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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诸子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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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 · 诸子 · 已译 · 第 1–12 段

诸子辩 明 宋濂

  序

  鬻子

  管子

  晏子

  老子

  文子

  关尹子

  亢仓子

  邓析子

  鶡冠子

  子华子

  列子

  曾子

  言子

  子思子

  慎子

  庄子

  墨子

  鬼谷子

  孙子

  吴子

  尉缭子

  尹文子

  商子

  公孙龙子

  荀子

  韩子

  燕丹子

  孔丛子

  淮南鸿烈解

  扬子法言

  抱朴子

  刘子

  文中子中说

  天隐子

  玄贞子

  金华子

  齐丘子

  聱隅子

  周子通书

  子程子

  跋

  序(宋濂)

  诸子辩者何?辩诸子也。通谓之诸子何?周秦以来,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立其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术咸出于一轨,此其人人殊何?各奋私知而或盭大道也。由或盭大道也,其书虽亡,世复有依仿而托之者也。然则子将奈何?辞而辩之也。曷为辩之?解惑也。

  鬻子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为周文王师,封为楚祖,著书二十二篇,盖子书之始也。《艺文志》属之道家,而小说家又别出十九卷。今世所传者,出祖无择所藏,止十四篇。《崇文总目》谓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第年代久邈,篇章舛错,而经汉儒补缀之手,要不得为完书。黄氏疑为战国处士所托,则非也。序称熊见文王时,年已九十。其书颇及三监曲阜时事,盖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记欤?不然,何有称“昔者文王有问于鬻子”云?

  管子

  《管子》二十四卷,齐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书经刘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图》九篇为《经言》,《五辅》至《兵法》八篇为《外言》,《大匡》至《戒》九篇为《内言》,《地图》至《九变》十八篇为《短语》,《任法》至《内业》五篇为《区言》,《封禅》至《问霸》十三篇为《杂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为《管子解》,《臣乘马》至《轻重庚》十九篇为《管子轻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轻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题云“唐司空房玄龄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豫载之也。朱子谓仲任齐国之政,又有“三归”之溺,奚暇著书?其说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称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裕如,(潇雨按: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本作“余如”,属下句。

译诸子辩 明代 宋濂

序

鬻子

管子

晏子

老子

文子

关尹子

亢仓子

邓析子

鹖冠子

子华子

列子

曾子

言子

子思子

慎子

庄子

墨子

鬼谷子

孙子

吴子

尉缭子

尹文子

商子

公孙龙子

荀子

韩子

燕丹子

孔丛子

淮南鸿烈解

扬子法言

抱朴子

刘子

文中子中说

天隐子

玄贞子

金华子

齐丘子

聱隅子

周子通书

子程子

跋

序(宋濂)

诸子辩是什么?是辩驳诸子百家。统称为诸子是什么意思?因为从周秦以来,著书立说的人姓氏不一。著书立说的人姓氏不一而确立自己的言论,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见解都不同。先王时代,道术都出于同一个准则,这为什么每个人的见解都不同呢?是因为各自逞逞私智,有时违背了大道。因为有时违背了大道,那些书虽然已经亡佚,世上又有依仿而假托的人。那么我将怎么办呢?用言辞来辩驳它。为什么要辩驳?为了解除疑惑。

鬻子

《鬻子》一卷,是楚国的鬻熊撰写。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被封为楚国的始祖,著书二十二篇,大概是诸子书的开端。《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道家,而小说家又另外列出十九卷。现在世上所流传的,出自祖无择所收藏,只有十四篇。《崇文总目》说其中八篇已经亡佚,确实如此。它的文风质朴,意义宏大,确实是古书无疑。只是年代久远,篇章错乱,而且经过汉代儒生修补缀合,终究不能算是完整的书。黄氏怀疑是战国时期隐士假托之作,这是不对的。序言称鬻熊见到文王时,年龄已经九十岁。书中颇涉及三监和曲阜的时事,大概不是鬻熊自己写的,或者是他的门徒名叫“政”的人所记录的呢?不然,为什么会有“从前文王向鬻子请教”这样的话呢?

管子

《管子》二十四卷,是齐国大夫管夷吾撰写,夷吾字仲。这本书经过刘向整理,共九十六篇,现在亡佚十篇。从《牧民》到《幼官图》九篇为《经言》,《五辅》到《兵法》八篇为《外言》,《大匡》到《戒》九篇为《内言》,《地图》到《九变》十八篇为《短语》,《任法》到《内业》五篇为《区言》,《封禅》到《问霸》十三篇为《杂篇》,《牧民解》到《明法解》五篇为《管子解》,《臣乘马》到《轻重庚》十九篇为《管子轻重》。我家又亡佚《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轻重庚》五篇,只剩八十一篇。题注说“唐司空房玄龄注”,有人说不对,是尹知章注。这本书不是管仲自己写的。其中有极像《曲礼》的,有近似老庄的,有论述霸术而极其精微的,有小智自私而言语极其卑污的。怀疑是战国时期的人采集管仲的言行,附加其他书籍而成的。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齐桓公之死,五公子之乱”,这些事都发生在管仲之后,不应该预先记载。朱熹说管仲担任齐国的政事,又有“三归”的沉溺,哪里有空著书?他的说法是对的。先前儒生肯定管仲的,称赞他谨慎政令,通商惠工,平均力役,尽地利,既使国家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教化国家从容有余,《心术》、《白心》等篇,也曾侧面听闻正心诚意的道理,他能够匡正天下,使君主

)《心术》、《白心》之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为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谓先王之制,其盛极于周,后稷、公刘、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经营之难,积累之素,况又有出于唐、虞、夏、商之旧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坏之,何仲之不仁也!呜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为得也。何也?仲之任术立伯,假义济欲,纵其致富强,而汲汲功利,礼物俱丧,其果有闻正心诚意之道乎?周自平王东迁,诸侯僭王,大夫僭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尽坏,列国尽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则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齐之申、韩、鞅、斯之列,亦有间乎?曰:申、韩、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乌得无罪焉?薄乎云尔。

  晏子

  《晏子》十二卷,出于齐大夫晏婴。《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与今书卷数不同,《崇文总目》谓其书已亡,世所传者盖后人采婴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谓墨氏之徒有齐人者为之,非婴所自著。诚哉是言也!

  老子

  《老子》二卷,《道经》、《德经》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阳,一字聃。聃,耳漫无轮也。或称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书授关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实鲁隐公之元年。孔子则生于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尝问礼者,何其寿欤?岂《史记》所言“老子百有六十余岁”,及“或言二百余岁”者,果可信欤?聃书所言,大抵歛守退藏,不为物先,而壹返于自然。由其所该者甚广,故后世多尊之行之。“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庄、列祖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申、韩祖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张良祖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曹参祖之。聃亦豪杰士哉!伤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贻士君子有“虚玄长而晋室乱”之言。

译成为五霸中最盛大的,是适宜的!否定管仲的,说先王的制度,其鼎盛在周朝,后稷、公刘、大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周公之所以制定周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一天的勤劳,经营的艰难,积累的深厚,况且又有出于唐、虞、夏、商旧制的,等到衰败时,管仲全部破坏了,管仲多么不仁啊!唉!否定他的人固然失当,肯定他的人也没有完全得当。为什么呢?管仲任用权术建立霸业,假借道义满足私欲,纵然使他致富强,而急切追求功利,礼义廉耻都丧失了,他真的听闻正心诚意的道理吗?周朝自平王东迁,诸侯僭越称王,大夫僭越诸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周公的法度,一切全部败坏,各国都是这样,不只是管仲一个人而已。那么管仲是什么样的人?回答说:是人,功首而罪魁。回答说:齐国的申不害、韩非、商鞅、李斯之列,也有区别吗?回答说:申不害、韩非、商鞅、李斯刻薄了,而管仲不至于这样,推究他开创先例的意思,管仲怎么能没有罪呢?只是轻微罢了。

晏子

《晏子》十二卷,出自齐国大夫晏婴。《汉书·艺文志》八篇,只称《晏子》。《隋书》《唐书》七卷,开始称为《晏子春秋》。与现在书的卷数不同,《崇文总目》说这本书已经亡佚,世上所流传的大概是后人采集晏婴的事迹而成的,所以柳宗元说墨家的门徒中有齐国人写的,不是晏婴自己写的。这话确实啊!

老子

《老子》二卷,《道经》、《德经》各一卷。共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字,周朝柱下史李耳撰写。李耳字伯阳,又字聃。聃,是耳垂漫无轮廓的意思。有人说周平王四十二年,他把书传授给关尹喜。现在考察平王四十九年进入春秋,实际上是鲁隐公元年。孔子则生于襄公二十二年,自进入春秋到下距孔子出生,已经一百七十二年。老聃,是孔子曾经问礼的人,多么长寿啊?难道《史记》所说的“老子一百六十多岁”,以及“有人说二百多岁”,果真可信吗?老聃的书所说的,大体是收敛退藏,不争先于物,而完全回归自然。因为他所涵盖的很广,所以后世多尊崇并实行它。“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尊崇它。“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神仙家尊崇它。“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兵家尊崇它。“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庄子、列子尊崇它。“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申不害、韩非尊崇它。“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张良尊崇它。“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曹参尊崇它。老聃也是豪杰之士啊!可惜他的根本没有端

虽聃立言之时,亦不自知其祸若斯之惨也。呜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黄老,黄帝书已不传,而老聃亦仅有此五千言。为其徒者,乃弃而不习,反依仿释氏经教以成书。开元所列《三洞琼纲》,固多亡缺。而祥符《宝文统传》所记,若《大洞真》,若《灵宝洞玄》,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诸部,总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杂以符咒、法箓、丹药、方技之属,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犹自号诸人曰“吾盖道家!吾盖道家!”云。

译正,而末流的弊端,以至于给士君子留下“虚玄长而晋室乱”的话。虽然老聃立言的时候,也不自知祸患如此惨烈。唉!这暂且搁置。道家尊崇黄帝和老子,黄帝的书已经不传,而老聃也只有这五千言。他的门徒,却抛弃而不学习,反而依仿佛教经教来成书。开元所列《三洞琼纲》,固然多亡佚残缺。而祥符《宝文统传》所记载的,如《大洞真》,如《灵宝洞玄》,如《太上洞神》,如《太真》,如《太平》,如《太清》,如《正一》等部,总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混杂符咒、法箓、丹药、方技之类,都是老氏所不说的。米巫

文子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广曰:“名鈃。”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裴骃曰:“计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孟康曰:“姓计名然,越臣也。”葵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颜师古曰:“葵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计然一名计姸。《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倪与姸、然三音皆相近,故讹耳。”由是观之,诸说固辩矣,然是书非计然之所著也。予尝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概《道德经》之义疏尔。所谓“体道者不怒不喜,其坐无虑,寝而不梦,见物而名,事至而应”,即“载营魄抱一,专气致柔,涤除玄览”也。所谓“上士先避患而后就利,先远辱而后求名,故圣人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内,是以祸患无由至,非誉不能尘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之义也。所谓“静则同,虚则通,至德无为,万物皆容”,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也。所谓“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即“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也。其他可以类推。盖《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书杂以黄、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驳且杂也。计然与范蠡言,皆权谋术数,具载于书,绝与此异,予固知非著是书者也。黄氏屡发其伪,以为唐徐灵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性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欤?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说,误指为范子《计然》十五卷者欤?

  关尹子

  《关尹子》一卷,周关令尹喜所撰。喜与老聃同时,著书九篇,颇见之《汉志》。自后诸史无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传者,以《一宇》、《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为名。盖徐藏子礼得于永嘉孙定,未知定又果从何而得也。前有刘向序,称盖公授曹参,参薨,书葬;孝武帝时,有方士来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与向不类,事亦无据,疑即定之所为也。间读其书,多法释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变识为智”,“一息得道”,“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之类,聃之时无是言也。其为假托,盖无疑者。或妄谓二家之说实祖于此,过矣。然其文虽峻洁,亦颇流于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复尊信如经,其亦妄人哉!亢仓子

  《亢仓子》五卷,凡九篇。相传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终夜疾读,读毕叹曰:“是伪书也!剿《老》《庄》《文》《列》及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则剪巧绮繿益至,而正雅典实益藏。”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战国之时无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讳也,伪之者其唐士乎?予犹存疑而未决也。后读他书,果谓“天宝初,诏号《元桑子》为《洞灵真经》,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采诸子文义类者,撰而献之。”其说颇与予所见合。复取读之,益见其言词不类,因弃去不复省。《农道》一篇,虽可读,古农家书具有之。或者谓可孤行,吾亦不知其为何说也。

  邓析子

  《邓析子》二卷,郑人邓析撰。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之世,数难子产之法。子产卒后二十一年,驷歂为政,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学,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于民无厚,君于民无厚,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养,非父弗亲,非兄弗友,而谓之无厚,可乎?所谓“不能屏勃厉,全夭折”,“执穿窬诈伪诛之”,“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周公诛管蔡”,岂诚得已哉?非常也,变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者哉!其被诛戮,宜也,非不幸也。

译文子

《文子》十二卷,是老子的弟子所撰写,不知其姓氏名字。徐广说:“名叫鈃。”李暹说:“姓辛,是葵丘濮上的人,号叫计然,范蠡以师礼侍奉他。”裴骃说:“计然姓辛,字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的公子。”孟康说:“姓计名然,是越国的臣子。”葵谟说:“《计然》是范蠡所著书的篇名,不是人名。之所以称为‘计然’,是因为所谋划的果然如此。”颜师古说:“葵谟的说法谬误了。《古今人表》中计然列在第四等。计然又名计姸。《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写作计倪。倪与姸、然三个字的读音都相近,所以产生讹误。”由此看来,各种说法固然辩论纷纭,但这本书并非计然所著。我曾考察书中的言论,完全以老聃为宗祖,大体上是《道德经》的义理疏解罢了。所谓“体悟大道的人不怒不喜,坐着没有思虑,睡觉不做梦,见到事物就命名,事情到来就应对”,这就是“载营魄抱一,专气致柔,涤除玄览”的意思。所谓“上等的人先避开祸患而后追求利益,先远离耻辱而后求取名声,所以圣人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内,因此祸患没有途径到来,非议和赞誉不能像尘垢一样沾染”,这就是“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的意思。所谓“静止则相同,虚空则通达,最高的德行无为,万物都能包容”,这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的意思。所谓“道可以柔弱,可以刚强,可以柔和,可以刚硬,可以属阴,可以属阳,可以幽暗,可以光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这就是“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的意思。其他可以类推。大概《老子》的言论宏大而广博,所以这本书杂糅了黄老、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言论来阐明它,不奇怪它驳杂且混杂。计然与范蠡的言论,都是权谋术数,详细记载在书中,与这本书完全不同,我本来就知道不是他写的。黄氏屡次指出它的伪托,认为是唐代徐灵府所作,也不对。这大概是文性之人,尊崇老聃而假托其名吧?还是因为裴氏“姓辛,字文子”的说法,误指为范蠡的《计然》十五卷呢?

关尹子

《关尹子》一卷,是周朝关令尹喜所撰写。尹喜与老聃同时代,著有九篇文章,在《汉书·艺文志》中颇见记载。此后的各史书都没有提及,推测它亡佚已经很久了。现在所流传的,以《一宇》、《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为名。大概是徐藏子礼从永嘉孙定那里得到,不知道孙定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前面有刘向的序,称盖公传授给曹参,曹参死后,书被埋葬;孝武帝时,有方士献上,淮南王刘安秘藏不出,刘向的父亲刘德处理淮南王事务时得到了它。文章风格既与刘向不类,事情也没有依据,怀疑就是孙定所为。偶尔读这本书,多效法佛教及神仙方技家,而借用我们儒家的言词来文饰它。如“变识为智”,“一息得道”,“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之类,老聃的时代没有这些话。它是假托之作,大概没有疑问。有人妄说两家学说确实以这本书为祖源,错了。然而它的文章虽然峻洁,也颇流于巧刻。而宋象先之徒竟然又尊崇信奉如经典,他们也是妄人吧!

亢仓子

《亢仓子》五卷,共九篇。相传是周朝庚桑楚所撰写。我起初苦求不得,等到得到后,整夜疾读,读完叹息说:“这是伪书!抄袭《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及诸家言论而成。”书中说:“危代以文章取士,则剪巧绮繿益至,而正雅典实益藏。”以文章取士,是近代的制度,战国时代没有的。其中又以“人”代替“民”,以“代”代替“世”。“世民”是唐太宗的讳,伪造者大概是唐朝士人吧?我还存疑而未决。后来读其他书,果然说“天宝初年,诏令将《元桑子》改名为《洞灵真经》,寻找不到。襄阳处士王士元,采集诸子文中意义类似的,撰写后献上。”这个说法颇与我所见相合。再取来读,更见其言词不类,因此弃去不再看。《农道》一篇,虽然可读,古农家书都有。有人说它可以单独流传,我也不知这是什么说法。

邓析子

《邓析子》二卷,是郑国人邓析所撰写。邓析持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在子产执政时,多次诘难子产的法律。子产死后二十一年,驷歂执政,杀了邓析而采用他的竹刑。邓析的学问,兼有名家和法家的特点。他说“天对百姓没有厚爱,君对百姓没有厚爱,父对子没有厚爱,兄对弟没有厚爱”,太刻薄了。百姓没有天就不生,没有君就不养,没有父就不亲,没有兄就不友,却说他们无厚爱,可以吗?所谓“不能屏除勃厉,保全夭折”,“抓住穿墙凿壁、欺诈虚伪的人诛杀”,“尧舜位居天子,而丹朱、商均却是布衣”,“周公诛杀管叔、蔡叔”,难道真是不得已吗?非常态,是变局。邓析所说的如此,真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的人啊!他被诛杀,是应该的,并非不幸。

鶡冠子

  《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尝居深山,以鶡羽为冠,著书四卷,因以名之。其书述三十变通古今治乱之道,而《王鈇篇》所载楚制为详。立言虽过乎严,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讥其以处士妄论王政,固不可哉!第其书晦涩,而后人又杂以鄙浅言,读者往往厌之,不复详究其义。所谓“天用四时,地用五行,天子执一以守中央”,此亦黄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时,其成功必如韩愈所云。黄氏又谓“韩愈猎取二语之外,余无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论人也如是哉!陆佃解本十九篇,与晁氏削去前后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子华子

  《子华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华,晋人,曰魏人者非也。《艺文志》不录。予尝考其书,有云:“秦襄公方启西戎,子华子观政于秦。”又稽《庄周》所载子华子事,则云:“见韩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后,前后相去二百余年,子华子何其寿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语》言孔子遭齐程子于郯,程子盖齐人。今《子华子》自谓“程之宗君受封于周,后十一世国并于温”。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当为畿内小国。温者,周司寇苏忿生之所封。用襄王举河内温、原以赐晋文公,温固晋邑也。孰谓西周之程而顾并于河内之温乎?地之远迩,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后序称子华子为鬼谷子师。鬼谷,战国纵横家也。今书绝不似之,乃反类道家言。又颇剿浮屠、老子、庄周、列御寇、孟轲、荀卿、《黄帝内经》、《春秋外传》、司马迁、班固等书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刘向校定诸书,咸有序,皆渊悫明整,而此文独不类。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观之,其为伪书无疑。或传王銍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赝书,而此恐出其手,理或然也。然其文辞极舂容,而议论焕发,略无窘涩之态,故尤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觉其伪哉?

  列子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郑人列御寇撰。刘向校定八篇,谓御与郑缪公同时。柳宗元云:“郑缪公在孔子前几百载,御寇书言郑杀其相驷子阳,则郑繻公二十四年,当鲁缪公之十年,向盖因鲁缪公而误为郑尔。”其说要为有据。高氏以其书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谓御寇者,有如鸿蒙、列缺之属”,误矣。书本黄老言,决非御寇所自著,必后人会萃而成者。中载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圣人之事,皆出御寇后。《天瑞》、《黄帝》二篇,虽多设辞,而其“离形去智,泊然虚无,飘然与大化游”,实道家之要言。至于《杨朱》、《力命》,则“为我”之意多,疑即古杨朱书,其未亡者剿附于此。御寇先庄周,周著书多取其说。若书事简劲宏妙,则似胜于周。间尝熟读其书,又与浮屠言合。所谓“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弗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圆行说”乎?“鲵旋之潘(合作番)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沈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非“修习教观说”乎?“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虽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以学幻”,非“幻化生灭说”乎?“厥昭生乎湿,醯鸡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非“轮回不息说”乎?“人胥知生之乐,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恶,未知死之息”,非“寂灭为乐说”乎?“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可(潇雨按:可当作何)存?”非“圆觉四大说”乎?中国之与西竺,相去一二万里,而其说若合符节,何也?岂其得于心者亦有同然欤?近世大儒谓华梵译师皆窃庄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为至论也。

译《鹖冠子》

《鹖冠子》,是楚国人所著,作者姓名不详。他曾经居住在深山中,用鹖鸟的羽毛做帽子,写了四卷书,因此以“鹖冠”命名。这本书阐述了三十种变通古今治乱的道理,其中《王鈇篇》所记载的楚国制度最为详细。其立论虽然过于严厉,但大体上也是有所感发而发出的言论。周氏讥讽他作为隐士妄论王政,这固然不对!只是这本书晦涩难懂,而后人又掺杂了一些鄙俗浅薄的言论,读者往往感到厌烦,不再详细探究其中的含义。所谓“天运用四时,地运用五行,天子执守一以镇守中央”,这也是黄老学派的至理名言。如果这个人能逢遇好时机,他的成就必定如韩愈所说的那样。黄氏又说“韩愈除了猎取这两句话之外,其余没有留下什么好的”,这也并非知言,士人喜好妄加评论他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陆佃注释的本子有十九篇,与晁氏删去前后五卷的本子相合。我家所藏的,只有十五篇。

《子华子》

《子华子》十卷,程本所著。程本字子华,是晋国人,说他是魏国人是不对的。《汉书·艺文志》没有收录这本书。我曾经考证这本书,其中有说:“秦襄公正在开拓西戎之地,子华子在秦国观察政事。”又查考《庄子》所记载的子华子的事迹,却说:“见到韩昭僖侯。”秦襄公去世在春秋之前,而韩昭僖侯的事迹在春秋之后,前后相差二百多年,子华子怎么这么长寿呢?这是第一个不可知之处。《孔子家语》说孔子在郯地遇到齐国的程子,程子大概是齐国人。现在《子华子》自称“程的宗君受封于周,后来第十一代国家被并入温地”。程本是商朝末年文王所居住的地方,在西周,应当是王畿内的小国。温地,是周朝司寇苏忿生的封地。周襄王举出河内的温、原两地赐给晋文公,温地本来就是晋国的邑地。谁说西周的程国反而被河内的温地所吞并呢?地域的远近,也值得怀疑。这是第二个不可知之处。后序称子华子是鬼谷子的老师。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现在这本书完全不像是纵横家的言论,反而类似道家的言论。又大量抄袭佛教、老子、庄子、列御寇、孟子、荀子、《黄帝内经》、《春秋外传》、司马迁、班固等人的书籍而成。这是第三个不可知之处。刘向校定诸书,都有序言,都渊深诚实、明白整齐,而这篇文章却不像。这是第四个不可知之处。由此看来,它是伪书无疑。有人传说王銍、姚宽喜欢制作伪书,而这本书恐怕出自他们之手,情理上或许是这样的。然而它的文辞极其从容典雅,而议论焕发精彩,完全没有窘迫涩滞的样子,所以尤其善于迷惑人。沉溺于文辞的人,谁能察觉它的伪呢?

《列子》

《列子》八卷,共二十篇,郑国人列御寇所著。刘向校定八篇,说列御寇与郑缪公同时代。柳宗元说:“郑缪公在孔子之前几百年,列御寇的书里说郑国杀了他们的相国驷子阳,那是郑繻公二十四年,相当于鲁缪公十年,刘向大概是把鲁缪公误认为郑缪公了。”他的要点是有根据的。高氏因为这本书多寓言,连作者也怀疑,“所谓的列御寇,就像鸿蒙、列缺之类”,这是错误的。这本书原本基于黄老学说,决不是列御寇自己所著,一定是后人汇集而成的。书中记载孔穿、魏公子牟以及西方圣人的事迹,都出现在列御寇之后。《天瑞》、《黄帝》两篇,虽然多设辞,但其“脱离形体去除智巧,淡泊虚无,飘然与大化同游”,实为道家的要言。至于《杨朱》、《力命》两篇,则“为我”的意思很多,怀疑就是古代杨朱的书,那些没有亡佚的部分被抄袭附会在这里。列御寇在庄子之前,庄子著书多取用他的学说。如果论书事的简练劲健宏大精妙,似乎胜过庄子。我曾经熟读这本书,又发现它与佛教的言论相合。所谓“内外都进步了,然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没有不同。心凝形释,骨肉都融合,不觉形体的倚靠,脚底的踩踏”,这不是“大乘圆行说”吗?“鲵旋之潘(应作番)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沈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这不是“修习教观说”吗?“有生之气,有形之状,都是虚幻的。造化所开始,阴阳所变化的,叫做生,叫做死;穷尽数术通达变化,因形体移易的,叫做化,叫做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然虽然穷尽困难终究。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所以随起随灭。知道幻化与生死没有不同,才可以学幻”,这不是“幻化生灭说”吗?“厥昭生于湿,醯鸡生于酒,羊奚比于不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不是“轮回不息说”吗?“人们都知道生的快乐,不知道生的痛苦;知道死的厌恶,不知道死的安息”,这不是“寂灭为乐说”吗?“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还可(潇雨按:可当作何)存?”这不是“圆觉四大说”吗?中国与印度,相距一二万里,而其言论却像符节一样相合,为什么呢?难道心中所得也有相同的吗?近世大儒说华梵译师都窃取庄子、列子的精微,来文饰西域的卑陋,恐怕不是最恰当的理论。

曾子

  《曾子》,孔子弟子鲁人曾参所撰也。《汉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传,自《修身》至《天圆》凡十篇,分为二卷,与《唐志》合,视《汉》则亡八篇矣。其书已备见《大戴礼》中。予取而读之,何其明白皎洁,若列星之丽天也!又何其敷腴谆笃,若万卉之含泽也!《传》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从心”,进学之序;“七十免过”,勉人之辞。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讥之,过矣!“君子爱日”,诲学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语有详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辞费诮之,亦何可哉?或谓《大孝篇》有及乐正子春事,固出后人所辑,而非曾子所自著,则庶几也。

  言子

  《言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吴人。近新昌王爚裒《论语》书所载问答而为此书,不知者直谓为偃所自著,盖非也。大抵古书之存于今者,多出于后人之手。如《孔子家语》谓为孔安国所录壁中之文,往往多钞《左传》、《礼记》诸书,特稍异其辞耳,善读者固不敢与之。世传贾谊《新书》,谓谊所作,亦不过因《过秦论》、《吊湘赋》而杂以《汉书》中语足之,似非谊本书也。此犹有所附丽而然。古《三坟》书亡已久,宋毛渐特出之。《山坟》则言君臣、民物、阴阳、兵家,谓之《连山》。《气坟》则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则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乾坤》。与先儒所言《三易》大异。《阴符》古无是书,唐李筌特出之,以为黄帝所作,皆取兵家谲诞不经语,而文以奇涩之辞。又妄说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等训注,皆凿空扇虚以惑世,尤使人惊愕不止。是果何为哉?予读《言子》之书,于是乎有感。

  子思子

  《子思子》七卷,亦后人缀缉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轲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他日,孟轲告魏侯罃以仁义,盖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谓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慎子

  《慎子》一卷,慎到撰。到,赵人,见于《史记》列传。《中兴馆阁书目》乃曰浏阳人,浏阳在今潭州,吴时始置县,与赵南北了不涉也,误也。《汉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数。《崇文总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民杂》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蓄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皆纯简明易,类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庄周、荀卿称之,一则曰慎到,二则曰慎到,虽其术不同,亦有以也。

  庄子

  《庄子》十卷,战国时蒙人漆园吏庄周撰。《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总三十三篇。其书本《老子》,其学无所不窥,其文辞汪洋凌厉,若承日月,骑风云,上下星辰而莫测其所之,诚有未易及者。然所见过高,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盖仿佛所谓“古之狂者”。惜其与孟轲氏同时,不一见而闻孔子之大道。苟闻之,则其损过就中,岂在轲之下哉?呜呼!周不足语此也。孔子百代之标准,周何人,敢掊击之,又从而狎侮之?自古著书之士,虽甚无顾忌,亦不至是也。周纵曰见轲,其能幡然改辙乎?不幸其书盛传,世之乐放肆而惮拘检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礼义陵迟,彝伦斁败,卒踣人之家国,不亦悲夫!金李纯甫亦能言之士,著《鸣道集说》,以孔、孟、老、庄同称为圣人,则其沈溺之习,至今犹未息也,异说之惑人也深矣夫!《盗跖》、《渔父》、《让王》、《说剑》诸篇,不类前后文,疑后人所剿入。晁氏谓:“孔子没,道术散,老子始著书,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书,在孔子未没之先。

译曾子

《曾子》一书,是孔子弟子、鲁国人曾参所撰写的。《汉书·艺文志》记载为十八篇,《唐书·艺文志》记载为二卷。当今世间流传的,从《修身》到《天圆》共十篇,分为二卷,与《唐志》相符,但与《汉志》相比则缺失了八篇。这本书的内容在《大戴礼记》中已经完备地收录了。我拿来阅读,它多么明白清澈,就像群星点缀在天空一样!又多么丰润恳切,就像万种花卉蕴含着雨露一样!《左传》有话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确实如此啊!“七十而从心”,是描述学问进步的次序;“七十免过”,是勉励他人的言辞。两者的立言截然不同,周氏没有仔细考察就讥讽它,这是错误的!“君子爱日”,是教导求学者的;“一日三省”,是自我修养的功夫。言语有详略之分,事情有不同之处,高氏以言辞冗费来讥笑它,这怎么可以呢?有人说《大孝篇》中涉及乐正子春的事情,确实是出自后人的辑录,而不是曾子亲自撰写的,这种说法大概比较接近事实。

言子

《言子》三卷。言子名叫偃,字子游,是吴国人。近来新昌人王爚搜集《论语》中记载的问答而编成此书,不知情的人直接认为是言子亲自撰写的,这其实不对。大体上,古代书籍中保存到今天的,大多出自后人之手。比如《孔子家语》说是孔安国从墙壁中录出的文字,却往往大量抄录《左传》、《礼记》等书,只是稍微改变了一些措辞罢了,善于读书的人本来就不敢轻信它。世间流传的贾谊《新书》,说是贾谊所作,也不过是因为《过秦论》、《吊湘赋》而夹杂《汉书》中的话语来补足篇幅,似乎并不是贾谊的原书。这还是有所依托才形成的。古代的《三坟》一书早已失传,宋代毛渐特意将其拿出来。《山坟》讲述君臣、民物、阴阳、兵家,称为《连山》。《气坟》讲述归藏、生动、长育、止杀,称为《归藏》。《形坟》讲述天地、日月、山川、云气,称为《乾坤》。这与先儒所说的《三易》大不相同。《阴符》古时没有这本书,唐代李筌特意将其拿出来,说是黄帝所作,都选取兵家中诡诈荒诞不经的话语,并用奇特晦涩的文辞来修饰。又妄称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等人作了训注,都是凭空捏造、虚构以迷惑世人,尤其让人惊愕不已。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阅读《言子》一书,因此有所感慨。

子思子

《子思子》七卷,也是后人缀辑而成的,并非子思亲自撰写。书中记载孟轲问:“治理百姓的方法,什么最先?”子思子说:“先让他们得利。”孟轲说:“君子告诫百姓的,不过是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呢?”子思子说:“仁义,本来就是用来使他们得利的方法。上位者不仁,百姓就不能安身立命;上位者不义,百姓就会乐于欺诈,这就是最大的不利了。”后来,孟轲用仁义告诫魏侯罃,大概深得子思子的本意。有人没有仔细考察,就急忙说他们的言论好像相反,为什么呢?

慎子

《慎子》一卷,慎到撰写。慎到是赵国人,见于《史记》列传。《中兴馆阁书目》却说他是浏阳人,浏阳在今天潭州,三国吴时才开始设置县,与赵国南北毫不相干,这是错误的。《汉志》记载为四十二篇。《唐志》记载为十卷,没有说篇数。《崇文总目》记载为三十七篇。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罢了。《威德》篇说:“设立天子是为了天下,不是设立天下为了天子。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不是设立国家为了国君。设立官长是为了官职,不是设立官职为了官长。”《民杂》篇说:“大君,是至高无上的,兼蓄下属的人。下属的能力各不相同,但都是上位者所利用的。因此大君依据百姓的能力作为资用,全部包容并蓄养他们,没有取舍。”《君人》篇说:“治理百姓的人,舍弃法度而凭自身意志治理,那么诛杀、奖赏、给予、剥夺都出自君主的心意了。然而这样,受赏的人即使得当,也会期望更多而没有穷尽;受罚的人即使得当,也会期望减轻而没有止境。”这些言论都纯粹简明明白易懂,大概不是刑名学派所能企及的,慎到也是稷下学宫中善于言辞的士人啊!庄周、荀卿称赞他,一个说慎到,另一个也说慎到,虽然他们的学说不同,但也有其原因。

庄子

《庄子》十卷,战国时期蒙地人、漆园吏庄周撰写。《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总共三十三篇。他的书本源于《老子》,他的学问无所不窥,他的文辞汪洋恣肆、凌厉奔放,好像承接日月,骑乘风云,上下于星辰之间而莫测其去向,确实有不容易企及的地方。然而他的见识过高,即使是圣帝治理天下的伟大功业,也不足以让他一笑,大概近似所谓的“古代的狂者”。可惜他与孟轲同时代,却没有见面而听闻孔子的大道。如果听闻了,那么他减损过分之处而趋向中道,难道会在孟轲之下吗?唉!庄周不值得与他谈论这些。孔子是百代的准则,庄周是什么人,敢抨击他,又进而轻慢侮辱他?自古以来著书的人,虽然非常无所顾忌,也不至于这样。庄周纵然见到了孟轲,他能幡然改变方向吗?不幸的是他的书广泛流传,世上喜欢放纵而畏惧拘束检点的人,无不借庄周来作为借口。于是导致礼义衰败,常理败坏,最终倾覆人的家国,不也很可悲吗!金代李纯甫也是善于言辞的人,著《鸣道集说》,将孔、孟、老、庄同称为圣人,那么他沉溺的习气,至今还没有止息,异端邪说迷惑人真是深啊!《盗跖》、《渔父》、《让王》、《说剑》等篇,不像前后的文风,怀疑是后人抄袭插入的。晁氏说:“孔子死后,道术散失,老子开始著书,庄周兴起而辅佐他。”老子著书,是在孔子去世之前。

韩子

  《韩子》二十卷者,韩非所撰。非,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其本于黄老。与李斯同事荀卿,以书干韩王不用,乃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五篇,计十余万言。秦王见而悦之,急攻韩,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谮于秦王,下吏使自杀。非,惨激人也。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一任以法,其视仁义蔑如也。法之所及,虽刀锯日加,不以为寡恩也。其无忌惮,至谓“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谓“贤尧舜汤武乃天下乱术”,谓“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谓“人君藏术胸中以倡众端,而潜御群臣”。噫,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是亦足以杀其身矣!

  燕丹子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书载其事为详。其辞气颇类《吴越春秋》、《越绝书》,决为秦汉间人所作无疑。考其事,与司马迁《史记》往往皆合。独“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进金掷蛙”,“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听琴姬得隐语”等事,皆不之载。周氏谓迁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夫丹不量力而轻撩虎须,荆轲恃一剑之勇而许人以死,卒致身灭国破,为天下万世笑,其事本不足议。独其书序事有法而文彩烂然,亦学文者之所不废哉!

  孔丛子

  《孔丛子》七卷。《中兴书目》称汉孔鲋撰。鲋该览《六艺》,秦并天下,召为鲁国文通君,拜太傅。及焚书令行,乃归藏书屋壁,自隐嵩山。陈涉起,聘为博士,迁太师。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于陈,而著是书。年五十七卒,则固非汉人矣。又称一名《盘盂》。《艺文志》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本注谓黄帝史,或谓夏帝时人。此书称子鱼名鲋,陈人,或谓之子鲋,或谓之孔甲。孔甲姓名偶同,又决非著《盘盂》者也。其殆孔氏子孙杂记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之言行者欤?其第七卷则汉孔臧以所著赋与书,谓之《连丛》,附于卷末。嘉祐中,宋咸为之注。虽然,此伪书也。伪之者,其宋咸欤?王士元伪作《亢桑子》,而又自为之注,抑此类欤?近世之为伪书者,非止咸也。若阮逸《关朗易传》、《李靖问对》,若张商英《素书》,若戴师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观是书《记问篇》所载,有子思与孔子问答语。子思年止六十二,鲁穆公同时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没七十年。子思疑未长也,而何有答问哉?兼之气质萎弱,不类西京以前文字,其伪妄昭然可见。或者谓其能守家法,不杂怪奇,历战国秦汉流俗而无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鸿烈解

  《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汉刘安撰。安,淮南厉王长之子,招致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七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著《内书》二十一篇。《李氏书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总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传《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冥览》、《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汜(潇雨按:汜当作氾)论》、《诠言》、《丘略》、《说山》、《说林》、《人间》、《务修》、《泰族》等训,连卷末《要略》,共二十一篇,似未尝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又有《外书》三十三篇,《汉志》与《内书》同列于杂家。《中》《外》书余皆未见。《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诸家,非成于一人之手。故前后有自相矛盾者,有乱言而乖事实者。既曰“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戎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两楹以俟远方”。三代时无印,周官所掌之玺节,郑氏虽谓如今之印章,其实与玉、角、虎、人、龙、符、旌诸节并用,不过手执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鲁国召子贡,授以大将军印”。如是之类,不能尽举也。昔吕不韦相秦,亦致辩士,使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十二记》、《六论》、《八览》。其说虽未纯,要其首尾以类,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杂也。古人论立言者,汉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译《韩子》

《韩子》二十卷,是韩非所撰写。韩非,是韩国诸公子之一,喜好刑名法术之学,并将其根本归于黄老之学。他与李斯一同师从荀卿,曾上书韩王却未被采纳,于是观察以往得失的变化,撰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五篇,总计十余万字。秦王见到这些文章后非常喜爱,便加紧攻打韩国,从而得到了韩非。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嫉妒他,便在秦王面前进谗言,韩非被交付狱吏,被迫自杀。韩非是一个冷酷激烈的人。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完全依靠法律来治理,他视仁义为无物。法律所及之处,即使刀锯日日加身,他也不认为这是缺乏恩德。他肆无忌惮,甚至说“孔子不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说“推崇尧舜汤武是天下混乱的根源”,说“父亲有贤能的儿子,君主有贤能的臣子,恰好足以造成祸害”,说“君主将权术藏在心中以倡导各种端绪,从而暗中驾驭群臣”。唉,这是什么话啊!这是什么话啊!这也足以导致他自身的灭亡了!

《燕丹子》

《燕丹子》三卷。丹,是燕王喜的太子。这本书记载他的事迹最为详细。其文辞气势颇像《吴越春秋》、《越绝书》,断定是秦汉之间人所作无疑。考证其事,与司马迁《史记》往往都相符合。唯独“乌鸦头变白,马长出角”,“机关桥没有触发”,“进献金子掷打青蛙”,“切千里马的肝做肉酱”,“截断美人的手”,“听琴姬得到隐语”等事,都没有记载。周氏认为司马迁删削而去掉了它们,道理或许如此。燕丹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而轻率地撩拨老虎的胡须,荆轲倚仗一剑之勇而许诺替人赴死,最终导致自身灭亡、国家破败,成为天下万世的谈资笑料,这件事本来不值得议论。唯独这本书叙事有法度且文采灿烂,也是学习文章的人所不能废弃的!

《孔丛子》

《孔丛子》七卷。《中兴书目》称是汉代孔鲋所撰。孔鲋博览《六艺》,秦统一天下后,召他担任鲁国文通君,拜为太傅。等到焚书令施行,他便将书籍藏于墙壁之中,自己隐居嵩山。陈涉起兵,聘请他为博士,升任太师。做官六十年,因为言论不被采纳,借口眼疾退隐养老于陈地,并撰写了这本书。他五十七岁去世,那么本来就不是汉代人。又声称这本书又名《盘盂》。《汉书·艺文志》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原注说是黄帝的史官,或者说是夏帝时的人。这本书称子鱼名鲋,是陈地人,有人称他为子鲋,有人称他为孔甲。孔甲姓名偶然相同,又断定不是撰写《盘盂》的那个人。这大概是孔氏子孙杂记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言行的著作吧?其第七卷则是汉代孔臧将自己所著的赋与书信,称为《连丛》,附在卷末。嘉祐年间,宋咸为之作注。虽然如此,这是伪书。伪造它的人,难道是宋咸吗?王士元伪造《亢桑子》,又自己为之作注,也是这类情况吧?近世伪造书籍的人,不止宋咸一人。如阮逸的《关朗易传》、《李靖问对》,如张商英的《素书》,如戴师愈的《麻衣易》,也往往不能迷惑不明真相的人的眼睛,究竟有什么益处呢!现在看这本书《记问篇》所载,有子思与孔子问答的话语。子思年龄只有六十二岁,是鲁穆公同时代的人。鲁穆公即位,距离孔子去世已有七十年。子思大概还未成年,怎么会有问答呢?加之气质萎弱,不像西汉以前的文字,其虚假荒谬显而易见。有人称它能恪守家法,不夹杂怪诞奇异之说,历经战国秦汉流俗而无所浸染,未必如此,未必如此。

《淮南鸿烈解》

《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是汉代刘安所撰。刘安,是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招致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七披、伍被、晋昌等八人,以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讲论道德,统摄仁义,著成《内书》二十一篇。《李氏书目》说:“第七、第十九篇亡佚。”《崇文总目》说:“现存十八篇。”现在所流传的《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冥览》、《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诠言》、《丘略》、《说山》、《说林》、《人间》、《务修》、《泰族》等篇,连同卷末的《要略》,共二十一篇,似乎未曾亡佚。又有《中篇》八卷,讲述神仙黄白之术。又有《外书》三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将其与《内书》同列于杂家。《中》《外》书其余的我都没有见到。《淮南子》多本于《文子》,而出入于儒、墨、名、法诸家,并非成于一人之手。所以前后有自相矛盾之处,有言语混乱而违背事实之处。既然说“武王伐纣,载着尸体前行,海内未定,所以不举行三年的丧礼”,又说“武王想要彰显文王的美德,让戎狄各自带着贡品来朝贡,辽远之地未能到达,所以治理三年的丧礼,将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以等待远方之人”。三代时没有印章,周官所掌管的玺节,郑氏虽然说是如同现在的印章,其实与玉、角、虎、人、龙、符、旌等各种节信并用,不过是手拿着它来表示信用罢了。现在却说“鲁国召见子贡,授予他大将军印”。像这类错误,不能一一列举。昔日吕不韦做秦国相国,也招致辩士,让每个人著述所闻,汇集论述而成《十二记》、《六论》、《八览》。其学说虽然不纯粹,但大体上首尾分类,鲜明地成为一家之言,不像《淮南子》那样杂乱。古人论及立言,汉代不如秦国,秦国不如周代,确实如此啊!

扬子法言

  《扬子法言》十卷,汉扬雄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通录在卷后,景祐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谓始于唐仲友,非也。自秦焚书之后,孔子之学不绝如线,雄独起而任之,故韩愈以其与孟、荀并称。而司马光尤好雄学,且谓:“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孟文直而显,荀文富而丽,扬文简而奥。惟简而奥,故难知。”其与雄者,至矣!是《法言》者,为拟《论语》而作。《论语》出于群弟子之所记,岂孔子自为哉?雄拟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太玄》以拟《易》。所谓《首》、《冲》、《错》、《测》、《攡》、《莹》、《数》、《文》、《掜》、《图》、《苦》、之类,皆足以使人怪骇。由其自得者少,故言辞愈似而愈不似也。呜呼!雄不足责也。光以二代伟人,乃胶固雄学,复述《潜虚》以拟《玄》,抑又何说哉?余因为之长叹!雄之事,经考亭朱子论定者,则未遑及也。

  抱朴子

  《抱朴子》,晋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内篇》二十卷,言神仙黄白变化之事。《外篇》十卷,驳难通释。洪深溺方技家言,谓神仙决可学,学之无难,合丹砂黄金为药而服之,即令人寿,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其他杂引黄帝御女及《三皇内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诞亵不可训。昔汉魏伯阳约《周易》作《参同契》上中下三篇,其言修炼之术甚具,洪乃时与之戾,不识何也?洪尝自言马迹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经于郑君。郑君名隐,又得之葛仙公玄。玄,洪从祖也。其后郑君知江南将乱,负笈持药,东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识其仙欤否也。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为文辞虽不近古,纡徐蔚茂,旁引而曲证,必达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学《六艺》,夫孰御之哉?惜也!

  刘子

  《刘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刘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龙》,文体与此正类,其可征不疑。第卷数不同,为少异尔。袁孝政谓刘昼(孔昭)伤己不遇,遭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非也。孝政以无传记可凭,复致疑于刘歆、刘勰、刘孝标所为,黄氏遂谓孝政所托,亦非也。其书本黄老言,杂引诸家之说以足成之,绝无甚高论。末论九家之学,迹异归同,尤为鄙浅。然亦时时有可喜者。《清神章》云:“万人弯弧以向一鹄,鹄能无中乎?万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无伤乎?”(《亢仓子》同)三复其言,为之出涕!

  文中子中说

  《文中子中说》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盖门人私谥,因以名其书。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此书乃阮逸伪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谓通“生乎陈、隋之世,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皮,唐人也,距隋为近,其言若此。果无是人乎?书果逸之伪作乎?一云通行事于史无考,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职,善恶毕书,以为世法戒。人有秽行,见诸简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未必其门人,脱有之,何不荐诸太宗而用之?隋大业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将焉荐之?刘禹锡作《王华卿墓志》,载其家世行事,有曰“门多伟人”。虽未可必其为房、杜诸公,要不可谓非硕士也。第其书出于福郊、福峙之所为,牵合傅会,反不足取信于人。如仁寿四年,通始至长安,李德林卒已九岁,而书有“德林请见”之语。江都有变,通不及闻,而书有“泫然而兴”之言。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岁开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书谓“问礼于关子朗”。此最为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杨。杨本黄老,荀杂申、商,唯通为近正。读者未可以此而轻訾之。

  天隐子

  《天隐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马承祯为之序,承祯字子微,尝著《坐忘论》。此书言长生久视之法,与之相表里,岂天隐子即承祯欤?洪兴祖谓承祯得天隐子之学,岂或别有考欤?

译《扬子法言》十卷,由汉代扬雄撰写。全书共十三篇,每篇各有序言。原本将序言统一收录在卷末,宋景祐初年,宋咸将其移至篇首,有人说是始于唐仲友,这是错误的。自从秦朝焚书之后,孔子的学说仅如细线般延续不绝,唯独扬雄挺身而出承担重任,所以韩愈将他与孟子、荀子相提并论。而司马光尤其喜爱扬雄的学问,并且说:“孟子喜好《诗》、《书》,荀子喜好《礼》,扬雄喜好《易》。孟子的文章直白而显豁,荀子的文章丰富而华丽,扬雄的文章简练而深奥。正因为简练而深奥,所以难以理解。”他对扬雄的评价,可谓到了极点!这部《法言》,是模仿《论语》而作的。《论语》出自众多弟子所记录,难道是孔子自己写的吗?扬雄模仿它,是僭越了!更过分的是,他又撰写《太玄》来模仿《周易》。所谓《首》、《冲》、《错》、《测》、《攡》、《莹》、《数》、《文》、《掜》、《图》、《苦》等篇目,都足以让人感到怪异骇然。因为他自得之处很少,所以言辞越是相似,反而越是不像。唉!扬雄不值得责备。司马光作为两代伟人,却固执地拘泥于扬雄的学问,又撰写《潜虚》来模仿《太玄》,这又怎么说呢?我因此为之长叹!至于扬雄的事迹,经过考亭朱熹论定过的,这里就不暇涉及了。

《抱朴子》,由晋代葛洪撰写。葛洪字稚川,著《内篇》二十卷,讲述神仙、炼丹变化之事。《外篇》十卷,驳斥疑难并加以阐释。葛洪深深沉迷于方技家的言论,认为神仙完全可以学习,学习起来并不困难,将丹砂和黄金合炼成药服用,就能让人长寿,与天地同终,乘云驾龙,在太清之中上下遨游。其他杂引黄帝御女以及《三皇内文》中劾召鬼神的事情,都是荒诞亵渎、不可训诫的。从前汉代魏伯阳依据《周易》作《参同契》上中下三篇,其中关于修炼之术的论述非常完备,葛洪却时常与之相悖,不知是何缘故?葛洪曾自述在马迹山中,从郑君那里受得《九鼎》、《金液》两部经书。郑君名隐,又从葛仙公玄那里得到。葛玄是葛洪的从祖父。后来郑君预知江南将要发生战乱,背着书箱拿着药,向东投奔霍山,不知去向,也不清楚他是否成仙了。葛洪博闻强识,学识渊博,在江东无人能比,他的文章虽然不接近古雅,但曲折舒缓、华美茂盛,旁征博引、曲折论证,一定要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才罢休。总之,葛洪也是一位奇士,如果让他舍弃这些而学习《六艺》,谁能抵挡得住呢?可惜啊!

《刘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是谁所作。《唐书·经籍志》记载为十卷,直接说是梁代刘勰撰写。现在考察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文体与此正相类似,其证据确凿无疑。只是卷数不同,稍有差异罢了。袁孝政认为刘昼(孔昭)因感叹自己怀才不遇,遭遇天下衰败,流亡到江南,所以写了这本书,这是错误的。袁孝政因为缺乏传记可以凭借,又对刘歆、刘勰、刘孝标是否为作者产生怀疑,黄氏于是说这是袁孝政所托名,这也是错误的。这本书原本基于黄老学说,杂引各家之说以充实内容,绝无高深的议论。最后论述九家之学,说它们形迹不同但归宿相同,尤其显得鄙陋浅薄。然而也时常有令人欣喜之处。《清神章》说:“万人拉弓射向一只靶子,靶子能不中吗?万物炫目惑乱一个人,这个人能不受伤吗?”(《亢仓子》相同)反复诵读这些话,让人为之流泪!

《文中子中说》十卷,由隋代王通撰写。王通字仲淹,“文中”大概是门人私下给的谥号,因此用这个名称命名他的书。世人怀疑王通的有三点:第一,说《唐书·房杜传》中,几乎没提到他的姓名,这本书是阮逸伪造的,未必真有这个人。查考皮日休撰写《文中子碑》,说王通“生于陈、隋之世,因乱世不做官,退隐于汾晋,编述《六经》,写成《中说》,用来在门人中施行教化”。皮日休是唐人,距离隋朝很近,他的话如此。难道真的没有这个人吗?书真是阮逸的伪作吗?第二,说王通的行事在史书中没有考证,只有《隋唐通录》称他有秽行,被史官删削。然而史官的职责,是善恶都记载,作为世人的法则和警戒。人有秽行,记载在史册上的多了,为何唯独删削王通呢?第三,说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二温、王、陈等人,未必是他的门人,即使有,为何不推荐给太宗而任用他们?隋大业十三年五月,王通已经去世,能向谁推荐呢?刘禹锡作《王华卿墓志》,记载其家世行事,有“门多伟人”的话。虽然不能肯定就是房、杜等人,但也不能说不是大儒。只是他的书出自王福郊、王福峙之手,牵强附会,反而不足以取信于人。比如仁寿四年,王通才刚到长安,李德林去世已经九年,而书中有“德林请求拜见”的话。江都发生变故,王通来不及听闻,而书中有“泫然兴起”的话。关朗在太和年间见到魏孝文帝,从太和丁巳年到王通出生的开皇四年甲辰,已经一百零七年,而书却说“向关子朗问礼”。这最为荒谬虚妄。唉!孟子以下,知道尊崇孔子的说是荀子、扬雄。扬雄本于黄老,荀子杂糅申不害、商鞅,只有王通接近正道。读者不可以因此而轻易诋毁他。

《天隐子》八篇,不知是谁所作。唐代司马承祯为之作序,司马承祯字子微,曾著《坐忘论》。这本书讲述长生久视的方法,与《坐忘论》互为表里,难道天隐子就是司马承祯吗?洪兴祖说司马承祯得到了天隐子的学问,难道另有考证吗?

玄贞子

  《玄贞子》两见《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予所藏者,《外篇》三卷尔。计必有《内篇》,而此非全书也。唐张志和撰,韦诣作内解。志和字子同,金华人,始名龟龄。年十六,擢明经,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著《玄真子》,亦以自号。其书多偏曲之论,无足采。所可采者,其隐操亦卓卓云。

  墨子

  《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七篇,号曰《经》。中卷《尚贤》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号曰《论》。共十三篇。考之《汉志》,七十一篇。《馆阁书目》则六十一篇,已亡《节用》、《节葬》、《明鬼》、《非乐》、《非儒》等九篇,比今书则又亡多矣。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予尝爱其“圣王作为宫室,便于主,不以为观乐”之言,又尝爱其“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之言,又尝爱其“饮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之言。墨子其甚俭者哉!“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大禹之薄于自奉者。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固孔子之所不弃哉!或曰:“如子之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闢之,何也?”曰:本二。

  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玄微子》。鬼谷子无姓名里居,战国时隐颍川阳城之鬼谷,故以为号。或曰王誗(或云王诩)者,妄也。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师之,受《捭》《阖》之术十三章,又受《转圆》、《胠箧》及《本经》、《持枢》、《中经》三篇。《转圆》、《胠箧》今亡。梁陶宏景注。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纵横家。《唐志》以为苏秦之书。大抵其书皆捭阖、钩箝、揣摩之术。其曰:“与人言之道,或拨动之令有言,以示其同;或闭藏之使自言,以示其异,捭阖也。既内感之而得其情,即外持之使不得移,钩箝也。量天下之权,度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动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独谓其得于《易》之“阖闢翕张”之外,不亦过许矣哉!其中虽有“知性寡累,知命不忧”,及“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颐”等言,亦恒语尔,初非有甚高论也。呜呼!曷不观之仪、秦乎?仪、秦用其术而最售者,其后竟何如也?高爱之慕之,则吾有以识高矣。

  孙子

  《孙子》一卷,吴孙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计》至《用间》,凡十三篇。《艺文志》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为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按《史记》,阖闾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其数与此正合。《汉志》出《史记》后,牧之言要非是。武,齐人,吴阖闾用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叶适以不见载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予独不敢谓然。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或曰:“《风后握奇经》,实行兵之要,其说实合乎伏羲氏之卦画,奇正相生,变化不测。诸葛亮得之以为八阵,李靖得之以为六花阵。而武为一代论兵之雄,顾不及之,何也?”曰:“《兵势篇》不云乎:‘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斯固风后之遗说也。曾谓其不及之,可乎?”呜呼!古之谈兵者,有仁义,有节制。至武一趋于权术变诈,流毒至于今未已也。然则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祸首欤?

译玄贞子

《玄贞子》在《唐书·艺文志》中出现了两次。一说有十二卷,一说有二卷。我所收藏的,只有《外篇》三卷罢了。推想必定还有《内篇》,而这部书并非全书。唐代张志和撰写,韦诣作内解。张志和字子同,金华人,起初名叫龟龄。十六岁时,考中明经科,凭借策论干求肃宗,特别受到赏识看重,被任命为翰林待诏,授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的官职,因此赐名。后来因事获罪被贬为南浦尉,恰逢大赦得以返回。因为双亲已经去世,不再出仕,居住在江湖之间,自称烟波钓徒。著有《玄真子》,也以此作为自己的别号。他的书中多偏颇邪曲的言论,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值得采纳的,是他隐居的节操也颇为卓越罢了。

墨子

《墨子》三卷,战国时期宋国大夫墨翟撰写。上卷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七篇,称为《经》。中卷《尚贤》三篇,下卷《尚同》三篇,都称为《论》。共计十三篇。考察《汉书·艺文志》,有七十一篇。《馆阁书目》则是六十一篇,已经亡佚了《节用》、《节葬》、《明鬼》、《非乐》、《非儒》等九篇,比起现在的书来说又亡佚得更多了。墨家,是加强根本、节约用度的学说。我曾经喜爱他“圣王建造宫室,以便于君主居住,不为了观赏享乐”的言论,又曾经喜爱他“圣人制作衣服,适宜身体,调和肌肤,不是为了荣耀耳目而炫耀愚民”的言论,又曾经喜爱他“饮食增加元气、充实空虚,强健身体、舒适腹部”的言论。墨子真是非常节俭的人啊!“降低宫室,粗劣饮食,粗陋衣服”,是大禹对自己供养微薄的人。孔子也说:“奢侈就会不谦逊,节俭就会固陋。”既然这样,那么节俭难道是孔子所抛弃的吗?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那么墨翟是值得选取的,而孟子却拒绝并驳斥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本源不同。

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写。又名《玄微子》。鬼谷子没有姓名籍贯,战国时期隐居在颍川阳城的鬼谷,所以以此作为称号。有人说他是王诩(或说王诩),这是荒谬的。他擅长养生治身,苏秦、张仪拜他为师,学习了《捭阖》之术十三章,又学习了《转圆》、《胠箧》以及《本经》、《持枢》、《中经》三篇。《转圆》、《胠箧》现在已经亡佚。梁代陶宏景作注。刘向、班固编录书籍时没有《鬼谷子》,《隋书·经籍志》才开始有,列在纵横家。《唐书·艺文志》认为是苏秦的书。大致这本书都是捭阖、钩箝、揣摩的权术。它说:“与人交谈的方法,或者拨动对方让他说话,以显示我们的相同;或者闭藏自己让他自己说话,以显示我们的不同,这就是捭阖。已经在内心感动他并得知他的实情,就在外面控制他使他不能改变,这就是钩箝。衡量天下的权势,揣度诸侯的情势,而用他们想要的东西去触动他们,这就是揣摩。”这些都是小人蛇鼠般的智谋,家庭使用它家庭就会灭亡,国家使用它国家就会败坏,天下使用它就会失去天下,学士大夫应当唾弃它而不屑一谈。高氏唯独认为它得自于《易经》“阖辟翕张”之外,岂不是过分赞许了吗!其中虽然有“了解本性则少牵累,了解命运则不忧愁”,以及“中间稽考道德的始祖,分散进入神明的颐养”等言论,也是平常的话语罢了,起初并没有非常高深的议论。唉!为什么不看看张仪、苏秦呢?张仪、苏秦运用他们的权术而最为得逞,他们后来究竟怎么样了呢?高氏喜爱他们、羡慕他们,那么我就由此了解高氏了。

孙子

《孙子》一卷,吴国孙武撰写,魏武帝作注。从《始计》到《用间》,共计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却说有八十二篇,杜牧相信这个说法,于是认为孙武的书有数十万字,魏武帝删削其繁冗,笔录其精粹,才成为这本书。查考《史记》,阖闾对孙武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篇数与此正好相符。《汉书·艺文志》出自《史记》之后,杜牧的话肯定是不对的。孙武,齐国人,吴王阖闾任用他做将领,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进入郢都,向北威慑齐、晋,在诸侯中显扬名声。叶适因为《左传》中没有记载,怀疑这本书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隐士所作,我唯独不敢认为如此。春秋时期,列国之事如果上报告知则记录在史册上,否则就不记录。二百四十二年间,大国如秦、楚,小国如越、燕,他们的行事不见于经传的也有,为什么唯独孙武呢?有人说:“《风后握奇经》,确实是行军打仗的要领,它的说法确实符合伏羲氏的卦画,奇正相生,变化莫测。诸葛亮得到它作为八阵,李靖得到它作为六花阵。而孙武是一代论兵的雄杰,却不及此,为什么呢?”回答说:“《兵势篇》不也说吗:‘作战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取胜。作战的态势不过奇正,奇正的变换,不可穷尽,奇正相生,像循环一样没有尽头。’《九地篇》又不也说吗:‘用兵的人,譬如率然。率然,是常山的蛇,击打它的头部尾巴就来救,击打它的尾巴头部就来救,击打它的中部头部和尾巴都来救。’这本来就是风后的遗说。曾认为他不及此,可以吗?”唉!古代谈论兵法的人,有仁义,有节制。到了孙武则一趋向于权术变诈,流毒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既然这样,那么孙武,既是兵家的始祖,也是兵家的祸首吧?

吴子

  《吴子》二卷,卫人吴起撰。起尝学于曾子。其著书,曰《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凡六篇。夫干戈相寻,至于战国,惨矣!往往以智术诈谲,驰骋于利害之场,无所不用其至,若无士矣。起于斯时,对魏武侯则曰:“在德不在险”;论制国治军则曰:“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论天下战国则曰:“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何起之异夫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较之孙武,则起几于正,武一乎奇,其优劣判矣!或者谓起为武之亚,抑亦未之思欤?然则杀妻求将,啮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缭子

  《尉缭子》五卷,不知何人书。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问”知之,或曰齐人也,未知孰是。其书二十四篇,较之《汉志》杂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论兵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王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由是观之,其威烈可谓莫之婴矣。及究其所以为用,则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仞血而天下亲。”呜呼!又何其仁哉!战国谈兵者有言及此,君子盖不可不与也。宋元丰中,是书与孙、吴二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颁行武学,号为《七书》。《孙》、《吴》当是古书。司马《兵法》本古者司马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说,疑亦非伪。若《三略》、《六韬》、《问对》之类,则固后人依仿而托之者也。而杂然浑称无别,其或当时有司之失欤?

  尹文子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书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类申、韩,盖无足称者。晁氏独谓其亦宗《六艺》,数称仲尼,其叛道者盖鲜。呜呼!世岂有专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仲长统序称其出于周尹氏,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鈃、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按龙客于平原君,尹相赵惠文王。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已四十余岁,是非学于龙者也。统卒于献帝让位之年,而序称其黄初末到京师,亦与史不合。呜呼!《素问》以为黄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脱营不医”之文,殊不知秦灭六国,汉诸侯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韬》谓出于周之吕牙,而有“避正殿”之语,殊不知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尔雅》以为周公所制,而有“张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张仲乃周宣王时人。予尝验古书真伪,每以是求之,思过半矣,又况文辞气魄之古今绝然不可同哉!予因知统之序盖后人依托者也。呜呼!岂独序哉?

  商子

  《商子》五卷,秦公孙鞅撰。鞅,卫之庶孽,封于商,故以名书。《汉志》二十九篇,陈氏谓二十八篇。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学,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强,后卒以反诛。今观其术,以劝耕督战为先务。垦草之令,农战之法,至严至峻也。然不贵学问以愚民,不令豪杰务学《诗》《书》,其流毒至嬴政,遂大焚《诗》《书》百家语,以愚天下黔首,鞅实启之,非特李斯过也。议者不是之察,尚摘其“商农无得籴粜”、“贵酒肉重租”之语以为疵病,是犹舍人杀敓之罪,而问其不冠以见人,果何可哉?

  公孙龙子

  《公孙龙子》三卷,《疏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凡六篇。《汉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龙,赵人,平原君客也。能辩说,伤明王之不兴,疾名器之乖实,以假指物,以混是非,冀时君之有悟而正名实焉。予尝取而读之,“白马非马”之喻,“坚白同异”之言,终不可解。后屡阅之,见其如捕龙蛇,奋迅腾骞,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辩也!然而名实愈不可正,何邪?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苟欲名实之正,亟火之。

译吴子

《吴子》两卷,是卫国人吴起所撰写。吴起曾向曾子学习。他所著的书籍,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共六篇。自从干戈相争,直到战国时期,局势真是惨烈啊!人们往往凭借智谋和欺诈手段,在利害关系中纵横驰骋,无所不用其极,似乎没有士人的风范了。吴起在这个时代,面对魏武侯时说:“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地势”;论述治理国家和军队时说:“用礼来教导,用义来激励”;论述天下的战国局势时说:“五次胜利的招致祸患,四次胜利的导致衰败,三次胜利的成就霸业,两次胜利的成就王业,一次胜利的成就帝业。多次胜利而得到天下的很少,因此灭亡的众多”;论述为将之道时说:“需要谨慎的有五件事,一是治理,二是防备,三是果断,四是警戒,五是简约”。吴起为何与其他诸子如此不同啊!这就是他能够镇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开辟四方疆土,拓展千里土地,理所应当的原因。与孙武相比,吴起近乎正道,孙武专一于奇谋,他们的优劣就判然分明了!有人说吴起是孙武的次一等,恐怕也是没有深思吧?然而,杀妻求取将位,咬臂与母亲盟誓,这些行为也是可以取法的吗?回答说:暂且放下这些不谈。

尉缭子

《尉缭子》五卷,不知道是谁写的书。有人说作者是魏国人,因为《天官篇》中有“梁惠王问”而得知;有人说作者是齐国人,不知道哪个说法正确。这本书共有二十四篇,与《汉书·艺文志》中杂家二十九篇相比,已经遗失了五篇。书中论述用兵说:“兵器,是凶器。争斗,是违背道德的。将领,是掌管生死的官职。所以不得已才使用它。没有上天在上方,没有大地在下方,没有君王在后方,没有敌人在前方。一个人的兵力,像狼像虎,像风像雨,像雷像霆,声势浩大,天下都震惊。”由此看来,它的威猛猛烈可以说无人能抵挡了。等到探究它使用的方法,却说:“军队不攻打没有过错的城市,不杀害无罪的人。杀害别人的父兄,掠夺别人的财物,奴役别人的子女,这些都是盗贼行为。”又说:“军队,是用来诛灭暴乱,禁止不义行为的。军队所施加的地方,农民不离开他们的田地,商人不停止他们的店铺,士大夫不离开他们的官府,所以军队不流血而天下亲近。”唉!又是多么仁爱啊!战国时期谈论兵法的人有说到这些的,君子大概不可不赞同啊。宋元丰年间,这本书与孙武、吴起二子的著作,司马穰苴的《兵法》,黄石公的《三略》,吕望的《六韬》,李卫公的《问对》,在武学中颁行,号称《七书》。《孙子》、《吴子》应当是古书。司马《兵法》本于古代的司马兵法而附以田穰苴的说法,怀疑也不是伪作。至于《三略》、《六韬》、《问对》之类,则肯定是后人模仿而托名的。而杂乱地统称没有区别,这或许是当时主管官员的失误吧?

尹文子

《尹文子》两卷,是周朝尹文所撰写。这本书谈论大道类似老子,谈论刑名类似申不害、韩非,大概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晁氏唯独认为它也尊崇《六艺》,多次称颂孔子,背离正道的人大概很少。唉!世上哪有专谈刑名而不背离正道的人呢?晁氏说错了!仲长统的序言称它出自周朝尹氏,齐宣王时居住在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一起向公孙龙学习。查考公孙龙是平原君的宾客,尹文是赵惠文王的相国。齐宣王死后,距离赵惠文王即位已经四十多年,这不是向公孙龙学习的人。仲长统死于汉献帝让位的那一年,而序言称他在黄初末年到达京师,也与史实不符。唉!《素问》认为是黄帝所作,却有“失侯失王,脱营不医”的文字,殊不知秦灭六国,汉初废除诸侯王国,才开始有失去侯王的人。《六韬》说是出自周朝的吕尚,却有“避正殿”的话语,殊不知避正殿是战国以后的事。《尔雅》认为是周公所制,却有“张仲孝友”的话,殊不知张仲是周宣王时的人。我曾经验证古书的真伪,常常用这种方法来寻求,思考过半了,更何况文辞气魄古今截然不同啊!我因此知道仲长统的序言大概是后人依托的。唉!难道只是序言吗?

商子

《商子》五卷,是秦国公孙鞅所撰写。公孙鞅,是卫国的庶出子孙,封在商地,所以用商来命名这本书。《汉书·艺文志》记载二十九篇,陈氏说是二十八篇。我家收藏的版本有二十六篇,其中第二十一篇遗失了。公孙鞅喜好刑名之学,秦孝公任用他,于是秦国变得富强,后来最终被反杀。现在看他的方法,以鼓励耕种和督促作战为当务之急。开垦荒地的法令,农战的方法,极其严厉苛刻。然而他不重视学问以愚弄百姓,不让豪杰致力于学习《诗》《书》,其流毒传到嬴政,于是大肆焚烧《诗》《书》和百家言论,以愚弄天下百姓,公孙鞅实际上是开启者,不仅仅是李斯的过错。议论的人不仔细考察,还摘取他“商农不得买卖粮食”、“重视酒肉加重租税”的话作为缺点,这就像舍弃杀人抢劫的罪行,而询问他不戴帽子见人,果真可以吗?

公孙龙子

《公孙龙子》三卷,包括《疏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共六篇。《汉书·艺文志》记载六十四篇,遗失已经很多了。公孙龙,是赵国人,平原君的宾客。擅长辩论,哀叹圣明君主不兴起,痛恨名器与事实不符,用虚假的指物,混淆是非,希望当时的君主有所觉悟而纠正名实。我曾经拿来阅读,“白马非马”的比喻,“坚白同异”的言论,始终不能理解。后来多次阅读,见他像捕捉龙蛇一样,奋起腾飞,更加无法着手。他的辩论真是厉害啊!然而名实更加不能纠正,为什么呢?言论不纯正。天下没有言论不纯正而能纠正名实的,如果想要名实正确,赶快把它烧掉。

荀子

  《荀子》十卷,周人荀卿撰。卿名况,《汉志》避宣帝讳作孙卿。刘向校定,除其重复,著三十二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唐杨倞为之注,且更《新书《为《荀子》,易其篇第,析为二十篇。卿以齐襄王时游稷下,距孟子至齐五十年矣。列于大夫,三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以谗去之赵,与临武君议兵。入秦,见应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复为兰陵令。既废,家兰陵以终。乡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马迁,于迁书有三不合。春申君死,当齐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春申君死而卿废。设以宣王末年游齐,年已百三十七矣。迁书记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当齐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称孟子,计亦五十余。后二十二年,子之乱燕,孟子在齐。若卿来以宣王时,不得如向言后孟子百余岁。田忌荐孙膑为军师,败魏桂陵,当齐威王二十六年,距赵孝成王七十八年。临武君与卿议兵于王前,向以为孙膑,倞以败魏马陵疑年,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总目》言卿楚人,楚礼为客卿,与迁书向序驳,益难信。”其论殊精绝。然况之为人,才甚高而不见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于孔氏。由其不见道,故极言性恶,及讥讪子思、孟轲不少置。学者其务知道哉!至若李斯虽师卿,于卿之学懵乎未之有闻。先儒遂以为病,指卿为刚愎不逊、自许太过之人,则失之矣。

  金华子

  《金华子》三卷,刘崇远撰。或云崇远唐人,或云五代人,仕至大理司直,其为人莫可考。其为书,录唐大中后事,盖驳乎不足议也。昔刘向采传记百家之言,撮其正词美义可为劝戒者,以类相从,为《说苑》、《新序》二书,最为近古,识者犹病其徇物者多,自为者少,况崇远乎哉!金华子,崇远所自号,盖有慕皇初平云。

  齐丘子

  《齐丘子》六卷,一名《化书》。言道、术、德、仁、食、俭六化为甚悉。世传为伪唐宋齐丘子嵩作。张来题其后,遂云:“齐丘犬鼠之雄,盖不足道。其为《化书》,虽皆浅机小数,亦微有见黄老之所谓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呜呼!是书之作,非齐邱也,终南山隐者谭峭景升也,齐丘窃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说也。“魂魄魅我,血气醉我,七窍囚我,五根役我”,释氏说也。“心冥冥兮无所知,神怡怡兮无所之,气熙熙兮无所为,万虑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说也。非浅机小数比也。使齐丘知此,则何为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简,《关尹子》可亚也,实微有见于黄老所谓道德者也。

  聱隅子

  《聱隅子》二卷,蜀人黄晞撰。晞,宋仁宗时人。著《歔欷琐微论》十篇,篇有小序。造文效杨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谓“张良得圣人之安,萧何得圣人之变,刘向得圣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黄氏间采其语,谓二氏反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来,士习极陋,而文亦随之,入宋殆将百年,而犹未大振。晞独知“辞赋戾于治具,声偶甚乎倡优”,确然立论,以成一家言,真豪杰士哉!真豪杰士哉!

  周子通书

  《周子通书》四十章,本号《易通》,舂陵子周子敦颐之所著也。自孟子没,孔子之学不传,千载之下独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于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论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辄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损其旧有篇名,失其旨矣。是书文虽高简,体实渊悫,诚可以上继孟氏,非余子比也。然莫知其师传之所自,彼妄男子谓同胡文恭公受学于鹤林寿涯师者,固为诡诞。而云传《太极图》于穆修,修传《先天图》于种放,放传于陈抟者,亦恐知周子未尽也。其殆不阶师授,超然独觉于千古之上者欤!

  子程子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颐叔子书,盖其门人杨时变语录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东阳厉髯翁云:“相传为广汉张栻作。”序称得诸子高子家传,以其卷次不分,编类不别,因离为《论道》、《论学》、《论书》、《论政》、《论事》、《天地》、《圣贤》、《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统而要,非求类夫《论语》之书也。予取观之,实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说附焉。辞极峻古,虽间有稍离真者,亦不远矣。览者尚慎择之哉!

译荀子

《荀子》十卷,是周朝人荀卿所撰写。荀卿名况,《汉书·艺文志》为了避汉宣帝刘询的名讳,将“荀”写作“孙”。刘向校勘整理,删去重复内容,编成三十二篇,分为十二卷,题名为《新书》。唐代杨倞为之作注,并且将《新书》改名为《荀子》,调整了篇章次序,析分为二十篇。荀卿在齐襄王时期游历稷下学宫,距离孟子到达齐国已经五十年了。他被列为大夫,三次担任祭酒(学宫之长)。离开齐国前往楚国,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令。因遭谗言离开楚国前往赵国,与临武君在赵王面前讨论军事。进入秦国,拜见应侯范雎,秦昭王以礼聘问。返回楚国,再次担任兰陵令。后来被废黜,居家兰陵直至终老。乡先正唐仲友说:“刘向序中记载荀卿的事迹,本于司马迁,但与《史记》有三处不合。春申君死时,正值齐王建二十八年,距离齐宣王已有八十七年。刘向说荀卿在齐宣王时来齐国游学,春申君死后荀卿被废。假设荀卿在齐宣王末年游历齐国,那时年龄已达一百三十七岁了。《史记》记载孟子在齐惠王三十五年到达梁国,那是齐宣王七年,惠王称孟子为叟,推算孟子当时也已五十多岁了。二十二年之后,燕国子之之乱,孟子在齐国。如果荀卿在齐宣王时来齐,就不可能像刘向所说那样比孟子晚一百多年。田忌推荐孙膑为军师,在桂陵击败魏国,那是齐威王二十六年,距离赵孝成王已有七十八年。临武君与荀卿在赵王面前议兵,刘向认为临武君就是孙膑,杨倞根据马陵之战怀疑其年龄,马陵之战距离桂陵之战又过了十三年。《崇文总目》说荀卿是楚国人,楚国以礼待他为客卿,这与《史记》和刘向序相矛盾,更加难以相信。”他的论述非常精妙绝伦。然而荀况这个人,才华很高却未能体悟大道。因为他才华很高,所以他的言论有时并不违背孔子之道。因为他未能体悟大道,所以极力主张人性本恶,并且讥讽子思、孟轲毫不留情。求学的人一定要致力于体悟大道啊!至于李斯虽然师从荀卿,但对荀卿的学问茫然无知。前代儒生因此以此作为荀卿的过错,指责荀卿刚愎不逊、自视过高,这就错了。

金华子

《金华子》三卷,刘崇远所撰。有人说刘崇远是唐朝人,有人说他是五代时期的人,官至大理司直,他的为人无法考证。他所写的书,记录唐宣宗大中年间以后的事情,大概驳杂浅陋,不足以议论。从前刘向采集传记和诸子百家的言论,摘录其中端正美好的词句和义理,可以作为劝诫的内容,按类别编排,写成《说苑》、《新序》两本书,最为接近古法,有见识的人还嫌它迎合世俗的内容多,自我独创的内容少,何况刘崇远呢!金华子,是刘崇远自己的号,大概是仰慕皇初平(传说中的仙人)的缘故。

齐丘子

《齐丘子》六卷,又名《化书》。论述道、术、德、仁、食、俭这六种转化非常详尽。世间传说是伪唐、伪宋时期的齐丘子嵩所作。张来在书后题词,于是说:“齐丘不过是犬鼠之雄,本来不值一提。他写的《化书》,虽然都是浅薄的机巧和小智慧,但也略微看到了黄老所说的道德,他能够成功,是有原因的。”唉!这本书的作者不是齐丘,而是终南山隐士谭峭,字景升,是齐丘窃取了他的作品。书中说“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这是老子的学说。“魂魄魅我,血气醉我,七窍囚我,五根役我”,这是佛教的学说。“心冥冥兮无所知,神怡怡兮无所之,气熙熙兮无所为,万虑不能惑,求死不可得”,这是神仙家的学说。这不是浅薄的机巧和小智慧所能比拟的。如果齐丘懂得这些,为什么落得不得好死的下场呢?它的文风高古简练,可以比肩《关尹子》,确实略微看到了黄老所说的道德。

聱隅子

《聱隅子》二卷,蜀人黄晞所撰。黄晞是宋仁宗时期的人。著有《歔欷琐微论》十篇,每篇有小序。他写文章效仿扬雄、王通二人,但在阐述义理方面不能企及。他说“张良得圣人之安,萧何得圣人之变,刘向得圣人之力”,这似乎不可信!黄氏偶尔采纳这些话,说扬雄、王通反而有所不及,这不是善于言辞的表现。然而自从五代以来,士人的习气极其鄙陋,文章也随之衰败,进入宋朝将近百年,仍然没有大大振兴。黄晞独自知道“辞赋违背治国之道,声律对偶甚至不如倡优”,坚定地立论,形成一家之言,真是豪杰之士啊!真是豪杰之士啊!

周子通书

《周子通书》四十章,原本叫《易通》,是舂陵人周敦颐所著。自从孟子去世,孔子的学问不再传承,千年之后唯独周敦颐得到了它,并传授给二程,于是天下大白。安定胡宏曾说:“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他的论述不也太恰当了吗!只是每篇开头,胡宏都加上“周子曰”三个字,而删去了原有的篇名,失去了原意。这本书虽然文风高古简练,但体裁确实渊深诚笃,确实可以上承孟子,不是其他人能比得上的。然而没有人知道他的师承来源,那些狂妄的人说他和胡文恭公一样师从鹤林寿涯,这当然是荒诞的。而说他把《太极图》传给穆修,穆修把《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陈抟,恐怕也是没有完全了解周敦颐。他大概是不依赖师授,在千古之上超然独悟的人吧!

子程子

《子程子》十卷,又名《程子粹言》。这是程颐(字叔子)的书,大概是由他的门人杨时把语录改编成文章而成的。前面有序言,没有署名。东阳厉髯翁说:“相传是广汉张栻所作。”序言称是从子高家中获得的传本,因为卷次不分,分类不明,所以分为《论道》、《论学》、《论书》、《论政》、《论事》、《天地》、《圣贤》、《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想要它统摄精要,并不是追求像《论语》那样的分类。我拿来观看,确实都是程颐的话,而程颢(字伯子)的学说附在其中。言辞极其峻峭古雅,虽然偶尔有稍微偏离真理的地方,也不远了。阅览的人还要谨慎选择啊!

跋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师下睦州,浦阳壤地与睦境接,居民震惊,多扶挈耄倪走傍县。予亦遣妻孥入句无山,独留未行。日坐环堵中,块然无所为,乃因旧所记忆者,作《诸子辩》数十通,九家者流颇具有焉。孔子门人之书,宜尊而别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备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终之以周、程者,欲读者有所归宿也。其中疏剔觝排,亦窃自谓有一发之见。第以家当屡徙之余,书无片牍可以稽质,不能必其无矛盾也。夏六月壬午,仅克脱稿。越三日乙酉,而浦阳平矣。余遂竭蹶趋句无,惊悸稍定,俾仲子璲录之如右。於戏!九家之徒竞以立异相高,莫甚于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则吾圣贤之所已具。其悖义而伤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戏!邪说之害人,惨于刀剑,虐于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锋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贱,不得信其所欲为之志,既各为之辩,复识其私于卷末。学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

  秋七月丁酉朔,潜溪宋濂记。

译跋

至正戊戌年春三月丙辰日,西边的军队攻占了睦州,浦阳的土地与睦州接壤,居民感到震惊,大多搀扶着老人和小孩逃往邻近的县份。我也派遣妻子儿女进入句无山,独自留下没有同行。每天坐在简陋的屋子里,孤独寂寞无所事事,于是凭借过去记忆中的内容,撰写了数十篇《诸子辩》,九家学派的流派大致都包含在内。孔子门人的著作,理应尊崇并单独列出,现在也屈尊将其列入其中,是为了完备儒家的言论。以《鬻子》开始,以周敦颐、程颢程颐结束,是想让读者有所归宿。其中对各家学说的梳理辨析和驳斥,我也暗自认为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只是由于家产多次迁徙之后,书籍没有片纸只字可以查考验证,不能保证没有矛盾之处。夏六月壬午日,才勉强脱稿。过了三天乙酉日,浦阳才平定。我于是急忙赶往句无山,惊恐心悸稍微安定后,让次子宋璲将文章抄录如下。唉!九家学派的门徒竞相以标新立异来显示高明,没有比衰微的周代更严重的了。言论符合正道的,我们圣贤已经具备;那些违背道义、伤害教化的,本来就不必保留它们来欺骗世人。唉!邪说危害世人,比刀剑更惨烈,比烈火更残酷。世上有承担文化重任的人,难道还忍心磨利邪说的锋芒、助长邪说的烈焰吗?我出身低微,不能实现自己想要的志向,既然已经为各家分别作了辩析,又在卷末记下我的私心。学习孔子学说的人,或许有与我同感的人吧!

秋七月丁酉日初一,潜溪宋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