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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东园文集》，明代郑纪著 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 《东园文集》别集类第五 明代 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东园文集》十三卷，附录一卷，为明代郑纪所撰。郑纪，字廷纲，别号东园，仙游人，天顺庚辰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他所著有《东园吟稿》《归田录》《义聚家范》《增修乡约》等书。这部集子则全是杂文。郑纪进入翰林后，归隐屏山，读书二十多年。他一生作文，不事构思，也不修改稿子；稿子被人借去，也不再过问。门人吴俨称赞他的文章很像苏洵，气势昌盛，思想深刻，文辞正直而不阿谀，论辩广博而不杂乱。如今看集中所载的各篇奏疏，都恳切详明，切中时政。各种文体的文章，也多是有关世道人教化的言论。杂著中有《归田咨目》十条，也都谨慎自守，严格遵循礼法。大概因为他品行端正谨慎，确实有很值得看重之处。文集原刻本早已毁失，这是他的九世孙郑英梁等重新刻印的本子。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敬校订上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东园文集》目录 第一卷 经筵讲章 笺 第二卷 奏议 第三卷 奏议 第四卷 奏议 第五卷 记 第六卷 记 第七卷 序 第八卷 序 第九卷 序 第十卷 书 第十一卷 题跋 说 赞 第十二卷 铭类 行状 传 第十三卷 祝文 上梁文 祭文 杂著 附录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东园文集》第一卷 明代郑纪撰 经筵讲章 《尚书》第一篇 先王开始修明人的纲纪，听从劝谏而不违逆，顺从前代贤人的德行；处在上位能够明察，处在下位能够尽忠；对待别人不求全责备，检点自身总怕有所不及。因此才发展到拥有天下万国，这实在是艰难啊！广泛寻求贤哲之人，使他们辅佐你的后代。这是《商书·伊训》篇，是伊尹举成汤的事来教训太甲的话。先王指成汤。“肇”是开始，“人纪”是用三纲五常维系天下的大道理。“咈”是违逆；“先民”犹言前代有德之人；“若”是顺从。伊尹告诉太甲说：“人的纲纪之理从来没有泯灭。先前夏桀灭绝德行、施展威暴，把这些道理全都废弃了。到了我们的先王成汤，才开始将它修复，这就是‘肇修’。成汤是怎样修明人伦纲纪的呢？那些劝谏的话，正是阐明人伦纲纪的言论，成汤便虚心听取，没有任何违逆；前代有德之人，是亲自实行人伦纲纪的贤人，成汤便舍弃自己的成见而顺从他们，没有任何违背。他处在上位做君主，就修明人伦纲纪来倡导臣下，能够尽到统治下民的职责；处在下位做臣子，就广泛陈述人伦纲纪来告诫君主，能够尽到事奉君上的心意。别人对于这些道理有一长处可取，他就急于举荐任用，不存求全责备之意；自身对于这些道理有一丝一毫没有做到，他就严格检点约束，唯恐自己有所不及。成汤乐于取善、严格检身，处上位和临御下民各得其道；如此，他修明人伦纲纪，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因此他的德行日益盛大，功业日益扩展，天命归附于他，民心拥戴于他。他从拥有七十里土地发展到拥有天下万国，从诸侯升为天子，其中积累功业的辛劳，也实在太艰难了。所以说：‘先王开始修明人的纲纪，听从劝谏而不违逆，顺从前代贤人的德行；处在上位能够明察，处在下位能够尽忠；对待别人不求全责备，检点自身总怕有所不及，以至于拥有天下万国。’这实在是艰难啊！”“敷求”是广泛寻求；“哲人”是贤哲之人，即能够切实奉行人伦纲纪的人；“后嗣”指太甲以后的继承君王。成汤因为看出保有天下极其艰难，所以想到守护天下也十分不易，因而广泛寻求贤哲之人，并非只从一个地方选取，也不拘泥于一种途径；有的安排在身边，有的任职高官，让他们责难过失、陈述善道、接受教诲、辅佐德行，以便后代子孙有所谋划作为。事情如果合乎人伦纲纪的道理，就顺势成全它的美善；如果不合乎人伦纲纪的道理，就匡正挽救它的过失。这样一来，嗣王即使想做不善之事，又有谁肯同他一起作恶，来毁坏废弃先王的大业呢？所以说：“广泛寻求贤哲之人，使他们辅佐你的后代。”太甲继位之初，德性尚未稳定；伊尹作为商朝的元老，举出这些道理来训诫他，无非希望他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并加以守成。他的忠诚和爱护之心恳切到如此地步，真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臣了。臣曾恭敬地看到，我朝太祖高皇帝在淮甸兴起，很快拥有天下，随即申明五常的训诫，这就是成汤创业、开始修明人伦纲纪的意思；君臣一同游乐，又有临轩策试士人的制度，这就是成汤求贤以辅佐后嗣的意思。恭敬地想到，皇上即位之初，竭尽孝心侍奉先皇，追尊抬高圣母，人伦纲纪可以说已经修明了；任用老成之臣，开通接纳进言的渠道，求取贤才也可以说很广泛了。然而，谨慎地开始并不难，善于结束才难。臣伏愿远远以有商为鉴，近近效法皇祖，检点自身、修养德行，树立仪范，建立标准；勤奋学习、喜好询问，亲近君子而远离小人。这样就能发扬光大圣明武德，使万民真心归附，也就可以无愧于成汤从家庭和国家开始、最终拥有四海的事业了。这些成就，大概不在于太甲之下。臣等不胜恳切至诚的愿望。第二篇 只有我商王，发扬光大圣明的武德，以宽仁代替暴虐，万民都真心归附。如今君王继承他的德业，一切都在于即位之初；树立仁爱从亲近亲人开始，树立敬意从尊敬长者开始，从家庭和国家开始，最终推及四海。

译这是《商书·伊训》篇，伊尹叙述成汤取得天下的事情，教训太甲要谨慎开始的道理。商王指成汤；“布”是施布，“昭”是彰明，“圣武”是以德行形成威势，犹如《易经》所说“神武不杀”的意思；“允”是信、确实。伊尹告诉太甲说：“当初夏桀无道，灭德施威，天下百姓苦于他的暴政。只有我们的商王成汤奋发德义之勇，奉行上天的惩罚，除掉残暴，去除暴虐，同时又有不滥杀的仁心；削平祸乱，实行抚慰百姓的义举。汤王的德行和威势已经传播彰显于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他用自己的宽仁代替夏桀的暴虐。于是亿兆百姓先前遭受夏桀的酷害，仿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如今却受到汤王的宽仁，仿佛坐在安适的席上，无不信服并归心于他，像婴儿爱慕慈母一样，全都出于真心，没有虚假。所以说：‘只有我商王，发扬光大圣明的武德，以宽仁代替暴虐，万民都真心归附。’‘今王’指太甲；‘嗣’是继承；‘罔不在初’是说一切都在即位之初。伊尹又对太甲说：‘如今君王继位之初，四方万国无不拭目而待、倾耳而听，仰望你施行革新的政令，在上继承你的祖先成汤的德业。’ 然而，继承德业的关键，一切都在于即位之初。开始时不能谨慎，却能善终的，少有。因此说：‘如今君王继承他的德业，一切都在于即位之初。’大概谨慎开始的办法，没有比孝悌更重要的了。孝和悌，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品德。我树立孝爱之道，从亲近亲人开始，天下凡是有亲人的人，都会以我为榜样。我树立恭敬之道，从尊敬长者开始，天下凡是有长者的人，都会以我为准则。所谓‘立’，就是坚定地树立而不动摇，也就是所说的‘建立天下共同遵循的标准’。如今君王在宫廷之内，如果果真能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在这里树立仁爱和敬意，再把仁爱和敬意表现到那里；先从一家开始，其次推及一国，最终施行于天下，那么就会看到天下人无不受到感化，兴起孝悌之心，自然而然地产生孝悌之情，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所以说：‘树立仁爱从亲近亲人开始，树立敬意从尊敬长者开始，从家庭和国家开始，最终推及四海。’伊尹在太甲继位之初，叙述成汤的盛德，希望太甲效法祖先；举出孝悌这一顺德，引导他教化百姓。老臣忠贞爱护的心意，在这里大体可以看出来。臣又听孔子说过：‘树立仁爱从亲近亲人开始，是教导百姓和睦；树立敬意从尊敬长者开始，是教导百姓顺从。’孟子说过：‘尧舜的道理，不过就是孝悌罢了。’由此看来，自古帝王没有舍弃孝悌而治理天下的。我朝一祖五宗创业并把传统传给后世，大都采用这条道理，所以政治清明、教化美善。这些根本道理大概就在于此。臣仰望皇上继承祖宗的统绪，应当体察祖宗的心意，实行孝敬之道。推广这种孝心，养老的恩惠必定会施加到四海；推广这种敬心，尊崇贤人的礼遇必定会在九重宫阙中更加隆盛。开始时这样谨慎，最终也这样守持，那么今天的百姓，就是成汤所使其真心归附的百姓；今天的政治，就是尧舜实行孝悌的政治。如此，太甲能够善终而保持诚信德行的美名，就不能只由商朝独享了。伏望圣明留意。第三篇 百姓如果没有君主，就不能相互匡正以求生存；君主如果没有百姓，就无法君临四方。皇天眷顾保佑商朝，使继承王位的君主能够最终成就他的德行，这实在是万世无穷的美好福泽。这是《商书·太甲中篇》，伊尹在太甲改过之初，表达喜悦、戒惧和期望之意。“民”是天下百姓，“后”是君主，“胥”是相互，“匡”是匡正，“辟”是君临。伊尹告诉太甲说：“天下百姓众多，容易发生纷乱，必须有君主加以主宰，他们才能安居乐业。如果不是君主设置官职、划分职责，申明刑罚、建立教化，作为天下的主宰，那么百姓必然会强者欺凌弱者、众人暴虐少数人，彼此仇杀陷害，怎么能够相互匡正而顺利生活呢？这就是百姓不能没有君主的原因。君主地位尊贵，容易走向孤立，必须得到百姓爱戴归附，然后才能安定、富有而尊荣。如果百姓困于暴虐的征收和横征暴敛，苦于严刑重罚，饥寒哭号，流离迁徙，父母妻子不能彼此保全；这样一来，众叛亲离，做君主的凭什么能够君临四方呢？这就是君主不能失去百姓的原因。”所以说：“百姓如果没有君主，就不能相互匡正以求生存；君主如果没有百姓，就无法君临四方。”皇天就是上天，“眷佑”是眷顾保佑。“嗣王”指太甲，“休”是美好。伊尹又说：“当初太甲不行仁义，仿佛已经养成了这种性情；如今一旦翻然醒悟，听取言论、接纳劝谏，长久保持俭约的德行，这种变化哪里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呢？大概是由于皇天上帝眷顾保佑我们商家，在暗中诱导他的内心，使他有所思考就启发引导他，有所行动就辅助护佑他，所以他能够安处于仁、迁移于义，以最终成就自己的德行。然而太甲能够最终成就他的德行，难道只是当时一时的美名吗？这实在是万世无穷的美好。因此说：‘皇天眷顾保佑商朝，使继承王位的君主能够最终成就他的德行，这实在是万世无穷的美好福泽。’臣曾经思考，国家宗庙社稷的安危，取决于天命的离去或留存；天命的离去或留存，取决于民心的归附或背离；而民心的归附或背离，又取决于君主德行的修养与否，也取决于臣下辅佐教导得怎样。像伊尹辅佐太甲，先在太甲的祖先成汤那里预见并奠定根本，后来又迁居桐宫，在那里开启太甲的迷惑，断绝他与亲近小人的关系，使太甲最终成就诚信德行，成为商朝的贤明君王。伊尹的功劳确实不小。然而伊尹却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后来反而归功于上天；他的谦退和庆幸之意又是多么深厚啊！后世做君主的，如果真能任用忠良，接受教诲，辅佐德行，像太甲一样，民心就会爱戴；如果亲近小人和宠幸之臣，败坏政治、放纵欲望，不能像太甲一样，民心就会叛离，而天命的去留也会因此不同。臣等伏愿圣明的德行更加崇高，圣学日日勤修，始终如一，使上天在上眷顾爱护，夷夏各族都安定；臣民在下感动戴恩，人口日益繁衍，世世代代直到百世、千世、万世，享有无疆的美好福泽；不使这种美好只成为商家的专美，那将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生灵无比的幸运。《论语》第一篇 孔子说：“君子容易侍奉，却难以取悦。用不合乎道义的方式取悦他，他不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总能根据人的才器来任用。小人难以侍奉，却容易取悦。即使不用合乎道义的方式取悦他，他也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却要求别人样样完备。”

译这是《论语》第十三篇，是弟子记载孔子的话。君子、小人，指当时掌握政事的大臣。孔子说：君子公平、仁厚、宽恕，有德行、有器量，所以在他手下做事的官员都容易侍奉他。他发布的命令，容易遵守；即使有差错，也肯宽容。他虽然容易侍奉，却难以得到他的欢心。因为他心胸正大，喜怒有常，一切邪曲谄媚的事情都难以动摇他，所以难以取悦。怎样看出他容易侍奉而难以取悦呢？例如他本来廉洁耿介，不喜爱财利，却拿财物来贿赂他；他本来正直，不相信谗言，却用谄媚奸佞来讨好他。这些都是不用正道来取悦他，他一定深恶痛绝，怎么会高兴呢？虽然难以取得他的欢心，但到了任用人才的时候，他能够各因其才器而使用；大才用作大器，小才用作小器，各自适合，繁重事务和闲散职位也都安排得当，有舍弃短处、采用长处的意思，没有求全责备的心。所以又容易侍奉。这就是‘君子容易侍奉而难以取悦’。‘用不合乎道义的方式取悦他，他不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总能根据人的才器来任用。’至于小人的作为，完全同君子的公私之道相反。小人刻薄贪婪，没有德行，也没有器量，所以属下最难侍奉。他们往往处理事情违背常理，要求别人顺从；察看别人的小过失，不肯宽容。他们虽然难以侍奉，却又容易讨得欢心。因为他们徇私贪利，不顾是非，大凡邪曲谄媚之人能够投合他们的喜好，便能使他们受到煽动。所以容易取悦。怎样看出他们难以侍奉而容易取悦呢？例如有人知道他们贪利，便用财物来打动他们；因为他们喜欢听信谗言，便用谄媚奸佞来打动他们。这些都是不用正道来取悦他们，他们也不追问其中违背道理的错误，只喜欢别人顺从自己的可喜之处。虽然容易使他们高兴，但到了任用人的时候，他们又因不能明察人才而轻视别人，因要求别人事事完备而使人难以胜任；有时耗尽别人的财力而不顾其能力，有时只察看别人的过失而不记录其功劳，所以最难侍奉。这就是‘小人难以侍奉而容易取悦’。‘即使不用合乎道义的方式取悦他，他也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却要求别人样样完备。’臣看孔子所说的君子、小人，正与《尚书·秦誓》中所说的大臣相似。这种容易侍奉而难以取悦的君子，就像那种喜爱善人、宽容有度的大臣；任用他们，国家就有利。这种难以侍奉而容易取悦的小人，就像那种嫉妒贤能的大臣；任用他们，国家就会倾覆危亡。因此君主任用大臣，对于君子与小人进退的关键，不可不慎重。如此说来，选择和任用人的责任，实际上在于君主自身；而修身的方法，又不超出《中庸》第二十章。孔子告诉鲁哀公说：‘修养自身要依靠道，修明道要依靠仁。’不过这两句话罢了。恭敬地想到，皇上即位以来，任用贤能、谋求治理，尤其尊重礼待大臣，宽容小的过失，不违背百姓的愿望而迁就自己的欲望，大概已经先领会了‘容易侍奉而难以取悦’的意义。如果在此基础上更加谨慎，那么尧、舜、文王、武王的道，都集中体现于陛下一身，汉、唐以来的诸位君主，也就都不值得再提了。用这种原则来任人，那么朝廷中任职的都是皋陶、夔、周公、召公一类的君子；而斯高一类的小人，正忙于改头换面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逞强嫉妒，来使自己招致屏退斥逐呢？所谓朝廷端正，百官就端正；百官端正，万民就端正。治理之道的成就，确实正在于今日。臣等不胜恳切。第二篇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论。” 这是《论语》第十六篇，孔子论述君子心中有所敬畏的事情。君子是德行成熟的人；“畏”是严肃敬惧、不敢轻慢的意思。孔子说：德行成熟的君子，学问已经达到一定程度，道理已经明白，心中常存严肃敬惧、不敢轻慢的有三件事。哪三件事？就是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论。怎样叫敬畏天命？天命是上天赋予我的正理。人有了生命就有身体，有了身体就有这种正理，即仁、义、礼、智、信。这种道理在生命开始时，上天已经赋予我的身体，就像把命令交付给我一样。如果我放纵而不谨慎，违背了这些道理，身体虽然是人，实际上却有愧于上天。因此君子安静独处时，总存戒惧谨慎之心，不敢有一丝放纵；行动而同外物接触时，也总存恐惧之心，不敢有一丝轻慢，仿佛天威就在近前，真有鬼神在上、雷霆在前一样。这样，接受上天赋予的重大责任就可以不失，这就是敬畏天命。怎样叫敬畏大人？大人是爵位、年龄、德行都尊贵的人。他对于天命之理没有丝毫欠缺，对于仁、义、礼、智、信都能亲身实行；他说的话足以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他的行动足以成为天下后世的准则。所以君子对这样的贤德尊长，像对待尊贵宾客一样敬重，像对待严厉老师一样尊敬，心中常存敬畏，不敢怠慢，这就是敬畏大人。怎样叫敬畏圣人的言论？圣人的言语，是天命的发露，记载在典籍中，义理无所不包；散见于经书，体和用无所不备。推行这些道理，足以修身齐家；推广施行，足以治国平天下。所以君子对圣人的言论，像对神明一样敬重，像相信蓍草和龟甲的占卜一样信从，心中常存严肃敬畏，不敢忽视轻慢，这就是敬畏圣人的言论。大人和圣人的言论，都属于天命所应当敬畏的对象；知道敬畏天命，自然不能不敬畏它们。孔子告诫人的用意，是多么恳切啊！臣谨按：这一章所说的三种敬畏中，‘敬畏天命’这一条最为紧要。天命本来就是人人应当敬畏的，在君主身上所系的责任尤其重大。凡是发布号令、赏赐有德者、讨伐有罪者等事情，无不是奉行上天命令的行为。君主如果真正知道天命所在，饮食衣服不敢放纵欲望，言语行动、皱眉微笑都不敢违背义理，务必使喜怒合乎节度，赏罚得当，那么和气就会招来祥瑞，天下没有不太平的。若是不知道天命所在，沉溺于声色玩物，放纵游览观赏的快乐，对于异端邪说的祸害不加斥逐，对于没有名义的耗费不加节制，那么精气乖离、气象失和，天道不能顺畅运行，灾害到来就有所不能避免，天下又怎么能够治理呢？天与人彼此感应招致竟然如此迅速，那么孔子所说‘天命应当敬畏’的话，实在是万世君主的借鉴。伏愿圣明留意。笺 进呈《圣功图》笺

译臣恭敬地看到皇太子殿下举行冠礼已有日期，诞辰也临近了，臣实在惶恐惶恐，叩头叩头，上奏说。伏想圣德深厚如渊，万世皇族的天潢之水，都向少海朝宗；神圣功业巍峨灿烂，九重宫阙如云汉，环绕在前星周围。乾道嘉美亨通，坤灵显示顺应；上天在奎宿聚集五星，雷声在震宫惊动百里。光明重叠而形成离卦，阳气一度复归。虽然有龙的长寿、凤的高龄，像天地一样长久；又有燕子求子、熊羆入梦的祥瑞，像河川汇聚、太阳升起一样接踵而来。此事大概都是由于皇帝陛下的道德高峻如苍穹，建立了天下共同遵循的皇极；地位尊贵于丹扆之前，君临天下所有的君臣。宏大的基业本来承自祖先，开创如虹的祥迹；实在由于帝室，契合天数，历经数十世而孕育；践履后稷以来千余年的基业而昌盛。恭敬地想到皇太子殿下，具有尧的彩色、舜的眉目和重瞳；天地清明淑美之气汇聚于宫闱。日之精华、月之光辉，贯通于弧矢之间。瑶山散发光彩，银榜增添辉煌。麒麟的子孙振振有德，仁厚的声誉已经在襁褓中显著；螽斯众多繁盛，德音又在孩提时显扬。您承接一祖五宗的根基，成为万姓和六军的命脉。鼎中升起铉玉，鬯酒以郁金为香；成长如岐山之祥、如山岳之高，忽然已到了束发戴冠的年龄。储君之位刚经历四年，东宫的阼阶随即将举行三加冠礼。吕宾召的赞礼筮仪，武烈文谟将显著传承。醮礼刚刚告别幼年，祝辞便随即要求承担成人的责任；戴九旒之冕，穿九章之服。紫气簇拥着龙行虎步，奏九成之乐，行九献之爵。黄云捧日，映照天子的容颜。祝贺冠礼正好会合两班，庆祝诞辰又恰逢百官齐集。喜悦飞腾于掖壸之中，欢乐震动华夏与夷狄。天地间的气候，聚集成滋长万物的祥和。男子不出几年，就可以举行六礼。祖宗的仁爱恩泽，流传给嫡长嗣；没有一天不历访三宫，早晨省视、晚上定省，问候安好、亲视饮食，祈求上天延长国命，把爱护太子的日子看得如年岁一样珍贵。皇太子的德性虽然天生，聪明也日益增长；然而要把玉石琢磨成器，必须交给良工。伏愿内阁早日发布诏令，东宫随即设置官属，免得太子还在襁褓中便仓促行礼。精选缙绅和朝廷大臣，使他们兼任东宫职务。三公三少，都应是伊尹、周公、召公、毕公一类年高德劭的老臣；一府两坊，全都是贤能俊杰。端正的容貌可以消除幼稚的心志，崇高的声望可以培养善良的本心。尊重太子的老师，先行拜礼后才就坐；乘步辇，举行四门教育的盛典，推行齿学，传播三善的醇厚风气。搜集甲观中的玉轴牙签，供太子乙夜读书时使用的青灯银烛。然而，博杂而不简约，就难以施行功夫；简明而有要领，才可以不断进步。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登高山要从低处起步。臣谨慎地采集前代美好的德行和嘉言，参照本朝皇帝的文章与圣训，按照事类编排成对偶文字，又随着事例绘制图画。每幅图都记录事迹的始末，每件事都务求探求其中义理的深奥。目录列在卷首，名称题在图的前端；事情虽然是培养蒙童，功效实际上在于成就圣人。于是考察《易经》卦辞，题名为《圣功》，遥望东宫，拜呈这部锦绣书卷。伏望皇太子殿下能够每日翻阅书卷、披览图画，即使年幼也以玩味《易经》为乐而容易明白其中道理，并且让讲官近在咫尺，使他们在经筵前指点陈说。某人孝，某人仁，效法他们以奉养亲人、驾驭臣下；某人勤，某人俭，借鉴他们来努力学习、修养自身。亲近图中的正人，使奸佞不能容身于左右；实行图中的正事，使邪僻不能进入胸怀。将万种善行收归一身，汇集众人的长处而独自获得；用它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境界中保持最为宁静的心，用它在无声无臭之中涵养未曾流失的本性。哪里一定要承华殿的记载，也不必等到年长才从资善堂培养德行；让学业与日俱新，兼收并进，将来可以成为太祖、太宗那样的君主，亲爱自己的亲人而具备仁宗、宣宗、英宗、宪宗的仁德；将来可以成为帝舜、帝尧那样的圣君，尊贤任能而具备文王、武王、禹、汤的德业。让诵读德行的声誉流传千秋，等待万岁之后仍有歌咏。设置进善旌，树立谤木，使樵夫百姓的意见都能献于朝廷；访求《洪范》的道理，接受丹书的训诫，使芝兰般的贤才都生长在周室。修整栏杆以表彰正直，停止车驾以接受进言；风随虎来，云随龙至，稷、卨、咎繇、夔等贤臣排列朝廷，寿命如山长久，福泽如海广大。羲、农、黄帝、颛顼等圣帝仿佛翱翔而来，将仁恩布施于四海九州，声教达到八方六合。士、农、工、商，凡是有血气的人，都祝愿皇帝万寿、欢呼嵩山；匈奴、羌、氐等族，也都在霜露所降之地，或攀山梯、或渡海而来朝贺。皇图巩固，宗庙社稷安定；国家虽承受旧有天命，却在新政中建立千年如丰镐的盛业，从南方兴起，在北方昌盛，使华夏与夷狄的万民安宁。一人作为贤明的储君，万邦因此归于正道；臣斗胆拔取南山兔毫，献上这幅东宫的龙图。臣不胜瞻仰激切、惶恐不安之至，谨撰写笺文一篇，附在图卷前面，派遣官员随同奏启捧进呈报。《东园文集》第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东园文集》第二卷 明代郑纪撰 奏议 《太平十策》（天顺八年正月上奏，当时宪宗皇帝登基，优厚地下诏采纳，今已没有稿本，等待搜求补入） 致仕疏 臣今年三十二岁，是福建兴化府仙游县人，凭天顺四年进士身份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天顺六年九月十六日，授任本院检讨。在中秘读书，并在史馆共同任职，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今年正月以来，染上风湿病，症状是腰腿疼痛，行走拘挛，入朝参拜不便，侍从任职也很艰难。如今承蒙颁下册封慈懿皇太后的诏书，其中有一款说：‘两京文职官员，年龄未满七十岁而愿意自行陈述请求退休的，听其自便。’臣谨受诏，恭敬遵行。臣私下认为，人才是国家的元气。元气衰弱，四肢百骸就没有什么能够运动；人才衰弱，国家万般政务又同谁来弥补周全呢？本朝自景泰以来，市井儿童都流传‘两京三祭酒，一部两尚书、侍郎、都御史’的歌谣，官位贱如景山猪，人材衰败已经到了极点。陛下登基之初，没有时间谋划别的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这道诏书的颁布，是涵养人才、保全国家元气的良策；它替国家作长远谋划，深远而精微啊！臣年纪虽才三十多岁，也是未满七十之数；但禀赋衰弱，疾病缠绵，而且父母都已经过了六十、接近七十岁。近来收到家书，得知他们衰老得更加厉害。臣因为思念父母而忧思成疾，十天一个月都不能入朝侍奉。如今进仕不能尽忠，退居又不能尽孝，尸位守职，内心十分忧虑惶恐。伏望圣上的恩典俯察臣的诚挚心意，特别准许臣退休，使臣的父母能够仰赖余生的恩赐；而国家元气也实在承受无穷的福泽，士大夫的风气幸甚，天下幸甚。养病疏

译臣今年三十二岁，于天顺四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任职将满两年。没想到从本年三月起，因为自己患病、父母年老，曾自陈请求退休，却没有得到准许。旧病转而加重，已经不能共同任职。近来收到家信，得知父母卧病在床，臣昼夜忧虑思念，病势更加严重。臣私下认为，人生在天地之间，只有忠和孝两件事而已。这两者虽然难以同时完全做到，却也不能偏废一方。臣如果父母尚未年老，自己又没有疾病，却借病偷闲，固然不能说是忠；如果父母已经年老，自己又多病，却留恋俸禄、贪恋职位，难道能说是孝吗？何况父母不可能有百岁寿命，而国家却有万年大计。臣如今甘美饮食奉养父母的机会已经久违，能够奉养双亲的日子又很短促。假如从今以后疾病稍稍痊愈，报效国家的日子还很长。伏望陛下体察臣的恳切心情，俯赐哀怜，乞求敕令吏部，准许臣暂时回归原籍，调养疾病、奉养父母。等疾病痊愈、父母去世后，再回任供职，那么忠孝之道便可以两全，臣子的职责也不至于偏废。臣感激戴受皇恩，哪里有尽头呢？《劝御经筵以勤圣学疏》。孝宗皇帝登基时进呈，奉圣旨说：“此疏所说的，朕应当体察实行。”这篇奏疏如今没有存稿，等待寻访补入。《论斋醮祝延圣寿疏》。臣听说《大学》说过：尧、舜以仁德统率天下，百姓就跟从他；桀、纣以暴政统率天下，百姓也跟从他。他所发布的命令如果违背自己的喜好，百姓就不会服从。臣私下看到，陛下登基之初，对以旁门左道危害政事的人首先加以诛戮，对耗费国力、使百姓受苦的人也严惩不贷；清除淫祠以严肃祭祀制度，禁止斋醮以端正人心。因此李孜省、邓常恩一类人全都没有留下活口。国王、佛子等人在宫禁中的踪迹绝迹，朝廷内外的臣民争先恐后地快意观看，都认为唐虞三代的君主又生在当今了。这正是《大学》所说的以仁德统率天下、百姓便跟从的情形。可是政令刚刚施行，人心正感到喜悦，忽然又有大慈恩寺、大兴隆寺、朝天宫三处，每处都要举行三昼夜的吉祥道场，并下旨令有关衙门办理所需物品。臣对此实在有些不明白。大概一定是因为陛下的万寿圣节临近，预先焚香修行以表达祈祷祝愿，这番用意也不能说不好。但这件事正是李孜省、邓常恩之流用来欺骗先朝、窃取富贵的手段，陛下诛杀这些人还不到三年，却承袭他们的做法，仿佛就在昨日。天下禁止革除得极其严厉，京师却照旧举行，恐怕陛下的喜好和所发布的命令不一致，这不是用来统率天下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况且佛教、道教的法术本来兴起于汉代，盛行于唐代，二帝三王的时代实际上从未有过。然而尧、舜的寿命都超过一百岁，周文王、周武王的寿命也有九十多年；汉、唐诸君，远的不过中年，近的甚至不到十年。这种没有而又不值得相信的事，即使最愚笨的人也能知道，难道陛下是英明之主，反而会有所不知道吗？恐怕又是李孜省、邓常恩的话乘隙传入，陛下没有察觉罢了。即使确有此事，如今畿甸灾荒尚未恢复，边疆告警又很紧急，也应当减少费用以苏缓民力，节省钱粮以防备意外。何况这件事实际上没有效验，也确实不值得相信，陛下为什么在初政时已经废止，如今又重新实行呢？如果说陛下身系一身，承担着百世宏大基业的托付，是万方百姓归依的对象，臣子为您祝颂本来不应选择时日，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祝祷即使真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也还可以举行。何况实际上只是白白耗费而毫无益处，陛下为什么要用有用的财物充作无益的费用呢？臣有一粒灵丹，可以延长圣上的万年寿命，愿意献给陛下。这一粒灵丹是什么？就是仁。仁是天地生养万物的本心，人之所以能够出生，就在于此；它在天称为元，继承它的就是善，是万物凭借它开始生成。在四时中，它表现为春天

译；云气运行、雨水施布，万物于是繁盛，这是仁的形态。在人身上，它就是仁心的德性、慈爱的道理。仁不只是能够使人生长，又能养育人；不只是能够养育人，又能使人长寿。就使人生长而言，阳气初动，阴阳二气相互感应，人的形体便已经具备；就养育人而言，心胸宽广、身体安适，面色润泽、背部充盈，人的身体因此安宁；就使人长寿而言，仁者安静而有常，谨慎地善始善终，不穷奢极侈来耗损元气，不沉溺宴饮享乐来损伤精神。把万物看作自己的身体，把四海看作自己的家；每兴起一次游猎，就担心劳损百姓的力量；每萌发一次宴乐的念头，就担心伤害百姓的财力。因此血气循着正轨而不紊乱，精神在内坚固而不浮荡。寿命的根本由我自身树立，天地各得其位而万物得到养育，和气聚集而吉祥应验。长寿的征兆则由上天降下。这就是孔子所说“仁者寿”，也是尧、舜、文王、武王相传的延年益寿秘诀。那汉、唐诸君，哪里够得上谈论这些呢？臣愿陛下永远保持初政时的心志，不要被世俗议论迷惑；每天到经筵讲明经史，晚上回到宫中，涵养身心。严格防止亲近狎昵，堵塞奸佞乘隙进言的门户，断绝游乐的萌芽，节省供奉器具的费用，替百姓分担忧患，把边疆放在心上。把仁当作安居的宅舍，每天居处其中；把仁当作宽广的居所，终日饮食也不违背它。那么，这一粒灵丹就会明亮地存在于陛下心中。从此体察诚信而通达顺理，内心平和、气息和畅，由自己树立的基础便会如天空高远、海洋宽阔，由上天降下的福泽便会如河水到来、太阳升起。还担心尧、舜、文王、武王的寿命不能达到吗？臣这些话虽然只是儒生的一点余绪，实际上也是陛下平素所讲习的。陛下明察之后，难道不会翻然有所触动吗？只怕那些近习、宠臣、奸佞之人，以蛊惑人心、逢迎谄媚为职业，会说：‘这是先帝一向实行的事，是道场的旧典。’又说：‘政令已经发布，不可改变。’又说：‘神灵已经预先等候，恐怕会降下谴怒。’又说：‘这是祈星拜斗以侍奉上帝，不是淫邪之事可以相比的。’臣愚昧，却也敢迎上去一一驳斥：‘他们说这是已经实行的旧典，但《大明律》明明有禁止条文，《洪武礼制》中也没有采录，哪里有什么旧典呢？’‘他们说政令不可改变。政令贵在尽善，并不贵在不可改变。命令如果确实完善，不改变当然可以；如果还不完善，即使改十次也没有妨害。’‘他们说神灵会降下谴怒。臣在浙江拆毁淫祠不下数百所，那些淫祠都是当地习俗相传、据说能立即降祸赐福的。’ 臣以蝼蚁般的微薄资质，神灵尚且不能稍加祸谴，何况陛下承受天地的正气、得到日月的全光，将要长久地成为天地、祖宗、神灵和人的君主。他是什么神，竟能在陛下身上增减、给予或剥夺什么呢？（原文“于其？」间耶”字句疑有讹误。）他们又说：‘祈星拜斗，是为了侍奉上帝。’臣认为，每年正月，陛下亲自率领百官在南郊举行大祀，对上天尊敬奉享的礼数已经达到极点了。在此之外又能增加什么呢？况且侍奉上天、奉享上帝，是天子的事情，诸侯实行尚且被认为是僭越。他们灭绝天理，实在是天地之间的罪人。近年各处擒拿盗贼首领，多是他们的党羽，又怎么可以改名换号，站到上帝面前呢？总的说来，臣对这些人本来没有私人仇怨，只是想到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宫中如果流行高髻，城内就会有一半人梳成额发。如今陛下把延长寿命、改变命数的事情交给他们掌握，因此不顾万乘之尊，不惜千金之费，倾注三昼夜的诚心，那么天下的愚夫愚妇就会倾尽财产，以此作为借口，张榜扬旗，再也没有顾忌。这正是民财耗尽、民生困苦、灾异兴起、盗贼发生的原因。臣承受陛下深厚的恩德，又处在教化的首善之地，所以不避斧钺，冒昧进献这番浅陋意见。

译上呈《救荒备荒十事》。臣听说，自古帝王所爱护的，没有比人民更重要的；所忧虑的，没有比荒旱更优先的。因此商汤祈祷旱灾，以六件事情责备自己；《周礼》用十二项救荒政事聚集、安抚万民。《月令》说：天子施布恩德、推行惠政，命令有关官员打开仓廪，赈济贫穷。魏、汉以来，有迁移百姓、转运粮食的政令，有交纳粮食以免除租税的命令；有的按年积存另行储藏，有的由内库拨还。这些都是可以考见的救荒政事。臣私下看到，山东一带连年不下雨，寸草不生，饥民流离迁徙，遍布道路。京师内外整个冬季很少下雪，人心惶惶，不知道怎么办。近来陛下引罪自责，下诏征求意见。臣由此知道，陛下今日的心情就是商汤的心情，今日的政事就是《周礼》的政事。陛下一定能够节省内廷的过度耗费，以此率领百官；裁减中官冗余的俸食，以使万民得到苏息。好的意见没有不采纳的，采纳之后也没有不实行的。魏、汉诸君就不值得再提了。然而大海不拒绝细小的水流，高山不嫌弃一筐泥土。臣看到近来求言的诏书虽然只涉及京师，但南京、北京本是一体，不容许保持沉默。谨慎地把救荒、备荒的政事斟酌古制、参照今情，来回应圣明诏令的万分之一。伏望陛下俯察采纳，迅速救济百姓，那么天下将感到无比幸运。救荒五件事。一、山东一带的荒旱已经十分严重，巡抚官提出实行由承差吏收纳银两的办法。这固然是救急的权宜之计。然而人一天没有粮食就会饥饿，三天没有粮食就会生病，五七天没有粮食就会死亡。如今各地农民要先听到招募的消息后才能交银，有关官府收齐银两后才发给买粮，公文来回转递，近的要经过一段时间，远的超过半年。对于这些张口等待哺食的百姓，却拘泥于按年收发的期限，他们能够免于死亡吗？臣谨考察宋代熙宁年间发生灾旱时，曾下诏截留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沿门分发。如今运粮船因水浅难行，应当把已经到达山东一带的粮船，每船截借一百石；每石耗米七斗，截出四斗，共计一百四十石。委派廉洁能干的官员，趁饥民流到河下时，搭盖宽敞的厂棚让他们休息，煮粥救济治疗。那些仍在家乡的饥民，则分头携带粮食前去，核验人口发放；等招募所得的银两送到后，按数目起运交给户部，再转发太仓交收，用来抵充官军的月粮。其余粮米每石仍截出耗米三斗，照前面的办法发放救济，不必偿还。这样每石米连同正耗共一石四斗，只运到通州。命令今年下半年应领取太仓月粮的京军，预先支领三个月的粮食，每石另加脚米五升。这样做，大概可以使濒临死亡的百姓起死回生，使运粮船减轻重量、容易到达，使京军粮食有余而国家的财政不受损失，确实是便利而有益的办法。一、宋代赵抃任越州知州时，遇到大饥荒，百姓死亡过半，他采取了无所不至的赈济办法，又下令修筑城池，使饥民各自凭劳动取得食物，越州因此得以保全。这是古人已经试验过的明确成效。如今正在修治黄河，需要使用人力；去年工部侍郎陈政奉诏来到这里，命令沿河征调民夫十万人，有关官府已经准备六万人。每个民夫每天只扣除工食银二分，每天应需银一千二百两，每年应需银四十三万二千两，而且还不知道要几年才能完成。臣认为，河患大多在山东一带，应当下令各府、州、县查报饥民的丁口数目，把其中少壮者征调到河下做工，将前面所说的夫役银抽出三分之一买米，每五天发米一斗五升，使他们一半粮食自己食用后上工，另一半交给老弱家属。这样河道可以修成，百姓的饥荒可以得到救治，远处百姓也可以免除被征调的骚扰。一、宋代张咏任成都知州时，两川发生荒旱，驻军三万人，连半个月的粮食也没有。张咏访查得知盐仓充实，便降低盐价，听任百姓用米交换。百姓争相赶来，不到一个月，就得到粮食数十万斛。军中高兴地呼喊说：‘这位老人真善于为国家办事。如今山东转运有胶莱、滨州等盐场，长芦转运有沧州、青州等盐场仓储的盐，难道没有剩余积存吗？如果降低估价招募商人，数十万粮食可以早晨招呼、晚上就运到。即使不够，两淮运司相距也不算太远，那么招募江南商人运米来换盐，同时补充修河饥民的工食，也可以办到。’ 一、宋代富弼任青州知州时，使饥民四十多万人活命，又招募百姓为兵一万多人。臣认为，山东百姓饥饿到这种程度，如果下令招募少壮者登记为兵，只留在本地以补充京营的缺额，那么投充的人难道会只有一万多人吗？这样一来，国家得到士兵而强盛，士兵得到粮食而得到供养，一举便有两得。一、苏州、松江、浙江等地去年遭受了较严重的灾害，近来承蒙赈济抚恤，已经逐渐恢复生产。那些承差吏典上交的银两，都暂时由应天府存放在库中，已经拨出三千两用于苏州、松江赈济，现在库中尚有很多银两，应当全部解送户部，用来抵充前面截借的数额。备荒五件事。

译一、土地所产生的收入有限，国家支出的项目却没有穷尽。用有限的收入供给无穷的支出，即使不断任用搜刮聚敛的大臣，也没有办法施展其力量。比如太祖、太宗时期，亲王分封不过几十府，禄米以一万石为等级，亲近宗室的恩典可以说很厚了。如今诸王、将军几乎遍布天下，禄米供给是从前的数十倍，这都是陛下效法祖宗、优厚亲属的正当做法，哪里是臣下敢于议论的呢？但武职官员中领取俸禄而没有实职的人数太多。洪武年间，在京、在外的留守各都司、卫所，按照完整编制计算，只有官员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员。到成化元年，已经有八万二千五百四十多员，如今又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天顺五年，在京官军一季的俸银有一十多万两，如今又不知道增加了多少。每年的收入有限，每年的支出无穷，也应当酌量处理。臣考察古代，文武本来合为一途，将相可以相互出任，兵力寓于农民之中，不专门养兵，那种制度已经尽善尽美，没有可以再增加的了。后来井田法废止，文武才分为两途。到了唐长安二年，才开始设立武举制度；开元年间，又有考察军谋宏远、能够担任将帅的科目。宋真宗设有考察军谋深远、武艺出众的科目，很有可取之处。如今武学虽然设立了，却没有教育的方法；袭职替职仍照旧办理，却没有劝勉惩戒的制度，只是徒具空文，怎么能取得实际效果呢？臣愚昧地认为，当今的法制中，只有科举最为公正。应当把武职中应当袭职的子弟，年满十五岁以上的，全部送入武学。选取熟悉弓马、战阵的武职官员，每月分三班，每班五日，教他们骑射和阵法。不上课的日子，到武学讲诵武经、将传以及名家的韬略兵法，全部仿照生员、儒士科目的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第一场考弓马，第二场考阵法，由皇上命公、侯、伯、都督各一员，会同兵部堂上官、六科掌科给事中、十三道掌道御史，到教场中考试，分为上、中、下三等，编列姓名，封送兵部收存。第三场考经传和韬略，命翰林、春坊、国子监等衙门中有学问品行、通晓兵法的官员，到贡院中考试，完全按照糊名、易书等制度，也分为上、中、下三等。把兵部原来收存的第一场、第二场名次相互核对，如果弓马、阵法、经传、韬略三场都列上等，就准许他袭替父祖的原职。如果三场都列中等，或者三场中有一两场列上等、其余列中等或下等，也准许袭替，但只发一半俸禄，随军操练而不参与军政；等到下一次考试达到中等，才全额发俸并管理事务。三场都列下等的，不准袭替，命令他回原卫所，发给一半优给，接受教习，等待再次考试。所扣除的俸粮，设立常平仓收存。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省粮食储备以备荒，而且确实可以振兴将士，以备国家任用。它对国家的益处，也实在太大了。一、江南寺观的田地连绵相接，每年收入百万。扣除粮差、衣钵等费用之外，每年剩余的租税难以计算。正因为争夺这些收入，住持大受清规牵累；私下借贷的钱债，也全都流入豪强权势之家。臣前些年在奏章中已经论述过此事，却没有得到施行。如果担心佛法有灵、会降下灾祸，臣甘愿承受。希望在三五年之间，常平仓的买粮本钱足够使用后，再商议处理。何况佛教本来以慈悲广大为本心，以救苦救难为教义。假如真有佛在世，看见百姓遭受这样的饥荒苦难，难道不会慈悲并乐于相助吗？如蒙准许，乞求敕令有关部门查考臣以前的奏章，会同商议斟酌施行。一个国家没有三年的积蓄，就不能算作国家。所谓三年的积蓄，并不一定只是仓库里的钱粮，而是把九年的耕作总计起来，应当有三年的余粮。如今天下的贫民，即使丰收之年，早晨也没有粮食留到晚上；遇到灾年，父亲也顾不得儿子，这是因为乡里之间没有积蓄。臣姑且举出一两件可以使百姓富足的事情来说：比如户口、食盐、钞贯，每贯钞在南京按当时价格只值银一厘，如今解送户部交给揽头，却要用银三厘五毫，那么每贯就白白多用银二厘五毫。查得南京内库应收湖广、江西、福建三布政司的定额钞，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多万贯；每年除购买钞之外的额外费用有银二万四千多两。还有南北直隶、浙江等布政司额钱中剩余的银两，也可以类推。袢袄每件布料、印花、染造的价格是银六钱，如今各县制成袢袄解送到南京，每件交给揽头进纳要用银八钱，合计就是一两四钱。其他如罗缎、铜锡、朱漆、弓丝、茶蜡之类，也可以类推。如果蒙准下令各府、州、县，把京师所有上一年一向带着价钱来购买的物品，都按照常年已经缴纳过的价值折成银两，解送户部交收，再购买后送入内库交纳。这样每年节省的数额计算起来不会少于数十万两。所谓放宽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的恩惠；百姓富足了，国家也不至于独自贫困，还担心什么荒年呢？

译一、关于河下拽船人夫的事情，议论的人虽然很多，始终没有定论。臣查得南京济川、江淮骁骑等卫的马快船将近二千只，全年被差遣，没有休息的时候，不仅人夫难以接应，船只也容易损坏。臣愚见认为，每年所差船只只使用五百只，其余的与其闲置，不如停役修理，以备下一年替换。五百只中，南京河下停泊五十只，仪真、徐州、临清、直沽每处一百只，通州河下五十只。除去半年听差的船只外，南京河下的仍由南京兵部总管；仪真等四处由当地管闸官员，或者由管粮官兼管；停泊通州河下的，仍由当地分守官员带管。每年替换时，拨给应得的行粮，运到当地食用；应当运送鲜物的黄船，也照旧例办理。凡是进献鲜物的船只，应当修造得短促浅小，这样才可以按日期计算路程，使鲜物不致腐坏。差拨之时，南京兵部委派官员会同科道官，在河下停船的地方共同差遣人员，查验物件，秤定斤数；每一百斤折算为一扛。船只全部装满后，每只船由驿递共同拨给人夫三十名。所差遣的内臣以及家人随身行李，最多不能超过十扛。驾船的水夫除本船所需的什物外，每人携带的行粮不得超过三斗，行李不得超过五十斤，全部逐一共同秤验，登记簿册，具文呈报有关部门，按数上奏，并通报仪真至通州等处负责管理船只的官员知晓。给被差官员发放应得的应付公文，详细开列公差职名、粮廪、船只、扛物斤数、人夫名数，转行给前方各路官司，一体供应。只要多拨一名人夫，官员就降职调往边方，吏员革除差役且不予叙用。南京河下会同装载的船只只送到仪真，听从当地管理船只官员点拨。所差的人夫、船只，一概依照原行知会公文，按数查验秤盘；过船时原来的船只按期限返回听差。以后徐州、临清、直沽等处都照此例交接秤盘，直到通州仍查照原来的规定供应车辆和人夫。这样逐段交接，不仅私人揽载人货的事情不会发生，御用器物也不至于受潮，撑船驾船的人也可以稍稍休息。如此只需使用沿河驿递的人夫来接应，也有余力。各附近州县协助雇夫的价银，暂时按照上一年的征收数额办理，用来充作常平仓买粮的本钱，三年之后停止征收。在京内外官员奉旨出差办公的，也照前面的规定一体秤验、交接和供应。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夫役银，帮助救荒政事；而且听候调用的船只遍布官河，遇到紧急差遣，可以随时召集，实在十分便利。一、各卫的粮船本身过于笨重，每船装米不到三百石，从仪真开船，半年还到不了京城，以致每石米要增加耗米七八斗才够支付盘验费用。如今除现有正在运输的船只外，等到上厂改造时，每卫只保留一只供督运官乘坐的大船不动，其余船只都用半料建造，酌量装粮二百石，每船用军士六人撑驾，就可以像民船一样行驶。每石米只加耗米五斗，剩下的二斗发给有关县的常平仓收存，以便赈济。姑且按一百万石计算，就可以剩下耗米二十万石。然而所有这类事情，都是救荒政务的大端，必须选派有才干、有威望的官员，奉诏专门办理，务必期待成功。如果只是泛泛地发文书，绝对不会有成效。况且往年陕西、四川发生大荒之后，如果当时就办理这件事，那么今天山东已经可以受益了。如今山东即使因循拖延而过去了，但怎么知道几年之后天下不会又有一个山东呢？《尚书》说：‘只有事事都做好准备，才会有备无患。’这种备荒政事，绝对不能不讲，也不能拖延到以后再讲。《东园文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东园文集》卷三。（明）郑纪撰。○奏议。《修明祀典疏》。臣私下认为：君主一身，是百神的主人。自古圣帝明王，都以恭敬之心祭祀郊庙、面对并奉事神祇，以仁孝之心，表达精诚明达的德性。这不仅是为了使神灵安宁、显示感应，也是为了收拢人心、调和离散、感格君心、汇聚天下治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而沟通神灵的方法，必须以诚信恭敬确立根本，再用礼节、仪文、等级、数目来辅助完成。过去周公制定礼制，情感和文饰都完备，所以祭祀郊天便能使天神降临，祭祀宗庙便能使祖先享用，和气因此招来祥瑞，国家因此长久。汉、唐以下，各位君主都因循苟简，宗庙制度不能恢复，祭祀典制不够明确，千年以后仍然留下遗憾。因此本朝斟酌实行，最终也难以全部恢复。然而凡是制定法律、创立制度，都开始粗略而终于精密。所以周公慎重地开创起始，君陈调和其中，毕公完成最后。经过三代，时代已经改变，风俗也开始转移。孔子说：‘如果有圣王出现，也一定要经过一代之后，仁德才能普及。’鲁国的两位儒生也说：‘礼乐要经过一百年以后才能兴盛。’如今圣朝传承的年代已经超过规定的年数，礼数端正，教化融洽，正是兴起礼乐的时候。臣愚昧而不自量，根据自己所见，列举礼制在情理和仪文方面稍有不足的几条，开列呈上。伏望皇上采择取舍，把它制定为本朝的固定制度，以破除汉、唐的陋习，使千年以后重新看见三代帝王礼乐的盛况，那么宗庙社稷和天下生灵将无比幸运。

译一、祭祀的礼，是用来追念亡者、继续实行孝道的。因此古代孝子总是唯恐来不及祭祀；祭祀之后欢欣自得，好像先人还将重新回来，因为先人如在的时刻有限，而思念并成就孝道的心意没有穷尽。所以斋戒三日，要想念先人的居处，想念先人的笑语，想念先人所喜爱的东西，想念先人所喜欢的事情，一定要仿佛看见所祭祀的人才停止。献酒一定九爵：王献第一爵，皇后第二爵，王献第三爵，皇后第四爵，王献第五爵，皇后第六爵，王献第七爵，皇后第八爵，宾客第九爵，一定要期待神灵来享用之后才停止。近世君主安逸的气息过盛，爱亲的心意衰薄，从迎神到撤去祭馔，竟没有一顿饭的时间，因此各种礼节全都粗疏简略，祖先的精神完全不能相接，虽然举行了祭祀，却如同没有祭祀一样，又怎么能达到感通的妙处呢？恭敬地想，皇上孝心纯厚，登基之初已经有所表现，只是仪文末节未免受前代礼制拘束，内心也有不安之处。伏愿从今以后，在祭祀的日子里端庄安静、专一心志，虚心想念爱慕，务必使列圣的声音容貌仿佛就在眼前。将要祭祀时，先到太庙神位前瞻仰，在陈设礼物处逐一巡视完毕，然后行礼。初献必须由皇上亲自行至各位皇祖考妣神位前，各进三爵完毕后，再读祝文、复归原位。亚献可以由已经长大的皇太子，或者尚未就藩的亲王代行。终献则由贵戚大臣担任，否则由内阁儒臣担任也可以。每次献礼都像初献那样行礼，那么九献之礼就可以大致恢复古人的制度了。臣曾经考察，古代祭礼中，天子用九鼎，公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献礼的次数也依此而定，贵贱的等级截然分明而不紊乱。如今庆成宴上，酒一定进献九次；王府宴会，酒则进献七次，这也是古代的仪制。近世以来不分贵贱，祭礼一概实行三献，难道是厚待养生而薄待祭祀吗？这大概是被朱文公的《家礼》误导了。朱文公《家礼》，是从周公《仪礼》十七篇中选取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祭礼编成的，是为士人和庶人不得不采用而感到合宜的礼制设置的，并不是说公卿大夫的礼也只能到此为止。这种礼，公卿大夫尚且不能照行，何况天子呢？这是礼制和名分器物的大原则，臣不得不加以辨明。郊祀、社祀以及二丁祭孔，也可以由此类推。至于升降、跪拜的节次，自有现成制度，臣不敢再行陈述。一、名是实际的宾客，实际是名的主人。名与实贵在相互符合，孔子治理政事一定先正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然而臣曾考察孔子的实际身份，不过是鲁国的一名司寇罢了。汉、隋以来，都有追加封赠；到了唐玄宗时，才追谥为文宣王。宋代加为至圣，元代加为大成，而文宣王的谥号和封赠都照旧。本朝沿袭下来。近年有人想给孔子加帝号，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却认为孔子是周朝人，应当使用周制；他所封的是天王的王，不是国王的王。这是不通的议论。孔子虽然生于周代，但封爵实际上在唐代；如果在周代封为王，称天王还可以；既然在唐代受封，怎么还可以说是天王呢？名与实背离，竟到了这种地步。伏望皇上大力推崇儒学、尊重道统，改换他的王爵、加上帝号，这当然很好；否则就仍保留王爵，把冕服上的章纹和旒数改为九数，不要让已经称王的人僭用天子的礼制，也可以。至于十二笾豆、八佾的制度，如果加帝号，就应当天下通行；否则两京国学由皇帝派官员行礼，祭祀便采用生禄之义；外地府、州、县学由有关官员致祭，只依照王礼。这样孔子在天之灵或许能够接受，才会安宁。议论的人不去办理这些正事，反而牵强迁就天下第一等的名器，结果两方面都不合适，这难道是尊崇孔子的办法吗？一、圣人的道理，没有比人伦更大的。人伦有五种，没有比父子关系更优先的。臣私下看到，颜渊、曾参、子思都在文庙殿堂中配享，而他们的父亲颜路、曾点、孔鲤却还列坐在两庑。把死者当作生者来侍奉，礼道果真应当如此吗？即使颜路等贤人因为处于圣门的品第之下，又受历代命令封赠的限制，颜渊等人的内心也必定会感到不安。臣愚昧地认为，可以在文庙旁另设一室，祭祀颜路、曾点、孔鲤。又如国子监文庙中，唐、宋以来配享的诸儒，大多坐在戟门北面；如今都应迁到两庑末端，或许可以使公私之间的恩典和礼制两全而没有嫌疑。一、周公制定礼乐，教化流传万世，孔子的道理实际上就是从他那里传承接受的。宋真宗已经封周公为文宪王，庙祀照旧。元朝末年以来，旧庙倾塌废弃，但旧址仍然存在。前些年巡抚山东都御史重修他的庙宇，上奏请求每年祭祀。宪宗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颁发祭文，去掉周公的王号，改称周太师。大概是因为节略钦奉太祖高皇帝的诏书，诏书说：历代忠臣烈士应当以实际封号作为正式称号，后世过分赞美的称号都应革除。至于孔子善于阐明先王的重要道理，是天下人的老师，他的封爵应当保留旧制。钦此，钦遵。臣恭敬地认为，明诏所说的正名定分，远远超过千古。但诏书所谓忠臣烈士，起初并没有指周公。如今孔子的王号保留，周公的王号却革除；周公这位制定礼乐的圣人被混同列入忠臣烈士之列，难道符合当时下诏的本意吗？可惜礼官从未提及此事罢了。伏望皇上推广太祖高皇帝尊崇孔子的心意，也同样尊崇周公，那么不仅可以阐明圣诏的本旨，孔子在天之灵也会稍稍得到慰藉。一、人的命禀受于出生之初，不是今天所能改变的。自古圣贤，不过是修养自身、奉行法则，顺应命运而不违逆，希望能够在万一之中转祸为福、延年益寿。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弘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臣任国子监祭酒，因礼部调取六名监生修斋，臣上奏说僧道修斋设醮、跪拜进呈青词之事，太祖高皇帝的法律已有明文禁止，皇上登基后又有明确禁令；况且上天生就的圣人，不是那些淫邪之术能够损益的，于是上章劝止。奉圣旨说‘礼部知道’，当时因为仪仗物品已经准备好，所以立案而没有施行。去年七月仍照旧修斋。如果那些神灵真有作用，本应保佑圣上的身体四时平安吉祥，可是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圣上的身体就不安宁了？幸亏依赖郊庙降下福佑，皇上正值春秋鼎盛，又有调和治理的良方，不久便恢复了。斋醮究竟有益还是无益，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能辨明。如今距离修斋设醮的日期还有半年，所需仪物尚未兴办。伏望皇上从圣明内心自行裁断，立即革除停止，使天下愚民没有借口，风俗教化也逐渐可以有所观瞻。

译一、南北两京交通要道的地方，有穿着奇异服装的人席地说法，有的搭架讲说涅槃，男女围观，动辄达到千百人，煽惑人心，毫无顾忌。城隍庙、灵济宫等处，每月初一、十五烧香献纸，不下数万。无论官员还是百姓之家，闺女少妇都堵塞道路、挤满门户。僧童、道士捧茶接待，廉耻一旦丧失，什么都做得出来。风俗教化因此衰败，词讼盗贼因此兴起。京城尚且如此，何况天下呢？如蒙准许，乞求敕令都察院，在京命巡街御史、五城兵马司，在外则命巡按、按察司以及府、州、县巡捕官，严加缉捕，依法审问定罪。男子仍发往充军，妇女治罪家长，或许可以使世道兴隆昌盛，坐享其成。一、设置礼乐，是用来祭享郊庙、宴请臣僚的，事情极为重大。因此唐虞时代，伯夷恭敬清正，掌管礼仪；后夔正直温和，掌管音乐，慎重的心意是多么深厚啊！如今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机构，近年却多由道官掌管；教坊司也是礼乐所属的机构，近年却全由优人主持。况且天地神人，幽明之间道理相同，这个道理不过是秩序与和谐罢了。道士断绝夫妇之礼，优人扰乱男女之伦，让这样的人掌管礼乐，想求得礼的秩序、乐的和谐，怎么可能呢？近来皇上罢黜丁永中，选任儒臣掌管太常，这确实是拨乱反正的开始。至于教坊司，本人以演奏音乐为职，妻女以接待客人为生，他们对于沟通神灵的礼道，确实有不可私下估量的弊端。开国初年人口稀少，京师冷落，所以放宽法禁来充实京城。如今舟车汇集，追逐末业的人很多，正应当抑制他们使其归农，然后才是正理。伏望皇上顺应风俗施政，命令礼部查核他们的名籍，开除乐籍而从良的男子，仍充任乐工；妻女不许接客。这样民俗就会端正，风气就会敦厚，而礼乐之道其实也不过如此。进呈《圣功图说》，以辅助教养皇储。

译臣私下看到，古代帝王自唐尧、虞舜以下，周朝最为兴盛；自秦代以来，汉朝最值得称道。然而周朝延续八百七十多年，夏、商都不能相比；汉朝延续将近五百年，唐、宋也远远不如。原因是什么呢？是辅导教养太子的道理有所不同。周文王做世子时，每天早晨向王季问安，每天三次；鸡刚开始鸣叫便穿好衣服，来到寝门外，询问内竖王季是否安好，察看膳宰准备的饮食。武王侍奉文王，也率先这样实行。成王做太子时，正处在襁褓之中，太公任太师，引导他进行教诲；周公任太傅，辅导他学习德义；召公任太保，保卫并调养他的身体。又设置三少，都是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与太子共同居处、出入；又让伯禽早晚和他游处。成王有过错，就鞭打伯禽来警戒他。这样，成王还在襁褓之中时，所接触的都是正人，所看见的都是正当行为，所听到的都是正直言语，而受宠的奸佞、淫邪的事情、妖妄荒诞的话语，一概不让接触他的耳目。因此他年幼时就养成品德，仿佛天性如此，习惯也仿佛出于自然。成年以后，又有记过的史官、撤去膳食以进谏的膳宰、进言的旌旗、敢于劝谏的鼓，乐师和史官诵读诗篇，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民间的言语。前后左右所说的，没有一句不是出于正道，因此学问积累于自身，德行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恩泽流传给后代，国家也就享有长久的国祚。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德行，在于及早教诲，并为他选择正直的左右侍从。”所以太子一出生就接触正事，行正道，听正言，前后左右全是正人。凡是武王、周公教导成王的方法，贾谊都一一向汉文帝说明了。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景帝还是太子时，曾与梁王同乘一车，经过司马门而不下车，张释之弹劾他们，文帝于是悔恨自己没有把儿子教好，便在薄太后面前摘下帽子谢罪。传到光武帝时，他还知道召集群臣为太子选择太傅，并赐给太傅车马印绶。明帝亲临辟雍，向年老的学者行礼，以师礼尊奉桓荣。辅导培养太子的办法，虽然还没有达到周代的程度，但贾谊所陈述的原则大体都得到实行，所以汉代君主的德行多有成就，享国也得以长久。唐、宋两代太子的设置更迭不常，辅导大臣中没有听说有像贾谊所说的那样的人。唐代姑且不说，宋代朱熹论述天下急务时，虽然曾提到此事，却又不是针对辅导太子的官员。孝宗也不能采用他的意见，他享国不如汉代，实在是理所当然的。我太祖高皇帝扫除戎狄，重建中华，功业超过周、汉，曾建立大本堂，收集古今图书充实其中，延请四方名儒来教导皇太子。诸王又选拔才俊之士充任伴读，使他们以崇尚德行、尊重年长者、敬重贤人的道理教导太子。太宗文皇帝也曾赐给太子《文华宝鉴》，又曾召见皇太孙，让他遍览农具，想使他知道百姓耕种收获的艰难。他教养储君的办法，确实已经符合周代而超过汉代。如今皇太子接受了中宫胎教，传承列圣的心学，年纪还不到一岁，礼制上却将要举行三加冠礼。天下臣民都欣喜地互相告知，认为这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重新出现了。如今确立储君以后，教育方法还没有建立，加冠礼也有日期，宫中辅导大臣还没有配备，这是臣愚昧之处所不能理解的。教育方法没有建立，陛下的意思一定是认为皇太子年幼，暂且让少年近侍陪伴他游戏几年，何必让生疏的秀才官员在他身边，拘束妨碍他，使他不得自由呢？臣私下听说，古代圣王教导世子，从胎儿时期开始，接着是襁褓时期，又接着是小学教育，正是要加以拘束和约束，使他不得任意自由行动，然后幼年所学才可以改变他的性情。如果在五六岁时不以正道加以约束，而让轻薄、机巧、谄媚的人引导他去做淫邪放纵、奢侈骄纵的事情，到了十岁以上，已经养成一家人的习性，即使有周公、召公那样的人辅佐，也没有办法了。这就是教育方法不可不建立的原因。宫中辅导大臣没有配备，陛下的意思一定是认为东宫是无事可做的地方，兼任的官员太多，只是白白耗费俸禄罢了。臣私下听说，周代太子的官属有三公、三少以及各类属官，汉代又有太傅、少傅、家令、门大夫、洗马、中庶子、舍人、侍讲、詹事等官，俸禄都有定额，并且还不时赏赐慰劳，却几乎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宗庙社稷的安危、国家国祚的长短都系于他，所以对于小的费用也不吝惜。我的太祖高皇帝对于东宫官属，职位重要的，就让朝廷大臣中有功勋、有德行、老成持重的人兼任，又设置谕德等官，并选名儒充任宾友，对于周、汉遗留下来的制度从未稍有削减。这些官员就是臣认为不可不配备的。臣是疏远而被弃置的庸材，却过分忧虑国家大计，似乎不懂得避讳。然而臣恭敬地诵读太祖高皇帝的圣谕，其中说：“天子的儿子与公卿、庶人的儿子不同，公卿士庶的儿子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兴衰，天子的儿子关系到天下的安危。”这就是贾谊所说“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端正而天下安定”的意思。何况如今皇太子已经出了襁褓，可以接近士大夫，正是贾谊所说的及早教诲的时候。然而五经、四书深奥难懂，古人有进献《千秋金鉴录》的，有进献《赞道赋》的，有推荐《承华要略》的，都不是适合幼年学习的书。臣因此采集前代以及本朝储君在童年、冠礼时期受学和登基等方面的事例，共一百条；每条摘录其中的事实，画图于前面，又把出处和断语记录在后面，谨慎撰写笺文一篇，附写在卷首，取《易经》“用蒙昧来养成正道”的圣功之义，命名为《圣功图》。现已装订成册，进献给皇帝陛下。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阅览并加以采择，如果稍有补益，请下令交给东宫讲官，以补充讲读功效的万分之一。这样，皇太子看见这些图画，一定乐于观看而容易理解；讲官也可以依据这些图画指示和解说。通过看到事迹来寻求义理，借助粗浅的图画显现精深的道理，日积月累地受到熏染，那么古今的嘉言善行就都会存在于皇太子的胸中。然后再按次序学习经书、诸子和史书，以扩大他的见闻，这样教育方法就建立起来了。再选六卿中有德行的人兼任宫臣、师保的职务；另选正直刚强、敢于直言的儒臣，补充一府两坊的官缺。让他们轮流值班侍奉，近侍内臣也一定要谨慎选取，选择年满四十五岁、读书明理、质朴而敢于直言的人充任，不用年轻而新近进用的浮薄之人，并由内阁大臣统领，这样宫臣就配备齐全了。

译教育方法建立了，宫臣也配备齐全了，当然是好事。然而臣又听说，前代东宫有资善堂、弘教殿以及太子新宫等名称，我太祖高皇帝也曾在南京建立大本堂。如今文华殿是陛下退朝后处理政务、延请询问群臣政治得失以及经筵劝讲的地方，或许不适合皇太子居住。往年春坊讲读的地方又太浅陋狭小，恐怕不符合尊崇国家根本的意思。臣愚昧地进一步希望皇帝陛下在文华殿东面另建一座宫殿，作为皇太子早晚讲读和接受百官朝贺的地方。这样不但可以恢复祖宗的旧制，也可以使天下人瞻仰。皇太子一定会说：“父皇为了让我读书进学而新建宫殿，我难道不努力来符合他的心意吗？”如果这样，那么成就圣人的功业就可以确定而有把握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重新出现，难道不是美事吗！奏请取用罗兊遗留的财产赈济灾民疏 臣私下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上天所赐之物，所以善于保卫国家的人，必定会积蓄人口、容纳百姓；善于养育百姓的人，必定会想到艰难而设法使事情变得容易。今年从夏天到秋天，南直隶一带旱灾肆虐，应天、庐、凤数府赤地千里，六合、江浦等县颗粒无收，百姓流离迁徙，死亡者不计其数。小男孩、幼小女子价值一百文左右，也没有人肯买；父母听着他们的哭叫，有的只好用草捆住，活活扔进水里；又有父母不忍看着子女死去，便和他们一起投水的。又听说官府发放粮食赈济灾民，百姓带着妻子、抱着孩子来到南京，却因为没有姓名登记而不能领取，内受饥饿、外受寒冷，僵死在道路旁的也有。近来十二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之内城中各门冻死五十七人，此后每天不少于十几人。地方官不肯向上报告，有司也不敢具奏。虽然负责救荒的官员一再派出，赈济的文书接连发布，但米价不断上涨，百姓仍然照旧饥饿。此时距离秋收还不远，各处粮食尚且还有运来，情况已经如此；如果到了明年二、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又将怎么办呢？臣抱病数月，接连上陈三疏，却没有得到批准，躺在枕上侧耳听闻这些情况，内心如同被刀割一般。臣私下看到，每年审录重罪囚犯时，陛下总是在罪犯本应处死的罪情中寻找可以生还的理由，从来没有轻易杀死一个人，难道会忍心把无罪的人置于死地吗？只是陛下深居九重，不能完全知道外面的情况，所以才会这样。这正是救火、救溺的紧急形势；如果再只是空泛地下发文书而没有切实处置，不仅百姓生命的重大损失令人悲怜，祖宗根本之地也应当忧虑。如今京仓粮米只够支用三年，再难拨取。臣偶然听说，新旧太监罗兊遗留下的金银很多，绸缎器皿也无法计数。臣恭敬希望皇上顾念无辜百姓将被置于死地，大力振作乾刚之断，特地下令南京内外守备以及京堂公正官员逐一查验，将这些财物按数买米，督令五城兵马司分区施粥，暂且救活饥民的性命，那么一方百姓幸甚，祖宗根本之地也幸甚。疏通钱法疏 臣私下认为，法令建立之后弊端必然产生，弊端滋长之后法令又必然受到阻塞，这是道理，也是形势。臣承蒙任职本部，掌管印信，适逢奉准户部咨文办理疏通钱法一事，其中开列实行鼓铸钱币的制度、禁止革除私铸弊端等内容，这足以看出圣明时代富裕国家、繁盛百姓、便利商业、发挥财物功用的长远谋略，臣怎敢不恭敬遵行？但是制定法律必须深入探究事理，革除弊端贵在拔除根本、堵塞源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官局铸造的样钱一经施行，山林中的私炉便会四处开设，即使每天杀死一个人，也不能禁止。张榜公告、巡查街道，恐怕对事情没有什么益处，为什么呢？因为利益是百姓所趋向的。臣听说铸钱的方法，每次铸造材料一百斤，其中使用薄饼南铜七十五斤、黑铅二十五斤，再加入番锡三四斤，放入炉中熔化，倒出铸造材料一百斤。如果所铸的钱每文只重一钱，那么一百斤材料应当铸成一万六千文；计算铸造材料的成本，约值银七两，再加炭火、油麻等项，宽算作银一两；铸造、刮磨到精致可用，每一千文工食费为银六分，一万六千文工食费为银九钱六分。把物料、工食全部计算在内，每一万六千文钱，节省的和补足的相抵，共需银九两。这些钱按照当时的价格，每七十文值银一钱，那么一万六千文应值银二十三两，投入一两将得到接近两倍的利润。何况近来的私铸钱，每文只重六分，而铜铅各占一半，那么投入一两将得到接近五倍的利润，怎么能禁止人们不去私铸呢？臣愚昧地认为，前代鼓铸钱币，不过是想掌握财货流通的关键，便利商民使用罢了，并不是专门想靠它来充实国库。钱币中有每文重半两的，也有轻到四铢的；本朝洪武钱最小而重一钱，永乐钱稍大而重八分，它的轻重大小起初也没有固定制度。臣愚昧地认为，如今铸造样钱如果以一钱六分为标准，比永乐钱再大一圈，每次一百斤材料只铸一万文，仍然要求铸钱工匠把钱刮磨得这样光洁，那么成本和利润相差不远，人们自然不会去私铸，这就是制定法律时深入谋划的关键。又在鼓铸开始时，钱还不多，暂且自弘治十八年起，朝廷发给俸禄、偿付百姓折纳粮料，以及各布政司户口食盐、京班皂隶等费用，凡是官府收付，都务必使用新铸的大钱；民间流通仍使用前代真正的旧钱。几年以后新钱充足，再通行天下；两京户部仍增设办理钱币的局署。每个局署设置一名官员、一名吏员，钱匠十名。如果不另设衙门，就把宝源局改归户部管辖。凡各府、州、县上缴新钱，每一百文多出一文，真假可疑的，发下去辨验。正钱每贯称量其斤两轻重，余钱则熔化检验其中铜铅的多少。如果与原来铸造的法则不相符合，就按私铸治罪。这样，伪钱就无法逃脱检验，人们自然不敢再私铸，这才是革除弊端的根本。又户部咨文所开列的铸造数量似乎太多，恐怕铜价会乘机上涨，官库积蓄有限，铸造人工也太过劳扰。不如少铸而法令精密，长期施行而不废止，这样年年积累、月月增加，钱自然会多到用不完。行间又奉准南京都察院咨文，其中有禁止奢侈的条文，大体与禁止私铸的条例相同。如果这个说法可以实行，那么奢侈之风便会因官府不禁而自行消失，容臣另行陈奏。臣是掌管钱粮的官员，偶然有所见闻，不敢默不作声，也不是敢于擅自更改已经确定的命令。奏请实行水兑以充实京储疏（弘治十三年奏请后奉圣旨准许作为定例，如今南京户部正在遵行，军民都称便。这篇疏文已经没有存稿，等待寻求补入。）

译《东园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东园文集》卷四 （明）郑纪撰 ○奏议 奏请设置武举以培养将帅人才疏 臣近来在本年某月某日接到本部咨文，准南京兵部咨文称：本部题奏“陈述边务等事”，其中说，保国公朱晖奏请举荐、保举将帅人才，通行南京五府、六部等衙门，自文书到达之日起，限在两个月以内，各自举荐所知二三人，具奏后登记造册，陆续推用等事。文书到部并转咨到臣这里。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有的是为了应急于一时，有的是为了预备于将来。屯驻军队、积储粮食、设置险要、招募士兵，这是应急于一时；培养将帅人才、训练军马，这是预备于将来。如今额森这个小丑屡次侵犯边境，朝廷已经命大将统领大军，又派重臣整顿兵备，屯聚已经超过一年。他如果没有听说这些，偶然因为水草供应不足而暂时退回巢穴，等待再次举兵，并不是害怕而远逃。这没有别的原因，正是用兵的道理在于先造成声势，然后才施行实际行动。如今的将官，声势在哪里呢？难怪会这样。臣愚昧地认为，上天生育人才，没有不经过培养就能成才的。如今两京武学中，外卫军生争相学习科举文章，以窃取科名，对于韬略和弓马却远远不懂。兵部每季考核虽然有赏罚，却没有升降，不过把它看成虚文，所以应当被荐举而来的，大多是没有受到培养的人才。他们的志向、智慧、胆量和气概，与眼下那些只知膏粱、带着乳臭的年轻人相比，能有多少呢？从前唐代设置武科，开元年间一次考试得到裴端复，天宝年间再次考试得到郭子仪；宋代实行武举，景德年间一科产生了高志宁，天圣年间一科产生了令狐挺。当时安禄山、回纥扰乱内外，郭子仪单骑扬威用兵，使唐朝得以重新建立；元昊称帝，智高图谋叛乱，高志宁请求出兵捣毁他的巢穴，令狐挺教导狄青攻打敌人的空虚之处。两朝鼎立的国家受到震动而又重新安定，确实是这些人的力量，并非虚言。如今本朝已经建立武学，却没有设置武举。有武学却不设置武举，想让人学习武艺，就像有儒学却不举行乡试，还想让人穷究经书一样，实在困难。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办法必须仿照唐、宋旧例，设置武举科目，以策论决定取舍，以弓马决定高下。凡在京以及外卫的指挥、千户、百户中承袭职位的子弟、军民舍余人等，只要有志于武艺，都允许每三年参加一次乡试，完全按照民籍生员应试的条例，征聘名儒主持考试。第一场用《武经》《百将传》以及诸家兵法考策论，通过考试观察他们是否具有韬略、智慧、见识广博和决断处置的才能。第二场考试古今阵势、兵器、车辆、舟船等名物，让考生画图并附说，各自注明制度和使用方法，以观察他们布置、运用、变化、开合的精妙之处。试卷全部糊名并易换字体书写，评定为上、中、下三等。最后一场在教场中考弓、马、枪、刀、炮，以观察他们指挥众人、射击远处、斩将夺旗的勇力。京城乡试由钦命总兵官二员，会同兵部官员、巡按京畿御史，并选派各营把总等公正官员主持。各省乡试由巡按御史会同都、布、按三司主持。五更开始考试，日晡时结束，当天公开评定优劣，也分为上、中、下三等。随即密封送入试院，与考试官共同排列等第：策论、弓马、阵法都优秀的列为上等；策论很优秀而弓马稍差的列在中等之前；弓马很优秀而策论不及的列在中等之后；策论、弓马都不及格的退列下等。按照惯例选择日期公布名次，上、中二等送交有关部门引见并奏请参加会试，下等发回原卫继续学习，等待下一科。三科都未考中者，按照原来承袭的等级逐级降低，带俸差操。公、侯、伯应当承袭爵位的子孙，免参加乡试，直接送去会试，一律按照春闱会试的惯例办理。兵部奏请任命有关官员，第一场、第二场考策论和阵图，分别评定等第，与乡试相同。最后一场由兵部请皇帝钦命京营总兵官、五府掌府事以及科道掌印等官，在大较场考试，务必用足一天的时间，使弓马、阵势都能充分发挥各人的才能。评定等第、公布名次，都按照前面的例子办理。下等先发回，在京武学学习；三科都不中者，按照原来承袭的等级带俸差操，不参与管理事务。上、中二等，兵部奏请在内苑空旷处设置教场，礼部预先制定仪注，请圣驾亲临，先在御幄中考试弓马，再考试阵势。正如《周礼》所说，春天训练军队，夏天训练驻舍，天子执路鼓，诸侯执贲鼓，用来教导坐、起、前进、后退、快、慢、疏、密等节奏。汉文帝亲自穿着戎服，亲自驾驭鞍马，与良家子弟和材官在上林苑奔驰射箭，讲习战阵。宋太祖驾临讲武殿，亲自考试禁军，以木头制作箭镞，用棉花包裹木箭两两相射，以此区分等级。我太祖高皇帝经营淮甸时，亲自阅视将士，分队练习作战，胜者赏银十两，并因此告诫他们说：“刀刃平时不练习使用，必然会割伤手指；弓马平时不练习，却想用来攻战，没有不失败的。我所以选择你们，就是要训练你们。”如今陛下亲自阅视武举人才，不仅是远处考察古代制度、近处效法祖宗，而且在片刻之间英雄全部聚集，将帅统领士兵以及将领统率将领的本领，也可以一并从胸中深藏的才智中选拔出来。考试结束后，就在会试上等人员中参照御试名次，选出三人列为一甲；其余按照原定名额分为二甲，也使用黄榜张挂。一甲中原本应承袭职位的人立即承袭其祖父的官爵，原来没有官职的，授予现任应当承袭的武职。二甲、三甲只授予冠带舍人的名目，都发给本等禄米以及随身口粮，分别送往各边，跟随总兵官杀敌一年，再换防一处边地；各边都历练过，并且曾经参加过一两次战斗后，由镇守、巡抚、总兵官具奏，巡按御史核实，才允许起送有关部门查验审理清楚，然后按照原来应承袭的职位以及应得的官爵到任掌事。这样，武职官员人人都会自我奋发；不仅有志者不甘心居于人下，无志者也会想保住父祖的官爵。不仅承袭者能获得科甲的荣耀，带俸者也有晋身的阶梯；愚钝者会变得有智谋，软弱者会变得勇猛，边务和夷情一天比一天熟悉，体力和胆气一天比一天强健豪壮。

译不到十年，虎豹豼貅般的将士就会聚集京师，前后相望，只要陛下按照才能任用他们，他们可以成为国家的屏障，也可以成为您的心腹。我国家亿万年的基业将安稳如泰山，区区小丑哪里值得劳烦圣上忧虑呢！这样一来，臣今天虽然没有冒昧荐举一个人，但十年以后人才众多，应当不会缺少可供任用的人。否则年年岁岁，临到饥饿才拔苗助长，遇到口渴才挖井，最终所得不过是枯朽污浊之物，不能救济饥渴，岂不是让小丑聚集起来讥笑吗？臣是疏远而平庸的人，却过分忧虑国家大计；然而屡次上本陈述自己的意见，都没有得到批准，尸位素餐，内心怎能安宁？因此偶然有所见闻，不能不陈奏。倘若蒙受采纳，臣如今请求退隐山林，即使死了也可以瞑目。臣恭敬希望皇上施展日月般的明察，振奋乾刚之断，不要说祖宗没有旧制，后世就不可变更。过去周代盛世，周公谨慎地开创，君陈调和其中，毕公完成其终，未到百年，世道就发生三次变化，也从未拘泥于文武旧制有无。大概国家没有人才就会空虚。臣长久居住南都，对京城将帅固然不十分了解，但他们大多不是学习经书、经历战阵的人，一旦有征召派遣，环顾四周竟没有可用之人，这种空虚实在太严重了。如果不趁现在预先培养人才，今后子孙承袭的不过仍是旧样，不仅朝廷得不到真正的人才任用，武臣也不是保守世禄的长远办法。如果蒙受恩准，请下令廷臣会议，把臣所奏的内容斟酌取舍，制定为固定制度，不要认为这是旷世盛典因臣而实行，临死之年便另有所求。臣只是想到太祖、太宗创业的艰难，以及圣子神孙守成的不易，所以不知道避讳，冒昧献上浅陋的意见。只希望陛下体察臣的狂直而明察臣的志向，毅然实行，臣不胜幸运。奏请革除制度外滥支官粮疏 臣私下认为，南京是国家根本的重要地方，不能不加以培植，而培植根本没有比京储更紧急的了。臣因看到近来京储支出没有常规，钱粮积存有限，便札令四川清吏司查阅本部每年分派浙江等地运往南京仓的粮食一百二十七万余石。南京原定额的官军每年支用粮米一百二十余万石，其中十万石是三个月水兑积存的，实际分派、运送的粮米是一百一十余万石。按照收入安排支出，所以原有七年积储。近来各有关衙门奏请把运船剩下的一万一千七百三十四名人员，每人每月支米一石；派遣装运时，又支给粮长、司礼监、内官监、神帛堂、内织染局、兵仗局的各色名匠共五千七百四十九名。旧例只是免除他们户内的差役，不曾供给粮食，如今每人每月支米三斗。太医院医士、医生一百四十六名，医士有家小的每人每月支米七斗，没有家小的每月支米五斗；医生有家小的每人每月支米四斗，没有家小的每月支米三斗。宝钞提举司纸钞匠二百八十一名，每人每月支米五斗。光禄寺、太常寺厨役共九百五十名，旧例有家小的每月支米六斗，没有家小的每月支米三斗，如今各自增加支给二斗。又有投充新军四千九百二十名，每人每月支米一石，每年总共增加支出粮米二十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余石，加上原定额官军应支的俸禄、按月发放的粮食等，大约一百五十万余石。何况接连多年各地遭受灾害，原来分派起运的粮米拖欠很多，收入不足以供给支出。如今各仓实际存粮，除本年闰四月分配支放的以外，从弘治十一年起到弘治十五年止，只有三百一十七万二千余石，仅够支放两年多。并且江西布政司弘治十六年应当起运到南京仓的粮食四十七万余石，以及湖广两个布政司正在催收的旧欠粮米，虽然已经奏准折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送到。以后京储会更加缺乏，已经由本部尚书王轼奏请今后统筹南京粮储，酌量增加；户部复议说，统筹钱粮已有定数，很难减少那里而增加这里。这大概是通盘考虑天下大势，确实是至理之论。除遵奉执行外，然而既然定额分派不能增加虚耗，又不加以节省，实在担心年复一年仓粮消耗殆尽，国家根本之地实在令人忧虑。那些投充新军既然已经入伍，虽然每年耗费粮米将近六万石，确实难以再改。那些运船军余，旧例每船二十人，派遣时余丁每人每月支行粮三斗；听候守船半年者，每人应得一石八斗；短差两个月者，每人应得六斗，这项制度实行已久，并没有废止的事情。如今却全都按照马船、粮船的事例，每月支米一石，派遣时又支给行粮，实在是重复滥费。何况如今各卫补造快船已经完成，也有一年轮差不到一次的。把闲散人员所耗费的京储积粮，仍不加节省，可以吗？查得南京朝阳等门守门余丁、各仓修仓余丁，都是每月支米三斗。那些运船余丁，应当每船按照旧有名额，参照守门、修仓的事例，不论在家还是被派遣，每月都支米三斗。至于各类名匠，都是上元、江宁二县的徭役，何况做工之日，工部又发给工价；连同医士、医生、纸钞匠、厨役等项目中新增加的粮米，都是旧例没有的，也一并革除。这样才可以使仓粮不被滥费，祖宗的根本得以培植。这关系到节省京储、培植国家根本的道理，臣不敢擅自办理，拟定应当具奏。如果蒙恩准许，请下令有关部门从长计议，将前面所说新增加的运船余丁粮米，以及民匠等人旧例原本没有而近来奏请增加的粮米，还有厨役原来已有、后来减省、又奏请恢复的粮米，一律革除，那么七年积储不久就可以恢复，国家根本的稳固就能万世如一日。上奏清理财赋四件事 臣充任南京户部官员，适逢奉户部咨文办理边储缺乏等事。除编印盐引文簿，陆续带送发给各运司，交给边地收取，等待开中之外，臣私下认为各边粮草缺乏已经十分严重，盐法不通，商人很少报中；借拨则太仓银两有限，开挖运输则近边百姓的力量不堪承担。臣切实想到，敌情狡猾虚伪，想把我军拖疲，使我方主客兵马无法支撑一日，粮草不能接续，便想大举入侵；这正是敌人以逸待劳的策略，实在是剥床及肤般的灾祸。如果不预先处置，难免临事仓促慌乱，臣谨陈清理财赋四件事，供圣明裁决。

译第一，扩大边地屯田。自古以来，千里运粮，士卒就会面有饥色，所以要把驻兵寓于农事，依靠敌地取得粮食。如赵充国在湟中屯田，大获地利，最终击破先零。他还说，从炖煌向东直到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都可以依凭险塞划地屯田。诸葛亮讨伐魏国时，在渭水边屯田，百姓各安其业，军队没有侵扰民间的马匹。湟中在今天的陕西兰县，渭滨在今天的陕西渭南县，炖煌在今天的凉州。向东直到辽东，那么宁夏、榆林、延绥、大同、宣府，都是这一带的地方。时代虽然不同，土地却是一样的，难道古代可以屯田而今天就不可以吗？只是近边里地的肥沃田地，被军中将领吞占为自己的产业；士兵替他们耕种，自己收取粮食。边境附近明明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又不能设法防御，畏惧而不敢前往耕种，反而把近边的农民迁入城堡，以防发生意外，动不动就借拨粮食、开挖运输，烦扰圣听。又有人从遥远情况推测说，朔方风沙容易淤塞田地，敌寇出没会扰害农工。古今同是一块地方，难道今天有风沙和敌寇侵扰，古代却独独没有吗？何况各布政司的军屯尚且还要派官清理，即使清查出多少，也最终难以从远处运来。如果把边地屯田清理整顿一番，不过半年就可以坐享屯田积储，难道能因为派官稍有扰民，就失去这项大利吗？如今的办法，不如选派几名有才识的堂上官员，分别持敕前往各边，专门督促屯种。把近里的熟田清查出若干顷亩，与距离边境较远、可以用力开垦的土地相互搭配；先尽量分给现有的军余，每人给若干余田；招募各地没有产业的小民，同时通知附近司法衙门，把判拟徒流刑而又颇有家产的罪犯发遣到这里；都给他们牛具和耕种种子，使他们分配佃种。每年收获的粮食一半交官，招募的佃户允许将土地永远作为自己的产业，囚犯佃户则听任刑期届满后归还。耕种之处，仍然行文会同镇守、巡抚、总兵等官，督促军队设置瞭哨，设法防护，边守边耕。比如今天耕种这一方，就集中力量共同耕作，负责防守的人也聚集在一处；明天耕种另一方，也同样如此。这样我方众人可以轮流耕种，敌方众人却不能扰害我们。几年以后，哪里还担心没有赵充国那样的地利、诸葛亮那样的百姓安定呢？第二，征收寺院租税。臣看到南方各地寺院，粮食定额多到数千，租税不少于数万。朝廷希望他们统领僧众焚香修行，保障国家；如今边疆连年受到骚扰，却看不到他们显露出丝毫功劳，这说明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能力，也不值得信任，已经很清楚了。何况近年以来，僧道争夺住持之位，把所有租税都献给有势力的人家，替他们经营常住产业，寺院自己连一升一合也得不到。间或有一两个自行收取租税的，又多暗中养活私人，置办家产，对焚修之事连听都没有听说。应当派官员到各处清理，查明他们的户籍，申报丁粮，调阅历年的租簿，核对实际收取的租税；其中留存若干，抵充他们应当承担的粮差，并登记报告有名号的僧众随身所带的粮食，除此以外的租税全部征收入官，按照时价变卖成银，造册解送户部，发往边地使用。等二三年之间边储充实后，再议定如何处置。这样，每年收入将多得无法计算。第三，折收拖欠。臣本部所属江南司各府、州、县的各项钱粮，以及浙江等布政司、应天等府历年拖欠的秋粮等米、豆、麦、稻谷一百二十余万石，马草一百四十余万包，折粮绵布六千余匹，折粮苎布二十三万余匹。以上四项大约可以折银一百余万两。其中除去各年水旱灾害所减免的数额，按三分之一扣除后，仍应有银七十万两。多数是粮长、里长包揽在身，一时难以追缴足额。况且运送实物粮食的费用是正粮的两倍，应当准许按照时价折银，并宽限三年缴纳；这样既可以使百姓的困苦稍稍缓解，又可以救济边储。第四，清理钞贯。本部应征收江西、湖广、福建三布政司户口食盐以及苏州、常州二府税课等衙门的钱钞，兼收钞一千四百八十八万七千四十余贯；南京五城兵马司的房钞，以及各宣课司大胜等关、各衙门户口食盐钞，共七百一十万八千三百余贯；芜湖、荆州两处抽分银大约六万余两；上新河、九江两处钞关每年大约折银三万余两。这些钱钞虽然各有用途，但与今日京储、边饷相比，确实属于较缓的项目。再将南直隶各府、州、县以及湖广、江西、福建等布政司备用的户口食盐钱钞暂借三年；其中兼收钞的，每一万贯折银二十两，其余钞每一万贯折银八两；并把荆州、芜湖的银两一并解送本部入库，听凭边地取用，等米价平稳、米粮闲余的月份兼行支用，以充作官军俸粮。这样或许可以补助边饷，也不至于使京储缺乏。便宜设法急救饥荒疏

译臣私下认为，南京是国家根本的重要地方，连续多年遭受水旱灾害，军民缺少粮食，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流离和饿死的人数不胜数；今年的麦苗又在本年三月初前后被大雪损伤。如果不预先设法处置，实在担心日后更加难以支撑。据本部委派官员、云南清吏司郎中邓琛呈报，奉本部札付，办理赈济受灾军民的事情，除遵照执行外，查得近年本部侍郎郑纪奏请实行水兑的事例，免除竹席、驮脚的费用，每石增加损耗三斗，军民双方都便利，实在是很好的办法。但当时各仓粮米积存已有六七年以上，所以每年只实行三个月就停止。如今仓粮不足三年支用，应当从本年闰四月起到九月止都实行水兑，其余月份分仓支放；每年可以积存余米二十余万石，既能救济当前，也能预备将来。等到以后仓粮重新积存到六七年，仍按照旧例只实行三个月。以上意见已经呈报到部。又据本部委派官员郎中贾璇呈报，奉札付，分配支放应天等卫、六合等县四月、闰四月军民丁口所缺的粮米，共计十万石，请求早日赐予处置以救济饥荒，相关文书也已送到部中。又据本司案呈，根据南京旗手等卫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张翰等呈称，各卫所官员的俸粮原有规定：每年四月折发绢，八月折发布。除遵照执行外，如今考虑南京一带连年水旱，田禾没有收成，米价高昂，军民缺粮，艰难得不能生活；如果蒙准所呈，请求出于怜悯予以分别处理，将四月份的俸粮暂且发给实物粮米，到了五月仍按旧例停止发放实物而改发折绢。以上案呈已经送到本部。臣等查知，南京军仓的粮米，因为各地遭灾受伤、应征粮米运到的少，拖欠的多。每年官军应支用的粮米有一百三十万石以上，近年以来又加上南京太医院医士、宝钞提举司钞匠、投充军人以及送船余丁的行粮等项，每年还要增加支用二十万石以上，各仓粮米实际上只能勉强供给两年多。又查得，臣先前奏准每年实行水兑三个月，每米一石耗用脚费米三斗。现在仓中的粮米有三百四十万余石，都是实行水兑积存下来的余米。这些现存粮米既没有陈腐的忧虑，官攒也没有长期看守、等待支用的苦处；况且郎中邓琛呈称，每年增加水兑三个月，不过是推广旧例，以便民情、增加国计，似乎有道理。又据委官郎中贾璇呈称：江北还缺少赈济粮十万石，因查得京仓军粮实在难以拨用，而且那里距离江北遥远，现暂将各处运到的粮米，略仿水兑的办法，免去筛晒，每石折算脚耗米三斗，留在江边各处，就近发给饥民，实在便利。若等候奏请裁决，恐怕缓不济急，应当一面暂时拨取各仓收纳的粮米，就在当地江边发给灾民；所积出的脚耗米，就令作为正式支用，支放到所需数额为止。南京各卫所的指挥、千户等官呈请：将弘治十七年四月的俸粮暂时发给本色粮米，等到五月二麦成熟后，再照旧折支绢匹，这也是权宜救荒的办法。南京守备等官已经议定不能作为常例，但若等候奏请、明令下达，实在恐怕耽误发放期限。除已行文南京旗手等卫所造册，将各官本年四月的俸粮暂时发给本色粮米，五月改折绢匹，以后仍照旧施行外，因这是增加水兑、拨粮赈济以及分别发放官员俸粮的事宜，特具奏本，派办事官某捧送上奏。致仕第十九疏 臣私下认为，士君子立身于天地之间，不过在于礼和法二者。礼法既已丧失，名节还在哪里？臣考察古代礼制和国家法律，凡是在任官员，年满七十岁都准许致仕，只有年高德重、为国家柱石的人不受此限。臣如今已经超过致仕年龄，却还身列仕进之中，时论不能容许，内心实在惭愧。按照礼制本来就不应留任，论法律也正是应当离去。礼制不许留而仍留，法律应当离去却不离去，这是迷恋贪图官位俸禄，忘记背弃礼制、毁坏法律的羞耻。臣自幼承蒙朝廷培养教养的恩德，到了今天，哪里忍心这样做呢？近来因久病，暂时出来料理事务，精神衰弱、气力疲倦，头晕眼花，连自身都不能保全，对部中事务又有什么补益？臣请求退休已经上疏十八次，却始终没有得到一次允准。有人或许说臣既然有意求退，何必等候批复再行动？臣担心这不符合大臣出处进退的道理，只好隐忍迟疑，进退两难。如今病势更加严重，死亡已为期不远，不得已将本部印信咨送南京吏部，委托官员署理掌管，买船安排行程，等待准许退休的命令。臣又查得，成化年间学士钱溥与臣同为经筵讲官，任侍郎满三年便准许致仕。臣任三品官已经十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章〕 尚书佀锺与臣同在户部任堂上官，年纪还未满七十也准许致仕。臣已经七十岁，又超过两年。伏望皇上大施恩典，一视同仁，请敕令吏部查照以前的先例，准许臣退归田里。这样既可使官员免受尸位素餐的讥讽，也可使人免受钟鸣漏尽仍不退的责难。这不只是臣一身的幸运，实在也是天下士风的幸运。《东园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五 （明）郑纪撰 记 寒栖馆记

译武夷山环绕九曲溪流而转，溪流也因山势而曲折，有三峰、四峰，有五峰、九峰，曲折之中共有三十六峰，都奇异秀丽、险峻怪特，山势峭拔而岩石粗砺，不像人间的景境。天下山川不可能全都知晓，在闽中，这里是第一胜处。宋代大儒晦庵先生喜爱这里幽深静寂、不受尘世混杂，于是在五曲隐屏山下修筑精舍，作为讲学授徒之所。九曲正处于中段，与其他曲相比，这里的山水较为平夷、开阔、绵延肥沃，而奇特古朴又超过其他各曲。精舍旁有隐求堂、止宿堂、仁智斋、观善馆、寒栖坞、石门亭、晚对亭、铁笛亭，又有钓矶和渔艇分布在左右。当时诸位儒者聚集在这里讲论道理，游玩休息，承继过去、开创未来，实在关系到天下后世斯文的命脉，也是武夷山川一时的际遇。先生去世后，精舍以下的建筑逐渐倾颓毁坏。国朝正统年间，先生的八世孙询等在旧址重建三间书院，在其中塑立先生像，左右各建一室作为翼房。自隐求堂以下的地方，则都变成了草木丛生之地。成化年间，崇安县令张鋭又在书院庭院左边建屋三间，作为士大夫拜谒时更衣休息的场所。房屋刚建成，还没有题写匾额，张鋭便离任了。癸卯年夏五月，纪与同乡、前监察御史林君贵实一同从吏部出发，前往京师，船行经过这座山下，便登岸在这里借宿。这夜住在张鋭所建的屋中，当时正值初伏，夜半以后寒气逼人。第二天早晨，纪对林君说：“这屋正是先生当年所说的寒栖馆。”林君说：“是的。”于是便提笔写下“寒栖馆”三字题在匾上，并让纪作记，希望后来看到的人有所感悟，而隐求等堂也可以因此得到复建。纪认为，天地之气，运动就成为阳，静止就成为阴；阳气表现为暑，阴气表现为寒，那么寒实际上是由静产生的。人心安静时，内心虚明，自然没有外物扰乱，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凭借这种状态来控制各种行动、镇定一切躁动，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得到好处。这就是所谓以中正仁义来使人安定而以主静为本。先生的学问集诸家之大成，伟然成为千百世的大儒，难道不是从这种境界中获得的吗？纪自幼读先生的书，就寻求先生求学的根本，专心立志、身体力行，到现在已经多年了，却仍未能领会其中要旨。这次有幸拜谒先生的精舍并借住于此，在醒梦之间受到的教益实在深厚。因此写下这篇记。漳州府社学记 圣人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却仰慕天道，便可以成为圣人；贤人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却仰慕圣人，便可以成为圣人；士人还没有达到贤人的境界，却仰慕贤人，便可以成为贤人。仰慕并达到这一境界的道路是什么？就是学习。人出生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和各种善性都是上天赋予的，按理说人人都具有天性。然而天理虽一，人所禀受的气却不同，所以有未达到天、圣、贤境界的差等。所谓学习，就是去掉这种未能达到的状态，恢复人人本有的天性。因此上古圣神继承天道、确立准则，从王宫国都到乡里街巷，没有不设学校的。人到八岁，进入小学，就是街巷中的学校；十五岁进入大学，就是王宫中的学校。大学的教育，是穷究事物、获得知识、意念诚实、心正，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达到极致便可以与天地并立、帮助天地化育万物；小学的教育，则是洒扫、应答、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归根结底在于收回放散的心、培养德性罢了。如果不能收摄心神、培养本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尚且没有根基，更何况修身治国、与天地并立、赞助化育呢？所以小学是树立大学的基础，大学不过是收取小学教育的成果罢了。所谓小学，就是街巷里的学校。古人的街巷学校，就是今天的社学。近世父兄对待子弟，幼小时送入乡校，只让他们学习对偶文字，学习洒扫礼乐的事情；古人所要收摄的心，今天却放任了；古人所要培养的德性，今天却摧残了。小学教育已经荡然无存。等到才智出众的子弟进入学校，又钻研穿凿经书的意义，雕琢文辞，以求取功名利禄。日后偶然得到一项资格、半级官阶，便侵蚀政事、祸害百姓，把祸患遗留给后世。大学教育也被扫荡得一无所有了。之所以这样，难道只是学校误导了人吗？实在是因为乡校一开始就把人引入了歧途。因此南海人罗君列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任漳州知府，讨伐盗贼、治理百姓，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又首先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使郡县学校的文风大为振兴。不久他考虑到，基础不立，涵养就不深，志趣方向就不正，器量见识就不大，德行功业所能达到的境界也难以长远，于是遵循圣朝旧制，请提督学政宪副杭君济在城北芝山山麓设立社学。社学北靠天宝山，南临长江，鹤山、圆峤环抱左右。学校的规制是前后两座堂，每堂五间，东西号舍十六间，外设大门，四周围以墙垣，井、厨房、浴室、厕所等一应俱全。始建于弘治乙丑年仲秋初一，第二年正德改元孟夏十五日落成。祭祀完成后，便选取民间俊秀子弟一百三十多人作为社学生，礼聘致仕知县胡举主持教务，制定教规十二条，使他们学习有常规，考查有定期，心神安静专一、不受外物诱惑，没有不按次序而越级的弊病。过去已经放任的，如今收摄起来；过去没有培养的，如今培养起来。古代小学教育的遗意，已经蔼然可见，而大学教育将有待于此来取得成效。去掉未达之处、恢复人人本有之性，这正是最初的一步。郡中的士大夫和学校的师儒写信，托邑庠生王儒来请我为这件事作记。我认为，事情有倡导者，也有响应者，然后才能成功。漳州在宋淳熙年间，朱晦庵先生来任知州，因为当地民俗还不懂礼仪，便采集古代丧葬嫁娶的仪式，张榜向百姓公布，命父老讲解训导来教育子弟。当时北溪陈安卿跟随先生在郡斋学习，晦庵高兴地对人说：“我南来之后，我的道得到了一个安卿。”这就是晦庵在漳州的倡导，北溪则是漳州的响应。如今罗君以社学倡导漳州，不知郡斋之中是否有像北溪那样的后生小子呢？但愿如此。这篇记应当刻在石碑上。上虞县重兴文庙记

译上虞是绍兴府所属的县，向东距离绍兴一百多里。县学在县治东南。宋庆历年间创建，国初重新兴建，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倾斜毁坏，已经支撑不住了，而且还混杂在市井店铺之间。明伦堂距离文庙后檐不到一丈，白天也昏暗得像黄昏。成化年间，分巡宪副魏君仲礼命令向后迁移一丈多，才稍稍能够容纳诸生排列站立。但文庙前面仍被居民夏姓侵占逼近。从戟门外的中道向西转，左边的棂星门在文庙东南角，正中却是夏家的房屋。我从前巡视学校，继魏君之后到达此地，询问县学教官和诸生，得知了详细情况，于是召来夏姓晓谕他们，愿意按其房产价值给钱，让他们迁往别处。他们索要数倍价格，于是我召集乡中年长者和师生共同估价，按实际价值如数给付，随即向官府立券，并限定期限迁移。巡按与我不和，发文撤销了这件事。夏姓于是借机增加价钱，有司暗中应允此事以求息事，又超过了迁徙期限。我再次到来，便依法惩治他们，并把增加的价钱追回交官。夏姓害怕，于是迁走，文庙的地界才得以方正。于是召集工匠察看木材，诸生上前说：县中有几十所淫祠，木材可以使用；每座祠中有几十根大树，木料足以用作梁栋。于是命工匠砍伐。当时有豪门将木材取走砍削，准备制作牌坊，有关官员想把这件事压下不办。我听说后，把他们全部逮捕依法处置，木材这才备齐。恰逢县里有湖田争讼，所收得的田租归官府和百姓之间分配，便嘱托太守曾侯拿出其中三分之一资助工料费用，得到粮食一千余斛，交给县学教官管理。先修文庙，其次修两庑，再修戟门，都在旧有地基上加深加宽；又修棂星门，也就是夏姓原来居住的地方。工程始于弘治元年某月，完工于某年某月。乡贡进士贾宗易率诸生请我作记，并立碑。圣人的道理，不过是孝和悌罢了。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上虞本来就是文化典籍之地，何况又是因帝舜后裔的封邑而得名，那么舜的祖先父辈留下的恩泽应当还有保存。各位士子在家庭之中，是否也曾恭敬谨慎、严肃戒惧呢？是否也曾因忧而忧、因喜而喜呢？何况舜所处的是变乱，我们所处的是常态；舜所处的是艰难，我们所处的是容易。即使说我们所处的全是变乱、全是艰难，舜是丈夫，我们也是丈夫，我们为什么要畏惧他呢？孝悌的教训并不只适用于虞庠。顺着他们平素所熟悉的教诲加以引导，就容易实行。曾侯名璲，是郴阳人；县令林休，是广人；教官马庾，是闽人；继曾侯之后主持政务、完成全部功业的，是我的乡友游侯兴。我的乡友游侯兴。僊游县文庙祭器记 《周颂》说祭祀时，从堂到台阶，从羊到牛，鼎有鼐鼎和鼒鼎。孔子在鲁国做官时，首先登记并整顿祭器。孟子说：‘器皿、衣服没有准备齐全，就不敢举行祭祀。’古人重视祭祀礼仪，也严格对待祭器。仙游文庙的祭器，是县令四明王公彝重修学宫时制作的。笾豆用竹子制作，几案用木材制作，铏、豋之类用瓷制作，只有簠、簋、爵、盏用锡制作。正统末年，沙寇进入县境，各种器物都毁坏、散失，没有保存下来。此后临到祭祀，便临时向民家借用，污秽简陋、轻慢亵渎，实在说不尽。成化壬寅年秋八月上丁日，又是如此。当时我正在修造卧龙桥，积存了一些竹木，凡是几案、笾豆等用竹木制作的器物，便命工匠就地制作，完成后送还学宫，用朱红加以装饰。祭祀供膳的费用，则由县令彭公筹划，不向百姓征收。簠、簋之类以前用锡制作，如今则铸铜制作。我与诸位士子以及铸工私下商议，估定每件器物的价值，并统计县中爱好礼仪的人家有多少，按照器物的价值，把爱好礼仪者的姓名镂刻在器物上，大概是根据各家的财力和愿意出力的心意而有所差等。铏、豋之类应当用瓷制作的，则由德化的陶工负责。器物制成后，每件都刻上‘僊游县学文庙祭器’八字作为标志，并登记记录，收藏入库，交给负责保管的人。孔子说：‘龟玉毁于椟中，是谁的过错呢？’然而保管者的过错，不只是使器物毁坏散失；借事侵吞盗窃的事情也很多。唉，真令人悲痛！从前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假如我县大夫能够体会孔子入庙时的敬慎，按时修缮；我县学校的师生又能体会县大夫的敬意，按时查看，那么所有在庙庭下奔走办事的人，都会无不诚信恭敬，哪里还会有像从前所担忧的那些事情呢？器物的数目详细列在左边。兴化郡守王公遗爱碑记

译士大夫出仕为君主所用，都希望恩泽覆盖当时、名声流传后世，但也要看他所遭遇的环境如何，这并不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世上有怀抱施政经世之才的人，威势如雷霆，恩泽如霖雨，却把他置身于岩穴、坑洼、荆棘交错的地方，使他的才能不能施展，禁令也不能止息，即使家喻户晓，也无可奈何，这是土地辜负了人。有的国家和家族畏惧法律、趋向善道，家家讲诗书、重礼教，却让残暴鄙陋的官吏治理他们，百姓疲惫了还故意扰乱，百姓衰弱了又加以搜刮，即使富庶之家也不免离去流徙，甚至起而为盗，这是人辜负了土地。土地辜负人的有十分之一，人辜负土地的有十分之九。像太守王公对于莆田，或许可以说两方面都没有辜负吧？公名弼，字存敬，籍贯、官阶、封赠等已完备记载，周方伯梁石所撰墓表不再重复；这里只推究他的家世始末，为莆田人叙说。公的祖父南畊处士，以礼义倡导宗族，建立祠堂，置办祭田，教训子弟和媳妇耕种、读书、养蚕、纺织，禁止奢侈放纵，家门之内如同朝廷。公的父亲任和州判官，急流勇退，为奉养双亲，申明家训，比南畊更加谨严，台州人评论士大夫的家法，一定首先推重王家。公年幼时，耳闻目见的事物已经满怀在心。等到考中进士，出任溧水县令，不借助刑罚威势，官吏便畏服，百姓也感怀。奉召任刑部主事时，京畿有人把民田献给戚里，皇帝命公核查，公最终依照鱼鳞册和田亩登记进行查验，把田地全部归还百姓，朝廷议论多称赞他。弘治庚戌年，莆郡守缺员，任命公前来任职。公到任首先以抑制豪强、扶助弱小、培植善类为要务，仿照古代保甲法，在里中设置正副负责人统领编户；乡里有诉讼，先到乡里查明曲直，不服再到官府申诉。遵循当时制度，在郡城中兴建学校，礼聘孝顺友爱、笃实有行的人刘子贤，从中选取子弟，让他们接受学业，礼教大为推行，莆田风俗大变。民间有孝子节妇，未能被朝廷知晓的，先在其门庭张榜表彰。邻郡水口驿人少差役多，镇守藩司想割取莆田的编户来帮助，公说：‘我郡两个驿站的百姓尚且不能承受。’于是上疏朝廷，将此事罢止。漳州盗寇兴起，镇守藩司商议从莆田征发丁壮，公又说：‘设置丁壮，原是为了各自守卫本土。盗寇在漳州，却从莆田征发；如果盗寇在莆田，又将从哪里征发呢？’他极力陈说不可，议论才停止。丁巳年春，公进京考核政绩。戊午年秋回任，十月因省参得病回家，便一病不起，正是这月二十四日去世。这一天全城都为他停止交易，舂米时不再互相唱和，街巷中没有歌声。官吏、百姓、老人匍匐赶来哭吊，郡府都容纳不下。过了一个月，讣告送到公的家乡和州，公的兄长烜与长子坊前来迎回灵柩。郡民想不让灵柩离开，说：‘客死客葬，是礼制。’公已经离去，怎能辜负我们百姓的哀痛思念呢？各位官僚以大义折服他们，他们不得已才请求留下衣冠安葬。烜、坊答应了，于是制作棺柩，把衣冠放入其中，如同公仍在殡葬之时。选择墓地在此前知府李公春墓的左侧，择日抬柩前往安葬。全城内外跟随灵轝、排列叙说哀情的人，白色丧服遮蔽了原野。坟墓建成后，又在南面建亭，立碑表彰，命名为‘遗爱’。父老相继请求我作文记述此事。我认为，天下有些事情看似偶然，其实并非偶然。查《莆郡志》，国朝洪武十三年，开封人李公春任莆田知府时去世，士民在城南莜塘山的高地上选地，留下他的衣冠安葬。距离现在一百一十年，墓地已经荒为废墟很久了。公往年查阅郡志发现此事，亲自到墓地，剪除荆棘杂草，立石碑加以表彰。从此莆田百姓追思他如同刚去世一样，哪里料到才过二三年，公竟然就要与他成为邻穴呢？于是考察李公的政绩，他修堤筑城，百姓大多感念他的恩德；但他的政务崇尚宽平，未必像公这样精明果断。然而‘遗爱’留在百姓心中的情形，也大致相似。事情偶然还是不偶然，在上天看来都有既定的数目，不必拘泥于此。只是公在世时没有辜负莆田百姓，公去世后，莆田百姓难道会辜负公吗？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告诫后来继任莆田知府的人。邑侯王公遗爱祠记

译士君子和官吏对于所治理的土地，有人在任时百姓思念他，有人在离任后百姓思念他，有人在死后百姓思念他，还有人死去很久，百姓反而更加不能忘怀。狄梁公在世时百姓便为他建祠，何武离任后百姓思念他，羊祜死后百姓为他落泪。至于死去很久而百姓更加不能忘怀的人，我偶然还没有找到。我的县令王公彝，字友伦，是浙江四明人。年轻时学习刀笔之业，以行军院史的身份在总兵官幕府中任事，后来授任左军都督府都事，不久出任本县县令。我们县自宋元直到国初，分为四乡四里，共二十六里；宋代主户有二万七千多，客户有一万三千多。到了元代至国初，不足一万；宣德以来只剩三分之一，又去掉其中五分之二，里数也随之逐渐减少。公到任后查阅户籍图册，便召集年长者询问，得知百姓因赋役困苦而逃亡到别县。公忧愁地说：‘管理百姓的人是做什么的？’随即下令全县，凡民间利弊中应当沿袭、改革、废止或施行的，都尽管陈说，我不害怕其中的困难。于是对长期拖欠赋役而逃亡的百姓，派人带着榜文招抚召回，给他们牛具和种子，免除三年差役。不久，背着婴儿返回的逃民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长期荒芜的田地则招募人开垦，三年以后才征收赋税。我们县今天土地没有一处被遗漏的利益，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的。逃亡户所欠的粮税连累里甲，累积五七年，壮年男子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妇女、老人和孩子没有房屋居住。公上疏请求免除其中一半。县里旧有潭边、风亭两个巡检司，洪武年间迁到吉了小屿的海岛，原来编定的民兵也跟随迁去；山民不习惯风涛，而且要越过百里去服役，死亡过半。公上疏请求免除。宣德年间，常有宦官差遣，恰逢藩属南方诸国，驿站转运不胜其扰，而且还有法外索取。公到风亭时，见驿站附近百姓闭户，把木杖横放在地上，便鞭打他们，使人们都承受杖责，哭喊声传遍驿堂。宦官询问缘故，公把县官杖责并征收夫役钱的事情上报，宦官立即下令停止此事而离去。此前遇到这种情况，莆田、仙游的夫役多次被县里拘押征出，公极力辨明说：‘夫役出自丁户，莆田距此二百多里，仙游才十多里，为什么还要按县来征发？’此后夫役数额只按里图多少分配，莆田不能再被强迫承担。又枫亭驿虽属仙游，实际在莆田境内，百姓不能承受它的差役。公上疏请求把莆田附属于驿站的五里百姓划入编额，以补足差役人数。县治旧时遭受兵火，官吏租借民房办公，在原址上盖茅屋，每天只能修治几丈才开始办公，因为害怕猛兽。儒学的情形尤其严重，县中山地多、木材适宜，过去却全被邻县占用。公发文设置木材税，十份取一份，几个月后木材堆积如山。于是礼聘富户中好义而有力量的人，资助粮饷和工料，不到一年，县学便全部完工，而百姓都没有察觉负担。琴堂、幕厅、官衙、吏舍，整齐有序；庙宇形貌、祭器、讲堂、斋舍，也焕然一新。墙垣还没有完备时，公亲自率领在官府服役的人，教谕张公侗也率领斋夫，大家一起抬土筑墙。落成设宴那天，四周没有不完好坚固的地方。县里既有公学，又有张姓的仙游百姓，这是一个时代的机缘。此前司府派来催征的使者，索取无度，公便命人在庭院中多织草鞋，来的人每人给两只；从此县衙中再没有使者踪迹。百姓有诉讼，公让他们到膝下来，温和从容地听尽他们的实情，使他们退下后自己因曲直分明而惭愧谢罪；有不服的，然后才依法惩治。监狱的门常常不关闭。古人爱百姓如同自己的子女，把公务看作家事，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公于宣德癸丑年到任理政，正统丙辰年去世，前后四年。去世那天，官吏在庭中哭，农民在田野哭，行人在道路哭；舂米不再相互唱和，女子不再修饰容貌，市集停止了好几天。灵柩经过县城街坊时，张德源家留下公的小像，以寄托瞻仰思念之情。全县的老人和孩子都到溪边跪拜送行，悲哀哭泣超过了当初丧葬之时。于是谋划在交通要道立碑，碑上刻着：‘僊游县知县王公，爱民如父母。’成化乙未年，县中父老茅宏赞等认为仅以石刻不足以报答侯爷的恩德，便谋划率领仙游百姓奉祀他，请江西少参陈君汉崇倡议。陈君便与张叔华、茅常亨在东郊外选择地点，纵横深广各十丈，面向阳光，四周环水。中间建祠堂，塑公像，前面有门，两旁有廊，东西两侧各建一室，作为守祠人的住所。工程始于这一年十月，第二年四月完工。叔华是德源的孙子，常亨是宏赞的儿子。祠堂虽因众人的心愿而建成，但两姓出力最多。祠堂建成十三年后，我巡视浙江学校来到明州，访问公的儿子，向他说明立祠的用意。公的族子某受到他的遗风感召，来到祠下拜祭，县人迎接他并赠送礼物，没有一刻停止，大概是对公的爱戴深厚，以至于推及与公相似的人。又过了三年，少参写信请我作记。唉，同一片土地，同一群人民，同一种风俗。公出身杂流而任官，仅仅四年便去世，五十多年后人们仍思念不止，这就是所谓死去很久而更加不能忘怀的人。后来代替公的人，都是出自圣人门下，有的任官不止四年，百姓却只怕他们不能早些离任，这是什么缘故呢？因此写下这篇公祠记，并借此询问后来为民父母的人。光风霁月亭记

译福州府学有一座亭子，像鸟张开翅膀一样建在明伦堂东面稍偏南的地方，是师生游玩休息的场所。大约在元代大德年间，主教东武人刘君内直开始修建。亭子建成后，想取名却没有定下来，恰好民间有人献出所收藏的宋代晦庵朱先生‘光风霁月’四字，于是便用这四字题匾为亭命名。到现在将近二百年，亭子还在，匾额却已散失，悬挂的只是摹本。成化丙申年，华亭人唐君廷贵以司寇正郎身份出任本郡知府，第二年因学宫倾颓，全部拆除重建，依次修到这座亭子。然而他总以先贤遗墨再也无法得到为遗憾。亭子建成后，遗失的匾额又重新出现，唐君非常高兴，便悬挂在亭中。亭子四周环绕着水池，水面宽有一亩，长度也相仿，用巨石砌岸，配以疏朗的栏杆，以复道与外面相通。池中堆石成岛，仿佛海外三神山，松树、桂树、菱角和水藻覆盖岛屿、浮映水面。每当天朗气清、风光明净、月色澄澈时，万物森然排列，各种声响都寂静无声。这座亭子处在其中，不需要再绘制河图洛书、灵龟神马，浑然就是一个太极的巢穴。亭子建成后，唐君选取乐工赋诗，于落成之日设宴，招来千古清风，成为八闽的盛会。教授和各位士子认为这样的盛事不可没有传述，请我作记。我认为，治理有根本，根本树立起来，治理才能成功。我朝历代圣主建学校、育人才，以师儒主持，以台宪监督，制度和训谕一定把德行放在文辞之前。如今唐君到任，首先兴办学校，进而修建‘光风霁月’亭，大概是要让诸位士子在进讲、退食之余，在寻芳、咏归之时，看见水流逝去便知道孔子所说‘逝者如斯’，观看水势起伏便知道圣道有根本，使他们胸襟洒脱而风月无边，胸中悠然自得，光明清朗仿佛可以捧取。将来等待时机而行动，随有叩问便发出应答，他们的盛大德行和丰厚功业，光明峻洁，可以充塞宇宙、超越古今，那么这座亭子的助益，岂不是很多吗？因此写下这篇记。湖船记 有客人问南湖主人：‘君子也有忧虑吗？’主人说：‘有。’客人又问：‘君子也有快乐吗？’主人说：‘有。’这忧和乐都蕴藏在人的本性之中，感情表现于外，君子怎么能没有值得重视的忧乐呢？只是表现出来要合乎节度。人刚出生、年少时，志趣尚未确定，忧乐有时不能合乎正道。等到壮年，学业在自身成就，出仕为君主所用，对上可以修明德行，对下可以造福百姓，日夜忧劳勤勉，只怕自己的启发辅佐不能被采纳，仁爱恩泽不能流布下去。周公姬旦的忧思、召公的勤劳体恤，他们的忧虑怎样呢？大概是先于天下人的忧虑而忧虑。到了老年，声名成就、功业完成，保全自身请求退隐，卧居岩穴，和鸟兽鱼虫为友，赋诗结社，不再听闻门外的事情。裴度居绿野堂、张全义居午桥庄，他们的快乐怎样呢？大概是后于天下人的快乐而快乐。古人年幼时学习，壮年时做官，老年时归隐，归隐后享乐，以天下为忧，以天下为乐，这叫忧乐合乎节度，不是君子就做不到。主人自从考中进士，进入翰林，担任经筵侍讲，出任提学使，历任国子监祭酒直到如今的官职，虽然曾经请求告假二十多年，但在朝廷内外勤劳任事也与此相同。弘治甲子年，主人超过七十岁，请求退休还乡。因为屏山是世代居住之地、常有警扰，暂时寄居在县城南湖书院。书院东面是学宫，学宫南面有湖，名叫南湖。唐宋盛时，县中有三个湖：西门外是西湖，水道曲折向南向东流去，像环带一样，到学宫南面便是南湖，又曲折向东流到东门外，便是东湖。如今东西两湖都已改作田地，只有南湖还存在，另有支流与湖相通，环绕绿洲，经过书院门前。主人取湖名为自己的名号，是因为他的祖先三公曾在莆田南湖倡导道学，这个湖实在是主人世代的恩泽，主人因此占得了先机。湖面宽十余亩，深数丈，可以划船泛游取乐。如今主人在湖上造船，命名为‘湖船’，也是归隐享乐的一件事。船长三丈八尺，宽为船长的五分之一，深为船宽的三分之一。船头到前部将近一半，长一丈一尺，是撑篙者站立的地方；中部长一丈二尺，可以容纳几案、砚台和坐席；后部长四尺，可以安放床榻；船尾也长八尺，是船橹、船舵所在。上面覆盖船篷，用竹篾编成，夹以箬叶；两边有屏风，木格和竹编制成，可以开合。船上有鱼网一张、罾两张、帘一张、钓竿十多根；有小厨房一处，瓶、罐、碟、碗排列在左右，酒、肉和蔬菜都装在其中。主人遇到天朗气清、景物和畅的时候，便戴葛巾、穿野服，叫童子撑船，在湖上泛游；打开屏风，推起船篷，摆好洁净的几案，拥席而坐。撒网的人网到鲤鱼、鲫鱼，放帘的人遮住鱼虾，罾沉入波底，钓竿垂在水边；有的鱼黑嘴红尾，有的鱼巨口细鳞，活泼泼地跳动，不一会儿筐筥都装满了。主人便叫童子料理厨房，或煮或蒸，斟满酒杯自己饮用，耳朵发热、面色微醺，醉倒而卧。万物都笼罩在氤氲之气中，宇宙成为被褥和枕头，云霞成为帷帐，林木池塘、房舍村庐、溪山城郭都融为一体；不分长寿夭折，不论胡越，物我两忘，胸襟洒落。我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比拟主人的快乐。客人又上前问：‘《关雎》写快乐却不过分，君子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成为世人的法则，主人的快乐恐怕过分了吧？恐怕不能用来给子孙示范。’主人笑着解释说：‘我官居一品，年过七十，请求退休的奏疏已有十八九次，后来上面才让我实现今天的快乐。我享有山水的真正趣味，没有声色方面的荒淫；日常供养不兼用多种珍味，留客也不达到奢侈。客人有时带着酒壶来，根据我的情况决定丰俭。我虽不敢说自己已经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但也可以说万物各得其所。孔子与曾点谈论时所表现的气象，我或许也差不多可以达到。’ 我的子孙做官后归来，如果都能像我这样，他们享有像我今天这样的快乐，也不算过分。至于那些侵蚀国家、危害百姓来充实钱袋，和没有功名却住在官舍中，只凭富贵傲视他人、以奢靡败坏风俗的人，但愿不要拿我作借口。’客人默默地退下，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湖船记》。郑氏祠堂记

译建立祠堂，并不是子女愿意做而可以不做的事。人刚出生时，在父母膝下，喘息呼吸，气息相通；白天由父母提抱，毛发肌肤相互摩擦；夜里同寝，口鼻相互依靠。起初根本不知道哪个是父母，哪个是子女；有则一同有，无则一同无，不曾有一瞬一息相互分离。等到子女渐渐长大，父母的气力也渐渐衰弱。气力衰弱之后，疾病接连而来，不能长久活在世上。因此孝子在父母尚未生病时，每天奉上甘美饮食来调养他们的身体；父母生病后，便询问医生、奉送药物来调理脉象，只怕子女自身和父母有一天不能相见。不幸父母一旦去世，往日相互摩擦、相互依靠的身体，如今却被收束安放在棺椁中，哪里还能再见到他们呢？于是画影像来像他们的容貌，结系帛带来安置他们的魂魄。早晚哭吊祭奠，进餐时献上食物，只是想看见他们活着的样子，不忍看见他们已经死亡。随着时节变换，几筵难以长久设置，便选择地点修治坟茔，抬起棺椁安葬。形体魂魄既已归于地下，神魂应当返回厅堂，于是建立祠堂来安置他们。每天早晨、初一、十五前往拜谒，四时献上祭品，追想他们的居处笑语，以及他们所喜爱、所享用的事物，只是想看见他们仍然存在，不忍看见他们已经亡故。用几筵代替甘美饮食，说明从前活着的人如今已经死了，本来就是子女不得已的事；用祠堂代替几筵，说明从前还存在的人如今已经亡故，难道是子女愿意做的吗？近世子女对于父母提抱、寝息、相互摩擦依靠而不分离的情形，大体都相同。可是长大以后，夫妻妾室使他们与父母分离，财产使他们各自私有，言语刻薄、脸色难看，把父母看作路人，更何况奉养甘美饮食呢？父母去世以后，穿丧服、设几筵，只是略微按照旧例办事罢了，难道曾有哀痛之心吗？进入祠堂以后，四时和初一十五祭拜，也只是模仿礼仪文辞罢了，难道曾有追思爱慕之意吗？在我看来，做子女的，父母活着时不能用甘美饮食尽心奉养，只是徒然陈设几筵；父母死后不能在几筵前尽哀，只是徒然建造祠宇。从小到老，用一套空虚的礼文来对待父母，可笑，也可悲。我县乐山郑氏，与我同为南湖三公的后代，其中品行出众的伯真公曾在傅龙图的旧址建楼，名为乐山，想占据罗峰的胜景，最终却未能完成。族谱图录虽然已经作序，祠堂却没有建立。伯真的儿子诚本很早失去父亲，迁徙不定，也没有时间顾及此事。诚本的儿子仪祥承受国恩，授为七品散官，一天忽然奋然说道：‘建祠堂，是我祖父有志而未完成的事；我如果不承担这个责任，难道算得上继承祖业吗？’ 于是筹集木材、召集工匠，在蜚山南面创建三间祠堂。正中排列四个神龛，用来供奉先世神主；后面有燕寝，前面有享庭。每年按时祭祀，昭穆排列有序。供族人私居的房间分置在左右。工程始于某年某月某日，落成于某年某月某日。仪祥请我作记。我认为，祠堂的建立源于几筵，几筵的设置源于奉养甘美饮食。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仪祥家财富足而爱好礼仪，仗义而轻视钱财。从郡县长官，到族人、姻亲、朋友，以及田野中的平民，无论贵贱、亲疏，他所表达的礼意虽有差等，却没有遗漏任何人。他尊祖敬宗的道理，由此可以知道。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县学读书，一个在家管理门户。如今正值父母俱在、共同享福的时候，奉养甘美饮食，正是孝道的第一步。继三位儿子之后，子孙曾孙玄孙，直到千百世以后，不知会怎样看待我的这些话？这就是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丈〕 杨氏祠堂记

译古代天子设七庙，诸侯、大夫、士依次递减两庙，但门、堂、寝、室的制度仍然相同。到了汉代叔孙通制作礼仪、孝明帝扰乱旧制以后，宗庙制度才开始废弛。即使以天子的尊贵，也只建成同堂异室的苟简制度。把七代祖先的神室并列在一堂之中，那么每室不过像如今的木板隔间，只能容下一张椅子和一张几案罢了，不再是古代东房西室，从窔通到宧、从屋漏通到奥那样深邃的格局。近世诸侯、大夫、士都不能世袭自己的国邑，连同堂异室的制度也有未能完备实行的。宋仁宗曾下诏，官至太子少傅以上者都可以建立家庙，但有关官署始终没有为此制定制度。当时在西京建立家庙的，只有潞公文彦博一人。可惜啊！淳熙年间，紫阳朱夫子于是取《周公仪礼》中士人祭祀的篇章，又参考近世司马公的《书仪》和韩魏公的节祠制度，斟酌其中宫室、器物、服饰等可以贯通古今的制度，称为“祠堂”，作为士人和庶民家庭奉祀先祖的地方，天子、诸侯、大夫则不在其内。大概祭祀有禴、祠、烝、尝四时之祭，而“祠”是春祭，说祠便可以概括禴、烝、尝。宗庙有门、堂、寝、室，而堂最大，说堂便可以概括门、寝、室。祠堂的制度是三间屋，靠北的一架隔成四个龛，每龛设一张几案，几案上放一只椟，椟中收藏两位祖先的神主；四代祖先依次迁移，以西边为尊位；旁系亲属没有后代的，按次序附祭。门庭、厨房、库房随地势宽窄而定，四周用围墙环绕。这就是祠堂礼制的大概。然而只有士人可以实行这种制度，大夫以上反而是薄待自己的祖先了。我的老师默庵杨先生，是莆田阳城人，赠某官，是循庵公的次子。他由天顺丁丑科进士起家，历任考功郎中，最后以河南参政之职致仕归家。对于门外的事务，他一概不闻不问，只担忧祖先祠堂尚未修建，于是便同兄弟们商议，求助于大宗，又拿出自己的资财倡导族人共同兴建。如今已经落成，他既把文章刻在碑阴，又写信命我记述这件事。根据杨氏宗谱，他们的先世有一位宣义公，迁居阳城，今天是阳城杨氏始迁的祖先。有人说杨氏是从弘农迁到闽地的，也有人说是从光州迁到闽地的；但阳城的杨氏确实是从闽地迁来的。旧祠堂在住宅东北，规模狭小简陋。七世祖致政公已经重修过。国初，九世祖安行公以朝官身份回乡省亲，又扩展地基重新修建。那时嫉妒的人揭发它过于奢侈、使百姓疲困，安行公被没收入官，这块地于是被族中的豪强私占。成化初年，族长崇进、贵成等人想把这件事报告官府，于是又在原址新建如今的祠堂。堂屋三间，依照世代次序排列龛位以奉祀祖先。堂中匾额题为“存著堂”。东边是祭器库，西边是遗书库，左右有厢房，前面有中门，匾额题为“杨氏祠堂”。门的左边是宴享之所，右边是斋戒之所，大体仿照紫阳的制度而又有所增加。然而先生的品秩是三品，阶官为大中大夫，按照古代相当于州牧、连率，而奉先的礼制反而低同于士庶，不是太俭省了吗？回答说：这不是俭省，而是制度规定。天下各种事情，有些关键在于人，有些关键在于自己。朝廷制度中尊卑的规定，以及历代的沿革变化，不是臣下敢于议论的，这是关键在于人的一面。仁爱、敬重、孝顺、友爱的心，贯穿在祭奠、献礼、宴享之间，这是人所固有的秉彝之性，是关键在于自己的一面。杨氏的子孙，列名于祠堂谱牒中的，在奉祭时，能不能齐心一志，尽到祖先如在面前的诚意，还是跛着脚倚靠着、懒散怠惰，毫无敬畏之心？祭祀完毕举行宴享时，能不能明辨昭穆，表达爱敬之情，以厚重亲亲之恩，还是不分长幼，只贪恋酒食？宴享完毕回家后，能不能念及水有源、木有本的道理，吉事一定告知，凶事一定报丧，遇到危难一定互相救济，还是不庆贺、不吊唁，彼此相看如同路人？他们能不能在幼年丧父时由长者抚养，年长者衰老时由壮年人扶助，贫穷者得到资助，患病者有所托付，还是趁兄弟、叔伯去世而谋求继承他们的产业？能不能笃厚骨肉之恩，不只顾闺门内的亲属，并且在外抵御别人的侮辱，还是只听妇人之言，彼此结仇，自己拆掉藩篱而招来盗寇？能不能撕毁借券、免除债务，把仁爱施及三族，使乡里百姓得以赖此举火为生，还是像苍蝇钻营、斤斤计较于刀锥般微小的利益，互不借贷，使一家之内如同胡越般彼此疏远？能不能和厚雅正，侍奉乡里的长老如同父兄，还是骄横淫逸、顽劣暴虐，把父兄看作普通乡人？能不能积累学问、检束品行，适应时世的征聘，为国家建立功业，使祖宗在地下也显耀，还是凭借势力结交权贵，不遵守家法，只为一时的小利而钻营？这几件事，关键都在自己而不在别人。如果能随着这些行为的美恶，在立心和行事之间时时自我警戒、勉励，那么这座祠堂的光彩不是很大吗？这本来就是建祠堂的根本用意，也是作记之人的愿望。于是写下这篇记。《东园文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东园文集》卷六 （明）郑纪撰 记 重兴善世桥记

译留都的南门叫聚宝门，门外有一座桥叫长安桥，就是古代的长干桥。长安桥东边稍向南有一座桥叫重译桥，就是南朝东晋的朱雀桥。它西边稍向南叫善世桥，就是南朝刘宋时的跃马涧。宋武帝讨伐贼寇，贼兵败退，战马跌入涧中，人们称它为落马涧，又称跃马涧。当时还没有把它称为桥。自宋武帝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这座桥不知道建于哪一年。国初把天界寺迁建到涧桥西南，给它的山门题名为“善世法门”，桥也因此得名。也许当时天界寺的住持僧人还曾重修过它。弘治丙辰年，桥已经倾塌毁坏，柳君智偶然经过，怜悯它，于是把兴复此桥作为自己的责任。都城内外乐善好施的人，按照各自力量多少出资。于是选择吉日开工，向下挖地三丈多，得到一块小石碑，碑首刻着：“建造跃马涧桥一所”；中间刻着：“庆元二年三月，知宫事赐紫吕志淳，副知宫程应泽，以及劝缘司、库、石、工的姓名。”柳君这才知道，刘宋初年这里只称为涧，到赵宋末年才建成桥，大为高兴，想把两个宋代的建桥功绩合并起来。桥宽八十尺，长六十尺，下面用石头砌成拱门，上面铺石为路，两边用石栏翼护，车马往来如同走平地。桥落成举行祭告的那天，守备成国等诸公为功绩完成而高兴，请我记述此事。我曾读王介甫题写的《跃马涧》诗：“小涧何年跃马蹄，白沙翠竹净无泥。石桥流水行人过，野路斜阳倦鸟啼。”介甫在仁宗朝做官，到度宗庆元年间已经将近二百年，诗中已经把小涧和石桥并称了。过去吴城的石头城有一条涧，在都城门左边，是军队出征、凯旋必经的地方，它的力量难道不足以架桥吗？况且涧在平原上，原本没有高山峻岭，如果不是有桥，战败的马怎么能跌入其中呢？由此看来，宋武帝时也许已经有这座桥，并非始建于赵宋庆元年间，这是很清楚的。不过，这些年代相距远近，也不必深究。只是这座桥处在都城的要冲，倾塌毁坏已经不是一天了，经过的官僚也不止一个，唯独柳君能够把百姓涉水的疾苦看作自己的疾苦，不怕辛劳，完成这项功绩，往来行人没有不受到它好处的，他也确实值得嘉奖。这就是这篇记。新河钞关浮桥记 新河钞关在皇城西边、大江东南，而四川、闽越以及北方的燕、齐、陕、汴等地，凡是等待货物售得好价钱的、商人谋求利益的，全都聚集在这里。城中的各个市场，无论居住者还是行走者，都把这里的货物盈亏看作自己的盈亏。国朝利用这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众多，设置税关征收商税。凡是商船到来，必须先申报纳税，才允许贸易。每年税额不少于数百万。又考虑到货物聚集必然容易发生争讼，于是命令南京户部每年选派所属官员主持此事，都察院则派一名道御史同去，以参酌、制衡他们的议论，这说明朝廷对此事很重视。弘治丙辰年，部署此事的是主事王廷简，道御史是张时措；他们执行市场法令严明，物价公平，势豪不敢独占利益，年税也没有亏缺定额，官民都感到便利。往年关口濒临大江，时时受到江水冲刷侵蚀，官厅将要被江水吞没，办理事务的人对此很担忧。每当春水上涨、江潮暴涨，河水拍打堤岸，船只拥挤，税关的木栅无法拦住；两岸相隔很远，人畜不能自由往来，百姓深受其苦。近来向朝廷请求，把关口迁入河中一半，离江较远，厅堂、围墙、房屋比旧址更加宏伟；但河流和税关木栅仍然如此，百姓的困苦依旧存在。王廷简于是召集商人和当地人共同商议，说：“我想造船连接成桥，横截在河上，名叫浮桥，使官府可以征税而百姓可以渡河，怎么样？” 众人都十分赞成，纷纷按能力多少捐助钱财。王廷简把这个计划告诉张时措，两人共同筹划应办的事项，于是召集工匠，准备材料，测量河面宽度，建造若干只船。每船长三丈有余，宽度占河宽的一部分；把若干只船连在一起，锻造铁锁，系在两岸，中间交错连接，按照水势适时开合，使税货能够通行。船长的三分之一处横向铺设栈道，行人和牲畜往来如同走平地。河水有潮汐，桥随着潮水升降，过桥的人却完全感觉不到。过去受苦的人，如今得到便利。桥刚落成，王廷简便向朝廷报功；员外郎邹元吉来接替他，又在栈道两旁设置扶栏，直到每条船的尽头，渡河的人更加方便。于是把大功告成的情况报告朝廷，这件事不能没有记述。有人磨治石碑，请我撰文。我想到古人按照时令开合，以救济交通不通；城郭、墙、壕沟用来关闭，门、桥、道路用来开放。《周礼·夏官·司险》掌管九州岛的地图，以周遍了解山林、川泽，并使道路通达。周文王亲自到渭水迎亲，造船连成桥梁，浮桥的来历也十分久远了。子产在郑国执政，使田地有沟洫、庐舍和井邑有编伍、衣服有等级，可以说很能治理政事了。只是溱水、洧水涨时，孟子说用车辆渡过，认为这只是小恩小惠，可见桥梁所关系的事情也十分重大。如今王廷简诸位，以明经进士身份开始做官，在留都主持关税事务，这只是小试身手，却能使国家税收有定额、市场官吏有法度；又用余力建成这座桥，也可以说是懂得治理政事的人。桥建成还不到一年，办理事务的官员已经更换了两次，继任者此后不知还会有多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像今天这样用心？我不能不为这座桥担忧。因此写下此文，留给后人。登瀛桥记

译文贤是一个里，群山环绕，像城郭的外廓。屏山在这个里的西面，梁山在东面。南面是仙台，北面是紫帽。从紫帽山麓到梁山，俗称东都；从屏山到仙台，俗称西都。有溪水分别从紫帽、屏山两处流来，这是由山势造成的。道路也分成通往梁山、屏山的两条岔路，这是由溪流造成的。成化壬寅年，屏山居民苦于旧路上下高低、凹凸难行，我于是为他们选择平坦的田间道路，改成可以通行的新路。道路末端两条岔路合为一条，但必须涉过屏山的溪水，然后才能通到朝天桥，向东到达城邑。我又在两路合一处修路，用石头建桥，使东西两地的百姓合走一条路，使东西两边的道路合在一座桥上。桥刚确定地基，我便收拾行装北上，最后完成工程的是我的父亲直庵处士。桥有两个桥门，每门有两道梁，在梁与梁之间开挖，使彼此相距一尺左右，再铺上横石，这样既代替梁，又拓宽桥面。工程开始于成化壬寅年冬十月，完工于次年癸卯年夏四月。桥建成后，乡人因为我正要恢复在瀛州的官职，便命名为“登瀛桥”，让我记述此事。我认为这座桥是我们乡里的交通要冲，能够把众多道路合为一条。凡是我们这里的百姓，家家没有不同的政教，乡里没有特殊的风俗，把里巷桑梓中千千万万人的心合成一个人的心，这大概就是他们修建这座桥的用意吧？如果从桥名来谈，如今天子崇尚儒学、尊重道义，乡里的子弟带着书册、弹去冠上的尘土，前往京城观光求学，都要经过这里，难道是我个人所敢独占的吗？姑且记下建桥的年月，等待后人。重修鹿鸣桥记 归德乡的碧潭有一座桥，名叫东溪桥，因为溪水流出民居后向东，所以用所在地为它命名。它最初创建于哪一年，已经无法考察。明年甲午，河伯降灾，旧桥地址全部被冲毁，不得已横放木材代替，木材随换随朽，只是同大家一起受苦。过了六年，到己亥年，我和本乡老人吴君廷瑞、余君禹锡前去察看。这天夜里住在吴家，有鹿在山中鸣叫；第二天早晨，吴君系住一只鹿回来；再住一夜，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我起身祝贺说：“《鹿鸣》之歌，是用来宴请、选拔贤能的。如今桥兴建而鹿鸣，鹿鸣便意味着贤才出现。现在两只鹿相继鸣叫，这个征兆难道是偶然的吗？”因此把东溪桥改名为现在的名字。桥有两座桥门，桥梁用石头建造；沿用旧桥的四道，换成新的两道。工程开始于己亥年十月，完工于次年正月。当时因桥落成而设宴酬劳办事的人都已聚集，所以写下此文以作记载，也寄希望于将来。活水亭记 弘治庚戌年，我在国学。华容司训郑恒泰当时刚刚接受任命，将要赴任，他对我说：“枫溪的山水，是先生过去游览过的地方。陆氏园亭，是枫溪的胜景。那里种的荔枝，大多是奇异品种，环绕在亭园四周，甚至有许多无法叫出名称、辨别品种的。荔枝旁种着几十株桃树，成为桃林；桃树外面夹种柳树，成为柳径。地势平坦的地方种韭菜，低洼积水的地方种菱，编植成片；种菊花作篱笆，聚植兰花成为幽谷。在水边石上垂钓，在园圃中锄地。又有一处庄园，冒着雪也开花；又有一处坞地，风吹过便发出声响。景物千姿百态，层层出现，一个座席之间，触目所见都成为景致。都依据原有景物为它们命名，从来没有统一确定一个总名。”亭子前有一方池塘，涓涓细流从赤湖、焦溪流来，注入池中。不下雨也充盈，不遇旱也不干涸。池水浩荡清澈，十分可爱。这座亭子像鸟张翼一样临近水面，于是把亭子命名为“活水亭”。还没有人写过记文。此前先生在浙江，天子以大司成之职召见他。我曾去请求先生作记，如今又在雍地再次恳请，只希望先生赐予教诲。我说：“园中景物很多，为什么只有水被专门命名为亭名，而亭子却独独以水命名，这一定是有缘故的。” 天地之间充满的各种生物万物，都是天地同一元气所生。然而天一生水，水又是万物中最先产生的；它的气性润泽下行，又能使万物发生。园亭中的景物虽然很多，却都依靠水而生长。水专有这个名称，不也是合宜的吗？但水如果不流动，景物所仰赖的水源终究会有枯竭的时候，也就不值得珍贵了。正因为源头的泉水不断涌出，昼夜不停，所以万物来取时，随取随有，始终充足。这就是它能够成就各种景物，而无愧于专用“活水”之名的原因。虽然如此，我对这座亭子仍有所感触。人与人之间，从家庭到乡里、国家、天下，随着亲疏厚薄不同，其间都有相应的礼节和名分。如果不是用我们心中的同一条道理把它们贯通起来，那么这些礼节名分都只是空文陈迹，连一步也无法实行。你回去见到先生，替我转告说：“水流动有活力，固然可喜，却不能依赖它永远如此。如果年复一年积淀，却没有疏通、开凿、淘浚、引导的功夫，那么终将被泥沙淤塞，失去活力。”我将请求告老还乡，舀孔川之水，汲孟澜之水，取朱子所说的天光云影，与枫溪的故老们登亭举杯，到那时还可以把这番话说完。这就是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归乐窝记

译归乐窝在城西郊外，是新河司训归乐翁致仕时建造的。这里的地势从大蜚山蜿蜒起伏而来，终止于蓝溪北岸。窝距溪水五七箭之远，正处在平坦开阔而幽静繁茂的地方。四周群山交错环抱，仿佛翠色帷幕。窝只用土筑成门，用横木作栋，高一丈又半，宽度与高度相等，深度是宽度的两倍。边缘用石，地面砌砖，墙面涂白灰。阁楼上放着几百卷书、一张琴、一副棋盘；墙下放着一套投壶器具和一座茶灶。中间有一张几案，几案上研墨、纸、笔各按位置摆放。窝外有几百亩田，有自己耕种的，也有让别人耕种而收取租税的。窝后有几十片园地，平坦肥沃湿润的，种桑麻蔬菜；高而贫瘠或倾斜低洼的地方，种松竹。墙下种桑树，百果园的南面稍向东以及它北面的东角，各有一口池塘。南池蓄水养鱼，北池混杂种植菱、芡、菰、荷。池边多生幽草，养着几十只黄鸡，有公有母。这就是归乐窝景物的大概。归乐翁起初出任台州教职，后来从台州调到雷州，又调到新河。如今又调任台州、雷州、新河的教职，让他回家教授四个儿子；长子庭椿已经登记入县学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口〕 每天晴朗清爽，归乐翁戴竹笋壳制成的帽子，系葛巾，穿草鞋，拖着枯藜木杖，在田埂和田垄间游走。大小童仆五六人，有的赶牛耕田，有的扛着锄头行走，有的弯腰在小路间割草，有的汲水，有的挑着篮子和食盒送饭。归乐翁一边走一边察看，看着看着便停下来，疲倦了就铺开班茵坐下。客人到来，便隔着篱笆呼喊。归乐翁回头一笑，笑着起身，把客人迎进窝中。他叫童仆引泉水煮茶，杀鸡取鱼，采摘蔬菜瓜果，斟酒赋诗，弹琴下棋，敲击投壶以取乐。酒醉后便携手在园池上散步，走过麦田，穿过竹径，转到松林、桑坞下面，宾主两相忘怀，景物也仿佛融为一体，不知人世间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这样。这就是归乐窝命名的原因。可是，天下山川景物的美好哪里有尽头？难道只有一个归乐窝吗？只是世上的人多半把自身出卖给车服冠冕，直到老死也不知道归来。偶尔有归来的人，还在不停地忙碌奔逐，即使山川景物每天罗列在眼前，也不知道它们值得欣赏快乐。拿归乐翁来看，这与那些人相比，岂止是天壤之别呢？翁姓什么？姓归，名添，字长益，世代居住在学宫旁边，倡议父老重修卧龙桥的就是此人。因此他以这个窝为缘由，自号“归乐”。屏山家庙记

译郑氏获得姓氏，始于周宣王的母弟友受封于荥阳；后来迁到新郑、死后谥为桓公的郑氏，是天下各支郑氏的祖先。梁、陈之间，庄公、露公、淑公三位先生在南山结庐，在莆田倡导道学，当时号称“南湖三先生”，是莆阳各支郑氏的祖先。后来淑公迁到仙游的巩桥，又成为仙游各支郑氏的祖先。到了秘书郎元瑜公，才开始迁居西乡屏山之南，地名上郑，直到今天仍沿用这个地名。因此秘书公确实是我们屏山郑氏的祖先。进入国朝以后，有三秀公，生下如今追赠嘉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的清泉居士和谦斋两人；当时两人还在襁褓中，三秀公便因躲避户籍征役而迁居别处。三秀公在应天年间三十六岁时去世，户籍之外的田园大多被别人占有，留下的只有一座厅堂，露出的柱子交接着梁木，像官厅一样，大概正因为当时制度禁止建造官厅式住宅，才侥幸保存下来。夫人陈氏守寡，带着两个孤儿直到他们成人，所以在清泉兄弟这一代终其一生也没能恢复旧业。宣德、正统年间，先父松庵府君被封为翰林院检讨，屡次追赠嘉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才开始大力扩展田产房屋，把规模建得超过乡邑旧有的官厅，并改造成祠堂，用来奉祀先世神主。松庵年轻时，清泉公带他居住在宅柄别墅；正统末年，宅柄居所毁于火灾，他又回到屏山。谦斋的儿子、诏赐寿官的直庵处士，是松庵的堂弟。天顺年间，他和弟弟质庵丈量田地、建造房屋，彼此竞争不相上下。我在告文中记载过这件事。他每次谈到家庭往事，都说：“你们的祖父清泉居士，是我的伯父。我的父亲谦斋先去世，那时我才六岁，还不懂事。清泉从宅柄每天都来一次，凡是耕种收获错过时节，或者想要责打那些租种田业、损坏围墙、牲畜的人，没有一件不亲自查看；他看待我们兄弟，和亲生子没有不同。”清泉去世后，你的父亲松庵和我出入总是相伴，饮食相互招呼，户役差遣也不彼此牵连；他看待我父亲，和亲兄弟没有差别。”说完常常流泪。成化初年，松庵去世，我便和长兄介轩商议，把官厅式的祠堂用来奉祀始祖以及应当迁祧、但服制尚未尽绝的祖先；另在义聚堂东边建立家庙，堂屋五间，中间奉祀三秀、清泉、松庵，左右各两间，预备供松庵的子孙以后按昭穆排列。两旁又各有两间，作为存放祭器、祭服的库房。台阶下面深三丈多，宽十二丈，上面全部覆盖房屋，供家族众人依次站立。前面是露台，两旁种着荔枝树。露台下面是池沼，用活水养鱼。池沼外面是大门，门外也种着荔枝树，东西两边用两庑翼护，后面是影堂，画出先世神像。堂两旁横向宽阔的板壁一直延伸，中间是穿亭，亭子两旁是台，用来种花果。工程始于成化丁酉年冬十月，完工于第二年己亥年十二月。拨出田地五百亩，以供祭祀。弘治丁巳年春天，介轩的儿子钦应贡经过南都，说家庙建成将近二十年了，如果不为它记述此事，怎么把教训传给后人？人的道德没有比孝更重要的，孝是什么？不过是生前奉养、死后丧葬和祭祀三件事罢了。然而不能生前奉养却能办好丧葬祭祀，从来没有这种事。人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耳、目、口、鼻、四肢、百骸，都是父母精神交合凝结而成，呼吸之间气息常常相通。因此古代孝子在父母健在、居于高堂时，早晚奉上甘美饮食，以尽奉养；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使父母心意欢乐。父母发怒时，便降低声气、和悦脸色，在左右承顺侍奉，一定要得到父母的欢心才停止。只是认为父母没有不对的地方，尽力完成做子女应当做的职责。父母去世后，早晚哭泣祭奠，按时在灵几灵筵前进献饮食，充分表达哀痛之心。下葬后把神主附祭于家庙，就每天早晨前往省视，朔望拜谒，按岁时举行祭祀荐献，充分表达追思仰慕的诚意。父母不能长久存在，所以用哀痛的祭奠代替生前的甘美奉养；灵几灵筵不能长久设置，所以用祭祀荐献代替哭泣祭奠。只有先有生前奉养的孝心，然后才可以供奉灵几；先有哀痛的祭奠，然后才可以奉祀家庙。不然，龛位即使齐备，神主椟即使设置，也只不过是空洞的形式罢了。近世子女年幼时，良心还没有丧失，还知道父子之恩；等到婚娶以后，因为异姓进入而彼此疏远，连甘美奉养也不必说了。他们争财夺产，使兄弟成为仇敌，一定坚持自己的正确而怨恨父母的错误，使父母的愤怒和怨恨不能消解。这样的子女去哭祭、荐祭，他们的心果真在这些礼节上吗？对父母这样的至亲尚且如此，何况遥远的祖宗呢？祖先看见自己的子女在灵几、家庙中的表现，难道能安心吗？所以说：“不能生前奉养而能办好丧葬祭祀，从来没有这种事。”那么，人要建立家庙，就必须从奉养高堂中的父母、进献甘美饮食开始。如果不幸连甘美奉养也有所不足，那么眉苏氏《谱亭记》中说过：“凡是属于这里的人，死了必定报丧，冠礼、婚礼必定告知；年幼而孤、年老而贫的，都要抚养；贫穷而后来富裕的，要收纳帮助。不能这样做的，族人共同责备他。” 清泉、松庵遗留下来的德行，正是我们子孙能够有今天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实行这些德行，也就是父母去世以后对他们最好的甘美奉养。因此诵述这些话，用来告诫屏山的子孙。祭田记

译《王制》说：大夫、士的宗庙有田产就能举行祭祀，没有田产就只能荐献；祭祀所需的牲畜、器皿、服饰不齐备，就不敢举行祭祀。这说明祭祀不能没有田产，由来已经很久了！我家先世自三秀公遭遇兵乱，田产大多丧失。宣德、正统年间，我父亲松庵府君被封为翰林院检讨，屡次追赠南京户部侍郎，才开始奋发经营产业，使家业超过乡邑。成化初年，松庵去世，我们兄弟又依据松庵的旧业加以扩展，于是登记常年有收成的田地五百余亩，每年收入租谷五百余石，用来供奉烝尝。松庵的子孙轮流管理收租。每年正旦、四仲、俗节、除夜，因事情举行祭告、墓祭；每天早晚、朔望，所需酒、果、茶、油、香、烛费用，大概若干。其余财物每月用于族人会聚，酬答上官，以及子侄入学、科举、贡举、婚嫁、丧葬等重大事情；先世旧亲的礼节费用也从中支出。再有余财，逐年修理家庙、郑林以及正厅等公共处所，保存上世遗书器物；还有余财，则用于同族亲属的吉凶大事，以及亲戚乡里的重大灾患、桥梁道路倾塌等，量力办理。负责管理的人每年十二月初一日集会，预先制作青皮簿，写明将要收取的租谷：某处仓收若干，某处仓收若干，以实际数目与家长存档核对。这一天便列明下一年一整年应办的事项；除祠堂、坟墓祭荐的常礼之外，科举、婚嫁、丧葬中当年偶然遇到的事项，全都列入册中，按时举行。若有未完备之处，在每月集会时补充商议。每年还必须留下租谷三十石，用来酬劳管理收租者的辛劳。比如甲年由某房管理收租，就注明乙年由某人监管，彼此核查，数目相同。账簿中祭祀物品的计算必须明白清楚，大家共同知晓，不得把前面的挪到后面、把后面的攒到前面，另生弊端。家长和监管人员一旦察觉或检举有违规之处，便确定处罚。祭田本来是为祭祀享献而设置的，如今我家的祭田又涉及科举、婚嫁、族党等事务，是因为这片田地是松庵府君创立的产业。松庵平日轻视钱财而重视礼义，乐于行善、喜好施舍，所以把祭享以外的事务也一并包括进去，用来成全他的志愿。田亩数、租额和祭物品种数量，另刻在碑阴。郑林记

译人之所以成为人，开始时是从天承受元气，从地接受形体；形体和元气结合便产生生命，到了终结时，魂升向天，魄降入地，魂魄分离便死亡。因此孝子在父母健在时，要和颜悦色、承顺父母的脸色，使父母心中欢悦，不违背父母的意愿；早晚进献甘美饮食，在左右侍奉，使父母的饮食起居各自适宜，这就是为了养护他们的元气、安定他们的形体。大概一定希望父母的形体和元气保全，长生不死，这样才能尽到自己的孝心。不幸父母已经去世，就依据他们升天的魂，在宗庙中设立神主，使魂有所栖息安妥；依据他们降入地下的魄，在地上挖穴安葬，使魄有所遮藏。升起的属于阳，庙建在地上，是顺应阳气；下降的属于阴，墓穴挖在地下，是顺应阴气。魂栖息在庙中，就会神明焄蒿、洋洋如在，虽然与魄分离，实际上并不消散；魄藏在墓穴中，山川的生气融结相乘，虽然与魂分离，实际上并不腐朽。因此孝子既尊崇庙宇，更重视坟墓，这种不忍心让亲人真正死亡的心意，难道有穷尽吗？《檀弓》说：“下葬，就是隐藏；是想让人看不见它。”葬在北方，头朝北，是三代通行的礼制。孔子母亲颜氏去世后，与父亲叔梁纥合葬在防地，说：“古代只筑墓而不起坟，如今我孔丘是一个东西南北奔走的人，不能不让后人知道墓在哪里。” 于是便封土，坟高四尺。国朝的墓制规定：一品官坟高一丈八尺，墓碑作螭首；二品一丈六尺；三品一丈四尺，碑首作麒麟，碑身都用龟趺承托。这是历代尊崇、重视坟墓的制度，用来重视父母遗留下来的形体。我家的郑林在屏山世代居住地的北面，坐子向午，墓穴在宣德元年丙午年择定。如今诰赠嘉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的清泉府君最初去世时是景泰辛未年；次兄邑庠生实斋在甲戌年去世，于是开始在两旁增辟三个墓穴：左边一个安葬实斋，右边两个空着，准备安葬封翰林院检讨、后来屡次追赠南京户部右侍郎的松庵府君，以及封孺人、后来追赠淑人的吴氏寿藏。坟封成马鬣形，高七尺，宽二丈。到成化丁亥年，我已在告文中记载，松庵去世后葬在新开的右边墓穴。过了十年，到丁酉年，吴淑人去世，于是葬在松庵左边。第二年戊戌，长兄介轩去世，又在两旁左右各开四个墓穴；左边靠中的一个穴改迁三兄竹庄的灵柩并下葬，左边另外三个空穴留待竹庄的配偶傅氏以及五弟得月夫妇。右边左起两个穴安葬介轩及其配偶林氏，右边两个空穴则留待我和累封淑人的黄氏；坟形仍照旧，高度加倍。宽度也加倍，并且都雕琢石头加以巩固。当初在丁酉年安葬吴淑人时，预先在墓地南面平整土地，依山势划分为三层。后面建享堂五间，柱子全用石头，后面接着墓阶，前面临着露台，匾额题为“终慕”，作为子孙每年按时祭享、依次站立的位置。前面是仪门，横向排列七间，前面有覆亭。亭子前面开凿池塘，架桥相通，旁边种荔枝树。再前面是外门牌楼，匾额题为“郑林郡守岳公季方来哭松庵时书也”，是郑林郡守岳公季方来哭祭松庵时所题。再往前是神道、祭田；享堂两旁直向伸出，都是厢屋，高处是藏书楼，低处是库房、厨房和浴室。厢屋两旁以及墓地后山，东西两道山冈上杂植杉、松、竹、木、茶、果等树木，不下数十万株，苍翠茂密，环绕成荫，彼此拱抱，四季不改。朱子所说的“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道之正”，程子所说的“本根枝叶，光润茂盛”，郑林大概可以接近这种境界了吧？然而，我曾读陈无己为徐甄君作的《思亭记》，说到墓旁起初写道：“子孙登上这座亭子，望见松树、梓树和丘陇，就思念自己的亲人；建思亭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真是可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章〕 接着读到：“贤能者和不肖者会产生不同的思绪；看见林木，贤能者想到把它当作木材；看见榛棘，想到把它当作柴薪；登上丘陇，想到挖掘其中所藏的财物，这又不能不成为思亭的悲哀。”郑林的可喜，不过如同陈无己所说的那样；但郑林的可悲，似乎不只是陈无己所说的那些而已。像今天我家内外长幼在享堂下按时序站立祭享的，不下百人：远的是三秀公、陈夫人的遗体，近的是清泉公的遗体，再近的是松庵公的遗体；他们拥有同样的魂气、同样的形魄，起初其实只是一个人的身体。等到不同姓氏的人聚集在一起，门户分开、家产各自划分，能不因为鸡、猪这些小利而使妯娌互相辱骂吗？能不因为一点小怨和外来的诱惑而拿起武器，在家中互相争斗吗？能不因为言语争吵、脸色冲突和锄头器物之类的小事，连一寸帛、一斗粟也不能彼此容让吗？他们所说的是坟丘之外的外物，这里所谈的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遗体一旦受到伤害，父母、祖宗的魂魄和形气能够安宁吗？所以说：郑林的悲哀，并不只是陈无己所说的那些而已。郑氏的子孙，为什么不把这些一并想一想呢？焚黄记 从前周公制定礼制，春秋两季在祖庙举行祭祀，就设置祖先生前的衣裳，交给尸，以象征祖先仍然生存。后世帝王也把追封时所用的冠服、圭、履等物全部收藏在寝庙中，时节祭享时陈列出来。他们尊祖敬宗的心意，可以说极为深厚、极为完备。先儒讲追赠之礼，是选择吉日迎出神主，在神主前奉诰敕宣读，重新题写神主上的尊号；又预先把诰文誊写在黄纸上，告祭完毕后焚烧。近世士大夫把神主迎到祠堂，在墓地焚烧黄纸，又用粗劣的白练制作衣服，熔炼米粒、珠子作为冠饰，同黄纸一起焚烧。按照礼制，这两种做法都没有可取之处，我私下对此很疑惑。前一年，我父亲松庵府君被封为翰林院检讨，又加赠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我母亲封为孺人，又加赠恭人。当时已经精心制作员领、靴、帽以及女袍、翟冠，连同诰轴一并送到家中，命令子侄依礼到庙中告祭，宣读诰文、重新题写尊号；冠帽、衣袍另放在几案上，陈列于神主旁边，既不在墓地焚烧，也不焚烧衣冠。世俗起初感到奇异，后来终于信服。如今我以户部侍郎考满的身份蒙受恩典，追赠祖父清泉府君和父亲通政府君，二人都追赠为南京户部右侍郎；祖妣谢氏、柳氏以及母亲恭人吴氏，都追赠为淑人。诰轴已经领取，我于是请求恩准祭扫，亲自把诰轴带回家，并带回三品袍带两套、淑人冠袍三套，这些都是朝廷官员和命妇所穿戴的服饰。已经到家庙依照礼仪行礼，现在记录下来给后世子孙看，使他们把袍服、冠帽之类收藏在神库中，家庙有祭祀时再取出陈列，希望这样既不失礼义，又能使孝思长存。周公如果再生，一定会赞同我的说法。一鹤记

译大司徒水崖翁先生的次子守文，把自己读书的地方命名为“一鹤”。莆田的荐绅也跟着为它歌咏、作序记述。有人说，他形体清瘦修长，胸襟闲适旷达，在士人中昂然挺立，像鹤立在鸡群之中，何况这正符合他的志向。有人说，他写诗时灵感奔放迅疾，笔意浩荡纵横，无法自我约束，于是把鹤当作同伴，餐食青色、醉饮碧色，泛舟水汀、枕籍芳草，召来江南风景，使它们从容出入几案砚席之间，以此自娱，与万物相忘。有人说，大司徒官服上所绣绘的纹饰，一直到六桂庙宇的形貌之间，都穿戴装饰得十分奢华，这是君王的宠幸。公子把这些说法一并记录下来，拿来向我求证。我说：“公子命名为鹤的志向，果真在这些方面吗？”我听说鹤是禽中之仙。鹤出生两年脱落羽毛，七年能飞，接近云汉；又过七年学习舞蹈；又过七年，昼夜鸣叫十二次都合乎音律；又过六十年不食有色之物，羽毛雪白；又过一百六十年声音相交而孕育；又过一千六百年只饮水而不进食，没有人能究知它最后的寿命。士君子是百姓中的优秀者，十五岁入学，十五岁立身，十年后不再困惑，十年后懂得天命，十年后耳顺，十年后不逾越规矩，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究竟是怎样达到的。公子难道是百姓中的俊秀之士吗？早晨呼唤鹤出来，夜里抱着鹤一同走卧，走到哪里鹤就跟随到哪里；公子歌唱，鹤便应和。公子在洁净的几案、明亮的窗前，引鹤同坐。起初他问鹤：“你的羽毛脱落了吗？”鹤应声说是。公子于是对求学的志向更加专一。又问鹤：“你想摩天凌云吗？”鹤奋力振翅，声音直达天门。公子独自挺立，卓然超出众人。又问鹤：“你学习舞蹈吗？你能应合节拍吗？”鹤振翅长鸣，余音清越激烈。公子的求学志向融会贯通，义理也彻底明白了。又问鹤：“你的鸣声合乎音律吗？你洁白得像雪吗？”鹤于是气息和平，形体洁净，既清雅又超绝。公子的求学由此洞见天德。等到鹤孕育而不再进食时，公子对圣学门墙的造诣也达到了极高境界。鹤的操守随着年岁增长而更加坚定，公子的学问也因鹤而不断进步。那么，这只鹤不就是公子的良友吗？公子对它爱得深切、体会得深厚，终身不能改变这种感情，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公子将来德行成就、声名树立，在清江之上披云破浪而出，如冲天的飞鸟那样飞腾，如震动人心的鹤鸣那样声名远播。天下读书人仰慕他的德业、瞻望他的文章风采，没有不说：“江汉秋日，光明洁白，这难道不是鹤的帮助吗？难道帮助还不大吗？”那么，那些只知模仿鹤的外貌、游乐嬉戏、夸耀荣华和声名的人，他们所谓了解鹤，也就太浅薄了。公子说：“是这样。”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题为《一鹤记》。卧龙桥记 这座桥原名安利桥，位于县城以东三里石鼓山的山脚下，宋嘉定年间由陈谠建造。明永乐初年毁于火灾。到成化乙酉年间，县里的父老共同商议重新修建。桥修成后，有燕子落在桥上。因为它气势峥嵘，像龙卧在深渊之中，而且此地按县治所在方位属于东方七宿，所以改名为今天的卧龙桥。层层堆置在水中用来承托桥梁的叫墩，共有十五墩，保存旧有的五墩，因旧址改建的有若干；开辟新地增建的有三墩。桥的尽头接岸处叫马头，共有两个，其中沿用旧址的一个。两墩之间让水流通过的叫门，共十四门。伏在水底承托石块的叫地牛，用松木制成，根数有一千八百多根。墩高二丈四尺，每墩用石十八层。顺着水流纵向铺设的叫楣，共用楣石八百二十块。横截水流铺设的叫钩，钩石为楣石的三倍又加一半。墩顶承梁的地方，石头横向伸出，两门之间像台阶一级一级的叫挑，共用挑石三层五百零八块。直向的也叫楣，共用两层楣石一百六十四块。中间横七竖八的小石头没有计算。横架在墩上的木材叫梁，梁的直径大约二尺四寸多。每个门架设六梁或八梁，共九十六根。梁上承托泥土和砖的构件叫栈道和祊，共五百四十二处。栈道上面建有亭子，共三十四间；柱子一百四十二根，栋木比柱子多一百六十六根，其中圆栋一百七十根，扁栋一百三十八根。梁少于栋的部分共一百七十根，其中圆梁七十根，扁梁六十八根。椽子一千四百多根，遮阳部分长一百六十多丈。小木料，如拱、斗、梲、栏杆之类，没有计算。瓦八万六千多块，■〈同瓦〉占三分之一，砖占十分之一。亭子止于桥的旧址，沿途共有十二处门下，都是有木梁和栈道而没有亭子的，共四处。门都是石梁，共十六根。西岸马头后面被洪水冲刷侵蚀，开凿成门，是为了疏导水势。石工中，錾凿、交错开凿、搬运、登梯、钠、镵等六类，共九十八人。木工中，斧砍、锥凿、牵绳弹墨、执尺量丈、解锯、铲削、钻孔等七类，共四十三人。堤工中，使用铁锸、立木栅、筑壆、砌甃等四类，共二十六人。负责劝募资金的人三十六人：嘉禾乡九人，募集粮食一千二百斛、白银二十觔；修德乡十人，募集粮食六百斛、白银十八觔；唐安乡九人，募集粮食四百斛、白银十五觔；归德乡八人，募集粮食八百斛、白银十六觔，铜钱、布帛以及其他财物的数目【原文“贾隶金数”疑有讹误，含义不明】。此外，船户每经过一斗谷物便积取二百四十斛多；行旅之人捐钱累计十二贯；雇用石工支出三十斤，供给粮食二千四百斛。木工用粮为其中三分之一，堤工也是如此，泥瓦工为三分之二。为集齐工程而出售材料，以及桥梁落成后犒劳、赏赐的费用，没有计算在内。这些费用全都出自父老们的辛勤努力，我的先父松庵居士泊柯、归乐先生参与并知晓账簿。恰好有一位名叫惠阳的僧人，实际负责管理工程。工程于成化乙酉十一月开工，辛卯六月完工，前后共七年。严寒、暑热、洪涝以及休息闲暇的日子占了一半。桥不过是便利通行的器具，山川的形势和胜景未必都由此桥造成。然而宋代时我们县的衣冠文物在闽中首屈一指，这座桥恰好极其完备壮观，桥所起的作用也不能抹杀。今天的桥也是嘉定年间的桥，我对此将有所期待。虽然崇清公在嘉定年间建桥，距今已有三百年，但他的姓名、籍贯和功绩记载仍有可考，所以今天才能依据旧址把它重建起来。将来的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嘉定年间一样，所以把事情的大概经过以及姓名都写在下面，用来告知后人。这就是记。又记。

译凡是事物有显明或晦暗，都是由于时运有无际遇。考察这座桥，是陈崇清建造的。崇清生于绍兴甲寅年，距我出生相隔三百年。嘉定戊辰年到致政的十年之间，他接连建成石马桥和这座桥，距我不过二百二十年左右；这座桥大概在永乐初年废毁，距我还不到三十年。天顺末年，县中父老谋划想要复兴它，只是没有可以托付的人。恰逢我以翰林检讨身份赐假入山，考阅文辞，受到委托，于成化初年乙酉开始动工，第二年丙戌完成。因位于县城东面，县人称它为卧龙。工程的次序全都载在旧碑上。成化末年，我在赐假期间被起用，没过几年，桥的北岸被横流冲刷侵蚀，桥塌了，修好后又再次塌毁。我乞恩回乡扫墓，郡守陈公效二、守谈公经节、推官罗公凤一同屈尊到山中，看到桥塌的遗迹，彼此叹息了很久。于是把仙民原【原文疑有讹误】原先劝助宁海桥的财物和粮食，移来共同用于这项工程。当时我正好又在扫墓，也仍然没有可托付的人。恰逢本府知幕何公滔出任后回来复职，他曾经代理县政，桥民一向亲近他，便下令让他完成工程，在冲刷处增筑若干重叠的圈门，以疏导水势。又砌石筑堤，长十八丈，高八丈，使地势低薄之处得到补救；桥的坚固完整，比成化初年又有所加强。因为它位于县治以东，便改名为青龙。时运真是这样啊！宋代的嘉定桥，是崇清致仕时的一次显明；到了永乐初年，便稍稍晦暗了。成化丙戌年又一次显明，那是我获准休假的时候；弘治初年又稍稍晦暗了。今天又一次大为显明，是因为我回乡扫墓、陈公屈尊来访、何公回来复任。时运际遇便显明，没有际遇便晦暗，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这样。只是君子处在其中有方法，那么显明可以长久，时运也没有不相遇的。哪里只是说一座桥呢！这就是记。南湖记 县治在飞山以南，县治南面是学宫。飞山西面的原野上有水，水势浩荡，从一里多远的地方流出，汇成大泽；因为位于县治西面，名叫西湖。余水向南流，环绕学宫南面，向东注入迎仙馆，水流回旋曲折；因为位于县治东面，名叫东湖。学宫南面、西湖向东流经的地方，形状环曲如带，民间称为环带水。西湖多种植荷花。宋代兴盛时，退居林下的士大夫和老年人，每到夏月荷花盛开，便买船载酒，在湖中游览泛舟，船只往来，歌声相互应和；西湖的清风与香气交相融合，也是仙溪的一大奇观。自元代以来，环带水决口向南流，两个湖的水脉开始不相通，居民便乘机侵占湖地作为田地，湖水逐渐淤塞，只剩下一个空名。天顺年间，县学教谕、泰和人欧阳潘因考察县志，感叹溪山不复古昔，于是与父老茅宏赞等人在决口处砌石筑土成堤，阻挡余水流出，西湖之水便恢复环流。大概是取土后地面低洼，堤坝高了水就深了；从前像带子一样的地方，如今都变成了低湿泥泞之地。因此改用今天的名称，并记载此事。记载山川的完整或残缺关系到气运的盛衰、人才的兴衰，自古就有这种说法。学宫原来在县治西面，就是今天的城隍庙。宋咸平年间，才迁到这里。咸平以后，忠惠、正简等诸位名公接连显达，功业、名声和实际成就照耀古今，今天大概正逢西湖恢复环带水的时候。如今水流像带子一样，湖南流向东面；咸平以后，水势也就重新完整了。诸位士子在这里沐浴圣人的恩泽，在这里吟风弄月、吟咏而归，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呢？然而据记载，士君子的一句话，实际上是造化的枢纽：上天因它而清明，大地因它而安宁，万物因它而生长，世运因它而通达美善。诸位士子如果能从中有所收获，就可以汲取仙溪的奇观，并对它说：“是我造就了你，而不是你造就了我。”这样说来，咸平以后的诸位名公，也不过是宋室所造就的人才罢了。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南湖记》，以等待后世的君子。《东园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七 （明）郑纪撰 ○序 《寿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介轩王公八十序》。

译弘治乙卯年，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三原人王公介轩八十岁。某月某日，是他的生日。在生日之前，他的儿子、南京前军都督府经历承佑将请求恩典回乡探望父亲，以此为父亲祝寿。南京的文武公卿大夫都作诗来助兴劝酒，退朝后让我记述此事作序。我认为，上天将要使一个国家长久，必定会产生德高望重、通达事理的老成之人，以延续国家的命脉。这种老成之人并不是能够改变自己的年龄来增加国家寿命，而是他们的言论、施政和处理事务，都体现着上天至高的道理。君主得到这些道理，君德就能完备；百姓接受这些道理，民生就会丰厚。国家的命脉虽然出自上天，但这种人实际上参与了它的成就。过去三代之中，享有国祚最久远的没有超过周朝。周朝八百多年的天下，虽然可以说是后稷以及文王、武王世代积累的恩泽深厚长久，但成王、康王时，周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他们迎接福祉、安定天命的力量，难道可以抹杀吗？此后享有国祚的，只有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多年，唐朝将近三百年，宋朝三百多年。虽然开国、中兴各有贤明君主，但申公劝勉君主努力实行仁政，狄梁公恢复唐朝国运，韩、范、富、欧诸公安定储君、安靖国家，即使不能与周公、召公相比，他们对社稷的功劳又怎么能抹杀呢？王公在正统辛酉年考中乡试，戊辰年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大理评事，升至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他请求退休的奏疏一共上了十多次，才获准致仕。不到一年，今上即位，又派使者召回他，升任吏部尚书；不久又加授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任职将近六年，奏疏又上了十多次，才奉旨赐给宝钞，乘驿传车回乡，有司还供给车舆和粮米。王公从考中进士到致仕，共享受俸禄四十六年，历事五朝，官职升转十九次，享年八十岁。本朝以来，开国元勋和故老重臣百人中难有一两个能比得上他，大概也是天地间的精气所生吧？有人说，王公任郡守时，审理案件、赈济饥荒，使数万人得以活命；任民方伯时平定盗贼、制止杀戮，保障一方；任巡抚时挫败权奸、停止进贡，使百姓得到实际好处；督理河道时疏通漕运，参与机务时培植国家根本；任冢宰时荐举贤能以利国家，杜绝私门，并且他在各种论谏奏章中所说的话，无不是匡正君心、厚固国家根本的良药。王公的德泽如此，这就是他得享长寿的原因。又有人说，我太祖高皇帝以平民身份登上帝位，扫除夷狄、清平中原，建立拨乱反正、吊民伐罪的功业，即使拿商汤、周武王来相比，他们也应当感到惭愧。三代以后，就不值得说了。所以，上天如果想让本朝的国运比古代延续得长久千万倍，必定要得到许多长寿之人来辅佐它；这就是上天使王公长寿的原因。我认为，如果说上天只是为了国家而让王公长寿，王公固然不足以了解天意；如果说上天只是为了让王公长寿而让他长寿，他也仍然不能算完全了解天意。大概上天本来就有使国家长久的意愿，只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罢了。于是上天察看百官，只有王公的德业足以担当此事；这就是上天使王公长寿，也是王公得享长寿的原因。《尚书》说：“上天使德行正直的人长寿，使殷得到保全和治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不过，古人有些致仕居家后，朝廷遇到重大利害之事，仍然知无不言；还有人致仕十五年，仍然写成一百二十卷以上的谏疏。王公承受着上天让国家长久的托付，不知如今居处林下，对此作何打算呢？《寿履素陈先生七十序》

译履素居士是本县飞山人，生于洪武戊寅年，到今年经历春秋七十年了。乡人以此为荣，共同置办菜肴、带着酒，到居士家中行礼祝寿，说我应当写些话来赞扬他。我考察上古之人，有活到几百岁的；中古时代，也还有活过一百岁的人。秦代有人为避战乱进入山中，与外界隔绝，也有活到二三百岁的。如今的人活到七十岁以上，乡里便传扬夸赞，认为是少见的高寿而为他祝寿。本朝每次向天下施恩，必定按等级优厚宠待长寿者，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人很少。难道是造化已经穷尽，不能充分赋予人寿命了吗？还是人自身的养生失去了正确方法呢？都无法确知。我曾经拿火和木来验证这件事：像把红炉放在暗室里，不扇动、不鼓风，火光焰火可以终日不息；一旦移到疾风之中，转眼间就变成冷灰了。树木生长在深山里，斧头、牛羊都到不了的地方，就会高耸入谷、直凌云霄，大的树木百围，小的也要几人合抱，经历寒暑星霜，无法计算它生长了多久。若生长在村边道路旁，就还不到合抱之粗便会摧折腐朽，荡然无存。这是为什么呢？就在于得到良好养护和没有得到良好养护的区别。我在县学读书时，曾与居士的儿子景猷交好，见居士与人行礼，总是弯曲身体，极尽恭敬；与人相对而坐一整天，手脚都不移动；与人说话，声音仿佛不愿从喉咙里发出。别人尊敬礼待他，他一定更加恭敬地回报；别人蛮横无理地对待他，他承受下来并消解掉，丝毫不放在心里。当时许多人都指指点点，说他迂腐、愚笨、胆怯、懦弱、迟钝、笨拙。我那时还年轻，也没有窥见居士的境界。前些年我获准休假回乡，拜访乡里的父老，首先就到了居士家；观察他的容貌，听他说话，与过去没有不同。到这时我才知道，居士所谓的迂腐、愚笨、胆怯、懦弱、迟钝和笨拙，正是我多年涵养修饰也未能达到的境界。每年举行乡饮酒礼，居士都处在宾客和介宾的位置上，已经十多年了。去年举行礼仪已有日期，有司按照旧例通知大家斋戒住宿，居士称病不去。县中的士大夫都相互说：“如果不能请陈履素来作宾客，乡饮酒礼可以不举行了。”有司竭力把他请来，众人的希望才得到满足。唉，我见过的人很多，像居士这样的，在今天也只见到这一位。这就是所谓暗室中的火、深山里的树；他的七十岁寿命，难道还值得惊叹吗？然而我听说居士的先祖，自万泉公渡江南迁以来，经历唐、宋、元直到本朝，代代都有显达之人，如郡守肇庆公、直学心田公、县令上村公；有的置办学田来培养士人，有的建造仙溪桥来便利乡人通行，直到今天人们追思他们仍不衰减。居士在天顺年间参与修整腰带水，为壮大学宫而出力最多，这就是增加学田那种用意的体现。如今修建安利桥，居士虽然与众位父老共同办事，但用心格外勤勉，这就是建造仙溪桥那种用意的体现。居士与肇庆诸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举止常常相似，那么居士所谓迂腐、愚笨、胆怯、懦弱、迟钝和笨拙，大概也是肇庆诸公所启发出来的吧？这样说来，居士的长寿，也是肇庆诸公的长寿。居士能够把肇庆诸公的长寿当作自己的长寿；后世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如果能像居士对待肇庆诸公那样，那么他们的长寿也就是居士所促成的。居士与家父松庵生于同一个甲子年，家父只比居士大几个月。我已经在堂上为家父祝寿，退下来后便嘱托为居士写祝寿文章。居士今后继续增加寿数，超过七十而到八十、九十，直到一百岁，那么我每次为家父祝寿之后，也可以依次写成给居士的文章。假如居士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中，也有人像居士一样长寿，到那时我已经老了，恐怕不能再精心书写，但今天这篇文章也足以为他们祝寿了。因此预先在这里祝愿。《赠宫保闵公总宪内台序》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公简卿，朝廷将下旨议定继任人选，廷臣共同推举资历、声望深厚而仅次于卿的人上报。皇上认为要替代此职本来就很难，替代屠公也很难。奏议留在宫中一个多月，皇上想先起用原任此职而已经致仕的人，以免另行选择继任者。于是台谏官交相争论，廷议便把闵公的名字推荐上去。诏令批准，赴召日期已经确定。南京的公卿大夫全都在石城门外设宴饯行，守备魏国公倡导作诗送别，左银台吕君秉之汇集成卷。退下来后，我在卷末作序。我认为，上天生养人类，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难免有小人夹杂其中。君主任用人才，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只要君子担任长官就够了。君子和小人交替进退，君子进用则小人退处，小人势盛则君子衰退，这是理势必然。《易经》复卦初九，一阳刚刚在地下产生，力量还很微弱，但群阳因它而汇聚前进，积累到临卦、泰卦，到了夬卦便变成纯阳。《易经》姤卦初六，一阴刚刚在地下产生，祸害还没有显现，但群阴因它而汇聚前进，积累到遯卦、否卦，到了剥卦便变成纯阴。宋代至道、景德年间，李文靖、王文正诸公执政，所以庆历以来，韩、范、富、欧相继崛起，群贤充满朝廷。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章、吕、曾、蔡一党的人也相继兴起。文靖大概就是复卦的初九，安石则是姤卦的初六。如今台谏官争论，廷臣推举，皇帝亲自裁定，必定要得到闵公之后才能确定，这难道是要抑制姤卦、扶助复卦的意思吗？闵公由天顺甲申年考中进士，授监察御史，历任副使、按察使、都御史。此前他任总督两广军务，被召回后任南京刑部尚书，还不到一年，又有了这项任命。他任官三十多年，勋阶升转十多次，端正方严、凝重持守，始终如一；作为台端的表率、朝廷的风范，不必再说了。十三道官员正以进言纳谏、激浊扬清为职责，又得到闵公统领，便吐气扬眉，身价增加百倍。亲近的人不会获得侥幸的职位，疏远的人才也不会被遗漏，群贤济济，分布朝廷内外，难道只是像庆历以来那几位贤臣而已吗？不过，君心纯正，贤才才会辅佐；贤才辅佐，天下才会得到治理。如果不是先积累诚意来感格君心，使君心在上面纯正，那么所推荐的人未必被任用，被任用的人也未必都是所推荐的，徒然急切地争辩可不可行，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闵公姓闵，名珪，字朝瑛，是浙江湖州人。《赠都宪陈公巡抚延绥序》

译弘治庚申年秋天，延绥缺少巡抚，吏部尚书以南京大鸿胪陈公本仁的名字请示，皇上选拔陈公，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赐给敕令，允许他便宜行事。他所拥有的权力和职责，可以说既专一又重大了。按照图志，陕城以北是延安，再往北是绥德；延绥以北是榆林城，榆林是巡抚行台整顿、约束兵备的地方。太监、总兵、参将、游击和官军都在那里，再向北就是沙漠了。在这之前，北方敌寇侵入内地，我军失去纪律，近来的警报又比过去更加紧急。任命下达后，许多人都替他感到危险。陈公独自说：“君子生在世上，应当替国家分担忧患，怎么可以因为地方多事而忧虑呢？”于是催促整装上路。南京的公卿大夫全都在都门外设宴饯行，又作诗歌为他壮行。我退下来后作序。我认为，古代将相本来没有固定的职分，后世才把文职和武职分成两途。本朝以都宪身份巡抚而总督军务，就是把文武合为一体了。然而兵法要根据地形施行：长江大河作战必用船只，高山峻岭作战必用战马，平原旷野作战必用战车，这是古今不变的通论。近世的征战方法，大多使用骑兵和步兵，操练江防船只也备有规定数目，但使用战车的办法却很少。我的愚见是，山陕一带地势高峻的地方很多，但平坦开阔之处也到处都有。地势高峻就用马，平坦开阔就用车。马只便于冲锋突击，车则可以载运铠甲和士兵，停下时环绕营寨，上面可以施放弩箭刀兵，下面可以遮蔽士卒，作用非常广泛。从前卫青用武刚车击破匈奴，公孙贺用轻车出兵云中，田豫用圆阵车平定代地，都是在山陕使用战车的明确例证。何况车有大小，大车用于平坦开阔处，小车可以与马匹一同在高峻处行动。敌人的胡骑践踏而来，遇到车上的刀戟弓弩，必定不能再前进；我们的将士也有可以依凭的东西，不会寒心。不知这种办法今天是否可以实行？不过，这还只是说战车装备充盛罢了。如果放任某些统帅在左右横行，任意克扣粮饷，极力搜刮军需，听任他们占用民力，官旗和士卒低头丧气，那么即使有坚甲利兵，又有什么用呢？这正是巡抚把文武合为一体的权力，也是承受朝廷所赋予的既重大又专一的责任，别人不能参与其中。陈公出身江西文献世家，生长于边地，凭进士起家，过去任谏官时正直敢言，文治武备兼收并蓄。今天这一行，难道只是因为他泰然自若、不把自身安危放在心上吗？圣明的天子可以不必向西顾虑，边地百姓可以不必向内地迁徙，士卒可以不再遭受前日的祸患，这确实值得期待。就是这篇序。《送同寅强廷贵考绩序》士君子处理天下的事情，只对合乎道理、可以做的事情去做罢了。能够这样，才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间。如果说：这件事有利于自身，我就趋向它；这件事会招来怨恨，我就躲避它。想要有所建树，就难了。君子并不是厌恶福而喜爱祸，只是有比祸福更应当爱憎的东西。况且祸福取决于上天，不是人的爱憎所能趋近或躲避的。君子难道要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劳心吗？也只是遵循道理罢了。我的同僚强君廷贵，是南甸溧阳的巨族。永乐年间，他的伯父迁徙户籍到沧州，从此成为沧州人。他以丙戌年进士身份任泾县县令，起用为监察御史。成化庚子年，巡按辽东。当时有权幸之臣观察军队仪容，任意逞威弄智，擅自挑起边境争端，以求邀功请赏。军饷匮乏，士卒困苦。强君上奏章直接指斥他的罪行，言辞严厉激切。宪宗皇帝大怒，把强君下狱。理官迎合皇帝旨意，想用危险的罪名陷害他，判处死罪。因为找不到罪状，最终把他发配戍守辽东。过了四年癸卯年，因言官进言而获赐还乡，恢复原职，在家致仕。又过五年丁未年，今上登极，再起用他为山东按察司副使。不到一年，召入任大理寺少卿。又不到一年，转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又不到一年，改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与我成为同僚。这次把少卿、佥都御史、通政三个任职合并计算为一次考核，向朝廷进献政绩，出发的日子也快到了。南京的公卿各自作诗送别，退下来后我作了这篇序。我想，强君当初巡按辽东时，权幸之臣的威势如火焰冲天，难道不知道触犯他们必然招来祸患吗？强君认为有些事情理当去做，比祸患更重要，所以没有逃避。等到他戍守辽东时，权幸的气焰仍在，他自认为能够在辽东保全性命就够了。不久得到致仕的许可，回到家乡时，又庆幸自己能够悠闲地居处林下就够了。几年后升任今天的职位，那么前日的祸患本来就不是强君主动躲避的，今日的福分难道也是强君主动追求的吗？也不过是遵循道理来事奉上天罢了。我过去退居山中，多年来仰慕您的风采。如今有幸先后与您在这里改任官职，听到您的谈论，考察您的行事，才确信盛大的声名并非虚传，功勋事业也不是偶然。可是看您所遭遇的祸福，与仕途中寻常的升降、利钝相比，哪里只是相差天渊呢？假使当世士大夫都能像您这样行事，那么权贵的门庭和显要的道路上就会布满罗雀之网，门可罗雀了。我因您的事情有所感触，于是写下这些话。《送太宰泉山林公奏绩序》

译林公与我同在景泰癸酉年领乡荐，林公考中成化丙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春坊官职二十多年。弘治庚戌年升任国子监祭酒，不久以礼部侍郎身份掌管国子监事务，在国学大约有几十年了。皇上认为，人才是辅佐君主、使天下得到治理的根本；人才由国学培养，再由铨曹任用。如果所任用的不是所培养的，难道不会有冤屈吗？于是调林公任吏部侍郎，与如今致仕的太子太傅尚书屠公、如今参与机务的南京兵部尚书韩公，共同主持天下举人的铨选考核。落第者进入国子监，每三年考中进士的人，常常占新科进士的一半。入选时，林公一一记下他们的姓名、才干和相貌，与二位公卿共同品评说：“某人学问品行敦厚笃实，某人才气充足博大，某人节操刚正方直，某人可以掌管风纪，某人可以负责进谏，某人可以治理繁杂事务，某人可以治理简易事务。”根据才能授予职务，丝毫没有差错。不到一年，得到人才的声誉便传遍朝廷内外。恰逢南京吏部缺少尚书，皇上便任命林公补任。到任以来，他与少宰杨公共同端正礼仪法度，树立表率，南京百官都恭敬地信服仰望。国家每有大事，必定召集众人商议，广泛采纳各方意见。林公一发言，群臣无不欣然听从，所说的都足以培植根本、滋养元气，不只是对细小漏洞稍作弥补而已。所以刚过三年，他的德业更加隆盛，声望日益显著。然而古人三年考核政绩，开始以陈述政教作为考验，最终还要有车服等赏赐。林公这次前往，他所获得的赏赐，是圣明天子格外的恩典；他所宣讲的内容，则都是人人愿意听到的。近年以来，进士被授予治理百姓的官职，希望他们重视名器、建立功业，这本来是好事；但升迁太快，百姓得不到实际好处，难道不会让人在驿舍之间贩卖虚名吗？朝廷任用老成之人，希望他们考察天意、参究古代德政，这本来也是好事；但杂流出身的人入仕，大多头发秃了、钱袋空了，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呢？其中是否应当有升降任免、变通调节的方法来补救呢？林公家传的学问，受自先父太守，传自司马府的郎官；到了玉陛之前，自然会有应答和称扬。希望您把这些教诲给我，我将把它作为赠言；各位公卿也都这样说。《送曾学士致政序》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南洲曾公士美，三年考核政绩为最，上疏请求回乡。皇上认为他是侍从和文学之臣，特意批准了请求，并一并赐给他应得的诰命。曾公回到南京后，银台徐君以及中夏君廷璋等随从曾公游学于翰林院的人，相继请我写文章作为赠言。年轻时学习，壮年时做官，年老时归乡，是君子立身的大节。先生年轻时就读郡学，以文章在江右闻名，多次在主司主持的考试中不得志，于是以贡生身份完成南雍学业。成化辛卯年考中京城乡试，戊戌年会试考中正榜，殿试策问的回答出人意料，宪宗皇帝亲自擢升他为第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不久因进言论事触犯权贵，调任南翰林院。今上即位后，召回修纂宪宗实录，升为左春坊左谕德，三次主持礼闱。不久，南院缺少院长，改任今天的职务，掌管院务。前些年他已经七十岁，想请求休致，士林都认为曾公是状元中有声望的人；学士院是清要近密之地，朝廷并不轻易把词臣封为学士，获得学士名号的人百人中不过四五个。大家认为曾公精神尚好，应该暂且等待，争取得到任职三年的恩典，以尽孝养老之情。曾公勉力任职，到今年秋天正值考核期限，到了京城朝见皇帝后还没有等到任期届满，便再次上疏恳切辞职，于是获准先前的请求。曾公喜悦之情显露在脸上，立即催促整装南归。君子立身的大节，曾公始终没有遗憾了。不过，从前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结社于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开凿龙门八节滩，把游赏作为乐趣。范景仁退居以后，客人来访，无论贵贱都穿着野服接见，不再回礼道谢。张嘉贞致仕后不经营家产，有人劝他购买田地房屋，他回答说：“我做过将相，还担心饥寒吗？”等看到朝廷官员大量占有良田，死后不过正好成为无赖子孙饮酒吃饭的资财，我不这样做。曾公这次回去，要在山中结社；有太子少保蹇斋尹先生、国子祭酒冰王罗先生，都是词林中的旧交好友。到时手杖鞋履相伴，诗歌美酒相随。南洲的胜境，难道独独不能成为龙门吗？穿野服而不回礼，自有旧日风俗；至于不把产业留作无赖子孙的资财，也可以保证做到。这又是老年归居之后的一大节操。姑且以此来预卜曾公归后的生活。《送魏都检致政序》

译弘治元年秋八月，南京都察院检校魏君淑英，因为年过六十而致仕还乡。乡里的道路经过浙江宪副仲礼那里，仲礼是他的侄子，便请他到外馆居住。我与同僚诸君前去拜访，见他神情怡然，谈笑欢快，富贵功名丝毫没有束缚牵累的样子，众人都觉得奇异。我解释说：“四时有自己的次序，事情功成便应退处，消长盈虚，这是常理。魏君早年接受家庭教诲，游学县学，完成国子监学业，这些道理已经讲习得很熟了。况且他历任都察院官职几十年，经历的事情越多，见到的人也越多；拿亲身所见所闻来验证所学，荣辱成败的事迹也验证得更加广泛。今天这样的处境，本来就是应当如此。”有人上前说：“先生虽然了解魏君，却还不够深入。”龙溪是漳州的属县，临海环山，城郭幽静，野外清旷，实在是晦庵先生过去游历的地方。直到今天，当地风俗仍崇尚诗书礼仪，百姓以耕田养蚕为业，世代传承文化的故家大族，里巷相望。士君子经过、游览那里，都有迁居的愿望。何况魏君生于此、长于此，与宗族乡党聚居于此，这种礼俗之美本来就是他的世业。他在南京时，常常伸长脖子向南眺望，每每说：“九龙山，我在临漳登台远眺过；石狮山的岩石，竹林外有楼阁，是我休息栖居的地方；东西二湖，是我垂钓游玩的地方；屏山的石头，是我题诗吟咏的地方；龙江、月池、紫霞、赤屿，我的笔床和茶灶还在那里。”荐绅故老、山翁溪叟，又能与我在这些景物之间往来，共同享受余年的快乐。形迹虽然在都城，心却已经在山岩洞穴；身居官服华轩，梦魂却已经伴随着手杖鞋履。何况如今能够遂心如意地归去呢？我起身致谢说：“您说得对。成化乙巳年我游历漳州时，魏君刚刚服完父母丧期。正郎林蒙庵、郡守刘思侃、副郎卢深容、大尹董敦仁，都已经致仕，彼此登临观览胜景，整日吟诗酬答了好几次；山水之间，几乎都成为几案、砚台、酒壶和酒杯从事的地方。如今才过三年，而我说起魏君的出仕和退处，竟然来不及做到这些，难道是忘记了吗？恐怕不是这样。我所说的，是魏君从内心获得的自得；您所说的，是魏君借助外在环境而得到的帮助。假如他内心的所得不深，即使方壶、蓬岛陈列在面前，香山、洛社的诸位老人每天写信邀请他，他又能勉强自己去吗？”于是把两种说法合在一起作为赠言给魏君，并且借此问候仕途中的诸位君子。《宦途赠别图序》四时有自己的次序，事情成功便退处，这是上天的道理。君子年幼时求学，壮年时做官，年老时归乡，是为了顺应上天。国子监助教遗庵林先生文华，在正统丁卯年考中乡试，历任县学教官，到如今只任着一个青毡小官，已经将近四十年了。豪杰之士出自他的门下，前后相望。今年六十六岁，上疏请求退休，皇上批准了。吏部尚书赞赏他懂得退处，发给札文，命有关部门送去礼物。林先生把画装裱成卷轴，大司寇何公廷秀在上方题字。京城的荐绅和亲友又另作一卷册，分景绘图，赋诗咏叹，累计数百篇。浙江道御史是他的内弟少宰彭公凤仪，恰好巡察到这里，留宿交谈了两夜，请我为赠别文章作序，又请求我写几句话接在后面。那些摹写风景、铺叙情怀的作品已经写尽了，我还说什么呢？林先生如今致仕归乡，要居处在自己的乡里。有人问：“做官和居乡，哪一件更难？”我说：“做官容易，居乡难。”有人只认为我的话迂腐，于是我解释说：“官府的职责不会增加，进谏的责任也不涉及自身；在家是家庭，出门是乡里桑梓，来往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旧友，有举杯饮酒的快乐，没有按剑提防的猜疑，居乡似乎很容易了。诉讼案件充满庭堂，文书簿册堆满案头；办得急了，百姓怨恨，办得慢了，胥吏欺凌。强宗豪右以及扰乱政事、夺取法权的人，在旁边捋袖侧目，做官似乎很难。可是，做官的人到了不同乡里、不同井邑，百姓聚集在下面观看，只是看一时的得失，却不能测知平日的深浅，所以我的信用容易建立，他们的心也容易感动。假如天资优良，再稍微自我检束、遵守法度，那么办事就会迎刃而解、声势如风雷震动山岳；再以平易的态度施行，以仁慈的心情发扬，那么歌颂之声就会遍布道路，古代循良官吏的名声，几乎也可以取得了。居住乡里时，左邻右舍都是同乡，细微的言语和行为，都在他们耳目之中。想要兴起一种善良的风俗，他们便会聚在一起讥议说：‘你做的某件事还不够好。’想要倡导一项义举，他们便会指证说：‘你做的某件事并不合义。’宗族乡党，哪里能全都得到他们的欢心？少年中品行不端的，哪里能全都没有轻慢侮辱？所认识的贫困者，哪里能全都没有过高的期望？冤屈压抑，哪里能全都没有请求申冤的？妻子儿女，哪里能全都没有叹息？田园契券，哪里能全都没有拖欠负债？是非毁誉，哪里能全都不在内心引起波动？这些事情中只要有一件发生，即使住在乡里，也一天都不能安居。所以，做官虽然困难，却没有像居住乡里的困难这样大。不过，难道始终没有可以安居乡里的方法吗？老少都安适自在，儿童少年沐浴吟咏，这是上等的生活。卖掉金器宴请宾客，结社作诗，这是次一等。假如做不到这些，只闭门谢绝宾客，修习清静以怡养精神，不知荣辱，不闻是非；先我而死的人，我用余年守护他们留给我的事业，再把它留给子孙，这是又次一等。像这样，也没有看出有什么难处。有人感到奇怪，姑且解释一下，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赠给先生的文字。先生这次回乡，先去尝试其中的难处，我将随后到来，看看其中的容易。《宦途赠处图》序

译成化丁未年，我奉命任职两浙，到了杭州。当时，省政由我莆田同乡吴思周参与，黄汝器议决；学政方面，则由我承担其职务。第二年戊申，今上改元。三月间，虞部林居鲁以督理榷税来到这里。六月，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彭从吾巡视地方来到这里。他看待我和思周、汝器，礼意十分融洽，起初一点隔阂也没有，我们也忘了他是在巡视。不满十天，从吾巡视宁绍以及温处，汝器因分巡区域与他同行。不久，四川少参陈宗调、两广佥宪李元镇克美、惠州贰守林仲璧，都朝贺回来。云南大参方宜约，也因赴任经过杭州。思周和我带着酒菜，在潮鸣寺中宴请诸位。诸位夸赞颂扬圣天子的崭新政令，滔滔不绝；在倾心爱戴之余，又夹杂谈起乡园旧事，情怀十分欢畅。第二天，宗调早早出发，来不及送行。接着元镇、克美、仲璧一同出发，我在浙江驿为他们饯行。仲璧因为船中另有客人，没有参加，便分出席上菜肴到船中饯行。当时与两位先生的欢会，不比潮鸣寺逊色。当晚，汝器因从吾要前往金衢，从温处回来。又过一天，宜约将要出发，思周、汝器也在驿站中为他饯行。我正要到衢州办理行装，不能同行，于是挽留他直到晚上。我带着酒来，居鲁也来了，我们彼此尽情畅饮了很久。夜已经深了，居鲁回去，我和宜约一起住在驿舍中，大概又不比元镇、克美的饯行逊色。这天夜里五更，潮州人来报时，于是我得以和宜约同船沿桐江而行，抵达兰衢。又过一天，从吾也到了兰地，于是又在船中彻夜交谈。因而知道元镇、克美、仲璧诸位也都能在衢溪之上相见。天一亮，从吾下行桐江，巡视嘉湖，回到杭州。我考核完毕，在衢州与宜约告别，也回去了。从吾对思周说：‘从前子路离开鲁国，对颜渊说：“你拿什么赠给我？”颜渊说：“你拿什么安置我？”如今我和诸位先生十人在这里，送行的有一半，留宿相处的也有一半，难道是偶然的吗？’于是命工匠绘制图画，首先作近体诗一章，寄托聚会的欢乐；又依照原韵联作五章，作为赠给诸位先生的诗。那些属于留居相处的一类人，也同样如此。我看从吾的作品，气象宏大浑厚，深得赠言诗的体要。我不揣浅陋，也作了两句：‘快快前行，早日偿还经世济民的债务，回到家乡不要等到白雪堆满头。’ 诗句很拙劣，但心意颇为真切，送行和留居两种情形或许都可以通用。图画完成后，从吾在右边作序，空出左边等待思周题写。思周对于我来说，是乡试榜中的长兄；我承受他的劳绩，于是把这些话写在这里。日后在仕途中偶然相逢，展开图画观看，便会看到湖山奇秀，舟帆往来，有几位客人，在江边篱笆、亭台杨柳之间悠然欢笑的情景，那就是今天的情景。《东园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东园文集》卷八 （明）郑纪撰 序 《送王懋学提学山西序》我最初阅览河南癸卯科的贤书时，看见王懋学的姓名列在众士之首，却从未见过他本人。丁未年，我担任春闱同考官，合考各经，得到天下解元十多人，懋学也在其中。撤去帘幕后，懋学和门下士前来拜见，礼仪风度十分伟岸，仿佛内在修养都显露出来；这以后我才相信，他享有崇高声名确实不是虚名。那一年，我奉命提学两浙，懋学依照惯例回乡荣耀双亲，四五年间没有相见。此前我从国学改任南都，懋学恰好来主持南京户部事务，我们才偶然得以相见；询问他的内在修养，才知道他对于书籍很少有不读的，读了必定融会贯通，穷究其中的理趣，并不从事寻章摘句的学问。他的论说又能援引古今成败，以当时事务的得失加以验证，对于处理天下事务，有确实不可动摇的见解。他所作的文章，高古典雅，有《左传》《西汉》的风格；命意立论，多数发明前辈没有发明的道理，都可以施用于政治，所说的事情有实际内容，并不是无用的空谈。他求学的志向不分昼夜寒暑，听说士大夫家有自己尚未见过的书，必定竭力求看，直到一定得到为止。即使在官署公文尚未收束时，已经先展开书卷阅读，往往因此坐成疾病，也不停止。去年他在凤阳监督储粮时，还借我的《仪礼通解》带着上路。后来因疾病侵扰、事务繁忙，上呈文书请求休假；当时我转任户部正官，很高兴能够早晚继续见到他，以资助我这个老朽。懋学已经在家奉养父母了。不久，天官卿听说他的学问，恰逢山西提学佥宪缺员，便推荐他的姓名补任。任命下达后，懋学的病恰好也不需服药便痊愈，于是催促整理行装前往。山西籍在南京的荐绅，请求我写文章为他赠行。谏垣李崇岳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古代做官的人，幼年求学，壮年施行，始终是一条道理：壮年显达后施展为事业的能力，早年穷究学问时就已经完全具备了，只等时机到来，把它拿出来施行罢了，不需另求什么。所以三代以上，咎、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事业，卓然高远而不可企及。三代以下，董仲舒、汲黯、魏征、张九龄、韩愈、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些人，也差不多可以相比。因为有根本的学问就是这样。近世的学者习惯写科举文章，连家庭中洒扫、应对、昏定晨省的礼节都无暇看见，从早到晚手不停地翻阅书卷，全都用来雕饰时文，只想以此讨好主考官的心意罢了。父兄的责望，师友的引导扶助，自己所期待的，也就只有这些而已。偶尔有人谈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众人便聚集起来非难诋毁；不是认为荒谬，就是认为愚蠢，甚至没有人愿意同他站着交谈。唉，这究竟是谁荒谬、谁愚蠢呢？有人说，现在的制度就是凭文章取士，士人没有理由对此感到奇怪。我根据本朝提学的敕谕，要求把德行放在前面、文艺放在后面，敦促实际行动，戒除浮华。假如天下提学官都能恭敬遵循圣谕实行，务必使学生亲身践行孝悌，以真实的德行滋润自身，那么内在积累深厚，外在自然表现出来，写文章、吐言辞，自然会精纯通畅，科举功名也包含在其中。入仕以后，到时把它举而施行，咎夔、伊尹、周公的事业，就不会逊色于古人了。这些，是懋学已经试验而得到的成效，所以我在这里申说这些话送给他。《送俞良佐清戎西蜀序》

译三代以前，把军队寓于农民之中，邻里、闾族、乡党中的百姓，就是伍、两、卒、旅编制的士兵。三季务农，一季讲习武事；人人都是本地人，一旦有征调，不必携带衣粮，自己保卫身家，所以有甘愿效死的乐趣，没有逃亡的忧患。汉唐以后，把农民寓于军队之中，有禁兵、厢兵之名，有畿兵、州兵之号，本地兵变成轮番戍守。然而起初招募时，仍是二十岁为兵，六十岁退伍，百姓没有长期服兵役的劳苦。没有战事的日子，士兵分散在府中，将领归属朝廷；国家没有供养常备兵的忧患，劳逸能够均衡，聚散都有期限，所以百姓甘愿承受数年的辛劳，免除一家被骚扰的祸患。近世以来，把农民登记为兵，兵民一旦分裂，便不能再合为一体。一副戈甲，祖孙相传；路途万里，妻子儿女哭号；只有去送死，没有生还之理，所以人们以鬼名列入军籍，早晨解送，晚上便死亡。这是国家的大政，不是臣下敢于议论的。但只从清理军籍这一方面说，本朝自洪武九年起，有抽丁、朵籍、问发等法，错综编入军伍，彼此犬牙交错；近的相隔数百里，远的相隔数千里。本地兵十人中不过一二人，乡井离散，水土不相适宜，所以死亡疾病接连不断，逃亡接踵而来。负责清理军籍的官员，既有分掌此事的司府，又有督察的宪台，无非是想辨明军籍、查究被埋没隐匿的军户。近年司马又把清查出的数目作为升降官员的标准，因此督办者贪图功劳，闽浙之间几乎激成聚众啸乱的变故。唉，这是多么可悲啊！弘治辛酉年，南京江西道监察御史俞良佐奉敕到四川清理军政，顺路回乡省亲，台中同僚诸君在都城门外一起为他饯行，请求我写文章壮其行色。我认为，台职要办好极其困难；世人面对这件事，不贪图功劳就会被视为失职，不损害兵力就会伤害百姓，若不是学问通达、操守坚定，加上家教渊源深厚，恐怕不能胜任。良佐游学泮宫时，我正在两浙考选桐士，他多次名列榜首，不久便考中乡荐，到南宫参加会试、在大廷对策，仿佛探囊取物一般。起初任山东长清县令，守法而亲近百姓，政事公平，诉讼得到治理；后来被召入宪台，风纪肃然。他的父亲葵轩公，由天顺甲申年进士起家，任监察御史，巡按真定、西江，惩恶扬善，深得宪官体要；因注误而左迁澧州判官，转任茶陵知州，后来任六安、郧阳职务，所到之处都有声望，最终辞职回家去世。良佐具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操守、这样的家声，手持宪节前往，西蜀的职务一定更加张大，功绩一定更加显著；军队不致迷乱，百姓不受骚扰，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然而我对良佐的爱护，超过了对他所治理事务的关心；又因为忧虑深切，所以趁他出发之际，不得不把全部话说出来规劝他，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送陈孔彰佥宪西蜀序》天道化育万物，必定要依靠人的力量来完成功效；否则天也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物罢了。天地初开时，人都住在巢穴里，以采集野果为食，与禽兽没有区别。羲、农、尧、舜几位大圣人出世，成为承继天意、树立准则的君主，担负参赞天地、制定法度的责任；又有禹、稷等臣子辅佐他们。九州如同一个沟壑，禹加以治理，稷教人耕种，实际因此取得成功。三代百姓能够吃上粮食，是禹赐予的。到了秦朝废除井田，破坏阡陌、沟洫的制度，使它荡然无存，所以百姓贫困、盗贼兴起，秦二世随即灭亡。智者只实行顺势而为、无需强行干预的事情，不与水争夺形势，不与水争夺地势，不与水争夺利益。争夺形势就会使水激荡，争夺地势就会使水壅塞，争夺利益就会使水分流。这三件事都是大智者所不做的，却是小聪明者所要做的；所以百姓不能像三代那样，也就应该如此了。西汉以来，谈论水利的人，李冰称为第一，丈翁次之。李冰在成都开凿两江，使千里沃野，号称陆海；丈翁开凿煎䤵口，灌溉繁田，百姓得到它的利益。两江、煎䤵都在蜀地。不知如今蜀地的水利，比起李冰时代如何？大抵水性向下，地势平缓就容易壅塞，地势险峻就容易激荡，激荡就容易分流。天下的水，只有蜀地最为险峻激荡、容易分流；然而分流造成的祸害，没有比水碾水硙更严重的。水硙所带来的利益，没有比强宗豪右更横暴的。国朝在蜀地起初没有水利官，如今设置也不过数年，大概正是因此有所觉察。我的同乡中有一位贤能的部署官，名叫陈孔彰；他由进士历任主事、员外郎，如今升任蜀地佥宪，捧着玺书敕令前往的，才三个人而已。孔彰是福建的仕宦世家，国初以来，翰林、台谏之官代代不乏人，家庭累世的教化已经为他立下根本。他监督京城粮储，出纳精确；掌管关税，又革除了长期弊病，这说明部署官的职务又能发挥他的才能。如今把这些才能用到蜀地，水硙分利、强宗横暴的情形，就不必说了。近来四方多有战事，京城粮储屡屡耗损，我正想向朝廷建议，把元朝都城燕京时虞翰林所提出的筑堤防水、招募百姓耕种的办法，施行在京城东南的荒漫土地上；如果能够小试成功，难道还能舍弃我的孔彰而另作选择吗？孔彰已经出发了，我每天都盼望他的消息。《送张希皋佥宪山西序》

译士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应当知道，也没有一件不应当去做；而与自己的职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更应当竭力。国朝效法古代建立官制，设置按察司来整肃外司属官，考察众官的善恶而决定升降，这大概就是古代监司的职务，责任可以说很重了。弘治丙辰年，山西按察司佥事缺员，天官卿用南京刑部员外郎张希皋补任，皇帝批准了。南京荐绅及同乡好友请求写文章赠行。我认为山西是古代冀州的地方，东北抵达宣府，是天朝的北门；西北抵达沙漠，是虏廷的南户，大概是天下最大的屏障。它所属有府三、州五、卫二十余，守御诸所还不包括在内；这里又是天下精锐兵士、强健战马聚集的地方。近来大司马奏论，因为京军疲弱、战马损耗、兵器破坏、训练松弛，通行命两京堂上官分别处置。古代把军队寓于农民，三季务农、一季讲武；村庐井邑中的编制就是行阵之师，器械车马都出自田间，士兵没有长期戍守的苦处，农民没有远途输送粮饷的劳苦，这是上策。汉代赵充国停止用兵而实行屯田，枣祗招募百姓在许下屯田，诸葛亮分别在渭水之滨屯田，都是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这是中策。近世虽有屯田之名，却没有真正供给边疆的成效；边塞肥沃的土地都被权势者占有。墩台轮番换防，又要拿起农具耕作，粮食的利益全都进入私人之家；士兵不得不预先出卖草料来满足征求，暗中典当铠甲来供给衣食。平时已经疲困不支，临战又哪里能够奋勇杀敌呢？这就是所谓的无策。然而如今土地都属于监司管辖，兵民都由监司统驭；那些大奸巨恶、积年弊病，都是监司应当查访弹劾的。希皋前往担任佥宪，应该向同僚长官咨询的就咨询，应该上报朝廷的就上报，应该依法惩办的就依法惩办。与他的职务应当竭力之处相比，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希皋承继父亲参政公的家学，以《书经》考取解元，又在京闱中考取第一，历任秋曹，颇有才能声誉；办理这个职务，本来绰绰有余。不过我对于希皋这次出行，仍然寄予深切期望。因此写下这些话。《送郭总兵镇守广西序》巩固国家不能不有防备，而边疆要有防备，没有什么比选择将领更优先。选择将领的方法，大致有三点：考察门第功勋以了解他的世系，讲论韬略以观察他的智慧，了解任职经历以考察他的训练和阅历。这样，临阵就不会胆怯，判断敌情有方法，应付变化有素养。像曹武穆出使唃厮啰，唃厮啰听到他的名声便举手加额；契丹使者见他便快步而行，不敢抬头仰视。郭令公由武举出身任节度使，单骑会见敌虏，吐蕃于是连夜引兵退去。赵充国起于羽林，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攻打匈奴、先零、罕等部，开辟七十余城，以全胜取功，都是这样的例子。漕运参将郭君，某镇守淮安七年；弘治壬子年，广西副总兵缺员，皇帝命令廷臣商议补任人选。大司马马公推荐郭君，说他屡经战阵，能够担当重任；平江伯陈公推荐他，说他才识老成，谋略出众；少宰张公推荐他，说他任职年深，练达有余。皇帝综合众人的奏章，命郭君以都指挥同知充任副总兵，镇守广西。他经过南都，大总兵魏国公是郭君的姻亲朋友，请求我写文章赠行。郭君的祖籍是合肥人，高祖跟随太祖高皇帝在淮甸起兵，升任指挥使。父亲承袭祖上的职务，历次升任中军都督府同知，悬挂征西前将军印。郭君承袭升任都指挥佥事，这就是曹武穆那样的门第功勋。成化庚寅年参加兵部考试，升任署都指挥同知，这就是具有郭令公那样的韬略。郭君从前任指挥使时，征讨口外；任西夏、两广都指挥同知时，掌管十二团营。不久奉敕总督淮扬、苏松、海道，又奉敕任漕运参将，镇守淮安。又过三年奉敕督运赈济蜀地，也有赵充国那样的任职经历。司马因他能担当重任而推荐，平江伯因他的才略而推荐，少宰因他的练达而推荐，这些都不是虚誉；如今边将的这次选任，可以说是得到了合适的人才。不过，我听说古人任命将领时，天子跪下为将军推车轴，说：‘京城之外的事情，将军自己裁决。’所以政令统一，功业容易建立。近世边疆的兵权由宦官掌握，因此举措受到牵制，事情难以施行。郭君这次出行，难道也考虑到这一点了吗？然而天下没有正直却不能取胜、真诚却不能感动人的道理。宦官也只是人罢了；他们侵夺财物，我以廉洁对待；他们急躁扰乱，我以镇定对待；他们骄横强悍，我以谦恭对待。用我的真诚攻破他们的虚伪，用我的正直攻击他们的邪曲；以声誉威望使他们消解敌意，以容貌神色使他们的骄气消散，以议论逐渐改变他们；日积月累，他们将归入我的掌握之中而自己还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如果不能对自己竭尽真诚，反而又被别人牵制，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因此写下这些话。《送十三弟廷秀司教贵池序》

译《易经》的《序卦传》说：‘有了天地，然后万物产生，所以接着是《屯》卦。万物产生必定蒙昧，所以接着是《蒙》卦。’《彖传》说：‘儿童的蒙昧来求教于我。’可见师道具备于《易经》之中。《尚书》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之灵。’又说：‘树立他们为君，树立他们为师。’可见师道显现于《尚书》之中。所以，上古圣神承继天意、树立准则，于是有司徒的官职、典乐的职务。小学教育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大学教育穷究义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只想保全上天所赋予人的本性，使人能够像天一样罢了。孔子、孟子去世以后，师道隐微；秦朝坑儒，汉代崇尚黄老，宋、晋、梁、陈之间如蛙鸣蝉噪，师道没有断绝的，只剩一线而已。隋唐以来，有河汾学派的高才弟子，有昌黎的《师说》，师道才渐渐重新明白。我的祖先庄先生、露先生、淑先生三位在南湖倡导道学，实在是前后相继。到了宋代，像濂、洛、关、闽的学术源流，以及泰山、湖学、苏学的教法，师道又在世间大为昌明。我们莆田的学者虽然尊崇宋儒，实际上是受到南湖的启发。朱晦庵曾说：‘莆阳只有郑夹漈，读遍天下书籍的十分之八。’ 夹漈就是南湖的孙子。到了本朝，效法古代制度治理天下，把人才放在首位，君师教养蒙童的道理恢复到今天。于是天下府、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教师来培养人才；朝廷给提督学校官员的敕谕，必定把德行放在前面、文艺放在后面。我们莆田的文物于是冠绝天下，担任师儒职务的人，南湖的孙子几乎占了一半。廷秀是南湖淑公的后裔，年轻时曾向我求学，后来又跟随他的族兄乡贡进士廷容学习，还同廷容的儿子、如今任泾县学训导的大和成为家庭中的师友，对于师道本来已经知道大概了。然而我年轻时游学乡校，还学习洒扫、应对的礼节；如今却被破题、承题、对偶的文章取代。我长大后游学县学，还住宿斋舍、会集用膳，尊敬老师、亲近朋友，以修敬长者、爱护亲人的职责自持；如今却被夸耀时文、奔走走门路所取代。古人小学、大学的功夫，一下子就被扫除得干干净净了。我从前在两浙时，在国学中也曾依据上古圣神和本朝时制的办法，略作一二尝试。有人说我在浙江给一方带来祸患，在国学给天下带来祸患；这或许另有一种道理，我并不知道。如今廷秀分教贵池，想实行我的小小尝试，有人恐怕会认为给贵池带来祸患；若想借此破除破题、承题等应试文章的习气，那就不只是得罪先圣，而且还要得罪圣明的当今时代了。廷秀，你将如何选择呢？《送黄太守之程畨序》贵州是古代西南夷、罗施鬼国的地方，元代以宣慰司作为其行政单位。起初把这片土地分别隶属云南、四川、湖广三省，永乐年间才合并为一省，与云南、四川、湖广相等，仍设置宣慰司统辖。宣慰司所属有八个番长官司，成化年间又把程番司升为府，隶属贵州，以流官替换酋长，以任命授职代替世袭，这大概是用中原文明逐渐改变夷俗的开始。开府之初，守府的是邓廷赞公；邓公任满后由汪君接任。当时府治刚刚建立，形势还未完备，夹杂在卢、韦、卧龙诸番司之间。罗罗、犵犵之人形貌如兽、语言如鸟，王化不能一下施加，土俗也不能立即改变。邓公顺应当地习俗安抚他们，征收欠赋、召集劳役，缓慢而不急迫；调解纷争，宽和而不强暴。有人送酒食，他笑着收下，不露出拒绝的神色，有时还因此与他们一起喝饱吃足。居民有病，便给他们药物，有时亲自诊视。对他们腰佩刀、背负弩，不加禁止；进山采集、打猎野兽，也不加改变。这就是邓公把百姓看作子女，百姓把邓公看作父亲，官民如同一家父子，和蔼相处直到任期结束。因此案牍上都积了尘土，溪洞之间安定无事。邓公离任以后，人们对他的思念直到今天也没有衰减。汪君或许认为邓公过于疏略，便用法律约束；又纠正邓公过于放纵之处，用威严使大家整齐一致。欠赋欠役不许超过期限，曲直一定依法裁断。馈赠不敢送来，有病不敢报告，刀弩、采猎也不能自由进行。只有官府的法制，没有牧民官对百姓的恩情，百姓开始不能忍受，便起来抗拒；幸而又有邓公的身份和影响来为他们解围。邓公顺应习俗治理百姓，不一味依靠法律，所以百姓感念他的德行而受到教化；汪君则只凭法律治理百姓，不以恩情联结他们，所以百姓违逆他的心意而发生变乱。这难道是百姓的过错吗？是治理百姓的人的过错。弘治甲子年，因程番缺少守令的消息上报朝廷，皇帝命南京兵部郎中黄君某补任。赴任日期已定，代替黄君担任郎中的，是我的同乡朋友陈弘载；他率领诸位同僚请求我写文章赠行。治道有升有降，政事也随风俗改变。程番起初习染鄙陋风俗，从成化年间开府至今将近三十年了。溪洞之间，老年人已经死去；城郭之内，年轻人正在出生。死去的人连同旧土俗都逐渐消尽，年轻人将在未来迎接王化；改变风俗的机会大概已经渐渐出现，只是还没有完全实现。您这次前往，如果完全像邓公那样，恐怕会失之于过分宽松，当然不可；如果完全像汪君那样，又会失之于过分严厉，难道可以吗？程番既然已有改变风俗的机会，您若斟酌邓、汪二人的做法，以真诚感动百姓，诱导扶助他们的情感，再把他们转移到遵守法律上来，那么又何必担心西南百姓不能成为中国之民呢？您的父亲扬之仪，是真人先大夫某公；他以国医的显赫官职在朝廷任职，您曾侍奉在旁，后来登上京闱。儒学之道和医术，您确实两方面都兼备。古人说治理百姓如同治病；凭您的学问技艺如此，治理政事又有什么困难呢？因此写下这篇序文，为您的出行增添光彩。《送姚懋明守永州序》

译君子做官，不担心没有职务，担心的是才干不足以胜任职务；不担心没有百姓，担心的是恩惠不足以施及百姓。即使有才干和恩惠，有时也会受到牵制、阻塞而不能施行，这就同没有才干和恩惠一样。本朝设置官职、安排官吏，京畿之外，上有藩司、臬司，下有郡县；上级以此统临下级，下级承受上级，体制秩序严明。藩臬官并非不想把恩惠施及百姓，只是地位高、距离远，事情必须经过郡县才能传达。郡县官都贤能，传达就容易；不幸未必都贤能，一件事情，今天搁在郡里，明天搁在县里，督促责问越勤，执行反而越迟滞，想让百姓真正得到恩惠就难了。县令并非都没有才干来办成事情，只是地位低、力量薄弱，百姓亲近而且轻视他，凡事必须接受藩臬的约束才能施行。假如能得到藩臬信任，施展才干就无往不利；否则便会被参劾驳斥、摧折挫败、拘捕逮问，想让他的才干成就事务也很难。只有郡守的职务不是这样：他的品秩名位，上可以与藩臬相抗衡，下可以与百姓相接近。藩臬巡行到郡里，必定用特殊礼节接待；事情可不可以做，郡守能够坚定地请求，从而停止或施行。至于乡里平民，郡守有父母般的亲近，没有门戟森严的威势。郡守的喜怒，百姓能够知道；小民的忧乐，郡守能够听到。一有善政，早晨从厅堂发出，晚上便传到四境；相距咫尺之间，没有人敢阻塞违逆。既有藩臬的尊贵地位来施展才干，又有县令般的亲近来传达恩惠，难道不是郡守吗？县令所难办的，都是郡守容易办的；郡守容易办的，又是藩臬难办的。那么，担任郡守职务的人，应当怎样用心呢？南京礼部郎中姚懋明是吴地人，以《春秋》经考中辛卯科京荐，乙未年考中进士，授水部主事，分治临清。任满考核后，因母亲年老请求改任南京仪部，历任至今职。去年冬天被选任为永州知府。同乡在南京的荐绅请求我写话赠行。我认为湖南是天下的大藩镇，永州是湖南的大郡，懋明的才干和恩惠有可以施展的地方了。起初治理临清的繁剧事务，如今任礼曹的清闲职位；繁剧足以扩充他的知识才能，清闲足以涵养他的心术，那么懋明才干和恩惠所凭借的根本也已经具备了。这样看来，今天担任永州知府，只应当看见容易，而不应当看见困难，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给懋明的文字。《送万侯之僊游序》弘治甲寅年，天官卿选拔国学生，等待铨曹考试后补任县令；宣城万廷器与我同列选榜，注授我县。当时我正好在京城考核政绩，张榜那天，我先上殿辞行出城，没能与万侯相遇。等我回到南都，万侯也顺路经过家乡，后来又来拜访我；于是我为他赴任送行，并且勤恳地询问当地政事和风俗。我告诉他说：‘官吏治理百姓，就像医生治疗疾病。您知道医道吗？内伤要巩固根本，外感要治疗表症。巩固根本没有比参苓更好的，治疗表症没有比姜桂更优先的。这是医家的法则，也是东垣、仲景能够流传不朽声名的原因。’我们的莆田在宋代兴盛时，文物衣冠在八闽中首屈一指。国初仍有六十四图，主户、客户以数万计；永乐以后逃亡损耗极其严重。宣德年间，县令王彝公逐渐培植恢复，百姓才开始苏息。如今保存的里图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都是王公遗留下来的百姓。然而当地风俗崇尚奢侈，骄傲懒惰，家中没有一甔一石的储粮，房屋、衣服、器物却务求华美；男女婚姻彼此夸耀铺张，子弟以耕作为耻，学生以跟随老师学习为耻。春天田野长满杂草，夏天案头积起尘土，因此家家拖欠赋税，动辄以千计，几次科举都没有中第一名的人。这就是内伤的疾病。又以少数弱小的良民，夹在强大的邻敌之间；邻敌乘机窥伺，吞并田地、索取人质，牵连不断；不是以人命陷害他们，就是诬陷他们为军丁。官吏借机罗织罪名，不把家产全部耗尽用来赔偿就不停止。再加上郡里差役构陷，百般索取，凡有催收赋税，往往抬高一分作十分。百姓一年辛勤劳作，还不足以供给一个月的费用，只得典卖田宅、卖掉子女，接连不断。这就是外感的疾病。一个强壮的人，内外夹攻尚且没有生还的希望，何况是羸弱的人呢？值得庆幸的是，离古代还不远，所以旧家遗风仍有保存。我根据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来说，张德源乐善好施，陈履素敦厚朴实，林孟光质朴野真，郑德安古雅淡泊，后生小子还能够夸赞颂扬、向往仰慕他们。您这次前往，要用平和易近的态度亲近百姓，用恳切的言语晓谕他们，传播勤俭风气来节制骄奢习惯；驱使游荡的百姓回到田亩，诱导厌倦学习的人亲近师儒。这样农民就有余粮，科举就不缺人才，参苓补益根本的功效便能奏效。刚强的人不吐弃，柔弱的人不欺凌；刁悍豪强到来，就用礼貌消解他们，用威严镇服他们。祸患可以转嫁，百姓却不可虐待；石头可以放下，法律却不可屈服。这样凶恶豪强收敛踪迹，善良百姓安然生活，姜桂治疗表症的功效便能收到了。其中，积久的习惯经过长期熏染、蒸融和转化，哪里知道张、陈、林、郑四位的风范不会在今天重新出现呢？将来有一天，万侯升迁到大郡，我们莆田的百姓不把您奉入东湖祠与他们相配，而歌颂您把这次任职称为仙游，您岂不就成为东垣、仲景了吗？《送廖侯之僊游序》

译今上登基改元的第三年春天，正值天下百司朝会的时期，皇帝命天官卿大规模考察、选拔官员。因为要用新的办法治理政事，我们莆田的一名知府、两名县令都缺员。天官卿既用刑部员外郎王存敬补任知府，于是召集天下正在选部候选的举人，选出李某和廖侯补任两县县令。任命下达后，人人都因莆仙地方大小而替廖侯感到欣喜或忧虑。只有廖侯不以此介怀；当时我正奉命进京，他反过来安慰开导我。廖侯更加乐意赴任，出发的日子也将到了。我们莆田举人张炫与廖侯一同在南宫任事，对我说：‘您应当有话赠给他。’我认为，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大到天高地厚、河流山峙，小到草木荣枯、羽毛鳞甲飞跃；尊贵的君长，卑下的百姓；亲近的父兄子弟，疏远的乡里；近处的家庭，远方的蛮貊。它们的分别虽然不同，道理却一贯而没有遗漏；它们的元气流通而没有隔断。仁者各按自己所在的位置和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或广或狭，都一定使它们各得其所，并且使它们的休戚苦乐始终同自己相互关联，这才称为仁。平民尚且忧虑天下之事，何况以人民土地为职责的人呢？仙游是莆阳所属的县，唐代以及五代时与其他州县并列。自宋天圣年间以后，仙游的人物和科举功名便在闽中居首。到了元代，渐渐衰落。沐浴本朝恩泽一百多年，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然而百姓虽然稀少，土地却广阔肥沃；木材足以供房屋、舟车、柴薪之用；泉水足以灌溉、捕鱼、漕运，榷取粮食；谷粟足以供给邻近地区；牧畜足以供宾客祭祀、老人和疾病之需，百姓容易谋生。大家族还崇尚廉耻，小民畏惧刑罚；赋税不拖延，诉讼除了田园之事没有深重纠纷，市场上没有争相炫耀，乡野间没有抢夺。上司一年送迎不过一两次，官吏容易施行政务。可是，县城处在兴化、泉州交界，百姓多受敌害：因为土地广大富饶，豪强常常窥伺吞并；因为百姓畏惧法律，凶强之徒多方罗织、相互暴虐；因为按察官很少到来，受到压抑的百姓多不能自己伸张；因为赋税不拖期，上司征收时往往要求过重。凡此种种，都是百姓切身的病痛，不能不依赖主管官员以仁心治理。廖侯是增城人，由戊子年乡荐进入太学；所受培养深厚，本来已经懂得百姓需要仁政。听他说论时事，事理周到、见识明达，又不至于不懂得如何施用。以廖侯的政绩和百姓的生活来看，我更加觉得这件事没有困难。因此写下这些话，向仙游百姓道贺。《东园文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东园文集》卷九 （明）郑纪撰 序 《钓台集序》炎汉的国运改变了符命，新都改换了名号。南阳宗室图谋恢复旧有的一切，正值上天开创、局势混沌之时，汉朝能否重新成为汉朝，还未可知。海内英雄听到风声便奔走归附，都想效忠勤王、讨伐贼寇，以微小的功劳流传于史册。如今汉鼎已经安定，朝廷延揽访问幽居隐士，粉饰中兴局面，正是怀抱道义的君子像云龙、鱼水般相逢的日子。先生观察旧日故人，三次征召之后才到来，这是为什么呢？伊尹耕作于莘野，傅说筑墙于傅岩，吕尚在渭水垂钓，他们当时未尝没有终身隐居的念头。可是有一天，聘礼的殷勤、图像的肖似、梦兆的征验出现，于是突然翻然起身，各自成就一代事业，后世从未有人非难他们改变节操。如今先生虽然应聘出山，却始终没有被他所屈服，又是为什么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光武年轻时曾同先生一起游学，他既然了解先生，一定十分深刻；谋划让先生出仕，也一定十分周密。自王莽地皇壬午年起兵，到汉建武己丑年以后下诏，其间七八年，先生的行踪、生死，几乎都不曾放在心上。至于像抱柴送薪、进献饭食那样突然相遇而表现的殷勤，和从前相比已经差得很远了。难道是先生过于迂腐，不足以同他谈论军事吗？商汤让伊尹担任阿衡，丁王把傅说安置在身边，文王尊吕尚为尚父；光武对先生只是抚慰几句，称他为狂奴，授给谏议之官，他对待先生也显得轻慢而容易。难道先生只是一个特别孤高、有操守的人，对于师傅之道或许还有所不曾听闻吗？不然，必定是先生对于光武帝的了解也很深，对光武帝的谋划也很熟悉，又因为这个缘故早有预见和筹划，所以不敢把他当作商、周的那些君主来对待吗？唉！先生如何自处，以及光武帝如何对待先生，不必深究了。只是这部文集一旦刊行，不知世上那些夜以继日奔走于权贵宠幸之门的人，读了它会作何感想？可惜它出版得稍微晚了一些。然而从今以后，也不能说它没有益处，所以把这些话写下来。《丰清敏公遗事》序 宋代熙宁、元祐年间，党争议论正开始兴起。四明丰公丰熙任宰相，凭嘉定进士出身，历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谏议大夫、中司八座，在近侍之职上任职三十多年。凡是君心的邪正、朝政的得失，以及宰相大臣的贤能与否、宦官的邪曲奸佞，只要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说尽的；不畏惧权贵宠臣，也不躲避谗言诋毁，最终因被牵连进党争而遭到中伤，削除名籍。郑纪记叙自己退居林下，正在考究古今人物时，得到丰公的裔孙、司训丰耘和他的儿子、编修丰熙所收藏的一篇丰公遗事，他们拿来给我看。我拜了两拜，诵读一遍，其中那些危言峻行、正直敢言的话，充满在简册之间，凛然仍有生气。然而丰公官位虽然显贵，家里却十分贫困；去世以后，田地只有七十多亩，房屋仅有几间，囊中箱里空空荡荡，子孙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的两个儿子安常、泰常都先于他去世，各有两个儿子。安常曾任太学正，诸生送来两百万钱的丧赙，他的妻子于氏恐怕玷污丈夫的清白节操，不肯接受。安常的儿子已经做官，泰常的儿子却尚未做官，丰公便先把郊祀时推恩的恩典及于他。泰常之母认为长幼有序，也辞谢不接受，愿意等到下一次郊祀。大概《大学》的道理，是先修养自身，再治理家庭，再治理国家，最后推及天下，次序不可紊乱，而功业也不可缺失。丰公的根本和本性澄澈纯正，外界事物不足以牵累他的身心，所以他的两个儿媳都很贤德：一个不接受不合义理的钱财，一个不接受越过次序的恩典。这大概是家庭之间熏陶浸润得十分透彻，内在积累而从外表显现出来，自然而然不能自已。他那些忠诚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用来匡正君主、挽救国家，不过是其德行的余绪罢了，哪里值得拿来为丰公多作称赞呢？从前晦庵先生在叙述丰公遗事之后说，孟轲诵读仲尼称说水的话：“源泉滚滚流出，昼夜不停，有根本的事物就是这样。”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后世士大夫议论时政、抨击同僚、震动朝野，像丰公这样的人间或也有；至于自身和家庭，却没有人能做到丰公万分之一。这正是丰公确实可以称为宋室名臣，而后世之所以难以企及的原因。丰公的裔孙父子与我郑纪之间，都有这篇文章的缘分，所以写下这些话送给他们。《刘子贤简札》序

译这些是刘子贤先生同我往来的书信。他的字写得拙朴，辞句还不够工整，记诵询问的学问也还不算丰富。我于是把它们汇集编成一卷。刘君是莆田水南人，家里非常贫困，兄弟四人都靠教书维持衣食。父亲早亡，浅浅地埋葬在菆所，他的母亲朱氏守寡把他养大。他稍微懂事后，详细询问父亲的缘故，便爬到菆所覆盖棺柩的地方，哭到吐血昏死，苏醒后又昏死过去。成年以后，母亲命他迎娶相君的女儿，他跪下辞谢说：‘父亲还埋在浅土之中，我是天地间的一个罪人，凭什么娶夫人的女儿呢？’母亲强迫他，不能停止，他才迎娶过来。一年多仍然和妻子分床而居，母亲察觉后劝解他，但不能改变他的心意。他每天到菆所哭泣，时间久了身体瘦削得只剩骨头，乡人怜悯他，凑钱帮助安葬，事情办完后他才恢复正常。遇到大比之年，他和同辈一起赴科场，监考官吏呵斥驱逐，搜检十分严厉。刘君感叹说：‘这难道是对待贤者的礼节吗？’于是拂袖而归，最终不再参加科举。他居家时每天鸡鸣便起床，洗脸梳头、穿戴整齐，带领弟弟和弟媳到母亲那里问安。早晨侍奉母亲进食，每餐鱼肉美酒一定极其丰盛洁净，而自己和家人只吃盐和腌菜。家人有时生出别的想法，刘君便锁住自己的颈项责罚自己，不肯进食，众人受到感动醒悟后才解开他。提学周佥宪听说此事，召见他，他不肯前往。周佥宪先向他行礼，不久又赠送白金五两，他辞谢说：‘这是用来帮助供养我母亲的。’ 刘君拜谢后接受了白金，对弟弟们说：‘这是送给我母亲的馈赠，不要拿去作别的花费。’每天在通常的饭菜之外一定增加一道菜，以此表明对他人恩惠的感激；白金用完便停止。起初他住在水南的闹市中，觉得不自在，于是在偏僻处买地，先建造祠堂。有一天梁姓之人来到那里跳跃喧闹，想要夺取他的地，刘君惊愕得不知他说什么，于是暂时放下身份向前诉说，并且说：‘我历尽万难才想出这个办法来安顿我的祖先，仁人君子难道忍心败坏我的事情吗？’那人怜悯他，便把地让给了他。成化庚子年，我和他在云洞山中会讲，过了半年多，每天早晨会面作揖后，他必定互相讲说教诲之言，然后才出去；凡是以成圣为期许的事情，退下后便阅读正经、谈论正事，晚上又这样做。见到别人有一件善行，睡觉、起床、吃饭、休息之间，心里从未有片刻忘记。他一生的足迹很少走进城府，显达的君主和贵人也很少交往，来往的人中只有我和他交情最深。我从他那里接受的规范和法度最多，从这些书信中也可以看出来。圣学以诚敬为入门，以实践履行为根基。像我的子贤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接近圣学的人吧？我和子贤分别在八千里之外，至今已经一年了。偶然翻阅书箱得到这几张纸，于是把它们表彰刊出，使我早晚之间心目中仿佛能够见到他，从而不懈怠于用力修学。也希望借此让朝堂之上万一有人知道山林之间有这样正直的人，士人群体中有人知道斯文中有这样正直的气节，海内乡里的后生小子知道人生有这样正当的学问，对于世道未必没有一点补益。《郑氏族谱》序 古人编写族谱，是为了尊敬祖先；后世编写族谱，却往往是在欺罔祖先。比如第一代称为高祖，那么从高祖到玄孙，按世代计算共有九代；按年岁计算将近三百年；按人口计算，出生繁衍的人何止一千几百？如果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世系联系起来，作为子孙的人将会彼此相看如同路人。这就是编制谱图的原因。谱图建立以后，翻阅之间便会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曾祖、我的高祖；那是我的同父兄弟、再从兄弟、三从兄弟、四从兄弟，直到整个宗族。活着时便奉养他们，死后便表达哀痛；年长者慈爱年幼者，地位卑下者奉事尊长；服制有轻重，礼节有减杀和隆盛，这难道不是尊敬祖先吗？像我们福建的族谱，其中还有一些可以说的地方。从前光州王潮兄弟攻克寿州，带领三千人进入福建，分散居住在闽越之间；王审知占据福建后，偏重故乡，但凡仕籍中有从光州固始来的人，便能够获得美官，升迁也不按常规，所以福建人自隋唐以来，连本地原有的旧姓也附会迁就自己的族谱，说是从光州固始进入福建，以希望得到越级升迁的恩典。并且还说，从前汉武帝因为闽人难以服从，把他们迁徙到江淮之间，于是使闽地空虚，直到王潮时才重新有了福建。这难道不是欺罔祖先吗？我们县乐山的郑氏，和我同样出自周代郑国的桓公，都是同一位祖先赐姓。西晋发生战乱，又同样渡江南迁。露公、庄公、淑公三位先祖，又同样进入莆田。后来露公居住在莆田，淑公居住在仙游，庄公居住在兴化，于是郑氏进入莆田的支派又分成三支。乐山郑氏在宋元之间有一位仁仲公，因为躲避回鹘寇乱，便居住在仙游蜚山脚下。如今族谱把仁仲公作为最初迁居的祖先。仁仲生德新、德隆、德悟。德隆生仙，字伯真，就是号称乐山的人。仙生恭、宽、信，此后的子孙在图表和世系中都能看到。信的次子诏，获赐七品散官，凰请我在篇首作序。我认为我们郑氏先世的谱序，已经把这些说得很详细了，这部族谱也记载得很详尽。国朝永乐初年，乐山公重新修订这部族谱，又亲自叙述蜚山的世系，更加详细。我还说什么呢？宋代眉山苏氏《谱亭记》说：‘凡是属于这一族的人，死了一定要前往吊祭，娶妻一定要禀告；年少而成为孤儿，年长者就要抚养他；贫穷而无所归依，富裕者就要收养他。不这样做的人，便是族人共同指责责备的对象。’我谨慎地引用这些话来告诫后世子孙。《新里甲日录》序

译士人君子生活在世上，出仕便忧虑天下，退居便忧虑乡邦，救济时局、惠泽万物的心意，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我在家闲居将近二十年，历观前代征取民众赋税的制度：什一税法败坏了，春秋时期改为按田亩征税，秦代改为按人口征钱，汉代改为按人口计算赋税，唐代改为两税法，宋代又改为青苗法；宽泛的额外费用没有固定标准，征收聚敛没有限度，百姓不堪其命运，也是理所当然的。本朝的赋税制度，民田不过征收五升，官田不与民田一同承担徭役，相比什一税法又轻了。可是为什么百姓百家之中，靠借贷来维持衣食的竟有十分之七八？农家手里拿着镰刀，锅和甑却已经空了，颠沛流离、拖欠逃亡，户籍版图一天比一天缩减，却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近来偶然得到一部《里甲日录》阅读，县令黄时在任时，每个甲当值一个月要用银二十多两，十六图一年计算下来，要用银三千多两，全部只是厨房的供应、妻妾的供养，以及过客来使、权门馈赠的需要罢了。至于祭祀宴饮、科举贡士、物料供应一类的费用，国家典制所记载的，大致一项便要十年征收一次，又超过一千两。以一百六十户的百姓共同承担三四千两银子的费用，却想免除借贷、拖欠和逃亡的祸患，不也是很难吗？这虽然是黄流造成的灾祸惨状，然而当时的里正和豪强也趁机吞噬百姓，不能推卸自己的罪责。如今县令彭君刚到任，一念仁慈，正是让我们百姓得以喘息的日子，只是他还不能完全了解民风土俗。我弟弟今年列名担任里正，于是召集同事，清洁身心、涤除杂念，议定供应事项，汇集编成一部日录，从圣寿祭祀宴饮以下，直到役夫的工食征收，都衡量轻重，分条列目；对上可以供给公家，对下可以舒缓民困，一年计算用银不满五百两，每甲一年出银不过三四两，比起往年只有七八分之一。日录编成后呈送县衙，随即同里甲一百四十户共同盟誓来坚定执行，把它作为一年共同需要的规则。田野中的百姓想让它永远流传，请我在篇首题写文字。我曾经考察本县兴衰的踪迹，唐宋盛世的情形，谱志中已有记载，不必再说。本朝初年富裕丰足，不比前代差，不久却遭逢虎寇造成灾害，百姓损耗大半。宣德年间，县令王公怀着救火救溺的心情，实行改弦更张的政策，把陷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从困苦中救出。我们百姓为他立碑建祠，报答称颂从未衰减。近些年却又从安适之中被推入水深火热，这次的祸害比老虎更凶猛，比盗寇更暴虐。同样的法制，同样的品秩，同样的土地和人民，施政趋向却有这样的不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孔子谈论治理国家时说，要节约费用而爱护人民。邵子说过：‘各位贤者如果能够使百姓少出一分力，那么百姓就会受到一分恩惠。’我冒昧引用这句话，为山野百姓祈愿。《五十自儆》序 居士生于宣德癸丑年闰八月，此后经历了十七个闰年，却都没有遇到闰八月。成化壬寅年，居士五十岁，恰好既逢闰年又逢闰八月，众人都觉得奇异，认为这是天与人相会，并非偶然。到了今天，各位亲朋带着酒壶酒杯来为居士祝寿，族人和子弟也举酒祝寿。居士为难地说：‘大丈夫生在世上，把天地万物的责任担负在自己身上，近则使一家长寿，远则使一国长寿，更远则使天下万世长寿，难道只计较自身的年岁吗？’子弟上前又说：‘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今天一个人的寿命，实际上就是家庭、国家和天下万世的长寿。’我又为难他说：‘古时候百岁称为上寿，八十岁称为中寿，六十岁称为下寿，五十岁处在什么位置呢？’众子弟又上前说：‘五十岁是人生中段的年纪，超过五十便算长寿，不到五十便算早夭，所以五十岁虽然还不能称为长寿，实际上却是长寿的阶梯。’我又问：‘五十岁还不能算长寿，你们为什么给他祝寿呢？’众子弟没有话回答。居士替他们解说道：‘你们认为居士年少时便考中科举，任职近侍，又获得推恩封赠父母，终于享有荣养双亲的乐趣；居家时约束子弟，礼法之中没有人敢违越；营造祠堂和坟墓都有可观的制度；清苦恬淡、退让自守的节操很受当时推重，在乡邑间又颇有事功，所以居士早早便成就立身之业了。’ 天地造化对于人，向来不能使人功业完全，所以本来就急切地希望长寿。然而你们对于居士的了解也太浅了。孔门弟子十五岁立志于学，居士年少时虽然也有这个志向；三十岁应当有所成就，居士却还没有立身；四十岁应当不再疑惑，居士却还没有达到不惑；五十岁应当知道天命，居士却还不知道天命。孔门的事业，居士从未有一项真正完成。如今即使离开五十岁这个阶段而加倍前进，以补回从前的功业，并且按次序完成将来的事业，成就也已经晚了。你们何必担忧造化的穷尽呢？从前卫武公九十五岁时，还在国内规劝警戒，从卿以下直到师长和士，只要在朝为官的，都不许说我年老而舍弃我，必须恭敬地在朝廷上互相告诫我。你们不能用这种话来警醒我，却反而想举酒为我祝寿吗？’众子弟道歉退下，居士也向宾友致谢。于是拜谒祠堂，追念感伤、悲痛酸楚了很久。众人都说：‘好啊，先生的长寿，果然不同于世人的长寿！’于是写下这些话来自我警戒。《台頖留行诗》序

译成化丁未年春天，现在的福建提学宪副韦君与我在南宫共同校阅文章，刚出帘，便一同接受了提学的任命。这一天一同受拜任命的共有七人，三位副职、四位佥事。职衔虽然重要，但同吏部和都台的体制有所关联。旧日规矩是参谒时都屈膝行礼。韦君当时任琐帏，我在翰苑，于是说：‘礼贵在恰当适中，如今我们以教化风俗为职责，却先向人屈身，怎么可以呢？’韦君说：‘是。’于是得以免除屈膝之礼。我私下曾庆幸自己和韦公的志向相同。接受敕命后，我前往两浙，南北之间屡次调动。韦君先到东广，后来又调往闽南，彼此没有互通音问达十几年。我因请求恩准归乡扫墓，才在臬司相逢。第二天在郊外饯行，只略叙离别之情罢了。到家不久，听说韦公上了自陈之疏。八闽的师生联合上章恳求挽留，韦君离去的心意却更加坚定。众人的情意无法表达，于是写成诗篇，名义上是赠别，实际上表达挽留之意。大概是希望在吟咏之间，或许能使韦公有所感动，从而改变他的志向。仙頖教谕尹佑等已经把诗编成一卷，专门由一名学生奉上，题名为《台頖留行》，请我作序。我因此恭敬地问道：‘您作为福建士人师生的老师，恩义确实已经深厚融洽。’ 您今天离去，或许是有所激愤才这样做的吗？还是因为合于义理才这样做的吗？如果是受到激愤，那么出仕或退处的关键取决于别人；如果是合于义理，那么退休的期限还没有到。这样看来，两种情况都不能成立。如今在外任职的大官中，只有提学这个官职，以道德性命之学为中心，以礼乐诗书为事业。拿着经书前来求学的人，不是良民中的俊秀，就是京城贵显人家的子孙。上等的想探究伏羲、黄帝的奥秘，窥见孔氏门墙；下等的炫耀文辞来谋求科举功名；再下等的，便是争夺贡额、经营廪禄，得到便高兴，失去便发怒，随之而来的是毁誉。如果没有深厚学术根源、洞察鉴别的明智和如铁石般坚定的意志，很少有人不被这种情形困扰。您的去意，难道是因此受到激愤吗？然而您从前既然没有向权势屈服，那么现在也不会向这种情形屈服，由此便可以知道。年幼时学习，壮年时实行，老年时归退，这是仕途的规律。国家制度规定年满七十岁可以退休。如今闽地师生共同挽留您，恳切到这种程度，那么圣天子尊崇儒学、爱惜人才的心意，也可以由此知道。因此，您要离去的心意，似乎还不能这样决定。我姑且写下这些话，作为《台頖留行诗》的序。《孝感亭诗》序 上天使人出生，不过是理与气的流行。人得以出生，也不过是承载着理、以性为主宰罢了。圣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践履人的形体，则上天赋予我的东西浑然完整，没有一点欠缺。他们积累的德行深厚，诚意达到极点，自然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所以在喘息呼吸之间，天地造化的道理在身边处处遇到根源，触及没有不发生感应的，感召没有不得到回应的。比如伏羲的河图、神禹的洛书、周文王的岐凤、周武王的丹书，都属于常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学问尚未达到圣人境界的人，若能使一个念头达到至诚，也足以感动天地，如王祥卧冰求鱼、孟宗冬日求笋、王裒招来白乌以及甘露降临之类的事情就是这样。圣人的德，是完整体现的太极；学者的行为，是各自具备的一个太极。感召的道理，不在于德行大小，而只在于一个念头是否真诚。王祥、孟宗等人和伏羲、禹、文王、武王，本来就不是同一等类，然而在当时，他们难道不知道冰中不可能有鱼、冬天不能生笋，以及荒山中的草庐不适宜居住吗？只是他们一念真诚，只知道孝敬父母，而不计较其中是否合乎常理，也不顾及自身的利害。连自身都顾不得，难道还会有意求得世人的知遇、在后世留下名声吗？如果有一丝一毫求知求名的心，那么他们当时悲伤酸楚、痛哭流涕的心意，都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父母。用父母的身体去换取自己的名誉，这种不孝的罪过，哪里能够赎回呢？绩庠有一位许钦先生，家境贫困，父亲去世后无力安葬，只能停柩在依附房屋搭建的茅亭里，自己披麻戴孝守在旁边。他的哀号感动了天地，祥瑞之物纷纷出现。南台侍御郭仲端君任绩县县令时，得到这一情况，题写‘孝感’二字给这座亭子命名。奉敕提学司马君、林君也多次加以奖励。少宗伯康公、学士程公都写了文章，为他传播声名。县学中的诸位大夫和师儒写的歌诗不下几十篇。他的族侄、乡贡进士许魁替他编次成集。因为郭仲端请求我题写，我既赞美许生的孝行得以流传后世，又担心许生的声名会牵涉到求知求名。然而君子有终身的丧服之心，许生既然已经被世人知晓，今后便应当早晚思念、时时感动，睡觉吃饭都不忘记，做到一言一行都务必与天地造化完全相合。行为不敢随便轻率，以免亏损、辱没父母。这样长期积累下去，诚意便会周流无所不至，正如优秀的商人把珍宝深藏起来，而珍宝自然会显露；君子外表若愚，德行声誉却会一天天彰显。徽州的贤士大夫对待许生，也不只是做到这些便停止了。《游武夷山》序

译成化癸卯年夏五月，我和侍御林贵实一同出发请假回乡，途中乘船经过武夷山下，几位道士从溪边出来迎接，并且请我们游览，于是换乘小船，挂起轻帆，划着短桨，逆流而上。当时侍御晕船不能同行，我独自和一两位道士先行。从一曲上行，道士们一一指点告诉我：像羽宫后面高高倚立在空中的，是天柱峰；山峰西边的崖石上，有一块像画出来的霜翎朱顶，那是仙鹤岩；山峰的最高处是龙洞，龙洞后面是兜鍪。二曲有铁板障，玉女峰旁有凌霄、题诗等岩石，那里留有先贤的遗笔。至于虎啸岩、架壑船、会仙岩、试剑石、水乐石，都是三曲的山景。宴仙岩、大藏岩、鸡窠岩，又是四曲的景物。又转了几桨，道士起身对我说：‘这里是五曲的山，御茶园就在这里。园中有先春殿，龙井前面是碧云桥，再稍微转弯便是晦庵精舍，那里有隐屏峰、接笋峰等山峰，石室、玉华等岩洞，还有丹炉、药灶、钓矶、铁笛亭，遗迹都宛然可见。’我进入精舍，面对朱先生的遗像，徘徊瞻仰、仰慕了很久。忽然间岩间日色西斜、天色昏暗，于是住在寒栖馆中。第二天早晨催促船夫继续前行，以尽余兴。滩流十分险急，船夫放下船篙，背负着船只前进，道士也帮着撑篙。到六曲，有仙掌峰、瀑布泉，又有仙浴塘、小桃源等洞。七曲、八曲则有上水龟、石梯，又有楼岩、仙蜕，以及下水龟、猫儿等石景。有的像猛将，有的像娇女；有的突兀如楼台，有的环绕如城垒；有的像联翩飞翔，有的像刀剑削成。奇形怪状，层层出现，令人顾此失彼，无暇观览。从一曲上行，各座山峰有的高高插入云天，有的陡峭得像登天的云梯，有的吞吐起伏如蛟龙奔驰、猛虎蹲踞。至于九曲，则是群峰的顶部，都是石田、茅屋、竹径、花坞，悠然呈现江村的情趣，和八曲完全不同。我于是舍船登岸，穿过小径，沿着田间道路走到乡野人家，游兴得到充分满足，才划船返回。到了五曲，远远看见一个人坐着肩舆，曲折缓慢地走在岩石上，一边回头一边指点。不一会儿他下了轿，站在石头上，像是在招手呼喊。走近一看，原来是侍御。于是转船过去迎接，和他一起进入精舍，像昨天一样行礼，又一同住在馆中，唱和船歌的各种韵脚。第二天早晨，侍御乘肩舆返回，我也因原来的船只而归。转眼之间到了山下，不知不觉间精神飘逸，俯仰天地，仿佛与天地一起浮沉，起初竟不知道山不是我、我也不是山；也不知道水不是天、天也不是水。登岸以后，侍御对我说：‘这样的境界不是常常能够遇到的，这样的游览也不容易得到，难道可以不把它的胜景记下来吗？’我认为天下从来不缺山，但并不是所有山都有石头；没有石头便不奇特，偶尔有石头，又不是都长有草木；没有草木便不秀美，偶尔有石头和草木，却又不都是有水的；没有水便不清润，偶尔有水，又都不像这里这样曲折；不曲折便不幽深，唯独这座山具备这些特点。大的著名山峰有三十六座，小的山峰成千上百、无法计算，没有一座不是石头构成的。石头必有裂隙，常有暗泉渗流，奇异的草木杂生其中。山下都环绕着清溪，深处是潭，浅处是急流，清澈晶莹，寒气逼人。溪水有九曲，每一曲都环抱幽深，可以容人栖息。奇、秀、清、幽，是山水的四种美德；天下山水大多不能兼备，唯独武夷山四者全备，所以应当使文人雅士留恋不舍、不能忘怀。即使如此，泰山、蒙山孕育了孔子和孟子，濂溪、洛水之间产生了周敦颐、程颢、程颐；武夷山在八闽一带承接着一脉学术，又有考亭、九峰这样的地方。这些山在宋代，自晦庵先生以下，师友传承深厚，真正的儒者一代代出现。学脉再分为福州、莆田两支，从宋代直到今天，人才越来越兴盛而没有衰落。这说明山川本来没有辜负人，而古人对于山川又何曾有所辜负呢？我们这些人如今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又能够在这里徜徉游览，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自处呢？所以写下这些话告诉我们福建的同道，希望彼此共同勉励，不要使武夷山川蒙受羞惭。这就是序。《西湖文会》序 成化丁未年，我共同考校礼闱，刚出帘，便奉命提学两浙，不久又被召入国学，历经南都，直到如今任职。今年春天，我两次上疏请求退休，没有得到批准，于是请求回乡扫墓，出发日期定在九月四日。南京科道部寺各衙门的官员中，从前出自礼闱门下的有四十多人，合席为我饯行，依照座主和门生的礼节叙坐，情意非常融洽。我认为座主和门生的礼节，大多在刚刚脱去平民服色、取得功名之日举行，等到门生显贵以后便日渐衰减。如今距离当时已经十多年，各位门生已经升到显赫的官秩，却仍然对此念念不忘，可以说情意深厚了。于是席间口头创作了一首七言绝句，用来记载一时的盛会。诸生依照韵脚唱和，第二天便编成卷册，题名为《礼闱旧雅》，已经装在巾箱中随身携带。过了十天到达杭州，三座学校的诸生在武林驿馆拜见，行弟子礼非常恭敬，其中一半是过去曾在我门下的人。他们退下后商议举杯，尽师生之礼，心里恐怕我的行程匆忙不能停留。因为我的年友之子、先达郑孟绳恳切陈说情由，我说：‘从前我在浙江时没有施加教化的恩泽，如今离开这里已经十年，诸生的情意仍然勤恳不衰，这就是南都礼闱时的情谊。我怎么会急着离去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到了那一天，诸生准备了菜肴，乘船在西湖上泛游，轮流酬答、交替劝酒，恩情礼意尤其融洽。我于是创作了四首近体七言律诗，诸生也依韵唱和。第二天卷册又编成了，题名为《西湖文会》，和前一卷一起收在巾箱中。旅途中有时打开阅读，老年的胸怀因此顿时开朗，于是连同这篇序一起写下。《东园文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十 （明）郑纪撰 ○书信 致彭从吾的信

译我从前在制中时，远远承蒙您写信慰问，一直没有机会回信致谢；您荣誉出行时，我又不能牵马执辔相随，惭愧感激之情直到今天仍未消解。近来又承蒙您亲笔赐教，殷勤恳切，足以看出仁人君子不忘记疏远之人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您被征召到东广的消息，我曾从井庵侍御那里听说，您在梅岭远道相候，实在是过分厚爱，哪里承受得起我的感激。近来听说章荐陈公甫先生以人事君，这本来是大臣第一等的事情。然而公甫正处在这种时候，孤身一人在众人喧扰之中，即使按照他的请求去处理大事，恐怕也未必能够成功。君子治理世事，就像良医治病，应当先处理最紧急的病症。我私下认为如今最紧急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师道更重要。师道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善人增多，治理国家的道路就完备。如今师道倾颓，教化衰败，实在值得长叹、值得流泪，还能对人才抱什么希望？还能对治道抱什么希望？以如今的人才来治理今天的天下，即使周公、召公再生，也没有办法，何况陈公甫呢？如果老兄能把为公甫上章推荐的心力，转而用来广泛招聚学生，寻找省府以下空闲的院宇，按照礼节聘请教师居住其中，选取民间俊秀子弟，年满十二岁、不满二十岁的，教授他们小学之书，使他们接受洒扫应对、在家孝顺、出外敬兄的教育，如同寒冷时必然要穿衣、饥饿时必然要吃饭一样；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随事体会，不只是把道理交付在口头耳朵之间，那么人的放纵之心就会日渐收敛，大学之道的根本也就立起来了。然后再教他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志向既已确定，便由此补足长处、弥补短处，使原来没有的变为拥有。几十年以后，五岭以南受到熏陶浸润而融会贯通，难道只会造就一个陈公甫吗？如今世上的父兄对自己的子弟，以及子弟对自己所期望的，大的不过是谋求科举功名，小的不过是熟悉账簿而已，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学问。即使知道，也会说：这是古人的事情，我哪里敢做？万一有人志向稍微接近这种境界，众人便群起指责，认为他不够务实，极力消磨阻挠，绝不放过。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居于高位的人从来没有吹起这样的德风。私下高兴的是，老兄如今凭借有作为的才能，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位置，而且本朝旧有社学制度，圣天子每次敕谕提学宪臣，必定恳切强调忠信孝弟的条目，这又是可以施行的时机。遵照国家典制，稍加润饰，使师生的供给有所资助；对官府既不增加费用，对国家法令又没有妨碍；日复一日振兴，朝朝暮暮鼓舞，使人的形态和行为在不知不觉间改变，那么远近所见所闻，良心善性便会油然而生。做父兄的难道甘心抛弃自己的子弟？做子弟的难道甘心自我放弃吗？所谓五岭以南，并不是说今天这里只有一个陈公甫。阳气在下面复生，阴气便在上面消退，这是自然的道理。假如有圣王，必定要经过一代以后仁政才会形成，圣人的论说大概就是这样。如果只说如今任官的人，远的任期九年，近的任期三年，处理文书、考核期限，每天时间尚且不够，至于这种迂缓的说法，什么时候才能见效？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我是仰仗着对您的深厚爱护，才写下这些琐屑的话；倘若您能够采纳，也许可以对斯文略尽万分之一的帮助。有人来时谨此奉告，不再详说。致陈石斋的信 我没有什么才能，却常常因为被贤者拒绝相见而感到害怕。天顺丁丑年，我刚刚落第回家，西江吴征君来到，却没有机会见上一面。成化乙酉年，我才得到告假回乡侍奉母亲的机会，先生又接踵而来，结果还是这样。这难道是贤者拒绝见我吗？其实是我自己拒绝了自己。近来听说先生奉召却没有起身，我年纪将近五十，已经没有心思留恋世间滋味，今后之事，实在难以预知。这次借广使回归的机会，恭敬问候您的起居，同时表达冒昧打扰之意。我近来和乡里的同道刘友子贤在云洞山中读书。子贤三十四岁，以孝友著称于宗族乡党，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他质朴醇厚、志向锐利，几乎逼近古人。我昏昧愚钝，从他那里得到很多劝诫砥砺；然而大道广大无边，有时难以捉摸。先生特然兴起于东南，海内之人争相趋向洛学、闽学的传统，这一传统正在今天继续。我还没有亲自接触先生的风采，却停止了书信往来，恐怕会犯盲目急躁的过错。然而求学于孔子、仰慕颜回，即使相隔时代尚且如此，何况闽地与广东相距不过咫尺之间呢？只希望先生不要嫌弃我而赐予教诲，那就十分幸运了。答岳蒙泉 我罪孽深重，祸患牵累先父，承蒙您俯身垂顾，前来吊慰，悲痛感激之情实在难以承受。近来依照士人的礼制，已经把先父的灵柩附葬在郑林的世代墓地中。昨天承蒙您亲笔赐教，又以四锭白金帮助丧事，足以看出仁人君子的用心。我铭记在心，铭记在心。只是礼书上说，君子不把丧事当作家产，所以司徒出行时把财物分散施舍。如今先父的大事已经办理完毕，又接受这样的恩惠，便等于把丧事当作家产了，因此恭敬地将白金退还。只希望君子以德爱人，不因我的行为责怪我，那就是我的幸运；我只接受您深厚的情意，这实际上和接受财物相同。使者返回，谨此草率复信，次序不整。奉呈少师刘先生

译从前中行氏把豫让当作普通人对待，豫让便以普通人的方式报答他；智伯把豫让当作国士对待，豫让便以国士的方式报答他。豫让不过是战国时代的人，尚且知道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报答，何况不是豫让的人呢？我从前和敖编修一同从翰林院出任提学政时，有文康先生在。后来我进入成均，因为无能而遭到诽谤，幸亏执事极力称誉我，替我发泄了不平之气。所谓士人因不被知己者了解而受屈，却被知己者信任，文康就是我的中行氏，执事就是我的智伯。如果有所见闻却不向执事陈述，能称得上国士吗？近来丘仲深进入内阁，南京士大夫中知道内情的说，主上看重他的才名；不知道内情的说，这是借机让他来侵逼别人。杨廉、夏鍭上疏，知道内情的认为主上善于广泛听取采纳，不知道内情的却说主上喜欢他们的攻击。我曾经仔细思考，知道内情者的话固然有道理，不知道内情者的话也未必完全错误。爱护花木，必定专门封护；爱护衣服，必定防备老鼠。丘仲深的名声难道是今天才显著的吗？杨廉、夏鍭的奏疏难道和张升的奏疏不同吗？造化本来就不能使万物全美，天道又厌恶满盈，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执事如今的处境，就是文康过去的处境。文康上疏弹劾解绾的变故，大概也是逐渐发展而来的。而且关于文康的事情，没有人比执事知道得更详细。不知在那时，您是否也曾惋惜他没有及早看清形势、预先安排退处呢？如果用当年处置文康的方式来处置今天的自己，那么周公就不能独自享有周代的美名，韦贤也不能独自享有汉代的声誉了。从前欧阳公说过：‘我一生的名节，几乎被后辈描画殆尽，只有及早请求退隐来保全晚节，难道还可以等待被驱逐吗？’这真是名言。我对执事的了解确实深到这种程度，执事主持政务已久，必定不会在这件事上弃置我。既然如此，我何苦不顾忌讳而强行说这些话呢？这是因为爱护执事的名节，比爱护自己的性命更重要。执事如果不怪罪我言语过当，那么趁如今实录已经进呈、圣体已经安康、皇储已经确立、国家平安无事之时，勇敢果断地作出决定，不必让家人知道，不必告诉同僚，不必向卜筮谋问，使自己在进退去留之间从容自由，没有一点牵累，那么就不只是成为一代完整的人格典范而已。如果向外泄露一句话，那么迎合者和阻挠者便会说：不是恩荫尚未周全，就是倚托正当隆盛；不是俸禄官位还会增加，就是年纪尚未衰老。绝不会有一个人肯赞成执事的决定，最终只会使后世士大夫归咎于天地造化吝惜给予人这样的机会，岂不是深可惜吗？我确实是从内心发言，不觉说得狂妄，只希望您虚心明察，不要怪罪我的不周。致魏国公的信

译我私下听说，古代典籍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战争包括选拔将领、训练军队、挫败敌人、抵御侮辱，千年宗庙社稷依靠它来安定，天下百姓依靠它来获得保障；说它是国家大事，本来是适宜的。祭祀不过是在俎豆之间与神明交接罢了，为什么竟然也把它和战争同样看作国家大事呢？却不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根本和末节，有微小和显著；末节容易看见，根本难以知晓；显著的容易追求，微妙的却难以测度。《礼记》说：‘祭祀，是教化的根本。君子的教化必定从根本开始，这是顺理而行的极致。’又说：‘祭祀有十种伦理关系，由此可以看见侍奉鬼神的道理，可以看见君臣的义理，可以看见父子的伦常，可以看见贵贱的等级，可以看见亲疏关系的差等，可以看见爵位赏赐的施行，可以看见夫妻的区别，可以看见政事的公平，可以看见长幼的次序，可以看见上下之间的交接。’君主治理天下，难道会在君臣、父子、爵赏、贵贱、等级之外，另有其他作为吗？所以尧、舜、禹是万古以来的大圣人，他们传授、接受帝位时，一次说‘到文祖之庙来’，一次说‘在文祖之庙接受终身的嘱托’。舜在神宗之庙既举行祭祀告上帝，又禋祭六宗，又望祭山川，又遍祭群神。当时巡行四方山岳，既以柴祭望祭的礼仪有次序地祭祀山川，又用特牲归祭太祖。商人宗庙乐歌说：“用以临格，用以享祀；我奉受天命而广施政教，康宁从天而降，丰年谷物丰盛，神灵来临来享，降下无边的福祉。”《周易·文王彖》说：“王到宗庙祭祀，利于拜见大人，亨通，利于守正，使用大牲。”孔子说：“使用大牲，是顺应天命。”周公营建洛邑，开始修明殷礼，在新邑举行祭祀，各种祭祀都按礼制而不遗漏。我太祖高皇帝扫平海内，定都金陵，已经建立天地坛来祭祀皇天后土，又建立太庙来奉祀四代圣祖，又建立山川、社稷等诸坛来严肃举行报答酬神的祭礼，又建立历代帝王庙，从伏羲直到元世祖；又建立开国功臣庙，从中山武宁王以及攻城略地的大小诸将，至于前代对民间和社稷有功的神祇，也都迁来钦天山南面祭祀；建立神乐观作为演奏乐舞、学习礼仪的场所，设置坛署诸官主持供献祭祀之事；饲养祭牲有官旗负责，看守庙宇有庙户负责；又设置太常寺总领这些事务，用来振兴衰败、恢复废弛、振作怠惰、激励勤勉。古代先圣先王尊崇祭祀典礼，和我太祖高皇帝敬奉神祇，难道是无缘无故这样做的吗？实在是因为君主一身，是天地百神的主宰。天地虽然遥远，百神虽然幽隐，但神妙精灵充满在上下左右之间。君主使庙貌庄严，祭牲洁净丰盛，服饰器物齐备，钟鼓乐舞完备，神灵以其精诚来享受祭祀、接受供奉、获得安顿和辅助，那么远方没有不到的，幽隐处没有不感格的；幽明相通，神人与人和谐协同，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得到养育，雨旸按时，寒暑不失常，四灵全都到来。即使不陈列军队、不训练士卒，国运也会自然延长，宗庙社稷也会自然安定。这样看来，祭祀这件事，不只是和军事同样重大，实际上还有比军事更重大的意义。只是本寺所属各处庙观，都是国初建造的，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比如神乐观的演乐正殿，已经湮没朽坏，难以支撑；提调衙门被火烧毁已久；醴泉亭是太祖高皇帝恭敬迎接上天福佑的地方，如今已经倾塌倒地；御制碑文埋没在草丛中；供祀人员所穿的祭服、梁冠七孔八裂，舞衣和鞋子不能遮蔽身体；临到祭祀登台时，污秽气味熏人。又如功臣庙，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以下六王，生前使用的是何等服饰器物，而如今举行时享、宰杀祭牲的地方，却只能用破席遮盖。从祀的武臣庙有凳子却没有桌子，路人见了都惭愧得脸红出汗，何况我们这些人承受朝廷的托付呢？近年礼部尚书耿某奏请获准：凡遇祭祀之年，提前修理，工匠和材料由工部提供，搬运杂役则由卫所提供，提调指挥的姓名也已经列明。如今本寺已经行文工部，工料都准备好了；内外守备也已经拨人搬运了。昨天忽然承接差遣，赵指挥来传话，说卫所没有军士可拨，只让本寺厨役帮助。我们本寺厨役名额虽有三百五十人，但正统十四年扣减月粮后，逃亡过半，如今在役不到一百五十人。每天太庙看守、驱赶鸦雀，定额占用四十六人，多年来没有变动，实际上本寺可供差役的只有一百人。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天地坛打扫三次，每次都要把人全部分派出去，而且还不够使用。每月十四、二十九日，太庙擦拭殿宇、拾取草屑两次，每次三十五人。每年孝陵、懿文陵、帝王功臣等十庙，文庙、司井等五祀，中山王、蒋庙等处，没有旬月不举行祭祀的；像四孟祭祀之类，多数还要雇人充役。每年八次进鲜送往京城，来回就是三个多月；每月南京太庙荐献新物不少于两三次，哪里还有一个人可以拨作别的用途呢？况且各项差役都是北方来的远人，贫困和疾病相互接连，其中白天服役、晚上还要上街叫卖的也有，怎么可以再加重他们的劳力呢？自古以来，成就大功不吝惜小费，谋划长远大计不计较眼前小利。执事自从任职以来，爱护体恤军士，像父子一样；市井儿童和街巷妇女，没有不沾受恩惠的。只是修理坛场却不发给夫役，似乎是看重末节而轻视根本，明察显著之处却忽略细微之处。这是卫帅户侯的职责；至于守备留都、代替圣天子主宰百神，就不应当这样了。况且这项差役不过三五个月，工程就能完毕，所费很小，所关系的事情却很重大。如果蒙您采纳，慈惠地拨人使用，我将万分庆幸。致庞大参

译士君子处世，有的像闭门不出，有的像戴冠任事，只是因为所遇的时势不同罢了。我归来后扫洒山中，休息而上疏，再次进身本来就不适合戴冠任事了。然而宋代的大儒有人说：“小民受到冤屈，如果情势许可而可以上言，就替他们向上申诉，替他们请求伸张正义。”所以君子居住乡里，也不能专门闭门不问世事。我私下认为，如今闽人的冤屈，没有比军伍一事更惨的了。去年兵部勘合规定，以逃军十分为率，清查出三分作为定额。这大概是剔除废弛、警戒懒惰、整顿军政的办法，并不是说不问逃亡时间长短，一概都按三分办理。近来郭绣衣巡按福建，想建立奇功以求显要升迁，于是把十年以前的里老也加以必死的刑罚。有的岳父家男丁已经死尽，便报他女儿的名字，称为“女婿军”；有的把军籍前后考查，便根据族谱图籍登记为“同姓军”；有的买下绝户军户的田产，便接受争田人的告首，称为“得业军”。早晨锻打，晚上熬炼，务必要凑足三分。于是小民只顾眼前性命，不考虑日后留下的祸患。有的把已经成年的儿子冒充军户，父亲的名字填作负责押解的人；有的让侄子充军户，叔父作负责押解的人；有的兄弟两三人轮流作为军户和押解人，都捏造鬼名填入批文，起解押送。算起一个所谓的“鬼军”名额，军妻四处顾觅、盘缠花费，送往远处卫所要用银六七十两，近处也不少于三五十两，全都是主管此事的里老卖田卖子，只求暂时保全性命。其中有出门后上吊死的，有途中病死的，有到了卫所又立即逃走的。批文还没有销结，清查勾取的命令已经到达郡县了。本来起初只是想苟延性命，于是捏造鬼名冒充真人；最后既然已经登记入册，又必须拿活人来代替鬼名。年复一年，循环不止，连里老家中的丁口户数也都耗尽了，而祸根仍不能断绝。这使延平、建宁、汀州、漳州诸府，以及长乐、闽清、沙县、尤溪诸县，都将要杀牛结甲，重走邓茂七旧日的道路。幸而郭某因病离任，事势才稍稍平息。唉，真危险啊！但是，郭某的惨法遍施于其他县，唯独还没有波及仙游。郭某离开后，应同知来到莆田、仙游二县，把郭公在其他郡县实行的办法全部推行，而且更加惨酷。又把父子、叔侄、兄弟轮流作为军户和押解人的，全部依照鬼名造册上缴。每天按照名册逼迫殴打，押解起程，道路乡村哭声震天。因此听说您巡按莆田，认为如今当道之中只有您可以听到这些话；如今居家的人中，只有我可以把这些话进献给您。人们匍匐着相互跟随，来到我的门前悲哀申诉。我查考国初编籍，仙游一县有六十四图、六千四百多户，当时按户抽充军役，计有一千九百多户，大约四户中有一户是军户，三户是民户。自永乐、宣德以来，赋役加重，虎瘴和灾害交相侵袭，人户消耗，十户中去了八九户。到正统、景泰年间，只剩下十二里。天顺年间，又把外县流民附入户籍，增加为十四里。如今合计军民两籍，只有一千四百户。如果把国初一千九百多户军户的数目拿来责求今天，即使全县百姓都解送充军，还少五百多户。何况如果真这样，那么这一千四百户又能保住几年而不完全断绝呢？我在闭门居家之时，却接受了戴冠任事者的托付，就是不忍看到蒙受冤屈的百姓没有人替他们请求伸冤、谋求活路。因此我不顾轻率急躁的罪名，也不顾取得污秽卑贱的名声。只希望您明察此事；如果肯采纳一二，承受天恩浩荡之后，允许他们自首过去捏造鬼名的过错，改正文册，按实情清查，那么不只是一个县的幸运，实在是八闽的幸运；不只是眼前一时的幸运，实在是万世的幸运。面对纸笔惭愧汗颜，不能详尽。答张东白 某谨启：樊生来到这里，得知寿堂老夫人晚年生活胜过平常，实在可喜，可喜。人生处在天地之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快乐了。您所说内阁诸位老先生相处的事情，我对此确实早已没有意愿。归乡的奏疏上了十多次，却没有得到批准。上个月已经把部印咨文发出，又再次上疏恳求，如果能够奉身退职，和莆田的老朋友在山林泉石间结社，到老年为止，那就是我的愿望。那时先生偶然尚未立即起程，必定要经过洪都，希望求得您关于临终之道的教诲，顺便一同到武夷游览一次，更是我所盼望的。两年没有通问，只是我懒惰而又笨拙罢了，请不要怪罪，请不要怪罪。樊生回去，草草写下这封信回复您。致费子充 天下重大的器业，没有能够速成而又长久坚固的。纵观前代直到本朝的名臣大辅，没有不是如此。贤友年纪才刚到弱冠，才名冠绝天下，世俗所立的志向和所学习的学问，做到这样也就足够了。我私下认为，上天造就人才的本意，必定不止于此。先前听说您请求告假，我极为欣慰。昨天见到令伯大人，他说不久将要收拾行装；我既高兴，又有所思考。贤友自从休假以来，已经四五年了。尊父母亲健在，早晚奉养的礼数一定极其周到，爱敬没有丝毫欠缺。兄弟伯叔之间的天伦，也应当没有遗憾。此外不知道您读的是什么书，学习的功课次序进展如何？料想您一定以古代圣贤自我期许，不会满足于世俗浅陋的学问，这一点可以预见。近世所谓的儒者，只把诗文当作高尚之事，既没有孝悌来建立根本，所以对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几乎一无所见。一旦让他们处在枢要职位上，他们不误天下大事，只不过是偶然罢了。我过去曾与罗一峰、张东白约定在武夷山聚会十年，后来彼此接连遭逢大变故，终于没有实现，至今仍有遗憾。贤友正处在值得畏惧的年龄，身在进退之间；天下的大器，应当有所等待，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斯文上有瓜葛，我的期望并不轻；有人来，草草附上这封信，不能尽意。致刘希贤 我和先生一同沐浴圣朝培育栽养的恩德，到如今已经四十五年了。先生辅弼赞助，与国同享安乐。我疏远而才薄，未曾有尺寸之功，难道忍心这样毫不在意地辜负国恩吗？只是上天所生的人，各自禀赋有定分，不能人人相同。如今如果一定要强行使他们相同，不但无从施展力量，也不是知命的君子。只愿先生以德爱人，竭力替我赞助批准，使我进退合乎礼法，从而培养仕途上的廉耻风气，那么调和阴阳、治理教化的功劳，难道会低于近日救止修建延寿塔之事吗？偶然借陈黄门出行的机会附上这封恳切的信，仗恃您的爱护而絮叨几句，请不要怪罪。致马少傅

译士人因为不被知己而屈抑，却因为被知己而得到信任，古人有这样的说法。前些日子我在京城得到侍奉您的机会，多次承蒙您的教诲：一是说我刚强方正过分，二是说我豪气太盛。您又写信给林亨大，并把他的儿子庭■〈木昂〉传给我看，盛情无微不至，这难道还不能称作知己吗？惭愧我没有才干，不能承受您的厚意。如今这份奏本由陈某呈上，恳请您再次切实复核题奏，希望一定能够获准，使我在将死之日得以回到家乡，那么您成全我的恩德就和生养我的父母相等了。现在借陈黄门出行的机会附上这封恳切的信，并借此当面致谢。致饶侍御 仙游在国初有二十六里、六十四图，凭一县的田地供养一县的粮食，人民富足，风俗教化敦厚，这样已经一百多年了。近来人口和财力消耗，只剩下十四图，田园产业有一半被莆田占有，其中有一两家被称为大户的，正倚仗京官势力，各里都设置寄庄户，诡寄粮米以求免除差徭，实际留在本户名下的十家中不到一两家。因此本县小民去年粮米不满一石的，不编入夫马差役；今年却都凑集编排，升合也不遗漏。去年山地所产的米不编入，今年却把山地米和普通地米一体编排。大概均徭、驿传仍和过去一样，而粮米得到优免的越来越多，这又等于是让本县小户百姓代替本县大户承担差役。近来实行查核诡寄，以便均平赋役，这是仙游小民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大户寄粮的人在下边阻挠里书，京官中接受寄粮的人又在上面陈告，把它认作自己的产业，使给小民的莫大恩惠竟然落空，实在可叹，可叹！大凡诡寄田粮，都立有正式的买卖契约，盖印纳税并有干证，最终很难辨明，只有每年召佃户收租这一件事略可验证。然而这样又烦琐劳扰，不如只查清寄庄户究竟是什么姓名。莆田既然已经得到优免，仙游又得到优免，这岂不是一身冒领两份恩典，一个官员兼领两份俸禄吗？在道理和法律上怎么说得通？大抵寄庄本来就是通过诡寄建立的。如今如果只查仙游各里的寄庄人户，不论田粮多少，也不问是否诡寄，只要在莆田的已经优免，在仙游的就一律不免，那么诡寄的弊端不用革除也会自行消失。如今均徭刚开始编排，驿册还没有确定，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只希望最终成全此事，以安慰小民的期望。答东白学士 纪拜了两拜。近来承蒙您来信告谕，足见您和诸位内阁先生相互爱护之深。然而您所以了解我，恐怕还太浅了。如今圣天子孝敬精勤，朝廷安定，四方宁静。我以衰老之年，蒙赐归休林下，感激之情无以复加。如果再次出仕而冒受宠荣，就成了贪恋职位、嗜好俸禄的人。朝廷又取用这样的人做什么呢？特派使者回去，草草写下这封信致谢，并请在晦庵、木斋、西涯诸老那里代我说明这番心意。幸好得到《归田录》一册，附上请您指教。《东园文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东园文集》卷十一 （明）郑纪撰 题跋 恭敬题写在南京守备太监臣陈祖生审录诏谕之后。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必定要使九州四海以内以外没有一件事物不得其所，然后才能尽到仁者的气量。所以舜继承尧之后，能使上天下地以及草木鸟兽都顺遂；禹继承舜之后，能使鸟兽鱼鳖都顺遂；汤解开捕鸟网、废止严厉禁令，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万物的气就是我的气，一物不得其所，我的气就不能贯通；气有不能贯通的地方，就会像痿痹一样失去仁心。对万物尚且如此，何况对人呢？臣恭敬地看到弘治四年五月三日，皇帝敕谕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陈祖生审录罪囚，其中说：“冤屈压抑会伤害和气”；又说：“详细察看供词，旁询知情证人，不要被浮言迷惑，不要拘泥于已经定下的案件”；又说：“务必得到实情，使百姓全都保全性命，以符合朕爱护生命的心意。”臣纪谨慎地拜手叩首，扬声说道：“皇帝的言语多么伟大啊！皇帝的心意多么仁厚啊！这正是天地爱护生命的言语、把万物看作一体的仁心，为囚徒寻求生路。即使寻求而不能得到，那么死者和我也都没有遗恨了。”所以让人活着固然是仁，依法杀人也同样是仁。这正是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气机无不和谐而四灵全部到来的原因；舜、禹、汤、文王的治理，又在今天出现了。臣纪何其有幸，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世，谨再拜叩首，献上光明兴盛的祝愿。恭敬题写宣庙御笔《春草图》后序 古代圣帝明王治理天下，使草木鸟兽鱼鳖都各得其所。因为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的气象。臣拜观这幅图，才知道帝王的胸襟浩大无边；这正是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的原因。啊！这幅图作于丙午，是宣宗登极之初；十年之内，物产丰盛，百姓安宁，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是偶然的吗？恭敬题写宣庙所画犬图之后 犬是畜类中最有灵性、最善于理解人的一种，大概以防备忧患、警戒侵犯为职能，跳跃吠叫、捕捉撕咬，正是它的才能。如今却低头贴身，弯腰伏卧，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圣明的时代，边境没有惊扰，夜晚门户不用关闭，所以暂且隐藏它的才能和职分，等待时机罢了。不过这也可以说是只吠形而不吠声吗？恭敬题写宣庙御笔画马之后 国子监生臣唐凯拿所收藏的宣庙皇帝御笔画马来，请求题字。臣纪拜了两拜说道：“天下的马，伯乐一看，价格就增加十倍。他只是善于识马罢了，凡马遇到他尚且如此，何况骐骥具有日行千里的良才，又受到万乘之尊的恩泽熏染呢？我因此认为这匹马应当是无价的。如今四方没有忧患，马匹闲散放牧，固然可以作为国家的喜事，但也不能不替这匹良马感到可惜。” 题写蔡忠惠公《茶谱》这部石刻原来在县城张家，我得到它的摹本，已经相随置于文笥中将近三十年了。往年张家遭遇火灾，石刻已经化为灰烬，而摹本幸好保存了下来。我担心纸张墨迹日久腐烂模糊，那么前代正人留下的手泽就会由我断绝了，所以刻印它来代替原石。唉！四位贤者和一位不肖之人的诗，传颂于华夏内外。不刻录温成之碑，是因为有功之人的事迹有史籍记载；至于他修复塘堰、减免赋税、建造桥梁、种植树木，不过是功业的余绪，何况是这部摹录呢？然而君谟的小楷，朱子曾称为宋朝第一。如今我们县里流传的，只有《荔枝谱》和《茶录》两种。《荔枝谱》已经刻印于郡中，评论者说《荔枝谱》的结构不如《茶录》精密严整，点画不如《茶录》遒劲有力，这种说法或许是对的。尊重君谟的人，不能不重视这部摹录。题写《晦庵同年录》。

译这是宋绍兴十八年晦庵朱先生参加状元王佐榜、列于第五甲第九十名的同年录。唉！绍兴年间在宋朝南渡之初，距今已经将近四百年了。这期间科举名录不知有多少，而这一本却独自保存于世。状元不知有多少人，王佐至今仍被人称道，其中大概一定有原因。科举名次果真值得凭恃吗？如今提学侍御王君明仲将要把它刻印出来给南畿士子看，所以记下这些话。有志于此道的人，希望都努力谋求进取。书写《清源郡侯家谱》后。这是《宋清源郡侯陈公世谱》。陈公生于南渡时期高宗绍兴四年甲寅，考中孝宗隆兴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侍郎、敷文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宁宗嘉定元年戊辰退休，累次获封清源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嘉定十四年辛巳去世，又过三年癸未安葬在坡山山麓。我从前在翰林院任职时，在告假期间曾同他的后裔孙靖安司训机一同到墓下拜谒。如今弘治己未年又得以登墓拜祭，于是根据谱图追考他的生卒年月：陈公比我早出生三百年，退休时七十五岁，退居乡里的时间为十四年，去世时八十八岁。他任官时间长，所以政绩声誉和威望遍满朝廷；归田时间久，所以题咏和墨迹遍布乡郡。屏山距离留坡不到四五里，因此我得以两次拜谒陈公墓，并且详细考知陈公的年月如此。于是记下这些，以激励陈氏子孙善于继承先业，也让后人看到今天的情形。书写陈士贤挽章后。方伯陈公士贤，是我的同年朋友。陈公是台州人，有刚正耿介、清廉俭朴的操守，海内士大夫没有不敬仰爱慕他的。评论者却认为他矫饰激烈过了头，似乎是在沽名钓誉。我从前巡视到台州，在乡贤祠祭祀陈公，台州士人中也有人私下这样议论他。我反驳说：“行善而声名随之而来，圣贤并不厌恶。只有存心行善来求取名声，才不可以。然而也必定要先有善行，然后才能获得声名，从来没有没有善行却能得到声名的。你们只管考察他的行为是善还是不善，至于获得声名的缘由，何必计较呢？如果行善可以获得声名，谁禁止你们不去行善呢？”士人的议论于是平息了。即使如此，假使天下人都像陈公这样，就很难在圣贤中保持中正；假使天下没有陈公这样的人，就难免陷入世俗的卑污。那么，像陈公这样的人，在圣门之中应当得到推崇，在后世应当受到仰望。唉，天下怎么可以没有陈公这样的人呢！” 为《终慕图》题跋。我认为，子女同父母本是一体，只是分开了，喘息呼吸之间的气息常常相通。黔娄的父亲患病而惊动黔娄，蔡顺的母亲咬手指而使蔡顺有所觉悟，都是气息与形体相通，起初没有间隔。子女思念父母，难道还可以向别处寻求吗？比如我们的四肢，是父母遗留给我们的，所以脚步仪态必须庄重，手的仪态必须恭敬。我们的兄弟，是父母所生，所以兄长要友爱弟弟，弟弟要敬爱兄长。祖宗是父母所尊崇的，子孙是父母所亲爱的，所以要敬重父母所尊崇的，爱护父母所亲爱的。由此充实推广，近则宗族中父母遗泽所及之处，便使恩情和礼义相辅相成，使人能够被称为孝子和悌弟。远则天下人都是父母的同胞，应当居官治理百姓，使老人安乐、少年得到关怀，各自都能安居得所。这样，从自身到家庭，从乡里到天下，凡是我自身所接触到的地方，都是可以思慕父母的对象，又何必绘制图像呢？不过，内心产生的情感本来就是用来应合外物的，受到外物触动也可以感发内心。古人有听到风声便哭泣的，有望见云彩便思念亲人的，那么这幅图未必不能成为思慕父母的一种助力。为《肃轩寿图》题跋。箕畴恭敬地撰写《肃仁论》。仁者长寿，这是圣人的话，各有其所指；但合起来看，肃是整齐严肃的意思，仁是心存于正道而不放逸的意思。箕畴的肃与仁表现在外，论中所说的仁与敬则存于内心。没有敬，就无法做到仁；仁者从来没有不敬的。仁与敬合一，便会使心境如天空般澄明，使万物万境清澈，所以不需经炼，也不需舒展，不用铅，也不用汞，自然会使血气循着正轨运行，使精神在内里稳固，彭铿、李耳都不值得再说了。东白学士是肃轩的朋友，他对这些道理体会最深，我将同他阐发这些道理，用来祝愿天下人长寿，只是不知道肃轩能不能同我们一道呢。说。苍鹰搏击黄狐说。上天生育万物，品类区别、类别分明：有羽毛的飞翔，有毛的奔跑，各自端正地保持自己的性命，却彼此不能相通。这大概是道理相同而禀气不同。既然禀气不同，那么形体、声音、动作、呼吸以及嗜好、厌恶之类，就都明显不同，互不相干了。鹰属于羽族却攻击狐狸，狐狸属于毛族，却不能辨明鹰并非同类，甘心受其攻击，这是为什么呢？鹰是勇猛的禽鸟，狐是妖邪的兽类。勇猛者属于正，妖邪者属于邪。邪不能抵挡正，何况鹰正是以搏击为职责的呢？如果看见狐狸的妖邪却放过它，那么天下的兽类就都成了狐狸，怎么履行自己的职责呢？难道还要论说族类相同或不同吗？事情已经如此了！不过，今天一只狐狸，明天又一只狐狸，鹰的力量有限而狐狸没有穷尽，也未必就可行。那么替鹰谋划，应当怎么办呢？狐族的首领有麒麟，它的性情最仁厚，百兽都尊奉它。鹰如果把狐狸的行为陈述给麒麟，麒麟将会有办法处置它。如果向百兽号召说：‘我们族中有狐狸，你们知道吗？你们今后见到狐狸一定要搏击并吞食它，把情况告诉我，不要让鹰侵害我们的族群。’这是下策。把百兽聚集到郊外的沼泽中，让狐狸伏在前面，宣布它的罪行，向它显示搏击吞食的威势，使它呼唤同群、招引同类，让它们彼此悔悟，改邪归正，这是中策。凭借我仁厚的德行，显现出应合王者的祥瑞，使麒麟的风范从闺门推及天下；心地端正，气息和平，熏陶浸润而通彻，使天地之间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聚集灵秀之气、孕育英才，使所有毛类都具有麒麟的性情，于是山林之间想找一只狐狸也找不到，这是上上策。唉！这难道是用来责备鹰的吗？只是可以把这些话告诉麒麟罢了。然而鹰也不能因为有麒麟就废弃自己的职责。陈氏三子说。

译按照礼制，孩子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为他命名，到了加冠时由宾客为他取字。取字，是为了敬重他的名字，并以成人的道理要求他。这种礼制不是很重要吗？建德县博陈君伯宣，为他的三个儿子命名：长子叫洧，次子叫淮，三子叫汉。三人的冠礼日期各有先后。云南宪副林君待用以宾客之礼为洧取字说：“你当以‘济’为字。”大概取的是帮助他人和溱洧之水的意义。为淮取字说：“你当以‘导’为字。”大概取的是疏导淮水，使它源出桐柏山的意义。为汉取字说：“你当以‘宗’为字。”大概取的是江水、汉水朝宗于海的意义。只是一直没有人为此作说明，伯宣任期届满来到京城，才向我请求。我说：‘乘车渡水、帮助他人，是仁者的事情。仁者虽然急于帮助他人，但根本在于仁；自身和内心纯粹合乎天理，没有人欲的私心，这才可以称为仁。顺应水的本性加以疏导，使它顺势流行而不妄加干预，是智者的事情。智者虽然善于处理事务，但根本在于穷究事物、获得知识，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使方寸之心确实有明确的见解，这才可以称为智。江水、汉水朝宗于海，就像诸侯共同尊奉君王；这是忠臣的事情。忠虽然以侍奉君主为主，但根本在于把真实的道理存于心中，不让虚伪掺杂其中，这才可以称为忠。’ 不过，洧虽然具有仁德，假如不能明白这些道理，就会看不清前进的方向，在其他岔路上迷失，仁德也就无从发展。淮虽然有智慧，假如不能践行这些道理，就会被私欲间断，所知道的也只不过是空有知识而已。汉虽然忠诚，假如不是用智慧去认识它、用仁德去践行它，那么这些道理凭什么真实地存于心中呢？学习问道的功夫，必定要依靠老师和朋友才能成就。三人对于父亲来说，父亲具有老师的作用；对于兄弟彼此来说，兄弟就是同胞的朋友。在家庭之中，把命名和取字的意义结合起来讲习，彼此资助、互相增益，使所知所行的道理都落实在自己身上，那么成人的道理就完备了。将来相继出仕而被世间任用，在帮助他人、处理事务、侍奉君主方面，不过是把这些道理施行出来罢了，还有什么困难呢？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三人终身遵守的准则。赞。大司徒王公轼公服图像赞。上天造就人才，从不偶然；安排他们所处的位置，也从不偶然。高昂伟岸的司徒，是造化的朋友；显赫威严的中丞，具有霹雳般的手段。他的神采，如冰玉般清澄；他的相貌体态，如山岳般厚重。胡须高扬如霜雪，吐出凛冽寒气；如蛟龙怒吼，胸中藏有百万甲兵。皇帝赐给他九天之上的印绶，他屹立如李世勣那样的长城；威严凛然如周亚夫的细柳营。他的威望可比赵充国，功勋谋略可与寇莱公并驾齐驱，前后成为中国倚重而足以影响轻重的人物。外族询问他的安危，他的功绩铭刻在钟鼎上常存，他的姓名流传于竹帛上不朽。唉！像公这样的人，如果都能位居将相并享有期颐之寿，哪里只是个人一生的荣耀，实在也是国家的长久福寿。太常卿陈公音画像赞。精神完足，气度充沛，胸襟如海涵养万物、如春天培育万物；背部宽厚，面色温润，犹如春台玉烛。安详稳重的姿态庄严而令人尊敬，温和厚重的容貌亲切得仿佛可以捧取。他一举考中鹿鸣宴所取之士，登上仕途，侍讲经筵，从容地启发并辅佐皇帝。任奉常于南都，掌管百神之事，收敛容色面对神明，恭敬谨慎。他自处时谦卑自守，接待别人时不拘泥于界限礼法。恩惠遍及乡里，恩泽延及宗族。志向在于经籍，教化如培育棫朴。他写词作句，不雕饰，不琢磨。历仕三朝，多次沾受皇帝的宠爱恩典。事业由两个儿子继承，父子都考中科举。人人都知道公平日安居顺遂、胸襟开阔而宽容，却不知道他摧折奸邪、惩治暴徒时，听见的人都会缩颈畏惧。这大概是上天赋予他的禀性深厚，而公自身涵养也很深。因此，他生前应当既有声誉又有福分，死后也会由子孙承继、延续不绝。封太常博士李公画像赞。汾山降下神灵，泮水旁留下题字；文章和科举功名，都交付给后人。身着青衿、穿着锦服的人说：‘只有凭借这一身才学。’我有幸成为姻亲，参与绘写他的肖像。尹教授画像赞。体态丰厚，容貌恭谨，和顺而雍容，礼仪举止从容舒缓；志向坚定，学问深奥，一呼一吸之间，文星光明显耀；精神愉悦，气息舒畅，不放纵也不拘束，是仙溪的师儒；内心喜悦，外表快乐，令人一再瞻仰，又一再敬畏，是剑州的郡学博士。苏巡检画像赞。外表令人肃然，德性极其善良；神色深沉含蓄，内在的光明却日益彰显。早年在青灯之下奋发立志，后来迈步进入紫薇之堂。掌握尚书省的官印，观察国家的光辉；分巡各地，持有罗网般的符信，精明警敏，善于摘奸发伏。文武兼备，时而舒缓，时而紧张。宋太祖曾召他回朝，他是蜀中的俊杰；景德年间上书论事，武略勇力明达强健。正逢风云际会，便沉醉于山水之间的闲适游赏。在草亭石池边，辞谢兵甲生涯；穿着芒鞋，拄着竹杖，代替过去的冠帽衣裳。唉！这样的人，真可以继承令尹百年全节的声名，发运使千古流传的余芳。外舅黄公画像赞。他的神情安详宽和，他的气度悠然自得；不吐露，也不吞忍，既不是刚硬，也不是柔弱。早年便奋飞于云霄，晚年则在山林丘壑间安享晚年。任职于广右、海南，留下了许多德政。在龙池设席赋诗，与邻国修好，两国友谊得以多次巩固。弹琴饮酒，怡然自得；扶杖着履，悠闲漫游。有儿有孙，能够继承祖业。可叹我的外舅，快乐而且没有忧愁。《陈经府赞》。他的品德厚重如山，性情温润如玉；像松树一样茂盛，像兰草一样芬芳。蜚山凝聚了秀美之气，泮水培育着人才。他怀抱才艺进入南宫，在大庭考试中名列首选；在桥门间声名远播，又在松江任赞幕。解下官印归来，居住在蜚山脚下。有儿有孙，既耕田又读书；饮酒吟咏，悠然自得，万事都感到满足。唉！在朝为官便侍奉君主，退居乡里便教化风俗。从今以后，仙溪的后生小子，谁不会仰慕先生的美好德行呢？《东园年五十自赞》。在你前十年，孔门已经绝望；至于被人厌恶这件事，正合你当时的年纪。蘧氏在那时自知过去的行为是错误的；在你后四十五年，武公寻求与人交往，并以此告诫国人。唉！没有孔子，就无法激励你的志向；没有蘧氏，就无法减少你的过错；没有武公，就无法成就你的功业。你应当接受这些告诫，认识错误，以除去人们所厌恶的行为，或许才不会使你的容貌面带惭愧吧。《东园文集》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东园文集》卷十二。（明）郑纪撰写。铭类。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佥事孙君墓志铭。

译弘治己酉年春季三月，我巡视四明地区，传递公文的使者飞驰送来孙公的讣告，我悲咽了很久，于是催促行程返回。哭祭的第二天，他的儿子、国子生孙钦从南都奔来，准备把父亲送回安葬。出殡的日期已经确定，孝子们身穿丧服、拄着丧杖，匍匐而行。奉江西按察司佥事黄九成所撰的事状，孙钦进来向我请求撰写墓志铭。根据事状，孙公姓孙，名弁，字文冕。孙氏先世是高阳义族里的人，宋代尚书智谅公是他的始祖。传了几代，到银青光禄大夫安卿公，任祁门令，于是又居住在祁门。传至八世祖文新公，迁居浮梁的官庄，如今便成为浮梁人。曾祖孙复，祖父孙忠，事迹都隐而不显。父亲孙彦俊，封为山西道监察御史。母亲徐氏，继母王氏，都封为孺人。妻子宁氏，封为孺人，都是因孙公的显贵而受封。孙公生得魁梧豪迈，不像普通孩子。十六岁时，进入县学游学，于是很快显露出才华。成化戊子年，凭《书经》在江西乡试推荐中夺魁；壬辰年登吴宽榜进士。当时正慎重选任郡守县令，孙公于是被授予龙游县令之职。他刚到任，就搜查清理百姓的隐患，首先铲除长期积存的弊病，随后逐项废止、改革。他重视农桑，放宽催征督促，办事从不误期，百姓甚至感觉不到官吏的存在。龙游是浙江通往福建的要冲，当地百姓崇尚经商炫耀，很少有人从事诗书学习；县学破败，学生也不守规矩。孙公督促教导有方，人们都知道向学。不出一两年，文庙、斋舍、厨房、粮仓以及门道等，都焕然一新，而乡民却不知道这些变化是他的功劳。县人胡工部彦超记录了孙公的善政，称赞他有爱民如子的恩德、审理案件如神明般明断等非凡政绩。天官卿听说后，起用他，授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孙公奉敕清理两广边境的军粮储备。那里杂处着众多夷民，难以用法律约束；崖、廉、儋、万、■〈山耎〉海等州，两司的巡守官员直到任期结束也没有到任，仓库粮储的增减，不过只是更换文书罢了。孙公到任后，群奸纷纷输诚服罪，边境储粮堆积如山。此前，巡抚朱公认为可以便宜行事，开凿了一条长一千八百里的水渠，直达琼州，以代替海路，想要避开风涛，然而多年都没有成功；附近平渠的十个县百姓也无力承担。孙公下令停止此事，百姓一路歌颂，朱公也没有因此怨恨他。癸卯年，孙公奉命巡视南圻。当时守备身边的权贵宦官及其爪牙横行作恶，日久无人敢过问。孙公首先弹劾他们，众人都替他担忧。皇上因此下旨驱逐那些爪牙，南圻一带都称快。芜湖的榷税丁户有七十户，原先已经免除，负责督理榷税的人又私自恢复，孙公全部革除。扬子江一带曾经逮捕了强盗，却因受贿而将案件压下，孙公全部查清并依法治罪，江上营寨于是肃然。乙巳年，孙公因任职年久而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孙公在龙游施行仁惠，在两广处置事务，在南圻表现出昂扬严正的风裁；至于平日的涵养和抱负，又更加深远宏大。当初，他分巡嘉湖时，郡县中有伪造官印、擅自拨调和注授的官吏三四百人，全部依法处置，没有丝毫宽贷。那些作假的人吓得两腿发抖，站立不安。后来他分巡宁绍台三郡，那里有许多豪强大户，把扰乱政务、蔑视法令作为世代相传的产业，平民百姓则隐蔽无告，如同被瓮覆盖而蒙昧不明。孙公铲除强暴、扶助弱小，毫无顾忌。姚宦宕儿等人，在城壕中修建妓院，教唆淫乱、引来盗寇，使民间风俗骚动不安。孙公下令三天之内，凡是在城壕中建有房屋的人，全族逮捕；期限一到，房屋立即恢复为荒地，妓女逃散，盗寇平息，百姓因此安宁。严州有池、王、刘、马等豪强，又有“九龙”“十虎”的称号；稍有一点嫌隙，他们一声呼喊，武器车辆便随即而来，白天横行街市，没有人敢抬头看他们。孙公对此忧虑，张榜晓谕各家，在十天期限内能够自行投案的予以宽免；超过期限不到者，先行捕杀，并且上报朝廷，将其家产籍没。众徒众吓得股战心惊，纷纷争先自首，唯恐错过期限。我也负责巡视严州，孙公向我谋划说：“严州处在万山之中，士人百姓都受地方风气局限。如今几家豪强子弟在泮宫读书，应当把先生调到郡学去，借此分散他们的声势，开启他们的聪明，您看怎么样？” 我于是按照公的谋划去做。后来过了一年多，我和公再次到严地，百姓夜里不关门，村中没有狗叫，这是公赐予的恩惠。不久，适逢万寿贺节，公将要离任，三郡的老人联合上疏，请求借钦差巡视地方侍郎彭公的文书来表彰公的功劳，使百姓欣喜能够最终报答公的恩德。没过多久，讣告传来，农人在田野叹息，行人在路上叹息，商人在市场叹息，官僚吏胥在公堂上嗟叹，乡里的百姓老人像丧失亲生父母一样悲痛。过了几个月，悲哀仍无从发泄，严地百姓赵仲寅等人联合上疏，借郡县转达私情，像羊祜在岘山、韩愈在潮阳的旧例一样，刻碑建祠来报答公的恩德。两司还没有来得及答复，催促陈情的文书接连两次仍未停止；公的功德深入人心，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公死于弘治己酉三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宣德癸丑某月某日，享年五十七岁。儿子一人，就是钦；女儿三人，某某某，是她们的女婿。这年八月四日，钦扶柩归来，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同先母合葬于某里某山的山冈上。唉，我与公同年出生，同为官僚，又同在一方巡行，而且比了解其他人更详细地了解公，铭文怎么可以因我的无能而推辞呢？铭文说：公是浮梁孙氏的后裔，是尚书的后代，迁居祁门，继承了银青之荣。说到公，凭西江之才考中乡试，魁星高升，登礼闱而中第，出任大州的县宰，百姓歌颂他的和乐仁厚。起任内台，皇帝亲自选择，谁能遮蔽他的才干？宪节所到之处，群邪都被屏退。巡察两浙，像阳春和煦而又威严凌厉。庙宇享有血食，春秋按时洒扫祭祀。我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使他的声名昭示千秋万世。文林郎监察御史井庵林公墓志铭。

译成化乙巳年，监察御史林公退职居家。第二年丁未十一月月底，死于正寝。现在选择城南宝涧山的山冈安葬他。他的孤子近龙，拿着他的内弟、广西少参吴君昭所写的事状，请我撰写墓志铭。我与公同年考中乡荐，同样因养病回乡，病愈后又同起复任，把彼此看作兄弟，已经三十五年了。墓志铭怎么能推辞呢？根据事状，公名诚，字贵实，姓林，是唐代邵州刺史蕴公的后代。元至正年间，有一位名安的译史，是公的高祖。曾祖仁嗣，在本朝永乐年间追赠兵部员外郎。祖父英，任兵部员外郎。父亲辉，是永乐甲辰进士。母亲吴氏，是国子博士某公的女儿。公出生二十四日便丧父，员外公把他带到京城府邸抚养。刚满七岁，员外公也去世了，公从此无所依靠，遭遇种种艰难危险，实在不是人们忍心说起的；将近二十岁时，才稍能凭自己的力量立足。家贫无力从师，常常在亲友家私下听讲解，却能通晓大义。从此更加刻意自励，勤苦到忘记睡眠饮食，甚至呕血也不停止。过了三年，学业渐有成就，于是靠授徒维持生活。因为屡遭挫折压抑，所以号称抑庵。景泰癸酉年，考中福建乡试。天顺甲申年，考中彭教榜进士。为了迎养老母，上疏请求养病，回到家中。不久修治住宅，奉养老母居住，水陆珍味，只要力量能够办到的，不备齐便不停止。每次宰牲留客，一定先取下一条腿来供母亲食用，即使身体不完整也不顾惜。因养病和奉养亲母而归，又号称颐庵。不久，部中公文征召他，授任广东道监察御史，于是迎母亲来奉养，供给食物衣物耗尽俸禄，自己常常没有完整的衣服。成化戊子年，发生天变，他上疏弹劾阁老商辂，说旧日与废立更换有关的事难以建立清明的朝廷；奏疏被驳回后，便称病不出，并且竭力争论前一封奏疏，希望罢免商辂以挽回天变，甚至愿意革职来为商辂谢罪。宪宗皇帝震怒，下旨说：“从前唐太宗任用王珪、魏征，我任用商辂，有什么不可以？”把公交付狱中，官校到班房拘捕公押出。公面向北大声呼喊：“奸臣擅自杀害谏官！”左右的人都吓得缩了脖子。不久因担任言官而得以复职。己丑年，奉诏巡视京畿，陈述禁止操军抢夺以安定民生、革除公差夹带以缓解百姓困苦等六件事，全都得到采纳。所到之处威严凛然；至于水利、农桑和各种事务，凡是应当兴办或革除的，都依次废止或施行。因为他的志向是减轻百姓劳役、劝导彼此帮助，像井水供养人而不枯竭，所以又号井庵。庚寅年，改任奉诏总理京畿学政。他制定的教条严肃，务求敦厚崇尚孝悌，削弱压制浮华奢靡，珍惜光阴而有所规划，家政有条有理，这些都亲自率先实行而不违背。对不遵教令的教官，贬黜处罚，毫不宽贷；豪强大族托人请托的名帖堆满几案，他一概不拆看，只按最公正的原则办理，所以诽谤的话日益兴起，而他的声誉也因此更加显著。任满三年，诏令追赠父亲官职如同他的官职，封母亲吴氏为太孺人。壬辰年再次上疏请求养病，于是奉母亲归乡。当时他的舅父某公死在官舍，留下的孤儿就是现在的少参，年纪还很小。公抚养教育他，为他婚娶，把他看作同胞兄弟。他未及冠，便考中乡试第一，登进士甲科，累任员外郎，直到今天的官职，都是公出力所致。母亲曾经生病，他夜里向北辰祈祷，白天亲自煎药，身体几十天没有离开席子。母亲去世，丧葬完全依照文公《家礼》，而悲哀憔悴更超过礼制。服丧完毕，在住宅东面建祠堂，供奉史译公以下祖先的神主。又倡议兴建金桥祠，收藏蕴公以下迁主，按时会集拜谒，在其中讲述宗族盟约。又建立乡社，用来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因为古代有先贤死后祭祀土社的礼制，于是让翰林侍讲陈公配享。公生性爱好种树，又在宝涧山南面筑园，荔枝、栗子、橘子、柚子、梅、杏之类，可以用来充当笾豆祭品；杉、松、桐、柏、茶、桧之类，可以用来准备器物的树木，也都按一定章法排列。远处的玉湖，更远处的石盘，也都如此。闲暇时便乘肩舆，带着酒壶约朋友相聚，尽情畅饮谈笑一整天。又号称云山学圃。癸卯年病愈回京，我送他到武夷，在文公精舍住了几天才告别。到京后，又奉诏巡按两浙，专门办理盐课。因地震上言请求修身省过，共列十件事，把言路应当首先畅通列在第一位。出京走了几程，风吹得口眼歪斜，他扶病到浙江盐场，把长期积弊全部清除。又校订汇集医方，刊印分发各郡。巡行到嘉兴时，见学宫祭器多采用周制，便说：“我巡行京畿，尚且还要像豫让一样尽忠，建立祠堂祭祀先师孔子，怎么可以不有所报答呢？”于是命工匠依照样式铸造，共计五百多件，驿送阙里。我往年拜谒孔林，衍圣公把这些器物以及公文、图样都拿出来给我看，说：“这是林侍御的功劳。”甲辰年上奏请求退休，未获允许，又陈述时政八件事，多有被采纳施行。乙巳年再次上奏，不等候答复，便把原来所奉的符节诏命派人送还，径自从浙江回家。莆田士大夫彼此惊愕，过了几个月，诏书下达，特许他退休，大概是知道公不能挽留了。众位荐绅推重他，倡议作《急流勇退》诗章赠给他。公高兴地说：“云山的园子，现在才真正属于我了。”于是作诗自娱，题目是：“烧一炷香，读一卷书，弹一曲琴，静静坐一会儿，啜饮一盏茶，吟诵一首诗，写一幅字，饮一杯酒，熟睡一觉。”又号九一道。公天资聪敏，胸襟开阔，具有远大的谋略；同人谈论时高雅爽朗而意味深长，听的人不感到厌倦。见到义所应为之事，便果断实行，丝毫不退缩。在朝廷任职多年，知道的没有不说的，不回避权势。退居家中，侍奉母亲、尊奉祖先，必定竭尽爱敬。姻亲族人和子侄贫穷不能生存的，便为他们婚娶；丧事无力举办的，便帮助他们置办。每次到别人家，酒还没有入口便起身离去。若谈到园圃之事，便激烈地讨论很久。因此人们得以看出他的爱好，也颇招来物议。然而考察他在朝廷所守的大节和救济世人的雄才，我所见所闻的人中，能指出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他实在是莆田的一位杰出人物。公生于宣德丙午六月五日，距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娶宋氏，是大胜关大使孔才的女儿，先公去世，诏令追赠孺人。继娶俞氏，是南京兵部侍郎俞公从女的孙女，诏令封为孺人。儿子四人：长子渊泉早逝，是宋氏所生；次子就是近龙，再次是近豸、近麟，是侧室张黄穆所生。女儿三人：分别嫁给瑶、王瑞、王秀松，都是宋氏所生。宝涧山的墓穴共有三处，朝向某方，是公生前亲自营造的。现在把公葬在中穴，把右穴和左穴留给俞氏、张氏安葬。公一生所作很多，留下了稿本。现在保存的只有若干卷诗文，以及几篇奏议而已。铭文说：

译公的为人，温和谨慎；公的处世，艰危而不苟；公在朝廷，正直敢言；公居家，清澄明净；公的政绩声望，轰轰烈烈；公的进退取舍，干脆决断。唉！君子评价人，首先看他的大节。我为公刻写墓铭，千年也不会泯灭。刘母朱氏墓志铭 世人对待父母，大都认为能够得到圣朝褒封的荣耀，就足以报答父母无穷的恩德；人们也因此称这样的子女为好子女。然而这也只是国家对待士人的通常礼制罢了。父母未必都贤德，只要有显贵的子女，便可以由子女获得这种荣典；子女也未必都贤德，只要有年资功劳，便可以使其父母受到恩泽。像莆田刘母朱氏这样的人，有四个儿子，却都不显贵；长子刘闵好学师古，以孝友笃实闻名乡里。凡是莆仙士大夫中与他交好的，无不登堂拜见母亲。部使巡按地方，必定先到她家行礼，送来俸禄钱粮帮助奉养。提学周公、罗公尤其敬重她。郡守王公、贰守朱君为她建造学馆，请她住进去，早晚共同供养，像奉养母亲一样。她去世那天，整个郡县两学的属官都亲自前来，赠送财物帮助殓葬，作文祭奠，其中有“母仪妇道，女中之师”的句子。出殡时又一同送到城郭门外，士大夫穿着丧服在路上相连，远近观看的人啧啧叹息羡慕，认为这是荣耀。这大概是莆田罕见的盛事。朱氏不过是一个孤寡妇人，刘闵不过是一个平民，丝毫没有足以打动人的权势；可是她生前荣耀、死后得到哀荣，曾经受过褒封荣耀的人有的也未必能比得上。这难道只是刘闵贤德所造成的吗？由此也可以知道他母亲的贤德了。根据事状，母亲姓朱，字季贞，是莆田水南塔麓人。父亲士季，母亲林氏，是受封南京礼科给事中的韩仲公的堂妹。她幼年聪敏颖悟超过常人，七岁便能缝补衣裳，从此女红无论粗细都极其精巧。听说有人为了祈求父母长寿而斋戒吃素，她便断绝荤腥，直到成年父母极力劝止才停止。父母生病，她便不进食，日夜侍奉，不曾就寝；父母去世哭丧时，几乎哭瞎双眼，并且因此得了心病。服饰去掉鲜艳华丽，二十岁嫁给刘氏，成为晦斋先生的妻子。晦斋早年失去父母，孤苦无依，家门艰难，朱氏治理内务，修补破败、整治废坏，家业才稍能维持。每逢时节，她帮助晦斋馈祀祖先，必定诚敬。抚养叔伯的孤儿和侄子女，如同自己的子女。叔父母住在城里时，迎来家中奉养，如同侍奉公婆。对待宗族中尊卑长幼的人，恩情礼数各有差等，却没有一个不得到她的欢心。三十六岁时，晦斋去世，子女都还年幼，其中还有在腹中的。厨房没有隔夜的储粮，门下没有五尺高的童仆，她与有功名服制关系和强近亲属独力办理丧事，一切都严格遵守礼制。靠纺纱织布维持衣食，常常通宵不眠。女儿稍长大，便教她们温婉柔顺的女子仪态；到了出嫁时，又教她们妇女之道。儿子稍长大，便送去跟随外傅学习，晚上回来考查功课，并且教导他们人伦大义和勤俭持家的道理。她曾说：“我听说你们的祖父忠信孝友，受到乡里的敬重。你们的祖母曾割取自己的大腿肉来减少寿命，以祈求亲人长寿。你们的父亲想到这件事，便不停流泪。你们难道不可以仿效他们吗？”她抚养众子，从幼年到婚娶，衣食一律平等；即使有不同母亲所生的，别人也察觉不出，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孙辈也是如此。有人稍有过错，便斥责鞭打，毫不宽贷。成化丙申年，因为旧居在闹市，恐怕会妨碍家教，于是谋划让儿子刘闵迁到附近村庄，并先建祠堂供奉先世神主。每逢时节朔望，便率领儿子和儿媳按礼拜谒；凡有祭品，必定提前准备，按照家中财力，务求极其洁净精美，稍不如意，就终日忧郁不安。对待众儿媳慈爱而有原则，蓄养婢女仆人严厉却不苛刻。儿媳有过错，婆婆先教导；不改，才斥责、鞭打；仍不改，便接着把她逐出家门。家里很贫穷，便合并安排众子妇的聘礼和纺织收入，节省开支。邻里有急难，即使只有一升一合的东西，也一定相互周济。朱氏的母仪妇道，大致就是这样。宋代蔡忠惠任知制诰时，仁宗称赞他说：“有这样的儿子，他母亲的贤德也就可以知道了。” 苏轼的母亲读《范滂传》时，苏轼说：“如果我成为范滂，夫人会允许吗？”母亲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那么，两个儿子的贤德，是由母亲教导出来的吗？还是两位母亲的名声，是由儿子的显达而显扬的吗？依我看来，朱氏母子几乎是不相上下的。母亲生于永乐甲午四月二十七日，死于弘治辛亥八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八岁。儿子四人：长子就是闵，次子闽誾，庶出子在乡里授徒，阑平海卫庠生先去世。女儿三人：长女嫁给国子学录黄英，次女嫁给朱佑，小女为庶出，嫁给余淮。孙子七人：大继、大佐、大兴、大美、大齐、大睦、大全。孙女七人。曾孙三人：自新、自迁、自警。孙女二人。墓在兴福里东山，一名象峰，坐癸向丁，共七个墓穴。西边上首第一穴，是闵的祖父祖母中二府君的墓；第二穴是祖母李氏；第三穴是父亲晦斋府君，都是成化癸卯年春正月十五日安葬的。第四穴是现在安葬朱氏的墓，确实是她去世那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葬的。第五穴是闽誾生母俞氏的寿藏；第六和第七穴，安葬的是祖姨李氏和伯母李氏。墓地是斗南郑廷纲义助的。铭文说：柔顺而刚强，沉静而端方；美德含蓄内藏，是坤道的常理。刘家的寡妇，仁惠而庄重；教训儿郎，使他们登上显贵之堂。人虽已亡，声名却更加芳香。伍母李夫人墓表

译蜀地棠邑有一位处士伍君，名谦，以隐居修德成为乡里的善人。县中仕宦大族李氏的女儿，十八岁嫁给处士，成为长媳。当时处士的祖父、父亲都在堂上，祖母年纪很大，没有牙齿，不能吃颗粒粮食。李氏每天早晨登堂拜见太舅、舅父完毕，便到北堂问候太姑是否安好，解开衣襟给她哺乳，像这样一天数次，不分寒暑。太姑几十年没有闻到谷物的气息，却肌肤润泽，起居强健，像少妇一样。每次吃奶，太姑都拉着李氏的衣服祝愿她说：“我残余的年寿，是你所给予的。德行深厚的人，报答必定丰厚。你的子孙中应当有显达的人，你将活到百岁而终。”后来李氏果然生了三个男孩，长子从政，次子从教，三子从敬。处士去世时，几个孤儿都还未成人，从敬还在襁褓中，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储蓄。李氏年仅三十岁，立誓守寡，勤俭持家，专心教育儿子。景泰癸酉年，从教便考中乡荐，起任陕西干庠掌教。从政、从敬一边耕种一边读书，每逢李氏生日，兄弟二人便斋戒沐浴，向上天祷告祝她长寿。李氏九十四岁时无疾而终。从政有一个儿子福，从教有一个儿子诏，从敬有三个儿子，长子长性，中子中，次子成化戊戌年考中曾彦榜进士，历任某州知州，升为浙江按察司佥宪，奉诏提督两浙苏松水利。次子方次，诏与方次都成为县学弟子员，显贵发达指日可待。长性的大儿子某某也一样，其余孙辈都聪颖高峻，值得期待。太姑当年对李氏的祝愿，今天已经实现了。往年我提学两浙时，与长性同僚，长性哭着对我说：“我早年丧母，不是祖母李氏，我不可能有今天。现在李氏去世已经若干年了，墓碑还没有表彰，冒昧来劳烦您的大笔。”我认为孝是仁德的表现，施于父母就是孝子，施于舅姑就是孝妇。然而世人所谓的孝妇，能奉养舅姑也就够了，何况还奉养太姑呢？能够奉养已经够难了，何况还用自身的精血来奉养呢？孝而且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她的孝行就没有做不到的了。唉！李氏虽然贤德，不过是一名妇人罢了。她居住生活不走出闺门，见闻不及邻里，也没有师友讲明义理和名教责望；况且对于舅父一族，又并非因丈夫出生便自然具有这种关系。可是她竟能做到这样的孝养，对于世道人心的教化，不也是意义重大吗？所以我要写表来彰显她。中奉大夫湖广左布政使严公墓表。公姓严，名洤，字宗源，别号钝庵，世代居住在莆城乌石山下。曾祖父以姚姓入赘严家，因而登记在严氏户籍中；后来公想恢复姚姓，却受戎籍条例限制，未能实现。公七岁丧母，十八岁丧父；兄弟三人，年长的两个都早逝，只剩公最年幼。公十五岁补为郡学学生。父亲去世后按例应当承袭戎职，伍卫帅认为他非同寻常，不忍夺去他的志向。伍卫帅另行补足戎丁，公得以更加专心致志于学业。正统丁卯年，考中福建乡试《书经》科第三名。戊辰年会试中乙榜而未入选，于是完成太学学业。当时同窗柯公孟时，也因家贫奋发，从军籍中崛起；一见到公便高兴地说：“我得到了一位好朋友。”于是两人相互勉励，勤奋苦学，文章和品行都以古人为标准，不满足于小有成就。太学中科举名次居前的两人多是他们，由此莆田的文物声名更加闻名海内。景泰辛未年，柯公以殿试第一名任职翰林。甲戌年，公继他之后考中孙贤榜进士，也改任庶吉士进入翰林，参与修撰《寰宇志》，得到赏赐银币。丙子年，授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不久，继母林氏去世，他在家守制。己卯年服丧期满，改任云南道，奉诏任南畿提学。他一到任便严明教条，整肃士人风气，考核选拔必先看德行，文章辞采必须以义理情趣为根本，不接受请托。即使权贵豪强之家多有诽谤怨恨，长江以东的士风文气确实因此焕然一变。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是京畿内外相抗衡的郡，而镇江士人过去常常不能与三郡士人并列。公曾到镇江，当时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费君廷言正由贡生起家；公看出他的器宇不凡，考他的文章也确实如此，便压下他的贡生资格，并鼓励他争夺第一，众人都惊愕不已。这一年他果然考中京试第一，后来参加会试又成为天下第一。如今镇江士人能够与三郡士人并列，正是公的功劳。丁亥年，升任浙江按察司副使，仍督理京畿学政。任职刚半年，因行事不便改任湖广，奉诏抚恤流民将近三年，又改任提学。然而在施行政教方面，比南畿稍微多用宽缓，湖广士人因此安定。任满九年，升任广东按察使。有贼首王黎检等乌合之众二百多人，在后山聚集作乱，离广州城不到两舍，村庄市场都震恐不安。公设法擒获他们，黎检诬陷仇人，拘捕了四十人，公查明后释放了他们。不久，王豆皮等人又占据黎检原来的巢穴，声势超过从前。公发给招募文书，俘获其首领，赏银十两，下面的人减半；没过几天，巢穴中便没有一个活口。三府的重臣都来行礼，为公庆贺。庚子年，升任湖广右布政使，湖广百姓举手加额说：“我们的旧父母官又回来了。”凡有施政设施，不用下令百姓也会自行实行。不久荆襄缺少巡抚，朝廷内外的守土官员共同推荐公，尚未得到答复。公因督修江堤，过度劳累而成病，终于不起。过了几天，左布政使的任命下达，可是公已经来不及看到了。可惜啊！公天性严厉刚毅，处理事务精细勤勉，把自己置于礼法之中，从平民到最高品秩，举止行动丝毫不差。待人一概真诚，不苟且求合。别人先来对他行礼，他一定厚重回报，唯恐迟了；有人稍微怠慢他，他回报时也一定要相称，丝毫不宽贷。写字虽然匆忙急迫，纸墨却必定精良。在家中不戴冠、不随意坐下，言语行动都谨慎自持。做官谨守法律，一丝一毫不改变。刚到广东时，指挥张淮被捕入狱，众议当斩；公查核后认为应当先议其立功，有人因此怨恨他。公说：“难道可以拿别人的性命来取悦别人吗？”等公调任湖广时，那人等候在路上，用珍宝酬谢，公严词拒绝说：“我只知道有法律，难道是为了你吗？”公与人虽然不苟且求合，但对故人的情谊非常深厚。兖州通判陈君汝玉，与殿元公都是太学同窗；两人先后去世，公每次谈到他们都流泪。前辈曾景修，凭《书经》在莆田倡导学术，任德安教授时，他和儿子相继去世，官府那里只留下一个孙子；孙子随母亲改嫁到德安人家，乡里都不知道这件事。公说：“这是我私下受益的老师。”于是用物资钱财找到他，将其归还给曾氏，以奉祀曾景修。公在朝廷和地方任官三十多年，去世那天，家中钱财一贫如洗。他的学业、政绩和行迹，各处本来都有记载，不必另立表文来彰显。儿子恭担心年代久远，后人不能知道详情，所以请我为他作表。○行状 奉议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愧斋陈公行状。

译公是莆田涵江人，姓陈，名音，字师召，排行第七，别号愧斋。先世出自胡公之后，宋代明州观察使淬与他的儿子仲刚都死于靖康之难，诏令表彰他们所居之里，称为忠孝坊；公是涵江胡公的后代。曾祖宗义，祖父光远，都没有做官。父亲崇澄，号耕乐，因公显贵，屡次追赠南京太常少卿。母亲黄氏，屡次追赠恭人。公从小聪颖奇异，长大后补为县学学生。都宪牟公俸任福建按察佥事时，曾考察公，看到他写的文章，大为惊异说：“这难道只是科举人才吗？”于是不用对待弟子的礼节来对待他。天顺壬午年，考中福建乡荐。癸未年秋，考中会试正榜。甲申年，登彭教榜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在内廷秘阁读书。成化乙酉年，授任本院编修。丁亥年八月，参与修成英宗皇帝实录，升为从六品俸禄，赐白金和文绮。戊子年，编修任期初次考核，推恩追赠耕乐公官职如同公的官职，黄氏为孺人。庚寅年，上奏时政十多件，都关系到国家大体。壬辰年，因为长期没有扫墓，告假回乡省亲。甲午年，恢复任职。丙申年二月，升任本院侍讲，同时加俸，随即被选入经筵。辛丑年，任礼部会试同考官，所录取的士人直到今天仍被称为得人。当时一位受宠而有势力的宦官母亲去世，公卿都去吊唁，公独自说：“我平素与他并不相识，不去。”又有某姓之人仗恃宠幸而骄横，他把廷臣的福祸掌握在手中。有一天，他私自派爪牙逮捕中书舍人杨某，并拷打侮辱他的妻子。公与杨某是邻居，听说后登上墙头大声呵斥：“你是什么人？没有奉朝廷诏旨，怎么敢擅自侮辱京官！”那人反问：“你是什么人？竟敢不怕东厂！”公回答：“我是翰林侍讲陈音。”他担心这会伤害国家元气；听到此事的人都说，公一向温厚，如今竟能如此，仁者必有勇，确实如此。癸卯年三月，吏部因南京太常寺缺少卿，想选谨慎厚重而有学问的儒臣补任，朝廷议论推荐公，皇帝批准了。公上任以来，每逢岁时荐享，凡是本寺负责主持孝陵祭祀时，必定提前一夜出城，先率领百官和属员共同办理；祭祀帝王、功臣诸庙，则初更时便前往，即使大雨大雪也不误期。文庙祭祀有时由公主持，必定穿好礼服端坐，等过了子时才举行，从不轻慢其中任何环节。郊庙的礼仪，即使南京不举行，遇到洒扫、晾晒祭器的时日，也必亲自到场督促属员，务求干净整洁，不敢怠慢。至于梅子、笋、梨、橙等各种新鲜物品，凡是应当派人飞驰进献太庙的，必定选择属官中勤谨慎重的人交给他们办理，不使所属事务有亵渎或差错，如同协律、赞礼等职。礼司乐、知观等职位，凡属本寺考选的，都选择熟悉事务而没有过失的人，列出姓名官衔，等待吏部铨选任用。公全都秉持至公之心，吏部没有可以驳回更换的。公居住的房屋破败，便用俸禄修饰；在右厢房的空地上结茅建亭，命名为“清风”，亲自作文记述。亭前有几株牡丹，每年盛开时，便邀请客人赋诗，欢赏一整天。后来同僚沈君廷美到来，公便把亭子让给他，自己迁居左边，另建台榭，也像从前一样。己酉年，南京翰林院缺少长官，内阁具题，命公兼管院务。从此以后，南京吏部、礼部有官职空缺，卿和亚卿等职位，舆论大多归于推荐公。他的属官私下相互祝愿说：“愿朝廷不要夺走我们的公。”壬子年八月，少卿任满九年，吏部想另行升调他，却不愿违背属官的意愿，仍然任命公为卿。本寺此前，公上奏报功还没有得到回报，两个儿子举华已经一同考中福建乡试；等公到任后，两个儿子又一同参加会试来到南京。内外守备重臣以及府部以下各位公卿，纷纷前来庆贺，门庭满是来客；乡人和供职服役的人也都聚集在此。就连京城中仰慕公名声的人，也联结丝帛、缀饰彩物来祝贺，常常塞满街巷。公天性淳厚，处世坦率平易，没有其他心思；与人交往完全出于诚意，不故作界限，人人都乐于向公倾吐。有人冒犯他，他也不与之计较，只说“也罢”，所以士大夫之间都称他为“也罢先生”。他在翰林时，像如今的宗伯舜咨、曰川、尚矩，学士宾之，祭酒鸣治、明仲诸位先生，常在直庐和史馆中相处，片刻也不分离。凡是宴饮聚会和谈论，公不参加便不能尽欢。如今他在南京，不到十天半月便互通音问。天下士大夫无论认识公与否，都把和公的交往看得很重。同僚中从前是牛君大经，如今是廷美，人们称他们为异姓兄弟。公对待属官如同子侄，甚至厨房杂役这样的卑贱人，也从不恶言相加。族人来到官邸，亲疏恩意虽有差等，却都极尽欢好，没有失当。乡人即使身份低微，也以礼接待；有人遭遇急难，也必定尽力帮助解决。公早年四方来求学的人很多，厅堂房室容纳不下，只得轮班进入。公根据各人的才能成就他们，人人都有所得。如今两京之中，从太常卿齐章以下，按弟子礼拜公的人不下数十人；各省藩司、按察司以及郡县中的弟子，更难以屈指计数。如今虽然不再设馆讲学，但过去的弟子在内外任官的，哪怕礼物微薄也必定来献上，逢年过节派来问候的使者常常满庭。公起初被选入内书堂教书，跟随他学习的年幼宦官，如今也有在南京任职的，都以对待父亲的礼节侍奉公。公写文章不太构思，提笔便成；四方请求文章没有一天间断，公答应后也从不拖延。与人交际时，礼意有厚有薄，有人疑惑应当怎样施行，公必定采取厚重的一方，所以人们回报公，也同样厚重。病重时，守备太监陈、蒋二公争相为他寻找医材，药材价值接近百金，公却不肯接受。乡人和属吏一同相继向北辰祈祷，请求延长他的寿命，都出于真诚之心；公淳厚的德行深入人心，大致就是这样。公生于正统丙辰三月十七日，卒于弘治甲寅六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九岁。娶黄氏，是翰林检讨约仲的曾孙女、乡贡进士孟益的儿子善鸣的女儿，屡次追赠恭人。继娶林氏，是贵州按察使坦的堂兄弟之女。兄弟二人，公排行第一，乡贡进士员是次弟。儿子二人：长子就是举，黄氏所生，娶某氏；次子就是华，林氏所生，是我的女婿。女儿也有二人：长女嫁给太子太傅、户部尚书翁世资的儿子洪，次女嫁给贵州按察使卓天锡的儿子某。孙子五人：须孝、须友、须政、须某，是举子，须礼，是华的儿子。孙女若干人。安葬日期和墓地，等待向朝廷请命后再确定。现在将要从正寝发引归葬，先把他的主要行迹叙述出来，请有德行文章的君子采录，写成墓铭。○传 苏子兴传

译子兴姓苏，名广，是应天府上元县凤城乡中保三图人。出都城通济门四十五里，有个地方叫雄花镇。他很早丧父，家里贫穷，此外没有别的产业。母亲姓某，年老后，子兴让弟弟庆留在家中侍养母亲，自己到官府做佣役，领取工钱供给她。因此在户籍图册中，因为他属于里长一类，子兴登记为户主，所以官府中都称他为苏子兴。弘治辛亥年，我改任南京官职，子兴正好在官府佣役，谨慎诚实，我很喜欢他。去年春天我入京奏报政绩，让他负责查看行装。子兴心里因为母亲年老，不想前往，又不敢自己说明，于是发誓斋戒不食，为母亲祈求平安。母亲晚年多病，子兴每次请求假期回家探望，都不敢超过期限再出门，一边走一边哭，到了城里才停止。我后来得知情况，便把假期放宽。去年冬天，母亲患肿病，医士巫者交相治疗也没有效果。有人告诉他说：“割股可以治疗疾病。”子兴再次请求假期，暗中买了一把小匕首回家。当夜沐浴焚香，拜告天地，露出左臂，让弟弟庆捏起他的肉，约有一寸高，亲自用匕首割断。鲜血喷到弟弟脸上，弟弟惊吓倒地，过了好一会儿才苏醒。子兴于是把割下的肉细细切碎，和米煮粥，天亮后捧给母亲吃。母亲十多天连水浆都不入口，粥送来后，勉强起身喝了几口，说：“这粥为什么这样香滑，很合我的口味。”于是把粥全部吃完。过了两天，肿病渐渐消退。子兴手臂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迫近假期结束便又回来，不想让人知道原因；与他一同起居的人察觉他活动手臂不像平时，强行追问，才知道了实情。少宗伯圭峰董先生听说后，召他到官邸，查看他的手臂，为此辛酸，叫子孙和家人都来观看，赏给他白金和饭食。我派人让他带着这些东西回去，与母亲共同享用，以彰显尊贵的赏赐。子兴到家时，母亲的病已经好了七八成。一天母亲偶然想吃鸡蛋，子兴赶快进城借钱购买，却没有买到。那天夜里忽然风雨大作，一只母鸡跑进卧室，好像有人驱赶它一样。子兴又惊又喜，便询问并敲问同室内外的人，却没有找到鸡的主人，于是把鸡养起来，接连得到十多个鸡蛋，带回去给母亲吃，病几乎完全好了。子兴因为手臂受伤，又奔波劳累，因而生病。我派医生为他治疗，医生说：“你的胃虚，应当用肉来补。”子兴说：“我现在正在为母亲斋戒吃素，不敢接受您的教导。”弟弟庆来探视，面对他哭了很久。回去时，子兴告诫他说：“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我的病。”过了两天，弟弟庆又来，说母亲的病已经平复，子兴的病也一同痊愈了。子兴年纪长大后，人们劝他娶妻，他推辞说：“我是奔波劳作的人，辛苦所得仅够供养母亲；如果把这些转用来娶妻，母亲怎么办？”这时邻居老妇听说他的孝行，便把女儿嫁给他。庆年方十八岁，曾经为母亲煮粥，母亲责怪他误了时辰，便不肯吃。庆哭了一整天，也不吃饭。人们说，他也可以算作孝子，是子兴的弟弟。评论说：子兴不过是村巷中的一个平民罢了，不读诗书，不懂得追求名誉，而且贫穷得不能养活自己，却孝敬亲人到了这样的地步。上天也常常像回声和影子一样报应他。世上的富贵子弟，谈论经书、粉饰美名，却把父母看得如同路人；不知道他们见到子兴，会觉得怎么样呢？唉！这难道是子兴的资质禀赋与别人不同吗？大概人的本性都善良，只是被利欲损害了。子兴或许正因为贫穷而且朴拙，反而保全了人的本性吧？《东园文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东园文集》卷十三 （明）郑纪撰 ○祝文 梁山祈雨祝文 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山川，是天地的辅佐。天地包容四方，山川镇守安定一方。至于风雨按时而来，阴阳调和有序，万物舒展形体，生长变化，这固然是天地养育万物的功劳，实际上也是山川辅助成就的力量。如果气化闭塞，降雨失期，弯曲的芽不能萌发，刚刚露头的芽甲不能裂开，这即使是广大的天地，也不能不使人遗憾；只有你们山川之神，难道能够推辞自己的责任吗？仙游这个地方，古来就号称丰年之县；我们归德，也号称丰年之乡。为什么今年己未年，从仲夏开始直到仲秋，片云也没有形成，一点雨也没有降下？山岭光秃，水泽干涸，沙子被煎灼，石头都干裂；刚抽穗的禾苗颜色变黄，穗子将要吐出却籽粒枯萎收缩，形容憔悴，仿佛只求片刻生存；根和叶干燥焦枯，只能供一把火燃烧。农夫起初还轮流守护，争着汲取微薄的水流；如今却袖手相看，把田地抛弃为荒野。没有哪一位神祇不曾被祭祀，没有哪种珍爱的牲畜不曾被献上；巫师纷纷前来，唱歌哭泣地祈请，可是苍天昏暗深远，竟然没有一点回应。追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难道是达官贵人和乡中长老不能在乡里率先行动吗？还是里正、保甲不免欺凌孤儿寡妇吗？难道是闾左的少年不加检点吗？还是强宗豪右横行悖逆吗？难道是宫帷之内修治不谨吗？还是簠簋等祭器装饰不整吗？难道是权贵之门请托太频繁吗？还是公家的搜刮掠夺太过分吗？凡是这些灾祸罪咎，理应降临在相应的人身上，怎么可以淫滥地施加威势，遍及众人？我纪某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偶然蒙受国恩，归来此地扫墓，怜悯银河中仅存的遗民，修治荒政而有所作为。想要暴晒瘠弱的禾苗，又疑似暴虐；想要焚烧巫祝，又近于疏忽。能够润泽百里之地，触石而出、聚合成云的，难道只有我梁山之神吗？因此纪某等谨率百姓，前往建兴道场，斋戒吃素三日，向神祈祷。希望神体察天地好生之心，延续万民将绝的生命，汇聚凤顶仙台的英灵，聚集龙潭乌池的精粹灵脉，一呼一吸，云烟遮蔽原野；一跂一动，雷电震响长空。月亮经过箕宿，风便扬起沙尘；只有您这位神，请使月亮经过毕宿，让大雨倾注；正是您这位神，请掌管毕宿。戒鼓惊动众人，我不惊动他们；斗龙不可见，我却要亲眼见到。骤雨若不超过一早晨，枯黄的禾苗可以转青；雨下得缓慢，便能渗入土中，焦枯的禾苗也可以滋润。争相取水的人将以报答神恩而登场，哭泣歌唱的人也将口含食物、拍腹庆贺。《春秋》记载五谷丰收，《金縢》载有大熟；古代的遗迹重新兴盛，功绩将被载入史册。纪某等将立碑歌颂您的德行，使之上达圣朝；牲畜、帛物和祝祷之辞，将与五岳四渎一同列入祭祀典礼，永无穷尽。希望您这位神，仍然努力建立自己的职守，不要使神灵蒙羞。上梁文 御书阁上梁文（屏山）

译我恭敬地想，五伦之中没有比君臣、父子更大的，百行之中没有比忠孝更优先的。恭惟纪某才学浅陋、资质微薄，却身逢盛世，官阶品秩荣列六卿，诰命文书的隆宠兼及三代。金章玉玺，壮盛了西汉雄伟的文辞；凤纹鸾纹的织锦，彰明了大明的盛典。这是传给家族的至宝，也是旷世罕有的恩典。既然珍藏于匣中，就应当建造壮丽的楼台。楼阁高大华美，拥抱家庙，迎向朝阳；屋檐飞翼高翘，依附影堂，拱向北辰。元首与股肱在此会聚，门庭乡里的荣耀也由此增辉。今日良辰吉日，宾客美满、宴饮丰盛，谨献上一首小颂，共同举行上梁仪式。把梁抛向东方，重重楼阁、层层高楼，朝阳映得一片红。三品官阶和荣衔，是皇帝颁制，一家受到恩宠，祖孙三代共同享有。把梁抛向西方，高楼险峻，直与紫云相齐。难道只是这一门增添了盛事吗？八闽之地都抬头遥望仙溪。把梁抛向南方，这一家三代都沐浴圣恩。自古以来忠孝本是男儿的事业，留下来让莆阳人作为美谈。把梁抛向北方，仙溪人建造御书阁。问它为什么受到如此厚重的宠恩？都说是先公多多积种德行。把梁抛向上方，屏山巍峨高耸，足有万丈。皇帝的容颜近在咫尺，仿佛位于霄汉之间。百世之后的子孙，都争相拱手向这里归向。把梁抛向下方，圣上的制诰和宸章照耀华夏。彰显君王的宠恩、报答父母的恩德，难道是为了让东园提高声望身价吗？谨愿上梁之后，南湖宗派如乔木的孙枝一样繁盛，德行与太阳一同日日更新，学业与年岁一起不断进步；以修养自身、谋求大道，使仁厚之风蓬勃盛大；使宗族和睦、邻里亲善，敦厚朴实的习俗蔚然成风。鉴戒愚民逐利争田的机巧智术，思念你们祖先爱人济物的善良本心，奋力拔除祸根，广泛培植德行的种子；使子孙接踵登上青云，使黄甲进士的姓名相联；享有富贵，与国家一同长久安乐，保全家门，直到天穹尽头也不坠落。玉音楼上梁文 我恭敬地想，阳凤淮龙，真主居九重之上，承受天命。洛水神龟、黄河神马，帝王的文章如恩泽普降万国，使天下同享春意。钟阜为帝乡，金陵有王气。留都的户部，是东南财赋汇聚之地；圣世的王言，实在关系着百姓生灵的命脉。紫泥封印开启，恩泽遍及绿野。百尺高檐，仿佛摩触云霄的彩凤；半空中的复道，高耸如宫殿楼阙的青龙。诏令从天而降，声音如玉般传遍四方。《禹谟》《舜典》，补充秘书阁中尚未完备的辞章；殷礼周文，推衍《皇极》“畴”篇再度广布的德泽。以乾为父、以坤为母，大地深厚，苍天高远。我们共同供职于南都，沐浴历朝恩波的浩荡；翘首北望宫阙，瞻仰历代圣人的道德光辉。今日吉日良时，功成事备，谨以微薄言辞祝颂，愿圣寿万年。把梁抛向东方，杰出的楼阁层层高耸，映照着红日。圣明时代的恩波深如大海，华夏与夷狄一统，都沐浴春风。把梁抛向西方，楼阁高峻雄伟，仿佛上天也显得低垂。凤诰龙章带来浩荡春意，万方一齐发出嵩山呼万岁的声音，祝愿华夏昌盛。把梁抛向南方，御笔书写的宸章正在封装成函。国家的财政计划不会亏缺，百姓的粮食充足；江南共同沐浴圣恩，恩泽广布。把梁抛向北方，百尺高楼坐落在帝阙之中，收藏着圣世的《皇极》之书；天下苍生、万姓百姓，都沾受恩泽。把梁抛向上方，新建的楼台高达千丈。御墨淋漓挥洒在云汉之间，水天见了这样的景象，也应当彼此相让。把梁抛向下方，一代帝王的宸章涵容万物变化。高楼大阁与云彩相齐，南都从此增添声望身价。谨愿上梁之后，皇恩从天而降，圣德日益更新，君主英明、臣下贤良，时局清平、国家安泰；百姓的田地不归于外戚戚里，国家的财政少流入宫闱；钱钞免于成为内库增加收入的手段，兵甲使外族长久臣服；南都作为根本之地，百世繁荣昌盛；北阙山河，千年巩固。即使官阶有所区别，也愿祝颂圣上福寿无疆。祭文 祭太常卿愧斋陈先生音文 人谁不会出生？若德行足以修润自身，声名能够符合实情，那么活着就不是徒然活着。人谁不会死亡？若学问足以陶冶英才，恩泽流传给子孙，即使死了也如同没有死。惟公早年跟随塾师学习，已经被称为白眉之才；长久在泮庠求学，声名四处传播。壬午年乡试被荐，才开始显露头角；癸未年会试入闱，在金殿传胪；考中甲第后，进入学馆和中秘之职，经过涵养陶镕，终于成为大器。列名纂修之职，在玉署中游处；因芸编而获得俸禄，受到金帛优厚宠赐；随后登上花砖，日日侍奉讲筵，陈述圣学，深切地启发辅佐皇帝。礼闱主持经学考试，受聘掌管文衡，甄别沙中之金、石中之玉，使群英无一遗漏。供职南都，因朝廷缺人而共同任职，于是担任太常寺副职，以提高品秩。向皇帝辞行南下，专心掌管礼仪，主持两坛十庙，历经三三朝天之礼。后来大拜为清卿，老成练达，早晚都不懈怠。山岳降下神灵，生出甫和申这样的贤才；壶山的灵气，如今又归属于谁呢？公的器量格局，如泰山乔岳；公的德性，如精良的金、美好的玉。公作文章，仿佛不须构思，篇篇连缀，文字繁富，像牛毛蚕丝一样密集。公的学问，如天高海阔，万般道理明白融通，活泼流转。公闲居时，怡然愉悦，不自矜、不放纵，天真自然。公的神色举止，不因事情而恼怒，也不因事情而欣喜；浑厚自然之中，又有条理秩序。公的出仕与退处，外圆内方；一旦面临利害关头，千百人也不能抵挡。公的父母屡次承受皇帝福祉，焚烧黄绢告祭于高大的墓阡，家族数代都佩重缨、系组绶。公的兄弟如鸿雁、鹡鸰一般亲爱，传承衣钵、接受任命，接连登上瀛洲。公教育子女，使他们饱读经书、熟习史籍，在乡试榜上联名，进京观光。公待人如阳春和气，温润亲切，礼敬贤者，谦待士人，体恤匮乏、周济贫困。公和睦宗族，恩爱更加深厚；即使亲疏有别，也都沾受余下的俸禄恩泽。公传授经学，海内英才之中，许多人在仕途偶然相逢，都曾受到公的陶成。呜呼！上天赋予公才德，为何如此完备？公为何又如此早逝？寿命还不到六十岁，声名却可以流传百世。祭工部侍郎黄公孔昭文 公的先世，是黄岩的旧族；上天生公，是因材施教而使他笃实。年轻时游学泮林，早早考中科第；于是列入清贵的班列，屡次升至重要职位。人们说铨选权掌握着利权和关键，公任职十年，门前却冷落得可以张罗雀网。人们说国土如泉源、薮泽般富足，公任职两考，袋子却空得像悬挂的袋囊。先公任职方官，想褒荣双亲却来不及；公拜受龙章，三代同享官秩。先公的厅堂，仅仅够马转身；公在两京做官，也没有增添一片瓦。公只有一个儿子，温润如玉；十年考中甲科，担任两任部属官。公的诸位孙子，个个高峻聪敏；重重闱门之内有百岁长者，继承祖先的衣钵。呜呼！圆与方彼此包容，万物变化错综交参；道理没有绝对的圆满或亏缺，气禀却有厚薄之分。公在报效国家方面十分周全，在谋求自身方面却多有欠缺；奉养先人使其荣显，自己安居却很简陋；唯独教诲儿孙，使他们既贤能又明智。公对于道理中自己能够做到的，竭力探求；对于禀分所限制的，则戒除自满、安守笨拙。这大概就是公所能做到而别人不能做到的地方，实在出于天性。皇恩下诏赐祭，专门派官选择墓地；百世以后，永远使重泉之下增光。呜呼！生前荣耀，死后得到哀荣，既使后代富足，又使祖先显耀。别人或许不能兼得其中一项，而公独自享有全部。这正是天与人相互成就的妙处，难道会是偶然吗？祭秦京兆文

译您是东兖的名族，世代承袭清白家风，宗庙祭祀雷土之神。家族世泽绵延，您考中科甲，任职谏垣，向皇帝进谏纳言，写下几千万字，指斥奸邪、摘发谄佞。朝班中人都为之耸肩，您出任掌管马政的官，勤劳深厚，掌管亿兆骐骝，三千騋牝，皇帝内心已经选定了您。后来任光禄寺官南迁，奉行黄封内法；在经筵赐宴，天厨奏进玉食。皇祖欣然降临，这是重视根本之地。京兆职位空缺，皇帝顾念廷臣；没有谁能超过您，于是说这是百姓的父母官，您应当施惠于百姓。您初次奉命时，多方访求延揽人才，使法令便利于民；沿着旧途施行而不改变，一旦发现疲敝，便更换调任、改弦更张。您如麒麟之子般仁厚，如鹰鹯般正直刚劲，使人吐气扬眉，孱弱者也收敛行迹。豪强权贵有时不了解您，说您疏略倨傲；法网偶有过失，有时又有人了解您，说您简朴正直，只是质朴少圆融。呜呼！了解您与不了解您，谁是真实、谁是浅薄，应该从后代取评，又何必苛求当时人人都看得完全呢？您历任三卿二十多年，如今打开行囊，裤子破了、皮衣穿破了。这大概正是您不在生前买取声誉，却把身后的贤名留给世人。祭黙轩杨先生瓉文 公以莆阳才彦之名载入仙庠，先兄实斋与公交谊深厚长久。纪某从幼年起便提衣趋步，登门受教，在学海中观览波澜，极目所见浩瀚无边。公在庚午年从文场选拔而出，服丧守庐三年，却仍教给我大道。幸逢癸酉年，我得以观览国都的光荣。公在丁丑年遇合英皇，在大庭独对，任天官卿正郎，百官仰望取法，统领各项职务。庚辰年琼林宴上，纪某私自承受您的余泽；随后跟随到官署，接受精审详明的启发，在道艺上游历，在文章上得到滋润。纪某因父母年老请求告假还乡，公于是大拜为参政；省堂如甘棠遗爱，河洛如及时霖雨，湖湘正承受皇帝的选拔，准备把您安置在朝廷庙廊之中。公于是以疾病为由退居壶山之南，与兄弟伯埙仲篪一唱一和，一边吟咏一边饮酒；儿孙环绕膝下，仕途与书香相继，夫妻举案齐眉；凤诰龙章加身，挣脱功利的钮锁，甩掉名声的缰绳；以琴书自娱，徜徉于泉石之间，建亭于浦岛沙洲，拄杖漫步于林塘；城市中不再留下踪迹，荣辱全都忘却。公是乡邦的蓍龟，是家国的吉祥。纪某有幸归来，带着礼物登门，稍稍又沾受您的教化，得以大幅开拓荒疏。谁知分别没有多久，二竖便猖狂作乱；远远听到凶讯，捶胸顿足、彷徨无措，眼泪鼻涕如雨，沾湿衣襟衣裳；薄薄陈列牲醴，抒写我的哀痛心肠。公并没有抛弃我，怜悯我这悲惨的哀伤。祭蔡母文 夫人的灵魂啊，生来便有纯粹的天赋；接受母亲的教诲，善于自我约束；居住深闺，视重金美玉；嫁入名门，恰宜于主持家室。做媳妇有妇德仪范，做婆婆有可供遵循的准则，做妻子兢兢慎慎，做母亲又成为典范。进献苹蘩等祭品，辅助宗族祭祀；抛开脂粉铅华，归来从事纺织。辅佐夫君，发扬清正德行；教导贤子，使他奋展鹏鸟般的翅膀。为什么上天不让您的寿命满百岁？蟠桃凋谢了，瑶池也仿佛枯竭。浮山寂静无声，暮云一片昏黑；萱草凄凄惨惨，锁住了秋日的景色。我与贤子重新结下深厚情谊，听到凶讯，肝肠几乎寸断。以一杯酒祭奠幽冥中的墓宅，夫人的灵魂若有知觉，请来享用祭品。杂著 仙梦辩 本县东北有座山叫九仙山，有个湖叫鲤湖，民间传说临川何氏九兄弟在山中寻访炼丹，丹炼成后乘鲤鱼升仙，因此得名。他们的父亲和母亲追踪到这里，没有找到他们便去世了，当地人认为奇异，便祭祀他们。凡是祈祷大多有应验。有女儿嫁给张氏、杨氏、范氏、信氏，也因此接受祭祀享用血食。其中范氏最显赫，称为范侯。现在湖上有一座阁，阁中塑着父母的像，九仙排列在前，范侯侍立在旁。县里人有所疑问，便宰牲捆纸钱，秘密写疏文告诉范侯；范侯便向群仙报告，把所求之事传授下来。睡醒后在范侯处掷珓以验证虚实，退下后再把梦境告诉守祠人，由他揭示其中的秘密，很多都能应验。然而其中也常有牵强附会、迁就成说来帮助神灵显验的，十件中常有七八件。由莆阳到福建，再到天下，没有不听到风声而仰慕向往的。士大夫出游或出仕来到这里，没有不带着疏文叩关而来的，都把梦见何仙看作主神，把范侯看作使者。我说不是这样。人的一身，精神魂气流行不息；白天发动运用，便成为各种事情，夜间不处理事务，便游逸而成为梦。夜里所梦，不过是日常所做之事罢了。《周礼》所说六梦，有正梦，有思梦。正梦，是心神安静而做梦；思梦，是醒时思念所想之事而做梦。这座祠庙位于万山之中，一尘不染；泉水声、树木色，使人从毛发到骨髓都感到寒意。即使心神纷扰的人经过这里住上一两夜，也自然会神清气定，不再产生邪妄之念。况且求功名，心中主宰的就是功名；求寿数，心中主宰的就是寿数；求男嗣和衣食，心中主宰的就是男嗣和衣食。以专一主宰这些愿望的心，进入清静安定的境界，就兼有《周礼》所说的正梦和思梦了。物与我本是一理，征兆和感应彼此相通，那么吉凶悔吝哪里会不能预先知道呢？如今人们平日无事时所做的梦，若有应验，也只是这个道理显现出来罢了。果真是谁传授给谁呢？否则，黄帝梦见风后，高宗梦见傅说，事情都分毫不差，难道他们也曾到这座山中见过所谓何仙、范侯吗？所以我写下这篇文章来辨析它。家谱引

译混沌初开时，天地各归其位，上下相互摩荡，气化而生成万物。因此天地就是万物的父母。万物既然形成形体，各以同类之气相互感应，依形体变化而繁衍。形体形成以后，各自以自己的父亲为父亲，以自己的儿子为儿子，以自己的孙子为孙子；千枝万派，势必不能混杂而没有区别。古代先圣先王于是赐姓命氏，用来区别族类，例如虞姓姚、夏姓姒、商姓子、周姓姬之类。姬姓后来又分为郑、鲁、卫等，不胜枚举。然而追溯其源头，全都是黄帝的后代，都是最初出生的民众的子孙。最初区分姓氏，是因为族类众多；如果亲疏没有区别，恩爱施加起来就会混乱，恐怕会厚待本来应当薄待的人，薄待本来应当厚待的人，仇怨争斗也会因此产生。这样的用意确实是很好的。后世区分得久了，便隔着血肉而分成你我。贤者知道有父子、兄弟，直到堂兄弟、从兄弟以及功服、缌服亲属之间，恩爱流通，虽有差等而没有隔阂。不肖之人只知道父子兄弟，至于堂兄弟、从兄弟以及功服、缌服亲属，便彼此视如路人。更严重的，连父子兄弟之间也互相仇恨，何况堂兄弟、从兄弟呢？这就是区别延续太久所造成的弊病，也是近世贤士君子编作谱图的缘由。先王赐姓，是把一本分散为万种差别；近世编修谱图，是使万种差别归于一本。其实都是希望把亲族恩爱保全到无穷无尽。我们郑氏受姓，始于周桓公的新郑；到了梁陈之间，露庄、淑三公才开始在莆田三邑显著为郑姓。宗族屏山旧谱始于秘书公，到国朝正统十四年，因兵火而遭毁坏。所以如今重修新谱，便以三秀公为开始，把他列为第一代。三秀公以下，赠南京户部右侍郎清泉公为第二世，封翰林院检讨、累赠南京户部右侍郎松庵公为第三世。从此以下，十世以至遥远的百世，都由此世系连接起来。这就是三秀公作为一本而分为万殊；百世以后，又由万殊归于一本。这是屏山新谱的大概。然而如今列在新谱中的人，亲属关系还没有尽，服制也没有穷尽，正如苏氏《谱亭记》所说：‘这些人本来还不应有百世之后，难道能保证最终不会有百世之后吗？’假使今天的家谱经常修订而不废弃，那么子孙在岁时聚会时，翻阅家谱便指着说：‘某公，是某公的儿子；某公，是某公的孙子；某人是他的兄弟；某人是他的从兄弟；某人是他的再从、三从兄弟；某人是他的族兄弟。’千枝万派，起初全都出自一个人的身体，也都是三秀公遗留下来的血脉。彼此顾盼之间，孝友之心便油然而生。即使有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在族人之间自立自处呢？呜呼！家谱的谱法用来维系人伦，意义难道不重大吗？我们族中从今以后，难道不会有一两个贤者吗？贤者应当把维护家谱、担当家族责任视为己任，不要甘心自我抛弃，以此来激励族人。于是写下这篇文字。训诫屏山乡学的子弟 古代老师之所以施教，弟子之所以学习，在他们年幼时，必定先教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收回他们放纵散漫的心；接着教他们侍奉父母、尊敬长者，入门尽孝、出外恭敬的礼仪，以培育根本；然后才教《诗》《书》和六艺的学问，用来辅助、滋润德性。这就使儿童幼年时已有一贯的涵养，圣贤的根基也已经具备。等到他们长大，才教他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使他们达到充实之美和光辉之大，以取得成就；至于死记硬背和雕章琢句的学问，则不在其中。等到德行成就、声名显著，如伊尹从莘野而起，傅说像肖岩，吕尚从渭水而出，风虎云龙、同类感应，成就不世之业，当然是有来由的。西汉离古代还不远，仍有孝弟、孝廉的科目，以及乡里推举、地方选拔的制度，所以士人的习气虽夹杂霸术，却还没有完全背离本真。唐宋以来，设置明经、进士、博学宏词等科目，以锁院命题、糊名易书为制度，于是只有濂洛关闽诸儒能够得到圣学不传之绪，不受科举牵累；其他人即使白头穷究经书，埋头于蠹蚀的古籍，也只是收摄、培育、涵养的教诲，根本没有机会听闻。幸而考中高等科第、登上显赫职位，便自以为才智超迈、盖世无双，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呜呼！诸位学生平日立言作文，都希望以圣贤自我期许，在这件事上应该一定知道该如何选择了。归田咨目 百姓既然有了生命，所禀受的本来相同；但受气质和习俗拘束，也有不相同的地方。上古圣神继承天意建立准则，我朝历代圣主效法古制设置官职，无非是想防止人们过分，引导不足，使一切归于中道罢了。这是国家臣民的责任，不论在位还是离职，都不能不承担。纪某过去归来扫墓时，看到我们莆田的礼俗大不如古，内心暗自怜悯。如今距离上次祭扫又过了六七年，正好退休还乡，于是写下《归田咨目》十条，用来自我警戒约束、训诫子孙、告知乡人。不敢承担移风易俗的责任，只是不愿助长他们放纵奢侈罢了。倘若有人怜悯我年老，愿意每天都来破除这些戒条，使我能够在山林下优游数年，即使清白地死去、入土为安，也就足够了。过去归来扫墓时，只是不写本地司、府、县的书信；今后连两京内外的书信，也一概不写。馈赠往来的礼节，人情上不能没有。但近来我们莆田的大户人家留客饮酒，常摆五凤桌；馈送礼物，则有羊、酒、盘、盒，不仅竞相斗比奢侈，有时还借此预先投送财物以求请托。奢侈会败坏礼俗，投送财物会损伤名节，不能不预先设法处置。今后纪某到家的日子，亲戚朋友中属于本房、儿女亲家的一律送贺礼四件，其余亲戚只送两件；乡里近处的人送一件，远处的人只带水果和酒来叙乡情罢了。邀请客人不用摆开大桌，食物不过鱼肉三四味，超过这个标准便一律坚决推辞。本家留客时，鲜鱼、咸鱼和肉不过三样，蔬菜不限，水果取用家中现有的，不用层层黏叠堆得高耸；酒不过五巡、七巡就停止，饮酒多少以杯爵大小为标准，不得掷骰行令、纵情高歌，从白天饮到傍晚，扰乱性情、败坏法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务必戒除，务必戒除。亲朋之间往来，若是谈诗论礼，可以天天来而不令人厌烦；如果想伸张冤屈、控诉不公，求我写信托人办事，却先用礼物来招致我的，一律关门不接纳。田园和房舍不过用来满足吃饭、安居罢了；如果贪心没有止境，即使像季氏、石崇那样富有，也不会满足自己的欲望。如今故乡的田地房屋足以供我晚年生活；将来子孙众多兴盛时，任凭他们自行扩大修建，我决不替他们筹划千年基业。若乡间有不明归属的田地，更是平日严禁绝对不能染指的，免得有人费心窥伺、献纳。

译做官后退居家乡的人，正应当收敛锋芒、修养德行，以保全晚节。子孙亲戚平日若有凭借势力与人争强斗狠的，如今应当包容羞辱、忍受耻辱，以免招来灾祸。即使有人受到欺凌侮辱，也不必来告诉我。老年人依礼退休，但遇到庆贺、祭祀和乡饮酒礼，除非生病，必定要参加。上级官员屈尊来访，应当当面拜谢；回到家中不必再回拜。郡县长官来时不必祝贺，离去时也不必送行。若是平素彼此敬重友爱的人，便用诗文代替亲自往来。有人以咨询事情为名，用酒食相邀，或登临游览而没有其他请托，除非盛暑严寒，不要推辞。若酒食过于丰盛，便不辞别而自行离去。作文赋诗，是儒者的职业。若是显贵大臣、年高德重而功业隆盛、为众人所共知的人，其志文、墓铭、表章、行状，必须替他撰写。其余涉及世道人教的诗文，也不推辞。只是年纪老了，精力恐怕不能胜任。乡里的吉礼、凶礼和各种礼节，全都交给几个儿子办理。老年人应酬事务，实在难以耗费精力。同辈亲友中若有人去世，必定要前往吊唁哭祭。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一律依照文公《家礼》和本朝的定制。每月朔日、望日到家庙行礼，上级官员和尊贵宾客登门时，必须穿着有官职者的服色；平时接见亲友，只穿野服。因事出入，只用两人抬的肩舆。衣箱行李用人挑，不用在任官府的隶卒、里甲和民夫。从前晦庵先生退休，想穿野服接待客人，又担心违背风俗而被人非议，所以在咨目中对客位之事加以说明，为自己辩解。纪某平日取得别人信任，还比不上晦庵先生；而我违背风俗的地方也不止穿野服这一件事，这就是《归田咨目》写作的缘由。请看到它的人明察鉴察。《东园文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东园文集》附录 名公叙述 公名纪，字廷纲，别号东园。天顺庚辰年考中进士，改任翰林庶吉士，授官检讨，历任官职至户部尚书；退休时由驿站供给车马送回乡里，又奉诏晋升为荣禄大夫。去世时七十六岁，获赐葬地，并奉谕祭二坛。

译公幼年时庄重机警敏捷，志趣不凡；与孝子刘闵居住在云洞山中，以居敬穷理为学，当时的名士纷纷归附仰慕。泉南陈剩夫来拜访，留住一个月，自称见到郑子方，便觉得自己学问荒疏。修撰罗伦被贬官泉州，往来时必约在风亭僧舍，讲论数夜，说：“东园在学问上的心得很多。”公曾仿照《周礼》作义，聚合家族规范，全家闭门而居，男女老少一千多人，恩义、礼法和睦而有条理。公参酌蓝田乡约，实行朱子的义仓制度，提学周孟中把他的家范刊刻出来；佥事林充贤为乡约规条作序并刊刻，使之通行八郡。公又救止购买军户所造成的祸害，节省里役的费用，兴建卧龙等桥梁，请求恢复枫亭助役，乡人都感念他的恩德。成化末年，朝廷诏令催促有关官员，迫使公立即上路；公走到武夷山，又在晦翁精舍停留数月才回来。第二年朝廷催促得更加严厉，公才起身供职。孝宗即位，公上疏劝皇帝亲临经筵。近来儒臣论说圣学以正心为要，言辞十分恳切，皇帝下旨说：“这本书所说的，朕应当身体力行。”考核士人，必定先看德行；任用和黜退全凭公正，即使是当权者的儿子也不庇护，因此被召为国子监祭酒。公入宫拜见司礼监权宦陈宽，陈宽见公仪容修长伟岸，因同乡关系请求相见，公拒绝了他。驸马练习礼仪稍有过失，公便召他伏在堂下，一点也不宽赦。再次进入经筵后，公给予皇帝的启发更多。有一天讲解《太甲》中篇，公进言说：“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君德是否修明。若任用忠良、采纳劝诫、辅助德行，百姓就会爱戴；若亲近偏宠幸臣、败坏政事、放纵欲望，人心就会叛离，天命的去留也会因此不同。”左右侍从听了都悚然。万寿节按旧规设醮，礼部挑选监生充任执事，公说：“监生读的是圣贤之书，哪里懂得这种礼仪？”于是上疏极力陈说设醮祝祷延寿的错误，皇帝没有答复。国子监有膳余银一千两，典簿按惯例奉送，公说：“膳余本来是给监生的，和祭酒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全都归入官府？”同僚刘某说公这是显露自己的短处，嘱咐监丞林大猷代为劝说，公说：“我不敢故意标新立异，只是不忍到了白头还改变自己的节操。” 山东发生大旱时，公曾上言：“人七天不吃饭就会死亡，怎么能等待应募的粮食买到呢？” 如今江南的粮运阁船吃水浅，山东请求酌量截留一部分粮食借用，等招募到银两后再买粮归还。这样不仅百姓可以免于饥饿而死于沟壑，船只减轻后也容易抵达京师，实在是两全其美。公又说，太监罗兑新近去世，留下的财产数以万计，希望不要吝惜这些财物，用来救济一方百姓。又陈述备荒六件事，皇帝都嘉许采纳。公还议论古代祭礼：天子献酒九次，公卿按等级递减两次；如今郊祀、宗庙祭祀只献酒三次。又说，道家断绝夫妇之礼，优伶扰乱男女之伦，如今却让他们奉行祭祀，都不是用来兴起礼乐的办法。弘治丙辰年，诏令推举将帅人才，公上疏详细陈述武举的具体事项，认为武举科关系到将帅人才，请创立制度来补足缺失的典章。如今武举的科条，大多采用了公所提出的办法。庚申年，边境储备告急，户部发文征取盐引开中，公上言：千里运送粮食，士卒已经面有饥色。如今渭南、凉州一带，就是古代的渭滨、炖煌，虽然时代不同，土地却没有改变；实在是因为军中将帅吞并肥沃田地，士卒怯于在近塞之地耕种。应当派官员清理土地，督促耕种数年，之后边储自然充足。若认为眼下确实缺乏粮食，那么江南寺观的田地连绵成片，应当收取其租税，酌量发给斋粮；这样不但可以充裕边储、作为赈济的凭借，也可以逐渐尊崇正道、排斥邪说。此事交给户部办理。壬戌年，京师和直隶大旱，百姓多有死亡和迁徙，于是设法命令官军每月领取粮食，在水边交兑，共三个月，积存并发出二十多万石余粮用于赈济，先发放后上报，当时救活了许多人。司礼监等监所管的民匠，以及运送船只的余丁、造纸钞的工匠之类，在旧制度之外每年增加粮米二十五万余石，公秘密上疏请求革除，皇帝准许了。守备和各位内臣觉得不便，甚至说出危险的话，公不为所动。江西、湖广各道拖欠的赋负累计数百万，百姓苦于运费是正粮的两倍，公立即奏请允许折价缴纳。至于盐钞、布帛等物料，凡是解送内库的，费用都要加倍，公也都奏请改由解送户部再转运，每年节省数十万。正德丙寅年，漳州盗寇大举作乱，侵入我方西部边境，公倡议筑城。第二年城墙完工，盗寇再次到来，不敢进犯。戊辰年，公病重，都御史林俊、孝子刘闵前来探视；医生为公解除病痛，公说：“生死是常理，不必过分挂念；只是我承受国家深厚恩典，每当听到朝政变更，便成为九京之下的遗恨。”巡按御史韩廉以及巡守官也前来，和郡县长官一同问候病情。公告诉他们，仙城的城防还不牢固，希望完成这件事来惠及一方。去世那天，公整理衣襟端正坐着，占得诗二律，享年七十六岁；遗命刘闵办理丧事，不要请求安葬和祭祀。公在朝廷任职时正直刚毅，遇到事情敢于作为，没有丝毫曲意顺从他人的行为；然而也因此多次遭受谗毁。公曾诚恳地告诫儿子说：“富贵不是可以强求的，徒然会丧失自己所坚守的东西。我凭借孤忠自信，即使遭人谗毁，幸赖皇上圣明，特别的恩典屡次施及公道，我又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呢？”（均见《仙游志》）

译公任礼部会试同考官时，有国舅的外甥在考场，内廷派人赐下茶饼，同事因此急忙寻找他的试卷，公把试卷放置一旁，没有发给他们。等到试卷录送入内，皇帝很不高兴。宪宗皇帝说：“翰林官也很难做啊。” 公器量宽广洪厚，举止沉着庄重；即使在闲居时，也一定整理衣襟端正坐着，妻子、儿女和奴仆从未见过他有懒散的容态。公待人无论贵贱，一律以诚相待。写诗作文不事先构思，兴致来了便立即写下，写完整篇也不改动几个字。书法端庄严整、刚劲有力，即使随手书写，字与行也都整齐相对。先侍郎公去世后，公在丧次铺草枕土，日夜不离开。三年之内，公从未到后寝一次。黄夫人除非在丧次，否则不能与公相见。蔬菜中偶然有荤油，公立即察觉并哭泣。家人害怕，从此送饭时必定整洁清净。丧服期满十多天，公仍不忍改变。太夫人怜悯他，亲自拿鸡肉给他吃，公因此腹泻了几天才恢复正常。公任浙江督学时，哀诏送到镇守、巡按等官处，他们商议用鼓乐引导迎接；公引用“四海遏密，八音”之语加以劝止。公与师生一同住宿斋戒、讲习礼仪，直到服丧制度结束，以尽如同居丧的哀痛之心。当今皇帝在东宫举行冠礼时，公采集古今帝王的嘉言善行共一百条，分别绘图并作赞，名为《圣功图表》，开启后进呈皇帝；并且说皇太子应当亲近正人、听闻正言，不可与轻薄的内侍交游。皇帝优厚地答复了他。有一天，皇帝在东宫打开图册赏玩很久，便指着一幅图对太子说：“哥哥可以学习这个人。” 公见留都没有两年的储粮，辛酉年上奏设置水兑法，革除滥支。到了癸亥年秋天，京师储粮终于有了七年的积蓄。这种水兑法，南京户部至今仍遵行，军民都认为十分便利。公从翰林任职至今，前后请求退休的奏疏共十八次，都承蒙皇帝用温和的诏旨勉励挽留。弘治甲子年三月，公又以患病为由迁居，并在官邸处理政事；一个多月后，才把本部印信咨文送交南京吏部，委托官员代理掌管。公上疏恳请收拾行装以待，到了八月，才奉到皇帝情意深切、言辞恳切，晋升品秩并赐给驿传的诏旨。（均见遗事） 公从立志求学时起，便以古人为自己的期许。曾与张东白、罗一峰会面讲论性理，也与陈白沙通过书信互相规劝勉励。又曾在云峒与我会面，研习《易经》、考究礼制，以主静慎动为准则，来求得最高的道理。听到有人有善行，即使身份卑微，也一定奖赏他、赞许他；见到贫贱之人，即使不是亲近的人，也会周济救助。他尊崇正道、辅助仁德的念头，终身没有改变。居家食禄二十多年，脚不踏入城府；上司若不亲自到他家拜访，就无法见到他。晚年又写下《归田咨目》十条。侍奉父母竭尽孝道，服丧期间始终不饮酒、不吃肉，也不进入内室就寝。丧事完毕后，他在墓旁结庐读书。终身能够思考如何立身于朝廷、处身于乡里，成就了许多大功，到处都有可以记载的事。这些都载入遗事，是人们共同知道、足以扬名当世并传给后代的。至于那些有志于去做、却因时机和力量不够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人们未必全都知道。然而他的品格如青天白日、乔岳泰山一般，又是光明显著、不可掩盖的。（孝子刘闵撰《遗事序》） 廷纲为人正直刚介，有远大的抱负。对于古今人物，他所认可的本来就很少；显达官员和贵人即使平日听说过、认识他，也从未肯登门拜访。他选择交往的人十分谨慎，不是合适的人，连一句答复询问的话也不轻易说。唯独与我以及同年南邑张君廷祥相交，我们从彼此切磋中得到的益处很多。只要一两天见不到面，便怅然若有所失，即使深夜也一定穿便服出门相会。相会时便讲论五经性理的奥妙、修身慎行的方法，对于诗文写得好不好，却不屑谈论。至于彼此所做的事情有一件善行，便相互赞许；有不善之处，便直言规劝，毫不宽贷。像这样相处，大家都视为平常。今年春天，廷纲因为父母年老、长期缺少省视侍奉，便援引旧例请求退休，皇帝没有准许。六月又以奉养双亲为由请求，诏令准许了。他退休养病时，我和廷祥都诚恳地劝他改变主意。廷纲说：“我并不是不知道出仕这条路，只是想到双亲年老，思念他们竟成了疾病，这是你们两位亲眼所见的。如今如果继续做官，就不能竭尽诚心和力量来效忠君主，只是庸庸碌碌地在大官职位上度日，每月领取太仓俸禄，心里难道能安吗？如果过几年疾病稍稍痊愈，报效国家的日子还长着呢。” 于是我和廷祥认为，他的话也是一种道理；况且古人说，人的出仕和退处，即使朋友也不可能完全替他说明白，所以我们便不再最终阻止他了。（礼部尚书谢一夔撰《蓬瀛别意》） 廷纲身逢圣明时代，请假归居家中，慨然有志于整治家庭，制定了若干条家范，率领家人努力实行，至今已经两代了。我近来路过他的居所，私下十分仰慕，所以取来刊刻，以和天下有家室的君子共同分享。唉！治理天下，要以端正家庭为先；天下每个家庭都端正了，天下也就治理好了。假使士大夫对于家庭，都有先生这样的心意，那么它对风俗教化的帮助，难道会小吗？（福建提学周孟中叙《郑氏家范》） 内翰郑氏《家范》开篇说，有家长来统率管理全家，从副家长以下直到耕作、放牧的人，各自按照自己的职责听命行事。礼节明白完备，也可算是一部小小的《周礼》。不过，《周礼》以法制为主，而仁厚之意贯穿其中；郑氏家范以仁恩为主，而礼制也施行于其中。依我看来，礼制容易实行，而家范较难实行。但郑氏子孙如果能够广泛学习来明白其中的道理，积累义行来端正自身，那么也没有看出有什么艰难。呜呼！本朝的《周礼》，只有郑氏的子孙可以实行它。（兴化府知府、前翰林院编修岳正题《郑氏家范》） 东园先生过去从翰林院请求退居山中奉养父母，并把平日积累的见闻参照今事、考察古制，曾编录成一册，已经推行此书来使一乡受到教化，只是还没有推广到其他郡。我偶然得到这部书，反复阅读，看到其中大书特书高祖的旧章，在前面提纲挈领；又细致阐释先儒的格言，在后面详列条目。无非是希望百姓知道，国家的制度不敢违背，礼制也不应违背，并且尊重、信奉而奉行它。克贤承蒙恩典，重新任职福建按察司副使，只害怕自己也因同样的责任获罪，因此题写在各篇开头，使它刊刻于各郡，与各位有官职的君子共同勉力笃实行之，不要推托说：“我们这一派近于迂腐，空谈对实际没有帮助。”（福建佥事林克贤撰《增修乡约序》） 我的朋友廷纲先生退居山中，已经超过二十年。他研习经典、体察义理，深入洞察古代圣贤的道理，以虚心应接万事，体会无欲无为的妙处；这种充实而自得的境界，实在不是流俗所学的只凭口耳传习和辞章文章可以相比的。（福建提学新喻胡荣撰）

译先生在浙江之外台掌管文教考试，所传授的，是《易》《诗》《书》《春秋》和二礼的经典；所阐明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道理；所教习的，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学问。这些道理确实如粮食必定能够疗饥、药石必定能够治病一样明确；对于异端邪说，则排斥得干净彻底。（《芹泮留思》） 先生到任以后，竭力把弘扬圣贤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教导人学习端正内心、意念真诚的道理，并且以自身作表率；重视根本而抑制末流，收敛浮华而趋向实际，真是有道德的君子。至于改善教化、改变风俗、兴办礼乐、崇尚诚信仁义，凡是与学校教政有关的各种事务，都加以整顿刷新，使之焕然一新。我们先生对于名教的功劳实在太多了。（《春风遗爱》） 浙江的风俗不一致，东部过于俭朴，西部过于奢侈，而且又被佛教和邪门的祈祷所迷惑；至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全都只以世俗习惯为崇尚，先王的礼仪制度十成中已经失去了七八成。先生刚开始主持政务时，深以此为忧，于是亲自指示教导，一概把敦厚根本、改善风俗放在首位。又命服丧期间的生员讲习丧礼，使他们不被异端迷惑。从此以后，两浙士大夫家中有丧事的，大多遵循《家礼》，不再举行佛事。奢侈的受到禁止，俭朴的受到勉励，风俗渐渐因此改变了。不过，他为人性情刚强、执法严明，按照正直的原则行事，不顾虑身后的得失。士人受到约束，起初非常痛苦，时间久了才安然接受。（《士林遗思》） 先生教导人，首先强调德行，其中尤其举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其次教作文艺，于是礼乐也大为兴盛。他开启人的道德智慧，造就人才，使三代的盛况在百代之后重新恢复。自从设置提学官以来，还没有像先生这样的人。（《化雨流香》） 几十年来，士人拘泥于科举功名，社会风气崇尚异端，圣贤的礼义在当时得不到彰明。因此先生首先尊崇德行，排斥不肖之徒和有权势的豪强，对贫寒士人则一视同仁。每到学校，必定同诸生讲论端正内心、意念真诚的道理；有空时，就讲到治理国家、应对变局的大义。因此，有志于学的士人感激先生教诲勤恳，都勤奋精进、专心修养，以求不受辱；懒惰苟且的人则彼此相看而惊惧，认为先生是在严厉责备自己。先生也从未因为他们自暴自弃就放弃他们，最终欣然跟随先生受到教化的人很多。由此，浙江之中修养德行、笃行学业的士人纷纷出现，佛教、老子的积习也远远离去了。（礼部郎中门生商汝颐撰） 先生早有回乡奉养父母的志愿，直到服丧期满仍然眷恋故乡，没有立即起身离去。他居家一共二十二年，对于利禄的轻重，内心淡然，丝毫不为之动摇。后来因为文章、品行和阅历老成，被提拔为浙江提学副使；诏命他担任国子监祭酒，又升任太常寺官员，进入现在的官职。他的文名和德望，在当时高高受到推重，可是先生想归乡的志愿又强烈起来。于是他进京报告政绩，立即上疏请求退休，没有获准。第二天再次上疏请求，皇帝下优厚的诏书勉励挽留，他才返回任所。不久，他又请求回乡省视祖墓，这才得到批准。如果不是一向坚定地守持恬淡退让的操守，能够这样吗？所以世人正争相奔驰追逐时，先生却像遗弃功名；世人正推举他、想让他显达时，先生却像在躲避。这种志趣，哪里是功名和仕途显达所能束缚的呢？他的贤德比常人究竟高出多少啊！（吏部尚书倪岳撰《归省序》） 天下太平日久，士大夫大多修养忠厚之德，唯独先生凭借奋发进取的气概，实行正大之学，所以因此受到当时人的嫉恨。然而说到天下的正直之士，就不能舍弃先生而归于他人了。（户部尚书周经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先生年轻时努力学习，慷慨而有远大志向，事情只要符合义理，就不会因个人利害而动摇内心；他的恩泽可以惠及百姓，也不一定把功劳归于自己。他喜爱贤者、乐于行善的心，即使古代的君子也没有超过他的。（大学士张元祯撰） 先生志向高远，见识敏锐，处理事务精明，学问纯粹高雅；朝中的士人，或许有人能赶上其中一二点，但要找一个把内心对国家大计的忠诚和关爱从未有一日稍忘的人，谁能像我们廷纲先生呢？然而他的官位始终不能与才干相称，于是恳切请求离职，甚至交出官印、收拾行装等待命令；他的高尚风范和严峻操守，远远超过常人了。（少师刘健《送致仕序》） 先生存心十分刚毅，具有高明的见识和深远的眼光，远远超出寻常之流。他渊博深厚的学问和经世济民的才能，一向为士林所仰慕、推重。当他任检讨时，曾陈述实情请求回乡奉养父母，在二十多年中涵养更加深厚。等到奉召回朝，他已经俨然具备了成为公卿辅弼的才能。因此，他一旦主持学政，两浙的士风便一致恢复淳厚；一旦教育国子监学生，师道便由此确立；一旦掌管太常寺，礼乐制度便显明地恢复古制。等到升任司徒的副职，独自掌管部务的时间更久，凡是处理天下的赋税，大体原则都在于节省百姓财力、充足国家用度，清除长期积存的弊病而已。（南京吏部尚书林瀚撰《致仕序》） 先生通晓六经，下笔能写数千言。宪皇和今上登上帝位以后，他多次进献良策，全都深切关系到国家大计。他主持学政、掌管成均，教化大为推行，士大夫中能够谈论这些的人很多。至于筹划国家财政，使恩泽同时惠及军队和百姓，则是我亲眼看到并亲自借助其功劳的事情。先生如今归去，而我们督府中那些身披坚甲、手执锐器的将士，正对他依依不舍。先生难道也能对此毫不在意吗？（魏国公徐俌撰《致仕序》） 先生是本县特别杰出的人物，在全郡尤其声望隆盛。就像四时之气全都具备，而太阳正当中天。气运完美，正逢盛世；福分深厚，长寿而安然终老。前后历代的乡里贤哲之中，谁能与先生相同呢？（《见素林俊祭文》） 想那仙地在宋代有蔡忠惠，既因政绩显著，也因文章著名。三百年以后，先生又崛起于世。一县之中出了两位贤者，声誉和美名并称。先生有深奥的学问，鄙弃那些浅陋的文饰；先生有古人的道德风范，竭力挽救衰颓的局势；先生有宏大的才干，这就叫经世济民。我近来在福建任官，接掌先生过去担任的职务。仰望先生的高尚风范，哪里敢奢望能达到万分之一呢？（右都御史姚镆祭文） 先生一生的气节操守清白坚贞，出仕或退处所表现的大节俊伟光明；不只是门生旧属称颂先生的德行，即使妇女和卑贱的奴仆，也没有不仰慕先生名声的。福建本来就是贤才众多的地方，但要找一个能与先生媲美的人，恐怕就像霜中的树叶与清晨的星星一样稀少。（福建布政王子言祭文）

译先生三十二岁时，就以疾病为由请求回乡奉养父母，在松庵翁林下侍奉父亲，甘美的饮食一定亲自供奉。松庵翁乐善好施，曾因先生显贵，烧掉数千两的债券，先生顺承父亲的心意接受了这件事。泉南有豪强人家杀了人，用千金托付给松庵翁，松庵翁说：“你知道我的儿子是不可以收受这种钱的，竟想让我用这些话去对儿子说吗？”便挥手让他们赶快离去。先生听说后，更加自我磨炼。他曾与刘孝子、闵学道、云峒公一同归乡，刘孝子多次用书信提出疑难，公甫请陈先生取来为之作跋，如今收在《白沙集》中。身居显贵高位，却以清廉俭约自我持守；用余下的俸禄周济抚恤他人，不经营产业。到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和珍奇玩物，丧事所用也仅仅够用而已。君子认为，他具有足以与古人相媲美的品行，而世人不能完全说尽；他具有经世济天下的才干，却没有得到时代充分任用；出仕和退处自始至终都光明俊伟，对于富贵、利益和显达却淡泊如常。我对于先生还有什么可评论的呢？（《翠渠周瑛撰行状》） 《东园文集》附录 ●《东园文集》跋 古代求学的人，文章和经世济民之才，本来出于同一个根源。后来儒林传、循吏传等体例建立起来，有的人因著述广博而著称，有的人因筹划事务练达而显名，于是分道而行，像短小的港汊和断绝的水渠一样，彼此不再贯通。只有内心通达道学的人，才一定能够把握根本源流。他寄托于笔墨的文字，用来叙述事情、阐明义理，陶冶抒写性情中深厚美好的部分，都足以证明他的事业能够不朽。这又不是那些只以辞藻华丽来娱悦性情、修饰文采的人所能相比的。我的梁氏九世祖司徒公，以圣贤为求学的志向，他居乡和立朝时的气节风范，各位名公的叙述已经记载得很完备了。文集中保存的这些文字，我们后辈从哪里能够窥见、推测其遗留的精神呢？当时人们已经共同把它们珍藏为宝物了。大概他所得的心得精微之处，不仅足以比拟作家程子所说的载道之文，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自明代中叶以来，历时长久却仍像新作一样。如今圣明天子褒扬尊崇前代，征求文章、考察典籍，这项典礼更加隆重。旧刻《文集》年代已久，书版腐朽、文字漫漶，（梁）深怕祖先的功业不能彰显，于是同弟弟们商议重新刊刻。其间有遗失的，也一并补入。至于《归田录》《义聚家范》《增修乡约》等文集，都是保存风教的著作。无奈它们早已毁失，若有鸿儒巨公家中收藏，希望能够惠然借出，摹刻后广泛刊布。这难道只是（梁）兄弟得以承受恩惠、使祖德重新光大而已吗？知道道义的人或许也乐意为此引导开路吧。乾隆戊午，九世孙英梁谨慎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