦闷，只怕他的话听不进耳朵。

我看两朝（崇祯、嘉靖）的臣子，没有诱导君主的方法，没有取信于人的实质，没有平定动乱的才能，没有达到治世的学问，纷纷攻击权奸，弹劾暴政，彰显君主的过错以表明自己的正直，只怕杖责不施加于自身，只怕流放不到烟瘴之地。多么昏昧啊！《诗经》说：像蝉像螗，像沸腾像热汤。意思是虽然忠直，实际上却是蝉螗沸羹般的喧嚣。这叫做以暴益暴，以昏益昏，最终使得明朝不能后亡，也有罪过啊。

任相

亡国的道理有十条：有法律而没有实效，国家灭亡；赏罚不公正，国家灭亡；用人取舍不明，国家灭亡；左右亲信赞誉就褒奖显贵，百姓安定就贬黜，国家灭亡；百姓困穷，统治者不知道，知道了却不为他们安置，国家灭亡；百官好利无耻，国家灭亡；将帅不得其人，士兵不服从命令，国家灭亡；驾驭将帅不能尽其所能，国家灭亡；不奴役宦官，让他们参与国政而号称内臣，国家灭亡；金银粮食耗尽，不足以厚禄供养战士，国家灭亡。这十条亡国之因，明君也可能蹈入，不一定像桀纣那样暴乱。君主，是利益的源头，是奸邪的目标，人们都从中斟酌，都想射中。以一个深宫之中不曾处理事务的人，而环伺窥探的有千百人，即使有智者也有顾及不到的地方。于是奸佞以忠进身，欺诈以诚进身，他们的耳目通达宫廷的隐秘，他们的推引凭借左右亲信的口舌，他们的摇惑假借优伶的谐谑之言。让君主陷入其术数的，还自以为聪明过人，没有细微之处不见的。于是虐民者以良善推荐，覆军者以捷报上报，功罪颠倒，诛赏骇世。忠臣义士肝脑涂地，白白送了性命，而权臣贼阉窃取旦夕的富贵，不知道皮尽毛无所附，还安然自得以为得计。

庄烈皇帝，也是刚毅有为之君，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即位之初，孤立无助，铲除滔天的大逆，朝廷安然，不惊不变。忧勤十七年，没有酒色的荒淫、宴游的快乐，最终身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这难道是亡国之君吗！而最终至于亡国，为什么呢？不知道用人的方法啊。当时，并非没有贤才，袁崇焕因离间被杀，孙传庭因逼迫战败，卢象升因嫉妒丧失功业。这三个人，都是良将，国家的宝贝，不能尽其才而枉陷于死，如果当时有一张居正做宰相，那么离间必定不行，出兵有时，嫉妒无处施展，各尽其才，而明朝的天下还可以不至于亡。然而看庄烈帝的所作所为，即使有张居正也不能用。庄烈帝居高自是，做事不当，归咎于人（如以议和杀陈新甲），没有选择宰相的明眼。执掌国政的人，都是朋党的首领，多次举荐多次罢免，容易像破扫帚一样被抛弃。百官的职位，怎么能得到合适的人呢！因此援引私党，充斥朝廷；倾轧他人夺取职位，险恶超过张仪、苏秦；将卒无所顾忌，诛杀焚烧劫掠，毒害超过盗贼；百姓畏兵如虎狼，望贼如汤武。等到末年，君主思虑昏乱，无所适从；诛戮频繁，四方解体，而明朝就不可为矣。

宰相，是君主的副手。宗庙所凭借，社稷所依赖，不可以轻易进退。譬如建造房屋，门窗可以改作，粉刷可以多次更新，至于栋梁，则一成而不可更换。古代治国的人，得到一位贤相，必定隆师保之礼，重宰衡之权，从宫中到外朝，惟其所裁；从邦国到边陲，惟其所措。谗言者诛之，毁谤者罪之，大概大权不在，不可以有为。国有贤相，法度不患不修，赏罚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毁誉不患至前，田赋不患不治，官吏必定崇尚廉洁，将帅必定能够逞能，士人必定能够效死，府库充盈，奴仆慑伏。那十条亡国之因，都可以无虞了。

译然而，知人的见识，自古以来就难以做到。在衰败的时代尤其困难。衰世之人，矫揉造作，掩饰真容，行为合乎规矩，言语符合法度，这样驩兜可以伪装成皋陶、夔，盗跖可以伪装成伯夷、柳下惠，突然之间很难辨别。那么，中等才能的君主，怎么能任用宰相呢？人不容易了解，但功绩却无法掩盖。好比服药，喝一次就见效，喝两次就显效，喝三次病就痊愈的，一定是良医；喝一次不见效，喝两次无效，喝三次病也不除的，一定是庸医。人即使再愚蠢，难道会把病除去的称为庸医，把病不除去的称为良医吗？任用宰相的道理也是如此。张居正担任宰相时，接受任命的那天，百官敬畏，各自履行职守，纲纪得以整顿，朝廷肃然，其成效本来早晚就能显现。执政十年，天下安宁，国家富强，军队强大。他尤其擅长用人，筹划边防、料敌制胜，如同近在眼前。任用曾省吾、刘显平定都蛮之乱，任用凌云翼平定罗旁之乱，都开拓了数百里土地；任用李成梁、戚继光镇守北边，辽东屡次获胜，收复千里土地；任用潘季驯治水，黄河、淮河没有水患。张居正的功绩如此，虽然有威权震慑君主的嫌疑，但与严嵩相比，黑白分明。君主即使再愚蠢，也没有把扰乱朝政的当作良相，把安定国家的当作奸相的。那么，任用宰相的道理，难道很难做到吗？万历皇帝任用张居正，敬畏他像敬畏严师，信任他像信任占卜的龟甲，没有不听他的话，没有不改正他的规劝，即使是太甲、成王也比不上。因此张居正能够竭尽忠诚和才华，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说是极盛了。《诗经》说：“凡事都有个开始，很少能坚持到底。”能任用张居正却不能保全他的结局，为什么呢？是因为身居高位而自视高傲，耻于屈居人下啊。万历皇帝在年幼体弱时，童心尚存，血气未刚，所以畏惧师傅，不敢为非作歹。等他稍大一些，想到先帝托付的重任，加上贤德母亲的训导，而首辅才大功高，倚为股肱，尚不敢失去对师傅的礼节。然而以万乘之尊，不能独自专断，反而受到臣下的挫折，内心怀有愤懑，这已经很久了。等到张居正死后，念及功绩的心抵不过含怒的心，于是削去他的官爵，揭露他的罪过，流放他的族属，甚至想要开棺戮尸。起初有君明臣良的美誉，最终却成了桀纣般的暴行，君臣之间，反复无常到如此地步，能不让人寒心吗！假如当时张居正还在，功勋日益增高，万历皇帝年纪渐长，四方无事，志气骄横，谗言离间得以进献，那么张居正覆巢之祸，就不会发生在他死之后了。何不回想当年，亲手提携十岁的童子，让他坐在南面君位之上，奸邪不作，天下服从，恩泽遍及中原，威势畅达四方，使高祖的天下安稳如泰山，这是谁的功劳呢！这样看来，辽东宫案的罪过小，安定天下的功绩大，即使割让江陵一县作为封国，砍伐荆楚的良木来建造宫室，也不算过分。为什么死后怨恨还波及骸骨，甚至不如狗马，这是良臣谋士看到国门却止步不前的原因啊。

等到崇祯年间，天下危亡，将相无人，于是追念昔日的功绩，让张居正的子孙（张同敬）做官。人们也说：事后看就明白，当事时却昏庸。假如张居正当崇祯年间，举荐他为宰相，早上受命晚上就被杀了，还指望他有什么作为呢？所以君主的祸患，没有比自视尊贵更大的了。自视尊贵就没有臣下，没有臣下就没有百姓，没有百姓就成了独夫。《易经》乾卦上九说：“亢龙有悔。”龙德过于亢奋，必然会有宇宙变色之战，从而开启草昧初开的运势。能不畏惧吗，能不警戒吗！

善功

张居正地位居群臣之首，晋升为太师，天子不直呼其名，人臣的尊贵到此极点了。辅佐年幼的君主，任免百官，更换将帅，九边的军事事务听从他的谕示，比诏敕更令人敬畏，人臣的权力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匡正君主，进献规戒，节省费用，丰富财用，百务修举，天下安宁，任命将领征伐，所向披靡，四方夷狄畏服，边境无忧，人臣的功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登高则身体危险，秤杆重则权坠，事物成就则阴气杀伐，这是必然的趋势。这是伊尹不敢久居，周公谦逊而得以避免的原因。何况末世的君臣呢？假如张居正在这种情况下，不矜夸自己的才能，不炫耀自己的功绩，皇上褒奖他富国的功绩，他就说：“这是有关部门勤劳所致，臣有什么功劳呢？”皇上赏赐他任命将领战胜敌人的功绩，他就说：“这是将领的谋略，士兵的力量，臣有什么功劳呢？”百官进献规劝，他就拜受并更加谨慎；自身被弹劾，他就引以为罪而不辩解；入阁议政，他就推让而不敢抢先；郎吏、博录之类的人见到他，他就礼遇有加；入朝就手持笏板，好像承受不起；侍立在侧就鞠躬如待罪。国家已经安定，格局已经确立，寻求贤才代替自己，归老江陵，岂不是善始善终吗！然而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地位已经到顶了，还担心别人不向我屈服；权力已经很重了，还担心别人不畏惧我；功绩已经很大了，还担心别人歌颂我的不够；时候该退位了，还固守职位而不能放手。君主的愤怒积聚在心中，群臣的怨恨结集在下面，祸患已经形成，不可再解。万历皇帝还是能忍耐的君主，不然，不用等到辽东宫那个女子的控诉，早就因死而遭毒手，家族灭绝了。

由此可知，身处高位是为了自我谦卑，树立威严是为了自我侮辱，喜好赞誉是为了自我毁灭，追求稳固是为了自我灭亡。所以，有做宰相的才能，必须有做宰相的学问。假如张居正喜好学习自我修养，不矜夸不炫耀，就可以追随伊尹、周公之后了。

译远谏

臣不敢进谏，即使进谏也不直率，直率了也不能尽言。君主不采纳谏言，即使采纳了也不听从，听从了也不改正。身处那个时代的臣子，即使有伊尹、周公那样的告诫，也像没听见一样；即使有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忠诚，也白白送了性命。我现在对百世以前的君主进言，训诫百世以后的君主，以代替那些不敢直谏的臣子。诵读我的话，如果不感到惊心动魄、手脚颤抖，那就不是真正的君主。天下的广大可以倚仗吗？兵甲的众多可以倚仗吗？君主如果对百姓不义无道，即使以九州为宅邸、九川为防线、九山为屏障，攻破它们也如同敲碎雀卵一样容易；即使耗尽荆蛮的金属来制造兵器、耗尽京畿地区的户籍来充当士兵，推翻他们也如同绊倒弱小的孩童一样简单。从前夏桀行为不道，自身死在三朡国；商纣行为不道，自身死于烈火之中；太康行为不道，被后羿驱逐；周厉王行为不道，被国人放逐。自夏朝以后，二十一代失去天下的君主，他们的灾祸大抵如此。追溯他们灭亡的原因，宦官宠妾迷惑心志，权臣奸佞蒙蔽视听，滥施赏赐、滥用刑罚，善恶颠倒，这似乎也是平庸君主的常态，不足以大惊小怪。然而只要具备其中一条，即使不立即灭亡，祸患也会逐渐形成，不一定应验在君主本人身上，而是应验在他的子孙身上。天命已经离去，臣子背叛、百姓离散，死亡流亡，像那四位君主一样，一旦爆发就是惨烈的结局。

如今那些富家大族，即使不幸自身陷入刑法，仍然可以保全妻妾，养活子弟，不至于灭绝。拥有万金家产的儿子，骄横放纵，败坏田产宅邸，他的亲戚朋友还有怜悯周济他的人。即使失去了原有的产业，住在简陋的房屋里，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劣的食物，父子夫妇仍然可以庇护身体而聚居在一起。做天子的就不是这样，国家一旦破败，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盗贼逼近寝门，左右侍从奔逃，宫女妃妾散失，珠玉被全部俘获，宫殿被焚烧，自身沦为囚虏，嫡庶诸子并排被囚禁，皇后嫔妃贵族女子受人侮辱，累世的坟墓陵寝被发掘，松柏被砍伐，宗庙变成废墟，神主牌位被毁弃，上百个鬼神号哭而没有依托。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想做一个路边的乞丐都做不到；想和妻儿延续朝夕的生命也做不到。亡国的悲惨，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仅如此，既毒害了自己的家族，就毒害了天下。在这个时候，国家没有主人，群雄并起，各自占据一方，大的占据百余座城池，小的占据一二十座城池，互相争夺杀戮，没有安宁的日子。五里的小邑、十里的郡县，早上属于东方，晚上属于西方，刚陷落又收复，父兄子弟死亡殆尽，四海之内，军队覆灭，百姓被屠杀，原野上堆满了人的肉，川谷中流淌着人的血。不只是兵器杀戮，男人不能耕种，女人不能纺织，天灾流行，野外没有青草，百姓冻饿而死，尸体在道路上堆积如山。等到上天厌恶战乱，有的过了一二十年才安定，有的过了几十年才安定，有的过了一百年才安定。海内死亡的人数，不是计算所能达到的。亡国的毒害，又到了这种地步！

河流溃决，一定要追究修筑堤防的人；连户延烧，一定要归罪失火的主人。至于破家亡国，流毒无穷，是谁造成的，谁主导的？不是君主又是谁呢！世间的腐儒拘泥于君臣的名分，沉溺于忠孝的言论，严厉责备臣子而轻微责备君主。他们哪里知道天下的治理不是臣子能治理的，天下的混乱不是臣子能造成的。假使舜对内只听信两个妃子的话，对外舍弃皋陶、夔而任用四凶，即使有皋陶、夔，舜的天下也一定混乱；假使纣不听妲己的话，舍弃奸臣而任用比干、胶鬲，即使有奸臣，纣的天下也一定治理好。治乱在于君主，与臣子有什么关系？不责备臣子而责备君主的，不是我的言论，而是孔子的教诲。《春秋》的法度：臣子弑杀君主，罪在臣子，就称臣子的名字；罪在君主，就称君主的名字而不写臣子的名字。宋人弑杀他们的君主杵臼、齐人弑杀他们的君主商人、莒国弑杀他们的君主庶其、晋国弑杀他们的君主州蒲、莒人弑杀他们的君主密州、吴国弑杀他们的君主僚，都隐去了臣子的名字，好像是全国人共同诛杀他一样。这难道是宽恕弑君的贼人吗？君主只是不道，不像君主的样子而后激起恶行，不是别人弑杀他，是自己弑杀自己。君主不像君主，国民不拥护，社稷不能保全，国家危亡，而且恶名记载于《春秋》，罪过在贼臣之上，能不畏惧吗！

人没有贤与不贤的区别，贤与不贤取决于君主；政事没有善与不善的区别，善与不善取决于君主。君主只要有道，即使使用平常的人才和常规的法度，也可以实现治理；君主如果没有道，即使有大贤和良法，也会造成混乱。因此明智的君主，没有什么可以倚仗的，一定要责备自己。知道天子对于百姓，过错超过十分之一，祸患百倍千倍。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也有宠爱的妾室，南威、西子，是身体的蛊惑；也有亲近的侍从，竖貂、勃鞮，是家庭的蛀虫；也重视所喜好的人，巧言令色，是朝廷的贼害；也轻视所厌恶的人，良药镵石，是国家的宝物。如果反其道而行，就会上祸祖父下灭子孙，血流海内，屠杀延续百年。我对此感到恐惧，在百世之前，训诫百世以后的君主。如果听到我的话，畏惧而知晓改正，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君主，也可以保全天下。如果有暴君，始终不醒悟，乐于祸乱而不悔改，就会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叫做远谏，也是进谏的一种方法吧！

卿牧

贤明的君主想要兴起最好的治理，举荐贤才来担任官职，一定要审慎地考察官员以尽其所学。考察古代来确立名分，顺应时势来确定职事，期望适宜，以安定天下的百姓。冡宰辅佐天子，没有不治理的。现在名为吏部，只主管任免官吏。应当授予的就授予，应当晋升的就晋升，应当罢免的就罢免，不过是登记簿册的一个小吏，怎么能称为长卿？五卿都是这样，不能不纠正，请求恢复名为冡宰。冡，是大；宰，是主管。五卿、各寺、各司、史官、历官、军将、仪卫、宦官、群牧、守令，都是他所统领的；宫廷、朝廷、京畿、州郡、华夏、夷狄、文事、武备、政事，都是他所治理的。维系万方的纲纪，辅佐天子。君主在位，代替他治理；君主去世，摄行政务，这才是他的职责。而他最重要的职责在于用人。《周官》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用人在其中，应当颁布命令以加重他用人之责。人很少有睿智圣明的，没有私心就明察，广泛咨询就周全，朝廷的卿士日夜所见，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近从京畿，直到海隅，苦乐丰饥，地方长官不敢不报告。即使有所蒙蔽，也会在别的奏章中显露，流传于民谣谚语，在计吏、僚友、游士的口耳相传中，都可以审察而知晓。政事的得失，人的贤与不贤，才能的长短，就可以依据这些来升降官员、更换职位。天子垂衣拱手仰赖成功，百官尽职听命，宠幸之人不能谋求厚禄，贵戚不能窃取尊位，贤能之人没有沉沦的叹息，俊杰有奋起的路径，内外的官员没有不得人的。居于这个职位的人，不兼管各种政务，各种政务实际上由他举荐；不兼管各种功劳，各种功劳实际上由他奏报；不专断太平，太平实际上由他成就，这才不辱没冡宰的名号。

译司徒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赋税，应当顺应现在的职掌，把教化百姓的职责归于宗伯，而接受司空关于地利方面的职责。现在官名叫做“户”，按户缴纳租税，这不过是掌管户籍的小吏，怎么能称为次卿呢？请求恢复“司徒”的名称。“徒”意为民众，有民众和土地才能治理，土地治理好财富才能产生，财富产生了用度才能充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土地是国家的基础，财富用度是百姓生命的命脉。司徒的职责，是重视农事，登记土地，考察土壤的肥沃与贫瘠，估量收成的丰歉，核查积蓄与支出，谨慎管理收支，制定成法，交给有关部门，不敢废弃或逾越，一定要让百姓有剩余的积蓄，国家有剩余的用度，即使天灾流行、年成歉收，百姓也不会陷入困境。去除贪婪污浊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坚决，去除苛捐杂税像药石攻治病痛一样彻底。天子不能有私用的财物，后宫不能有珠玉锦绣的装饰，权贵亲戚不能有田宅的丰饶，百姓不能有奢侈华丽的爱好，不因为征伐而耗费财力，不因为营造工程而耗费财力，不因为多事而耗费财力，三年一定会有生机，五年一定会有成效，十年一定会富裕，这才不辱没司徒的名号。

宗伯施行教化、安抚百姓，以端正治理和教化，无论大小事务都以此作为效法的榜样，现在官名叫做“礼”，只说了它的道理，没有显明它的官职。请求恢复“宗伯”的名称，“宗”意为老师，“伯”意为长者。礼从自身发出，做天下的老师，做百事的首领，上下都顺从它，像学生不敢违背老师，像晚辈不敢僭越长辈，命名为宗伯，是为了加重它的责任。礼施行在宫廷，君主不骄横，皇后不欺凌，妃嫔宠爱不越位，正妻确立不轻易更换，庶子受爱不干政；礼施行在朝廷，君主不过分尊贵，臣子不过分卑微，所有百官，有功不夸耀，有能不矜持，居上位不骄傲，居下位不攀附；礼施行在四海，父子不分离，夫妇不欺凌，兄弟不争斗，强者不暴虐弱者，富者不炫耀贫者。有人反对，说三代久远，末世的习俗虚伪，现在谈论礼，一定行不通。这是不通晓情理的言论。百姓喜爱什么厌恶什么？大家崇尚就喜爱，大家抛弃就厌恶；物品为什么贵重或低贱？大家崇尚就贵重，大家抛弃就低贱。礼不离开文饰，只有文饰就会晦暗；礼不离开器物，只有器物就会空虚。用文饰和器物，百姓观看它们就像看木偶戏一样。这哪里是礼呢！用文饰来体现实质，用器物来传达心意，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必须先端正君主。君主以身作则，大臣率领，小臣顺从，百姓观察而感化，风气普及内心喜悦，即使驱使他们不遵从，也做不到，还担心什么难以施行呢？像这样，就会兴起仁爱和谦让，没有争斗和党派，三代的治理可以恢复，这才不辱没宗伯的名号。

司马主管军事，期望在于消除战争。兵器是残害百姓的工具，现在官名叫做“兵”，这是向天下显示崇尚武力，不是吉祥的名称。请求恢复“司马”的名称。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军事的大用在于马匹，隐藏它的名称必须修习它的实质，制胜的器具就具备了。清点军需物资，核查户籍伍队，教习行列阵势，严明纪律约束，这是军事的常规。而其大的方面也像冢卿一样，在于能够用人。在安定时图谋危险，在闲暇时平定动乱，一定要平时了解人的智勇，蓄积起来以备使用。他的副手和属官，一定是都懂军事的人，以及朝臣和地方长官中有可以做将领的人。又都要广泛访求并了解他们，一旦寇贼发生，就像从箭袋中抽出箭一样，任凭我驱使，不担心没有将领。自己懂军事，然后才知道懂军事的人，任用这个卿的人，一定要寻求懂军事的人才，在边境试用，遍历山川，通晓古代的谋略，通达当今的情势，才可以授予这个职位。像这样，那么卿指挥将领，将领指挥偏将副将，偏将副将指挥千百长，就像手臂运动手，手拿着弓，弓发射箭，箭射中靶心。捍卫边疆制服蛮夷，即使远在万里，也像提在左右手中一样。甲兵不使用，威德远播使人服从，在朝廷上战胜敌人的，是上等；赏罚严明，提前决定胜负，按日献上报捷的，是中等；将士和睦，保守疆土，寇贼到来能抵御的，是下等。三者中占有一项，这才不辱没司马的名号。

司寇查究奸邪，禁止暴乱，表彰宗伯，以完成政教，不专一于刑罚。刑罚是残害百姓的东西，现在官名叫做“刑”，这是向天下显示崇尚刑罚，不是仁慈的称号。请求恢复“司寇”的名称。百姓不懂礼，见到利益就争夺，争夺变成抢夺，抢夺变成寇盗，以至于大乱。命名为司寇，是希望他的功效达到内部安宁外部平静，没有寇盗，不仅仅是明正刑罚没有失误而已。功效期望没有寇盗，事情则先于明正刑罚，刑罚不恰当，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却死了，该流放的没流放，不该流放的却流放了，在位者功罪不分；在百姓中，手足无措。贤人受害小人得利，善人遭祸恶人得福，必然一起沦落导致动乱灭亡。刑罚从权贵开始，从宠臣开始，从亲近的人开始，刑罚才有威严，威严那么百姓畏惧。对判定的案件，对买卖案件，对奸邪案件，刑罚才清明，清明那么百姓信服。现在议论案件的人，认为盗窃杀人重，财产轻，哪里知道财产是四海的大命，有关部门轻视它，常常不审理。审理不得当，也不完结事情。等到徭役到来，吃尽鸡猪，逃亡的人不再回来，很多逃亡，逐渐导致家室空虚，农民失业，其危害大于盗窃杀人。一定要申诫有关部门，惩罚他们知道的，警戒他们不知道的，谁敢不在案件上尽心？像这样，那么臣子安心于职位，不担心获罪；百姓安心于家庭，不遭受祸殃。寇贼奸邪没有空隙作乱，这才不辱没司寇的名号。

司空所掌管的，就像现在的制度，以遵循周礼的考工，只是不能命名为“工”。命名为“工”，是上卿下贱等同于贱工了，怎么可以呢？请求恢复“司空”的名称。宫室华美，那么山林就空了；衣服华丽，那么机丝就空了；饮食奢侈，那么牢狱就空了。命名为“空”，是希望它不空，就像治理动乱的臣子叫乱臣一样。时世太平就淫逸，物资丰富就奢侈，《毕命》说：“世袭禄位之家，很少能遵循礼制。败坏教化奢侈华丽，万世同流合污。”奢侈华丽的风气，实际上是由上面造成的。居在这个职位的人，早晚向君主陈说警戒，告诉君主太康喜好高峻的宫室而夏灭亡，纣王制作奇技淫巧而殷灭亡，幽王耗尽织布的力量而周灭亡。史传有明鉴，不可不恐惧。楩楠不从荆蜀发出，丹青不从辰沅进献，翡翠不从交广进献，珠玑不从雷池进献，织绣不在东吴制造，三代的尊卣不使用，汝定陶器不使用，苑囿不扩大，禽兽不蓄养，桂柏不种植，橘茘不品尝，没有征伐转运的劳苦，用来制造舟车，增加甲胄盾牌。于是百姓不耗费财力，农民安心耕作，养老育幼，不废弃他们的职业，这才不辱没司空的名号。

译六卿的副手，都是具有卿之才德的人；地位仅次于长官，受一命之爵，其地位已经很高，都是天子的大臣。如今名为侍郎，“郎”是微末的官职，这侮辱太深了。请跟随长官的名称而称为“少”。冡宰的副手，称为少宰；司徒的副手称为少司徒，各自设置左右。其余四卿的副手也都如此。六卿中有离职的，就立即由副手代替，其职责如同长官。如果功绩显著，就不辱没卿副的职位。

京师是天子的都城，如今降格为府；京尹是重任，如今却成了闲职。请遵循汉代的制度，命名为京兆尹。贵戚有诉讼，在这里裁决；六军犯法，在这里纠正，王侯、公主、后族、宦官、宠幸之人，不得肆意妄为，豪侠不得迷惑众人，奸邪之人不得潜藏，京师肃清，郊野无忧，这才不辱没京兆尹的职位。

卿和尹如此，其他官员也可以确定了。内部有六卿，外部有群牧，这是古代的制度。如今又用巡抚来管辖他们，并非由内部派遣，空有巡视之名，官员众多、仪仗盛大，凭借都御史的威势，恐吓官员百姓。府县的官吏，入朝觐见比上朝参拜还要严厉，跪拜比奴隶还要卑微，卿的属官没有这种礼节，却在外面施行以侮辱君子、挫伤志士，这是教导天下人无耻，怎么来教化在位的人呢？出入时吹打乐器，行进时如雷霆震动，上下隔绝，禀报命令、发布命令，经过三层上传，三层下达，然后才传到百姓。天子一人，六卿在内部，无法周全万里之地，所以设立这个职位。然而如此隔绝，对愚昧的农民、琐碎的妇孺有什么益处呢？都御史既然已经革除，巡抚也一并革除。过去没有巡抚时，三司分别治理赋税、军事、刑法而没有统属，本来就不是好办法。请也革除三司，重新设立州牧，赋税、军事、刑法由其副手分别管理而统属于州牧。牧是养育的意思，应当降低其尊贵而与百姓亲近，按时巡视，稍微减少随从骑兵，携带干粮和草料，步行田间小路，进入百姓家中，询问父兄，安抚妇孺，像召伯巡视一样，遇到有诉讼的人就在树下裁决，全面了解百姓的艰难，顺从百姓的愿望，去除邪恶，亲眼所见就立即施行。军队修整，武备严密，内外有寇贼，随时征发讨伐，百姓不惊扰。对于守令，重视他们如同保母，亲近他们如同弟侄。因事按时相见，走下台阶迎接，登上厅堂作揖，宴饮友好而亲密，禁止他们跪拜。春秋会盟的礼节，五等爵位虽然有上下，但同列同坐，同歃血结盟，互相称呼都称“君”、称“寡人”。大国的卿大夫，也能与伯、子、男爵会盟。哪里像现在的外吏，尊卑悬殊如此之大呢！所以州牧对于守令，应当以礼敬贤，以亲近共勉。到了考核政绩的时候，功过分明，不敢隐瞒。州牧考核，各项政绩听命于六卿。于是各尽其职，境内无忧，这才不辱没州牧的职位。

古人有话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府县的官员，以“知”为名，不符合道义。请遵循汉代的制度，称为郡守，称为县令。守是保卫的意思，令是善治的意思。保卫土地，善治百姓。

善任

六卿既然选对了人，任用他们又有其方法。有方法就能尽其才而取得成功，失去方法则虽然笃信用贤，最终才能不足而政事废弛。天下的治乱，社稷的安危，都取决于此。方法有四：一是专，天子有六卿，就像身体有耳目手足，耳只负责听，目只负责看，手只负责抓，足只负责走，不互相替代，各自专司其职。唐尧虞舜的大臣，只有禹没有不善之事，所以最终升任天子。如果弃做后稷、契做司徒、皋陶做士、垂做工官、益做虞官、伯夷做秩宗、夔典乐、龙做纳言，专门掌管一职，终身不变。假使八位大臣互换职位，难道不能治理吗？终究不如取他们最擅长的，各用到极致。因此唐尧虞舜的治理，崇高如天，不是后世能赶上的。应当效法此来任用官员，既然有成绩，终身不调动。年老让位，必须举荐贤人来代替自己。任职时间既久，守官既专，其思虑更加成熟，其学问更加精深，其事容易成功。二是虚，天子有六卿，就像工匠有绳墨斧斤，拉直了就不歪斜，砍削了就不失误。宫室建成，即使垂班那样的巧匠也不能废弃。人君长在宫中，天下的事不能周全知晓，而且居高容易骄傲，处富容易奢侈，败坏法度礼仪，常常不自觉。尚赖各位元老纠正其非分之想、讲道论德，以弥补缺失、裁断过错。不要自作聪明以自用，不要凭好恶以遵法，不要拒绝忠言以闻过，则受益为多。三是亲，天子有六卿，应当像鱼得到深渊、鸟得到深林，以游以处，不希望长久疏远。古代称异姓之臣为甥舅，权势亢奋则关系疏远，亢奋希望其低下，疏远希望其亲近，所以低下如舅、亲近如甥。咨询访问时相见，敷奏时相见，闲暇时相见，宴饮时相见，宠妾、媚宦、辞臣、谐优都屏退远离，以专心于有道之人。像江河的浸润，膏泽的滋润，久了就与之同化。四是敬，六卿有过错，就像月食，对月亮有什么损害；像山石坠落，对山有什么损害。大明不同于炬火，崇冈不等于土墙，岂会被小灾所伤？应当以此礼待上卿，上卿非大过不退，不记录其小失，不加以小罚。凡是处罚，月夺其禄，岁夺其禄，累降其阶，这种处罚只可行于卿副、群牧以下，而绝于六卿。以师宾之礼相待，不敢烦责，这叫做能敬。如果按常规班次定分，就不能说敬。这样，任用专一，接受虚心，对待亲近，礼遇恭敬，君臣同心，上下一德，无嫌疑无猜忌，不被谗佞之口离间，君无不测之恩威，臣无不虞之祸福，中道不变，始终不易，快乐啊这个时候！君卿和于上，小臣和于下，庶民和于野，休风所被，天下大治。

译我听说君子的道理，没有德行而不被酬谢的，没有施恩而不被报答的。作为臣子，终身以死守职，辅佐君主成为圣君以达到天下太平，朝廷和百姓都蒙受其福，但荣耀不增加于本职，恩泽不波及子孙，仁德之人深感不忍。因此，劳苦日久的人用富贵来报答，功劳巨大的人用封爵来报答。地位尊为上卿，祭祀宴饮，礼仪必定完备；亲族宾客朋友，仰望依赖的人必定很多，所以九命食禄九千石，并依次递减。三公地位至贵，难得其人，所以兼任官职。如果对内辅佐对外安抚，都可以兼任，武臣统领军队也蒙受师保的名号，这已经太过亵渎了。所以只有六卿得以兼任公孤而断绝于下级。年老请求退休，就为他营建宅第，保留他的俸禄，让他的嫡子做官，让他的庶子享受俸禄，时常赏赐他的后代子孙。古代爵位只有五等，用来崇尚德行报答功劳。后世凭借征战夺取天下、剿灭叛乱，专门崇尚武勇，想要人们效死力，于是创立制度，没有军功不封侯。这是衰败时代的制度，怎么能作为法则！凡是六卿能够举荐贤才、使百姓富裕、平定动乱、改变风俗，这是对天下有大功勋劳，应该根据功劳的大小封为侯伯，有的只限于本人，有的延续一两代，有的延续几代，有的世世代代不绝，这样报答功劳的典章就没有缺漏了。像这样，对上忠诚对下恩惠，各自尽到礼节，君臣的大道就完备了。

省官

官员多那么俸禄不得不微薄，俸禄微薄就会侵夺上级而虐待下级，成为盗窃国家的臣子，成为残害百姓的贼人。所以养育百姓的道理，必定以精简官员为首要任务。现在富人家，一百只羊为一群，用一个人放牧就足够了，主人担心他照顾不周，既然设立了牧人，又为他设立监工，掌管草料有人，掌管豆料有人，想要丰厚他们的粮食供给，而羊的增殖不足以供应他们。如果微薄他们的粮食供给，那么他们必定偷窃草料和豆料，而羊就会瘦弱且损耗很多。官员多危害百姓，也是这样。内部有六卿，有京尹，各有副手和属官，那些太史、国子监、历象、圉牧、仪卫、飨膳之类的，不需要很多人。京营士兵十万人，司马就是元帅，不另外设置武帅，只有偏将裨将，有事时由少司马率领去征伐，那么内部的军事职务也不需要很多人。外部有州牧，有郡守，有县令，也各有副手和属官，那些驿站、仓库等各司不需要很多人。镇守屯兵的士兵，就以州牧为元帅，不另外设置武帅，只保留偏将裨将，有小寇乱，就派一名将领去讨伐，有大征伐，如果当地安宁就由州牧亲自前往，如果不安宁就派他的副手率领将士跟随少司马，那么外部的军事职务也不需要很多人。内外执政任事的臣子，大概不过如此。现在所谓的重臣，我认为属于闲职的，有六个官职，都可以革除。这六个官职是什么？宰相，太子的官属，翰林，都御史，谏官，总兵官。冡宰统领百官，均衡四海，伊尹、傅说、周公都担任这个官职，没听说商周时代另外有别于三公之上的宰相。宰相不可以革除吗？我听说一个老师教导众多学生，没听说众多老师教导一个学生。幼童入学，六卿六副都可以做老师，却另外设立三公、三孤、詹事，增加他们的官属，杂乱充满庭院，这是做什么的？太子的官属不可以革除吗？六卿六副都是老成明达之人，他们的学问可以进讲，他们的文章可以掌管诏令，他们的博学可以总领史官、修撰国史，翰林不可以革除吗？六卿地位尊贵，执掌天下大政，百官接受成命，除去邪恶纠正错误，难道有什么不足，还依靠都御史什么？都御史不可以革除吗？六卿六副进讲陈戒，师箴，蒙诵，百工谏，士人在学校议论，百姓在道路上批评，都是谏官。天子只是不采纳谏言罢了，如果能采纳谏言，何必担心直言进谏听不到？谏官不可以革除吗？战争，是自然的道理，人情的常态，审时度势善于谋划，可以决胜，何必凶猛如虎、贪婪如狼的人才能做大将？阳明子擒获宸濠，都是以知府为将领而成就大功，这是前事的验证。率先登城，陷阵，致帅，挑战，勇力之士，军队所宝贵，但只能让他们做偏将裨将，不能让他们统领三军做大将，所以内部军事隶属司马，外部军事隶属州牧，可以平定动乱，可以抵御寇乱，全部废除强镇，又没有拥兵违抗命令的担忧。总兵官不可以革除吗？革除这六个官职及其属官，节省的很多了。官员既然大量精简，应当遵循周代九命的制度，那些官名去除鄙陋冗杂不合典制的，取用周汉的官名来更换。官职有品级，是从曹魏开始的；品级有正从之分，是从北魏开始的。这是衰败时代的制度。九命足以确定尊卑了，而周代的常命，还缺少八九级，并不认为它简略。把命改为品，还没有害处，竟然品级分正从，重复成为十八级，繁琐累赘不合常理，恰好助长官员过多的弊端，危害很大。不效法先王而沿袭衰败时代的制度，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人纠正？我是卑贱的士人，没有登上朝堂，没有见到国家典章，不能详细论述。私下认为可以精简的官职大概是这样。官员既然精简，然后俸禄就可以制定了。

制禄

从天子到县丞史，都依靠农民供养。所以古代颁布俸禄，也是从农夫供养人数的数量开始。井田制废除后，田地不可分割，到了汉代，用谷物颁布俸禄而以石（120斤）来区分等级。降及唐代没有改变。对于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请采用汉代制度而增减其数量：三公，九命一品，俸禄九千石；三孤，八命二品，为八千石；六卿，七命三品，为七千石；六卿的副手，六命四品，俸禄比卿低两级，为五千石；京尹的品级如卿副，俸禄比卿副低两级，为三千石。

译六卿地位极其尊贵，定为三品，这是效法周代制度，诸侯受七命，即使像太公、周公那样有大功勋的人，爵位也不过是侯，相当于现在的三品。因为兼任三公，所以称为公。公、孤的官职不设置满员，实行兼职，只有六卿可以兼任，其余的人不得兼任。六卿兼任三公的，按照其命数定为一品，俸禄九千石；兼任三孤的，按照其命数定为二品，俸禄八千石。卿的属官以及各卿寺、国学、史官、司历等类，则从二千石起，每降五级减一千石，直到一千石。其次末等的属官，则从八百石起，每降二级减一百石，直到一百石。

州牧受六命，定为四品，比照京城五品官，俸禄三千石；郡守受五命，定为五品，比照京城六品官，俸禄二千石；县令受四命，定为七品，比照京城八品官，增加其俸禄为一千五百石。牧、守的副职，则从一千五百石起，每降五级减一百石，直到一千石；牧、守的属官、县的丞尉以及其他末职，则从八百石起，每降二级减一百石，直到一百石。卿的副职、京尹、京令、牧、守、令的俸禄，都按实际数额发放。其余的人即使命数多，品级高，但没有重任，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应当像汉代的制度那样办理。

二千石分为中、真、比三等（汉代：中二千石，每月各发谷180斛，真二千石150斛，比二千石100斛）。二千石以下的，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二千石就是二千石，中二千石就是一千二百石，下二千石就是一千石。八百石以下的，也按照这个差别递减，一百石按实际数额发放。功臣的子孙继承爵位的，公爵比照卿为七千石，侯爵比照卿的副职为五千石，伯爵比照京尹为三千石，都按实际数额发放。

武臣在内隶属司马，在外隶属州牧，斟酌前代的制度，定为卫尉、都尉、千夫长、百夫长的称号，他们的俸禄则从二千石以下，像卿、牧、守、令的属官那样，按三等依次递减，一百石按实际数额发放。如果有征战戍守的劳苦，就增加他们的俸禄，以赡养他们的家庭。有功劳的就厚加赏赐，有大功劳的就封为侯、伯，不设限制。

京师的粟米，即使便宜也不低于每石一千五百钱。中原的麦子、衡湘的米，如果不是灾年，每石不超过三百钱。如果按照石数来计算，那么一石不过三百钱，有名无实，远方的官吏，就不能依靠俸禄来养家了。计算其价值，虽然不能像京师粟米的价值那样，应当每石按一千钱计算，参照四方每年上报的粟米贵贱情况，而各自增加石数。如果是山岩之邑，不毛之地，就多发给钱，或者全部发给钱。

六卿能够获得九命的荣耀，享受上公的俸禄，是因为尊重大臣。卿的副职、京尹、京令的俸禄按实际数额发放，是因为重视他们的责任。牧、守、令的俸禄按实际数额发放，是因为重视百姓的生命。县令增加五百石，是因为爱护百姓。其他官职随尊卑而定，俸禄随等级而降低，是为了区别劳逸。一百石不降低，是为了体恤小吏。继承爵位而俸禄低于爵位，是因为不担任实事。武臣有功劳不限赏赐，是因为重视军事。远方的俸禄，不计算石数而核算其价值，是为了不施虚惠。粟米少而用钱的，是为了通权达变。这样，尊卑就有区别，轻重就适宜，俸禄就可以均等了。官职精简，吏役也就精简；俸禄优厚，廪食也就优厚，可以据此确定了。

大凡人的本性，上等的人重义轻利，次等的人见利思义，下等的人见利忘义。上下等的人少，次等的人多，优厚俸禄是为了兴起道义。上等的人不靠德行也能忠诚，次等的人有德行然后忠诚，下等的人即使有德行也不忠诚。上下等的人少，次等的人多，优厚俸禄是为了劝勉忠诚。兴起道义、劝勉忠诚，是为了使百姓生活富足。

有人担忧这一点，说国家用度不足，百官的俸禄突然增加十五倍，将从哪里获取供给？这大概是不对的。君臣骄奢，民生凋敝，太仓的粟米不是他们的粟米，府库的财货不是他们的财货，这哪里只是百官的俸禄问题！君臣恭俭，民生富庶，太仓的粟米吃不完，泉府的钱用不尽，还愁什么百官的俸禄！

达政

有英明的君主，就有贤能的辅臣；有贤能的辅臣，就不必担心官吏不好；官吏好，就不必担心政事不能通达。反之，即使政事好也不能通达。大凡政事的关键在于升降官员，什么作为降黜的标准，什么作为升迁的标准？要求吃饱的人一定要做饭，要求穿暖的人一定要缝衣，要求治理好的人一定要养育百姓。养育百姓的好政事，有十八条：勤于农业，谷物丰收，土地不荒芜，这是上等好政事之一。桑树肥壮，棉花茂盛，麻苎蓬勃生长，这是上等好政事之一。山林多木材，池沼多鱼，园圃多果蔬，圈栏多羊猪，这是上等好政事之一。粮仓积蓄不私自敛取，发放救济不失时机，水旱蝗虫不为灾害，这是上等好政事之一。冒犯父母的必杀，兄弟相残的必杀，这是上等好政事之一。发掘隐逸，表彰孝行，举荐节义，这是上等好政事之一。独自骑马，减少随从，时常巡视乡里，进入百姓茅屋，抚慰妇女儿童，百姓不把他当作官吏，没有隐瞒不让他知道的，这是中等好政事之一。强者不欺凌弱者，富者能周济贫者，这是中等好政事之一。铲除强暴奸伪，不成为百姓的祸害，这是中等好政事之一。经商不欺诈，商贾像回家一样安心，这是中等好政事之一。减少刑罚，减轻杖责，百姓自然畏惧服从，这是中等好政事之一。察觉奸邪，发现隐情，四境没有盗贼，这是中等好政事之一。学校的殿堂经常修缮，春秋祭祀必恭敬，这是下等好政事之一。城墙、护城河、道路、桥梁、房屋修缮整治，这是下等好政事之一。征收赋税有方法，到期不烦扰，这是下等好政事之一。选拔勇力智谋之人，配备戈甲盾牌，教他们骑射，以保卫四境，这是下等好政事之一。天灾流行，瘟疫时发，派遣医生治疗，这是下等好政事之一。吃粗食，穿布衣，宴请宾客必节俭，这是下等好政事之一。

译上等的善政有六项，中等的善政有六项，下等的善政有六项，总共十八项善政。用这些来考核县令，加重他们的权力，优厚他们的俸禄。对于州牧和郡守，只进行考核政绩，不得专断权力，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不实行跪拜之礼。凡是有关兴办或改革的事务，任由他们作为，三年考核一次政绩，没有功劳而有罪过的罢免，没有罪过也没有功劳的按其品级退休，三次考核有上等善政的受上等赏赐，有中等级善政的受中等赏赐，有下等级善政的受下等赏赐，他们的升迁以此作为差别。十八项善政都具备，九年之间，百姓从前贫穷现在富裕，从前喜好犯法现在懂得礼义，治理教化大行，这就是上等功绩。只不让他们封国，封为侯伯，优厚他们的俸禄，冠冕服饰车马，比照古代诸侯。公卿职位空缺，就举荐任用他们，或者年老归田，给予爵位俸禄终其一生，录用他们的子孙以推崇报功。像这样，那么在位的人就知道勉励，都自我竞争勉励，什么治理功业不能成功呢！

更币

古人谈论财富，只在于五谷。至于市场交易，则有龟甲、贝壳、金钱、刀币、布币等货币，后来用三种金，也重在钱。后来就专用钱，而珠玉、龟甲、贝壳、银锡之类，只作为器具使用，不作为货币。自明朝以来，就专用银。直到今天，银日益减少，不满足世间使用，有千金家产的人，曾经一两个月见不到一两银子，谷物便宜却买不起饭，肉便宜却吃不起肉，布帛便宜却穿不起衣服，卖谷物、肉、布帛的人也最终得不到衣食，这是因为银少的原因。当今之世，没有人不穷困，不是穷于钱财，而是穷于银。于是枫桥的市场，粟麦堆积，南濠的市场百货不流通，优秀的商人失业，不能回家。万金之家，不到五七年成为穷人的，我已经多次见过了。

钱财的危害在于聚集。银，是容易聚集的东西。铸成圆锭，旋转丝线白灿灿，人们贪爱，装进袋子埋藏起来，作为物品很简约，一个库藏的钱，用银则只需一个库，用铜钱则需要百个库，即使耗尽四海也不见溢出。大官则像用箕舀取、用斗盛装，每年每月转运，轻快如隼鸟飞逝。一匹骡子所负的银，用铜钱则需要百匹骡子，即使累积百万而人们也不察觉。大概银的容易聚集，如同水归向沟壑。哀叹今天的人，还可以依赖这个作为命脉吗！圣人如果再起，必定会改变方法了。天道运行物道运行，都有循环，兴起必定废弃，废弃或许恢复，钱在前代被废弃，难道不能在当今恢复吗！拯救今天的百姓，应当废除银而用钱，以谷物为本，以钱辅助，用来疏通市场交易。现在虽然用钱，不过用来交换鱼肉果蔬之类的物品，一石以上的米，一匹以上的布帛，则必须用银。涓涓细流，怎么能补救世间！钱就是泉，必须像江河的流水，然后才能广泛济助。

凡是俸禄九千石以下的，都命令接受粟米。估量宫廷、朝官、军队所使用的，都命令缴纳丝钱，用钱附带粟米供给他们。在州郡县，常规赋税都命令缴纳粟米。凡是俸禄三千石以下的，都命令接受粟米。估量城郭、兵役所使用的，都命令缴纳丝钱，用钱附带粟米供给他们。在边防、内屯、将领俸禄、士兵伙食，都命令接受粟米。估量甲胄、衣履所使用的，都命令运送丝钱，用钱附带粟米供给他们。只有礼遇大臣，恩惠百官，既然优厚他们的俸禄，积累粟米怎么运回家？就多给他们钱，使他们可以购置田宅、留给子孙，这是为了区别于商贾。赋税按钱分配，俸禄按钱分配，军饷按钱分配

译，从朝廷到民间，从丝帛到布絮，出纳无非是钱，不出三年，白银就和铜锡同等了。过去一个库藏的银，现在则是百个库，天府虽然广阔，其势不可能多藏。过去一匹骡子所负的银，现在则是百匹骡子，家室虽然富裕，其势不可能多藏。有出纳皆用钱的便利，没有聚集而不散失的担忧，钱不流散在海内，它安往何处呢！

客人有提出难题的，第一个难题说：钱重难行，百姓商人必定受害。我回答说：漕运粟米数百万，船只牵引注入太仓；皮絮的空虚，铜铁的沉重，骡子驮运越过山谷，难道就害于钱的难行吗！第二个难题说：铜不可开采，又不容易买卖，炉冶大多废弃。我回答说：货物至于多少，需要多则多至，需要少则少至。过去计算钱以万数，以巨万数，以亿数，以亿万万数，金的产生，没有古今不同，难道生于古代而死于今天。第三个难题说：百姓的欲望难以违背，风俗崇尚难以改变，百姓喜爱银，杀身都不顾了。能废除它吗？我回答说：米粟的征收兼用钱，布缕的征收兼用钱，力役的征收兼用钱，关卡盐的征收用钱，市场货物的征收用钱，天下的钱多缴纳给公家。宫廷的使用用钱，朝廷的使用用钱，百官的俸禄兼用钱，兵卫的馈赠兼用钱，草豆的市场用钱，府库的钱全部散布于天下，每年缴纳每年支出，如同发出源头放向大海，不少停止。百姓只怕钱少，即使驱使他们使用银，也不可能。

匪更

句汇问说：卿牧、善任、省官、制禄、达政、更币六篇的话，我已经听到了。但是各种名物多寡的数量，实行很久了，直到今天想要全部更改，恐怕有所不可？唐子说：我何想要改变呢！顺应情理符合道义而沿袭它。在它应当纠正的地方纠正，那么职责就尽；在它应当节省的地方节省，那么官员就清廉；优厚他们的俸禄，那么臣子就勉励；专一他们的供养，那么百姓就安定；疏通他们的困穷，那么财用就充足。像这样，那么上下同欲，民心大悦，自然之理，难道是改变造成的吗！君子实行法度，是沿袭还是更改，有什么常理！实行而百姓喜悦，就实行，顺从他们的欲望；实行而百姓不喜悦，就不实行，更改他们不想要的。况且衰败世代的习行之政，有必定不能沿袭的。古人有话说：圣人的兴起，不互相沿袭而称王；夏殷周的衰败，不改变礼制而灭亡。大概礼制已经败坏，如同美木堆积久而有蛀朽，不可以作为宫室，所以圣人的兴起，随时制定法度，因情制定礼制，哪有不宜的！《诗经》说“缁衣适宜啊，破了，我又改做啊。”事物没有破旧而不改变的，缁衣初制，也曾美好，等到破旧了，衣襟倾斜袖口错乱，四边垂落破裂，不再是缁衣了。还穿着它，认为不改变旧样，可以吗？等到改做了，它的衣襟它的袖口，已经不是原来的缁帛。从七次入染，出于新染。看它的颜色，揽它的尺度，宛然像旧缁衣初加于身体。认为改变了旧样，可以吗？季世所实行的政，过去曾经用来致治。等到很久，国家无事，君臣宴安，丧志成鄙，未能远谋。官守不明，恩惠不行，名存实亡，文饰益美，不顾百姓的便利。在这个时候，还谨守旧章，不敢逾越，这是穿着破缁衣。有有为的君臣，奋兴在位；去除因仍的旧法，竭尽制作的精思，慎虑时宜，讲论典礼，审量法度，归于百姓的便利，以发散四海的尘蒙。在这个时候，官员堕其职守，百姓苦于敝法很久了。一朝弃其旧而图新，适宜百姓适宜风俗，安之如固有，这是穿着新缁衣。

译那么陈晦縿裂，已属委弃，取而服之，这叫变常。灿灿在身，不易其制，委蛇合度，这叫从旧。新旧的缘故，从变的适宜，只有精通义理的人才能通晓天下的缘故，类推百姓事物的情理。人君不明，执政不敏，司牧不勤，谨守旧制。厌恶政令不行，飞牒文示，遍于天下，制定斩流之刑以畏惧他们。最终百姓玩忽坐废，斩流也不行，朝廷也不再问，可以说无官无政。《诗经》说：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这是说我所说的话。

译任用贤才

《尚书》说：恭敬能产生严肃，顺从能产生治理，明察能产生智慧，聪敏能产生谋略，睿智能产生圣明。《诗经》说：国家虽然动荡不安，但有人圣明有人昏庸。百姓虽然贫苦，但有人智慧有人谋略，有人严肃有人治理。这五种品德，是人所固有的恒常美德，人生来就各自具备。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一定是上天没有水火木金土五行，人没有言语、视听、思考、恭敬的能力。这五种品德只有圣人才能完全具备，次一等的人或许兼具四三种品德，再次一等的人或许兼具两三种品德，最下等的人也具备一种品德。只要有圣人存在，何必担心国家政论没有定论；只要有具备智慧、谋略、严肃、治理其中一种长处的人，何必担心才能和谋略不能济世。我并不认为所有百姓都如此。愚昧的男子和女子，虽然具备这五种品德的资质，但因愚昧而达不到；士人虽然具备这五种品德的资质，但才能或许不能通达，学问或许不能充实。四海如此之大，众多的士人，一定有能学习通达才能的人，任用他们将是用不完的。

然而盛世常见人才众多，衰世常患没有人才，这是什么缘故呢？《易经》泰卦说：小的离去，大的到来。这时严肃、治理、智慧、谋略、圣明的人在位，狂妄、僭越、犹豫、急躁、蒙昧的人在民间，所以看起来人才众多。否卦说大的离去，小的到来，这时狂妄、僭越、犹豫、急躁、蒙昧的人在位，严肃、治理、智慧、谋略、圣明的人在民间，所以常患没有人才。泰卦和否卦的变化，不是上天造成的，实在是人为造成的；大小往来的变化，不是时运的泰否造成的，实在是君主的明暗造成的。商纣王有亿万臣子，却有亿万颗心，周军到达郊外，没有一个人能抵御，于是经过一战就攻破了商纣的国家。在这亿万臣子中，有陈述洪范的箕子，如果商纣能早点任用他，那么常理秩序就在商朝得以确立，严肃、治理、智慧、谋略、圣明的人都会为他所用，周武王的圣明也最终会成为商朝的良臣，商朝怎么会灭亡呢？周幽王无道，尹氏、皇父扰乱朝政，小人充斥朝廷，犬戎到达郊外，没有一个人能抵御，于是就在骊山下杀死了周幽王。当时，有作《小旻》诗的贤大夫，如果周幽王能早点任用他，那么常理秩序就在西周得以确立，严肃、治理、智慧、谋略、圣明的人都会为他所用，犬戎虽然强暴，也最终会成为周朝的外臣，西周怎么会灭亡呢？商纣有这样的贤父师，周幽王有这样的贤大夫，两位贤人近在左右，人们却不知道，那些处于下位、沦落山野的人，又怎能被知道呢？那么商纣和周幽王时代的人才，怎么不如商汤和周文王时代呢？假如用喜好美色之心去喜好美德，用宠信奸佞之心去宠信贤人，那么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就会在朝廷并肩而立，广泛地寻求人才，就像取火和涌泉一样，用之不尽。

有人提出质疑，说：知人的明察，自古以来就很难。朋友不了解朋友，父亲不了解儿子，兄长不了解弟弟，甚至不能了解自己。君主虽然明智，臣子虽然明察，恐怕也有难以知道的地方？我说：朋友不了解朋友，是因为没有地方考验他的朋友；父亲不了解儿子，是因为没有地方考验他的儿子；兄长不了解弟弟，是因为没有地方考验他的弟弟；不能了解自己，是因为没有地方自我考验。大概现在学校实际上已经灭亡，没有用来教育士人的方法，没有用来选拔士人的方法，只凭已经考验过的人。现在用不符合文章规范的文章来教育士人、选拔士人，贤愚混杂进入，谁能辨别呢？就像不除草的田地，稻谷和稗草一起生长，把庄稼拿到场上，稻谷和稗草一起堆积。北边碾磨南边捶打，稻谷和稗草一起落下，簸箕和筛子使用后，稗草才被去除，好稻谷才得到。士人通过三次考试而晋升，就像在碾磨捶打之前，等到授予官职考核政绩，就像簸

译箕筛子已经使用，稗草般的士人才被去除，稻谷般的士人才被得到。大概才能可以伪装，功绩不能伪装，面对百姓处理政务，长短贤能不贤立刻显现。才能虽然在初进时混杂，但不能在已经考验后掩盖。再加上广泛采用内外大臣的推荐，一起任用并考验他们，难道不能得到人才，何必担心人难以了解！

又有人提出质疑，说：天子只有一人，众官有万人，即使极其明智也有顾及不到的地方，即使极其明察也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于是凭借私情和贿赂，上下互相援引，把残暴当作能干，把贪婪当作善良。对于贤人，厌恶他们与自己不同，因小过失而受到降职革职的惩罚。京城和朝廷的官员，陷害他人夺取职位，援引党羽帮助自己，倾轧害人的手段，比张仪、苏秦还要巧妙。结交近侍，沟通后宫，来迷惑天子的耳目，能使黑白颠倒、功罪改变样子，将怎么挽救呢？我说：水往湿处流，火往干处烧。没听说皋陶任用欢兜这类人，欢兜任用皋陶这类人。只有元凶把持政权根本，称霸天下，所以群奸依附权势拉帮结派，把朝廷当作巢穴。如果天子任用冢宰得当，冢宰统领五卿得当，共同管理群牧，都得到合适的人，就像网在纲上（有条不紊），没有一条网绳不整理好，那么百官就没有地方容留奸邪。即使有奸邪的人，也会转化为善良，何必担心贤人不被任用、不贤的人不被去除？所以君主为什么昏庸？自以为是就昏庸；君主为什么明智？用人就明智。恭敬自身虚心诚意，不敢自以为是，以冢宰为师以五卿为友，举荐社稷大事听从他们，这叫以众人的明智为一人的明智，以众人的聪敏为一人的聪敏，不劳而天下大治。

六种善政

句汇问为政的道理，唐先生说：六种善政具备，就可以为政了。什么叫六种善政？回答说：违背自己的私意、听从别人的意见、谨慎开始、遵循中道、期望成功、明辨是非，这叫六种善政。尧舜，是圣人中的杰出者，尚且不敢自以为是，何况圣明不及尧舜的人呢？何况贤德远不如尧舜的人呢？何况不贤德没见到尧舜足迹的人呢？《尚书》说：有言论违背你的心，一定要寻求道理；有言论顺从你的心，一定要寻求非道理。违背自己不是违背，顺从自己不是顺从，不要固执己见，只归于道，这叫违背自己的私意。天下有天下的智慧，一州有一州的智慧，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的智慧，所说的话都可以采用。我有喜好，不立即成为别人的喜好；我有厌恶，不立即成为别人的厌恶，众人的欲望不可违背。用天下的言论谋划事情，什么事不适宜；用天下的欲望行事，什么事不通达！《诗经》说：先民有句话，咨询割草打柴的人。人没有贤愚之分，都是我的老师。这叫听从别人的意见。凡事，看起来可行，但其中有不可行的地方；看起来不可行，但其中有可行的地方。只要一再思考，反复思考，不必是上智之人，端倪必然显现，见识必然达到。如果不思考就实行，后悔就晚了；不思考就不实行，可惜的就多了。发布政令像发射箭矢，箭矢发出不可再返回，政令发出不可再收回。《尚书》说：就像拉开弓弩，前往检查箭靶是否在标准内才发射。箭靶的标准在眼中，不检查就看不见。这叫谨慎开始。开始不是不谨慎，等到后来，有急于求成而不通达的，有厌倦而像忘记的，于是中途废弃了。中途废弃，那么百姓多玩忽，后来即使再有所作为，也做不成了。《诗经》说：不竞争不急躁，不刚硬不柔弱，施政从容。又说：不震动不摇动，不恐惧不惊慌。说不想要快速，不要厌倦。像农夫的耕耘，四季不失序，日月可见其生长。这叫遵循中道。开始已经谨慎了，中间已经遵循了，却有不能保持终点的。小器容易满，志满就骄傲。宣王，是中兴的君主，等到他的德行衰微，而《小雅》讽刺的诗有三章（《祈父》、《黄鸟》、《我行

译其野》）；桓公，是五霸中最盛的，等到他的气焰骄矜，而葵丘背叛的国家有九个。不止这些，《尚书》说：堆山九仞，功亏一篑。武王，是圣人，召公还担心他征服九夷八蛮，或许开启奢侈之心，而进献一篑的告诫。何况德行本是中等、智慧只效一官的人呢？所以政事一定要期望成功。没有枢纽容易拔除，没有轴容易脱落，不能说是违背自己的私意。左边的话就向左，右边的话就向右

译**恤孤**

苏州有收养弃婴的育婴堂，用来收容被抛弃的婴儿。凡是穷苦百姓无力抚养孩子的，就把孩子送到育婴堂。愿意收养的人把孩子抱走，衣服、襁褓、医药等，无不齐备。每月供给乳母伙食费三百文钱，登记在册的乳母有三百多人。每年花费一千多两银子，都由士大夫阶层捐助。这是一方乡里的善举。

唐子家境贫寒，即使年成丰收，家人也常常挨饿，妻子寄居在娘家。仆人原本有一儿一女，因为妻子在外给人做乳母，就把儿子卖到了远方。女儿刚满月，就送进了育婴堂。唐子于心不忍，常让人去探望。那家收养的人，孩子死了，就愿意把唐子的女儿当作自己的儿子，所以专门抚养，没有生病。其他的乳母大多品行不好，只是贪图那三百文钱。拿到堂里的衣服和襁褓，都用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对所抚养的孩子，置之不理，所以大多病死。在登记的名册中，生病的占十分之二三，死亡的占十分之一二。堂里虽然有检查婴儿的规定，派专人去查看，不过每月去一次罢了，怎么能和他们同吃同住呢，所以病死的很多。自从有了这个育婴堂以来，救活的人很多，但想到那些没能保全的孩子，总是感到悲伤。

一个郡中，虽然有这件善事，不过是小小的补救，何况天下人口众多，饥饿没饭吃、寒冷没衣穿、父母无法赡养、兄弟妻子离散、婴儿被抛弃在荒野中的，不知有多少！在这个时候，天地不能容纳他们生存，鬼神不能挽救他们死亡，心里悲痛却无力救援，我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即使有仁人，拿出府库的全部钱财，发放太仓的全部粮食，来大规模赏赐天下，也就像这育婴堂一样（只是局部的救济）。

我曾经观察过田地，天久不下雨，各种禾苗将要枯死。吴中地区，农民众多且勤劳，车水灌溉的声音传遍四方，但是灌溉了东边的田，西边的田就干涸；灌溉了南边的田，北边的田就干涸，人力虽然多，也无能为力。等到阳气极盛阴气升起，蒸腾为云雾，不到一个早晨就遍布天下，大雨倾盆而下，蒙蒙不断，早晨起来一看，禾苗都复苏了；沟渠田埂上蔓延生长的杂草，也都冒出青青的嫩芽。人力的勤劳，不如普天下的恩泽。把人比作禾苗，把雨比作政令，如果能使四海百姓，家家富足，衣食饱暖，父母之心，人人都有。男子生下来就希望给他成家，女子生下来就希望给她出嫁，男子成家以赡养父母，女子出嫁以奉养父母，只担心生男生女不够多，哪里还需要育婴堂呢！各位君子，为什么不把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政令，呈报给当今天子呢！

**善游**

登上高山远望，在长河中顺流而游，望去一片苍茫，临近水边波光荡漾，这也是天下壮丽的景色，人情所喜爱的，君子所不废弃的。因此黄帝在釜山游玩（在河北保安南），尧在康衢游玩，舜在四岳游玩，禹在会稽游玩，文王在灵台享乐，武王在黄河泛舟，成王在南原与送饭的人同行，周公在洛水举杯，孔子登上泰山、在舞雩游玩，曾点在沂水沐浴。由此看来，古代的帝王圣贤，没听说因为游玩而败坏德行从而断绝足迹的。人们看到太康游玩而有穷氏在黄河阻拦，穆王游玩而淮徐地区发生叛乱，于是认为败坏德行的事没有超过游玩的了。这两位君主荒淫昏庸，先是自己败坏了德行。百姓积怨，国事不修，即使不喜好游玩，也有内部兴起的变故、外部爆发的寇乱，难道要等到游玩才导致动乱吗？不明晓侍奉君主之道的人，在君主出游时，不能顺应形势而引导正道，就着事情加以辅助，只是树立直谏的名声，惩戒荒游的祸患，在殿上扼腕，在路上阻止，拉扯衣襟撕裂衣服，挡住车马扯断缰绳（像辛毗劝谏魏文帝、郭宪劝谏光武帝那样）。忠诚是忠诚了，我认为这是多事。君子不违背人情、不逆反众意，所以谋划容易成功，有所成就。封闭禁锢幽暗，是忧虑的象征；开启疏解散漫，是快乐的情态。鸟守着旧巢，也在丛林飞翔；鱼潜伏在深渊，也在沼泽回旋。鱼鸟都有情，何况是人。人无论贵贱，谁能闭门劳作，暮春清秋不看一看山川景物呢！

上古时代已经遥远，淳朴的风气不再兴起，阿谀的风气日益兴盛；天子的权势日益尊贵，群臣的情意日益隔阂。一人没有顾忌，有囊括四海、圈禁八方的气概。在这个时候，刚直的臣子不能匡正君主，以屈从为耻，于是毫不避忌杖刑、夹刑、斩刑、磔刑的惩罚，与天子争胜，一定要使至尊屈从，让自己处于上位。郊社祭祀之外，限制他不轻易外出；苑囿之中，限制他不轻易进入；天子不得已而听从，又有道学师傅，严肃地拱手站立在旁边，使天子严厉畏惧，不是时令的树枝，不敢随意折断；不是有名的蔬菜，不敢随意食用，也不得不听从。久而久之，不利于私欲，郁郁不乐，于是逐渐畏惧正直的人而疏远他们了。于是暗中在深宫中享乐，各种奴仆趁机进入，施行排斥，天子把他们引为帮手。开始屈从于名义，现在得以实现欲望。像久郁的阳气，忽然横溢宣泄；像久堵的河流，忽然溃决。诛杀直臣，流放贤士，乾坤昏暗闭塞，君臣昏迷，即使有善于进言的人，也无从施展其术了。人谁不想实现自己的情欲？天子虽然尊贵，也是人。善于侍奉君主的人，尊敬他如天而对待他无异于人，同他的情欲而公平地施予。何必仰望他的尊威，矫饰为刚直，而用他所不能接受的方式来冒犯他！古来死谏的臣子，我尊敬他们、认为他们难能可贵，但不深以为然，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喜好游玩是人的常情，古代有省视耕种的事，有亲近百姓的事，有巡视山岳的事，这是礼制。在省视耕种时，喜爱原野的空旷；在亲近百姓时，喜爱田舍的安逸；在巡视时，喜爱山川的景色，这是礼制而寄托了游玩的快乐。在这个时候，踏入田间进入屋舍，抚慰妇女孩子，查看他们的寝居，观察庄稼的厚薄，考察储藏的多寡，询问食物是否充足，官吏的清浊、狱讼的枉直、横征暴敛的有无，都可以询问。百姓即使畏惧官吏，不敢告知，看到他们的形貌、察知他们的情状，知道他们的苦乐，加上平时所咨询访查的，官吏的贤与不贤，他们哪里能隐藏呢！就以此施行诛罚奖赏，即使偶尔施行于一方，不遍及五岳，四海百姓听说后大为喜悦，只怕天子不喜好游玩。那么，一举而政治修明治理兴盛，民心喜悦信服；山川的景色，更加壮丽美观；浏览的情怀，更加愉悦；岂不是天下的至乐吗！用这种方法引导君主，不必劝谏阻止。

译喜好美色是人的常情，在闺房之内，和睦欢乐而用礼法来节制，谨慎小心而驾驭有度，对于那些妃嫔，宠幸她们而不使用奇特的装饰，宠幸她们而不产生并立后位的嫌疑，宠幸她们而不开启干预朝政的端倪，这就是家庭内部的良好准则。喜好美色有什么伤害呢？

喜好钱财是人的常情，如果不是聚敛财富的君主，获取钱财必定有制度；获取钱财有制度，使用钱财必定有节制。没有功劳的赏赐，不肯轻易花费一钱；没有益处的花费，不肯轻易耗费一金。正因为爱惜钱财，所以不浪费钱财。这是使国家富强的良好机制，喜好钱财有什么伤害呢？

喜好古代器物是人的常情，夏后氏的雕戈，殷人的玉钺，周人的石鼓，都是宝物。历经数千年，雕戈还在而夏朝在哪里，玉钺还在而殷商在哪里，石鼓还在而周朝在哪里？有了守护器物的感慨，就有了守护国家的忧虑。这是修养德行的一种辅助。喜好古代器物有什么伤害呢？

喜好宫室是人的常情，房屋太宽敞就不适宜居住，彩绘太华丽就不典雅，台榭太高就不安稳，园林太空旷就不周全。不追求它的宽敞，而追求它的适宜；不追求它的华丽，而追求它的典雅；不追求它的高耸，而追求它的安稳；不追求它的空旷，而追求它的周全。以天子的居所，具有儒生精舍的风范，像这样喜好宫室，喜好它反而能显现明德了。

主进

治理政事也有很多事务，但任用贤才是国家的大事。治乱必定取决于此，兴亡必定取决于此，其他更没有别的依靠了，只在于此罢了。然而贤才难以识别。天子想要任用贤才，凭什么知道他是贤才而任用他呢？必定是大臣向天子推荐，内外群臣向大臣推荐。贤才难以识别。官吏想要举荐贤才，凭什么知道他是贤才而举荐他呢？必定是询问乡人，询问乡里的士大夫。天子向大臣求贤，不可以；大臣向官吏求贤，不可以；官吏向他的乡里求贤，不可以。这些都是举荐贤才的人，官吏不向他的乡里寻求，将向哪里寻求？大臣不向官吏寻求，将向哪里寻求？天子不向大臣寻求，将向哪里寻求？难道舍弃这些而另有举荐贤才的路径吗！然而认为不可以的，是什么说法呢？这些都可以举荐贤才，但不一定他们无私；即使有无私的人，也不一定他们能识人，所以认为都不可以。况且古人多正直，今人多欺诈，古人听他的言语是君子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是君子的行为，那人确实是君子。如今听他的言语是君子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是君子的行为，而那人却是小人。世道崇尚道学，就装作儒者；世道崇尚文辞，就装作名士；世道崇尚气节，就装作直士；世道崇尚功业，就装作才士。只凭他们的所作所为，言语容貌都显得真实；忙碌往来，纷纷聚会，以图进取，谁能辨别他们！以利禄通达之徒进入多私心的人的门庭，就得以进用；以矫饰之徒进入不识人的人的门庭，就得以蒙蔽进用。于是有举荐的都是他们的阶梯，有职位的都是他们的巢穴。况且那些举荐贤才的人，他们先前被进用，都是凭借这些手段，难道是用鸟媒来招致凤凰吗？因此求贤的方法，不要问谁是贤谁是劣，应当先观察举荐贤才的人。大概贤与不肖各有其同类，我曾见过鸟，那乌鸦，聚集在高大的树木上，成群飞行跟随它的都是乌鸦，没有其他的鸟。又曾见过鱼，那鲫鱼，游在浅水之间，成群游动跟随它的都是鲫鱼，没有其他的鱼。人也一样。跟随伯夷交往的必定是伯夷所结交的人，没有盗跖的徒众；跟随盗跖交往的必定是盗跖所结交的人，没有伯夷的徒众。如果让盗跖主持举荐，而希望他所举荐的人有像伯夷那样的，难道可能吗！因此英明的君主在群臣中明察，得到大贤，安置在上卿的位置，只听信他的话，而不被谗言邪恶之口迷惑，那么列位在朝廷的都是他的同类。列位在朝廷的都是他的同类，那么列位在邦国职务上的也都是他的同类，各自按类进用，那么贤才就不可胜用了。然而各位卿大夫虽然贤能，如果一并要求他们举荐贤才，那又不可以。我想要买米，必定让善于买米的人在衡湘之间转贩；左右虽然有很多优秀的商人，另有任用，不让他们买米。我想要买马，必定让善于相马的人在秦陇之间寻求，左右虽然有很多优秀的工匠，另有任用，不让他们买马。为什么呢？舍弃他们的短处，使用他们的长处。古代的大臣，对于政事没有不通达的，对于社稷的长远计谋没有不周全的，而唯独在识人方面可能有所不及，这也是贤者的常情。放齐推荐胤子（丹朱），众人推荐鲧；唐虞的臣子还有不识人到这种地步的，何况他们以下的人呢？帝尧试用鲧，当时洪水正急，不知道有禹，只有鲧才有可用的地方，姑且让他去干，并不是相信众人举荐鲧是识人。人各有其同类，才各有所长，只有贤者才能举荐贤才，得到贤者作为举荐贤才的人，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所以能引来同类。只有识贤者才能任用贤才，得到识贤者作为任用贤才的人，让他们选择决断众人所举荐的，所以能发挥他们的长处。具备这两点，任用贤才的方法就没有遗漏了。难道只有臣子有同类吗，君主也有同类；难道只有臣子各有长处吗，君主也必定善于使用他们的长处。只有贤明的君主，然后才能任用贤臣；只有君主能识人，然后才能任用识人的臣子。《尚书》说：在受（纣王）德行暴虐，只进用施行刑罚暴虐德行的人，与他们同处一国；只习染安逸德行的人，与他们同掌政事。说的是纣王德行不能同类进用的人，都是他的同类。《尚书》说：文王武王，能够知道三种安居之心，明察三种俊杰之心，于是能够建立这常事，掌管牧养百姓，以任用俊杰有德之人。说的是文武能识人，所以能任用贤才以及天下的贤才。由此看来，只有君主先端正自身作为天下的表率，卿士百官，没有不是正人，天下人不能找到捷径而攀附。又在各位大臣中得到识人的人，委托他们推贤进能的职责，如果不是天下的良士，谁能侥幸到达呢！《诗经》说：唉我怀念的人，安置在周行的道路上。先前所怀念而得不到的，现在都安置在周行的道路上，讲论道德，与创造功业，没有不如意的。如果真的像《秦誓》所思惟的那样在于一臣，那么就能使用众才，其利益无穷，不就是这样吗！

译治理政事

天下难以治理，人们都认为是百姓难以治理，却不知道难以治理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吏。大凡这些平民百姓，如果不是作乱的人，也只是追求他们所喜欢的、避开他们所痛苦的，何曾愿意触犯上级的法令来与上级作对呢！谈论政事的人不考察其中的缘由，认为法令之所以不利于施行，都是因为百姓品行不良，于是宽恕官吏而责备百姓，这就是难以与他们谈论治理的原因。

凭借诏令的尊贵威严，从上往下传达，从下往上回复，不用十天半月就遍布全国了。人们看到诏令遍布全国，我却看到它从未真正走出过门庭。那遍布全国的，只是诏令的文字；那未曾走出门庭的，才是诏令的实际效力。即使有仁政，百姓只是耳闻却未曾亲身感受到，这不是官吏的缘故又是什么呢！溪谷阻碍车轮，蒺藜阻碍脚步，如今的官吏，都是溪谷和蒺藜。如果官吏能竭尽忠心，像佣人侍奉主人那样，那就好了。佣人有什么好的呢？主人督促他不让他懒惰，而他也不肯自己懒惰，担心不符合主人的心意而被驱逐，计算一天的工作必定不辜负一天的酒食，计算一年的工作必定不辜负一年的粮食，因此庄稼丰收、牲畜繁殖，主人坐着就能获得利益。这样，主人的法令在佣人那里得以施行，而佣人不会阻碍法令的执行。为什么官吏却不是这样呢？难道爵位不足以作为荣耀吗？俸禄虽然微薄，难道俸禄之外自然获得的利益不足以使家庭富足吗？为什么不像佣人那样忠于主人呢？

一个官职所担任的人，我之前的接替者有多少人？我之后的接替者有多少人？我在其中，不过是旅客暂住两晚罢了。土地不是我的产业，府库不是我的储藏，百姓不是我的宗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如今做官的人不一定贪婪邪恶，即使是廉洁能干没有过错的人，他们的存心大多都是这样的。不忍之心谁没有呢，却只知道做官，不懂得道义，沉溺于父兄的做法，习惯于世俗所崇尚的，因循守旧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由来已久，不能深加责备。朝廷寄托以管理百姓重任的，大官小官，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的人。上级用文书要求下级，下级用文书蒙蔽上级，纷纷扰扰地公文堆积在官府，文书在道路上交错往来，开始时像飞鸟一样迅速，后来像影子一样消失，最终不知道那些纷纷扰扰的公文到底是为了什么。像这样千万个职位，对外堵塞九州，对内堵塞五门，君臣上下隔绝不通，即使有仁德英明的君主、想要施行尧舜那样的政治，凭借什么来通达于天下呢！

政令不能在天下施行，难道只是没有好处，必定会有大害。谚语说：官家的房屋漏雨，官家的马匹瘦弱。推广开来，田园庐舍，就是一个官家的房屋；父兄子弟，就是一匹官家的马。心不在百姓身上，即使田园荒芜，庐舍倒塌，也不看一眼；即使父兄冻饿，子弟死亡，也不去体恤。凡是做官的人，都视为理所当然。虽然没有掠夺百姓的事情，但视百姓如同遗忘，等同于草芥。掠夺百姓的危害小，遗忘百姓的危害大。掠夺百姓的人不多，遗忘百姓的人遍布天下，这是把天下的百姓都抛弃了。疾病不救治就会日益加深，直到四海困穷，百姓无法生存。拥有天下的人危险了！那么治理百姓要先治理官吏吗！三代已经遥远，做官不通过求学，官吏失去其应有的职责已经很久了。将用什么来治理他们呢？用赏罚来治理吗？赏罚，是圣人治理世间的重大权柄，然而难以说清楚了。圣人的赏赐，使天下不善的人都喜欢赏赐而转向善良；圣人的惩罚，使天下善良的人也战战兢兢害怕受到惩罚而更加修养善良。这是君子所学习等待被任用的，然而不能期望后世的赏罚能做到这样。世道衰微，官吏做善事的不一定被赏赐，做不善事的不一定被惩罚，谁会羡慕不一定得到的赏赐而畏惧不一定受到的惩罚呢！于是有办法了，能使赏赐不出自朝廷而出自我自己。取悦于上级官员，取悦于大臣，取悦于近臣，就是这种办法。取悦于上级官员，一级的赏赐就到了；取悦于大臣，破格提拔的赏赐就到了；取悦于近臣，不按次序提拔的赏赐就到了。赏赐由我自己掌握，惩罚怎么能波及到我！由此说来，赏罚不能用来治理官吏是明显的了。

那么官吏终究不能治理吗？这是百姓的不幸，上天的不保佑，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那就无可奈何了。辗转思考，心中不能释怀，不能取得大的成就，姑且寻求小的补救；不能普遍利益众人，姑且图谋少许的救济。假设有这样一番话：君主的尊贵，不是君主赐予的吗？必定回答说：是的。君主的任用，不是出自民力的吗？必定回答说：是的。我希望君主有所回报君主的赐予而不忘民力，现在受人一壶饭食，必定有所酬谢，何况受人富贵并且传给子孙呢？吃粮食穿丝绸，必定念想来源，何况如今俸禄微薄的时候，官吏的衣食，不是取自农民而实际上依靠农民吗！仁爱的人居于其位、享受其福，所以兢兢业业不敢自安。损害别人来增益自己，绝对不能做；损害自己来增益别人，也不能做；对自己有益而对别人无害，这才是可以做的。居于当今世道而不取悦于人，不但会失去官职，而且会获罪，确实不能以直道而行。何不衡量自己的力量，用一半去结交人，用一半去勤于民事、考察农桑、修筑堤防、计算丰歉、铲除奸恶，那么百姓也稍微少受些害了。忠于君主爱护百姓，不失去本心；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也不失于自利，这是两全其美的方法。内心反省有罪过，哪如没有罪过？百姓诅咒你，哪如百姓祝福你？乡里非议你，哪如乡里称赞你？请在这里选择吧！

译《潜书》下篇下

**惰贫**

震泽一带的养蚕业占农业的一半，纺织业占耕作的一半。用沸腾的盐水浸泡蚕卵，蚕长得健壮，丝质美好。唐子带着家眷住在沈氏的房舍里，制作衣服，习惯于用线绵作为经线，天气寒冷，来不及织纬线，便到市场上购买，交给严家的媳妇沈孟。沈孟煮橡实染成颜色，登上织机进行纺织，中间穿插着做饭、哺乳和嬉笑谈话，不到三天就织成了。沈孟裁剪，妻子辅助缝纫，做成的衣服非常舒适。丝不在市场上买，线不在市场上买，染料不在市场上买，织造也不在市场上买。一个妇女的手，一年可以织成一百匹布。严家不从事耕种，夫妇一起劳作则收益加倍，遇到农事繁忙时收益减少十分之三。一亩桑田，收获丝八斤，可制成绸二十匹。夫妇一起劳作，种满八亩桑田，收获丝六十四斤，可制成绸一百六十匹。严家原本有一亩土地，改种桑树，损失十分之五，用来供养三口人，每年还能剩余一半的资财。蔬菜遮蔽桑树，瓜豆攀附墙垣，在屋檐滴水处养猪，在邻居家边界放鸡，这又增加了利益。严家却不是这样。桑树没有种满土地，不修剪也不施肥，织机废弃不修理，不积蓄粮食也不种蔬菜，所以他们的贫困比没有技艺的人还要严重。考察全乡的人，没有很大的差异。由此看来，说吴地能尽得利益，大概是不对的。

**教蚕**

吴地的丝绸衣服天下，聚集在双林巷，吴、越、闽、番直到海岛，都来此购买。五月，人们带着银子来到，堆积得像瓦砾一样。吴地南部的各个乡村，每年有一百多万两银子的收益。因此，虽然赋税沉重、生活困穷，百姓还没有达到空虚的地步；房屋船只的繁多，胜过其他地方。这是养蚕带来的厚利。四月忙于养蚕，不分男女老幼，集中精力不从事其他事情。没有赋税没有荒废，用三十天的劳作，不像农业那样需要四季之久，却能得到一半的利益。这是养蚕的可贵之处。养蚕种桑的地区，北不过淞江，南不过浙江，西不过太湖，东不到海边，方圆不过千里。超出这个范围，所居住的地方相邻，相隔一边，就没有桑树了。那些没有桑树的地方，人们认为不适合种桑树。现在楚、蜀、河东以及所不知道的地方，也有很多桑树，为什么万里之内相同，而相隔一边就适宜与否不同呢？桑树像五谷一样，没有土地不适合种植，在一边之间，亲眼看到利益却不效仿，百姓的懒惰太严重了！

夏、商、周三代以后，废弃了天下无穷的利益，使百姓不能丰厚他们的生活，却担忧百姓贫困，没有生财的方法，这就像家里有宝藏却不知道发掘，却急切地腌制果蔬去卖一样。为什么不在此谋划呢！我想让桑树遍布天下，有禾苗的土地一定有桑树，但这也不容易。因为安于旧习的人难以开创，习惯成自然的人难以改变，制定法律而百姓不信，施行教化而百姓不从，那么种植也就无法成功。古代田地有官职管理，所以废弃田地的人由稷官负责。后来教导百姓耕田的人称为田畯。田地既然有官职管理，桑树也应该这样。在当今，应当责成地方长官，在忙于养蚕的乡村选择人作为老师，教导百姓饲养和缫丝的方法，并丰厚他们的俸禄供给。那些迁移桑树有距离远不能到达的，就等待几年之后，逐渐靠近而分配。而地方长官则节省骑乘时常巡视，踏遍那些地方，考察桑树的盛衰；进入百姓家中，查看蚕的好坏，最终比较丝的多少。多的奖励，少的告诫，废弃的惩罚，不出十年，天下都种桑树了。从前我在长子任职时，大致记载在篇章中，可以取法。

**省刑**

莱阳盛九苞说：山东习惯使用重刑，杖子用巨大的竹子连根制成，长八尺，头部直径六寸，厚五寸，是敦实的方形物体。行刑的差役必须是高大强壮有力的人，临刑时，撕裂犯人的裤子覆盖脚，用杖子一打臀部，退后站立一丈多远，扬起杖子后，打地大呼跃进，身体和杖子一起落下，这才是一下打，听不到打的声音，只感到地动。一个差役打一下杖，打二十下就换二十个人，打三十下就换三十个人，怕再次打时力气减弱。从前余七叛乱，事情已经平定，关在监狱中应当处死的很多人。巡抚赵祥星审讯他们，有一个人是冤枉的，赵祥星皱眉忧愁地对僚属说：这个人值得怜悯，我想释放他，各位认为怎么样？僚属都起来在前面向他作揖说：这是至仁至明，释放他太好了。于是释放了他。按惯例，免除死刑的人必须打板子然后释放，打二十下，抬出去，就死了。夹棍用铁贯穿本体，把小腿放在中间，左右各五人合力拉扯。很久，才合拢末端，左右用大棍击打，多达一百多下。第二天再次夹，小腿肿得像大腿，不能放入，差役举起脚跟踏进去，再次夹。杖子毒辣的是，前一下杖退后，后一下杖正中。大概一杖打完，皮没有损伤而内部肉糜烂，像腐烂瓜的瓤。出来，用刀划去糜烂的肉，得到良药，十个人中有五个活下来。差役得到贿赂，就直接打，血立刻溅出，反而不死。毒辣到这种地步！山东的百姓号称粗野强悍，都说非重刑不能使他们服从。又说大官有体统，非重刑不能显示尊威。所以沿袭习惯而这样，虽然有仁慈的人也不能改变。吴地百姓号称柔弱，习惯使用轻刑，所以吴地是幸运的。

有客人笑着说：吴地刑罚虽然轻，重的依然重，不统一于轻。我亲眼看见巡抚杖打伪造推荐信的人，血肉飞溅四周，四周一丈见方的地方，青草都变成了红褐色土地。这也比山东轻吗！

从前唐子治理长子县，一年就罢免了。一年之间，审理群体杀人案件的有两个，案件审结，不曾加一杖于杀人者的身上。内司谏说：杀人是极恶的，杀多人是大案，而您不加一杖，从来号称仁慈官吏的，没有像这样过于宽大的。您不忍心对待应当忍心的，我担心民风日益玩忽，从此得罪的人更多了。唐子说：不是这样。那些杀人的人，难道他们开始念头就是这样吗？逞一时之忿，自己陷身于死地，而不慢慢考虑。既然用一死抵一死，也足以掩盖他们的罪过了，又从而杖打，这是滥刑。我不加一杖，这是最公平，不是过于宽大。山西的百姓，不比山东弱。长子县的百姓，又号称多奸诈，唐子做官吏一年，夹棍不是刑罚，废弃不用。俗用的杖子，虽然不能立即改变，以符合律制的规定，但也薄且减，也不违背制度。一年之间，命令不曾不执行，政事不曾不举，赋税不曾不入库，豪强不曾不服，疑案隐情不曾不得其情，关市桥梁传舍宾客旅人未曾不治，四境之内未曾不安。巡抚达良辅曾经对唐子说：百里之长，不担心没有威严，为什么要用重刑！用重刑惩罚，既伤害身体，回去治疗，又耗费钱财，仁爱的人不做。如果治理事情而事情治理好，惩罚百姓而百姓服从，这就够了。为什么要用重刑！

译名称

名分，是用来排列长幼次序、辨别贵贱等级、区分嫌疑关系的，是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如今士人没有做官或尚未做官，对尊贵的人自称“晚生”，是不符合礼制的。“晚生”这个称呼，是因为年龄比我大，而不是因为爵位。向尊贵的人递送名帖，在名字之上不敢有任何称呼，只写“某”字，口头称呼也只说“某”。如果科举同年、做官同年，对于先中举先显贵的人则称呼为“晚生”。如今有与我地位相当但年龄比我大的人，就不称呼“晚生”，这也是不符合礼制的。年龄的尊贵，如同爵位的尊贵一样。向长者递送名帖，有的长二十岁，有的长三十岁，即使不是尊贵的人，在名字之上也要称呼“晚生”，口头称呼也说“晚生”。如今称呼尊贵的人，在“先生”之上，即使年轻，也一定要加上“老”字，这是不符合礼制的。对老师称先生，对贤人称先生，对高龄人称先生，可以说已经足够尊贵了，何必再借用“老”字呢？古人对于年轻人说“富于春秋”；如果称之为老，就是说他寿命短促了，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所以对于尊贵的人只称呼先生。如今称呼天子为“皇上”，是不符合礼制的。古代称呼王公卿大夫，或者称殿，或者称阁，或者称仆夫，或者称执事，或者称左右，不敢直呼其名，难道可以直呼天子吗？想要尊崇他，反而亵渎了他。应当称呼为“陛下”。明确称宦官为“内臣”，是不符合礼制的。在朝列中称为臣，有职事称为臣，宦官负责洒扫，不是臣，是奴仆。把奴仆当作臣，这是把奴仆抬升到与公卿同等地位，侮辱了公卿。天子没有内外之分，把奴仆称为内臣，那么股肱腹心之臣都成了外臣吗？庶士庶民都成了外人吗？这是把手足和赤子排斥到四方边远之地，没有臣民了。所以写奏章文章，不要说“内臣”，只说“宦官”。如今命名地名，不依据当时而依据古代，是不符合礼制的。用古代名称命名地名，好像那是异代的土地，不是今天的土地了，悖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说话写文章，对于苏州就说苏州，不要说姑苏；对于吴江就说吴江，不要说松陵。如今命名官职，不依据当时而依据古代，是不符合礼制的。用古代名称命名官职，好像那是异代的朝廷，不是今天的朝廷了。悖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说话写文章，对于某部尚书、侍郎，就说某部尚书侍郎，不要说太宰少宰、大宗伯少宗伯。

除党

唐子说：朋党，是国家的危重疾病，不治疗必定灭亡。孙子说：即使有扁鹊，也无能为力。唐子说：何必扁鹊，只要通晓其缘故，一般的医生都能治疗。孙子说：这是灭亡汉朝、唐朝、明朝的原因，不是人力所能战胜的。先生却说得轻松，为什么呢？唐子笑着说：汉朝已经过去了，怎么能起用汉朝的朋党来治疗以取信于你？唐朝已经过去了，怎么能起用唐朝的朋党来治疗以取信于你？明朝已经灭亡了，怎么能起用明朝的朋党来治疗以取信于你？现在有好药，可以一剂就解除顽固的疾病，就在你我眼前，而你却看不见。孙子惊讶，询问缘故。唐子说：好药，就是今天天下的形势。从前明朝的朋党，邪恶的人依附卿相、依附宦官，正直的人依附气节、依附道学，如同南濠的市场，货物按行业分类，只由商人投放。凡是追求显赫名声和丰厚俸禄的人，不加入他们的朋党，就得不到。当时，朋党的势力，牢固地存在于人心，蔓延于海内，好像灭亡别人的国家而不随之灭亡。等到清朝拥有天下，朋党中的老辈还有存活的，后辈习闻他们的权术，捋起袖子起来，如同草枯了根又萌发，树

译木砍了枝又生长。郡县之间，往往百十人为一群，重新设立社名，宴饮结交，也曾远近响应。然而最终野兽逃逸鸟兽散，没有人禁止而自行废弃，这是什么缘故呢？名声，是朋党的招引；势力，是朋党的统帅。如今的将相功臣，他们的耳目心思与明朝风俗不同。名誉不足以打动他们，他们的权势又不能被假借为我所用，这是没有招引没有统帅。没有招引则朋党不聚集，没有统帅则朋党不建立，百官有司，救过保位尚且来不及，怎么能搞朋党！这就是不禁止而自行废弃的原因。从前雄辩如锋的人，如今闭口无言；从前攻击别人必胜的人，如今自守尚且不足，没有不拍手大笑而称快的。那么治理朋党的方法没有别的，在于断绝其依附罢了。断绝其依附，那么邪恶的朋党不讨伐而自行破灭，正直的朋党不解散而自行消散，请详细说说：

任用宰相，是天下的重大事情。从前明朝末年，有被免职的宰相，众人替他行贿一二十万金，就能重新担任宰相。凡是宰相必定有所凭借。袁萃说：做宰相必定贿赂内侍，如同树木依托根。那么宰相，不是国家的宰相，是内侍的私人，众人的霸主。君主即使平庸，何不思考其缘故：这个人，凭什么得到宰相之位？必定让他行政而政事兴举，任官而官员治理，然后才任用他。凭什么免职宰相？必定让他行政而政事不兴举，任官而官员不治，然后才免职他。《传》说“即使有超越世人的名声，没有尺寸之功的人也不赏赐”，左右即使善于诋毁，不能诋毁有功为无功；左右即使善于赞誉，不能赞誉无功为有功。难道凭没有证据的巧言就决定任用罢免吗！君主能凭宰相任用宰相，不凭左右任用宰相；宰相能凭人任用人才，不凭朋党任用人才。天下的士人，都知道通过朋党不一定得到富贵，得到富贵不一定通过朋党，人们又何必乐于搞朋党呢！何不看看聚集为盗贼的人！贪婪暴戾之徒，一夜之间相亲、比兄弟还厚，难道是因为道义牢固吗？将要夺取别人的财物。如果主人，高筑墙垣，谨慎防御，不给他们钻越的便利，即使驱使他们做盗贼，也做不到了。这是治理邪恶朋党的方法。正直节操的臣子，是国家的宝贝；道德高尚的臣子，是君王的老师。匡正君主是正直，攻击别人不是正直；让贤是贤能，争名不是贤能，这是不可以不察明的。有人，正直诚信的名声震动天下，当国任职的臣子，一旦有过失，不关乎政事的兴废，不关乎天下的安危，必定要攻击并罢免他。他的气势如作战，他的意志如刀刃，他的言语如诉讼，看到鸣镝所指的方向，群起射之而不敢落后，这是朋党中的英雄。像这样的人，不必加杀戮，杀戮正好坚定他的死节而成全他的名声。君主应当谈笑间看待他说：这小子无知。上书好像没听到他的话，在朝好像没看到他的人，开始轻视他，逐渐疏远他，慢慢废黜他，岁月之间，连同他的同类沦落消亡了。天下有行于今必如行于古的，有行于古必不可行于今的。必如行于古的，是学问；必不可行于今的，是聚众讲学。聚众讲学，起初虽然没有朋党之心，逐渐必定形成朋党之势。气节的争斗，由此而起；小人的敌对，由此而确立。如果不以道学标榜于世，不以气节凌驾于人，小人无处受挫，也不形成朋党，非常容易控制。君主想要教化天下，不要害怕非议圣人的诽谤，不要窃取尊崇儒学的名声，应当心法孔孟，不可口法孔孟。在视朝的时候，明确告诉群臣说：我不喜欢道学。有用道学进言的，我必定在朝廷羞辱他。那么貌合孔孟的人望风沮丧，不敢像蚂蚁一样引路进来窃取职位迷惑世人。只是

译在乡里讲学、在邻里教化，即使不是真学，对天下也没有害处。至于身退而去，寄书京师，控制升降之权；处士巷居，公卿前往决断是非，访察贤不肖，这是道学的大贼，法律必须诛杀的。明君处理此事，不谋于群臣，不按法律，驱赶到市井斩首，并示众天下说：我想让士人做士人，大夫做大夫，做官的尽其职责，退休的安于家。有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看这个榜样。这是治理正直朋党的方法。

译孙子说：朋党不能用刑罚来战胜，这在以前的朝代已经验证了。先生又想要施行杀戮，恐怕是计谋疏漏了吧？唐子说：你怎么看得如此不明智呢！奖赏善行、惩罚恶行，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刑罚和奖赏由君主自己决定，谁敢不服从。如果臣下窃取这种权力来谋取私利，就会互相仇杀报复，天下必然大乱。假使稷、契、夔、龙与皋陶结党营私去诛杀四凶，那么四凶的党羽也必定会谋划杀死皋陶，人心不服，也将背叛舜。如果权力假借于臣下，舜尚且不能成为任用贤能的君主，皋陶尚且不能成为执法的臣子，何况衰败世道的君臣呢！吴修龄的话说得好啊：万历朝没有君主了，怎么会有朋党呢！君主失去了作为君主的地位，那么导致动乱的祸端，就会层出不穷难以预料，不仅仅是朋党的问题。

孙子说：同类的事物聚在一起，不同的事物各自分开。东林党也是贤者交往的地方，其中多有践行仁义、奋不顾身、为国家铲除邪恶的儒生。先生谈论朋党却不区分人的贤愚，我尚且感到不满。古人有话说：依附东林党的也有小人，攻击东林党的必定没有君子。这话对呢，还是不对呢？希望借助先生来定夺。唐子拍手笑着说：古语说，攻打别国不询问仁人。你为什么要拿这件事来问我呢！我和你谈论朋党，是因为痛惜国家的沦亡，厌恶人心中的乖戾之气，所以要阐明中和的道理，来确立治理和辨别学问，作为后世效法的准则。我哪里知道什么是依附东林，什么是攻击东林；我哪里知道它是东林、西林、南林还是北林呢！

贱奴

凡是宦官，有小祸患七种，大祸患三种。小祸患扰乱国家，大祸患灭亡国家；小祸患难以消除，大祸患容易消除。请让我打个比方：凡是住在家里的人，把妾当作妻子，这是最大的祸患；喜爱妾的美色，听从妾的话，这是小的祸患。父亲命令说：母亲喜爱妾的美色，母亲听从妾的话。即使是严厉的父亲也不能从顺从的儿子那里得到执行。如果说：母亲把妾当作妻子。即使是强悍的儿子也不敢违逆慈爱的父亲了。大概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就无法禁止；法律管得到的地方，就容易禁止。凡是宦官，引诱君主沉溺酒色，引诱君主荒淫游荡，引诱君主奢侈挥霍，引诱君主厌恶见到正直的人。权臣借此机会，上面隐瞒没有听不到的，下面巧诈没有达不到的，国家的大权下移了。明确显示出方便进身的门路，邪曲之人进用，贤良正直之人受挫。金钱送进，死罪就能活命；请求拂逆旨意，有功之人就会死；刑罚不公正，惩罚不公正。这七种祸患，它们的祸患较小。然而刚强英明的君主，或许中了其中的一两条，法制无法施加，告诫训导没有益处，祖先虽然神圣，大概也无法奈何他们了。把公卿当作儿子蓄养，把百官当作奴仆驱使，把将帅当作狗奔跑，天子就孤立了；像杀猪一样屠杀忠良，像割草一样铲除善类，朝廷就空了；囚禁天子，像赶羊一样驱赶天子，战乱就兴起了。这三种祸患，它们的祸患很大，直到斩断毁灭宗庙社稷才停止。然而断绝它们非常容易，就像拔除茅草的根一样。

凡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后宫有固定的制度，混乱的制度有固定的刑罚。明确法令不设立丞相，后来谁敢再说设立丞相呢！好比从祖先那里继承房屋，椽子腐烂了就重新砍削，墙壁剥落了就重新粉刷，门户不便就重新开辟。它的栋梁和柱子，百年不改变。小的法令时常改变，大的法令不随时改变。凡是政令都是这样。宦官占据其中一项。从公卿以下，凡是有品级官阶的，都是辅助外部治理的人；凡是左右的宦官，都是奴仆。从后妃以下，凡是有品级次序的，都是辅助内部治理的人；凡是宫中的女子，都是婢女。请制定为典章说：凡是宦官，不授予官职，不担任事务，不穿黄色衣服，不穿礼服。后世的臣子，有说设立宦官的职司以及让他们监视军事的，凌迟处死不予赦免。现在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家，老师来了朋友来了，就恭敬地以礼相待；有童子捧着壶和饭食进来，放下壶和饭食坐下，主人将会怎么说？老师将会怎么说？朋友将会怎么说？三公是天子的老师；九卿是天子的朋友。怎么能让奔走的奴仆与老师和朋友抗衡呢！请制定为典章说：凡是宦官，在朝廷传达命令，见到宰相，跪着传达言语，跪着接受言语，不得站立。在厅堂传达命令，见到九卿，站着传达言语，站着接受言语，不得坐下。在路上遇到百官，见到就下马，经过就上马，不得乘坐。对抗公卿的斩首，对抗百官的流放，大臣不说话的处死，小臣不说话的革职。

丑奴

宦官奴仆的祸害，自古以来最为猛烈，在以前的史书中明确记载。后世的君主，甚至有喜爱他们如同美女而不见他们是猛虎的，祸害不能成为警戒。请不要谈论他们的祸害而谈论他们的丑陋：他们是奴仆，远看不像人的身体，细看不像人的面容，听来不像人的声音，察看来不像人的情理。臃肿磊落，像瘿瘤像秃头，盘曲汲引（呼吸粗重），像牛像猪，不像人的身体；有颧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老妇，虽然年轻美如玉，搜索没有生气，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像童子却不聪慧，像女子却不妩媚，像哑巴却发出声音，像猫头鹰却说出话语，不像人的声音；温和地爱人，也再次毒害人，怜悯他们则流泪如雨，厌恶他们则斩杀如草，不像人的情理。这四种不像，人见到没有不憎恨的。现在让仆人中高大多须的人服侍在他们旁边，而让跛脚的童子和生疮的婢女在前面进酒食，我都憎恨他们，必定换掉他们才痛快。那些奴仆是什么东西啊！而君主亲近他们喜爱他们，如果不侍奉在侧，就饮食不快乐，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啊！

推究他们自我阉割的原因，让我心悸。肾是身体的根本，挖掘身体的根本，那疼痛是非常剧烈的疼痛，那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危害。现在让人砍断一根手指来换取王侯的地位，虽然有强悍的人也不愿意做，而那些奴仆却做了。他们追求太监职位能忍耐到这种地步，那么他们谋求富贵还有什么事不做呢。却还想要得到他们对所侍奉对象的忠诚，怎么思考得如此不周呢！《何人斯》这首诗，善于探究小人的反复无常，所谓“有脸面，就不能穷尽”，他们还没有见到宦官奴仆没有脸面。如果是奄奴，不是鬼怪的精怪，是人间的妖孽啊！君主怎么不畏惧，让妖孽在左右，饮食起居都和他们在一起呢？那太不吉祥了！在过去宫中的妖孽，有玄鼋，有黑眚，它们确实是异物，人们害怕知道躲避。如果是宦官奴仆，确实是人类，人们安于他们。凡是物成为妖孽，人们知道它是妖孽，它的危害小；如果是人成为妖孽，人们不知道他是妖孽，它的危害大。汴京有狐狸，变成美丽的女人，迷惑一个男子。后来发觉他不是人，严厉拒绝他，狐狸也就不来了。后来得到一个美丽的小妾，生病而死。汴京人为此说：狐狸妖孽还可以，人妖孽杀我。可以用这句话来比喻宦官奴仆。

译魏叔子说：使用宦官始于周朝，夏商以前没有听说过。唐昭宗将宦官全部诛杀，那些被派出去监督各项事务的宦官，都命令地方节度使杀掉他们。等到唐庄宗即位，才又寻求宦官。那么这一二十年间不使用宦官，也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如此，宦官本来并非不能革除。宦官既然革除，宫中的事务，选拔粗壮健壮的妇女来充任，用来提供劳役、防备意外。至于传达命令，则在内外各设一处住所，男子在外服务，女子在内服务。又在内外之间，选拔五十岁或六十岁的寡妇居住在那里，来掌管传达命令。像这样，宦官就可以革除了。唐先生说：叔子的话说得好啊。如果不革除宦官，小人必然得逞，君子必然遭灾，家庭必然内部败坏，天下必然灭亡，去除他们不需要再作打算了。蜀地有谚语说：斩草不除根，萌芽依旧生。如何除根？不使用宦官，就没有人通过自宫来侥幸进身了。这是除根的方法，不是等宦官得志后再谋划去除他们，才叫除根。

叔子想要革除宦官，这毫无疑问；至于他所策划的，让妇女提供劳役、防备意外，我不敢苟同。为什么呢？东邻的人家，不知道西邻的事情；住在简陋房屋里的人，不能决定大户人家的适宜之事；草野之士，不能随意揣测宫中的事务。天子的宫殿，如同大郡的城池；宫中的人，如同大郡的户口；其中提供劳役、防备意外，恐怕不能专门依赖妇女。即使妇女可以做得到，也一定是亲近且善于谋划的大臣，对宫中的事务细微之处都了解，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哪些适宜哪些不适宜，君臣共同谋划，才可以去做。怎么能由草野之士凭空揣度来说，而希望我听从他呢。

世代继承天子之位的人，凭借疆土的富强，承继先帝的奢侈华丽，从小习惯于嬉戏的同伴，安于使唤仆役的供给，因此沉溺于宦官，与宠爱的妃嫔同等。何况母后、皇后以及妃嫔，都习惯于宦官的便利，不能缺少。在这个时候，即使有刚毅英明的君主，知道他们的危害而想要去除他们，其形势如同切开痈疽割除肿瘤，是不可能的。我思考叔子的策略，不能施行于继世的君主，而可以施行于开国的君主。开国的时候，去除宦官如同去除杂草，清除宦官的萌芽如同清除杂草的萌芽，本来很容易。凭什么断定是这样呢？开国的君主起于贫贱，当他贫贱的时候，周围只有十堵墙，覆盖着百根椽子，自己劈柴，妻子做饭。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奴仆一个婢女来供使唤，就已经超过期望了。即使起于侯服之家，也不过是大户人家罢了。等到他得到天下，进入亡国的宫殿，看到宫室的广大，观看器物玩物和妇女的众多，眼睛就会眩晕，心思就会改变，他有远虑的大臣应当进言说：这是天下灭亡的原因，不能居住在这里。于是废除那些土地作为民居，拆除那些砖瓦梁柱散给百姓，衡量我们居住的地方而根据材料来建造。减少亡国宫殿的万亿之费，增加旧居的百十之费，也就足够了。如果是新建京城，营造宫室，也可以规划。凭什么断定是这样呢？城墙的坚固，甲兵的多，是用来抵御寇贼的，宫中需要抵御什么呢？各部门的繁杂，百官的众多，是用来行政的，宫中需要行政什么呢？到了末世，宫中的妇女常常有数千人，多的达到万人。劳役和意外之事，不是妇女所能做的，所以不得不使用宦官。女御和宦官多到如此，我不知道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那么宫中不需要很多人，贵为天子，也可以像平民夫妇那样相处，缝纫做饭，几个妾足以供应；洒扫清洁，几个婢女足以供应。入宫则是农夫，出宫则是天子，内室则是几椽茅屋，外境则是万里锦绣土地，面南而统治天下，有什么损害天子的尊严，而我认为这更加彰显天子的尊严。而且约束自身来处世，更加可以通达政事，为什么呢？内外没有距离，出入很方便，贤人君子不时接见，如同左右手相互协助一样，有什么治理的事情听不到呢！春天视察耕种，秋天视察收获，进入庐舍，品尝麦豆，如同婴儿在怀抱中一样，有什么隐情不能通达呢！还哪里需要依赖宦官来传达命令呢！帝喾设立四妃，帝尧沿袭他；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加九女为十二人，殷增加二十七人为三十九人，周增加八十一人为百二十人。唐虞夏商女御少，所以不使用宦官；周女御多，所以使用宦官。不跟随周，跟随夏商；而且不跟随夏商，跟随唐虞。时代有古今，人没有古今；人有古今，治理没有古今。没有不可做的。女御少则宫室小，宫室小则宦官无用。用这种方法治理家庭治理天下，其道已经完备，不只是去除宦官，而宦官自然可以去除。所以开国之君去除宦官，正是斩草除根的时候，不可错失。

从前宦官魏忠贤和魏朝都私通客氏，客氏厌恶魏朝的软弱而喜欢魏忠贤的强壮，两个宦官曾经拥着客氏在干清宫暖阁饮酒，醉后互相辱骂，声音传到昏君耳朵里。昏君叫他们上前并裁决，魏朝与魏忠贤退朝，于是魏忠贤杀了魏朝而独占客氏。宦官没有阳具，客氏怎么分辨强弱而在其中有所好恶呢？我本来就怀疑。曾经听人说，宦官虽然阉割，精气还在，他的阳具虽然不能像常人的那样成形，也稍微突出变长。又听说有异术能使阳具变长，我笑着不信。然而我曾经亲眼见过。从前明朝南都溃败，众人拥立鲁王在会稽，号称监国，南北的宦官多跟随他。一个宦官死了，有两个美妾，这时我还小，跟随父亲避乱住在鸡山（山阴），父亲所供养的勇士魏兴，霸占死宦官的财物并抢走其中一个妾。魏兴曾经持戈保卫父亲于危难，所以父亲嘉奖他的功劳而不怪罪他。每逢节日，魏兴一定让这个妾入贺并跟随仆妇行列拜见，其他仆妇就私下问她：你跟随太监如同夫妇了，衾枕之间，情形如何？妾说：太监性淫，受不了他的骚扰。交接的时候，他的阳具也突出将近一寸。由此看来，宦官不可与妇女混杂是明显的。男女之别，是礼法的大防。宦官如果化为女子则可以，不然，本来就是男人。雄鸡没有阳具，用尾巴交配；宦官虽然没有阳具，却让他像鸡一样乘虚而入玷污怨女，秽乱宫掖，其罪大于扰乱政事。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

译女御

喜好美色是人的常情，但如果不按礼法去喜好，就会导致家破国亡。谴责喜好美色的人，却连美色本身也一并谴责，这思考得多么不周全啊！夏桀因妹喜而亡国，这是肯定的；商纣因妲己而亡国，这也是肯定的；周幽王因褒姒而亡国，这同样是肯定的。这三个女子如同虫豸一样不可亲近，这也是肯定的。然而，女子地位卑微、力量弱小，可以引导她们行善，也可以引导她们作恶，不像权臣那样难以制服、宦官那样不可亲近。假使这三个女子出生在周文王的时代，进入文王的后宫，居住在幽静雅致的宫室中，后妃率领她们采集芣苡、供奉祭祀，用琴瑟使她们愉悦、用钟鼓使她们快乐，那么这三个女子都会成为幽静雅致的淑女。女子中贤德的人是很少的，如果一定要以贤德为标准，世上没有姜嫄、任姒这样的贤女，后宫难道就空无一人了吗？士人中贤德的人也是很少的，如果一定要以贤德为标准，世上没有周公、召公、毕公、散宜生这样的贤臣，朝廷难道就空无一人了吗？《诗经》说：“幽静雅致的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难道文王后宫中的百二十人都是贤德的吗？《诗经》说：“威武雄壮的武士，是公侯的好伴侣。”难道文王的领地，荆、梁、雍、豫、徐、扬等地唯独多出贤人吗？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君主的德行使然。君主有德行，奸邪之人会转化为贤德之人；君主无德行，贤德之人会转化为奸邪之人。玉，是美好的物品，君子佩戴它来比喻德行。然而夏桀喜爱玉，带着他的宝玉逃往三宗；商纣喜爱玉，穿着他的宝玉衣进入火中。如果说“使夏、商灭亡的是玉”，这可以吗？

吴弊

吴地的人挖掘坟墓，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子孙。因为贫穷走投无路，就挖掘祖先父母的尸体并焚烧，然后卖掉土地，贪图墓中的财物。获利丰厚的，有金玉腰带、珠凤冠、价值千金的木器、珍奇的宝物。大概这些人的先世是显贵之人。吴地的人视此为理所当然，没有认为这不义而众人谴责他们的。过去我还没有安葬亲人时，住在别人的墓旁，有人对我说：“这里有块风水宝地，您为什么不就在这里安葬呢？”问他具体位置，他就指着那坟墓说：“就是这里，您如果能给墓主十两银子，就会挖出棺材搬走。”我捂住耳朵跑开了。桐泾（在木渎）有一座坟墓，人们都认为风水好，但安葬的人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有个富人想求这块地，墓主的孙子请求说：“愿意把先人迁到别处，恭敬地献给各位。”富人非常高兴，加价到一百二十两银子，但还没有成交。吴人善于打官司，凡是用来求胜的手段，没有不做的，没有不忍心的。震泽有个农夫，想控告他的叔叔但知道胜诉无望，就向母亲谋划，让妻子诬陷叔叔奸淫自己。妻子不肯，婆婆和丈夫一起殴打她，如果不从，就要置她于死地，妻子害怕而顺从了。婆婆和妻子告到官府，叔叔无法辩白，乡里人都知道这是诬陷，但也无法为他辩白，如今案件还没有判决。吴江有个想控告他所憎恨的人但知道胜诉无望，于是夜里与人谋划说：“你立刻把他带来，我砍下他的头。”那人笑着说：“你也会和他一起死。”他说：“不是这样。我砍下我妻子的头，第二天带着两个头去官府告状，说这个人通奸我的妻子，并杀死了她。我敢请求死罪！”天下哪有无缘无故自杀妻子的呢？即使有明智的人也无法查清。于是除掉了我所憎恨的人，而我却安然无恙，还有豪杰的名声。你认为怎么样？那人说：“这计策妙啊，不是我所能想到的！”立刻起身去召那个他所憎恨的人，他的婢女偷听到并告诉了他的妻子，妻子大惊，急忙跑到邻居家。进屋查看，不见妻子了，计谋于是没有得逞。

全学

君子做学问，不可以不了解军事。有个人在这里，做儿子不惭愧于曾参，做弟弟不惭愧于叔齐，做臣子不惭愧于比干，施行仁政能养育百姓，施行义政能修明政治，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全才之人了。一旦国家不幸，盗贼蜂起，远近惊慌溃散，敌寇逼近国都，君臣震惊恐惧，问左边的人左边不回答，问右边的人右边不回答，问大臣大臣不回答，问小臣小臣不回答。在这个时候，国家多孝子但父亲死于敌手，国家多悌弟但兄长死于敌手，国家多忠臣但君主死于敌手，身为仁人却被不仁者俘虏，身为义人却被不义者俘虏，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德，又能有什么用呢！学者擅长保全自身。在太平盛世，仁义就足够了，但这不是全才之学。全才之学如同鼎，鼎有三足，学问也有三足：仁是一足，义是一足，兵是一足。一足折断，那么两足支撑不住，鼎因此就倾覆了。不了解军事，那么仁义就没有用处，国家因此就灭亡了。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是君子的急务。野兽有角，不是随时都顶撞；遇到侵害而没有祸患，是因为角方便使用。人有手，不是随时都搏斗；暴乱到来而没有祸患，是因为手方便使用。国家有军队，不是随时都刺杀；敌人到来而没有祸患，是因为军队训练有素。

所推崇的儒者，讨伐暴乱而天下的暴乱消除，诛杀叛乱而天下的叛乱平定，养育百姓而天下的百姓安宁。如果鲁国任用孔子，有齐国的敌寇却不能抵御；齐国任用孟子，有秦国的敌寇却不能抵御；国家沦为废墟，坟墓被砍伐，这算什么孔子，这算什么孟子？仁义的事情，每天践行而不离开；军事的表象，常常潜伏而不见。潜伏时是天下吉祥，显现时是天下灾殃，所以仁义可以学习，军事没有可以学习的。士人所相处的，只是妻子儿女罢了，把他们引到众多宾客之间，尚且脸色沮丧、言语阻塞，哪里见过五万、十万的大军？士人所守卫的，只是芦苇墙、废弃的门罢了，小偷进入，躺着不敢起来，哪里见过河山的险要与盗贼的凶猛？士人的威严，有时连疮痍孩童、跛脚婢女都震慑不了，哪里见过如虎的将领、如狼的士卒？士人的智慧，有时被乡里小人困住，哪里见过敌人用不可预测的手段引诱我？士人有时遇到蜂蝎就脸色改变，碰到荆棘就失声，哪里见过白刃在眼前相交、箭石在身上聚集？像这些，都是没有可以学习的；没有可以学习的，将到哪里去学习呢？

译天下有在军中资历极老、统领百万大军，却不懂军事的人；也有早上废除诗书、晚上进入军帐，外表像农夫、口不能言，却一计斩杀大将、再计攻破敌国的人。像这样的人，并不是因为穷尽了所有人的能力，人有智愚之分，只有智者能做到，并不是因为穷尽了智者的能力。智者在事理上精明而在军事上愚钝的，有在事理上愚钝而在军事上精明的，只有那些在军事上精明的智者能做到。在军事上愚钝的人，即使学习也等于没学；在军事上精明的人，即使不学习也等于学了。

军事，就像火一样。金属经过冶炼才能成为剑，木材经过砍削才能成为耜，水经过砌井才能饮用，泥土经过烧制才能成为器皿。这四种东西，一定要得到老师、学习技艺，然后人们才能使用它们。至于火则不然：它寓于无形之中，随一击而流动，不向邻居求取，关上门自己就能得到，从微小的硝石艾草中发起，却能烧毁百里的原野，只要去取就可以。哪里像那四种东西，一定要得到老师、学习技艺然后才能做到呢！火这种东西，无处不在：金属中有它，木材中有它，泥土中有它，石头中有它。军事这个道理，也无处不在：圣人的言论中有它，传记中有它，时势中有它，盗贼的形态中有它，恩德怨恨中有它，喜怒哀乐中有它，所经历的山川、所经过的城邑中有它。无意于军事，干戈弓矢不是军事；有意于军事，耳目所闻所见都是军事，又有什么不可学习的呢！

世上多的是智者，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谈论军事，为什么呢？有三种蒙蔽：高明的人讲求道义，卑下的人夸耀文辞，认为武事不是自己的事，这是第一种蒙蔽；把良将看作天神，认为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这是第二种蒙蔽；畏惧死亡，这是第三种蒙蔽。他们的蒙蔽像这样，即使让姜太公在今天复活，也会习惯成为懦弱的儒生，哪里知道军事是什么样的呢！不奇怪士人不懂军事了。

请破除这三种蒙蔽：身为大将，仁义的名声充满四海，战必胜、攻必取，功成名就，辅佐贤明的君主、帮助年轻的君主、实现太平，百姓安宁，风俗敦厚，这与面貌像孔子颜回而追慕屈原宋玉的人相比，究竟谁更贤能呢？第一种蒙蔽破除了。武安君说：军事是自然的道理，有什么神奇的呢。我深深懂得这句话。战胜的人一定胜利，没有侥幸而胜利的；战败的人一定失败，没有不幸而失败的。譬如乡里之中，有两个年轻人，互相斗智角力，观看的人早就决断了。两军相逼，声音震动天地，白日无光，飞鸟不敢经过。一瞬间之间，山崩河溃，血流尸横，这些人因此心惊胆战、思虑昏乱，好像有鬼神，而不敢轻易谈论军事。智者则不然，伍什百千，前后左右，都系于一位将领。两军相遇，士卒虽然众多，不过取决于两位将领，就像乡里的两个年轻人，有形势的不同而没有算计的不同。他们用十万大军来，我用十万大军去，人数相等；他们怯懦我勇敢，那么勇敢的一方胜利；勇敢相等，他们诚实我欺诈，那么欺诈的一方胜利；欺诈相等，他们欺诈而我知晓，我欺诈而他们不知晓，那么知晓的一方胜利；知晓相等，他们知晓而发动迟疑，我知晓而发动果断，那么果断的一方胜利；果断相等，他们果断而进攻不善，我果断而进攻善，那么善的一方胜利。如果自料不如，没看到可以胜利的机会，就固守疆界，等待时机而动，这就是所谓的自然道理而不是神奇。第二种蒙蔽破除了。军事，是死门，实际上是天下的生门。陷入死地的人，一定不善于用兵；善于用兵的人，一定不陷入死地。请试着思考：受命为将，把山河寄托在军旗下，把兴亡决定于一战，把宗庙的存亡系于呼吸之间，责任重大，时机危险，不能保全自身，怎么保全天下呢！如果形势不可为，处境困窘不允许保全自身，临事不接受命令了。没有必死的道理。况且作为将领，流矢飞炮，或许难免，至于谋臣，不拿兵器、不临敌阵，又怎么死呢！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颜渊短命，伯牛患恶疾，难道是在行军打仗中吗！况且人臣侍奉君主，有官职就有责任，不敢爱惜生命，一定要将领才爱惜生命吗！第三种蒙蔽破除了。去掉这三种蒙蔽，军事不可不学的道理就明白了。

从前黄帝讨伐涿鹿，舜讨伐有苗，汤讨伐夏桀，文王讨伐崇国，武王讨伐商纣。黄帝打了三仗，其余的都一战就平定了天下。在那个时候，用仁义克制暴虐，像水灭火一样，不再动用武力，混乱没有遗留。他们交战的时候，虽然免不了车毁人亡、扶伤哭泣，然而天下和平，没听说有战争的事，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的君主都是圣人，他们的将领也都是圣人。黄帝的将领没听说过，舜讨伐有苗以禹为将领，汤谋划讨伐夏桀以伊挚为谋臣，文王得到吕望作为老师，武王举荐天下诸侯及蛮夷的军队，托付给吕望而立为大将。以圣人的君主，任用圣人的将领；以圣人的德行，施行圣人的谋略；这就是天下和平，没听说有战争的事的原因。到了后世则不然，兵器一动，远的百余年，近的二三十年，屠戮上百座城池，荆棘遍布千里，杀人的事，盗贼占一半，帝王占一半。大乱已经平定，君臣安享荣华，海内的男女死者已经十之六七了。父母养育孩子，只担心不长：三年怀抱，十年提携，男人为他娶妻，女人为她成家，饥时给食寒时给衣常担心失时。杀一个人如果不是他的罪，子孙不能成长；杖责一个人如果不是他的罪，人们都谴责他。而一旦起来争夺天下，竟然像割草一样这样屠杀。大概自从秦朝以来，屠杀二千多年，不可究尽。唉，为什么帝王盗贼的毒害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呢！

译古代的君臣，虽然任用人才不苛求完美，因为人才很少能兼具多种长处，然而没有战事时就修明政治教化，有了战事就担任将帅，这并不是两回事。世道衰微、学术败坏，聪明的人习惯于写文章，自夸高雅，把兵器当作凶器而厌恶听到它，认为这不是仁人之道而不谈论，于是把军事推给武夫。那些人的为人，有的白天杀人，有的挖掘坟墓抢劫房屋，有的出身于士兵、来自盗贼，人们看到他们低头进入屋内，力气大得像老虎，就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他们哪里懂得君臣的道理、国家的长远计策！一旦得志成为将帅，杀害无辜、俘虏妇女、掠夺宝物，放纵他们就毒害百姓，禁止他们就拥兵不臣，即使有攻占城池、夺取土地的功劳，但兵祸不停息，常常少有安宁的日子。这是自秦以来杀人众多的原因。于是世上评论将帅的人，说军事崇尚力量，让儒生抵御敌人，就像用鸡蛋去碰石头一样。这是没有明白用兵的道理。凭借力量搏斗的人，就像两只老虎互相搏斗，生死未知。用这种方式对待敌人，那么天下的事难道不危险吗！所看重的勇力，不过是让他们登城、让他们冲阵、让他们先犯、让他们奇袭，这是大将所驱使的，而不能做大将。从前贤明的君主任用将帅，就像自己身体有病，委托给良医，一定会说除去疾病容易而身体元气没有损伤。《孙子》十三篇，智慧通达微妙，然而知道除去疾病却不知道养护身体。做将帅的人，智慧足以应对军队，不算好，因为军队不能全部顾及；智慧足以应对战争，不算好，因为战争不能频繁进行；智慧足以击败敌人，不算好，因为击败一个敌人又有一个敌人。善于用兵的人，使天下不烦扰军队；善于作战的人，使天下不想作战；善于击败敌人的人，使天下不树立敌人。这是为什么呢？大凡人处在安乐的时候，常常不感激恩德。等到把他们从水火中救出来，就亲近他们像父母；抵御侵害他们的人，就尊敬他们像君主。用兵的道理，是用来把人从水火中救出来并抵御人的暴行的，因此被人感激比施行政治更容易。用兵施行仁义，谁不顺从；用兵伸张正义，什么混乱不能平息！这样就可以有军队而不作战，作战而没有敌人。虽然比不上商汤、周武王的军队，但用来战胜残暴、去除杀戮，大概差不多了。

用兵靠力量取胜，力量靠谋略取胜，谋略靠德行取胜，不学习是不行的。自秦以来，凭借勇力智巧夺取天下的人很多了，何必学习！然而与古代相比，学习的就成为商汤、周武王的军队，不学习的就成为秦朝、项羽的军队。成为商汤、周武王的军队，不经过多次战争天下就安定；成为秦朝、项羽的军队，经过大小数百次战争，杀戮数百年，然后天下才安定。两者相差难道不远吗！

五形

鸡打斗，两只脚互相抵触，不知道其他；狗打斗，两只牙齿互相咬，不知道其他。我嘲笑笨拙的将帅的智慧像鸡狗一样。在正道上，我往哪里去，敌人就往哪里来；我争夺哪里，敌人就抵御哪里，不能成功。善于用兵的人，不在应当出的地方出，在不当出的地方出。没有囤积粮食的谷地，没有设伏的小路，没有城池的地方，可以利于快速行动，能快速行动的人胜利。必须攻打的土地常常坚固，必须攻打的城池常常坚固，必须攻打的时候常常警戒，不能成功。善于用兵的人，不攻打应当攻打的地方，攻打不应当攻打的地方，想夺取东边一定攻击西边，敌人一定不放弃西边而防备东边；想夺取后面一定攻击前面，敌人一定不放弃前面而防备后面。这是人情所料不到的，能误导敌人的胜利。一万人为军队，不过一万人；五万人为军队，不过五万人；十万人为军队，不过十万人。我有这么多军队，敌人也有这么多军队，不能成功。善于用兵的人，不专主于一支军队，正兵之外有兵，没有兵的地方都有兵。有游兵来扰乱他们，有缀兵来牵制他们，有形兵来迷惑他们的眼睛，有声兵来迷惑他们的耳朵。这是用来扰乱他们的态势，能扰乱他们的人胜利。这三种奇兵，是必胜的军队，少可以胜多，弱可以胜强。

从前唐子在蜀地考试，同宿舍的学生有九个人，有人送来筒酒，五个人占据了它；四个人势弱，争夺不到。于是挑选敏捷的奴仆，教导他说：我喧哗着进入，他们一定放弃酒瓮来抵御我，你快速进入取酒。于是喧哗着攻击堂屋的左边，他们果然全部兵力在左边抵御我，五个人胜利后回去喝酒，已经丢失他们的酒了。善于用兵的人，像唐子取筒酒一样，可以说是智慧了。老鼠出洞，向左看三次，向右看两次，前进一寸退回三次，前进一尺退回两次。我嘲笑笨拙的将帅的智慧，像出洞的老鼠一样。人的常情，开始则惊慌，久了则安定；惊慌的可以扰乱，安定的不可侵犯。善于用兵的人，趁着惊慌先行动。敌人正惊慌的时候，千里不算远，重关不算阻碍，百万不算众多。人怀着干粮，马装着蒸熟的豆类，加倍路程前进，连夜赶路，像狂风像疾雷。在这个时候，敌人的君臣失措，人民逃散，将士没有坚定的意志，乘其一则九自溃，乘其东则西自溃，乘其南则北自溃，兵器未加，已经破裂而不可收拾了。大凡用兵的道理，没有比抓住时机更神奇的。离朱还没有看清，孟贲甘愿躺下，这是时机的时刻。等待射击惊飞的隼，等待射击突进的兔子，先后不容眨眼，远近不容分辨，这是运用时机的形态。时机，一天不再来，一月不再来，一年不再来，十年不再来，百年不再来，所以智者珍惜它。古代的能人，阴谋十年，不是十年；转战千里，不是千里。应当吃饭的时候，放下筷子起身，吃完就失去；应当睡觉的时候，披衣起身，系好袜子就失去；应当前进的时候，抛弃家庭前进，回头看就失去。不得时机的人，虽然有智慧的君主良将，像利剑击空；虽然有累世的重任、百万的军队，像巨人的痿处；虽然有屡战屡胜的利益，像刺虎而伤其皮毛。时机，是天人的会合，成败的决定。

译唐子年轻时，跟随舅舅饮酒，座中有位壮士叫秦斯，力气能举起千斤重物，作战必定冲入敌阵，常独自在山泽间行走，徒手格斗击败持杖的数十人。舅舅指着一位客人戏弄他说：这位客人虽然瘦弱，但喜好拳术，曾想胜过你。你何不与他比试一下？秦斯笑着说：来！于是放下酒杯离开座位，正左右顾盼说话，站定未稳，客人突然上前攻击他，一触即倒。在座的客人都大笑起来。以客人的实力对抗秦斯，即使一百个也不敌一个。然而能战胜他的原因，是趁他立足未稳。善于用兵的人，就像客人攻击秦斯那样，可以说是智慧了。捕鹰的人，设置机关系上鸡，鹰看见鸡却看不见机关，从而被束缚住爪子。我嘲笑笨拙将领的智慧像饥饿的鹰一样。间谍，是军队的耳目；有依靠间谍取胜的，也有依靠间谍失败的。敌方有愚笨的将领，可以专门依赖间谍；敌方有智慧的将领，不可专门依赖间谍。我方有巧妙的间谍，敌方就故意显露其形迹，故意传播其命令，故意泄露其隐秘来引诱我方。我听说善于使用间谍的人，利用敌方的间谍，不可不仔细考察。古代兵法说：把军队置于死地而后能求生。那只是假设为死地的形势来坚定众人的心志，并非真正的死地。至于粮食供应不上，后军没有援兵，前进不能作战，后退不能回归，敌方强壮我方衰竭，敌方清醒我方迷惑，这才是真正的死地，即使是姜太公、穰苴也不能脱身，这是用兵的大忌。了解敌情的人，面对重重险阻如同在家门庭院一样；不了解敌情的人，眼前的距离如同万里之遥。那些需要拉绳渡河的国家，需要攀索登山的险境，我能攻取它们，不被险阻所困，不中诡计，没有其他巧妙的方法，只是因为了解了敌情。

从前秦王喜好打猎而扰民，下令在北郊打猎，前几天，百姓都迁徙躲避。有个叫韩生的人阻止他们说：大王的爱子病了三天了，大王心中担忧，一定不会出来。后来果然如此。有人问他：我在王宫宿卫，尚且不知道大王的爱子病了。你是怎么知道的？韩生说：我听说大王的爱子喜好放纸鸢，我登上山丘眺望王宫之上，三天没看见纸鸢了。因此知道。天下的事物，看见表象可以推测细微之处，智者决断，拙者疑惑。推测敌情的人像韩生推测秦王那样，可以说是智慧了。江边的老妇，卖麻线得到钱，空了就打开箱子，满了就谨慎上锁。善于偷窃的人以此作为时机。我嘲笑笨拙将领的智慧像江边的老妇一样。从前唐子的祖父郎中（唐棣之），喜好奇谋而善于用兵。当时，张献忠率领数十万大军，分三路趋向成都，屠杀梁平，将要经过达州向西进发。达州的守军，号称万人，实际上披甲的士兵，不满千人。守将想弃城逃跑，郎中说：父亲安葬在这里。如果焚烧城郭，流血牺牲，我不能独自幸免。请让我先死。父兄子弟都哭泣，有个年轻人说：请问怎么死的办法？郎中说：寇贼之心争夺利益在于大都，他们行进很快，哪里用得着小城邑来延缓他们的行程？这可以用来迷惑他们，使他们改道离开。寇贼离开，我们趁有空闲来修筑防备，抵御他们就容易了。于是率领他私有的敢死士卒数百人，越过斗磴而上，埋伏在隐蔽狭窄的地方。贼军的前锋，笑着唱歌慢慢经过，大声呼喝突击，斩首数十人。贼军惊败退却，活捉一人让他报告说：我的大军全部从南门出阵了，我守卫隘口。贼军能战，我就退下等待贼军，在平沙之上决一死战。于是贼军果然怀疑，改道离开了。郎中于是打开他的储藏，有谷万斛，火谷五千，麦子一样多，桐油千箩，蜡千斤，茧丝千两。招募士兵修造器具，三十天准备完毕。寇贼返回，城池不可接近了。后来三次进攻三次击退，城墙没有倒塌的砖瓦。当时，不是专门进攻的军队，是路过之兵。弱小就攻取然后行进，强大就舍弃然后离开，所以轻敌显示锐气，快速前进显示强大。冒着强敌争夺小城邑而后获得大都的利益，他们必定不会做，这是郎中成功算计的原因。山能显露而不能隐藏，深渊能隐藏而不能显露，龙能变化而不能恒定，虎能威严而不能变化。善于用兵的人，兼用山、渊、龙、虎的作用，即显露即隐藏，即恒定即变化，使敌人不知道跟随什么、不知道躲避什么，这才是神妙。

贵人居住的地方，保卫卫生常谨慎。古谚语说：家累千金的人，不坐在屋檐下。恐怕伤害肢体。我嘲笑笨拙将领的智慧像贵人居住的地方一样。军队，是死门，不可以用求生之心对待。有自保之心的人，必定灭亡；做退休打算的人，必定破败；想保全妻子儿女，妻子儿女必定被俘虏；想保全家庭，家庭必定毁灭。善于用兵的人，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即使后退也是为了促成前进；只有先前没有后顾，即使后顾也是为了促成先前；只有快速没有迟缓，即使迟缓也是为了促成快速；只有作战没有防守，即使防守也是为了促成作战；只有保全没有半数，即使半数也是为了促成保全。下邳的军队包围三个盗贼，立起弓弩如林，箭袋充满门庭，盗贼斩断包围圈而出。以那千百人的众多，他们的智慧力量，难道不如三个盗贼吗？而不能擒获的原因，是趋向生路的人怯懦，趋向死路的人勇敢。人的常情，荆棘迫近皮肤就失色，针砭触动脚趾就失声。一旦面临死亡无处可逃，怒发冲冠生气产生，心中没有家庭，眼中没有锋刃，鬼神躲避，金石开裂，什么战斗不胜，什么攻取不得！所以用能死的将领，驱使能死的民众，如同椎击尖锐之物，很少有不被攻破的。

审知

衡量力量行动就不枯竭，衡量智慧谋划就不困顿。好比秤砣，把石头移到钧位，把钧移到斤位，那么秤杆拔起而秤砣坠落；又好比工匠，让金属去攻石，让石头去攻木，那么缩手而器物不成。才能有所不及，智慧有所不通。聪明博达的士人，读书鉴古，审时度势，口谈指画，都能尽知当世的形势、决断成败的关键，等到遇到君主而行动，接受国家重任则危害国家，接受军事重任则败坏军队，不是他们的智慧不足，而是他们的自知之明不够。能走百里的人就走百里，能走五六十里的人就走五六十里；吃一升米的人就煮一升米，吃一合米的人就煮一合米；力气能举百斤的人就取百斤，不能举百斤的人就取六七十四五十。手足口腹如此，难道心谋就不这样吗！自我辨明的人，如同辨别黑白，权衡铢两，量度斗龠。在帷幄中发表议论，不以不兼为耻，不以不及为耻。任用信任如同发射箭矢，谢绝怀疑如同踏冰而行。不自知而侥幸成功，如同掷骰子赌博；自知而图谋成功，如同契约索取债务。古代的人，运动如鬼神，功名震天地，人们都羡慕而效法，不知道他们所选择的微妙之处。

译至于那些谈论用兵如转动弹丸般轻松，谋划计策如抽丝剥茧般清晰，凭借雄辩的言辞和伟岸的相貌来倾动君主，最终却落得功败名裂、被人嘲笑羞辱的下场，并不是他们的智慧不足，而是过高的期望遮蔽了他们的判断，侥幸心理扰乱了他们的理智。确立谋略崇尚诡诈，面临危局崇尚果决，处理事务崇尚短促（快速），控制局势崇尚长远，说话忌讳轻率，谋求功业忌讳贪婪，图谋成功忌讳侥幸。古人忠厚而不轻妄，所以能够凭借五种谨慎（谨慎于道理、准备、果断、警戒、简约）来成就奇谋奇功。功劳不能完全占据，大名不能完全获取，爵位俸禄不能完全得到，一旦有一样不得当，大的方面会导致军队覆没、国家灭亡，小的方面会连性命都保不住，这可不是小祸患啊。所以说：使用你所信任的人，不要使用你怀疑的人；使用人的长处，不要使用人的短处；使用人熟悉的事情，不要使用人疏远的事情。这三条，是了解自我的方法。

唐子来到寿鹿山，李条侯邀请他观看骑射。第二天，李条侯率领他的子弟和家众，拴好马匹，拿起弓箭，在寿鹿山的右侧奔驰。中午时分结束，结束后饮酒，条侯说：“今天的事情，骑术的利钝，射箭的虚实，队伍的胜负，你能确切地知道其中的数目吗？”唐子说：“不知道。”条侯说：“你是儒生，本来就是这样。”唐子说：“你的话，是看见一方面而废弃了其他两三个方面。周武王讨伐商纣，太颠、闳夭不在兵器行列中，却与姜尚（尚父）共享功劳。壮士承担兵事，巧者观察兵势，这两者不能互相交换来建立功业。水火锋刃弦矢，称为兵事；顺应时势观察变化，通达情理估量事务，称为兵势。拿射箭来比喻，发射的是手臂，身体站立、眼睛审视、心里估量，都能命中目标。条侯说：“然而在一支军队中，锻造切割缝纫的工匠，医疗占卜文数的技艺，有一项不具备，就不能成军，何况谋士呢！希望听听你能策划什么。”唐子说：“两块石头相击就会产生光亮，两种怒气相搏就会产生力量，两种谋略相倾就会产生智慧。善于策划的人，根据形势计算便利，不能空谈。人的毛病在于不自知，知道毛病却不能改正，不能不审慎啊。天下的形势，单一稀少就平庸，积累众多就神奇。现在水是一样的，寿鹿山的湖，坐着盆子可以采菱，站着小艇可以捕鱼，到了江河大海，堆积的波浪像山丘一样，神灵栖息而龙兴起。漂浮湖泊的方法，不能用来漂浮江河；漂浮江河的方法，不能用来漂浮大海。难道水有什么不同吗？是积累众多的形势不同啊。使用寿鹿山的民众，使用两河的民众，使用江淮的民众，使用天下的民众，形势也是如此。现在龙家的聚集，善于贩卖布匹粟米的人，也可以获得厚利，给他十几万金，让他去买盐丝珠犀，他就会推辞说不能胜任。不是他的智慧不足，而是他没有去过广阔的汉地与大商人交往。仁暴强弱顺逆，胜败兴亡由此决定，这可以在闲居时估量。至于用兵的道理，如果不身在军中，即使上智之人也如同隔着屏障看颜色。所以说：百闻不如一见。现在我由北方而来，黄河决口破坏了道路，在途中住宿询问邳县的道路，到了邳县询问徐州的道路，以为可以踩着尘土前行了，然而不免陷入蹄印、沾污身体。为什么呢？因为听闻和看见的实际情况不同。身在军中，一百人作为耳朵，一千人作为眼睛，两敌的形势都熟悉了解；要塞山险，熟悉地

译利；正面背面应对顺逆，熟悉人心；远近离附，熟悉援助形势；巧妙的间谍敏捷的斥候，熟悉敌人的隐秘；别道间谷，熟悉奇兵埋伏；智力等类，熟悉将领的能力；信任怀疑爱恨，熟悉士兵的使用；骑兵步兵水火，熟悉技术的便利。危险亲自尝试，岁月亲身经历，所以谋略可以效验，功业可以成功。却说靠着锄头推演策略，放下锄头就拜将，今天受命明天就攻克敌人，这是文辞的见解，优伶的观赏。怎么能用呢！条侯说：“你能够谨慎审慎，真好啊！了解别人的人使用别人，了解自己的人被别人使用。虽然自己明白，必须等待了解别人的人才能显现。箭因为弓有利，可以穿透重甲；马因为驾驭良好，可以到达千里。如果没有遇到机遇，即使太公那样的贤能也不如街巷的少年；如果有了机遇，即使偏才曲智，也能凭借风顺流来成就功名。这是志士白发长叹的原因。天下不都是圣人，长短是才能的常态；得失是谋略的常态。上等的人，一个短处不损害十个长处，小的损失不伤害大的获得；次一等的人，短处不丧失长处，损失不丧失获得；再次一等的人，长短得失各半，但都能成功，是因为得到了高出世俗的贤明君主。好的冶炼家有分金的炉子，五金砂石混杂为一物，摄取加热，五金分别出来，砂石分别出来。贤明的君主使用人，各种谋略杂乱进献，区分辨别，等级差别，各自发挥效用，也就像炉子分金一样。何止如此呢，大工匠不能凭空使木头直，要依靠墨绳；不能凭空使木头方，要依靠曲尺。这是君主依靠臣子。墨绳能使直，有牵引的作用；曲尺能使方，有辅助的作用。这是臣子依靠君主。君主被蒙蔽臣子通达，臣子被蒙蔽君主通达。君主有缺失臣子弥补，臣子有缺失君主弥补。君臣互相依靠，才能发出未尽的谋略，成就无误的智慧。所以智士遇到贤主，不仅能尽其谋略，才能一半而功业加倍，没有不利的。”

两权

用兵有两个关键，内外就是。两者都得到的兴盛，只得到一个的灭亡。请设定容易看清的情形，来阐明所估量的必定符合实际，然后效验我的说法：现在有勇士，力气能举起几百斤，像提起瓶子一样。在市场中捋起袖子，市场上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而没有敢与他较量，这难道不可以没有胜过他的人吗？然而不能自我保养以致生病，三天生病力气就衰弱，五天生病就不能行走，十天生病就不能起坐。即使有弱女子，也可以扼住他的脖子杀死他了。像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勇气，内部虚弱必然自我毁灭。现在有厚养之士，节制饮食远离女色，导引气息服用药物，身体没有疾病，可以长寿。一天远行，不幸遇到抢劫杀人的盗贼，力气不如他强，武器不如他锋利，人数不如他多，低头就死了。像这样的人，能保全内部而不能强大于外部。仔细考察这两种情形，凡是做事的人，有必胜的军队，而不能先自我巩固；有自我巩固的计策，而不能制胜，怎么能侥幸生存呢？同归于灭亡罢了。请举两个寇贼来观察灭亡的实质，然后效验我的策略：从前明朝已经衰败，群寇蜂起，闯王（李自成）以逃亡的恶徒，率领饥寒的百姓，从关中东到井陉，南到巩洛，到汉沔；东到荆州，到亳泗。跨越五个州的地域，横行万里，快如飘风。一二年之间，蹂躏天下的一半，破城屠邑，没有能抵挡他的人。李自成继承他的锋芒，拥有数十万军队，灌入大梁（朱家寨、马家口），打败孙百谷的军

译队，进入潼关，在西安称帝，乘胜渡过朝邑（今大荔），由大同攻打京师，如同打破鸟卵。他的用兵可以说是能干了。事情也已经成功了。然而一朝奔溃，无处可去，而在田夫的耨锄下脑浆迸裂。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盗贼的行为，不经营家室，退却没有依据，虽然有百胜的军队而不能支撑一天的溃败。吴三桂趁时依附景帝（此处指借势），身为王者，他的军队多是老将战卒，积蓄几十年，金钱的富有，甲兵的众多，等同于京师。一天发兵反叛，天下震动，又有三个叛贼为他援助，东西援助联结万余里，这厚集的气势，坚固如金城，即使有韩信白起，也对他无可奈何。然而这贼实在不懂用兵，却说：我用兵天下无双。当他出兵，驻扎在澧州就阻塞江面防守，下令诸将说：不得进兵。他的志向满足于做南帝罢了。他为人猜忌听信谗言，不是他的子弟亲戚不让带兵。有人用计策干求他的，绝不省视，说：这一定是书生的腐言。等到他在平乡战败，失去桂阳、临武、蓝山、嘉禾、郴

译拥有百金资产的商人，必定有固定的居所，用来安顿妻儿、加固门锁、结交邻里，没有被盗的担忧，这才可以在四方辗转贩卖。何况拥有十万、数十万军队来经营天下的人，如果不先做自保稳固的打算，怎么能有所作为呢？自保稳固的计策有三项：地利、军粮、法令。所谓地利，不是必须定都咸阳，不是必须定都河内，也不是必须定都金陵，而是根据形势的便利而定居，根据民众的适宜而定居，根据粮食的利益而定居，根据敌情的态势而定居，选择有利的地方定居，那么大功就可以成就，大业就可以完成。龙有停息的深渊，然后才能兴起风云；虎有潜伏的山穴，然后才能腾跃山谷、搏击百兽，这就是地利作为稳固因素的第一点。军队所依赖的粮食，田赋税收一定要比旧籍记载的轻，以宽待百姓；收购粮食一定要提高价格，以利于农民。攻下一座城必定要有仓库里的粮食，击溃一支军队必定要有丢弃的粮食，百姓私藏的粮食不可夺取，野外堆积的粮食不可掠夺，富人家的粮食不可借贷，获取的粮食不要过多滋扰，所获取的必定丰厚。担心敌人假装商人高价收购粮食以耗尽我们的储备，暗中告诫边境，粮食只进不出。这样，堡垒、屯田、庐舍都充实，人人各自为守。防守关隘，一万人可以抵挡十万人，十步宽的沟渠可以抵挡百步宽的沟渠，一丈高的壁垒可以抵挡十丈高的壁垒。士兵中有父母妻儿的，吃饱穿暖、安乐无忧，寄居在毫无忧患的地方，即使出兵多年，转战千里，也没有二心。这就是军粮作为稳固因素的第一点。国家中没有法令，即使人多也不统一，君主可以被俘虏；军队中没有法令，即使勇敢也不整齐，将领可以被擒获。不能在草创之初，人心尚未聚集时，姑且因循旧制。不偏私于旧交，不偏向于亲属，尊卑有等级，冠服有章法，文武官员各尽其职，统兵者不侵扰百姓，治民者不干预军事，文武官员的考核，晋升一级不草率，降职一级不草率，有罪必定刑罚，战后必定诛杀，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不赦免。有功劳的人必定厚赏，有功绩的人必定尊爵，即使是仇敌也不吝惜，这样人心信服，不为了苟且免罪，不为了侥幸期望，不约而同，不加告诫而遵守，这就是法令作为稳固因素的第一点。如果真能像这样自保稳固，这就是山静止、川流动的气势，用来作战必定胜利，用来进攻必定夺取。

然而善于运用这些条件，功业就可以成就；不善于运用，最终也必定灭亡。为什么呢？天下的贤士，之所以抛弃父母妻儿，或者带着父母妻儿投身于战争之际，大概是想要成就功名、获取封侯的爵位留给子孙。三军将士，不惜断颈破脑、陷阵登城，大概是想要从行伍中脱颖而出，获取爵位俸禄。次一等的也不失于赏赐，用来置办田产房屋。如果错失良机、失于谋划，多次作战不利，多次举事无功，两三年间，铠甲破旧、兵器钝挫，战斗士气消竭，豪杰失望，思念回归故乡坟墓，人心离散，无法再振作，这就是坐以待毙、自我灭亡的道路。天下多群盗，像穿衣吃饭、用袋子装东西一样，可以依次夺取。如果有大敌，不是我们战胜他们，就是他们战胜我们，即使是偏将游骑、积累千百次功劳，但决断战机在于一日，成功则定于一战。人之常情，兴盛时依附，衰败时离去。如果真能一次大战而胜利，兵威震动世间，正义之声充盈耳畔，那么人心归附，豪杰响应。有的地方可以不略取，略取一处可得十处；有的城可以不攻打，攻打一处可得十处；有的军队可以不击破，击破一处可得十处。用兵的道理，过重与过轻同样失误。趁着锐气乘虚而入，不失时机，那么天下的形势就聚集在我们这边了。那些在进兵上过于慎重的人，是因为未能先在自身确立必胜的信心。从前齐国混乱而管仲被任用，燕国弱小而乐毅被任用，六国离散而信陵君被任用，于是能够称霸天下、举强齐、挫暴秦，确实是修明武备教化而得到士心的缘故。十万人组成一军，编为五军，每军两万人，五人合为伍，十伍合为什，十什合为百，十百合为千，十千合为万，左与右合，后与前合，前后左右合于中，而由元帅统领。一知相应，一气相贯，如同亿万根丝成为一根绳，弯曲缠绕、笔直牵引无不如意，不见一丝差异，这就是整齐而不可扰乱军队。整齐而不可扰乱，然后可以驱使。感念恩德然后畏惧威严，畏惧威严然后感念恩德，士兵未安顿好将领不先睡，未吃饭将领不先吃，粗劣的食物将领不先吃，士兵生病必定探视给药，赏赐俘获的财物，全部分赐给众人，每天烹杀牛猪犒劳众人，亲近他们到了这种地步，士兵爱戴他们如同父母。驻扎有法度，临战有节制，违反法令的人立即诛杀，对将帅也不稍加宽假，于是士兵既爱戴又畏惧，没有不愿意效命的。这就是能死战而不可逃跑的军队。能死战而不可逃跑，然后可以驱使。拥有这样的军队，得以变化随心，合而不拘泥，散而不混乱，进而不轻浮，退而不争先，隐蔽而不迷惑，危急而不恐惧，我可以扰乱敌人，敌人不能扰乱我；我可以侵入敌人，敌人不能侵入我。凭借这个方针行于天下，诛杀暴虐、拯救百姓，于是就可以成功了。

受任

能成就大功的人，必定不会败坏功业；能成就大名的人，必定不会败坏名声。况且不要审查他的智谋才能，不要议论他的权变运用。出身必定有所依托，行事必定有所遵循，立于不败之地，行于不困之道，才可以放纵自己的作为。功名之道，没有侥幸也没有不幸，智者必定成功，不成功必定不是智者；智者必定不败，失败必定不是智者。为什么呢？两者契合就成功，两者违背就失败，看到可以成就就去做，看到不可成就就避开。成败去留，谨慎于选择，这是功名的大门。朽木不可雕刻，粪土之墙不可绘画，善于雕刻的人必定选择楸木檀木，善于绘画的人必定选择白土素壁。有工匠在此，选取那些腐朽的材料、墨色的质地，随意地挥动斧斤，随意地施加色彩，等到没有成就，人们都说：不是他的技艺不好，而是遇到的材料不好。智者必定笑着说：这还不能辨别材料质地，那么他的技艺就可以知道了。贫贱，是人的常处。璞玉不出土，对玉没有伤害。有拙劣的工匠剖开雕琢它，不能制成名器，玉就受伤了。如果没有遇到好的时机，宁可伏在门内，从事贱业，保全妻儿，不羡慕荣华富贵，这是为了守护璞玉。万金的商人在道路上行走，必定挟带善于射箭的人作为护卫，盗贼到来就拉弓等待，不轻易发射，发射必定射穿胸膛，必定穿透胁肋，必定贯穿头颅，一发不中，刀刃箭镞就已经加在他身上了。天下之大，不只是万金的财富；万人之敌，不只是盗贼的智谋；豪杰之身，不只是箭矢的作用，为什么轻率地委身托付还不如发射箭矢呢！所以君子有五种情况不接受任命：不遇到合适的时机不接受，不得到合适的君主不接受，任用违背其才能不接受，任命不专一不接受，权臣把持、宠幸之人买卖官职不接受。君子不是不勇于接受任命，之所以如此慎重，是担心败坏功业、毁坏名声、辱没国家、残害性命。士人应当隐居巷陌，隐现由自己决定，别人不能强求。出而求见君主，任命还轻，言论还浅，去留也由自己决定，别人不能牵制。如果进入室内谋划，处在帷幄议论，吃他的食物，穿他的衣服，被当作心腹，倾吐机密。在这个时候，国家安定就与之安定，国家危亡就与之危亡，道义上不可离去。

译唐子治理长子县时，有个诉讼案件，有人争夺别人的妻子，说：“糜虫答应嫁给我了。”被夺妻的人说：“糜虫昨天已经嫁给我了。”询问糜虫愿意跟谁，她不愿意跟那个夺妻的人。唐子说：“你算了吧，早上夺人妻子晚上就诉讼，这还可以理解。但既然主君的情意已经很深厚，就像女子已经住在一起了；如果道义不能实行就想离开，这是糜虫的后悔了。《诗经》说：‘凡事都有个开始，很少能坚持到底。’能在开始时谨慎，就能有好的结局。君子刚开始得到君主的信任时，观察他的聪明才智，观察他的用人取舍，观察他的真诚虚伪，观察他的气量胸怀，观察他的将相大臣，观察他身边的人。这些都合适了，就用言论来试探他；言论相合了，就用仁义来广泛考察他；仁义也相合了，就用奇谋来推进他。直言劝谏他不发怒，深谋远虑他不怀疑，专断独行他不参杂异议，这样之后才可以为他效死而不离去。因此，劝谏能被接受，言论能使人醒悟，才能得以施展，智慧能顺从君主，功名就可以成就，福禄就可以长久。

汪琬写《申甫传》，说：申甫住在嵩山之中，学习古代兵法，擅长使用战车。愍帝派他带兵，既没有战车也没有战士，驱赶市井百姓去抵挡强敌，因此战败而死。这不是他不善于用兵。唐子说：申甫擅长使用战车，请用车来作比喻：这里有辆车，轴是圆的，毂是方的，用茅草缠绕牵引，让骖马和服马跛行，善于驾车的人会笑着离开吗，还是鞭打牛马至死而强行驱赶呢？以此来判断事情，就知道申甫是无能的了。

从前唐子问陈盟（入清后出家为僧，法号德藏）说：“先生熟悉明朝的事情，敢问明朝灭亡时，也有人才吗？”回答说：“有孙传庭，即使是古代的良将也不能超过他。他在关中时，休兵不动，说：‘士兵没有训练，不能任用。’朝廷多次催促他，不得已率兵出战，一战大败，贼寇于是进入关中。可惜啊，如果孙子不败，明朝大概还没有灭亡吧！”唐子说：“先生的话在这里错了。善于用兵的人，新兵也能取胜；不善于用兵的人，训练有素的士兵也会战败；善于用兵的人，怯懦的人也会战死；不善于用兵的人，勇敢的人也会逃跑。况且孙子所率领的，未必都是市井百姓。大敌突然到来，也可以用没有训练来推脱吗？大凡用兵的道理，危险潜伏在安定中，安定潜伏在危险中，死亡潜伏在生存中，生存潜伏在死亡中，只有通晓变化的人才能察觉细微之处而运用巧计。这些暂且不谈，谈论孙子所处的处境，如果确实不能出兵，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宁可伏剑而死，也一定不辱没自身；宁可伏剑而死，也一定不辱没名声；宁可伏剑而死，也一定不辱没军队；宁可伏剑而死，也一定不辱没君主。古代的白起就是这样。为什么要驱赶千万人的血肉，委身于虎狼之口，而自己承受战败的耻辱呢？以此来判断事情，就知道孙子是无能的了。

功名，是危险的道路；君臣，是危险的交往。不一定直谏就危险，直言也是危险；不一定临战就危险，立于朝廷也是危险；不一定侍奉暴君就危险，侍奉贤君也是危险。我所说的危险，不是安于职位、保住爵禄，不是不考虑祸患、不躲避灾祸。我的道理，是以承担重任来安定邦国。承担重任的人，功过痕迹相同，信谗言与忠言相参杂，不一定做了什么事就立刻危险，或者出于万分之一的危险，那就危险了。身处危险而安然的，是鄙陋的人。身处危险而警惕的，是君子。死亡，是人最看重的。从前先师饮食有法度，衣服有节制，记载在经典中，不厌其烦地详尽规定。这是为了保养身体元气，巩固寿命，这是力学、修身、建立功业的首要条件。人的常情，剪掉指甲头发，一定要找不踩踏的地方才丢弃。这是为什么呢？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而且珍惜身体所抛弃的东西。何况豪杰的身体，家国倚仗他，怎么肯冒着棍棒刀刃、触犯木枷绳索呢？那些义愤激发、解带自尽、徒手搏虎、徒步渡河而不回头的人，世人都认为他们壮烈，称为烈士，这是愚夫悍妇的行为，君子不这样做。

君子有四不死的道理：权奸专权，天子束手，想要救国却违背他们，就像在熔炉中烧羽毛一样。在这个时候，君子不死；朋党互相诋毁，有潜伏的敌人，自认为贤良而诋毁别人，自认为清白而污蔑别人，灾祸紧随其后。在这个时候，君子不死；兴起废弃、任用舍弃，不是关乎安危的事情就不争辩，如果直言争辩，可能会激怒君主。在这个时候，君子不死；大势已经倾覆，人力不能支撑，君主死了，国家亡了，如果不是君主的股肱之臣、守卫疆土的重臣，而委身殉国，那就过分了。在这个时候，君子不死。这四种不死的道理，死了而对天下没有益处，所以君子不死。君子有三种死的道理：自身死亡而大乱平定，就死；自身死亡而国家保全，就死；自身死亡而君主安定，就死。从尧舜到现在，成就大功、树立大名、接受大封赏，扬名后世、恩泽流传子孙的人很多，为什么要以死为期限呢？不知道君子承担大任，立身于必不死，设心于必死。必不死，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必死，是为了坚定意志。天下的危险没有比蜀江更危险的，没有比沧海更危险的，然而江海，商船通过它们来获取财富利益，怎么可以废弃呢。经过黄陵（黄牛峡）新聂的人，一定要熟悉暗礁；前往裸人黑齿之地的人，一定要谨慎观察风向。这是船夫立身于必不死，而后百姓依赖舟楫，远方的货物全部到来。隐伏的谗言，同体的嫉妒，权幸的处境，邪正的交往，宫廷的异同，君嗣的顺逆，敌人的疑间，像这些，都是功名途中的暗礁、风向，不能谨慎避开、曲折顺应，就会身危功败，被天下人嘲笑。

译我听说，建立功业靠的是才能，最终成就功业靠的是智慧，审慎决断靠的是内心，通达险阻靠的是志向。才能如同锋利的刀刃，志向如同坚硬的椎石，天下重大的器物，举起来很难举起来；命运气数变化无常，预测起来很难预测。江海的险恶，即使是善于驾船的人，也可能在千百次航行中有一两次翻船。因此君子学问既成，得到君主的信任而施行抱负，必须先置生死于度外。如果以死作为心中的准则，以死来确立志向，妻子哭泣也不回头，爱女拉扯也不回头，亲近的儿子跟随也不回头。面对事情的时候，处理必定冷静，观察必定明晰，思考必定周密，行动必定果断。即使谋略不及姜太公，也可以成就姜太公那样的功业；即使才能不及管仲，也可以成就管仲那样的功业。现在那箭是一样的，用弱弓发射可能杀不了人，用强弓发射则可以穿透铠甲。志向坚定则才能锋利，也就像强弓发射箭矢一样。从前蜀地大乱，人们吃人肉，冉邻起兵。冉邻是唐子尚未娶妻的女儿的父亲。他派遣两个人去做敌人的间谍，听说路上有猎人，一个人害怕想要返回，另一个人说：前进死在锅里，后退死在法律下。同样是死，还是前进吧！只管快跑，千万不要胆怯而回头。两人并肩奔跑，一个人不回头，一个人多次回头。每次回头，就落后不回头的人五步；再次回头，就落后不回头的人十步，最终追赶的人追上了他们。回头的人肉被煮在锅里，不回头的人像乌鸦飞逝、隼鸟聚集一样迅速返回复命，获得了敌人的情报，从而取得了胜利。由此看来，以必死之心处于死地的人成功，以求生之心处于死地的人失败。成功与失败之间，就是勇敢与怯懦的区别。

仁爱的军队

古代用兵的人，都是为了保全百姓，而不是为了杀害百姓。后世用兵的人，都是为了杀害百姓，而不是为了保全百姓。用兵本是为了铲除残暴，反而自己变得残暴，为什么沿袭这种做法却不加审察呢！古代的贤明君主受命于天，做百姓的父母，确实有慈爱之心，不握紧而是提起，不怀抱而是安抚，痛心百姓陷入死亡，用兵来保全他们；担心百姓迫于危险，用兵来安定他们，就像保护婴儿一样。德行是乳汁，兵器是药物，都是为了祛除疾病、保全生命。商汤、周武王之后，道德与谋略分为两途，德行与武力分为两途，群雄并起，武力超过别人的人得到了天下，那些君主和将领，都残酷刻薄少恩义，诡诈虚伪无实诚，只贪图天下的利益、爵位和土地，没有拯救百姓、爱护人民的意思。如果不屠杀府县上百座城池，杀害无辜的成千上万人，使千里之内断绝烟火、断绝鸡犬之声，就不能得到天下。自从两千年以来，每当改朝换代，盗贼杀了一半百姓，帝王杀了一半百姓，百姓死于战乱的不可胜数。这难道不值得悲哀吗！

有帝王出现，难道不号称义兵吗！但难免有五种杀戮：诱降后杀害，接受投降后杀害，掠夺草料粮食后杀害，冒领军功后杀害，恼怒城池不投降后杀害。五种杀戮的罪恶，没有比屠城更大的了。大的城池有几万户，小的也有几千几万户，集市繁荣，老幼嬉戏，妇孺依恋，一旦全部杀光，尸体横陈在房屋里，鲜血充满沟渠，即使把沸腾的开水灌进蚂蚁窝，即使残忍的人也不忍心，怎么能忍心这样做呢！屠城的人有两种想法：担心他们反而为敌人守城；用来威慑尚未到达的城池，使他们不敢抗拒我。这种谋划，也是极其拙劣的。危险的地方，人们必定躲避；宽厚仁爱的君主，众人必定归附。从前张献忠侵犯蜀地，屠杀了梁山县，将要到达达州，唐子的祖父郎中对众人喊道：贼兵到来必定屠杀，我们是低头等死呢，还是杀贼而死呢？众人都愤慨地说：宁愿杀贼而死。后来三次攻打三次击退贼兵，最终没能攻下。那么屠城的人，是使他们抗拒我，是使他们为敌人守城。请假设来说：如果屠杀一座城池而千百座城池都投降，释放一座城池而千百座城池都防守；屠杀一座城池而千百座城池都为我防守，释放一座城池而千百座城池都为敌人防守，问仁爱的人会这样做吗？回答说不会，即使拥有天下也不愿意。从前张献忠把江夏的百姓驱赶到江里，把蕲阳的百姓驱赶到江里，江夏的江被堵塞，蕲阳的江不流动。堆积的手与山一样高，堆积的腿骨与山一样高，堆积的耳朵与兵器一样高，堆积的鼻子与土丘一样高。假如张献忠已经得到天下，建立宗庙，设立社稷，兴盛礼乐，制定制度，与天下重新开始，群臣奉承他，史官赞美他，必定说他的德行比肩唐尧虞舜，功业高于商汤周武。拥有天下的人，屠杀一座城池就是这座城池的张献忠，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就是一个人的张献忠。只是因为大功已经建成，尊贵为天子，百姓安于治理，没有人议论，于是自夸自己的功业，人们也忘记了他们的毒害。天道喜好循环报应，不可不信，不可不畏。杀害别人的子孙，也可能杀害自己的子孙；杀戮别人的宗族，也可能杀戮自己的宗族。上天潜伏着惩罚，鬼神蓄积着厉鬼，不能因为尊贵而免除，不能因为强力而消除。

君主与臣子一心，上下如同一个身体，内外气息相通，什么细微的事情听不到，什么隐蔽的事情达不到？天下的疆域，就像身体的皮肤；百姓的众多，就像皮肤上的毫毛，没有拔掉一根毫毛而身体不知道的。将领和士兵杀人，君主不知道，叫做不明；知道了而不追究，叫做不仁。不明不仁，不可以做天下的君主。

天下的祸害，没有比将领骄横、士兵凶悍更大的了。将领骄横、士兵凶悍，杀人就勇敢，杀敌就怯懦；夺取财宝妇女就勇敢，夺取城池军营就怯懦。像这样的人，君主不能驾驭将领，将领不能驾驭众人，想要得到他们的力量，务必厚待他们的恩惠，于是迎合他们的欲望而担心伤害他们的意思，这就是杀戮无法用法律禁令来禁止的原因。蜀地谚语说：宁愿遇见恶虎，不愿遇见善兵。想要做这样的百姓的君主，而杀人的罪恶比猛虎还严重，难道不奇怪吗！老子说：慈爱所以能勇敢。这话不恰当，没有慈爱无法拯救百姓，没有勇敢无法施行慈爱。为什么呢？善于使用将领的人，将军的性命掌握在君主手中；不善于使用将领的人，君主的性命掌握在将军手中；善于使用众人的人，士兵的性命掌握在将军手中；不善于使用众人的人，将军的性命掌握在士兵手中。君主不能任免大将，大将不能统率偏将、统率小将、统率队长、统率士兵，必定成为乱兵，怎么拯救百姓？不如放弃而离开，在田垄上耕作，不要做祸害百姓的君主。我听说王者的军队，士兵爱戴畏惧，把将帅当作父母，把将帅当作神明，率领他们使用，强猛如虎；停止他们休息，柔顺如羊；他们看待敌国如同看待父母的仇敌，他们看见良民如同看见邻里的人。所以战斗必定胜利，进攻必定夺取，经过的地方没有闭门躲避的担忧，驻扎的地方没有犬吠报警的惊扰，这是因为驾驭他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译大凡用兵的道理，有两种不得不杀的情况：一是杀敌人，二是杀自己人。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在牧野交战，商纣的军队抵挡不住，掉转兵器逃跑，姜太公趁机追击，追赶败军，血流成河，连木棒都能漂起来。在这个时候，天下的诸侯、蛮夷的首领，都顺从这不可逆转的形势。如果姜太公不急于乘胜追击，商纣得以率领七十万大军退守几千丈高的城墙，仍然足以自保。包围他的国都未必能攻克，拖延时日，士兵懈怠，诸侯离心，即使姜太公也不能没有失败，因此趁着他们败退，集中全力奋勇前进，像疾风卷走蓬草一样，使他们不能稍有聚集，一战就平定了天下。杀戮虽然很多，但天下的百姓没有遭受战争的痛苦。这是不得已而杀敌人。《尚书》说：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下来整顿队伍；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击刺，就停下来整顿队伍。你们如果不听从命令，就要对你们处以刑罚。这是不得已而杀自己人。不得已而杀敌人，不得已而杀自己人，仁爱的人对此感到悲伤。至于敌人归顺道义，武备得以修明，也有不杀一个人就俘获敌人的，也有不杀一个士兵就战胜敌人的。只有敌人强大，势不两立，不得不杀；将领士兵凶悍，鞭打杖责不够，刺穿耳朵不够，不得不杀。蜀地有谚语说：长痛不如短痛。长期战乱不停息，是长痛；一战的杀戮、一令的诛杀，是短痛。用短痛去除长痛，这就叫做杀以成仁。

大凡军队有不动的时候，一旦行动必然伤人。不伤自己，也会伤敌人。大凡用兵的地方，拘禁牛猪，运送粟麦，广泛砍柴放牧，准备望楼，其费用必定耗尽。大凡用兵的地方，农业荒废，机械荒废，工业荒废，商业荒废，市场荒废，其供养必定枯竭。大凡用兵的地方，躲进山谷草丛，暴晒于烈日，蒙受寒霜，老弱病残僵死在路边，婴儿抛弃在草丛中，其伤亡必定很多。何必一定要刀箭！这三种都是致人死亡的途径。一战而死的人已经不可胜数，何况百战；一天而死的人已经不可胜数，何况五年，何况十年！因此仁爱的人对于战争，不希望长久持续。成功必须迅速，罢兵必须早，这样才能拯救百姓。谁能做到呢？一定是善于谋划、果断决策，仁义充满天下的人吧！

室语

唐子住在内室，夜里饮酒。自己面向西坐，妻子面向东坐，女儿安面向北坐，妾坐在西北角。拿着酒壶斟酒，一起谈笑。唐子吃鱼觉得味道鲜美，问妾说：这一定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活鱼吧。妾回答说：不是，这鱼死不久，刚从市场上买来，又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味道如此鲜美。于是饮酒非常快乐，忽然拍着桌子叹息。妻子说：你饮酒快乐，忽然拍着桌子叹息，这是什么缘故呢？唐子说：沉溺于世俗的人没有远见。我有话想说，不曾告诉别人，恐怕别人对我的话感到惊骇怪异。现在吃这鱼而想到这件事，所以叹息。妻子说：我是妇人，不懂大丈夫的事。但是希望你试着告诉我。

唐子说：大清拥有天下，是仁德的。自从秦朝以来，凡是做帝王的人都是贼。妻子笑着说：为什么称他们为贼呢？唐子说：现在有背着几匹布、或者挑着几斗粟在道路上行走的人，有人杀了他而占有他的布和粟，这是贼呢，还是不是贼呢？妻子说：是贼。唐子说：杀一个人而夺取他一匹布一斗粟，还称为贼，杀天下的人而占有他所有的布粟财富，反而不称为贼吗！夏商周三代以后，拥有天下的好人没有比汉朝更好的。然而汉高祖屠戮城阳、屠戮颖阳；光武帝屠戮三百座城池。如果让我侍奉汉高祖，当他屠戮城阳的时候，我一定痛哭着离开他；如果让我侍奉光武帝，当他开始屠戮一座城池的时候，我一定痛哭着离开他。我不忍心做他的臣子。妻子说：在大乱的时候，难道能不杀一个人就平定天下吗？唐子说：平定动乱难道能不杀人吗，古代的帝王有两种不得已而杀人的情况，有罪不得不杀，临战不得不杀。有罪而杀，尧舜也不能避免；临战而杀，商汤周武也不能避免。不是这样，为什么要杀人！如果经过村落就把村落变成废墟，经过市场就把市场的人驱散，进入城池就屠戮城池，这是干什么的！大将杀人，不是大将杀的，是天子实际杀的；偏将杀人，不是偏将杀的，是天子实际杀的；士兵杀人，不是士兵杀的，是天子实际杀的；官吏杀人，不是官吏杀的，是天子实际杀的。杀人者是众人的手，实际上是天子的大手。天下已经平定，没有进攻没有战争，百姓死于战争和因战争而死的人十分之五六。尸骨尚未收敛，哭声尚未断绝，眼泪尚未干，于是就穿上礼服，乘坐法驾，坐在前殿，接受朝贺，建造高大的宫室，扩大苑囿，使妻妾尊贵，使子孙富足。他们究竟什么心肠，而忍心享受这些！如果上帝让我审理杀人的案件，我就有办法处置了。平民无故杀人，用他一个人的生命抵偿一个人的死，这就足够了；拥有天下的人无故杀人，即使有一百个身体也不足以抵偿他杀一个人的罪。为什么呢？天子是天下慈母，是人们仰望依靠来哺育养育的，却无故杀人，他的罪难道不比平民重吗！

妻子说：尧舜做君主怎么样？唐子说：尧舜难道远离人吗！于是举起一根筷子指着盘子里剩下的鱼说：这味道鲜美吗？妻子说：鲜美。唐子说：现在让你到池塘钓鱼得到鱼，扬起鱼竿鱼脱钩，掉在地上跳跃，于是按在砧板上割开，剖开它的肚子，剥去它的鳞片，它的尾巴还在摇动，于是煎煮烹制端上来，你能吃吗？妻子说：我不忍心吃。唐子说：人对鱼，不止泰山对秋毫那样悬殊。享受天下的美味，也类似于一条鱼的味道罢了。对鱼不忍心，对人却忍心；杀一条鱼而享受一条鱼的味道就不忍心，杀天下的人而享受天下的美味却忍心。这难道是人的本心吗！尧舜的道理，只是不失去本心罢了。

译妾是地位卑微的人；女安是年幼无知的人。听到唐子的话，也都暗自悲伤，叹息想哭，好像不能自我排解的样子。

停止杀戮

悲哀啊，周秦以后，君主、将领和豪杰，都是挥舞屠刀的杀人之辈；老人、妇女和儿童，都是他们的羊猪！处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刑罚、牢狱、寒冷、饥饿，大多不能保全性命；当用兵变革的时候，堆积的尸体像山，流出的血像河，千里无人烟，四海人口稀少，难道不悲哀吗！难道不悲哀吗！

君子对于天下，没有别的道理，只是保全这颗不忍之心罢了。推究这颗心，富贵不能交换它，不只是富贵不能交换它，圣人不能交换它，天道也不能交换它。为什么这样说呢？覆灭军队、屠戮城池来换取封侯，这是吃人的肉来作为侯爵的俸禄，难道能忍心吗？覆灭天下的军队，屠戮天下的城池，来夺取天下，这是吃天下人的肉来供养一个人，难道能忍心吗？所以说：富贵不能交换它。

为什么说圣人不能交换它呢？好啊，孟子不相信“血流漂杵”的话。《武成》这本书，是史佚记录的，周公删定的，难道有什么不信，而不相信它的人是谁呢？武王是圣人，不可以非议他，非议他就伤害了诛杀暴君的道义；不可以肯定他，肯定他就让后世以此为借口，从而放纵杀戮的恶行。非议他肯定他，两方面都有不可行的地方，所以归咎于史官的诬蔑，让人反求诸心而悲伤地自己领悟。这是孟子善于说话。如果论究事实，上古圣人靠德行取胜，不靠武力取胜，杀人之多，从牧野之战开始。大概武王的德行，圣明但未尽善，上不及舜，下不如文王。文王讨伐崇国，崇国人不服，退而修明政治教化再讨伐，不战而服。武王自度德行尚未达到，形势已经可以攻克殷商，恐怕放弃这次机会不取，殷商的君臣恐惧而改过，结交民心，磨砺守备，以后就难以加兵了，所以一天作战就攻破殷商，以至于杀人之多如此。血流漂杵，想到心里就沮丧！我如果在当时参与讨伐的队伍，必定痛哭着离开，跟随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了。所以说：圣人不能交换它。

为什么说天道不能交换它呢？占卜天象的书说，五宫之星有时失常，以及五星侵入冲犯，都是战争大起的征兆。岁星与太白星相斗，荧惑星运行追上太白星，填星与水、火、金三星相合，太白星出入失常，辰星侵入太白星，都是战争大起的征兆。日晕异象，月蚀五星，都主兵乱。由此看来，战争未起而天象已经显现。那么屠杀百姓，不是人所能做的，是天意。夏商以前，不见这种天象，即使有动乱，战争兴起随即平息。春秋时代战争虽然不停息，没有大胜大败，有时和解而退兵。到了战国七雄的时代，杀人像乱麻一样，武安君做将领，史书上记载斩首的数量已经九十八万了。其他杀人之多，不是数字所能计算的。十九代以来不可胜数。如果我生逢此时，所熟闻的是：张献忠使江夏百姓空尽，全部驱赶到江中，江水千里不可饮用；等他占据成都，成都房屋市场货物的繁盛比得上姑苏、钱塘，都全部屠戮。派兵四处出击，杀郡县百姓，恐怕他们报杀不实，命令献人头。头重难以送达，命令献手。道路之间，放眼望去更多山丘，靠近看，都是堆积的头和手；蜀地百姓已经无可杀，饮食作乐，也不快乐，于是自己杀士兵。这时张献忠的士兵一百三十万人，先杀新归附的人，已经过半又无可杀，正想杀延安初起的人，而自身已经被擒了。张献忠杀人，对天说：天生百物给人，人无一物报答天，不杀有什么用。想杀尽蜀地百姓，然后出蜀杀中原，杀吴楚，杀闽越，杀滇黔，杀尽四海之人！自天地开辟以来，百姓的种族被我杀尽，此后不再有人出生。他的志愿就是这样。自周秦以来，杀人的毒害，到这里达到极点。悲哀啊，天确实这样做，能说什么呢？《诗经》说：上天正在肆虐，不要嬉笑。吴人说范蠡：你不要帮助上天肆虐。干羽服苗，是圣人的仁爱；血流漂杵，是圣人的暴虐。世道唐虞，是上天的仁爱；溺楚屠蜀，是上天的暴虐。推究我不忍之心，我想劝谏上天的暴虐，不敢嬉笑上天的暴虐；我想反对上天的暴虐，不敢帮助上天的暴虐！所以说：天道不能交换它。

厚本

从前金陵有患蛊病将要死的人，有良医从霍丘来，一针就苏醒，再针就起来，五次进汤药就痊愈，人们相传认为是神。于是富贵之家有病的，厚赠金币请他到馆舍，凡是有病的都奔走趋附他而不得空闲，没有病的也都愿意认识他的面。有客人对唐子颂扬说：他的医术如此神奇，他所居住的地方还有什么疾病可忧！唐子说：像你的话，是招致疾病的媒介，残害人的斧头。使人依赖医生而不谨慎防病，以至于丧命的人，一定是你的话吧！良医，是不祥的人；供养良医，是不祥的家。人只有自伤才中虚，中虚而后有疾，有疾而后求医。到了求医，大概也危险了，即使活下来，与死相差无几！不自伤则中实，中实则无疾，即使有扁鹊，也无用武之地。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过度就成为灾害：阴过度生寒疾，阳过度生热疾，风过度生末疾，雨过度生腹疾，晦过度生惑疾，明过度生心疾。这六种，是从外侵害的。人有五情，思气味饮色，过度就成为灾害：思过度生心疾，气过度生肝疾，味过度生脾疾，饮过度生肺疾，色过度生肾疾。这五种，是从内自害的。五贼日蚀，则逐渐伤害而中虚，以成内疾；或者六寇乘虚而入成外疾。于是不惜重金求良医，不幸医不良不能除疾，或者反而加重疾病而致死。即使有良医，石针刺毒熨以攻其外，汤液酒醪以攻其内，疾虽除而劖刺肌肤，动伤经脉，已经大创而不易恢复了。所以君子以父母之身，常谨慎防病，唯恐有所伤害。无伤则中实，中实则五脏时序，灾害不生。即使天地不平，六气偏淫，尧水汤旱出现在那时，北冻南炎改变气候，灾殃流行，疫疠时作，而不中于谨慎防病者的身，中实故也。若是，则岂惟无疾，亦且长年。曾闻古有真人，修身不死，今虽未见其人，而其道在是矣。惟道无神，技乃有神。神以有所救而见，无所救，何神哉？

译唐子发表这番言论时，人们听来恍惚，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这时魏叔子在吴地，有人把唐子的话告诉他，叔子神色感动地说：“唐子的话，不仅仅是谈论养生之道，还可以通达于治理天下啊！天下的动乱有两种，即内部的叛贼和外部的寇敌。暴虐的政治频繁施行，沉重的赋税日益增加，又遇到荒年，米麦歉收，家中空无一物，百姓无所依赖。起初是一个人做小偷，接着是十个人做强盗；随后是望风响应、蜂拥而起，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叛贼，抢劫乡村聚落；时间久了，就有数万人组成军队，自称元帅或国王，攻打城池杀害官吏，于是动乱就形成了。如果茅屋之中有几石粮食、几匹布匹，妻子儿女吃饱穿暖，互相娱乐，谁能引诱他们去蹈入不可测度的祸患，从而成为奸雄的资本呢！大概内部叛贼的兴起，都是因为国家空虚。暴虐的政治频繁施行，沉重的赋税日益增加，又遇到荒年，米麦歉收，边境萧条，粮饷供给不能接续，戍守的士兵逃亡，将帅怀有二心，于是四方蛮夷日夜窥伺中原，企图获取利益。起初是小规模侵扰，驱赶掠夺牛羊；接着是深入内地，掠夺子女和玉帛；时间久了，就在中原辗转作战，围攻京城，于是动乱就形成了。如果治理国家有正道，政事修明，农民和商人都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衣食日益丰富，恩德遍及中原，安抚四方蛮夷，那么蛮貊就不会找到我们的破绽，必定会进贡和好，长久地作为外藩。大概外部寇敌的入侵，都是因为国家空虚。内外骚乱，君臣担忧恐惧，广泛寻求有智谋的士人、勇武的男子，于是像司马穰苴这样的人就出现了，被拜为上将军，接受命令出征，秘密谋划奇计，出入如同鬼神，在内诛杀叛贼，依次扫除；在外抵御寇敌，一个月三次取胜；献俘告祭宗庙，君臣互相庆贺，宗庙社稷由危险转为安定。如果不是得到良将而任用他，怎么能有这样的功业呢？然而在这个时候，父兄子弟肝脑涂地，载着尸体和伤者的车马哭声充满原野，城堡毁坏倒塌，田地荒芜，百十里之间听不到鸡犬的声音，这是国家的福气，却是百姓的灾祸；是朝廷所庆贺的，却是仁人所哀悼的。不要说动乱已经平息，动乱正变得更大；不要说疾病已经平复，疾病正变得更深。那么，这样的良将，是不祥之人；尊崇良将的朝廷，是不祥的朝廷，不是君子所希望的。因此，英明的君主，不夸耀自己的尊贵、富有、强大。认为我实在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实在是我的子女，只担心他们的衣食不足，居住不安，日夜思念不忘。他的大臣必定任用忠厚的人，地方的长官必定任用慈惠的人，与我同忧患、同仁爱，鼓励农事，考核桑麻，厚积储备，惩戒奢侈浪费。即使有荒年，百姓也不知道灾害，粮食吃不完，财物用不尽，天下就大大富足了。衣食充足就懂得廉耻，廉耻产生就崇尚礼义，于是治理教化大大推行。然而英明的君主不自我满足，既然用丰厚的生活养育百姓，又用节俭来承接，降低前殿的规格，简陋后宫的装饰，穿布衣吃蔬菜，用陶器坐素车，仍然谦卑不敢自安，害怕残害百姓来供养自己。于是财富日益增加，安定日益巩固，中原的百姓和睦快乐而相忘，远方的君主仰慕道义而永远臣服。继承世位的子孙，如果不是不肖之徒，谨守已有的法度，即使千百代没有变化也是可以的。在这个时候，兵器在武库中腐朽，良马只供日常乘坐，即使有穰苴这样的将领，也没有用武之地。用这种方法养生，用这种方法治理天下，都是长久之道。

唐子听了说：“叔子真是懂得言论的人啊。”

有归

人的生存，身体是最重的。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包牺氏制作网罟，神农氏制作耒耜、设立市场交易，轩辕氏、陶唐氏、有虞氏制作舟楫、车马、杵臼、弓矢、房屋，大禹平定水土，后稷教导耕种，契阐明人伦，孔子、孟子彰显治理与学问，开启进入德行的门径，都是为了人的身体。圣人爱护生命的德行，保护人的身体，日夜忧思，没有片刻安宁，万物各自得以顺利发展，直到今天。现在我与各位君子、众百姓处在这安乐的居所，行走在仁义的大道上，哪一桩不是十位圣人的功劳呢，何止是十位圣人呢！像商汤、周武王以及汉、宋的祖先，拯救一时的百姓，保全几代的安定，他们的功劳也很大了。何止是商、周、汉、宋呢，凡是每一代的兴起，世间虽然多有动乱，也有贤明的君主，依靠他们得以稍微安定。那时守护一方、惠及一邑的人，都对人有功劳。何止是这样呢，即使是不吝惜施舍的人，饥饿时给一顿饭，寒冷时给一件衣，也有功劳。道，就是遵循这个；学，就是学习这个。难道还有别的吗！恩泽遍及四海，百姓没有困穷，圣人的能力已经穷尽了，儒者的功效已经用尽了。

然而还有话说：圣人保护天下人的身体，与保护自己身体没有不同；圣人保护自己身体，则不同于保护天下人的身体。治理天下而天下安定了，功劳在天下，自己归于何处？生命终结，就随之终结吗；身体死亡，就随之消亡吗！如果只是以身体为界限，一年十二个月，一月三十天，一天九十六刻，一刻之间，万物生生死死，草木的根枝化为尘土，鸟兽的皮骨化为尘土，人的肢体化为尘土，忽然存在，忽然消失，天地的形成与毁灭，虽然看不见，应当也与人物没有不同。圣人小不同于人物的无知，大不同于天地的无为，如果说他消亡就一起消亡，必定不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智；知道却不说，是不仁。孔孟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不说？不是不说，是不可说。

译圣人治理天下，治理的是人的生存。生存可以治理，死亡无法治理；所以生存可以谈论，死亡不可谈论。穿丧服、办祭祀，是侍奉死者，并不是阐明死亡的道理。圣人如果治理死亡，一定会告诉人们死亡的道理。那就一定会让人把身体看作露水和闪电般短暂，把富贵看作粪土，把冠冕衣裳看作偶然的装饰；那就一定会导致政令刑罚没有用处，奖赏惩罚无法施行；那就一定会导致君主成为虚设的职位，世间没有主宰。天下的智者只有一两个，愚者却有千万；行善的人少，作恶的人多，而生死的道理，又不能因为人多就显现出来。君主既然成了虚位，世间既然没有主宰，智慧压不过愚昧，善良压不过邪恶。作恶的人兴起作乱，就像鸟搏击、兽撕咬，没有人能去救助。即使有一两个能修养德行的人，也没有办法在天地之间立足，养活百姓的道路就断绝了。因此圣人用可以谈论的道理来治理天下，用不可谈论的道理等待人们自我领悟。这样一来，无论智愚善恶，都可以顺从治理。那么孔子和孟子不谈论死亡，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又是因为什么缘故呢！我甄是东方圣人（孔子）的门徒，死后追随西方圣人（耶稣）之后。

潜存

圣人的道理将要施行，一定是上天通达它，人们推荐它，然后才能在当时被听闻，从而施行他的道理。所以伊尹通过人而被听闻，傅说通过梦而被听闻，姜太公通过占卜而被听闻。从那以后圣人之道衰微，天命不再保佑，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再兴起，凭着孔子和孟子的圣明，梦不告知，占卜不告知，人不告知，最终困顿穷迫，何况他们以下的人呢，何况更下的人呢！我是下等的士人，相貌朴实而说话迟钝，人们都轻视我，认为我闭塞不通而不知道天下的事务，所学不是当今的学问，所言不是当今的言论，人们都忽略我不和我交谈，我也就没有话可说。上天薄待我的相貌而违背我的才能，即使想施展我的长处，难道能得到吗！我年少时不知道学习，四十岁后才立志学习，私下听闻圣人的道理，而略知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勤于诵读，专心于筹划，鸡鸣时起床，半夜才睡觉，以此来衡量才能权衡时势，可以试一试了。如果有人了解我，怀着这些以往前行是可以的。

声弘（我的女婿王声弘）曾经问我：先生可以做宰相吗？我说：不能。我心胸狭隘而不能忍耐，气量狭窄而不能包容，明白事理但决策迟缓，不足以胜任这个职位。那么先生有什么长处？我说：我不能亲身任职但能进献言论。让我站在明君身边，从容地咨询，舍弃他的短处而利用他的长处，把政事交给有能力的人并妥善施行，可以任用官员，可以富足百姓，可以消除动乱，不出十年，天下就会大治。他说：从汉朝到明朝，贤良的大臣很多，先生可以和古代哪个人相比？我说：都不是我能达到的。从尧舜以下，他们的言论浑厚。孔子才明确地谈论，孟子又更加显扬。自从听闻孟子的言论，才知道圣人治理天下，事情平常，效用切近，就像布帛一定能保暖，谷物肉类一定能吃饱，妇女小孩都能听他的话而明白，偏执一隅的读书人都能遵循他的话而运用。我虽然不聪明，愿意学习孟子。四十岁以来，我的志向坚定，我的意气锐利，虽然知道对世道没有用处，但仍然不断观望。等到我在远游中受困，在人事上受厄，荒年吃糠秕，奴仆离散，志气消亡，于是感叹说：没有人了解我啊。不担忧世人不了解我，而悲伤天下的百姓不能顺遂他们的生存，郁结在心中，无法停止。抒发为言论，有见解就谈论，有听闻就谈论，历经三十年，积累保存下来，分为上下两篇，谈论学问的编在上篇，共五十篇。谈论治理的编在下篇，共四十七篇。命名为《潜书》。向上观察天道，向下考察人事，远则匡正古迹，近则衡量当今的适宜，根植于心而推致出来，行事就像在位而谋划政事，不是空话。

声弘说：先生的言论，不亲身看见。传给那些合适的人，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我说：我怎么敢当你的称赞，我的言论依附于圣人的言论，好比细小的水流奔赴江海，大小虽然不同，但它们都是水是一样的。《尚书》记载帝王的政事，《易经》阐明吉凶的道理，《诗经》知晓人情和政事的适宜，《礼记》借鉴三代的经纬，《春秋》辨别邪正以符合先王的礼制。孔子和孟子的门人记述他们老师的言论，明白简易。六经混成一体，凭借它来辨别。古代圣人的言论不显扬，凭借它来照亮。圣人的学问，没有比这更明白的了。至圣至神不能超出，愚夫愚妇都能实行，难道有什么达不到的吗！所以把我的言论比作江海中的细流，本来就是这样。不敢妄自续接圣人的言论，又怎么敢与圣人的言论相异呢。君子不说无用的话，我的言论，又好比用一瓢水汲取可以饮食，用一辆车的力量可以灌溉，私下有一点微小的用处，不敢推辞。

声弘说：先生所说的，治理教化的宏大，性命道理的细微，无所不备。如果不是亲身到达，怎么知道？我不了解先生的造诣，难道在圣人之道上也是开阔通达的吗？我说：不是这样。我的学问，是圣人的道理，就像还没有到达京城而向往它一样。身体刚开始出门，就望着几千里的远方，虽然没有到达，但道路从里数门进入，详细询问并熟悉听闻，就像已经看见了一样。然而如果不了解，怎么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