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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四 提要 《亢仓子》　道家类 臣等谨慎考察：《亢仓子》一卷，旧本题为庚桑楚所撰。唐代柳宗元曾对此表示怀疑，宋代晁公武《读书志》、高似孙《子略》都说，唐开元、天宝年间尊奉庚桑子为《洞灵真经》，但求取此书没有得到，于是襄阳处士王士源采集诸子著作中的文义相类者编撰成书进献。周氏《涉笔》摘录其中“危代以文章取士”一句，又摘录“一乡一县一州被青紫章服”一句，认为这是指唐代制度。宋濂《诸子辨》也摘出书中以“人”代替“民”、以“代”代替“世”的情况，认为这是为避唐太宗讳，断定作者是唐代士人。如今考察《孟浩然集》卷首有宣城王士源的序，自称编修《亢仓子》九篇；又有天宝九年韦滔的序，也说宣城王士源“文思清雅深远，深刻鉴察文章义理，常游历山水之间，不处于人世，著有《亢仓子》数篇，流传给后代”等话，那么这部书就是王士源补撰的，并不是伪托，当时已经明白说明了这一点。后人纷纷怀疑，大概是没有考察此事。只是庚桑楚居住在畏垒，只见于《庄子》；而《史记·庄周列传》却说：“庄周著书，如《畏垒》《亢仓子》之类，都是空谈，没有事实。” 这样看来，庚桑楚这个人也和鸿蒙、云将一类，究竟有无其人还不能确定。他的书，《汉志》《隋志》都没有著录。到了唐代，为什么没有依据，反而凭空广泛搜求？难道不是王士源原先已有这部书，而出入宫禁的方士如叶法善、罗公远等人互相煽动，预先为此制造条件，因而下诏搜求吗？看王士源自序说，他在天宝四年被征召到京城拜谒，正好是在此书成书以后，这也是明白的证据。然而王士源本来也是文士，所以他的书虽然杂取《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以及刘向《说苑》《新序》的文辞，却能联缀贯通，颇为绵密而有义理，不是其他伪书可以相比的。书中多用古文奇字，与卫元嵩《元包》相类似，晁公武说，内在内容不足的人必定借助外在装饰，这句话很切中它的毛病。至于文人喜好标新立异的习气，保存下来而不加评论也就可以了。《崇文总目》作九篇，马端临《经籍考》作二卷，宋濂《诸子辨》则作五卷。此本只有一卷，但篇数与《崇文总目》相合，大概还是旧本的样子。《亢仓子注》　道家类 臣等谨慎考察：《亢仓子注》九篇，旧本题为何粲所撰，没有著明时代。柳宗元读《亢仓子》时说，刘向、班固所录的书中没有《亢仓子》，而如今从事这种方术的人，才开始给它作传注来向世人传授；这样看来，注在柳宗元时已经存在了。然而柳宗元没有写出注者姓名，晁公武《读书志》却作“《亢仓子》二卷，何璨注”。晁公武处在北宋、南宋之间，那么何璨应当生活在北宋以前。只是“璨”字从玉旁，与今本稍有不同，或许是传写时出现了异文吧？注文简明质朴，不像宋代以后人的语言，疑心就是柳宗元所见的注本。注中又夹杂音义解释，是明代黄谏补入的。卷末有黄谏的跋，黄谏擅长作古字，所著《从古正文》颇为迂曲怪异，不能实际通行使用。《亢仓子》多用奇字，与黄谏所学相合，所以黄谏喜欢此书，替它作音义解释；然而这些音释与旧注混杂在一起，已经无法辨别，这是明人窜改扰乱古书的坏习惯。《亢仓子》是王士源补撰的，高似孙《子略》误把士源当作王褒，错误尤其严重。黄谏的跋也认为是王褒所作，不能考察订正。大概黄谏一生的精力主要用在以篆字改写文字、用惊骇世俗的方式求取声名，其他方面都不能深入研究，这本来就是他的情况。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后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亢仓子 全道篇第一 亢仓子居住在羽山附近，三年之间，当地没有灾疫，谷物也照常成熟。当地人私下相互说：“亢仓子刚来的时候，我们很少不觉得奇异；如今每天计算，所得不足以当天使用，按年计算却有余，他或许是圣人吗？何不共同把他当作神尸来祭祝，把他当作土地神、谷神来祭祀呢？”亢仓子听到后，脸色很不舒展。他的弟子黡啜跟随在旁，向他说明。亢仓子说：“我听说至人像尸体一样居处在狭小的屋室中，而百姓却狂乱而不知道自己将往哪里去。如今羽地的百姓父子私下议论，竟要摆设祭器来祭祀我，他们难道就是有真实见识的人吗？所以我对老聃的话仍不能释怀。”黡啜说：“不是这样。浅水洼里，大鱼没有地方回转身体，但小鱼却能在其中得到安置；几仞高的小丘上，大兽没有地方藏身，但狐狸却把它当作祥瑞之所。况且尊重贤者、任用能人，趋向善行、追求利益，从尧舜以来本来就是这样，何况羽地的风俗呢？先生还是听从他们吧。”亢仓子说：“唉！你们来看看这两件事：能够装下车子的巨兽带着甲壳离开山林，罗网就能制伏它；能够吞下船只的大鱼游动而失去水，蝼蚁也能使它困苦。因此鸟兽居住希望地势高，鱼鳖居住希望水势深。那些能够保全形体生命的人，隐藏自身，也只是希望处在深远隐蔽之处而已。” 我告诉你：大乱的根本或许在尧舜之间，而最终会延续到千代以后，必定会有人与人相互吞食。”话还没有说完，南子荣之樗脸色突然变了，跪坐在席上说：“我的年岁和经历都增长了，将凭什么寄托事业来实践这些话呢？”亢仓子说：“保全你的形体，守护你的生命，不要让你的思虑忙乱奔逐。这样经过多年，或许可以达到我所说的境界。虽然如此，我的才能微小，不足以教化你，你为什么不向南去拜见我的老师老聃呢？”亢仓子辞别后，荣之樗仍不能放下羽地的风俗，而天下已经变得如龙一样难以治理。水的性质本来清澈，泥土使它混浊，所以不能保持清澈；人的本性本来可以长寿，外物使它受到扰乱，所以不能长寿。外物，是用来养护本性的；如今世上的迷惑者，大多反过来用本性供养外物，于是不知道轻重。因此圣人对于声色和滋味，如果有利于本性就取用，如果有害于本性就舍弃，这就是保全本性的道理。万人同时拿弓射向一个目标，目标没有不被射中的；万物纷纷对一个生命造成伤害，生命没有不受伤的。所以圣人驾驭万物，是为了保全万物的天性。天性保全，精神就保全了。精神完全保全的人，不思考便能通达，不谋划便能恰当，精气照彻而没有外蔽，心志凝聚而与宇宙相合，德性如同天地一样。处在上位做天子而不骄傲，处在下位做平民而不昏昧，这叫作全道之人。内心平和端正，不被外物诱惑，叫作清；清明而能持久，就叫作明；明而能持久，就叫作虚；虚，则道完全而居于其中。秦佚死了，亢仓子为他哭泣。他的役人说：“天下人都死了，先生为什么哭呢？”亢仓子说：“天下人都哭了，我怎么能不哭？”役人说：“哭的人必定悲哀，但先生从来没有悲哀，这是为什么？”亢仓子说：“放眼天下，我没有可以共同欢乐的人，又到哪里去取得悲哀呢？脱离土地叫作水，脱离水叫作气，脱离气叫作虚，脱离虚叫作道。虚，是道的本体；静，是道的根基；理，是道的纲领；识，是道的眼目。道用来保全精神，德用来扩大器量，礼用来整齐仪态，外物用来养护形体。喜爱洁白本质事物的人，以黑色为污秽；喜爱黑色本质事物的人，以白色为污秽。我又怎么知道天下究竟什么是洁、什么是污呢？因此我不再主张外物的洁污。视力昏暗的人把黄色看作红色，把青色看作玄色；我现在所谓的黑白，怎么知道有见识的人不把它看成红黄呢？我又怎么知道天下究竟什么是正色呢？因此我不再拘泥于外物的颜色。特别喜爱财货的人，看不见其他事物有什么可爱；特别喜爱骏马的人，看不见其他事物有什么可爱；特别喜爱书籍的人，看不见其他事物有什么可爱。我又怎么知道天下确实有什么值得喜爱、什么确实值得厌恶呢？因此我不再认为外物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也没有什么能够扰乱我的真性。陈怀君派他的使臣带着祷告和聘礼前往鲁国，叔孙卿私下说：“我国有一位圣人，你知道吗？”陈国大夫说：“凭什么可以确实知道他是圣人？”叔孙卿说：“他能够废弃心智而运用形体。”陈国大夫说：“我国虽小，也有一位圣人，与您所听说的不同。”叔孙卿说：“圣人是谁？”陈国大夫说：“有一位亢仓子，偏得老聃的道，他能够用耳朵看、用眼睛听。”鲁定公听说后感到奇异，派叔孙氏回访聘问，并且邀请亢仓子，按照上卿的礼节接待他。亢仓子到达后，被安置在亚寝作为宾客，鲁公谦下地向他询问。亢仓子说：“我是能够不用耳目而视听，并不是能够改变耳目所发挥的作用，传话的人说错了。”鲁公说：“竟然能够这样，我更加惊异了。那他的道是怎样的？我确实愿意听闻。”亢仓子说：“我的形体与心相合，心与气相合，气与神相合，神与无相合。即使有细微的存在、微小的声音，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只要来到我这里，我必定全部知道。” 只是自己并不知道这是我的七窍、手足所感觉到的，还是六腑五脏和心思所知道的，只是自然而然地知道罢了。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以盲目信任，地不可以盲目信任，人不可以盲目信任，内心也不可以盲目信任，只有道可以信任，贤明的君主和优秀的士人哪里知道呢！从前夏桀相信上天把四海赐给他，便不勤勉于道，上天夺走他的国家而交给殷；商纣也相信上天把四海赐给他，便不恭敬奉行道，上天夺走他的国家而交给周。如今懒惰的农夫相信土地自然能生长百谷，却不努力耕作，土地就暗中夺去他的收成，使它荒芜；齐国国君相信人的本性会酬报谦让，却不明白治理之道，把整个境内交给他人，结果他人果真像鸱鸟一样凶残地据有了他的国家；凡人不修习道，反而顺从内心、以心为师，就会使贪欲日益滋长，灾祸疾病接连发生，伤害身体、减少寿命，这都是内心造成的危害。所以说只有道可以信任。天地没有道就不能长久，百姓没有贤者就不能安定顺从，各种政务没有才能之人就不能协调治理。运用道的人，不显露自己的作用，却使福泽滋养万物，功劳归于无形，精神融通、事业兴盛，灵验福庆长久不绝。知道并加以分别，叫作识；知道却不加分别，叫作道。识用来治理人，道用来安定人。鸡一叫就起身，背负太阳、承担劳作，汗流满地，半夜才能稍稍休息，这是农夫的道；低头拾取、抬头搜取，锐意钻营，竭力思考、用尽精力，希求利润，这是商贩的道；闭气养神，减少思虑，超然远游、轻身高举，每天精炼成仙，这是高士的道；

译专一情志、端正意念，把全部心志用于所做之事，衡量谋划而忘记睡眠，谋求功效、求取官位，这是人臣的道；清净内心、减少杂念，考察验证身边亲近的人，务求寻得贤良，以安定万民，这是人主的道。若依照这些类别，各自顺应自己的志向和尺度，不废弃、不阻塞自己的事业和实践，这就叫天下有道。导引筋骨，形体就能保全；剪除情欲，精神就能保全；谨慎言语，福气就能保全；能够保住这三种完全，就叫清贤。道德顺畅，鬼神就会帮助；信义敦厚，君子就会聚合；礼义完备，小人也会归附。有见识的人自以为是，没有见识的人也自以为是；有道的人安静沉默，愚钝的人也安静沉默。事物本来就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情况，有先哭号后欢笑、开始吉祥最终凶险的情况。身体可以亲近而才能不可亲近，才能可以敬重而身体却不值得敬重。敬重过度就不亲近，亲近过度就不敬重。亲近他反而疏远，疏远他反而亲近。恩惠过多就会产生怨恨，宠爱过多就会招来憎恶。有的以迅速为贵，有的以迟缓为贵；有的以直率为贵，有的以曲折为贵。各种事情的适宜之处，缘由非常微妙，不可以不知道。因此智者会慎重对待这些。处于安静时精神就能通达，处于困穷时意念就能通达，地位尊贵时言语就能通达，富有时形体就能通达，这是情势使然。同道的人相互亲爱，同技艺的人相互嫉妒；同样给予的人相互亲爱，同样索取的人相互嫉妒；患有同样疾病的人相互亲爱，处于同样强盛状态的人相互嫉妒，这是人情的自然情况。才能很多却喜好谦逊，贫贱却不谄媚，处在劳苦中却不以为耻辱，富贵却恭敬勤勉，可以称为有德之人。政道篇第三 人不能凭空知道天，只能根据四时寒暑以及日月星辰运行的情况来知道天。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的运行合宜，各种有生命、有血气的事物就都能处在适当位置，安定地繁衍生息。臣下也不能凭空知道君主，只能根据君主施加赏罚、授予爵禄的情况来知道君主。若君主施加赏罚、授予爵禄合宜，那么亲疏远近以及贤者不肖者都会竭尽自己的才能力量而被任用。信用完备，天下就安定；信用丧失，天下就危险。百姓劳苦，财物耗尽，争斗伤害之心便产生，于是互不信任。人们不相互信任，是由于政令不公平；政令不公平，是官吏的罪过；官吏有罪，是因为刑罚和赏赐不协调；刑赏不协调，是因为君主没有勤勉明察。君主勤勉明察，刑赏就统一；刑赏统一，官吏就奉行法令；官吏奉行法令，政令就能向下施行；政令向下施行，人人就能各得其所，彼此相互信任。由此可知，天下人不相互信任，是因为君主没有勤勉明察。亢仓子居住在息壤五年，灵王派祭公送来竹篚、丝帛和纫璐，说：“我年幼而德行不足，却忝居君位，水旱失时，借居人君之位，我凭什么来消除这些灾害呢？”亢仓子说：“水灾，是阴气造成的灾害；阴气对应国家政事中的刑罚，人与事对应私心。旱灾，是阳气过盛；阳气对应国家政事中的德，人与事对应盈满。” 楚国认为，几次遭遇水旱灾害，天子应当端正刑罚、修养德行，百官应当去除私心、戒除自满，这样就会按照同类相应的道理消除灾害，各种福气也会接连到来。郑国有胡国的封珪、戎弓，从前丢失在荆国，荆国说：“一定要得到封珪、戎弓，否则就对你用兵。”郑国国君为此忧虑，驾车去见亢仓子说：“封珪、戎弓，是先君从胡国得到的，历代传承的功勋重宝，用来彰明功业、辅助后代继承。如今荆国倚仗强大，说一定要得到，否则就用兵，国家危险了。我想拿其他的封珪、戎弓送去，该怎么办？”亢仓子说：“君王暂且稍安勿躁。如今楚国在这里也有宝物，想用楚国的宝物来向您赎罪，这是楚国做不到的。您一定要送去真正的封珪、戎弓。现在荆国因为浅薄的小过失而背负威刑，逞强扩张却不合正道，以此耗费、夺取诸侯的力量，荆国将因此失去诸侯。诸侯听说此事，必将警戒、劝勉并加强防备，努力明辨是非、会合同盟，崇尚正义而巩固自身；郑国或许会成为首倡者。君王姑且等待，事情难道一定不是福吗？”于是郑国带着胡珪、戎弓前往。还没有到郢都，荆人听说后说：“他们采用圣人的训诫之辞，我们怎么能取得这些东西，而把自己的不正暴露给天下，又使诸侯确实产生戒心呢？”于是赶快退还郑国的礼物，并且增加礼遇。人的情感都想求生而厌恶死亡，想要安定而厌恶危险，想要荣耀而厌恶羞辱。天下人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快乐，快乐就安定；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就痛苦，痛苦就危险。如果人君放纵自己的欲望，各级官吏和地方长官就会全部放纵自己的欲望；各级官吏和地方长官都放纵自己的欲望，天下人中贫穷的就竭尽力量，富有的就竭尽财物，士农工商四民失去各自的秩序，人人都得不到自己的欲望。天下人得不到自己的欲望，就会相互携手扶持、逃亡隐蔽、漂泊采拾，以求保全性命。官吏又跟随其后捕捉他们，所以人们无法承受这种危险和痛苦，于是产生结群聚众、背叛的念头；即使活着，国家也不再是他们的国家。不要贪求户口数量，否则百姓会逃走；过多修筑坚固城池，百姓会疲惫；赋税征收不合适，贫穷的人会日益贫穷；刑罚反复无常，困乏的人会日益困乏；科条禁令不能施行，国家就会因此倾覆。官吏没有才能，宽严就会失当；本来应当与百姓共同谋利，却反而争夺利益，百姓就会产生狡诈之心。所以百姓奸诈而难以了解；天下难以了解，上层就疑惑；上层疑惑，下层就更加迷乱；下层迷乱，官长就劳苦；官长劳苦，赏赐不足以劝善，刑罚不能禁止作恶，社会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这都是由于任用官吏不得其人。政术最重要的事情，是致力于审察士人。士人的才能品行相当于一乡，就把一乡交给他；相当于一县，就把一县交给他；相当于一州，就把一州交给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相当于一国，就把一国交给他。这样施行政务，之后才能做到没有被埋没的士人。有人在乡里作恶，就教诲他；不改，就把他列为恶人。有人在县里作恶，就鞭打他；不改，就把他列为恶人。有人在国中作恶，就诛杀他。这样之后，才能做到没有叛逆的节操。确实能够这样，天下人就会一个个又敬畏又归服，不会有干犯、背叛、谄媚、傲慢的苗头了。这叫作安靖人民。凡是办理天下事务，没有比寻求士人更重要的；士人等待寻求，没有比通达政务更好的；通达政务的最佳结果，没有比安靖人民更好的。能够安靖人民的才能，大概通过文章考察，百人中不过四五个；通过言论考察，十人中或许有一二个；通过精神气质和安静做事的态度考察，十人中有八九个。这些都要靠贤明君王在盛世中明辨、识察、裁量和选择各人的才能。衰败时代的君主如果凭文章取士，浮薄巧饰的文辞就会越来越多，而正雅朴实的内容就会越来越被隐藏；凭言论取士，浮华铺陈、游说粉饰的风气就会越来越盛，而耿直敢谏、直言无隐的人就会越来越被埋没；凭精神气质和安静做事的态度取士，外表端正而内心邪曲的人就会越来越受尊重，而清正修身、明察务实的人就会越来越隐没。这样一来，贤者越多，政事反而越偏邪；命令越频繁，人就越混乱。天下，是最大的器物；帝王，是最重要的职位。得到士人，国家就安定；失去士人，国家就混乱。所以人君应当劳心于求贤，而安逸于任用贤者。

译唉！守护国家、聚集人民的人，怎么可以不把考察士人作为要务呢？人情失去适宜，是君主最应当忧虑的事。失去适宜的情况中，没有比刑狱更令人痛心的了。明达有才的人将要审理诉讼，有时用欺诈诱导，有时用威势胁迫，有时从情理上开导，有时用刑戮使其困苦；虽然所采用的权宜方法不同，但最终一定要公平。因此要使天下人活着没有怨德，死后没有怨恨。掌握国家、设置官吏，执掌刑罚能够这样，可以称为最高明的官治理。处在最高明官治理的时代，众人的情感和谐端正，各种产业都适宜，爱与敬相互加深，上下关系有条理而牢固，不能动摇，近似一家人。即使有违背、顺逆失当、凌辱、悖逆，怎么能动摇国家呢？平王恢复正道，已经居处于天子之城，致力于寻求贤良，每听到一件善行，就高兴好几天。身边的侍从接连说，大臣中有特别贤能的人，这样过了一年多。平王说：“我一人对于德行并不明察，致力于寻求贤能奇异之人，反而更担心山林水泽间遗逸的人才没有被举荐。难道我喜欢听到善言，却要因此闭塞自己吗？近来有些谄媚的仆臣屡次称誉掌权任职的人，颇为接近左右，认为我昏昧孱弱，不能明断，只能听从共和，因循犹豫日渐增长；以为自己贤能而败坏德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不及时匡正制止，他们就会形成坚固的党羽。”于是把三名左右近侍抛弃在市中，贬黜五名各部门的长官，说：“不要让臣下依附下属、欺骗君上，只求保住俸禄、阿谀迎合心意。” 天下听说这件事，都称赞他齐全明达。海南以西归附的有七国。治理达到极致的时代，车舆服饰纯朴素雅，法令宽简，禁令法网稀疏。车舆服饰纯朴素雅，人们就不会过分羡慕；法令宽简，民间就没有过多禁忌；禁令法网稀疏，就容易躲避而难以触犯。人们不至于过分羡慕，嗜好欲望就稀少微弱，服役和从事产业也会感到快乐；民间没有过多禁忌，情感志趣就不再压抑闭塞，而能舒展开来，彼此欢欣往来；容易躲避而难以触犯，人们就能明确爱憎，尊崇德行而知道羞耻。服役快乐、安于产业叫作顺；欢欣往来叫作和；尊崇德行、知道羞耻叫作正。浮薄堕落的人不堪实行顺，叛逆的人不堪实行和，奸邪的人不堪实行正。顺、和、正三者，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衰败末世，车舆服饰华丽巧饰，法令多作禳祈，禁网偏邪。车舆服饰华丽巧饰，人们就会相互煽动、仰慕；法令多作禳祈，民间就会有许多禁忌；禁网偏邪，人们就不知道怎样才能逃避。人们相互煽动仰慕，就不忠诚纯洁，而以朴素为耻、以华丽为贵；民间禁忌很多，情志就不能沟通，上下就会胶着乖戾；人们不知道怎样逃避，防禁就会繁多兴起，众人也不再畏惧死亡。以朴素为耻、以华丽为贵叫作浮；上下胶着乖戾叫作塞；众人不畏惧死亡叫作冒。真正的士人不会在浮华之世任官，公正刚直的士人不会在闭塞之世任官，有器能的士人不会在冒险妄为之世任官。浮、塞、冒三者，是扰乱国家的阶梯。荆君熊圉询问水旱与治乱的道理，亢仓子说：“水旱由天，治乱由人。如果人事和谐有理，即使有水旱，也不能造成危害，尧、汤就是这样。所以周代掌管秩序的官职说：‘人的力量足以胜过天。’如果人事败坏混乱，即使没有水旱，也会日益崩溃离散；况且桀、纣的灭亡，难道只是因为水旱吗？”荆君面向北遵循受教，叩头说：“上天没有抛弃我，使我听到这些话。”于是用十朋弘璧为亢仓子祝寿，拜他为亚尹，说：“希望我国或许能得到痊愈吧？”亢仓子不得已，在半夜穿着便服离开他国。治理达到极致的时代，山中没有假装隐居的人，市场上没有邪曲牟利的行为，朝廷中没有靠谄媚取得的俸禄。国产问：“凭什么能够使民俗醇厚朴实？”亢仓子说：“政令烦琐苛细，人民就奸诈虚伪；政令简省统一，人民就醇厚朴实。民俗随着国家政事的方圆变化，就像尺蠖随着叶子弯曲一样；吃黄色的东西，身体就呈黄色；吃青色的东西，身体就呈青色。”国产说：“怎样才能使人民富裕？”亢仓子说：“赋税征收有时节，官府清廉俭约，人民就富裕；赋税征收没有节制，官府奢侈放纵，人民就贫穷。” 勾粤的竹箭，用精金做箭头，以猛隼的羽毛作箭羽，拿它来敲击，与枯槁的木棍没有区别；等到用来冲击盗寇、争战突进、显露武力、决胜负，再把它装在强弩上，三百步以外就没有敌人能够站立。蜚景之剑，威势可以夺取白日的光辉，剑气盛如紫色虹霓，拿它来割取猎物，与普通刀刃没有区别；等到用来对付凶邪流毒、纷乱不安的情势，再加上运掌般的力量，千里之内就没有能够阻挡它的行动。器材各有分限，使用各有适当场合，所可贵的只是善于顺应时机罢了。从前明王圣帝在天下和平、万物茂盛畅达、各类生命充分发展的时期，善于顺应时机而不加扰乱。近古以来，天下奸邪的人多，正直的人少；轻薄逐利的人多，敦厚守方、退居宁静的人少。奸邪者说话常常胜过忠言，于是使天下人互相猜疑伤害，实在可悲！制定法令，贵在容易躲避而难以触犯；挽救弊病，贵在减少事务而统一法令。除去豪强横暴，官员就安定；刑禁一定施行，官员就不敢专务私利，百姓也会富裕。《史刑》说：“大灾之后普遍赦免。”赦免不应当频繁，赦免频繁，恶人就能得逞，平民产生侥幸之心，贤良之人就会被阻塞。有人犯下严重的盗害之罪，官吏捕获后，便广泛罗织条款，诬陷忠贞善良的人，牵连远近多人，希望推延到时序变化，最终蒙受赦免。遭受盗害的人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快意，只是自己受到毒害罢了。于是平民接连产生侥幸谋算，官吏劳苦，政令严酷，却没有办法镇压制止，这就是频繁赦免的过错。人之所以厌恶无道不义，是因为那会受到惩罚；之所以勉力行道守义，是因为那会得到奖赏。如今无道不义的人被赦免，而有道行义的人受到伤害却不奖赏，还想让人趋向善行，不是很难吗？世上有贤明的君主和优秀的士人，希望他们能够察看这番论述。人们产生怨恨，并不是因为没有接待人；神灵发怒，也不是因为没有奉祀神灵。谄媚巧诈越严重，人们的怨恨就越深；淫乱的祭祀越盛，神灵的怒气就越大。君道篇第四

译最初使万物产生的是天，养育使它们成长的是人。能够养护天所产生的万物而不去扰害它，这样的人叫作天子。天子的行动，以保全天性为原则，这就是官职所以能够自行建立的原因。设立官职，是为了保全生命。如今世上迷惑的君主设置许多官职，反而伤害生命，因而失去了设置官职的根本。草木郁积就会腐败，树木郁积就会生虫，人郁积就会生病，国家郁积就会百种邪恶同时兴起，危乱无法禁止。所谓国家郁积，就是君主的德行不能向下宣达，人民的欲望不能向上通达。因此圣王看重忠臣正士，是因为他们敢于直言，能够决开郁塞。君主克制自己、恢复礼制，贤良自然会到来；君主亲自耕作，人民自然会受到教化。由此说来，贤良之人只能等待，不能强求；强求而得到的，就不是贤良。人民只能教化，不能靠刑罚强制；刑罚施行，便不是合乎治理之理。尧舜有作为人君的勤勉，却没有作为人君的私欲，所以天下人各自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有作为人君的职位，却没有作为人君的私心，所以天下人各自能够放开自己的心志。士人中有天下人都爱戴而君主不爱戴的，也有君主独自爱戴而天下人不爱戴的。任用天下人所爱戴的，天下就安定；任用君主独自爱戴的，天下就危险。人君怎么可以放纵自己的爱憎呢！因此，真正重视天下的人，应当控制自己的感情。所谓天下，是指拥有万物；所谓拥有邦国，是指拥有众多人民。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安定，国家就安定，所以忧虑国家的君主，务必要寻求治理人民的人才。玉之所以难以辨认，是因为其中夹杂着怪石；金之所以难以辨认，是因为其中夹杂着鍮石。如今用隼的羽翼披在鴳鸟身上，视力不明的人正会把它看作隼；眼力明察的人一看，才知道是鴳鸟。如今小人多诵读经籍、方书，有的学习奇异技能和通达的学说，却给他穿上青紫色的章服；让愚昧的人听他说话、看他的外表，会把他当作君子；明察的人听他说话、看他的外表，才知道他是小人。因此，人君如果真正明察，根据言论选取人，合理；根据才能选取人，合理；根据品行选取人，合理。人君如果不明察，根据言论选取人，就是混乱；根据才能选取人，就是混乱；根据品行选取人，也是混乱。圣人任用人，重视耳朵听不到的功劳、眼睛看不见的功劳、嘴巴不能说出的功劳，于是百姓畅然自得而自行治理。若人君看重耳朵所听到的功劳，天下人就会搬运货物、追逐利益，以市场交易的方式求取声誉；若看重眼睛所看见的功劳，天下人就会夸张外形、展示奇异技艺，争相求进；若看重能够说出的功劳，天下人就会练习舌头、调弄口吻，修饰言辞。使天下人以买卖声誉、争相求进、修饰言辞来求取显达，政事就会败坏。人君都知道镜子能够照明，却厌恶士人使自身明察。镜子能够照明，功劳很小；士人自身明察，功劳很大。知道镜子的细小作用，却不知道士人明察的重大作用，便是失去大的而不知道轻重之类。唉！人君清净内心、减少事务，人臣恭敬俭约、守住职分，太平就会立即建立；但世上的君主有时却认为这很困难，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若人君方寸之心不能明察、不能决断，那么天地适宜的规律、四海之内以及动植物万类都会失去自己的道。凭耳目取人，官职就会增多而政事混乱；凭心智思虑取人，官职就会减少而政事清明。由此可知，遵循治理之理的时代，务求寻取那些不可看见、不可听见的才能；衰败危险的时代，务求寻取那些可以听见、可以看见的才能。唉！人君哪里知道呢？凭耳目取人，人人都忙于争夺，以买来声誉；凭心智思虑取人，人人都安静端正，以勤勉修德。官吏安静端正、勤勉修德，就会不待言语而自行教化；官吏争夺财物、购买声誉，即使施刑也不畏惧。世上的君主哪里知道呢！臣道篇第五 国家将要兴盛时，朝廷百官有的短、有的长，有的丑、有的美，有的和悦、有的严厉，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即使听他们的言论、观察他们的容貌，似乎彼此不同，但考察他们的志向、验证他们的内心，却全都在为国家效力。因此即使刚直攻击别人，也不引起怨恨；被贬退也不惊愕；讨论事情能够合乎中道，不违背道理。所以天不违误时令，地不缺少利益，人不扰乱事务，鬼神开导赞助，蛮夷柔顺同化，保全和合的大道，万物得到化育。国家将要灭亡时，朝廷百官的姿态容貌大多美好，脸色和顺，言辞语气华美柔和，举止详和圆润；即使观察容貌、听取言语，似乎欢乐融洽，但考察他们的志向、验证他们的内心，却全都在争夺职位。因此听到奇异之事就惊怪，见到不同之处就惊愕，彼此窥伺嫉妒、相互蒙蔽，最终丧失正道。所以天降灾异以告诫时令，土地生出反常之物，人们造作凶恶德行，鬼神从中降下祸患，戎狄交相侵扰，丧乱极其众多，万物不能得到化育。不损伤财货，不劳烦民力，不损害官吏，却能功业成就、政事建立；下能使百姓富足，上能滋养君主德行，像这样的人，是忠贤之臣。若耗费财物、烦劳百姓、危害官吏，只求侥幸取得一时功利，向君主谋求赏赐，却不顾日后给国家留下灾祸，像这样的人，是奸臣。治理达到极致的时代，官职得到合适的人；不善治理的时代，合适的人反而得到官职。邾龙▯询问侍奉君主的道理，亢仓子说：“既然获得名位、成为臣下，就要使内心最公正，容貌最和悦，言语最正直。公正不应显露锋芒，和悦不应杂乱媚俗，正直不应触犯冒犯。古代清廉勤勉，是为了国家修治政务；如今清廉勤勉，是为了自身修饰名声。为国家修治政务的人，区分处理、分条辨别，行动都适宜，合乎大体；为自身修饰名声的人，也区分处理、分条辨别，却使远大的道理不能贯通，拘泥于小节。由此可知，内心以道为主，处理事务就能恰当；内心以事务为主，接触外物就会失去恰当位置。臣下处在上位却不进谏，处在下位却不公正，不配享有俸禄；君主不严肃敬重大臣，不彰明信任小臣，也不配治理朝廷。有才能的人不一定忠诚，忠诚的人不一定有才能。臣下不担心自己不忠诚，只担心尽了忠而君主不信任他；不担心君主不信任自己，只担心君主信任了自己而自己不能办事。任用上等的人，顺应他的本性，天下就能治理；任用中等的人，顺应他的本性，天下就会混乱。明君任用上等之人，应当把权宜办事的权力交给他，任凭他施展作为；任用中等之人，则应当考核他的功绩，向他明确显示赏罚。” 贤道篇第六

译贤良之人之所以屡次寻求却不到来，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并不是因为爱惜自身而不愿为王事而死，只是担心尽忠以后君主却不信任他。自知有才识的人，外表恭敬谨慎，内心没有忧惧；对待众人，和顺端正而不轻佻；亲近他，他就更加庄重；疏远他，他就退处；离去也不怨恨；困穷厄迫时以天命宽解自己，荣耀通达时以道端正自己。有人看他的仪表，认为他贤能；听他的声音，也认为他贤能；但考察他的精神、考核他的职事，却有时辜负期望。贤人被任用时，入朝就劝谏称誉，出朝就恭敬沉默；掌管职务勤勉明辨，居家生活俭朴闲静。尚未被任用时，就把身体隐藏在人群中，把见识隐藏在目光中，把言语隐藏在口中，吃饱饭、安稳行走，独自修养自身，守正而不怨恨。智者不怀疑事情，识者不怀疑人。有见识的士人，行动即使处于危险，神色也不可轻慢；言语谦逊，而道理不可动摇。凡是所谓贤人，不自己称说贤能；他的成效在官政上，功劳在所办理的每一件事上。太平时代，上等士人运用见识，中等士人竭尽耐力，小人贡献力量。齐国有个掊子，才能足以振兴国家，品行足以独立自守；侍奉父母孝顺谨慎，在乡党中恭敬守礼。他想到自己居处贫穷、没有办法供养父母，于是施行信义、长期游历，所到之处很少有人与他相合，有时还被那些乘时夸张、谄媚逢迎的人嘲笑欺骗。于是他背着手杖徒步行走，间或向亢仓子问道：“我听说至人忘却情欲，百姓不必劳作；对于保存情感的同类，致力于施教训导，尊崇信义。如今我竟不知道：以才能受人任用而不被信任，是否仍可称为信；有信用却不被信任，是否仍可称为信；勤勉仰慕仁义，是否可称为义；有义而不自称有义，是否可称为义。这样说来，信义之士常常独自困厄、随时退处，凭什么能够获得当时的尊贵，成为教化治理所推崇的人呢？”亢仓子低头整理衣襟，抬头叹息，超然作歌说：“时运阳盛啊，信义昌盛；时运沉默啊，信义潜伏。阳盛与沉默，昌盛与潜伏，纷乱地交替运行，我不知究竟谁受偏私啊，也茫然不知道如何解释它。”使正直的本性运行而合乎适宜，却没有外物响应，这就是真性不能施行。真性既不能施行，就叫作道丧。道丧之时，上等士人于是隐退。隐退作为道义，有时有可作为的地方，也有不可作为的地方；有时有可任用的地方，也有不可任用的地方。祭公问：“贤能的人才从哪里来，为什么不能招致？”亢仓子说：“贤正之人只能等待，不能强求；人才要慎重寻求，若不慎重寻求就会没有。如果天子安静，大臣明察，刑罚不避开贵人，恩泽不隔绝下民，那么贤人自然会到来，并且求得任用。贤人被任用，四海之内的人就会睁明眼睛观看，清净耳朵听取，坦荡内心而没有郁结。” 天自然成就，地自然安宁，万物醇厚化育，鬼神也不能显灵。因此说：贤正之人只能等待，不能强求。若天子勤勉明察，大臣和顺有理地寻求士人，那么胸襟宏大、正直公允、能够安靖人民的人才就会到来；若天子苛刻明察，大臣急躁迫切地寻求士人，那么内心曲折、巧于应付、毁弃方正而破坏正道的人才就会到来；若天子猜疑忌惮大臣，大臣巧于逢迎地寻求士人，那么奇怪的姓氏、异样的名号、谄媚的怪异方术之才就会到来；若天子自以为贤，大臣固守职位地寻求士人，那么讲究文饰、追逐声誉、贪浊浮华的人才就会到来；若天子犹豫不决，大臣反复谄佞地寻求士人，那么内心忠诚而外表邪僻、情意狠毒而言语和柔的人才就会到来。所以说：寻求人才必须慎重，若不慎重就会没有人才。从前黄帝得到常仙、封鸿、鬼容丘，商王得到伊尹，中兴时得到甫、申，齐桓公得到宁、籍，都是因为这些君主体行道德、超越仁爱，宣扬圣明威武，思考整饬光明，宽厚昌盛而端正，所以众多贤人自然前来求取任用，并不是靠苛细考核才得到他们的。祭公说：“先生说贤人不必寻求便会自行到来，那么有没有并非贤人、也不寻求却自行到来的人呢？”亢仓子说：“不是贤人、不经寻求而自行到来的人，本来就很多。天下有道时，贤人不必寻求就会自行到来；天下没有道义时，不是贤人也不求取，反而会自行出现。君主有道的少，无道的多；天下贤人少，不肖之人多。由此可知，不是贤人也不求取、却自行出现的情况就更多了。祭公说：“贤人固然能够救济天下，有才之人也能救济天下，既然都能救济天下，贤人与有才之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亢仓子说：“这个问题问得糊涂啊！功业成就、事情办完，不以封赏和声誉为意，恭敬退让、朴实节俭，这叫贤；功业成就、事情办完，却以俸禄和声誉为荣耀，光耀显扬、志得意满，这叫材。贤人可以镇守国家，有才之人也可以治理国家。所谓镇守，就是使国家和谧安宁而无为，人民不知道他的力量；所谓治理，就是勤勉地统领事务，人民知道他的德行所归。一位贤人统率众多有才之人，力量还有余；众多有才之人衡量一位贤人，仍然觉得不足。这就是贤人与有才之人的区别。有的人居住山林却喧闹，有的人身在人世却宁静；有的人喧闹却正直，有的人安静却邪僻。凡是观察他的外貌鄙俗，却能发现他内在贤能的，一万人中也没有一个；观察他的外貌端正雅致，实际却是小人的，十人中有九个。不专凭言辞的修饰，就能知道他的文理；不责求仪表，就能审察他的器度；不采信声誉，就能知道他的善行；不随流言毁谤，就能判断他的真实，这才可以称为有见识的人。” 《训道篇》第七 闵子骞问仲尼：“道与孝相距有多远？”仲尼说：“道，是自然的奇妙作用；孝，是人道中最高的德行。它包容并运行天地，生发养育万物，使万类各得其所，布施伟大的禀性和寿命；它的功效极其真实，却不作为万物的府库，不作为事务的主宰，不以有为来居功。即使摸索、寻求、观看、聆听，也无法把它据为己有，所以给它命名为‘道’。把它施用于人，就称为‘孝’。孝，就是善于侍奉父母的名称。善于侍奉父母，以恭敬顺从为根本，用心意来承顺父母，顺着父母的脸色，无所不至。说一句话、起一个念头，都不敢忘记父母；做一件事、迈一步脚，也不敢忘记父母。侍奉君主不敢不忠，与朋友交往不敢不信，面对下属不敢不敬，趋向善行不敢不勤勉。即使独居一室之中，也不敢懈怠自己的诚心，这就叫完全的孝。所以，至诚达到极致，就能通达神明，光照四海，有感必应，这是善于侍奉父母所造成的。过去的虞舜，真是大孝啊！他的庶母迷惑父亲，屡次憎恨并谋害他，舜的内心反而更加恭敬，虽感到恐惧却没有怨恨。庶母谋划让他下井，随后填土埋井；当时上天降下休祥，雷震动荡，神明显赫，舜从地穴中被引导出来，此后奉养父母更加谨慎。由此玄德日益盛大，成为天下的君主，这就是善于侍奉父母所造成的。”

译文王做太子时，也是大孝。每天早晚一定到寝门外，问寺人：“今天身体安适如何？”寺人说：“安适。”太子脸上便显出温和喜悦的神色；寺人说：“稍微有些不适。”太子便满面忧色。每天早晚进献膳食时，太子一定察看冷热是否适宜；膳食送下后，一定要知道进献了哪些食物，然后才退下。寺人说君王有病，太子便整肃衣冠斋戒。膳宰做的饭菜，太子一定恭敬地察看；进献的汤药，太子一定亲自尝过。尝到饭菜味美，太子才吃得下；尝到饭菜少，太子也不能吃饱。直到君王恢复原状，太子才恢复正常。君王和王后有过错，太子便用和悦的声音委婉劝谏；君王和王后所喜爱的东西，即使是小物件，太子也一定严肃恭敬地对待。因此，孝成就于自身，道德便通行于天下。《雅》说：‘文王升降往来，都在上帝左右。’这是说文王的安静与行动、进退举止，上天一定会赞助他，所以纣王不能伤害他。梦中启示他的寿命，卜问所得的王朝世数为三十代，卜问所得的年数为七百年，这都是上天的命定，也是善于侍奉父母所造成的。”闵子骞说：“善于侍奉父母的道理，我已经有幸听到了，敢问教育子女的道理。”仲尼说：“凡是三王教育子女，一定要观察礼乐。乐是用来修养内心的，礼是用来修养外在行为的。礼乐相互修养，德行和仪容就会在面貌上显现光辉，因此能够温和恭敬而又文明有礼。” 做臣子的，即使牺牲自身，只要对君主有益也会去做，何况保全自身来使君主向善呢？因此要选择并任用忠良、贞正之士担任太子的师傅，希望他们懂得父子、君臣、长幼之间的道理。懂得怎样做子女，然后才可以做父亲；懂得怎样做臣子，然后才可以做君主；懂得怎样侍奉他人，然后才能使唤他人，这就是三王教育子女的道理。闵子骞退下后，在家中奉行这些道理三年，没有人能在他关于父母兄弟的话语中挑出过失；交游称赞他的诚信，乡党称赞他的仁爱，宗族称赞他的孝悌，德行的声誉传遍天下，这就是善于侍奉父母所造成的。齐国太子坐在清台上，燕庄侯他戴着高冠，神色庄严，左边佩着玉具剑，右边佩着环佩，左边的光照到右边，右边的光照到左边。太子读书，连看也不看他。庄侯他问：“齐国有宝物吗？”太子说：“君主诚信，臣子忠贞，百姓拥戴君上，这就是齐国的宝物。”庄侯他听后当即解下佩剑离去。唉！人有偏见和蒙蔽，终身都可能不知道自己有这些问题。贤人看见了，会宽容而不说；小人猛烈地喜爱议论，夸张地说出来；亲戚出于怜爱或嫉妒，也会说出相反的话。人既然有偏见和蒙蔽，怎么会不自知呢？所以君子经常检点自身，好像总有过错一样。穿着自己的衣服，吃着自己的食物，却知道自己的过错而不能设法改正，君子以此为耻。” 将要说话时，如果知道对方一定不能实行，君子很少开口。应当责备众人的恶行时，先看看自己是否善良；应当责备众人的邪僻时，先看看自己是否端正；这叫反观自明。翟西的儿子非常孝顺谨慎，翟西怜爱儿子，却喜欢随意说些虚妄的话。翟西早晨出门、晚上回来，就说：“甲死了！”儿子信以为真，后来却发现甲还在。另一个晚上，翟西说：“乙将要害我！”儿子便伺机准备报仇，后来却没有发现乙有任何恶行。又一个晚上，翟西说：“丁病了！”儿子去察看，丁确实没有病。像这样反复多次，延续了许多年。儿子本来孝顺谨慎，但到了受训诫约束时，便越来越无法保持原有的顺从。乡里和国人厌恶他父亲的过错和妄言，谋划要杀掉翟西。翟西听说后害怕，回去告诉儿子。儿子还没有十分相信，后来翟西果然被杀了。有人说多言的人疏忽外露，也有言辞简约却并不缜密的人；有人说轻佻的人心意不定，也有外表闲静而内心躁动的人；有人说纷杂的人猥琐细碎，也有外表洁净而内心污浊的人。类似的情况可以不断列举，无法全部记载。若不是彻底明察，怎么能洞悉详尽？有时有些事情不能不应对：内心安静而外在行动，容易行动却难以安静；有时有些事情不能不求取：内心思考而外在等待，等到时机到来以后才会喜悦。” 所以，外表安静而内心躁动，会摇动思虑而损伤本性；奔忙追逐利益，会劳累身体而损害名声。人活在世上，有时事情没有遂愿，便公开宣称自己没有遇到好时机；这就像背负杀死丹颈鸟的罪名，却还等待时机来受刑，难道不是危险吗？至于那些才学广博、见识通达而没有被称许任用的人，只可以说时运并非不清明，只是命运还没有给予他机会罢了，难道不是很正确吗？善于劝谏的人，致力于顺着前人的本性，剪除其情感产生的根由，因此双方彼此启发进步，亲近敬重而情意深厚；不善于劝谏的人，专门攻击前人的本性，又不明白情感从何而来，因此双方彼此猜疑离心，猜忌和嫌隙日益积累。儿童所轻视的，正是老年人所认为不对的；耳目所感到愉悦的，正是心中思虑所厌恶的。强行责备天下愚昧的人，是因为自己还不够贤明；强行责备天下迷惑的人，是因为自己还不够明白。以自己尚未贤明去责备众人的愚昧，自己会因此丧失贤明；以自己尚未明白去责备众人的迷惑，自己会因此受到损伤。” 《农道篇》第八 人舍弃根本而从事末业，就不能统一号令；不能统一号令，就不能守卫，也不能作战。人舍弃根本而从事末业，产业就会减少；产业减少，就容易轻率地迁徙流散；容易迁徙流散，国家就时常遭遇灾患，人人都产生远行之志，再没有安居之心。人舍弃根本而从事末业，就喜欢耍聪明；喜欢耍聪明，就多欺诈；多欺诈，就巧饰法令；巧饰法令，就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古代先圣先王治理人民，首先致力于使人民务农。务农不只是为了取得土地的利益，更贵在实行安定朴实的志向。人民务农就会质朴，质朴就容易役使；容易役使，边境就安定；边境安定，君主的地位就尊贵。人民务农就会稳重，稳重就少有私心私义；少有私心私义，公正的法令就能建立，力量也会广博深厚。务农，产业就能恢复；产业恢复，人们就不愿流散；不愿流散，就会死守其居所，不存二心。这样天下就能同心一意。天下同心一意，轩皇、几蘧治理天下的成效，也不过如此。古代先圣先王之所以大力发展耕作和纺织，是把它作为根本教化。因此天子亲自率领诸侯耕种籍田，大夫、士都各有功业，以此劝导人民尊重土地生产。后妃率领嫔妃和宫女到郊外桑田采桑，劝导人民努力从事妇女的生产教化。男子不纺织却能穿衣，妇女不耕作却能吃饭，男女交换劳动成果，互相凭借对方的劳动作为自己的事业，这是圣王的制度。”

译因此要敬重农时、珍惜日子，比较实际产量，考核功效；不是年老就不停歇，不是生病就不休息。一个人辛勤劳动，十个人靠他供养。当农时到来时，不兴建土木工程，不筹办军队，男子不外出防御，女子不外嫁，以免妨碍农业。黄帝说：“四时本来不可整齐划一，能够调整的，只是五谷罢了。”庄稼，是人耕种的；使它生长的，是土地；养育它的，是上天。因此，播种时要使间距足够，锄草时要容许使用耰，除草时要容许用手，这叫耕作之道。农人致力于粮食，工匠致力于器具，商人致力于货物。农时事务没有办好，却拿土木工程来夺取农时，这叫大凶。凡是种植庄稼，过早就会先于时令，过晚就会错过时机；寒暑失调，庄稼就会多灾。冬至以后五十七日，昌草生长，这时才开始耕作。务农的道理是：看到生命萌发就播种，看到生命衰亡就收获。上天显示时令，土地产生财物，并不与人约定。有收成时祭祀土地，没有收成时也祭祀土地，不要错过人的农时。到了时令就开始劳作，超过时令就停止。老弱的力量也可以全部发动起来。不懂时令的人，时机未到就违逆它，时机已过又羡慕它，正当时却轻视它，这是从事农业最下等的做法。锄草一定要趁旱时，使土地肥沃而土质松缓。庄稼想要从尘土中产生、在坚实土地上生长，播种时要慎重：不能过密，也不能过疏；覆盖土壤时不能不足，也不能过多。” 田沟要深而直，田亩要肥沃而平整。下面得到阴凉，上面得到阳光，然后才能茂盛生长。栽苗要排列成行，所以能够长得高；强弱苗木互不伤害，所以能够迅速长大。使苗行端正、行间通畅，疏开以通冷风，这样就会有收成并取得较高功效。庄稼远看似乎很充足，走近一看却很稀疏，这是土地在偷窃产量。不除草就会荒芜，除草却伤及庄稼而使田地空虚，这是农事本身的损伤。禾苗弱小时希望独立生长，长大时希望彼此相邻，成熟时希望彼此扶持。三株结成一族，庄稼才会多谷。禾苗的祸患，在于不能同时生长，却同时死亡。因此，先长成的结出好米，后长成的成为秕谷。所以锄草时，要扶助先长的兄苗，除去后长的弟苗。土地肥沃，不要使禾苗扶疏；土地瘠薄，不宜让禾苗独自生长。土地肥沃而禾苗扶疏，就会多秕谷；土地瘠薄而禾苗独生，就会多死亡。不懂锄草的人，反而除去兄苗、养护弟苗，不收取粟米而收取秕谷；上下都不得安定，庄稼就会大量死亡。适时生长的禾，茎长而穗大，谷粒圆、糠皮薄，米甜而香，容易舂捣，食用后使人强健。失时的禾，芒深而茎小，穗尖、多秕，并且青蘦。适时的黍，穗长而不生芒，米粒饱满而糠少。失时的黍，根基粗大、茎上开花，叶肥而穗短。适时的稻，茎壮、秆长，稻穗像马尾。” 失时的稻，茎细而不茂盛，糠厚而且会枯死。适时的麻，节疏而色泽明亮，麻皮坚韧而根茎细小。失时的麻，枝条繁多而茎短，节突起而叶子遭虫害。适时的大豆，茎长而根足短，豆荚以二七为一族，枝多节数，叶片繁茂、果实充实，称量起来重，食用后使人安宁。失时的大豆，必定徒长而蔓生，叶片浮薄、根基虚弱，节疏而荚小。适时的麦，茎长而穗颈黑，以二七排列成行，麦芒薄而麦色有光泽，食用后使人肥胖而有力。失时的麦，茎叶肿胀而多病，苗弱而穗短。由此可知，适时的庄稼丰收，失时的庄稼减产。各种谷物都适宜，就随着食用它们，使人的四肢和身体变得强健，耳目聪明，凶邪之气不能侵入，身体没有严重灾患。孔子说得好：“冬天吃饱，身体就温暖；夏天吃饱，身体就凉爽。”温暖和凉爽都适合时令，人就没有疾病；人没有疾病，疫疠就不会流行；疫疠不流行，人人都能享尽天年。所以说：“谷物是人的天。”因此，兴盛的君王都致力于农业。君王不致力于农业，就是抛弃人民。君王既然抛弃人民，还能治理什么国家呢？” 《兵道篇》第九 秦景主将要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强兵，派庶长鲍戎一定要使亢仓子归顺，并许诺以十二座城邑相待；周国实际上逼迫着他。亢仓子从荣泉来到这里，住在上等宾馆。景主三天都没有得到所要询问的答案，便走下席位，面向北方叩首，说：“上天果然无意怜恤孤独的我吗？”亢仓子神色油然，目光有所收敛，说：“我以为君主会提出非同寻常的问题，难道宁可这样疲惫不堪地把砍刺当作要务吗？或者也可以顺着自己的愿望而得到正道，如此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景主拜了一拜，又举手行礼，收拢黼衣的衣襟，端正玉珪，低头坐下，说：“实在是上天所命。”亢仓子仰望屋梁叹息，俯下身端正神色，说：“考察战争的起源，它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存在。所谓战争，是发泄人的威势。人的威势，禀受于上天，所以战争的来源很早就有了。哪怕片刻也从未停止使用它，贵贱长幼贤愚都共同如此。观察战争的征兆：心中怀有愤怒而尚未发作，这是战争；怒视对方、改变脸色，这是战争；傲慢说话、推拒往来，这是战争；放纵争斗、相互攻战，这也是战争。这四种情况，都是大小纷争。在蚩尤出现以前，人们就已经拿木材相互争斗了；黄帝时已经使用水火作战；共工自称作乱；五帝之间也相互争斗。一方兴起，一方衰败，胜利者掌握权力。” 有人因吞服药物而死，就想禁止天下的医生，这是不对的；有人因乘船而死，就想禁止天下的船只，这是不对的；有人因用兵而亡国，就想禁止天下的兵器和战争，这也是不对的。战争不能废止，就像水火一样，善于使用它就成为福，不善于使用它就成为祸。因此，在家中不能废止愤怒时的鞭打，在国家不能废止刑罚，在天下不能废止征伐。古代圣王有合乎义的战争，却没有可以废止的战争。战争如果确实合乎义，用来诛伐暴君、拯救受苦的人，人民就会喜悦，像孝子见到慈爱的父母、饥饿的人得到美食一样，呼喊着奔向它，如同强弩射入深谷。胜负的决定，不要从别处求取，必须反观人的常情。人的常情，是希望生存而厌恶死亡，希望荣耀而厌恶屈辱。若能使生死、荣辱的取舍标准一致，三军将士就可以同心一意。军队固然希望人数众多，但更希望人心一致。三军同心，号令就能贯彻，便无敌于天下。古代最高明的用兵之道，大概最重视号令。因此，号令强有力的一方，敌人就会削弱；号令可信的一方，敌人就会屈服。先在这里取得胜势，就能在战场上获胜。确实如此，敌人哪里还值得去战胜呢？凡是敌人到来，都是为了求取利益；如今来此却只能得到死亡，那么逃跑反而成了他的利益。”

译敌人都把逃跑当作有利之事，那么刀刃就没有交锋的地方了。这就叫最高明的用兵。傲慢、暴虐、奸诈与义理相反，它们的势力不能同时取胜，也不能并立。因此，合乎义的军队进入敌国境内，人民就知道可以依靠谁了。军队到达国都和城邑的郊外，不践踏果树；不挖掘田地和坟墓，不毁坏积聚的财物，不焚烧房屋；俘获的人要厚待后送还，守信并与人约定期限；夺取敌人的资财，用来彰明好恶，显示逆顺。如果这样做了，仍然有刚愎凶狠、凌辱放纵而不肯听从的人，那么即使施行武力也是可以的。先发出声音、宣布号令说：“军队来这里，是为了替人民除去仇敌，是为了顺应上天的道。所以攻克他的国家，不屠杀他的人民，只诛杀应当诛杀的人而已。”于是选拔优秀贤良之士，尊重并封赏他们；寻访孤儿、病人、老人，救济并敬重他们；打开府库的财物，分发仓廪的粮食，不把这些财物据为己有，按照不同情况充分施加礼遇。假如这里有一个人，能够使一个死人复生，天下人都会争相侍奉他。合乎义的军队使一个人获得新生，所救活的人就更多了，谁会不喜悦呢？所以义兵一到，邻国的人就像流水一样归附；被征伐国家的人把它盼望得如同盼望父母；军队行进的地域越来越远，获得的人也越来越多。话还没有说完，景主便起身叩首说：“我有幸听到先生的教诲，不知不觉间气概充满宇宙，志向知道归向何处，内心也更加恭敬了。” 于是景主上前举杯，为亢仓子祝寿；拜他居于众师之首，并在斋室中以严肃礼节对待他。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辰日加临天关之时，白天出行于道路【行弟子礼】。亢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