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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五 《东山存稿》别集类第四 元 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东山存稿》七卷，附录一卷，是元代赵汸所撰。赵汸字子常，婺源人，学业深厚，著书立说，隐居而不出仕。至正末年，他跟随辅元帅汪同起兵，保卫乡里，被授予江南行枢密院都事。他对各部经书无不通晓，尤其精通《春秋》。所作《春秋集传》《师说》《属辞》等书，都已经著录在经部之中。这部书是他的诗文遗稿。元朝末年，赵汸在东山筑室，闭门著述。明初屡次征召，他都不肯出仕，只出仕一次参与修撰《元史》，事情完成后立即辞官归去。他的操守品行极其高洁，文章也多质朴真实、典雅确切，不追求浮华声调，仍可见古代贤人的遗范。詹烜撰写赵汸行状，说他曾在杭州拜访黄溍，黄溍大为惊异；又曾到临川拜见虞集，在虞集家中寄居了一年。大概他所交往、讲习的都是当时的名儒，所以文章能具有这样的师法。书中又载有赵汸自撰的《黄泽行状》一篇，对经学传授的源流剖析得十分详尽；由此尤其可以大略看出他一生学术的醇正以及学问功力的来源。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东山存稿》原序 洪武二年冬，休宁赵君子常因修史之事被召到京师。事情办完回去后，还不到一个月，便因病去世。第二年春天二月，安葬在乡里的东岩，亲友全都来参加葬礼。他的门人汪荫于是收集他所作的若干卷诗文，请我为之作序。我已经答应了，但因多病，一直没有来得及。不久，汪荫又因贤良之才被召用，范生准便继续收录，旁搜博采，没有遗漏，再次提出先前的请求。唉！我的友人子常一生专心研究古学，难道他的志趣只在诗文吗？起初，我十五岁时，在族祖古逸先生门下求学，子常已经先来受业。先生常称赞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有疑问不弄清楚决不罢休，并且约定第二年再来。于是我问他的年龄，他说：“我比你大五岁。”我高兴地跳起来说：“如果你果真来，我愿意像兄长一样侍奉你，向你求取益处。”等到第二年到来时，先生却已经去世。我正以耕种来供养自己，抽空读书；子常则游学江西，在九江黄楚望门下求学，又到虞文靖公那里寄居。等他回来，在东山建造精舍，希望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学习。我正好和一两位朋友在县城东面的崇寿观读书，与他相见非常欢喜，互相勉励，彼此深切规劝，志向只在追求古人的学问。凡是从老师和朋友那里得到的学问，各自都毫不隐瞒。此后分别归去，便严格遵守约定的日期；相会叙谈时，则通宵彼此警策劝勉。不久，战乱突然横行，我们逃奔四散，彼此的消息无所不问。这样询问了两次，又过了一年，我不得已被授为州牧，接受行省檄文，编组百姓，以抵御寇乱；子常也辅佐郡镇帅，安定乡里。后来我因服丧退居荒僻之地，子常也避乱到我们乡里的阆山，时时搭屋带书，相约完成平生志业。庐舍刚刚修好，变故却难以预料，他于是远行服役，六年后才回来；疾病缠身，身体衰弱疲惫，情形已与往日不同。子常在东山所著的《春秋集传》和《属辞左氏补注》，都已经完成了大半，又重新用心研究四位圣人的《易》。我感动惭愧，汗流不止，还希望保养精神、竭尽力量，早晚向他请教，以完成学业，谁知他突然去世了。唉！这究竟是我个人一生的不幸，还是我们这一时代文教的不幸呢？人不是不学习；那些堕入庸俗学问、浅陋不堪的人，不值得谈论。假如不沉溺于佛、老所崇尚的空寂之说，便一定会从事权谋势利之学。何况有些人的文章喧腾一世，而内心仍崇尚虚玄；能够真诚奉行圣人的教诲，穷究天地的本源，成全天地的德性，阐明天地的作用，这样的人有几个呢？这就是孔夫子不能建立君主之道来匡正天下，所以发出“我已经完了啊”的叹息的原因。他建立师道来教化万世的本意，至今仍隐晦不明，实在令人感慨。子常深入探究学问的本源，努力探索幽深奥妙，体察并涵养其精微，日积月累地完善自身。他向黄先生学习时，凡是诵读圣人的经书，必定通过积累思考来自己领悟，把获得圣人之心作为根本；又依据诸儒的训释，推求他们已经说出的内容，再融会贯通，以探得他们尚未说出的意义。因此，他对于《易》的卦象、《春秋》的书法、《礼》的大纲小纪以及节文制度、度数的详细规定，都已经形成了清楚的头绪。可惜他的寿命止于此处，最终未能完成著书。文章多因别人催促，或因应酬问答，不得已而作。诗则因感触兴发而用歌咏表现出来，虽然并不专门以此为业，但无论长篇短章，也没有一个字是苟且写成的。子常名叫赵汸，学者称他为东山先生。因汪、范二位学生的请求，所以追述我们往日交往相承的情谊和深切的期望，以表明他的学问事业并非没有根基。唉！阅读他文章的人，难道也可以从这里得到效法吗？星源汪仲鲁序。钦定《四库全书》《东山存稿》卷一 元赵汸撰 诗〔五言古诗〕 题《平山堂》，次用黄先生韵 空旷的厅堂俯视平缓的山冈，层层青翠直冲半空。仿佛认出了瑶台，微明的光线窥见了玉案。颇疑是巨灵神的力量，将山削平绝非一朝一夕。古树森然排列整齐，灿烂的朝霞满地铺开。附近的山峰容易攀登，池水清澈，莲花没有蔓延。黄莺啼叫惊醒午梦，客人来到，琴声便停。这样的胜境正与胸襟相契，雅正的情怀知道不会背离。悠然忘却物我之分，哪里肯存有矜持的界限？我的马迹遍布幽燕，头发花白仍乐于村巷。居住在夷地并非故意曲意逢迎，哀悼猛士也能得到前人的谋算。险峻艰难是世人所趋逐的，真正淳厚的风气却日渐雕残。举步之间便要看安危，一句话几乎可以关系治乱。假如能够领会这里的意趣，便不觉得自身会成为祸患。美好的谋略确实可以留给后人，难道只是为了夸耀奇异的景观吗？送汪子翼赴采石书院任山长

译汪子名富，儒学和文章都很出众，令主管官员惊异；他横置经书，得到专席讲学，往来主持圣哲祠。昨天与你相别，清雅的谈论来不及谈及私事，只想到紫阳翁，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老师。为什么陆九渊所学却与他们不同？今后学生将要跟从谁呢？这件事应该精心思考；此行的责任就在你身上，难道还要计较班次资历吗？可叹我向来浅陋，求道多次陷入歧路，探索也已经很久，沉沦失意本来就是我的处境。一听到君子的议论，反躬自省，惭愧自己湮没浅微；精神和心思面对纷杂的现象，谁能掌握其中的关键？关中、洛阳一带的遗言，其根本确实就在这里。入门的弟子多能通达明白，经书的解释却因此受到朱子的讥评；朱子晚年所达到的境界卓绝，理解他的人很少。陆象山如果能够复生，难道还会忧虑学问支离吗？即使他的学说有不同之处，对我而言也已经没有疑惑。前代贤者离我们已经很远，今后询问辨析将依靠谁？你有千里远行，谁能纠正我的错误？采石是古代重要的镇地，精舍俯临险峻的江矶。你登上蛾眉亭，不要作雍门周那样的悲歌；应当想到谪仙人李白，他身穿宫锦，何等光彩淋漓，在天地之间横绝高飞，骏马飞驰而不受羁绊。君子应谨慎修养自己，深沉潜修，厚重自持。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不受拘束的天才，纵情跌宕又将归向何处？通达正道必定有道路，积累德行必定有根基；可贵的是敦厚实行，不要崇尚空洞的言辞。世俗之学昧于根本源流，幽微精深的道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侏儒嘲笑俳优，长者难道会欺骗我吗？想到你确实是命令我这样做，这些话本来并不适合我说；我恭敬奉行光明的德行，愿意到白头为止。哀悼吕景武诗〔并序〕 吕君名景武，是山东即墨人。郡倅景文是他的兄长。曾祖吕整，至元年间以千夫长的身份跟随出征交趾，军队败退后仍不屈服，挟持两名俘虏投海而死。子孙世代承袭他的官职。到了景武，喜爱读书，成为诸生，在江宁郡学受业。山东陈子恭、江西朱景晖以及本郡唐仲实，都是他的老师。朱景晖去世后，景武向他的父亲请求，拿出全部费用按照礼制办成丧事。朱景晖曾说星象变化非常异常，战乱一定从两淮开始。过了很久，果然如此，姑孰失守。景文得以脱险，侍奉母亲；郡城陷落，众人都被杀，他又与全家一起幸免。后来有人推荐他的才干，他被授官新安。景武出入军中，竭尽力量奉养父母。每逢岁时，他去探望兄长；新安人请求唐先生向兄长说情，于是以宾客之礼接待他。戊戌年十月，景武因病去世，暂时安葬在问政山下。唐君作词哀悼他，序文大略如此。星溪俞仲谦在山中探问我的病情，并且说郡人感念吕侯的恩德，想要安慰他的亲属思念之情。于是拿出这卷诗让我观看，我便作诗来表彰他。山东有一位壮士，出身于古代姜姓之后，起兵时跟随楼船水军；军队败了，他以投降求生为耻，挟带俘虏投海而死，始终不感到惭愧。他有鹰扬般的后代，像郡学中的学生一样，专心攻读文章。老师死后，他替我办理丧事，拿出全部财产。长兄佩有银符，是慷慨豪勇、胜过百人的良将；他忍辱求生，脱离刀兵，使神明保佑高堂老母。景武在黟山下辅佐郡政，慈母未曾敢把甘美食物先给自己；弟弟经营事务，时时也来到兄长身边。没想到一场疾病竟使他不起，呼天而问却只有茫茫无应，拿什么来安慰母亲的心？彼此相看，眼泪纵横。乱世中能够得到善终，哪里知道生命的长短？郊野原野多是白骨，哪里还能解脱归葬山冈？《银峰述德诗》〔并序〕 番县所属的德兴县，其名望之地是银峰。艰难时期，攻伐从四面侵入，内部离散，外部争斗，彼此成为仇敌，不知道归属谁。总制和阳王公在星源建立幕府后，号令焕然一新，威势和恩德同时显著，百姓有了归依，远近都安宁。于是提拔有武力、忠诚、勤勉的人作为辅佐，又考察有才可以做官的人，推荐并授予官职。县里的人得以保全性命，重新列入平民，耕田凿井，老人和子孙都能安居，这些全是王公赐予的。于是元帅张昭请我作诗记载事实，希望流传四方，以彰明盛大的德行。战马在淮地奔驰，烟尘使江湖昏暗。银峰这个有万户人家的县邑，转眼间成了丘墟。番君的祠庙已经毁坏，张相的坟墓也应当长满荒草。千年来豪杰埋骨之处，只看见豺狼和狐狸。四邻又来问罪，毒害怎么能够除去？祭牲摆在边境上，玉帛也一同送去，谁来庇护我们的百姓？大家踮脚盼望能够获得新生。分属两方本来就不是良策，瓜分土地哪里是好办法？干戈天天相寻，山谷都成了储藏军粮、屯驻军队的地方。甘心以彼此土地为仇，互相杀伐侵越。争端同虞、芮两国相争，祸患难道比蛮、触之争不同吗？彼此倾轧，各自依仗援军，哪里还肯怜悯无辜？福星降临婺水之滨，率领千骑镇守一城。威势施行于征伐之外，恩泽覆盖衰败困苦的百姓。招抚携带流亡者自有办法，不急不缓。运势运行，事理终究会恢复；寒冷的山谷也会被春阳吹暖。湓浦覆灭了巢穴，宫亭山拔除了根株。永远感谢西江水，不再像干涸车辙中的鱼。包容污垢而扩大宽宏的度量，推诚相待以开启愚昧。你们有才，我将帮助你们通达，努力求取声名；你们有武力，是我的爪牙，正应当随时供我驱使。困难像春冰一样消释，冤屈如被水洗涤除尽。父子重新见到天日，妻子儿女在家中欢喜。从前的刀兵之地，如今画成了种瓜种芋的田园。开始羡慕百姓生存的快乐，努力耕作以供纳赋税。譬如涉过深水，王公就是渡河的木筏；又如沟中的瘦弱之人，只能忍死等待王公赈济。何况如果不是遇到王公这样的贤者，这个县邑如今会是什么样子？我想留下王公的塑像，让英姿照耀乡里。建造高大的石碑铭刻伟大功绩，以螭龙作碑首，以龟作碑座。所显示的只是一乡之事，所流传的却是天下道路。作诗歌颂王公的德行，记载事实，文辞绝不虚妄。子孙又传给子孙，歌咏永远不改变。方伯和各路统帅，都把王公视为榜样。题《黟令周君儒所藏清溪白云图》在清溪上建造屋舍，与白云为邻。云影常常停留在地面，溪水的光辉清澈无尘。夕阳余晖照到山林，明暗相映，忘却冬春。逍遥地坐在窗户之间，也足以娱乐心神。遥望彭泽县令，出仕还是退隐难道由得了个人吗？忽然想起桃花源，悠然生出寻找渡口的愿望。悼念儿子管 没有儿子时，不曾忧愁；有了儿子，却悲伤他不能长大。奇妙的赞誉世间少有，我家贫穷，哪里养得起你？可叹从出生到夭折只有百日，奔走操劳没有停息。前来道贺的人还在门外，房中已经听见哭声。你的病，我竟不知道；你的名字，人们已经登记。我没有高飞的翅膀，要这些烦琐的羁束有什么用？我珍爱你如同捧着合抱的玉璧，却在乱世遭人指责。祸福无端到来，每每担心牵连骨肉。古人说夭折的孩子也算长寿，上天并不是有意毒害你。不要羡慕彭祖和【“■〈目冉〉”字形疑误】贪生，他们长久拘困于尘世。题米元晖《江山小景》苍茫江水浩荡无边，挥手扬帆离去。回头看江上的山色苍苍，只剩烟雾笼罩的树木。在洲渚旁搭间茅屋，哪里会缺少垂钓之处？然而终究还接近尘世的踪迹，没有达到乘扁舟的意趣。世道运行如狂风暴起，早晨的新事物到晚上便成了旧事。白云多么高远挺立，转眼间已经停在天边。寄语山中人，你为什么独自忧虑这么多？病士 病鹰仍忘不了搏击，病骏马仍忘不了腾跃；病鹤低头却不啄食，抬头长望云霄。只有病中的读书人，心如死灰，再也不能振作。居处终日很少有欢乐，起身行走就像遭逢疼痛和死亡。遇到人目光便频频转动，内心警惕，外表慌张。嘴上虽然勉强答应，退下来反省时却只有茫然。自己已经有病尚且忘了医治，哪里知道百姓还没有康宁？多谢那些来游谈的人，请努力自我振作。难道这是抛弃果实吗？还是要称量它以充实圆方之器？峡源瀑布

译寒冷的峡谷隐藏着厅堂，寻找源头得到飞流瀑布。瀑布悬空而下千尺，飞鸟惊惧得不敢飞渡。雷声震激，仿佛丹岳崩摧；电光穿过，仿佛青山破裂。阴暗的山崖排列着积雪，丰沛的雨水长年倾注。我正逢时局艰难，面对它便忘却百般忧虑；尘俗的胸襟欣然像被洗涤一番，徘徊流连不忍离去。高山隔开吴、楚两地，避居远方有谁能顾念？应当有逃避秦乱的人，在岩石前寻找隐约的小路。诗〔七言古诗〕 题《云林小隐》杉树松树幽暗茂密，烟雾湿润青色；两道山崖相合，仿佛满怀愁绪。石壁陡立，围着方形池塘；怪石与小窗相对，精美的家具间陈列着图书，简陋得仅容膝。十年来仕途昏暗，黄尘使锦里萧条，四邻稀少。高峻山岭截断云天，抵御暴乱只听见一曲樵歌，行人也断绝了。古林先生亲自培植德行，芝田兰畹没有荆棘；内心闲适，连鸡犬也清静安宁。虎伥和狐妖全都绝迹，树叶归根，虫子闭关。大雪深到半夜，前山都看不见；孩子们夹着书册，不要说寒冷，相信和阳之气仍在地下。浮邱祠 浮邱谈论诗歌：秦汉之间，有一位白眉白发而容颜红润的人，偶然赶上谈论，几乎被弃市；又看见怠慢儒生的人，帽子漂浮着远去，不知到了哪里。遗迹清楚地留在轩辕山，年年谷物丰收，万物没有灾害；石泉一杯，供奉甘甜清凉的泉水。中秋遇雨分韵，得“秋”字 蓬莱别馆中，天上的香气浮动。仙家美景，只有中秋才有。举杯邀请明月，却不知道它在何处。湿云布满大地，寒蝉含愁。大地山河忽然破碎，苍茫的微弱身影将到哪里去寻找？狂风怪雨，难道会整夜不停？坐在中堂中，眼看寒光流动。故人 故人离开我，在秋江岸边。多少年后重逢，只能在春梦中。忽然看见明月，便想起你高尚的情怀。愁绪在三万里的长空中断绝，荒山中久病，不能振作。狂风暴雨凭什么这样侵凌？麋鹿呦呦鸣叫，呼唤同类；雉鸡媒鸟声声鸣叫，寻找同伴。余村道中寄鲁斋 青山并列着山岐，像苍龙；石门处翠树交错，像彼此缠绕。仿佛给幽居的人增添了几处清幽境界：玉梅、翠竹环绕着寒冷的溪流。沿溪走了半日，脚上已经磨出茧；放眼水面千回，山路百转。请你处处种下桃花，不要让我重来时迷失远近道路。读阮嗣宗诗 明月照着北林，孤鸿发出哀鸣。我提衣起坐，弹奏鸣琴。忧思徘徊，独自伤心。可怜厅堂上长满荆棘枸杞，白白让繁华的桃李灿烂。到青门外种瓜，寂寞冷落；在西山脚采薇，惆怅遥望。芒砀山的云归去，大泽空旷，五百年之后再没有英雄。道路穷尽而痛哭，有谁知道其中的苦衷？沉溺酒中、放纵言论，本来就是阮嗣宗的作为。古津渡夜谈赠金元忠 年末相逢，又诵读诗篇。烧尽枯木，谈兴更加纵放。低矮的茅屋覆盖着结成冰花的屋顶，寒气压住溪边的云，连梦也做不成。竹帛上的文字已经被烟火销毁，百姓因而愚昧。唱一曲紫芝歌，像商山四皓那样老去。坑儒之祸之外竟然逃脱，真是学士。浮邱的雅正颂歌，是济南的文章。寄题郑天骏《云山楼》歙、睦两地交界处，长陔之水从这里发源，所以当地名为陔口。山中有萧王墓和庙宇，祠庙十分兴盛。它的东面就是方家洞溪，是山岩险峻之处。郑天骏在这里主管讼狱文书，凡是边界巡察、宾客饯行、供给费用等事务，都由他主持。流亡者回来以后，商人旅客都很高兴，于是在江边建了一座楼，名为云山楼。来往的仕宦和客人，都可以在那里休息并得到饭食供应。有才华、能作诗的人，赞美郑君身居下位却善于履行职责，彼此吟咏歌唱，感叹称美。郑天骏因此在当时获得了声名。我到郡城求医时，万思敬偶然带着这卷诗来，请我作文章叙述此事。我病了很久，不能写文章，但曾经认识郑天骏，知道他不是平庸之辈，所以作此诗来系述其事。广文的孙子，才干和武力兼备，亲身隐居在关梁之间，辞谢了军伍生涯；他在江边建楼，号称云山楼，坐在那里俯视江云，谁敢欺侮他？江中的舟船每天经过，道路上的车马多得数不清。官府的纲运和私人的货载，一时都汇集于此；主人迎接客人，无暇责问呵斥。他掩埋白骨，砍除荒林，招集安置流亡者，使他们全都安居。主人摆开席面，客人长声吟诗，只说这里确实美好，不必再怀念故土；可惜你没有生在宣和年间，否则坐视消灭鼠辈之祸应当不难。直到今天听说，方家洞仍能使壮士怒发冲冠；请你试登萧王墓，青史无名之人有谁来守护？丛祠中箫鼓声春秋不断，男儿何必一定要生前封侯？送皮典史归泉溪旧日隐居处 皮尹从前辞去高位，隐居生活想要效法陶彭泽。石潭空阔幽深，九座山峰奇异。潭底云气行走，映照着朝阳；云散山空，至今已经多少秋？随风飘荡万里，多么悠远。一朝飘落，仍然回到原来的地方；云本来无心，风也停止。芙蓉峰下，是西江道路。父老前来送行，你不要回头顾念。何况著书已经有鹿门之约，回首人间只剩烟雾。题《碧山图》我曾喜爱李太白兴致来时便栖居碧山，山中另有一番天地；可惜没有图画留在人间。谁能替碧澄翁长久住在山中，栽花种柳等待春风？忽然看到新图，才认识到其中的趣味：青山淡淡，云朵飘飘；小桥流水，涵映着清澈的水波。抱着琴选择佳处，便可度过一整天；哪里能像你这样身在图中呢？韩侯既爱诗又爱画，嗜好饮酒，不担心官长责怪。他想画出李白的碧山居，可是酒禁正严，只能借笔作画。知道老人有儿子曾经在这里游历，淡泊无为，心境日益安宁。画成后姑且拿来为老人祝寿，愿老人长久快乐，没有忧患。赠给上人丕大基 阴山赤光赫赫，阳光如金，快意地照在中天；飞翔于乾坤之间，仿佛冲破佛法的力量。大西天来的一只鞋，究竟要归向哪里？百年的王气真像垂落的闪电，千尺高的法轮在竿顶旋转。刘郎的相貌和秘密难以窥见，幸而有妖言，谁先看见了呢？以上都是元初的事情。诗〔五言律诗〕 《观舆图有感》五首 早晨的雨打湿茅屋，展开地图便羡慕大禹治水的功绩。山河仿佛托在掌上，天下尽在九畴之中。水的本性只向低处流，百姓的生活本来就容易陷入困穷。磨破手脚难道会没有事情吗？大智慧能够与上天相通。又一首 四年勤劳难以继承，八年治水终于成功。推想城濮之战的显著功绩，遥想召陵会盟中深刻的问鼎之意；仍然怀念拒绝投龟的忠贞，哪里肯改变心志而趋向无足轻重之事？可叹还有谁记得，到今天仍然如此。又一首 车辙已经环行诸夏，居身之处却想起九夷。难以求得伐木唱歌的地方，还在想念馈送豚肉的时节。夹谷之会真成了诽谤，中牟之事也不容易被人理解。只留下删削编述的事业，赫赫然兴起于周王畿。又一首 头发已经白了，还在陈说王道；当今的君主中有谁可以匡正？艰难时想念稷、契这样的贤臣，容易时却把希望寄托给齐、梁。越国哪里能依靠冠冕礼服？秦国正任用虎狼般的人物。徒然听说贤臣归来，却再也见不到鹰扬般的雄姿。又一首 雒邑空虚，南渡后的东都也已经衰败，车驾又向北行，已经应验了前五次闰月；徒然追忆后三元〔世人称汉、唐、宋为后三代〕。分合的情形恰好相似，但今昔难以相提并论。女真如同拓跋氏，终于统一而居于中原。江彦明来访

译自从逃入空谷以来，我健忘得把人都看得相似。明月来时便成为上客，松树长大便是高邻。已经相信贫穷不是疾病，懒散也确实是我的本性。高兴的是你能不拘礼节，今后带着杖履常来，不要推辞。又一首 敲门时知道有客人，已经料到是你来了。战乱以后交游很少，秋日清朗使胸怀舒展。纵情畅谈，没有什么不可说的；任笔直写，彼此绝不猜疑。树叶落尽，山容洁净；暂居楼中，且不要回去。经过闵川程义士祠遗址 义士的名字仍然存在，祠堂的地基却已不存。人的内心都为之感动，惠帝的恩泽已经推及后代。古树与烟霞交杂，遗留下来的文册使姓名更加尊贵。确实知道开府以后，世代都有如云的后代。题张中丞祠 孤城经历百战，忍死坚持，重新挥戈作战。节操义行如同日月，声名可以和山河相比。云深处遗祠古老，地处偏远却有很多人来求取神灵护佑。往往建立功业的人，哪里能够保证永远不被磨灭？经过斗山拜访程明远 在斗山脚下建屋，山深人自得清闲。有时歌唱《白石调》，高远兴致就在青山之间。大道并没有平坦和险阻之分，虚名却会自行招来蛮触般的争斗。悠然得到真正的趣味，这片异境就是仙界。答金元忠 宾馆中有两位贤者，后来宗仰陶渊明五柳先生的门庭。黄莺鸣叫，声音从山谷传出；大鹏迁徙，翅膀像云一样。学问广博，年华正好；时局艰难，志向却不改变。一身可以轻视宇宙，匡扶救济要依赖广博的见闻。病中和伯友《绝粮》诗韵 容貌一年比一年衰老，忧愁却像疾病一样日益深重。风吹屋檐，淅淅沥沥令人惊惧；竹林小径阴森，使人胆怯。独自筹划家中的困难，朋友来访却又被岁月侵逼所阻。远方来信，令人想起飞过的雁；危坐沉思，自然低声吟咏。次韵《玉琊云隐图》〔并序〕 番阳王本善的故居，在怀玉山北面，名为玉琊。乡中前辈进士董公为它作记，和阳王使君为它作赋，又请星源韩征君为它作图。我曾经过本善居住的地方，看见他把一间屋子打扫得洁净，琴、书、图画和弓剑杂陈在前；又培植桂树、种菊花，陈列怪石和细蒲草，幽静洁净，令人喜爱。大概他能审察自身、推知分限，随遇而安；与那些因挂名军籍而有所顾虑和愿望的人，完全不是同一类。于是依照使君的诗韵作诗，附在卷末，以表达他的幽思。马上佩着三尺剑，山中占着半间云。没有人来寻找荒草小径，只有老虎卧在柴门旁。解下铠甲，整治城垒之后，悬挂弓箭，安定土地归来。为什么还要思念从前的隐居处？究竟又有谁真正清闲？张节妇 家中遭逢灾难时年华正盛，时局艰难，志节反而更加坚定。九泉之下再也没有复生之日，一片贞节发誓终身守持。即使到了后代，恩德仍如往昔；尊崇老师，子弟也像贤人。姓名将归入太史的记载，墓碑不必再刻。经过程河池墓〔公名德仕，宋代任河池令。元兵进入县邑，他估计不能抵抗，便与夫人一同在官舍自缢〕 义尽忠全，才显著于荒坟之上；草木繁茂，城邑倾覆，只有守死不移的双重节义，聚成不灭的精魂。古代的事情人们还在仰望，残碑上的字还有一半保存。声势轰轰烈烈，与日月争辉；气节炽烈，与天地同存。诗〔五言排律〕 《蔗庵》金华老儒胡汉，字子景云，以梦中所见之物给庵命名，并亲自作记述。他生于战乱离散之中，尝尽艰难困苦。到了中年才有这种意趣，所以用“蔗庵”命名来表现自己的心志。美好的蔗苗咀嚼出甘甜的汁液，初次登盘便来自宴席；接近根本，滋味才长久；将要成熟时，节理更加坚实。经历许多艰难，便思念往昔；梦境之中已有开创的先兆。橄榄要在红盐之后，蒹葭要在白露之前。庭院中玉树森然，里巷润泽，华美的屋室明亮。小小的居室本来并不简陋，何况文章高雅更可以流传。虞廷曾听说奉养老人，绛县老人谁会怀疑他的年岁？喜悦欢快地面对将来，冥冥之中命运已经由上天决定。烹鹅的故事记着黑白之辨，吃蜜时忘掉中边之分。周兄本来没有慧根，化蝶并不是《文言》所说的事情。诗〔七言律诗〕 和唐县尹《山居》诗 我喜爱山居，砍削白木做成椽子，总把幽居中的事情交付给诗篇。在花间饮酒，特别适合入画；雪后登楼，仿佛将要成仙。短笛有时在山岚之外吹响，小船无人，系在篱笆边。旁人如果想知道闲适中的快乐，这一刻应当价值万钱。又一首 山上新亭遮蔽着白茅，亭前栖息的鹤可以看见巢。泉水流到谷口，禽鸟争相沐浴；树叶拥在篱边，狗自在地奔跑。太阳出来，山童在竹林外歌唱；雨停以后，林中喜鹊的影子落在花梢。想要择邻而居，也有餐霞的高士；姑且同严光写诗自我解嘲。又一首 早年曾在京城结交英俊之士，晚年卧居沧江，独自拥有一座山丘。再没有谢公携带歌妓游赏的事情，只剩下陶令离去时的舟船。千章古木排列着冲向云端，一脉寒泉依傍山石流淌。客人到来不必谈论世事，小亭已经题作“四宜休”。又一首 仕途上的功名汗马，谁说不是蜗牛角上的争斗？功业完成、事情已经微末，谁会在急流中想到回头划船？竞相夸耀高明的手段，羡慕细微的机巧。落下的竹笋鲜嫩，足以充作美食；出水的鱼鲜美，放入菜肴肥美。吃饱饭躺在藤床上，毫无惭愧。先生难道竟然能够独自归隐吗？又一首 高人到了晚年，事情多半懒于过问；丰厚俸禄任凭别人去谈论吧。花儿想起河阳时红艳灼灼，柳树看着栗里时碧绿重重。百年之后，破败的县邑仍思念遗留下来的恩爱；各处的生祠还描绘着美妙的容貌。最是断崖上的诗句写得好，总夸赞秋水如同出水芙蓉。又一首 绝没有尘土来到幽静的门窗，手持《离骚》，以独醒自负。弁岭到了傍晚，云自然洁白；六湖春色将尽，草木长得青翠。沙滩边忽然又有鸿雁飞过，屋角常常传来鹡鸰的鸣声。不要面对江山再三回头，天地万古不过是一座驿亭。又一首 青山像玉环，流水像玉带。醉后倚着溪边蓬屋，自在往来。松菊还留在三径之外，蓬莱只隔着一片云。没有弦的琴在这里，谁能听见？写成诗来排遣兴致，便不再删改。穿着彩衣的孩子相互牵携，在庭院下嬉戏；慰藉心情时便又展颜一笑。又一首 尘世的事务纷纷扰扰，没有尽头。姑且乘一叶小舟，任凭年华流逝；闲暇时经过甪里先生的宅第，随意拜访孤山处士的居所。有酒时何曾留下世俗客人？没有钱仍然自己买梅花。新诗写成后，人们争先来索取；醉后落笔淋漓，有时整齐，有时欹斜。又 酒瓮和书囊排列在两楹之间，远胜过手持虎节镇守一城。南山的僧人时常来访，西塞的渔翁仿佛也与我结成了盟友。随意数着归来的鸿雁，频频站在门前；偶尔观看嬉戏的蝴蝶，懒倦地在台阶边飞行。莲花博士早早归来，白发寻觅春光，最是有情。又 半山遍是松竹，一条溪水通向云门，巷舍寂静，远离尘世。随意静观黑蚂蚁的行列，忘却机心，不惊扰成群的白鸥。寒花姿态自具，在窗前开放；古道在眼前延伸，门户之外各自分隔。天上的故人频频来信问候，不肯让我这个高隐之人断绝消息。依唐某原韵作答 驾着小船出城，避开繁华。两岸青山，仿佛若耶山。腊月的雪还使樵夫的道路迷蒙，傍晚的烟霭遥遥连接着野人的居舍。地处偏僻而向阳的山谷，花朵繁重，花蕊累累；厨房靠近背阴的树林，竹笋破土抽芽。若主人肯分给我半席之地，我便携着书剑，在烟霞间终老。又 年末来求见，难道是因为贫困吗？我常常怀念您的高尚情谊，出于天真本性。多次收到您的问候，却惭愧于来使；幽居半年，也有愧于未能负薪相报。桃李不说话，人们自然陶醉；芝兰满眼，心意常如春天。再次前来，尽有沧洲隐逸之兴；愿长伴诗翁，吟咏《采苹》。登黄龙洞后岩绝顶眺望太湖 灵湫映入眼帘，我一时也登上绝顶，独自攀登，仿佛启蒙初醒。历历可见的蜗居，难辨远近；依稀可见的蚁丘，环抱着东西两方。苍穹青碧一色，秋景无价；积水深达千寻，阳光照耀长空。振衣挥袖，无言地姑且远望；海天之间云雾散尽，只看见飞鸿。题黄龙洞

译苍翠的山岭从西面而来，拔地而起，雄伟峻峭；重重岩壁直下，涵藏着一片虚空。山根连接笠泽，天光与润泽相合；接通蓬壶的海气，也传来神灵般的声响。有时听说世外真人无所居止守持，规中油然生出一缕气息，从山前升起；愿它赐给人间，使年岁丰收。子贤兄赐诗并附信给我，我谨依原韵唱和致谢，同时叙述近况，呈给诸位兄长一笑。独自怀抱遗留下来的经典，寄托于遥远的山岑；破旧的庐舍，仍能让我每天来往寻访。天气寒冷，白鹤归到华表；日色温暖，黄鹂在树阴中啭鸣。资质浅弱，常为经史知识丰富而惭愧；您多情，应当会体念我的言语深切。山中二月桃花开放，无限春光正如寸草报答春晖的心。又 朴实求学，常担忧岁月侵蚀；在空山中渐渐喜欢断绝追逐寻求。道路穿过芳树，落花如红雨飞舞；门户掩映在疏篱间，护住一片绿荫。淡泊的交往本来就合乎正道，平常的酬答不必深奥。春来处处听到鸟鸣，白日青天中自有万古不变的心。又 偶然在青翠山岑旁搭了茅屋，旧书几乎忘记了，因而重新温习。幽深的涧水鸣响，仿佛长久下雨；太阳照上重重岩壁，驱散积聚的阴气。承蒙朋友来访，渐渐相互问候；每当想到树林深密，更觉山势幽深。半夜忽然想起《奇瓜咏》，惭愧您这位高人具有超然世外的心。德懋、彦明依家兄原韵所作诗，我再次唱和二章。漫长白日悠悠，遥望青翠山岑，怎敢期望好友再次来访？树林尽头传来笑语，太阳刚刚升起；竹林之外分别携手，山腰处已投下阴影。性情偏癖，自然适合远离机巧事务；才疏学浅，每每惭愧，但旧日情谊深厚。险路上急雨骤降，担心泥泞湿滑；怎肯相信鸟的鸣叫，徒然苦费心思。又 把全部书籍装入行囊，登上玉岑小斋，整日独自幽居寻理。关闭门户，已经惭愧于不能像黄莺迁入乔木；击掌之间，又听见鹤在树阴中鸣叫。俗人的天机多么浅薄，高人的呼吸吐纳自然深沉。劳苦谋生实在惭愧，并非我所应有；不要辜负邹公所说的本心。代作诗送尚文到句容县任教谕 乡试结束后，您穿着彩衣回到仙县；吟诗描画着彩绘的船，催促太平盛世到来。不要徒然推辞文学属官，在清明时代，正急需栋梁之才。绿槐影里，琴书安静；红杏花边，车马往来。山近龙盘之地，闲暇日子很多；秋高气爽，准备登上凤凰台。又 清明的朝廷选拔士人，乡野间没有遗漏的人才；百里之内都夸赞这里有老师。才子有所作为，终究会得志；文翁兴办的事业，不必徒然停止施行。蟾宫中的桂树正在等待，正宜登名入籍；泮水边芹菜生长，姑且吟诗。听说经学林中有许多俊杰，届时弹冠相庆、拾芥般取得功名，完全可以期待。又 秋闱选拔英秀，唯独年轻人还没有察觉；南宫的进士贤才，奉檄任职，自然相同。毛义因喜悦而扬鞭，从此便如祖生先行。清明时代崇尚礼乐祭祀，宫墙近旁是幽静的书室；金声玉振的学馆相连。三茅山秋色正浓，充满超逸兴致。写成《停云赋》，又裁纸作笺。谢赵公子 公子的才名，已经传扬四十年；清贵之家自古以来就受到南州的尊重。藏书存于内府，连同圭璧一样珍贵；宝剑从丰城出土，光芒震动斗牛。春日温暖，云气生于玉树；拂晓新月如银钩坠挂。珍贵的图书不让豪门得到，偶然相逢，还容许一位士人求取。黄氏棣华碑 高大的乔木凋零，故国也同样衰败。家中兄弟中年长者最高尚；风花之间，市井隐士如潘阆，湖上的仙居接近葛洪。放鹤的人稀少，棋局还在；吹箫的人远去，石坛空寂。棣华原上留下两块石碑，西蜀的文章则有宋代两位公。排遣愁怀寄给程明远 朴实求学，常忧虑力量不能胜任；朋友来访，共同感叹岁月侵蚀。尘封的书卷屡屡掩上，化作三声叹息；古雅的曲调刚刚传来，我每每独自吟唱。雁飞过树林，不留下落影；鹤在天边鸣叫，留下余音。河流曲折万重，通向银河，却并不妨碍仙槎自在寻访。感怀 猫竹墩边道路平坦，来来往往还能够靠近祖先的墓地。青青的豆麦，使人内心悲恻；郁郁葱葱的松楸，唯独映得我眼睛明亮。山势连接着祖先的仪范，如仰望高山耸立；水流曲折，仿佛绕着云彩前行。当年对我的期望，如今成就了什么？年老而无能，暗自流泪。游富寺源赠任达可教谕 青山之外，护卫着大牙衘中的险要；千座山峰如剑戟排列，红树簇拥。高原秋意进入图画，苍松从涧中挺出，傍晚时青色如蓝。昔日的人可以避世，如今却没有这样的地方；往事令人伤心，兴致也不必再谈。齐鲁一带的战乱烟尘，应当也会再次平息。等您重新穿上广文先生的衣衫。依童以清原韵 山城二月，百花盛开。欣喜地代元戎传来捷报；小县正逢多事之日，时局危急，必须依靠各类杰出人才。乌丝纸写成文章，仿佛云气生于池沼；白苎布裁制成衣，仿佛月光洒满高台。因为有幽会的约定，常常极目远望；晴空中两只仙鹤自行飞回。存中过访我山中，谈到乱世时所遭遇的事情，我作此诗赠给他。早年穿戴衣冠，见到了太平盛世；谈论从容，能与老成之士相接。已经将书籍抛弃给劫火焚烧，偶然从刀锋之下获得余生。大裘千丈，是仁人的志向；九食三旬，体现达士的心情。共同观看寒梅在腊月之后开放，东风渐渐转动，北枝也繁荣起来。除夕赠倪明善、程仲元 旧日朋友中，谁能与我共同整理残存的书册？战乱后相逢，心情惘然。肯陪我度过除夕，怜惜我的病体吗？想要传授家学，也知道您们贤明。修养自身如同泥土草芥，知道得太晚了吗？涉历世事如同风帆，惭愧自己没有前进。不要叹息长镵碰上积雪，且让我们以清谈相伴，共度新年。别仲本 同上。高险山峰积满了雪，衣襟仿佛云朵，飞鸟仿佛在水中游泳。总括真机，图中的太极，说起来容易吗？纸上的先天之理，也很精微。没有通达阴阳，哪里会有道？不明白悔吝，怎么知道事物的微妙变化？怎敢忧虑年岁将晚，却忘记老师和朋友？朴实求学，常忧虑不能如愿。和叶中茂过访见赠四章 早就知道您是栋梁之才，却叹息您沉沦下僚；如今逢到时机，更兼有重视南方人才的机会。少年人徒然谈论从军的快乐，志士常常怀有报国之心。已经看到您的奇功写入幕府，每每听说佳句流传到山林。孤灯下偶然共同抽取青简，寒夜雨声中，对着窗户感慨深长。又 早知富贵如浮云，便任意在空山中独占一丘。志向坚定，不怕遭受沟壑之辱；身体闲适，也怀抱古今的忧愁。每每怜爱山色，频频移杖观赏；因为珍惜月光，独自登楼。承蒙您远道而来，与我共同忍受寂寞；茯苓和黄菊，总是值得寻求的东西。又 山阁刚刚建成，景物清新；何况遇到好友，频频赋诗。红霞映照窗户，迎来初升的太阳；清露沾湿衣裳，仰望北辰。野外来客交往，没有世俗的忧虑；林中僧人谈笑，全是真率天真。古人快乐的地方，我有什么呢？只在千仞峰顶，获得自身自在。又 我的才质如樗树栎树，哪里敢求得知遇？何况多年来正逢战乱离散。朝廷市朝难道没有牵挂吗？山林中的生活似水，而人的命运如丝线般脆弱；在田间扶杖亲自耕作，自有乐趣，雪后提竿独自垂钓，也别有奇趣。早已忘情得像木石一样，故旧不必苦苦怀疑我。屏山即事，时值周明府来访 此地靠近仙岩，白日自然显得漫长。短墙间不时吹过竹风，清凉宜人。楼头的古树，遮挡着秋雨；栏杆外的险峰，倒映着夕阳。坐在高榻上，听到金石乐声；走过小桥，接近翠色如盘、香气四溢的景物。何况又能陪伴贤达清谈，这才相信来年也不会轻易忘怀。依尚文原韵作答 论交往自有缘分，难道会彼此违背吗？即使雨雪交加，也不推辞叩访朴素的门户。常常遗憾世俗之流轻视造化，所以故意用苦切的话辨析危微之理。道通达天地，本来就不是外物；德与诚相合而神明，才能显见事物的微妙。恐怕辜负最初的心意，对俊杰感到惭愧。即使只有一箪饭，也甘愿食用故山的薇菜。题黟县舒仙翁东岩隐居处

译仙家的楼台宫观倚靠着高峻山势，万仞峰顶只有一条小路通达。幽暗的山谷常常防备雷电突起，夜间在坛边静看北斗斗柄回转。只应当骑鹤从云中过去，还想象着吹箫之人从月下走来。远望平原，秋树低矮，累累荒冢令人徒然悲哀。丙申年冬天游黄山 举着束缊在门前迎候，月亮刚刚西坠；一同来访的客人，与我共同经历艰难忧患。躲避盗寇已经多年，如今竟没有地方可去；哪里可以砍取茅草，筑屋安居？风雪肆虐，樵夫的道路艰险；山谷仿佛囚困，溪濑又如绳索束缚，正是野人居住的地方。一箪食物，肯允许我共同栖息吗？这寂寞的残生，我也不愿再多求什么。游浮溪 剪刀峰下，是通往浮溪的道路；昔日隐居的仙人，如今徒然留下空处。古树的根和枝干，全都像铁石；溪水清澈，沙砾尽如美玉。祭坛空寂，年代已远；白鹤不时飞来。地方偏僻，山势幽深，人迹很少到达。远处仍满眼可见旌旗；想在这里结庐却没有缘分，只好又返回。赠给推命的焦月岩 孛星送行，水星迎来，又正逢箕、奎两宿行经火日，究竟能有什么作为？只应是年轻时曾怀抱经世济民之志，临近中年却被迫遭遇战乱离散。最大的快乐往往从天外得到，长生却难以在命中预期。藏书避乱，全都没有办法；祸福如何，还要烦劳您仔细推算。【先生生于己未年，安命在戌，太阳、火星同在奎度运行，孛星在丑，水星在寅。当时谈论星命的人说，大限行到箕宿之前有水星，后面又有孛星，必定不佳，所以诗的开头提到这些。】依成大用推官所作原韵，写黟县即事 再也没有居民接近郊外，只剩白骨埋没在青蒿之中。旌旗遮蔽太阳，军容壮盛；营寨栅栏高入云端，地势险高。毁坏的屋舍和残破的城墙，使人迷失旧日城邑；小溪春水上涨，流入空荡的护城壕。浮丘山附近有黄山，约有千斛松脂，可以用来酿酒。依韵答谢成府推赠诗 早年便走上仕途，平日号称清修，如今还担任祥刑之职，辅佐一州。各处战乱仍然纷扰，百年的胸襟抱负也只能自我宽解。时局太平时的风物，恐怕难以再见；年岁将晚，功名或许还可以收获。听说朝廷正考虑任用年长之人，您将以苍老的容颜、白云般的鬓发侍奉君王。寄信告别叶宗茂 交往已久的朋友彼此相看，不忍分别。此生真该断绝音问了吗？座中全是江南客，幕府之下，谁能空出位置容纳冀北群贤？几口之家能够保全归去，本来只是小事；百年人生多病，也不过如浮云。自古匡扶救济必须依靠人中豪杰，不要让虚名耽误了使君。题九龙庵新楼 楼台宫观凭空倚靠玉台，远远涵容一片空翠，绝无尘埃。璇玑在夜空中转动，星辰仿佛近在眼前；沆瀣清露在清晨盈满，门窗敞开。雷电劈开苍崖，蛟龙腾起站立；风翻动碧海，仙鹤飞回。仙家自当相信春天长久美好，应当笑那胡僧只会辨认劫灰。栖真别馆赠松高炼师 把船停泊在青林旁，翠色仿佛流动；寻访仙真，胜过再次进行□英之游。上方的道士双颊红润，别馆的仙翁双眸碧青。早晨从绛节所在之处回来，琼岛已经很近；金丹时时炼成，石坛显得幽静。想投书辞别乡人，长久伴随群仙，驾临十洲。与叶宗茂游山村 村南村北，春日景物幽静；战乱之后，终于又能追寻故人。仓促忙乱之中屡屡分别，一别经年，偶然相逢，难道能不共游一日？丁令归来，只留下空恨；虞卿安稳隐居，不必忧愁。共同选择居处，都喜爱清溪的美好；先到沙边准备一只小船。非士非农 岩石荒凉，城邑成为废墟。名山之中，哪里可以藏书？想到乔木高风，心中悲伤；细雨过后，荒草丛中阳光纷乱。卖药有人知道我的姓名，灌园却无力亲自耕锄。哪里敢逃避既非士人又非农民的讥诮？终有一天要骑着琴高的红鲤鱼离去。秋兴 历经多难又逢秋天，容易感到悲伤。景物萧条，忽然察觉重阳将近。荒村风雨之中，行人稀少；故乡战乱的烟尘，使病中的日子格外漫长。太史把书藏入山中，尚未完成；少师进入海上，梦中也难以忘怀。愁苦到了极点，常常疑心自己就是彭泽令陶渊明，究竟要用什么道路走出羲皇以前的境界？又 山中寒冷，想靠近向阳的山冈；病弱的身体惊惧秋意，害怕漫漫长夜。归去之后，已经没有扬子的宅舍；战乱以来，也难以找到郑公的故乡。活着处在天地之间，谁不是暂时寄居？死后永远留在人世，又能藏身何处？树叶凋落，天空高远，连大雁也没有飞过；闲暇时思念往事，久久站立在苍茫之中。代作书信戏答友人 不要责怪我，姑且安居在朋友身旁。仓皇逃难，各自把自身看得轻淡。浮云与枯木，哪里会彼此留恋？北斗与南箕，也只是空有名声。金谷的高楼，往往多有薄命之人；玉川子的破屋，却有最高尚的情怀。蛀书的蠹鱼寂寞无声，反而陪我度过漫漫长夜；谁家的银烛之下，传来欢笑交谈的声音？月潭雪中 烟雾空蒙，雪覆盖山溪；行走在清幽绝俗之地，竟不知道寒冷。披着云雾乘钓艇，如同游仙而去；激流推动风轮，进入画中可供观赏。野外留宿的遗民，在战乱之后哭泣着连夜奔走。武士在道路旁进食，多愁多病，谁能知道这些？勉强面对清酒，才略微展开笑颜。赠曹元达之子 故人离开我，到如今已经几个秋天？见到你，实在禁不住双泪长流。一家人寄食他乡，悲叹南国；统率千骑挥动军旗，雄踞北州。转战奔波，不知如今身在何处；相逢之时，原没想到此生还会停息。清白人家的生计，依靠诸位舅父；孩子长大却荒废读书，我只是徒然忧虑。阆山香岩院 四面千峰，青碧而参差；十顷水田铺展，如同玉池。下界风起，尘土仿佛大海；半山云气聚合，雨丝如筛。雷师降下笔迹，留下丹色篆文；佛祖开创基业，显现白龟。宝殿在灰烬之后重新修建，可惜已经无处寻找残存的碑碣。依韵答谢王伯修寄诗 万沟千岩之间，只有一条幽深小径；烟霞灿烂，实在不必收拾。屋檐正对雪瀑，仿佛没有夏天；窗户靠近风林，几乎可以借来秋意。钟鼓声中有人迎接海鸟，江湖之间却没有地方容纳沙鸥。方平近来约定要来相访，听尽箫声，月光正洒满楼台。又 几间茅屋倚靠着高峻山岩，不要说天宽地也宽。孙子长啸之后，山野寂静；阮生痛哭之后，道路漫长。扶摇直上万里的事不是我的事情，暂且栖息在一枝之上，自求安稳。羡慕您龙潭之中宾主相得，天天插签于书架，与主人共同观览。赠汪仲鲁 短话长谈，总请不要怀疑。我们既然交往，动辄便约定来年再会。坐下来时竹林雨声刚刚放晴，定能看到松间云气将要散尽。雪后的孤芳，有谁还会怜惜？空中的灵妙声响，奇妙得难以思量。山花满眼，春天将过一半；不要厌烦从容缓行，脚步放慢一些。阆峰秋兴 山岭陡峭，崖壁倾斜，山路往返曲折；药囊和书卷陪伴着一扇窗。神鸦喜爱阳光，清晨争相飞上树梢；山鬼依傍行人，夜里摇撼城门。露水浓重却没有霜，林中果实成熟；云气凝聚而不下雨，洞中雷声寂静。不要嫌岩穴有许多奇异之处，这是上天让沉重的疾病在这里闭关静养。除夕 守岁虽有守岁的名义，岁月却不会停留；停杯徒然计算更筹。身处艰危之中作客，难道只有今夕如此？隐约依靠他人，也已不是昔日的游历。战乱之后亲友难以聚会，春来以后书信不要沉没失传。敞开心怀，预先占卜风光美好；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自由地享受莺花。拜谒古逸汪先生墓 百年高名，正值太平之时；丧乱之后，只空留下死后的悲哀。烟草荒芜，颜氏巷已成废墟；云山仍在书写杜陵的诗篇。饮冰食蘖，年老反而更加壮健；锻铁椎金，年幼时便已奇异。【先生十六岁时作《新竹诗》说：“待到成为竹竿之后，节理才显露；自己还是笋时，内心已经空虚。”又赠人诗说：“锤炼金铁写成刚劲的语言，意气峻拔，真是大丈夫。”】幸亏有众孙营造葬地，清风之中，谁来为他镌刻首阳碑？病中感谢朋友相伴

译山僧害怕客人，忽然像受惊一样；在松门下马时，雨刚刚放晴。徒然来探问我这个衰病之人，究竟有什么用？谁让迂拙疏放的我，白白获得了名声？您慷慨请求同行，我知道其中的高雅心意；您从容排解困难，显露出真实情谊。何况正是风波中同舟共济的日子，怎能让伐木相求的友情使我终生惭愧？谢王伯睿郡丞 我长久卧病在床，忽然心中惊动；幸好灵乌报来晚晴的消息。感谢您像谢客一样奉书来访，使隐逸之人知道可以把轻薄虚名置之死地。如今已知您能践行苦节、奉行正义，哪里还会吝惜浮华而不及情谊？偶然相逢认识了您，只恨相识太晚。比起您临危不惧、如同平生相交，我实在甘拜下风。送程明远归去 三月三日，客人将要归去；要与您分别，谁来怜惜我？我的事情并非眼泪，而是随着流水，依傍山势离去。眼前落花纷纷，如雪飞舞。溪谷春意深浓，只有草木繁盛；郊野原野日色温暖，自有烟霭弥漫。松楸祖墓已经望得见，只是自身如匏瓜般系在青壁之上，无缘沿着一条小路归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日〕 节日卧病和元忠 三月三日，谁与我相约？凄风苦雨按时而来。桃花纷乱飞落，流水湍急；鶗鴂忽然鸣叫，芳草茂盛。春天将尽，怎能忍受寒意作恶；愁绪来临，偏偏又与疾病相宜。我已经把人世看作梦幻，不要再向亲友抱怨离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日〕 又 三月四日，谁与我同游？残花铺满大地，心情如同秋日。病意沉沉，懒得拿起书卷；春寒无边，害怕登楼。杜鹃声仿佛带着生前的遗恨，蝴蝶飞舞，似乎曾忘却梦中的忧愁。难怪仙人能够超然世外，海中原本就有凤凰麒麟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六日〕 秋怀 不要怪人们称我为病翁，我长年被药物包裹，却惭愧没有功效。梦醒时，仿佛已在左角鸿沟之外；秋意进入南柯一梦，恍如石火般短暂。阳九之厄，恰好遇上当日的灾难；大千世界，我曾经悟知本来空寂。跰▯凿井，难道还要多此一举？哪里能够与你相携，同笑一场？庚子日，冬至，我愚拙地得了儿子。枫林朱先生允升赐来书信和诗，还举出资中的黄先生作为例子：书成之后便得子，用来说明此事；况且您的令郎生于寅年寅月的半夜，而这个孩子生于子年子月的正午，偶然也有相似之处，所以依韵写诗答谢。藏在山中的竹简，等到头发白了也未必完成；海上的桃树生长，不知经历了多少年。节日里的祥瑞，虽然偶然相似；科举功名和仕途显达，总还是比不上先前。成书之事姑且交付后世，将来有后代，应当能看见已经注定的结果。上天的文字，尧夫如今也无愧，哪里敢辞谢在百王之前恭敬拜谢？寄给朱先生允升 先生的诗教，是世人所仰慕并传闻的。道书已经写成，我正思量奉行。将军屈驾而来，可以相见吗？庞老进城，我知道自己不能隐居山林。九鼎之士的轻重，天地之间六经的兴废，都有其时。我想登门拜访，却走到门前又止步。新愁旧病，恰好接连而来。都谏汪公当席用朱先生的诗韵赐诗，我依照原韵作诗唱和来致谢。皇华使者屡次受到重用，乘轺车者都是被选拔出的贤能之士，何况正值英俊美好的年华？霜木与晨星交相辉映，都是有道之士；金芝玉树般的人才争先出现。已经看见淮海之地共同归向仁德，未必江湖之间另有一番天地。这次离去进入山中，应该可以隐居；重新整理古书，直到获麟以前的典籍。巡视朱文公在官坑的祖墓。千峰聚集，其中一座山峰开阔而出，天地间的灵气在这里孕育成形。百神各受职守，环绕着真正的宅兆；五纬星回旋放光，拱卫着夜间的墓台。鲁国人共同悲叹祠庙被毁，闽关一带再也看不见子孙前来。战争尚未平息，诸位读书人已经老去；我独自抱着遗书，吟咏《七哀》。依照韵脚答谢朱伯初赠橘。溪边山中的环境都远离尘俗，只有黄绮这样的隐士最相亲近。谋生方面，我常惭愧自己没有奴仆和树木可资利用；行酒时徒然听说有人以肉脯招待麒麟般的贤者。红色果实结成后，早晨便可借此得句；锦囊中驰送来的橘子，使座间顿生春意。年年把它移来供奉于朱门，只能徒然想象山林中颜色均匀的橘树。又一首。病弱的身体遇到秋天，害怕早来的寒凉；登高游赏，也没有同伴相随。忽然惊觉风雨将至，重阳节也近了；自己觉得山林更能引发长久的兴致。每年都劳烦您从远方赠送佳果，新诗的每一个字都写出幽雅的香气。哪里比得上商山四皓那样，不必留下姓名，却使商山千古保持光辉。读曹宏斋的遗稿【曹公姓曹，是碧梧的客人、虚谷的朋友。考中进士，授任昌化主簿，但宋朝灭亡了，所以曹公说：“不做官，就没有官势；有衣服穿，别人就会把你看作居贫；没有钱，别人就会被你触动；懦弱而善良，只能安守本分，没有机谋，恐怕会被别人胁迫。”近一二十年来，小人的势力日益增长，一天比一天厉害；他受人欺侮不少，却始终一味坚忍。】乡村学馆和科场的旧迹都已经陈旧，时下的装束容不下我这个新近白头的人。梧翁去世以后，心情更加失落；虚叟归来之后，感慨频频。神游故国，身体却如同异乡之客；梦回荒村而梦境中断，谁能与我为邻？早已知道盛衰消长本来就是世间常事，哪里需要用机谋去恐吓他人。赠德懋赴乡塾，因而怀念尚文。清晨乘竹轿经过，悠然来到阁旁，杨柳依依。士人堵塞门庭，今日却只能安居；祖先的事业在当年避难时，究竟还有几个人保存下来？扁舟载着夜雪，应该趁兴乘行；锦里的烟尘正令人断肠。很高兴您将接近文人聚会，不要轻视一技之长，应当重视它并加以讨论。我汸初次拜见黄先生，问他生于哪一年。他回答说：己未年。先生说：我的《六经补注》在己未年刊刻。有人说：书已经刻成了，只可惜没有读者。我回答说：恐怕是读者还没有出生罢了。哪里知道您出生的年份，竟正是我刊刻书籍的年份？如今又能彼此结交，岂不是偶然吗？于是我命题作关于《春秋》的学问，到今年已经二十七年了。适逢我的生日，依照思敬的诗韵作诗，来寄托这份感慨。过去听说黄先生的书完成之日，正好是《麟经》开始记年的年份。想到上天察看并安排最初的岁次，不禁悲叹后世才死的人；斯文尚未灭亡，又有谁先来传承？读《春秋》，仿佛能在霜露中看见它的精神；面对歌舞衣裳，怎忍心独自欣赏。诗句只是增加了生日的感慨，想到父母养育的劳苦和幼儿啄食、吮吸的情景，两者都令人凄然。依照陈先生的诗韵作诗。卧病十年，辜负了遗留下来的经书；生日那天宾客满庭，反而羞于相见。徒然灸治膏肓，想驱除病魔；懒得跟磨蝎的人询问三星的命运。生病时遇到竹叶青酒，怀疑自己无福消受；年老了插上花枝，也只是暂时散发香气。怎样才能像您这样年高而又闲逸，在酒杯之前长久面对那穿着青衣翩翩起舞的人。又一首。学问继承东阜旧日的家声，在稷下、兰陵一带独自成为老成之士。观察前辈的仪范和晚年操守；后生或狂放或拘谨，与中正平常之道不同。童颜使人哪里相信其中仍有童心；鹤发反而适合清醒的鹤梦。我们郡的斯文应当不会坠落，藤溪溪上的月亮常常明亮。赠程仲本游齐云岩。您前往齐云山，云彩不要随意飘回。最好依托仙境孕育灵胎；山峰敞开，宫观仿佛黄金宫阙。云气托着香炉峰，从玉台中升出；若有缘羽化，可以飞升天上，也可以神游后再回到人间。清瘦的儒生自古居住在山泽之中，坐在那里老于尘世，只能徒然悲哀。代郑士恒作诗，祝贺他卜居灵山。高高悬起一张榻，进入苍翠的山色；故人的情意深厚，所以彼此不相违背。烟霞灿烂，映着新开的樵夫小径；水边石旁荒凉，仍是旧日的钓鱼矶。灵草飘散香气，林中自有主人；金炉分出火焰，座席间顿生光辉。神仙本来就存在于人间，曾约定等到秋日清朗时，再来叩开素色的门扉。寄诗祝寿王总制。西征时统率千匹骏马，秋云之下父老们捧着酒浆来迎接。过去曾经迎候，听说您在山阴空自返棹；按理说，您也应当像河内的贤者一样被挽留。倾酒如练带一般，为您祝寿；压住花屏的功名碑，等待记录您的功勋。只愿福星长久照临郡中，春意遍生四野，使人们乐于耕耘。依照陈实卿的诗韵作诗。麒麟不合时宜地出现，只能徒然令人悲伤；书籍完成而世道混乱，谁能把它看作祥瑞？石盘被穿透，也不以迟钝为辞；宝藏埋在尘土中，自会发出光芒。千年以后若有人，遇见您也不算晚；名山何处可以深深收藏？流传还不广泛，惭愧地推许给我；不知谁家的酱瓿，正靠在墙边。

译筑屋，依照陈实卿先生的诗韵作诗。豪华宅第的烟尘已经消散，哪怕蜗牛般的小屋美好，难道还崇尚华丽吗？扬子江的贫困尚且还有住宅，杜陵遭难却长久无家。续接貂尾本来就不是旧物；补天的功业哪里有尽头？追念远祖、尊敬宗族，我惭愧尚未完成；新诗应当同广设宴席一样值得夸耀。送杨希武参政赴山西行省。您有嘉美的谋略和宏大的策划，本应居于中枢，出入朝廷；如今承受宣劳之任，众人寄予厚望。盛大的才能驾驭六轺车，归返蓟北之后，还会飞动双旗，前往河东。晋侯旧日赐予的封疆十分遥远，汉相如今又受到崇高礼秩的瞻仰。朝廷正等待您回来补缀衮服、辅佐政事，边疆暂且派您去传播皇帝的恩德。送汪朝宗参政赴陕西行省。您的清廉忠贞，本来就应当侍奉君王；在方面重任上，屡次受托施展远大谋略。向西出发，新的消息传来；分治陕西，重新向东，回来后共同认识到相互齐等而优秀。藩篱屏障的形势相合，宏图于是完成，青史功业也已建立，壮志得到酬报。回望蓬莱云海之上，金陵自古以来就是帝王之州。送蔡齐贤参政赴福建行省。近臣奉持符节，镇守闽中；藩府位于东南，控制形势雄强。天下土地已经归入新的户籍册，拯救时局还要依靠您往日的功勋。上天使百粤开朗，蛮地的烟气在拂晓消散；土地连接三山，海上太阳鲜红。圣主天未亮便穿衣处理政务，勤于治理太平，想着与远方之人共同享有安宁。息交亭。久病之中，身体每天都觉得不如从前。闭门不出，确实与旧日朋友断绝了交往；已经没有筋力供我迎来送往，哪里还有文章可以进一步发挥？遭逢多难而感情深厚，正应当断绝与外物的交接。残年之中顾影自怜，也应当知道进退得失。寄语从山阴返棹而来的客人：鹏与鷃各自逍遥，所凭借的机理其实相同。依韵戏答留下题诗于东山的人。诗翁扶着醉意登上高险的山巅，得意地留下题字，拂拭着矮墙。春梦醒后仍未忘记嗔怒与欢喜，劫灰之前的是非也还记得。弓刀曾在几处排成坚固的战阵，谁又与我在小轩中共同赏风月？失足跌入黄尘的人应当有所遗憾，陈元龙终究不羡慕置田求富。唐伯庸用诗感谢我作《读书林记》，我依韵作诗答谢。居住在市廛之中，本来就看不见繁华；矮屋疏篱，只容得下一家人。雪后松竹刚刚换上新叶，春深时桃李自然开花。读完青竹简上的书，也无人来到；看完《黄庭经》，太阳已经西斜。近来这种道理成了寂寞之学，像您这样的人，正应当向世人夸说。诗【五言绝句】。邻翁。世道混乱，云气显得浮薄；年成荒歉，老虎的踪迹很多。邻居老翁近来相互告诫：天黑以后少从这里经过。诗【七言绝句】。咏蟋蟀。红色的翅膀晶莹闪亮，你从哪里归来？秋天来到，在庭院闺门旁发出清脆的鸣声。不要说微小的虫子没有情意，风虎云龙共同运转着同一番机理【先生十二岁时跟随胡井表在家塾学习，写下这首诗。胡井表大为惊异，作《乳燕》诗答道：“将来有一天你高飞直上云霄，不要辜负当年哺乳养育你的恩情。”】陪程仲本借住在杨居士宅中，雨后登芝山作赋。道人居住的地方，仿佛浮在云中；枯木高傲僵卧，忘却了春秋。西山雨后，看见红日；芳草与长林之间，牧人自在地放牛。山间杂题。外面相合，里面像匣子一样；四面环顾，平阔而明亮。月亮从东边升起，暮色在西边生成。不要说直线上升便难以回头，在千仞高峰的顶端，也能踏地而行。游览小溪浙源山中。从前游览的地方到哪里寻找？长满苔藓的石矶水已干涸，山童所做的一切也都不是从前的样子。忽然来到小溪深树旁，鸳鸯受惊飞起，成群追逐着飞翔。依鲁斋登高山寄来的诗韵作答。山上原来还另有山，沿着云梯拾级而上，不怕艰难。满腹五车之书，应当写在烟霞之外；三尺清流，在水石之间潺潺流淌。读唐人的诗。悲秋才刚停止，又为春天伤感。洛水之滨迷失了魂魄，泽畔之人空有身躯。尘世之事转眼之间全都是梦，这些哀怨究竟要归于谁？读宋人的文章。六经的显明与晦暗，总要关乎天意。白头穷究经书，接续残断的篇章。石介没有活到今天，王令也已经死去；荒郊的古墓中，只有鬼魂谈论玄理。山居杂题。山高，即使结茅屋低矮也不嫌弃；如今山下的道路已经迷失。新月和夕阳都不理会这些，傍晚时分，西边几座山峰令人愁苦至极。又一首。高枝密叶一时之间空自倚着手杖，沉吟在飘落的树木之间。战乱以后居住山中，没有历法可看；偶然来到林下，才看见西风吹来。送金元忠赴程鲁瞻家塾，并寄诗给程鲁瞻。古阆山高，只剩下蕨菜和薇菜。希望与您一同隐居，却可惜您还要归去。追逐暖阳而行，空使葫芦系在百里之外；抬头看高空，鹤正在飞翔。刘敬思邀请我访问南屏隐者，莫景行一同游南山。闲来思念水乐之地，便去探访幽深之处；水清而浅，又登上泛月之舟。想为西湖增添胜迹，南屏老子最是风流。题澄心亭。亭中的客人离去，太阳向西沉落；云彩散尽，天空澄净，月影照临。万籁无声，群动止息；千山呈现同一色调，静谧而高远深沉。依韵答复何判簿寄来的诗。红光仍在斗宿、牛宿之间闪耀；宝剑尚未出土，哪里就能急着归去？金马门和玉堂会随着世道更替，清风明月之下又有几个人能悠闲自在？又一首。在沙岸边稍作停留，载月的小舟依依不舍。父老们谈论平坦的田野，霜后天空清澄，树叶凋落，山容净美。三十六座山峰，浑然都是秋色。词。《松风慢》【代替送吴德夫任衡阳巡检】。溪亭中春意将晚，共饮离别酒。哪里才是衡阳？香罗刚刚裁好，出征的衣衫很合身；在东风里，快马轻装前行。市集遥远，暂且张望；闲暇而年成丰足，虎落之间安闲游走。苍梧的云散尽，傍晚天空辽阔。山色像我的故乡。黄莺在绿树间啼叫，落花如红雨飞舞。相隔三千里，处处都在耕田养蚕。告诉年年南归的雁：再次归来时，应当还会想念潇湘。《柳梢青》。在回雁峰前【原文此处有疑似缺损字形】，下马停留。春意充满前面的川原，云彩散尽湘潭一带；深村没有警报，白天也能安睡。殷勤地设宴为您饯行，请记住这里：松萝笼罩着暮烟，一曲离歌唱罢，柳梢青翠浅淡，花萼红艳明丽。《东山存稿》卷一。《钦定四库全书》。《东山存稿》卷二。（元）赵汸撰。文。周正考。

译《春秋》虽然承继史书而成为经书，仍然保存史书的大体。把开始的年份称为元年，把岁首称为春，把一月称为正月，在“正”字前加“王”字，这些都依从史书原文。传文唯独解释“王正月”，是为了说明国史所记的是当时天子的正朔；既然月份采用周月，那么季节也采用周时。孔氏说月份改变，春季也随之移动，是正确的。后来《僖公五年》春记载“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僖公十七年》夏六月记载太史说：“正在这个月，太阳已经过了春分而还没有到夏至，按夏历应是四月”，这就是说孟夏。又记载梓慎说：“火星在夏历是三月出现，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这些都说明周人改变了时令和月份，但春夏秋冬的次序依循周正，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以及启闭的节候仍然沿用夏时。《春秋》记载“冬十月下雪”“春正月没有冰”“二月没有冰”以及“冬十月降霜杀死豆苗”之类，都是在记载灾异，由此可以知道。汲冢竹书有《周月解》，也说：“夏历的计算合乎天道，是百代君王共同采用的；商朝以建丑之月为王正，到了我们周朝又制定正朔，以显示三统。至于敬慎地把时令授予百姓、巡狩和烝祭享祀，仍然沿用夏时。”它所说损益变更的意义十分清楚。《春秋》记载“春烝”“春狩”“夏搜”，这样一来，三正的意义就完备了。然而近代的论说者，往往不是这样。左氏距离圣人时代不远，整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直到战国之际，中原没有发生历法改变，鲁国也没有灭亡；传文所依据的当时正朔，怎么会有差错？可还是有人提出异论，为什么呢？有人曾考证说：殷、周没有改月份，是因为《尚书》说“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为岁首。所谓“以夏时冠周月”，就是怀疑建子之月不是春季；又因为孔子曾想实行夏代的时令。考察太史公的记载，三代革命，到了殷称为“改正朔”，到了周称为“制正朔”，到了秦称为“改年始”。“正”指正月，“朔”指月朔。何氏《公羊传》注说：“夏朝以北斗斗柄指向寅月为正月，以平旦为朔；殷朝以斗柄指向丑月为正月，以鸡鸣为朔；周朝以斗柄指向子月为正月，以夜半为朔。”就是这个意思。殷、周把改动的月份作为岁首，所以分别说“改正朔”和“制正朔”。秦朝以十月为岁首，却另外采用夏时来计算月份，所以说“改年始”。这些话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汉书·律历志》依据三统历记载，商历十二月乙丑朔的早晨是冬至，这就是《尚书·伊训》篇所说的“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伊尹祭祀先王，趁冬至越过茀道办事”。《汉书·律历志》所引用的《尚书》文辞有先后次序，与伪孔氏本《尚书·伊训》篇的意思并不相合；而且它只说太阳，不说朔日，也不说即位，那么事情应发生在即位以后。凡是新君即位，一定先到宗庙朝见祖先，然后才确定君臣礼仪。如今即位后还不到一个月，又祭祀先王，让嗣王拜见祖先，这是什么礼制？到了三祀十二月朔日，奉送嗣王回到亳地；这一天本应拜见祖先却没有拜见，又是为什么？所谓古文《尚书》，就是这样搜集拼凑、牵强附会，不合经典。说者竟想依据它来证明殷、周没有改月份，怎么可以呢？又说从九十五岁起，十二月甲申朔的早晨为冬至，没有余分；《春秋》历法记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的早晨为冬至，过了八年，就是武王伐纣灭殷之年；二月己丑晦为大寒，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为惊蛰。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的早晨为冬至。《礼记》中孟献子也说：“正月是冬至，七月是夏至。”这些说法都与传文相合。冬至在商历十二月，在周历正月；大寒在周历二月，惊蛰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历》记载立冬、小雪时说：“按夏历是十月，按商历是十一月，按周历是十二月。”唐人的大衍历推算《春秋》中的冬至，也都在正月。谁还说殷、周没有改月份呢？陈宠说：“阳气开始萌发，有兰、射干、芸、荔等草木响应。天以此为正，周朝以此为春；阳气向上贯通，野鸡鸣叫，母鸡哺乳，地以此为正，殷朝以此为春；阳气到达，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开始生长，蛰虫开始振动，人以此为正，夏朝以此为春。”大概天在子月施行，地在丑月化育，人于寅月出生。三阳虽然都有显著表现，三正都可以称为春。这也是历法家世代相传的说法。所谓夏历计算合乎天道，是因为它最适合四时的中正之道罢了。谁说建子之月不是春天呢？至于孔子回答颜子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那与制作《春秋》的事情不同。《春秋》是当代的史书，用来治理当代的臣民，孔子不应改变周时而使民众听闻混乱；“为邦”则是为后世君王制定法则，所以列举四代礼乐而斟酌取其中道。本来就是各有适宜之处。假如周朝没有改动时令，为什么还要说“实行夏代的时令”？假如孔子果真想采用夏时来改变周制，那么他又怎会责备诸侯不尊奉周王，评论齐桓公、晋文公，并斥责吴、楚呢？何氏在《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传注中说：“河阳冬季说狩猎，捕获麒麟的春季也说狩猎，大概是依据鲁国改变后的周历之春，把它作为冬季；舍弃周正而实行夏时。”以实行夏时来解释《春秋》，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何氏本来认为建子之月是周朝的春季，只是怀疑春季不应说狩猎，于是妄加解释。到了程子门人刘质夫，却说：“周正月不是春季，只是假借天时来建立义理。”于是怀疑建子之月不应称春。这就是胡氏“以夏时冠周月”说法的来源。先儒见《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而著述的宗旨没有流传，只能斟酌四代礼乐作为百王的大法，于是认为制作《春秋》的本意就在这里。因此番阳吴仲迂说：“如果依照胡氏传文，那么周朝本来实行夏时，却把子月作为冬季；孔子反而不实行夏时，把子月作为春季。”何氏的错误，又与此不同。所以朱子认为，恐怕圣人的制作不至于这样反复更改、烦琐扰乱、错杂而没有条理。薛氏又说鲁国历法把冬季改为春季，陈氏在后传中采用他的说法说：“以夏时冠于周月，是鲁国史书的记载。”这大概是知道《春秋》改变周时不合顺序，却又把过错转移到鲁国身上。

译然而说鲁国有自己的历法，实在是刘歆的错误。考察《律历志》说，刘向总括了黄帝、颛顼、夏、殷、周历以及鲁历，共六种历法；从周昭王以下没有世次可考，所以依据周公、伯禽以下作为纪年。从阳公到缗公，冬至按殷历每次推迟一天；这只是历法家借鲁君的世次逆推周正，考察交会是否相合，因此称为鲁历，并不是鲁国人自己制定的，这一点很清楚。《宋书·礼志》又说，六种历法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只能考察历法推算的疏密而已。这难道是当代实际使用的历法吗？刘歆被襄公、哀公传文迷惑，于是说鲁国有司历官，杜氏也因此跟着产生谬误。然而论说者也自知夏时、周月不应并存，所以径直说《春秋》按夏正计算月份；又怀疑如果这样，古代重大事情必定在岁首，隐公不应在寅月即位。他们这样进退都没有根据，本来不值得深入辨析，但迷惑的人仍把它当作千古未决的疑问，是因为《诗》《书》《周礼》《论语》《孟子》所说的时令月份不能完全相合。其实三正通行于民间习俗，已经很久了。《春秋》本是鲁国史书，记载周王的正朔以表明大顺之道，与颁布历朔是一回事。《春秋》所记的事情，有的应当系于月份，有的应当系于时令，这与其他经书不同。《诗》本来是歌谣，又多说民间事情，有时采用夏正，以便文辞通顺、适合民俗。《尚书》是王朝史官记言的体例，有时记月份而不记时令，有时记时令而不记月份。何况伪孔氏注释的二十五篇，绝不是真正的古书；其中有相合、有不相合的地方，都不能拿来与《春秋》《周礼》所记的正月、正岁相讨论，因为那些记载都是夏正。各种官制和职掌，确实依循二代而有所增损；其中记载时令月份的，又多是民事、巡狩、烝祭享祀等沿自夏代的事项，所以仍用夏时，以保存旧典、显示沿革。这些并不是赴告和策书所限定的一代制度，既然可以通称，又不能拿来与《春秋》相论。若从语言来说，《春秋》称春夏，也像《诗》《书》一样，是民间通行的常用说法，不能据此认为周朝没有改变时令。孟子说：“七八月之间发生旱灾，十一月修成徒杠，十二月修成舆梁。”这在《左传》之后，周朝改变月份仍然如此。《竹书》记载晋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正是鲁隐公元年正月。《竹书》是后人用夏正追录旧史，所以与《春秋》不同；但它也不曾擅自用夏正扰乱《春秋》的时月。大概殷、周改变时令和月份，以及制度上的损益，本来是同一个道理。比如尚齿之礼由重视德行而重视财富、再转为重视亲疏；亲迎之礼由在庭院举行而移到堂上、再移到门内；重大事务由黄昏举行而改为日中、再改为日出，都是逐步递进的法则，用来顺应天道、通达世变。在当时看来并没有不同，所以孔子认为百代以后的事情也可以知道，并不只是为了改变人们的听闻和观感。秦人认为三代不足以取法，既然如此便不能理解其中道理；后世被当今之见遮蔽而不了解古代的人，也没有资格谈论它。自啖助、赵匡以后，学者往往习惯于攻击《左氏》，其中以王正、周正月的问题最严重，因为它尤其损害经义，所以特意详细记述。私下考试的策问。

译《孟子》一书在篇末历数群圣相传的统绪，最后说：“然而没有这样的传承吗？那也就没有这样的传承吗？”先儒所谓的意思，是说明道统的传承确实有所归属，同时又把希望寄托在后世无穷无尽的圣人身上。到了近代，把振兴斯文视为己任的人，大概已经有了；怎么可以不知道道统传承所在呢？有人说：“孔子以上，圣人之间以心传心；颜回、曾参以下，则由学者传授。”所谓道统，不能轻易议论。真是这样吗？从前春陵周子兴起，河南二程子确实接受了他的学问；从孟子以来，没有人能先于他们。他们延续千年不传的道统，其详细说法是否可以听闻呢？程伯子曾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承受，但‘天理’二字却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程叔子也说，回头从六经中寻求，之后才得到它；那么所谓接受学问，究竟接受的是什么呢？与他们同时代的，还有司马温公、康节邵子、横渠张子。这三位君子的造诣优劣怎样？《订顽》《正蒙》的训说，精思而又契合妙理。所谓“不是靠明睿的照察，而是考索以求达到”，指的是什么呢？内圣外王之学纯粹专一而不杂。二程居住洛阳三十年，从未谈及术数，却还受到“儒伯”的讥讽，这是为什么？登临程氏门下而得到传授的人，能全部听闻吗？他们各自造诣的浅深，也有可以知道的吗？龟山杨氏的传授，经过罗仲素、李愿中，到了朱子出现；他们授受之间的微言精义，还有可以考察的吗？“道南”之叹，以及程子对杨中立寄予的期望，究竟是怎样的？可是程子又深深告诫他不要著书，为什么？当时道学虽然已经明白，但六经和群圣人的著作都还没有确定的解释，竟有反而使人轻视它们的忧虑，这是为什么？难道另有隐微的意义吗？胡文定的学问传给他的儿子胡仁仲，于是有《知言》《大纪》二书产生；他的立言要旨，可以加以评论吗？它与程氏之学果真能够严密契合而没有间隙吗？朱子折衷诸贤的言论，汇集而成大成，大概有不能推辞的责任。然而四书注解直到临终换气之时，还在不断修改，难道仍有待后世君子来完成吗？我曾说《诗集传》之后，一定会有像扬雄那样的人喜欢它；可是他似乎对《易本义》不满，这又是为什么？《尚书》交给蔡仲默，终于取得成就；他果真能够继承朱子的志愿吗？《春秋》曾经托付给黄直卿，最终却没有什么著述，这是为什么？到了晚年，朱子尤其念念不忘《礼书》，深深忧虑自己不能看到它完成。如今这部书已经完成，那么它著述编纂的本意，也可以推求出来吗？与朱子同时代还有张敬夫、吕伯恭，他们造诣的浅深，还有可以评论的吗？又有象山陆氏，与朱子彼此讨论各自的学说，终身不能完全统一，却又彼此赞美，作为“为己之学”，这是为什么？所谓为己之学，可以听闻其说吗？朱子曾向陈君举征求《诗》的解释，君举推辞了，却带着书信和财礼向陆氏求取反求自身之道，他究竟有什么见解？登临朱子门下的人很多，得到他的传承而不违背、不迷惑的人，也有其人吗？后来又有魏华父、真希元，都是学习朱子之学的人；他们对于圣人之道，也都有所发明吗？传道有宗主，通往道的道路各有途径；至于立言垂训，又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之后的余事。既然如此，就应当依循传承来追求道统由何处延续，探究其自身来讨论德性如何成就；这是格物致知的首要事务。有志于求学的人，希望彼此共同讲明这些道理。回答关于江右六君子的策问。

译【先生起初游学于虞公门下，于是参加“江右六君子策”的考试。文章末尾恳切地追问朱子、陆氏学说的异同。先生向来对此熟稔于心，剖析判断精确恰当，明确说明二者开始时有差异，最终则相同。这是万世共同的公论。】孟子说，从一乡一国中选择友善之士，一直到天下之士，仍认为不够，还要评论古人。他说：“吟诵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这个人，可以吗？”即使是一乡一国的人，能够称为天下之士，古代也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其为人呢？以江右地区来说，士人勉励自己树立名节的，没有比东汉更盛的了。豫章有徐孺子，是千古所称的高士。在柔弱、怯懦、苟且偷安的衰世，如果没有这个人，我还能同谁一道呢？看他感叹“一木一绳”，他对于圣人所说的“无可无不可”，究竟怎样理解？晋代有陶渊明，确实出生在九江；他出仕或退隐的大节，世人多把他比作诸葛孔明，可是先儒考察他的诗，有时却怀疑出自老子之学，这种说法是真的吗？宋代有庐陵欧阳公，凭借冲和之气，发挥太平盛世的盛大气象；他的文章被认为上接孟子、韩愈。孟子的道统，可以考察出来吗？南丰曾子固在濂洛之学兴起以前，孝友的品行、经学的美善、帝王的制度，都显现在文章中，对后世没有愧色。清江刘原父博学多闻，对《春秋》三传的解释、《仪礼》的缺遗以及秦汉以来的典故，文学之士没有谁能超过他。后世学习文章的人，论积累学问的功夫、成就德行的深厚，还没有达到三位君子的程度，却说“这就是文章吗，这就是文章吗”，难道可以吗？南渡以后，陆子静先生生于临川青田，资质高明卓异，前无古人，与朱文公同时崛起而相互辉映于当世。学者跟从他，从此进入成德之门，只是彼此或有小小不同。我曾见陆先生在白鹿洞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学者听了，感动得流汗；朱子亲自执笔，请求他把讲义写下来。他们彼此尊敬到了这样的程度。义与利的分别极其细微，这就是所谓的几微。孟子把舜和盗跖的差别分别说在鸡鸣之时，周子阐明刚柔的善恶，这是探求端绪最精微的方法。那么，两位先生何尝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朱氏的学说，实际上宗本于周子；周子的著作，没有比《太极图说》更重要的，而关于“有极、无极”的辨析，学者难道会有不能在心中相通的吗？鹅湖之会，本来将要用来统一道德修养的方向，但“简易”和“支离”的说法最终不能相合，只好结束。不过，两家的精微之处，如果不是大贤彼此剖析辩难，那么比两位贤人低一等的人，大概就无从了解了。道不能实行，是因为聪明人做过了头，愚钝的人又达不到；道不能彰明，是因为贤者超过了它，不肖者又达不到。所以不能不考察他们这些人，原因就在这里吧？治理之道必定以学术为根本。在方圆数千里之内，一定有志同道合的人，能够领会乡里先贤的精微，希望大家彼此共同讲习阐明它。面对大江以西，方圆数千里的土地上，声名卓著的公卿和博学的大儒相继出现，人数很多。执事您策问求学之士，唯独以徐孺子、陶元亮、欧阳公、曾子固、刘原父以及象山先生六位君子设问。开头用孟轲所说“尚友古人”的实际意义来发端，结尾用朱子与象山的异同收束，而且尤其恳切地探问此道为什么不能彰明、不能实行。这个问题问得伟大啊！执事您的用心深厚了。晚辈小子，哪里足以了解这些呢？不过，请允许我借孟子的话，姑且诵说自己听闻的道理，来回答这个深奥问题的万分之一。所谓天下的士人，并不是超出一乡一国之外的人。一个乡、一个国的士人，既然被称为天下之士，那么他所树立的必定有大大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已经把天下之士同古人相提并论，吟诵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仍然担忧不能了解他们本人，那么孟子所说的“尚友”，难道还有存在于言辞之外的意义吗？【学士虞公批语：应放在后面】这就是所谓必须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如今考察这六位君子，徐孺子、陶元亮以风节著称，欧阳公、曾子固、刘原父以文章显名。至于陆先生，则是学习圣贤之道的人。【批语：应放在后面】然而顺着他们的言论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也都有不容易了解的地方。从前汉朝将要衰微时，正是所谓天地闭塞、贤人隐退的时代，却有一位圣人出生在那个时代。我不知道他出仕和退处究竟怎样。然而党锢诸贤以身殉国，最终也没有挽救汉朝的灭亡，那么徐孺子的高尚风节，真是无人能及了。看他推辞玄纁之征，躲避黄琼的征辟；问他国事，他不回答，问他农事，他却回答。他对时势和义理的体察，大概不是一天形成的。即使以郭林宗的明智，尚且要等到听到“一绳一木”的话以后才有所感悟。那么所谓看见事变的先兆便立即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除了徐孺子还有谁能够当得起呢？千百年以后，想象听闻他的风范，而使贪婪者廉洁、懦弱者立志，大概就是靠这个吧？到了晋朝灭亡的时候，南面称君的司马氏竟欣然执笔，把帝位禅让给强臣而毫不后悔。当时在朝廷中的士人，谁还替纲常考虑呢？只有彭泽令陶潜，是大臣陶侃的孙子，以侍奉异姓为耻，他在君臣大义上是做到了的。他仰慕诸葛亮，便以“潜”字为自己的字；吟咏荆轲，又惋惜荆轲剑术的疏略。那么，张子房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心志、孔明恢复汉室的志向，陶元亮难道还有不能忘怀的吗？然而看他的诗，他把英气收敛在冲淡和高远之中，把深沉的心意寄托在淡泊之中，仿佛有“知白守黑”的意味；而世俗的评论也只看见他闭塞自己的进取之机。这正是张子房刺杀秦王、击败项羽以报私仇，却终身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原因。

译所以先儒说他出于老氏，这也可以说是懂得正确言论的人了。【批语：这位老人的心事，只有东坡、山谷懂得；说出于老氏，是我朱子的话】然而他的诗中有这样的话：“羲农离我们已经很久，举世很少再恢复真淳。鲁国的孔叟辛勤不止，努力弥补，使世道恢复淳厚。”自古以来清谈之士说，淳厚日渐消失、朴实分散，是礼法造成的。哪里知道鲁叟努力弥补，正是要使它恢复淳厚呢？【批语：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孔明正大之处，也是他不成为三代以后人物的原因；陶元亮对此无愧。唉！假如晋室后裔中有一个人，差不多具有昭烈帝那样的贤能，那么子房、孔明所能做的事，我知道陶元亮一定能够兼而为之。【批语：前面几个人中只有渊明最难了解，这里独无遗憾】后世的君子仰慕他们、拿自己同他们相比，认为自己无法企及，难道也会对此有所感触吗？几百年后，正值宋朝强盛之时，欧阳公出现了。他以雄健的文章和正直的道义立世，世人都说孟子、韩愈重新降生了。若论他的学问达到的境界，面对那些能够“知言养气”的君子，我不敢妄加评说。然而他在朝廷上，与范希文一同被贬，却没有和他一同进用；又参与制定安定天下的大计，却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批语：指拥立英宗】他接待后学，不因关系疏远而抛弃，不因距离遥远而遗漏，世人都说欧阳公求取士人胜过士人求取欧阳公。【批语：东坡的话】《五代史》的写作，反复说明国家兴衰的原因，仿佛生在那个时代而忧虑时世；与昌黎所说的“敬畏天命而怜悯百姓困苦”，大概没有差别。曾子固出自欧阳公门下，在文章和经术方面，差不多能够使欧阳公的盛名更加光大；至于义理的深微、典故的宏博，又能阐发欧阳公尚未阐发之处。然而看他家境贫困仍竭力奉养母亲，别人没有一句非议；嫁出九个孤女妹妹，并且都使她们各得其所；友善对待王介甫，却深知他的错误。那么，后世大儒阅读他的文章而愿意学习他【批语：指朱子】，难道只是因为他的诰命文章无愧于三代吗？【批语：也是文公的话】至于刘原父，他是欧阳公敬畏的朋友。他经学深邃，《士相见》等篇可以补足《礼记》记礼者的缺漏；《春秋权衡》《七经小义》等著作，又能够打破专门学究的鄙陋。他掌握的典故十分广博，上至秦汉以来帝王的制度制作、古文奇字的音韵训诂，下至《山经》《地志》以及阴阳、医卜、稗官、小说之书，没有不融会贯通的。即使凭欧阳公的才华，学习这些之后，原父还因为他读书不多而感到惋惜，那么他的抱负也真是宏大啊！然而正值群贤汇聚、征召任用之时，他担任馆职七年也没有升迁；仁宗亲自确定夏竦的谥号，他便认为这是侵夺臣下职权；加上尊号，他又认为不合古礼。【批语：公是立朝时可见的两件事】可见他任官守职时多么严肃。后世君子喜欢谈论、乐于称道他们，难道只是因为他们能够立马挥笔写成九道制诰吗？即使如此，以三位君子积学的深厚、操守的高尚来说，正是所谓实际宏大而声名洪亮的人。即使没有盛大的文章，也足以在当世彰明他们。可是后世评论者只知道珍视他们的言辞文章，却不再考察他们的行事，这也就不同于孟轲所说的“尚友古人”的意义了。【批语：照应前文，很好】至于陆先生的学问与朱子不同，其中有些并不是愚钝的我所能完全了解的。然而朱子的学问，确实出自周敦颐、二程；周子又是学习颜子之学的。程子也说：“孟子才华很高，他所学习的没有可以作为依据的；学习的人应当以颜子为老师。”到了朱子告诫张敬夫时，又说伯子浑然天成，恐怕广大得难以凭依，所以取法叔子来成就自己的德行；这说明他自知得很清楚。陆先生凭借高明的资质，年轻时便超然有得于孟子立心的关键，独自能够以孟子为老师，而且说：“我幼年听到伊川的话，好像受到了伤害。”看他评论古人的方式如此不同，那么他进入成德之门自然不能没有差异。【批语：有素养、有讲明的人，说话自然不同】儒者的学问，没有比辨析义利更严格的；而学术的弊病，大多由气禀的偏差造成。孟子把舜与盗跖在鸡鸣时的区别说清楚，周子论述善恶与刚柔，分析都很精密。陆先生在白鹿洞时，朱子请他说一句话来警策后学，先生便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深刻体察学者心术的细微处，希望他们在义利二者的辨别上格外谨慎，听讲的人都为之动心流汗。朱子请来他的讲稿并收藏起来。如今看先生的言论，深切明白，使人的羞恶之心油然而生，确实无愧于孟子的教诲。然而周子的太极学说亲自传授给程子，朱子解释说：“上天的运行，无声无臭，却实在是造化的枢纽、万物的根基。”因为它无形而有理，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因为它有理而无形，所以说“太极本无极”。这就是所谓“贯通百圣而不疑惑”的道理。陆先生兄弟认为“太极”上面不应再加“无极”二字，便写信争辩。来回争论数次，累计数千万字，却不能取得一致，这是为什么呢？把“中”解释为“极”，是认识太极本体的；但“中”并不是太极所以得名的实际意义。说《易》有太极，不应说“无”，是懂得谈论太极不能陷入高远空虚；但仍然不知道周子立言的精妙。然而朱子曾说子静不知道有气禀之性，【批语：看得好，正可借此说明前面气禀刚柔之说，也可看出陆氏对周子之书不太留意】那么他对于周子的著作，难道能说已经深入考察了吗？鹅湖之论最终不能相合而结束，也另有道理。所谓面对丘墟坟墓而悲哀，进入宗庙而恭敬，就是孟子所谓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时产生的恻隐之心，也是朱子所说刹那之间一有觉悟，便洞然明白本体的时刻。探究两人所指，都是由已经发出的心来体悟尚未发出的性，那么最终归宿也有不能不同之处。然而关于简易与支离的说法，关于精深、细密、深沉的言论，最终还是没有相合。于是，主张逐分逐缕分析的人，深深辨别疏漏、纲目宽泛的许多过失；主张像用石秤丈量那样的人，又认为逐铢逐寸地计量必然会有差错。那么两人差异最大的地方，大概没有超过这里的了。执事说：“两家的精微之处，如果不是大贤彼此剖析辩难，那么比两位贤人低一等的人，大概就无从知晓。”这话说得极其正确，难道您是对两位贤人有很深的体会吗？晚辈所见如管中窥天，又哪里容得上插嘴？不如从两位先生自己所说的话来验证，可以吗？

译朱子回答项平甫时说：“自子思以来，教人的方法，只有尊崇德性、讲习问学，是下功夫的关键。陆子静所说的，专门是尊崇德性这一方面；我平日所谈的，却多是在讲习问学方面。现在应当反身下功夫，舍弃自己的短处，汇集别人的长处，希望不要陷入一偏。”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朱子增进德行的次序。陆先生祭奠吕伯恭时说：“追想从前，粗疏的心思和浮躁的气性，只使我们彼此参商，哪里足以酬答讨论？”【批语：这一条证据，岂是见闻浅陋的人所能达到的】看这句话，就知道先生克制自己的勇气了。两位先生的话既然达到这样的程度，难道鹅湖之论到后来就各自有所契合了吗？假如他们晚年能够重新会合，那么其中微妙的言论和精深的义理，一定会有所契合；但子静已经去世了。只是我不知道朱子后来德行盛大、仁心成熟，所谓舍弃短处、汇集长处的境界，若让子静看见，又会认为怎样呢？【批语：非常好，正要使人知道这个意思】如今朱子的著作家家传读，其中条理端绪清楚，所以颜、曾、思、孟直到周、程、张子所传的道理，都可以得到验证。他下功夫细密，从洒扫、应对、进退一直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间断。难道还要等我的话以后才知道吗？只是陆氏的学问，了解它的人很少，所以我也不足以谈论它。然而我曾听孟子说：“仁就是人的本心；把自己的本心放失了却不知道寻求回来，可悲啊！学问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本心寻求回来罢了。”又说：“耳目这样的器官不思考，便被外物蒙蔽；心这个器官能够思考，先树立起大的方面，小的方面就不能夺走它。”这就是陆先生学问的来源。因此先生不是不致知，只是他致知的方法不同于一般人的致知；不是不集义，只是他集义的方法不同于一般人的集义。【批语：说得对，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就在这里】后来朱子曾说：“子静这是为自己而作的学问。”又说：“子静平日所自负的，正是希望亲身率领学者专一遵循天理，不让一丝一毫的人欲夹杂其中。”那么，他所以远远超出千古人物的地方，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如果说只要保存这颗心，就可以略去扩充和持守；学问贵在自得，那么思考、探究、讲习便都不必要了。这样的话，即使是学问广博、努力实行的人，也不足以谈论这种道理，何况是我们这些极其愚昧的后生小子呢？《易》说：“用学习来聚集知识，用问辩来辨别道理。” 又说：“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是为了施用于现实；使所学得到利用、使自身安定，是为了崇高德性。”难道只是说“简易”而已吗？这正是先生高明之处，所以无人能够企及。那么，又可以用“简易”来概括他吗？只是前代贤人日渐远去，后世学者又缺少老师，寻求它却不得要领，考察它又看不见端绪。于是，专门致力于考据探索的人，牵强附会、纠缠盘绕，最终不知道本心仍然存在；致力于操持守护的人，又任凭私心自作主张，最终与常人没有不同。这样以后才知道两位先生深深忧虑、反复筹划，确实是有原因的。《中庸》说：“道不能实行，是聪明人做过了头，愚钝的人达不到；道不能彰明，是贤者做过了头，不肖者达不到。”执事有感于这句话，拿江右的先贤设问，并且深切关注孟轲所说“不能不考察这些人”一句，难道也是深深悲悯后生陷溺其中，想要设法挽救他们吗？【批语：说得过头了，说得过头了，只是应当同有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讲明罢了】不然，您的言辞为什么忠厚恳切到这种程度呢？况且江右乡里的先贤很多，而执事列举的人，除了六位君子之外没有涉及其他人，难道不是因为风节关系到世俗教化，文章根本在于学问和操行吗？圣贤之道，难道还有比这些更重大的地方吗？评论古人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也可以说是精微了。政治的大道，源自学术；相差千里的谬误，往往从极细微处开始。砍木做棋子，捏土做鞠球，没有一样没有相应的方法。有志于学问的人，在探求端绪、选择学术道路的时候，如果不能充分思考，那么流弊将会多得说不尽。我不聪敏，私下曾经有志于此，却还没有能够进步。希望执事幸而教导我。古人说：“在朝廷就谈朝廷之事，在民间就谈民间之事。”我身处江右而评论江右的前代贤人，并不是胆敢僭越妄言、辨析学术以匡正义理，而是君子对乡党恳切关怀、不能忘怀的意思。处在忧患的时代，忠心有所不能实行，徐孺子、陶渊明的心难道会是随便的吗？宋代古文的兴盛，到欧阳公时最为盛大。经学的作用，曾公又有谁能够比得上呢？可是后人只看见表现在文字上的成就，这也是君子所感慨的。近来学者从事于先儒已经形成的言论，可以说是千古的幸事。然而秦汉以来诸儒各自用心竭力保存的东西，后人却忽然不去深入研究；对于先儒现成的言论，也因力量不足而不能完全了解。这也是粗疏浅陋的过失，而且不小。因此我对刘氏感到慨叹。陆先生的兴起，与朱子在同一时代相互辉映，大概是上天安排的。他们对于圣人之道各自有所发明，而我们这一党后辈所知很少。子常生在朱子的乡里，又从陆氏学说中有所收获；他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前面几位君子已经各自充分发挥其蕴含，对于两家用来成就自己、教导他人的方法，又反复探究到底，尤其明白。这显然是平素在这件事上下过功夫，不是拼凑牵合之作。一个时代的朋友中，像子常这样通达而能启发我的人，实在少有。我就把这些话写在文章后面，归入文集。离开群体独自居处，哪里能常常同子常相见呢？进士科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是文运的幸事。内心所得充足而有余，随事应答便无穷无尽；该舒展就舒展，该收敛就收敛，只要合乎义理所在就可以了。雍虞集书。《华川文集序》

译自汉代西京以后，文章和世道一同衰落，差不多已有千年。忽然间，豪杰之士接连兴起，宏伟的文章和典册，与西京时期相比几乎无愧；至于学问，还超过了前人，这是多么盛大啊！然而，如果确实能够考察文辞和声调的变化，那么从春秋到战国，每下降一次便更加低下，几乎像老年人不能再恢复年轻一样，所以对此不能不感慨。大概我曾这样想过：如列国之间往来的辞令，以及庄生、孙武、苏张一类人的著作，都是各人把自己平日所从事的事情拿来立言；他们亲身经历的、内心明白的，无不包含其中，所以能够深刻、切实、明白地表达出来，并把言语本身不能达到的地方也传达下来。假如了解这些诸子的人，换掉他们所处的事情而来写作，大概就不能充分表达自己了。这样看来，并不是文辞和声调本身难以掌握，而是学问足以周全地驾驭它们很不容易。有这样的学问，才有这样的言论；春秋、战国诸子，大概正是因此而不可企及吧！金华王子克，早年师从黄文献公，学业完成以后，便以文章闻名于当时。我同子克分别已有十多年了，但子克的学问更加精进，文章更加奇特。他从欧阳、王、曾三家向上追溯，直到太史公，往往能够得到其中的风格气度，却仍然觉得没有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于是就取春秋、战国和西汉的著作，仿作其中的辞令、书信和诏诰三十多篇；它们文辞与声调的高低，步趋、俯仰的快慢，没有不相似的。我曾读到《齐侯征诸侯会于首止》《晋侯请天王狩》等篇章，欣喜它们可以补充传注中的缺漏和谬误，并且有益于经学。其他篇章也都纵情发挥文辞而不失正道，这才知道他振兴衰微鄙陋的作用，又不只是表现在文字之间。虽然他从天赋所得的才能超过常人，但如果没有师法可循的学问，并且才华足以周全地运用这些学问，又怎么能够兼有前人的成就呢？子充凭借文学受到任用已经很久了。圣明的天子统一华夏以后，下诏修撰《元史》，于是起用宋公景濓总领其事，让子充辅佐他。书将要完成时，宋公入翰林院任学士，子充任待制，这正是文运将要开张的征兆。二位先生同郡而居，同受一位老师教导，又都立志恢复古学古文，想要用周、秦、先汉的文章共同歌颂国家的盛大，使后世之人有所兴起，这件事难道不正在这里吗？送叶宗茂回安丰序 新安人叶宗茂从安丰回来，在父母的故乡讲习学业；住了不久，又要回去探望父母。他早晨出门，向一同交游的人告别，并对赵汸说：“父母亲庭不可以长久违背，我担心同老师朋友的交往会日益疏远，您有什么教导我的吗？”赵汸告诉他说：“君子求学，本来就是将来用来侍奉父母的，但还有急切而优先的事务，并不只是服侍劳作、供给衣食。您也看看圣门中的求学者吧？颜氏之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子路穿着破旧的袍子，吃藜藿之类的粗食，背米到百里之外。这两位君子侍奉父母，并不是供给什么甘美的食物，可是仍然跟随老师，周游天下，在匡地受到围困，在陈地断粮，几乎危及自身而不能返回，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听说，人从上天那里得到而且比万物更为尊贵的东西，就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本性。已经从父母那里得到这种本性，却在自己身上丧失，即使竭尽劳苦去服侍父母，摆出列鼎来供养他们，也不能称为孝。哪里比得上找到圣人拜他为师，保全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本性，以此来侍奉父母更加盛大呢？两位君子的志向，大概就在这里。我没有能力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如今您自己看看，家境比得上这两位君子吗？德行比得上这两位君子吗？这两位君子以圣人为老师，他们同时交游的士人，都已成就德行、通达才干，而您还没有这样的老师和朋友。” 这两位君子学业有成、品行尊贵，足以做百世的师表，而您还没有做到。您的父母年纪尚且健壮，桑田足以供给衣食，僮仆足以供其使唤，日常所需的一切不用依靠您也能满足；既然如此，只要从您自身去寻求应当努力的事情，不等您说出来就已经可以知道了。至于只把志向放在眼前而遗忘长远，舍弃大的事业而谋求细小的事情，这就是古人所谓普通人的行为，哪里值得在有志于求学的人面前谈论呢？然而，自从世道衰落、正道丧失以来，求学的人习惯于已经形成的世俗，受困于难以挽回的形势，即使听说颜渊、子路的事迹，也很少有人能够受到激发而奋起。于是便有人把追逐外物当作求学，心怀财利来侍奉父母，凭借盛大的气势和强力去侥幸求取本来未必能够得到的东西，最终连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本性也一并丧失才算完，难道不可悲吗？求学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行孝之后才知道自己的艰难；求学却不知道自己不足的人，并没有把侍奉父母当作求学；行孝却不知道艰难的人，也没有把侍奉父母当作孝。您的资质优美、品行修整，见识明达而仰慕古人，求取见闻、选择善道，简直像饥渴一样迫切，难道不是听到这两位君子的风范而受到激发了吗？这正是我所敬畏的地方。请让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 送操公琬先生回番阳序

译圣明的天子平定天下以后，把前朝遗留下来的图籍、史书和典章文献全部运到京师。于是下诏修撰《元史》，起用隐居山林而未被任用的遗逸之士，让他们执笔。凡是任官的文人儒士，凡不属于朝廷在廷之臣的，也各自推举自己所知道的人来响应诏命。赵汸因衰老多病，屡次辞谢征召，却也误被列入选中之人。使者到了郡中，太守和属吏都能够说明他的病状，但没有人肯承担拒绝征召的责任，所以他终于不能推辞到底。船经过严陵时，恰好前任太史、金华人宋公景濂也到了那里，说：‘诏书已经召王子克到临漳去了。’我说：‘我的衰老病情日益加重，不是可以出任的人，即使去了也不能对事情有所补益。所幸的是，平生故人又能在久别之后相见，这件事本来就有并非偶然的缘分。’宋公说：‘是这样。’大概我和宋公有好几年没有相见，而同子克分别则已经十多年了。到了京师以后，听说番阳人操公琬先生在书馆卧病，早晚都可能病危，便可以借此请求归去。我又想到番阳和歙县接壤，自从弱冠时便听说先生；先生学问通达诸经和诸子百家，撰述成一家之言。我的几位兄长住在番阳，和先生家有姻亲，又彼此交好。他们每次相见，总能谈到先生的近况，但我一直没有机会认识先生；如今竟能在这里相见，难道不是先前所说的并非偶然吗？” 从这天起，我每天上堂同诸位先生从事笔墨工作，退下后便去探视先生的病情。先生的病稍有好转，就常常让我的床榻同他的相连，与我谈论经史，昼夜不断地相互问答攻究，片刻也不休息。我实在感到惭愧。不久，礼部尚书崔公、侍郎傅公一同来到馆局，传达了皇帝的旨意。到了第二天早晨将要分别时，先生便写了一篇文章告别同舍之人。同舍的士人没有不惋惜先生归去的，全都作诗赠给先生。我承蒙先生知遇，自然应该有所表示，于是进言对先生说：‘先生要回去了。士人处在山林和处在朝廷，情形不同，他们的著述也不同。编纂、解释群经，折中诸子百家，隐居时可以充栋梁，出行时可以使牛马因负载书籍而流汗。即使其中的学说未必全都符合圣人，也不是平素没有涉猎这些学业的人敢于议论的。尊崇古学，重视文章，凌驾于汉唐之上，上与三代相比，使那些处在偏僻乡里、晚年才进学、见闻浅陋的士人看得目眩、精神震动，不敢出声诵读。自己估量终身也做不到的事，何况陶冶性情、吟咏风月，有时用单句，有时用对句而受到世人称道，这些都足以传名于世。即使有的作品对于作者本人和他人没有什么益处，只要不是遭受鬼神责罚，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是山林之士所能获得的好处。至于朝廷中的士人，却不是这样。太史公广泛搜罗旧闻，上接《春秋》，下至麟趾，叙述汉高帝创业、文帝景帝守成，直到今天仍使读者如同亲眼看见。他所写的封禅、平准、列传、货殖等篇，都是劝谏之书。’ 可是后世却把它们看作诽谤。韩退之没有得到任用时，想要撰写一部《唐书》来流传无穷；进入史馆以后，却不敢有所作为。柳子厚苦苦辞让，催促他也丝毫不能使他改变，只凭职务写成几卷《顺宗实录》，最终困于谗言，逃窜而去，未能留下完整的篇章。司马文正公受到神宗知遇，撰写《资治通鉴》，经过将近十九年才完成，却有小人从中挑出鄙陋的句子来诋毁他。这些都是德行高尚、声名和实际相符而上下皆知，以著书立说为大业的人，尚且有时遭遇这样的事情。如今我们带着山林之学登上朝廷，如果茫然自失、凛然不敢任意施展，难道不是有所畏惧才这样吗？还好依赖天子圣明，下旨依照旧有史志撰成书籍，凡是文字的增删取舍，都由皇帝亲自裁断，不因诸生不能做到的事情而责罪他们。这是极其深厚的恩德。因此先生得以以病为由辞职归去，而像我这样支离昏昧的人，也得以参与听闻编纂修史之事。自己难道不是幸运吗？既然如此，我对于先生此行，唯独不能没有感慨，实在是有原因的。先生说：‘你姑且慢些走，我在番阳、歙县之间等着你，距离不会很远。’ 休宁县令朱君考满序 古代治理百里之地的县令，以引导风俗教化、察访冤屈滞塞、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为职责，所以说：‘天下四方的百姓，性命都悬系于县令。’这样看来，县令的责任也很重大。只有在实行武力统治的时代，兴废没有常规，仇视百姓而横征暴敛，政令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使百姓早晚都战战兢兢，忧虑居处和生计。县令本来应当履行的职责全都来不及施行，那么它的重大和艰难，又同前面所说的不同了。从前我读书读到唐、宋末世的情况，没有一次不抚摸书卷而对此长叹。休宁处在万山之中，百姓依靠山地耕田，又仰赖上天降雨灌溉；十天、一个月不下雨，池塘水利便常常因争夺而枯竭，所以少有丰收年景。土地狭窄而土质贫瘠，除了采掘山产以外没有别的物产，舟车不通，四方的货物很少运来。天下太平时，官吏颇以事务简少为乐；一旦天下多事，丝、绵、油脂、漆、铜、铁之类凡是军队兴起时急需的物资，无不从远方商贩那里购取，再从其他郡运来供应。县令正急迫催办，而百姓已经疲惫；期限已经到了，而输送还没有完成。唉，我们这块土地的生产实在太差了，成为县令的拖累，哪里说得尽呢？于是便有人依仗棰楚刑罚来办成事情。其中有的人征敛繁多，收支又不按时，使百姓无法同官府对账；他们还侵吞、私扣财物，使困苦的百姓更加艰难。这些人把百姓看作可以用欺诈和暴力相互仇视的对象，只顾苟且经营自己，甚至灭绝天性、忘却亲属关系，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怪。这难道是县令愿意听到的吗？他们也知道职务责任重大，其中还有兴废之外的事情，只是没有空闲去思考罢了。像淮海人朱君治理我们这个县，却不是这样。朱君胸襟坦荡、平易快乐，不依靠法律来树立威严，百姓却争着办事、赶赴劳作，只怕落在后面。他勤勉尽力，说话谨慎，披星戴月地出入，即使生病也从未稍有懈怠，所以贪婪残暴、舞文弄法的人没有可乘之隙。他怜悯本地风俗日益浇薄，人心不像古人，尤其在纲纪、伦常和各类关系上用心。因此百姓都乐于称颂他。不过，如今法令日益完备，赋税征收日益简省，亲民的官员也能够尽力履行职责。朱君在本县任职已经很久，对于百里之内的人情真伪、善恶，大概没有不知道的；他应当利用闲暇，推行那些本来应做的事情，使有利之事无不兴办，使危害百姓的事情必定革除。善良柔弱的人不受横暴逆境的压迫，鳏寡孤独也能够顺利生活，他一定会有办法来满足百姓的期望。然而朱君已经告知任期届满。县里的人既然重视他的恩德，朱君又幸运地使本县的征发和徭役大体能够供给，没有给他造成太大拖累，大家还希望他再次任职。因此我叙述从前治理百里之地的职责，其重大和艰难，是不能同今日相比的，用来赠给朱君。朱君今后由此辅佐大藩、掌管大郡，统辖所属县邑，也一定会从这些经验中得到益处。送朱子范赴来安县主簿序

译在山林中寻找木材的人，无论大小都不遗漏；匠石一经过那里，就一定拔取其中最粗大的，必定是十围粗的木材。在边境集市买马的人，劣马和骏马常常一同收取；伯乐只要看上一眼，就一定能使马群为之空缺，因为取走的必定是日行千里的良马。治理国家的人在天下选取士人，难道也有不同于此的道理吗？我们县的朱君子范凭科举被选用，有人说他可以担任滁州府来安县主簿；同时凭科举取得官职、像朱君这样的人很多。他既是儒者又有贤能，不必人人都像朱君一样，而来安县只是郡中寄寓施政的地方，如同古代巡行县邑，似乎不足以屈居像朱君这样有学问又贤能的人。他的门生弟子和交游之士都对此感到疑惑。我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古代选取士人，开始时常常宽广，最后必定严格。不宽广，入仕的道路就狭窄，不能充分容纳天下的人才；不严格，考核政绩的效果就微薄，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如今朱君所凭借而进身的途径，与别人是相同的。三年考核政绩，儒者的成效难道必定会不同于别人吗？朱君从此将要得到重用，即使想让人人都同朱君一样，又怎么可能呢？十围粗的树木若不进入匠石选材的场所，就会同合抱、两手可握的树木一样；日行千里的良马若不进入伯乐的马厩，就会同普通的下等马一样。士人没有通达显用时，又有什么不同呢？前代正直贤明的人有句话说：士人自从获得一命以上的官职，只要存心爱护万物、爱护百姓，就一定能够有所补益。这难道不是朱君一向的志愿吗？江西是古代文明之都，大概就是匠石选材的场所、伯乐养马的马厩。哪有既有学问又有贤能，并且像朱君这样有志向的人，却长久处在低下职位的道理呢？不要担心入仕之途开始宽缓，只要能够由此成就后来的严格考核，上下双方就都能得到好处。我同朱君居住相近，彼此交好，但我衰老多病日益加重，不能赶上朋友交游的行列，只能在饯行的路旁设酒，同朱君握手作别。只是不能没有一句话，于是写下这篇议论赠给朱君，希望其中还有可取之处。王节妇汪氏序 汉代免除赋役的法令，大概本于《周官》所说乡师辨别哪些人可以任用、哪些人可以施舍；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并努力耕田的人免除自身赋役，又是由闾师登记那些恭敬勤敏、能够任职、能够抚恤他人的人而推广开来的。唐朝盛世时，于是下令表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使他们终身免除差役，这样感化劝勉的办法就完备了。从那以后数百年间，即使是田野山谷中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纲常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思考其中的原因吗？我们县有一位汪氏，是本县人王天民的妻子。她二十七岁时丈夫去世，辛勤刻苦地抚养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即使遭遇艰难、经历忧患，也从未稍稍动摇她的心志。乡里人都认为她贤德，远近之人都称颂她。三十多年始终如一日，于是有关官府援引现行法令，免除她家的赋役，表彰她家的门第。这确实是当时难得的盛典。唉，我听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的科目，唐人认为没有益处而废止了；割股疗亲、结庐守墓，评论者认为不合中道，所以不予采用。唯独妇女守节的贞操，古今表彰显扬，没有异议，难道不是因为父子之间出于天性的亲情，即使一时能够感动奋发、勉力而行，却没有长期服侍、恭敬奉养的实际，不能同妇女守志守节、终身不改相提并论吗？何况自从战乱以来，父子兄弟不能相互保全，民间风俗因此发生变化；看那些秦地人只顾显露自己的德色、对耕作和洒扫之事出言争吵的情形，又有过之无不及，于是天理几乎灭绝了。然而，孤苦寡居的老妇人，独自凭借妇女微小的身份，维系着人伦纲常的重大责任，不也是值得崇尚的吗？表彰她家的门第、免除她家的赋役，使她在晚年享受恩荣，不只是为了报答她终身的劳苦，也正是为了永远激励妇女守节。不过，难道只是妾妇才应如此吗？感念当今圣明时代优厚的恩典，竭尽甘美食物和奉养双亲的诚心，下可以报答慈母抚养顾念的恩德，上可以回应国家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意旨，那么作为人子的人尤其应该知道以此自我勉励。汪氏的两个儿子，长子叫有则，次子叫得奴，都已经有了儿女，而汪氏仍然康健强壮，余力未衰。上天用来报答贞节的方式，实在不可估量。因此我推究历代免除赋役、加以表彰劝勉的深层用意，而那些对人伦纲常的重要性有所感发的学士君子，也作诗来歌咏这件事。送鲍翰林赴官陕右序 平民出身的士人，从家中起身到王都做官，本来就已经远离父母了。即使这个人心中存着终身奉养父母的志向，起初也并不把从外部获得的官位当作使父母荣耀的事情。然而一旦郡太守奉天子的命令来统治地方，并且亲自劝说他为此驾车出行，那么父亲就不能把儿子留在身边，儿子也不能因为私爱父母而违背公义。按照古人的说法，也只能说是用义理来割断私恩罢了。何况既然已经做官而领取俸禄，君臣、父子的名分便已经确定。即使有内外任职、出入朝廷的不同，有远近、劳逸的差别，君子难道还容许自己在这些事情上有所偏私吗？翰林修撰鲍君尚絅，起初因郡太守王公的推荐，辞别父母来到京师，先任中书典籖，后入翰林院任编修，于是升为修撰。如今从翰林院出任郡属的副职，关中的交游之士都因为关中距京师数千里，似乎担心尚絅没有办法满足父母对他的期望，这种见解未免太迟了吧？我看尚絅年少时在家中学习，即使服劳奉养父母，也从来没有安闲的日子。他对于出仕和退处的取舍，能够审察义理是否安当，不能说不明白；在翰林院任职多年，接触公卿大夫的议论，斟酌当务之事的缓急，也不能说经历不久。所谓内外任职、劳逸不同，大概没有什么足以动摇他的心。即使他的父亲对儿子有所期望，也必定有应当寄托在这里而不应寄托在那里的地方。尚絅哪里担心没有言辞来为他的大人辩白呢？近代的贤明公卿和伟人中，有人在州县任职，因而得以留心政务治理，成就自己的志业；有的人认为在朝廷任职无所补益，便请求出任郡守来施展才干；这些都应当成为士君子的取法对象。凡是在偏远郡任职的人，难的不是取得百姓的信任，而是得到上级的认可。如今大参王公停止中台重任，改任行省官，来安抚关中；以都司身份出使军中，并且辅佐行省事务的，是郑士恒君。尚絅曾深受大参公知遇，又同郑君交游甚厚。宣扬皇上的恩德，以恩惠百姓，哪里会有不能实现自己志愿的人呢？送王驸马都尉赴会稽序

译士人能够凭功名显扬于天下，难道一定都要以非同寻常、震动一世的功绩来证明贤能吗？当创业之初，疆土日益扩大，新近归附的地方尚未安定，人心动荡未平，百姓还处在创伤和涂炭之中，没有得到休养；这时若能使人见到他，便如见到仪凤、祥麟，接触到他，便如沐浴和风、甘雨，知道丰年的到来可以期待，时世太平也有所希望，那么他的功绩虽近，德泽却深远。难道这只是勇猛果敢的表现吗？大概必须宽仁而有法度，慈祥恻隐出于本性，差不多像窃脂鸟不食五谷、驺虞仁兽不伤生灵那样，然后才可以这样说。这是评论人物最难做到的，而我在和阳王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王公是王室的至亲，由星源转镇新安，至今已有七年。当时徽州、饶州一带，内部疑惧，外部纷争，人心没有安定的迹象；王公带着几百名骑兵进入星源，安抚并平定了那里。一县的士民，就像脱离水火之灾而被安置到慈母怀中一样。他在郡中任职时，恰逢黟县、祁门的百姓被邻境阻兵胁迫，那些不逞之徒四处观望，最终全都相继归附王公。大概我郡从此平安无事，说明他在百姓心中建立诚信已经很久了；因此百姓喜欢而服从他，亲近而爱戴他，就像他刚到任时一样，只怕王公有一天离开我们。后来有诏令让王公移镇越地，那么即使想留住他一天，又怎么能够呢？即便如此，王公施于我郡的德泽实在太大了。和风甘雨贵在及时，并不是一郡一邑可以私自占有的；仪凤祥麟本来是要为天下显示祥瑞，也不是一乡一国的祥兆。我怎么知道上级不会把王公施惠于我州的恩泽，再施于越地呢？又怎么知道越地百姓等待王公的心情，不会正如我们在他未到之前盼望他一样呢？这样说来，对越人是值得庆贺的，对我们来说也差不多可以没有遗憾了。只是幕府中的人因为不能随王公远行，无法抒写思念之情，于是来请我叙述王公施德于本地百姓的事，作为赠言，也借此庆贺越人得到王公。即便如此，王公的善行很多，写起来也写不完。至于郡邑的离合、百姓的生死，都是天意；但其中一定有预先显现的征兆。星源尚未平定时，有位士人卧病山中，不能离去，暗自忧虑灾祸将要临身。夜里梦见自己好像正在路上赶路，天色已经昏暗，急忙投宿旅馆，便完全黑了。过了很久，听到门外有车马声，开门一看，天已经亮了。问随从说：‘你们从哪里来？’回答说：‘从兰亭来。’ 又问：‘哪里的兰亭？’回答说：‘就是古人修禊的地方。’第二天，他把这件事告诉往来的人，星源的君子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不久王公将要到任，原来他的姓与晋代右军将军王羲之相同，官职又是右指挥使。于是郡邑的事情大为安定，这正是天明的应验。又怎么知道王公最终不会得到王羲之曾治理的郡，成为兰亭修禊之地的主人呢？唉，这就是越人的天明。那么我说为越人庆贺，难道是没有根据就这样说的吗？陶氏孝友堂诗序 士人在家庭中践行德行，近则乡里人喜爱他，远则大夫君子赞叹歌咏不止，这难道不是因为良心充沛而流露出来吗？人性秉承常理而喜好德行，这是人心共同具有的；心机一动，声音便随之发出，片刻也不能停息，其中有些情形是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陶氏《孝友堂诗》产生的原因。起初，陶君出生在富裕之家，八岁时母亲去世，继母张氏没有自己的孩子，陶君长大后便搬到外面居住。夫人吴氏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掌管炊事，还亲自努力纺织，来补助家中不足；虽然忧劳艰苦，却不敢因此怨恨。过了很久，父母都老了，生计日渐困窘，而陶君的头发也已经斑白。于是他把双亲接到自己的住处，竭尽全力供养他们日常生活；让他们吃得甘美，住得安稳，把他们看作自己的遗体，几乎没有什么不妥善的，于是欢快而深厚地践行慈爱之道。弟妹中年长的，陶君都及时替他们办完婚嫁，从不因为是异母兄弟姐妹便不尽心。父亲去世后，儿子陶凯考究礼经，协助陶君办理丧事。亲戚邻里一向敬重陶君的德义，又高兴他有了儿子，便都相继送来丰厚的赙仪；从远方前来的宾客有数百人。陶凯的妻子很早失去父母，沉默无子，守志独居；陶夫人把她迎到家中奉养，使她终其一生，别人没有一句非议。陶凯居住的地方，求学的人跟随他的很多；他因收取束修和一壶酒的微薄收入，来供给父母甘美的饮食。妹妹嫁给顾氏后早逝，留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陶君都把他们抚养教育成人，不让他们的亲生父母稍稍牵动自己的心。大凡能够竭尽自己力量的事情，陶氏孝友的实际表现就是这样。于是进士、临川人葛元哲听闻此事，赞叹不已，题写他居所的匾额为‘孝友之堂’，亲自撰文记述。四方士人听到传诵此事，便写成歌诗反复咏叹；有得到诗歌而吟诵的人，孝悌之心便油然而生。这大概就是良知良能本出于天性，受到感动便相互回应，如圆环没有起点终点，没有谁驱使它，也没有谁能够阻遏它吧？至正乙丑年冬天，我开始从葛君那里听到事情的详细经过，后来又从陶君的门人那里得到一卷诗，共有若干首，于是替它编次篇章并流传下去。唉！子女对于父母，服侍勤劳直到死去，是天地之间无可逃避的责任，难道能因为爱憎不同而对父母怀有两种心意吗？世道变化已经到了极点，只能依靠那些有见识、有实践的士人，让出于本性的孝悌之德共同维系一时的纲常；像陶氏父子夫妇这样在家庭中努力践行，尤其可贵。既然如此，《孝友堂诗》难道可以不流传吗？送陈大博游黄山还诗序

译徽州的黄山是当地的巨大镇山，北面斜倚九华山，西面延伸到彭蠡，南面连接广信诸山；东面左边挟持浙河，右边从桐汭山起直到海边。大体都是支脉分出的山岭，仿佛塌然居中，向下把气势和谐地施布到四方，具有坤道和土德的意味，所以命名为黄山。然而山上群峰接天，岩洞幽深；山下重冈复岭，陡峭险绝，环绕四周。即使当地人也有人不能遍游而到达所有地方，因此自古以来那些逃避尘世、隐居退藏的士人，都乐于居住其中。有人认为它因轩辕黄帝而得名，这是近古流传的说法。这个郡并不是交通会合之地，四方宾客没有理由来到这里，只有唐代李太白曾游历其中，徘徊一番后离去，此后便再没有人追寻他的足迹。因此这座山的胜景，世人很少听闻。至正十一年辛卯年夏四月，浚仪陈公子山亲自来游览。刚到时，风雨连绵一月，而山中的主人僧人恰好远行归来，便赶紧率领徒众为他作向导。清晨从郡城出发，走出西郭，天气放晴，视野开阔，郊野清穆。第二天太阳已经偏西，才沿着山麓前行；山涧积水已平，水流容易涉过，林中湿地已经干涸，藤萝可以攀援，仿佛有神明在暗中帮助。于是让仆人休息，带领宾客随从在松树、竹林之间漫步。灵异的草木无人采摘却自然芬芳，丹泉处在山中却长久清洁；德人君子一贯的操守，难道也有可以由此看见的吗？继续前进，登上虎头岩，从上面俯视白龙湫；风云蓬勃兴起，雷雨将要到来，令人凛然感到神物不可轻慢观赏。于是沿着左边的山峰越过巨大的山谷，登上层层悬崖，攀登莲花的险峰，眺望四方边际，只见浑厚广大，仿佛看到了昆仑山的磅礴气象，以及覆盖万物、养育万物的仁德。到这时才知道，这座山的根脉之广大同于五岳，水气滋润通达四海；它的英华显现，精气神采洋溢，与造物主相互流通，却没有人知道其终始。何况可以用某一方位来评说它吗？抖擞衣服下山，住进精舍，过了两夜便返回。大概心中充实，像是有所获得，却不知道是我在观赏山，还是山在观赏我；与我同游的人，都是各自观赏自己所观赏的东西吗？还是将同样的所见归于游览者呢？唉！以陈公这样的高雅情怀和通达见识，他与过去来游的人有所不同，原本是理所当然的。那些抬头凝视、望见山岩便退却的人，与陈公心中所存相比又怎么样呢？陈公年纪轻轻便积学深厚，已经远远超越同辈；不久又在春宫考试中进入贡士行列，在朝廷大廷考试中以第一名及第，列身朝廷官员之中，声誉一天天提高。可是他仍然远行寻访名山，以发扬登峰造极的志趣；那么对于在功业中究尽经纶、在文坛中深藏根柢的人，又怎么能够用浅近的尺度来衡量呢？于是郡中的缙绅儒士，既为陈公能够来游而高兴，又为他将要分别而惋惜。他离去时，大家杂取山中的名胜景物和图志中有名称的景观，共同作诗为他饯行，寄托对他的仰慕之情。诗都是一章，每章十句，五言。我有幸参加这次游览，又被嘱托把这件事记在卷首。于是借此简略说明黄山得名的真实情况，充分展现一时的盛况，告诉后来继陈公而来的人。送戴尚文赴句容县教谕序 休宁戴尚文在乡试中考取进士，列入遗材选拔之中，将要接受朝廷任命，主持句容县学的教育。无论师友交游，还是都邑中的贤士，都有话赠给他。后来这些话汇编成卷，我又替他作序。那些话说：‘士人看重做官，并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要用来实行自己的义理罢了。因此官职没有高低，关键在于是否合时；才能没有大小，关键在于志向。二者一旦有一个失去安顿之处，却苟且追求早晚可得的荣名，那么君子就会认为这是不幸。何况凭不足的资质，涉入无穷的变化，如果不能把从口耳之间所得的学问融会贯通而丢失它，那就差不多不可避免了。如今校官的品秩虽然低下，但前面有县邑长官和僚属，后面有经师和弟子员；进则有宾主之礼，退则有师友之义。整洁俎豆，尊崇明祀，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诚敬；谨慎晨昏，严肃朔望，可以修习并彰显自己的威仪。四方宾客往来，可以观察风俗，讨论民情，从而认识随时处置事务的适宜方法，探究政务治理的要领。社稷和百姓，自然可以逐步治理好，而越位求进的念头也会消失。三年一次大比，便修习原有的学业；把多余的勇力用在取得一次科举成功上，而把担心失去功名的念头忘在侍奉上级、治理百姓的事务中；这样根据时势安定志向，顺应时势建立义理，这才是君子的道路得以实行。’ 《传》说：‘做官有余力，就应当学习。’确实，不善于做官的人，不足以谈论学习。又说：‘学习有余力，就应当做官。’确实，不善于学习的人，不值得同他谈论做官。何况尚文年少而见识明达，学业专精而行为敏捷，大概他的余力还绰绰有余吧？尚文的尊父廷芳翁，过去曾在乡先生定宇陈公门下求学。当初科举诏令施行，陈公考取乡荐第一名，回来后便著书授徒，终身大概并不把做官当作快乐。因此戴君隐居教子，从容深厚，多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那么尚文用来教导句容士大夫的根本，当然无需等待别人的说明了。有人因为他不能同南宫进士一同做官，替他惋惜，这种说法几乎偏离了义理。因此我借仁者之后的身份，诵述所听闻的事情，作为赠给君子的言辞。送高则诚归永嘉序

译高君则诚学问广博而深厚，文章高雅而富赡。他还是举子时，已经成为学者所归依的人。考中进士后，调任括苍郡录事。他讲求学道，爱护百姓，治理和教化都得到修明。郡守、前宪副徐公非常敬重并惊异于他，任期将满时不忍听他离去，便在学宫设置绛帐，亲自率领弟子迎接高君，请他授业。行中书省听闻他的名声，征召他为丞相掾。儒生称赞他的才华，司法官吏推重他的干练通达。高君也一向以名节自我勉励，公卿大夫都器重他的品行和才能。每当其他属掾有事，往往就让他兼办其职。高君考核典章文册，判定是非，处理应答如流水般顺畅；遇到自己认为不可行的事，便上政事堂直陈，慷慨请求离职。当时东南安定，藩府没有大事。参政、赵郡人苏公正以文治振兴人才，高君与临川葛元哲都受到称誉，每天承受议论褒奖，声望更加隆盛。不久台州百姓发动兵乱，城邑驱使壮丁聚集党徒，在海浦连接停泊数百艘大船来固守。帅府官吏不能平定，朝廷下诏命行省大臣总领各郡军队讨平。行省大臣认为高君是温州人，熟悉海滨事务，便选他随行。高君也希望借此机会效力。当时浙东统帅达公把除凶作为自己的责任，一见高君便十分欣喜。幕府建立后，高君因为对议论军政之事意见不合，便退避而不办理文书。于是军队出动，经过三时之久，最终劳烦大臣从京师前来，按照皇上的意思安抚他们，事情才平定。解除戒严、分任宪职以及诸将校认为缓急利便的事情，唯独高君没有说一句话。任期届满，他当天便回到省城请告归乡。于是交游的士人都来拜访高君，并且说：儒者即使临事时不被任用，最终也能守住自己的原则，以此显示并区别自己；我们应该为您庆贺。高君摆设俎豆酒席招待宾客，酒过数巡，笑着对座中人说：‘前辈说，士子满腹经纶，从乡里起身，通达到朝廷，取得爵位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荣达到了极点。谁知道这正是忧患的开始呢？我从前还轻视这种话，如今才相信。即便如此，我现在正好解除吏务回乡，可以同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随时游览赤城、雁荡诸山，俯视涧泉，仰望云木，仍然没有失去我的本来生活。’当时宾客多是高君的同乡，大家为他的归来高兴，都十分喜悦。有一人从席末起身说：‘朝廷以科举取士，已经很久了。当今正值太平，从军国大事到各部门的细小事务，无不汇集处理；士人也只能在簿书文墨之间随波沉浮，稍有牵制，便效法庸俗官吏，借口文书来为自己开脱。由此贤者与不肖者混杂，有志之士无法显露自己。难怪高君会在去留之间悠然产生远大的想法。然而如今中原多有变故，圣明天子和贤能宰相一旦整顿膏粱子弟、刀笔吏员造成的弊病，必将把有才的进士全部选用；到那时，像我们高君这样的人……’ 即使想决意退隐山林，也将不能如愿。这样看来，入朝任职时，宁可参与老成之士的正直议论；出任郡邑长官时，向困顿的百姓施布恩德，使特殊功劳和丰厚业绩在一时之间光明显著，以报答清明朝廷设置科举的盛意。这难道不是您平日的志向，也是我们同道对您的期望吗？众人都说是，于是共同举杯，请高君赋《白驹》诗作别。送张子仪还姑苏序 士人如果具有坚强果敢、奋发超迈的气质，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振奋精神来磨砺志向，沉静专一来成就才能。这样日有所积，月有所累，就像拾级登上九层高台；即使不能立即登上顶巅，但都邑盛丽的景象、风云变化的妙处，已经呈现在眼前了。濮阳张天凤、字子仪向汪君仲鲁求学，大概就是这样吧？汪君世代居于婺源，以诗学修习进士业，曾因担任教授而住在休宁乡里。子仪从姑苏来侍奉在此任职的父亲，便得以带着礼物前去拜师。他摒弃交游嬉戏，忘记正常的睡眠饮食，情绪激昂，内心郁结，不达到目的便不停止；由此可见，他磨砺志向是有方法的。后来学术技艺完成，就把机敏善辩收敛于敦厚柔和之中，把见闻发挥在确实谨慎上；外界繁华的诱惑，寒暑气候的变化，都不能使他违背原则。这样成就才能，确实值得期待。像这样下去，取得高等科名，登上显要仕途，极尽布衣士人的荣名，施展文儒早年积蓄的才华，便如从袋中取物一样容易，难道还会担心得不到吗？过了两年，他的父亲任期届满返乡，子仪也辞别离去。同学中有欣赏他勤勉笃实的人，想留他完成学业，子仪本来很乐意，但父亲不允许。于是汪君率领交游之士作诗为他饯行，把文稿交给我，请我代为叙述他们的心意。我听说在大泽中捕鱼，必须把网具做好；纤细的鱼钩和微小的鱼饵，不足以希望捕获吞舟的大鱼。渡过大河，必须把船桨准备精良；破旧的帆和坏掉的桨，不足以抵挡风涛的变化。文坛就是大泽，功名之路就是大河。有人或许在应试取艺之年奋发腾跃，却在做官的日子里沉沦，大概也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器具。朝廷设置进士科来选取天下人才，难道只是为了用俸禄爵位优待你们这些书生吗？授予州县官职，就要负责临官治民；提拔到馆阁，就要凭借他们议论政事、进献意见；登上政府，就要依靠他们发政施仁。这三种职责即使只承担其中一种，也必须有相应的才能才行。如果没有这种才能，却只急切地希望有朝一日侥幸得到职位，那么这个人对自己的要求本来就已经很浅薄了，又怎么能谈论科举呢？子仪年少英俊，具有坚贞勇毅的节操，又能从师友那里取益来笃实成就自己，他的网具应当没有不精良的。如今如果涉过功名的洪波，在险境顺境中都坚持同一操守，以取得有利于万物的功业，那么姑且先努力使自己的舟楫坚固精良吧。汪君拳拳于师友之义，大概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用这些话来申述它。滋溪文藁序

译《滋溪文藁》三十卷，是浙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人苏公的文章，由前进士、永嘉人高明和临川人葛元哲任属掾时编次而成。当初国家收复中原以后，许文正公最先得到宋代大儒朱子的著作并尊奉信从。后来侍奉世祖皇帝，便用朱子的学说教育胄子，从此先王以德教化天下的道路又重新彰明。容城刘公又因而向上追求周公、召公、二程、张载曾经论述的学问，开始超然明白义理本来如此、发自人心而不能自已的道理；所以他辨析异端、排斥邪说，都有真实依据，并非从前人言论中拼凑拾取。在出仕、退处、进退之间，他的高尚风节振动天下，却从未决意长久离去，这说明他从朱子那里得到的学问很深。当时天下的儒者各自用所学在乡里教授，而临川吴公、雍郡虞公、大名齐公相继进入成均任教，之后圣贤关于下学上达的大经旨趣，细密剖析的义理，礼仪乐节和名物制度的数目，修辞游艺的方法，以及本末精粗，都灿然完备。大概一代的文献没有比这时更盛的了，俊秀人才同时兴起，几乎同先王时代没有不同。至于所学有宗旨，操守有要领，施行于家庭、乡里、邦国而没有异议，发见于政事、文章而根本没有两样，这些难道也不是存在于那些人身上吗？苏公世代出于儒学之家，早年便跟随同郡安敬仲先生学习刘公的学说。进入胄监后，又先后得到吴公、虞公、齐公作为老师。因此他清正修身、志向笃定，足以潜心于宏大事业而不迷惑于其他歧路；见识深刻、闻见广博，足以综合评判诸家学说，而不流于玩弄事物。至于德行已经建立却更加严谨，行为已经高尚却更加严密，出入朝廷内外三十多年，嘉谋伟绩著于天下；一片真诚仰对上天，立身中正而不结朋党，巍然如颓波中的砥柱。他的文章明净纯粹，言语温和谨慎而铺陈畅达；如珠玉发光，如豆粟有味。治理朝廷国家、施行教化的根源，名公卿大夫士人的德行、言论、功业，以及前代儒者著述的奥义，无不包含其中，而他浩然删修文章的志向还没有停止。起初任朝廷官职时，便深受四明袁公伯长、浚都马公伯庸、中山王公仪伯的了解。袁公告老还乡后，仍亲自上疏推荐苏公进入馆阁。马公说苏公十年以后一定会独掌文坛，而王公于是同他结为忘年之交，这难道是一日之内积累起来的吗？过去汉唐七百多年，只有董仲舒、韩退之能够辨明学术、端正义理，差不多可以接续先王遗风；至于讨论政治理道，却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们。贾谊、太傅陆宣公，以及宋代，文学都特别兴盛；士大夫之间不说是明道、希文，便说是君实、景仁。只是还不知道这三位与程夫子相比究竟如何。因此苏公平日教导别人，必定以程子、朱子为榜样，努力在自身实践，不致力于空谈；那么他从事圣贤之道，并且审察得失的关键，就很清楚了。所以我认为，读苏公的文章，就应当探求他所学习的学问；善于谈论学问的人，也一定要从他的师友渊源推求其学术根本，这样才可以。《治世龟鉴序》从前帝王盛治之时，纲纪法度全都完备，子孙可以据此依循来治理天下，称为成宪旧章。他们的君臣上下共同鉴察前代，以保全天命、维系民心，忧劳警惕，没有片刻敢忘，把这些作为家法。他们在天下尚未混乱时便这样治理，所以即使其中偶有祸乱的萌芽，也能在容易处谋划困难之事，在细微处防止大患，怎么会有一旦之间土崩瓦解的灾祸呢？秦人学习却不以古人为师，把二帝三王用来维持天下的工具以及其中深微的意义，全都荡除灭绝；不仅焚烧《诗》《书》、杀害学士，这就足以使国家灭亡了。自此以后，创业者没有可以因循的旧法，守成者没有可以持守遵循的规范，于是朝廷的筹策和侍从的论思，便成为治理或混乱、安定或危险的根本；它们的重要性由此显然可见。然而简册中保存的忠言嘉谋，哪里能够全部记载？当时有的被采用，有的虽采用却没有贯彻到底，有的最终没有采用，其得失都可以完整知道。从今天回看，善政都可以用来劝勉，弊政没有不可以用来警戒。至于贯通古今，广泛观察而择取要约，用来昭示后世，使先王经营治理天下的心意略有显现，这难道不正是君子用心的真实意义吗？参政、赵郡人苏公，早年居于馆阁，曾经从经史百家著作中，选取切合治理之道和政务要领的内容，汇编成一书，名为《治世龟鉴》。它简明却没有遗漏，深刻却不偏激；贯通疏达而显现公平的准则，亲切确实而保存正大之体，确实是谋划国政、裁断国家事务者的借鉴和宝鉴。苏公任御史时，有所知便无不直言，把持宪节、洗雪冤屈、施惠万物作为自己的责任；参与政府议政时，坚定不阿；两次典领大藩，都勤于处理各项事务。曾奉诏宣抚京畿，广泛寻访百姓疾苦，连最细微的事情都不隐瞒；又斟酌义理的中正之道，不在事前迎合，也不在事后顾虑。虽然一时之间有时不被当权者察觉和采用，但退居之日，凡是可以尊崇君王、庇护百姓的事情，他从未稍稍停止讨论。大概苏公的学问根本在先王，志向存于当世；他在行事上的表现如此，那么这部书的编成，难道是想把自己寄托在空言上吗？新安诸生赵汸作序。送江浙参政苏公赴大都路总管序。

译京师是王化首先施行的地方，是郡国的根本。自古盛治之时，京城之下，五方百姓与豪强大族杂居；他们凭高处、依大势，形势倾轧，纷乱得无法控制，因此号称难治。汉代选拔强干官吏，以武力攻击，先施诛罚，这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有什么关系？唐宋宰相想借治理难治之地来困住儒者，便得以借机显示自己，哪里是推诚布公之意呢？本朝包举天下，四海内外没有不称臣归属的。神州赤县之间，繁盛富庶到了极点；列圣相承，都委屈重臣来治理这里，声望尊崇、职位隆重，不是前代所能相比。至正九年冬十月，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人苏公被任命为大都路总管。任命下达的那天，街谈巷议都说：江浙是大藩，正依赖苏公治理，不应当用那里换这里。这样说的人大概不知道祖宗重视内地的宏大制度，也不知道圣上任用人才的明断。施行政令、推行仁政，关键在于任用得当。蒙古的圣人之所以不用急迫却能迅速见效、无所作为却能成功，正是运用了这个道理。皇帝临朝日久，明察睿见所照及之处，对于百姓的休戚、臣子的才行，丝毫没有遗漏。如今既亲自选择奉行仁政的能吏，分布到各郡，又深怕京师的冠冕之地、万国的长官，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才，四方就没有可以仿效的榜样。于是朝廷从外省调来儒臣，让他们用自己的道理施政；以诗书改变法律，以礼德贯通政事刑罚，大概就是不直接说教而向天下显示榜样，使守将有所取法。《传》说：‘想要平定天下，先要治理自己的国家。’又说：‘尧舜的仁德并不是平均爱所有人，而是急于亲近贤人。’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昏昧呢？苏公从成均诸生起家，最终达到宰辅之位；他的清正忠诚和纯粹学问，早已为皇上所知。如今到王都任职，作为二千石长官，统帅一方，除了苏公还有谁能担当？苏公平日谈论治理之道，必定以三代为根本，所说的明辨道术、端正人心、培养贤才、兴盛教化，大概都是他殷切关注的。如今天下太平，朝廷政务清闲，圣明天子将要任用真正的儒者，上考察唐尧虞舜，近取法中古时代，建立长久安定的策略，穷尽维持巩固的办法，以流传无穷。京师虽然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大概不会长久劳烦苏公。士民怀念苏公的德泽，惋惜他的离去而不能挽留，便纷纷作歌诗来抒发怨思。于是临川葛元哲叙述苏公治理政务、取得民心的事，置于篇首；我赵汸斗胆阐明圣上的德意，私下取用前人作后序的遗意，把这些话写在卷末来结束全文。送江浙参政偰公赴司农少卿序。国家收复中原后，战争造成的地方都成了废墟。圣明天子悲悯地想办法使百姓安定聚集，于是广泛寻求故老宿儒中忠厚通达、熟悉田间事务的人，首先任命为劝农使，系上印绶，带着官属，行走在田野乡里，召集父老兄弟子弟家人，向他们说明劝告。开辟荒芜，疏通沟渠，修筑田界，借给耕牛，贷放粮食，全都顺应百姓的愿望加以引导；又派属吏到邻近郡县，招徕百姓。那时江南百姓苦于繁重差役，应召而来的人很多。不到几年，人口和聚落便大为恢复；官府设置起来，朝廷供给也开始能够施行政令。于是停止劝农使，把它的权力归于宪府，郡邑长官都把劝农列为兼衔。大司农司实际上总领考核这些事务。这大概就是古代后稷官职，到本朝才重新恢复；它同前代主管会计出纳、调节财利的官职，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太平日久，良法美意渐渐失去了原来的面貌。我曾见江南郡邑每年使者巡行所属地区，县中小吏先奔走田野，督促里胥在官道两旁察看；凡是旁边有墙、沟、篱笆，形状像园圃的地方，便竖起两根木桩，大书‘畦桑’二字，悬挂在那里。使者下车，首先询问农桑，已经成为惯例；小吏在前面引路，到畦桑处察看百姓扶老携幼的情形，暗中观察丈量，却不懂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而种树的数目已经上报给大司农了。如果负责农事的使者都这样做，那么国家富有四海的实际，究竟从哪里能够充实呢？古代帝王能够长久安定天下，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能使天下人平等一致，共同奉养君上，不使任何一方偏废罢了。如今国家经费的来源，以东南为财赋渊薮；大河以北水旱灾害屡次发生，流亡人口尚未恢复，居民稀少。五帝三王时代井田和牧地所在之处，以及燕、赵、齐、晋、梁、宋、鲁、卫等地赖以富强的地方，如今遗迹旧址多已荒芜湮没，无人治理。哪里才能得到宽袍大带的官员，从容行走在田间阡陌，慰劳招抚、安定整合百姓，使一切恢复到中统、至元年间那样呢？大司农职位尊贵而职责专一，长官、副长官以及卿佐都是公卿辅相，其中一定有人会想到这些问题。至正九年冬十一月，诏令任命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偰公为司农少卿。偰公是北庭的文儒，由初科进士高第出身，历任省、宪官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正是古人所说的天子宝臣。要举用国家旧典，恢复唐虞三代的治安，难道不在偰公吗？士民怀念偰公盛大的德泽，多见于歌咏颂扬之中。百姓如草野之人的话，忧虑都在田间，如果不是偰公这样的贤者，就不能替他们传达出来。因此我私下把这些话附在卷末。别葛廷哲序

译我过去游历临川时，听说进士葛元哲君贤能，心中暗自记住了他。不久，葛君又以乡贡第一名考中进士，授官闽中，后被征召为行中书掾。当时镇守江浙的大臣都是著名卿相，都想得到儒者辅佐，所以葛君到闽中后，官职还未正式就任，征召的文书已经到了。至正九年冬天，我来到钱唐，葛君任职已经超过一年。我看到他在同辈之中坚持独特操守，在事务之外保持高远情怀。进入省闱时，文书堆积如山，官守严密，但他谋划政务仍不忘忠直；退居闲处时，学生在庭中，朋友在座，论著更加精密详尽。从前听闻的事情，到这时更加相信，我也开始有机会同葛君交游。葛君又不嫌弃我，让我在馆中接受供养，使我能够每天亲近请教、相互切磋。曾经同他讨论平生治学的大概，他感叹着对我说：‘人心与宇宙本来同为一体，被私欲束缚的人，就不足以认识它的广大；人心与造化同样运行，沉溺于流俗的人，就不足以认识它的精微。如今清明之理存在于自身，深远肃穆而没有间隔，哪里会有一丝一毫的遮蔽隔绝呢？只是这种清明短暂的复归，不足以胜过纷杂思虑，于是原本一体同运的东西开始分判为两个对象，攻取争夺的欲望也就产生了。那么君子的学问，难道可以舍弃这一点而到别处去寻求吗？’我恭敬地回答说：‘说得好！您谈论学问，可以说是认识到这颗心的妙处了。从前我只看见您的外在表现，如今又知道您在内心修养上不断进步的原因。只是我不聪敏，将凭什么参与其中呢？我曾听说：‘学习必须已经听闻道理，然后才能立身；已经能够立身，那么扩充变化的关键就在自己，哪里还需要担心感化外物呢？’大概没有听闻道理，就总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忧虑；而所谓闻道，并不是耳目所能主管的。如今您用来成就自己并使朋友敬服的，正是这样，或许确有征验吧？像我这样的人，努力却力量不足，考察却明察不足，已经很久没有办法进步到这种境界了。您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我想，正因为我听闻过您的旧学，后来才能够会通于您的新见，才有机会同您一起接近道。如今又突然要分别离去，内心能不感慨吗？您如果不弃绝我，今后仍然可以有所帮助我。’ 赠钱彦宾序 古代所谓轻视世俗、放纵志意的人，即使有奇才博识，也常常深深地自我隐蔽，不愿让人知道。因此他们选择能够怡悦精神、排遣兴致的事物隐居其中，任凭众人依据他们隐居的事物来称呼他们，也不加以推辞。然而不到百年，作为他们子孙的人也几乎无法用什么来称述其先人的德行，这也实在可悲。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用正直之道治理的对象，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审察盛衰的原因、生死存亡的关键，俯仰一世，觉得世间没有什么值得作为，于是才这样吗？这些人虽然可以说是永远离去而不再回来，偏离了中正之道；但与那些毁弃冠裳、断绝人伦、逃到方外，或者玄想高远、想要超越天地而长生，以观察世变的极点，最终却失于愤激过度的人相比，他们的优劣又怎么样呢？我们县的县令、吴兴人唐子华君曾对我说：赵文敏公凭清雅才华和高尚声望受到任用，名声流传全国；同时代还有牟成甫、张刚父、姚子敬、钱舜举，他们文学的美盛都同赵公不相上下。钱舜举以绘画著名，赵公非常敬重他的为人，曾赠诗给他，其中有‘鲁国万钧王月重，汉天一点客星孤’两句，却没有提到他的画，大概他们都是一时的杰出人物。至正己丑年冬天，我访问吴兴的唐君，因而得到牟先生的书信并把它传下来；不久又得到姚、张、钱三公的诗，吟诵它们。这些诗都清峻超迈、博大通达，寄托的兴致深远，不是见闻浅陋的人所能企及。钱公的诗尤其洒脱真实率直，格调力量优美宽裕，没有怨愤不平的意思，总的说来是别人无法赶上的。只是他所谓经学著作没有能够见到；我访问他家，向他的侄子国用询问，国用说：‘钱公曾经著有《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等书名，后来全都焚毁了。’大概当时同游的士人多以教授起家，唯独钱舜举隐身于绘画之事，以此终其一生；世人看到他闭藏德才的机心，也只是称赞他善于绘画罢了。唉，他真是所谓轻视世俗、放纵志意的人吗？为什么掩抑、隐藏、退避得这样深呢？国用字彦宾，恭敬谨慎，淡泊自守，不辱没祖先，能够绘画花木翎毛。钱公古雅的学问和经说既然已经失传，那么依靠他所隐居的绘画来承继家业、等待后世，也正是君子的志向。这样看来，钱公留给族人子孙的东西，不是安稳而长远吗？我既然因钱舜举的事情有所感触，私下感叹赵文敏公真能说出知人之言，又庆幸唐侯没有欺骗我，所以叙述这些话留给彦宾，使他的子孙尊祖尚德的人有所考据。留别范季贤序

译至正九年，青龙赤奋若月嘉平，我从吴门回来，在苕溪岸边拜访县大夫唐公。唐公为我安排馆舍、供应饮食，让我过了新年再回去，因此得以同他家义塾的老师范季贤交游。季贤温和恭敬而谨慎稳重，教导小学弟子常有数十乃至上百人；收取微薄的束修和一壶酒的钱，用来奉养慈亲，差不多可以说竭尽自己的力量了。他同人交往，不论事情急缓，所说的话一定守信。我敬重并喜爱他，而季贤却因为每天只能耕作他人的田地，不能迅速完成自己的学业而叹息。等到我将要回去时，又慨然产生离别的感慨。我惭愧没有什么可以回应他的心意，便告诉他说：‘朋友的交往，贵在并不是群居同处。能够在会面交谈时相互切磋，在独居时互相勉励，在离别之后考察彼此的德行，在再次相见之日刮目相看，这才是古人的交友之道。’我不聪敏，没有什么可以启发您的，请允许我把自己从前辈那里得到的东西诵告给您。我乡里的先生都善于著书，他们用来辅助程子、朱子学说的道理，都已有成说。我从小便接受诵读，却还不知道怎样才算治学。曾经经过严陵，听说夏氏家学很高，于是前往拜访。夏家年长而有成就的，只有教授君大在，他对我说：‘您出生在朱文公的故乡，对于朱公的著作应当没有不读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况且，先生曾经亲口说，自己平日所得，多在文义方面；所以他解释经传训辞，精确严密而精妙，没有一个字是苟且为之的。我私下感到奇怪：《论语》篇首以“效”训“学”还可以理解，所谓“之为言者”在义理上究竟有什么根据呢？我当时一时无法回答，心里十分惭愧。退下后默默思考，圣人经典、贤人传记中，像夏先生所举、足以堵住我嘴的问题还有很多。大概从这以后，我才稍稍懂得反省自己粗疏草率、支离破碎的毛病，把力量用在探究究竟、谨慎审察的道路上。后来有一天，我因事经过东陵以北、敷浅原以东，听说有位黄楚望先生，曾经凭文学才华起家，不久便弃官离去，寄居城中，闭门著书四十多年。于是我立即去求见他，得到他所编释的一千多条目录，全是六经传注中的疑义：有先儒未曾说过的，有虽说过却未曾究明的，也有众说纷纭、争论不决的。我恭敬地请问道：“人人都说，理学到了近代已经大为昌明，明白义理来解释经书，天下的学问事业就完成了，本来不必等待后人。况且大儒先生竭尽心思所能达到的地方，尚且还有不能得到的，那么也就没有办法了。如今先生还要发明前人没有发明的道理吗？”先生说：“说这种话的人很多，难道不是因为先儒没有穷尽的地方，终究不是后人的思虑所能达到，不如谨慎守住他们已经说过的内容更容易吗？” 功夫吗？依我所见，正恐怕前人已经说过的内容，有些尚且不能马上理解；至于他们没有说过的，原来也未尝不可通晓。现在姑且举一两个例子。《大戴礼记》传文说：“女子有五种情况，不能娶为妻，其中一种是父亲去世而自己是长女。” 先儒认为，这是因为她没有可以接受父命的人，大概是父亲去世而又没有兄长的女子。假如这种解释已经正确，那么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的女子很多，难道都不能出嫁吗？如果认为这种解释不正确，那本来就是学者应当专心思考的问题。思考它，反复思考；如果最终仍然不能得到答案，那么暂且存疑可以，留待后人解决也可以。若有人一经思考便有所所得，就会知道先儒未能达到的地方，有时也是可以贯通的。如今自己未曾用一天工夫去研究，便贸然诬称为不可再行贯通，并且讥毁那些肯下工夫的人，这简直是因为自己没有眼睛，便想废弃天下人的视力。要说汇集诸儒成就而立言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朱子；《论语集注》篇首说：“明白善道而恢复人的本初，这是为圣门之学发明的。”它所说的“初”究竟指什么呢？若认为是禀受生命、取得本性的开始，那么人的气质本来就夹杂不纯，且与理一同禀赋了。若认为是婴儿的纯真之心，那么古人曾听见襁褓中的声音，便知道那孩子将来是大恶不仁之人；这样说来，究竟哪一种“初”可以恢复呢？那些把先儒已经说过的话当作容易理解，动辄背诵来装饰自己的人，大概就像富家子弟拥有父亲全部田产，却懒于耕作，只抱着祖传契约的边角，每天数一数，便以为自己有本领不使家业衰败一样。当时先生年近八十，贫穷得连一小块立锥之地也没有，日常饮食所需，早晨还顾不上晚上；但他严正刚毅、清贫自守，坚定地过着这样的生活。听到他言论的人，没有不豁然醒悟、惭愧自失的。我由此更加明白：讲学却不能切实联系自身，研究经书却不能究明其中事实的人，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学问之道的。后来我游历临川，见到雍郡虞公，便把所听到的话举出来向他请教。虞公说：“师友之所以可贵，正是这样。”我一生交友很多，但因听到一句有益的话而能够自我勉励的，有两个人。年轻时我在豫章跟随吴文正公，当时清河元公复初任行省掾，曾同我谈论诸经的要义，我全都用闗洛以来的学说回答他。第二天，复初对吴公说：“伯生的经学恐怕还不够广博。”我起初听了不以为然，后来取来古今百家传注的说法，从旁参错交织，全面考察，才知道不能广泛通晓那些学说，却贸然以为自己在这一方面已有所得，不是愚蠢就是妄诞。这是复初给我的益处。后来我与四明袁公伯长一同在朝廷任职，有交友之谊。伯长有一天叹息说：“我们这些人凭文学才华得到世人的知遇，若不趁盛年努力充实扩展自己，到了老死乡里，门生子弟以及四方来求教的朋友接踵而来，向我们询问疑难、请求指教，轮流上前；万一有问题不能回答，即使还想学习，年岁也已经晚了。” 我对他的话深有感触，所以虽处在应酬纷杂纠缠之中，仍暗中搜求、默默研讨，用来补足自己的不足；尚未完成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稍稍懈怠。这就是我从伯长那里得到的益处。先生壮年时，文学经艺的丰富，哪里是别人所能比拟的？然而一听到规劝增益的话，便立即如此竭尽全力，他成就的深远，实在是应该的。我这个不肖之人，虽然也曾偶尔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些道理，却常常想着要耗尽精力、竭尽力量，达到自己这副朴拙迟钝、驽劣蹇涩所未能达到的境界，却始终做不到。因此在心志之间，常常像背负着数万巨债一样，所以每每乐意把这些话告诉资质纯美而又爱好学习的人。你如果真有意于这件事，就请根据我所听到的来思考。假如有所取得，本来不必等到与众人群居、同族相处之后才得到益处。我认为你用来勉励自身的，正是古人求学的根本，所以把这些话尽情告诉你。你幸勿忽视！你的朋友鲁君伯常，安详而善于学习，文采又很盛，我敬重并喜爱他。只是因为急于回去，未能寻求与他切磋琢磨的机会。将来会集作文之日，试着拿出我的这些话，同他一起讨论，他一定会为我的学问没有更加勉励自己、徒然辜负师友教诲而有所感触吧！” 《送郑征君应诏入翰林诗序》

译至正十五年冬，皇帝下诏任命新安郑子美先生为翰林待制。当时先生卧病在精舍，使者和郡中监守官员把朝廷的厚意传达给他，先生坚决推辞，不能接受诏命，过了很久。恰逢宪使番阳周公在郡中，亲自到他家劝说，并为他驾车。周公和门生弟子进言说：“如今圣明的天子举用各种策略来清理海内，大丞相汇集众多贤才来谋求治理功业，不惜拿禁苑次对的职位，从山林中起用先生，难道只是因为先生擅长翰墨、精通文章吗？先生学问贯通古今，以诗书礼乐施教；对于历史，又长于论说治乱兴衰；主持正义、直言不讳，不忘忧虑世事。先生如果不出仕，朝廷将怎么办呢？”先生的病很快痊愈，于是毅然说道：“想要报效朝廷，本来就是我的素志。我将辞别官职而赴诏，亲自拜见圣主，把我想说的话陈述出来罢了。”于是命人赶快收拾行装，选定日期，和官吏一起北行。郡中长官、副长官、县大夫以及寄居当地的公卿士绅，在郡城南门外设祖道，为先生饯行。乡里的老成俊秀和读书诸生，又共同作歌诗，歌咏感叹先生此行。休阳赵汸因病不能跟在士绅之后，又不擅长作诗，便写赠言说：“先生奉诏赶赴朝廷，能够尽情陈说天下大事，这是一千年才有一次的时机。” 现在天下的祸患，不过是盗贼罢了。自从淮蔡发生祸患，蔓延到江湖一带，各处蜂拥而起，造成的灾祸一直很严重。然而其中也没有听说有雄杰之士凭借众多势力、拥有声名，力量足以横行四方的人。与前代中叶的大盗相比，连十分之一也不到，似乎不值得平定。国家凭借四海全盛的力量，命令将领出师征讨，到如今已有五六年，民力已经困竭，而盗贼仍未平息，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统观天下大势，来确定进攻和防守的适宜办法，却让各处徒然交战；不求访有智有勇、真正可以任用为将领统率军队的人，却使行省、御史台的贵人和州郡庸俗吏员纷纷出头，共同掌握军队的权力。自轩辕氏以来，凡是用兵的时代，从未有过凭这种办法保全军队、取得胜利的。行省出兵讨贼，御史台督察监视，仍像平时一样；而纵容凶恶、收买顽民，诛求、劫夺的弊端，军队溃败、将领被杀以及反复败坏的根源，朝廷始终没有自知，弄到兵力、财力两方面都已匮乏。郡县之间繁多征收、横暴搜刮，一切都以虚假名目损害百姓，而上级官员和大吏正拘泥于文法、墨守旧常，不思考变通而谋求长久的办法。赏罚是用兵的大权。赏罚不明，是非就会混乱，天下士人不再以建立功名自我期许；从中世以来治理安定、平定乱事的方术，行军制敌的方法，也全都废弃而不再讲求。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凭什么治理天下国家。如今群盗，大的跨据郡邑，小的占据一城，根基已经牢固。如果不把过去的错误全部改正，却想用年月逐渐削平他们，怎么可能做到呢？为国家谋划，应当合并两淮以南直到江湖之间的地区，选择地势险要便利的地方，设置四五个大镇。每镇屯驻精兵二万人，选拔士大夫中公正廉洁、有威望、有谋略、能够安抚将士、爱护百姓、招降纳附而可以担任大将的人，把一镇的权力交给他。慎重选拔内外有文武才学的人担任副职。凡是征辟士人、招募士兵，刑罚赏赐、法律命令，训练程序，进退节制，出兵攻城和守城，以及禁令防范等，都由朝廷考求旧例，制定为法，授予镇将。郎官、博士往来侦察，以供朝廷谋划；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专门上报。各镇屯军，巍然相望，脉络贯通，首尾相应。对内可以增强京师的威势，对外可以消磨奸雄的野心。那些像鼠窃狗盗一样、进退无所凭据的人，将会不战自服。至于特别倔强的，几镇出兵从两翼夹击进攻，没有不攻破的。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郡邑之间，都把百姓编为什伍，使他们互相守护，不要让他们流散到外面。一家有三个男子，就选取其中最强壮的一个，充任郡守统辖的士兵。用大户的赋税来供给他们的衣食，各郡都选拔贤能的郡守来防御。系连各方，分别统率自己的军队，以巩固边境。郡守必须兼有统率军队和治理百姓的权柄，然后在紧急时才可以依靠他们。否则即使加重丢失土地的罪责，也没有用。这项制度一经确定，各郡就都有准备，民心也不会动摇。让各郡分别统制自己的军队，以保护一郡百姓；同时让四五个大藩镇都掌握成建制的军队，凭借地势扫清群盗、安定东南，实在是当前的急务。至于知人之明和任用人的办法，就在朝廷了。从前汉公以六万人讨伐西羌小族，赵充国定下计策，必定分兵屯田，等待敌人疲敝，重视万全之策。周亚夫统率三十六将军攻打吴、楚，始终不肯为梁国分兵，审慎考虑形势。李德裕平定泽潞时，军中的利害，有些将帅不知道而朝廷却知道，掌握了居中控制外部的适宜办法。如今群盗分散占据各地，并没有汉代七国、唐代藩镇那样强大；但赵充国、周亚夫、李德裕的旧日智谋，正是今天应当效法的。汸没有谋臣策士的才术。当他在逃避战乱、辗转关隘之间，早晨还不能谋划晚上之事时，常常遗憾民间的利害不能上达，终于到了这种地步。因此趁乡先生出行之际，私下献上自己出身民间的思考。先生如果认为这些话正确，即使把它们说出来也是可以的。至于那些根本深远而切合实际、并非草野之人所能知道的事情，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说什么就没有不说尽的，这在先生。假使朝廷能够在一时之间收到得到贤士的成效，使先生的功劳惠及天下，那么即使把它铭刻在彝鼎之上、谱入弦歌传唱，也是可以的。难道只是让一时一乡的人歌咏感叹而已吗？《东山存稿》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东山存稿》卷三 （元）赵汸撰 ○文 《送休宁监邑坊侯秩满序》

译在阒坊侯彦辉治理休宁时，下车上任还不到一个月，士人的风气、百姓的习俗，闾巷村落的不同，房屋居所和衣服器用的情况，贫富丰俭的等级，家世的新旧，强弱善恶的区别，没有不周详了解的。他坐在公堂上发布号令，神色平和、气度温润，直到天晚也不疲倦。诉讼文书充满庭堂，他从容裁决处理；有不服的人，他总能揭发其奸私隐匿之处，以及事情原来的情状和善恶，听到的人都羞愧畏服，全都认为他神明。行走在田间小路之间，察看田畦、桑树以及农事勤惰，即使很远也一定到达，因此更加了解百姓事务的利害。办公完毕便闭门，扫地焚香，身边放着书册，以吟咏自娱。吏卒若非公务，不敢走到他的外门。于是豪强稍受抑制，弱小者得以安宁，请托不能通行，奸邪销声匿迹。他又准备登记新开垦的田地，用以增加学校廪粮，提升师生，并以此激励他们。即使像我汸这样学问朴陋、处境困穷的人，侯也屈尊过访慰问。大概他的施设安排，一概依循儒者之道，不因袭流俗，所以教化容易彰明，政令容易推行，实在是应该的。过了一年，红巾盗起，东南震动，著名的州郡和大府，往往守御没有准备，侦察不精，谣言互相惊扰，百姓大为惊恐。大概祸乱的萌芽在丰盛安逸中滋长，渐渐沉溺于安乐嬉游；古今都是同一条道理，实在令人深为感慨。这时，侯亲自率领民丁，凭借险要地势抵抗盗贼；而汸也奉侍双亲避难，辗转关隘，艰难困苦，有说不尽的事情。我又曾听说盗贼逼近郡境时，侯对婺源守张君说：“婺源靠近贼寇，又没有险要可以据守，不利于防守。郡治所属的县邑，是根本。您如果能把当地大户全部率领起来，扶助老弱，收集财物，在休宁境上排列营垒；让平民进山、清除野外物资以等待敌寇；把少壮全部征集起来，同五县的人分别扼守各山岭险隘，保全一郡，使它成为会府西面的屏障，那么事情还有可为。”他又对统率一万士兵的郡将说：“如今守令不掌管军队，而且与百姓相处有久有近，怎么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呢？您以世代将领的身份居守此地，同大户结为姻亲，通晓民情，知道他们的厚薄、勇怯；由您来使用这些百姓，事情还可以做成。”郡将认为侯的话很好，但张君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守地，婺源于是先陷落了。唉！国家承平已经很久，城郭早已毁坏；军队仓促兴起，替我们徽州谋划，没有比侯提出的两条计策更好的了。然而当时不能采用，也只能说是形势所造成的。大概军队、百姓、官吏分离，郡邑长期没有丝毫实权。应当让行省、宪司派一位贵臣，乘驿车来到徽州，授予临机处置之权，采用侯的计策，总领节制守将，选拔精锐，寻求有才智的人，审察形势，明确赏罚，以尽到攻守的办法；这样草窃流动、寄居无定的盗贼，哪里能深入我郡而肆意横行呢？” 四方残害百姓、损伤万物，竟然这样猛烈啊！又听说侯把郡府文书紧急报告行省，于是行省给侯粮饷以供军用，信州便以其主将的名义任命他处理军务。南行台太尉大夫公知道他贤能，命侯前往驻守牛渚。牛渚是江流中段的要害之地，乡兵一万人全都住在营垒外面；侯便向分宪使进言，要求让他们进入营门内住宿，以防非常之变。酿酒人家夜间取水直到天亮，不避守卫巡逻，侯便请求施行严刑加以禁止。上下两个港口是船只通行之处，却没有设置木栅、拒马一类的防固设施，侯便下令筑栅设门，派士卒守卫。军士长期驻屯，多有疾病；有的逃逸游荡、弹射打猎、聚众饮酒；军中便没收民船，堵断港口，用作守江的器具。船桅船楫日渐损坏，两船上都长满苔藓；侯请求以军容训练士卒，屡次检阅来振作士气、精练技能，使他们都能派上用场。官府发钱修葺借用的民船，备齐各种器具，按照水军的办法训练他们。佥宪虞公和郡中的守将都敬佩而惊异。凡是侯所提出的建议必定实行，于是武备更加修整，牛渚巍然增加了大镇的分量。唉！当官军开始收复我们州时，也有人提出军事建议，但官员们不能采用，因此战争屡屡溃败，军民死伤达到十之六七。然而其中得失的原因，大体就像侯所谋划牛渚的那些事情罢了，实在可悲啊！”},{ 浙江左丞赫公镇守徽州，听说侯君贤能，便下檄文召他回到郡邑行台任职，侯君接受了。等侯君到郡时，接任他的人也到了；侯君就任官职后，左丞公也回到行中书省去了。休宁县的人很高兴侯君重新回来，却又惋惜他再次离去，每天都到住所去仰望侯君的容颜，有人甚至请求为他修建生祠，画像来给子孙后代看。况且侯君在休宁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施展他的作为；盗贼、战火之后，疾病、瘟疫、水灾、旱灾交相发生，幸存百姓的生计还没有恢复。即使如此，他们尚且对侯君这样深深眷恋，那么侯君的治理才能，又岂是世俗所说的平庸浅近之才呢？虽然如此，我对于侯君离去，仍不胜田间百姓般的深厚感情。只是如今水泽草莽之间仍有尚未放下武器的人，关卡桥梁仍有尚未撤除的戒备，履屐需材薫犹同器（原文此处语意难明）。怎样才能简拔群才，使乌合之众相互扶持而不至于离散？怎样才能招徕军队？在饥荒萧条之后，怎样才能保全残存的百姓？时局困窘而举措乏力，征收赋税没有限度，怎样才能让百姓休养生息？乘时谋利的人贪欲尚未填满沟壑，存心爱护百姓的人，其美名却只能在簿书上看见，怎样才能真正显示廓清乱局、使天下安宁统一的成效？侯君有学问、有文章，通达古今，对于这些事本来已经洞若观火、预见分明。何况他平生的故人分布在要害职位上，难道就没有忧念乱世的人吗？凭借我州未被任用的才能和在牛渚所作的小小尝试，再加以推广，他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以报效国家。迂腐的儒生我抬眼远望，四方动荡不安，百姓无暇安居，所以我对清明时代的君子寄予希望。若不是我县大夫贤能，也无法启发我这些幽深的思绪。唉！面对荒凉的岩石，我惭愧自己不能像子真那样隐居于谷口；望着浩渺的沧海，我想起了辽东的幼安。因此，对于侯君此行，我不能不感慨万分，实在是有缘由的。送童以清归建德序

译童君以清凭借文章才华在歙、睦一带著名，已经很久了。至正十三年，行省大臣亲自率军，在所属各郡剿灭群盗。太平时期的军队很久没有经过实战，突然被无节制地征发，武力便猖獗起来。我颇听说平定歙州的大帅能够礼待儒生、任用县史，谈论的人没有不称赞他的。不久，他从绩溪调到我们休宁来；这位童君就是这样的人。童君谨慎端正仪容，明白礼让，即使因军旅和饥荒也不废弃纲纪法度，所以作为他的长官，没有谁敢轻慢他。他甘于淡泊，修习文章，不因滞留、艰难和忧患而忘记旧日的学业，所以同他交游的人更加敬重他。这也可以看出，作为士人确实要有恒心。住下没有多久，郡县奉命征发吏员，童君也写信告知将要离去，谈论的人没有不惋惜的。唉！连月阴雨，百川沸腾，有的驾船游走，有的乘筏漂浮；捕鱼的、张网的、架桥的、用筌的，等待时机独自行动的、潜水拾取的，都各有所获来满足心愿、充足欲望；只有一片轻快的小叶，沿着芦苇之间曲折前行，独自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它究竟要做什么呢？难怪他要脱去尘世的鞋子，在沧浪水中洗濯帽缨，逆着青冥上行，在寥廓天空中展翅高飞而去啊！不过，童君是睦州人，他的心本来就另有所向往。客星严子，是高尚风操，也是功名富贵的箴戒和砥柱。郡牧范公的政绩，是公卿侯伯的楷模。端坐在双台之上俯视急流浅滩，在苍茫幽暗的云山江水之间歌咏诗篇，也足以忘却隐微失意、排遣深沉忧愁吗？波涛在寻常水面上突然腾起，巨大的变化在片刻间发生；至于拿过纸来、抽出笔来，放肆地首先作歌的，其实是汪镇彦维，至今还喧闹自得，这哪里值得同童君相提并论呢！于是邑人赵汸作序为他送行，同他交游而惋惜他离去的人，又作诗附在序后。《春秋集传序》《春秋》是圣人治理世事的著作。从前，周朝末世，英明的君王不再兴起，诸侯背叛，戎狄侵扰，却没有人治理。齐桓公兴起，以会盟纠正他们，以征伐整顿他们；对上尊崇周天子，对下安定中原，于是天下重新归于正道。晋文公继承齐桓公留下的功业，子孙相继主持诸夏盟约一百多年，周王室依赖他们。所以孔子称赞他的功劳说：“一举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赐。”到了晋国霸业不能继续，诸侯又各自离散，大夫专擅国政，陪臣擅自发号施令，楚国灭掉陈、蔡，宋国灭掉曹国，吴国进入中原并同诸夏诸侯结盟，天下的混乱达到极点。孔子出生在这个时代，道德学问足以兴起并施用，却忧虑当时的诸侯没有谁能任用他。他曾感叹说：“假如有人任用我，我大概就能成为东方的周公吧？”齐国如果改变，便可以达到鲁国的境界；鲁国如果改变，便可以达到王道。孔子起初大概有意于齐国，晚年尤其拳拳不忘鲁国。他又说：“周文王已经去世了，周代的礼乐文化难道不在我这里吗？”假使仲尼能够得到君主任用，恢复周公的法度，修明齐桓公的功业，率领天下诸侯奉事周王，那么文王的至高德行，我就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这就是孔子的志向。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那么六卿专权的晋国、田氏专权的齐国、三家专权的鲁国、卫出公时的卫国，都是可以整治的。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系延续，使隐逸的人出来任用，慎重统一度量衡，审定法令制度，修复废弃的官职，那么文王、武王的政事就可以施行。使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而百姓信任他，那么戎狄就可以抵御，荆、舒就可以惩治。在当时，如果让孔子联合诸侯、匡正天下，仍然如同在手掌上运转东西一样容易。后来他的道路终究没有实行，于是又叹息说：“我衰老得太厉害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凤凰不来，黄河不出现图，我已经完了吧！他的内心，难道会有一天忘记天下吗？这时在西面巡狩时捕获了麒麟，孔子已经老了。祥瑞已经应验，但天下没有人能够尊奉我；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显明自己的志向了。于是孔子依据鲁国史书已经写成的文字，从隐公开始删削编定，列举霸主的功过，向天下阐明尊崇周天子、以中原为内的道义；贬斥诸侯，声讨大夫，诛责作乱的臣子和弑君的逆子，以端正人心，显示王法，这大概是奉

译天子之命而行的。同年夏天，齐国陈恒弑杀他的国君，孔子沐浴后上朝，请求讨伐陈恒，正好处在修订史书之时；难道他是想把志向寄托在空洞的言语上吗？所以说，《春秋》是圣人治理世事的著作。书成一年后孔子去世，当时门下成绩最优的弟子，大概也只有少数人真正得到他的传授。历经战国、秦、汉以及近代，解释《春秋》的人大概有数十上百家，其中深知圣人制作《春秋》根源的，只有邹孟氏罢了。孟氏曾说：“王者的事业衰歇，诗也随之亡失，然后才有《春秋》。《春秋》所记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它的文字，是史官的文字。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孔丘私下取来的。’这就是孔子传授《春秋》学者的微妙言语。周朝虽然丧失了政权，但先王诗书礼乐的教化凝结在民心中的部分尚未泯灭，所以善事有赞美，恶事有讽刺，民情仍有不能忘记君上的地方。等到世道败坏到极点，三纲五常颠倒失序，上下彼此忘却，怨恨讽刺也不再产生，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治教遗迹才开始湮灭殆尽。世道变化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春秋》不出现，人心将以什么为归宿、止境呢？所以说：‘诗亡然后《春秋》作。’隐公、桓公时代，周王室一天比一天卑弱，齐国的霸业开始兴起，这是《春秋》开端的原因。定公、哀公时代，中原一天比一天衰弱，晋国霸业由此废止，这是《春秋》终结的原因。当时天命还在周朝、尚未改变，而上面没有真正的天子，下面没有称职的方伯，桓公、文公的功业不可抹杀，所以圣人对此记载得很详细。所以说：“《春秋》所记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一国的事情。《春秋》是鲁国史官的策书，其中事情该不该记，有周公遗留下来的法则。太史氏掌管此事，不是普通人可以随意议论的。我孔丘是鲁国的司寇，却在一天之内取用太史氏所掌管的职权来修订史书，鲁国君臣难道不会疑惑吗？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凡是史官所记的，有增笔，也有删削；史官没有记的，我不再增加。所以说：“它的文字，是史官的文字。”史官只负责如实记录罢了。《春秋》以拯救乱世为志趣，该记就记，该删就删，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句，这不是史官所能达到的。至于其中的义理，是我孔丘私下取来的。这就是制作《春秋》的根源。学者依据这一点去探求，思考就已经过半了。然而自孟氏以来，很少有人能推演这一说法来论述《春秋》，大概它的错误从三传开始。左氏看到了史书的一面，他所阐发的全是史例，所以常常以史例解释经文，这是不了解增删文字各有义理。公羊、榖梁看到了经书的一面，他们所传的仍有经文散失的义理，所以常常依据经文来产生义理，这是不了解经文又有史书的体例。后世学者舍弃三传便没有师承，所以推崇左氏的便反对公羊、榖梁，推崇公羊、榖梁的便反对左氏，二者不能统一。有兼取三传的人，便凭主观臆断而没有根据，流转逃遁而失去中正。有人厌烦寻绎考察，便想完全舍弃三传，直接探究散失的经文；于是观点分歧、彼此断裂，不知道统一的纲纪，使圣人治理世事的道理晦暗不明、郁结不能发出，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到了永嘉陈君举，才开始把公羊、榖梁二家的学说参照左氏：用经文没有记载的内容来充实左氏所记，用经文记载的内容反推左氏没有记载的内容；他在三传之后卓然成为真正掌握《春秋》学要领的人。陈氏虽然成一家之言，但他的弊病是竟然把左氏所记录的当作鲁国史书原来的文字，却不知道策书有自身的体例，孔子正是依据它来进行增删。左氏也没有看见这一点。左氏书开头所载的“不书”条例，都是史法，不是孔子增删文字的义理。公羊、榖梁所说的“平常事情不记”，只是增删义理中的一项，不能贯通全经。陈氏对于左氏记录而经文没有记载的事情，常常用“平常事情不记”的法则来判断，因此与圣人之意不合的地方也很多。这是因为没有考察孟氏的说法，昧于制作《春秋》的

译根源。我曾经论述并列举如下：策书的条例有十四项，增删文字的义理有十项。策书条例十四项：第一，君主有所举动一定记载，不是君命则不记；第二，国君即位，如果没有举行即位礼就不记；

译第三，纳币、迎娶夫人、夫人到达、夫人归国，都要记载；第四，国君夫人去世，如果没有完成安葬就不记，安葬不按夫人礼制则要记；第五，嫡子出生就记载，公子及夫人在位时去世也记载；第六，公子嫁给诸侯为夫人，纳币、前来迎娶女子、女子归国，姊妹归国后再来、送女、死亡、安葬、归来，都要记载；对于公子成为诸侯夫人，只记载来迎娶而已。这是史官记录国内事务的规则；第七，诸侯有命令并向鲁国报告就记载，死亡而没有讣告就不记，祸福不来告知也不记；即使涉及灭国，若没有报告，灭亡也不记，败胜不报告，攻克也不记在策书上；第八，即使是霸主主持的战役，命令没有涉及鲁国，也不记；第九，凡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嫁给周王为王后的才记；嫁给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成为王后的才记；嫁给诸侯，即使来告知也不记；第十，诸侯的大夫逃亡，若是带着玉帛出使便报告，报告了就记载。这是史官记录国外事务的规则；第十一，天下所有的命令没有不记的；周王的臣子到诸侯国办事，就用鲁国国内的措辞来记载；第十二，大夫已经受命，记他的姓名；尚未受命，记他的名字；地位卑微的人不记姓名，只记事情；国外地位卑微的人则记“某人”；第十三，将领地位尊贵而军队少，称“将”；将领地位卑微而军队多，称“师”；将领地位尊贵而军队多，称“某帅师”；国君出兵，不说“师”或“帅”；第十四，凡事物不构成灾害就不记，国外发生灾害而来报告就记载。这是史官普遍记录国外事务的规则。增删文字的义理有十项：第一，保存策书的大体。凡策书的大体，有天道、王命、民力、国君即位、迎娶夫人、国君夫人去世和安葬、公子夫人、女子归国、死亡、国外诸侯死亡、国内出兵、国内特意举行的盟会、两国国君交好、携带玉帛的使者；这些写在策书上，都有增笔而没有删削。《春秋》是鲁国史书，对于策书的大体，我不加以改变，使它仍然是鲁国的《春秋》。第二，平常事情不记，但国君出行必须记载返回；既然是平常事情，就不记，只有出现危险后才记。每年正月，国君在国外一定记载；国君所在的地方本来也是平常事情，不记，只有在楚国、在干侯时才记。鲁国公女纳币、有人来迎、来归、死后安葬，都是平常事情，不记，只有有特殊缘故才记。鲁国举行郊祭、禘祭，虽然不合礼，但既然按时举行祭祀，也属于平常事情，不记，只有在已经失礼的情况下又进一步失礼才记。田猎不记，只有违背时令、超越礼制时才记。这两项，是《春秋》治理国内事务的办法。第三，举出重要的事情。凡《春秋》中的盟会、征伐，都不合礼；如果全都记载，便多得无法胜数，所以一定要涉及天下大事之后才记。有时记会见而不记结盟，有时记结盟而不记会见。凡一次战役中再发生别的事情，也不全部记载。记攻打就不记征伐，记征伐就不记交战，记交战就不记战败；一定有特殊原因，才全部记下。桓公以后，国外夺取城邑的不记；文公以后，国外包围城邑的不记，只记重要的事情。第四，谨慎辨明名分。诸侯朝会天子，不可以直说，便记作“天王狩于河阳”；臣下驱逐国君，不可以直说，便记作“君出居”；国君讨伐自己的弟弟，不可以直说，便记作“郑伯克段”；戎人拘执天子的使者，不可以直说，便记作“戎伐凡伯”。第五，辨别名义和事实的关系。王子猛死，记作“入王城”；居住在皇，称“王猛”；出奔，称“郑忽”；重新归来，称“郑世子忽”。晋国里克弑杀卓子，称作“其君之子”。第六，谨慎辨别夷夏，记楚国时把它同中原区别开，记吴国时把它同楚国区别开，记越国时把它同吴国区别开。第七，详细表现盛衰的变化。桓公的谋略不记载，表明天下已经没有王；天下无王之后，霸主才兴起。晋灵公举行的会盟不排列诸侯，表明天下已经没有霸主；天下没有霸主之后，夷狄才会同中原结盟。征伐如果出自诸侯，国君出将就称“君”，大夫出将就称“人”；如果出自大夫，大夫出将就称“大夫”。一定要等到中原没有霸主之后，楚国出兵才记国君为将领，国君出将称“君”，贬抑之后才称“人”，这表示对诸侯进行治理；大夫出将称“大夫”，之后才称“人”，这表示对大夫进行治理。楚国出兵而记国君为将，表示治理已经落在荆蛮之地；治理落在荆蛮，是《春秋》极不得已的情况。这四项，是《春秋》治理外部事务的办法。第八，措辞顺从主人的说法。《春秋》中诸侯的名号、爵位、赴告，有很多不合礼的地方，但我一概用合乎礼的措辞来修订，以便向天下后世显示：它们起初未尝不合礼。《春秋》还治理什么呢？因此爵位称号就依从其原有爵号，姓名就依从其姓名；这也是把那些没有请命而自行传世袭爵的大夫一并治理。滕侯本来是侯，却降等称子；薛侯本来是侯，却降等称伯。邓国弑杀国君而来朝，便直书其名；郕国的侏儒太子出奔，便以国君之礼称他。不是主持军队的人，却把小国排列在大国之上；世子排列在国君之上；我都照实记下，不加改动。这也是把那些擅自决定诸侯升降进退的人一并加以治理。鲁桓公、闵公实际上是被弑杀的，却记作“薨”；郑伯髠顽、齐阳生、楚子糜，实际上是被杀，却记作“卒”。我都照实记下，不加改动。这也是把那些作为臣子、儿子却不能讨伐逆贼，只好姑且替他们隐讳的人一并加以治理。所以说：主人熟习《春秋》的读法，询问其中的传文，却不知道自己有罪罢了。“夏五”“郭公”“甲戌”“己丑”，有月份而没有时日，有日期而没有月份，有的本来应当记日期；明知其中不合，却不改动。意思是：像你这样有所不知，为什么谨慎到了这种程度？第九，没有可以通行一切的固定条例。国内记载军队，必定是将领地位卑微而军队众多；若为国君隐讳，就写国君出将而称军队。国外记载“人”，必定是地位卑微的人；若加以贬抑，就把国君、大夫出将同样称为“人”。继承故君而即位不记“立”，记作“卫人立晋”来争夺国政时，不记“立”，记作“尹氏立王子朝”。军队不说“弃”，而说“郑弃其师”。夫人必定要写“致”，如果不合礼，就不写“致”。国内女子出嫁必定要记，如果是归来，就不写“归”。只讲通行条例，是不足以观《春秋》的。第十，只评论而不另加措辞。是非之心人人都有。策书有固定体例，不需要再增加一句话。善事被记录，就是褒扬；恶事被记录，就是贬斥。它的褒贬只不过依据千万世人心共同的公理罢了，圣人哪里会存有私心呢？”

译措辞足以阐明义理，这就够了。这是整部经书的体要，是用来贯通治理内外事务的。因此，真正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获罪于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所以，如果只知道把保存策书大体作为义理，并且认为治理国内事务总是不同于治理国外事务，便称它为夫子的法书，这还不足以谈论《春秋》。如果只知道《春秋》以举出重要事情为义理，并且认为治理国外事务总是不同于治理国内事务，便把它说成只是记录事实，这也不足以谈论《春秋》。如果不知道一部经书的体要是用来贯通治理内外事务，那么凡是说《春秋》奖赏某人的功劳、惩罚某人的罪过、除去某人的族籍、贬黜某人的爵位、褒扬而称其字、贬抑而直称其名的人，也同样不足以了解圣人。所以学者一定要知道策书的条例，然后才能探求增删文字的义理。增删之义既已明白，那么凡是用虚浮言辞解说经书的人，他们刻薄深险、急迫强辩的论说，都不用反驳便会自行破灭。如果知道用虚浮言辞解说经书没有益处，也知道刻薄深险、急迫强辩确实不足以论说圣人，那么《春秋》治理世事的道理就可以得到并且明白了。虽然如此，假使不是孟氏的微妙言论流传至今，那么又怎么能够在一千数百年以前追求圣人的心意呢？”},{ 我从年轻时就有幸听到资中黄楚望先生讲论《五经》的要旨。他认为学习《春秋》，应当首先探求其中的书法；既有鲁国史官的书法，也有圣人的书法，而其中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学习者自己思考而有所领会，这才是好的。于是我退下来思考这件事，经过十多年，终于从孟氏的话中有所领悟；于是依据他的学说，考察《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以及陈氏的著作，完全了解其中得失、异同的缘故，反复推究阐明，又经过数年，然后一部经书的义理才开始完备。连缀文辞、比对史事，没有不明白灿然、各有条理的。世道经历战乱离散，我深怕这些内容失传坠失，认为后世学习《春秋》、稍微知道其始末的人，只能依靠《左传》罢了。因此，我把《左传》所传述的史事分别系附于经文之下，并附上地名的解释。至于文字和义理，则把三传以后各家的说法中凡是有谁得到了经义本真的，都附在后面，再加入自己的见解，加以畅通阐释，编成《春秋集传》，共若干卷。我还担心学习者拘溺于所听闻的说法，不能完全没有疑惑，另行撰写《属辞》二篇，揭示其中隐蔽的义理，广泛与同道之人探讨，以等待君子，也许其中会有可取之处。《郭子章望云集》序 从前，子朱子论说《诗经》，对于性情之道和《风》《雅》的作用，已经说得很完备了。然而，他未尝不谈诗的体制和音节。他后来评论汉魏以来直到近代的词章家，各自极尽所长，衡量得非常精密，却唯独说古五言诗不可轻易改变。大概文章著作各有体制，体制变革和复古之际，是前人认为困难的事情，即使大儒先生也不敢忽视。汸游历临川时，曾把这个说法向雍郡虞公请教，并且问他怎样才算合于古法。虞公说：“《诗经》三百篇以后，才有汉魏六朝诗，朱子也曾有所取法。但它们的体制并不相同，大体上是因为各时代有治有乱，人的品格和风俗也各不相同。若一味发挥才情，就会流于淫靡伤感而没有节制；若崇尚辞藻，就会绮丽浮靡而失去真实。善于学习的人，谨慎对待这些就可以了。”我唯独喜爱阴何、徐庾诸家的作品：和谐而庄重，思致深而有节制，华美却不至于靡丽，简约却不至于浅陋，浅显却不浮薄，深厚而能显著；它们的声音清亮而醇厚，节奏舒缓而明朗，具有太平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这样以后我才知道，杜少陵之所以反复称颂而不停止，大概就在这里。大历、元和以后，懂得这一点的人就少了。有闲暇时，我读虞公的诗稿，试着用这个说法去考察它，很能得到他取舍的大意。我往来江湖之间，每每评论那些能作诗的人，有的唯唯应和，有的连声否定。只有武威余公所作的诗，才像是完全以虞公的话为老师，再没有其他出入之处；它的高雅浑厚，也绝非齐梁时代的作者所能赶上。难道是他在禁苑游览交往时，曾经谈到过这些吗？还是所见恰好相同呢？从此我常常遗憾不能看到他的全部诗稿。自从战争兴起以来，这件事只好暂且搁置。辛丑年正月初，我在星源遇到古皖郭公子章。子章曾经游学于余公门下。于是谈到余公平日崇尚选学，对于后来诗体的变化一概不取，而近体五言、七言诗又每每想要彻底放弃，不去创作。余公的大节已经确立，但他的诗文全都散失，保存下来的很少。听到的人彼此叹息。于是我得到子章所作的诗集，名为《望云集》，便和一两位朋友共同吟咏。古五言诗远远取法魏晋，得到魏晋诗歌的高尚风格和深远韵味，不杂有后人的一句话。近体诗也质朴厚重而含蓄委婉，足以表达他内心所存的志气，这确实说明他的渊源是有来历的。又可以看出，余公平常教导别人，全都以朱子为根本。至于他在诗文创作兴盛时，修饰文辞、抒写幽深情怀，则独自与虞公相互呼应，并不必然和别人已经相同。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合作者的原因吧？以子章的才能，能够守持老师的法则而不改变，也可以说是贤者了。有友人愿意为此事作传，于是我根据听闻写在卷首，希望读者知道它的来由。有人说：“郭公是有志之士。如今四海横流，百姓陷于涂炭，假使起用管夷吾、舅犯、先轸这些人，彼此一起束好弓袋、执着马鞭和弓弭来拯救天下，还唯恐来不及；反而相互谈论诗歌的源流和创作的体制，岂不是违背郭公的本意吗？不过，我听说子章年轻时就没有做官的心思，曾想乘船沿大江上行，经过三峡，往来于蜀汉之间，观览山川的奇异秀美，凭吊前人经营留下的遗迹，寻访严君平、岷峨老、谯天授、尔朱先生这一类人，同他们上下讨论，然后在诗中充分抒发自己的情怀。只是遭逢战乱，志愿没有实现。古语说：‘在朝廷就谈论朝廷的事，在野外就谈论野外的事。’假使子章能够处在建立功名的机会中，真正有办法在当时表现自己，而诵读他的诗的人考察评论他的师友渊源，同他的志向一起传述下来，难道不是可以的吗？”新安赵汸序。《潜溪后集序》

译《潜溪前集》收至丙申年为止，共十卷，卷首有陈公众仲的序。文浦阳义塾已经刻印流传；后集从丁酉年的文稿开始，每天增新，卷帙还没有完成。宋公来信，让汸为它作序，然而我长期患病，荒废学业，两年多都没有办法回复。又想到我同宋公相识是有来由的，曾经把前集全部读过，只是遗憾陈公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全部看到。既然这样，后集本来就不能没有序。我既然不敢推辞，知道它的内容又怎么能不说呢？于是作序说：把修饰辞藻作为写文章的根本，这不是古代的做法，大概是起源于汉代西京吧？太史公为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这一类人作传，说他们因为善于作文而被君主知晓；然而这些人都不能列入儒林，而孔子的弟子却另行立传，这说明把修辞作文而不以经书为根本，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了唐代韩子、宋代欧阳公、曾子固相继出现，才开始考察六经来建立自己的言论。他们器量见识宏大，学问广博，志向节操坚定，又足以振兴并发扬这种传统，于是文章辞采的作用才受到重视。即使诸位学者继承周程的事业，也还要诵习、效法并彰明它，不敢忽视。叶正则在东南显名，正值道学重新昌明的时代，却专心修饰文辞，不走旧人的道路，反而背离、侵越而堵塞了它的源流。他同韩愈、欧阳修那种在千年以后特然崛起、并且知道应当尊崇什么的人相比，究竟如何呢？” 因此，君子评论浙东的前辈贤达，一定把东莱吕公作为归依，难道不是因为他学问广博而懂得要旨，能够自己找到老师，即使把他比作孔门的子游、子夏一类人也不惭愧吗？至于文辞通达、义理明白，不被陈旧的话语缠绕，而又确实同义理相合的，一百多年之间没有比侍讲黄公更好的了。景濓父出生在吕公的乡里，曾经游学于黄公门下。他以经书为老师，尤其长于《周礼》；广泛穷究群书，探寻深奥隐微之处，更想凭自己的所得来成就文章。他只是才高思敏，铺陈或收束，无不适宜，却从未有意去刻意作文，也不只是把学问当作文辞的资助。他当初发愤选择学术道路时，直斥词章为淫邪之言，华丽辞藻为积久的污秽，决心铲除删削它们，直接走向道德之路；对于吕公尤其反复思慕赞叹，仿佛不把这些说出来便不能自已。由此可见，他对轻重的区别、得失的关键，认识得十分清楚。他的别集流传，难道只是想凭文辞在世上成名吗？大概我所了解的景濓父就是这样。至于陈公说文章一定要经过老师传授以后才可以流传，景濓父自己尚且不以此自夸，而我也不足以谈论他。只是我曾听袁公伯长问虞公伯生说：‘写文章应当怎样？’ 虞公说：‘您是浙地人，您想知道怎样写文章，应当去问浙江的厨师。’我是四川人，哪里足以知道这些？袁公说：‘厨师怎么会懂文章呢？’虞公说：‘四川厨师做菜，粗大的块肉和大肉片，浓厚的醋和酱，不是不实在，不是不让人吃饱，却使饮食的滋味变得微薄。浙江的厨师却不是这样，凡是水产陆产，都选择柔嫩甘美的材料，调和羹汤，澄清得有方法，不断加以洁治；看起来清冷如水，而五味的调和各自达到应有的程度。羽毛、鳞甲、介壳之类的珍味，不改变它们本来的性质。所以我说，文章的妙处，只有浙江的厨师懂得。’袁公大为惊异，称赞说好。自从虞公说了这番话，学者私下议论，认为没有黄公的文章不足以当得起这番话。众仲曾向虞公学习，而景濓父是黄公的门徒。这两位先生所指引传授的，难道同其他门派有什么不同吗？善于读这部集子的人，应当明白这一点。《送总制王公移镇新安诗序》

译古舒王公子敬治理星源一年，因为带领军队镇守新安，州人思念他的功劳，怀念他的恩德，又惋惜他的离去，哭泣抽噎，望着马头排列跪拜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他的士绅和文人已经相互作歌赋诗，称颂叙述他的事迹，作为赠给王公的诗篇，但仍好像没有完全表达他们的心意，于是共同来对我说：‘王公对我们州的恩德太大了。自壬辰年以来，星源年年发生战乱，百姓死亡的有十分之七八，至今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郡城陷落后，州中有人释放众人，自己回来，说：“我是为了保全乡里。”大府相信了他的话，让他回去镇守星源，以实现他的志愿。凡是钱粮和军队，都让他专断处置，以此优待他。州人感激地说：“从今以后，我们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过了两年，适逢在鄱阳会合军队，他一夜之间抛弃军队离去，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逃亡了。那些瞪眼争辩、说话艰难的人在中间煽动，谣言纷纷，局势又将发生变化。王公一到任，内外都大为安定，于是终于相安无事。州人如同获得重生，他便铲除强横势力，封护培植善良之人，减轻徭役赋税，严明法令来禁止拦路抢劫的人。其他部队经过时也不敢进入他的境内。于是流亡的人回来，行旅充满道路，耕田的人出现在野外，村落渐渐修葺，受创的房屋和幸存的遗民，才开始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星源大约已经十年了，到这时才安定下来，那么王公在我们州的恩德，难道还浅薄吗？不过，我又听到一件事。王公刚到任时，曾拜谒五神庙，问道：‘是什么神？’回答说：‘五通神。’他看见侍从神中有一位穿紫衣的，问道：‘是什么神？’回答说：‘这是把住宅改作庙宇的王居士。’王公说：‘我在京口时，曾梦见有一位穿紫衣的神从西边来拜见我。我问他来做什么，他说：“请给我五百钱。”我问要什么钱，他说：“通行钱。”后来又借走我的马乘行，我来这里时，两匹马都死在路上。如今看这位侍从神的相貌，正像梦中所见，没想到它的应验竟在这里。’他在先兆中显现，竟有这样的事。曾经考察郡志：唐朝末年，星源自成一军，不隶属于新安；最初迁来镇守弦高的，是本地人汪司空。如今星源也自成一军，它的屯戍情形相似。前任郡将也是本地人，而姓氏家族又相同。继汪司空之后的是关西刘公，当时有两名指挥使、五十多名将领。如今王公官为右指挥使，带着军队来辅佐他的，是左指挥使。官名既相合，将校人数又没有不同。刘公记载新城建于戊戌年，如今新城也在戊戌年兴建，又相同了。当时有个陶雅，镇守新安，向百姓加征赋税，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直到今天，新安的赋税还重于天下各地，只有星源因为分镇而得以免除，所以它的税额比五县轻。近些年供给和费用极其浩大，新安尤其严重。属县休宁错误地增加了十分之一的税额，而星源两项事务都能专断处理，因此得以救济那里衰败困苦的百姓。劳苦和安逸有所区别，也相似。几百年的事情竟有如此吻合之处。由此看来，也可以看出王公出镇确实关系到天运，并不是偶然的。请把这些事情写在卷首，也让后来续修郡志的人有所考察。唉，这可以说是奇异的见闻了！梦见刀的人得到州郡，梦见松树的人成为公卿。事情本来就有显现在先兆中的。如今王公还没有到来，山川鬼神已经预先知道并告知了。难道是乱世令人厌恶、太平令人向往，鬼神也同人的心意一样吗？王公能够成为州民的福祉，实在是应该的。自古以来，治乱相互承接，其中离合废兴的踪迹，本来就有相似之处。至于他的出处、屯戍、因便利而筑城的年月、所任官名、世代相承的姓氏、赋税的轻重，到前代寻找，没有一件不相同。这是谈论运数的人从未涉及的，讨论三五之数的人也没有详细说明过的。然而我由此可以观察天道。那么，王公到来并在先兆中显现，到了以后又终于能够成为这些百姓的福祉，难道不是很合宜吗？不过，如今大军向西征讨，一举攻下数十个郡县，而王公从属郡起任，主管大州；这又是前代记载中没有听说过的，和昔人所遭遇的事情也不能同日而语。我由此又知道世运将要亨通了。乱到了极点必然走向治理，难道正是这个时候吗？新安统领一个州、一个县；星源已经另行设镇，祁门隶属于别的将领，上供给黟、歙两地而不足的调度物资，全都从休宁取足，并且借机牵连侵扰，奸弊多得说不完，毫无制度，实在太过分了。传记说：有了人就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有财物。古代善于治理国家，不过是使它们均衡罢了。将来把分裂破坏的郡县重新统一起来，使百姓得到安息，除去危害他们的因素，使政令公平，荡除陶氏数百年来留下的流毒，整顿赋税簿籍，使赋税不独重于一个州，谁知道不会就在今天实现呢？我看王公宽恕待人，却严厉治军；对自己的供奉很节省，对养育百姓却很厚重。他的志向所在，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于是我把这些话写在卷首，凡是用诗歌为他饯行的作品，也都附在后面。《送上饶张孟循父还旴江序》

译从前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观看周代的乐舞，从《周南》《召南》直到《雅》《颂》，其中德行的大小、政治的盛衰，以及忧劳、勤勉、怨恨、仁惠的感情，没有一样不像亲眼见到的。到了孔子教导弟子，也把诵读《诗经》作为学习内容；即使诵诗很多，却不能用来处理政事、应对外交，就没有什么益处。诗道同政道相通，本来就是这样吗？我曾听说，古代作诗的人，文辞和声调都出自自己的真实情感。人的感情，是礼乐的根源，也是治理之道由此产生的地方。士人将要学习成为卿大夫，来承担天下国家的事务、掌管四方政务，就必须穷尽人的情感，使它通达于礼乐。《诗经》三百篇，虽然文辞不同、事情各异，但它们在适时发自人的天性这一点上，只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后世作文章、配声调，既然不是出自真实感情，那么本来就不能通于礼乐，也同治道没有关系，君子又为什么要取法它呢？不过，时代有古今，道统有盛衰，而人的感情却没有什么远近不同。汉代《大风歌》兴起时，河汾王子就知道其中仍存有霸主之心；唐代作《石壕吏》《新安吏》时，魏国韩公对兵制的失误有所感慨。这些诗难道都不是出自感情，而两位先生所说的却是这样吗？士人如果不以三代卿大夫自我期许，不把四方之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学问又不足以穷尽人的感情，那么后世的诗即使有同古诗相合的地方，也很少有人能够通晓它的意义罢了。像张侯孟循父这样谈论诗，他大概是有志于古道的人吧？张侯是上饶选拔出来的人。癸卯年春天，他从旴江来到新安，为他的使君左辖公同总制王公结交同姓之好。王公之所以深深敬重左辖公，不在于他的礼物，而在于他的使者。礼仪完成将要返回时，王公便命郡中士人都作诗为他饯行，又拿出自己在镇守之地所得的诗文给大家看。张侯对于《星溪》一篇，大概很有取法之意。于是作了一章诗，题写在后面，又亲手抄写寄给我，寄到海宁山中。我卧病多年，旧日学问全都忘却了，因而把孟循父所作的诗反复读了三遍，私下有所感触。穷尽人的感情，通达事物的变化，明白得失的迹象，推究兴废的根由，这就是诗道同政道相通的原因。大概这是古代卿大夫的学问，而孟循父已经得到它；他最终促成两位公的交好，并且以嘉宾的身份受到主人看重，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我就根据诗中所涉及的内容，推究季子季札的贤德、孔门的教诲，以及近世名公巨人高明的见识和深远的谋略，用来扩充诗文言外的意义。唉，我听说《国风》止于《泽陂》，大概是在春秋末期。如今四方多有变故，雅正之道日益衰落，如果有伟大的人物，能够上下考察古今，深入探究真伪，以人的天性中所发出的感情振兴它，使文章的命运重新昌盛，那么就好了。我对张侯寄予厚望，谨以这些话作为赠言。《送葛元哲还临川序》本朝通过科举选取士人，把他们分配到朝廷内外各部门。他们的官秩为八品，而以才干声名著称的，行中书省可以征召为属官。属官人数多的有几十人，其中由任命而来的士人占一半；通过进士出身来的，每次不过四五人。公卿大夫的好恶各不相同，因此取得上级信任的道路很难；刀笔吏、华美文士的品流志趣各异，因此结交朋友的道义也缺失了。何况江浙地域广大、物产和人口众多，文书簿册、期限会期、米盐杂务集中在一起，每月更换、每季汇报，即使是俊杰也没有地方施展才能。用儒者来担任这种职务，举动无不合宜，也仅仅能够免除细微的过失。一旦触犯官吏，众人的议论便像鼎中沸水一样喧腾，使人局促不安。与那些栖身于低级官僚之中、在下属县受人牵制的人相比，这个位置尤其难以安处。至于能够遵守经常之法，最终保全自己的名声并完成职事的人，几乎很少。而我却在临川葛元哲身上看到了这种人。当初君以进士身份被提拔为江浙属官时，参政赵郡苏公以硕学大德出任大藩长官，想要进用有文学而忠厚的士人，用来表彰和激励当地人，所以君首先得到他的知遇。每天在中州聆听文献中美善的言论，所得很多。郓城樊公后来到任，清正的节操、刚直的气概，在当时非常卓异，对君尤其亲厚。君对于职守，议论事情时避开嫌疑，谨慎到细微之处，没有丝毫苟且；但不固执地故意树立异说，也不唯唯诺诺地附和众人。因此，巨公大夫没有不称赞他是优秀士人的，和他一同交游的才俊也没有一句非议。樊公于是亲自写信推荐君，说他应当进入馆阁，并不是没有经过考验的虚誉。唉！君以儒生身份掌管史牍，评判是非，处在艰难的职位上，尚且能够做到这样。何况处在能够有所作为的职位，遇到可以直言的时候，难道会有不施行自己所学、来扩大自己功业的人吗？世人常说儒者迂阔，不懂实际事务，所以公卿贵人礼贤下士的风气更加衰落，而士人有时竟至于自我贬低来求取合宜。这两方面大概都错了。假使上级以道义而不是以权势来对待下属，都像两位公对待君那样，而士人立身也都像君这样有所坚持，那么儒者难道真的没有用处吗？君任期届满，学者们庆幸他卸任，事情希望稍稍安定下来，以便继续接受教诲。但君因为太夫人在堂，年岁已晚，急于回去；并且将要编纂、解释群经，折衷诸子百家，以全面考察古人的成就，完成自己志向中所存的功业，这又不是我所能估量的。不过，我听说君的乡里有王丞相、陆先生，他们的道术虽不同，却都不苟且安于流俗。所谓‘这里有善处，不因为有不善处就废弃它’，即使圣人再次出现，这句话也不会改变。君回去后辨明学术、端正义理，如果能够发掘乡先生的蕴蓄，穷尽是非的公理，那么我就不足以再给君作赠言了。《送郑士恒隐居灵山诗序》

译郑君士恒选择居住在灵山，隐居在那里。有人说：‘士恒才华优美而气质清正，读古人的书，通晓时势的变化，进身而参与功名之事，可以同英俊之士并驾齐驱；退居而为诸侯授馆，又可以让他们咨询德行、礼制、政事和刑法。喜欢山林、凭借淡泊自守，这不合适。’我听到后说：‘这样说的人，对郑君似乎有所了解，但恐怕还不足以知道他的志向所在。羡慕远方的会遗忘眼前，致力于大事的会忘记细节；学习古人以后，才知道流俗的议论是多么卑下。况且隐居之道本来就有很多种。自两汉以来，各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唯独郑氏家族正是如此。节操没有比子真更高的，学问没有比康成更美的，使天下后世有见识的人无不向往他们，何况他们的后人呢？不过，这两位先生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我的乡里还有两位先生。其中一位叫郑公子美，尊重贤者、喜爱善行，节操气概非常高尚，在岑山南面钓鱼，在师山北面耕田，而当今皇帝也听闻他的名声，这就是子真岩石般的隐居。另一位叫朱公允升，精研六经，超越百家，爱好古道而博雅，无人可以匹敌；他选择居住在石门，藏书五车，这就是康成般的通达德行。士恒仰慕郑先生而不能亲见，便寻求他的门生子弟同他们交游，向当权者说明情况而救济他的遗孤，又到朱先生那里希望向他学习。’ 这样一来，先生出仕来教导子弟，在郑公的乡里传播他的著作并扩大它的流传，他的气度远远超过同辈，竟到了这样的地步，难道不是因为学问还有深厚的蕴蓄，足以继承高密康成的事业，只是追念先人的德行而奋发兴起吗？士恒并不只是隐居而已。士恒亲自带着家人躲避战乱，向东南迁徙直到这里，虽然经历了艰难险阻，却没有忘记求学，以完成最初的志愿，大概是有志之人吧？灵山在郡城西北，郑先生的门人鲍伯原父的别墅在那里；泉水清澈，土地肥沃，地处偏僻而民俗淳厚。在这里藏身、修学、游览、休息，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他能够谢绝侯牧的征召，逃离宾师的职位，远离城市朝廷而居住在山谷之中，用来适合士人的生活，有人也许就会释然并为士恒感到高兴，于是相继作诗为他饯行，而我为此作序。《上虞学士书》汸听说：航行大海的人，忧虑的是望见海洋却没有边际。有智慧的人，用毫芒般的针来确定航向；此后即使波涛风雨、顷刻之间千变万化，自己的方向也不会迷失，因为他所守持的东西抓住了要领。圣贤之道广大无边，它的深奥难以测度，遥远难以到达，不是大海所能比喻的。是非善恶的缘故，利害得失的端绪，在我们面前变幻出没，即使波涛风雨，也不足以比拟它的纷乱纠结。那么求学的人，难道唯独可以不知道它的要领吗？汸又曾从父兄那里听到这种说法：我最尊贵、最珍贵，即使把天下万物全都拿来也不能超过它的，就是这颗心。我最亲近、最切要，即使天下一切事情也不能排在它前面的，就是所谓寻回放失的本心。然而，如果没有真正的见解，就无法把它作为日常生活和行动的根据；如果没有真正的所得，就无法把它作为修养造诣的最终归宿。舍弃这个而向其他方面寻求，即使考察搜求很丰富，也没有扩充变化的方法；即使分析辨别很精密，也不能持守坚定。那么在隐微之间，私欲一萌发，暗中滋长而自己不知道，最终就会随着波流风靡，随波逐流，而我所谓最尊贵、最珍贵的本心也会随之受到亵渎。那么，所谓求学的要领，大概就在这里；但其中确实有不容易知道、也不容易做到的地方吧？这正是汸日夜忧虑恐惧、希望听到先觉教诲却一直没有所得的原因。如今我得以登上您的门墙，仰望道义的崇高，以及胸襟的和乐；越是接近它，越觉得遥远，越是测度它，越觉得深厚，由此知道阁下所存的境界，有些不是容易窥见的。退下来后伏案读您的著作，只见其中有纯粹的义理之言，有灿然明晰的名物辨析；上古圣贤的传统，近代诸儒的精微奥义，没有不包含在其中的。而且文辞气势冲和，英华浓郁，又能够兼备诗人文士竭尽力量也未能达到的境界。这样以后我才知道，像巍巍的泰山高岳一样，阁下的德业是多么高；像浑浑的长江大河一样，阁下的学问是多么广大而深厚。不是深刻认识道统有根本、会通有元始的人，谁能参与到这种境界呢？然而汸幼年时曾听说，大江以西有吴先生，他品行修养高、道术确立，作为世人的表率；成就自己、教诲别人，对于空言没有益处这件事深为忧虑。等到我读到阁下所作的行状，才知道求学的方法。如今先生的著作将由家族世代传承、人人诵读，但他心学的深微之处，如果不把我所听闻的加以表彰说明，世上大概仍有不容易了解的地方。汸活在世上二十七年，老母今年七十三岁；我之所以辞别她而远行，志向确实就在这里，不敢失去它。伏望阁下察知我有志向，怜悯我尚未成功，把您所得的学问赐予教导，使我在进入德行之门时不至于迷失方向；这样，天所赋予我、最尊贵最珍贵的本心，就可以反求自身而有所获得，那么阁下的恩赐就太大了。《答汪德懋性理字义疑问书》陈先生的《性理字义》，取用先儒周、程、张、朱精深思考而获得的精妙契合之旨，再加以推演发挥。它大概是为初学者而设的；但若想把它分析得极其精密而不混乱，综合起来又广大而没有遗漏，使万殊归于一本、一本贯通万殊的道理在心中明白，便只能深沉潜心、涵泳体会，不急不缓，等待有朝一日豁然贯通。反复揣摩比较，即使似乎得到它的表面，最终也不是真正的见解。您的尊兄参照前辈的格言，挑出其中似是而非的疑点，汇集起来向我请问；我学识浅陋，哪里足以作为裁决？又不愿立即违逆您的美意，便在各条目下面分别附缀几句个人臆见，等以后再切磋讨论，不能马上认为就是正确的。从前有人传说，一个侏儒观看杂戏演员，站在众人后面，明明没有见闻却也大笑。有人问他原因，他说：‘长者难道会欺骗我吗？’如今我们学习求知，却只是拿先儒的话当作自己的话，拿先儒的见解当作自己的见解，同这种侏儒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把盲人和聋人的见闻借来作为自己的见闻，难道可以不审慎吗？每每承蒙您深厚的爱护，我却深感没有办法互相启发，所以一并用这些话答复您，不知道高明您认为对不对。《答任本初书》

译承蒙令尊赐来书信，告知贤兄弟明年将到山中跟随我游学。贤兄弟也都来信了，我反复读了三遍，实在惶恐不胜。从前听晦庵先生说过：‘补足前日的亏欠，栽培后来成长的根株，这是给错过时机而求学的人所立的方针。’他又自言：‘我的学问，是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也可以由此看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众说纷纭而不专一，对于事情没有益处。’您的兄长清正谨慎、谦逊厚道，深得朋友们的赞誉，但每次相见，总说自己的学问没有进步。如今又想把高雅的志向寄托在山林，探究古代经书的始末，不图求眼前的功效，不存侥幸获得的想法；若不是所见的境界宏大、所期望的目标深远，怎么能有这样卓越的志向呢？只愿常常保持这颗心，不要让它放失，那么上可以答复家庭对您的期望，下可以符合朋友交游的愿望。我自己空疏浅薄，不能够启发您，所以把子朱子的两句话作为赠言；其中的意义，只在于您自己加以体会。过去高适五十岁才开始学作诗，最终以诗成名；苏老泉二十八岁才懂得读书，后来文章高古，成为一代绝学。虽然两件事的道理不同，但对您来说并没有两样。您如今正当年少，还有什么不可改变、不可进取的呢？新年初十日以后，我才有空登山，贤兄弟何日来访？不再详述。《答徐大年书》郑村的使者来过以后，我每每遗憾相见太晚。簪子和帽子相聚实在困难，令人感慨地思念会面交谈。只因一直挂念着您，我卧病在敝乡时，恰好有郑氏的使者来，匆忙之间来不及写信，便急忙取出黄先生的行状封好寄给您。凡是信中想要说的话，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篇行状呢？没有写信，并不是有意怠慢。庚子年春夏，我留居在星源山中。有朋友从歙县来，曾说见到您寄来的信，却忘记带来。从那以后，我托付了好几批人去寻找，一直到今年春天才开始看到。反复读了三遍，简直舍不得放下。庄子说：‘逃避到空旷山谷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铿然响起便感到高兴，何况是考察经书、研究礼制，如同当面讨论的人呢？’真是幸甚，真是幸甚。郑康成关于三禘、五帝、六天的纬书说法，难道只有您怀疑吗？自王肃以来，没有人不怀疑；近代如陈、陆、叶、林诸位先生，对它的攻击也不遗余力。我曾私下详细考察各家名人的论著，觉得它们对于经书的旨意似乎仍没有穷尽，对于礼制的意义似乎仍有不相类似之处。这就是先生不能停止论说的原因。不过，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哪里容易说清楚呢？汸曾感叹王子雍有很高的才华，喜欢著书，又同典午氏结为婚姻，势力声望显赫。如果不是见识高明、学问广博，真正有所依据，怎么能议论他的短处？但孙仲然独自选取《圣证论》加以驳斥和解释，他所作的辨析考证一定有可观之处。陈寿的史书既然没有作志，他的著作又没有流传，千年以后便无从考察，实在可惜！所以先生的行状中，凡是各经的疑义，都大略保存其梗概，确实是出于这个缘故。至于历代聚讼纷纭的说法，虽然只保存了千百条中的一两条，但经学的本源和制作的原理，全都已经包含其中，只是担心读者忽略而不加思考罢了。如今您竟能反过来探求经传，把疑问全部说明，难道不是我对同道之士所殷切期望的吗？真是幸甚，真是幸甚。扬子云说：‘众说混杂纷乱，要用圣人的礼制来加以裁断。各家异同的说法，来源已经很久了；如果不反过来从经书中求取依据，将到哪里去折衷呢？’我谨依据《周礼》来叙述旧闻，以答复您的厚意，请您加以察看。《周礼》说：‘祭祀上天，称为祀天神，称为祀昊天上帝，称为禋祀昊天上帝，称为旅上帝，称为大旅上帝，称为享上帝，称为类上帝，称为类造上帝，称为祀五帝，称为禋祀五帝。’这些名称都是根据官属的职掌以及器物由谁掌管来说的。然而其中尊卑、远近、亲疏、隆杀的不同，以及分合的关系，都有次序、有条理。圣人之经简约

译而深奥，不浪费辞句，不是后世文字可以相比的。大祝说祭天称‘祀天’，祭上帝称‘旅上帝’；祭地称‘祀地’，祭四方山川称‘旅四望’。四望另行说出，既然不是祭地，那么‘旅上帝’另行说出，也明明不是祭天。大宗伯说，国家有重大灾祸时，就举行‘旅上帝’以及祭四望。这里也是把上帝同四望相对而言；小宗伯在四望之地设立五帝的神位，四类祭祀也同样如此。开始时把五帝同四望相对而言，那么五帝就是上帝，已经很明显了。‘旅’是会集众神而祭祀的名称。上帝不是一个帝，正如四望不是一个方位一样。大宗伯祭祀天地和四方，都有牲畜和币帛，各自依照器物颜色相配。诗中说‘来方禋祀’，因为使用赤色和黑色的牲畜，四方之神就是五帝。所以称为‘禋祀’，能够同天地一样称说。六种礼器所祭的对象，日、月、星、辰和四望不包括在内。大宗伯用禋祀、实柴、槱燎祭祀在天上的神；用血祭、狸沈、疈辜祭祀在地上的神。‘禋’是升烟祭祀的名称。三种祭祀都堆积柴薪，放上牲体、玉帛，焚烧使烟气上升，以报答阳气。若不是尊贵的天神，就不能称为‘禋祀’，这是很明白的。《大司乐》祭祀四望、山川，各自有乐章，而祭五帝的乐章没有文字记载，因为它们都是天神，同样使用六变之乐。又哪里只是同昊天上帝一起举行禋祀、一起穿祭服而已呢？不过，五帝不是人帝，这一点可以没有疑问。总称上帝和专门称祭天，难道没有区别吗？祭祀五帝称为旅、享、类、类造；相关事情有天子将要出行、有军队田猎、有国家发生重大灾祸，以及祈求丰收。这些同《大司乐》所说冬至在圜丘祭祀天神、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祇，以及孔子所说的‘大郊’相比，在尊卑、远近、亲疏、隆杀的节制上，也都辨析得十分详细。若像来信所说，天和帝本来是一回事，只是兼称和分称有所不同，那么经文中的神号、祭名、礼物不过是名称相同或不同罢了。先王制定一代的大典，难道是为了这些繁琐言辞，留给后世争论纷纷吗？大宗伯祭祀四方，制作六种玉器；小宗伯说在四望之地设立五帝的神位，主要是建立神位。您说大小名称是依照类别而来，因而断定五帝为人帝，这不是经书的旨意。五行之神是五帝，而太皞一类也被称为帝。这是孔子从老聃那里听来、又告诉季康子的。公羊子说：‘从内部出来的，没有匹配者便不能通行；从外部来到的，没有主人便不能停留。’这就是郊祭崇尚配祀的原因。如今将要在郊外迎接四时之气，却废弃它的配祀对象；主持配祀的太皞以下诸神，即使有功德，也不过是人鬼。人鬼难道能够掌管天时、播布五气吗？陈祥道、杨复斋说：‘天有五行，四时便有五帝。帝，是气的主宰。’如果果真把五帝当作五位人帝，那么在五位人帝以前，难道没有掌管四时的神吗？朱子又说，凡是说上帝，都是总称昊天上帝和五帝，意思同陈氏相同。您虽然不以康成的说法为依据，到这里也不能同朱子不同。难道您没有考察过吗？《王制》说：‘祭天地的牛，牛角像茧和栗子；祭宗庙的牛，牛角像手指相合。’这就是天神和人鬼的区别。《国语》说：‘郊祭帝的牛角像茧和栗子，是说郊祭就是禘祭，而祭牲没有不同的文饰。’这里所说的禘，不是祭祀人鬼。又说：‘凡是郊、禘、祖、宗、报五种祭祀，都是国家的祭典。’再加上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另外没有说祭天地，那么韦昭把禘解释为圜丘祭天，并没有错。《祭法》把禘、郊、祖、宗相对并举，同《国语》相同；由此可知四者都是大祭，事情的体制相近，而四代配食的帝，按照先后排列，那么四种大祭在轻重上必定有所差别。王氏说，禘是宗庙的盛大祭祀，而郊是在圜丘祭天；从祭祀名称来说，是先祭宗庙而后祭郊天；

译从宗庙来说，是祭祀人鬼；从郊祭没有涉及天神这一点看，实际上是尊重祖先来配祀上天，而轻视自己所出自的帝，只举行宗庙祭享。王氏又说，祖、宗是两座不迁之庙的名称；所以禘、郊是以祭祀而言，祖、宗是以宗庙而言。太庙的不迁，又不能同世室相比；颛顼在夏、契在商，他们的宗庙可以同周文王、武王的世室相提并论吗？两座世室，一座称祖，一座称宗。无论礼意究竟如何，古人制定名称都有次序，名物按类别相应，必定不会这样错乱而不合伦次。六天之神，阴中主宰化育，显现为星象，在下与人事相应；北辰居于中央统御天极，五帝随着天运运行，向四时散布精气；又同开辟之初五天的精气感应，成为帝王的祖先。这些并非有谁真正得到化育万物的根源，也不是古代最初就已经看见的说法，确实不足以达到这种程度。然而中垣、太微星宿，光明显著地排列，不能加以诬蔑。何况周人建立閟宫祭祀姜嫄，《大司乐》享祭先妣，排列在先祖之上，那么南郊祭祀感生帝，又何必认为不同呢？纬书在隋代被焚毁，《河图》《洛书》直到宋代才大为显现；假如没有陈、邵二位先生，它们也不过是妖妄一类的书罢了。学者起初没有见到全书，往往只是听到一点风声便加以诋毁排斥。先生曾说：“恐怕其中还有像《图书》、蓍策之数一类的内容，可以说是厌恶事物却能知道它的好处，这比孙仲然高明得远了。”哪里能起用陈、林诸位君子来质问他呢？但先生论宗庙之禘祭以及郑氏所说的三禘，也不苟同，在《行状》中可以看到。他说成王用殷礼祭祀周公，因《诗经》中说“白牡”，所以辨明《明堂位》的诬妄。足下却取何休“周公生而有王礼”的说法来解释，实在更加诬妄。鲁国举行郊祭本来就不合礼，《春秋》所记并非只有一端，但并不是成王赐给鲁国的。至于说鲁国在周庙祭祀文王，是因为鲁国有文王庙，用来辨明在周公庙举行禘祭而祭祀文王是僭越。帝喾没有专庙，神主收藏在稷庙中。鲁国既然有文王庙，怎么可以空着不祭，而只作为收藏神主的地方呢？《明堂位》的夸诞，真是无所不至。上文说在郊外以帝配祭，以后稷为配；下文说以禘礼在太庙以周公配祭。车服、旌旗，直到乐舞、庙饰，都是天子的礼制，唯独不敢说上及文王。我的族兄伯循想用王礼来解释鲁国的禘祭，他的论说起于唐末，却没有兼顾群庙的说法。程子、苏子由、陈祥道诸位先生，都不取这种说法。足下把它称为古今通行的论说，可以吗？从前我曾感叹杨信斋讥讽郑玄读《祭法》不熟，杜佑读《大传》不熟。杜氏以康成的说法为主，同时保存王肃的说法，不知道他读书究竟熟还是不熟？但康成所得有《祭法》以外的依据，即使信斋也不可忽视。王肃亲自为《家语》作注，却自行废弃五天帝的说法。如果没有卓越明确的见解，读书即使熟，也仍不足以凭恃，何况读得不熟的人呢？像这样欺罔后世而傲视古人，我每每替续写《礼仪通解》的君子感到可惜。这就是先生教人的原因，也正是为什么贵在用心思考。足下如果有意于此事，那么圣经贤传和各家名著，历代史书志书都在，区区这些内容早已废忘很久了，哪里值得劳烦您来询问呢？《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内外传的说法，注脚已经具备；右边这部《六经补注》被人借去了，一时没有别的本子可以寄给您，只能等有了方便再设法。可是这部书很难读，我在湖间游历时，常拿出来给人看，很少有人喜欢。金华黄公和夏先生尤其不喜欢，因为它多有引用却不加解释。它论述五经的大意，都已经概括写入《行状》，我又把平日听闻的内容缀辑起来，希望将来的君子能够考察阅览。还有谁能完成先生的志愿吗？自从遭逢战乱离散，这件事暂且搁下；加上我早衰久病，虽然曾私下有所撰录，却未能脱稿。还有谁能够扩充先生的学说，使它有所传承吗？不过，所谓学问足以阐明圣人的心志，并且把六经义理的显明与隐晦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正是先生对当世君子和学者的期望，只是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唯有足下再勉励、再勉励，那么把全部力量用在遗存经典上的努力，必将有不断上达、日益更新的功效，这不是庸俗学者所敢于理解的。书信已经写得很繁多，不再说别的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您身边，面对纸笔而神思飞驰，不能尽述。致汪仲玉书 我被疾病缠绕，久已疏于拜谒，内心不胜思念仰慕。昨天恭听说您亲自到了郡城，镇压安抚苗獠，如今已经远行。各县官吏百姓都受到您的恩惠，万众欢庆，感激敬服不已。又听说您驻节古城，北面屯驻的军民无不仰望。二十五日我扶病到了德贤万户那里，满心希望能见您一面，稍慰久别之怀。既然承蒙您带着旌旄向南返回，我只能回首惆怅罢了。仗恃您掌管宪法政令，现有表侄程质，字彦文，久已仰赖您的庇护，冒昧想托身于潭府，充当竹头木屑之类的杂役供需。如果蒙您怜悯收录，就如同得到再生的恩赐。已经麻烦彦仲兄和季温博士代为回复，万望留下听取，幸甚幸甚。匆忙写下这些话，礼意不周，总望您明察，不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致朱枫林先生允升学正书

译三月二十七日，程兄转交您的来信，我才得知您的近况，十分欣慰，十分欣慰。先前随信附上的《桃梅书》已经送达，但书册还没有到，想来若不是您很快归隐高处，一定可以送到您亲自阅览。关于《春秋》的疑义难以决断，自来如此。所谓事情重大、体制重要，而人的地位低微、言论轻薄，只看一遍还没有穷尽其中的底蕴，便想判定是非，这正是黄先生宁愿终身不把它拿出来给人看的原因。至于我却不是这样，郑渔仲说过：“事情没有双方的供词，案件就会有偏听的疑惑。”如果能得到熟悉这部经的老先生，与我相互指摘讨论，无论意见是否相合，选择其中关系重大的，取得一百几十条，设置成问答，附在书后，那么我个人的一点愚见便可以显现，而经义也就明白了，岂不是很痛快吗？所以我对刘公的高论，一直恳切希望能够听到。承蒙您批示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认为《春秋》随事书写删削，绝没有凡例，前辈也多这样说。到了丹阳洪氏的说法出现，这件公案就不容再提了。他说：“《春秋》本来没有条例，学者根据行事的踪迹把它作为条例，就像天本来没有度数，历法家以周天的数目作为度数一样。”这个说法很恰当。至于黄先生则认为，鲁国史书有条例，圣贤却没有条例；并不是没有条例，而是以义理为条例，隐藏而不显露，这就更加精妙了。如今我所编纂的，不过是“连缀文辞、比较事实”的方法，其中异同详略触类贯通，自然形成义例，与先儒所编纂、所解释的很不相同。这样以后才知道，用条例来解释经书，本来不足以了解圣人；把一切说法都拿来欺骗自己，而漫无统纪，也不足以谈《春秋》。所以只把书名称为《属辞》，序文中已经把意思说清楚，其中微妙的用意明白可见，不能与《释例》《纂例》等书相提并论。另一种说法认为，宋国华元出奔后归国，中间没有别的事情，却再次写出他的姓名，这是特别着笔；这类地方最适合商量讨论，只怕有道理却难以伸张。《春秋》出现变更文辞，并非出于不得已；但仍只是史文中改动一两个字。至于特别着笔，就不是史官通常的用辞所能说明的了。然而如果不是君臣、父子关系之间有重大的正义，也不会随意造成文字的不同。凡是先儒所说的“变文”“特笔”，都没有根据，只是凭意图取舍，不能与我的见解同日而语。至于所谓“中间没有别的事情”“有别的事情”，不过是史家取便的办法；《左传》《公羊传》本来是为盟会创立条例，如果把它推广去解释其他事情，那么像“实来”以及“暨齐平”、“执曹伯畀宋人”这些再度出现的事情，只要中间没有别的事情，就都可以承接上文了。如果是宋公派华元来聘问，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晋侯侵袭曹国，晋侯攻打卫国，各自都是一件事，那么即使中间没有别的事情，也不能承接上文。凡是大夫出奔，也未必都能返回本国；他们出奔和归国的事情始末也多有不同，所以出奔与归国各是一件事，史书的书法不能相互承接。因此圣人修订经书时，出奔与归国也分别有所删削，有时记出奔而不记归国，有时记归国而不记出奔。虽然是同一个人的事情，记载方法也不相因袭。这里宋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虽然中间没有别的事情，也不能承接上文，不过是史官通常的文辞罢了。我私下料想，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一定会援引郑国良霄的事情为证。依我的看法，大夫记“入国”的条例与记“归国”不同，何况良霄的罪行已经被郑人讨伐并杀死。《春秋》记“郑人杀良霄”，是把讨罪看得重要。如果中间没有别的事情，那么从许国进入郑国就可以和上文的出奔合并为一件事，不必另起一端。华元虽然以晋国为后盾而显得事重，但他的出奔和归国都是为了国家，并不是怀着恶意进入本国，正因为中间没有别的事情，所以记法与良霄相同。鲁国史书虽然简陋，应该不至于这样，也不必等到圣人下笔以后，才重新写出他的姓名。然而良霄的事情与获麟以后记载陈宗竖的事情，在史法上正好相互表里。《夏书》记“陈宗竖出奔楚”，冬季又记“宋宗竖自楚复入于陈，陈人杀之”，经历了三个时段、几件事情，按照史法自然应当重新起头书写。既然再次写了“陈宗竖”，所以下文只写“陈人杀之”，把“复入”合并为一件事，不再重复举出他的姓名。下文写得详细，上文便写得简略；上文写得详细，下文便写得简略，所谓史家的取便大概就是这样。由此推论，假使华元归宋之前有一两件事情，那么它与所谓特笔又有什么区别呢？假如把良霄和宗竖的处境互换，书法也会完全相同。既然这并不是删削文字的本旨，那么华元再次写出姓名，怎么能说是特笔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凡是先儒所说的“特笔、特笔”，应该没有不能解释通的了。我的看法如此，不知道先生查阅之后认为怎样？其他事情等等，也请不要吝惜逐一批示，使我能够用心思考，这是我的一点愿望。近年来我的头脑尤其昏昧，已经写出的东西往往再也记不起来了，如果有时能得到别人批评攻击，也算是一种帮助。《长历》《大衍历》考察经书中异同疏密的缘由，已经全部改入《日月差缪》；类似王、周正月说的内容却收入《左传补注》中。草稿谨慎封上，求您将江氏《长历序》抄给我看，那就十分幸运了。德懋已经很久没有相见了，他的文章恐怕也保存不下来了。恰好舍弟回故乡，承蒙得知您的近况，便借此良机临信问候。匆忙写就，不尽。答赵伯友书

译四月初一日，罗丞宅派专人送来您二月初四日惠赐的书信，我捧读之下又惊又喜。从最初分别到近年，十八年间生死离合、契阔相隔的情怀，历历如同面对面交谈。近来自江右道路通畅以后，才开始托权伯传达，信中又有张孟循诸位先生的问候，到这时才满足了我的愿望。其中的欢喜和感慨，大概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长期翘首企盼、郁结不畅的心情，顿时如冰融化般消释了。承蒙您为先生删削《行状》，撰作《黄先生传》，足见您的深厚情意。先生清正耿介、超凡脱俗，若非尊兄，没有人能继承他的高尚轨迹。扩充他的学说，使其永久流传，大概是有希望的。赞语已经抓住了要点，扬子云本来就不必等到不同的时代才相知。所以特意奉上《春秋》《师说》一部、《属辞》一部，共五册。尊兄既然熟读《行状》，又阅读《师说》，那么对于他六经复古之学及其艰苦形成的缘由，已经得到大概了解。然后细细校阅《属辞》一遍，才会知道他抱持这一事业二十多年，不到不得已绝不停止，并不是为了在当世依附传注家而求取声名。只是这部书互相参照、错综复杂，似乎不容易阅读；但它的入手处只是连缀文辞、比较事实的方法，没有一条义理出于杜撰。请把经文和三传放在案头，遇到难以承担、不能理解的地方，试着查阅一下，那么得失就会判然分明。我私下自比，认为这件事有取得日浴虞渊之光、咸池之功的意义，不知道高明认为如何。若不是尊兄，我不会随意谈论纠正过失、订正错误的好处，也不能把这些留给别人。承蒙您想为《通鉴纲目》写一部书，实在很好。这里有位乡先生汪公，曾作《纲目考异》，书不在手边，来不及寄给您。然而我的看法又有一些说法，等校定《春秋》文字以后，再求您指教。想同您商订这样的事情，哪里会有止境呢？我既然羸弱多病，不能跋涉水陆千里，旅途又萧条，兄长难道能亲自来探望我吗？承蒙您告知终究会有相见之日，实在感激您的盛意。何况令弟一别八年，没有音讯，这又是应当先行访问的人。等兄弟相见，居处有了固定地方，出行的人和居住的人就都无忧了。上天或许能实现我的愿望吧？不过尊兄生活简淡、容易知足，所谓每月得些粮粟的一官，以及依靠他人资助的俸禄，也算清廉了。如果再能让令弟有稳定的生计，那么定居的说法就很容易实现。可惜相隔遥远，没有办法知道详情。罗氏派来的人刚到就要离开。奉上此信，内容很是简略；程彦文秋后还要向西行，当设法继续问候。敬愿您顺应时令保重自己，不尽。贺郑师山先生受诏命书 我自从听说先生奉诏任命，就想亲自拜见，向您致贺。只是病得很重，不能前往。本月八日，我乘舆拖行到半路，看见向东行走的人都退回来，说苗军将要到达；仓促之间不知道实际情况，我也只好随即返回。一两天来，讹传才平息，可是疾病又发作了，恐怕十天到一个月内都不能很快前去拜见，所以冒昧把想说的话先说出来，愿先生加以察看。我听到乡里的议论，有人说应当向先生祝贺，有人说应当向我们郡祝贺，有人说接受诏命就应立即出行，有人说可以不去。然而这不仅是不知道朝廷的意图，也是不了解先生的德行。国家自世祖以来，不吝惜高爵显位，从山林中起用贤人，确实是美好的制度。从前如汴梁吴彦晖、闽中杜原甫，都曾接受过这种诏命。那么说可以向先生祝贺的人，还不能算了解朝廷。我们郡中的前辈很多，以平民身份被召入翰林的，实在没有像先生这样的。如今四方多事，求贤如同口渴求水，难道会没有深意吗？那么说应当向我们郡祝贺的人，也是把先生看轻了。如果按我的看法，就应当替天下祝贺。前辈说，士大夫唯独出仕还是退处这一件事不能向别人谋划，大概是因为时势和义理不一致，而士人自处的方法各有不同。既然自处方式不同，那么替他人谋划就很难恰到好处，何况可以轻率议论吗？那么说接受诏命就应立即出行的人，还不能算了解先生。从前以处士身份被征召而不肯到任的人，大概也有过。至于言论和风旨，如果明白显著地毫无声闻，只使上面的人认为贤者不肯为世所用，而弓旌征召成为空洞的器物，难道是君子的志向吗？那么说可以不去的人，也不能算了解先生。按我的看法，我不敢赞成先生一定要去，也不敢阻止先生不要去，只是认为先生应当有所报答朝廷。天下最大的忧患，没有比下面进言而上面不信更严重的。如今士大夫说一句话，丞相就相信；丞相说一句话，天子就相信，这就是先生今天得到诏命的原因。假如公卿大夫谋划天下大事，都像这样，那么天下太平为什么会难以实现，而寇乱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难道不应该替天下祝贺吗？况且士大夫对丞相说，一定会说：“郑先生只是没有出仕罢了，他一旦出仕，天下的事情就可以平定。”丞相对天子说也一样。天下的事情，先生也负有责任，难道不应该思考用什么来报答吗？说应当替天下祝贺，是众人的心情；说应当有所报答朝廷，是先生的志向。公卿大夫不考虑天下利害已经五十多年，所以才到了今天。如今弊政虽然很多，以先生的明智来思考它们，就像烛光照明、龟甲占卜一样清楚；以先生的德行来处理它们，就像辨别青白、数一二一样容易，有什么困难呢？这样看来，事情固然难以用口头陈述，却容易用书面表达。我私下认为，先生应当分条列举治理安定的策略，极力陈说时弊，汇成一部书。如果得以实行，就把它献给天子；如果不实行，就上呈中书。先生提出建议，朝廷加以施行，天下百姓受到恩赐，即使不出仕也等于出仕了。朝廷本来就没有辜负士大夫，士大夫也本来没有辜负君主和丞相。各自尽职，实行治理安定的策略，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了。即便如此，先生出仕还是不出仕，尚且不必计较，何况策略能否实行呢？从前苏明允因诏书召试而没有起身赴试，却仍认为君命不可徒然辱没，于是献上十万言的文章。如今朝廷对待先生已经到了极其优厚的地步，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那么用来报答朝廷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已经很明显了。如果果真这样，将会看到先生的道术施行于天下而建立功业，流传百世而没有穷尽。这样看来，即使替先生祝贺也是可以的，难道只是替天下祝贺吗？即使替我们郡祝贺也是可以的，难道只是替先生祝贺吗？这就是我所说祝贺的原因。不过，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替先生考虑是否出仕，而是想探知先生的志向，以解除众人的疑惑。至于该行动时就行动，该停止时就停止，先生本来早已在胸中决定了。我哪里敢多说一句赞成或反对的话，只希望将来能亲自前去拜见请教。书信不能把话说尽，敬请明察。寄给苏伯修

译今日尚不知道您的近况怎样，敬愿您纳福。我先前因高则诚进京，曾托他附上一封短信问候起居，料想应当已经送到您身边。近来恭听说您暂时执掌玉节，出任漕台判官，每天与士民相处，使大家更加受到鼓舞。士人们大多议论说，盐务确实是经费所依赖的来源，只是由您来担任此职似乎不合适。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古代君子之所以承担天下的重任、系托一时的希望，起初从来不分出仕还是退处，哪里有内外之别呢？何况积弊相沿已久，盐铁专卖没有节制，海边残余的贼寇还使人烦劳于战争。阁下有深厚的德行和高雅的声望，是舆论所归；忧虑深远，显露在言辞神色之间。您安抚救济凋敝困苦之后的民户，使他们安居乐业，进一步使边郡安宁，那么湟池的百姓便有喘息之地，请求任命的期限也就有望了。这哪里是日后只居一官、只尽一职的人可以相比的呢？我和一两位志同道合者住在山中读书，希望稍微竭尽驽马般的力量，不辜负门墙教诲，只是志向虽大而力量微弱，还没有进步。唯有往年听到的教诲，我不敢片刻忘记。虞宅得到欧阳公的神道碑，料想已经送达您的览阅，只是所依据的《行状》还没有删改，谨将全部缮写后呈上。敬想阁下必有不可磨灭的论定，可以告慰老先生于九泉之下。刘静修先生的墓表、曹学士的墓志铭，偏州的后学都没有机会看到；我正想设法再次拜到您的门下，以完成自己想向您请教的事情。秋暑还很盛，不敢轻易前去参谒。敬愿您为了国家和百姓，善自珍重，以符合善类人士的期望。谨奉手书，不尽。致梁按察书 三月初八日，新安诸生赵汸恭敬斋戒，叩头再拜，奉书给宪使相公先生阁下：上月末，胡县丞派人传达台下的旨意，想让我到节下拜见。因为我卧病多年，每次感受风寒就变成重病，行动不能走出门户，服用的药物比饮食还多，肌肉日渐消瘦，手足痿弱，不能行走趋拜。听到命令后惭愧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敬想阁下才华声望早已远超同辈，身体内外调和，晚年更加弘大于德业。如今手持符节治理一道，以激浊扬清为己任，所到之处官吏震恐，百姓得以苏醒振作。而我区区一人沉沦于疾病之中，凭着浅陋的学问残年苟活，竟特别蒙您记取收录，若不勉强扶持着去见您一面，以慰藉平生，难道不是命运如此吗？反复思考，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高雅的心意。谨献所记录的《春秋师说》一部，又献《属辞》一部，共四帙。其中列举的删削义例，考核经文、查考传文，全都有依据。虽然对于按察治理事务没有什么增益，如果蒙您赐予校正，使它能够流传后世，对于后世尊崇经训、扶植教化，或许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难道只是我这个白发终年的后学小生偶然得到一次机会而已吗？如今奉命却有罪过，我不敢矫饰，只希望高明有所教诲，幸甚幸甚。谨奉书信表示谢意，面对纸张实在惶恐屏息。敬请台下慈爱鉴察，不尽。代王总制复王左丞 某叩头再拜，致书某大左丞相国宗兄阁下：今日已渐入孟冬，恭敬地想您藩屏一方，清肃严明，百姓和军队安宁喜悦，上天和后土共同护佑，钧侯举止多福。我私下考察，建武年间开始分割豫章设置军队，大概是江南有国时用来守护边境的锁钥。何况如今鼎足而立，洪都军督府对外安抚山岭边远地区，对内控制江湖水陆；若不是敦厚宏伟、卓异非凡的资质，恢宏宽广、深沉持重的气度，始终一心、险夷如一，谁能担当这样的重托，建立特殊功勋？近来苗族酋长违抗命令，率领拿锄头农具的部众，横扫境内来侵犯坚固城防。不久我军西征，一鼓之间就在宫亭的洲渚击溃他们；与周公瑾赤壁的奇功、虞允文采石的伟绩相比，几乎可以说这是我国公削平僭乱、尽有湖湘，确实有天人相助。可是戒严日久，关隘桥梁已经阻塞，调兵征发无法相通，而凤山、麻源千里之间竟没有击鼓报警之声，也没有犬吠惊扰之声，这就是我宗兄早已彰显忠诚、更加巩固保障之明效。功名日益兴盛，哪里能够估量呢？我不胜敬仰。某切闻古代以气节义理相交结的人，尚且说虽是异姓也如同天伦，何况同受一姓、同出一源的人；之所以能联系百代，使彼此区别于其他宗族，在人心中本来就应当有亲疏先后。那么英豪之士遇到知己，相互缔结交情、约定誓言，以坚定辅佐赞助的忠诚，难道可以独独落后于别人吗？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惭愧自己如圭玉与禾苗般微薄，每当迎候于侯门，总想着结交忠贤，共同报答恩遇，所以对于宗兄尤其情意深切。没有想到您先以深厚情谊对待我，赐下华美书信，派专使传达，首先倾诉报效的诚心，以表明志同道合，最终约定兄弟般的友好，使深厚亲情的盟誓之辞坚定如金石，礼物实物的厚重胜过美玉。某怎敢不从今日起铭记于心，奉行周旋，不敢有所失坠。适逢张君回去催促，来不及详尽致谢；薄薄采摘苹蘩作为礼物，久已耽搁问候敬意。山地偏僻简陋，很少有足以匹敌的丰厚物产，只有更加惶恐。文学郑士恒与张君有童年同学的旧交，便请他借此向节下传达我的微薄诚意。所希望的是您更加壮大宏伟的谋略，努力扩展盛大事业，使同姓杜氏的思念不忘于今日，那么常棣花所象征的深厚亲情之义，难道会让良朋感到惭愧吗？将来太原氏族的仕宦盛况和功勋事业在江左重新振兴，那么自苍姬以来的祖先也一定会加以宠幸嘉奖。区区心愿实在深切，只希望宗兄鉴察。家父夏中省在夏季前来探视我，谨附纸信表达感激铭佩之意，瞻望奉承没有尽头。敬愿您为了君主和百姓保重自己，不尽。致师山郑子美先生 今日秋凉，敬想征君师山先生举止安康多福。我与您疏远而不能亲近承受教诲，忽然已经过了两年，多次谋划拜见请教，总被事情牵累。大概战乱之后，出仕和退处都很艰难，也是形势使然。又加上学问荒疏，自己惭愧浅陋，而交游之人过分爱护，往往称誉过当。于是有些诙谐轻薄的人厌恶我没有实际，巧妙编造流言，逐一诋毁同辈，还使他们的话仿佛都是从我这个不肖之人嘴里说出的。虽然承蒙诸位先生明察，不受他们迷惑，但我私下认为，处在这样的时势和义理之中，假如因此被朋友们断绝往来，使我能够实现闭门退处、扫除车迹、姑且保全自己以远离祸害的打算，那么那些诙谐之人对我的恩赐就太大了。因为这样，我更加深居简出；即使先生平日对我了解很深、爱护很厚，也不知不觉间隔久远了。近来从远方回来，想去馆下拜访，稍稍陈述我的浅陋，但旧病还没有痊愈，正在谋划艾灸。谨录下几篇错误的稿子，预先送到案下，请您批评删改，并一并说明我疏远往来的原因。等灸疮痊愈，便设法前去拜见。敬想您见识高明、气量雅正，超越当时之人，一定会有所教诲。尚未能够在您身边受教，敬请您为斯文自重。答蔡参政书

译四月初六日，新安诸生赵汸叩头再拜，复书给大参相公先生阁下及中书诸位相公先生阁下：承蒙星源翼派差官和婺源州官，会同雄峰翼使者、兴安府委派的官员、休宁县吏，携带公文、币帛，作为参议官、左右司官共同禀报都堂的命令，以隐士身份举荐我，并下令各地官司按照礼制敦促遣送。我疾病危重，听到命令后惊惧不安。过了几天，又拿参议公与诸位先生所题写的亲笔信给我看，我捧读三遍，深感自己久病废弃，既辜负了大丞相求取贤士的盛大心意，又辜负了参议公和诸位先生推荐赞誉的深厚情意，感激、忧惧交集，不知如何裁决；谨把不能上路的缘由，倾吐诚意写信谢罪，万望稍加察看。我生来禀受的气质很薄，二十五六岁时风痰之症积成痼疾，手足头目日渐肿大，而躯干和两臂却独自仍然细弱如初，行走极其艰难，饮食很少，像七八十岁的衰老者一样；这种残废到不能办理人事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近年以来，又加上寒湿外感，身体同时患有多种疾病，药物没有功效，医生厌于调治，朋友也厌倦于供给；寒热交替发作，胸腹痞结、心悸不安，不能进食饮水，回头看看残余的生命，也并不十分珍惜。这些情况都是使者和各位官吏连续多日亲眼所见的。像这样的人，哪里能担当大丞相求贤的心意和参议公的知遇呢？然而我之所以在当时贤者中得到虚名，大概也有原因。早年曾有机会见到一两位前辈，在经学方面稍微懂得用心；后来因为久病，只守着《春秋》一经，其他经书都不能再读。读史书也只考察《左氏传》，而且不能记诵；从《史记》以下关于治乱成败的说法，都没有力量涉及。大概是由于久病早衰，不能勉强自己，并不是自暴自弃。这些情况，必须是曾与我有来往交游的人才知道；只不过偶然见过一面的人尚且不能详知，何况仅仅听说过我的姓名的人呢？像这样的人，对于武功经营的时代有什么用处吗？对于诸位明公最后的议论又能有什么帮助吗？这样看来，虚耗大丞相求贤的盛心、辜负参议公和诸位先生举荐的人，并不是小子的罪过。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其功臣谋士，没有听说有一个出自经生文士。到了中世因经生文士而误事，才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平素不讲求当世事务。晋人所说“应当把他们束之高阁，等待天下太平”，难道不是经过实际试验才这样说的吗？像我这样的人，足迹未曾走远，没有周游四方，也没有与俊杰交游；自知疾病不能前进，早年便断绝了参加科举的念头。对于当世事务，从来没有用一天工夫学习过。这样看来，即使我不生病，也不敢顶着没有实际才能的名声，昏昏然前去接受弓旌征召，更何况如今病废深重，只能等到生命终结，又还能说什么呢？这也可以看出我的命运困穷，是没有才干却又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只是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复执事，所以冒昧把先师黄楚望先生的《行状》一通、《春秋集传序文》一篇呈上：我早年所以在当时得到虚名，原因就在这里；而我因久病废弃、不能脱稿，恐怕身后留下遗恨，原因也在这里。敬请参赞政务之余，赐予阅览，使小子能够借诸位明公余下的庇护，稍稍求取医药，增加饮食，一两年内不死，幸而完成这部书，给天下人看，流传后世，使天下后世知道大丞相与诸位明公厚待士人，病者得以养护，残废者得以振起，老先生所期待的朴学之士，都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成就自己的事业，并流传无穷。这样，仁人君子的恩泽就不只是一个时代、一个士人受到恩赐而已。冒犯尊严，实在惶恐不安，不尽。寄给苏公伯修 今日正值仲春，敬想您的起居举止多福。我自从在姑苏舟中拜别您，便转道吴兴，度过年关，改岁后回到钱塘。恰好遇见葛元哲，才听说您的旌节所到之处，因而稍稍解除思念牵挂。我私下听说，古代君子居于朝廷便功业显著，居于山林便言论事业得以树立，所以有时出仕、有时退处，起初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而他们高尚的风范和伟大的功绩，显耀于一时，光辉流传千年，尤其值得尊崇。何况礼制失坠、音乐流散，文章散失、史书残缺，如果不是才华宏大、见识卓越，又早有闻见积累，就不能搜辑保存。阁下一向怀有著述之志，倘若趁如今耳聪目明、身体清健闲暇，搜罗遗逸，成就一家之言，以使后学得到幸运，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前辈想要著书，大多因为闲居的日子少，志愿不能完成。如今九重天子侧席求贤，良辅却亲自劳瘁效力，那么著书留名青史的日期就没有希望了。我是深山中的晚辈，仰仗您一日之内的知遇，冒昧献上这样的愚见。只是家贫亲老，不能到溪堂供您洒扫，也不能到书府备您检阅，早晚仰望企盼，没有一刻可以忘怀。因高则诚进京，谨奉手书，问候起居，冒犯您的清高威严，实在惶恐。敬请察看，不尽。答朱子范 往年我专程到您的门下拜访，希望有机会质问所听到的学说。哪里想到走到中途，同路的人因为亲姻关系而有所顾忌，因此我的心愿不能独自实现，尚且蒙您屈驾出来相见。在寒林古木之间，依依说了几句话便告别，这也是人情事理本来应当如此，并不是我敢于对您耿介固执。初春听说您的随从再次前往广陵，深以没有能够为您举行祖饯为惭愧。在雪中收到您的亲笔信，再三捧读，肃然起敬，您对我的恩惠实在深厚。我对于义与利之间的取舍，已经分析得很精细了；只是想到自己资质不敏，虽然明察却不足以明辨，虽然勉力却不足以实行。即使内心真情耿耿，最终也只能抱着志向悠悠而已，不知吾兄将用什么来匡正我的不足？承蒙您告知金兄有共同求学的志愿，只是我凭什么能够得到这种机会呢？何况寒族与您家先世有联姻关系，如今本初兄弟又是至亲，我又怎么敢傲然拒绝呢？大体说来，求学的事情，以志趣相合、身心安定为根本。空山之中一切都是草创，来的人往往不能得到便利安适，令人感叹宾主双方都很为难。我的学问迂阔疏略，不通达时宜，最终很少能赶上别人，这实在也不用再说。因此不敢同他苟且相处，以耽误他远行求学的志愿。尊兄一定能体察我的愚见，不要把我违背命令看作罪过。您又承蒙听说这位兄长资质美好、志向坚定，而且还有吾兄为他的表率，可以说已经有足够的老师了。将来如果有机会承受接见，自当多次谢罪于自己的不敏。希望执事代我妥善传达这个意思，幸甚幸甚。答倪仲弘先生书

译赵汸叩头拜复仲弘先生：近来曾到馆下叩谒，承闻您的高论，实在宽慰了离别相隔的思念。虽然相距不远，然而分别以后不能不感到惆怅。去年承蒙您封寄亲笔信，教我解答疑义；感佩之余，又写信请教，却终于没有送达。现在重新摘录其中一两条记录呈上，并把平日想请教而未能请教的内容一并提出，以求得到您最终的赐教。如果蒙您不弃，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幸运呢？您的来信说：“太极不离开阴阳，但也不混杂于阴阳。”那么天命之性不离开气质，已经很清楚了。按：这句话应当属于朱子，但实际上出自勉斋。勉斋说：“天命之性，从它的理来说，只是说它不混杂于气质而已。”我以前也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后来看到朱子说：“我解释《太极图》，某一句，应当仔细看。”如今对某人的解释尚且没有贯通，又怎么能够谈论太极呢？因此沿着这个方向求索，才悟到朱子的微妙意思所在。大概并不是说太极能够离开阴阳。一句是正面说明太极的本体，第二句是阐明周子立言的宗旨。“无极而太极”五个字，是即着阴阳而指明它的本体，说它不混杂于阴阳，并不是说太极实际上真的不混杂于阴阳。所以说：“太极即不离阴阳，但说它也不混杂于阴阳。”这些都是深刻用意所在。张子说：“有了形体以后才有气质之性，善于反求本性，那么天地之性就保存下来了。”勉斋担心读者没有理解这个意思，误把从天禀受的性看成两种性，所以用朱子解释《太极图》的意思来解释它。大概是说，这个理一旦赋予人，就已经落入形体和气质之中，不再是本然的完整体，不能只用天地之性来说明。现在说“天地之性”，只是从它的理来说，说明它不混杂于气质罢了，并不是说天地之性真的能够不混杂于气质，因而可以舍弃前者而完整保全后者。您的来信又说：“如果从理不离气来讲，那么天命之性是在有生命开始之初得到的；如果从理不混杂于气来讲，那么上天在有生命开始之初所赋予、我接受而成为本性的东西，本来没有不善的。”这里的“初”字，是指天命、人性赋予和接受之初，也就是所谓“不离于气”。用前两句来看，就是在有生命开始之初所得的果然有两种性；贯通后两句来看，就是人在身上的理有两种，而所谓“恢复它的本初”，竟是舍弃那一方面而完整保全这一方面。气质之性虽然说是“有了形体以后才有”，但如果它从上天得到时没有这种本然之性，那么又凭什么成为这样的气质之性呢？所以程子把本然之性称为穷极根本、追究源头的性，又说把它分成二者便不对，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我的想法如此，不知道是否正确？您的来信说：“尊崇德性，是存心的事情，是静时的功夫；讲求问学，兼指致知和力行，是动时的功夫。致广大而尽精微，是存心而致知；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存心而力行。”这一段尤其不能没有疑问。大概动静功夫都是就心来说的，如所谓存养、省察就是这样；它与致知在名义和事情上不同，这是第一点可疑之处。并且把尊德性专门说成静时功夫，那么它与存心而致知、力行的说法自然互相抵触，这是第二点可疑之处。说存心是尊德性的事情，可以；说尊德性就是存心的事情，却不可以，这是第三点可疑之处。从前有人把“问”解释为致知，把“学”解释为力行，朱子不认为这样正确；如今却想把力行一并包入这种解释，这是第四点可疑之处。我早年读书最担心疑问太多，每次打开书卷，疑问就像刺猬的毛一样竖起，即使圣贤的书也是如此。我曾认为程子、朱子两位先生已经阐明了这条道理，大概不再有余蕴。如果其中原有一个字我还不能通晓，那就说明道体的全貌仍有昧于心中的地方，所以急切地想来请教。倘若不把这看作冒昧，那么今后还会有不少请求。只是昨天承蒙您赐教议论，深深感叹实践履行的艰难，因此我仍不能对此没有遗憾；然而不敢立即请您列举具体条目，实在是有所等待，不敢轻率。因为我平日仰慕您的高尚志趣，并不只是为了对一两处文义请益而已。先前由于相隔日久，所以不敢妄自请教。如今彼此相距很近，聚会也可以常有，那么我的性情和习气的偏失，您一定已经看得很深了。虽不敢屡次叩问函丈，但书信请问、承受教诲，应当是在您允许之列的。然而我常常思考，士人求学，必须对道的整体和作用略能窥见大纲；又必须对于自己所知达到的程度、所行能够做到的程度，浅深层次和分寸没有一丝一毫不是自己明白的，然后才能使知与行彼此勉励，每天都有功课，进修的次序有所考察，师友的教导有所施行。否则便会浩浩茫茫，实际上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却想凭对近似之理的疑惑来欺骗自己比世俗人贤明、使自己安然；这样连说他知道道都不可以，更何况是君子成就德性的事业呢？我曾经反省自己，粗疏的心思和世俗的见解渐渐有所剥落，原来是由于多年经历世事而形成的，似乎并不是由义理长期浸润所得。先前承蒙您的教诲，说我似乎稍有改变，但终究不敢立即认定那就是正确的。我区区表现出一点谨慎厚重，也只是禀赋偶然如此，加上忧思之余，自己的是非羞恶之心还不能自行泯灭罢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匹夫之行，恐怕并不是圣贤践履的教导所指。实践人的本性，必须从认识本性开始；读圣贤的书而粗略通晓六艺，只是认识本性的一件事，还不能就把圣贤之学的止境定在这里。我所自知以及所愿意学习的，就是这样；至于我所不知道的、知道却还不正确的，以及只是口头说说而不能实行的，难道不希望得到师友的训导吗？病人求医，必定把自己患病的根源全部告诉医生，然后医生才能斟酌药剂的轻重，充分施展医术。因此我虽然知道言辞太多会显得冒昧，却不能停止。倘若有千金之药却不能相信并服用，那么因讳疾忌医而自取灭亡的罪责，将用什么话来辩解呢？先生如果想到我寄托求教的意思并不在别处，就一定会有所教导我。纸张短小而心意深长，言语不能尽达心意，伏望您宽恕并察知，不再多说。近日承蒙托人送来的良方，已经收到，天气稍凉便应当依方配制服用。《大学辑释》恭敬地已经伏读一遍，区区妄自有所疑问，已经随处标记了一二处；应当讲论的，谨慎地分条列出，求您指教，幸望您能订正其中的错误。一、“凡例”二字本来是著述中通用的说法，但把它用在圣经贤传的开头，似乎过于郑重。朱夫子著书，义例极其精密，都未曾自行列在书的开头。何况这里编排的是小节，与大旨没有多大关系，又都是前代儒者已经形成的体例，或者只用自叙的话引起，何必逐一写出？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一、“泛滥”二字已经把编集成书的过失说尽了；如果称作“庞杂”，就会波及立言者本人了。

译稍微摘取、补缀一些训释，以便初学者阅读，也是一种说法。但朱子著书，有时详细，有时简略，其中必定有深意，并不是不替初学者打算。如果一定要把文字剔抉得一丝不遗，使人一看就把意思全都了解，那么那些听进耳中、说出口中的人便可以任意肢解义理，沉潜玩味、反复探索的人也没有施展心思的地方，只会徒然增加浮躁的风气，很少有自得的妙处。所谓语意平常的地方，似乎可以删去。《四书》包罗广大，初学者尚未理解的地方很多，哪里能一一摘补呢？像两三句以上的内容，即使不是特意着笔，也决不能没有。陈先生说：“四字。”大概是书名已经改换的缘故。一、用“挑剔、精妙、警策、明快”来赞许胡先生贯通全书的宗旨，确实很恰当；但这八个字是宋末撰作经义的方法，不能专门把这类特点当作好处。自从有了《四书集注》以后，只有勉斋、西山、双峰以及胡先生多有发明，都是在《四书》中有真实见解的人。双峰融会贯通朱子的论说，但有时失去朱子的本意；胡先生一定要逐章逐节提出一个贯通的宗旨，因此过分追求之处尤其不少。《辑释》对于各家的议论都有取舍，那么所谓“不敢录”的内容，似乎不必唯独对胡先生的说法加以揭破。伯武曾经把这些话对韶说过，也不可不知道。一、所引用的胡氏、吴氏的新说，都是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地方，却勉强生出议论，所以在枝蔓上又生出枝蔓。比如所谓格物致知的两条，说它贯穿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仿佛不经过诚意以下的工夫就不做格物致知。又把“敬止”二字说成文王明德、新民的最高境界，都似是而非，不能经得起深入推究。况且《大学》的工夫，所谓次序不可紊乱、功效不可缺少，朱子都有成说，已经没有剩余可补。如果说格物工夫应当随着所遇之事而用力，这还可以；如今却说格物致知两条贯穿于六者之间，那么就是认识和推致终究遥遥无期，事物还有未格，认识还有未至，而意已经可以诚，心已经可以正，身已经可以修，家国天下已经可以齐、治、平了。又说不经过诚意以下的工夫便不做格物致知，那么诚意正心的方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都是学者应当在格物致知之前穷究明察的首要事情，不能等到口渴了才挖井。所谓明德、新民的最高境界，就如下面所引用的《淇澳》《烈文》诗篇所说的那样。文王新民的最高境界，就是上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说的。至于“敬止”二字，是就文王的德性而言，同时牵连新民来说，并不是经文的本旨。把前后两家的说法贯通起来看，似乎对《章句》和《或问》的宗旨原本没有看得贯通完整，只是想逐字寻索、抄袭成说来建立论点罢了。可见以学问修养自己是很难得的。原本我不敢冒昧直说到这个地步，近来承蒙您寄来朱子与张、吕二位先生的问答，我反复读了三遍，惶恐不安，才知道三位先生胸襟如青天白日，没有一丝一毫隐藏回护的姿态，真是圣门诸贤哲的气象。所谓只知义理无穷，不见物我有间，哪里还会计较自己能力大小、所得多寡而进退呢？更加知道先生的深厚用心是有所在的，所以才任意抒发胸臆，以至于说出这样混乱的言论，希望您能有所教导，也许不至于辜负我当初求教的本意。来人行程很快，又有些琐碎事情，不能详细说，请您鉴察。今天天气忽然转冷，伏惟您的起居清安。汸先前伏读《大学辑释》，曾承蒙您郑重吩咐，让我以鄙见求教。后来又辱承您的亲笔信，承蒙多方印可，并且说凡有所见都不妨直言相告。这对先生来说本来只是盛德之余事；可是小子我问学空疏，却错误地承受了您的推许奖掖，不能不惭愧。我多次想写信致谢自己的不敏，却因为琐事繁多没有做到。《中庸》所采录的前辈精义，大略没有遗漏，比《大学》高明得多。然而这部书实在难以轻易说明，唯恐无法向您答复，所以稍久不敢奉还。近日偶然读到东阜翁《礼记集义纲领》，其中说：“儒家把《大学》看作门户，把《中庸》看作深奥内室。进入它的门庭，达到它的内室，由此再读戴记的四十七篇，大根本就立起来了，应当没有什么困难。”我反复读了几遍，仍不知道这话的旨意在哪里。如果只把诵习其中的说法算作进入门庭，把贯通其中的义理算作进入内室，那么子思所说的树立大根本，恐怕不是这个意思。不知老先生所说的门庭、内室究竟指什么，难道还要等到诵读戴记以后，大根本才能树立吗？庄生说：“谈论道而不合乎道的次序，就不是道了。” 前代人也有取法于此的。过去朱夫子跟随李先生学习《中庸》，探求“喜怒哀乐未发”的旨意，自以为还没有通达；李先生去世后，他有如穷困之人无所归依的感叹。后来他与长沙、南轩讨论这件事，三日三夜也不能取得一致。由此看来，朱子之所以详细询问、明辨是非，难道只是文字义理之间的事吗？如果只从文义上求取，那么这部书有《章句》、有《或问》、有门人的记录、还有石氏所辑录的文字。根据已经说出的内容去探求尚未说出的内容，思考就已经过半了。如果一定要把它看作自己的事情，那么程子所说“放开它就弥漫六合，收卷它就退藏于隐密之处，而终身运用也有不能穷尽的地方”，恐怕不是逐字寻索、比较纸面文字所能求得的。朱子曾对范淳夫说：“一生只是把圣贤的话趁忙乱中抄录一遍就算了，所以自己的见解完全不精明。”范淳夫高明博雅，远胜同辈，长期跟随二程夫子游学，当时名闻天下的士人没有不推重佩服他的。然而后来的大儒评论他的过失，竟然如此，那么我们之道的广大，确实是不容易了解的啊！朱子又曾说：“不下圣贤那么多工夫，也看不出圣贤的境界；

译不下我那么多工夫，也看不出我的境界。”他所说的圣贤工夫、朱子的工夫，一定有实际内容，决不是虚言。既然如此，如果不探求工夫所在，不实际用力，却急于在圣经贤传之间苟且附会、增益说法，都是朱子所不允许的。如果说著述的体制与反省自身的学问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那么也不知道依据在哪里，凭什么把它作为裁断群言的根本呢？大体上近世的君子大多把辨析义理看作朱子之学，把编纂缀辑看作对斯文有功，所以对于向上的工夫很少有所发明，日常生活之间也没有可以用力的地方。那些资质较为敦厚的人，也不过勉强避免明显的悔恨过失罢了。圣贤中庸的教导，难道是这样的吗？像我汸这样气质薄弱，更加忧惧，而用心又不勇猛，实在没有听闻过什么成效。先生如果不认为这些话是妄言，还希望您有所教导。我蒙受您殷切诱导，不敢自暴自弃，多次想当面启禀，却被事务拘束，未能及时。如今借着顺风，谨慎写下这些话来问候您的动静，等有机会近前听闻教诲，再当登门拜访；并请让我研读《中庸》下卷，前后继续求教其中的道理。其余不详。先前因为送客，得以偶然见您一面，稍稍安慰了仰望渴求之情。当时仲本拉我到他家去，所以没能履行在回程中拜谒求教的约定。后来又因事情奔走于郡城，因此中间虽然曾两次收到您的惠书，却都未能及时写回信。昨天才到达馆舍，才知道您也曾到过县城外，但不知道此后能否有机会侍奉会面。县公也想略尽地主之谊，如果您能径直来此，就更加幸运了。我多次读《中庸辑释纂录》，前代精义大略没有遗漏，实在很不容易。我想竭尽愚见，稍稍报答您谦逊德性的万分之一，但对于所听闻的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体会。袁氏所录吴先生的绪说，多半宗奉程子；其中异同的缘故，也不是读一两遍就能立即判定的。因此虽然想妄自有所指陈，却自知未必正确，不敢贸然把自己的说法说完。曾经看到朱子自序说：“沉潜反复，大概也有多年了，有一天忽然恍然，似乎有所领会到其中的要领。”这大概是在告诉人们，先前困难的缘故以及后来所得的由来，使人不要抱着轻易的心态去求取。既然说“恍然”，又说“似有”，那么其中一定有不是“指要纲领”四个字所能发明的内容。这才叫作知德，这才叫作知道，而能辨知言语则是它的效验。他说“然后才敢会通众说而裁断其中”，由此可见在这以前大概还有未能从容处理的地方。大概他对于明善、诚身、真正修养、实际践履，如同出行者赶赴家中，终究可以到达；如同饥饿者得到食物，终究可以饱足。至于有一天豁然贯通之后，众说的异同得失都可以在此加以裁断，没有一件不获得恰当的结论。这不是揣摩比较、只从事于逐字寻索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区区自我思量，像我们这些人，资质凡庸浅近，心思粗疏浅薄，如果不能在为己与为人的关头一刀两断地下定决心，发愤斩除私欲，然后切实求取反省自身的亲切教训，以达到专一去除利欲的工夫，却只是早晨翻阅、晚上合上，口里诵读、手中抄写，那么终身都没有途径达到知的极致，一生也不能使意念真诚，难道释迦、达摩反而胜过孔子、孟子吗？至于先生志意真诚坚定，工夫专一勤勉，虚心择取善处，不把物我分隔开来，您所存养、所成就的境界，哪里是后学所能了解的？只是近来前辈的著述，大概像借我的店面来铺陈、借张君的锦绣来装饰，恐怕不足以拿来向先生说明。仰承您亲近爱护的厚意，我常常感到惭愧叹息，深怕辜负您的期望，所以才敢倾吐胸中的私见。它究竟是对是错，还希望您明确地有所教导，这是我的愿望。《中庸辑释》两帙，《周礼订义》《古义书》各一帙，一并封纳在这里，等待以后有便人转送，恐怕您离去书馆以后，侍奉教诲的机会难以预期，所以特地派人把这些送给您。这一带究竟留还是走、迟还是快，等待承受您的严命后再作安排。屡屡冒犯您的清静闲暇，实在惶恐不安。与袁诚夫先生论四书

译《日录疑义书》。今日正值仲冬，伏惟楼山聘君先生尊体安福。往年我回来时，承蒙您赐给亲笔信，寄示《孟子日录》，允许我把疑难之处请教，可以在文明处间接通达。私下想到先生崇尚古道而用心深厚，对后学如此嘉惠；而小子我粗疏平庸，能够蒙受您的教导，自有缘由，怎敢不竭尽胸中所想，思考如何承接您的教诲议论呢？谨参照《日录》诸书，把先前所听到的要语和所得见解，以及尊翰中各处引发的愚见，全部呈给先生，最后还请您教导。戊子年您赐信说：您的天资并非不聪明，学问并非不博大丰赡，探究事理也并非不精细周详，只是觉得根本和纲领还没有分明，统摄全体、会通本源的地方还缺少工夫；这里不够融会贯通，所以读经书难免有阻碍。汸私下认为这段话深深切中了我的浅陋之病，但上面三点也正是说中了我的大过失。您又说：即使朱子也不能不略有这种过失，所以专守他学说的人就更加严重。对于先正大儒所达到的境界，我的智慧还不足以达到，不敢轻率揣度所得而建立议论，以免招来矮子观看戏场的讥笑。私下认为先生从学于吾文正公，而文正公对于朱氏、陆氏二家的学问都有所发明。我听陆先生说：如今士大夫不以求利为志，只有朱元晦这句话，真像震雷惊霆一样。当时名儒杰出之士各自建立门户的很多，到这句话面前都粉碎了。后来的君子如果头顶上承受不起这一针，那么在朱元晦的境界面前就不容易抗衡。何况所谓统摄全体的宗旨、会通本源的根元，难道可以从低处窥测高处、凭意识揣度出来吗？如果学者对于经书的旨意专门死守一种说法，那又是另一回事。义理无穷，所以不应把先入的说法当作主导；但从那一说中所得的见解还没有显明其毫无疑问，那么舍弃这一说也怎么能轻易呢？至于向内的一关毫无开发，却只想守住先哲的见解来当作自己的见解，背诵先哲的话来当作自己的话，那么小子虽然浅陋，也不忍在这里自我限制。先生还能有所教导吗？戊子年您赐教说：《论语》“志于学”一章的前三句，是穷究神妙的工夫；达到最终境界时，我心中所存便与天地合一。后面三句是认识变化的工夫；领悟到最终境界时，我自身所行便与天地合一。汸私下认为如果这样说，那么圣人在四十岁以前是在穷究神妙，到五十岁以后才开始认识变化；四十岁以前达到最终境界，到五十岁以后才开始领悟。《易》所谓德性盛大，难道其先后迟速竟是这样吗？所谓最终领悟，乃是佛氏所谓心学的一方面，儒者不这样说，恐怕并不是用来议论圣人的。您又说：知天命、与天地合德，就是达到和，是万物得到生养；耳顺、与日月合明，就是达到中，是天地各得其位。汸私下认为，按照这个意思来配合本章次序，那么在与天地合德时，还不能与日月合明；在达到和而使万物得到生养时，还不能达到中而使天地各得其位。本章虽然讲的是圣人的学问，但其进程有次序，不能像错综安排那样说。又承蒙您教导我关于“耳顺”的说法，您还口头传授了微妙的旨意，只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请教。后来听到记录师说的人说：“这是说天下的声音，没有什么听不到，而且心中都能洞然知晓罢了。佛氏尚且能通晓他人之心，我们的圣人难道反而不能吗？”汸私下认为这不容易用言语辨析。那广大虚空没有边际，往古来今没有终始，声色容貌形象充塞其中，满盈而没有穷极，都是子思所说的即使圣人也有不能知晓的事。可是佛氏却认为能够知晓，所以赞美其老师的人说，即使山中的木柴、海中的水滴、地上的尘土、空中的世界全部穷尽，在无量劫中也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却仍然不曾就此认为已经具足圆满。如今假使圣人果真能够知道佛氏所知道的事，那么佛氏仍有胜过圣人的地方；假使圣人果真不能知道，那么也不必等到知道佛氏所知道的事以后才算圣人。天体向左旋转而成就一年的功业，太阳早晨升起而照耀群生。圣人顺应性命之道，参与天地运行而赞助万物化育。因此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以知晓幽明的道理；推究事物的开始而反求其终结，以知晓死生的道理，并不是因为内心有所恐惧，才去寻求依赖于人，然后再求得证明。既然如此，匡括天地的大化，不必周遍知晓三世；曲尽万物的生成，也不必兼照十方，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所依据的根本不同吗？佛氏还把尧舜看作凡夫，把圣贤看作不同类的人，大概也知道自己不能同儒者相同了。如今儒者却说：佛氏能够知道的，我们的圣人难道有不知道的吗？这就像看见月亮在西方产生光明，便认为天体向右旋转，想寻求太阳在夜里的照耀，难道会是这样吗？这本来不是后学所应当妄加议论的，幸望先生还能有所教导。《日录》中“从心所欲不踰矩”的训释，把“从”和“不踰”归属于天地，把“心”和“矩”归属于圣人。从圣人的层次说固然有这个道理，但不是这一章的意义。如果一定采用这种说法，那就在“从心”上原本缺少了“天地”二字。《大学日录》说：“明德、新民，各自有最高的善；它们作为最高的善，各自有一定的分限。发明明德、更新民众的人，遵循各自的分限而不互相侵犯超越，这就叫止于至善。” 汸私下认为，如果说“明德”“新民”各自有分限，那么说至善有分限还可以。如今说它们作为至善各自有分限，就是在至善之上又加了一层分限。《大学》经文和传文在“明明德”“新民”上从未分别说出“至善”二字，微妙的旨意由此可见。如果说“明明德”“新民”都止于各自的分限，没有不足也没有过剩，还可以；如今说“遵循各自的分限而不互相侵犯超越”，那么不知道“明明德”不止于至善，凭什么会侵犯“新民”的界限？“新民”不止于至善，又凭什么会侵犯“明明德”的界限？戊子年您赐信说：“还没有到应当止步的时候就止步，没有充满自己的分限，不是至善；到了应当止步的时候却不停下来，越过自己的分限，也不是至善。”超过此处就侵犯彼处，比如劝谏父母而父母不听便停止，是侵入了劝谏君主的分限；劝谏君主而君主不听，便跟随号哭，又侵入了劝谏父母的分限。汸私下认为，把“没有充满分限”与“越过分限”相对照，语意才算完备；由此可见“侵犯超越”二字只说到了一边。“超过此处就侵犯彼处”这句话，放在劝谏父母上还可以说得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君与亲尊贵相同，劝谏的事情也相同，尚且不能通达天亲与义理相合的分际，又昧于施行的适宜，即使说成彼此侵犯超越也可以。

译如今“明明德”“新民”虽然有内外、本末的区别，但首尾相互承接，本来只是一件事。大概明明德止于至善，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一贯贯通，而新民也包含在其中了。从来没有明明德有余而新民不足的，也没有新民有余而明明德不足的，怎么能说超过此处就侵犯彼处呢？又说：“格物致知，是希望人学习并认识它，止于至善；诚意，是希望人努力实行它，止于至善；正心，是希望人操持并存养它，止于至善；修身，是希望人广泛应对一切，没有一件不止于至善。”汸私下认为，“至善”因事理应然的最高境界而得名，《日录》把它解释为合乎道理而在事情上达到精妙，解释得很精当。但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下的工夫各自都要止于至善，恐怕不是《大学》的本意。《大学》以“在止于至善”承接“明明德”“新民”，下面立即接着说“知止能得”，又以“知所先后”承接；然后因古代想要在天下明明德的人，进一步推演出八件事作为先行工夫，叙述从“物格”开始，顺次相因而说到后来的功效，不再说“止于至善”。传文中又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功效为说，下面引用诗篇来说明新民达到极致，就直接承接上文来讲，不再另说“至善”。从第十六章传文以后，再没有一句提到“至善”，这种详略先后的安排一定有深意。我曾经论说过，必须修身以上的五件事全部具备，才叫作明；明德既明，必须齐家，以下三件事都具备，才叫作新民。所以总的以“明明德于天下”一句开头。必须明明德、新民都无所不用其极，才是止于至善。因此经文、传文说到“至善”的地方，都把明明德、新民合起来说，不再分成两件事。八件事却不是这样。当物格知至时，意未必已经诚；当意诚而心还没有正时，身还没有修，家国天下还不能齐、治、平。怎么可以凭一件事的功夫就承袭至善的名称呢？如果一件事还没有达到极致，尚且不能叫作明明德，尚且不能叫作新民，又怎么能称为至善呢？传文所说仁、敬、孝、慈、信，乃是明德已经彰明以后所止的地方，没有不是至善的。它们的条目虽然有五个，但作为至善却是一个道理。因为从来没有做臣子止于敬，却做君主不仁的；也没有做儿子止于孝，却做父亲不慈的。假使在这里有所获得、在那里却有所丧失，那么所谓获得也一定没有达到极致。何况所止的善必定有它的名称，如仁、敬、孝、慈、信就是这样。如今说“格致”以下各项都各自止于至善，那么它们至善的名称随着事情而定，应当有八种意义，将用什么名称来称说呢？因此，把“物格知至”看作知道至善所在，可以说是知；说“止于至善”就不能把“意诚”以下看作得到所止的次序，可以说各自止于至善，却不能这样说。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各自达到极致，只能称作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不能称为至善。齐家以下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八件事反复相因，原本没有两条头绪，而“止于至善”是明明德、新民的最高境界，不能被“每件事各自有止处”这种泛泛说法混淆。日录说：“有定就是意诚，能静就是心正，能安就是身修，能虑则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包含在其中了。”汸按：近来前辈多有与此相同的说法。我私下认为，有定以后，意就可以达到诚，但有定还没有达到诚；能静以后，心就可以达到正，但静并不就是正；能安、能虑以后，身就可以得到修养，凡是举措施行的事情，也都没有不合宜的。安本来不能说就是修身，至于说“齐”“治”“平”，那是所思虑的事情，而不是“能虑”本身的意思。日录说：“知道所当先、所当后，进步就有次序，也不违背《大学》的方法了。”汸按：把“方法”解释为“道”字，是想与第一句的“道”字相照应。但既然说“知道所先后”，就是已经得到方法，不可只说接近而没有违背，也不是“近”字的意思。日录说：修身的功夫，在于省察自身行为，并整治过与不及的差错。又说：希望人对于自己的每一举动都能立即省察自身行为，免得陷入五者的偏失。戊子年您赐信说：圣人虽说安然实行，也必须经常加以省察修身的功夫。圣人也有这种工夫，只是比贤人容易罢了。汸私下认为，按照上面所说，五种偏失即使圣人也几乎不能避免；这样之后才达到中，正如还要有所存养才能不致亡失，还要有所治理才能不致混乱。那么怎样才能说是达到“大而化之”？怎样区分有迹和无迹？怎样说是由仁义而行，而不是实行仁义？先前我冒昧解释过这个意思，它与濂洛先生论圣人气象之处不同，正是因为这一点。己丑年您赐信说：圣人有心而没有人为造作，才说有心，就已经是省察。汸私下认为，说圣人有心，是针对天地无心而言的；如果说圣人有心而且还要省察，那就成了有为。依我的愚见，贤人不能忘记省察，因而有间断，颜子在三个月以后不能不有所违失，就是这个意思。圣人纯粹而不停止，自然没有过与不及，哪里还用省察？如果说心不能自行成为圣人，那么也只能说是明德，不能说是修身；可以说是顾视这个明德，不能说是省察。因此，《大学》明明德传中没有学者用功的说法，修身传中没有圣人气象的说法。所以我曾经说，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拿圣人的事情作为《大学》的标准。从格物到平天下，才是学者的工夫。列举古代想在天下明明德的人，再反过来推究他们用力的次序，是为了说明古代圣人也必定由学习而后达到境界，学者的功夫也一定可以达到圣人。这就是所谓《大学》的道。《孟子日录》“浩然之气”一章说：正心就是《大学》的正心，是说不要勉强使心正。

译汸私下认为，必须把“强”字补进去，作“不要勉强使心正”，这样语意才通；如此便不是《大学》所说的正心了。先前承蒙您教导说，“必有事焉”是把最先要做的事看得急切，“勿正心”正是不要预先期待功效的意思，只是不把“正”解释为预期罢了。既然说“勿正”就是不预期功效的意思，那么把“正”解释为预期，在《左传》中有明文。相比之下，必须加上一个“强”字才通，岂不是更费力吗？大体上，这一章的旨意本来不必拿《大学》的次序来说明。如果想合起来说，那么诚意、正心的功夫和功效未尝不包含在内。孟子这里所说的不动心，就是心正的验证。持守志向，是正心的功夫；不伤害自己的气，是正心的辅助。下文说浩然之气，志也包含在其中。大概涵养而不加伤害，已经包括了诚意正心的功夫；它充塞于天地之间，就是这种功夫的功效。日录说：“所做的事都正直，那么我的动作就与天地同运，天地之气也就是我的气了。”这难道不是心正身修的验证吗？然而达到这种境界的原因，难道还有别的吗？义，是人心裁断制约而表现于事情上的原则；道，是天理的自然状态而具备于人心之中的原则。得到这种气来配合义与道，那么内外都明白显著，充满周遍而没有穷尽，心没有不正，身没有不修。所谓直养有两方面：集义，是涵养的开始。只要每件事都合乎义，自我反省时常常觉得理直，意念就没有不诚的了。“必有事焉”，是涵养的最终工夫；顺循天理的自然，不用人为再加造作，这难道不是正心吗？开始阶段的祸害有两种：把义袭取来而内心不能自得，因而气馁，就是这样。不懂义的人，不足以同他谈论这个，告子所以把义说成在心外。最终阶段的祸害也有两种：忘记和助长。如果专门把“必有事焉”解释成集义，就会烦琐重复、失去次序，也讲不通。从前二程先生都把“有事”解释为敬；他说“敬则内自直”，就是“必有事焉而勿正”的意思。他说“以敬直内”，则是说不直的要使它正，这就是助长的意思。伊川所说“不集义”，是说没有事情可做的人不先集义，却只想持守敬意的人；并不是说“必有事”不是在讲敬。上蔡也说：“浩然之气，必须在得到正气时辨识出来；而初心的关键，实在不助长、不忘记之间。”舍弃这条路，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正心的功夫了。孟子的论说从未废弃正心工夫，只是本章论养气，是把自己所得的工夫举出来告诉别人，所以不按《大学》的次序来讲；实际上二者未尝没有互相发明之处。把减少欲望当作诚意的事情，也不是《大学》的旨意。减少欲望只是做到像厌恶恶臭那样厌恶邪恶，才是诚意；如果只说减少欲望，却不知道内心是否自得满足，仍然说不清。篇末说：“万古同一义理，千圣同一心。”世代虽然遥远，但心的神明实际上彼此相接；行迹虽然不同，但心中的天理实际上没有不同。汸认为，如果能够说明万古同一义理，就不必再说彼此相接；“相接”是两个事物互相连接、相及的意思。如果能够说明千圣同一心，就不必再说没有不同；“没有不同”是两个事物相似的称谓。想把它们说成一体，反而恰恰说成了两体，这大概也是语病的一种吧？关于《中庸》修道的旨意，先前豫章、临川都曾充分论说过，如今也不再多说，以免烦扰您的听闻。只是说，这部书篇首的三句话，由上句生出下句，语意彼此涵容，可以作为法则。比如所说的“所率”，就是天命之性；所说的“所修”，就是率性之道。两个“性”字意义没有不同，那么两个“道”字难道能有两个意义吗？如今一定要把这个道说成有污坏的道，必须修治以后才能恢复，那就与率性之道不同了。又怎么能够把它们列在同一条中贯通起来呢？大体上，这三句话是想推究性、道、教这些名称所以成立的真实依据。说性，说道，都是指它们本体的自然状态，所以“教”字也是从君主、老师制定法则这一意义上说的。所谓“诚明”是说性之性，“明诚”是说教之教，都不过是转变一个意义罢了。这样说成名称成立的真实根据，可以吗？《中庸》是传授道的书，所以接着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这实在是从天理自然的地方说起的，因此下文有戒慎的教导，却没有克制治理的功夫。这正是孟子性善之教的来源。假使它指的是性有所污坏，那么应当迁移到善处才对，怎么能连续举出三个“道”字，最后又断定道不可片刻离开呢？“不可”二字是警戒之辞，而《日录》把它解释为从未片刻离开；所谓从未离开，是从自然之理而言的。既然如此，上文难道偏偏不能说因为道从未片刻离开，所以修治它而成为教吗？道字既然从自然之理来说，《日录》却把它解释成污坏；“不可”既然是警戒之辞，《日录》却把它解释成自然之理；这不是本书宗旨，已经很明显了。最初借圣贤之书来寄托自己的意思，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修”字是整饬破败的说法，不能解释为品节，那么这个字的本义原来是把肉分段制成肉脯的名称。把肉分条切段，十条扎成一束，这与品节的意义比较接近，原本并不是因为肉已经破败才这样做的。我私下看到先生的四书《中庸日录》特别精密，发明阐释很多；只是首章的意义是全书的大纲，不容易贯通理解，因此中间即使有细微文字、小节上的疑惑，也不能全部列举。唯有有德之人、君子以辨析学问、阐明经义为志向，具备不厌不倦的美德，诵读并效法圣师，也许才能最终继续教导我吧？汸的年纪一天天增长，读书穷理从未稍有忘怀，只是居住在中山，沉寂闭塞，很少有寸进；向西遥望，引颈企盼，驰念之情实在难以承受，这不是寻常人事上的话。我曾托人询问豫章知文明，想在任期届满回去时通达消息，却没有办法送到；如今我留在钱塘，借元哲回去的便利，谨慎把平日想向您请教的内容记录下来，一并附上呈给您。如果承蒙您的亲笔信批答，那么敝邑的张尹是杨随翁高明的近亲，他家常有人往来，可以转交给我；否则就没有办法了。不能亲自拜谒，伏望您调理好起居，为斯文珍重自己。不再详述。《春秋纂述大意》【寄给宋景濂、王子充】

译《春秋师说》三卷 黄先生所著《六经补注》《翼经》《罪言》等书，篇目虽然很多，但其中攻难辨析、使人深入思考的内容，其实只是同一种文章。大略与公是先生的《意林》《权衡》相似。先生的雅意，是想得到二三位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传授他的学问。他的入门之处，只是教人看许多疑难的章节，后来再让人自己思考。即使告诉危太朴，也不过如此。最初学习《春秋》时，只让人熟读《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在三传之内自然有向上的工夫。等到请教时，他便树立体例，使人自己思考。例如行状中所说“二百四十二年内外的说法”，一两年也不能明白。后来把次序移置之后，注脚原来只在前面的说法中。大概所谓“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是从伯禽到鲁国灭亡，《春秋》史官相承的法则；所谓“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是从隐公元年到获麟，《春秋》圣人所制定的法则。凡是一件事都同时具备这两层意义，作为单独传授、秘密付与的内容，全部在这里了。然而退下来再读原经，终究不能仅凭体例判断出许多书法的异同，于是开始旁及其他经书。辛巳年秋天，我从朱文试回来，怀疑我们这些人年少学浅，所以这位老先生不肯轻易传授；于是我慨然打算一同前往，准备共同学习他的《易》象之学。等到见面后，我很欣赏朱文精明敏锐；但在问答之间，他并不容易改变原先的规矩，大意与行状中谢李学士的说法相同。朱文先回去了，汸独自留下，得到口授的六十四卦卦辞和大象，仔细探求，看来大体上在象数之学方面没有入门的途径。后来长期考察《左传》杜注等书的义例，颇能看出鲁国史书遗留下来的法则，想凭这些重新复命并请教增益，然而这次出行先到了道园，被虞公留住了一年。第二年专程前往九江时，先生已经去世了。《易》学既然难以着手，而《春秋》的微言大义颇有值得思考之处，于是摘取各书中论说《春秋》的地方，参照自己所听闻的内容，辑成《春秋师说》三卷，附在行状之后。之所以详细叙述这件事，大概是因为黄先生深究经义失传的原因，把先儒多才而自恃高明、把经学看得过于容易当作警戒，以深思自得作为准则，所以严格建立一家之学；对于先儒已经形成的说法，他往往看出并不正确。这是第一节开头，希望您留意，十分荣幸。《春秋左氏传补注》三卷 黄先生论述《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所谓鲁史遗法，既然从《左氏传注》中得到，但圣人笔削的微妙旨意，却始终未能深入窥见其中的缝隙。后来思考《礼记·经解》，才悟到《春秋》之学只是按词句、比事实的法则；《公羊传》《谷梁传》所阐发的该记与不该记之义，陈止斋据此考察《左传》，正好暗合这种方法，所以他关于笔削的义例独有依据。可惜他偏重《公羊传》《谷梁传》和杜元凯，这正是我所得的一面，于是把陈氏与杜氏结合起来，以经文证明史实，把彰明经旨的内容附入《左传》集解中，用按词比事的方法加以考察。如今《属辞》一书中的八种体例，由此得到了六七成。后来考察记载日月的法则，传中事实无论大小，往往都彼此吻合，所得益处很多；对于其他牵强附会之处，以及凡例的错误和先儒所攻击的地方，也一并加以论述。然而前辈只知道《左氏》义例的背谬，却不知道其中史实可以凭据；只知道后传论说世变有可取之处，却不知道它用书法解释经义，在三传之后独能阐明圣人笔削的权衡。这就是《补注》不能不作的原因。《春秋属辞》十五卷 起初曾汇集各家的说法，把符合经义的编成集传。年久以来一直未能脱稿，关于日月的说法也没有确定。后来才悟到，按词比事还不够精密。我私下认为，先王制定礼制，后王制定法律，事情虽然不同，但其中的伦理名分、治国体制和法令旨意，无不在尊卑上下、内外之间，以及缓急轻重大小的区别之中。何况《春秋》兼备礼与法，事情有常态和变化，道理有常规和权变，学者却用一概而论的说法来解释它，难怪不能贯通。于是我把各部分分开排列，精细辨别它们的义类，再用按词比事的方法详细推究，那么凡是停滞、胶着的地方，都像冰雪融化一样豁然贯通。由此考察记载日月的法则，也像启发蒙昧一样明白，仿佛得到神助。按词比事的方法到此更加显现出它的奥妙，而经书的八种体例也开始确定。后来又想到，八体的名称虽然不可更改，但汸所得不过是一孔之见；如果不加以汇总区别、分条列举，使人一看便明白，不仅读者不容易深入了解，即使我的书也未必没有矛盾。因此分成八篇，分别按类别解释，命名为《春秋属辞》。我曾说，圣人作经，虽然不可测度，但从今天看来，二百四十二年间，简册堆积如山，也必定要用按词比事的方法，才能施行笔削。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如果不用按词比事的方法，也不能通达圣人笔削的权衡。因此其中的纲纪义例，都是用这种方法在经文中求取，确实有证据以后，才采用先儒的说法来充实它，这与没有准绳、凭臆测断定的做法很不相同，这就是称为《属辞》的原因。第一篇和末篇，体现的就是黄先生的意思；考察经文和传文，并没有看见笔削的痕迹。第二篇论笔削的旨意，依据的是二传，陈氏选择其中应当保存的，补充其中尚未完备的。第三篇至第六篇，间或采用先儒的说法，但以后传的旨意为多，有时辨析其中不正确的地方。第七篇从二传、何氏以及西畴崔氏那里得到启发，但黄先生关于日月的条例也只是遵守孟氏的说法。我曾取林少颕讲论日月的两篇文章，置于《六经补注》中，但也没有很重视。后传并没有完全废弃褒贬，所采用的三传义例，如今也不能全部吻合。譬如前往国都的人，道路、行程和车辙全都依照指示；至于宗庙的壮美、百官的充实，只能根据今天亲眼所见来说明，这才不算违背。我个人的见解如此，全部等待订正。《春秋集传》十五卷

译旧稿编纂撰述的意旨，已经详见旧序。新稿中，记载日月的法则已经明白，八种体例已经完备，义例也都有了确定的说法。后来重新修改旧说，尚未完全脱稿，但《属辞》已经成为完整的一部书。然而《集传》终究不可缺少：作传，是先考定史书的法则，以说明圣人笔削的权衡；《集传》则是推究事情的原委和世道的变化，以通达圣人经世济民的作用。两部书各有主旨，彼此发明，这样以后经书的意义才算完备。以上情况都如前所述。这部经书，唐宋以来解说的人虽然很多，大体上有两条路：一是讲褒贬，二是讲实录。褒贬的方法常常彼此矛盾，所以那些说法本身就不能贯通；实录则只是史官的事情，与孟子论说《春秋》的地方不相符合。各家都按照自己的意思立论，众说纷纭，既失去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又不明白书写的法则。因此黄先生一概用虚辞来裁断，必须先使经旨明白、义例确定，然后才能选择其中应当保存的加以保存。如果黄先生极力推尊杜氏，得到的是圣人制作经书的根本；止斋依据三传，从书写法则中建立义理，得到的是学习《春秋》的要领，二人都卓然对经书有功。然而在啖助、赵匡以前的说家已经有数百家，近代又有数百家。汸往来江湖之间，所见不过几十家，但没有超过三传、三注以及陈氏的。最后看见庄氏《文雅堂书目》中还有四十多家自己未曾见过的著作，一时很难忘怀。后来疾病困顿，心力衰竭，便不再动念。只希望有人以此加以订正，便十分荣幸。《共学斋记》后世君王施行德教的道路不明，士君子能够反求自身来求学的人，千百年来大体经历了三次变化，才恢复到古代的状态，异端不在其中。处在污浊的时代，不忍心使自己与普通百姓相同，又担心自己的资质不足，于是有人佩带韦带、弓弦来矫正偏差，搬运砖块、以圆木作枕来警戒懈怠；白天有所作为，夜里一定焚香向神明质问，念头中善恶的萌芽必定加以察看，并分别用相应的事物作标记，以观察它们的消长。大概只有这样动心忍性，才能在当时立得住脚；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有君子出现，以忠信为主来修饰自身，以平民身份树立师道，使作为三种重要关系之一的师道之义，清楚地昭示于天下。后来有作为的人不敢忘记这一点；至于只专心追求善名、只修饰一项品行的人，就差得更远了。于是又有君子出现，把从天性中得到、在自身修成的道理，根据经书训诫来使人向善，使礼先乐后的教化、由下学而上达的旨趣重新在世间明白起来。自秦汉以来，学术大多失其正道，到这时才开始归于中正大道，真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恩德。自从这种教化施行以后，高明卓异的士人纷纷归依它。然而其中善于学习的人，又根据自己性情所接近的方面，安静居处、默默体认，以极力完成反求自身、由曲折处推究的功夫；之后还把它传下去而没有弊病，那么君子的学问，哪里是容易说清楚的呢？汸向古人学习，却还没有能够有所进步，私下担心自己气质昏昧、力量薄弱，不足以达到成功，于是把山居读书精舍的西室题名为“共学”，与志同道合的人居住在那里互相勉励。唉，人本来与万物一同生成；如果不能反求自身，那么在情感、认识和利害之间，就无法使自己与万物区别开来。何况学习没有达到知至意诚的境界，气机暗中发动，往往从细微处兴起而自己并不知道，这样天理的存留就少了。那些心怀愤懑、刻苦自制、志向高远卓绝、以此使自己从凡俗污浊中拔脱出来的人，又怎么能轻视呢？《易》说：“智慧崇高，礼节谦卑；智慧崇高，是效法天；礼节谦卑，是取法地。”圣贤的话没有两样。大家整天相处，如果义理有不出于此的，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于是写下这些，作为《共学斋记》。《华川书舍记》【因宋君论文章而详细叙述其本意】

译婺州义乌县有一处水泽，名叫华川，王子充的书舍就在它上面。同门友人宋景濂详细叙述了上世以来作文者的得失，最后归结到圣人，以此让我作文记述。其辨析广博而精深，大概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至正十一年冬，汸在钱塘与子充相见。子充又让汸申述他的说法，既然不能一直推辞，便回答说：“圣人的文章，并不是一家一户的言论。从前成周盛世，帝王制作的典章已经十分完备，把它们载在方册上流传下来、给当世作准则的，叫作礼经。像韩宣子到鲁国所见到的，大概就属于这一类。诗歌采自民间，策书和辞命由史官掌管，从未让学者拿笔来专门练习创作。我们的夫子顺着先王的《诗》《书》和六艺来设立教化，至于学习文章的训诫，使门人记住的，也只是考察、观察圣贤已经形成的法则，尽力完成自己的职分所应做的事情罢了。大概从自身推及天下，内容越来越周备而显著，并不是向外寻求；由小学达到大成，品节越来越严格而始终没有两个根本。众多成就德行、通达才艺的人，大都由此而来。若只以文学著称，并不是圣人的本意。因此夫子删定《诗》，整理《书》，赞说《易》，修订《春秋》，为万世显明法则，却一定说‘述而不作’，又说‘我遵从周礼’，难道把从口中说出来的话才叫作文章吗？” 战国时代争夺疆土，道术分裂，于是各家的一家之言兴起，异端也随之出现。从那以后，吏治不足，接着又崇尚武功，治理国家的人才开始考虑用黄老之术使百姓休养。经义没有明白，流变为笺注训疏；反求自身的人只知道在佛教、梵教中洗心。由此马融、班固、崔骃、蔡邕一类人以文章闻名，文辞凌厉纵横，浩大而不可遏止，而先王经世治国的学术渐渐衰微。贾谊、董仲舒从残缺的典籍中拾取遗意，却没有人施行；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尽力，也不足以使它彰明。舂陵、河南的大儒相继出现以后，二帝三王相互传授的道理，才在当时重新焕然明白。关中的张子继承这一点，崇尚执守礼教，精心思考来达到道，修饰文辞来裁断事情，以一乡为标准推及天下，考察三代来昭示后世，真是学者的楷模。到了新安朱子继承周敦颐、二程的传统，大大阐明经书训诫来启发世人；浙河以东如吕氏、薛氏、二郑氏，取用周公旧有的典章，分解错综，如同把一切展示在手掌上，学者才由此得以窥见圣人制作典章的盛大。然而正在这时，临川陆子静出现，把自己内心得到的道理施行于家庭和国家，充实自足，于是各位君子的志向就荒疏了。薛氏、郑氏最终归于朱子，吕氏则始终没有间隔。陈君举是薛氏一派的人，却又亲自写信向陆氏请教增益。这又是评论乡土中的先哲时，所应当谨慎思考、明辨是非的地方，何况是有志于文章的人呢？子充早年曾向同郡学士黄公学习。黄公在文章中表现出的境界，如山岳般沉静、如深渊般澄澈，不夸张声色。本来就不是想凭语言文字扬名于世的人，而子充明察经义、品行高洁，卓越而不合群。他因乡先生的精神和思想所在，端正地阐述著作的本源，穷尽古人的能事，必定会有凭据。那么即使俯仰于一室之中，他所寄托的我们这类人的希望，又哪里能够估量呢？浙东有许多世代传承文献的名门望族，其他郡都比不上。过去我曾想前往游历，却没有能够成行。将来考察德行、会集文章的乐趣，除了华川还能到哪里去呢？” 《永贞庵记》沿吴兴郡向西走，一百里到安吉县东北，有一座昆山。左边山势蜿蜒向前横亘，右边山势蹲踞在外形成阻塞。中央隆起，好像倒扣的锜釜，是奉训大夫、延福大监、湖山张公之子世华、字子英为母亲陆氏夫人所营葬的墓地。子英在至正九年己丑正月完成下葬，预先在墓西建了几间屋子，规划安排守墓人，以供奉祠祭之事。子孙每年按时前来省视，能够在这里停留休息。他取《易》坤卦用六的意义，命名为永贞庵。墓前的地有十畆，可以看到大竹万竿。就在墓地南面建四楹亭子，命名为云亭。东面有一眼泉水，没有开凿却清澈幽深，甘美洁净，冬夏常流，命名为长生泉。大概庵是为了彰明礼，亭是为了显明诚，泉是为了使人知本。安葬，是侍奉父母的最后一件事，不能不慎重。殷人的《易》以坤卦为首，归藏以永贞为名，这是用大终来收藏万物的道理。水泉、蝼蚁等事，古人都曾考虑，却不是为了从中求利。所以说庵是为了明礼。坟墓之间，生命所产生的哀伤向上发扬，形成昭明、烟气蒿草和凄怆的景象，繁盛如云，充沛得将要下雨，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聚散往来。何况孝子慈孙所表达的爱和诚敬呢？” 所以说亭是为了显明诚。礼根源于天，诚建立于自身。从自身反观父母，无论父母在世还是亡故，元气是相同的；从自身推及子孙，无论在今世还是后世，心意也是同一的。君子侍奉父母，出于自然，发自不能自已的真情，从一个念头开始而推广开来，永远没有穷尽，哪里还有别的原因呢？从这不断流淌的泉水就可以看见。因此说泉是为了知本。张君的意思，大概是要让他的子孙进入庵中，知道礼不可欺罔；在亭中行拜礼，相信诚心不可掩盖；退下来饮用这眼泉水，领悟同一本源的人从未真正不同。这样，张氏孝思所形成的恩泽，难道会有穷尽吗？浙河以西，风俗败坏已经很久了，而丧亲之事，又是君子不忍谈论的。有些人能够把亲人埋入土中，却用美田美宅来尊崇佛教，用修治园圃来盛大游观，每年驾着大船，带着妻子儿女斟一杯酒祭奠。他们把遗体寄托在千年坟墓中，却寻求安稳牢固之处，大概已经非常少见了。像张君这样，因严肃安葬而寄托终身的思慕，又以瞻视墓地的敬意来彰明礼义的根源，难道可以轻视吗？所以我为他作记，使乡里的子弟能够观看此文，幸运地有所感悟。这样，贤者的恩泽就不只是使自己一家受益而已。《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张君啊，你应当把这种孝思更加推广开来。《沧江书舍记》

译新安江汇合衢州、婺州的水流向东，在距离海边不到二百里的地方，是桐庐县。急流险滩已经消尽，潮汐将要平缓，水面安静，流势舒缓，一片碧色望不到边。江岸的山，完整厚重、深沉坚固，雄伟挺立，又足以把江水夹在其中。因此自古以来，逃避尘世的士人都乐意居住在那里。县里原有阅礼坊，宋代儒者方公悫，也就是唐代比部侍郎方公勋的别业，曾在这里居住并注释礼书，后人因此用它来表彰。如今徐君方舟所建的沧江书舍，就在这个地方。当初方舟考中进士，却不被主管考试的官府赏识，于是退下来领取郡吏的俸禄以供养自己。然而每逢岁试，他仍停下公务，赶赴考场。到了这时，才完全放弃举子业，一心作诗，远师法汉魏，近取法盛唐，认为其他人的作品格调卑下，不足以效法。他在新安时，常常跟文学之士、儒者在山水之间徜徉，整天吟诵诗篇，几乎不知道有文书簿册和期限会集的劳苦。间或只是嘱咐家人，多种花、竹、果树，环绕书舍前后，让几个儿子在那里读书学习，等待自己归来养老。我当时也和君同游，曾经认为他的为人奇异可贵，私下感叹他怀才不遇。后来一两次在钱塘与君相会，谈诗论文，孜孜不倦。于是追问他的内心，他说：‘我并不喜欢做官，每当心意有所不合，就总想辞去。正好朝廷的议论又要恢复省台，准备挽救专卖制度的弊端，为百姓请求生路，而赵郡真定公恰好来到这里。我幸而凭借浅陋的学问被认为还可任用；书生的穷困显达不值得谈论，能够得到大人君子赏识，不和寻常刀笔小吏一同混没无闻，这就足够了。何况再过几年，我山中的花木都长得茂盛，几个孩子读书有成，服侍劳作、奉养父母，各自都能尽到职责，我就应当回到简陋的茅屋，整理残缺的书籍，闭门谢客，歌咏古人；闲暇时驾一叶扁舟在烟霭笼罩的水湾间漂泊，向海门眺望三山，凭吊伍子胥怒涛般的忠愤，在江边寻找双台，领略严子陵濑的清风，这样做难道还晚吗？’我听到这些话，很赞许他，也欣喜于他的志气没有衰减，相信他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于是写下这篇记来等待后续。《唐尹生茔记》

译有些事情发生在千年以前，至今说法仍未明白；不是圣贤所传授却最终也不能停止的，难道不是葬地之法吗？人爱惜自己的身体，儿子爱惜父母，无论生死都没有差别，这是人共同的感情。魂魄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但人们终究不敢说上升和下降的东西就是没有知觉，这也是人心共有的想法。因此，苍蝇蚊虫叮咬、狐狸吞食尸体，上古的人便用水泉来防止；蝼蚁造成的祸害，古人无可奈何，于是周末论述此事的人曾对此忧虑。上古以来，历代帝王已经制定棺椁、衣衾的制度，以及殡葬、墓地的礼仪，使人人能够尽到自己的感情，对于看不见的事情也没有缺失。至于周末时已经无可奈何的那些问题，汉魏之间有见识的士人才开始竭尽思虑，尽力做自己能够做的事，于是葬地之法兴起。然而它最终还是归结到使活人获利，有人相信，有人不信；即使相信，求取时也有得到和得不到的。因此每家各自写书，每个人各自立法，不能完全贯通。又因为有时似乎确实灵验，所以它的流传始终不能停止。这样看来，这些说法是否有用，只在于祸福和疑信之间，而上古以来人情所忧虑、所悲恻、不能自已的事情，却从来没有被论及。为什么有些怀疑这种说法的人，就把死者看成形神消散、没有灵性，从而违背送终的道理呢？相信而有所收获的人，一定是因为家族积德深厚，而主宰万物者赐给他吉地作为符应；不相信而没有收获的人，情况正相反，这个道理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浙东的风俗因为不相信这种说法，凡有丧事便把遗体投入水火，这就等于说死者始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生者也不知道爱惜父母。唉，实在可悲啊！这是我为吴兴唐公子华营作生茔时深有感触的地方。当初唐公任职休宁时，看见当地世家子孙与祖宗坟墓相距很久远，甚至已有数百年，私下赞叹其美好；又厌恶那些被祸患之说迷惑，以至于长久不能安葬的人。他弃官归来后，我曾亲自去拜访他，闲暇时和他一起泛舟游览山河的北面，向西望见沈村的原野，仿佛有千间厦屋、重重门户和排列的廊庑，其中幽深之处尊严庄重；又仿佛有万乘军营，车马环绕、骑兵护卫，而中央坚固完整。于是我仰头感叹说：‘美啊，这片原野大概就是所谓山川奇异会合的地方吧？’当时我还不知道它是某家的产业，但唐公已经在心中认定了它。我要回去以后，第二年唐公便写信来说：‘先前你说这里是山川奇异会合的地方，有一位懂风水的人为我相看说：这叫吉地，大概是天目山脉的源流。’ 我既然因为这件事得到它，将来准备规划营建，使它完备。我回去后，你何不替我写一篇记呢？后来他又写信来邀请，三四次都不厌倦。今年冬季，我到武林，唐公因蒋夫人丧事前来，我按礼前往吊唁。当时唐公正在所得地界为夫人营造墓穴，墓穴左侧的葬期已经确定。有人说：‘三吴地区下葬不选择墓地，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过去唐公安葬先君时，已经得到佳兆，如今又预先为自己营造墓地，可以说是爱父母并推及自身了。虽然如此，贤者所崇尚的，民间一定会仿效。我担心葬书不能完全相信，吉地也不可能多得；这样死者虽然幸免于焚弃，最终却不能免于暴露，那又怎么办呢？我说：‘不是这样的。所谓吉地，不过是天道报答善人的一种事物，不是凭智力和力量可以求得的。’唐公从起家任教授、借秩任亭长、担任郡府幕僚，到推行宣扬政教，都存心忠厚，没有世俗的刻薄。他任休宁县令时，怜悯田租虚报不实，革除三十多年间历任官吏顾虑而不敢施行的弊政，施行改革果断坚决，不畏惧也不迷惑，对百姓的恩德非常深厚。夫人因为兄弟很少，留下来奉养自己的亲属三十人，出嫁后，善待众妾有恩，把庶子庶女抚养得像自己的儿女一样；从不把家中的话说到外面，四时祭祀也一定恭敬亲自主持，这些都是古人所谓的善人。而且他的祖先又积累了许多暗中行善的德行，那么上天赐给他佳城来安顿遗体、使子孙获利，本来就是应该的。有些人没有唐公一天这样的积德，却只想凭力量求得吉地，那么即使终身得不到，或者得到的只是荒谬之地而不值得相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安葬一定遵循礼制，是先王借助人的感情来敦厚伦理纲常的方法。葬地之法不合经义而又诡秘，不能让每家每户都明白，却终究不能彻底消失，这也是人情和事理本来如此。如今有些人不按礼制安葬，士人或许有所不愿做；但如果不更加努力行善，只依仗不合经义的说法，妄想胜过造化、使后人昌盛，那么我也是不相信的。因此我替唐公作这篇记，并详细叙述我的感受，来告诫他的乡人君子。唐公名棣，字子华，晚年号遁斋，离职两年，以奉议大夫、平江路知吴江州的身份退休；今年才六十五岁。墓地坐壬向丙，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夫人的弟弟祯，字国祯。” 《起云轩记》

译汸曾经乘船游览严陵，抬头看乌龙山、马目山高耸入天，新安、金华两条江在山下合流，云气升起，浑厚浩大，千变万化，每天都有新的变化而没有穷尽，无法用名称和形状来描绘。我仔细想来，其中一定有卓越的人士高居于此，自我修养成就，享尽一世的壮观，用幽静闲适自娱而忘却外在的追求。我想舍船去寻找，却没有办到。至正癸巳年秋天，戴庭芳君从他的郡中归来，向汸谈到严陵，说在那里有一位友人叫马周翰，以“起云”为轩名；马君居住在轩中，想请你为它作记。当时我听到轩名，心中已经觉得十分恰当；既然推辞不掉，于是询问马君出仕与退处的详细情况。戴君说：‘马君一向没有做官的兴趣，曾经被起用为教授，但并不是按世俗方式求仕。他居家和乐自在，与万物无所争，以图书作为园林，以礼义作为车船，他的内心所守，本来就不容易知道。他曾得到蜀郡虞公、赵郡苏公的碑文，从中可以大略看出他祖先墓地和世家传承的久远。以你的身份来说，你是二公的门客，所以他请求你记述轩名的意义，你又何必推辞呢？’汸并不是能够为二公效劳的人，但戴君的话既然如此，我难道能不写一篇话来回答马君吗？” 唉，浊世中的士人，喜欢富贵又担心失去，厌恶贫贱却不能摆脱，于是好恶、欣喜、忧戚互相交战于心中；他们起居时仿佛受到惊吓，经历寒暑如同患疟疾，观看山川的流动和耸立仿佛身在梦中，那么云物的舒展与卷合，也不过是野马尘埃罢了，他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如今马君的贤能，已经这样远远超过流俗，足以无愧于青门的旧家风了。就从“起云轩”这个名称来推求，他胸中一定从观物感兴的妙处有所领会，而不是世人所能知道的。过去我所想寻访、所希望见到的人，马君大概就是那样的人吗？《易》说：“云气上升到天上，君子因此饮食宴乐。”它取象于云，是很高明的。唐代诗人中有人能够在咏物中自得、借物适情，尤其善于写云，马君是否也从这里得到启发呢？还是曾经安静地燕坐观察，使万物与本性相合，有些体验无法用语言说明呢？我不能写出郢书燕说那样牵强的解释，但一向喜爱名邦山川的胜景，也乐意听闻马君的为人，姑且写下这些作为记。将来我跟随戴君买船，沿着水边顺流向东而下，到这座轩中寻访马君，请他说明其中的道理；如果君能告诉我，我当续写下来。” 《素隐斋记》世人常说隐士，就是士人怀才不遇。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如果立志隐居，那么是否得遇就不值得谈论了。那些因为不遇而隐居的人，难道这是他们内心真正感到快乐的吗？孔子解释乾卦初九说：‘具有龙的德性而隐居的人。’然而孔子曾想居住到九夷，也曾想乘船漂浮海外，最终都没有实现。佛肸召唤他，他想前往；公山弗扰召唤他，他也想前往；遇到阳货时还说：‘我将要出仕了。’既然有乾卦初九的意义，为什么又不是这样呢？孔子向长沮询问渡口，长沮不回答；又向桀溺询问，桀溺也不回答；孔子让子路回去见他们，扛着除草器具的人说：‘那是隐士。’等到子路赶到，他们已经离去了；他们长久离去而不回来，就是这样。后来子路终于把自己交给孔悝，冉有、子贡、樊迟等人也一起尽心效力于季孙氏的鲁国。他们不隐居并不是因为得遇，那么那三个人难道都是因为不遇才隐居的吗？古今时代不同，士人的出仕与退处也有不能一概而论的地方。天下动乱时，羁旅、农民、奴隶一类的人，像云气蒸腾、蛟龙变化那样，都会奋发一时，以拼死之力换取终身富贵。那时，即使戴章甫冠、穿宽袖衣的人想退藏，也不可能。天下太平时，宗庙、朝廷、百官、各部门，全都任用文治。那些瞪着眼睛、言语尖刻而难以相处的士人，想要出仕以自我推销，能成功吗？然而世人常说士人一定要不遇之后才隐居，那么他们之所以成为士人的情形，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孔子解释大过卦说：‘君子因此独立而无所畏惧，避世而没有忧闷。’那些因为不遇而隐居的人，难道能够没有忧闷吗？所以论说士人的隐居，不必以是否得遇为标准，也不必以是否不遇为标准，只要看他的内心存养如何罢了。星溪江子文居住在深山之中，把书斋命名为“素隐”，他大概不同于那些不遇之后才隐居的人吧？江君从年轻时读书，就不希求声名利禄，隐居本来就是他的志向。后来遭逢乱世，从家中出来任职于军府，却不把上天的功劳据为己有，也不排挤别人来成就自己。即使是非万变、祸福接连，他也超然处在其中，与人共同忧虑，却不和人共同遭受祸患。他出仕时不改变平常的操守，退处时也不违背原有的志向。像这样隐居，难道会有不遇的叹息吗？我曾谈论江君，认为他面色平和、气度温厚，内心没有城府，外表也不炫耀，和古代幽居的高人逸士相比也没有愧色。他确实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隐居本色，所以我阐明隐居在不同时势中的意义，用来作为题名书斋的记。《黟令周侯政绩记》

译国家平定群盗之后，所收复州县的大帅可以承制任命官员。当时永嘉周侯君儒任我徽州黟县县令，以廉洁能干而卓然著称。汸早就听熟了他的名声，却不知道他施政的具体情况。今年六月，我因病到黟县求医，寄居在县北的寺院中，每天与父老接触，颇能听他们详细谈说周侯的施政，并且说：‘周侯对百姓有暗中的恩德，请您记述这件事。’我说：‘你们所说的这些，都是周侯的政绩，怎么能叫暗中恩德？况且既然处在这个官位上，就不应在政事上苟且；周侯并不是为了有所作为才这样做，又何必加以文饰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郡县不幸陷入盗贼之手，居民已经没有重新生活的希望了。幸赖朝廷厚恩，才重新列入编户百姓。正当朝廷军队远道而来时，刑罚威势不可预测，饥荒接连发生，征发频繁兴起，丧身破家的人哪里数得清？但黟县人因为有周侯在，全都免于无罪受害；他的暗中恩德非常明显。把它记下来流传，给我们县的百姓和子孙看，使他们不要忘记周侯的恩德，不也可以吗？’我赞赏他们的话直截了当，也高兴他们称说周侯的善政，于是按事情的先后记录如下：至正十三年三月，周侯刚到任，便宣讲朝廷恩德，使百姓家家户户都知道。凡是纲纪禁令，全都恢复旧有规制。选拔吏员，招募百姓，守卫要害之处，人民欣然回归本业，再也没有疑虑了。几天后，有使者来到，劝百姓输纳粮食以充实军储。周侯说：‘经历盗贼兵火之后，百姓刚刚安定聚集，不应立即加以征敛扰扰。’使者恼怒，用话语侵犯周侯，并且向他的上级进谗。周侯立即发文，愿意解除职务。第二天使者果然到来，灾祸难以预测。周侯毅然上路，说：‘能够因为说了一句话而死，也足够了。’后来主将察知周侯没有罪，只是因为他不应当请求辞职而加以责备罢了。周侯回到县里，正遇到府中下帖，要登记各位从事人员的家属。周侯说：‘诏书已经赦免罪过并登记他们的家属，这不是体现恩德的旨意。’属吏说：‘当初官军到达时，发给百姓印号以表明归顺，县中有几十家百姓没有到。当登记他们时，周侯说：‘这些人有的迁徙到别郡，有的躲避盗寇到远山还没有回来，有的正在从军效力，怎么能立即把他们当作盗贼论处？’他亲自办理文书上报，这些人全都获免。又有命令征调郡县的大户来修筑郡治城墙，周侯极力申辩说：‘小县遭受创伤之后，承受不了繁重劳役。’往返申诉数次，最终获准。郡将要捕捉藏在百姓中间的叛卒，在全境大肆搜查，家家户户惶恐不安。周侯下令：‘百姓不得擅自行动。’他每天与郡将同处，亲自参与审问，不许任意牵连指引，百姓因此依靠他而安心。守边的士卒说：‘宣州太平县有一名巡检，带着一百多人突然进入县境，无法阻止，百姓都受到了惊吓。’周侯请主簿带领民丁护送他们回到县城，不要让他们扰害百姓。到了以后，询问他们来这里的原因，原来他们是太平被盗时的县吏，丢失了县印，因盗乱而从黟县过来，想捉拿黟县百姓牛、李二人，带回去审问县印在哪里。周侯对巡检说：‘您既然是要从这两个人那里寻找县印，就应当直接到他们家中搜查，不必把他们本人带走。’于是和巡检到李氏家，坐在门外，派士卒进去搜印，没有找到。又命令搜查，仍没有找到；第三次命令搜查，巡检推辞，周侯坚持派士卒进去，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印。到了牛氏家，也照此办理。巡检羞愧屈服，过了一会儿便带人离开。有随从泄露内情说：‘太平人中有人与某个富人结怨，便和他的属吏谋划，派士卒袭击捉拿牛、李二人，带回去拷问，逼他们胡乱说县印在某人家中，于是会把牛、李二人置于死罪，而被牵连的人也会遭受无法解脱的祸患，家产也会破败。后来知道计谋不能得逞，所以离开罢了。’黟县土地肥沃，一熟便能使人吃饱；但经过三年战乱，耕种失时，沟渠淤塞。北门堨的水渠，经过县城，叫作槐沟，积存污秽、淤泥和杂草，尤其严重。周侯按地图察看并询问情况，依次安排劳役，有步骤地疏浚，沟渠全都恢复原状。县境第七都，是通往浮梁、祁门和郡府的官道。郡中盗乱反复以来，乡里没有居民，田地全都荒芜无人耕治。周侯巡视这些地方，叹息说：‘如今粮食艰难，如果田地又不耕种，那么失去产业的人就没有归来的日期了。’于是下令，远近百姓中有能耕种我县荒田的，到秋收时按收成十分之一分配，耕种者取六成，田主收四成。第二天背着耒耜前来的人有几十个，周侯亲自到田间勉励他们；没有种子的，就借给他们。不到十天，境内的荒田全都播种了。此前周侯曾禁止县中的仓粮卖到其他境界，百姓认为不对。到了六七月，米价每斗十余千，黟县有了饥民，大家才佩服他的远见。第七都耕种的荒田获得大丰收，百姓依靠它活下来的有一千多家。榷茶使者驻治休宁，吏卒往来纷杂，借查问茶商的短处来恐吓官吏百姓，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守边士卒报告说，有茶司的吏员停留在县境上向茶商索取贿赂，吏员离去而茶商和茶叶仍在。周侯派人询问茶商说：‘私茶以两来计量，你如果害怕称量，就不要进入我的境内。’不久有人报告，十多个巡茶士卒前后到来；茶商计穷，带着茶逃入山谷，把茶烧掉后离开。士卒来到县里，辱骂吏胥，索要食物饮料。周侯看着他们的行囊说：‘这些人莫非侵扰掠夺了我的百姓？如果有人告发，我一定依法惩治。’士卒听后非常害怕，找不到茶商，便暗中散去，把各自掠夺的东西还到百姓家中后逃走。从此私茶不再进入县境，吏卒也很少来了。县中小吏沈甲与百姓李丙家争夺磨石，沈甲私自派尉卒去索取，过了十天，李丙的男男女女都死了。李乙说，妻子怀孕，是尉卒粗暴对待她而致死，事情起因在沈甲。周侯说：‘你们是因为争磨石，不能说官府占有还是私人占有；沈甲派尉卒，尉卒没有向尉官禀报便前往，这些人都有罪。’于是把他们都收捕拘禁。他对李乙说：‘你说妻子是被尉卒害死的，只有检验才能辨明。如果检验不实，你的罪也不会轻。我看你只是怨恨沈甲和尉卒，想用人命毁掉他们的家。’李乙不服。周侯问：‘死者还有别的亲属吗？’李乙说有母亲和兄长，于是又把他们一起收捕。李乙喊来询问他的母亲和兄长：‘女儿确实死得冤枉，应当检验吗？’他们都说：‘女儿病得很重，并不是遭受侵害暴虐之事，我们不忍心同意检验。’于是听从他们，释放李乙，依法论处吏员和尉卒。他审理诉讼谨慎周密，大多像这样。黟县地方狭小，号称大户的不过三四家。外地来的官吏，常常担心不能满足这些人的意愿。于是全县的事情，便任由他们想怎样就怎样，而普通百姓已经苦不堪言了。

译郡县刚刚平定，官吏常常拿豪民陷入贼案的事来办案；百姓若能用财物自行解脱，那么他们所受的压迫与平时没有不同。侯君知道盗贼是由什么原因兴起的，并不深深憎恶百姓。他临政时明察辨析，处置案件刚正果断；豪门大族不敢再把私事当作公事来役使官府，只求大小事情彼此相安，于是县里便无事了。公务退下后，侯君闭门自守，生活供给非常俭约，甚至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有人因此显露不满，他也不加理会。黟县人所说的，大体都是这样。侯君因为揭发隐秘的私事，不畏惧豪强权势，受到仇家的倾陷。然而事情的始末，官府文书都完整保存着，即使巧言诋毁，也无法罗织成罪，不过只是直接把他定为无罪之罪罢了。因此黟县人尤其惋惜他，希望后来的人不能忘记他，使公论也不至于泯灭。这就是请我写这些话的缘由。我赵汸听说近年朝廷议论认为盗贼日益滋蔓，是由于守令没有才能，于是下诏允许州牧郡守不按常格试用人才，称职者任满一年便正式任用。我曾深切感叹说：“起用一代人才，共同成就天下太平的事业，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事了。”圣明天子忧虑百姓，深切到了极点，只看各地长官如何举措罢了。侯君才智见识通达练达，尤其擅长治理繁难事务。他以诸生身份任府吏，历任茶盐、漕运等职，所到之处都整顿法令、革除弊病，声名卓著。他曾写文章论述浙盐积压停滞的问题，把其中的弊害考察得十分详尽，大意是主张三年更换一次煎盐之所。他曾体恤那些做官却没有准则可以学习的人，写成治理百姓、施行政令的方法五十条，授给初次做官的人。他参与军务谋划，大多切中要害，因功被提拔任用。他平素所树立的志业，本想在当世自行表明，因此做县令一个月，就已经取得了完整的成绩。可是最终却和那些冗余官员一起被罢免，又遭受这样的压抑摧折，实在是远近之人共同叹息的事。我为他写这篇记，不只是为了安慰县人的怀念，也希望在上位的人知道：在艰难困苦中替朝廷治理、养护百姓，像侯君这样用心，实在难得。而公卿大夫若有意于兴举贤能、培养人才，以报答国家无穷的恩德，也将会对此有所感触。《月潭八景记》从屯溪逆流向西南进入张公山二百里，便到了浙江的源头。水都从高处向下奔流，水势湍急险峻，浅滩处甚至可以提衣涉水过去。每当山水奇特会合之处，往往汇聚成蛟龙居住的潭窟。从浮游潭到龙深潭，以潭命名的地方有十多个，其中月潭最为奇特。潭上两山相对作揖，像牛在溪边饮水；牛鼻般的地方都是巨石，夹着溪水对峙，像一道门。潭南有山，汇合各条小水流前来交会；群山分立，拱卫相向，所以潭的形状正圆。潭水深不可测。每逢春夏溪流大涨，被石门束住，水涌起又落下，于是震荡回旋，声音震动天地，气势足以摧毁山岳。水流进入潭中，深得仿佛归入深壑；潭水空洞回旋而出，旋转得像车轮，使人眼花心惊，不能正面注视。水势退落、波面平静时，水面上下都是一片碧色，清澈透亮，没有一点瑕疵。鸟儿飞翔，鱼儿跳跃在溪光山色之间，都悠闲自在。溪水两岸多是白沙和翠竹，运货的船、捕鱼的艇往来其间，宛如一幅画。然而下雪时尤其清幽绝美，这是月潭的大致景象。朱伯初君的父亲世代居住在潭上，心中特别以此为乐。于是他在潭南建阁，叫作“临清亭”；在潭北岸边建亭，叫作“观澜”。又造小船，里面安置书案和茶炉，叫作“钓雪舟”。月潭中可供取乐的景致，他都安排齐备了。在游览观赏的景致中，吴潭北面有一处叫平林的地方，竹树茂密，隐士君子居住在那里。平林向东五里有一座古老的丛林寺院，叫星洲寺；他常常和客人把船停泊在寺下，兴致舒适时便淡然忘记归去。潭南七里有颜公山，相传古时有隐士在这里成仙离去。朱君有空时便独自拄杖穿鞋游览，每次游览总要数日才回来。大概朱君所喜爱、所享受的就是这样，而且心胸开阔，在其中毫无牵累，也正是如此。因此他的精神不劳累，形体不衰老，优游自在、无所作为，仿佛要终身如此而不厌倦。于是好事之人就取潭边景物为名：月潭、石门、临清阁、观澜亭、钓雪舟、平林小隐、星洲寺、颜公山，作诗八首，赠给朱君，并嘱托我赵汸写记。我原本一直没有空闲。到了至正十七年夏五月，才来到潭上游览，心中深有感触。当时郡县屡经兵火，水边村落、山中城郭、著名乡里和高门宅第、高台别墅，凡是过去以繁华壮丽相互夸耀的，无不化为丘墟瓦砾，成为荒田野草。这样看来，人与物相继变灭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只有朱君和这八处景物都安然无恙。那么朱君不肯用那些东西来替换这些景物，实在是应该的。我听说，聪明的人若没有思虑变化的事物就不会快乐，明察的人若没有争辩冲突的事情就不会快乐；钱财不积聚，贪婪的人便忧愁；权势不能显赫，夸耀的人便悲伤，这些人都被外物所拘束。哪里只是被拘束而已呢？船已经坏了，乘风破浪的人却还在更新船只；车已经翻了，早早驾车疾驰的人仍未停止。似乎是有外物在使他们这样。那么世上的人始终不肯用那些东西替换这些东西，也是应该的。我对此又深有感触，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使后人知道：月潭八景能够显名于当时，实在是从朱君开始的。《橘隐堂记》

译朱广仲君在黟水之南、乌聊之北寄居，房屋前后四周都种着优良的橘树，把他的堂题名为“橘隐”。他每天和乡里的老人一同在其中徜徉，以弈棋、饮酒、作诗自娱，大概是仰慕古代商山四皓、东园甪里一类人。客人对他说：“从前秦朝无道，天下都思乱，所以这四个人便避世离去。高祖兴起后，群雄像景星一样归附，高祖仰慕这四人的操行而寻访他们，多年也找不到，最终替吕后和太子用谦卑的言辞、丰厚的财礼把他们招来。这时四人都老了。看他们回答高祖的话，十分浅陋，而且陷入张子房的计策还没有察觉；即使一时获得了安定刘氏的名声，他们的道义也不值得称道。如今君每天以种树为乐，对于世间的荣枯、得失、废兴、成败，漠然置之，不让它们进入胸中，又何必羡慕四位老人而拿自己和他们相比呢？”朱君长叹说：“如果像你这样评论人物，那就是所谓永远没有完的时候了。秦朝失去天下，刘季和一两个刀笔小吏，以及群盗、掘墓者、屠狗者【樊哙】、吹箫者【周勃】、贩缯者【灌婴】之流，共同争夺天下，这些事不能用儒家的说法来解释。他们确实知道儒生迂腐而不切实际；假如有儒生来求见，他们就肆意辱骂，甚至解下他的帽子往里面撒尿。叔孙通带着礼乐的主张，战战兢兢地处在浅陋书生和迂腐儒生之间，缩着脖子、吐着舌头，不敢说一句话，赶紧把原来的群盗和大奸猾之人推荐上去。他没有成为陈涉手下的孔鲋、项羽手下的韩生，已经算是很幸运了。这样看来，这四个人远远避开而不肯出来做官，难道不是应该的吗？等到天下统一以后，皇上想用宠爱改立太子，朝廷中的臣子全都不能改变皇上的心意；张留侯、陈户牖的谋略到这时也穷尽了。这四位老人一出山，国家根本便安定了，汉朝的国运也随即安稳；事情办成以后，他们便飘然离去，不知最终到了哪里。这说明他们并不是为了谋取利益而出山，也很明显了。这样你还要对他们出仕、退处、离去、留下之间有所怀疑吗？”如今我幸而没有被世人知晓，只告诫家人子孙：将来若有橘子结得像四五石的瓮或盆那么大，千万不要摘下来。我能在这里扎下深根、稳固根基，就足够了。客人笑道：“如果这样，那么您超过这四个人可就远了。”于是我把这番话写下来，作为橘隐堂记。《松云轩记》星源郡县东北有一条河，叫龙潭。龙潭上方是鸿村，正是山水奇特会合的地方。汪仲鲁君已经把母夫人安葬在这里，又在墓旁筑屋居住。屋外建有一间小屋，屋内只有一丈见方，是宾友交往、宴饮闲居的地方，都在这里。题匾叫“松云轩”。有人对此感到疑惑，他便说：‘我早年以进士身份中举，世人都说公卿的声誉可以很快获得。后来中途遭逢乱亡，避难而无处可去；我率领几十名士卒，建立保伍，堵塞亭隧，左支右撑，风餐露宿而不知疲倦。乡人都依赖我。即使后来升任州牧，仍觉得不足以报答您。如今一旦退居山泽，和山林老人、乡野老者在狭小屋子里周旋，这不合人情。沿龙潭而下，两山壁立，像涂着丹红的墙壁；一条溪水在其中曲折流过，适合乘小舟卧游。沿着鸿村向上，千重山崖呈献奇景，万条山谷汇聚碧色。泉石的奇异，林木的幽深，可以娱悦心神、赏心悦目的景物很多。可是我偏偏独自寄托心意于松和云，这些都有不容易解释的地方。’客人有人明白其中意思，说：‘士人出仕、退处、进退，不是说富贵功名、游览观赏、闲适安逸罢了。然而有的人志向不足以自我勉强，才能不足以自我坚守，在出仕退处、进退之间不能超然处之，心中没有牵累。那么变故一旦到来，能够不被摧折、不致溃败的人就很少了，还谈得上什么富贵功名、游览观赏、闲适安逸呢？如今君正当国家覆亡、天下纷乱、舟船漂流而无所归依的时候，能够和乡里宗族共同承担忧患，并且无论平安还是险难都同样对待，别人没有非议。松树独自贯穿四时，枝干不改、叶子不换，或许可以和它相似。它的任用和舍弃顺应时势，离开和留下不被任何事物胶着，正如云的无心；它的出仕和退处也没有分别。人们看见他安然坐在一轩之中，每天观赏松、云二物：枝叶蓊郁青翠，神态淡荡冲和，忽然飘过，忽然归来，聚合离散都不留痕迹；却不知道他的心中另有独特的感受，精神与它们暗中契合。这样，即使没有这座轩和松云二物也可以，又何必一定要穷尽高远显著之景，搜寻幽奇奥妙之后才算得到满足呢？辋川的景物一时胜绝，但不随时衰败的节操却值得惭愧；平泉的草木牵累于留给后代，而无心之道却无人听闻。这些都是高人达士共同的弊病。对于一座轩便能满足，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那位疑惑的人不再能够诘问。后来我经过君的鸿村，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解释。等到与君相见，在轩中俯仰一整天，竟没有见到所谓的松和云，而君仍淡然自得，也和中进士时没有不同。于是我长叹一声，认为客人的话确实说中了道理，便把这番话写在轩中而离去。《东山存稿》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 《东山存稿》第四卷 （元）赵汸撰 ○文章 《方山楼记》

译我州处在群山之间，饮食起居无不与山相接。只有浙江上游的水，大多从这里流出。郦道元《水经注》所谓“率东”的地方，河道平缓，山势开阔，洲渚时隐时现，烟云迷蒙幽深，使人产生江湖之思。两岸多是荒僻的树林和茂密的竹子，墙垣房屋幽静深远；门前正对大道，是船车聚集、行旅趋赴的地方，日常所需的各种物品，不必求取便会送来。居民都能各自得到快乐，与其他乡里不同。后来遭逢丧乱，全部荡然成为丘墟；荒郊断岸，衰草寒烟，四下寂静，江山已经无法重新辨认了。程静翁世代居住在北岸上，于是横渡大溪到南面，在两山之间建造重屋居住。屋前有一座山，端正厚重，像屏风一样；他回望而喜爱它，因而题名为“方山楼”。楼距旧居不过几里，右边被大溪阻隔，左边依傍深谷，长松巨杉交错掩映。四方宾客和来往之人，风餐露宿之后登楼作赋，都徘徊不肯离去。壬寅年春天，我从郡城回来，路过率东，泛舟浏览溪山，感慨今昔差异，便叫船叩门拜访程君，登楼稍作休息，也为他能够选择胜地自得其乐而高兴，叹息不止。程君说：‘不是这样，我哪里是以此为乐呢？’ 人的嗜好欲望没有穷尽，而生活产业的范围却有限；用有限的东西供给无穷的欲望，所以外界利害交相而来，内心好恶、取舍相互争斗。即使有林泉之美、耳目之娱，他的心也焦灼不安，常常像一天都无法过完。我却不是这样，筑屋只要足够居住，妻子儿女能够供奉祭祀就行，不必有剩余。由此类推，名誉不必自夸，恩仇不必以报复为快，子孙后代不知将来是什么人，也不必预先替他们忧虑；因此我的内心安闲舒畅，无论到哪里都快乐，不必等到有林泉之美、耳目之娱以后才感到适意。”我说：“说得好！确实如您所说，房屋可以增加，却不能保证本人安宁；田地可以扩大，却不能保证子孙能够守住；恩仇可以报复，名誉可以自夸，却不能保证没有失意的时候。即使激昂奋发、声达青云，得志而富贵，也会有人议论他的后事。过去有人把船藏在山谷中，以为没有人能夺走它，然而半夜却有大力士把它背走了。如今君对待自己就是这样，即使有大力士，又能把您怎么样呢？”我经过率东，因江山风景今昔不同而有所感触；登上您的楼，听到这些话，也就可以悠然地自我排解了。这不是很好吗？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方山楼记》。《云麓书隐记》

译鄂州蒲圻县南面有迭秀山，山势壮丽，我县主簿何君的故居就在这里。当初何君离开故乡已有数年，对桑梓的思念已经深藏心中；有人画了一幅迭秀山云林胜景图，让他时常观览，以此自我排遣，于是题名为“云麓书隐”，用来表明他的志向。何君后来回到大邦，便辅佐本县政务，每次和人谈到此事都不能忘怀，并且让赵汸为它作记。我听说后叹息道：“唉，何君为什么要以隐居为志呢？我的精神被声色享乐损耗，寒暑变化也只在床席之间度过，饮食起居、行动静止和各种事务全都改变了常态，大概已经多次濒临危亡。正因为这样，君子才会对隐居产生疑问；所以即使疾病到了这种极点，也有人不能觉察。唉，难道还要等到别的事情发生以后才相信吗？隐居能够造成这样的不祥，君又为什么要取它呢？我看君凭文学才能从政，谨慎戒惧，不敢稍微越过规矩，也不故意标新立异来求取名声；多次督办重大劳役，从未用鞭打来显示威严，而属吏不能欺骗他，事情没有不办成的。他冒着风雨，顶着寒暑，出入鼪鼯■〈犭员〉狖出没的地方，和随从、御者同甘共苦；有时不被上官察知，也从未因此迁怒百姓。他任官任职，超出流俗，达到这样的程度，却想一旦飘然离世，和世俗相忘，恐怕未必做得到。况且居室空空荡荡，箪食瓢饮也常常空缺，即便有人显露不满，也没有空闲顾及；那么即使想要远行千里向西归还，打算隐居，也恐怕不容易如愿。君不过是有所激发才说出这些话，或许姑且借此寄托心意罢了，所以我没有时间深究君这样做的原因并加以论述。”不久，何君又来信说：“我的先世是蜀地资中的人。宋末年间，我的曾祖父考中进士，在广地任官，而蜀地已经被兵乱摧残，于是把家留在鄂州。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家族居住在这里已经四代。后来忽然逃难，惊散离析，我宗族世代延续的祭祀如一线将断，如今子孙还在世的只剩我一人。何况先人的破旧房屋早已成为荆棘荒地，祖先坟墓所在之处又都成了狐兔出没的巢穴；不孝的罪过，哪里忍心说起呢？假如早晚能够得到替代而离任，我将向当道君子申诉，请求设法回乡省视，搭建茅屋，修整坟墓，努力耕作以供祭祀，有空便寻找父亲的书籍伏案诵读，希望能够完成先人的初志，也可以免除旷废官职、招致非议、损害自身并辱没父母的罪过。”这只是何君自己的叙述。然而这样看来，士人立志隐居，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世上的君子为何还要傲然自得，仿佛不能体察他的实情呢？为什么不从何君的事情来看看呢？《传》说：“学士大夫便知道尊敬祖先；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敬重宗族，所以收拢族人。” 又说：“对于自己所厚待的人反而薄待，对于自己所薄待的人反而厚待，这种情况从来没有。”何况何君家族从毅斋、见山到龙冈先生，三代之中，鳌极相继转移，科举功名接连不断；诗书礼义的恩泽，不是其他宗族可以相比的。对于春秋祭祀、雨露时节的感触，以及祖先精神和翰墨遗存，难道可以任由它们委弃草莽而不加图存吗？那么何君徘徊西望，不能忘怀云麓山下，难道是由于一时激愤才这样吗？从前蜀郡虞公的家族在江右居住已经两代，他曾对人说：‘蜀地遭兵乱时，旧日世家大族狼狈奔逃，流寓东南；而蜀地的君子在朝廷或郡县任官的，也都不能再回去。像某姓某公的子孙，如今在某郡，只剩某人，我没有不为此感叹的。’当时九江有位黄楚望先生，他的先世也是资中人，是虞公所挂念的人；大概虞公对故乡的深厚情义，即使关系疏远，也从未遗漏同类之人。何况何君孤身一人远在千里之外，独自承受久远的家世责任呢？我考察何君的心意，假如能够使他的情感和事情得到伸展，那么在区区的穷达、得失、利害之间，似乎都不值得计算；这样以后，我才知道自己估量何君，原来太浅了。不过，我又听说：士人所以能够自立，靠的是才能和志向。”}], 从前孔子的门下，有能够治理拥有千乘之国的赋税事务的人，有能够担任拥有百乘之家的家宰的人；圣人都没有让他们出仕，以免使他们的才能受到委屈。后来听到漆雕开的言论便高兴，听到子路让子羔担任费邑宰便发怒。这两个人，一个任职于一官，一个效力于一职，哪里能同冉有相比呢？可是，他们心中所存的志向不能得到信任，便会留下遗憾。因此，圣人都没有让他们出仕，以免违背他们的志向。后世拥有国家的人，把这些道理施行于政事，未必件件都符合圣人的做法。至于选拔贤能以成就治理的功业，奖勉淡泊退处以励正风俗，也没有哪一项被偏废。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的志向竟会不能实现呢？所以写下这篇记，等待后来的验证。《云山庵记》。

译出了县城西门，涉过两条溪水向南走，郊野平坦绵延，山冈田垄曲折回环；烟云、竹林、树木之间有几间屋子，背靠岩石，面向曲折的山湾，这就是名为“云山庵”的地方，是上人宇内停留驻锡之所。上人把疾病当作道场，把汤药当作佛事，救治一切患病受苦的人，没有区别对待；他不收藏古方书，每每根据症状配制药剂。药方中以一味为君、两味为臣，辅药在后，使药在前，像钥匙穿入锁簧，又像箭射中靶心。众多医生不能治好的病，他往往能够使病人痊愈。他认为可以治的病，从未有过一次失误，因此方圆几十里之内，请求他给药的人十家中有九家，请他诊视疾病的人在路上接踵而来。他每天给人用药，多到无法计数，从不记施药者的姓名；即使有病人不能报答，日后再来求治，他也毫无倦怠之色。那些拿粟米、金帛、饮食、瓜果来馈赠致谢的人，无论多少，他都欢喜接受，如同获得檀越的布施。上人用粟米、饮食、瓜果供养徒众，款待宾客；用金帛增购优良药材，辅助他的医术来满足人们的请求。他拿出自己的资财，充沛而不枯竭。于是积累盈余，建造这座庵供养观音大士，置办若干亩田，选择门徒中谨慎而虔诚的人交给他们，让他们耕种田地并以此为食，同时负责香火。他曾对我说：“佛法被称为出世之法，却不能不处在人间，所以世人常常以不耕种却取得食物为过失来责难出家人。” 我看世上凭借阴阳术数和医方技艺从人们那里取得食物的人很多，寻求其中有功效而又不能靠虚假来售卖的，即使靠此谋生也不愧于我佛教教义的人，大概只有医生吧？这就是我既不敢安居享用供养，又一定要从事医术的原因。然而，既然借此救济疾病困苦，以报答佛恩，并且供给自己生活，如果不精通医术，那么与从事奇邪之术又有多少区别呢？这就是我遇到病人时一定竭尽心力，而无暇计较有无报酬的原因。虽然如此，我的医道既已施行，我的愿望已经实现，而供奉修行的地方若因荒诞庸俗的见解而废弛，甚至被豪强侵夺，使奉行我教法的人产生疑虑而懈怠，那是不可以的。请替我把这些事写在石碑上，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警戒，可以吗？”我说：“可以。”上人抚州人，金溪县人，幼年失去父母，十三岁出家，十六岁成为僧人，在策元寺开始学习医术。他的师父是僧人允中；允中在策元寺曾经全面修缮寺院，又游历潜山，在市中修建观音堂，使来访者都有归家之感。辛卯之变时，他才来到休宁县；丁酉年秋天，才得以在这里建造庵院。他所发的志愿，从他这番话中便可以看见。长久积累而充实周备，最终达到不可限量的程度；随着报应因缘所及，必将在未来大为显扬，更何况是这座庵呢？这样看来，庵院能否长久存在，也不过在于上人的一念之间，哪里又是别人能够使它兴废的呢？于是我为它记述创建的始末。文末所列田土、物品和处所，刻在碑的背面。《栎轩记》。郑之恒寄居在黟水之南、乌聊山之北，把他闲置的小屋题名为“栎轩”。他说：“栎树，是不成材的树木，没有什么可以用处，所以能够享尽它的自然寿命。”我听庄生说过：“居无何，大夫士大多作诗作文，来解释把屋子命名为此名的意义，所说的各不相同。”郑之恒很不高兴，趁着间日到黎阳山中，见到支离无谓，便问他：“我用‘栎’给轩命名，但人们很少能够明白我的志向；一说起这件事，他们的说法就各不相同，为什么呢？”支离无谓说：“你不要对人们说法不同感到疑惑。世人所看重的是材，而你偏偏以不材自称；材木所可贵之处在于有用，而你偏偏以无用来保全自己。你不要对人们说法不同感到疑惑。虽然如此，生命有长有短，难道只是由材与不材决定的吗？深山中的楩木、楠木、豫章，经历千百年也没有人经过并询问；道路旁的樗树、栎树，还没有长到合抱，便被斧斤砍伐，它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栎树不成材，和樗树一样；栎树因为被奉为社树而得以保存，也和樗树因为被视为神木而保存一样。然而社祠有时会改置，举而废弃它的人也可能出现，那么樗树和栎树难道能够自己保全吗？说不成材的树木独自能够享尽自然寿命，并不是庄氏的本意。” 那位庄子，是悲悯世俗之士把有材看作负累，却不如不材者那样无用，所以才说出这种不得已的话；他又悲悯那些不材者有时也不能免于祸患。他将要把自己处在材与不材之间，然而处在材与不材之间，似乎正确却又不完全正确，仍然不能免除负累。那么，能够损害生命的，难道只有有材吗？国君对于国家，圣哲对于名声，也都是负累。他还想让鲁侯洗涤内心、去除欲望，到无人的旷野中遨游；让仲尼辞去交游、离开弟子，逃到大泽之中。他对于一世忧患的忧虑，哪里有尽头呢？唉，乱世中祸害很多，聪明人、愚笨人、贤者、不肖者全都困顿，却没有人知道怎样解除这种忧患；这正是人们深深悲哀之处，并不是只为自己的私事。你把自己置于不材之地，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郑之恒说：“那么，庄氏从前所说的难道不对吗？”支离无谓说：“庄子本来曾经说过这些，只是他所保全的东西与众人不同。况且你也曾听说过所谓‘万物的本始’吗？遨游于万物的本始之中，就不会被外物所役使；不被外物役使的人，增加他也不会更加增加，减少他也不会更加减少；天地不过是旅舍。古今只是一息之间，死生如同早晨和夜晚。老虎和犀牛无处施展爪角，兵器无处容纳刀刃，既不能伤害外物，外物也不能伤害他。” 这难道是材与不材的议论吗？虽然如此，做栎树也有道理：就是住在你的居所，实行你的志向，使董梧没有机会施展他的辅助才能，使寄居者彼此争夺座席，那么材与不材都不足以成为你的负累，又何必忧虑别人的言论呢？”郑之恒惊醒般站起，释然领悟，说：“好啊，这已经进于道了！虽然如此，我对于栎树还是有所取法的。”于是请我把这番话写在轩中，作为记。《颜公山重造全真庵记》。

译颜公山全真庵的事情，记载在宋代郢州守、郡人罗公颂所撰写的碑文中。碑石毁坏，文章仅仅流传下来。两百年来，庵院重新修建过三次，却没有人为此作记。癸巳年，僧人惟忠才因眷属朱君的请求，请我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我说，这座山在县城南五十里之外，但环绕县城一带，无论远近，抬头就能看见它。它高出众山之上，本来不用说。只是旧志说此山因颜公隐居而得名，却没有说明颜公是怎样的人。到了僧人慧圆时，山中便设置了颜公像，把他当作圣僧大士。山中原有两个龙池，求雨的人一定先向颜公祈祷，然后再向池中请水。众人把水送到乡里，雨便随即倾注而下。这种灵验的事迹，古今没有不同。然而碑文没有说到庵院的由来。乡民有人在灾害后的谷地中耕作，得到一尊古佛像，高几寸，大概是用金属铸成的。僧人把它收藏供奉在颜公神室中。从此求雨的人一定请出金像，并与池水一同带走，尤其称说其灵异；但碑文也没有涉及这件事。又有志书记载池面宽五亩，罗公说如今两个池子各自不过寻丈大小，怀疑是后人填埋了。像这些事情都没有证据。闲暇时应当跟随朱君登山，一览胜景，解除疑惑，然后再为它作记也不迟。后来朱君多次以登山相约，我却因衰老多病，长久未能成行。甲辰年秋七月接近望日，我拜访朱君义门的故居，夜里一同住在颜溪的僧舍。第二天早晨沿着田垄直上十五里，找到了全真庵。庵后正对着险峻的山峰，山峰中间向下延伸成为小丘。左边山势蜿蜒向前环抱，右边断开的地方直下成为山谷，有一道堤坝堵住断口，高二丈多。两个池子在堤内，位于庵前。庵右边正对的山峰名为高湖峰，是此山的最高处。庵后倚靠古郎山，那是星源的巨大屏障。山峰两端的山脊一同向外伸出，又向内拱抱，盘踞延伸了几里。与境内其他大山相比，这座山行走其上却不上升，山脉分开却不残缺，格外奇异。古人所说山川有百源，能够兴云降雨，天子将要举行大雩祭祀上帝时，必先命有关官员祈祷祭祀，说的不正是这座山的祈祷吗？世道变化，礼制失传，凡是有神灵的名山，都用佛教、道教的祠庙来承当祭祀。如今颜公的塑像像古代圣僧，又加上供奉金佛之事，也就没有什么可疑的了。这座山能够兴云降雨以救济百姓，无论政局治乱、世道安危，都始终如常。山势高而支脉向下，所以修筑堤坝来从内部拦蓄水势。假如没有这道堤坝，积水就会像倒水建瓴一样向下倾泻，又怎么会有五亩大的池子呢？有人说高湖峰或许是因为古人筑堤蓄水成池而得名。如今遇到连月的霖雨，雨水都流入两个池子却仍然干涸，山里人反而把这看作奇异之事。因此说后来有人填埋了池子，也没有办法证明一定如此。既然山中的神灵确实存在，那么诸如此类的事情姑且放置不论也可以。于是我考察它的本末，写下这篇记说：最初开辟山地、奉祀颜公祠的，是僧人如升，年代已经无法知道了。重新修建庵院的是慧圆，那是宋建炎庚戌年。给庵院命名为“全真”，并为它书写匾额的，是金部、高邮人吴公；如今请罗公撰文的，则是惠州郡人朱公权。宝祐丁巳年，庵院毁于火灾，碑碣全都烧坏了，但金像和颜公像却独自完好地保存下来。募集众人力量，按照原有规制创建佛殿、廊庑和钟楼的，是僧人道穹。庵院没有田地供养众人，僧徒接受供养又因出入不便而艰难，于是就把颜溪土地神祠作为别庵，让他们居住在那里，以便接受请召。从此，山上的上方庵非有祈祷祭祀便不再前往，房屋也有了毁坏。大德丁酉年，有人因僧人净贵的请求，捐舍田地，倡导众人供养净人，使其专职焚修，并且把此事刻在石上；此人是乡里人、杭州路人匠提举朱君震贤，最先担任净人的是程普应。至正丁卯年，全部拆除破败之处并重新修建的，是僧人良辰，以及净人俞道坚、俞道美。钟楼原先在庵前的险峰上，后来又建在庵左，都是凌空向下俯视数百寻，因为不利于长久保存，于是改建在前峰蜿蜒的山势之间。这一年又是丁酉年，在大殿后面创建五间重屋作为斋堂的，是前任县令吴君遵。这样一来，庵院的规制到此大略完备了。高湖峰两侧的泉水在山麓汇合，这就是颜溪；土地肥沃，灾害很少。居住在溪边的族姓有巴、余、汪三家，世代修治祭祀之事以报答神灵的恩赐，而惟忠就是巴氏的子孙。他向上追溯如升，传承了二十一代。如今的净人吴普寿，是洪都建昌卢氏的子弟，以勤劳谨慎著称。山高而且严寒，云雾蒸腾，衣服器物常常湿润，房屋容易损坏，情势上难以撑过百年；如果不是朴实坚苦的人，也不能长久居住在这里。而惟忠的徒弟印宣，打算用自己的资财在庵中购买田地，并在这座山中终老。因此一并把这些写下来。朱君名复，在提举中是朱震贤的侄子。” 《听雨轩记》。

译韩君仲廉曾经整治一间屋子，书册、几案、手杖以及各种日常生活所需之物，一应俱全。兄弟二人共同居住其中，彼此作为老师和朋友，认为人间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恰逢秋夜刮起大风，下起暴雨，兄弟相视而感到洒脱自在，因而想起眉山三苏公在京师驿舍相约的事情，便把这间屋子题名为“听雨轩”。后来他稍稍出游江淮，见到武威余公，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余公用篆书写下“听雨轩”三个大字，韩君回来后把它悬挂在屋檐之间。来到这间屋子的人，没有不油然而生、更加珍爱手足之情的。后来中途遭逢战乱，井邑化为废墟，弟弟不幸早逝，唯独余公所写的字保存了下来。仲廉就以自己的寓舍为基础，重新开辟一轩，仍旧悬挂那块匾额，以寄托幽深的思念，并且让汸为此作记。汸因病长期不能执笔作文，但仲廉每次见面总是提起这件事。我想到终究不能没有一篇文字来阐释他的心意，于是告诉他说：“从前二苏公参加大科举考试时，他们的君主是仁祖，宰相是韩忠献公，推荐他们的是欧阳公，主持他们进退取舍的则是司马君实、范景仁等诸位君子。大概自三代以来，没有比这个时代更盛的了。二公从西南数千里之外崛起，英明的天子、贤能的宰相都将把他们作为宰辅来培养，小小的得失，哪里值得深深计较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日〕 可是，他们竟然忧虑离别无法避免，又因功名难以预期而感慨，读到韦苏州的诗便突然有所触动，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不过是苏州写给两个弟弟的诗中，恰逢其时说出的言语，然而苏公却把它当作终身的忧戚；每逢离合感慨，便一定表现在言语中，又是为什么呢？《左传》说：‘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忧虑，忧虑往往就会降临。’彭城的漂泊，以及黄筠、雷儋彼此寻访的事情，本来早已在这里显露征兆了。如今你们兄弟从小一同求学，长大后都怀有四方之志，千里道路还没有起步；而且又姑且取用古人感慨不止的诗句来给轩命名，居处虽说是天伦之乐，却存在于寂寥淡泊之中，有些情怀并非别人所能理解，这难道也能说只是偶然触发的感慨吗？虽然如此，事情尚未发生便预先忧虑，以及忧虑之后不能释怀，君子都不赞同。因而子由在彭城所作的赋，读来令人凄惨，而长公急切地想办法来排解它。然而长公既然说子由从小就旷达，天资接近于道，却还一定以退休后相从的日子很长作为说辞，那么他尚未通达的地方仍然存在。我看仲廉神情冲淡，仿佛寄身世间；陶然自得，仿佛已经忘怀一切；在旷达而接近道的境界上，大概差不多了。何况对于进退、存亡，他一向都有准备，和二苏公相比，他大概已在他们之后、更加通达了吧？” 轩的名称虽然是旧的，但轩主人所守持的境界，却已经进于道了。因此，卜子夏告诫司马氏的那番话，就不必再引用了。［末句原文疑有脱漏或讹误。］ 《知本堂记》。宗法废弃已经很久了。近代太平兴盛的时期，即使号称世家大族的人家，子孙也往往离散逃亡，没有办法彼此维系，和普通百姓一样，更何况是在衰败动乱的时代呢？真令人叹息。古书说：“人的伦常在于亲爱亲人。亲爱亲人，所以尊敬祖先；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族中的宗子；敬重宗子，所以收拢族人。”这就是宗法得以建立的原因。如果人伦之道不明白，尊祖的义理缺失，那么即使有世家大族，遇到穷困、祸患和灾害也不能互相收恤，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说：“鸟兽只知道有母亲，普通百姓则知道有父亲；至于读书人和士大夫，才知道尊敬祖先。”如今兄弟即使有的不是同一个母亲，但他们同样出自父亲，这一点是相同的；可是世人有时把同胞兄弟看作更加亲近，这是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亲兄弟和族人中同为兄弟的人，虽然有亲疏之别，但同样出自祖先；然而对于亲兄弟就知道爱护，对于族人中的兄弟却不知道爱护，这是只知道有父亲而不知道有祖先。连认识和亲爱尚且不足以推及祖父，对族人又能怎样呢？因此，贵人不肯和地位低贱的人同列，富人不肯和贫穷的人叙亲，争夺的端由比异姓之间更多，嫉恨残忍的祸害比对待外人更加惨烈。难道只是不能收拢族人而已吗？这样看来，尊祖的义理，本来就不能向普通百姓谈论。唉，这也实在可悲啊！至于有志之士，则应当根据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去实现自己所能实现的目标，使亲爱亲人的道理重新彰明，在一家之中兴起并推行尊祖敬宗之道，再由此推广到一乡、一国；这本来就是读书人和士大夫的用心。同郡的汪侯仲玉，年轻时就曾经有志于此，中途遭遇许多灾难，即使军务繁多，也没有一天忘记此事。于是就在星源大畈田中建造重屋五间，屋上连通三间作为正室，供奉最初获得姓氏的祖先神主；中间安置迁徙渡江之初以及最初迁居大畈的祖先，按照昭穆次序分列左右，共计□世。又在屋南建造庙宇，塑造祖先中有封爵并列入祀典者的像，配祀其子孙中有功德的四人。重屋下面有堂和斋舍，在其中延请老师，聚集族人的子弟加以教导。庙有廊庑和门，按时举行祭享、每月进献，购买若干亩田地供给各项费用，合起来命名为“知本堂”，让族人中尊贵而年长的人主持祭祀事务。又在大畈西浯村先人的故居另建专祠，名为“永思堂”，祭祀高祖以下四代祖先；祭田和祭祀事务，则由高祖以下的继承人主持。所谓“知本”，是为了阐明大宗的事情；而“永思”则寄托着小宗的遗意。宗法制度不能恢复古制，自今世以来一直是令人忧虑的弊病。侯的意思，大概是想借四时祭享，寄托合族的意义，使族人登临这座堂的人，想到世家传承是那样久远，而有功德者的盛大又是如此，就一定不肯有一天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百姓家的子弟去求学。这样一来，他们早晚瞻仰敬奉，知道千百人的身体都同出于一人，亲爱亲人的念头自然会蔚然生起，一定会努力寻求不辜负先王教诲的方法。唉！侯这样做，难道不正是学士大夫的志向吗？自从祸乱以来，各地大族被摧残殆尽，不能彼此保全，不知有多少。大畈一族因为侯的力量才独得保全，又建造这座堂来尊祖敬宗，教诲后人，他留给族人子孙的用意，可以说深远了。因此替他写下这篇记。侯名同。最初获得这个姓氏的人，是鲁成公的儿子，名汪；他的父亲名尝，食邑在颍川。最初渡江的人，是汉代龙骧将军，名文和；最初居住在大畈的人，名中元。有封爵并列入祭祀典制的，是唐越国公，以及本朝封为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者；配享的，是团练使、累官至御史大夫、名濆的人，神号端公。中元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即顺义军使、检校司空、名武的人；他们都因平定盗寇、抵御祸患而有功。又有宋代西京文学四友先生、名存的人，精通经学而且有德行义举。还有端明殿学士、招讨制置使立信，以忠贞气节显名；这些都载在他的族谱中。休宁监邑坊公闵雨记

译春秋时期，鲁国国君有因怜悯旱情而被《春秋》记载的，君子说：“他是有志于民的。”怜悯旱情，说明他有志于民；为什么一怜悯旱情就下雨了呢？怜悯旱情而下雨，那么不怜悯旱情的人，就是没有志于民，因而有罪。既然要把没有志于民视为罪过，那么怜悯旱情者有志于民，就不能不记载。像坊公彦翚担任休宁县令，他已经懂得《春秋》中“闵雨”的意义了吗？回答说：“像坊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能怜悯旱情的。”坊公是怎样怜悯旱情的呢？他任官的第二年，雨水没有违背时令，田野没有懒惰的农民，禾苗长得茂美。不久，大雨环绕休宁县城，四郊同日发大水，禾稼被冲走，民居房屋被荡毁，难以尽述。县里人却说：“大涝之后不会有丰年。”后来果然整整一个月不下雨，禾苗将要枯死了。坊公悲痛忧虑，仿佛刀刃割在自己身上。他已经率领僚属官吏，到各处祠庙、群祀以及名山大川、社坛、城门祈祷，但仍不下雨。又召来佛教徒、道士和方术之士，各自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法祈求，还是不下雨。旱情就更加严重了。于是百姓叹息怨恨，而坊公不怨；巫师们疲惫懈怠，而坊公不懈怠。他白天暴晒在野外，夜间任露水沾身于庭院，却不顾自己的劳苦。于是他斋戒住宿，奔走到祠所，拜了两拜叩头，起身用手取一瓣香，跪着祷告说：“我蒙受任命在这里从政，如今一年不下雨，我就不足以托身于士民之上了。现在旱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恐怕将无法生存，这是上天要断绝他们。百姓没有罪而上天要断绝他们，是官吏有罪。请把上天断绝百姓的灾祸转移到官吏身上。”说完眼泪沿着眼睫流下，又拜了两拜叩头。退下后独居屏处，停止进食，决心一定要得到雨水。第二天，南郊下了雨；再过一天，县城西边下起大雨，雷电使白昼昏暗，四面同时倾注。于是枯槁的禾苗复苏，抽穗的结出果实，这一年不再成为灾年。像坊公这样，可以说是有志于民了。那么，其他县也有怜悯旱情的人吗？回答说：“有，那么为什么不见君子称赞呢？他们的怜悯旱情并不是真正的怜悯，而是事情发生后才去应付。其他县发生旱灾，百姓向上天哭诉无罪，官吏却听不见；于是他们像蜂群一样聚集到公堂，喧闹着借取粮食。官吏于是开仓赈济，他们才安定下来；这种怜悯旱情就不是真正的怜悯，而是事情发生后才去应付。百姓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安定，容易驱使而难以取悦。因此善于保全百姓的人，必定谨慎对待祸患的苗头。像其他县那样对待百姓，实在危险。古人三年耕种，必定储存一年的粮食；那么坊公难道不是在事情发生后才去应付吗？” 回答说：“坊公执政已经满一年，不能拿三年的标准来责求他。”他的政绩怎样呢？百姓的真情和伪情没有什么能隐瞒他，但他不凭此自以为明察；案件无论大小没有不审察的，但他不依靠刑罚来树立威势。官吏和百姓中想向坊公求宠的人，只要借着他一皱眉或一笑脸，便足以逞意。但坊公不让谗毁阿谀、诋毁责骂的话传到耳中，馈赠请托的事情到不了门前，豪横专断、欺凌百姓的人也不能在境内横行。这样，他怜悯旱情而终于下雨，也就不同于其他县那些处在百姓之上的官吏了。君子说：“像坊公这样有志于民的人，不能不记载。”所以写下这些话，把它附会于《春秋》闵雨的意义之后，等待那些通晓四方民情的人取用。九思堂记 九思堂，是高昌仲礼公闲居的地方。至正十一年冬，仲礼公任两浙盐政，命令原先治理过的休宁县诸生赵汸写文章记述此事。我听君子说，有一个字可以用来裁断天理与人欲的分界，那就是“思”。然而有的人不明白当务之急，刚强的人勇健果决却失于中正，柔弱的人缠绕不决而没有断然。离开不思考而陷入邪恶的境地，也就不远了。因此我们夫子教导人，要就自身心性和日常事务，谨慎对待应当做的事情。思考的对象虽然有九项，思考本身却只有一个。所谓看、听、脸色、容貌、言语、事情六项，都是人用来与外物交接的方面；所谓疑惑、愤怒、取得三项，又是与外物交接时不能没有的情形。人只因忽略而不察，或者思考不合乎正道，所以私欲发动、情感胜过理智，便陷入一偏。假使能够有所觉察，使心中的主宰端正，思考事情应当如此，那么一定会明察聪敏，是非不会堵塞于耳闻目见；一定会温和恭敬，懒惰傲慢不会表现在身体上；一定会忠诚敬慎，悔恨过失不会出现在言语行为中，以至于疑惑不滋长为迷乱，愤怒时不忘记自身，取得财物不伤害廉洁，行动没有不合宜的。因此，思就是遏制人欲、保存天理的防卫。详细分说它的条目，就是与外物接触时都有恒常的规范；统一自己的心，就是内心所主宰的没有二心。譬如明镜放在室内，上下四方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哪里会有偏失和妄断的疑惑呢？自古圣贤所揭示的修身、为政要领，没有比这更切近的了。仲礼公能取这个意义为堂命名，确实是知道什么应当优先办理的人。然而我看仲礼公治理休宁，不以姑息为宽仁，百姓却感怀他的恩惠；不以滥用刑罚为威猛，百姓却畏惧他的威势；不因避嫌而显得刻薄，百姓却相信他的廉洁。他离任后，百姓又共同立碑歌颂他；碑上的字磨损了，便重新刻写，几乎被水淹没，又把它取出重新树立。时间越久，越不能忘记他。他任御史弹劾核查时，无所顾虑。进言不被采纳，退居家中八年，从未用一句话去联系贵人亲戚。他在水监巡视河患时，不避艰险。等到应当兴办重大劳役时，叹息说：“大禹是圣人，也只是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罢了。”以仲礼公在这些事情上的表现来看，他内心存养的念头是端正的。他大概就是夫子所说的“不是勉强知道它，也确实履行它”的人吧？近世评论大夫，都看他如何取舍来判断得失。然而仲礼公曾对我说：“人的才性长短，都是得自上天；至于义与利的取舍，却在于自己，又有什么困难呢？” 若不是看见善事明白而且用心刚正，就不足以做到这一点。难道那些崇尚猜疑、聚集忌妒，把苛察当作明察的人，也能与他相提并论吗？仲礼公的祖父哈喇托音任监战，仲礼公以万夫长的身份，与御史丞相共同建立功勋。他的父亲呼图克布哈公，任官至镇江监郡，有贤能的声誉。仲礼公凭借世袭贵族子弟的身份入仕，他家世的恩泽深远了。因堂名的意义来推进他的德业，使他卓然自立于当世，实在是应该的。休宁县达噜噶齐巴侯武功记

译国家统一以后，南北直到上天所覆盖的地方，没有不顺服承受的。几十年来，各郡各县丰足安乐、闲暇太平，彼此相安无事，人们以为天下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可是过去盗贼在淮、蔡一带兴起，群盗相互勾连逃避天诛，蕲州、黄州的无赖百姓开始蜂拥而出，成为他们在外的响应。长江以南，重要郡县都震动崩陷，互相转为寇贼，这也到了逐渐败坏的极点。徽州的治所在山谷之间，一旦听到警报，守臣就丢下百姓，准备放弃要害；居民仓促逃亡藏匿，市井空虚，盗贼乘虚纵入郡县，焚烧荡毁、屠杀洗劫，逼迫百姓交出藏匿的财物。兵民不胜愤怒，相互率领奋起图谋消灭他们，事情没有成功，起义的人全都死了；盗贼更加肆无忌惮，长驱四出，再无顾虑。当时已经三个月听不到官府的命令，王师从严州的淳安乘胜独自攻克，在歙县南境每日作战，凡是俘获的陷贼农民就释放而不杀，让他们回去告诉父兄子弟，不要轻易跟随盗贼，官军已经到了。郡人借此稍稍安定，实际是江浙行省宣使巴侯的军队。又过了两个月，行省军才收复徽州，巴侯跟随元帅沙布鼎公安抚平定休宁，任达噜噶齐治理当地百姓。此后盗贼一再离去又一再回来，行省军也两次攻克平定；每次仍由巴侯带领休宁原先的军士，刚收复新陷的州县，就依照进入贼境的军法办理，而各路往来的使者一概把战事看成草芥般对待百姓。巴侯左支右绌，宁可由自己承担怨责，也不忍心让战乱创伤之后的遗民再次受到严重伤害，因此休宁百姓对巴侯尤其感恩。百姓已经把巴侯取胜的事迹绘成图来观览，又请人记述巴侯的武功，写明年月，使它流传给当地百姓以及子孙后代，直到永久。巴侯名巴特玛实哩，字某，高昌人，世代居住在河西，是显贵官宦之家；他早年游学京师，以才干勇力闻名。至正十二年春，盗贼开始侵掠浙江各郡县，行省大臣采纳推荐者的意见，任巴侯为本省宣使，在严州、婺州之间招募士兵，得到几百名壮士，回来报告后奉命援助徽州。当时徽州已经陷落，盗贼侵犯严州的淳安，行省平章伊噜公亲自到浙西督军，宪臣来督战，盗贼屡次败退，官军不断推进。巴侯以所募士兵为前锋，盗贼凭高处投石，打伤巴侯的良马；巴侯和壮士们隐藏身形，背靠山崖聚足而行，大声呼喊，从敌后冲出奋力攻击，将其击退；于是攻上盗贼占据的云头塔山，摧毁石寨，焚烧房舍二十多处，观察地形后返回，把情况报告给行省和宪臣。这是六月初二日。十五日进军，焚烧了一个休宁县人、身为盗贼将领的余高的住所，捉住他的家人子弟交给官吏；在所据的道观中俘获盗贼六人和冶工[原文“冶工”疑有脱误]二人，缴获弓箭刀枪很多。十七日到达第七都，与盗贼大军交战，俘获盗贼十多人。第二天进军徽州歙县的街口。二十日，焚烧休宁县人、身为盗贼将领的余高的住所，捉住他的家人子弟交给官吏。二十六日到达深渡，斩首二级。二十九日在郡城东三十里的大佛与盗贼交战，杀死盗贼很多；当天又返回街口。当时盗贼将领项奴儿从蕲州、黄州来，率领军队急攻杭州。他的骁将抵抗从南面来的王师，在歙县南边，请求察看地形便利之处，引导官军设置营寨，并让乡人协助作战。巴侯奉行省大臣之命率兵前往，县中百姓争相背米，寻找间道运送粮饷。七月初六日，在孙村追击盗贼，斩首三十级；第二天又与盗贼交战并击败他们。初六日，盗贼占据叶干山的险要地势等待，巴侯仰射，敌兵纷纷坠死，攻破其阵，俘获盗贼三人。十三日，五千盗贼在逢村列阵；交战后射中两名盗贼将领，使他们坠马并将其俘获，追到岑山渡才返回。十六日俘获一名盗贼将领，追到逢村，擒获杀死很多盗贼；活捉后投降的有一百九十二人，向他们晓谕恩德，释放他们回乡。十九日在上村与盗贼相遇，盗贼溃败。二十三日追到烟村，盗贼乘船渡河，官军纵马射击，坠水而死的有三千多人。二十五日在歙浦岭下交战，盗贼约有一万人，冲入敌阵夺取了他们的大红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人〕 [原文“二午还余岸”疑为“二十五日还余岸”等，文字有误]返回余岸时，盗贼大举到来，巴侯与千户布延呼鲁、百户苏世杰一同奋力作战，杀死盗贼很多；所射中的三十多人都死了。盗贼放开包围官军，巴侯和两位将领急射突围。此时进犯会府的盗贼都自行溃散退回；起初攻陷徽州、大肆掠夺金帛离去的，是云南康人。到这时他们又回来，十多万群盗聚集在徽州，又分兵侵扰各条道路。不久，行省平章在军中去世，巴侯与诸将退守淳安。盗贼又进据云头塔山，浙西佥事与行省参政亲自率兵，巴侯仍任前锋攻破塔山寨，射杀盗贼二人。这是八月二十八日。从此连续追击盗贼，九月初三日又到深渡，初八日奉行省大臣之命驻扎在兹村，逐步推进，与大军形成犄角之势，俘获盗贼二人。十八日，行省军大败盗贼元帅沙布鼎，射死那个据守徽州的伪万户。二十四日奉行省大臣之命率兵归入大军。第二天在徽州城外与盗贼交战，先冲入敌阵，斩获很多；盗贼逃奔祁门，进攻宣州的盗贼也溃败退回。郡城收复后，行省大臣奉诏任命官员，所以巴侯接受了治理休宁的命令。十月初二日到达休宁，百姓都回去恢复旧业。巴侯收起弓箭，坐着持槊，早晚巡逻警戒；以严厉军法收敛军士的暴行，百姓诛杀恶少、引导盗贼残害大户的行为二十三日[原文语意有脱误]。盗贼又在县城西十里的杨村率众而来，巴侯先于诸将跃马挥动两把长刀，冲入敌阵往来砍杀，追击败兵二十多里，擒获的盗贼数不胜数。扑耙是盗贼使用的利器，用来抵挡刀槊，一件可以抵挡十件；盗贼畏惧巴侯善战，总是挑选技艺精熟的人来对付他。这天有一个手持扑耙大喊着直冲过来的人，巴侯左手的刀压住扑耙，右手的刀劈开他的头，盗贼同伴们个个瞠目失声，于是大败他们。十一月十三日，有百姓说项奴儿从广德攻陷常州、湖州后，被大军逼迫，丢下部众逃来，已经进入休宁境内；巴侯与县中义士分路拦截追捕，斩首三十多级，活捉项奴儿及其两名将领、妇女二人、马四匹、骡一头、银牌一面、伪造的符牒五份。另一位统帅带兵攻下祁门但尚未平定，突然分兵返回黟县；盗贼一夜之间突然到来，军队溃败退回休宁。黎明时巴侯听说盗贼到来，立即张弓上马迎战。当时大雾四面弥漫，近在咫尺也辨不清人马；盗贼从县城西面绕到南门，夺取东门，同时大声呼喊一齐冲入。我们的军队没有营栅，统帅和官吏士兵以及城中百姓全都逃散了。

译巴侯单骑离去，几个盗贼追踪将要赶上，巴侯回身挥刀逼近他们，盗贼不敢逼迫，巴侯又慢慢离去，从小路跟随行省大臣退守淳安。当初群盗从祁门出来将要散去，正逢湖口的强盗带着部众来援助，所以灾祸更加严重；他们分兵抢掠休宁、歙县两县境内，同一天到处遍及，杀人遍满山谷。得到很多财物后，才逐渐退去；先前进犯的盗贼都被官兵击败。十二月二十四日，巴侯跟随行省大臣进军收复徽州，与三万户的军队驻扎在休宁。至正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盗贼又大举到来，官军交战稍稍退却；第二天在县城西面的蓝渡交战，双方杀伤相当。盗贼越来人越多，又过一天便逼近县城，巴侯奋战到傍晚，溪桥毁坏，便下马步战，两次跳出重围，夺回盗贼缴获的我军名马。天又下大雪，官军不利，军队退却；巴侯也去招募军队，在严州的遂安驻扎。恰逢行省平章公率大军平定芜湖、广德，转移军队攻击盗贼，迫使他们逃离淳安，命巴侯与格尔千户的蒙古军、赵万户的军队一同推进，驻扎在兹村、烟村一带。这月三十日，大军平定徽州；三月初五日到达休宁，仍任命巴侯以达噜噶齐治理当地百姓。从最初接受命令招募军队到这时，整整一年了。在这以前，郡县不能及时平定，士卒大多逃亡损失，主将三次更换，所以巴侯的功绩没有显著记载；然而他的心中没有丝毫不满，认识他的人很多，村落之间的儿童妇女也都知道他的名字。当盗贼正盛之时，他凭新招募的几百人，深入溪山，占据盗贼的腹心之地，每天与他们交战，使郡中百姓知道官军必定会到，不敢轻易跟随盗贼；又使其他地方来犯的盗贼有所顾忌而奔溃退回；还能安抚遗民，使他们休养伤残，让战争造成的创伤容易愈合，那么他的功绩所关联的意义就深远了。难道只有休宁县的百姓会不忘记巴侯吗？何况巴侯正当年富力强，以忠勇无比的资质，进一步扩大爱护百姓的方法。将来建立大的功勋声名，取得高爵显位，为国家显示得到人才的成效，或许就要从这里开始吧？所以为他写下这篇记。商山书院学田记 新安自南宋迁都以后，人物众多，文学兴盛，闻名天下。当时，从城镇乡村田野直到远山深谷的居民之处，无不有学校、有老师，有经书史籍的收藏。他们的学术根本，则一概以本郡先师朱子为归依。凡是六经的传注和诸子百家的书，不经过朱子评定的，父兄不拿来教，子弟也不拿来学习。因此朱子的学说虽然通行天下，但讲解最熟练、论说最详尽、守持最坚定的，只有新安士人如此。所以四方称新安为东南邹鲁，那里不断有成就德行、通达才学而被当世任用的人才。当考察他们学术的来源时，可以追溯到宣政年间，婺源有汪绍公，开始在家乡建四友堂，让四方学者居住其中。他的儿子汪存遂以通晓经学教授学者，被称为四友先生。当时的名士，如金公安节、胡公伸等，都出自他的门下。这是本郡义塾最早出现的情形。后来有尚书、锡山人陈之茂公，起初任休宁尉，命乡里推举的秀异百姓子弟做学官弟子，亲自教导他们，所以休宁的学术特别兴盛，每逢三年大比，参加贡举的达到一千人，大概是有来由的。等到世道日益衰败，文治已经衰微，风俗也稍稍衰落了。接连遭遇祸乱，从城镇乡村田野直到远山深谷居民之处，无不荡然成为废墟。求学的人逃难惊散，连自己的生活尚且没有安定，又哪里有空闲治理诗书礼乐之事呢？有见识的人对此深为忧虑。郡别驾汪公兴建义学、扩大田租收入，正是他反复努力要做的事情。汪公是四友先生的第七代孙。他平日里曾想推行先世遗留下来的心愿，创办义塾来教育乡里子弟，但因多难未能抽身。间或虽从事军旅，日子忙碌得没有空闲，却从未在心中稍稍忘记此事。至正丙申年，他既已凭义兵攻克平定乡郡，驻军休宁，按什伍编制百姓，使他们互相守护，郡县大体稍稍安定。又想到礼制丧失、教化衰败，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振兴教育的机会不可稍稍拖延。于是寻找溪山清幽深邃的地方，在商山以南五里的地方得到休宁人吴氏的遗址，规划创建书院，作为学者讲习的场所。至于书院廪膳的供给，就在附近购买田地，得到二百多亩，其中在黟县的有五十多亩；命县中士人黄权绘制地形大小，标明各项田产的形状和所在，每年收入多少登记成册，以表示长久之计并掌管收支。书院校舍的营造、土木工程等事情，从始至终无论大小，帮助它完成的，都交给族人周办理，周也是四友先生的族人。书院中庙学的制度、释奠的仪式、师生供给的节度以及教学的规章，一切都让学者根据时令考察礼制，依次办理。汪公似乎没有预先参与其中。汪公最急切在意的，是确定他们居住的地方，把这些人在离散逃亡之后收拢起来；接着供给粮食，使他们在族居之日能够继续得到食物，让士人可以安身一处、专心一志，从事自己应当做的事情罢了。于是周和黄权把这件事告诉县中人赵汸，请他记述此事。赵汸听后感叹说：“唉，斯文的兴盛和衰败，是天意。世道的变化已经到了极点，难道它会在这里彻底灭绝吗？还是将有所期待于人呢？凡是拥有国家的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没有比学校更优先的了。而求学所遵循的道路，又不是可以凭个人私意草率妄为的。何况新安的学术根本在本郡先师朱子，父兄师友之间的传授承接，仍然或许有所流传，难道可以一旦废弃而不讲习吗？这本来是大夫君子应当尽心的事，却被普通百姓和庸俗官吏认为迂远而脱离实际。”如今别驾汪公凭刚明的资质，承继久远的家世传统，虽然兼管军民事务，政令通行郡县，但凡是供养妻妾、留给子孙的事情，都漠然不动其心。他已经建造知本堂来供养宗族，而兴学育才的志向不懈怠，反而更加虔诚，大概就是这样。他观察兴衰变化、存亡缘故，并审察得失的关键，确实是明白的。上天或许还把斯文遗留的根绪保存于东南，那么商山的学者一定会使四友堂增光，而汪氏也将世世代代对新安士人有功。这难道不正是汪公的志向吗？于是为此写下记文，叫人刻在石上，用来勉励在学的士人；至于所有学田的形状、所在和每年的收入数目，也都刻在碑阴。《东山存稿》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东山存稿》卷五 （元）赵汸撰 文 书写东坡尺牍之后

译宋代礼部尚书、赠太师的东坡苏公，忠义贯通日月，声名充塞宇宙，大概是千年才有一个的人。年轻时考中高等科第，想凭文学和经世济民的学问建立功业，如同贾太傅、陆宣公。中年时困顿失意、仕途不顺，开始留心佛教，结交禅师，如同白乐天、柳子厚。晚年辗转播迁岭海，于是又想暗中学习长生之术，然而想要远游升举，如同安期生、梅子真。这位公一生的学术有三次变化，见于他的手笔、书信和奏疏，首尾本末都很齐全。至于文章精妙冠绝天下，只是他的余事。传授《周易》《尚书》，解说《论语》，也都博大通达，到了这些方面，终究不是他志气所在。但苏公曾说：“胶西有许多古代君子，假使盖公真在其中来往，我苏轼哪里够资格去见他呢？”他在《答陆子厚书》中论说黄高人的意思，与此恰好相同。唉！内圣外王之道不明白，而豪杰之士不能忘情于世外之学，正是这样。那么世人向苏公所求的，大概只是他的糟粕土渣罢了。至正己丑年秋天，我经过倪氏在黟川的寓居，恭敬地把这段话写在他所收藏的东坡尺牍之后。题跋欧阳文忠公墨迹之后 欧阳文忠晚年喜爱练习书法，心中有所感触，便立即表现在纸墨之间，像如今赵郡苏公所收藏的这两幅法帖就是这样。宋代翰林学士所受的恩礼很不如唐代，然而对于天下国家的事情，没有不可以发言的，因此作为皇帝近侍、参与论思、进献意见的职务从未废弃。文忠还认为禁中职官不应在对外地时同于各司百官，想逐渐修复旧制。大概君子处在这样的官位，就会想着尽到它的职责；如果像太史公所说，掌管文史星历，而君主尊礼他却不如公孙丞相，那么他哪里肯一朝居于此职呢？况且欧阳公在致和年间任职时，有话可以说；治平初年进入政府，熙宁年间补任外职，仍然记录阅览文书，殷切不忘，想扩大君主的见闻，把他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他哪里会因为远近亲疏而有两种态度呢？当时王荆公正得势执政，我认为他在君臣应答之间流露出以无知为乐的意思，大概与文忠的用心正好相反，于是排斥众议，独自运转权力枢纽，直到失败。难怪他的父亲王安石也会如此了。题跋东坡墨迹之后 大参苏公拿出一卷东坡墨迹给我看。前面的一帖，玩味它的词意，疑心是元祐年间尚未被贬谪的时候写的。苏轼曾给嘉父公写过信，与嘉父详细讨论《春秋》学；后来听说他担任《春秋》博士而感到高兴。第二帖是过岭之后所写，不知是写给什么人的。后面的两首诗，是在化州追写惠州所作的诗，那时已经渡海了。考察东坡在绍圣四年丁丑五月再次被贬到儋耳，当时子由也被贬责到海康，两人在滕县相遇，一同走到雷州，六月分别。[原文“迟即子由长子侍行者二诗”疑有讹脱]罗浮栖禅之游，与在丰乐桥钓鱼、在逍遥堂采杞没有不同；同在小室焚香默坐、吃饱饭熟睡，都是这位老人在垂老时所说的真实话。起初苏轼过岭时有诗说：“今天在岭上行走，身世永远相忘。仙人抚摸我的头顶，结发便接受长生。”大概他已经相信死生祸福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了。临卬魏公却只把游览南海、窥视衡山湘水作为重要事情，认为这是过于豪迈而欠缺敬畏上天威严的表现；这种气象难道和儒家先贤君子所学不同、所坚守的德行也不同吗？即便如此，一个人在垂老之年，处在辗转迁徙流离之中，却能浩然自得而没有丝毫顾虑，如果不是早已在内心确定了这种道理，恐怕也很难做到。题《三史目录纪年》之后 编写史书的困难，自古就有！司马迁、班固继承家学编纂史书，范晔、欧阳修、宋祁润色完成著作，都是经历多年以后才得以完成，所以它们搜集广泛、记载完备，本来是应该的。况且汉、唐两代只有吏治和武功最为兴盛，是非容易辨明；然而王勃、刘子玄等人在其中搜集考察、拾取遗文，仍然没有停止。自陈寿以后，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宋朝拥有天下三百年，人才学术上比肩成周；讨论政治、议论礼制、阐明正道、端正学术，都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其得失的。其间有两三位大贤，想把修养自身所得施用于当世；考察古代、研究文献的士人星罗棋布，抱持遗留的经典，寻求推行实用的方法；而世代显贵之家、德业传统、衣冠文物，与国运相始终。至于表述世系、记载艺文、传述儒林的人，也有的尚未见到这些。何况时代和人情相近，而典籍已经散失；辽、金传承国祚长久，记载却残缺不全，想措辞记述而不失实，也实在困难啊！参政赵郡苏公，早年进入胄监，后来登上翰林禁林，听取各位老儒先生的绪言，对这件事最为留意。他曾取三国史志和文集，把目录编排总列在前面，又把编年合列在后面；对于关系到治乱存亡的事情，就分条疏列其中，题名为《宋辽金三史目录》，用来寄托公正的准则，开创编纂修史的起点。后来他虽出入内外任职，不能另外编撰记录，但每到一处都访求遗文，考察评论逸事，从未稍稍忘记。近年朝廷派遣使者巡行天下，搜集散失的文献，大力开展删订撰述，于是宋、辽、金三史都已经完成了。至于把三部书合为一体，以求考察治乱的根源而互不矛盾，穷尽贤人君子的心志，征验文献兴盛而没有遗漏，那么从目录、纪年扩充而来，难道没有值得论著的地方吗？苏公或许还存有这个心愿吧！题《耕读堂》卷后 我读《耕读堂记》，对于郡县世家兴衰的缘由，私下深有感触。过去那些突然奋起的豪杰之士，从田野里奋斗出来，考中难得的科举，登上显要仕途，把功名富贵看得如同拿着凭券取物，都是读书的功劳啊。可是哪里还有空闲耕作呢？等到他们的后代，蒙受祖先的德泽，凭借遗留下来的产业，继承华美的衣饰，厌弃肥甘美食，凡是可以悦耳目、娱心志的东西，都坐享其成，于是连读书也一并忘掉了。栾氏、郄氏、狐氏的后代后来降为皂隶，正是叔向所叹息的；贵族游宦子弟转眼之间沦落沟壑。推究先人垂训，古今都是同一道理，真可悲啊！鲍氏的祖先以慈爱孝顺著称，这些事见于乡先生方公、回程公文章中的记述，太史公已经特意为他们立传书写了。他们勤于谋生、努力治学，都是靠积累逐步达到的，从不在分外之事上有所企求；子孙守持这些道理，把它作为家法。因此伯原父正当英年，就安于不急求进取，筑室读书，跟从老师、结交朋友，又不忘记耕种收获之事；他用来承继家业、保全家世的用心，深远而且长久。缙绅先生正色为之书写，本来是应该的。戊戌年，我从邻郡回来，路上哭吊郑先生，所经过的名乡大宅，都荡然成为废墟，唯独耕读堂巍然无恙。当时伯原父正住在家中，父子之间互为师友，和睦融洽，受到乡里的称赞。我曾远远望见而感叹说：“鲍氏慈爱孝顺的恩泽还没有衰竭。”于是尚絅寄给我看这卷书，我便写在卷后，以说明各位先生确实说中了要害。书写赵郡苏公所收藏的经史遗事

译金章宗朝以后，史官得到宫内送出的显宗为皇太子时上奏东宫缺官的奏帖，是黄色纸张，命令编入实录。进士刘国枢记录其父司经刘迎所听闻的皇太子嘉言以及诗文，共八条，诗没有收录。翰林学士张行简的起居注草稿，起于明昌六年正月初一，止于三月十五日。后面有张公的题识，以及有关若干部草稿脱落、提空的格式；如今赵郡苏公把它们汇辑为一卷收藏。金朝到世宗时，南北战争刚刚平定，大概是上天用来安定百姓的。皇太子简朴贤德，职责在于辅导，他深深知道天下根本所在了吗？等到看刘国枢的记载，那么对于君临天下的道理，他已经懂得很多了；可惜没有能够继承帝位便去世了。起居注记载章宗的言行很详细，其中礼仪、国用、任免、废罢、聘问和睦邻等事，都可以备作考察参考。所说的礼部尚书张某，因直言而被举荐为官，负责重新审理镐王案件的，正是张公的父亲，名讳因此下文书写姓名的地方都空缺。其右体新史[原文词语疑误]说，允中之狱因宰相无将妄想的奏章而定案，朝臣只有曹利用请求宽免他的死罪，而章宗不听，这仍有未能满足人心的地方。当时张公已经罢去兼任，不知道没有记载后来复查处理的情形吗？不然，礼部尚书当时是名士，又因刚直敢言而被举荐，难道会默默无言、不说一句话吗？张公自己说，他从明昌三年闰二月兼任起居注，前后共三十九日，但本传没有记载，百官志也没有说明。起居注曾经由学士兼任，因此缺文很多。况且当时左右还有执笔记录的大臣，纂修也有实录的篇章，史官并非虚设，而典籍散失到这种地步，实在可惜。苏公家中收藏万卷书，对于辽、金逸事和宋代遗文仍然殷切搜购、从不厌倦；这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罢了。有志于著述的人，平日闲暇时一定要像这样，才可以差不多做到。当朝廷修撰前代史时，一时的文学之士没有不参与的，却唯独把苏公留在外藩，评论者常常替他惋惜。我私下却认为不应如此，因为眉山公曾说：“文字、议论、是非、褒贬，很难和别人完全相合，比世俗事务更难。”假使苏公奉命进入史局，果真能没有古人所说头白而史书未成的讥讽，且迎合承受圣旨，像如今已经完成的著述这样敏捷吗？这是我不能确定的。资中黄先生说得好：“著作文章，向上关系到天运，不可以凭个人私意草率地牵强附会其中。”那么搜集散失文献，成一家之言，收藏在名山，等待后世君子，难道不会在苏公身上实现吗？书写苏公奉使事迹始末之后 自从帝王巡狩、巡视四方的礼制废弃以后，世代的君主高居九重宫阙，担心忧虑百姓的一点心意没有办法传达下去，下情有时不能上达。于是开始派遣使者分路巡行天下，询问百姓疾苦，明察官吏升降作为职责。所谓在长久昏暗中揭示日月，在重重聋聩中发出雷霆，确实是太平时代的盛大典制、圣哲君主的宏大法度。至于委任隆重、告诫严密而且反复，出于皇帝的明断，则没有比皇上至正五年明诏更盛大的了。因此使者还没有出国门，四方万里直到海边，所有受寒挨饿、困顿屈抑以及鳏寡孤独的人，都翘首盼望得到恩惠。当时江东、江西、闽、浙之间，官吏发动百姓修治道路，张设华丽仪仗，像迎接神明。使者到达之处，拿着诉状拦在马前、呼号的有一千多人，却全都漠然不加理会，不过到官署宣示一番恩德诏令便离去。不知圣明天子把什么事情交付给他们，他们为什么竟冷漠到如此地步？很听说其他道路有揪住长吏、揭发宪司的人，无不称快。然而民生多艰，弊病的根源不止一处；如果咨询谋划有所不到，那么兴利除弊、振兴废坠的方法，洗刷冤屈、施恩利物的实效，究竟会怎样呢？至正八年冬天，我来到钱塘，从省掾葛元哲那里看到参政赵郡苏公奉使京畿、回朝后上报的公事纲目。首先询问百姓疾苦，计二百八十九件；兴办废止、革除弊病五十七件；禁止革除科派扰民四十九件；均平差役二十三件；平反冤狱十六件；昭雪改正二十二件；追查赃污七十六件；责罚拖延违误七十一件；审断革除凶恶冤屈三十六件；体察纠劾五件；审理罪囚九十七件；陈述时政二十一件；勉励学校三件；劝导督课农桑四件；推荐官吏十四人。最终经过神州赤县三十处，罢免斥退官吏四百八十六人。观察事情的先后，可以知道廉察问讯是有次序的；考察其详略，可以看出缓急处理得当。大体上，喜欢什么、厌恶什么，事情轻重如何，全都依据民情，没有夹杂私意。他既不制造事端来寻找罪名，也不曾废弃职务来博取恩惠。又听说佥宪杨公白天亲自诘问，夜里查考案牍，耗尽才智心力，所得结果都在这些记录中。当时百姓感激喜悦，称他为包待制；优伶击鼓歌舞，把他比作韩魏公。这样看来，圣天子深厚的仁德恩泽，确实已经在京畿之内充分宣扬施行了。以苏公用心如此，却也与不合圣旨的人一样被罢职归去，不知朝廷的议论认为奉使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体制？其中或许另有深意，不是草野之人所能知道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像医生调治疾病，必定审察元气的盛衰、病邪感受的时间长短，来施行治标和治本的方法，所以疾病除去而身体安宁。那些庸医用温和平缓的药物，对沉重痼疾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如果不明白缓急先后，便随意用疏导、涌泄的方法施治，也不是病人的福气。何况京畿承接帝王车驾，实在居于各道之首；假使那里还有应当安抚治理的事情，苏公难道能够停止不管吗？不久，御史台和宪司交相论奏，认为赏罚不当，皇上又把公从家中起用，不到一个月，连续三次晋升他的职务。可见公的作为，虽然一时没有受到察识，却未曾不在天下后世显明。窃以为皇上体恤百姓深切，甚至亲自派遣大使，而耳目所及之处，公论还要等待很久才明白，那么四海之内不能普遍蒙受皇上的恩泽，难道没有应当承担这过错的人吗？于是我再次有所感慨，便把这番话写在《至正奉使本末》的卷末。写在苏参政所收藏的虞先生手帖之后

译邵庵先生的文章和学问，在当时首屈一指，而书法造诣近代无人能及。如今大参赵郡苏公，过去同在成均游学，又同朝为官日久，得到先生的手迹很多。近来他任职江浙，而先生已经去世，于是拿出前后十七幅手迹，把清河元公以及先生和先生父亲的两幅手帖放在卷首，编纂起来收藏。至正九年又十月，汸到临安他的私第拜访，苏公拿出来给我看，因此得以连续多日仔细观览。我私下想起从前有幸侍奉先生闲谈，每当谈及当代人才，他必定说：“我的伯修汸来了。”我曾说：“苏公如今被朝廷任用，在天下享有盛名。他所记录的当代名公的言行和文章，使山林中的后进得以窥见本朝文献之盛的，只有这两部书罢了。”至于苏公学问品行的详细情况，我或许不能全部了解。于是先生向我说起苏公比常人贤能的原因，便回头对侍史说，抽出书架上一册文章来，说：“这是伯修任湖南镇守时所作、寄给我的文集。”汸展开卷子快速阅读，先生倚着几案听着。读到论述帝王统绪正统之处，先生叫停我，赞叹说：“关于这件事，前代的先儒已经有现成的论说。至于世道变化不一，各种异议纷纷兴起，若不是见识高远、把万世大计放在心上，怎么能像这样明断决绝呢？” 从此以后，每当我读完一篇，先生必定替它申明主旨，告诉在座的人，并且说：“伯修的文章简洁严肃，正如他的为人。我曾经想为他的著述说明用意，只是年老多病没有空闲，现在应当完成它。”不久，他的儿子敬祖跟随参政干公，被征辟为江西省宣使；将要接受任命、赶赴京师时，回来请先生索取旧日交情的书信，问先生以便等待。先生说：“自从我归隐田野以来，不曾用一封书信同朝廷中的故友往来，只有苏伯修、王君实二人没有间隔罢了。”随即口授两封书信，让汸写在简牍上，叫我办理此事，信的首尾以及外封上的姓名全都亲自署写。不久先生终于因病不起，来不及为敬祖写序；后来遇到服丧，旧信也没有送达。然而先生卧病时曾对几个儿子说：“我闲居已经很久了，知心的朋友还在世的没有几个。你们将来如果想在墓穴中刻石求铭文，请苏参政来写就可以。”如今看先生给参政公父子的各封手帖，辞意都恳切周详，情谊和悦深厚，可见他同苏公一家世代交谊是如此深厚。赵子长的手帖是他归田后的第一封信，只是托他问候君实；众仲所说的“没有间隔”，在这里可以得到验证。众仲曾经跟随先生交游，也受到亲厚，所以提到了这件事。大概即使是家人子弟之间的事情，他也从未托付给别人。卷中有一句说：“阁下努力学习、修养品行，并且把它们推行到实际运用中。”又有一句说：“阁下是众人的归依，是学问的归依。”这些话都在称赞苏公的贤能，先生对我所说的话与这些文字的意思相差不大。大概先生深深了解苏公，对他的期望也很远大，并不是因为一时交游的友好。因此他平日同学者谈论的，正是他曾经告诉苏公的内容。把这些话托付给坚贞的墓石，难道是偶然的吗？先生喜爱魏晋法书，像卷首那些在朝廷任职时写的几幅手帖，虽然都是临事挥笔而成，纸张墨色各不相同，但其中运笔腕力的精妙之处，即使米元章、黄长睿在场，也没有什么可插嘴的地方。眼睛昏花以后，字形多有倾斜重叠，但笔意仍然依稀可见。代笔之作大多是门生、侍史根据口授写出，所以有时会有错字。所谓“副端门人南游，应遣候之”，应当作“因而追念从前”，因此追想往昔，不禁为之感慨。于是我记录下所听到的先生的话，以及手书中相互发明的内容，附在卷末。写在所编《李文公集》篇目之后 《李文公集》十八卷，共一百零四篇，是江浙行省参政赵郡苏公所收藏的版本。汸已经跟随苏公传抄，又把它的篇目总列如下。起初我读欧阳公论文章，常常看到他称赞韩愈、李翱；读到《幽怀赋》时，遗憾不能与作者同时上下往来。苏老泉也评论说，李翱的文章，意味深沉幽远，光彩油然而出而又深藏幽暗。从此我常想寻求他的文集来阅读，却一直不能得到，只在《文苑英华》中得到几篇罢了。后来又看到豫章黄公说，《皇祖实录》的文章，像女子具有端正的容色。又看到朱子评论《复性书》，虽然认为其中减损情感的宗旨出自佛氏，却也称许它能有这样的成就。我越发因为看不到全集而感到遗憾。到这时才向苏公请求而得到它，心里非常欣慰。苏公名翱，字习之，中进士第；元和年间任史馆修撰，上疏说既然已经用武功平定天下，就应当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的旧制，用文德兴起太平，否则恐怕大功之后容易产生放纵和欲望，于是分条上奏端正根本的六件事。宪宗不能采用。后来升任礼部郎中，当面指斥宰相李逢吉的过失，因病请求离职。他一向喜爱推举贤能之士。韩文公曾写信给他说：“对于贤者急切求取，只有您和我这个不成材的人这样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四篇〕 李翱在回信中认为，韩公虽然喜爱士人，但只有对那些既有文章、又附和自己的人才毫不吝惜；有些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肯荐举提拔，因而与自己不同。李翱又曾写信责备裴晋公身居宰相之位，道路不能推行，还忍受耻辱、内心惭愧，却不能忍心退职。他对于老师、朋友以及厚待自己的知己，刚直鲠切而毫无忌讳就是如此。那么他面对李逢吉一类人又有什么畏惧的呢？可是《唐史》却说他因为不能显达任职，郁愤无从发泄，便当面斥责李逢吉；斥责之后又自行害怕而离去。这些说法彼此抵牾，不合事实是很明显的。古人说，韩公的学问没有比文章更出色的，品德没有比喜好直言更可贵；而习之的文章和品行差不多可以与之相似。这样用韩愈的谥号来改称李翱，并把韩、李并称，他可以无愧了。参政公将要刻板刊印，使它在学者中广泛流传，所以汸私下略述他的为人，并且不惜排斥史家的妄说，用来说明欧阳公确实是善于识人的人。写在《罗鄂州小集》目录之后

译右边是乡里前辈、宋朝奉郎、权发遣鄂州军州事罗公的文章五卷，由权通判鄂州军事、临江刘公清之编次。罗公和刘公一同在鄂州任官，罗公死在任上，刘公于是把这部编集刻印，收藏在郡斋中。罗公平生著作不及十分之一，所以题作《小集》。收藏在他家中的还有五十多卷，不幸传了一两代便中断，因而全都亡佚了。只有《新安志》《尔雅翼》两部书，我郡曾经刻印过。这部《小集》，郡中人也曾经重刻，所以各家还收藏有它。兵火之后，刻板已经不存，三部书都很难得到。汸避乱归来，藏书大多散失，向朋友求取《小集》，又得到乡先生陈公栎所传的本子，并校正其中可疑和错误之处。只是两家本子都在篇目前面有所缺失，于是撰写序文并记录篇目如下。宋室南渡以后，士大夫在经术和政理方面不愧于东都，只是文章辞采仿佛也随着世道一同衰落了。虽然能作文的人纷纷出现，各自成为一家，宏篇巨制前后辉映，却再也无法追及庆历、元祐年间的风范了。罗公治学，从三代的制度名物、帝王经世治国的事迹、古今治乱兴衰的变化，一直到草木虫鱼幽微难察之处，都广泛考察、精心思索，没有什么不能深究贯通的。他的学问上承欧阳氏、王氏、曾氏，下接汉、秦；探求其中共同之处，加以斟酌调和，所以他的文章质朴厚重而中正，法度谨严，以人伦为本，全面说明事物的道理，关涉世道人心，从没有无所作为而写作的文章。假如上天多给他一些寿命，使他的学问更加宏阔光大，体现在政务设施、议论和文章旨趣中，由本朝推广到天下，那么韩愈、欧阳修等诸位用来匡弼光显本朝的事业，也会在当时重新显现，哪里会至于像现在所传的这样散落，只剩下少数篇章呢？既然如此，刘公已经为之悲伤，朱子每次看到他的文章都推许谦让，听说他去世后又叹息惋惜，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些吗？罗公早年曾经靠荫补授任京官，任期考核期满回乡便请求任祠官；考中进士后得到县令之职，又请求任祠官；过了五年才起用为赣州副职，任满回乡后，又过了七年才得到知州之职。他在出仕、退处、取舍之间就是如此。他所坚持的志向，哪里可以估量？可是上天本来就吝惜他的寿命，那么当世君子之所以再次为他惋惜，难道只是因为他的文章吗？尽管如此，罗公在文章方面确实有自己的道理。他曾论述儒者的学问，认为应当去除自己的私欲，尽到自己所承受的本分，并把它施行于上下亲疏之间。前代圣人有所作为，大经大法都已经具备；今天的学者也不过是寻求与它们相合罢了。其中有不能相合的地方，就积累思考来贯通它；淘汰浮泛、游移、散乱、放纵的念头，使思想日益贴近实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便达到了相合。达到相合之后，唉！过去那些以文章著名成家的人，大概从未达到过这种境界。罗公学习古人而反过来求之于自身，大多能这样把握住要领。至于文章辞句，难道还有不能相合的吗？读罗公文章的人，请试着用这番话来思考。罗公讳愿，字端良，号存斋。刘公字子澄，后来死于鄂州。甲子年十一月某日，冬至。赵汸书。罗传道，是鄂州使君七世孙，将要赴任洪州靖安，便让他的表弟汪弁带着《鄂州小集》的抄本来校正缺漏错误，准备刻印在官舍中。汸用自己收藏的本子加以考证，删除续编中不相类的篇章，补入缺失散佚的文字，以恢复刘公原来的编次。从前四明王公伯厚以博学广闻闻名一世，任守吾郡时，对鄂州遗留下来的著作尤其留意，曾同郡人、前太学博士方公万里一起向罗氏求取，得到《尔雅翼》并刻在学宫中。至于其他杂著，除刘公所编的部分外，连片言只语也无法再得到，何况又经历了这次变乱呢？现把所叙述的篇目一并记录下来交还给他。唉，我郡前辈如金忠肃、程文简、汪龙溪、吴竹洲、方秋崖、吕左史诸公，文集失传的很多。经历乱亡之后，哪里能够得到像传道这样都能自立、继承家业的子孙，从而重新刻印家集、扩大流传呢？旧题之后十八年八月将近望日，汸再次书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题写《妙绝古今》篇目之后

译右起《春秋传》，下至《眉山苏氏》，共七十九篇，是宋朝已故端明殿学士、致仕汤文靖公汉伯纪编纂的。起初我年幼在家塾读书，从兄长所抄录的鄱阳马公文章中，看到《妙绝古今序》，已经知道世上有这部书。然而看马公的措辞语意，似乎并不取意于此，于是忽然不再寻求。后来在书肆中看到了它，卷首没有收录马公的序文，书中自序说：“千载英华都荟萃于此。”马公大概没有明白其中意思。后来题作“紫霞老人”的赵公汝腾，很赞扬它选择篇目的精当。然而从春秋战国以来，善于作文的人很多，七十九篇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可取的文章吗？我虽然反复细读玩味这些篇目，最终还是不知道选取的依据，于是放下而不再取阅。闲暇时登上吴山远望海门，感叹宋朝宗社已经成为废墟，便稍稍搜求遗文逸事，考察国家得失、衰微的迹象以及汤公出处的大概，这才认识到他的用意。后来到书肆去寻求，书已经被别人买走了。从此我常常记在心里，每遇到藏书家就必定询问。吴兴唐君棣任我县县令，听说我的话，回去后向好事之人访求，却已经在刻板流行之后了。他家把刻板抵押给富人借钱，所以流传此书的人很少。唐君从富人那里摹写了一个本子寄给我，我才得以得到它，于是按次序编排了篇目如下。唉！这部书所收录的，如郑子产、乐毅、诸葛武侯、范文正公一类，并不是以文章辞采闻名于世的人。宋朝末年，内部没有建立修治之政，外部又没有抵御侵略的策略，百姓困苦日甚，疆土日益收缩，天下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这四位君子罢了。弥远、清之、嵩之这些大奸臣相继专擅国政，贪恋权势、贪污财货，同朝廷内外做交易，又有人向君主提出进献财物的说法。于是以万乘之尊，反而接受私人的贡奉，充实内库；亲近的宦官和女宠干预朝政，使政事混乱。看范匄用厚重的礼物，韩起索求玉器，郄至凭财富，魏舒凭贿赂，囊瓦凭货财，都受到有识之士的讥刺；左氏也把戒除放纵、去掉贪欲作为《春秋》的法则。这难道不是对迷失道路者的大声疾呼吗？端平年间的诸位大臣，学术足以匡正君主，才略足以安定国家，却受制于权臣，志向不能实现。我私下看国家形势日益紧迫，灭亡的征兆完全显现，就像晏平仲、叔向两位贤人深入交谈、议论齐国和晋国衰落，却没有办法振兴它们一样，同样只有一声叹息。然而追究祸乱的根源，是理宗让德祐、弥远等人建立势力，自己后来又把全国政事交给他们听任；同周襄王不因私人的功劳而改变旧有法章相比，已经有惭愧之处了。于是从天子、公卿、大夫以下，全都失去了自己的职责，空置了自己的官位。像季氏的妇人教导她的儿子，左史倚相论说卫国之事，武公的儿子、子产劝谏子皮，邮无正劝谏赵简子，这些难道不是君臣应当引以为鉴的事吗？再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从高宗忍受耻辱侍奉仇敌、称臣割地开始，使三纲失去正当性，国家威严不能树立，最终发展到这种地步。当时士大夫并不是没有申包胥、鲁仲连、公子无忌、虞卿那样忠贞正直的人，可楚国却以六十里土地替仇敌效劳，最终在论弋之夫面前也感到惭愧。这是南渡以来志士仁人至死不能忘记的遗恨。读这部选编，难道只因为它的文章而取用吗？楚灵王听到《祈招》诗，却不能克制自己，终于遭遇祸难；襄王采纳庄辛的计策，国家又重新强盛，劝善惩恶的意义很清楚。贾谊论述秦朝灭亡的原因，韩信的回答，郦生论说汉朝兴起，出汉中的谋略，出散关的谋略，二疏并没有因为汉朝国运将尽便废弃上天讨伐的责任。唐高祖《纪赞》说明唐朝兴起的原因；《平淮西碑》写中途衰落而能够重新振作，开头论述藩镇的弊病；《成王进传赞》则写其溃裂败坏之后留下的祸患。两个朝代的兴亡，都已经具备于其中了。读《屈原传》《答燕惠王书》《客难》《获麟解》《送孟东野序》《苏子美文集序》，对于士人不得志的遭遇，哪里说得尽呢？然而听到东郭先生的议论、淮南王的训诫、王承福的话，以及伯夷、严光、徐孺子的高尚风节，是否得志，又有什么值得动摇他们内心的呢？考察《庄子》论方术的篇章、《太史公自序》《刘歆移太常博士书》《韩退之送文畅序》《目录序》，可知道学的分散已经很久了。然而孙武关于作战地点的论说虽属兵术，却通达精微之理；泰豆氏驾车、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的技艺，也都进于道。列御寇论无为而无所不为，庄子以阴阳动静为根本来阐明内圣外王之道，这些也都是古代圣人的精微言论。大概我曾听说，汤氏家学尊奉朱子、宗仰陆九渊，同时又取法庄子的著作，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吧？荀卿的学问长于礼，他精到的论说，应当同戴氏《礼记》一起流传，也不能只按文章来评判。至于把文章作为学问的人，如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氏，大概就是这些人吧？然而看他们的《答李翱书》《送徐无党序》《答吴充书》《齐书目录序》《文甫字说》，虽然都把文章当作学问，却能够探究根本。《潭州新学诗》《书洪范传后》《吴职方赴阙序》《思堂记》，又能忧虑学问的浅陋，并且稍稍懂得反求自身。《丰乐亭记》写政事有成而把美名归于君主；《陇冈阡表》写自己显达而能够显扬父母；《族谱引》则说明懂得尊祖敬宗。《梓人传》说做宰相应有体统，《云峰院记》忧虑地方风俗喜好争斗，都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空洞言论。尽管如此，在宋室强盛的时候，王元之、范文正公、张方平，又都是由学术培养出来的人才；而欧阳公足以继承韩昌黎，伯苏子瞻用雄健的文章和正直的气节为他作序赞颂，足以使贪婪顽固者廉洁，使怯弱者立志。这七十九篇之所以能够妙绝古今，恐怕不是其他作品所能比拟的吧？然而自序只把它说成“千载英华荟萃”，当时皇上正喜好文学，君臣彼此崇尚空虚的文饰，却没有因这种爱好而启发他们忧虑危亡、引导他们反省，难道能够算是知道应当反省的根源吗？后来贾似道专擅国政，汤公作为从官一再离开官位，五次拒绝征召而不肯起任，这时天下的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可是马公终身任由贾似道在国亡之后才停止对他的进退摆布，那么他读了这部书却不能醒悟，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至于赵公，也只是把它当作言语句读来取用，而且还想把它提升到经学的地位，难道是当时宾主之间偶然没有谈到这一点吗？还是不知道其中的意思，只是不愿明白斥责出来呢？否则，六经本来就是家家传习、人人诵读的著作，如果不践行其中的实际内容，那么不流于言语句读文章的情况又能有多少呢？我曾考察宋朝末年的事情，深深悲叹那些贤人君子不得志；汤公编纂这部书，尚且在当时不被知晓，到了后世还像这样没有得到昭明，何况其他人呢？所以我把其中微妙的用意发明出来，给读者看。题写吴君仪教授《植芸轩》卷之后

译我听说本邑南部吴公君仪父亲贤能，心中私下敬仰向往，却没有机会见到他。后来得以同他的儿子希道交游，喜爱他和蔼平易而又能自立，通达明白而且有所操守。虽然盛衰祸福等变故接连发生，他却安然自若，不改变平素的操守。俗语说：“后稷家的孩子不会懒于耕作，伯夷家的孩子不会夺取别人的席位。”难道不是这样吗？从此以后，我更加因为没能认识吴公而感到遗憾。不久我因病卧于故乡山中，连希道也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一天，黄子中来拜访希道，拿出毗陵陈思氏为吴家主人所作的《植芸轩记》，嘱托子中给我看。我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私下有所感触。吴公年过六十，才凭医术出仕，而且仍然不忘田地。陈君反复称述他的事迹，仿佛是别人不能企及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曾听说，天下统一以后，风气习俗已经不再是南方旧日的样子。前朝遗老常常告诫子孙学习儒术；如果当时不能得到任用，就应当退下来从事农圃，或者隐居行医、占卜，否则宁可稍稍做商贩来维持自己，千万不要依仗权势、学习刀笔吏的手段，以败坏心术、损害家声而留下后患。如今看吴公自处的方式正是这样，难道不就是所谓“不只是勉强知道，实际上确实践行”吗？吴公的先父号达斋，还未成年便考取乡荐；乡中前辈、左史吕公把女儿嫁给他。他没有来得及继承家族的科举传统，国家便灭亡了；但他仍然屹立于山林之间，不以自身显耀。那么君仪父亲所以持守自身、保全家世，本来就是有所承受的。在池塘上的亭子中安享燕乐，恩泽延及曾孙，是可以做到的。希道的志趣也不堕入流俗，当然应该如此。于是我把所听到的写在卷后，连同陈公的记文一并归还。十八年后的孟夏下旬，里生赵汸恭敬题写。写在揭学士赠给相士吴大春的卷后 人的身体头圆脚方，阳气在上、阴气在下，乾坤的位置便确定了。心属火，位于南方而在上；肾属水，位于北方而在下；肝属木，位于东方而在左；肺属金，位于西方而在右。坎、离、震、兑在人体内部成形，日月星辰和五行则在外部显现形象。然而阴阳二气与五行的变化交错混杂，并不整齐，因此人的长短、清浊禀赋各不相同，遭遇的吉凶利害也各不一样。于是衰旺、生克、精气、灾祥，显现在一尺见方的面孔上，往往同星历家推算的结果相似。这就是人的形体所以像天地，命运由上天所赋予、所以不能随意改变的原因，也是姑布子、卿相之术由此产生的根据。荀卿却独自认为古人没有学习相术的，因此不谈相术，把《相》篇写出来加以排斥。他所说的相术，不过是长短大小、善恶之间的事情；而所谓善恶，又不过是把疾病、秃头、跳动、偏斜看作恶，把美丽、妍好、妖冶看作善罢了。既然如此，人的禀赋和命分千变万化、各不相同，那么只要观察这个人，没有什么不能看出来的，难道荀卿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吗？自从荀卿提出这种论说，儒者大多奉为宗旨。然而自秦汉以来，善于看相的人本来就没有在世上断绝。宋朝盛时，名公贵人有时也借助相术来帮助识人。希夷先生陈公关于天人关系的学问，近代以来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对于钱副枢、种谏议，也都是凭相貌来选取任用的。这样看来，相术确实有不可忽视的地方。不过，难道它只是对认识他人有帮助吗？对于认识自己，它首先就有作用。假如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命分由上天决定，固定而不可改变，大概只要一照镜子就可以判定了。这样人人都会稍微安定而不浮躁，对于人心和世道，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只是要学习相术并达到精通，使所说的话没有不中的，而且足以取信于人，也不是容易做到的。我曾听说，北方有一位贵人精通此事，只是苦于没有可以传授的人；晚年得到一名士人，便让他住在暗室里，悬挂一束五色丝，把门锁上、窗户堵住，只在墙上凿孔送进食物，并告诉他说：“相眼是一门学问。”坐了很久，眼睛适应黑暗后，能够辨别丝线的颜色并数清多少，才可以出来接受相术。大约过了一年，他完全如贵人所说，于是学尽了这门技艺。曾在大比之年，在众人聚集的地方考察进士，逐一说出那些人这一年科举得失，以及他们父母的疾病、寿命长短，没有一件不应验的。那些不是进士而和进士同坐的人，他也能说出他们所掌握的某种技艺、精通的某种技艺，听到的人无不惊异。正因为他的技艺精妙到这种程度，所以传授它的人很少。这样看来，荀卿的论说仍然没有在士大夫之间废弃，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我们乡里的吴大春，曾凭这种相术游历各大都市，名公贵人没有不推重他的。待制赵公曾经请学士揭公写文章赠给他。二十年后，他的儿子心鉴才从外地归来，乡人拿吉凶祸福询问他，后来没有不应验的。一天，他带着揭公的序文经过我的山居，说：“我先人的相术，以五行、十一曜作为法则和象征，大概是能够通达事理的方术。”揭公没有进一步向他询问，所以没有来得及为此表彰。我的先人谨慎地把这篇文章收藏在家里，也从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我说：“这没有什么妨碍。您的文章和荀卿的文章相比，当然有高下之别。相术本来就有难以言说的地方；不因为自己不知道某件事，便把自己知道的事情拿来妄说，这难道正是它可贵的地方吗？何况您能够取信于人，您的得失往往悬在三寸舌端，也不是别人的话能够随意加以轻重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您叙述所听到的事情，写在这篇文章后面，使读者知道您评论人物时，方法同一般流俗不同；而您的先人之所以能被当世知晓，最终还要依靠揭公的文章流传，这样做不是也很好吗？跋刘郎中所收藏的邵庵先生《戴笠图》诗卷。

译右边这幅邵庵先生的《戴笠图》，画家是陈可复。他是宋代邕管安抚陈公元晋的后代，也是先生的表侄。题在画上的诗共有四章，后来第二章已经改写，好事者又请先生用小字另行书写，刻在石上，流传的版本很多。但是行书字韵的一章，流传下来的人还没有见过。第四章的结句说：“这就是先生戴笠的图画。” “是”字缺少下半部，是悬腕书写时落笔没有接触纸面造成的。先生眼病以后，这样写字的情况很多。先生家一向贫困，虽然做官显达，但家中人口众多，俸禄收入原本就不够供给。住在临川崇仁城郊，有田一顷多。是他的夫人赵氏在世时，用养蚕纺织所得置办的；先生退休以后，每年的收成仅够维持几个月。鸾服、犀带、金带各一件，曾经都拿到邻里质库中抵押。四方来拜访的士人道路相望，座上常常坐满。有修饰亭馆、栽种花木、建造重屋来谋求宅舍利益的人，他们送来的束修、乘壶之礼、羔雁之贽，以及碑板的酬金，先生都收回用作宾客费用，即使自己贫困也不顾惜。每当风和日丽，就带领宾客，跟着门生子弟、山僧野老，在山水之间闲游，有时寻梅、放鹤，饮酒吟诗后归来。一天出游遇到下雨，向农家借了一顶斗笠戴上，才得以回来。《戴笠图》便由此而作。先生平日口中从不说贫穷，但诗中“薇”字、“絺”字所押的两韵颇能记载他的实际情况，大概说明他虽然贫穷，却无论遇到什么都能自得。石刻本的自跋说：“人世间的境遇，如云彩渡过水面，如花朵随风飘落，不值得记载。”读者再用这个意思去看它，就可以想见当时高雅的情趣了。江夏刘公明善得到这幅图后，经常珍藏玩赏。刘公正当在当时显达、受到任用，却不忘前辈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遗韵，能够如此恭敬仰慕，那么他的志趣便可想而知了。诗后题名的名公已经很多；不是先生过去亲自选拔提携的人，就是赞颂他的诗、读过他的书而了解他的人。汸登门最晚，刘公也已经把这件事给我看过，所以我把当时的事情写在卷末，用来说明这幅图和这些诗创作的缘由。跋赵文敏公临摹《东方先生画赞》从前汸游历吴兴，登临松雪斋，听文敏公门下的士人说，文敏公起初学习书法时，临摹智永《千字文》，背临写尽五百纸，《兰亭序》也是如此。如今看宋仲珩所收藏的《东方先生画赞》临本，看到文敏公学习书法即使到了老年仍不倦怠，更加相信从前听到的话。然而文敏公的儿子仲穆父曾对汸说：“先人的书法，我不应当评论。晚年曾经书写《大洞经》，一定要寻求好纸，派人到姑苏捣炼并染黄；每次必定清晨起来洗漱，焚香后才下笔，以三张纸为一段。”这部书确实不愧于古人，可惜还没有写完便去世了。于是我拿出来给在座的宾客看，大家都称赞叹服，认为笔势超绝，是一生没有见过的，只有《湖州学记》可以接近它。郊外有一座幻住庵，唐君子华和我一同游览。庵中有唐人的四幅天王像，子华说这也是文敏公鉴定过的作品，并且常常指点画中衣纹的精妙之处，认为那是古代篆籀书法遗留下来的法则。子华以擅长书法闻名，大概曾从文敏公那里有所领会。仲珩喜爱学习书法，小篆、八分、草书、隶书都通晓并练习，所以把我在吴兴听到、看到的这些事情记下来，同时用来显示前辈在翰墨之事上用力精深到如此程度，并不因贤于当时之人便自我满足。跋谢翱《西台恸哭记》之后 汉丞相诸葛武侯去世，蜀人走遍街巷祭奠，在野外哭泣，当时也无法禁止。宋丞相文公想要效法武侯的作为，却没有机会实现，最终不屈服自己的志向而死。江南人哀悼文公，比蜀人哀悼武侯更加深切。哀悼武侯的是三山谢翱皋羽，他在起兵时曾参与军务、担任参军。眺望夫差墓，经过越王台，登上子陵台，触景生悲，悲痛不能自已，本来就应当如此。后来他自己归来，留发以示不仕宋，又作歌诗，慷慨怀古，并且隐去姓名写下这件事，以此自我避讳。他预先在子陵台旁寻找葬地，将自己比附于梁伯鸾，似乎有意警醒、激发张子孟坚的愤懑。我担心这件事湮没不传，便取出他的文章，稍稍解释其中隐晦之处而流传它。大概我是从这里有所看见；不过前代正人曾说，考察一个人的大节，必须看他平日的表现。跋谢翱《冬青树引》之后 我小时候曾看过文字记载：嘉木扬喇勒智发掘宋朝诸陵，准备建塔；钱塘旧日皇宫中、越地之内有义士，夜里召集一些少年，另外寻找遗骸，把所有暴露在外的遗骨都替换下来。后来虽然被发掘取走，却同牛马骨混杂埋在塔中，全都不是真龙蜕下的遗骸了。那位义士和为他作传的人，都没有留下姓名。从马相以下，题写在这件事后面的十几位公，也都隐去了姓名。所叙述的事情却十分详细，还说那天夜里的事情，几乎让人觉得有人翻墙时折断了脚。可是后来我游历钱塘，向父老询问，竟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件事。有人说，这座塔一共遭受三次雷击，最后烧掉了包裹金子的东西，连同佛塔尖端那种像瓠壶的部分也烧掉了。如果都是没有姓名的遗骸，为什么能够感动上天到这种程度呢？我无法回答。张孟坚给谢皋羽所作、替唐珏玉潜写的《冬青树引》作注，大概是在暗中记述这件事。从前听说的那位义士，难道就是唐珏吗？可是注中有时又说是王修竹，王修竹又是什么人呢？这件大奇事，不是季布、剧孟一类人不能办成。几十年之间，难道没有族人子孙能够说出这件事吗？孟坚又转而对好事的君子说，假如能够得到真实情况，应当详细注释谢翱的诗来流传；假如能够到越中一趟，访问南山边缘，找到过去栽种冬青树的旧址，划定界域并立碑标明，同时把这件事记入郡志，又是一件大奇事。不要只是说以疑惑传疑惑罢了。《葬书问对》

译有人问：“关于葬地的说法，按道理真有这回事吗？”回答说：“有。”问：“那么各种说法哪一种更高明？”回答说：“《葬书》说得最详尽。”问：“《葬书》真是郭氏的言论吗？还是古代早已有这种传说？”回答说：“无法考证。《周官》说，冢人掌管公墓，墓大夫掌管所有邦国的墓葬，都要辨别尊卑等级和规模数量，依照宗族来安葬。《大司徒》说根据本地风俗用六种方法安定百姓，第二项就是族坟墓；这样看来，葬地并不选择地点，已经很清楚了。难道会有不存在的事情，却专门制定它的法则吗？《汉书·艺文志》叙述形法家时，大略讲九州的地势，用来修筑城郭房舍；又讲人的形貌以及六畜骨骼法度的高下、器物形状的大小，用来探求声音气色所表示的贵贱吉凶，并且把宫宅地形的书和相人之书并列，那么选择葬地的方法，难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我曾读张平子的《冢赋》，看到他亲自叙述上下冈陇的形状，大略像如今葬师寻找龙脉、捉摸地脉的做法，难道东汉末年，这种说法已经在士大夫之间流行了吗？后来景纯最喜好方术，世人见到他把母亲葬在暨阳，最终避开了水灾，和他所推测的相符，于是就把《葬书》传给郭氏了吗？但这些都没有考据。”问者说：“《葬书》世上本来就有，但从齐、梁直到隋、唐，君子都不谈它。” 到了宋代司马温公才想烧掉这部书，禁止断绝这种术法，为什么？”回答说：“它的言论有大大违背道理的地方，书本来就可以烧掉，术法本来就应当断绝。盛衰消长的变化，一旦确定便不可改变，即使圣人、智者、巧匠、力士也无能为力；这是天命所在，也是神妙功力不可测度的地方。后世诸子百家喜好提出异端奇说的人很多，却没有人拿改变天命来立论，只有《葬书》偏偏说‘神功可以夺取，天命可以改变’。唉，它欺骗上天、蒙蔽神明、诽谤造化、欺罔百姓，实在太过分了！世俗沉溺于这种说法，认为天道所决定的命分虽然固定，却还有术法可以改变它；这样一来，凡人做事的是非黑白、事物与自身的得失细节，当然都可以颠倒混乱，隐藏、制服于心中的暗处，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毫不困难，世道人心于是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难道不是《葬书》的言论误导了他们吗？禁止并断绝它，本来就是好事。”问者说：“它的谬误既然已经这样严重，可是又认为其中有葬地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术数之书，言论往往不纯，大多有这种情况。创造万物的智慧很难用语言传达，不能因为说法有错误，就把其中的善处一并遮蔽了。” 问：“请问其中说得正确的地方，指的是什么？”回答说：“所说的‘乘生气’，就是正确的。班孟坚说：‘形与气相互首尾相接。’这是精微之处中特别不同的一点，也是数理自然的表现，最能说明形。葬法的要旨，大概同《葬书》的说法彼此表里相应。山川的起伏、终止、会合、分散，其中神气交会、气息感应，具备万物的情状。因此，地形的书和观察宫宅、人物的书出自同一个根源。到了后世杨氏、廖氏一类人，把这种技能发挥得精细而穷尽变化，于是大地神灵生息的机理，便能够借助葬法而不失误了。若不是禀赋特殊、见识不同，足以穷尽山川万物的情状，能够逆来顺往、旁见侧出，都得到它们自然的规律，就没有资格谈论这些。这样看来，这件事虽然鄙近，所包含的道理却很精微。因此书籍越写越多，方法越讲越细，而‘乘生气’三句话已经足以概括它的全部意义。大概这就是古代先贤遗留下来的话还在书中可以看见的地方吧？”又问：“星辰是天上的形象，术家用星辰来命名名山，难道这是《葬书》的宗旨吗？”回答说：“五行阴阳，是天地化育万物的过程；在天上形成形象，在地上形成形体。声音、色彩、容貌、形象，各自都按照同类相应。大概没有什么事物不是这样，没有什么细微之处不能显现。何况山岳是有形之物中最大的呢？” 只要其中保存着至理，就不必要求它的说法全都出自古人。”问者说：“直的，我知道它属于木；尖锐的，我知道它属于火；转动的，我知道它属于水；那么圆形属于金、方形属于土，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易》的象数中，乾代表天，也代表金和圆。由金具有变革、顺从锻造的性质，观察它在熔炉中的状态，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四方形的土地，而土位居中央，大概是体现坤卦而取得大地的形象。”问者说：“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人说人间万事都顺应自然，只有金丹和地理是逆行的呢？”回答说：“人体有五脏，外在对应五行，分布精气来滋养形体；阳气施予、阴气承受，以传续后代。若不采取逆行的方式，就不能掌握神妙的机理而成就变化。天有五气，运行在大地之中，流动滋润，使草木生长繁茂；阴阳之气相互交融上升，发出光明景象。若不采取逆行的方式，就不能配合神灵、贯通幽明。懂得金丹是逆行的人，就懂得生气得到承载、运行的机理了。难道这只是把一件事同另一件事相对待的名称吗？”又问：“如今闽地巫师讲方位的说法，也符合《葬书》的宗旨吗？”回答说：“讨论五行的衰旺、生克，这是阴阳家的事情，并不是寻求形势地法的途径。《葬书》谈方位，处在地势和形状的次要位置；近代临川吴公刊定这部书时，却把这句话放在杂篇的开头。” 我曾经对人说过，方位和时日与地理并无关系，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譬如方技家要起死回生，必定精通面色、脉象的尺度和数理；要长生久视，也不出内外之法的规律。形气的治理，神机随时变化，并不系于某种方术；它的根本就是这样。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想知道葬地的道理，是应当只从形法中求取完备，还是应当结合阴阳家的说法来讨论呢？”我回答：“是这样。”本来就应当把它比作人事：形法所说的，是观察形相；阴阳所说的，是推测命运；二者有并不相互依待之处。然而，谈形相的人，是根据万物形状的不同，分别穷尽其情状，以观察造化的微妙而知吉凶，绝不会用相人的方法去相六畜。推命的人，以出生的年月日时来论祸福吉凶，尚且有时会错，这是因为这种术数的根本不足以包容天地的大化。把它移来推测六畜，往往大错特错，是因为六畜的生命不同于人。方位之说，本来就不是用来求取地理的，何况任意摘取几条，得不到形法的真义，却一概把这种说法加上去，那又和用虚中子平之术推测六畜有什么不同？难道要用论牛马的方法来论人吗？又问：“那么，这种说法究竟从哪里开始的？”

译术士们为什么大多谈论它呢？我回答：“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兴起的。赣地人相传，福建有个士人曾到江西求葬法，没有遇到所求之人，于是泛泛察看各郡的名胜古迹，用罗盘测定方位，分别记下，再彼此参照附会，便形成了这样的说法。大概就像盲人敲着盘子、摸着蜡烛来寻求太阳的比喻，后来出的书更加巧密，所以终于在闽中流行，这个推测或许是对的。形势和形理显而易见，但事情难以窥见全豹的，往往只看到一斑；按图索骥的人，大多会把骊、黄、牝、牡混淆。如果不是那种心神安定、见识超拔的人，未必能达到其中的微妙。方位一类的说法，理论隐晦而事情容易，画师喜欢摹画鬼神，却害怕画狗马，何况那些羁旅之中求取附会的巫师，哪里肯攻治难处，使自己的衣食之路更加艰难呢？这话只能对有智慧的人说。问者又说：‘道理既然如此，那么葬书所谓“反气纳骨，以荫所生”，本来就在这种术数之中，为什么又对“夺神功，改天命”的说法斥责拒绝到这种地步呢？’我回答：‘遗骸得到地气，后代承受荫庇，是气机自然运行的结果。然而吉地不容易求得，求得完全吉利的尤其不容易；葬师本来就很少遇到，遇到真正懂得此术的人更少。’ 这门术数的明暗、取舍，土地的对错、得失，尚且都悬系于天而不能强求。如今他们却说：‘君子凭这种术数夺取神功、改变天命’，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葬书所说的君子，难道是这种人吗？又问：‘那么，如今的名卿大家，他们祖先的葬地往往应验得像拿着契券取物一样准确；到了家族兴盛之时，竭尽力量去求取，反而总没有所得，有时还加倍错谬而招来祸患，难道这也是命分已定、不能改变吗？’我回答：‘不只是这样。一个家族将要兴盛，必定是祖先世代积有隐德暗善，厚施于人而不享受其报。这样的人，即使不选择葬地而安葬，他遇到吉地以及子孙昌盛，本来已经暗中相合，大概是上天赐给他的。后世看见祖先的鼎盛，却不知道它的由来，于是用玄妙的探求和巧诈的索取，牢笼拘束、刻意雕削，以为是某个不知名的人制定的计策，那么急于选择土地，也就成了滋长私欲、谋求利益的端绪。存这样的心，就会获罪于天而自行缩短命数的人多了。选择而不得，得到而反受大错，难道不正是神理显明的表现吗？’问：‘那么，大儒朱子也曾有所取法，为什么呢？’我答：‘大贤大君子的作为，不能用常人的情形来类比。’ 古时候三个月便下葬，凡是附着在棺木上的东西，都必须诚实可靠；泉水和蝼蚁造成的祸患非常深重，容易腐烂、迅速朽坏的葬地，就像把尸体丢弃在沟壑中。大概当时有确定的制度，百姓不能违背，都是古人已经知道却无可奈何的事情。伊川程公说，死者安稳，活人才能安稳；这只是从后世选择葬地的角度来说它自然的道理。朱子下葬一定选择土地，也只是说要尽自己所能，以求不失去诚实可靠的原则和程子的本意罢了。然而君子的选择，从未超过施报常理的范围，那么他把这件事托付给季通氏，难道是有所羡慕并期望一定得到什么吗？本来就不能和常人相提并论。问者又说：‘死者下葬，是活人必然要做的事；大儒君子的作为，又是后世的标准。所以世上谈论葬地的人，必定把朱子作为口实，那么仁人孝子安葬父母，就不能不选择葬地，这一点很明白了。如今地理之理既然难以明白，得失又悬系于天，那么所谓尽自己所能以完成诚实可靠的原则，究竟应从哪里做起呢？’我回答：‘死者按礼下葬，按礼祭祀，收敛手足形体；把遗体送还于葬所，和葬在天下任何地方，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丧葬器具只须根据家中的财力来办。吉地难得，难道只是丧葬器具的费用问题吗？先王制定礼制，在宗庙之事上极为严格，以充分表达对人鬼的情感；把魂魄藏于幽冥，以顺应返回本原的变化，这些事情本来就有一定的道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秦朝未满一世便灭亡，周朝超过了历数，向上天祈求长久的国命，最终都归结于有德与否；内心和行为的好坏，也会随着气数而显现，这是必然的道理。圣贤难道会欺骗我们吗？士大夫依礼为亲办丧事，以仁心培厚德行，明白道理而选择术数，在得失之间观察时势和义理，不把个人私心放进去，这样或许就不会违背性命的常理，也可以无愧于慎终的教诲了。这难道不是先哲的志向和君子的道路吗？又问：‘那么，《孝经》所说的“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究竟是指什么？前辈又说中原土层深厚、水源深，土地可以不选择；江南水土浅薄，不选择土地的祸患说不尽。那么应当怎么办呢？’我回答：‘圣人的心意，是和百姓共同忧患吉凶，而不是凭一己之智凌驾于万物之上，所以设置大龟和大筮，为百姓建立命运的依据；墓穴之事，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难道会因为偏远地区的地气不齐，就强迫人接受自己难以知道的东西吗？’ 况且江南草木繁盛、万物生长变化，没有穷尽的时候；而可以用来安葬的土地，却有用尽之时。又怎么能让每家都传承景纯的学说，并且每家都有杨、廖那样的葬师呢？道理不足以公示天下，方法不足以传给后世，却说可以垂为训诫，我从未听说过。虽然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说的：葬书所谓“形势来临而形体止息，是土地完整的气”，确实不容易说明。至于土地童断、过独、空缺、旷折，以及水泉、砂砾等会迅速导致灭亡的凶兆，本来有可以避开的办法。在大山长谷、回溪复岭之间，难道没有高平深厚、可以规划为宗族合葬之地的地方吗？即使鬼神福佑的应验不能达到活人身上，家族盛衰的常理也可以尽其天赋。譬如有病却不医治，却常常能遇到良医；这和把病交给庸巫，任凭他贪婪乖戾、胡乱施治，糊里糊涂地把人埋入一抔土中而自己还不知道相比，差别实在太大了。古人说，错误理解《本草》会成为活人的祸害；如今葬地之术难道比《本草》轻微吗？只是药物的得失当下就能看见，而葬地的吉凶往往要到身后才显现，所以从来没有人能够考察到底并知道其中的弊病。有些事情关系到送终的大节，儒家前辈君子有所不废；但世俗沿袭旧说，不能穷尽其中表里、精粗的含义和得失的原因，所以我作《葬书问对》。

译我的朋友程仲本，最留意这件事，学习它已经十多年了；他审慎求问、明辨是非，不得到结论便不停止，大概是有志于明白道理、选择方法，而不是做世俗浅近的事情。所以我写下来送给他。仲本的老师，是乡里的先生朱允升。朱先生通达精博，熟悉六经的深奥、文字的源流、远古的开端、万物变化的根源，以及阴阳方技的根本；对古代贤人开创事物、讲求实用，以及他们在技艺方面所保存的精神思虑，无不心领神会。他实在是穷乡僻壤后进之人的指南和明镜。对于山川的情性，难道还有什么不能了解的吗？凭仲本善于学习，又能在朱先生门下完成学业，就像王良、造父驾驭车马而熟练自如，将会由此获得关于天、人、万物之理的整体认识，难道只是俯察山川而已吗？医说 医术这种技艺，古代的君子大多都能掌握，因为它是养生、侍奉父母、慈爱幼儿的紧要事务，不能随意推给别人，所以百家众技没有什么能排在它之前。况且人有身体，肌肤相会，筋骨相束，元气藏于其中，精神明慧之处，经脉所起、脉气所止，营气卫气周流，屈伸聚散，都和天地一起运行；气没有常态，土地风俗各有不同。五脏六腑的强弱、盛衰，死生疾病的原因，都是儒者格物致知之道所必须研究的。没有人能对自身内部一无所知，却还能成为大儒君子。离古代已经很远了，由百家众技而上，大都只用空话相互传授而不研究实际；唯独医术的利害得失在早晚之间便可判定，最远不过十天，因为不能用文辞掩饰，所以学习它的人很少。于是医术被划为专门的行业，而世俗在养生、侍奉父母、慈爱幼儿时，也只把事情托付给别人，留下遗憾的人就很多了。宋朝兴盛时，曾命文臣中懂得医理的人，收取前代药方和民间献上的方剂，慎重挑选保存，以极其谨慎审慎的态度整理，学习这门术的人因此有所依凭。可惜庸医胡乱增删，一味用温和、平缓、调和、解表的说法掩盖自己的无知，最终对治疗效果没有帮助。汉代长沙太守张仲景的著作，通过观察症状、诊察脉象来知道疾病所在，然后施用汤剂；这种医道最为精确恰当，但近世以来竟成了绝学。间或有人听到一两点皮毛，却从未掌握要领，便任意施用疏导、涌吐、泄下等方法，随意妄为，在掌股之间残害活人而眼睛都不眨一下；这种流弊哪里有尽头呢？所以凡是儒者本来应当做而不去讲求的事情，世俗之士就会起来做，造成的祸害真是说不尽。不只是医术如此。河南处士郭子和，曾在修养自身、研究经学之余，取张氏的著作精心研习，补充其中的缺略。朱子为它作序，加以表彰。沙随程可久也有论著，如今流传下来的很少。天下统一以后，河间刘氏、东垣李氏的学说开始在东南流行；他们留下的著作尚未散佚的还有几十种。有志之士由此追溯长沙的学术而有所收获，既可以养生，可以侍奉父母，也可以惠及他人，或许古代大儒君子所能做的事情，就不会终于湮没于后世了吧？不过，医术是仁爱的技艺，体制广大，道理精微；所用的药物琐碎而复杂，取得的效验却近在眼前而且明显。若不通晓天地造化，辨析事物深奥复杂的情状，就不足以成就医术；若不能贯通各种医方医论的广博内容，穷尽心思所能达到的极致，也不足以发挥医术的作用。一定要有明敏的资质、敦厚的品行，又反观自身，去求索古人所说格物致知中必须研究的道理，并在这方面用力，使心神安静、道理明白，意志坚定、精神安定；这样以后，关于圣、神、工、巧四等医术，以及脉象、疾病、证候、治疗的学说，才可以凭心意领会；金石草木的形状、颜色、气味、性质，也才可以类推。而且还要广泛救济而不怀私心，善于施救而不自夸，或许才能使医道复兴到古代的样子吧？我对此曾深感慨叹。心想交通繁盛的大都市中，或许有这样的人，只是自己还没有见到听到。浙东朱彦修亲自从他的老师那里得到河间、东垣的传授。我多次想跟随他交游，也因拖延而没有空闲。至正己丑年冬天，他来到钱塘，我正卧病不起；进士临川葛元哲在会舍中遇到我，当时任行省掾，亲自依照长沙医法煎药给我喝，并且说：‘我的书佐卢叔原很善于谈论医术，应当让他替你开药。’不久叔原来到，按脉开方，原来采用的是东垣治疗内伤的方法。药吃了三剂，病就痊愈了。我回到山中，每每想起叔原，始终不能忘怀。辛卯年十月，我又来到这里，而叔原正在公府供职，没有多少空闲时间，便指着徐子贞对我说：‘这是我的表侄，是可以和你共同讨论这件事的人。’ 我当时才和子贞相识，于是到他家去，得以看到李氏的各种著作，感叹他用功长久。我在客居期间染病，屡次从子贞那里得到药物，药力就像钥匙穿透簧片、热汤浇在积雪上一样顺利，又为其见效迅速而高兴。我听说朱彦修以前游历会府，子贞的先君子十分仰慕他，便派子贞接受他的学说；又知道朱彦修把学问传给了子贞。书肆老人陈思复对我说：子贞的父亲孝敬双亲，奉养生者、安葬死者，不堕入流俗；尤其重视友谊，那么他在父亲庭训中所接受的学问根本，一定是有道理的。这几方面，都是当今方技家所不能完全具备的，而子贞兼而有之；况且他年纪还很富盛，气质清正，读书作文每天都有进步。沿着这个方向成就他的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使自己所获得的能够惠及他人，继承前人而不使后世断绝，这件事十分伟大；可是他却安闲自守，只求独善其身，使自己的道术隐晦而不显扬。我实在深深为此惋惜，所以把平日所见的情况全部告诉子贞。子贞如果因我的话有所感动，就应当善于施救、广泛济人，不辜负父亲和老师的心意，以此回应朋友们的期望吧？崔尚书寅斋说

译自从二程先生把“敬”作为圣贤心法的要旨，朱子又加以阐明，认为圣学始终都在于此。读二程、朱子著作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一点的；有的人用“敬”来命名自己的书斋，程门高弟很多，但追究其真正由敬入学的人，只有尹彦明一人。登朱子门下的人尤其多，等到谈论“敬”的含义时，却说只有“畏”最接近它。畏并不是敬，只是常人的情感，必须有所畏惧之后才能产生敬意，于是又有人用“畏”来命名书斋。那么，敬果真是容易说清的吗？然而先儒谈敬，实际上根本出自《虞书》。《虞书》既说敬，又多次说“寅”字。“敬”就是敬慎、警惕；欧阳公解释为恭敬，是将近于畏惧的说法，把敬、畏二义合在一个字里表达，没有比“寅”更切当的了。藁城崔宗明，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寅”，大概就是取自这里。虽然如此，我汸曾听说，敬和畏都不是由外物灌输给我的。孟子所说礼的萌芽，人人都有；如果能在这里有所体会，就不必担心没有保持它的方法。只是学习者如果不是资质美善，就没有用力的根基；如果不是感发深切，就不能谨慎到底。考察古人，汉代有秺侯，他为人笃实谨慎，即使天子也一定敬重他；又有万石君，恭敬之心无人能比，家人也受到他的感化。齐、鲁诸儒的品行质朴端正，都认为自己比不上这两位君子；而他们起初并没有听闻圣贤的学问。只是由于他们得之于天，具有远超常人的资质，所以能在内心保持这样的敬畏。宋代则有司马文正公，他自己说平日看着地面以后才敢迈步，放稳脚以后才敢站立；又有赵清献公，白天所做的事情，夜里一定焚香向上天禀告。这两位君子，对于圣贤的言语当然已经有所听闻。至于二程先生所说的心学，也未必完全合乎他们的情形。然而他们依道保持操守，警戒严密竟然如此；先前所说“畏”接近“敬”，更加有了证据。难道不是因为受到深切感发才这样的吗？如今崔公资质美好、品行驯谨，比起汉代那两位君子本来毫不逊色；至于他用“寅”命名书斋，使肃然敬慎、警惕戒惧的意义常常映入眼中并铭刻于心，他一定是听闻文正公、清献公的遗风而受到激励。如今他为圣明天子所知遇，授任大宗伯，是很恰当的。缙绅文士为崔公阐明书斋命名的意义已经很详尽，认为崔公对于“寅”，正是所谓不只是随便知道，而是真正实践。因此我取古人操守实践的事实，进一步解释其中含义，以说明崔公的志向。二星说 丙午年三月，太白星位于酉方，光芒异常明亮，锋芒向上拱起，像佛像的圆光一样。岁星位于卯方，也有这样的情形。当时镇星也在卯方。论者说，卯方是火垣，又是木旺之地，木、火、土、金依次相生，所以太白尤其异于平常。值得庆幸的是，岁星处在合宜的位置。五纬星本来有固定的占验，那么虚中之术不但可以推测人的命运，即使世代的气运也不能逃脱吗？范叔豹字说 吴兴范元质，字叔豹，请缙绅先生写文章说明其中的意义，已经求过几十篇了。那些文章辞采丰富，义理广博；但范君仍不停地求取，并且让我也来附带说几句。我多次以才疏学浅推辞，却没有获准，于是替他说道：根据名字来寻求训诫，因称谓而知道警策，是进学的一条途径。为此作说，难道可以轻易下笔吗？如果能本于人心，考察圣人教训，观察刚柔善恶各自的适宜之处，穷尽扩充变化的妙理，使人终身诵读仍有余味，这是上等。文辞有依据，义理有止境，简约而不至于浅陋，振发而不失于自矜，这是次等。义理虽审察而不周全，措辞又多有失误，那就没有等次可言了。前两等我都不足以达到，勉强作说又排在无等次之后，您又有什么可取的呢？不过，姑且把我从管中所见的一斑告诉您，可以吗？您的字取“豹”为义，是因为豹身有文采而且善于变化。然而豹的斑纹天生就有，并不是由外物装饰的；它的变化灿然显著，足以美化自身。人天生具有、足以美化自身的东西，不就是仁义吗？反过来寻求它，再加以扩充，即使本来有不美的资质，也还将发生变化。时机到来而发生变化，仁义就会有用不尽的地方，何况资质本来美好的人呢？这就是古代君子所说的人之文。您性情和易、疏朗、直率，资质本来美好，没有昏昧妄诞的杂质。那么，凭借气质的善良来完成问学的功夫，因名字的美好而达到反求自身的实践，就已经有充分的老师了。等到进步而能够变化时，和易就成为忠厚，并不是在原有之外另有增加；疏直就成为严正，也不是要依赖外在力量。眼睛看、耳朵听，都有品格节制；手所持、足所履，都显出礼仪章法；没有一样不是发自内心。这样看来，您身上的文采就很盛了。那些把敦厚稳重、朴实迟钝看作不足，反而用油滑的口吻、华丽的笔端来显示才能的人，连自己的七尺身躯都不足以美化，何况能美化别人呢？古人说：“一旦成为文人，就没有什么可观的了。”有文采的豹尚且被人取法，而徒有文饰的文人竟至于不足观，是因为没有实际内容。文采存在于自己身上，如果没有真实内容，尚且不足以观赏，何况要施加于别人呢？这也是我不愿以此来祝愿您的地方。不过，文人的文采也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您不断求取文章，也不只是为了文采。但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希望您还能体谅我的心意，并以此自我警醒。代举留沙元帅状

译我曾听说，削平盗寇叛乱，必须依靠忠诚勇敢的人才；治理抚养百姓，必须借助廉洁明察的政务。只有长期任职，才能善始善终，所以请求留任并非寻常之举。切见某人，起初以江浙行省都镇抚的身份统率军队，攻克收复江山、玉山等县有功；随后回师救援省治，攻破建德、淳安的贼寇，收复徽州并安抚所属各县。又跟随平章政事萨木丹巴勒剿灭逆贼，筹划钱粮，接济军马，进而收复饶州、乐平等地。他尽心体国，不顾其他，面对险阻而始终坚定不移，可以看出他的忠诚。红贼扰乱之时，本官常常善于以少击众，生擒、斩首不计其数；有时策马冲入敌阵，身先士卒；有时振作声威大喝一声，贼徒便奔逃溃散。刚收复徽州时，他亲自进入贼阵，射杀蕲黄贼首伪彭万户，贼徒畏惧他的威名，可以看出他的勇敢。他生活俭朴，门禁非常严格，号令、赏罚全都出于公正；子女、玉帛等财物，丝毫不侵犯，官民都知道，远近都称颂，可以看出他的廉洁。本路偏处万山之中，户口实际上十分繁多；起初由于官吏轻易放弃城池，致使无知百姓无辜陷入贼手；后来官军人数太少，因此贼人离去后又回来。然而被胁迫随从的人，不过百人中有一个。本官察知都邑的冤屈，洞察细微之处；施行国家的诚信恩惠，坚定如金石。招抚那些因误入而被牵连的人，便指天发誓、以诚心相告，听见的人无不感动流泪；禁止革除各种摊派扰民的行为，则逐家逐户宣告，使百姓因此安定。与战功相比，他的用心尤其深远，可以看出他的明察。加上他喜爱贤才、礼遇士人，见到正义敢于行动，懂得朝廷的大体，通晓将帅的宏大谋略，实在可以做这些百姓的父母，是一天也不可缺少的人。何况本路经过战乱以后，饥荒接连不断，城池和官署正要兴工修建却尚未完成。如果不是本官完全了解民情和事务，始终亲自监督而掌握利害，如今朝廷任命的达鲁花赤将要到来；本官又屡次请求辞职，百姓忧虑恐惧，害怕一旦失去依靠。因此我不辞路远，陈述请求举荐留任的理由，谨具此状上告。祭婺源汪王庙文【代总制王克恭奉使汪广洋作】大王是鄣山的英气、黟水的灵秀，生为人中豪杰，死后成为神明；保护六州，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察识时机、仰慕教化，能够保全百姓。庙祀绵延久远，足以表彰您忠烈的盛大；子孙众多，足以彰显您惠爱百姓的真诚。回头看当时，像王世充、窦建德一类人不知天命，困顿之中仍竭力争斗，残害百姓、毒害众人，最终成为顽愚昏暗之徒，如飘风游尘，只是徒然污损史册。当年大王在世时，曾因消灭盗寇取道星源，邑人留下您的神像，千年之后还在流传。至于一时之间六郡之内蒙受您福泽的人，又哪里能一一说尽呢？克恭恭敬接受朝廷命令，来到这里镇守，抚军爱民，若不是依靠神明又能依靠谁呢？广洋世代迁居，在高邮奉命出使，来到水木本源之地，怎敢忘记自己的根本？今天正是大王诞辰之日，我虔诚率领官吏，到庙中祭祀，陈列微薄祭品，愿神明降临享用。东山寓舍安神主祝文 至正十三年十月乙未朔日后的第十五日己丑，孝孙某和全家眷属等，在东山寓舍祠堂新制先妣以上四代的神主。奉安先高祖考帅属百六府君神主、先高祖妣程氏恭人神主，居于西面第一室；先曾祖考税院二府君神主、先曾祖妣金氏安人神主，居于西面第二室；先祖考县丞定一府君神主、先祖妣朱氏安人神主，居于第三室；先考仓使相二府君神主、先妣汪氏安人神主，居于第四室。谨以清酒和众多菜肴作为祭品，在祠堂合祭并恭敬告知四代祖考之灵：我们祖宗起初居住在休宁龙川，历经唐末、五代，进入宋朝三百多年，直到本朝又经过几百年，世代相传十七世，传到我们这些人。当家族兴盛之时，财产在一乡之中最为丰厚，家学以儒学著名，做官则成为有俸禄的士人，丧葬祭祀的礼仪也都合乎礼俗。后来子孙众多，聚散不定，本来就未能制定固定而长久的规矩。汸等不幸遭逢这样的厄运，战乱之后，兄弟离散，祭奠无人接续。又因先妣去世，悲哀痛苦之中逃生，哭泣也没有地方，深重的悲痛实在难以忍受和诉说。岁月不停留，服丧期满和祥祭的日期已经到了；兵戈已经远去，疾病瘟疫刚刚平息，我们才得以逐渐谋求休息。然而灵筵的位置屡次设置又屡次迁移，实在太过亵渎了。大概服练之后应当祔祭，祔祭之后又回到寝处，这在典籍中有明文。可是家庙不在这里，形势上既不能共同居住，兄弟又分散各处，也不容许另行安置灵座。于是就在这座山中新建的空屋里，设置四座龛位，面向南方；神主的式样和神位的次序，大略取法先贤，希望能够让我们在污秽尘劳中往来，朔日、望日得以伸展哀情，吃些蔬食菜羹，使子孙不至于忘记根本而已。至于是否合乎礼意，我不敢知道。我们孤苦余生，情感和礼文都荒疏模糊，伏望尊贵的魂灵明鉴此心，尚请享用。外祖汪公、祖妣朱安人改葬墓地祭文。唉！礼制有使断绝的宗族得以延续的规定，这是先王用来重视传承世代、厚待伦理纲常的办法。所以作为后嗣的人可以在经典中找到依据。从前我的外祖父和祖妣去世，没过几年舅父又早逝。无奈财产已经分割，产业已经析散，而主持祭祀的后嗣没有确立；他们的神位附祭在伯父一支，已经两代、七十多年了。难道没有近亲，只是没有人出来争取吗？这正是我母亲痛心疾首的原因。此事本来常常使她悲思哭泣，低头对着碗、泪洒席面，直到老去仍抱恨于九泉。世代下降、风俗变迁，其中有难以言说的地方；两家又因多次变故而到了这个地步，这责任确实在各位外甥身上。然而各位外甥都已老大，而五服之内的丧服亲属已经死去两成；内里的同宗兄弟也死了十之五六。况且祸乱接连不断，如今还活着且家业没有败落、适合做我舅父后嗣的人，只有礼字季和一人而已。于是他慨然悲伤于从叔没有人祭祀，愿意亲身承继后嗣，主持祭祀之事，并不是为了有所图谋，一切都出于忠诚。唉！假如母族中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各位外甥的情义和事实终身都无法申明，又将凭什么在幽冥之中见到我的母亲呢？大概就在议定改葬外祖父和祖妣之时，山川融和，墓地又近在咫尺；这仿佛是神明隐藏、鬼神秘护，作为承继祭祀者的吉祥征兆。选择了吉日良辰，正值秋高气爽，虔诚地将二位亲人安葬在新墓，希望神气得以归复，等待上天的光明使家族发达。假如世家由此更加昌盛，长久延续，那么过去没有后嗣、如今重新接续，正是天理重新显明。只是悲痛于我的母亲不能亲眼见到，徒然眼泪交相流落。于是含着哀痛来献上祭奠，希望在幽冥之中能够感通明察，尚请享用。祭外舅文

译某年某月某日，女婿某谨以清酒和众多菜肴作为祭品，再拜叩首，恭敬地昭告祭祀外舅故纯二朝奉之灵：老成之人凋零衰谢，旧日的德行还有谁保存？您如同灵光殿，巍然独自尊崇。那些像马医击钟、夏日田夫穿着鼎食之家衣服的人，只会修饰外表来夸耀自己；您却与他们不同。钱财一点一滴积累，如云气上升、河水增涨；若不是已有的，不夸张、不自矜。听见鸡鸣便休息，戴着星光早起，颈项枯槁、头发花白，辛勤劳作仍未停止。对近处的忧患和远方的谋虑，都一定谨慎地从根本做起。关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听到的人都感到寒栗。行善不接近名声，别人只求与您交往已久；以厚重镇定浮薄，以质朴而不鄙陋。为何不能享有高寿，庇护后人？一夜之间竟不起床，上天为什么这样不仁？临终诀别的声音传来，听到的人极为悲痛。天啊，实在令人痛心！含恨又有什么用呢？万物终有归宿，仍然相互代替、循环更迭；何况人生像传舍驿站一样短暂，又哪里值得长久留恋？天地一气开合，广阔而公正。谁短命，谁长寿？谁困穷，谁通达？细微的纠缠彼此相连，平坦与险阻相互依凭。命运在天，您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您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愿您的神灵升降徘徊，鉴察我深藏的衷情。请享用这一杯酒。宋处士诔文 金华处士宋氏，讳文昭，字文霆，号蓉峰。所谓处士，是集贤院赐给他的称号。处士凭借品德操行取信于郡邑，受到名公贵人的称誉，声名传到朝廷，于是集贤院制定处士的称号，下发文书加以表彰。他的儿子名濂，字景濂，也曾以平民身份被召入翰林，但没有出仕，以便奉养父亲。父子二人一时都受到缙绅的尊重。我有幸和景濂交游，却没能登上处士的门堂，亲自接受他的德行、容貌和言谈气度的熏陶，以窥见他内在修养的万分之一。然而我曾看见景濂博学多闻，足以名重一世，却不因此自满；作文章下可压倒魏晋，上可比拟周秦，却视若蝉翼蛇跗般轻微。只要能够安慰父亲，即使忧患落在自己身上也不推辞；志向不能施行，即使以优厚爵禄束缚他也不顾；对于世人所谓的机巧、荣辱，淡然得仿佛完全没有进入他的心中，可以说是贤者了。等到他叙述处士的品行时，仍然感到惭愧失意，担忧自己不能承受明训、继承先德。那么处士以身作则的教诲，大概有不是言语文字所能描绘的地方吧？处士八十一岁时因小病去世。去世那天，濂和兄弟以及子孙都在身边。他大概就是世人所说的德行完美、福分齐备的人；远近听到讣告的，没有不叹息悼念、悲伤哀痛的。善人再也不能见到了。于是作诔辞说：处士的祖先世代居住在秦地，事迹从唐初记载下来，其中有著名人物宪丞、大理，实际迁居吴兴，成为讲授《易》的老师，前来求学的朋友众多。五代不安定，又迁居乌伤。当时他们实践仁义、教化和道德，声名更加显著，后来终于谥为文通，使河汾之地增光。世世代代都以儒学为业，隐居而不显扬；在潜溪之滨，兄弟来到这里居住。宋朝的光焰熄灭，世族命运中衰；官吏如虎戴冠，盗贼像蜂蚁聚集，哪里能安居？家业完整而没有毁灭，积累深厚尚未施展，虽然暂时潜伏，终究必定发扬。于是有吉祥之人，灌溉它的萌芽，雍容舒缓，不求速成，承受福祉、降下祥瑞，以开启后代。啊，处士！您禀承淳厚，孕育和气；内心刚强坚毅，外表柔和美善；受到涵养熏陶，很早便成就德行。以孝侍奉父母，以诚信接待万物。那孝是什么？勤劳侍奉，竭尽辛苦，诚恳经营田地。再看他的志向，那诚信是什么？反省自身一定端正；一旦许诺，信用重如山丘。乡邻有急难，面临危难也不苟且退缩；那些狂妄之徒因饥饿聚集于山林，官吏借助他的谋划，终于消灭了群丑。保卫百姓免除祸患的功劳，使他的后代兴盛。教育儿子谆谆不倦，文通啊，这是您的心愿；积累日久而充实宏大，终于成为儒学老师。别人富有，我以仁德自守；别人有爵位，我以义自守；把这样的志向留给后人，谁高谁低？听到别人有一件善行，喜色显现在眉间；遇到不仁的人，便叹息低头，并非故意做作，而是秉性自然如此。简约节俭，深沉静默，自全其天性。乡里推尊他，宗族姻亲把他作为榜样；声名流传到朝廷，朝廷雅正地赐给他这个称号。与蓉峰相配，长久安乐无穷。后来遭逢艰难困顿，颠沛离散，却把危险视为平地，有人扶助、有人辅翼。上天赐予他高寿，使世代的德行显明。世德正在兴盛，又有明智的儿子，在文章方面大为发达；施行恩惠而不求报偿，增益崇厚根本，以求得大吉。为什么竟然不善？树木毁坏，山岳崩颓，善人如云般逝去，四邑都为之哀痛。唉，悲哀啊！我没有见过您，却有幸和您的儿子交游，始终敬重他的道义，不只是文章史学方面；出入相交，只以亲近相待，既敬畏又欣喜；等我摆脱疾病，还要亲自奉上甘美食物。孙子及更后代，人人都共享美庆、同样美好；为什么不能享有百岁高龄，却突然听到您去世的消息？我心中兴起悲恸，痛苦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本想放置一束生刍以致敬，但重病尚未痊愈，只能叙述您的德行、排列我的哀情，哪里敢忘记丧礼的期限？唉，悲哀啊！御书赞 徽州路休宁县达鲁花赤臣雅克哈雅，把他的先臣某所得的当今皇帝御书“和斋”二大字拿给县尹臣棣看。臣棣恭敬拜手叩首，作赞说道：多么盛美的圣明之主，神妙的文章冠绝古今；从潜藏到升腾，于是显现上天的德行。眷顾这位守臣，他以和厚谦冲自居，于是赐给他美好的名号和云章。字形明丽，如同按法体制结字，挥笔便一气写成；日月分发光辉，山川奠定形势；黄河龙图出现，伏羲八卦有所取法。上天纵使他具有多种才能，千年之中如同一日。圣明的皇帝御临■〈宀禹〉，并育养群生。凤凰来到，麒麟游行，万国因此安宁。小臣在官任上，岂敢说自己疏远？恭敬顺从而不违背，努力做到温和恭谨。至宝所在之处，荣光必定腾起。勉励你保持这种德行，让曾孙承继它。邵子赞 阴阳、昼夜、死生、天地、人物、开合，全都浑然一体而贯通其中。我在闲暇时玩弄丸球，把它当作游戏。陆先生赞 儒者说：“他的学问像禅。”佛教徒说：“我的佛法并不是这样；他超然独自契合本心，以等待圣人在百世之后出现。” 赠河南省参政、追封真定郡公苏公画像赞。义足以守护自身，所以不趁时求取速成；忠足以奉行国事，所以能因事而有所作为。这大概就是在形势允许时也不趋附，在祸患面前也不逃避，最终能够使边庭数百万百姓活下来，并用诗书振兴异俗的人吧？唉！赐爵受封，显赫荣耀、褒奖隆盛，不过是施报的常理罢了。在巽弱怯懦、苟且偷安的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谁能和我同道而行呢？江浙省都镇抚哈密公纪功碑。

译至正十四年，江浙省征行都镇抚哈密公选任官吏平定黟县的第二年，平章调兵到乐平，把逃窜的盗寇全部消灭。这一年获得大丰收，百姓生息稍稍恢复。父老对县令县长说：‘自从蕲黄盗贼兴起，江东、浙西都遭受他们的毒害。黟县是方圆几十里的小县，处在山谷之间，百姓坐受残害，能够不死，只是依赖圣朝深厚的恩惠，幸而重新列入编户齐民。平章奉行天威，以严明的节制统领军队；镇抚削平群盗，以勇敢建立功绩。何况又让我们贤能的县令安定、保全百姓，使他们休养生息，才有今天。可是平章的功业很大，史官尚且记载不尽，平民哪里敢议论？请把镇抚的卓著功绩刻在坚石上，昭示后世，同时说明国家将帅有能人，草寇乌合之众不足以平定。’这番话传到县里以后，他们退下而到海宁请求赵汸写文章，说：‘哈密公起初以丹阳县达鲁花赤的身份，跟随省臣镇守京口；后来奉诏跟随江浙省萨木丹巴勒平章讨伐贼寇。平章认为他才干贤能，任命他为征行都镇总制。各位将领收复郡邑以后，可以根据情况自行任命官员。至正十二年十月，恰逢元帅刘托音的军队收复武康。十一日，水军驻扎在湖州横山，贼军以五百艘船迎战。’ 公亲自操持火筒炮，说：“贼兵中有许多是被胁迫跟从的，我不忍心让万千无知之众白白送死，先惊吓他们，使他们自行逃散罢了。”发射两炮，落在贼船上。贼兵继续前进不止，公便接连开炮，击败了他们的几艘船，其余全都隐遁而去。不久，数万名穿赭衣的贼兵沿山突然来到。公登岸对将士说：“贼虽已被击破，但都是刚换上的衣服，不过是仓促间被驱迫来的，千万不要多杀。”又派骑兵上前喊道：“你们都是我的良民，应当放下兵器，亲自来射击贼兵！”贼将二人被射死，众人全都丢下兵器逃走。又派骑兵喊道：“有谁能夺取贼马、捉住贼将带来，便有重赏！”众人纷纷倒戈，夺得十多匹马献上。十三日，会同元帅韩邦彦的军队在贼兵占据的湖县治所击败贼军，斩获敌首以千计。平章到郡后二十六日，大败长兴的贼军；第二天在五里桥攻击贼军，将其几乎全部擒杀，湖州于是平定。十一月初八日，在馒头山大败贼军，广德平定。十二月初三日，攻击溧阳的贼军，大败他们，擒获许多贼将，溧阳、溧水都平定了。至正十二年二月，奉平章命令率领所属军队攻打徽州、饶州，军队驻扎在严州的淳安，恰逢戍守徽州的将士从水陆两路溃逃。公逮捕了一名偏将，责问他使军队溃败的情状，将他斩首。那些将领都感到害怕，请求亲自效力。十八日，与贼军在威平镇交战，将其击破。第二天，贼军全军出动而来，赤色旗帜望不到尽头。公冲入贼阵，左右排击，凡是抵挡的人全都溃败，贼军上山下山逃窜；在山谷中，有的骑马，有的步行，队伍解散后又重新聚合，如此反复了数次。各将领的军队随后赶到，于是大败贼军。二十一日，天刚微明，贼军突然来到营外。公来不及披甲，跃马冲入敌阵。有个名叫“黑杨”的，是贼军中的勇悍之徒，用手中的扑杷击中公的右臂。公仰身用刀砍断扑杷，投出长矛刺中他的下颌，黑杨倒地而死。公下马准备斩他，贼军锋刃交错而来，便竖剑刺穿他的腹部，又奋力挥动两把刀砍杀贼兵，杀伤很多。大军乘胜追击败逃的贼兵，俘获、斩杀的敌人不可计数。当时在杭州作乱的贼军，也被参政董公击败，凶悍之徒大都被消灭。从此贼军的势力衰弱了。二十二日，在徽州城外攻击贼军，将其驱逐。第二天，军队驻扎在徽州治所，依据诏书赦免跟从贼军者的罪过，派参谋巡检周希濓、府史侯塾、照磨张德明等宣布恩德和信义，以安抚聚集百姓。平章到了郡中，命公率所部军队与韩元帅一同进讨。三月，军队驻扎休宁，任用该县达鲁花赤巴特玛实哩仍旧戍守。军队移往祁门，黟县人都出来迎接。擒获了两名充当贼将的僧人，将他们斩首。任命杭州路西南隅录事司达鲁花赤伊尔苏克为黟县达鲁花赤，任命周希濓为县尹。平章的随从斡齐尔任主簿，治理当地百姓，转运粮饷供给军队。徽州平定时，贼军占据饶州，设置伪官署，制度仿佛行省和府，煽动祁门境内的暴虐。四月十一日，公与韩元帅、蒙古军镇抚舍哩巴噶伊噜勒万户的军队一同进军，亲自率领所部军队前行，遇到贼军三十名侦骑，将他们全部擒获，更加了解了贼军的虚实。于是设置营栅作为疑兵，取小路越过分水岭，在险要道路旁设伏，等贼军经过便截断要害，突然袭击消灭他们。军队返回苦竹港，将贼军全部歼灭，擒获号称“宰相”的贼将二人；又加速行军，直捣二百里外的浮梁。贼军营垒彼此连接，攻破削平它们就像劈竹子一样容易。五月初一日，与贼军在距饶州三十里的冈地交战，从寅时到巳时，大败贼军。分兵三路进入城中，派精锐士卒截断贼军退路，贼军大多投水而死；亲手擒获伪平章一人、万户八人，取得了饶州路丢失的官印。平章公命公以达鲁花赤身份治理饶州，照旧兼领征行都镇抚事务。所率先锋王千户、孟千户都升为万户。阳镇根据地势，贼军在半夜砍杀营寨；公身中十多处创伤，夺过贼人的长矛，格杀数十人，贼军逃走。第二天进军，将他们全部消灭。江东宪司上报了他的功劳。当时湖滨的贼军仍然很多，江西行省发文约同捕剿，公仍率所属军队将其平定。南康黄溪的贼军倚仗坚固营垒，杀人抢掠尤其严重；公选勇士袭击攻破其营寨，南康于是平定。江西行省和宪司嘉奖他的功劳，派使者设宴慰劳，礼遇非常优厚，并把此事上报朝廷，这时是至正十四年二月。公是西域人，曾在云南立功，因而很有声名。他为人慷慨，能够得到壮士的拥护。面对贼军境地，必定先用恩德晓谕；不服从，才加以兵讨。周令使当地治理便利，以战乱之后应当休养生息为务，洁身自持，爱护百姓，施政毫不疑惑动摇。乡邑百姓都依赖他。诗说：

译盗贼侵扰纷乱，大片国土受到牵累；那些凶残暴虐之徒，任意四处横行。何况这是穷山僻邑，山岩之间没有防备邻近之患，转眼便彼此相残。搜遍原野，清剿山林，豺狼般的狂暴和毒害，谁能保有性命？把牢中的牲畜看待得如同人命，仰天呼号，天为什么这样高？叩地哀诉，地为什么这样厚？方伯和统帅们，什么时候才能来救我？大盗再次兴起，贪婪懦弱的人不加惩治，盗贼嬉笑，百姓怨恨，终于在成势之后溃乱。皇帝命令向南征讨，平章统率军队，虎将随从，率领精锐，消灭那些首领，不让他们留下后患。怜悯这些愚昧的百姓，广施大恩。孔武的哈公奋力展现威武，箭无虚发，刀刃绝不徒然挥动。一个人被斩首，万众便逃命。三吴已经平定，黟、歙也安定下来，把我们交给贤能的县令。当时百姓又饥又渴，不让那些奸邪小人乘机掠夺他们的财产。我们有房屋，过去曾被盗贼毁坏，如今妇女孩子都保全了，若不是县令，谁来保护？我们有田地，也已经荒芜污秽，如今黍苗欣欣生长，若不是县令，谁来耕种？创伤还没有愈合，疾病又接连发生。县令说：“此时困窘，不要有人举债求利。”唉，县令多么仁慈；公实际上是把这种恩惠施给了我们。公说：“这不是我的功劳，都是平章公的谋虑；平章公是天子所任命的。他不振作自矜，遵循先代庙堂的胜策，使江湖澄清，穿着衮衣凯旋归来。皇帝赐给哈公虎节熊旗，让他成为国家的藩屏、百姓的司命。愿他长寿无疆，承受上天的福庆。” 愿他长寿无疆，承受上天的福庆。《克复休宁县碑》蕲州、黄州的盗乱蔓延江东，徽州受害尤其严重。徽州所属六县中，只有休宁遭受的祸害最深。自从行省军队开始收复徽州，便任命达鲁花赤戍守休宁，最终保全遗民、完成平定大功的，是前行省宣使高昌巴侯。巴侯在县中一年，郡县任命的官吏都到任，乡邑百姓舍不得他离去，全都到大府诉说巴侯得民心，危急时可以倚仗，不应把他置于闲散之地。官吏们商议后没有异议，便共同伐石刻文，记载巴侯的功德，鲜明地昭示给后代。碑文的序说：至正十一年冬，盗贼攻破江州，杀死守官，抢掠南康、鄱阳，聚集凶徒、煽动顽民，彼此转相仇杀。第二年四月，贼军从婺源进犯休宁，军民一夜之间全都逃走，于是攻陷徽州。休宁四通八达，群盗蜂拥而来，残毁尤其严重。不久，贼将项奴儿从蕲州、黄州而来，又收集军队，迅速攻打杭州的昱岭关，并分兵寇掠建德、宣州。跟随项奴儿来的孙哲以及乡人吴相和各家良民子弟，谋划招募壮士约二千人，约定擒住项奴儿来迎接官军。六月二十二日，在郡城西七里的溪边交战，众人败退，全都战死。贼军把所有起事者的家都烧毁，项奴儿于是夺取昱岭关，进犯会府。当时已经三个月听不到官府的命令了。行省军队攻破淳安，巴侯率领所募士卒乘胜独自攻克敌军，在歙县南部溪山之间交战，共三十多天，连续挫败贼军锋芒，使他们不能会合进犯浙西，破坏了他们最初的谋划。凡是被驱赶来的农民奴隶，巴侯便立即释放而不杀，并在他们衣服上盖印作记，放他们回乡。贼军的气势更加受挫。当时，巴侯的名声已经震动贼军之中；而山谷间逃难的百姓，无不忍死等待王师。后来，进犯各郡的贼军都逃回，官军退守淳安，项奴儿又从广德攻陷常州、湖州等郡。浙西佥宪哈喇哈纳公亲自统率军队，军威大振。九月收复徽州，巴侯跟随元帅沙布鼎公进军安抚休宁。百姓已经回归本业，元帅返回郡城，巴侯治理县政，诛杀恶少，惩治十多个引导贼军残害大户的人。十月二十三日，盗贼逼近西杨村，包围山岭、连接山谷，望不到后方。候骑回来报告时，巴侯正躺在店中，立即起身上马，向西望去，射出三箭便进军，亲手挥舞两把长刀，冲在诸将之前突入敌阵；人马一同奋击，凡是抵挡者无不披靡。贼军大败，尸体横陈三十多里。从此乡邑没有人不把巴侯看作依靠。项奴儿的部众在浙西溃散，取小路逃来，百姓争相起来追逐；巴侯与乡邑义士拦截搜捕，生擒项奴儿，用囚车送到行省依法处死。另一位统帅率兵巡行祁门，尚未平定，便仓促分兵进入黟县，盗贼一夜之间突然到来。军队溃退，休宁当时大雾四塞，盗贼从县城西面绕到南

译门，奔向东门大声呼喊，合兵攻击；我军没有营栅，统帅、官吏和城中百姓都被杀尽。巴侯杀死二人，凭一匹马逃脱，盗贼彼此对望，不敢追赶。杨村之战失败后，盗贼正要散去，恰好湖口的强盗驱使他们一同前来，人数约五六万，在休宁境内大肆抢掠，杀人遍满山谷；他们为了追捕项奴儿，连他的乡里也一并毁灭。十二月，行省军队在昌化大败贼军，重新收复徽州。巴侯回到休宁，至正十三年正月，与三名万户率领的军队一同驻扎在县治，住了十多天，盗贼又大举到来。当时天下雨雪，官军作战不利，损失一名万户。巴侯奋力战斗到傍晚，溪桥毁坏，便舍弃坐骑步行作战，陷入重围之中，杀伤敌人很多，夺回贼军抢去的我军名马后返回。又在遂安招募军队。三月，行省平章萨木丹巴勒统率大军平定浙西，收复广德，进攻淳安的贼军，并以诏书赦免其民，最终平定徽州。巴侯率蒙古千户的军队戍守休宁，于是清除杂草，修整道路街巷，营建房屋，招募商人居住开店，农民返回田地；每月朔日、望日率领诸生拜谒先圣先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户、一万户〕 重新建造官署，渐渐恢复了都邑的制度。这就是休宁得以平定的大致情形，巴侯的辛劳也可以由此大概看见了。巴侯名叫巴特玛实哩，家世是北庭贵族，年仅三十岁，身材高大而有胆气，执法不苛刻，使官吏畏惧而百姓得到安宁。各路统帅的军队三次进驻休宁很久，却从未杀害一个无辜之人；军使往来频繁，也不敢在他的境内暴虐，可见巴侯确实对百姓有恩德，怎么能够忘记呢？他的诗说：“皇帝拥有万方土地，东南这个郡多么遥远；守县的县令，是地方的长官，上下大小相承，如同手臂听从手指。恩德遍及百姓，威势行于万里；于是列城倾覆，天下归于公道，谁还能安然嬉游？人们不必事先训练便能同心，无论做官、居家，无论在官署还是市场，都没有料想到会遭遇横祸；面对凶暴之徒，只好显示自己的本领。新安郡戒惧不安，依山临溪；休宁多么壮美，离开险境便趋于平夷。店铺连绵如云，官绅百姓衣冠鞋履，聚积的货物充满市场；吴会近在咫尺，大山长谷之间，名卿故家、富贵豪强争相以尊贵奢侈自夸。盗乱从淮河边地兴起，崇尚妖异，假托奇变；烟火在黄冈升起，宫亭一带沸腾。夏日田畦中，马医和俳优跳舞驱傩；你们看那群人，竟把杀人当作嬉戏，列举火炬长驱而来。岩石被踏得如磨刀石一般，休宁既被焚毁，灾祸又延及郡治；尸体堆积如山，湖泽中到处是尸首，锅灶罗列，肝肉被切来吃，众人在野外行走，抢掠人口来食。你们放下农具，拿起我们的矛戟；少年们逞强如风，士卒不接受宿卫戒备。既然自以为义，谁还计较成败？” 英武的巴侯，军马奔驰如飞；大藩选拔勇将，众人都称誉夸赞。快马如龙，双刀如雪；驻马越过山坡和深涧，且行且驰，且驰且射。既已削平云头山，便在歙县东山扎营。那里树林杂乱丛生，遭到蚂蚁和蜂群般的袭击；顶着炎热排除暑气，攀登高处、下入深谷，百战而不回头。众多愚民同心协力，军队退却后又重新振作。勇武的宪臣，是那卓越的东路统帅。来自西域的珍材，既然收复郡治，便进军安抚休宁。巴侯佩弓带箭，与统帅一同前行。皇上的恩德极其仁厚，统帅尤其优厚地对待百姓；凡是百姓有愿望，统帅都替他们考虑。盗贼溃败逃窜，百姓把孩子送来归附，女子也不被盗贼掳掠，正合我们的心愿。你们怀抱幼儿和老人，欢呼统帅的号令；确实仁慈，便洒酒庆祝，杀牛排列在辕门。盗贼逼近西郊，巴侯奋然起身，三千里内横陈着被斩的首级和尸体。谁来进讨？侦候没有戒备，导致你的军队败亡。我军却没有失败；没有失败，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应当彰显他的勇武，他跃身冲出重围，亲手斩杀敌人，绝不放走。盗贼一天天增加，郡县也随之再度滋生。失守之后再次收复，都是群帅的力量；辅政大臣后来赶到，声威更加显赫。天兵像云一样兴起，像雷电风霆一样迅速扫荡并从旁助力。正是这个地方的百姓，巴侯使他们获得新生。不要舍弃我们而忘记，也不要跟随我们却不思念。如今蔓草寒烟

译之间，我耕种我的田地，也有小麦收成；这是谁的恩德使我们得以依赖？

译残瓦颓垣之间，鬼哭神哀。如今中午已经形成市场，这是谁重新开启的？妇女儿童都知道巴侯的德行。谁说巴侯要离去，使我们的心感到悲伤？天子极其圣明，群臣公卿极其明察。辅政大臣凯旋归来，丰厚的赏赐由此施行。红色蔽膝和朱红弓箭，三次赐予，光彩更加显盛。愿他做国家的虎臣，镇守四方。百姓生活多有艰难，何况那些孤苦无依的人。乡邑百姓作诗，谨敢把这些话禀告地方长官。《东山存稿》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东山存稿》卷六 （元）赵汸撰写 ○文章 邵庵先生虞公行状 曾祖父刚简，宋朝请大夫、利州路提点刑狱，追赠中大夫。曾祖母赵氏，追赠宜人。祖父■〈〈工工〉上〈工工〉下〉，宋奉直大夫、连州仁寿县知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本朝屡次追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追封雍郡侯。祖母某氏，追封雍郡夫人。父亲汲，原任国史院编修，退休后追赠中奉大夫、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雍郡公。母亲杨氏，追封雍郡夫人。虞氏出自虞仲世家。会稽唐代永兴文懿公虞世南，侍奉太宗，陪葬昭陵；他的子孙成为雍地人，事迹见于本传。永兴生工部侍郎虞昭，工部侍郎生江阴县令虞陟，江阴县令生盱眙县丞虞知，盱眙县丞生长城县令虞礼，长城县令生金吾卫长史虞明。金吾卫长史有四个儿子，叔子名殷；唐中和年间任蜀地仁寿郡守，于是定居在那里，遂成为蜀人。仁寿有九个儿子，长子名赏；赏有五个儿子，第四个名琚；琚有两个儿子，幼子名庾；庾有四个儿子，第二个名承询；承询有两个儿子，幼子名继崇；继崇有三个儿子，幼子名昭。昭为宋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追赠太师、周国公。周公有五个儿子，最小的名叫轩，追赠太师、魏国公。周公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名叫祺。他考中进士后，历任左中大夫等官，追赠太师、秦国公。秦国公生左丞相、雍国公允文，追赠太师，谥号忠肃，他的功业事迹详见《宋史》。丞相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公亮，性情高洁简淡，不喜欢出仕求进，晚年以奉议郎兼直秘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次子名公著，任知渠州，官至中奉大夫，封仁寿县开国男，屡次追赠至光禄大夫。幼子名杭，任孙大理寺丞，官至中奉大夫，追赠通议大夫；开国有六个儿子，其中次子、二子都是提刑。杭与临卭的魏华父、成都的范文叔、李微之等人在蜀地东门外讲学，除洙泗、伊洛一系的道理外不谈论，并撰写《易诗书论语说》来阐发其中的义理，因此蜀地士人全都了解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传授的学旨。他任职所到之处，总是举明并履行自己的职守；从四川置司任职时，众人共同推举他为参议官。他主动请求出兵边境，击退数十万强敌；任知简州时，升任夔州路提刑，后调任利路，创立保伍法。三年之内，归附他的百姓有三十九万多人；他实行屯田，听任百姓自行耕种，使边地物资充实、人口充足，敌人不敢侵犯。学者称他为沧江先生。沧江有两个儿子，长子官至尚书，以文学著称，任知永州时兴办学校，平定盗寇暴乱，又以简约易行的方式治理当地；离任后百姓仍不忘记他，后来调任连州。沧江有六个儿子，长子名普，官至兵部侍郎、直宝文阁；兵部侍郎有三个儿子，次子名从龙，官任朝请郎、通判惠州；从龙有三个儿子，长子任通直郎、黄冈尉。尚书没有儿子，便以黄冈承继宗祧，他就是参政。宋朝灭亡后，他从海上归来，隐居在临川崇仁的礼义忠厚乡里，当地人都信服他。他与翰林学士、临川人吴公伯清交好，吴公称赞他的文章清雅醇厚。晚年渐渐出仕，任教授；他有知人之明，在众多学生中识别出原江浙行省参政鲁公子翚，以及当今的翰林承旨欧阳公原功，并对他们寄予厚望。夫人杨氏，是已故工部侍郎、国子祭酒文仲的女儿。杨公世代以《春秋》学闻名，他的从弟、参知政事平舟先生栋，则以传承濂洛之道自任。夫人尚未及笄时，就已经完全通晓平舟先生的学说，即使是近代的典故，也都贯通掌握，没有遗漏。平舟先生因彗星变异上书时，夫人侍立在身旁，进言说：“叔父应当离开职位已经很久了。”平舟先生叹息说：“你为什么不投生为男子，生在我家呢？”后来夫人归嫁参政，侍奉公婆以孝顺闻名；即使身处患难之中，举止行动也从不忘记礼法，宗族姻亲都敬畏她。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名集，字伯生，就是虞公。次子名盘，考中进士，官至承事郎、武昌路嘉鱼县尹。幼子名叶。咸淳年间，杨公任衡州知州，参政因一直没有儿子，杨公便到南岳祈祷。不久梦见一位客人将要启奏说：“南岳的主神来拜访。”醒来后虞公便出生在官舍中，时间是壬申年二月二十二日。乙亥年，杨公任漳州知州，第二年前往岭外，参政也随行。虞公三岁就懂得读书；战乱中没有书册可以携带，母亲杨夫人便口授《论语》《孟子》《左传》以及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他听过就能背诵。九岁时向北返回，到长沙跟随外傅学习；起初得到书籍的刻本时，已经把各部经书全都背熟，通晓其中的大意了。又过了五年，才来到崇仁。吴公伯清看见他所作的文章，对参政说：“贤郎将来一定会在世上获得大名。”当时江东学者仍然拘守旧业，郡县学校采用前代科举的方法出题、讲课，以考察学业，录取的往往有一百几十人。虞公与嘉鱼县令以所学应试，都考中了，并且超过了各位老儒生。当时虞公还没有成年。故国的名卿学士大多寄居此地，虞公在家便接受家庭教育，外出便与各位名公交游；对于经传诸子百家的学说、帝王的制度、国家兴衰得失的原因以及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不学习的。至于典章沿革、世家爵位和籍贯，考察近代事迹尤其精详。杨夫人曾说：“吴伯清是当世大儒，可以作为师表，所以虞公与嘉鱼县令跟随吴公交游。”吴公对前代儒者的言论有所辨析解释，虞公都能类推引申而通达其意，吴公屡次称赞他。宋朝将要灭亡时，蜀地最先遭受兵祸，那些世家大族狼狈奔逃，只在东南保全了一点后代。归附元朝以来，家势一天比一天衰微，忘记自己出身来历的人很多。尚书辞去永州职务时，路过临川，寄居在临川郡安抚陈公元晋夫人家中；那位夫人是他的妹妹，便率领几个儿子迎接长兄回家，因此得到崇仁县南门外前郡守江陵项公的别墅。已故参政从长沙来居住在那里，逐渐收养族人在战乱伤残、被驱迫之后留下的人。蜀地既然无法返回，家境又更加贫困，没有办法谋生，大概是承受不住先世遗业衰败的忧患。虞公天生资质非凡，长大后更加奋发求学，参政稍稍得到安慰，便亲手在庭院中种下紫薇树来期待他成才。他曾与嘉鱼县令闭门居住一室，每天讲论所学。因读邵雍的书有所领会，便题写居室名为“邵庵”，所以四方人称他为邵庵先生。大德六年，经大臣推荐，升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十一年，授任国子助教；第二年遭逢母亲丧事。

译至大二年，再次授任国子助教。四年，授将仕郎、国子博士。延祐元年，授从仕郎、太常博士。三年，奉诏出使西行祭祀名山大川。四年，授承仕郎、集贤修撰，主持大都路乡试。五年，奉旨以集贤直学士的身份到吴公伯清家征召他。六年，授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国史院编修官，遭逢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以原职征召。泰定元年，主持礼部进士考试，授承德郎、国子司业。二年，授奉训大夫、秘书少监。四年，主持礼部进士考试，授翰林直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升奉政大夫兼经筵官。第二年兼任国子祭酒。天历二年，升中顺大夫；不久授奎章阁侍书学士，升亚中大夫，仍任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经筵官、国子祭酒。年中晋阶为中奉大夫。至顺元年，任御试进士读卷官，奉旨修撰《皇朝经世大典》，任总裁。二年，授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其余职务照旧。当今皇帝入继大统后，奉旨前往上都；秋天因病请假回乡。元统二年，诏令召回禁林，他跟随使者出发，但立即发病，不能前行，只好返回。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崇仁的私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当初，藁城董忠宣公以左丞相身份镇守江右，延请参政和吴公，以宾客之礼相待，因此知道虞公的贤能。等到拜任行台中丞时，便请参政让虞公一同前往，并命自己的儿子拜他为师。不久董公入朝，虞公这才来到京师。当时天下太平，朝廷无事，四方名士都聚集在这里。人们竞相以雄奇严峻、新颖奇特的文章相尚，不一定完全合乎古法。柳城姚公在翰林，广平程公、吴兴赵公继任，他们与虞公交谈，都非常高兴，便认为将来文章的权柄应当交给他。涿郡卢公处道、清河元公复初，平素与他友善，有所著述便立即请虞公评论定稿。元公曾对虞公说：“您的文章没有雷霆震动般的声势，也没有惊动鬼神般的奇变，将凭什么在世上获得声誉呢？”虞公谢绝说：“确实做不到。”后来元公去世，认为虞公所作才是正道，于是文人们渐渐改变文风。此时元老大臣中，有中书鲁国文贞公、翰林承旨唐公等人，多是建国初年的侍从旧臣；凡是通过董氏认识虞公的人，都亲近厚待他，虞公由此得以征考前代文献。虞公也因此完全了解国家旧典和西北遗事。台臣说虞公的才干足以担任御史，虽然最终没有升用，但虞公的声名已经冠绝一时。起初他任京城学校教授，平阳王文宪公以宰相身份兼任京尹，认为虞公做得好，便以宾客之礼相待，所以虞公能够尽心教导学生，更加努力实现自己所愿学习的道业。当时前代故家子孙在朝中做官的不过几人，虞公与四明袁公伯长最为交厚，完全尽到了朋友之义。他曾追考故国士大夫德行功业的盛况，各自叙述他们乡邑的旧事，加以论述著录。太史院教授、洛阳人杨茂弘懂得设置律管、测候节气的事，曾与太史郭公试用而应验，认为律历不可偏废，准备撰书上奏。他只恨文章繁杂不合适，不能充分表达意思，因虞公素来讨论此事，便请求虞公为他润色。虞公替他整理修订了这部书，又把它告诉给有关官员。适逢茂弘因病去世，未能使所著之书上达朝廷，书仍藏在太史签院齐公伯亨家中。国子学有数百名学生，多是宗室亲戚子弟，施教者常常不能安心尽职。虞公任助教时，便以教师之道自任，重申国学的成法，严格端正宏大的规矩，以圣贤遗书为本，阐发其中精微深奥的意蕴，说明事理的是非。在贯通雅俗、阐明性情和修辞方面，陈述义理必然精确；辨析疑惑时，细微之处也无不显明。学生的资质各不相同，却都从中获益。有志于学的人等到虞公退课之后，往往带着书册到门下，完成自己的学业。其他馆舍的学生也纷纷以他为宗师，大多结伴到馆舍请教；其他教师没有一句非议。虞公任博士时对祭酒说：“学校的事务在于修养德行、用利禄诱导学生进取；即使勉强他们，他们也不会喜欢。圣明的天子优厚对待国子监，使我们能够每年贡举士人，按次授官，为什么不寻找足以作为劝勉的人来激励他们呢？”李秦公当时兼领学士，听到后认为有道理，催促虞公把名士推荐给皇帝。于是从诸生中选出两名端庄安静、操守坚定且曾经试办政事的人，连同奏牍上报；此事交给吏部议论，没能上达，而李秦公已经回翰林了。大成殿新近获赐登歌乐，乐师世代居住江南，乐工都是河北乡里人，性情彼此不合，不能奏成曲调。虞公亲自教导他们，后来才奏成乐曲。他又请求设置一名司乐主管此事，以便有所考订。仁宗正督责国子监办好事务，任命台臣为祭酒，以加重此事的重要性；又多次起用名儒任教，都想有所改革以符合皇帝的意旨。虞公竭力支持这种主张，有人提出异议加以阻挠，执政者也因此动摇。急于求进的人乘机挑拨离间，诽谤议论沸腾；前后两位司业有的称病，有的投递文书离去，虞公也因病免职。在太常任职时，晖忠宪王任使者。他正当壮年，却不饮酒，喜欢安静独处，唯独跟随虞公询问礼器和祭祀的意义，问得非常详细。到了虞公家中，他一定留坐，亲切交谈，有时整天也不觉得疲倦。虞公向他讲说先王制作礼乐的根本、天理人情的实际，以及古今沿革和治乱的迹象；忠宪王屡次赞叹，更加相信儒者是有用的。虞公因为离开蜀地已久，请求充任使者，希望能有幸一看祖坟，遂被……任用者，是想用道德统一风俗，并不是要让学者专门固守一业，像近代那些拘陋的五经学究一样。圣贤经典深远，不是一人的见解能够穷尽；考试文章只取其中高明的，不必预先设定主旨。如果先定下主旨，那么求贤的心胸就会狭窄，偏差也由此开始。后来虞公再次任考官，总是坚持这种说法，所以录取的人往往都称得上适用。后来任次对，又入翰林，便把芜湖县令欧阳原功推荐给朝廷，授为司业，又举荐他来代替自己。他曾约待制马公伯庸一同推举扶助欧阳原功。马公回信说：“玄翁博学广闻，具有古学，司业先生竭力不断地推荐。对先生来说当然是得到了人才，像我祖常这样的人，心里怎么能不惭愧呢？”玄翁是原功的别字，祖常是他的字；马公名伯庸。

译欧阳公听说后，也寄信给虞公说：“阁下的学问足以改变文风，自身足以成为大道的城郭，这本来就是天下士人所寄望的人。”按情义本应如此，但芜湖县令任期结束后，才听说有人推荐自己来代替虞公。樊英没有奇异才能，最终留下了后日的祸患；淮阴的新进之士，也难免当时的惊疑。朝廷最终采纳虞公的意见，召欧阳公任国子博士，一时之间，二三位名贤相互推让，士大夫们全都欢庆。经筵开始设置，担任劝讲、进读的臣子，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选。不久，皇帝巡幸上都，驻跸北京；因为讲臣大多年事已高，便召虞公和集贤侍读学士王仪伯捧经随行。秋天返回时，都得到金织文锦的赏赐。从此虞公每年常随皇帝出行，晋王知道他贫困，特命拿出中统钞五十锭，到他家中赐给他。虞公气质容貌温和，陈述事情恳切直接，间或谈及当时政务，必定委婉而详尽地说明利害。曾经在讲论结束后，谈到京师依赖东南漕运粮食作为根本，竭尽百姓力量航运而不能预料风险，这不是用来宽……事情很快结束，于是把任务交给虞公，译者才得以完成。奎章阁刚设置授经郎时，皇帝命虞公选拔教授汉人经书的人，虞公把豫章揭公曼硕、莆田陈公众仲的名字上报，皇帝最终任用揭公、陈公，两人做到翰林应奉而去世。虞公仍然深深惋惜他们没有长寿。他曾因先世坟墓远在吴越，年久荒芜湮没，请求任一郡守以便照料。皇帝说：“你的才能哪里不够，只是如今还不能离去。”那时关中发生大饥荒，百姓枕藉而死，有的郡县甚至没有留下一个活人；大臣中有人奉命前往救济，却没有粮食可以调发，最终悲痛而死。虞公在朝廷侍从皇帝询问救济关中的办法，回答说：“太平日子长久了，人情习惯于安逸，有志之士急于求取眼前成效，于是怨言便兴起。不幸遭逢大灾之后，正是君子革新创造的机会。如果派一两名有仁政方法、懂得民事的人去，稍稍放宽政令，使他们能够有所作为；再从各郡县选择可用之人，依据原有百姓居住的地方确定城郭、修整里巷、疏浚沟渠、整治田间水道，减轻赋税，招集那些受伤残疾、年老体弱的人，逐渐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治理。那么从远方来归附的人会逐渐到来，春耕秋收都有人帮助。一两年之间不要征发徭役；疆域确定之后，便有希望互相救济。四面来到的人排列整齐方正，各有法度，那么三代的百姓将会在这片空旷荒野上重新出现了。”皇帝称善，他趁机进言：“希望陛下暂借给臣一个郡，让臣试行此法，三五年之间一定会有可以报效朝廷的成效。” 身边有人说：“虞伯生是想借此离开你罢了。”于是皇帝停止了这项议论。天子对于自己所礼遇的大臣，多称呼他们的字，所以奏对时也可以称字。孔林新修的大成殿落成，有诏令举行行香礼，虞公请求充任使者，皇帝答应了。不久又说：“这是想为归乡作打算罢了。”于是命虞公传达诏旨，另派一位学士前往。虞公起初授任阁学士，因兼任国子祭酒，早晚教导学生，难以兼顾，便请求辞去祭酒。诏令说：“奎章阁事务非常重要，特免去祭酒。”到这时又因为国史事务重要，担心兼任会荒废政务，虞公辞职，皇帝不准。皇帝将要在朝廷策试士人，命虞公任读卷官；虞公拟写四篇策问进呈。其中考问汉士的一篇大略说：亲爱亲族，没有比九族更亲的；如今百世宗族支派繁衍壮大，已经享有尊贵地位和厚重俸禄了，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劝勉他们吗？尊重贤能，没有比百姓更应优先的；如今世代为官的大家族功勋事业宏大，也已经富足安定了，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体恤他们吗？各方面归附朝廷的民众，顺着他们的风俗加以引导已经很久了；使他们统一而和同的办法，还有可以推广的吗？生息聚集、接受教化和养育的百姓，顺着他们的生活使其富足已经很周全了；使他们协调和睦的办法，还有可以达到的吗？” 皇帝看完后，命令采用其中第二篇，就是询问九圣之道的那一篇。这一年，诏令修撰《皇朝经世大典》，命虞公与中书平章赵公子敬共同任总裁。虞公发文给阁中说：建造大厦必须借助众多工匠的长处，耕种大片田地，难道能责成一个人的力量吗？《大典》这部书，是用来显示宗祖创业的规模、历代圣主继承的次序、圣上睿智思虑的深远，以及国家治理体制的详细情形。事情重大而重要，关系非同小可。如今院监官员大多兼任其他职务，难免分散心力，专门执笔的人只有几位。切见礼部尚书马伯庸，见识详密，熟悉旧章；国子司业杨廷镇，素来精通历象、地理以及记诵度数之学，可以共同主持此典。修撰谢敬德、应奉苏伯修、太常李惟中、国子助教陈众仲、前詹事院照磨宋显甫、侍仪通事舍人王继志，都有见闻，精力充沛，可以共同删削修订。如果承蒙转报皇上，允许他们增补为助撰、助录，大概这部书就能早日完成。议论尚未确定，皇帝便命阁学士专门率领属官来编修。虞公于是兼任修治典。治典是《大典》六篇臣事中的第一篇，凡国家诏旨、官府设置沿革、宰相任免年月、世家功臣功业始末、官吏升降的制度、朝廷大臣分条陈述的议论，无不归入其中。文字浩繁，卷册堆积如山，无论严寒酷暑都不曾稍稍休息。不久赵公请假归乡，虞公于是专门主持这件事。经过两年，书才编成八百册进呈。这天在兴圣殿设宴，皇帝接受书册后看得非常高兴。又命礼部尚书巙公子山另行编成小方册，以便阅览。皇帝出行时，就用两匹骆驼装载这些书。驾前之时，虞公因眼疾请求解除职务，皇帝不准，于是上奏章举荐治书侍御史马伯庸代替自己。奏章说：臣某身份卑微而又疏远，仰蒙圣恩，从平庸百姓中拔擢出来，置于清华之列，参与侍奉书帏、接受顾问，仍然兼任史馆编修。对于儒者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耀，臣承受的恩遇实在超过期望。近来眼中生内障，今年更加严重，已经不能分辨文字，看东西如同隔着一层。偶尔蒙召入对，常常害怕跌倒。臣敢借请求退职的诚意，恳切地以推荐贤能来报答圣恩。臣看见侍书侍御史马祖常，是高科进士、当代奇才，已经受到皇帝简拔知遇，历任台省官职。看他退朝用膳的闲暇，手中从不停止读书，每每期望上接古人，不肯苟且安于平常见解。他的文章刻在金石上也无愧，他的雅颂配上弦歌也绰绰有余。以同辈衡量，确实超群出众。臣切见本阁学士多以近臣、宰辅兼任；如果让本阁学士以本官兼代臣的侍书职务，使他出朝辅佐清肃之政，入内陪侍秘殿讨论政事，文饰皇帝的治道，实在符合众望。

译以闲散职位牵连重要职务，或许会被众人讥笑；但君子具有多种才能，本来就应当兼任多种事务。这样或许能使贤人充分发挥作用，而臣也可以借此在晚年谋求余力，遍访医药，稍稍恢复视力，竭尽心思，追寻末学的精微，歌咏圣朝的盛德。当时御史中丞赵伯宁受到皇帝信任，乘机替虞公请求说：“虞伯生长期居住京师，十分贫困，又患眼病，希望陛下暂时给他一个外任，使他可以方便求医用药，将来再召回任用也不晚。”皇帝怒道：“一个虞伯生，你们这些人就不能容下他吗？”于是此事作罢。当初皇帝还在潜藩时，已经知道虞公的名声；曾经驾临治亭，看见虞公题写的匾榜，便命身边人拓取下来观看。馆阁文史之间，通常被称为闲散之地，与国家政务没有直接关系；而皇帝当时正重用文学之士，开设奎章阁，设置学士职位，建立艺文监来管理书籍，设置艺林等库，任用人员摹印书籍，准备大规模修订圣贤经传的学说，编成著作。知名人士大多得到进用，从朝廷到地方，接受诏令撰写金石文章，几乎没有空闲日子。因为虞公才大而学博，没有什么事务不适合他，一时之间国家重要典册都出自他的手笔，所以皇帝格外重视，不愿听任他离去。虞公每次下笔论政思考，都不忘规劝切谏；承受皇帝顾问、谈及古今政治得失时，更是委婉周详地把话说尽，希望能够有所补益。掌权的人担心他日益受到知遇，渐渐提出许多政事建议，便想找办法离间他，于是诬陷之言兴起了。幸亏公素来忠诚而有高尚声望，仕途历履也有来由，所以他们无法加以中伤。曾经奉旨撰写一篇佛寺记，寺中有前代遗迹，恰好入朝进见，皇上问道：“人们说你是前代宰相的子孙，如今写这篇文章，正好是赞美前代的事吧。”公回答说：“前代已经久远了，那些前代臣民的子孙，能够不忘本源的，已经很少；能够思念祖父而不忘祖父所事奉的君主，必定是忠孝之士。我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能够这样对陛下说话的人，必定是忠孝之人。当时公看着一位侍臣，侍臣感叹而惊异。功勋旧臣中有得到追赠封王的，公已经奉命起草制书，恰好同列两人来到，说有诏旨，暂且封为国公。这两人也是皇上亲近的人，公不再怀疑，立即起草制书等待。很快丞相从御榻前来催促书写制书，十分急迫，公把草稿呈上，丞相惊愕不已。公知道自己被同列之人欺骗了，便不再说什么，立即改写后进呈。如果不是公替他们隐瞒，那两个人将要获罪了。他的度量大多都像这样。回到江西以后，他又产生了终身隐居的志向。先世有皇帝赐给的田宅在吾门，但他无力东行，过了两年才得以在旧居西面筑室居住。他更加研讨旧日学问，俯首诵读，抬头思考，不因闲居退处而放纵自己。闲暇时带着宾客、门生和子弟，在山水之间漫游，吟咏歌颂圣神，昼夜思念前代贤哲，竟不知年岁已经晚了。圣明的皇帝在上，顾念儒臣，不因关系疏远而有所间隔，屡次有诏令让他在家中撰文，赐给近臣以及老氏的宫观。公卿大夫想要有所论述记载的，车马冠盖在道路上相望。四方士人不远千里登门，他们想考察典礼遗失的内容，以完备一代制度的，也必定把公这里作为归宿。朝廷修撰前代史书时，大臣有人想起用公担任此事，后来却没有成功，议论者都为此惋惜。然而公一向重视这件事，晚年又失明，大概已经无法做成了。崇仁在故宋时有一位做县令的人，曾劝当地大户出钱买田收租，来救济荒年，把那座仓库命名为“平粜”。归附元朝初年，这项惠政还存在；后来因为那些田产上不属于官府，下不属于百姓，粮食和劳役的赋税无从征出，便逐渐落入道士的道观。官吏不再上书陈述，这件事年久不能恢复。公回来后，多次向部使者进言，又把这件事告诉在行省任职的旧友，他们大多恢复了旧制，邑中百姓得到无穷的利益。刚开始得病时，他就叫来长子交代后事。卧病十多天，服药总不见效，医生暗中换了别的药送来，公心里知道那是重剂，却不肯服用，并且解说道：“我的脉象很平和，呼吸很均匀，胸中也十分安适；如果不能再起身，就是命数如此，还求什么呢？”又过了十天，大风震动大地，吹飞瓦片，拔起房屋，前后有几十株大树倒下，居住的人都震惊恐惧，公的神气却更加澄澈，言语简约高远，和平时一样。几个儿子又送药来，公说：“我的病大概不是药物所能治好的了。拿走，不要来扰乱我。”五月丙辰夜里起身，端正危坐，急促地略问家事，子弟都侍立在旁，以为他就要去世，有人已经哽咽。公从容安慰他们说：“还不必诀别。”己未日才改定遗命，入殓时穿深衣，不要使用佛教仪式。公天性孝友，正当双亲因故去世时，家令德中遭遇战乱死亡，寄居在下邑，公对左右亲属都顺承照料，没有违逆。公年轻时曾与嘉鱼县令在家中同学，父子兄弟之间彼此视为知己。公哀悼嘉鱼县令早逝，不能在世上大有作为，照看他的遗孤与自己的孩子没有不同。他的长兄孟，名采，因为主管库务而向京师输送赋税，稍微疏忽了查验，等到抵达时亏折了数千缗钱，公竭尽力量经营货物替他偿还，脸上没有为难之色。他抚养庶弟棐，嫁出孤女，都十分有恩意。他常常感叹俸禄不能供养双亲，遇到珍美的饭菜从未吃尽一器，即使盛暑也不让童子替自己摇扇，说：“让别人劳累来使自己安逸，君子是不做的。”他从幼年求学时起，就有高雅的气度；山林中的士人只要有所见闻，便一定倾心请教，即使向年长者请益也不厌倦。隐居岩穴、沉沦不遇、胸有抱负和学问却不能自行显露的人，都在他所到之处为他们表彰推荐。他喜欢接纳后辈，即使对方年少而且地位低微，也同他们辩论问难，如同与敌手交锋。他论荐人才，必先看重器量和见识；内心认为不善的人，不会加以笼络来博取名誉。他鉴别文章的是非得失，不能达到最恰当的标准，就不会轻易认可；即使文章写得好，只要有违背经义之处，也不予推许。然而也正因为这两点触犯了众人、招来诽谤，以至于受到当时人的忌恨。他最友善清江范公德机，称赞范公的著作妙入神品；范公去世时，他尤其悲痛。船经过清江，他抚恤存问范公的遗孤，自己也为之感慨。正当权贵门第显赫时，公却把他们看得很遥远，平素受到张察公、赵鲁公的爱重敬重。赵公归乡时，公请求召他恢复职务，皇上答应了，但赵公最终没有再起用。

译其余认识公的人，虽然交情有深有浅，但同他说话，他一定吐露全部诚意；在朝廷会议中讨论政事、推荐人才时，他多能容纳接受意见，多次只凭片言只语消除疑惑和错误，使人从濒临死亡的处境中脱身，却也不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德。他娶赵氏，出自宋宗室秦邸，累封为雍郡夫人，在公之前四十一年去世。儿子四人：安民，因荫袭屡任官职，官至奉议大夫、广州路东筦县尹、□□大夫、惠州路府判、延平广东宣慰司从事，任期届满后授武缘县博合寨巡检。翁归参政干公到江西时，征召他任本省宣使；高门，尚未出仕。女儿一人，嫁给谈绂。孙子五人：虎孙、纯阳、原阳、贞阳、□□。孙女一人，□□。唉！从前孟子去世以后，经历战国直到秦汉，先圣遗留下来的经书仅仅保存下来；当时号称善于谈论学问的人，已经没有谁能够完全理解它们。到魏晋以后，关于这些学说的解释逐渐广博；喜好简约的人竞相崇尚清虚，词章越来越繁复，厌恶末流的人便归宗于寂灭。豪杰之士在其中奋发求索，想得到一句接近大道的话，却始终不可得。到了近代，著作者蓬勃兴起，从此六经和群圣人的著作，那些根源于自身而可以施行于天下国家的道理，灿然重新显明于世，这难道不是所谓无穷无尽的恩德吗？宋朝的光辉熄灭后，山林中深奥治学的儒者日渐老死，能够言说而不谬误、举出而不违背经义的，几乎没有了。何况还要懂得学问有其源流，辨析其中微妙，并依据自己已经懂得的去穷极尚未达到的境界呢？公凭借超越常人的资质，承继久远的家学；从父母庭训中接受的传习已经极为深奥，又得到一代大儒为他端正学术路径。他把前代先哲所阐明的内容汇聚分类，清楚坚实如金石；由言语而见其志向，慨然生出跨越千载的思考。他身逢盛世，历任经筵、胄监、翰苑、台阁等职侍奉圣明，声名震动当世；到了退休之后，反而谦抑自守，玩味义理的精微，用尽一生而不因生死变化有所间断。我们这些同道后辈，大概有许多还不足以理解他。公论说各部经书，不专门依附一家，必定广泛考察、精心思索，以寻求施行实用的道理。他认为《易》因卦象建立言说，在周公那里得到阐发，在孔子那里得到穷究，首尾完整；生于千载之后而仰观千载以前，以普通人的资质想窥见上天与圣人的道理，除了从这里下功夫，不能再从别处求取。他曾得到江东谢仲直氏传授的学说，把先天八卦圆图作为河图九数，把九位作为洛书，把十数五位作为“五位相得之图”，内心很赞赏这种说法。有人请他撰写论说来申明自己的学说，他说：“《易》的道理广大，什么不能包括？如果真正得到它自然的数理，就没有哪里不相合。然而前代儒者已有成说，应当保存下来等待有见识的人。”他就是这样不随意标新立异。他认为学习并加以修养就可以实行的，只有礼是这样，治经的人应当把礼作为首要任务。礼经和传虽然有许多残缺，只有二戴氏的书夹杂着文士记录的、从传闻中得到的礼制变化，不能全部据此作为可信材料；除此之外，都是尧舜三王遗留下来的学说，天子、诸侯、大夫、士的成制度，大体都在其中，不可以用浅近的见解窥测。然而要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制度，使它不失去帝王的本意，如果不是明智之士，就不足以达到这一点。他曾想向上追溯、向下沿循，贯通古今写成一部书，使后世观察礼制会通的人有所考据。他被朝廷任用时，未能完成。近代儒学先贤很多，除濂洛、新安诸贤之外，又有多人并立出现，都不容易了解，他们的学问也不容易论说。公凭借高远的情怀和见识，以古人为友，考察他们所保存的学问，穷极他们所达到的境界；又感慨我们同道之士，能够理解这些的人太少了。他曾想取太原元公《中州集》的遗意，另编《南州集》，来表彰南方贤者，可惜篇目虽然已经具备，书却未能完成。临川吴公在刚到弱冠之年时，就以弘扬此道自任，依据经书分析义理，穷究深奥微妙，没有谁能超过他。到了壮年，他仍然突然认为以前的见解并非正确，懂得由类推而入德的途径、日益向上通达而不断更新的奥妙；这些大概是同游之士所不能知道，而只有公独自听闻并领悟的。吴公去世后，他的著作广泛流传，读者各按自己的见解去寻求，往往失去了吴公的本来意义。公常常替人推究吴公成就自身学问的要领，告诉别人，于是后来愿意求学的人才能领会他的旨意。他曾说：前代儒者在列举致知的条目时，考察佛、道二氏，都是要有所辨析订正，并不是所谓博闻而已。因为他曾经接触二氏的门徒，追问他们立说的依据，才叹息圣人的教化不能彰明，学者无所凭依，不能以此作为由下学而上达的根基，却想切实探究性命本源和死生缘由；能不折返而归向二氏的，很少了。他写文章，以义理为主，以学问完成，用规矩准绳作为法则，充分表现方圆平直的形体，不靠险怪来显示奇异；依据丝麻谷粟等日用之物，来通达经纬包容的奥妙，不站在深渊边上装作高峻。文章陶铸熔炼而纯粹精深，充实到极其深奥的境地，时机成熟便自然化成；虽好像无意于创作，体制却自然形成，音节自然协调，有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等到他进入禁林，便独擅天下文名，学者受到风气感召而纷纷跟从；从此，本朝一代的文章，蔚然具有先王遗留下来的盛美功业。他曾题写自己的稿本为《道园学古录》，门人分类编纂，得到应制稿十二卷、在朝稿二十四卷、归田稿三十六卷、方外稿八卷；其余散失的还很多，现存能够编次的，编为《拾遗》若干卷。他曾说：古代君子有些事情不做，但凡是应当做的，从未苟且，因此对于文字、音律、星历、医药等学说，都留意而不厌倦。他写篆书、隶书得到汉人的笔意，行书、楷书直达晋唐境界，即使以书法成名的人，也都推重谦让于他。我赵汸只是偏远乡里的后进，对当世的作品没有什么见闻。《东山存稿》第六卷。钦定《四库全书》。《东山存稿》第七卷。（元）赵汸撰写。文章。汪古逸先生行状。

译先生姓汪，名炎昶，字懋远，自号古逸民，学者称他为古逸先生。曾祖父名冲，祖父名天衢，父亲名季安，世代居住在新安婺源。新安汪氏从唐代越国公汪华开始显达。大中年间，有一位名道安的人，由歙州兵马使充任婺源镇都虞候，生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某人。上柱国最初从婺源镇将迁往三吴镇，于是定居在上游十里的大畈。如今大畈汪氏都是他的后代。先生幼年便有奇异的志向，但记诵方面较弱，常常用坚苦自励，以至于忘记吃饭和睡觉；于是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探究深奥隐微，通达极其幽深的道理，即使一向号称博学的人，也没有谁能超过他。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源流，在言语和意旨之外领会程朱性理之学的要旨；取朱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采择群书，阐发微妙旨意，每有所得便作疏解，并不急于完成一部书。他身材高大，长着长髯，衣冠仪表十分伟岸；举止、静止、言语、沉默、进退之间，都超然不随流俗。巧取私利、卑鄙奸诈的人听到他的风范便意气消沮，见到他的人没有不恍惚若有所失的。宋代太学生孙公嵩，元朝攻陷京城后逃归，隐居在海宁山中，闭门作诗吟咏，刻苦锤炼，写得凄切断肠、沉沦绝望，以寄托自己没世无穷的悲痛。先生早年就跟随孙公交游，也擅长作诗，于是断绝了在当世求取功名的念头。婺源有位江君，字凯伯，名几，是许公月卿的门客。许公是宋代著名进士，宋朝灭亡后归隐在婺源山中，制作齐衰服穿着居住。江君把女儿嫁给许公，所以江君也不求仕进，只独自与先生交游。江氏居住的地方号称“雪矼”，那里涧泉林木景色优美，他每天都和先生在其间徜徉，作诗饮酒，上下谈论古今，拍掌纵谈，以此相互娱乐。世人有时把他们比作古代山泽中的列仙一类，认为他们不是当今之士。然而先生虽然年老了，仍然不停止讲学。当时海宁有位陈寿翁，先生正在家中著书，陈公曾请求观看先生为《四书》所作的注释。先生起初并不认识陈公，却把自己的书全部送给他，并对陈公说：“我平生没有别的技能，只有不讳疾忌医算是长处，您千万不要因为直言而对我产生疑虑。”当时先生年近七十，仍然这样不厌其烦地寻求增益。陈公常常诵读他的话，来勉励登门求教的人。先生教人，一定使他们循序渐进，摒弃浮华而致力于务实，不要追逐虚名。他能够从古代文章中体会前人用意深远之处，常常指出其中的法度、规矩和删削安排给人看，并告诫人们不要轻易作文。他自己写的文章奇特而有法度，诗歌含蓄婉转而刚劲有力，有时也流露出悲壮激烈的气势。先生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侍奉母亲十分孝顺，每逢事前安排周旋，常常唯恐稍有疏失。母亲说出一句话，他都恭敬谨慎地奉行。家中平常连食物都不足，但他自认为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事情。教书之余，他从未作过什么谋划，有时反而闭门不出，一动就是十几年。然而每到节令，他一定竭力置办精美的菜肴来奉养母亲，即使年老也不懈怠。太夫人年满九十，仿佛不知道自己家境贫寒。至正戊寅年夏四月，先生卧病，叫他的儿子淮琛，让他准备粗饭和菜羹。饭菜摆好后，先生整理好帽子起身坐下，稍稍进食饮羹。羹放下筷子后，他对淮琛说：“侍奉死者要像侍奉生者一样，祭品不必丰盛，说的就是羹和饭。”说完，他回到席上端正身体，收拢双手，安详地去世了。这一天是本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八岁。娶江氏为妻，有三个儿子：淮琛、照乘，以及弟弟禹玉；后棠金早年去世。女儿嫁给詹某。孙子有三个：药树、琪树、芳树。先生去世时，他们都还年幼。先生所注的《四书集疏》尚未脱稿，诗文大多散失不存。淮琛曾在家中刻印诗五卷。同郡的方公万里见到先生所作的诗，便感叹说：“没想到我州又有这样的人。” 巴西的邓公善之，与孙公有世代交好的情谊。宪江东巡行部属到休宁时，孙公已经去世，于是得到先生所作的一篇赋和其他文章，说道：“这是柳子厚的笔法啊。”又有传到江西的先生诗歌几十篇，蜀郡的虞公伯生见到后感叹说：“这是豪杰之士啊。山林之中竟然有这样的名作吗？”他受到名流称许，就是如此。新安自朱子以后，儒学兴盛而闻名天下，号称“东南邹鲁”。宋朝灭亡时，年老的儒者还有几十人，他们的学说全都以朱子为宗旨；他们的议论和风范，都足以成为后世的师表；他们的文采和辞藻，也都足以光耀一代。国初，汸祖长卿任副县令时，星源自许公以下，像胡公济鼎、吴公遯翁这样的人，没有不能与之交友的。而滕公山臞当时正任主簿，因此旧家在太平时期所收藏的诸公文稿书札，他保存得最多。汸曾抚摸着书卷感慨，遗憾自己出生得晚，没有见到前辈。等到跟随先生交游以后，才知道前代贤士之所以令人无法企及，是因为他们立身处世和行为操守所流传的风范余韵，无不各有渊源。先生去世后，孙叡和淮琛前来，对汸说，应该为先生撰写行状。汸推辞说：“我曾听说，记述贤者一定要详细写明他的结局；如今安葬的事情还没有确定日期。幸而能够完成安葬大事，我哪里敢推辞呢？”此后过了十九年，孙叡才得以在同乡黄荆山高路之原购置墓地，将先生的灵柩奉去安葬，并写信来告知；而这时，淮琛去世也已经超过一年了。唉！凭我汸这点不肖的才德，难道能够了解先生的内蕴并为他称述吗？如果先生卓然不群，能够向上与千古贤人交游，那么便有不必等待后学之士言说、而自然不会泯灭的东西了。姑且把他的事迹梗概记录如下，后来若有君子，希望还能为他表彰发扬。黄楚望先生行状

译先生名泽，字楚望，他的先祖是长安人。唐朝末年有一位在蜀地做官、任资州内江县知县的人，名叫舒艺，死后葬在资州。他的次子师明留居当地，后来便成为资州人。师明的长子知权，任丹山县令。知权的长子延节，宋初以德行和学问闻名，被授为宣德郎、渠州通判；讨伐盗寇有功，被召入朝面奏当世利害，言辞恳切，宋太祖十分喜悦，任命他为大理寺评事兼监察御史。因为他的儿子德润、德全官位渐显，累次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排行最小的叫德柔，是先生的十世祖。五世祖拂与他的两个兄长播、揆同年考中进士，蜀人以此为荣，作诗称美这件事。父亲某，字仪，以孝友闻名，多次应试却未考中，跟随兄长骥子任职九江。蜀地发生战乱后不能回去，便留家九江，家境日益贫困。先生天生资质奇异，每天诵读数千字，十二三岁时就完全通晓当代进士所学的经义、论策之学。归附元朝时，他已经十六岁，慨然以阐明经学、学习古人为志，专心致志，努力实践来勉励自己，喜欢苦苦思索，多次因此成病；病止之后，仍旧像以前那样苦思。他曾读到邵子论天地彼此依附，便由此思考，又想到河图洛书、浑天盖天以及吾道与异端不同的缘故，认为这是格物致知的开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大呢？于是昼夜思考，不得出结论便不停止。二十多岁时，他才旁通古今史志、别集、诗文，各类著述都不用专门学习便能通晓，尤其诗歌超逸清美。过了很久，他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著作中有所领会，写《颜渊仰高钻坚论》来勉励自己。当时行省中还有尊贤敬学的高官，多次用书院山长的俸禄起用先生，先后教授于江之景星、洪之东湖。任期考核期满便回乡，闭门授徒以维持生活，全部取六经和诸子百家的传注中有疑义的千余条，逐条分析辨难以发挥自己的思考，从此不再谈出仕。他起初曾梦见孔子，以为只是偶然；后来又多次梦见孔子，最后梦见孔子亲自传授给他校订过的六经文字，字画清楚如新。他家中连一亩田产也没有，却决意归隐休息，把阐明六经失传的学问作为自己的责任，大概是受到了很深的感发。当时是大德甲辰年，先生四十五岁。从此十多年间，他多次领悟圣经中幽隐深奥的义理，共有几十处，失传的旨意也逐渐可以贯通，于是写《思古吟》十章，极力称说圣人的德行仪容之盛，上溯到文王、周公，以表达自己梦寐不忘的心意。当时郡守中有寄居当地而能够敬重先生的人，按照学校宾师的礼数对待先生，每月送给米六斛、钞三十千，大概是国初贤能的郡守设置此项供给，用来奉养没有归宿的退职寄居官员。正值双亲年高，住在简陋的街巷中，破窗不能遮蔽风雨。先生恭敬奉养他们，哪怕只是粗茶淡饭，也欢然如同有三牲奉养。又过了十多年，双亲相继去世，先生将近六十岁。此后连续多年遭遇大灾荒，家人采集树果和草根充饥。巡行部属的蔡副使考核学者名册，说先生不过是一位老儒，每月廪米太多，削减了其中三分之二。当时先生年老，已经不能授徒，而家人从此开始挨饿受冻。正当全家断粮、彼此相视，默默不知怎么办时，先生闭目端坐，涵养从容，始终没有稍微改变。有时同客人谈论一整天，揖让应对和平时一样，客人不知道先生还没有吃饭。然而他始终不肯为了谋求温饱而降低一天的志向，只因圣人的心意没有彰明、经学失传，仿佛自己已经犯了罪，因此为之忧戚。自古以来所听说的儒学之士，贫困匮乏以至终身的，还没有像他这样严重的；但先生安然自若，心志丝毫没有动摇。如果没有高明卓绝的见识和坚苦卓立的操守，谁能做到这样呢？先生卒于至正六年丙戌某月某日，借郡人王仪甫送来的棺木殓葬。九江的学者大概很少，先生又深自隐藏，不求声名和知遇；只是待人接物时无论贵贱长幼，都一律诚恳相待。因此去世之日，远近听闻的人没有不哀悼的。他娶某氏，儿子二人：圣予，幼子早夭；女儿二人：刘齐贤、徐可久是她们的女婿。孙子二人，孙女一人。先生治经，以积累思考而自行领悟为主，以自然恰当、不可改变为准则。因此他的领悟，有时得自幽静寂寞之余，有时得自颠沛流离之际，有时得自疾病无聊之日，有时得自道路风雨之中。时间一久，便豁然贯通，无所不明。从天地定位、人物尚未产生以前开始，向下推演到远古初始、万物变化的本源，那些史籍不能详尽记载的内容，都像拨开蒙昧一样昭然明白，仿佛呈现在手掌上。然后从伏羲、神农、五帝、三王一直到春秋末年，人伦的开端、礼乐的根本、王道帝德、神明教化而使百姓适宜的奥妙、井田区划的开端、封建制度自然形成的形势、鬼神祭祀的起源、神物先于民众而发挥作用的意义、创制数理和建立卦象的关键、声教文治的根源、制度创制沿革的渐变、忠厚质朴和文饰等不同风尚的本质、世道变化和礼制丧失的缘由、以武力假借仁义的习气，全都像亲身处在其中、亲眼看见其事一样。于是，《易》《春秋》传注中的错误，《诗》《书》中尚未解决的疑问，以及诋毁《周礼》不是圣人之书的说法，凡是历代争论而没有定论、苦苦思考几十年仍不能贯通的，都像冰雪消融一样，欣然各自归入条理。这大概都是由于专心精研、长期积累后才得到的，他常常自认为是上天打开了自己的愚昧、神明启示了其中的秘密。他研究《易》，以阐明卦象为先，主要依据孔子的话向上探求文王、周公的意旨，而其中的关键全在《十翼》。他作《十翼举要》，认为《易》起源于数，根据数设置卦，根据卦建立象，根据象产生意，根据意形成辞。所以孔子说：“《易》就是象，建立卦象来穷尽意旨。”平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圣人用《易》施教的道理就是这样。《易》不可废弃，因为卦象已经明白了。由于象学失传，汉代儒者只是在王公贵族所弃置的浅陋材料中零星拾取，不足以得到圣人的旨意；后来王辅嗣“忘象”的说法兴起，到邢和叔时竟想忘掉卦象、抛弃卦画。即使近代大儒接续著作，理学大为彰明，也不能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作《忘象辨》。一卦有一卦的象，一爻有一爻的象，有时近取自身，有时远取万物，有时根据六爻相互推演，有时根据阴阳消长形成卦象，这些学者还可以寻求。

译然而象之外还有象，就不是思虑意识所能达到的了，何况还要设立条例来寻求它呢？李鼎祚在王氏抛弃的残余中加以编缀，朱子发后来出现而使之更加细密，丁易东接着研究而更加详尽，但圣人建立卦象的奥妙终究不能显见。于是作《象略》。象学既然明白，就可以由象得到意，由意得到辞；阴阳消长有一定的规律，上下贵贱有一定的区分，善恶吉凶有一定的准则。位置恰当时，孔子没有理由单独说它不对；卦和爻中较小的方面，文王、周公本来不称为大，于是知道三位圣人的《易》道其实是一致的。如果舍弃卦象去求取，人们就各自造出自己的《易》，本来不想不同却自然不同。于是作《辨同论》。他曾说：“《易》有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小象，有《大传》《系辞》，有《说卦》《序卦》《杂卦》，有河图洛书和蓍策之数。学者应当在各处下功夫，各自达到极致，直到把它们贯通为一体，然后才能完整地看见《易》。”他研究《春秋》，以事实为先，以通晓书法为主，关键在于考核三传，以求向上探究的功夫，而其中的脉络全在《左传》。他作《三传义例考》，认为《春秋》有鲁国史书的书法，也有圣人书写的法则；近代却有“以夏历时节冠以周历月份”的说法，这是史法和圣法都丧失了。于是作《元年春王正月辨》。他又认为，解说《春秋》有实义，也有虚辞；不能舍弃史实来议论事情，不能离开传来寻求经义，不能只从褒贬去理解，也不能拘泥于圣人，而要斟酌时宜取其中道，这就是实义。尊王而轻霸，尊君而卑臣，以中原为内、以夷狄为外，都是古今相通的义理。然而人人各自为学，各家各自立说，《春秋》始终没有定论，因此一概断定为虚辞；于是作《笔削本旨》，又作《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等十多篇，用来说明古今礼俗不同，也说明用虚辞解释经书没有益处。他曾说：解说《春秋》必须先认识圣人的气象，那么一切刻意削割、琐碎烦杂的说法自然都会退避。那些只认为《春秋》不过记录事实的人，那么《春秋》就只是一部直录史书；即使能够修撰，也还不能说懂得圣人。他认为《易》有常道和变道，而《春秋》有经法和权宜；《易》虽然变化万端，却必定回归常道。《春秋》虽然采用权宜之法，却不远离经常之道；二者各以常、变或经、权两层意义贯通一部经书的旨意。他曾说：《易》的卦象和《春秋》的书法之所以废失，大致相似，如果通晓其中一个，就可以触类旁通而领悟另一个。古代占筮之书，依据卦爻取物类比、悬示虚象，用其中的意义判断吉凶，都是自然之理，是上古圣神所作。文王、周公作《易》，只是选取一两项来设辞明教；自从九簭之法失传，凡是筮人所掌握的内容都不能再见到，卦象的意义便隐微不明，终于成为历代都不能通晓的学问。鲁国记事的方法，确实有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从韩宣子的话就可以看出。圣人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连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句，这必定与史书法大不相同；然而又说“它的文字像史书”，可见经书本来就不等同于史书。如今鲁国史书旧文也无法再见，因此朱子认为不知道哪些是圣人所写、哪些是圣人所删，《春秋》的书法也成为历代不能通晓的义理。先生所说二者废失的缘由相似，大概就是如此。他又担心学者偶然得到新奇见闻便不再深思，所以所著书目虽然很多，都只是引导而不完全说破；于是作《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经旨举略》《稽古管见》，向人指示探求端绪、用力研习的方法，而《易春秋全解》则终身没有脱稿，也没有给人看。他辨析解释各经的主要旨意，作有《六经补注》；驳斥诸子百家的异说，取杜牧“不应当说却说了”的意思，作《翼经罪言》。他论《周礼》，认为六官所掌管的，都是唐、虞、夏、商已经实行的事情；虽有因革损益，或许更加详细严密，但大体不能相差太远，并不是周公新创的制度。古今风俗和事体不同，学者不深入考察世道变化，却动辄指出其中一两个古远可疑之处，认为不是圣人之书，这不难辨明。只有其中封国制度与孟子所说不合，才是应当讨论的。大概孟子所说的是沿用殷朝制度，周官所说的则是国家制度。推算武王建立周朝时，殷代诸侯还有一千多个国家；既没有因为功劳而增加土地，也没有因为罪过而削减封邑，这些应当仍旧保持原来的封地，百里以下分为三等，如孟子所说。至于周公、太公有巨大的功劳，以及其他功臣应当封爵，和分封宗室亲属作为屏藩，怎么可以限制在百里的制度内呢？自然应当采用周朝制度。诸侯厌恶这种制度妨害自己，便销毁了相关典籍，所以当时的学者很少能见到这部书；周朝一代的制度，即使孟子也有不能详尽说明的地方。至于官属人数多少的缘由、职掌彼此交错的原因，他所发明的辨析尤其精当。他又兼考《戴记》中的祭祀制度，作《二礼祭祀述略》《礼经复古正言》。他辨析王肃把郊祭、丘祭混为一谈、废除五天帝、把昆仑和神州合为一祭的说法，说：“祭祀制度中，虞、夏、殷、周都把禘、郊、祖、宗作为四项重大的祭祀。周人禘祭帝喾而郊祭后稷，奉文王为祖而奉武王为宗。禘祭天地，以帝喾配享，就是圜丘、方泽之祭。郊祭上帝，以后稷配享，在建寅之月于南郊祭祀感生帝，以祈求丰收。四时在四郊祭祀五天帝，是为了迎接四时之气。祖祭禘祭帝喾，以后稷配享，是尊奉始祖所出自的祖先。宗祭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合祭五天帝。后来则在明堂奉文王为祖，以配享上帝；奉武王为宗，以配享五帝。这些都是郑氏的说法。”所以《周礼》大司乐注说，圜丘、方泽、宗庙是三种禘祭，大概天神、地祇以及始祖所出自的祖先，构成三项大祭，都是五年举行一次的禘祭。郊祭次于圜丘，社祭次于方泽，宗祭次于祖祭，都是每年举行的常祭。东周迁都以后土地缩小、财力匮乏，大礼于是废止，只保留郊祭和社祭两项；所以圜丘、方泽两种禘祭，传记中也很少谈及，不是浅陋见闻的人所能理解的。

译《周礼》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的文字。天帝地神各以一位为主，所以称为“祀上帝”；四望不是一位神，所以称为“旅”。王肃想把圜丘作为郊祭，这可以吗？《司服》说，天子祭祀昊天上帝，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这样。既然说“也这样”，就说明祭祀五帝与祭祀昊天上帝不是同一祭祀。王肃想把它们混同，这可以吗？《孝经》说“严父配天”，又说郊祭后稷以配天，宗祭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易》豫卦说：“先王因此作乐崇尚德行，盛大地进献给上帝，使祖先父考配享。”上帝也是天神。王肃想废除五天帝而用五位人帝代替，这可以吗？昆仑是大地的顶端，神州是大地的中央，都是天地交会之处。地祇以昆仑、神州为主，并不是这样。设置这两种祭祀，是在两个地方寻求神灵。大地神灵深不可测，不知道神灵究竟在那里还是在这里，所以既在那里求，也在这里求。康成认为方泽祭祀昆仑，北郊祭祀神州。北郊不见于经文，把它误分为两处。王氏由此把昆仑、神州合为一祭，于是又说北郊就是方泽，这可以吗？” 如果说郑氏知道以乐舞九变举行的祭祀就是禘祭，却不说到帝喾；又认为禘祭小于祫祭，这就是他的过失。因此断定说：郑氏深邃却不完备，王肃明白却实际上浅陋。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所以采用他的说法，把方丘、圜丘合并，在南郊祭祀。历代没有沿袭这种做法，于是《周礼》中天神、地祇、人鬼最盛大的祭祀，终于成为古今无法解决的疑问。他辨析感生帝的说法说：“姜嫄踩到上帝足迹的大拇趾而心生感应，生下后稷，周人特意为他建立宗庙祭祀，称为閟宫。”君子认为，圣人的出生不同于常人，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何况在生民初始、气化开始之时，五天帝的精气感应而成为帝王的祖先，又有什么可疑呢？五帝感生的祭祀，上古流传已久，并不是纬书凭空创出的说法。况且《河图》《洛书》和蓍策之数，都是纬书中的文字，难道也能废除吗？他辨析胡仁仲认为社是祭地的说法说：“二社是用来享祭水、土、谷物之神的，并以勾龙配享；稷不是祭地。”按照礼制，天子、诸侯、众百姓、大夫和庶民都建立社，所以有王社、侯社、大社、国社。设置社的名称，其意义有高下不同；却把它说成祭祀大地之神，可以吗？” 殷朝取代夏朝、周朝取代殷朝，都把原朝代的社坛覆盖起来，这是对它的羞辱。遇到旱灾水涝就更换社稷，这是责罚它。君王把天当父亲侍奉，把地当母亲侍奉；难道还可以责罚、羞辱父母吗？《周礼》说君王祭祀社稷和五祀，使用希冕，说明社稷在礼制上与五祀相同而采用第五等服饰，不能与先王、先公、四望、山川相比，因此社祭并不是祭祀大地，显然可知。

译传文说：“头顶着皇天，脚踏着后土。” 这里所说的“后土”，就是大地。《周礼》说，大祝举行大封之礼时，先告祭后土；大师在大规模出征、会盟等大典时，要在社祭祀。又说建立国家时先告祭后土，可见后土并不就是社。《舜典》说，祭祀上帝，精诚祭祀六宗，遥望祭祀山川。六宗，是上天下地和四方之神，即五方天帝和地神，所以祭祀次序在上帝之后、山川之前。《周礼》说，四望与五帝在郊外同坛，又与祭地共用玉器，又与祭祀山川共用祭服。这样看来，四望就是祭祀大地的四方。又有分奏乐章、祭祀五土之神的礼仪，可见祭地的礼不只是在方泽举行；想把社祭当作祭地，可以吗？《周礼》以圜丘对应方泽，以天神对应地祇，以苍璧礼敬天，对应以黄琮礼敬地；以祭祀上天、遍祭上帝，对应祭祀大地、遍祭四望。《尚书》和《礼记》却多以郊祭对应社祭，大概是因为郊祭上帝，社祭水土之神，礼意较专；圜丘、方泽遍祭天神地祇，意义广大深远，分为四种祭祀，已经很清楚了。天地之道高深玄远，大神大祇不可烦扰亵渎，所以每年在郊外祈求天地，而水土发生变故则到社中责问神灵；这就是古人设立祭祀的深意。胡氏家学不相信《周礼》，所以任意立说，才有这样的说法。大体说来，先生的意思是：圣人制定礼制，远近、亲疏、高下、贵贱都有自然的次序，必须通晓它的根本原理，才能理解礼的意义。圜丘所祭的是整体而周流运行的天，包括南北二极、赤道黄道以及日月星辰所依附的天空，所以以北辰为主而称为天神，诸天神都由此统摄，总称为祭天神。上帝，是高高在上的天，因为它在上而成为主宰，所以称为上帝。分掌五方，所以称为五帝。合说上下四方，则称为六宗，都是分开祭祀的天神。方泽所祭的是整体而承载上天的大地，包括山陵、河川、湖泽以及上天所覆盖的范围，所以以昆仑山为主而称为地祇，诸地祇都由此出发，总称为祭地祇。大地有四方，遥望其方而祭祀，称为望；祭祀五岳四渎，称为山川；祭祀川泽、山林、丘陵、坟衍、原隰，称为五土；祭祀水土之神，称为社；这些都是地祇的分祭。所谓自然的次序，大概就是这样。他辨析赵伯循的说法：天子举行禘祭，是在始祖庙中祭祀始祖所出自的那位帝，并以始祖配祭，而不涉及群庙中的神主，这就是《大传》所说的。天子在始祖所出自的那位帝处举行禘祭，以自己的祖先配祭；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有善行而受到君主省察，在祫祭时祭及高祖。这是把禘和祫相对而言；由上下文可以看出，禘、祫都是合祭。诸侯的祫祭，大致相当于天子的禘祭；诸侯祭及太祖，大夫、士祭及高祖，因此有庙、无庙的神主都在祭祀之列，又上及太祖、高祖，所以称为祫。天子则在七庙和祧庙之上，还要追及自己所出自的那位帝，所以称为禘。如果说禘祭只祭祖先所出自的那位帝，反而不涉及有庙、无庙的神主，那就寂寥简略，不合人情。因此程子说：“天子称禘，诸侯称祫，它们的礼都是合祭。”《尔雅》说：“禘，是大祭。”如果不是大规模合祭昭穆之神，怎么能称为大祭呢？字书解释说：“禘，就是审谛，即详察昭穆。”如果不是合祭，怎么会有昭穆呢？后稷有自己的庙，郊祭时已经祭祀帝喾；虽然帝喾配享上天，却没有专庙，不能缺少对人鬼的祭享。因此五年举行一次禘祭时，就由后稷率领有庙、无庙的神主，共同享祭帝喾；这样既使子孙都能见到自己的祖先，又因为世代相隔久远，使人看见始祖的功德尤其盛大。何况后稷庙中还收藏着被毁庙的数十代祖先神主，难道在享祭帝喾时可以把他们排除在外吗？禘、祫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天子、诸侯的制度没有弄清楚。先儒有的推演天子的礼制来解释诸侯，有的推演诸侯的礼制来解释天子，却不知道诸侯只有祫祭而没有禘祭，天子的禘礼必然兼有祫祭。即使禘祭的本意不专在合食，但率领子孙共同尊奉一位帝，按理自然就应当合祭。《礼》说：“天子举行犆祭、礿祭、祫祭、禘祭、祫祭、尝祭、祫祭、蒸祭。”这就是说，天子的祫祭随着四时祭祀都要举行。他辨析成王赐给鲁国天子礼乐的说法说：“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制、制作乐章，这是天子和诸侯不可改变的大法。周公去世后，成王和伯禽亲自违背礼制，以天子礼仪祭享周公。成王是贤王，鲁公是贤君，必不至于如此。根据《鲁颂》所说‘白牡骍刚’来推断，这是记礼者的过错。禘祭，是殷代诸侯的盛大祭祀，周公制定‘不是天子不得举行禘祭’的法令，所以用禴祭代替。成王因为周公对王室有大功劳，便命鲁国用殷代诸侯的盛礼祭祀周公，以表示不把周公当作臣下的意思。因此牲用白牡；白牡是殷代的祭牲，骍刚则是鲁公所用的祭牲。又可见鲁公以下的祖先都在太庙合食，而礼制等级从未敢与周公相同。再根据《春秋》推断，这也不是每年常规的祭祀。成王斟酌礼意，大概就是如此，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有祭祀文王为始祖所出之帝的礼。至于在群公之庙举行禘祭，则是后世开始僭越的。晋国也有禘祭，大概因为文公对王室有功劳，想仿效鲁国举行禘祭，便向天子请求，所以获准使用。至于东周诸侯为自己所出自的王建立庙宇，称为周庙，鲁国和郑国就是这样。但只称为周庙，不敢称祖庙，因为诸侯不敢把天子当作自己的祖先。既然如此，子孙也不敢参与庙中的合祭，只是单独祭祀自己所出自的那位王而已。祭祀使用生者所得的俸禄，也就只采用诸侯的礼制罢了。若鲁国既然获得在周公庙举行禘祭的许可，那么周庙也应当举行禘祭。禘祭必定有配祭，所以本来就应当在文王庙中以周公配祭。若依据赵氏的说法，鲁国本来没有文王庙，只是在周公庙祭祀文王，临祭时才设置文王神主和尸来享祭，这实际上与礼意很不相合。若认为鲁国有文王庙，那就是从文王庙迎尸进入周公庙，以父亲降就儿子，以尊者降就卑者，必定不会这样。鲁国举行郊祭和大雩，是平王时鲁惠公请求得到的，因此得以郊祭苍帝；至于三望虽然是僭越，却还不敢完全与王室相同。大概鲁国拥有天子礼乐，是成王所赐；《明堂位》《祭统》这样记载，而认为是惠公请求得到的说法，出自《吕氏春秋》。鲁、郑的周庙以及晋国的禘祭，见于《左传》。先生以经书相互印证，综合折衷诸家之说，大多像这样；他辨说《诗》的错误，也多是如此。

译他认为古代重视声教，所以采集诗歌来观察教化所及的深浅。但如今《诗经》三百篇中，有些出自太师采集的诗，《周南》《召南》就是这样；有些是史官记录而不是太师采集的诗，《豳风》以及周太史所作的诗就是这样。其余各国风，大多是东迁以后创作的，通常都是各国史官自行记录的。当周朝强盛时，赞美和讽刺还没有兴起。《汉广》《江沱》等诗虽然是赞美诸侯的诗，但风化的根源实际上系属于周王室。后来天子不能统一诸侯，诸侯的善恶都与周王室无关，因此不再以美刺为名，都称为变风，因为它们不再系属于《周南》《召南》，而各自成为一国之风。《周礼》说，天子巡狩时太史、太师同车；而且他们各自所属官员所掌管的事务，都有世代确定联系的说法。采诗时，太师掌管采集，太史记录诗歌产生的时代和世次。等到巡狩之礼废止，太师不再采诗，此后各国诗歌都由本国史官自行记录，用来考察风俗盛衰和政治得失。《左传》记载高克之事说“郑人为他赋《清人》”，记载庄姜之事说“卫人为她赋《硕人》”，一定是有所依据的。因此《诗大序》说：“国史明白得失的踪迹，伤悼人伦的废弛，哀叹刑政的苛酷，吟咏人的性情来讽谏君上，通达于世事变化而怀念旧日风俗。”这说明谈论《诗》的人不能不辨明采诗的时代。《黍离》降为国风时，周王的恩泽还没有完全枯竭，所以人民对君主仍然忠诚爱戴，还能如此。后来听政的人已经玩忽职守，说话的人也感到厌倦，于是彼此相忘，即使是国风也再无法见到。到这时，自有文字契券以来文治的踪迹才开始完全断绝。按时代考察，国风止于《泽陂》，是在顷王时期，也就是鲁文公时，所以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诗也就亡失了”；因此谈论《诗》的人还应当考察它所处的时代。先生在经学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因为他的书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把其中有关大要的内容辑录下来。当时只有临川吴文正公能够辨明学术、端正义理，通晓各部经书，是最了解先生的人。后来吴公接受集贤院的任命，到了扬州又返回，在九江濂溪书院养病，初次见到先生所著的《易学滥觞》《春秋指要》，心中十分赞赏，在书卷开头题写道：“楚望父研究经学著书，他的志向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了。《易》是想阐明卦象，《春秋》是想阐明书法，大概将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又看到《六经补注》，便对求学者说：如今没有人能够认识黄楚望。孟子说：能够论说并排斥杨朱、墨翟的人，是圣人的门徒。楚望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吴公还作序把书归还给先生，序文大意说：“楚望贫穷却努力求学，研读《易》《春秋》《周官》《礼记》，为它们辨析、解释、补充注文，弘扬纲领和要义，彰明揭示大的方面而不遗漏小的方面，探究到底而谨慎审察，确实有真知灼见。对先儒旧说中可信的地方，他恭敬地尊重相信，不敢轻率放纵地凭主观臆断与之争论是非。用功深厚，用意笃实；依我所见，通晓经学的人还没有能赶上他的。”晚年看到这些话，难道不会大为畅快吗？我感叹赞美还不足，于是拿它来验证求学者的情况：一定要对各部经书沉潜反复研读，然后才能看出他用功不易、用意不苟。先生一向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谨慎，不曾轻易向人谈论；他认为，如果对方学力不足以阐明圣人的心志，又不把阐明六经的晦明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么即使同他谈一整天也没有益处。学士李公溉奉使回来，经过九江，请先生到濂溪书院；当时寄居当地的缙绅人士聚集在那里，亲自确定师生礼仪，借庐山的馆舍，请先生传授一部经书的学问，又打算把先生的家学整理传给子孙。先生谢绝说：“凭您的才华，放下整整一年的功夫，哪部经不能阐明？但也不过是用笔传授其中的义理罢了。至于我，是在艰苦困顿之余才有所领悟的；我不是邵子，不敢让您在山林中用二十年时间来期待我。”李学士为此叹息着离开了。有人说，先生幸而已经把经学之道弄明白了，却又这样不肯传给别人，难道没有担心学问失传吗？先生说：“圣经的兴盛和废绝，上关乎天运，难道你认为只是区区人力所造成的吗？”德化县令王君子翼请求刊刻补注、收藏在先生家中，先生仍然慎重其事，不是合适的人不传。后来经逢寇乱，故宅成为废墟，遗留下来的书很少了！可悲啊！先生宁可让自己的学问不传给后世，也始终不肯委屈自己传授给一般人。因此，他能够凭数十年的勤苦，在残缺阻塞之余彻底探究各部经书，却不能使圣人的心意在天下后世大为彰明。他的道路大概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天意吗？从前我们的夫子赞定《易》，删定《诗》，整理《书》，厘正礼乐，修订《春秋》，想把它们作为历代帝王的大典。后来遭逢秦朝焚书灭学，帝王经世治国的法则就在那时断然泯灭。这大概是自开天辟地以来，宇宙分裂之后的一次大变故。郑康成处在专门之学固陋的时代，凭一家之学编纂、解释群经，详尽著成自己的学说。孔颖达考核百家学说，大力阐明郑玄的义理；虽然对圣人的道没有真正闻见，但博通古学、穷究经书，这也算勤勉了。从此四百多年，郑学被奉为定论。到宋代清江刘原父，才凭聪明博洽的才资，根据经书考察礼制，想把周、秦以来传注的错误全部排除。宋代经学的兴盛，实在是刘公首先推动的，后来论说经学的人也日益亲切明白。等到朱子出现，各家言论有了折衷，于是统一确定下来，这仍然符合我们夫子的志愿。不过朱子在《易》方面使文辞简约，使义理隐微，是想让人人都能自己深入经书。晚年仍然殷切研究礼学，却未能完成论著。他成书时以有疑处宁可保留为贵，又深深怀疑今文、古文经书的体制不同；唯独《春秋》找到了书法废失的原因，折衷各家传说，都处理得极为恰当。然而他的门人和学者对于这两部经书中的师说，不能有所发明。所以君子评论古今经学注本，认为除朱子的《诗集传》之外，都不能没有遗憾。先生于是想以近代义理清楚、意义精密的学问，结合汉儒博物考古的功夫，再加上精深思考，直到终身而止。这大概就是吴公所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唉，难道它终于不能流传了吗？我赵汸起初到先生门下拜见，请问治经的要领。先生想到我远道而来，没有认为不可以教我，告诉我说：“只在于用心思考罢了。”然而如果不能完全领悟传注的错误，也就不知道应当怎样思考。

译我请问深入思考的方法，先生说：“应当拿一件事来作例子。《礼》说，女子有五种情况不能娶，其中一种是父亲去世而自己是长女。注文说：‘没有人可以接受父亲的命令。’近代的说法是：‘大概是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的女子。’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的女子很多，她们有什么罪，却要被人拒绝娶为妻呢？这样看来，显然不是先王的本意。姑且从这件事来思考。有时需要两三年，有时需要七八年，假如能够得到正确解释，就会知道先儒解释经书时，已经通晓的地方未必都恰当，尚未通晓的地方也未必不能通过思考得到。赵汸退下后思考，认为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的女子，确实不应当和逆乱之臣的女儿一样被抛弃在世上。过了很久才得到解释，说：‘这大概是宋桓夫人、许穆夫人这一类人，所以说没有人可以接受父亲的命令；注文还没有错。’如果只是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那么期服、功服的亲属都可以作为她的主婚人。我曾把这个意见拿去请教先生，先生说：‘你能够这样探求，很好。但六经中像这样的疑难义理很多，应当努力充实涵养、慎重思考，不要轻易发表。’于是又把探求《春秋》要旨的方法传授给我，说：‘“楚杀其大夫得臣”，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探求；“夫人姜氏如齐师”，这也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探求。’ 我思考了整整一年，也没有得到答案。先生替我调换了语序，说：“‘夫人姜氏如齐师’，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探求；‘楚杀其大夫得臣’，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探求。”我从这时起才开始通晓《春秋》笔削裁断的权衡，于是知道先生研究六经、用自己所得来教人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只是《易》所谓“象之外还有象”，有些内容终究无法全部听闻。唉，真可悲啊，其中留下遗憾了。谨将先生的世系家世、文章品行的大概，以及他复兴古学经学的功绩，像上面这样叙述。伏望以立言为己任、把当代斯文视为责任的君子，能够加以表彰。至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朔，学生新安赵汸谨慎撰述。《长乐县程令君行状》

译程令君名愿学，字希圣，别字节卿，是徽州休宁人。他的先祖是晋代新安太守元谭，因为治理郡县有功，得到褒奖诏书，获赐田地住宅于郡中，于是留下来定居。传到第十三代，出了忠壮公；他父子以节义闻名于梁、陈，乡里为他们立庙祭祀。子孙像棋子一样遍布天下，而休宁这一族尤其繁盛，出了许多闻名之人。程君上距忠壮公二十有六世，十二世祖是南唐检校中丞澐，开始占籍居住在县城南面的■〈氵义〉川。曾祖大明，祖父自得，父亲逢午，字信叔，曾两次考取乡荐，一次名列第一；后来没有考中，便放弃科举，不再从事举子业，居家教授，学问日益精深。族父勿斋先生一向敬重他，每次经过他的住所，谈论总是整日不止。几个郡共同推荐他，以版授身份担任紫阳书院山长，著有数万字的《中庸义说》，更加畅明朱子的旨意，对教育学者多有启发。任期届满后，授任嘉兴路海盐州文学，任命下达便去世了，追赠承事郎、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母亲吴氏，追封为宜人。有两个儿子，令君是嫡长子。令君年少时卓异不凡，胸有奇志，谨慎交游，重视诺言，以品行道义磨炼自己。刚满二十岁，他游学京师，显贵公卿和知名士人无不为之倾倒。一次天刚亮，他和朋友出城，路过一座大宅，朋友进去拜访，请他稍候；等朋友出来时天已经黑了，令君仍然严肃地站在那里，没有离开。蜀人赵公炞任职于秘府，听说此事后赞赏他，立即去见令君交谈，非常高兴，当天就带着行李到他的住处，授予他策问之学。不久，有诏命修纂《职方氏书》，赵公赶紧推荐令君进入书局。书成之后，同僚都得到优先任用，唯独令君落在后面，过了很久才升任兵部从事。兵部从事有数十人，只有令君是南方士人；他刚毅卓立，同列不敢轻慢。他曾奉诏带着段帛，慰劳戍守和林的诸侯王，□□王事，多次往来岭北，不因道路艰险遥远而推辞。任期届满，调任镇江路司狱，早晚出入监狱，察看其中受寒、挨饿、患病的人，并按时供给他们衣食。他曾叹息说：“他们固然是罪人，但如果有人因为并非犯罪而死，那哪里能说是上天的惩罚呢？”任期将满时，几乎没有办法回乡，恰好有诏书下达，府君便让令君到各县宣读诏书。当时使者所到的郡县，都向百姓征取财物作为赠礼。府君一向敬重令君，想借此替他安排归途。到了所属县，事情办完，县吏按照惯例送来赠礼，令君呵斥说：“我是带着诏书来的，难道还要拿百姓的钱财离开吗？” 他督促县吏把财物退还百姓，之后才上路。到了其他县，也都这样做。后来调任湖州武康县主簿，他明察法令，申明约束，革除弊政；豪强专断的人嫉恨他，彼此联合，重金贿赂大府，让令君以办理其他差役为名进京。等他回来时，已经因为父母忧丧离职了。服丧期满后，转任循州长乐县尹。循州处在闽、广交界，远离中原，蛮夷杂处；当地百姓松弛法令、废弃制度，放纵贪婪暴虐之行。依托官府、剥削下民而归附上级的人，一个县往往有数百人，长乐因偏僻遥远尤其严重。居民被强夺逼迫，又困于征敛，通常逃往别的郡；其中最为强悍狡猾的，凭借险要关隘，拿着锄头木棒自卫。偶尔有人挺身而出、奉养上司，不逃避徭役，却被贪赃狡猾的人觊觎财产，借别的祸端陷害，刚走进城里，家产便被毁掉了。令君刚到任，就完全查出了这些奸党的巢穴，借其他案件发捕他们，把他们全部审判遣返回乡；整顿案牍，申明德政，扶助贫弱，宽减徭役赋税，分派老人进入各乡，宣谕朝廷治理百姓的意旨。百姓信服他的作为，逃亡的人纷纷回来，多得数不清。县治所在地居民日益繁多，渐渐可以和内地郡县的城邑相比，于是在县治西南的胜地建立先圣庙，选取当地有学问的人担任教师。山谷中的百姓戴着高帽、穿着长衣，来这里游学、休息，文雅有礼，显现出先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当时上司往来于所属县，常常托言分送土产来诱取重贿，县里便向百姓搜刮财物赠送给他们。唯独令君拒绝接受，自己从俸禄中拿出少量财物赠送。人们知道令君的操守和风度，不敢接受，于是再也不来了。后来他们前往其他县，偶尔还要绕道而行，不敢让令君知道。县中有赖某诬告黄某抢劫财物一案，牵连数十人。黄某被告发后不知如何是好，全族逃藏，已经五年了。州里发公文下来，急切搜捕罪人；黄某听说令君到任，立即到公堂自首。令君呵斥说：“你是盗贼，却还逃跑吗？”黄某哭着申诉说：“我只是和赖某争夺拦水堰，并不是盗贼。如果不逃，全家就会被剁成肉酱。如今听说县里有贤明的县令，希望能够自己申明真相。”令君说：“你们逃亡的人很多，如今只来一个，怎么能说清楚？”于是和他约定日期，让他把一同逃亡的人全部带来。黄某答应后离去。上司因为令君擅自释放强盗而追究他的罪责；黄某所带领的人在约定日期前到了城外，晚上听到这个消息都散去了，只有黄某叹息说：“我宁可死，也不忍连累程县尹。”于是接受逮捕。州里曾以其他名目征收民财，因恼怒令君不奉命，想借此陷害他，便让黄某诬告令君以前曾经收受贿赂。黄某说：“我陷入不是自己所犯的罪，不能为自己申明，难道忍心让贼人陷害忠良吗？”拷打审讯极其酷毒，直到身体蜿曲，始终没有一句话牵涉令君。州官仍然审问十多个连坐的人，正好部使者詹侯巡视郡县，判明这是冤枉，令君才得以免罪。百姓中有人被人非法杀死，他的妻子申诉却不愿追究；令君呵斥说：“这就是杀人贼！”一审讯，凶手便服罪。案件牵涉一名富人，他想送给令君一万缗钱，令君不接受。富人害怕了，重金贿赂大吏，把案件移到别县审问，希望实现自己的意图，并且借此坐实令君的罪名。令君仰天叹息说：“如果杀人者都能用钱免罪，那么有钱人就都可以杀人了。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别县果然按照富人的意图审理。狱吏抱着已经办成的案卷准备签署，忽然雷雨大作，白昼昏暗，屋梁折断、瓦片坠落，官吏惊恐万分，找不到文书所在，最终放置此案，不敢再审。罗江五峡一带的各族獠人，时常出兵劫掠边境。大府派兵捕治，他们畏惧盗贼不敢逼近，便派中间人诱导劝说，让他们交出残缺的弓刀，便以已经捕获盗贼回报。豪强首领把官府看作无能，暴行更加严重，百姓十分痛苦。恰逢一群獠人进入邻境，抢劫财物，杀人满路。郡县官吏不敢追究，反而送去羊和酒，请他们离开别处。

译盗贼果然进入长乐县境，令君亲自率领士卒在道路上拦截他们，捆住七名首领，其余全部逃散。县中的主簿、县尉害怕发生变故，全家住在船里，视形势缓急决定去留。令君不为所动，说：“盗贼来了，我自当抵挡。”他集合官吏百姓，传授方略，让他们分别守卫险要关口，又增派士卒追捕其余盗贼。獠人非常害怕，在令君任期内始终不敢踏入长乐县境。长乐一向火灾很多，百姓说是城隍神穿红衣导致，请求给神换衣。令君说：“火灾是百姓不谨慎造成的。”于是下令疏浚沟池，修整消防器具；草盖的房屋改用瓦盖。他任职五年，火灾不再发生，百姓便认为是神灵在帮助他。长乐离家数千里，他只带一个童仆随行，五六年之间，始终孤高自守，像第一天一样。任期届满回乡，乘船行至庐陵十八滩时，因病去世。当时儿子植正在身边，于是用当时的衣服给他入殓。这是元统乙亥年六月十七日。令君生于至元丙子五月四日，享年六十岁。植奉父亲灵柩回乡，葬在本里的深坑源。十年后，甲申年，令君的旧交、别驾王公巴延彻尔到徽州做官，访得令君的儿子讲，结为通家之好。任期将满时，讲到京城参加选官，请求吏部查得令君历任官职的政绩。朝廷命令以承直郎、真定路中山府判官之职让他退休，实在是至正八年六月的事。令君禀性刚正明察，资质容貌挺拔奇特，操守清廉刻苦，并且继承了故家世代的美德。他所交往的都是开国以来老成持重的显贵公卿，他所受熏陶而成就自己，是有来由的。因此他历任内外官职，忠诚而不阿谀，勤勉而不扰民，廉洁以自守，真诚以待人，又以通晓熟练法律来辅助自己，所以遇到事情能够有所担当，不因祸害而改变自己的操守，而主宰万物的上天也赫然在上，照察着他。若不是他存心正直、行事无愧无怍，能够这样吗？令君去世后，有位客人曾游学于江西虞公伯生门下，虞公听说令君已经去世，叹息说：“此人有经世致用的才干，如果生在今天，无论事情紧急还是缓慢，都可以倚仗他。可惜他去世得还不算很晚，官位却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干。”他受到当时名流知遇，大多就是这样。夫人滕氏，追赠宜人。令君没有兄弟，幼年求学时早逝。子女四人，令君像抚养自己的子女一样抚养他们；植是其中最小的，于是成为令君的后嗣。孙子二人，性上经；孙女三人。我赵汸虽然没有亲自认识令君，但同植结交，又听闻令君的家世和他持身、任官的实际情况，所以记述得较为详尽。我认为他即使与古代的循吏相比也没有愧色，所以为他叙述大概，交给太史氏，以求流传不朽。至正十四年夏五月望日，同里后生赵汸谨慎撰述。《节妇吴氏婉传》王纲的妻子吴婉，和王纲都是和阳含山人。她十五岁时，嫁给王纲。当时淮西已经发生战乱，过了两年，军队来到含山。吴婉跟随公婆藏在梅山深谷中。军队突然到来，家人惊慌逃散。吴婉被一个贼兵追上，逼迫她走出山谷。路上遇到王纲的叔父克昭和弟弟维。吴婉问：“父亲和母亲在哪里？”克昭说：“不知道。”她又问王纲在哪里，克昭说：“也不知道。”吴婉说：“既然父母和我的丈夫都不知道在哪里，我将归向何处？”于是投身路旁的水中。贼兵用矛去接，却没有来得及，于是刺杀了她。一个多月后，克昭才和家人相见，详细说出吴婉临死时的情况。王纲最终也不知所终。王纲的父亲克仁，字子安，怜悯儿媳遭逢灾难，常常向人讲述她的事。金华的儒者多作文章称颂她，还题作《吴贞媛》。新安赵汸说：“自从丧乱以来，妇女能够守节不屈的，往往面对白刃也无悔恨。那些不幸在仓促之间没有找到死处的人，哪里数得清呢？王氏媳妇年纪还很轻，遇到强暴能够求得一死，也可以说是贤烈的。因此我为她叙述这件事，留给子安，也用来安慰王纲。” 《资善大夫淮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汪公传》

译左丞姓汪，名同，字仲玉，原名武同，因为避叔父的名讳而改名。他的父亲德润因为儿子一直没有生育，便到雷坛祈祷。当天夜里梦见神灵降临、雷声作响，醒来后汪同便出生了；他身材高瘦，面色黝黑。他的祖先世代多以儒业为生，唯独汪同不肯从事笔墨，走路跌跌撞撞而不受约束。母亲叶夫人恼怒他不成器，常常自夸说：“同儿一旦成器，就会与众不同。”他和一群牧童游戏时，便把他们分成队伍，设置队长，教他们坐、起、进、退的法令，说：“我如果做将帅，就在某处扎营，在某处设置旗鼓，牧童们都听从命令。”看见的人都觉得奇异。他十五岁时，渡过淮河向北行走，买马，与各军校交游，学习骑马射箭，所有钱财都耗尽，无法回家。经过庐江县鹭鸶桥时，他询问酒价，遇到一个贫穷的道士，便和他一起饮酒。道士说：“我能推算命运，你不要忧虑，十年以后应当凭武功扬名天下，做到二品官，并且谨慎保持善终。”说完走出门去，立即不见了。等他回家后，所借贷的钱无法偿还，父亲大怒。汪同说：“让哥哥替我偿还吧，我用力耕作来奉养父母，不连累哥哥。”哥哥叡是儒生，相信他的话，又说：“不要让父母忧虑。”于是替他偿清全部债务，共计钱二千四百二十缗；但汪同最终也没有从事耕种。至正壬辰年，蕲州、黄州起兵，号称红巾军，攻破江州、饶州，闰三月二十一日攻陷婺源。知州张士谦奋力抵御未能取胜，被擒后在江州死去。乡里遭受焚烧劫掠，百姓逃散，于是推举汪同为首领，依靠山谷聚集防守。汪同分派部署部众，后面凭借五岭，前面依托溪谷，盗贼不敢侵犯。哥哥叡投奔官军，把自己的策略陈述给官军，帮助决定进取。平章萨木丹巴勒喜悦地说：“得到你们兄弟二人，就没有忧虑了。”癸巳年三月，萨木丹巴勒统军从严州收复徽州，同时元帅韩邦彦镇抚哈玛尔军收复湖州、广德，约定在徽州会合。三月，汪同率众攻破贼寨，消灭首领，打开五岭道路，在辕门献上敌首。于是特古勒德尔的军队从回岭进军，元帅刘托音的军队从亭子岭进军，汪同先率兵直奔州城。四月一日，收复婺源州，捷报传来。平章派使者带着白金盂、色段和新钞二万锭作为奖赏。汪同代理义兵千户，率领义兵协助官军，从浮梁边界迎接并会合韩邦彦、哈玛尔的军队，收复饶郡。四月十六日，他率领先头官兵从浇岭出发，在浮梁会师。二十二日，盗贼大军到来，韩邦彦分兵追击敌军，大败他们，尸体堆满原野。三次交战都乘胜前进。五月一日，收复饶州，捷报传来。平章派使者带着慰劳物品，任命汪同为余干州同知，任命叡为浮梁州同知。叡立即辞职回乡，韩邦彦苦苦挽留。他回答说：“叡本来是农家人，不熟悉军旅之事，只因遭受盗贼荼毒，忠义和愤恨激发，所以到了这里。仰赖诸位战胜的威势，饶州既已平定，那么婺源山中可以稍稍安定。我上奉养父母，下教养子女，这才是我一向的心愿。功名不是我所希望的；弟弟汪同为国家效力，我应当为家庭效力。”秋天盗贼再次到来，当时旱灾饥荒十分严重，所以饶州百姓争相逃往他处。汪同跟随韩邦彦的军队，从七月到十二月，大小作战八十多次；每逢担任先锋攻破敌军，往往运用铁简，冒着箭石，冲入贼军，有时从敌军后方杀出，众贼全都披靡，没有人能够抵挡。因此汪同勇猛锐利、善于作战，人人都称赞佩服。左丞罗罗来到饶州，首先嘉奖慰劳他。萨木丹巴勒说：“汪同战功很多，也多次身临危境，应当稍微优待他。”甲午年正月，任命他镇守圆沟八磵桥。当时经过饥荒之后，盗贼出没，掠夺人来充饥。八磵桥驿道长达百余里，没有人烟，行人商旅不敢经过。汪同设法招抚劝谕，选择其中伤害百姓的人杀掉一两个以示警戒，从此驿道平安无事。七月调任镇守浮梁，盗贼一到就被他击败逃走。在此以前，万户汪保移镇西营，盗贼无所顾忌；没想到汪同到来，交战失败，彼此说：“没料到汪老子又来了。”汪同夜里率壮士突袭盗营并攻入其中。汪保恼恨自己没有功劳，便说：“我守西营，汪同知自己前往守景德镇。”汪保在西营还不到一个月，盗贼攻破西营，擒获汪保，随即占据浮梁。汪同前去收复浮梁，请求官军镇守抵御，并且以有病为由辞职回乡。使者接连到来，汪同说：“我跟随军队守卫饶州，亲身经历百战，不敢侥幸求取朝廷官爵。但士卒饥饿疲惫，很多人死亡逃散，我自己也病得不能支撑了。”当时福通元帅镇守徽州，知道汪同回家，便举荐他为府判。乙未年三月到郡，四月前往镇守祁门。元帅马国寳听信身边人的谗言，汪同便以有病为辞回到休宁。七月宣州陷落，江东宪使周伯琦逃出贼军，来到徽州驻扎，以礼相请汪同会合元帅杨英军，进军收复宣州。途中遇到苗军统帅杨完者想强行带汪同去杭州，汪同不去，以病为由返回婺源。饶州自平章萨木丹巴勒离开以后，朝廷任命托克托鄂尔和并为元帅，分别统领萨木丹巴勒的军队，遇到盗贼便进行剿捕。参政恩宁普的军队驻守州城，镇抚哈玛尔一向凭战功不受约束，因此军队不能统一指挥，盗贼得以乘隙进攻。官军溃败，恩宁普的军队退回驻扎婺源，朝廷用束帛玄纁征召汪同担任婺源州事。盗贼已经进入境内，各军都没有战斗意志。十二月，汪同与盗贼在横槎严坑交战，回来对各位统帅说：“军士应当齐心协力为国除贼；婺源守不住了，再退又要到哪里去？没有人……”第二天，盗贼来到城西，汪同正在给各军发粮食，来不及披甲便上马，从北门溪塝出发，遇到盗贼便交战。道路狭窄，剑戟弓矢都无法施展；盗贼凭高处投射箭石，汪同稍稍退却，马失足跌入荷池。汪同跳出水池，拔剑交战，一边退却一边击退盗贼；盗贼看见他不敢逼近。这是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事。汪同于是步行追赶，追上恩宁普军于开化的蒻溪；他身上中了数处创伤，恩宁普亲自给他敷用良药，刘脱因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并把自己所骑的马给他，还向众人宣扬说：“汪知州胆略勇猛、才智谋略兼备，诸将谁能比得上他！”汪同驻扎在开化的马金，招募士兵守卫险要处；休宁人俞嵋集合民兵，占据岭南溪西的险要来抵抗盗贼，但军队不能取胜。俞嵋让他的堂兄弟士英、岳卿来告急，汪同说：“我的军士还没有集结，缺少器械，不能前往。”士英强求他说：“俞嵋是您的近亲，因为您的缘故占据险要抵抗盗贼，等待您一到，士气自然增加一倍；您不去，乡里百姓早晚就要被剁成肉酱了。”

译汪同不得已，从白霁岭出兵接应他们，这是丙申年正月十三日。军士粮食缺乏，俞嵋请求进兵，汪同说：“盗贼刚到时人数必定很多，我军尚未集结，草料、粮食和器械全都没有；进攻不能成功，只会给乡里带来灾祸。这次出行只是为了形成声援，并不与敌军交战。”十五日，汪同退驻马金。盗贼大军到来，俞嵋逃走，士英逃藏，盗贼追上并杀死了他；他的儿子茂逃来跟随汪同担任先锋。长参政恩宁普以休宁县尹的身份起用叡，招抚休宁、婺源，人人响应，于是兵力更加集中。四月，汪同分派部署，整顿队伍，命汪德贤、汪圭为左右翼，器械也稍有准备；吴观国、吴止善、叶宗茂、汪周等跟随他的人很多。但吴观国、叶宗茂掌握权力、搬弄是非，叡内心厌恶他们奸诈贪婪、邪曲谄媚，不与他们共事。四月十七日，军队渡过马金岭到达羊栈岩，盗贼来战，被击败；到达凤林，又击败盗贼；在高枧渡再次击败盗贼。二十三日收复休宁，五月二日收复徽州；正好深渡的官兵进驻徽城，于是汪同升任府治中，实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月五日，他率兵收复黟县；六月收复祁门。汪同每次担任先锋攻破盗贼，军士乘着锐气，所向无前。他发文命万户朱文选守卫祁门，自己率军返回休宁；路上看见父子二人替牛耕田，便下马慰问，把牛送给他们，远近的人都为之感动喜悦。叡正在侍奉双亲，开化的恩宁普派使者召叡前去，委任他集合余部兵力，督守各处险要，以便彼此声援。他的父亲对叡说：“婺源是祖宗坟墓所在之地，你要留心，何况你的弟弟身边能持忠心的人很少。”于是叡招抚晓谕婺源，并送去书信，约定日期会合兵力于中平。五月十九日，同军渡过五岭。二十日，收复婺源，会合元帅达年等部，驻军防守。二十五日，返回驻军休宁。浙东道佥都元帅叡升任，驻守中平，召集民兵，以保卫乡里。六月二十一日，贼军再次来到婺源，守兵溃败。二十六日，叡率兵与贼交战，屡战屡胜，进军收复婺源，升任摄婺源知州。他分兵部署策略，防守饶州边境，贼军不敢越过。适逢元帅达年、特穆尔万户王敬、田松山的军队来到婺源，却不肯驻守州治，而在河西寅坑口修筑栅栏自守，放纵军队四处出击，杀人抢掠不止。八月，叡见各军不肯前进，便亲自率兵攻破汪可梅的田砦。九月，他与人共同率领二万多军队，攻破西坑，夺取田鳯、游山等贼砦，直抵浮梁，接连与贼交战，每战都取胜。他准备乘胜前往收复饶城，却因达年等二位元帅嫉妒他的功劳，断绝粮饷供应，只得率军返回，并想与他们交战；叡竭力劝止，调和了双方，于是返回休宁。元帅刘玖前来镇守徽州，贪婪暴虐到了极点，与叡一同前往浮梁。呉观国以帅府都事代理府事，不按礼节与刘玖交往，又徇私擅自杀人，制造了事端。有人把忠言告诉叡，都被呉观国压制阻拦。叡曾说：“赵汸学识高深远大，可以作为师表，凡事应当先向他咨询再实行。汪幼鳯正直，可以作为辅佐。”这时赵汸极力写信劝说，随后又当面陈述缘故，但他和汪幼鳯都被呉观国诋毁贬低，未获任用。刘玖先因一点小怨恨，逮捕并杀了他的骁将汪圭、曹马、汪德贤。刘玖准备设计擒取叡，叡亲手杀死他的五名骑兵，夺取他们的马，擒住一人，并对他说：“你尽管回去告诉刘元帅，我和元帅都是替国家铲除强暴，哪里料到他竟放纵贪暴欲望，稍不如意，就用计杀害忠良？如果一定要交战，请元帅约定日期亲自列阵，我不敢回避，不要做出这种盗贼般的举动。”刘玖知道不能使叡陷入圈套，说：“我不能留在这里了。”于是回军驻扎严地。赵小九元帅因私愤与刘玖交战，刘玖败逃到衢州，被宋监司杀死。十二月，使者到来，任命叡为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任浙东同知副都元帅。郡帅巴尔斯请叡一同守卫徽州。叡到郡府后，便商议修筑城垒，并说：“近来有强敌，退却也无处可归，应当修完城池，作坚守的打算。”有关官吏都害怕劳烦。巴尔斯懦弱而没有决断，叡说：“决定权在元帅。元帅世代镇守这个郡，叡也在这片土地上长大，不应该再做严陵的客人了。”巴尔斯答道：“汪元帅姑且饮酒，明天再商议。”叡说：“国家的大计，难道可以因为饮酒而耽误商议吗？元帅如果不想修城，那么元帅的精兵都在祁门，应当命令他们返回驻守郡城；叡则率所镇守的休宁兵进驻祁门，这样或许两方面都方便。”巴尔斯说：“很好。”叡返回休宁。巴尔斯又听信身边人的话，以祁门军队不能调动为由停止此事。叡说：“这哪里是可以共事的人？”丁酉年三月，镇南王的专使送来书信，表示嘉奖慰劳。江浙省平章庆通、萨木丹、巴勒的书信问候不断。五月，丞相达实特穆尔把天子赏赐的酒赐给叡。七月，邓院判从宣州前来夺取徽州，过了三天，叡日夜兼程前往攻打，因敌军有防备而未能攻克。元帅达年、特穆尔从婺源进攻其后方时，叡正因母亲去世居家守丧。呉观国暗中逃往遂安。李克鲁原本以进士身份任帅府都事，与叡相处十分融洽。当时他留在邓军中，写信告诉叡：“元帅前后受敌，打算怎么办？幸好我们在途中相遇，可以互相推心置腹，不必怀疑。”叡先派宗茂、余善前往，克鲁果然在黄墩等候他们，说：“我料想汪公一定会来，难道竟怀疑我吗？必须当面才能说清楚。”宗茂回来报告说克鲁在黄墩等候，元帅不要吝惜亲自走一趟。到了黄墩，随从说：“前面已经备好饭食，离元帅只有几步了。”经过黄墩后，突然有一百多名壮士和骑兵冲出。克鲁说：“主将请元帅相见。”叡拔剑想要自刺，克鲁奔过去抱住他阻止，说：“天下自有豪杰之士，元帅平日凭意气与我相交，还是亲自见过之后再作判断。”随即骑马与叡一同到达郡城。邓院判请叡前往金陵，叡于是见到相国；相国让他平定婺源寅坑口的营寨栅栏，返回居住在郡城。戊戌年，叡跟随邓院判攻取严州后回来，只把妻子儿女送往金陵居住。邓院判镇守婺源后，修筑城池，整治军队。从戊戌年十二月开始，到己亥年冬天告成，共设四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有重檐复屋；城墙上环植杨柳，官舍、仓廪焕然一新。于是饶州的德兴、浮梁都来归附，儒者贤士也一同归入军中，粮食充足，分兵训练作战，声誉极为显赫。

译起初，呉观国逃到遂安，依附长鎗邢同佥。邢同佥后来归附婺州，呉观国背叛邢同佥而来归附叡，叡因同族的父辈周某出面请求，欣然招纳了他。叡听说此事，写信给叡说：“观国遇到危难就逃跑，事情有了头绪就回来，怎么可以再让他毁坏已经成就的事业呢？”叡看到信后笑道：“宁可让别人辜负我。”呉观国第二次到来时说：“事情艰难，才能成就。”后来福建以省参政的名义征召叡，江浙又以枢密同佥的职位招徕叡。庚子年六月，叡率军征讨饶州，驻扎太阳渡，最终却单骑秘密前往浙江。丞相达实特穆尔上奏任命他为枢密同佥，并说：“我虚设这个职位等待您，已经有些日子了。”张太尉又以礼节召他到姑苏。叡看出张太尉用心不纯，暗中逼迫丞相达实特穆尔等大臣陷入死地，于是前往淮安，与史左丞会见，气概义理十分投合，一同商议中原的事情。史左丞说：“李察罕公忠心耿耿，足以担当大任，前去见他一面也是可以的。”于是叡出发去见李公，说：“明公以自身承担天下的重任，应当广泛招揽英杰，为天子扫清天下，建立万世不拔的基业。”李公说：“好。”两人相见恨晚。李公说：“等中原的事情平定、江南平定之后，应当从姑苏开始。” “您远道而来，一定要入朝拜见皇上，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回来后我再与您订立盟约。”叡入朝，拜为资善大夫、淮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皇帝亲笔褒奖宠信他说：“江南忠义之士。”叡回到江南后去见李公。李公说：“张士诚不是忠于国家的人，早晚应当声讨他的罪行并出兵征讨，您和史君应当共同努力。”叡说：“遵命。”叡回到淮安，史左丞恰好与张士诚有了嫌隙，也把心意托付给李公。不久李公被贼军降将田丰杀害。史左丞说：“不幸到了这个地步，志向还没有施展，应当请求金陵军队前往攻取姑苏，使张士诚无暇顾及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等待时机。”中原事情平定后，史左丞不久便为此筹划，于是派使者带着书信前往金陵；使者是姑苏人，走到半路叹息说：“我还不如前往姑苏，为保全妻子儿女打算。”张士诚得到他与金陵往来的书信后大怒，出兵高邮。张士诚手下的四位平章与史左丞一向相交甚厚，招他来商议事情。叡说：“这一去吉凶难测。”史左丞说：“将领士卒的家属都留在姑苏，这是第一点顾虑；中原局势如此，后援不能依靠，这是第二点；金陵军队还没有立即向太湖进发，这是第三点。我们暂且等待时机也可以，张士诚未必马上会加害我们，何况四位平章我从前曾救过他们的危急，他们应该不至于如此。” 八月二十五日，叡前往高邮会合；二十八日登船；九月二日到达姑苏。张士诚立即拘捕叡，问道：“我待你极其优厚，你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反而背叛我呢？”叡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把你看作元太尉，认为你忠于国家。如今你既然背叛了我，我怎么能跟随你反叛呢？”四位平章极力设法营救他，还准备酒菜为他送别。叡说：“替我告诉平章，我非常感谢厚意。我能够为忠义而死，不愿无义偷生；只是我死之后，各位也不能长久享有富贵了。”十二日，叡遇害。临刑时神色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他离开高邮之后，朝廷任命他为荣禄大夫、淮南省平章，但诏令下达时叡已经死了。可悲啊！他的儿子澄跟随母亲留在金陵。癸卯年八月，朱先生升任职务后将他接回，返回故乡。评论说：从前关侯在万人之中刺杀颜良，以此报答曹操的恩德，但最终还是前往追随昭烈帝，这是因为他心中存有义气。昭烈帝是汉室后裔，有雄才大略，足以成就事业。关侯不背弃昭烈帝，是因为义。后来他战死，是谋略不胜勇力的缘故。叡出兵保卫乡土，为国家建立功勋，义声显著，始终不改其心。他起初的勇敢和重义，大概与关侯相似。天理和民间常伦在人心中不可泯灭，本来就是这样。那些苟且追逐富贵的人，与他相比又如何呢？《鲍孝子传》鲍孝子名元鳯，字叔和，世代居住在歙州棠樾，是当地的大宗族。他的曾祖父名庆云，是已故的儒者，宋朝末年参加漕运试取，补任特奏官，但没有出仕，而是庇护乡里。他的祖父名珪，父亲名回，都以产业兴盛。叔和天生具有至诚的性情，在家庭中与亲人极为和睦。至正壬辰年二月，红巾军在蕲州、黄州起兵，攻破江州、饶州。四月越过婺源，攻陷郡城。当时老弱仓皇奔逃，叔和的母亲呉氏已经年近八十。兄弟们聚集商议躲避兵乱，叔和哭着说：“妻子儿女固然应当保全生命，但母亲只有一个。假如她遭遇不测，做儿子的怎能独自偷生？”于是他奉养老母，带着全家悄悄住在刘村青山。早晚竭尽力气供养母亲。不久贼军将领项奴儿纵兵残害，四处劫掠，人人都胆战心惊，没有谁能够保全自己。叔和对妻子儿女说：“形势实在危急了，你们各自保全自己的性命吧，假如上天保佑我家骨肉，将来还可以设法重新团聚。”于是他向上天祈求，顶着星光带上粮食，亲自走在前面背着母亲远行，深入岩穴之间；又是踩着绳索，又是攀登梯子，艰苦到了极点。后来他设法打听妻子儿女的行踪，傍晚偶然与他们会合，恍惚间仿佛有神灵在为他们引路。母亲又惊又喜地说：“我的儿子舍弃妻子儿女，把我从危难中救出，上天实在明白这一点。只是可惜房屋已经毁了，这可怎么办呢？”叔和跪下请求说：“只愿母亲年高而睡眠饮食平安无恙，即使身处乱离之中，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后来战事渐渐平息，母子回到故乡，修葺旧屋，设酒备菜为乐，又恢复了从前的生活。乡里人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叔和的侄子伯原，是山长余某的老朋友，多次请我记述这件事，于是我按次序写成这篇传记。东山赵汸说：“从前江次翁背着母亲到下邳躲避战乱，人们称赞他的孝行；邓伯道舍弃自己的儿子，以保全弟弟的儿子，人们尤其赞美他的义行。我看鲍叔和的事迹，与江次翁很相似。至于他在轻重之间作出权衡，遇到危难时急忙保护母亲，最后又保全了妻子儿女，这正是邓伯道难以做到的地方。鲍氏先祖有事迹流传，叔子、寿二位先生都因孝义而载入《宋史》。叔和难道是能够继承并成就他们美德的人吗？唉！民俗已经衰败，对父母表现出傲慢神色、出言不逊的人并不少见。在乡里观察风俗的人，为什么不表彰我们叔和，把他作为劝善的榜样呢？” 《戴庭芳母金安人墓附葬志》

译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庚寅日，戴庭芳安葬母亲安人金氏，并将儿子琥尚文的妻子孺人金氏附葬。安人是兄长子之的女儿。墓地在戴氏居住地南面的由山乡遐富原，坐壬向山，与坎方同向而穴位不同，墓间用疏朗的砖墙相隔。安人去世已经七年，孺人则在十月初去世。安人丧夫一个多月后生下庭芳，庭芳年幼时父亲去世，母亲抱着孤儿哭泣回到娘家。外祖父母更加怜悯安人无所依靠，便把庭芳养在家中。庭芳长大后回到故居，常常伤感自己出生时没有见过父亲，平日忧愁悲戚，脸上没有喜笑的神情。与人谈到父母，常常流泪。母亲安人去世后，庭芳服丧并营办葬事，想以此尽自己的心意。江南土地多砂砾，地下水泉又容易损坏墓穴，尤其讲究方位和日期。戴家三代单传，他希望找到能够长久兴盛的吉兆，于是乡里的巫师、外来的风水师各说各话，葬事因此拖延。红巾军作乱时，庭芳先带全家逃难到建德城中，儿媳死在那里。事情平定后，他带着丧事返回。尚文想到妻子品性贤淑，可惜始终没有生育男女，又不幸死在外郡，另葬在远处的山岗；有人忘了向庭芳请求，所以这次将她附葬。庭芳从建德回来时，住宅已经被盗贼毁坏，衣服器用等一切物品都没有了。庭芳一概无暇顾及，每天只以占卜选择葬地为要务，常与琥仔细察看祖先墓地北面的山阴，那里地势端正，阴阳向背分明，仿佛提起衣领抖动皮裘、倒空袋子取出物品，似乎领悟了山川形势相合的妙处。前来求看墓地的风水师，无不拨开迷雾，脱口称好，再也没有人用偏颇的言辞妄加议论。庭芳因此终于办成了这件大事，最终如愿以偿。戴氏原是休宁的望族，进入国朝后仍被称为大家，家势正兴盛而未衰。看来这块吉地大概是上天所赐。尚文是通过明经考试选取的士人，妻子闵贤嫓早逝，没有子嗣；请求从祖姑代为其后，她处心厚道，考虑长远，也很合宜。庭芳一生都像孺子仰慕父母那样敬爱母亲，对上不欺瞒天下，对下不欺骗他人。母亲尚未下葬时，他仿佛背负着责任而没有得到偿还；已经下葬后，又仿佛卸下重负而获得解脱。世上那些荒疏怠慢、疏忽收藏，以及贪婪暴虐、屡次迁葬的人，有的甚至几代都不安葬父母；听到庭芳的事迹，也许会稍感惭愧。古代规定，选定有利于安葬的地域而不超过时限，未下葬时丧服麻衣不得脱去，这真是古代帝王治理中国的制度啊！庭芳的世系，见于已故翰林直学士贡公为其父所撰的《南山处士墓志》。尚文如今通过乡试任句容校官。金氏先世：宋迪功郎、严州司户参军修和，名曰成忠郎、武冈军新宁县主簿革，名曰国子生应鳯；安人的曾祖、祖父和父亲分别是皇帝追赠武略将军、江浙行省副都镇抚南庚，平江十字路万户府镇抚震祖，以及孺人的祖父。此前，尚文跟随外甥金侯经过我的山居，说祖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墓地，又一次为家君面露忧色，言辞十分悲戚。赵汸说：“您家世代流传的恩泽深厚久远，即使不刻意寻找吉地，也自然会得到。事情办完后，您又对我说：‘您的话果然如此，只是儿媳附葬祖姑，恐怕后人无法查考，希望您写篇记述。’所以我为此写下墓志。” 《倪仲弘先生改葬志》新安有一位品行贤良的君子，名叫倪仲弘先生，在黟县以他的学问教授生徒，共二十三年。去世后，家中贫困，不能安葬，过了四年才得以将他迁葬回休宁故里赤丘原。墓地地下潮湿，想要改葬到干爽高地，但力量办不到。黟县人思念先生的德行，长久不曾忘记。门人汪志道和他的弟弟存心共同商议说：“先生在我们县设馆教学，最终还留居此地，这正是所谓死后可以在乡社祭祀的人。我们乡西北的黄坑有一块好地，请把先生改葬在那里，以寄托本县人的思念，可以吗？”先生的孤子听说后，谦逊地表示不敢承当。又过了两年，到了至正十四年十二月，黟县县令永嘉周侯希濓赴饶州任职，路过汪氏住处，听到他们的话，赞叹说：“我由此得以知道先生的贤德，而且用弟子的土地安葬老师，在义理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当天就命令志道、存心把他的意思写成书信交给先生的家人，又命令诸位孤子赶快选择日期办理安葬，然后离去。于是就在这一年乙未正月癸酉日，将先生改葬在黟县南面黄坑余思坞的原野上，实现了黟县人的愿望。先生守持自身、修养品行，不追求虚名；侍奉父母极为孝顺，以真诚待人；不是合适的人不交往，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取；凡不是仁义道德的学说，或没有经过郡中先师朱子的评定，他从不拿来教人。凡是卑污苟且、低贱不堪的事情，都不让自身接触；关于利害得失、揣摩计较的话，也不挂在嘴上。即使遇到严寒酷暑，也不曾有一天停止学业去嬉游；直到终身，别人从未见过他疾言厉色、神情急躁。因此黟县人相信他的言语，尊重他的品行，死后仍然思念他。倪氏世代居住在休宁，到先生这一代更加贫困，没有谋生的办法，平日靠在黟县授徒来养活自己。汪君泰初听说先生贤能，便恭敬地礼待他，在下阜里修筑房屋，请先生奉养双亲前来居住，亲自带领自己的子弟与县中人一起向先生学习。志道、存心都是他的儿子。先生名士毅，仲弘是他的字。曾祖父机、祖父文虎、父亲良弼，都凭文学授徒。先生的老师是陈寿翁先生，也是休宁人；他所注的书名为《四书集释》，闽地书坊购得初稿并刊刻，另行编纂解释的体例极为精密。书稿尚未完成，又准备依次注释其他经书，但都未完成便去世了。他在戊子年四月九日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娶呉氏，生四个儿子：尚絅、尚德、尚义、尚礼。尚絅的后代随汪氏；尚义把从父士安的子女嫁给徐宗显；孙子名铨，孙女尚幼。起初先生父亲的丧期尚未结束，先生便染病不起；又过了三年，太夫人和呉氏相继去世，所以黟县人尤其悲痛。安葬那天，凡是先生的宾客、朋友以及门人弟子，都深切感佩黟县人的知义和周侯的乐于行善，而先生以身作则教人的道理也更加彰明了。安葬之后，大家便商议购买石料，在墓旁刻写碑文。因为赵汸自幼受到先生的了解，又被称为能够了解先生的人，于是把笔交给了他。赵汸考察战国、秦、汉以来的历史，大道既已隐没，但忠信、孝友、敦厚之士从来没有断绝。圣贤之学在近代重新明白显现，士人开始把明道作为根本。可是过了很久，这一学说又失去了传承，求学者更加用空洞的言辞蒙蔽自己。因此高尚节操、卓越品行的人，少有再被当时称誉的，于是民间伪诈日益增长，世道变化到了极点。像我们倪仲弘这样的人，哪里还容易得到呢？所以借改葬之志略略写出他的为人，使君子有所考察。《处士汪君墓志铭》

译新安凤亭汪氏的祖先，是饶州刺史汪恩。唐朝末年，汪恩因上书谈论政事而受到赏识。呉相徐温任用他为府属，于是子孙显贵，多迁居到其他县邑。然而积善没有显赫地表现出来、能够世代守住家业的，没有比凤亭汪氏更兴盛的。历经五代、宋朝，传了十七代，直到战乱来到。凤亭西南连接饶州边境，盗寇侵扰接连不断，汪氏便聚集全族商议，让子弟、佃农和奴仆编伍，在险要处设置栅栏自保，盗贼彼此告诫，数年不敢侵犯。事情平定后，回头看附近的大族被消灭的很多，唯独凤亭一族完整保全。于是族长明初对儿子说：“我族居住在四通八达的冲要之地，遇到这样的危难，最终竟能保全生命，使老幼没有灭绝，难道只是人力造成的吗？感慨追想前人深厚积德、积累福泽来显明地庇护我们子孙，真是没有不做到的，怎么可以忘记呢？然而曾祖、高祖以上，家谱还可以大略看见，各位祖父的墓碑也在那里。只有我们的先君勤劳足以渡过许多艰难，任事而能体恤人，足以周济急难，所立下的善行规范直到今天还没有废弃，但墓门上的碑刻却缺少了，今后凭什么把这些示范给子孙呢？你应当设法完成它。”他的儿子汪汇退下后撰写事状，前来请求我写墓志。我感到汪氏的事迹可以劝人为善，所以没有一直推辞。墓志说：君名天佑，字佑翁。五世祖邦光，是宋朝太学内舍生，曾伏在宫阙之下上书，论说不应与金人讲和，未获答复；但因此被张魏公赏识，得以出入其门。后来退居建安，向朱子求学，用孝、悌、忠、信教育乡里。高祖安节，年轻时游学四方，有奇伟志向。庆元初年，赵丞相被贬迁南方，于是安节便不再出仕。曾祖箕有学问和品行，曾把前代忠孝义烈的事迹简约编成千字文，用来教育子弟。最初入小学学习的是祖父应龙和父亲可贵，他们都被称为长者。母亲齐氏具有贤德。君生于乙亥年，正是大军渡过长江的那一年。出生第二天，军队突然到来，乡人全家逃走，有人甚至扬言：“背着婴儿不能一起逃。”齐夫人说：“你们应当赶快走，我和我的孩子一同死罢了。”她抱着孩子独自落在后面，走了不到几里，追兵急速赶来，仓促间躲进路旁的土穴。孩子熟睡了两天两夜，没有哭声，直到兵退才出来；而走在前面的人都被掳掠，人人无不惊异。三岁就懂得读书，四岁时已经卓然有成人的志向。曾经和一群孩子在池塘边玩耍，有两个孩子掉进水里，君看见旁边有引水用的竹管，便把竹管拖进池中，两个孩子攀着竹管得以不死。他的机警非同寻常，幼年时就已经如此。内附之后，征调繁重，豪门大族都深受困扰。君刚满十岁，就出来承担乡里的差役，年长后更加干练通达，得到有才干的声誉。凡是公事，他没有不办妥的，乡里仍能维持世代的产业，乡人尤其依赖他。曾有县吏收受贿赂，知道君与该吏有嫌隙，便指使他作证。君说：“公堂是公论所在，怎能因私情毁坏公道？别人会怎样看我？”最终使县吏获白无罪，县人认为他伟大。盗贼挖掘先世坟墓，君向有关官府控告，非要捕获盗贼才罢休，所有费用都由他自己支付，一文钱也不让族人承担。庚午、辛未年间，接连发生大饥荒，他都拿出粮食救济饥民；粮食不足，就把田地典押给富家来继续救济。那些疲惫不堪、不能来领粮的人，便煮粥喂养他们，救活的人数以万计。他一向善于侍奉双亲，父亲年过八十时，君在池塘上凿池筑室，每天侍奉老人，又让宾客奉酒祝寿，设法娱乐来使父亲称心。君身材高大、长着美髯，性情豪放，重视诺言，急于行义而轻视钱财；侍奉父母又能尽力奉养，乡人称赞他，给他的堂屋题匾为《寿庆》。又因为他不求仕进却有惠及万物的仁心，称他为《春郊处士》。当时的儒学先生，如程登庸、吴公存宗、汪君泽民，以及同乡程文，都写诗作文赞叹他。他于丁丑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三岁。配偶方氏先于他去世，儿子一人，即明初；女儿二人，都选择嫁给儒士。孙子三人：汪汇为长孙，其次是帅，其次是勇。九年后的丙戌年十一月某日，才得以将君与夫人的灵柩合葬在凤岭源。起初君以善于奉养父母闻名，到了明初，他奉养父母，也完全按照君的遗志。我看汪氏世代都有隐而不显的德行，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报偿；到了君这里，所树立的德业又是这样，所以他们宗族遭逢变乱而能够保存下来，是很自然的。汪汇一岁时便失去母亲，君抚养他尤其深厚，白天让他坐在膝上，口授诗书古文；夜里牵着他的手在腹上练习书写。因此他叙述祖父的事迹，并没有虚美或遗漏善行，说：“这是为了报答我祖父的恩德。”唉！他大概也是被君立心深厚的品德所感动吧！铭文说：世上谁行善，谁不行善？上天既已作出安排，吉凶终究会显现。凤亭的宗族，遭逢乱世反而更加昌盛。汪汇说：我有能力承继，这是前人的光辉。可叹处士君，成就了家世代代的美德。我把铭文刻在墓上，用来留给子孙。《芝山老人李君生墓志铭》

译番阳士人中的老人李君圭卿对休阳赵汸说：“我今年八十一岁了，妻子已经去世，长子也丧亡，亲戚故旧逃难而阻隔断绝，尚存的子孙又年幼，无法承担事务，于是我亲自到风雨山、多蛇冲先茔旁边占卜墓地，等待将来归葬。后来又向官府请求，愿意舍弃现居住宅改作道院，亲自奉祀老子于其中，等待自己去世，度过余年。郡府把此事上报，集贤院偶然想到我早年由吏员入仕，每每想勤勉奉职以报答国家，但所到之处总是遭人诉讼。在维扬时，竟被夺去两项官职而归，于是从此不再出仕；岁月积累的恩典和恩泽，以及官员退休的常规礼典，也都以自己陈述为耻。如今又以年老昏聩而退隐于世外，我担心没有什么可以在日后教诏子孙，所以请您为我写篇文章。墓门有石碑，我将亲自观看您的刻文。”说完，便把自己历任官职的行事始末，以及当时贤人君子的赠言，全部拿出来。赵汸接过来读后，确实有可以考证的内容，因此深有感触，不再坚决推辞，回答他说：“您在高龄时遭遇危难，如果能够在老子的道法中怡养精神，即使实行自己的愿望也可以。这件事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您从御史台典史升为中书省断事官，又任都水监史，都是凭借刀笔为人办事，功劳归于所事之人，即使有善行也不会再被记载。后来由大都路仓官选任为权大都路供儒府知事，任职半年因父母丧事离职，这些都是天下的繁重职位。两次任大县县尹，平定赋税、均衡差役，整治盗贼、揭发奸邪，都有明确的劳绩；尤其判决诉讼精细审慎，多次为冤案平反。在您看来这些都是能办好的事务，其中有许多实在难以一一记载。只是您每到一个任所就总与人发生诉讼，而人们有时不知道发生诉讼的原因，请允许我把这些事逐一写出，不但可以使您的为人得到显明，也使有志于当世的人从中有所考察。京城仓库收支繁多，官吏常常担心粮食腐坏折损；他们收粮时使用大斛、较小的量器，发粮时又把积下的盈余拿去酬谢监临各司以及巡行的吏卒，因此能够善始善终离职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您到仓任职后，担心受到牵连，便召集二十名仓主、仓吏询问办法，众人都不知如何是好。您命令各仓登记年月日、经手姓名和所耗数量，事情败露时就能查明没有一文进入自己口袋。任期将满，掌管财计的大臣对各仓吏说，没有多余粮食就不准随意写满考绩离任；又让两位尚书办理此事，您等被拘系一个多月，最后都凭账簿证明清白。大臣知道此案牵连众人，便不再追究到底；而您所监督的仓库独有余粮一千五百石，因此获得选拔任用。这是您任永济仓监纳支时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淮安的虹县有鹰山，海东青鹘每年都来这里筑巢。县中的豪民争相登记为镇南王府的打捕户，王府便以王府命令禁止百姓进山砍柴采集，惊扰、驱散鹰鹘，以从中谋取私利。您到任后，立即到宪府极力陈说其中的危害，获得宪府启奏王府，免除采捕、裁罢打捕户。豪民全都怨恨您，王府也厌恶您。县中有东朗湖，灌溉田地万顷，县民靠在湖中捕鱼、打猎、砍柴为生。淮东富民中苦于繁重差役的，都举家迁到县城居住，每年贿赂官吏，希望得到容忍，称为白居户。时间久了，他们请求官府把湖水排干改作田地，缴纳固定赋税。百姓为此诉讼十多年，始终没有裁决。您免除租税，恢复东朗湖，并传令遣返白居户，让他们各自回到故乡。因此白居户和先前怨恨您的豪民共同结交权势，诬告您罗织罪名、办事不公。宪府将案件移交泗州审理，告状者没有达到目的，又移交淮安路，最终证明您无罪。这就是您任虹县县尹而引起诉讼的缘由。太湖县小吏詹甲教唆方乙诬告戍卒踩死幼女，又联合与该戍卒有仇的富人出钱贿赂官吏，构成这桩案件；后来查得詹甲行贿的账册。詹甲侵占他人田地，反而借此陷害田主，使其死在狱中。豪民操纵官府的成败，奸猾的官吏替诉讼双方作伪，师、尉、卒与盗贼分赃，您都严厉依法惩办。詹甲又牵连同僚官吏，因此同僚官吏和被依法惩处的人都想设法扳倒您。每当您判决案件，同僚总是提出不同意见；您看到有囚犯长期羁押，便每天催促属吏备齐案卷，独自签署判决，将他们释放。于是他们共同制造流言，在行部使者面前诬陷您。使者到任后下车便索取您独自签署的案卷，想寻找差错，却连丝毫过失也找不到。使者又逮捕您判决过的囚犯和告状者，审问判决得失，他们都说您守法无私。使者也认为您贤能，但嫉恨您的人更加厉害了。您每次派遣属吏到大府办事，估计有应当请托送礼的地方，便常常下令县里征取一家大户，承担这笔费用，名义上称作能干的人。县中官吏共同签署契约，与大户约定，换取免除一年固定差役。凡是征取对象，您都不肯在契约上签字；遇到实在无法停止的，府中便下令严厉责备县里。您不得已，只命令不再办理契约，而设置簿册，记录借给百姓的钱以及每年的收支缘由。时间久了，嫉妒您的同僚认为这正好可以构陷您，于是共同跑到淮东宪府，告您擅自使用借给百姓的钱。案件移交安庆路审理，告状者没有达到目的，又移交和州，最终证明您无罪。这就是您任太湖县县尹而引起诉讼的缘由。镇南王的宿卫士每年耗费衣粮数万，账目无法核对，两府互相观望而不敢查办，便把此事交给您。您把其中冒领滥支的全部裁汰，一点也不徇私。王府更加厌恶您。郡中有一桩疑难案件，遇到大赦本应释放并登记囚犯，使者却又把他们收捕拘禁起来，其中有他们的仇家在暗中施加影响。您抱着案卷到宪府，说这批囚犯应当释放。廉访使认为您的话正确。您又把这件事上报行中书省，说使者审查登记不明。宪府因此憎恨您。后来因为您审理其他案件，宪府便追究您接受不应接受的违法赃物。您最终竟被迫自诬服罪。这就是您任扬州路推官时被夺官离职的原因；您始终不能为自己申明清白，其中还有不同于前面事情的地方。世人有时因为您喜欢诉讼而怀疑您，所以我详细记录这些事情，认为既然已经做了官吏，如今若想竭尽忠诚奉行公事，就不应害怕同人争讼。那些怯懦畏事的人，遇到不能不争、却又不能一定达到目的的事情，即使没有被人起诉，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像您这样的人，差不多是能够实现自己志向的人了。您家世代居住在汴州太康。高祖毅，任宋迪功郎、饶州司理参军，才开始在饶州置家。曾祖达、祖父荣，都没有出仕。父亲仲，任饶州都大司农钱局都监，勤劳谋生而乐于施舍。母亲蔡氏，在您五岁时去世。继母齐氏抚养您，不同于亲生也没有区别。您在虹县任职时，追赠父亲都监承仕郎、徽州路知婺源州事。蔡氏、齐氏以及妻子钱氏都封为宜人。

译钱宜人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平阳人元仲谦，次女嫁给郡守、燕地人曹某的儿子文郁。侧室牛氏生了两个儿子，但都没有养育成人。侯氏生子克昭，博学而有才，到了壮年便去世。女儿嫁给鄱阳人陈焕，陈焕有文学和品行。妾汪氏生两个儿子，一人因战乱不知所在，另一人年幼。孙子某，是克昭的儿子。君名镇，字圭卿，晚年号芝山老人。铭文说：身为当世官吏，谁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能够独自远离暴戾而退隐归休……高年之中百般忧患往来，以文章自娱，以功绩自立，于是刻在贞石之上，等待您归返这座墓宅。《尚友斋铭并序》我给子韶读书的房屋命名为《尚友》，让他与求学者居住、学习，并请他的朋友赵汸为它作铭。唉！从前孟子论说一乡、一国直到天下，都认为一定要有善士，这样才可以同他交友。以善士为友而交游天下，若善士还不够，又进一步推论古人，这就叫“尚友”。所谓朋友，是衡量他的德行而与之齐等，比照他的义理而与之相合，借相交相互增益，把这作为正道。德行相差十倍百倍，义理相差千倍万倍的人，难道可以称作朋友吗？况且一个平民士人，称为匹士；匹士若以一乡的善名著称，那么善行便从一乡显现出来了。从一乡推及一国，再衡量天下，其中的差距已经很远，何况奋发于百世之上、同古人相论呢？这样看来，子韶居住在这间屋中，并用“尚友”命名它，一定不是毫无缘由的。子韶年轻时就有独特的操守，所处环境安然自得；不是合适的人不交往，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取。如今又进一步与古人相论，他的志向所存就更加深远了。因此我推究他平日曾经用力的地方，作《尚友斋铭》。铭文说：这座屋宇宏大，这间屋室庄严。君子居住在这里，从清晨到早晚，从不有一时不在这里。想那古代先民，善于树立并辅相正道；德行成就，便不会孤独。四方万里，只要道路相同就会相合，志趣相同便相互寻求。何况身处偏僻鄙陋之地，颓然居处，怎么知道自己能够进步呢？粮食没有隔夜舂好的，车马也没有悠闲奔驰的，谁来亲近我并与我谋划？我思念古人，其中有圣人，有贤人，都是世人的楷模。他们的道理极其明白，他们的言论极其丰富，光辉灿烂地保存在书中。于是就在自己的居所，白天庄重地诵读，夜晚安静地休息。不是深入探究，怎么能明白；不是存养此心，怎么会觉悟。不要急，也不要缓；即使心情有所不通，也要穷尽一年、终其一生，不能与它们相隔绝。认识古人的志趣，就像用耳朵听见一样，虽接近古人却并不迂腐。谨慎握好缰绳和嚼子，居中把握以控制方向；观察自己的步伐趋走，务必端正。你的外在行为必须整齐，你的内心不可放纵越轨。燧火可以照耀太阳，方诸可以感应月光，道难道是从外物而来的吗？只是这颗心，千年之中都在一息相通，其中的道理并没有不同。安穆而灵明的心，仿佛面对并承接上天；一举一动、一息一止都与之相伴。这就叫尚友，难道是用来装饰自己、互相夸耀赞美的吗？愿子韶能够确实履行这个名称，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孝则居士程君可绍墓表》君姓程，名可绍，字致和，是徽州婺源人。他的先世世代居住在县里的凤岭；到君的高祖、宋代待补上舍子敬时，迁居高安镇西。曾祖仲贤、祖父震昌、父亲子英，都是义士，并且承受了先世诗书传家的恩泽。君幼年跟随伯父林隐公复心，又向云峰胡先生学习，修养自身，谨慎行事，终于树立了自己的品格。乡里有人生活无着，便周济他；有人遇到急难，便赶去救助。乡里有税场官，每件事都依靠君，因此没有败坏公事的情况。除此之外，他还修葺桥梁和船只以便利渡涉，施舍热汤和茶水来帮助口渴的人，一乡人都感念他的恩德。中年时，他从高安镇西迁居到中市溪北，在水边修筑亭子，命名为“观澜”，作为延请老师、教育子弟的地方。危学士太朴为他书写“观澜”二字，悬挂在屋檐之间。至正戊子年，汪尚书叔志、胡山长世佐、朱进士公迁都作诗题咏，记述此事。在亭子的左侧建起房屋，设置神龛供奉先世神主，取《大雅》诗句命名为“孝则堂”。丹阳尹黄公子厚为它作记，并刻印朱子《孝经刊误》来激励后学。乡先生仲鲁汪公、伯武王公为它作序，林隐公又与他编订家谱、校勘经传，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壬辰年，红巾盗贼兴起。当时下令，百姓中有擒获贼首或贼党的人，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直到如今，争相求取爵位的人还比比皆是。先生说：“人的富贵各有命定，拿人的性命来换取功名，心里怎么能安稳呢？”乡里那些像蜂群、蚁群一样聚集的盗匪，先生用正道教化他们，多数都收敛屏息。癸巳年冬，母亲孺人寿终，先生居丧完全遵守礼制，全家四代仍像从前一样和睦。那年旱灾遍及田野，人心忧惶，先生斋戒，在禾嘉潭龙湫祈祷求雨，后来果然下雨。甲午年又发生旱灾，先生拿出积蓄赈济百姓；还不够，就散尽所储存的钱帛，到别的郡去购买粮食，因此人们更加敬重他的贤德。丙申年，先生带着全家到衢州、饶州一带避乱。县里的豪杰首先征召先生，先生推辞不去，对使者说：“人生不过百年，遭逢这样的灾难，能够苟且活下来已经是幸事了，哪里还会在意功名呢？”后来又到德兴县文港芦坑避难，临终时对几个儿子说：“世道纷乱动荡到了极点，你们要谨慎自守，保全家族，你们都要努力。”说完便去世了。先生生于元贞丙申年三月二十一日，卒于至正丙申年十一月十一日，享年六十一岁。娶同县祝公寿朋的女儿，名隆，性情慈惠，孝敬笃厚，闺门之内严肃端正，全族都敬仰她。她生于大德丁酉年四月十二日，卒于至正乙未年十月二十五日。儿子两个：礼用、达道。女儿四个：柔德嫁给潘氏，闰德嫁给吕氏，意诚嫁给张氏，意德嫁给李氏。先生的墓在乡里的南岸原。唉！先生从前曾和我一起在师山郑先生门下求学，彼此情谊深厚。他的女婿贵武吕公、西岷李公，又带着武备方面的同道齐集雄峰；后来又因文事在徽府相会。礼用、达道聪明敏锐、博学通达，先生的德行确实后继有人。一天，达道来到我东山精舍，捧着先生的行状，拜了两拜说：“先父去世如今已经五年了，生前不能尽孝奉养，死后又不能使他的幽隐德行得到彰显，我的罪过实在太大了。先生对先父了解最深，希望您赐给他一篇文章。”我既悲痛先生未能得到应有的际遇，又十分看重他儿子的请求，于是恭敬地将他的事迹梗概叙述如下。庚子年七月十六日书。《东山存稿》卷七。钦定《四库全书》。《东山存稿附录》。《东山赵先生汸行状》。

译先生名汸，字子常，姓赵。他的祖先是陇西人。唐中和年间，有一位名思的人，为躲避战乱迁居新安海宁的龙源里。他的第八代孙名安庆，当时正值盗寇作乱，他率领义民将其剿平，事情上报后，被授任西隅总管。安庆生光祖，任宋朝京庠学官。遇到大灾荒时，他拿出官仓粮食救济贫民。提刑汪文振曾为他的墓作铭。光祖有两个儿子，次子名大振，任淮东漕司总管。大振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梦营，任将仕郎。梦营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弥孝，任浦江税官。弥孝的儿子名象元，号可斋，才华见识超凡出众。元朝平定江南后，徽州已经归附，但邻县还有手持兵器不肯服从的人，元军将要把他们全部屠杀。可斋拿出全部私人藏物，亲自到军营门前请求，于是屠杀没有进行。因此他被任命为休宁县县丞，后调任婺源县县丞，改授信州司狱，因病辞职。不久入朝，授任杭州仁和县令，还未到任，便在扬州去世。他有两个年幼的儿子，次子名克明，号松庄，孝顺友爱、敦厚诚实，乡里称他为善人；他就是先生的父亲。克明娶同县汪氏，生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先生最年幼。起初，夫人梦见一只飞鸟从齐云岩飞来，落入自己怀中，醒来后便怀了孕。第二年，即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出生。先生天资卓绝，从孩童时听人读书，便能立即背诵。到外傅那里读朱子的《四书》时，遇到的疑难很多。老师告诉他，初学不可过分追求深意，他却不能释然；晚上回家后，便取出《文公大全集》《语录》等书翻阅，直到五更才停止。因此有所领悟，于是立志学习圣贤之学，不从事科举文章。稍长以后，他遍访郡中的师儒，便产生了背着书箱游学四方的想法。他卖掉恒产，用来置办行粮和拜师的礼物。亲友有人议论这样做不对，他也不理会。听说九江黄楚望先生闭门著述，丁丑年去拜访他。黄先生治经以积累思考、自行领悟为主，所以教人时只是引导而不直接说破，让学生自己思考。先生两次登门，才得到六经疑义一千多条，带回家去。辛巳年秋天又去拜访，在那里留了两年，得到黄先生口授六十四卦的义理以及学习《春秋》的要领。经过严陵时，请求夏先生进一步指教。夏先生问他《易》的卦象、《春秋》的书法怎样，先生便以从黄先生那里听到的内容回答。夏先生感叹此举只是白费心力，借此告诫他，并拿出家中相传的先天《易》书说：“这就是伏羲《易》的一大体例。”后来先生又到了杭州，在官署拜见黄文献公。黄公以老师自居，对他一点也不假以辞色；等到读完先生所进的文章，却大为惊异，以特殊的礼节接待他。甲申年父亲去世，服丧完毕后，先生到临川拜见翰林虞公，在他家中受教一年。他所呈上的书信说：“圣贤之道广大深远，求学的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它的要领呢？我曾听说，我们最尊贵、最宝贵，即使把天下万物都加在一起也不能超过它的，是这颗心；我们最亲近、最切要，即使天下所有学问都不能放在它前面的，是求回那颗放纵失散的心。然而，如果不真正有所见，就没有日常实行的根基；如果不真正有所获得，就没有造诣最终归宿的极致。所谓求学的要领，大概就在这里。这就是汸日夜忧惧、希望听到先觉教诲却还没有得到的原因。不过，汸年幼时，听说江西有吴先生，品行修养高、道德确立，是世人的表率；他成就自己又教诲他人，深深悲悯空谈没有益处。后来看到阁下所写的行状，才知道吴先生求学的方法。希望阁下察知我有志于此，把从吴先生那里得到的学问赐教给我，使我进入道德修养的门径时，不至于迷失方向；如果上天赋予我的最尊贵、最宝贵之物，能够通过反省自身而有所获得，那么阁下的恩赐就太大了。当时江西宪司举行考试，请虞公拟定策问，题目涉及江右先贤以及朱氏、陆氏二家立教的异同。先生作了详细回答，最终说刘侍读对圣经作出了有功的论述，朱子、陆子二人关于入德门径的学说尤其精切详备。最后又引用朱子的话说：“子静所说的，专门是尊崇德性；而我朱熹平日所论，却是在道问学方面多了一些。现在应当反过来反省自身、用力实践，取长补短，希望不要陷入一偏。”又引用陆子的说法：“回想从前，心思粗疏、意气浮躁，只造成彼此参商，哪里值得相互议论呢？”先生以这两种说法为证，认为到了晚年，在微言精义方面必定能够彼此契合。只是子静已经去世了。虞公后来评价说：“子常生在朱子的乡里，却能得到陆氏学说，并且把朱、陆两家成就自己、教导别人的方法反复研究得清清楚楚，这大概是平日真正用力于此事的人，不是拼凑附会之作。”后来先生再次前往，虞公更加敬重、惊异。虞公病重时，先生正侍奉在旁，凡是丧事中的增减安排，都托付给先生。虞公的儿子们请先生为他撰写行状。丙戌年，先生再次游历九江，这时黄先生已经去世。有个叫袁诚夫的人，是文正公的高足弟子，编纂老师的学说为《四书日录》，其中旨意与朱子多有不同，请先生替他商订。先生分条辨别是非，写了数万字，袁公心悦诚服，作了很多修改。赵郡苏公伯修是虞公的门徒，任浙省参政，和先生交情很好。后来他将要入朝镇守京畿要地，先生一同前往，却因母亲年老辞职归乡，把居所命名为“东山精舍”，虞公曾为它作记，并引用先生的话说：“我早年在乡里求学，探求程子、朱子的余绪，诵习经书训释，只在辨析、解释文字意义上下功夫，除此之外没有用力。我实在担心终身都不能认识最高的道理，穷尽一生也不能理解并做到古代圣贤所说的诚意。师生之间的传授，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我曾切实思考这些问题，以求找到正确的途径。想到道南之叹时，便有所感触。大概程门传到龟山的学问，一定有其根本所在；而豫章、延平传授给朱子的，也并没有别的道路。否则，罗先生、李先生二人，如果没有事业可以在当时显现，没有文章可以流传后世，那么他们所学的究竟是什么学问，所从事的究竟是什么事情？而朱子所说的‘潜心思考、努力实践、任重道远、达到极致’，又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我创建精舍、希望尽心从事此学的原因。关于《大学》，我认为：三纲领提出了圣人事业，是《大学》的标准；八条目则是教导学习者用力的途径。因此，《明明德》《新民》的传文中没有讲学习者的功夫，《修身》的传文中没有讲圣人的气象。它提出古代想要使天下人都彰明美德的人，再反过来推究其用力的次序，就说明古代圣人也必定由学习而达到圣境，学习者所下的功夫也确实可以达到圣人境界。我又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正如程子所说讲明义理、分别是非之类；致知就是程子所说的明察于心，又说潜心默默体认、反复玩味探索很久，或许自然能够有所领悟之类。

译这两件事不能合并为一，只有程子的说法讲得最明白。如果说‘致知在格物’，因为‘在’字的意义不同，便怀疑格物、致知是两件事，那么《大学》传文说‘齐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难道能说二者合为一件吗？而且我听说明道先生说，求学者如果没有事情可以实行，就姑且去静坐；伊川先生每次见人静坐，却总是赞叹他善于学习。后来朱子从罗先生、李先生那里得到相互传授的学问，也一定整日端坐，以检验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的心气状态究竟怎样，并探求所谓‘中’是什么。时间久了，才知道天下万物的大根本确实存在于此。因此每天鸡刚叫便起床，使心澄明，默默静坐，涵养根本，把它作为思考的基础；此后凡是老师指点的内容以及文字深意中有不通晓的地方，都一定用向上精进的功夫去探求。于是造诣日益精深，终于有一天豁然贯通。先生虽然素来不肯随便出仕，但若论自身才具，本来完全能够胜任。天下四方扰攘不安时，他曾评论说，治理国家的人不能总括天下大势来决定攻守的适宜办法，却到处任意交战；又不寻求有智有勇、真正能够任用为将领统率军队的人，反而让台省中的显贵和郡县里的庸俗官吏共同掌握军权；依靠行省讨伐叛乱，让御史台像平时一样督察；而诛求、劫夺的弊病反复造成破坏，朝廷始终不知道军队和财物已经两方面匮乏，郡县又一概用虚假的办法扰害百姓，而上级官员还只知道固守成规。所以他们常常不知道通权达变和保持长久安定的办法，赏罚也不分明，于是是非混淆；至于治理安定、平定祸乱的方法，以及行军制胜、克敌制胜的方略，全都废弃而不讲，只想靠年深日久把局势削平，这怎么可能做到呢？大体说来，近年用兵的过失都没有超出这些话，而先生经世济民的才干也由此可以看出。精舍建成后，四方学者尊称他为东山先生。壬辰年战乱兴起，先生奉母亲夫人避居外地，尽心调养照料。后来郡县相继恢复安定，夫人因寿终去世。丙申年，天兵平定郡县，主将仰慕先生的名声，想以德礼征聘他，却未能成功。丁酉年，先生寓居衢州柯山；己亥年，在星溪古阆山结茅居住。山中幽深寂静，几乎与人事隔绝，他潜心著述，虽然身处颠沛流离之中，进德修业的功夫却没有多少中断。壬寅年春天回到东山。当时大明在金陵兴起创业，我们县已经归附大明六年了。有关官员多次奉命征召，后来又因议礼而召用，先生都以疾病为由辞谢。己酉年，起用山林遗逸之士共同修撰《元史》，先生也在征召之列；到修史完毕后获准回乡，不久疾病再次发作，十一月丙申日先生便去世了，享年仅五十一岁。唉，悲痛啊！配偶是同县程氏，生两个女儿，长女嫁给汪瓛，次女嫁给苏旼。儿子一人，名梦吉甫，入国学读书，是侧室朱氏所生。先生孝敬奉养双亲，出于天性；居丧时悲伤憔悴超过礼制规定；侍奉几个兄长，充分尽到敬爱友悌之情；抚养年幼者，慈爱有加。三个兄长死在外乡，几个侄子不能置办丧葬器具，先生便把灵柩迎回安葬。从兄子弼留下孤儿，先生抚养他直到成人。在赋税徭役繁重的时候，还使他能够保住原有的产业。吴氏的外甥失去父母，无所依靠，先生便收养了他。像这些事情，对先生来说都是很能胜任的，还有许多不能全部叙述。新安自朱子以后，儒学兴盛，四方称为东南邹鲁；然而末流之学有的只把辨析义理、汇编众说当作朱子之学。先生独自超然有见，认识到圣贤之间的传授，不只是推究文字意义，因此他读书总是寻求其中的实理，再反过来在自身验证；若不是这样，便不相信自己已经确实明白而不再追究。当时乡里的先生们都留心著述，用来辅翼程朱之教，并且都有成书。先生接受这些书并阅读，却仍说不知道求学的要领，常说：“读书最怕疑问太多，每次打开书卷，群疑竞相涌起，像刺猬的毛一样；一定要等程子、朱子重新出现替我裁定，之后才能释然。” 因此，向老师请教而得不到解答的问题，最终就从程子、朱子的遗言中寻求，终于有所领悟。至于穷究经书的要领，他从黄先生那里得到启发，并把它推究到极致。先生初次见黄先生时，黄先生问他的生年，他回答说：“己未年。”黄先生说：“这是我刊刻《六经补注》的年份。”有人说：“书已经刊行了，恐怕没有读者。”我说：“只是读者还没有出生罢了。哪里知道您的弟子恰好在这一年出生呢？而且《春秋》开始记事的年份，也是己未年。这种文章与人的缘分契合，确实在这里吗？”先生请问穷究经书的要领，黄先生只告诉他在于致力思考。先生又问致思的方法，黄先生便举一件事作为例子。《礼记》说：“女子有五种情况不能娶，其中一种是父亲死了而又是长女。”先儒认为这是指父亲去世且没有兄长的女子。如果这种解释正确，那么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的女子究竟有什么罪过，竟然要这样被人拒绝呢？先生思考了很久，后来才得到解释说：“这大概是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一类的情况。所以古注说‘没有可以接受命令的人’，这种解释还没有错。若只是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那么期服、功服一类的亲属都可以为她作主。”黄先生大为称善，于是把探求《春秋》书法的方法传授给他，说：“‘楚杀其大夫得臣’，这就是一种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探求它的含义。‘夫人姜氏如齐师’，这也是一种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探求它的含义。”随后又把两句话调换说：“‘楚杀其大夫得臣’，这就是一种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探求它的含义；‘夫人姜氏如齐师’，这也是一种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探求它的含义。”先生接受了他的说法，退下后思考了很久，才领悟其中的意思：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是鲁国史官的书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是圣人的书法。黄先生把两种意义贯通为一个道理的宗旨，认为历代单独传授、秘密付托的要旨，全在这里。先生依据黄先生的《六经补注》等书，凡是解释《春秋》的著作，都参照亲耳听到的内容，分类汇集成《春秋师说》三卷。又根据黄先生的意思，撰成《春秋集传》十五卷。后来再从经文中探求，仍觉得没有完全得到圣人的旨意。于是想到《戴记·经解》说：“连缀文辞、比较事例，是《春秋》的教法。”这才领悟到，这部经完全通过一字一笔的增删来显示义理。如果不连缀文辞、比较事例，考察其中异同的原因来探求，就不可能得到它的学说。大概左氏以及杜预的注解，只得到了鲁国史书遗留下来的法则，以史书为主来解释经文，却不知道还有一字一削的笔削之法。

译至于公羊氏、谷梁氏、啖助、赵匡、陈氏，都有连缀文辞而推求遗意的见解，知道探求笔削的旨意，却不知道先考察鲁史旧有的章法。二者各自只得到一面，因此不能没有弊病。把它们合起来探求，就能全面看出其中的得失。这样一来，失传的旨意便重新清楚地显现出来。先生常说，如果不是黄先生教他先考察史法，然后才能探求经义，那么就找不到入门的途径。后来重新修改《集传》，经过四年，才最终完成。先生又想到，这部经按伦理类别分别立义，极其精微；各种内容相互参照、交错综合，很容易产生矛盾。如果不推究同类事例来贯通理解，难道不会留下遗憾吗？于是撰写《春秋属辞》八篇。虽然事态千变万化、各不相同，但始终各有条理，到这里，《春秋》一经的本旨才算完整。先生常说，苦心思考的功夫，仿佛有神灵相助；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改变我的说法。又认为研究《春秋》必须先考察《左传》记载的事实，杜元凯、陈君举在这方面都各有所得，但也各有局限，于是撰写《左传补注》十卷。我的同乡风林先生也以穷究经书为志，不肯随声附和；他一见到这部书，便说：“前无古人，《春秋》的旨意到此已经定论了！”当时驸马都尉和阳王公镇守徽州，拿《春秋属辞》《春秋师说》《左氏补注》交给商山义塾刊刻，以扩大它们的流传。然而，《属辞》详细说明了圣人笔削的权衡，《集传》则阐明了经世济民的志向，必须使这两部书互相表里，然后经书的旨意才不会有所遗漏。等到《属辞》成书后，先生又修改《集传》，使二者归于一致；到鲁昭公二十七年所对应的著述尚未完成时，先生便抱着未竟的志愿去世了。门人倪尚谊用《属辞》的义例加以考证，又以平日从先生那里听到的内容相互参照考据，才将它补足完成。像倪尚谊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有功于先生门下了。关于《易经》，先生从黄先生那里听说，必须明白卦象。黄先生又说：“《易》的卦象与《春秋》的书法之所以失传，大体原因相同；如果通晓其中一端，就可以触类旁通而有所领悟。”先生既然在《易》中明白了《春秋》的本旨，便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不忘记；每当思考有所领悟，就长叹说：“黄先生难道欺骗我了吗？”他曾说：“《春秋》的文义，依赖孟子的话才有根据；对于《周易》，也一定要看到像孟子论《春秋》那样的论说，然后才能推求圣人的心意。”先生曾撰写《序卦图说》以及《经文开端》《乾坤》《屯》三卦解，大体认为伏羲创设卦象、系属卦辞，称之为《易》。《系辞传》上篇所赞述的，都是伏羲创制《易》的事迹。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制作，各自依据伏羲的《易》另行确定卦序，成为各自时代的书。到了夏、商两代，卦辞不断有所增益，大概已经无不完备，都是用来占卜的，《连山》《归藏》就是这样。到了周文王，凭借极高的德行却仍未免遭受羑里的灾难，于是依据伏羲的《易》，按照卦象中交易对待、反易相因的关系，确定为上下两篇；借天下万物的道理阐明君臣之义，依据阴阳消长、盈虚变化的规律，来显示人事进退存亡的戒惧。卦辞所系属的内容，必定与此有关，并不是圣人一时随意创作这些话。到了周公辅佐成王，二叔散布流言，召公心中不悦，也因感念先王忧患的缘故，于是依据卦爻之象，取其所表现的爱恶以及远近之间相互攻击、相互取用的情状，创作爻辞，与先王的著作互相表里。由于它制作的宗旨与《连山》《归藏》略有不同，所以题名为《周易》。这部书与另外两种《易》都由太史和掌管占筮的人掌握，可以通用，但其义理并不专门局限于占筮。孔子说：“《易》的兴起，是在殷朝末世、周朝德行盛大之时吗？是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发生之时吗？” 所以《周易》的文辞令人警戒；有危险的，使人趋于平安；平易的，使人知道将会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天下万物没有不涉及；从开始到结束都使人心怀畏惧，它的要旨就是使人没有咎害。这就是《周易》的本来意义。先生所探求、论述的《周易》本旨，正如孟子论《春秋》一样，最终从孔子的这句话中得到领悟，并没有借助其他途径。先生写五言诗，起初学习六朝诗歌，后来改学建安诸子以及老杜的近体诗，因此又学习唐人。他写文章说：“一定要以义理胜过一切为主，然后安排意旨、遣用文辞，文章就会流畅充沛。”我詹烜私下观察先生的学问，以积累思考为根本，以自我领悟为归宿，勉励自己下切实向上的功夫，最终取得穷究经书、复兴古学的成效，难道是偶然的吗？我自从有幸与先生交往以来，先生不因为我疏漏浅陋而拒绝教导我；我往来请教，终于得以听到穷究经书的要领和《春秋》笔削的旨意，后悔自己从前的学问不正确，也惋惜自己闻道太晚。本来希望晚年与先生共同讲授《周易》卦象之学，先生却突然已经去世了，这是后学的不幸啊！还是说，斯文的兴废关系到天命运数，并非人的智力所能测知的吗？倪尚谊和他的儿子梦吉，托付我为先生撰写行状。我詹烜学识浅陋，哪里足以了解先生呢？然而先生对我知遇最深厚，从道义上说不能推辞，只好姑且把我所见所闻叙述如下。希望有志于学的君子加以表彰，使先生的事迹长久流传；这不仅是为了使先生在九泉之下增添光彩，实在也是斯文之幸。星源诸生詹烜谨慎撰写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