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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五 《佩玉斋类稿》　别集类四【元】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佩玉斋类稿》十卷，为元代杨翮所撰。杨翮字文举，是上元人。他的父亲杨刚中，大德年间任翰林待制，著有《霜月集》，如今已经失传。杨翮起初任江浙行省掾，至正年间任休宁主簿，历任江浙儒学提举，升为太常博士。杨刚中是当时的名宿，所学都有根本，当代的杰出文士多与他交游。杨翮承受家教，更加磨砺自己，致力于古文辞。看虞集、杨维桢等人所作的序文，都俨然把自己视为杨刚中的父辈朋友，那么他们对杨翮的指教提携必定十分亲切。因此他的文章格律大多得自师友的见闻，情思气势和波澜能够不失古代先贤的规范。虽然见闻范围还不广，积累酝酿还不深，但法度谨严；同那些没有师承、只凭才气纵笔驰骋的人相比，差距就很远了。这部集子刊刻于至正末年，而刘仔肩选编《明雅颂正音》时就采录了他的诗。杨基《杨基集》中悼念杨文举博士的诗，也有“白发苍髯老奉常，乱离终喜得还乡”之句。那么杨翮的去世应当在洪武初年。如今因为他没有接受明朝的俸禄，所以仍把他列为元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佩玉斋类稿》原序 江宁杨先生凭学问、品行和文章著名于当代，然而考察他一生的仕进和退处，在朝廷任职的日子却很少。晚年任翰林待制，随即因病离职。不久又因年老请求退职。人们说，假如先生能够长久任职，那么他用来畅达宣扬皇上的仁德、使美盛的光辉永远显耀的方法，应当会怎样呢？可是造物主把极美的资质赋予他，却吝惜让他发挥大的作用，使他匆匆老去，只能把胸中所蕴藏的学问日益传授给与他交游的人而已。难道积累长久的人，发达得就迟吗？早年受到约束，正是为了后来更加充裕吗？先生的两个儿子都贤能而有才，长子名叫文举。他到钱塘我的官舍来访，知道我曾经从事文章，便拿出近来所作的两帙文稿给我看。他的言辞奔放却不放纵，华美却不浮靡，敦厚朴实却不粗野，雕琢而不显得刻凿。这大概不只是文章的功夫，而是内在学问充实，因而在外表文章上显露出来。他下的功夫也不浅。戴着士人的冠、穿着士人的衣服，士人密密麻麻，摩肩接踵；但要寻求真正有士人实质的人，却找不到一两个。何况要寻求一家父子兄弟都具备这种实质的呢？像杨氏这样，可以说是从千百人中卓然出众。造物主给予他们的实在太厚了；如果还因为先生没有得到大用，就怀疑造物主吝啬，那只是浅陋之人的肤浅见识。文举相貌魁梧，牙齿丰满，仕途正开始通达，大概将要同他的弟弟并驾齐驱，一同进步，把所学施展到事业中，使如丹青般光彩的成就显著载入盛大的典册。人们将会说：“杨先生过去没有得到任用的地方，如今在他的儿子身上得到任用了。”这样，先生未尝没有得到大用。唉！人们对文举兄弟的期望，也很重大了。至元后丙子年九月二十一日，陈旅作序。从前中原文学兴盛，乘着国家兴盛的气运，文章雄浑奇古，超越旧有习气，天下听闻这种风气而兴起创作。然而善于推进这种文道的人，就一定知道它的源流。圣贤的学术余绪已经衰微，切实修养自身的功夫很少，事物的道理还不能完全通晓，却想把它表达在言辞中而不失其本真，哪里容易做到呢？大德戊戌年，我开始游学求进，与杨公志行、元公复初结为文学上的朋友，每每讨论这件事，而不赞同世俗浅近的说法。不久，元公入朝，于是以古文擅名当世；我却在学校中从事粗茶淡饭的生活，还没有什么成就。杨公在这时居住乡里，不出本乡，但正直的义理和刚正的气节，声誉日益增长，没有人能超过他。大约在至元初年，导江张达善先生用自己的学问教授杨升，间接地使师道极受尊重；志行在盛年时已经深入张氏学问的门径。南行台中来杨升任职的人，都是当代德高望重的人，他们尊敬礼遇志行，是因为重道而不是重势。因此他从学官属佐升到宪府，有俸禄供养，而礼貌待遇又不同于普通僚属，人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等到复初去世后很久，朝廷按照次序召用元公，希望得到老成之人的辅佐；我每天得以同他在禁林相从，但元公却不肯稍作停留。俯仰今昔，我虽衰老，也不能忘怀。至正戊子年春天，我得到杨公长子、休宁主簿杨翮的书信，并读到他的几十篇文章。我喜爱他能因事阐明道理，不因艰难险阻而自我阻塞；尽情发表言论以伸张义理，不因旷达而自高；职务劳苦而事务繁多，却有增进学问的收获；知道应当说的话便止住，没有超越职分的想法。往昔我们三人年轻时相互勉励的心意，往往可以在这些文章中看到，那么他在家庭中所接受的教诲，实在不是见识浅薄的人所能达到的。人们说杨公没有得到充分的大用，必将会在他的儿子身上得到实现；这大概就在文章事业上吧？雍虞集作序 我在乡里寄居，借住魏景仁君的书塾，因而有机会同江宁杨先生隔壁相闻。先生的小儿子文开把自己的佳作给我看，我曾经在文集末尾附带说过几句话。两年后，我又留在魏氏书塾，文开的哥哥文举，所积所辑的文章尤其丰富，便谦敬地请我评论。我本来就知道杨家是世代有旧德的世家，学问渊源深厚；不然，他们兄弟的文章为什么立论明正，又这样典雅呢？从前汉代陈仲弓积蓄德行，淳厚深沉，他的两个儿子名满天下；宋代眉山苏公老于文学，他的两个儿子也名满天下。杨先生兼有这两种情形，兄弟二人如此竞相显露才华，确实是应当的。于是我观看《佩玉斋》所记载的文章，为之赞叹佩服，忘记自己的浅陋，接连写下这些话。这一年元统乙亥三月癸巳，广信吴复兴字季甫识。文章不是一个人的技艺。大而言之，它关系到世运的盛衰；其次，它关系到家德的醇厚或浇薄。世运兴盛，文章便随之兴盛；家德醇厚，文章也随之醇厚。士人以笔墨文章作为自己的事业，幸而生在光明盛运的时代，又幸而出自明德之家。像我同宗的文举，不正是这样的人吗？文举是通微先生的后代。先生奉台檄主持浙江乡试，当时我正列为同考官。听先生谈论，令人肃然起敬而站立起来，知道先生的学问出自导江张氏，张氏的学问又出自紫阳朱子。因此他所作的议论文章，无不以正道为归，不偏离正道。二十年来，先生的坟墓已经高大了。幸好先生有文举这样的后代，使我在吴门的居所见到他，他拿出所著的碑铭、叙志、箴颂、论赞，共有若干卷。我连续多日阅读，喜爱其中见识能各自掌握文章职责，并且都符合法则义理，文字充沛流畅。我自从居住吴门以来，看遍当今以文章著名的作者，大概有几十家，却很少有能赶得上文举的。由此知道文举既得到了家学根本，又正逢国家气运昌盛，这不是平庸众人所能共有的。实在明白无疑了！或者也是我面对文章时有所感触吧。先生进入翰苑不到两个月，就称病辞官归去。高大的文章、宏伟的册书，在史院中没有一两篇能够出现；即使有文章，也多是远方僻邑的撰录，还没有来得及铺陈帝王的政绩。唉！文举的文章，难道就仅仅止于这部编集吗？兰台、芸馆，是文章之士所居的地方；编纂、修撰，是文章之士的职分。居处在那样的地方却不能尽到职分的人，或许有；可是能够尽到那种职分却不居于那种地方，我是不相信的。文举姑且等待我的话来验证吧。大元朝的经学事业正在兴起，文举还应当以我的话自我勉励。至正戊子年十二月甲申，会稽杨维桢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佩玉斋类稿》卷一 元　杨翮撰 记 《祈门县重修社坛记》祈门县的社坛在县城西面。至正己丑年春天，监县大力修治它。县里的官员于是把事情准备好，派人带信给我，请我把文章刻在石上，并且说：“我们县的县令和佐官过去曾经有志于此事，但始终等到监县到来，才得以完成。希望您记下建成的年月，我们这些人将把它刻在社坛旁边，以求永存，希望我们监县的姓名同这个社坛相互留存无穷，后来的人也将永远有据可考。”我无法推辞，于是为此作记说：“唐永泰初年，分割黟县西乡和浮梁县东乡，把那里的土地人民合在一起，另设一县，就在黟县的赤山镇治理，这就是祈门。社坛设在县西门外，则是从我大元至元甲申年张希浚任县令时开始的。当时社坛已经破败而没有修治，已有多年。等到现在的监县到来，他既然十分体恤百姓，便慨然把修复社坛作为自己的责任，同县令、佐官商议，大家一致协同，于是筹备砖石、木材、工役等修社所应使用的物料，没有不具备的。于是选择某月某日开始施工，筑成三层坛台，竖立石制的神主，增高门楼、环绕墙垣以及附属屋舍，全都极其清静安宁。到某月某日工程完毕，完整程度胜过新建，制度也没有改变旧制。二月上戊日，在坛上举行用牲祭祀。爵、樽、俎、豆、簠、簋等器物，全都整齐洁净，举动合乎礼法，可以同神明交往而无愧。君子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监县治理政务知道什么是首先应办的事。有土地就有社，社是依靠土地和谷物之神而庄严祭祀它的地方，怎么可以缺少呢？然而按图志所记载，祈门设县将近六百年，到张君任县令时才开始建社坛。书写此事以后六十多年，今天的监县到任才开始有修社坛的举措。从前治理这个县的人，为什么在祭祀神灵这件事上竟如此疏忽呢？这说明他们是否知道治理政务的先务，已经可以考察了。如今监县君名叫衮，通官衔为承务郎，任祈门县达噜噶齐，早年曾在胄庠受教育，佩服儒术，所以文雅和煦，是一位美善的士人。不久后他出仕四方，熟悉吏事，因此施政才能卓然，是当时的良才。如今正监理祈门县，务求笃行循良、和乐宽厚的德行，他的声誉将会显著传扬，足以称为贤大夫。大概他崇尚严肃而不敢怠慢，所以百姓知道敬重；报答神明而不敢轻慢，所以百姓知道义理；专心于农事而不敢懈怠，所以百姓知道务本。君子对于监县君修复社坛这件事，又赞许他能够借此教化百姓。这一年某月某日记。《松涧堂记》县城以南向西五里，风气开阔，原野田地肥沃，山冈峰峦盘曲绵延，融结成山。山名叫秦山，另有水流湍急地从山下经过，环绕秀丽、拱卫奇景，仿佛同秦山相配。地方志说：这里是秦淮河源头所经过的地方。赵氏汉章居住在它的入口处，背山面水，建造新堂，凿石砌基，砍伐树木聚集材料，增高门楼以增加观赏，环绕墙垣以隔绝外界，开凿池塘以聚集美景，开设馆舍以延请师友宾客，另建房间安置妻子儿女，架设桥梁以通行往来。不久，高大的松树弯曲盘结，连着屋檐遮蔽房屋；高的直入云霄，低的遮蔽轩堂，树皮如鳞，古老的枝干像鬃毛，有的仿佛飞翔的虬龙，曲直形状各异，奇诡变化万端。风雨按时来到，声响震撼林木山谷。堂前有回旋的水波和曲折的水洲，近处连接庭院台阶，水声浩荡，水纹绵延。岸边高耸的地方不被冲毁，石头被水冲激得更加明亮。山和水的景观，在这座堂中最为优美。于是把它命名为“松涧堂”，是合称山水之美。凡是从县城来的人，看见它苍翠而秀丽、清澈而明净，都知道这是胜景之处。句曲山古代是列仙居住的地方，琳宫仙宇在山间相望，那些有名的区域、奇异的境地隐藏而未被发现的，应该不会遗漏。如今这处胜景成为赵氏的居所，难道不也是值得庆贺的吗？赵氏居住在这里，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汉章慨然舍弃荣华而隐居，心中不寄托于轩冕，脚不踏入城郭，任意优游放达，身在田园而心志寄托于山丘沟壑。因此能够建造这座堂，使胜景更加显著。我曾经游览这里，沿着水寻找水流，登山眺望远方；西面有钟阜盘踞，东面有茅峰耸立，绛岩的湖水深沉停蓄，空阔地容纳四方，在一舍之内显得浩瀚无边。后来又疏导分流，使水流成为秦淮河；目力所及之处，似乎都在向这座堂展示各自的胜景。相地建宅的人，为什么才智力量没有留下任何余地，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大概也是神灵谋划、上天创造而赐予他的吧？况且距离这里几里地，靠近晋代陶弘景的故居仍然存在；我想一定有得道而不死的世外之士曾来游览其中，只是我再也不知道罢了。姑且记下这座堂，以表彰山水的胜景。堂建于某年，汉章名某。

译《宣使房壁记》宣使在各省之间奔劳，担任使者。每天只轮流侍奉宰相，随从出入，承受他的意旨。等到轮流守在公署，有事情就赶去向宰相报告。有征调尚未完成的，就借助宣使催促；政务治理得不好的，就借助宣使前往督察；征税、估价和货物核定不实的，就借助宣使查核。至于把诏令传达到郡县，把流民驱赶到荒远之地，查清罪状，向各官署和众府降下惩罚，也借助宣使来执行。凡是所辖地区上供的各种物品，必定借助水陆运输督促送到京师。若大盗突然发生，需要上报朝廷；如果事情应由中书省谋划办理，无不完全按照宰相的命令前往。更严重的，一年中向朝廷上奏章多至数次；向大府请求钱币，超过百万，也都借助宣使办理。缓慢时往返滞留，有时要经过一年；紧急时每天奔驰数百里，接连日夜不停，不到二十天便往返一次。往返的使者在道路上交错，驿吏送迎没有一天空闲。他们所承担的责任重大而艰难，同其他只担虚名的职务相比，大约十九倍，所以选任一天比一天严格，必定把名额分成三份，其中国人的贵族大姓占两份，富有资产的人占一份。又把人选分成两类，尚未受命的士人和已经在朝廷登记入仕的人各占一半。如今江浙一省征辟的人数多到四十人，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行省官署西廊有合适的房屋，既不修葺，也无人居住，因循日久。到了使者聚集的时候，常常十人、五人为一曹，随意坐在宾幕之外，仪容观瞻毫无规矩，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对付。当时天台朱信伯住在那里，他将因才能谋略被任用，便仔细筹划并率先兴作，整顿兴建厨房，把已经坍坏破损的地方奉命重新修缮，于是得以集中剩余材料，整齐安排这个处所。雕刻、砍削、粉刷、涂泥的工程，墙屋、门户、窗牖的器物，涂丹绘饰的事务，没有几天就准备齐全，完整美好而且合宜。这样一来，寄宿的地方既安静又安全；连排的坐榻，可以宴饮休息。有作此事并发言的人说：“到四方办理政务，奉命而去，不接受推辞，今天不也是同古代一样吗？”诸位君子可以在奔走办事的闲暇时，时常在这里休息并共同议论，应当有所选择才是。出外代替宰相办事，一句话就能使纲纪振作，将会使使者职务增光。假如他们降低志向、屈折操守，身体受屈而事业毁坏，那就是我们同党的祸患了。由此看来，人材很多，谁是那样的人，谁是这样的人？诸位君子难道能不有所选择吗？如果只想使自己荣耀，以这个名位的华美蒙蔽自己，却不加以议论，就不是寻求进益的人。至于骑着轻便的马、挥动优良的马鞭，夸耀驰骋的便利俊快；在切割肉块时熟悉其中的筋骨要害；在饮酒斟酌时练习姿态仪容；甚至制造口舌是非，窃取威权，凭借势力贪污财货，倚仗权力逃避劳苦，那么这种人的贤能与否也就可以知道了。既然承担的责任重大而艰难，办理它的人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我赞同他的话，于是把它写在墙上，告诫后来的君子。至元四年某月某日记。《远大堂记》我家在临川的崇仁县，那里有个乡叫青云里，又有丹桂里。因学问而卓然著名的，是吴氏的小隐君季德；他就在居所的楹柱上题写“远大”，所以这是季德的堂。听说君主的祖先中有一位曾任主簿，从盱江来到这个县任官并居住下来。如今他的遗孙中，穿戴衣冠、学习诗书的常有数百人，世代久远而宗族庞大。季德从壮年起就想凭科举考试奋发，所以对词章之学尤其精通。后来年岁渐长，便努力行善、修养自身，更以达到圣贤的境界自我期许，把天下的荣华势力看得不值一提。他有三个儿子，都已经能够继承家业；孙子曾孙中的优秀者，又接连不断，广大而且能够承继家风。因此乡里人的声望，都推重称许他。具有德行的人，后代必定昌盛；吴氏的远大前途，大概不可估量。这样看来，考察这座堂得名的缘由，难道不是相合的吗？君主去世十年后，他的长子景尹才告诉我说：“当初我们先人为这座堂命名，是因为我们宗族中的大儒赞许先人的志向并勉励他，于是认为天下的大道可以贯通万古而不穷尽，人心的德性可以同天地相参而无愧。那些被自己的见闻范围所蒙蔽的人，只求眼前的功效；那些被物欲束缚的人，只急于求取小利，这些都是小人的事务。” 只有君子致力于远大计划：智慧见识还没有超越，就用求问和学习来通达它；器量还不宏大，就用义理来扩充它。从明白道理进到诚实无妄，从自我操守归于教化。道已成就，德已树立，就可以接近圣贤所达到的境界了。凭着君子季德一向有志于此，为什么不把他的堂命名为“远大”，来勉励他的儿子和孙子呢？”说这番话的，是翰林学士临川吴公，就是世人所称的草庐先生。这就是我为他作记的缘由。我认为“远大”的意义，先生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何况景尹承继家学的源流，又曾经跟随先生游学，得到他的传授很深，哪里还需要听取我的话呢？然而圣贤的事业，近处并不超出日常人伦和日用常道；即使是小的方面，如射、御、书、数之类的末业，也不能废弃。至于局限在浅陋之中的人，固然会被它阻塞；夸张放纵、凌空驰骛的人，也同样会受到妨害。这些正是求学的人应当知道的。我所见景尹的后代，喜好学习而专心致志，因此能够使世代恩泽延续增长，使祖德更加丰厚广大，看来将会有所成就，所以姑且把这些话告诉他们。这就是记。

译《雪堂思贤寺记》齐安的佛寺定慧院，建于北宋元丰年间。苏文忠公子瞻被贬到这里时，曾经住过。僧人颙师于是开辟啸轩来接待他。苏公离去后时间久了，啸轩终于变成废墟。嘉定三年，吏部郎中钱文子开始在东坡下面创建雪堂院，命学佛的文可守护它，并奉祀苏公，因而取法定慧院的旧事。起初，苏公在齐安时，他的故友替他向郡府请求，于是得到旧营地剩余的一百亩土地赐给苏公，这就是东坡。苏公便筑造雪堂居住，亲自耕种土地。到了吏部郎中创建寺院时，就把东坡的土地全部占有，又买田五百亩，供养寺中僧徒。第二年向朝廷请求匾额，诏命称为思贤禅院，仍冠以“雪堂”的名号，表彰文辞光彩显赫。文与可、米芾称赞它卓绝，认为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后来继任者不能承继，寺院渐渐破败，倾塌更换，衰微废弃越来越严重。延祐三年，如今的住持僧永明辅佐他的师父继伸，拿出全部私财，共二千五百缗，赎回抵押在百姓手中的田契；旧有的疆界既已明确，荒地也全部开垦，开始享有熟田和新垦田收获的丰饶。后来又节省费用、积蓄盈余，谋划兴复寺院，除划定地基、集合工役外，凡是木材、砖瓦等物料，都经过筹划置办；建造穹顶，树立坚固结构，各自按位置排列，才具备寺院的完整形制。又在高阁中供奉大士，依据《普门品》来奉行；在前殿开设法筵，奉承金仙佛。设置宏大的法器，陈列香炉和华美的节具，敲钟击鼓以宣扬梵呗，这才极尽庄严的仪式。又过了十九年，继任主持寺院事务的人感叹说：“以‘思贤’命名，是因为文忠公的缘故。如今借用他的名号，却不树立仪像，怎么可以呢？”于是寻求苏公的形貌，在堂上塑像。从此瞻仰敬奉有了归宿，仪制规模也合宜。来登这座堂的人，都欣然共同赞叹。苏公的议论、风采和节操本来就伟大，而且曾经屈身来到这个地方，这里的百姓怎么能够忘记他呢？因此，能够启发他们先前的心意、兴起对苏公的远思，是明上人的志向，难道不盛大吗？何况他的愿力坚定，更加努力而不改变；用来崇奉修饰佛教的各项事务，也同时兴办而没有遗漏。苏公像完成时，又取佛经所记载的诸位尊者诞日，塑造他们的形像，共十八尊，排列在殿柱之间，用来辅翼左右。又将加固寺门、延长廊庑，在堂北另建房屋，以恢复啸轩的格局。这样一来，思贤寺开始焕然一新而且更加宏盛，几乎可以追上从前了。如今屋椽栋梁上的装饰如飞鸟展翅，山坡丘陇更加秀丽；枯死树桩上新芽生长，又繁茂而华美。大概是苏公的神灵上下游行于天地之间，常常来游此地吧？为什么年代越远，寺院反而越加昌盛呢？大概苏公虽然已经离去，却仍然深深眷恋东坡；那么明上人专心致力于此事，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当时，他的客人临川吴景尹确实赞助了这件事，并且间或对我说：“上人本来姓欧阳，出自番阳的儒学世家，所以对于尊尚贤人的意义格外真切。他所成就的事业，卓然可称。像这样，是不能不记载的。”怎么能不记呢？我推辞不掉，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刻在石上。《雪堂思贤寺碑阴文》我作《思贤寺记》的第二年，寺院开始在外面建造三门五栋，南面又建一座特别的门，题榜为“古定慧”；里面建祠堂三栋，东西两边延伸出两廊，连接后面的楼阁。北面又建造专门的屋宇，接连绘饰得华美壮观，迁来文忠公的塑像安置其中。祠堂由郡推官陈侯建成，三门由郡判官牛侯建成，特别的门则由黄冈饶益寺僧宗杰建成。于是吴景尹列举这些事情，派人写信来告诉我说：“您离开齐安后，明上人所做的事情，以及他专心于思贤寺的志向，不但没有懈怠，反而更加勤勉。凡是寺院应当有而尚未齐备的东西，他都能借助众人的力量来完成，这不是很美吗？寺院已经焕然一新而且宏伟了。事业能够集合众力完成，并不一定要出自自己；德行能够招致他人相助，也不一定要由自己的地位显赫。思贤寺的事情，您已经记载了它的开始，能不能再写一篇呢？”我想，集合众人的力量来完成他们的计划，这不仅是上人的贤能值得赞美。我客居齐安时，曾认识陈侯和牛侯，两位都是良吏，能够崇尚古制而敬重贤人。牛侯大概就是在寺中刻写东坡事迹的人；至于宗杰的姓名，也都应当附记下来以便流传。因此写下此文留给景尹，让他刻在碑阴。《索斋记》我的乡人葛信民，家住金渊北岸，一向贫寒困窘，不经营谋生的产业。他居住在陋巷偏僻的地方，房屋墙壁直立，空空荡荡，好像悬挂着的磬一样。信民特别旷达，所以从不把贫穷当作忧患。他同人交往，善于迎合应酬，能揣摩他人的意旨，因此游乐闲适的贵族士人多倾心喜爱他。有时有人经过他的门前，感慨叹息说：“信民确实很有才能，只是为什么他的家境这样冷落呢？”于是他的亲近朋友们异口同声地给信民题名为“索”。信民说：“诸位君子给我取这个名字固然很好，但为什么要从我的贫困上去掉‘索然’之意呢？我幼年学习，却不能完成学业，所以学问不广；修养气节，却不能积聚义理，所以容易气馁；积蓄德行，却不能通晓前人的言论和行为，所以德行不充足。回头看我的内在，没有一样不是空疏的。至于贫穷，却不足以拖累我。诸位君子从哪里知道我真正的空疏呢？”于是便以“索斋”自居，请我为他篆写斋名。我认为，人没有比了解自己更困难的；如今他不以自己的才能自我夸多，却以自己的不足自我表明。信民大概是有志向的人吧！将来信民的学问修养日益进步，那么他的浩然之气充沛广大，未必不是从自知空疏开始的。这就是为他作记。

译《风篁琴记》从上等工匠那里选取最好的木材制作，涂漆后颜色苍苍，装上弦后声音琅琅；用名称来彰显它声音的高扬，用篆文来完备它音律的篇章，用赞语来颂扬它德性的昌盛。这就是番阳徐勉之所收藏的、名号为“风篁”的琴。勉之曾告诉我说：“从前我以进士身份在乡里参加选举，进入京师等待礼部考试；后来科举考试中途被革除，不能举行，我正流离彷徨，因而得以同与我一同出身、以师本为字的人每日交游，于是借用我的风篁琴，让它鸣奏出我心中的不平。不久我长期徘徊困顿，始终没有成就，师本于是停止弹奏风篁，把它赠给我，让我回到南方。这就是风篁寄托在我这里的详细缘由。从此以后，我没有一天不和风篁在一起，对于师本的情谊和友爱也一直眷恋不忘。师本特别雅好古物，家里有许多琴，最初是在破败废弃之物中得到风篁的；得到后便擦拭整理，使它显露光彩，等到把它送给我，又替它寄托形貌于图画之中，装入囊袋。我得到它后，又亲自取出它的琴龈、岳山、徽、轸，亲手加以装饰。这就是风篁没有最终像寻常物品一样废弃的缘故。我心里私下想到，我漂泊游学、寄居族外，得到风篁帮助的事情不能默默无闻，而师本绘制图画的功劳更不能使它被遮蔽而不显彰，所以曾经凭这幅图向世间声望显贵、文章华美的人求取文字，让他们写成铭、诗、操、引、辞、歌、行，系在图的左边，使它光辉灿烂、声势显赫，震动激越、铿锵有力，希望把它长久流传下去。这就是风篁要等待我来使它增光的地方。您的文章将可以让后来的人相信，请您为我记述这幅图来张扬它。”我想，万物没有比金石更长久的；那些以名钟宝磬为凭借，因古代流传而著录在简册中的事物，几乎好像不会消失。然而经历长久岁月之后，也有可能消散尽失而泯灭，那么这张琴化为尘土灰烬，仍有一天会出现这种不可预料的结果，更何况图画并不是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呢？不过如今用来表彰风篁琴的美辞巨笔，既多又丰富，那么风篁的名声一定能依附这些文字传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芳美。风篁只是一张微小的琴，得到寄托尚且如此；何况天下的士人彰明自己的道义，得到大贤君子作为归依，那么他们能够流传久远而成就宏大，哪里可以估量呢？《琴所记》歙县以西，有名为松萝、天宝的山，环抱休宁而成为它的依靠，山势盘旋绵延，好像俯伏着而不奋起。远远望去便知道山下应当有隐居的君子。我在休宁任官很久，认识县人孙道坚。人们说，道坚从壮年起就已经断绝了对荣华权势的念头，只是忧勤恳切地同乡里的善人交往。他平生雅好弹琴，有一张琴，名叫“风雷”，非常喜爱。于是另在家中空地建屋，作为存放琴的房间，命名为“琴所”。那里幽深静僻，人们很少知道它的所在。外地客人到来，必须从曲折狭窄的小巷进入。来到门前，只见怪石、盘松、古梅、秀竹以及各种草木花卉交错排列。推门进入，只见图书整齐严肃，彝器奇异古雅，几案和手杖雅致朴实，直到日常穿用的物品和器具中值得珍爱把玩的，也都具备。独独称为“琴所”，是因为道坚的爱好在琴，所以尊重琴。尊重它而不敢轻慢，必定要使琴专有自己的处所，于是直接用“琴”来命名它。美好的时节、优胜的日子，道坚有时跟随宾客朋友出游郊野，便让童子抱琴随行，在松萝、天宝山间徜徉；遇到清幽开阔的地方，一定端正坐下弹奏一曲，怡然自得，不知道天色已经晚了。回来后就把琴重新放回琴所，然后才休息，从未让琴有一天离开它的处所。因此道坚凭爱琴而在休宁县著名。道坚偶尔曾邀请我到他的琴所观看。我回头说：“琴所真快乐啊！从今以后，我才知道松萝、天宝山下还有能在这里享乐的人。”人没有谁没有爱好；爱好不专一，就不能得到快乐；不能得到快乐，名声就不足以流传无穷。如今道坚不羡慕外在事物，而专心爱琴，因为能使琴居于自己的处所而从中得到快乐，这同隐居君子的情趣相合。他的名声将同山川一样长久流传，这并不是夸张。于是他的儿子绍宗、子绍请我作记，我便说：“自古以来，高山大岳一定有列仙奇士同它相配。道坚的快乐如果不会被忘记，那么从今以后说休宁县有能够配得上松萝、天宝山的隐君子，难道不是道坚这个人吗？”写下这些话，以记于《琴所》。《尚友斋记》有一天，我辅佐休宁县政务，寻求县中贤能的人，得到几位君子。其中一位是余君子韶。我观察他的威仪言论，觉得他大概不是同当世那些平庸浅近之士混杂的人。进一步考察他，他的志向超拔，操守坚固，志趣高远，思虑深沉，学问专一而明达，行为端正而洁净，器量宏大而通达。我本来就疑心他从长期渐染熏陶的习惯中得到的修养，纯粹都是出于正道。我以宾客之礼礼待他，很久以后，仍未曾窥见他同什么人交游。偶然听乡里人对别人谈起他，说他落落寡合，所往来的一定选择胜过自己的人，因此长久居住在一室之中，诵诗读书，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尚友”。这以后我感叹说：“唉！世上哪里有不凭借朋友而成就德行的人？何况子韶所交的朋友，又超越了数千百年以前的人，那么他的贤能超过常人，不也是有原因的吗？”余氏是休宁的大族，从前一门之中宾客兴盛，车马冠盖相望。到了子韶，专心致力于修养，诚心仰慕古人的道德，慨然想树立自己的见识，认为一个乡、一个国家乃至天下的善士，都不足以满足自己的心愿，只是寻求古代那些值得敬重、可以效法的人来同他们交友。这就是子韶之所以卓然自立、在诸位君子之间显露自身的原因；人人都认为他贤能，认为无法赶上他。然而我听说，帮助扶持他人的人不抛弃小的善行，接受箴言规劝的人不遗漏地位卑微的人。如今子韶只选择古人作为朋友；可是天下士人如此众多，难道其中就没有可以结交的人吗？我于是对子韶说：“孔子说过：‘我不和这些人同类的人交往，又和谁交往呢？’可见这些人是不能拒绝的，已经很明白了。况且今人未必都不如古人，也有可以成为子韶朋友的人，我希望子韶也同他们交友。”子韶认为这话正确，请我作记。我离开休宁以后，才有机会叙述这件事，于是为他作记说：“尚友斋，是子韶氏长久居住的地方。子韶居住在这间斋室，以古人为友，并且等待天下那些可以成为子韶朋友的人。”

译《顺斋记》江水发源于岷山、峨眉山，向东流到牛渚，长达将近万里。牛渚山上，黎氏世代居住在那里。黎氏中杰出的人仲和，把自己燕居的屋室命名为“顺斋”。天下最顺畅的东西，只有水是这样。大江的水流从瞿唐峡、滟滪堆流下，奔放到吴楚交界处，几乎一天就能流行千里，浩浩荡荡，谁能抵挡呢？君子观察它，把它作为德行的准则，一定会思考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德行像水一样顺畅。仲和家临近大江，大概因为常常看见江水一日千里的情状。我本来就知道他为斋室命名的意义正在这里。当初，仲和的父亲善卿建堂奉养老母，题名为“怡寿”，又同他的弟弟共同分用一份财产居住，兄弟友爱极其深厚。仲和的孝顺友爱更加突出，黎氏的家法实在是有源流的。自从仲和早晚居处于顺斋之中，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声誉日益增长。君子说：人的顺德，没有比孝悌更大的。从黎氏家族可以看出这一点，然后知道这个名称与实际情形相称。如今仲和正准备在当世开始做官，并且能够同世上的大人君子交游；已经有人为仲和推明顺德至高的意义而劝进他。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对仲和没有什么可发挥的，只因同仲和交往已久，知道黎氏一门对于百行之首始终情意恳切，所以取他从水中得到的观感来作记，以说明仲和把“顺”作为志意是有来由的。《佩玉斋类稿》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佩玉斋类稿》卷二 元　杨翮撰 记 《静斋记》以“静”命名斋室的，是东鲁孔肃夫收藏修养的地方。士大夫整理一间屋子作为藏书修学的场所，早晚居住其中，淡泊地同它相忘，这样也就可以了；但还一定要给它题写名称，是为了铭记它。铭记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志向。肃夫的父亲上元君，在金渊北岸有别业。肃夫又在它旁边，近处建造了几间屋子作为这间斋室，于是图书、彝器都陈列其中，他凝神安坐。斋室命名后，他请我作记，并且说：“我曾经看见天下的人忙于纷乱纠葛、争斗奔逐的场所，鸡鸣就起床，日落还不休息。他们的身体这样被外物夺去，那么他们的内心该是怎样扰乱呢？我本来就厌恶这种生活，想要停止奔驰争竞来使身体安逸，守持湛然寂静来使精神安宁。所以我建造这座斋室，就是要处在闲旷之地而避开喧嚣，屏除交游应酬的亵慢，断绝应对接待的烦劳，希望整个世间一群群奔走追逐的人，都不能役使我的身体，使我的心能够专一。这样，我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我听说圣贤之所以求学，没有静定就无法作为资助。肃夫大概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吧？肃夫承继丰厚繁盛的家业，生来享有华美服饰、肥甘厚味的供奉，而他的志向却是这样，难道不可以称为贤者吗？我观察富贵人家，子弟如果不是严肃敬畏父兄的教诲，大概没有不放纵嗜欲、狂妄而不加检束的；他们挥丸走猎，尽情享受犬马之乐，结交轻薄侠客，携带歌伎，在街巷中纵横驰骋，沉醉高歌、长日歌舞，把终日游乐当作快乐。肃夫却不这样，反而淡泊安静，长久保持像寒门素士那样的习惯，整年累月埋头不息，把圣贤求学之道作为自我铭记，他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从前成汤的子孙，传了五十三世而出了孔子。孔子年轻时，孟僖子嘱咐自己的儿子说：“你是圣人的后代，一定要前去学习礼。”那么，作为孔子的后代，本来就可以成为齐地士人中的表率；而要成为世上杰出的学者，也一定要从这里考察。记道：“肃夫生在昌明盛大的时代，沐浴太平的恩泽，当时不必俯仰奔走。上元君年过八十，也只是以安静怡悦自己的寿命。因此肃夫能够安闲舒适、从容恬淡，而用来专一内心的东西，不会被外物夺走。人人都认为这是不可企及的。” 《素香亭记》东鲁人孔肃夫已经在防山南面营建了别墅，建造自然亭来览观防山，又在亭旁筑亭，近取各种花卉中朴素而芳香的，杂植在亭子四周，命名为“素香”，请我写记。我想，草木的花生长在天地之间，种类有万千不同，然而往往色彩浓艳的，香气滋味总是淡薄。与其喜爱那奢靡华丽的景观，哪里比得上寻求芳香浓郁的花呢？通达的人啊！从花卉中取用素香，实在很好。不过，肃夫的志趣又另有所寄托。士人所作所为，常常希望与正人君子相处，实在是因为那明洁而纯粹的，是品格上值得尊崇的；那馥郁而芬芳的，是德性上值得亲近的。因此，交友的道理，重视质朴而不重视文饰，重视德性而不重视容色。肃夫的志向，大概就在这里，而把意思寄托在草木花卉上，只是取其相近罢了。我了解了这个意思，于是为他论述编次并写下这篇记。至于亭子建成的年月，以及梁、柱、栏杆、窗户的形制，都不是题名意义所关涉的，所以不记载。《含山县题名记》长淮以南，在宋朝末年是屏蔽江左的地方，成为战争争夺、抵御的疆场。每到近年防备秋季战事时，官吏百姓清理田野，连安宁居处都无暇顾及。因此井邑骚乱，因袭简陋，完全没有富庶完美的景象。如今归附天朝已经七十年，太平日子长久，人口繁衍，田地开垦，商旅云集，比起从前已经兴盛得多了。和州的含山县，处在淮甸东西交界之处，大概是古代龙亢之地。自从版图归入职方氏掌管以来，几乎可以与壮县相提并论。然而县署过去一直没有题名碑刻，致使县令官的更替去来、任职年月长短，茫然无法考察。即使有鲁恭、卓茂那样的贤能之人，又从哪里使他们的名声流传下来呢？后世只听到一人，岂不是缺憾吗？至正二年秋九月，东平王君文播以儒林郎的身份来任县令，与监县卞君居仁志同道合、同心协力，协调上下关系。不到一年，惠政教化大为推行，治理的成绩显著明白。县中父老共同商议，想在通衢树立碑石，称颂他的德行美政。最终因为法令不允许，暂且停止。于是县中的僚吏顺应百姓的意愿，想满足他们的心情，便取县中官员的姓名表列在石上。从王君开始，凡是监县、主簿、县尉，以及与王君共事的人，都把姓名刻写上去，并且空出左边的位置，使后来继任的人能够接续书写。他们请我为此作记，所以我得以论述编次这件事。至于王君的善政和特殊功绩，虽然不能全部写出，后世之人也将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忘记他的遗爱，必定会指着碑说：“这是贤能的县大夫啊。”本来就应该首先记载他。

译《帘外官题名记》至正四年甲申年，正值宾兴之年，江西行省遵照既定制度，把文书下达到所属州郡，选举通晓经术、修养有成的士人，全部聚集到南昌，在秋闱考试才艺。考试前，命使者带着礼物币帛奔走四方，聘请校阅文章的官员。后来大家又认为，帘外列职的官员，如果不借助那些既有官职、又有才学品行的君子来分别担任，便无法符合明诏尊重文教的意旨。于是与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的官员共同集议，选定人选，又像先前一样，派使者到他们居所恭敬邀请，并根据路途远近确定日期：近处用驿站船只，远处用驿站车骑。发布文书招致他们，没有不合乎礼节的。到了八月十八日，群贤全部到来，共有十三人，省府属官又有四人。这一天，和省、宪两府以及校文官员在至公堂举行盛大宴会。于是幕府员外郎王公举杯，向十七位官员致意，把省府文牒交给他们，使他们专门担任各自的职务。第二天进入考院，各自占据所署的处所；奔走听令、呵喝警卫的人，帷帐、褥席、几案、坐席等器具，笔墨纸札、器用、膏油蜡烛等物，粮食、肉类、饮食、汤茶、酒、乳酪、菜肴等供应，各自遵循旧例，全部极为丰盛完备。因此诸位君子能够尽心办理职务，思虑和精神上的劳累，也没有谁有所厌倦畏惧。宾主之间的礼道，大概都尽到了。当时我也忝列其中，主持糊名。九月初一，列署事务办完的人，都依次出院。只有我和主持交换文书的封川县尹沃哷君仲弘、临川县尹严君仲芳，直到十六日，拆封揭晓姓名、慰劳宴饮的礼仪结束后，才得以离开。大概我们三人相处最久，在考试事务上始终共同参与。严大夫回头对我说：“帘外列职，是为了防止私下串通，保证公开考选的办法；它的功劳大概不在监临官之下，可以说是关键而且重要的职务。我们这些来自东西南北的人，共同参与这一文教盛事，难道是偶然的吗？”我将把十七人的官爵姓名全部列出，刻在临川山房的石上，希望我们同党的子孙后代能够在将来世代保持友好。为什么要写记呢？所以为此作记。《有融斋记》从前我陪坐在君子身旁，君子把《烝民》诗告诉我，又用《既醉》这篇《雅》诗来申说。间或他惆怅地叹息说：“时代的偷薄，实在太厉害了！喜爱德行的人不能被人看见，我将向谁归罪呢？”我听说上古有融氏的时代，国家清明而安宁，风俗和谐而平正，百姓无论强弱、幼老，都没有不以仁义为嗜好、以此自得其乐，以忠信为荣的。所以诗人推崇他的高明，说喜爱德行的人大多从这里得到征验。他的歌辞说：“伟大的德行多么光明啊，还有谁能这样说？它可以与之相比啊。伟大的德行多么美好啊，还有谁能这样说？它可以被舍弃吗？只有金玉等余下的珍宝啊，我只喜爱这一点。这一点喜爱啊。唉，我将把这条道路告诉你。”这首歌体现了有融氏的遗风。我记住了这些话，后世若有人重新恢复这种道路，时代大概可以再听到这种盛美的声音吧？我接受教诲并牢记在心已经多年，近日来游览建业秦淮水上，看见身穿衣冠、佩戴玉饰的人，隐约出现在狭窄的街道，迟缓地居住在简陋房屋中，却显得充实自得。我到他的居所，看见他安排宾客座次的地方，悬挂着“有融”的名称。于是我仰头叹道：“唉！有融氏的时代已经遥远了，取这个名称的人，大概有追慕高明之世的思想吧？”自从三代衰落以来，真淳日益流失，淳朴日益雕琢而变得虚伪，百姓所崇尚的，大多反而违背常道。仲尼大概曾为此感伤，所以说：“我还没有见过像喜爱美色那样喜爱德行的人。”田辟疆有三种喜好，都把它告诉了子舆氏，唯独没有提到德行。寻求喜爱德行的人，即使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也已经很少了，又有谁说这个时代会有这样的人呢？喜爱这个名称，就会仰慕它的遗风；仰慕它的遗风，就会恢复它的道路。世间若有喜爱德行的人，难道不会在这里吗？我既然诵读了这些话，于是为他叙述所听闻的事情，以此等待后来的人。《长宜轩记》我近来在寝室后面修理了一间轩，居住在里面，四时早晚没有不适宜的，于是题名为“长宜”。三代、秦、汉时期，钟、鼎、盘、盂，尊、罍、卮、匜，爵、镫、觚、盉，敦、彝等器物上，铭文写着“长宜子孙”“富贵长宜”的，往往都有，是说可以长久而不衰败。难道这本来就能作用于我吗？适宜果真可以长久而不衰败吗？那么我将思考自己凭什么能够适宜于世；如果确实与世相宜，我的道大概就可以长久而不衰败了。《请雨记》礼制中有雩祭和禜祭，都是为旱灾举行的祭祀。后世开始采用方士祈祷祭祀，大概从汉代就是这样了。汉代《艺文志》中有《请雨止雨》一书，如今这部书虽然散佚了，但大概不能说它不存在。我任休宁县主簿的第二年，夏季六月没有下雨，一直到秋季七月，禾苗将要枯槁，于是辅佐县尹唐侯，率领僚吏遍祭群祀，又把各路神灵大规模集中到芝山祠宇，禁止市场店铺出售鱼肉，召集老氏之徒主持修设醮仪，命令学习佛教的人也召集同伴前来协助，每天宣读梵文、诵经来相助。于是清除东山之上的场地，请方士吴汝霖主持，用他的法术、符箓和檄文，告请上下神祇以及能够兴云降雨的山川之神；又派父老拿着朱书铁券到富郎潭取水，全县官吏、士人和百姓到郊外迎接，引导水流到坛所。又派官吏依照富郎潭的仪式到另一潭取水。拜谒潭水刚刚到达，云气油然而起，四面聚合，雨从西北方降下。这一夜雷电轰鸣震荡，雨水更加充沛地倾注在四境之内，滋润充足而且均匀。第二天举行醮仪致谢后才归去，群祀的神灵解除市场禁令，在坛上用牲畜祭祀，以答谢神灵的恩赐。于是旱灾没有成为灾害，这一年获得大丰收。从这月乙巳日开始到醮谢结束，共八天，大家都斋戒洁净地办理此事，没有谁不具备这些条件。官僚吏员停发俸禄，县中书佐和百姓中承担税役的人捐钱补充费用，征收的官吏也参与其中。唉，时代有古今之别，废弃后不能恢复的，难道只有雩祭和禜祭吗？写下此事告诉后来的人，用来附会祠祷的意义，作为请雨的旧例。

译《静学斋记》临海人陈临把自己藏书修业的书斋命名为“静学”。不久前他曾请春官泰氏为他篆写匾额，间或又请我作记，并且说：“我近年来常常防备四方奔走，没有安宁的时候。那些纷乱的外物，全都能够扰动我的内心。我担心自己用来增进学问的心志，大概会散漫而不能专一，所以把书斋命名为‘静学’。我大概将要幽居潜修、旷然独处，完全不让外物接触我的身心，这样大概就可以安定心意、专一志向，把全部力量投入学业了。”缙绅先生怜悯我的笃实，想用来勉励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于是作箴语告诉我说：“人参与天地之间，微小得像细尘；纷纷芸芸的万物混杂胶结、扰乱不已，交相奔逐在眼前，谁能阻止它扰乱我？君子善于学习，唯独以宁静为主。对于宁静不加谋求，凭什么恢复本性？小人作此箴言，希望还能警醒掌管听觉的心。”箴言是这样，我又担心忽然忘记它，你还是替我作一篇记吧。我认为陈临做得很好。陈临用此题名，正如从前诸葛孔明亲自耕作于南阳，只是从未有意于天下，所以能够成就辅佐帝王的才干。他说：“学习必须宁静，才干必须从学习中得到。”又说：“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不宁静就无法成就学业。”孔明去世到现在将近千年，而这些话陈临却能认识到。陈临果真想要完全实行这些话吗？我来替陈临说明这一点。君子之所以能专心于学业，始终只在于约束自己的内心，难道一定要强行抵御外物吗？平日闲暇时，把心收摄在这里，他的操守有要领而不偏执于一端，面对无穷的事物也能应付而不随之流转，那么我的宁静就会长久保持原样。那些只是逃到山巅水涯、寂静空旷的境地去的人，而内心的妄动又怎么能够保证不发生呢？还希望凭此成就学业吗？大概一定要达到静时也是静、动时也是静，然后学业才差不多能够成就。孔明所说的并不超出这个道理。陈临清正谨慎而贤能，能够守住祖先的事业，他大概将要完全实践这些话了。《清可轩记》蕲春张氏居住在宣地，是当地的大族，从故某部尚书以下，到长宁同知，已将近四代，世代承袭公侯的尊贵，又享有簪绂的荣华。因此，他们所居宅第的优美，在这个地方数一数二。近年来，他家的贤公子彦恭，已经收复祖先旧有、后来沦入邻境的土地，于是在旧宅旁边建造新居，与旧宅相互媲美。又在新居前面开凿方池，引来流水注入其中，并在池水转弯处另辟小轩，每天和宾客、士大夫在其中饮酒吟咏。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感到快乐而忘记离去。于是彦恭想得到一个适合此处的美名为轩命名，营造筹划、谋议了很久仍未想出。一天夜里坐着小睡，梦见一个身穿衣冠、佩戴玉饰的人，走到他的轩中对他说：“你在这里的快乐，若不是水，是什么造成的呢？水以清为贵，正因为清澈所以令人快乐。你何不把这轩命名为‘清可’呢？”醒来后他很高兴，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曾经交游的人，大家无不一致赞同，认为这个名称很恰当，于是便用它命名。彦恭托他的表兄魏然明到海阳访问我，向我叙述这件事，请我为它写文。我过去在宣地居住很久，一听然明说起彦恭所创建的地方，虽然还没能到达那里，却已经赞赏它，能够悠然想见其景，而且喜爱这个轩名的意义与《孺子歌》相合，于是用隶书和古文写下它，又为他作《濯缨歌》说：“洗涤帽带是什么缘故啊，快乐得无法承受。” “用污垢来洗雪啊，我心中真正感到快乐。水面相连的波纹，清澈得不能用浊物玷污啊，为什么不能用它来洗涤帽带呢？它若不清澈啊，我还在这里洗我的帽带吗？有什么可疑惑的？”然明对我说：“歌词很雅正。”于是请我作记。我想，彦恭的志趣高远极了；他开凿这个池、建造这个轩，难道只是为了居处的快乐吗？也是要在这里观察、反省，以辅助自己的德性罢了。彦恭登名仕籍已经多年，何况正值家族气运兴盛，将来飞腾显达，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假使他掌握官府政务的权力，担负治理百姓的重任，又能持守清廉的操行，确实像这水一样清澈，岂不是很好吗？这足以作为他的鉴戒。写下这些话留给彦恭，让他刻在池边。《风雷雨师坛记》【代作】至正五年春，祈门县新建风雷雨师坛。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而现在才新建呢？过去没有、现在才有，所以称为“新作”。谁建造的呢？是现在的监县衮通君的力量。衮通君来县任监县，担心本县没有坛来承奉风神、雷神和雨神的祭祀，于是建造了它。为什么要建造呢？因为礼制规定应当有，所以不能不建。建造它，是合乎礼的。国家祭祀风雷雨师的制度写在明文法令中，守土官吏没有谁敢不奉行。从京师直到遥远偏僻的下域，连绵的城池、排列的县邑，哪一个没有为此建坛呢？在此以前，祈门因循简陋旧习，唯独没有建坛。祭祀时总是到老氏的宫观，名叫洞元观，在它门内清理土地作为祭祀场所，草率办事，不能专一而严肃，神灵不肯降临顾视，主持祭祀的人怎么能不感到警惕？内心有所歉疚，事情结束退去后，很快又遗忘，始终没有办法改变。衮通君刚到任，便向众人谋议说：“西门的社坛如今幸而修治有成，风雷雨师坛怎么可以拖延？我将立即筹划。”他命令属官和僚吏商议，按照大同原则考察适宜之处，找到一块属于官府的土地，在过去祭祀地点东边，地势端正、平整、高爽、宽阔，朝向北方而明亮，实在是神明幽深的居所。这里适合建坛。于是选择良辰吉日，铲除荒草污秽，工役一起兴作，筑得坚固，铺砌严密，方正隆起，不久便全部建成，在坛上立了三块神主牌位，分别写着“风”“雷”“雨”。四周环绕墙垣，并设置门锁。又从附近百姓中选择人家，免除其劳役，使他们常守此处，负责日常洒扫。这样，风雷雨师之神有了专门的祭坛，不再像从前那样了。这项工程完成而百姓却没有感到劳扰。于是县中的高年长者以及防边百姓、乡野男子共同歌唱道：“肃穆啊，专门的坛壝；庄严啊，神灵的居所。吉祥的风，甘美的雨，雷声轰轰；神灵的报答从天而降，没有什么会错失。这样的征兆是什么呢？年成丰盛，必定获得丰年；保佑我们、养活我们，这正是我县侯的仁慈贤能啊，愿把威名传闻出去，说它多么盛大！”这是百姓歌颂他们县侯。君子只要有志于百姓，就会向神灵请求恩赐；既然要向神灵请求恩赐，就会在祭坛上竭尽诚意。祭祀果真在这里用上了真情吗？这样尽心尽意，大概就可以使风雨按时而来，年年五谷丰登，百姓所得的福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是县侯的志愿。因此修建此坛，显明县侯有志于百姓；百姓歌颂他建坛，本来就是应当的。我名叫以威，是属官，亲自观察了这件事，谨慎写下刻辞，使后来的人知道建坛的起始。

译《广福院新田记》世上研究佛教的人，从别人那里得到哪怕一餐饭这样微小的施舍，就一定为施主颂扬、祈祷、祝告，使他在幽冥之中获得福祉，以表示不忘他的恩惠；这用来勉励施舍者不懈怠，也劝导后来的人无穷无尽地行善。所以天下人都深信这种说法，有时拿出数千金、数万金的财产，带来施舍给他们而不吝惜。听到这种风气的人又相互仿效，由此佛教徒居住、衣食的供养日益丰厚，用来传播他们的教法，使它长久而不衰。祈门县北面有佛教徒居住的地方，名为广福院。至正六年冬，住持广利袖中带着几份田契，奔赴休宁对我说：“这是我祈门监县衮通君买田供养我们徒众的契券。”广利请我详细叙述。起初，衮通君在祈门时，始终以严明治理，完全断绝私下请托，与全县士民都没有私交。公务之余，只独自和广利相伴于寂静之处，彼此友好。后来他的夫人石氏病逝，灵柩寄居官邸，未能运回安葬，于是在广福院的空地上择地暂厝。衮通君便把石氏平日积蓄的金珠宝玉、耳饰妆具以及曾经穿用的锦绮文绣等物，全部卖掉，又替他筹划劝导，得到若干缗钱，买下肥沃田地归给广福院，收租一百余石。从今以后，我们徒众的食物渐渐充足了。又担心我们徒众典守不常，使这些田地湮没失传，于是将把它刻在石上以流传久远，并且使后来享用这些田租的人知道他们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请您幸而为此作记。查《祈门志》，广福院旧时以“寿圣”为名。佛教徒的传记记载，广有谦禅师在歙州珠溪卓锡，开始创建寿圣院，事情发生在光化初年。继承其后的住持历代都有名望德行，到了利上人，便在至正二年重新修建，并把殿堂命名为“大雄”。到这时田租增加，供食丰裕，广福院日益走向兴盛，人们也更加觊觎它。当时我正任职休宁，休宁是邻县，所听到的传闻尤其可信。唉，这件事不只是施舍者贤德，利上人的勤劳努力也值得嘉许。他为人不只是戒律精严、专心，能够守持教法而不违背；至于敦厚诚实、急人之难，奔赴他人的危急，不怕赴汤蹈火，具有士君子交友的道义。他能从衮通君那里得到这些田地，大概不是偶然的。自从田地归入广福院三年间，上人来到休宁跋涉四五次，都是因为没有得到我的记文而不肯停止。我想，广福院原来就有田租，如今增加的只占十分之一，上人还这样诚恳地对待衮通君，实在足以作为…… 后来人的劝勉吧？然而，他不去追究那幽冥之事不可考察，却独独要求我撰写记载论述，致力于文字之间有足以凭证的东西，上人的见识更加宏大深远了。因此我详细记载增置田地的缘由，让人把田地的名称和数目刻在碑阴。

译《唐县尹生祠记》我辅佐休宁的第二年，五城镇有一位著姓黄正叟，以及他的宗族同党，已经建成县大夫唐侯的生祠，为唐侯报德，于是通过县中士人余镛字子韶请我作记。子韶向我详细叙述他们的话说：“如今大夫唐侯来治理这个县，大概是在前任县令到任一年多以后。他刚下车任职，就核查田税，确定民役，重修孔子庙学，建造丽谯楼，修筑候宾馆，早晚坐在官署办理文书，凡是县中首先应办的事务，没有不切实举措的。然而他约定与百姓相安无事；百姓有诉讼争斗，只把其中最为不良的人治罪，其余属于诬告构陷、妄加诋毁的，一概斥退不听。因此官府文牍简少安静，百姓得以安宁和谐。等到您到任时，案卷没有滞留，监狱羁押的人很少，追征催办和差役征调，全都符合规矩。您在这里辅佐县政之所以能够安然无事、不必大加施设，是因为唐侯已经独自承担了那些劳苦事务。自从唐侯任职数年以来，县政的善治无法全部叙述，因此全县百姓没有不承受唐侯恩德的，而他对我们诸黄的恩德尤其深厚。我们诸黄常常念念不忘地说：‘我们有应缴的赋税，唐侯不逼迫我们；我们有经商获利，唐侯不阻碍我们；我们有借贷关系，唐侯不扰乱我们。使我们的子弟父兄能够安居田里，除非公务，脚步从不踏入县衙，都是唐侯赐予的。难道我们能对唐侯无动于衷吗？’于是商议用什么方式来表示永不忘记唐侯，大家都认为只有终身侍奉唐侯，直到子孙后代也不改变，才差不多能够报答唐侯。于是共同出力在镇上修建唐侯生祠，在里面绘制唐侯的画像，与镇上的边民、乡野百姓一起恭敬严肃地奉祀，希望永远不坠。此前县民已经纷纷为唐侯建祠，祠堂在学校、僧寺以及民居乡里的，有时在祠中刻石，说明记载唐侯的意义；这些文章全都出自当世宗师和显达之人，也可以流传久远、作为信据。然而亲眼详细见证此事的，应该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我们诸黄因此趁生祠落成，恭敬地准备坚石，请求写文作记。”我赞赏他们的话恳切周至，而且看重他们的请求，不能推辞。查考唐侯名棣，字子华，吴兴人，以茂才异等起家，后来天下都听闻他的名声。至正五年春，以承务郎任现职。他容貌温和恭谨，像一位儒者，却能坚定执着、有所作为而神色严正，从不畏惧强暴之人，所以没有谁敢侵犯他，县政因此得以成功。县民最初把田地转入他户名下，却不能免除原来的税，于是很多人逃往四方；等到唐侯重新核定税籍，逃民又回来。凡是乘船从钱塘溯流到县境，不到十天，百姓购买食盐便可在钱塘仓进行，十分便利。不久盐司改变法令，把文书下达到郡中，命令百姓食用东坝仓储藏的盐。县城距离东坝很远，陆路运输艰难，百姓为此困苦。唐侯为此争辩不止，最终使百姓免于购买东坝盐。东坝通往全郡的事务都依赖他。过去县中有榷茶司，差役借机侵扰百姓，危害很大。唐侯治理他们，丝毫不宽贷；那个官署因此受到侵害。唐侯能够与之抗争，后来该官任满更替，依法应当逮捕。唐侯却把这件事置之不问，众人都感激佩服唐侯的恩德，从此不再扰害百姓。至正七年夏季不下雨，一直到秋季七月，唐侯为此忧虑，于是每天向神灵祈求，甘雨应祷而降，旱灾没有成为灾害。详情写在《请雨记》中。百姓拥戴唐侯，大多就是因为这些事。我和唐侯是同僚，确实亲眼看见这些事情；然而对于百姓请求作记一事，我又深有感触。从前晋代羊叔子拥有当世显赫的功勋事业，却担心自己的名声不能流传，于是亲自把功绩刻在石上。又担心时代更替、命运改变，山陵谷地或许会变迁，便在岘山山顶立一块，把另一块沉在汉水岸边。如今休宁百姓刻石来流传唐叔的名声，也不止一处。与羊叔子亲自所作的相比，哪里逊色呢？宋代张方平在益州，能够使蜀人安定而没有扰乱，百姓只在净居寺留下他的画像；那么在辖境内处处建祠，难道不正是从今天休宁开始的吗？从这件事来看，唐侯的行为政绩就可以看见了。我听说祠中供有唐侯的画像，穿着朝服，端正庄严，经过的人没有不瞻仰敬重的，所以特意详细记载这些事情，使往来道路上的公卿大夫士人观看它时有所感触。《主簿题名记》休宁在新安是一个县，土地赋税范围广大，人口多少大概和歙县相当。自从版图归入本朝、由职方掌管以来，凡是担任此县官员的，连同正职和副职，大概将近百人。其中有离任后通达显贵的，但题名碑却缺失了，于是没有办法考察他们。至正六年春天，我开始充任主簿，于是感叹说：“主簿这个职秩虽然低微，难道可以忽视吗？如今休宁主簿这一职位自元朝兴起以来，与监县、县令一样，都没有在一块石头上留下姓名。难道过去来任此官的人因循旧习，认为事情有所不及吗？还是只求尽心办理职务，其他事情都不顾，因此没有办理这件事吗？有了姓名，之后才能考察他的政绩；姓名不能流传，那么即使他的政绩卓然可称，我担心久而久之也会迅速湮没。于是命人砍取石材，立在县衙，让从今以后来任主簿的人都把名字刻在上面。主簿是县令的辅佐，地位很低，不能和监县、县令相等；如果使他的姓名有幸不被湮没，那么那些值得称道的事情也差不多可以与姓名一同留存。有人离任后有一天登上显要职位、建立功勋，人们一定会指着他说：‘他曾经长期停留在这里任职啊！’现在就是这样。百姓从此将相互带动而不敢怠慢；百姓不敢怠慢，任此官的人也会更加受到劝勉而不懈怠罢了。所以特意在石额上大书：“主簿题名”，从我开始，也始于我。《佩玉斋类稿》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佩玉斋类稿》卷三 元，杨翮撰 序

译《送韩廷玉入燕序》人有这样的技艺，难的不在施展，而常常苦于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所以郢人挥动斧头、庖丁解牛，都是把心中领会的东西运用到手上。凡是从老师那里学习并化为自己的东西，一旦施展出来让人看见，看见的人都会惊叹，仿佛鬼神。那是因为用心精细，深入微妙奥秘，达到自身才能的极致，因此施展到外部时，不需要再费多余力气。然而屠龙的技艺并不是不奇异，学成之后道路反而更加困窘。齐门的琴技也确实精巧，但有人不喜欢，就不能保证它一定受到喜爱。技艺即使达到极致，又能把不幸怎样呢？儒者学习写文章，大概也有达到极高技巧的。只是当时世俗的爱好崇尚各不相同，不过是不幸罢了。自己所信任的长处，恰好与当时世俗所不喜欢的相合，于是抱持自己的长处，茫然无措，没有人使用它，这种情况常常有之。那么积聚郁闷已久，突然能够显露自己的才能，不是幸运吗？北方的学者韩廷玉，在南方求学，贤能而且多才。他作诗、写古文，完全掌握事物的情态；至于节奏音律，协调而不乖戾。天地之间，舒展的、惨切的、平常的、奇怪的、和谐适宜的、受到压抑而不能伸张的、成功的、失败的，以及上下贯穿千万世而不可磨灭的光明俊伟之事，廷玉都能把握，并且全都寄寓在语言文章中来传给世人、流传后世。他文章的华美，有如锦绣织物的光彩；精妙处，有如雕琢镂刻的工巧；准确处，又不只是像逢蒙、养由基那样审慎坚实而且射中目标。他的技艺大概已经达到精巧的境界了。京师是他的故乡，几年前两次参加乡试，一次中举；又在礼部参加贡试，却没有考中。那时他的技艺还没有达到极致。后来他在江东宪府任职，有才巧却没有机会施展，不久便罢职，于是更加专心于自己的学问。对于当时世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没有时间计较；而他所居住的地方，是偏远的下等地区，没有大的兴作可以记载。距离朝廷很远，即使有盛大的德政事业，也不能亲眼看见其事，于是没有凭借来叙述。雅颂传播的，诗歌几乎就是所谓茫然无措、没有人使用的东西了。我和廷玉都寄居在这个地方，感情最为友善，而我也有志于学问。间或依据他的长处向他请教，他所能说出的，全都极尽规矩方圆之理；他尚不能说出的，大概也已经随着他的道一起进步了。如今廷玉又将赴乡试，而天子正在开设奎章，以延揽天下文学之士。廷玉前去，凭借自己卓绝技艺的余力，在有关官员那里考取名次，并把自己置身于诸公之间。我大概庆幸廷玉的长处将得到施展。因此他出行时，我内心不能不欣喜跃动。唉！有这样的技艺却没有施展的地方，是天命；有可以施展的地方却不能立即施展，是人为。廷玉，你大概不会对我这番话释然认同吗？不过我听古语说：“最大的技巧好像最笨拙。”廷玉如果确实相信这句话，那么他的技艺才算达到最大的境界。《送番阳彭伯诚序》士人对自身要求越厚重，他的学习就一定越深沉、宁静而专一，他的成就也往往越远大。有些人沉溺于文艺，见识者便认为他们没有达到远大目标的资质，确实是因为他们浮躁浅露，器量见识没有什么可观。所以能够达到远大成就的，非深沉宁静专一的人不能做到。当涂李君仲羽，是一位名师。他门下的高才弟子得到名师而侍奉他，大多都光彩显著、颖悟秀异，文采焕发，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唯独彭生伯诚尤其值得称异。他的容貌安静而忧惧，他的内心淡泊而宁静，诚恳质朴而不浮华，退处谋划而不自夸，大概不就是所谓深沉而静专的人吗？自从科举兴起而圣贤之学不再流传，士人作为事业，大多都致力于外在而忽略内在，粗疏地涉猎经术而不思考精微，矫揉虚假地违背行义而不讲伦理，也无不追逐华丽而不切合实际，夸张增饰以崇尚气概，把雄强夸耀当作高明，以绮丽辞藻覆盖内容，把轻率当作敏捷。推究其最终结果会怎样呢？那么士人要达到远大成就，确实一定要先具备器量和见识啊！如今从彭生这一类人中推求，哪里有器量见识像彭生这样的人呢？彭生是番人。但他的威仪、容貌和举止却不像番人。他跟随李君交游，求取道理尤其迫切。李君也推许称赞他，他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多。李君在当涂任职，不到一年，彭生又侍奉父母回到番地；他的同门以及曾经与他交游的人，都作言辞赠送给他，他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也很深厚。他将要回去时，我曾在李君的私塾见到他，他庄重而有仪容，凝神沉思，确实对自己要求很厚重。凭彭生这样的学习，难道不能成为取得远大成就的资质吗？况且番地是盛产先贤的地方，彭生回去后读他们的书，思考他们的为人，把他们的言语约束落实到自身，圣贤之学本来不在别处，那么彭生对自己的要求难道不会更加厚重吗？我和彭生并没有平素交往，是承李君的请求，所以写下这些话。

译《送钱生序》宣魏彦明以《春秋》学教授诸生，我和他谈论，问诸生中谁最优秀，他一定说钱生。问他的志向，便说：专心求学，不以羁旅寄居为忧；钻研文章技艺，不因清贫淡泊而厌倦；求取征验、建立成就，勤劳困苦也不能改变。像这样多么笃实。考察他的才能，便说：眼睛所接触的，能够认识而没有遗漏；心中所融会的，能够分析而没有错误；意念所达到的，能够发抒而没有困难。像这样多么俊秀。考察他的品行，便说：仪表文雅，却能以法度自守；言辞辩 eloquently， 却能以谨慎节制；才思敏捷，却能处之而不自夸。像这样多么有修养。后来又问他的年龄，便说：在诏令实行贡举的那一年，岁干的开头与析木相合，他就在那时出生。像这样多么年轻壮盛。我听了本来已经感到奇异。后来魏彦明和众人意见不合，排斥诋毁纷纷而来，支持他的人没有几个。那些学生本来都能不背弃他而离去，唯独钱生更加深厚地资助他，大力帮助他，对他的向往仰慕更加坚定。能够如此尊敬信任自己的老师，难怪唯独被他的老师称赞。起初，彦明在乡里求学，四境之内的人都带着束脩来敬奉他，而他的学业因此成就。等到他成为老师，旁郡邻县的才俊像云一样跟从他，于是学习《春秋》的人也因此大为振兴。钱生如果不是专心致力于《春秋》，他又怎么能够像这样从彦明那里得到学问呢？我实在深深为钱生感到奇异。不过，美好却不能依赖的是资质，流逝却不能错过的是时机。钱生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更加激励志向，使自己的品行和才能充实起来，将来难道不能凭《春秋》学招来四方俊杰，像彦明一样教导他们吗？现在他将到有关官府参加考试，前往自己的乡里，拜见父兄后出行，我当然不能不写这些话来激发他。如果由此安然地进入道的境界，那么我之所以认为钱生奇异的地方，又不只在这里罢了。钱生是桐川人，名治，字成夫。我是上元人杨翮。《送孙生若渊归南陵序》从前薛谭向秦青学习歌唱，还没有学完便要回去。秦青在郊外为他饯行，唱歌时声音震动树林，回声阻遏行云。薛谭于是返回继续学习，不敢再说回去了。薛谭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秦青难道不是做得过分了吗？不能把自己的学问达到的程度全部告诉弟子，和不知道自己的学问还没有达到程度便离开老师，这两种情况都不好。南陵人孙若渊跋涉百里从师求学，不满一年便要离开他。他的情形大概有些像薛谭，但不知道他的老师学问果真已经传尽了吗，还是没有传尽呢？看他的内心有所不足、不敢自满，那么他对于老师的学问一定会感到快乐而不厌倦，不断求取而不停止，不像轻率离开老师的人了。他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平时不修饰自己的教导，却在一天之内显露他的奇异，像秦青那样做，这也不是我的朋友所会做的。若渊归去，我固然要拿薛谭的事来告诫他，是担心有人把薛谭的事情类比于若渊；何况薛谭所学的是技艺，若渊所学的是道。道高于技艺，技艺可以学尽，而道不能穷尽。若渊难道不应当再回来，以成就自己的道吗？不要只因为急于离开老师而离去。《送张伯圭序》周朝末年，孔门弟子多出自东州，唯独以文学著称。能和卜子夏相提并论的，是言子游，实际出生在吴地。南方本来就是文明光明之地吗？后世气运下降之后，教化、政治、声名、文物的美盛，集中在南方；南方大概文质彬彬，几乎有邹鲁的盛况了。所以长江以东、浙江以西，像番地、吴地，特别在近畿之外的地区显著，学士大夫遍布世间，伟大人物代代兴起。于是诗书礼乐的泽被，在贤哲传承的余绪中绵延，在师友讲授之间昌盛。世上的君子没有不为此赞美感叹的。番地过去有双峰饶先生，兴起于宋朝末年，推明朱氏理性之学，在当时大为振兴，天下后世的士人都尊奉他。何况出生在他的乡里的人呢？我所见到的学者张伯圭，资质聪敏而志向笃实，能够远游四方，跟从儒林名师，这说明他的见识有超过常人的地方。问他的乡里，大概是番地。如今他将侍奉自己的老师在吴地任职，并在那里求学。道宣请我为他向宣地善于言说的人征求言辞。唉！我所听到的张氏遗泽已经很久远了。伯圭如果从此凭借饶先生所推明的学说，继续探求言子游所以能够得到圣人一体之道的缘由，那么知行并进的方法，以及学习道理、爱护他人的论说，都可以在自身实践并运用于世。对于事物的始末和纲要，应当不把它分割成两端而加以厘清；对于规模宏大的设施，也不应因为细小的枝节而废弃。防护和治理身心的性情，努力把学问施用于事业，这难道不是伯圭所应当致力的事情吗？伯圭生长在忠孝之家，又诚恳地把师友之间相互切磋规劝作为自己的事情。他日，他难道不会凭借《诗》《书》《礼》《乐》而显然地在南方显示自己吗？宣之中能言善辩的人，已经写了这篇文章来告诉他。我大概庆幸伯圭出生在番地而游学于吴地，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贤哲所出之地。所以写下这些话。《送胡性元诗序》离开乡里，经历多年时光，茫然奔走于四方，以求成就自己所要做的事业。那些人只是为了求取利益罢了；如果不是这样，就一定是为了做官进身、希求名声荣耀，才这样匆忙奔波。他们的志向也算专一了吧！如今从南昌向东走，渡过鄱阳湖，顺流而下经过长江，前往宛句一带，以日计算有十天，以里计算有数千里，这次游历十分遥远。这本来就是有志之士的作为，是努力自我砥砺的人所做的事。往年胡孟浩曾经走过这条路，跟随他的外兄甘先生求学，并寄居在施氏家中，学成后回去。过了一年，他的弟弟性元也像孟浩一样来到这里。君子们大概都认为他们是善于学习的人。学习常常担心见闻不广，见闻不广就不足以资助学习；而想要扩大见闻，方法固然很多，却没有比游历更好的。胡氏兄弟生长在长江以西，与先生同乡，却一定要艰苦勤劳地跋涉，十多天里走过数千里，到长江以东求学，经过很久才学成，大概正是为了在游历中扩大见闻吧。我曾到过施氏的居处，纵览那里明丽秀美、清润茂盛的山水，确实足以满足胡氏兄弟的求知愿望了。孟浩回去时，家君为他作了序。如今性元回去，为他的行程写诗相赠的人很多；我本来就赞美他志向专一而游历遥远，不以利禄为目的而以求学为目的，并且又是善于学习的人，难道能够不说几句话吗？性元回去后，应当赶快把这些话告诉他的各位弟弟。等到光生还没有回来时，后来的人又接踵而至、纷纷前来，那么施氏对于善于学习的人们，确实有很大的造就之功；而胡氏成才的子弟也已经很多了。

译《送成均赵存中还太学序》我起初不认识存中，如今从九江同船来到秦淮，相处十多天，完全了解了他的为人；他真是一位伟岸的儒者。考察他的家族根源，是河洛赵氏；祖父文简公，受到世皇的知遇，任翰林学士承旨；外祖父范公，因进策论事而获得官职，入儒馆，进入风宪之列，门第官位十分显赫。他的几个舅舅中有能论说时政、名声震动士大夫之间的人，我曾认识他。存中常常同我谈论天下大事，也娓娓不倦、善于谈说，很像他的舅舅。近来他在天子的太学中治习《诗经》《易经》，颇有声誉；六馆之中，至元丁丑年获准回江南省亲，却逢父亲去世，于是服丧。服丧期满后，将再次上京师完成学业。我认为成均的选举制度与科举同时实行，当时天下仍有人感叹遗失了人才。近年以来科举停止，而成均的制度还存在，于是居住在辟雍的人都可以希望显贵通达，而山林中的士人郁郁不得志、无所期待，更加令人感慨。议论应当出自学校，辟雍又是英俊人才聚集之地，前代史书所记载的伏阙上书进言的人代代都有，如今难道唯独在这里默默无言吗？《易经》说：“拔起茅草，根根相连，和同类一同出征吉祥。”大概士人能够一同进用，朝廷就会有更多贤才。《诗经》说：“人才众多，文王因此安宁。”大概朝廷贤才众多，天子就可以在上面端坐而无为治理了。这样看来，科举实行，难道只是士人的利益，实际上也是天下的利益。存中是善于进言的人，所以我在为他送别的序文中把这些话告诉他。《送能伯宣序》士人中有才华俊异的人，趁着年轻英发豪迈的气势，纵横驰骋于四方，一天之间便在当世显达，难道不是超然可羡吗？然而内心所蕴藏的东西不足以应付天下的实际需要，一经寻求便容易空虚，一经叩问便容易穷尽；有时还倚仗自己所恃的才华而轻蔑当世之人，最终陷于倾覆的，往往有这样的人。这就是外表华美而学力尚未达到，确实不可取啊！往年先君子从翰林词垣归来，南北士人多来跟随他游学。当时大梁的能伯宣也在这些人中，他谦逊克制地自处，大概是一个敦厚稳重的人。他的品行和文章都很有声誉，在人们心中的声望日益提高。不久他在乡试中中选，却被主管考试的官员黜退；凡是同伯宣交好的朋友，都忧闷而为他抱怨。然而有见识的人却因此替他高兴，说凭伯宣的才华俊异，如今反而受到压抑，这是上天用来成就他的器度的办法。等到科举制度废止，伯宣被御史推荐为学官，名字列在选任之中，又获得立即任用的机会，难道上天要在他日这样极力玉成他吗？如今他跟随尊府前往仪真赴任，泛舟秦淮，横渡长江而去。能够承欢于父母、共享天伦，难道只是游宦的光荣吗？这是人情共同愿望却未必能够得到的事，所以我们这些朋友都作诗赠送他。我认为伯宣所蕴藏的才学已经充实了；假使他的文章和品行更加兴盛，又不忘记谦逊自抑，那么他日后远大深厚的发展，大概是不可估量的。大概如今受到压抑的人，后来一定会昌盛；器度成就的人，将来一定会受到重用。等到他光彩显赫之时，人们称赞他，一定会说：“这是他的学力达到极高程度，并且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禀赋深厚坚固，所以应当如此；怎能把他同那些进取迅猛而退步很快、骤然兴盛而很快衰败的人相提并论呢？”我因为他曾经跟随先君子游学，于是为他写了这篇序。《送杨元清序》世人称说洛阳处在天下中央，它的土地得到阴阳调和之气；金陵在长江以东，山川风气尤其厚重。古人把它同洛阳相比，生长在那里的人，大多纯粹敦厚诚实，这固然是由于禀赋厚重所造成的。抚州前任太守、洛阳人杨公，往年在南台任职时，把家留在金陵。他的孙子宗训、字元清，是师古君的长子，确实出生在这里。他幼年时，秀美聪颖、才华超越常人；等到长大以后，说话不过分，行动也不逾越礼法，仪态端庄，成为杨氏贤良的子弟，他日一定会有很大成就，是不用占卜也能知道的。士大夫称赞他，都归因于他的禀赋，而我却认为这是由于他家世代德泽绵长，所以才能如此。杨氏的积累由来已久，历代以来清白的家风光耀古昔，那么昌盛显赫应当在后代实现。何况抚州公的文章和功业，在朝廷内外都显著于世，是有名的卿士；师古君继承发扬祖先的事业，从风宪起家，历任大府属官，都在当时树立了声誉，成为良吏。父祖教导子孙，往往是以自身作表率。元清能够成为贤者，大概又出于他家学的美善，难道能说全都只系于禀赋吗？至正五年秋，师古君以河东盐司赞幕之副职，被征召为江西行省属官。这时抚州公恰好因年老而辞官，居住在南昌。这年冬天，元清将从金陵奉母亲前往侍奉他的祖父和父亲，士大夫们应当作诗来表达此事。只有先君子同抚州公交好，而师古君也曾跟随先君子游学。我把抚州公看作叔父，把师古君看作兄长，对于元清的情况应当了解得很详细，于是首先写这篇序作为引子，告诉那些要作诗的士大夫，说明元清的贤能并不只是由于他的禀赋。

译《送刘建中归觐序》古代做老师和弟子的，有君臣之间的严肃，有父子之间的亲情，有朋友之间的情义。对于圣贤用来求学的事业，弟子有所询问，老师便告诉他；有所道路，老师便引导他；即便如此还认为不够，一定还要设法在左右扶助他、成就他。接受老师教诲的人，大概会到长久以后仍不忍离去，远隔之后也不能忘怀，这是当时求学者仰慕老师到了何等程度啊！君子教育人才，竟然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吗？等到这种道理已经废弃，弟子与老师之间没有终身的情谊，老师对待弟子也冷漠淡薄，不足以结交其心，我未尝不为此长叹。如今南行台御史、浚仪人杨公，懂得古代做老师的道理。他任职南台时，门人苻离人刘建中不远数千里，专程跟随他前来。杨公有时巡按所属州郡，不能同建中同行，便又把他托付给金陵的名师，使他不荒废学业。师生之间的情谊，可以说彼此都十分深厚了。因此对于建中侍奉杨公，我未尝不赞美他深厚地受到杨公的爱护，也未尝不感叹杨公情谊的厚重。建中跟随杨公在金陵已经很久，偶然将要回襄汉探望父母，于是有一天要远离老师，内心不能释然。我于是劝解他说：“士人跟随老师求学所要做的事，没有比侍奉父母更优先的了。”建中跟随杨公来到这里，在定时省视父母、问候寒暖这些礼节上，不是已经疏忽了吗？如今回去侍奉父母，也就是实践此前从老师那里学到的道理。建中回去见御史公，杨公也一定会反复详细地嘱咐他。建中如果确实遵循古代弟子的道理，能够不忘记老师，并且把老师所教的道理服膺而实行，那么无论在老师那里还是在父母那里都是一样的，又何必把远离老师放在心上呢？当时同建中交游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编在册页中，所以我得以为他作序，并把这些话写在篇首。《送唐伯庸序》吴兴人唐侯子华任休宁县令的第二年，朝廷依从他的请求，封赠他的父母及其夫人。诏命下达那天，他的侄子熙载、字伯庸恰好来到这里。侯既然拜受恩命，便到父庙告祭，随后大规模奏乐宴请宾客。当时我与侯是同僚，也在座中，因而认识了伯庸。我看到伯庸的禀赋纯粹，心中已经很惊异；等到看到他的学问和文辞书法之美，便对人说：“好啊，这是子华父的侄子！唐氏大概会昌盛吧？”众人都认为我的话说得对。不久，伯庸向侯请假，返回吴兴。同他交游的人，都作诗为他饯行。我实际上首先倡议此事，并且让作诗的人抄录他们的诗，合成一卷。我又为此作序。序文说：“吴兴独占吴地山水的秀美，从前赵翰林以书法名满天下，学士大夫都推崇谦让于他。子华父曾经游学于翰林公门下，凭诗画在江左显扬闻名。如今他的侄子继承子华父的事业，将来一定能够有所成就。吴兴确实独占山水的秀美，唐氏也值得称许啊！”伯庸年纪正当壮年，又正值家族兴盛之时，却仍然喜好学习而不停止，他这一门的昌盛是可以期待的。所以君子趁他归去，作诗来赞美他。诗说：“江南是多么秀美啊，把这些话告诉北方人吧：翠鸟在兰草的嫩梢间嬉戏。” 怎能抵得上这般美好的容色【其一】；各位父辈都系着官印和绶带，老翁老妇都接受封爵；正值盛年便遇到这样的恩荣，光彩荣耀实在非常可观【其二】。《送赵子章游江西序》我每当看到士大夫家族世代的变化，未尝不叹息感慨地说：“唉！盛衰变化的道理实在幽微啊！然而它们所以兴盛、建立或覆灭、坠落的原因，难道不是清楚明显地呈现出来了吗？”大概《诗》《书》《礼》《乐》，是古代君子用来达到昌盛融和、保持长久的途径。所以即使家境贫寒，只要能专心奉行这些道理，他的门第就应当逐渐隆盛；如果家世显赫而一旦抛弃它们，那么衰败很快就会到来。这是事理和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怎么可以不谨慎对待呢？过去士大夫的子孙，凭借祖宗富贵的余荫，把《诗》《书》《礼》《乐》看作迂腐空疏、不切实际，常常轻视抛弃而不去从事，因此颓败而日益衰落的家族前后相望，难道不可悲吗？我近来听说龙源赵氏在徽州休宁，家族庞大而繁盛，全家都敦厚仁爱、喜好义行，在休宁是望族，心中私下记住了这件事。等到我来此地任职，寻找他们家贤能的人，得到一个，名叫子章。这样看来，赵氏的德泽已经流传很远了。只有子章从小努力学习，诚恳地把《诗》《书》《礼》《乐》作为根本，不远数千里跟随名师游学，专心磨炼志向，每天讲习探求其中的要旨。偶尔回到乡里，县令唐侯以宾客之礼待他，把他列为上宾；他的同族亲党、兄弟子弟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住了不久，他又离开家乡向南游历豫章、临川，登门拜访荐绅先生，端正自己的学业，谋求继承先世之所以成为本邑望族的事业。大概赵氏数百年来《诗》《书》《礼》《乐》的传统，子章毅然以自身承担起来了。子章的志向也很伟大啊！有人说：“赵氏在龙源一支，从唐朝历经五代直到宋代，历来都有荣耀的名声；如今家族衰败还不久，子章竟然能够凭借《诗》《书》《礼》《乐》振兴他的宗族。赵氏突然重新兴盛起来，难道不就在此人身上吗？”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话告诉同子章交游的人，等待事实的验证。《佩玉斋类稿》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佩玉斋类稿》卷四 元代　杨翮　撰 序

译《送青阳县尹韩养直序》从前安阳韩忠献公是当时的名臣，世代谱牒所记载的高爵显官，代代相承、接连不断；他的门第之盛，可以说极为兴盛了！等到有一天时运改变、权势转移，他的子孙中做官的人，难道竟然寥寥无几，几乎没有人可见了吗？如今唯独养直君奉天子之命治理青阳县，人们都认为继承安阳之业的人大概就是他；而君对此却淡然处之，从未因此自命不凡，他的器量也很宏大。养直君起初从风宪官职起家，后来在藩镇任职，在岭海之间颇有声誉，那么治理百里之地的责任，确实不足以成为他的荣耀。然而官职没有卑贱之分，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学就是通达；施政无论远近，能够使百姓得到恩泽，即使历时长久仍会流传。何况君的治道在于以和乐宽厚之心施行平易的政务，近似史传所称的古代循吏；那么处在一个县的职位上治理百姓、教化风俗，确实很合适。况且青阳民风极其淳厚，那里又有九华山的胜景，君的志趣难道不会乐于在这里任职吗？适宜就会安心，安心就容易亲近百姓；快乐就会产生恩惠，有恩惠百姓就不会忘记。今后，君遗留在人们心中的恩爱，使青阳县像汉代桐乡那样，难道不是可以期待的吗？他出行时，士大夫都作诗来表达此意。只是君的家族与我的乡里有多年的关系，所以我把这件事看作他日衣锦还乡的荣耀，因而为他写下这篇序。《送孔进道宰星子序【并诗】》至正五年秋，星子县令孔君进道将要赴任，他的同宗、亲戚和旧友准备在溧水边为他饮酒饯行。我同君是亲戚，君对我最为厚待，因此我把这些话写在简牍上，告诉各位君子说：“我国家崇尚孔子的道统，凡是孔子后裔、出自我们圣人世系的人，超过二十岁，大都凭借言论才能被推荐录用；学校官员又充任求学者的老师，考核其年限，破格提升等级；即使远在地方，也不会超过十年，都能进入官员品秩，仕进的道路十分宽广。因此如今朝廷之上光耀显赫、台阁之间排列任职的人，常常有很多孔氏子孙。唯独进道君退让自守，不急切求取俸禄官位，年纪已经壮大，才凭文学起家，列名仕籍，近四十年才得到一个县令职位。大概君的兄弟都乐于居住在南方，不能一天舍弃乡里、亲戚和祖坟，远离家乡到朝廷谋取官位；因此君的二弟逊道如今正在绩溪任县令，而他的堂兄退之翁竟然奉上元县令之命退休养老。这几位的才干，比起别人又有什么逊色呢？只是他们的名位竟不过如此。治理百里之地的县令，确实哪里足以匹配君的德行呢？但君仍不认为县令卑微，反而以运用圣人的道理治理县中百姓为非常得意的事。君的志向难道不能说是贤明吗？”君所治理的县在南康，南康这个地方，从前朱子曾经担任过太守。讲论道学的地方离君所治理的县非常近。君将能够寻访朱子讲学的遗迹，进一步陶铸当地受其教化的风俗，使百姓相继说道：“我们的县令，是圣人的后裔；他能够教导我们百姓，我们一定恭敬地遵从县令的教令。”君的学问大概能够惠及百姓了吧？这足以成为我们同道之人的重大光荣，我们难道不应当想办法扩大他的行程声誉吗？恐怕不能停止。请允许我替各位君子首先倡议。诗说：“素王有贤能的后孙，最尊贵的在于德行和年齿；承受天子的爵命，系上绶带治理百里。南康连接湖江，所属县遥望星子；江右号称喧嚣纷扰，唯独这里淳厚美好。皇帝眷顾礼义风俗，选择县令烦劳治理；只有君承担这个职任，君的志向也正愿意并且喜悦。扬帆逆着大涛而上，巨舰载着图书史籍；宰牛的小刀刚刚磨利，姑且用来割鸡。抚恤百姓一定有许多闲暇，弦歌之声从今天开始；廉访之车考察政绩优劣，衡量鉴别如止水般清明。应当采录百姓的歌谣，移文上报风纪官。” 《送李检校入京诗序》江浙行省检校官李君允谦同休宁县令唐君子华有旧日交情。至正八年春，检校君任期届满将要上京师，于是县令从休宁作诗为他送行，并且率领我们同道中能作诗的人，唱和写成若干首，合为一卷，请我在卷首作序。我正好任休宁县丞，又因为往年有幸同检校君一起在浙江行省任职，实在不容推辞，于是拿起简册为他作序说：“士大夫所看重的古代交往之道，我是从圣人门徒那里听说的。他们认为赠人财物，不如赠人言语；然而言语如果只是涉及规劝，又哪里比得上敦厚真挚情感的深厚呢？从前检校君的先父都事公任归安县令时，县令以吴兴的俊彦身份深受知遇；因此检校君和县令结为布衣之交，将近四十年。如今两人相隔数百里，又将相别数千里，深厚的感情积聚起来，不能自已，于是表现为诗，情意拳拳。诗中叙述往日的契合，申说交游相从的欢乐，难道对于抒写文章，已经畅尽，还认为不够吗？于是又称述他承继并借助美好的家世，赞美他胸怀抱负、才德充实，编述他历年来声誉美好的经历。对于陈述的言辞，已经尽意，还认为不够吗？于是又进一步考察各种祥瑞，期望他踏着前人的光明显达；铺陈颂祷之辞，希望他成为治理朝廷的羽翼仪表；依据当时的义理，希望他成为百姓的福泽。这些对于期望的心意，哪里能胜过其中温厚真挚的情感呢？凡是这些，都可以看出古代的交往之道了。实在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同道朋友情谊的深厚啊！”

译《送王文播宰含山序》天下官吏中，与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没有比太守、县令更甚的了。他们的职责以养育安抚百姓为专任，因此在学习上最容易推行自己的志向，在施行政务上最容易流布恩惠；而在这些方面最接近百姓的，又没有比县令更甚的。古代那些循良、和乐宽厚的君子，大都由此施展才干，他们任官并不轻微而很重要，这是很明显的。然而当今的士大夫，往往谋求华贵职位、越级求取要职，常常轻视县令而不肯就任，也太糊涂了。东原人王文播由新安幕府佐掾转任江浙行省，任期届满后上京师；恰好他的故旧中有显贵之人参与中书省事务，掌握选用人物的权衡，文播本可攀附求取而立即获得高位。假使换作别人，那么品秩通显、仕途优美、光耀于朝廷之上的职位，伸手就可以取得；可是文播都放弃不要，只向知己请求，求得一个县来治理，想要施展自己平日蕴藏的才学，于是接受含山县令的任命回来，满面充实自得之色。以文播出身于有名望的门第，怀有儒学才能和事业，又有参议公作他的援助，他想求什么而不能得到？即使把铨曹最荣耀的名位，以及世人所羡慕的东西全部拿来诱惑他，文播又有什么可惭愧而不肯做的呢？如今文播舍弃那些职位，难道不是因为县令接近百姓，能够专门负责安抚教养，而循良宽厚之政更容易惠及百姓吗？这样看来，文播是真正懂得轻重的人；百姓难道不是幸运吗？不过，参议公正承担着天下的重望，今后一定会入任中台、掌握大政，必将援引文播，使他登上显要职位；那么文播在机密近侍之地陈述谋议、在远近传播声名功业，已经不远了，他难道能够长久困居一个县吗？我同文播确实一同在江浙任职，感情最为亲善；在他上任之日，我们陈列祖帐为他饯行，于是写下这篇序。《送御史梁公赴任江南行台诗并序》江东宪司经历梁公到任又过了一年，正是至顺初元。五月，诏令授任南台御史。当时我正居于升闻之地，台府各属官都说：“这人应当成为良御史。”他能够辅佐御史使者纠察、监督州郡中的污吏并罢免其职，揭发奸民诬妄控诉其县尉并依法惩办，谋划图画，极尽赈济救助之策，使数十万百姓因此得以不死；这样的人做了御史，一定会猛烈打击凶恶之徒，使他们荡然无遗，难道不会使那些贪婪而败坏官职的人侥幸逃脱吗？他一定会审察诬陷冤枉，不让刁顽奸诈的风俗蔓延，难道不会使那些治理百姓的长官战战兢兢、不能自保，即使无罪也担忧遭受冤屈吗？他一定会体恤百姓的隐情，沟通下情，难道不会使颠沛困顿的百姓不再因为剥削征敛而更加困苦，不幸填满沟壑、早于犬马而死吗？他确实应当成为良御史啊！唉，公的名声为什么这样得到人们的信任呢？公为人勤勉谨慎，品行高尚清正；每次出任承受长官差遣，虽然未曾严厉变色、抗言争辩，但人们没有不相信他的正直。入内奉养严亲，虽然未曾让父母享受列鼎而食、重褥铺垫，但人们没有不相信他的孝顺。在江东任职时，住在官署，居处不与百姓混杂，俸禄足以供给自己；奉养父母不向百姓索取；同僚属吏只是朋友，交往也不接触百姓；因此办理官事总是一概依循公道，虽然未曾穿破衣、乘瘦马，人们却没有不相信他的廉洁耿直。他的功业光明显著，声名传遍远近。近来使者正以镇静的方式治理州郡，对触犯者很少宽贷；公又以刚正明察辅佐他，州郡都战战兢兢地知道畏惧，不敢放纵贪婪残酷，所以江东百姓深深感念他的恩德。等听说这一任命时，大家既高兴公离开此地将要受到重用，又惋惜他离去，不能专门接受他的恩德。大家共同谋划怎样挽留公却没有办法。我认为公留在江东，只能使江东百姓感念他；离开去做南台御史，那么长江以南十道的百姓都将感念他，不只是江东。假使再升任中台御史，进言被听取、谏诤得以施行，那么天下将没有不感念他的人，又不只是长江以南十道而已。让天下人感念他，与让江东一道的百姓感念他相比，用这个来衡量那个，范围的广狭如何呢？况且往年成公宪甫也以这个官职离开，任西台御史，后来进入中台，能够胜任其职；不到七八年又任宪使，江东人至今还以此为荣。梁公年纪还很强健，那么今天的离去，又怎知他日不会成为成公那样的人呢？于是我请求公说：“公此行不要迟延，也不要辜负台府对您的期望。” 于是献上诗，诗辞说：古代设置宣歙观察使，皇帝派遣使节前来巡访、审理；谁是值得称赞的宾客？梁公就是这样的人。公对父母孝顺，恭敬谨慎地做臣子；本性温厚恭谨，操守特立高洁。于是践履官职，历任风纪之职。自公来到江东，年岁饥荒而又有兵乱，我们百姓困穷，公恰逢这样的时局。公有谋略，救济我们的民生疾苦，拯救陷于沟壑的人，军队不敢虐害。百姓追寻苦难得以解除的根源，感戴公的恩德，愿公的子孙既多且盛。公做了御史，逐步升登显要仕途，大家爱戴得无法止息。全都赞叹欢喜，公的声望一天比一天崇高啊！希望您还会回来，希望您还会回来，以慰藉我们百姓的思念。

译《送元太常序》大元统一天下，施行殷武之治，统辖治理万方，圣圣相承，礼乐文章日益彰明。到了仁宗皇帝，崇尚文学，于是高丽人元公到宫阙之下献赋，被提升为太常博士。英宗皇帝开始兴举盛大的典礼，当时大丞相曾经任礼官，入朝进言、出外谋划，于是修治卤簿仪仗，辅佐皇帝亲自祭享太庙；而元公实在受到大丞相的尊重礼遇，考订验证旧有典章，他的功劳居多。听说他的实绩文章显著，光耀于朝廷，九命之后又在江东执掌宪节。不久有诏令，晋升为太常院佥事，名号因而更加华贵显赫。周朝的礼制，把职事分别寄寓于六官，三百六十种属官都以礼职为名。到了秦汉，才开始设置奉常，专门掌管礼官，其任职极为重要。如今圣明的天子在上，赞助兴起礼乐，除了元公还能依靠谁呢？如今要使秦始皇的制度焕发光彩、灿烂辉煌，上配古代盛世，秦汉都不足以相比了。因此诏书已经颁布，天下听闻的人无不欣喜，应当有人宣扬他的美德，使之流传到后世。考察古代，在成周之时，申伯被分封到谢，樊侯在齐国筑城；当时的大雅君子，如尹吉甫之类，无不作诵诗来壮大他们的功业。这就是所谓《崧高》《烝民》之诗。如今元公作为观察风俗的使者，入朝成为奉常，他所承担的职事更加尊贵，怎么可以没有声歌来传布久远，成为士大夫们的缺憾呢？上元人杨翮因此拜手作颂。颂曰：光盛的三韩，四面环海而成一邦；宾客所赐的光明，秀美灵异之气广泛充盈，凝聚而生出伟杰，元公由此厚重地降生。公的德行，正直诚信、严肃庄重，没有人能够胜过。公所作《琼岛赋》说：只有万岁山和禁苑高高耸立；追溯最初，建立邦国、确定法度，显明著录经制；首先排列在宸扆之前，记载描写宫室；既而把它的壮丽推广到四方，登高远望所能达到的地方，讽谏文辞华美完备，洋洋浩浩，声势宏大；彰明显扬，激励奋发；编入简册而有条理，登载传入秘府，继承班固、司马迁的事业。皇帝说好，何不表彰成就功业的人？于是任命为博士，又升为执法官；攻击邪恶，举荐正直，外朝清明；历任卿曹，礼仪井然，音乐和谐，百姓安乐。作为使节的副职，廉访之车大为施展，从淮水到长江，巡视四方、察看风俗；长官奉行法令，全都受到廉平之风的感化；言行迅速，车马整肃，入朝觐见上京；说这是掌管礼制的官员，铭刻功德，承载着走向前路。九座宗庙和谐肃穆，按时举行冬祭；一唱八佾舞，考察稽核典章制度；普遍施及天下，按此将功绩加以叙录；四方承受教化，等待登临太平，没有不遵循法度的。我这个后学作诗诵扬，宣导赞美公的功烈，确实可以同尹吉甫相配。《送王照磨迁湖北序》从前我家君从闽海道宪司照磨调任江东，仍然担任原职，居住了五年。如今御史台都事秦君裕之实际接替他的任职，历经十二年。掌管这一官职的王君敬先，正奉诰命调任湖北；而谷君仲臯前来接替他。仲臯曾向家君受业，也曾任江东从事，同秦君都声名政绩相称。我因此能够承蒙诸君的照顾，于是借王君出行之际，向众人直言道：“按照汉代的功令，掌故官凭借文学礼义任职，调动留滞者，选择其中合适的人补任二千石的属官。如今宪使相当于汉代的二千石，汉代二千石的属官，也就相当于如今宪司中的参佐。如今宪司照磨处在末等僚属之列，同汉代掌故的名实也相当。没有簿书烦劳和巡按劳苦，凡是急于建立功业的人，即使有时把它看作闲散职位，然而没有不乐于担任的。在江东任此官职的人，离任后大都通达显贵。如今秦君在朝廷任职，已经显赫；而家君恰好任翰林待制。自家君往上逆数，仕途艰难而不得志的人大概很少。因此我确实知道，君这次离开这里，必定不会在湖北滞留，这是明白的。”君在江东，平和宽恕地办理事务而不推辞，具有难得的平均劳苦、承担责任的义气。使副的职务，即使职责不属于他，也往往代为承担。乘驿车巡行各郡，不计寒暑和事务繁简，劝善施惠，所建立的功劳最多。审理囚案，使蒙冤者得以昭雪；列举事迹，声名飞扬，他的名望已经充分达到显达的地步。他日将同仲臯声名相连、势位相当，登上台阁，进入侍从之列，掌持风宪纲纪，成为朝廷的光辉仪表，并且尽享仕宦的荣耀，同时充分表达同僚之间交承的欢乐。以今天的情形作为鉴照，难道会有不同吗？假使有人说：‘这些人都是曾任江东照磨的，如今前后相继光耀显赫，竟然如此。’这岂不正是光明显耀吗？我听说沅水、澧水之间，士大夫多擅长辞章雅乐；君在那里任官，一定有人能够歌颂君的德业，把它写入歌诗，使它同君的爵位功勋一样无穷无尽。我是浅陋之人，对荒疏鄙陋感到惭愧，姑且因此援引古昔事例为他作辞，又取其中近而可考的来为君诵说，这就是序。

译《送王庭训赴惠州照磨序》世人传说岭南各郡靠近南海海外，真腊、占城、流求等国的蕃舶每年到来；象牙、犀角、珍珠、美玉、金贝、名香、宝布等各种珍奇异物，在中原视为珍宝的，全都汇集于此。然而那里特别多瘴疠，又有猺獠出没，成为百姓的祸患，从前士大夫大都害怕前往任官。至正元年春，南台察掾王庭训接受任命担任从事，前往惠州的日期已经确定；他的朋友和旧交对庭训说：“凭你作为中原有名的才俊，受到御史台的察举，升为御史府属官，任期已经结束，依你的才能，在京师取得显贵荣耀实在可以立即做到，何必到铨选之外调任，甘愿处在荒远偏僻之地呢？”我说：“不是这样。我大元把四海看作一家，即使是偏远贫困的地区，也无不选拔贤能来安抚治理当地百姓，使他们归向教化、蒙受利益。岭南距离朝廷不过数千里，皇上难道会忘记它吗？《诗经》不是说过：‘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只是因为荒远就害怕前往，不是仁人的心情。况且朝廷把岭南看作重要地区，制定制度，使愿意前往的人官阶有所优厚；任期届满，待遇如同正式任官；一旦有一天有人来接替，又把他们调回内地补任。近年以来，大家都乐意在那里做官，已经不同于过去了。”岭南人对我说：“惠州在岭南各郡中，风气民俗同江汉地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庭训在这个地方任官，对于庭训有什么亏损呢？庭训又是受到御史推荐而前往，庭训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我只是希望庭训到了惠州，辅佐长官端正政体，体会上级的德意，不鄙视当地百姓而加以教化，使一郡得到治理；这样足以使他的贤名被部使者确实知道。部使者把他的名声上报朝廷，上级或召见赐问，或逐级升迁赏赐，难道不是好事吗？”众人都认为说得对，于是在秦淮水上为他设祖饯，有人作歌说道：“你喜爱我啊，天天同我相亲；如今你远行啊，我的心长久忧思。神京在西北啊，双阙浮在云间；群仙展翅翱翔啊，呼唤朋友同伴。遥远的天南啊，难道会长久停留。”我喜爱这首歌的辞句，于是按《尔雅》的次序编成以上文字。《送王中父信州照磨序》广信在江东各郡中，地处最远；我的朋友王中父将要前往那里辅佐幕府。当地人都说：“这难道就是建业王氏所谓的‘素封’之家吗？”大概凡是从广信来的人，传述该府百姓的话，都是这样。唉！这里哪里有君子可以承受这种称呼呢？从今以后，我担心中父会徒然因为富有的名声而使德行的声誉不能被人听闻。而且中父凭什么能够自我解释呢？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人能够替中父解说，我难道不应当先来做这件事吗？当初中父的尊府君，能够凭《诗》《礼》在乡里自我振作；一生以平民身份生活，仅仅够用，却积蓄了很多书。饮食自奉极其俭朴，却接待四方贤士，没有一天空缺。凡是谋生之事都很疏略，不精于经营获利；唯独能够聘请名师来教育几个儿子，而且都取得了成绩。中父受到的熏陶很深。因此尊府君去世数年后，中父竟然没有任何凭借，徒手远游几万里，先后在海北宪司任职，又被征召为广东帅府属官。有一天因为母亲年老而辞职归去，不料太夫人去世，服丧期满后才接受现在的任命。观察他的出处大节，大概不是非常伟大而贤明的人不能做到。既然他的贤能如此，那么即使拥有数万的资产、家中积累千金，又有谁能成为他的累赘呢？何况中父清寒淡泊，只是一个儒者呢？那种名义上富有、足以同受封的诸侯相比的人，只是中父的同宗亲族罢了，这同中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地方遥远、传闻错误，使君子蒙受并不适合他的称呼，在义理上不能不替中父解释。如今我告诉信州府的人：“中父文质彬彬、文雅有才，适合参与筹划政务。这次前往，人人都应当庆幸本州得到了一位贤能的辅佐。”何必再谈所谓‘素封’呢？至元六年，岁在庚辰，十一月既望作序。《送索都事赴浙东宪佥序【并诗】》至正二年，淮东道廉访司经历索公被授任南行台御史，过了一年多，升任都事，进入幕府任赞助之职。他在金陵已经很久，闲暇时常常接待四方贤士，士人渐渐有从他门下出来的。以前我先君子在天历年间任翰林待制，同公在一个馆中。公来到金陵时，我正闲居乡里，按情理应当以故人子弟的身份拜见；然而我私下认为士人对于公卿大夫有礼法关系。公处在台察清贵显要的职位，而我竟不顾身份卑微，假如只凭旧日世交的末节就径直登门，不知情的人将会认为我是在谄媚公卿。因此我只是怀着诚挚恭敬之心，徘徊犹豫而不敢上门拜谒，时间很久，公也没有责怪我。等到公调任浙东道佥事将要出行，我才同弟弟牖一起依礼前往拜见，并详细说明此前迟缓的原因。公同我们坐谈，问候慰劳十分周到，从未因为我来迟而在神色上显露出丝毫不满。退出来后，我私下对弟弟说：“公本来就是大贤君子，忘记自己的权势，不把我看作怠慢。我对于公，大概正合于礼吧。”公刚到这里时，如果我冒然上前拜见，就已经是僭越；如今公将离去，如果我始终傲然不去拜见，就已经是简慢。开始谨慎而现在深厚，大概正合于礼吧。” 大概正是在这件事上，看出了公具有宽容包纳的气度，而我也得以适当地进退了。于是我和弟弟牖以及公门下的士人苏夣渊，一同作诗为公饯行；诸位君子中能作诗的也相继唱和，合成一卷。后来又想到，古代求学的人，仓促之际也一定遵循礼，所以凡是别人有合乎礼的行为，必定记录下来。至于自己的出处进退，如果差不多也合乎礼，也不必嫌疑是自我记录。何况公对于后辈小子，只取其恭敬而不疑心他们怠慢，这正是赞许他们知礼，也是成人之美的道理，难道可以遗漏而不加记载吗？于是写下这些话，置于卷首。诗说：‘手持书册侍奉贤明的君主，出入承明庐。曾一度成为淮南王的宾客，清誉远播。奉诏擢升为御史，行御史台设在东吴。隔了一年升入幕府，很快又听说被越级授为宾客。出城相送，在西城角落设宴饯行。持节将到哪里去？直指婺女之地。东瓯抗衡于越，會稽近临海角。在所辖各郡巡视，山川郁然盘曲回绕。长吏奔走上前拜谒，县令作为前导。四匹马拉的车多么显赫，高大的车盖簇拥着道路。观看的人都感叹，说这是当今的大儒。谁说钟鼎富贵最可贵？它从来不是不由诗书而来。区区掌管文书的官吏，哪里能走上通达的仕途。’

译送马彦翚赴江西省管勾诗序 在金陵寓居时，官员马彦翚由进士出身，任江西行省管勾。启程的日子将近，他的故人刘献可在彦翚的住处召集曾与他交游、尤其擅长诗歌的人，为他吟诗歌咏，以壮行色，得到诗若干首，编成一卷。刘献可说上元杨翮专门从事翰墨、熟习文辞，正应当为此作序，于是空出右边的位置请我属文。我想，从前圣人采集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诸国风以及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删定为三百十一篇，而他的弟子卜商确实为后世学者作了序，使后学开始能够通晓四诗的旨趣，诗人的情性也由此完全明白。如今刘献可汇集诸位君子的诗篇，其中一定有所取法。我难道可以借口自己浅陋而推辞，使他的一番心意不能实现吗？于是接受诗卷，为它编次论述，以附会子夏的学问。序文说：金陵是江左文物荟萃之地，历经晋、宋、齐、梁、陈以及南唐，皆曾作为都城；大概因为当地风俗特别擅长歌诗。自此以来，作者日益增多，虽然文风有盛有衰，有时也很平庸，但凡记载在编简上的作品，没有不可观之处。过去天朝平定南宋末代时，唯独金陵未曾遭受兵祸；行御史台在郡中开府，涵养熏陶五六十年，人才辈出，文物大概已经彬彬可观了。当日先君子以经学在乡间教授，曾取晋、宋诸贤的诗让学生学习。不久，陶靖节、谢康乐遗留下的声调和余韵，竟一时重新振兴。近些年来，郭先生长卿、丁先生仲容都以盛唐诗体倡导学者，于是后进士人多欣然向往，李翰林、杜拾遗的格律法度也渐渐复兴。此时即使寄身玄门、释宗的人，也无不懂得仰慕崇尚的对象。我们乡里的诗歌创作，于此时最为兴盛。彦翚从年轻时便寓居金陵，有贤能的声誉；如今授官后又回来，同全郡的学士大夫都交往。因此他上任之日，便收集到他们的诗作；四方才俊名公中居住在金陵的，也把诗附在卷中。于是卷中的诗篇才美而丰富到这种程度。只是彦翚起初凭西城世家子弟的身份进入天子太学，后来凭大兴府乡试选拔，擢为右科进士；如今任郎官，成为各省僚属，得以和宰相共事。他正值壮年，才华德行正在兴盛。宪官、御史将要交相上章推荐彦翚。彦翚又哪里需要借助诗中所称道的这些话呢？不过江西幕府中有大梁崔公九方、河南王公止善，实任郎中，都是当世通达显贵、号称能诗的人。我曾经在浙江以文辞侍奉这两位公。彦翚前往那里，便有同僚相交的情谊。日后他从容取出我们乡里的诗来观看，那么这些诗怎能缺少呢？凡看到这卷诗的人，大概都能由此看出诸位君子对彦翚的情谊很深。因此我为诗卷编次并写下这些话。至正甲申四月十九日序。送崇仁县尹陈子英之任序 当今世上的士人，生在南方的，被时势所抛弃，常常不能担任显要官职；只有州县的职位还可以任用，但它不像朝廷和行省中的清贵要职那样被人看重，所以偶尔还能得到。那些人有的觊觎自己得不到的职位而未能如愿，等到做了自己能够做的官，又耻于职位卑微，厌恶事务烦琐艰难，于是不肯施展才智，只同庸俗鄙陋之人混在一起；这样即使做了官又有什么益处？他们被时势抛弃，也确实是应该的。只有古代的君子担任这种职务，必定思考怎样尽到职责，不敢荒废，绝不会因为职位微小而劳苦，便松懈下来、不肯出力。所以我对于陈子英，未尝不深深赞叹并屡屡感慨。陈君从年轻时就任职于风宪系统，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后来超过他的人，大多在清贵显要的仕途中显赫发展，而陈君作为吴楚所产之人，仍然困顿于州县之间；但他特别有志于百姓，所到之处必定凭才智树立自己的事业，从未因此郁郁不乐。他曾经在武进任职时，尤其专心致力于兴办学校、培养士人，士大夫记下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他离开后百姓仍怀念他。到今天，他难道还不近似古代的君子吗？如今他又奉命治理崇仁，我将庆幸这个县的百姓能够接受县令的恩惠。南方士人治理南方百姓，本来就熟悉当地风俗；假如陈君治理崇仁，不改变他在武进时的做法，稍稍施展才智，导引教化百姓，那么他的恩泽及于百姓，必定深厚广大，何必一定要做显官呢？我看世上那些享受华美优厚待遇、登上显赫高位的人，在他们声势显赫、权势炽盛的时候，确实尊贵无比；但如果不是有真实才德之人，一旦湮没无闻的，哪里数得过来？而有志于百姓的人，即使只做一县一州的官，恩惠爱护广泛流布，往往能使百姓数十年、上百年仍然思念不忘。那么子英如今暂时困厄，未必不是后来显扬；其中的轻重，难道还不明白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送芜湖尉杨之复任满序 不久前我听说芜湖境内有盗贼杀死主人、夺取财物，县尉察访其家奴而怀疑其中有人涉案，一次审问便查出了真相。我本来就说这位县尉很会做官。后来我到芜湖，询问百姓县中贤能的官员，大家都一同称赞县尉，说：‘我们县靠近长江，距离淮水也不远，是盗贼出没的要冲。听说我们的县尉明察，有的盗贼远远逃走，有的经过我们的境界便收敛而不敢作恶；有些凶悍而不顾忌的，也立即败露。’部使者发现我们的县尉有才干，常常任用他审理案件。遇到核查复审旱灾和水灾之事，他总是处理得公平允当。县大夫推重县尉的才干，遇到事情必定借重他代理官署事务。县尉又能革除弊端，所办之事切合人情，因此郡府认为他贤能，把他的姓名上报宪府。一般县尉都是凭功劳和资历升迁，但我不知道我们的县尉是凭功劳升迁，还是凭年资升迁？不久，有人来我的官邸拜访，我问他的官职，原来就是县尉；再问他的姓氏，才知道他与我同乡，字之复；又问他的家世，原来大德年间有一位辅佐慈利、因公正廉洁而受到部使者称誉的人，正是他的祖父。县尉凭祖先荫庇得到官职，大概是能够世代继承祖先的贤能了。唉，我看世上做官的人，曾经分别评价他们说：‘那个人是吏，圆滑逢迎而不诚实；那个人是士，周旋犹豫而没有立场。’大体上，他们不是流于史吏的鄙俗，就是流于士人的空疏。我所轻视而不愿与之交往的人，常常就是这两类。大概我唯独对世代为官之家有所赞许。唐朝宰相李德裕重视门第出身的选拔，大概并不是因为耳目所熟悉的人就一定能够出来做官、胜任职务。可是我对于县尉，又更加赞许这种世代为官的出身了。那些人倚仗父兄的宠势，养成骄纵的性情，沉溺于膏粱厚味、轻裘肥马而自我毁弃；等到一旦临政，便懵懵懂懂、庸俗鄙陋，这就是世官出身的弊病。唉，世代为官之家本来就有很多贤者；如今县尉贤能到这种程度，更足以证明世官之家多有贤者，而县尉尤其值得深深赞美。如今大府将要推选郡县末等僚属加以征辟，难道不可以征验我的这番话吗？

译佩玉斋类稿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佩玉斋类稿卷五 元 杨翮 撰 序 送罗执夫赴弋阳县学教谕序 《考工记》说：‘粤地没有镈，燕地没有函，秦地没有庐，胡地没有弓车。’然而寻求这几种器物的人，必定要到这些地方去取。所以说：不是那里没有这种东西，而是当地人人都能制造。至于士人在学校中树立师道，难道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吗？往年，南陵罗季端在钱唐任教谕，不久他的哥哥罗与可又在新城任教谕。如今与可的后代罗执夫恭敬地承受省府檄文的荣耀，前往弋阳这个上等县任职。这样一来，罗氏家族在县学任职的已经有三人了。我看季端在钱唐，勤勉努力地修治学校，专心致力于训导教化，人人都赞美他的勤劳；而且他周旋有度，上下和睦，大概是适应时宜的人才。与可在新城，持守谦逊冲和、虚怀若谷，积蓄的德行宏大深厚，没有人能够窥见他的器量；而且学问广博，见识质朴而盛大，又有文采，大概是器识优良的人。这正是他们能够胜任职务的原因。执夫承继尊父的法度，扩大自己的器量而能包容万物；又继承季父的通达敏慧，使才干达到适合任职的程度，他难道会有不能胜任职务的地方吗？没有什么比担任教师更难了。既然在罗氏家族中，人人都能做到，那么罗氏家族难道不是士大夫中的‘粤、燕、秦、胡’吗？只是罗氏子弟众多而有条理，郁然可观；跟随执夫之后担任教官的人，应当还会接连不断。再往后，他们升入郡学，拜入国子监的，难道不会在将来接踵而来吗？执夫启程时，宣城的文人儒士和才俊贤者无不赞美他们家族世代继承美德，庆幸他迅速前往任职；因此雄健的文辞纷纷陈列，雅正的歌声相继唱和，使中和之声发于钟磬，与律吕的节奏相合。等到他们汇集诗篇，充满编简，都请我来传述。子夏的学问要求为诗篇著明开端，于是我撰写这篇序引如下。送张元弼序 士大夫将要离开家乡，到远方做官，君子不能没有离别空旷的感怀；这种感情在心中激荡而不能自已，于是慷慨歌唱，以表达自己的情意，古代朋友相交的道义也因此在当时显明。至于讽咏的辞句、比兴的意义，都取决于作者的才能；而作品的成就，又同作者的人品和才华有关。宣城张元弼接受檄文前往行省，分任建德府淳安的教职，启程已有日期。他的朋友魏然明召集我乡才俊作诗为他送行，后来又编次成卷，空出右边的简册请我作序。我想，《崧高》《烝民》这些诗，是尹吉甫吟咏申伯、樊侯的作品。如今诸位君子遵循古道，也是在仿效尹吉甫为元弼送行。他们陈述礼乐的光华，间杂俎豆礼仪的美盛；雅正的声音从钟磬中发出，文采笔墨的光辉如云锦般灿烂。由此，淳安山水的秀美、人物的杰出，都写入诗句、载入篇章，没有遗漏任何美好之处。何况温柔敦厚的风气彼此倡导、交相应和，有的颂美，有的规劝，深深合乎诗人的本意。从这里看，元弼的人品和才华大概都可以知道了。元弼秉有中和不变的美德，内心蕴含正直，外表显露谦逊；同他接触的人可以相信他的话，听到他的话的人可以了解他的志向。守持这条道路而在当世做官，将没有到不了的地方。近来我曾认识分水教谕，有人称赞他的声誉，说他的名声一向传到淳安。此行本来就不需要诗来增重，而诸位君子的诗，也不需要借助我的话来增色；只是魏然明情谊深厚，本来就要借此彰显元弼的声誉，排遣诸位君子离别空旷的感怀。这件事不可以没有文字记述，所以我叙述这些话，列在诗卷开头，用来表明古代交友的道义。送贾伯晖山长序 姑孰的水流入长江，在牛渚矶南面。这里地势雄伟而奇特，土地肥沃而丰饶。占据江山交通要冲的，有大镇采石。百姓住户数千，与守卫戍守的军人交错相处。当地贤者豪杰多善于积德并厚实地储藏财富，风俗多尊重儒学而崇尚义气。掌管风俗教化的根本，则有乡校，即采石书院。几十年来，主持教席的人一个接一个更替。他们的品行有足以取得当时人的敬重者，学问有足以接续前代贤者者，仪态风度有足以成为后进法式者。而在教化培养士人的职任上，最著名的是北方名士贾伯晖。伯晖于至正元年担任山长。任职不久，士大夫称赞他。其中贤者说：‘起初书院的田地按亩计算，才有五十多亩。伯晖到任后向掌管宪政的官员请示，得以划拨郡庠和天门书院剩余的钱财买田来增加田产。田亩数次次增加，超过原有数目。又能使当涂的县令上报郡府，取三江水利的余利来供养士人，每年都作为常例。’于是门屋高大整齐，修饰庄严；学生成群成长，弦歌诵读没有间断。这些都是伯晖的功绩。伯晖的功绩，已经写入书中并深深刻在石上了。江东各郡中，也有担任书院山长、贤能能像伯晖这样的人吗？说这些话的人，不只是一个人。因此伯晖的名声，在学校官员中尤其显著。我听说伯晖怀有才能、抱负技艺，在国子监中游学多年。认识伯晖的人，期待他显达已久。然而他终究因奇才而困顿坎坷，年纪壮盛仍未出仕。等到他的故友中显贵的人逐渐身居要职，想设法引荐伯晖，恰好南行台御史向浙江行省发文，这才使他得到这个官职。伯晖只是不以官职卑微为意，而想稍稍试用自己所蕴藏的才能，因此能够胜任职务，士大夫也一致称誉他。凭伯晖这样的才干，究竟担任何种职位不合适呢？如今他受职位限制，不能尽情施展，但成就已经如此卓著可见，那么将来登上崇高显要的职位，安然有所建树，难道不值得期待吗？伯晖任期届满，和他交游的人某某设祖帐为他饯行，请我写在诗卷前面，于是为他作序。

译送陈希贤贑州学正序 我乡里有一位质朴正直的士人，名叫陈希贤，居住在中山，读书奉养父母，不求在当世闻名。前年南台御史共同推荐他，江西行省任用他为贑州路儒学学正。启程的日期将近，同他交游的人都说：‘远行的人一定要送上行资，难道礼物只是财物吗？君子彼此相爱，也以言语相勉励，于是有赠言的道义；现在难道可以没有赠言吗？’希贤以一个清贫士人的身份受到御史知遇，于是凭学校官职起家；同那些一般担任校官的人相比，他显然高出一等，这就说明御史能够识人。从今以后，他不要违背自己所守持的原则，以求不辜负御史的知遇，这实在不能不告诫希贤。又说：‘希贤学习古人的道理，清正自守而远离世俗事务，注重内在而不修饰外表，求诸自身而不迎合他人。他为人确实贤明；假如竟然要忘却世事，谁能改变他呢？如今既然出仕，他是不是也应通达于当时共同遵循的事，而不要固守自己独有的主张呢？这本来是笃守根本、信奉道义的人所不乐意做的，却又是当今世道所不能不做的，这也不能不告诫希贤。’后来大家又共同商议说：‘士人到远方任官，朋友的情谊必定要设法彰显他的声誉，为他先行宣扬，不能让他的声望在当地受到压抑。’ 因此才有作诗歌咏的举动；何况他将要前往文物荟萃之地，在学校中任职，如果不加以引导宣扬，只怕他无法承继前人的声望。即使有些人外在文采显露、才能本来就很彰显，走过数千里的地方，也未必能使自己的名声在一天之内为人所知；那么像希贤这样有志向见识、内心诚实而不事浮华的人，若不是卓越有识的君子，谁能了解他呢？这正是崇尚贤能的人应当拳拳在念的。因此不能不把这些话告诉章贡的士大夫。于是他们把文简交给我，让我作辞。只是希贤将近成年时，曾经受业于先君子；我不便推辞，便把他们的话全部写下，叙述成篇作为序。赠明道书院权山长汤子逸序 至元六年，上元教官汤子逸代理明道书院山长。第二年，郡中士人房德卿经御史推荐为茂材，接受檄文前往行省，实际接替了他的职务。子逸卸任离开后，乡里的先生孰长卿、天台丁仲容、西蜀程彦鲁的弟子师古克家、方宗唯、程立心、李元中，以及掌管学官钱粮出纳的耿纯仁，在堂上相聚说道：‘自从子逸到这里代理山长以来，早晚刻苦自励，谋求能够称职、完成任务。职事得到整顿，堂庑建成，储藏室修治完毕，阁道也整齐明亮。起初召集诸生在堂上讲诵先王之道；从前废弛的事项重新兴办，懒惰的人变得勤勉，昏昧的道理得到阐明。学士大夫没有不欣喜的，都认为差不多可以看到牧养士人的用心了。如今弦歌诵读交相进行，粮仓里也有余粮。凡是能够达到这种局面的，全都是子逸的辛劳。我们乡里的士人，难道可以忘记他吗？把这些话都告诉德卿。’德卿说：‘诸位的话说得好啊！过去来坐这个席位的人，我不能了解；我所知道的，确实没有谁比得上子逸。子逸同我大概是乡里交情深厚。过去只是喜爱子逸，如今才知道子逸的贤能。谁能为子逸编次记录这些事呢？’上元杨翮于是为他叙述道：‘子逸是宣城人。’ 他年轻时跟随宣城名师，曾经专治《诗》的义理，把它作为科举学业；尤其擅长挥笔作文，精于词章。后来从学校出身，担任上元教官。上元属于江左名郡，御史大夫在郡中开府。当时教官大多只是庸碌低劣之才，不被人称道，唯独子逸明白当世事务，举止言语、沉默行动都合乎规矩。他所交往的朋友又都是一时豪杰俊士和长者，每天从事文雅道德之事。见到他的人，无论公卿贵人，都尊敬礼待，把他当作上宾，因此全郡的人都赞美他。在上元一年多，声名更加显著。恰逢书院缺少山长，上官于是登记他的姓名，命他代理其事。子逸凭借全面的才能振兴废弛的事业，又施展余力治理所主管的校舍，使之焕然一新、彼此相望，与从前相比从未有过这样的面貌。假如子逸能够身居通显之位，岂不真正没有辜负所学吗？表彰卓绝品行的人，不会遗漏小小的善行；记录显著功绩的人，不会埋没细微的劳绩。何况子逸尽心尽意，对学官的功劳十分显著。士大夫如果埋没他的实际功劳，使他的声名失传，就不是表彰贤能、激励功业的做法。像这样继任子逸的人，怎么能不受到劝勉呢？谨慎地记录此事，藏在学官处，并把副本送回去。子逸以此作为对士大夫的报答。送于清叔序 金陵据有江左的都会而成为大藩镇；从吴地奔来的山脉拥在它的后面，从楚地来的山岭又跃然而前。南面有牛首山的奇景，北面有覆舟山的胜景，秀美盘绕、雄伟踞守的形势，便集中在这里。水流融汇，有清溪；秦淮河水深广曲折，汇聚山川之美而贯通其气势，蓄积时浩瀚，流动时通达。外面又有长江环绕，引流向东奔驰，环绕封域数百里，地域广阔平坦，没有溪涧污泥、荒芜之地，也没有陡峭险绝、低湿卑下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人大多胸襟开阔、气度宏伟，没有鄙陋的习俗。下至乡里巷党、小民百姓，也都诵读诗书，谈论礼乐。对于尊贵显赫、富足充盈、震耀世俗的人，他们一向轻视，好像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这就是我乡成为江左首善之地的原因，也是才学之士多出于此、为天下称道的原因。前代以来，出生于此地的缙绅衣冠之士，显盛得难以尽述。近世的大儒伟人，其典范和声望为后辈所能听闻见识的，前后相望。至于平民中的英俊、士人中的优秀者，又哪里数得尽呢？我从幼年跟随先生长者交游观察，当时人才之多，可以说是盛极了。等到我侍奉家君走遍四方，过了很久回来，我乡彬彬有礼的风气更加日益兴盛。我所敬仰而不敢与之并列的，有几位君子，清叔就是其中之一。清叔温厚博雅，所跟从的都是名师；他的诗文畅达淳厚，能够以才学显著地成为当时名公贵卿，他们接连称赞的人物。他的德业之盛，将来还不可限量。如今他正凭省府檄文登记为镇江学官，人人都惆怅，认为这个职位还不足以称量他的器识。唉，人才因地域而兴盛；一个地方贤者众多，那么士大夫屈尊去做大材小用的事情，也是形势使然。以学校中的卑微散秩官职来说，出自我乡而担任它的，竟然是清叔，难道不足以为我乡增重吗？我为清叔送行，所以详细叙述山川风俗的美好以及人物的兴盛，大概是要使人们因为清叔而知道我乡的士人特别多。

译送陈润民教谕序 我近来因拜访伋氏而认识了东原的陈泽民。泽民自从先君子在外做官后，随父居住金陵很久；稍稍出仕试任小吏，却不合于时，于是弃官归去。从此断绝了追求荣华权势的念头，只淡然同他的弟弟相处，兄弟友爱，没有间隔。我因此从内心敬重泽民，也一向知道他的弟弟贤能。又过了十多年，我才在诺海氏那里认识他的弟弟；这位弟弟尤其恭谨谦让，有君子的风度。他由家学起身任学官，在晋陵任教谕，因父母之忧离职；居家数年没有调任，也不认为自己被淹滞。有人说：陈氏出自中州，假使这位弟弟不做儒学教师，从年轻时就像其他在金陵的人一样，凭刀笔在台府办事，积累多年劳绩，应当列入宪史之职，富贵显达指日可待。弟弟既然有志于仕禄，却不谋求这些，反而穿着宽袍博带，把自己托身于学校之间，取得升斗之禄来供给自己，消磨岁月，难道是要同别人有不同的心志吗？我说：不是这样。师道尊贵，史吏只是供人役使的职务；从师道看史吏，两者不用比较就很明白了。弟弟舍弃那条路而选择这条路，大概是因为用书佐的身份补任文职太低微，所以轻视而不肯做，宁愿以儒学进身；况且方圆百里的地方，安然作为众人的老师，哪里是其他官职可比的呢？弟弟对于此事考虑得很明白。人们于是知道弟弟的贤能。如今弟弟接受调任，担任广信所属玉山的教谕；了解弟弟的人都作诗送他前往。我因此写下这篇送行序，说明大家为什么为弟弟作诗。弟弟字润民，说：‘弟弟有什么值得称贤的呢？’ 唉！人们从弟弟身上所看到的，仍然如同看到了他的兄长。送于遵道之吴门序 从前我们的夫子周游天下，他的弟子多达三千人，以文学著名而列入科目的人，只有言氏、卜氏两位罢了。世上的君子潜心研读典籍，尽力讨论经典，从史志中探求道理，从百家传记中考察事实，广泛采集它们的言辞，本来足以把握其中的关键、观察它们融会贯通之处。然而能够显著地同宰予、子夏并称的人，更加少了。为什么呢？文学之事，大概不是努力就能做到的；如果有人能够专擅文学之名，绝非偶然。文章灿然有文采，是言语得以传承的缘由；事迹明白有凭据，是叙述事情的缘由；条理清楚而有根源，是载录道理的缘由。文学所关联的事情如此重大，而君子能够以自身承担它，难道不值得崇尚吗？史书称言氏是吴人，如今距离他的时代虽然久远，但他的遗风余教在吴地应当仍然存在。我们乡里的于遵道，自从跟随名师学习，就曾经有志于文学。我乡本来士人很多，能够同他并列交游的，大概屈指可数。他很早便由学官起家，如今将前往吴地学校任职；遵道难道能够同吴地的贤人君子一起寻求言氏的传承并加以发扬吗？遵道启程时，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送行。我本来就以文学之事期望他，所以写在诗卷的开头。送陈子恭山长任顔鲁公书院序 近世学校遍布天下，郡县设有学校，天下人还认为不够广泛，往往因为过去的贤者先哲有卓然可传世、可立教的功德，便在他们的乡里或曾经到过的地方建祠，把他们列入学官，设置教师和学生，使各地推明他们的道理；这种希望有助于政治教化的谋划，实在深远。因此凡是这种学校的主持者，都是为纪念某人而设立的；担任教师的，必须以此人的道理来教导，做学生的，必须以此人的道理来学习。对于其细微的心术、显著的事业、言论和操守行为的实际情况，难道可以不加考察吗？祊河之上，唐太师颜鲁公的故居与坟墓相望。近来公卿上书，请求在费地建立书院，祭祀鲁公，朝廷批准了请求，设置山长一人。至正四年，长广人陈子恭曾在礼部登名，得以担任山长。鲁公书院设置山长以来，到子恭为止才有四人；其中一人刚到任就因故离去，另有一人从未到任。现在在这里求学的人，从老师那里获得鲁公道统的时间还不长，对于鲁公的道理，或许还没有来得及探究并完全了解其详情，因此子恭的责任也很重。鲁公在唐朝时，屡次触犯大奸臣，又能挫败大盗的势力，使他们不能直接窥伺潼关，最终被奸相排挤，又因不向叛将屈服而死，他的忠烈十分显著。鲁公的道，是牺牲自身来成就仁德，总而言之都出自圣人所谓仁者的勇气。子恭早年承受名师教诲，因此能够养成正直方正的气节，充实正大之心；对于鲁公的道理，他大概已经能够理解了。如今他将前往费地任职，正好从升地出发；在升地的学士大夫中，同子恭交好的有二十三人，而且都能作诗。君子从升地到费地所经过的地方，这二十三人都能即兴作诗为之道说。至于推明鲁公的道理并用来教导学生，就在子恭了。我确实对子恭寄予希望，所以作序。送屠彦德教谕序 至正元年，恢复乡试举荐、里选人才的制度。第二年举行大比，天下士人众多，春官上报他们的姓名，天子亲自策问，评定等级后授予官职。又过一年，根据监察御史的意见，任用春官考试落第的贡士担任校官。又因为贡士名额不够广，天下人才可能被遗漏，于是从今以后重新确定名额，在贡额之外选取人才，补充校官的末等职位，等级俸秩比落第者还低，把它写入法令。于是南方士人的名额，在江浙省参加贡举的有二十八人，因遗材选取的又有十六人。至正四年，暨阳人屠彦德在这十六人之中，于是担任歙学的校官。了解彦德的人都替他高兴，认为彦德虽然未能在春官考试中获得推荐，但还算凭遗材得以进入校官行列。彦德在歙地，能够胜任职务，因此全郡没有不敬重礼待他的。对于校官的名义和实际，他没有丝毫惭愧；同其他途径成为校官的人相比，他从容自有可取之处。唉！凭彦德这样的贤能，只教导一个县邑，假如天下的校官都像这样的人，难道不足以使我们的道业受到尊重吗？如今他的文章才艺日益进步，声誉名望日益显著，怎么知道他将来不能在朝廷奉行大对策，在天下士人中夺得魁首呢？这样说来，一个县的校官职位不足以成为彦德值得庆幸的事情；我只是因为通过这条途径选取校官，确实得到了人才，所以趁彦德卸任歙学职务之时作序，把这些话告诉世上的公卿大夫和士人，同时说明御史确实是有识见之言。佩玉斋类稿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佩玉斋类稿卷六 元 杨翮 撰 序

译石履道赴浙东帅府奏差诗序 藩镇掌管一方政务，承担方面重任；不只是那些手持节旄、筹划军政的人，都是国家有功的旧臣，也是朝廷选拔的有才能、有见识的人。至于在其中任职、效力奔走、充任使者的，也一定都是通达敏慧、熟悉事务机宜和威仪礼法的人。所以即使只是一名乘驿车传送文书的属员，其名次和身份也不是轻微而是重要的，二者的差别很明显。大概近些年来，大府用来同四方处理政务的人，可以从公卿大夫的世家中选取，因此贵游子弟多在其中。沂阳人石履道经御史举荐，又经宪司推荐，前往接受浙东帅府的征辟。人们都说履道的先父历任官途，世代显耀；几位兄长又在仕途上腾达，前后相当。何况他的舅父以客卿的身份辅佐南台幕府，正以显赫声望闻名当时。履道又是舅父特别疼爱的人，得到馆甥的优厚待遇；这样看来，推荐提拔他的人应当很多而且有力量，他前去任职一定会有相合之处吧？我想，履道出身于阀阅之家，成长在簪缨门第，见识情趣的高超，受到耳闻目见的熏陶；意气的雄伟，又经朋友交游的切磋磨砺。他是世间贤能才俊而又通达时务的人。观察他处理世故的纠葛、官政的纷乱、人情的变化，向他询问没有不知道的，遇到事情没有不能应对的。他的举动，又没有不切中关键、合乎节拍的；这不就是所说的通达敏慧而熟习事务威仪的人吗？爵禄的荣耀、名声的盛大，本来就是他应当得到的。即使凭借自身所依靠的条件，又到哪里会不能通达呢？完全可以断定，他前往任职一定会有相合之处。从事属官工作，以乘驿车传送文书为职责，北至上京，南到百粤，都是马蹄能够到达的地方，确实好像劳苦很多。然而奉命出行，一天奔驰数百里，就可以早晨到吴越，傍晚到淮楚，也足以感到畅快了。这就是履道启程时内心激荡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将来经历事务日久，见闻日益增长，交游日益广泛，我看他一定会从远大的道路上奋起，在通达的仕途上凌厉前进，继承父兄的事业而像他的舅父一样，恐怕没有什么困难。于是士大夫都作诗壮其行色。我同他交游，向来友善，本应有所称扬，只是恰好遗憾自己文才不足，姑且把这些话写在诗卷末简上。送赵子祥序 专门的职业，都可以世代守持。离开这种职业而有人认为善，返回这种职业而有人认为不对，都是不可以的。宣城赵子祥以刑名之学世代继承家业。子祥年轻时，却能奋然立志，跟随名师推明义理，准备参加科举成为进士；为了求学有时走几百里，离家多年，辛劳始终如一。士人们都赞许他。年过二十，他又毅然从事池阳郡府的属吏工作，很能发挥平日积蓄的才学，树立声誉。因父母之忧在家居住三年，时时还整理旧日学业，撰写时文，和朋友交谈，并且每天向和自己同门的人喊道：‘做吏也是可以的，何不也转而跟从我呢？’吏职既然能够入仕，离开和就任都很容易。适时出仕，我的才能可以稍稍施展；退处休息，仍然足以从事翰墨、教导后学。只有我做这件事才觉得快乐。诗书所产生的功效缓慢，本来不如法律所产生的功效来得迅速。’我听后感到疑惑，但不敢非难他的说法。子祥的先世既然以刑名为业，家中所推测的、他平日讲习研究的，以及家庭中所讨论的，无非都是刑名之说。难道是子祥所听闻的更深、所熟习的本来就不容易忘记吗？子祥的尊父和几位叔父，入仕而得到当时任用，出仕而为自身带来荣耀，都是凭刑名之学在当时振扬名声。这些都是子祥亲眼见到的。他难道是想凭借这条道路谋求显达，于是忍耐着不能改变吗？还是担心仕进的道路不宽，而科举又因主管官员昏暗不明而使人才被废弃？如今不选择禄仕的人，大概是为了避免日后悔恨吧？对子祥来说，这样做就可以了。吏人懂得时务，但缺点是苛刻深峻而少有恩惠；儒者以道义约束自己，但缺点是迂阔而不切合实际。如今子祥把两者融合为一，又没有它们各自的缺点，大概真是文雅而通达了。假如换作别人跟随子祥的道路，我将看到他法律之学不精，而诗书又容易忘掉，一举而兼有两种过失。因此对子祥来说可以这样做，若不是子祥而跟从子祥的说法，就不能这样做。子祥这样做还有什么不可以呢？如今子祥已经服丧期满、改穿吉服，又前往池阳，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序。杨季常送行序 四方的士人聚集在一座府中，共同治理官府事务，议论上下，谋划政务，彼此以德相资，以义相勉，承受长官的领导，治理属下，又各自凭借所长互相补益。出而办公时，公文案牍彼此相需；退而私下相处时，则相互饮酒往来，难道不是很快乐吗？有的人日积月累，声望日益增长，某一天辞职离开，长久聚合的人突然分离，聚居一处的人立刻相隔，心中也不能没有郁闷。我曾经大略观察当时的情形，看见能够这样相处的，从来没有不相信朋友之道亘古长存；看见不能这样相处的，也从来没有不感叹交谊衰败、人情淡薄。如今我暂居钱唐，而江浙会府的史官杨季常任期已满，应当离去。凡是同他一起在此府任吏的人，无不惋惜他的离开而不能挽留，也无不喜爱他的贤能而不忍他离去，于是谋划排遣心中的郁闷，同时追述过去相处的快乐、如今不能舍弃的情谊，以及将来不能不思念他的情怀。于是准备把这些心声写成诗、唱成歌，明确书写、公开揭示，陈列在祖帐之中，以此为他的离去增添光彩，并请我作辞。我想，季常从儒学起身，担任学校教师，能够教化百里；后来会府登记他的乡里，任用他为曹掾，这本来就是他擅长而不难做到的事。何况他的资质仪容文雅，推广学问来守持正道，发挥才干来适应时势，因此他的施政、处置和举措，本来不至于矫饰而流于迂阔，也没有谁会因怠惰而深文苛责。如今他离去，同事之人还这样恳切地表达情意，那么季常平日如何对待朋友，也就可以知道了。否则，他们将只怕远离还来不及，只恨嫉妒仇视还不够，只恐怕自己不能先于季常离去。由此我因季常的离去而更加相信，朋友之道从来没有消亡；只要得到这种道，即使狡猾的胥吏奸诈的文书官，也都可以受到熏陶而和洽相处。若说做官的人唯独没有朋党，难道不是错误吗？那些怀着险恶心肠来中伤同列的人，别人也一定会用这种方式报复他，实在何苦要这样做呢？这样看来，季常对待朋友，以及诸位君子对待季常，交情已经极其深厚了。将来季常同诸位君子再次在仕途中相逢，又彼此并驾齐驱、互有先后，那么朋友之间的快乐，难道不会和煦而更加充盈、深厚吗？我为这种情形感到高兴，却为没有这种情形的人感到忧伤，诗歌不能详尽表达，所以作序说明它。

译《送袁仲实序》自从世道衰落，古代那种有官职而能尽职的君子，大多不能被当时所容，于是士大夫相继形成风气，施行政务因循苟且。宠遇达到极盛、荣耀隆重时，便贪恋俸禄而保全自身；官阶地位极其卑下时，便尸位充数。那些只知领取俸禄却怠慢职事的人，到处都是。拥有天下的人高居上位，谁能同他共同治理呢？如今天下那些显赫尊贵的人是否尽职，我不能知道；我私下只是奇怪，那些仕途还没有显达、何况困顿于下级官署中的人，为什么这样偷安懒惰？如果不是才器庸常鄙陋、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施展自己的能力，那就一定是闷闷不乐，厌恶劳苦而且卑贱的职务，不屑于做他们所做的事。我难道能不因袁仲实而有所感慨吗？仲实早年因任风宪之职起身，历任大府属吏，后来官运受阻，不能升迁。他起初同那些与他共事的人，以及后来在他之后出仕的人，有的已经飞跃攀登到显要职位，而仲实却正滞留在州县，参与谋划政务；然而他尤其喜欢自我振作，神情异常刚毅，以才辩表现于事功之中，确实不肯苟且。因此他所到之处总是声名显著。他在江宁时，胥吏文书害怕他的威严，长官和副职都认为他诚信，百姓爱护他的仁厚。后来人们屡次列举幕客中有才能的人，一定会说到仲实。仲实比那些做官而偷安懒惰的人贤能得多。我听说古代有个展禽，不以小官为卑下，受到孟子的称许；那么善于学习柳下惠的人，将会是仲实。我难道能不因此有所感慨吗？如今仲实接受调任，在温州平阳担任长幕。平阳虽然处在山海之间，但仲实前往那里，能够得到贤能的侯长官并辅佐他，那么政事成功并不困难，反而容易。不过那里的风俗崇尚靡靡之音，他也能有所作为，教导感化当地人，使风气一天天改变而趋向雅正吗？如果能这样，就差不多接近古代做官的人了。唉，我这些话实在迂阔，是想警策那些做官而偷安的人，所以在仲实出行时把它告诉他们。《送胡天祺译史序》我住在集庆的乡里，郡府中同我友善的属吏向我讲述译曹胡天祺的贤能，并且说：“天祺家产丰厚，通晓翻译语言，擅长书写外国文字。起初他的姓名列在翰林院，翰林院把他的名字下达到饶府，饶府便署任他为译曹。过了很久，他调任池阳；后来来到集庆，也是从池阳调任而来。当初天祺在两个府任职时，同事之人都一向与他友好。我们这一班在集庆任职的官吏，多数是从两个府调来的，因此同天祺更加友好。虽然没有来得及在过去同他共事，但如今才开始相交的人，也很少有不与他融洽友好相处的。等到任期已满，郡府把他的履历上报浙省，天祺应当接受省里的檄文，担任掌管财赋或巡察防务一类的职务，所以我们将要设祖帐为他饯行，您何不替这件事作序？”我听了这些话，感慨地说：“我虽然不认识天祺，但天祺的为人确实贤德啊！君子处在这个世上，没有比和谐相处更难的，也没有比长久保持更难的。天祺同众人相处得这样和谐，已经足见他的和厚了吧？同他在两个府相从共事的人直到今天都没有一句间言，也足见其长久了吧？译曹本来就处在各曹之上，容易使人不平；如果他又对同事傲慢轻视，暗中掌握他们的利害，在旁边窥伺并私下议论他们的是非，那么就会成为人们深深厌恶而不能容忍的人。” 何况在他离去之日，还能得到他们如此恳切的情意呢？后来担任译曹的人，都可以以此为鉴。然而天祺的和厚而长久，难道只适合做译曹吗？即使做大官、居要职，也完全可以奉行这样的道理。”于是作序。《送周能之郡曹序》皇庆年间，天子慨然想用儒学改变天下的风俗，下诏说：“郡县的吏员，诸生中有愿意担任的，听凭其自便。”于是天下愿意做郡县吏员的人，大多把姓名寄托在诸生名目之中了。在此以前，歙县诸生周能之任郡府书佐，部使者巡行到郡，见他精细谨慎，便任命他为尉史，享受廪禄。既然已经在诏令之前任职，就不能舍弃原职；再担任郡县吏员，便按照已有资历逐日积累、逐级升迁。过了很久，也成为郡府属吏。后来调到番易，又从番易调任升迁。他文雅谦逊，退然自守，是一位儒者。我所见郡府属吏中真正出身诸生的，没有比能之更好的。然而能之开始任用时，是从书佐升起的，不能以诸生身份直接起家。那些以诸生名义任职的人，又都庸碌低下，未必能像能之这样，难道不值得为此叹息吗？据我所听说，能之在歙县、在番易时，处理事务敏捷干练，部使者多喜爱并任用他。人们称赞他的才能；等到他来升任行台的贵官，以及御史又往往称誉借重他，声能更加显著。过了几年，他调任仓曹，主管收入支出，尤其公正允当。凡编户缴纳赋税，以及吏卒、鳏夫、寡妇、孤儿请求供给的事情，没有不异口同声称赞他的作为。因此能干的名声日益振起，俨然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能吏了，怎么还可以把能之仅仅看作诸生呢？他任满郡府职务后，郡府把他的姓名上报行省。能之将要凭文书补任职务，同他共事的人嘱托我作序，说明他的事迹，所以作序如下。《送李复之郡曹调宁国序》至大初年，新安郡由真定李侯任太守。因为当地不产丝绵，李侯上书请求把赋税改折为钱，百姓因此得到便利。人们把他的德政刻在石碑上；过了很久，父老仍不能忘记，常说：“我们的百姓至今还拥戴李侯。”三十年后，我侯的孙子李复之凭儒生身份经推选任为本郡郡史。又过了几年，调任宁国。他出行时，士大夫作诗为他送行。我当时恰好辅佐属县，便对众人说：“我国承平日久，天下那些戴冠束带、准备出仕的人，因为仕途壅塞，都不能像过去那样从容进取。于是公卿的子弟中，也有勉强从事吏曹工作的。复之就是这样。难道复之本来就甘心劳碌于文书刀笔之间吗？也只是希望有所成就罢了。如今按照法令，大府的属吏大多从各郡的吏曹中选取。吏曹能够成为大府属吏的，往往立即就能显达。因此郡史虽然似乎暂时受到压抑，将来一定能大受信任。复之处在这个职位上，也只是希望有所成就罢了。何况复出生于有功名门第之家，又曾经明习文法，他的才能足以有所作为。如今调任宁国，那里正是司宪者开府的地方。复之在这里，应当以廉洁谨慎自守，以勤劳敏捷成事，对上承接宪府的号令，对下掌握属司的纲纪。这样一来，他的声誉将会显赫，很快就能使自己登上清要之阶，并不困难。从此以后，复之的显达，大概可以指日等待了。况且他出身于祖父曾经任守的地方，将来郡中论及他祖父的名位功业时，他大概足以接近而不会有所不及吧？他的征兆就在这里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传》说：‘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祖先的基业。’ 我就凭这些话来为复之占断前程。”众人认为我的话有道理，于是写下来，置于送他出行的诗篇之首。

译《赠茅叔志序》一句赞誉加在人身上，便想使听到这句话的人都因这句话而敬重他。如果不是出自大贤君子之口，而这些人又一向不轻易许人，那么这种影响本来就未必能够实现。因此，只有得到大贤君子的赞誉，才足以取得当时人的敬重。言辞不足以使人受到重视，那么即使有所称誉，有些人也不会相信。这样看来，士人的声名能否传扬，谁能说不取决于所托之人呢？我所友善的茅叔志，以笃实而有德行义举闻名乡里。我了解他，所以并不担心有人不相信我的话。即使如此，别人信不信，也不是我的责任；我将如实说出来。往年叔志在江东宪司学习吏事，当时有个担任架阁主典吏的人，受公事委托外出，三天后才想起收藏库钥匙，惊恐地回来，自己以为所丢失的东西一定很多，无法逃脱罪责。回来后发现钥匙原来还在，原来是叔志替他守着，连日连夜没有离开，因此没有发生别的事。那人感激他，又拜谢又哭泣，而叔志并不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功德。叔志的母亲病得很重，他向神灵祈祷后母亲痊愈，于是抬着母亲到祠庙去致谢。回头看见祠庙的屋梁将要倾圮，便谋划重修。正要开始营造，恰逢年成大荒，他于是节省衣食费用，不饮酒吃肉，亲自劳苦，直到工程完成。后来神庙焕然一新，而叔志家里却贫困了。他为人谨慎而果断，可以称道的事情大都如此。我所说的只是一两件，不能因为我所说的有限，就推断叔志没有我未能尽述的其他事情；那么叔志难道不是所谓笃实而有德行义举的人吗？如今他来升任，将要出行四方，求得实现自己的谋划。只是我的见识浅陋，不足以赞誉别人，却唯独为叔志诚恳地说这些话。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浅陋而遮蔽了叔志应当传闻于世的美德。从今以后，士大夫中有还不了解叔志为人的，可以以我的话来考察；有还不以我的话为然的，可以观察叔志本人。唉！我的话确实不足以使人受到重视，也许有人会因为叔志而相信我的话吧。” 《送曹元章之金陵序》士人生在当世，如果不是幸运地遇到有声名德行、地位显贵的人，把他当作知己，援助提携并使他受到重视，那么即使有俊秀敏捷、高迈不凡的才能，再用资财补助、时间等待、逢迎趋附来帮助他，大概也不能得到显达。何况只是一个清寒平素之人，出身于偏远小县，力量不足以奔赴都会通衢，在公卿大夫之间又没有依靠，他胸中的抱负和积蓄的才学从未能自行显露，最终必定沉浮于乡里，终身无所称誉罢了，哪里还指望成就自己的名声呢？所以我深深庆幸休宁曹元章有这样的际遇。曹氏住在休宁，世代居住在县城偏僻、远离市廛喧闹的地方；遥远幽深而清静，来到他的居所，便可以悠然想见古人的风范。元章守持家传的诗书事业，行为廉洁谨慎，内心恬淡平和，仪态安闲舒展，有栖居幽静、以雅趣自娱的情怀，对当时的荣华没有任何羡慕，仿佛将要终身如此。一天，他因旧友推荐而被江浙省检校官李允谦所知遇。李君写信给永嘉郡守忽侯，因此永嘉郡当天就征召他担任郡史。认识元章的人都替他高兴。郡史的俸禄固然微薄，但由郡史升迁，可以逐步取得显达的阶梯。世上大概有竭力求取、奔走竞争到老仍不能得到的人；如今元章取得它，却像从寄存之处取来一样容易。如果不是幸运地遇到李君，他怎么能这样迅速而容易呢？元章在永嘉住了不到几个月，便因便于奉养父母而调任金陵，取道经过休宁，回家探望亲人。当时我恰好辅佐这个县，与他有同好文章的交情；他详细向我讲述李君知遇自己之深，赞不绝口。我既为元章遇到李君而庆贺，便举杯嘱咐元章说：‘金陵是江左的大郡，行御史台就在这里，任职于此的人大多是有声名德行、地位显贵的人。凭元章的贤能前往那里，在这些人手下任事，元章得到知遇应当会越来越多；有人或许会援助提携、使你受到重视，使你迅速超越升腾，突然登上光明清峻的仕途，这种形势并不困难。’我又庆幸李君知遇元章并没有落空。你应当记住这些话。元章请我为他作序。我想到金陵是我的故乡，于是写下元章的为人，告诉故乡的士大夫；同时也说明我所见当世谋求进取的士人，必定有幸遇到知己，之后才差不多可以成就声名；不是这样的人，我还从未听说过。

译《佩玉斋类稿》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佩玉斋类稿》卷七 元 杨翮 撰 序 《赠相地刘梅心序》晋代郭景纯撰写《葬书》，寥寥数百字，但其中的道理已经显明，为什么这样简约而容易懂呢？后世把相地作为专门学问，到了曾杨一类人，学说大为完备，学者却因此迷惑；民间术士和乡野方术，有的附加自己的见解以求通晓领悟，学者所讨论的内容逐渐蔓延，几乎到了空泛而不可穷尽的地步。唉，又为什么这样繁多而难以穷尽呢？所以我曾认为，关于龙、穴、沙、水的法则，虽然明白而不欺人；但如今用来迎合图利的术法，往往荒唐悖谬，违背道理，完全背离正道，却为什么有人相信呢？庐陵刘昌茂，自号梅心，因为擅长相地而闻名于金陵。凡是请他选择葬地的人家，家产事业必定增长；士大夫中有采用他方法的人，后来出仕，也一定显贵。有人因此称许昌茂，说他能使人富贵。昌茂的术法，以龙脉的来势为主；地势虽好，但五气所值有吉有凶，还在于审察顺逆是否适宜。他曾多次同我谈论，但我最终没有弄懂他的要领。然而我又认为，如今世上没有郭景纯，究竟还能跟谁来验证它的是非呢？去年秋天，先父下葬，昌茂实际主持了选定方位。事情办完后，人人都认为合宜，我这才彻底信服他，说：‘他的本领一定十分精妙吧？’ 如今他来告诉我，准备到四方去施展并传授自己的术法，请我写几句话来传播他的名声。唉，以我浅陋的言辞，又哪里足以使昌茂声名远播呢？想停止不说吗？这就是遮蔽昌茂的才能；可是又怎么能停止不说呢？于是替他作序引，内容如上。《赠相者潘碧山序》古代善于观察人的人，只凭借自己的术数加以揣摩推测，看到一个人就能知道他在仕途通达还是困窘、寿命长短、吉凶祸福；一望便知，说起来毫不隐瞒，不只根据眼前，还能断定将来，所以应验如同神明。我走遍四方，寻找能够做到这样的人，为什么如此寥寥无几？甚至从未遇见过。凡是以相术自我推销的人，大多随着情况高低迁就，求取符合人的心意；侥幸猜中一次，人们必定大为惊异，认为他的术法精妙；即使猜错，也不会得罪人，这种打算确实巧妙。然而连自己的术法都不能相信，又哪里值得说呢？如果世上学习这种术法的人，能够读唐代许负的书，笃信并守持其中的法则，据此来替人相看，应当没有不应验的，又何必对所见之事揣摩臆测呢？如今像齐安的潘某，在旅舍遇到一位相者，那人的话特别明白爽利，很值得听；有人称赞他待己接物尤其正直耿介。来求他相看的人如果有隐秘的恶行，他一定全部说出，毫不避讳；宁可得不到钱，不是合适的人就不与他说话；有人强行要求，他不得已说完便径自离去，给他钱也不肯接受。看这个人的确像这样，唉！天下人都靠自己的行业谋生，不被利益埋没的很少。如今以术法自我推销，却不看重苟且所得，必定是对自己的术法深信无疑了。那些超出自己术法之外而妄求侥幸的人，难道不该在这个人面前惭愧吗？难道不该在这个人面前惭愧吗？将来有一个以善于相人闻名东南、姓潘、号碧山的人，就是我所遇见的那个人。《赠中山王处士序》云、雷、风、雨所发挥的作用，是造物主使其运行机制显得神奇的地方。它们有时一呼一吸之间便来到，仿佛从身边取来一样。这种术法究竟是什么呢？大概不能用常理来追问。所以我曾怀疑而不相信。今年夏天我来到齐安，连续几个月不下雨，农民为此忧苦。长沙人王真常是本郡人，前往黄冈方广僧舍求雨，刚接受了命令，便说：‘三天之内一定下雨。’第二天出发，次日清晨便完成法事，筑坛之后大雨充足。唉！这也真是奇异了。我找到那个人询问，他详细说明：‘我认为只是把我一身的阴阳同天地的阴阳相合罢了，没有别的法术。’这不就是所谓‘我的气息顺畅，天地的气息也顺畅’吗？这是我们儒家学问的最高功夫。他所能做到的，难道会不同于此吗？我观察这个人，精纯坚定，谨慎严肃，很有合乎道的地方。至于他能够同造物主相匹敌之处，所传的秘法非常深奥，我无法知道。他的朋友吴景尹请我为他作序，以取信于世，因而写下此文。《赠邵思善序》古代的君子，他们从天赋所得的才性，已经表现在言语、文章和事业上，有时又凭借剩余的精力，纵览天地之间烟云、月露、风雨、昏暗与晴明的变化，山川、人物、宫室、草木、鸟兽的形态，用来陶冶抒写自己的性情，默默寄寓喜怒、安乐忧患、箴规、讽劝和谏诫的意思，其中有无法穷尽的精妙。因此绘画中的最高品第称为“神品”。如果只专心于绘画，而大的事业没有建立，大概也不值得称道。所以古今绘画中可以流传的作品，必定大多出自当时号称贤达、地位尊显的人；他们的言语、文章、事业平素已经足以使人人心悦诚服，然后天下后世看到他们所画的作品，便争相求取并珍藏，把它当作世间罕见的珍宝玩赏，流传给子孙而无穷尽；大概是因为它真正值得珍重的地方另有所在。吴兴唐侯子华的父亲，以儒学闻名江左，他的画为人所珍重。后来唐侯来休宁任县令，门生邵思善得以凭笔墨在左右供事。邵生爱好绘画学习已经多年，得到亲自承受唐侯的指授后，画艺大有进步，几乎能同唐侯的作品相匹敌，使人无法辨别。于是当时的大儒、才士逐渐称赞他的才能，间或作诗来宣扬他。思善也颇为高兴，请我替他作序。我想，绘画作为一门技艺种类很多，画谱中都记载了。凡是精通这种技艺的人，大体都相近似，但往往不足以受到珍重。思善难道也知道唐侯的画之所以值得珍重的原因吗？那是因为唐侯的言语、文章和事业卓然显著于当时，这样，大的事业已经建立了。认识他的人既然喜爱他这个人，就一定会寻求他的画；仰慕他的人得到他的画，就像见到他本人一样，心意并不只在画上。思善如果能聚集道义来充实自己的言语，广泛求学来使文章美好，扩大见闻来充实事业，那么他的画将会因而值得珍重，并自然成为名家；否则，就是把从大处得到的才德小小地使用，哪里足以企及唐侯的万分之一呢？既然为思善说了这些话，便写下来作为序。《佩玉斋类稿》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佩玉斋类稿》卷八 元 杨翮 撰 序

译《上巳日燕饮诗序》凡是从宽广平衍的环境中得到舒适之感的，都可以称为快乐，但也有不能完备的地方。晋代永和年间兰亭聚会，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美谈，有人还把它绘图流传，直到今天仍没有衰微。这难道只是因为那篇书法吗？我曾经考察《会稽志》，才知道当时参加集会的有四十一人，都是一代人物中的精选。这本来就是能够汇聚胜景、会合美好、尽情享受和谐的聚会。戊辰年暮春三日，我跟随钱塘士人在湖边莫氏的新堂宴饮。和悦的风日使身心舒畅、胸怀开阔。前来聚会的人又都是才俊而有美好志趣的人，因而能够使快乐完整。于是按年龄安排座次，不区别尊卑；酒席按酒令进行，不间隔亲疏。郑、卫之乐没有设置，雅、颂之辞交替吟诵。官府政务没有人谈论，林泉山谷之谈相互应答。仪容举止非常合度，始终没有扰乱喧哗。又有铜壶和箭矢，放在厅柱右侧。善于投掷的人便投射，不议论赏罚，有时投中，有时不中。众人意气扬扬、从容自得，志意舒展，气息安康宁静，没有争胜负的心。后来欢声更盛，分韵作诗，人人都像有所满足。本来有一天花费千金、到这湖上游玩的人，很少有不凭借富贵而骄傲炫耀、背负纷华奢侈来夸示豪阔的。他们张扬华美的船只，排列歌伎，儿童和美女的景象、柔靡的音乐杂然陈列在前，也都足以尽情享乐了。只是要看那些人究竟怎样。如今我们拒绝丝竹而以情趣为乐，抛开世俗而保存礼法；观览时序的明盛和融洽，体会主宾之间的欢悦，真正足以追踵昔日贤人的芳踪，为后人树立规范，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完备的快乐了。诗作成后，我为首诗作序说：‘闲居胜过芳美的春日，何况正值修禊之时。群贤全都敞开心扉，招来宴饮，酬答平素的约期。华美的楼馆吸纳奇异景观，美好的宴席延请众多仪容端雅之士。兰花散发芬芳，清风扬起光彩，水藻的色泽映入晴日的水波。坐在末席聆听高妙的谈论，高雅的胸怀抒发遥远的思绪。虽然没有管弦丝竹，清雅的兴致实在足以使人愉悦。彩绘的船遮蔽着水中小洲，繁盛的声响流传到四面八方。世俗之情难道没有快乐吗？只是这种心意不是他们所能知晓的。千年以来的一次盛大赏游，继承这种盛会的以后还会有谁？通达的人懂得其中的会意，畅饮又何必推辞。’ 《侯氏二子名字序》五金适合用来制作削刀、杀器、剑、钟、量器和铍。至于能够刚强的，就制成钺；能够承受重大重量的，就制成铉。难道一定都是因为它们本性的适宜吗？金属经过登炉、除杂、调和、熔铸，再加上工匠淬炼磨砺的功夫，工匠的力量占了大半。金属的性质有燥、有湿，有精纯、有粗杂；如果没有工匠的力量，就不能制成器物。因此金属有六种配比，正是用来使它适合使用的。这实在困难啊！君子的教导，为什么唯独不是这样呢？考察人的内心，起初无不希望使他才性完备而有所成就。然而学习者的气质有所偏失，就不容易找到改变它的方法。裁减他的过度，补助他的不足，纠正他的过失而使之归于中正：柔弱的使他坚强，浅薄的使他敦厚。难道君子能够停止不做吗？我的朋友侯廷美的长子淳厚而不刻薄，他的缺点是柔弱而愚鲁，于是取名为钺，字伯刚。他的次子聪敏而有作为，但缺点是轻浮而急躁，于是取名为铉，字叔重。考察名与实际，仿佛把它们倒置、错置了；这难道不正是针对他们气质的偏失，寻求改变的方法吗？柔弱而愚鲁的人，本来不容易刚强；轻浮而急躁的人，本来不容易承受重任。只有不在自己本来擅长的地方贪求更多，而总是努力于自己不能做到的地方，才能增加自己原本不能做到的能力，使已有的才能得到充实。这就是二位应该明白的。以健强来守持它，以果决来实行它，难道不是钺所应做的吗？奋发自身来掌握它，竭尽力量来举起它，难道不是铉所应做的吗？将来人们要把天下最疑难的事情交给钺来裁定，把万物的不平整齐，人们所不能做到而君子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将要向铉要求了。二位难道不应当用自己的名和字来勉励自己吗？如果有所缺折、迟钝、挫败，损害了钺所长；跌倒坠落、委顿不振，荒废了铉的职责，那么不只是金属本身的罪过，也将给工匠留下羞辱。虽然如此，钺和铉都是器物，器物之间不能相互通用；但人不能相互通用，却说不能因此成就为人，也是不可以的。做这两个孩子的，本来就应该思考如何符合自己的名义，同时也不要只停留在名字所指示的范围内。《卞宜之四咏倡和序》从前昌黎韩子为《盛山十二诗》作序，大加称美，难道不是因为倡作诗的人有凌云出尘的风致，而相继唱和的人又都是一时之选吗？依我看来，当时诸贤虽然没有一同聚会于京师，也未必不能被后世称道。大概君子所崇尚的，本来另有所在。江东宪府的行人卞宜之，寓居陵阳，喜爱山川的美景。到了公务闲暇时，作诗四章：一篇叫《叠嶂楼》，一篇叫《响山》，一篇叫《昭亭》，一篇叫《书堂》。他的文辞宏大华丽而精妙，同骚人墨客在极细微处比较格律音调，几乎要追配古代作者而与之并列。因此我们陵阳的士人也都相继唱和。像刘有之的风骚，吴起季的典雅，王子山的清新，吴子彦的严整温润，胡成之的奇丽，以及胡生的步趋，他们难道有谁比盛山诸贤差上万分之一吗？假使异日他们的会合果真如同盛山诸贤的相遇，大概也只是偶然罢了。卞君是淮阴的旧家，曾经在浙东宪府任事。他吟咏金华、婺州的胜景，必定有连篇累牍的诗作流传四方，为众人传诵称美；可惜我没有见到。至于陵阳四首诗，当时的人无不一同赞美它的芳美，也都接踵沿循它的足迹。即使凭我的迟钝，也不能不有所记述。唉，我实在庆幸陵阳有这样的际遇，相信它不会愧对盛山。上元杨翮谨记。

译《惠塘诗序》自从伐木之歌废弃，朋友之道便缺失了；那些名列缙绅、位居衣冠之列的人，彼此共同谋求的不过是锥刀毫末般的利益。有的人竭尽谋虑、用尽力量，争先奔驰，非要把一切都取尽才罢休；看见别人拥有或没有拥有的东西，根本无暇顾及。更严重的还倚仗深厚势力、逞强肆虐，放纵吞并他人财产的意图，把别人的所有也兼并为己有。即使父子兄弟之间，常常也有许多这样的人，更何况称为朋友的关系呢？我因此对惠塘的事情深为赞取。当初，南陵罗执夫同魏彦明交往，以学问相互推重，结为深交。罗执夫喜爱彦明的贤能，便同他讲求切磋道义，考察古今，互相补益润饰，以成就他的学业。后来知道彦明贫困，于是把自己在惠塘的肥沃田地借给他，大约十亩中有七亩。宣城人士听说后都感到惊异，纷纷作诗来叙述此事；其中赞美执夫难能可贵之处，以及夸说彦明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如此厚待的内容，到今天仍大体可以看见。唉，我对惠塘的事情实在深有感触。世人称道朋友，谁不会说管仲、鲍叔呢？看他们分财一事，管仲自己所分得的虽然多，也只是取得了本来适宜自己所有的部分；鲍叔只是能够不计较罢了。假使鲍叔能够割舍自己的所有来给管仲，那么迁史所作的评论、著录、褒扬和贬抑，就应当不止于《传》中所称道的内容；后人称颂他们，又应当怎样呢？有马的人把马借给别人骑，即使在仲尼的时代，也还感叹这种事如今已经没有了。惠塘的事情，难道不是超过借马千百倍吗？我因此深有感触。一撮泥土、一块田地，横亘于天地古今之间，最终不会毁坏，不会消散，不会改变灭失而耗尽；然而拥有它们的人大多不能传过几代，从来没有世世代代守护上千年的。我们常常看见豪门大族，田地连结阡陌，势力跨越州县，无不把它们看作真正属于自己。等到后世子孙衰弱、势力微小，田地有的被富强之家买去，有的没收归公，有的被横暴权势夺走，寸土尺地全都荡然无余。到了那个时候，想要拿出来送给别人，也已经做不到了；所以通达的人看待这些东西，根本不把它们放在心上。执夫能够把土地施给彦明，大概有些类似通达之人的做法，对他来说本来并不十分困难；但这件事足以警戒贪婪、激励义行。从今以后做朋友的人，也将有所感悟。听到这件事却不惭愧、不受劝勉的，究竟是什么人呢？究竟是什么人呢？《秦淮棹歌序》如今天下太平日久，学士大夫歌颂美好清明的时代，而陶冶抒写性情的作品，都足以追继盛唐的风致。从皇庆、延祐直到天历奎章时期，鸾台凤阁中的老成俊彦，在朝廷倡导、向四方传播的诗歌，大概已经渐渐接近大历、贞元时期的盛况。当时有作者汇集自己所作的诗若干首，编成一帙，题名为《秦淮棹歌》。元统二年冬天，我才得到并诵读它，于是叙述其事，作为序引。古代通达之人和奇异之士，一定有所寄托来寄寓自己的声音；南山白石所寄寓的意义已经很深远了。至于划桨的越人所蕴含的情怀，也一定要借助摇橹划船来寄托，难道声音的寄寓本来就应当有所凭借吗？番余东卿居住在秦淮河上，而他的诗都以《棹歌》为题，这大概就是所寄托的是船桨吧？难道他会在清风的早晨、明月的夜晚，时时在船中休息，敲击船舷来享受自己的情趣，近似所谓击打空明之水、逆流而上追逐流光吗？假使有人听到它的节奏而体会到他的情思，大概一定会心领神会、精神相通；即使是越人的风情，又怎么能超过这种境界呢？然而东卿居住在秦淮时，安居于轩室之中，身体并不接触船帆桨楫；他沉溺爱好图书史籍，足迹也不经过渔舟钓台。他的诗称为《棹歌》，只是寄托性的说法罢了。因此我曾摘取其中宏丽的篇章、铿锵的声调，配合正统的律吕，发挥出丝竹的和声；那声音震撼激越而充沛远扬，同前面有犦矟导引的仪仗相比，难道不应当改名为《承平鼓吹曲》吗？从今以后就这样称它。《东坡事迹序》古代君子，得志时不把它当作荣耀，不得志时也不把它当作耻辱，这样的人大概是有的。至于充实自己的修养，即使处在困厄流离之中，也始终能够超然自得，那么我在东坡先生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先生被贬到齐安时，恰好任职于吴兴；夺去他的山水胜地，把他投置到江淮的偏僻小邦，若不是通达之人，在当时能够不郁郁于心的，大概很少，何况还能有所自得吗？先生当时在东坡之下修筑雪堂，盘桓舒展，仿佛要在那里终老，终身自号东坡，难道真的只是以此为乐吗？到了这里，先生的修养便可以知道了。时世久远，事物变迁，来到齐安的人，想寻求先生留下的踪迹和深远情致，但当地人都不能说清楚，难道不令人叹息吗？至元四年，上党牛侯济民来任郡判官，廉洁而有作为，懂得辅佐长官之道。第二年，郡中因无事，便慨然追念前贤遗迹，开始找到雪堂、思贤寺，那里存有古代定惠先生的画像；于是他削减自己的俸禄，再加上劝募所得来修缮寺观，使门庭整肃、行人恭敬趋拜。又从寺主明上人那里得到《东坡事迹》，大为喜悦。考察这部书，知道它是吴武子所写；武子字某，光山人。题为《东坡事迹》的这部书，专门记载先生最初被贬到齐安直到调迁临汝时的事情。先生之所以被称为东坡，实际上就在于此。牛侯已经让临川吴景尹校正其中的错误讹误，于是显扬此书并深深刻镌，使它流传于世。当时明上人正取《赤壁二赋》，请我用隶古字体刻写在啸轩。这样，先生在齐安自得其乐的事迹，就交相显明而一同彰著了。千年以后，仰慕先生为人的人，看到这些内容便会受到激发而奋起。难道不会有人因此达到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不自得的境界吗？

译《王子山诗序》子山的诗，有时处在少陵的旷野，有时登上西昆的绝顶山麓；长吟短咏，不知道什么是天，不知道什么是地。等到知道天地也不过是我的一件物体，一接触外物，便又发现没有什么不是诗，却又看不见外物本身。正要使大的更加宏大，使神奇的更加神奇，恍惚地使它发生变化，以接近不可做到的境界。行路时遇到佩玉的人，便对他说：‘我的诗已经达到极致，妙到了极点，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了。我能使天地不再是天地，而归结为我的一件物体；使物不再是物，而归结为我的诗。你也愿意听听这些话吗？’佩玉的人拂袖而去，很不高兴，说：‘我刚才还在诵说你所知道的道理，现在却不这样认为了。古代有道之士，默然无声，文章晦隐，运用不可测的变化，来接近至人的境界。至人连言语都不能听到，更何况诗呢？我本来已经彻底看出你的才力了。你把天地缩小为一物，把一物化为无何有之乡，所以你所遇到的没有一样不是替你成为诗的。这大概是只知道诗中之诗，却不知道非诗之诗吧。知道非诗之诗，之后才知道诗也并非只是诗。你难道没有看见小泉水流同东海的区别吗？小泉水喧闹奔涌，连鹿角那样的狭窄处也容纳不下；东海浩浩漫漫，无声无形，却是巨鳞和众多水族全都汇集的地方。这就像飘风同元气的关系一样，这便是不言之妙。虽然如此，不言之妙也必定要等待言语来传播；因此诗一定要接近无言，然后才可以言说。你的诗大概已经接近无言了，所以我把“天全”的道理告诉你。将来一定会有能够振发宏大声调、使诗歌合乎雅正的人，不就是你吗？不就是你吗！’子山于是豁然开悟，离去了。《雷钟小稿序》我曾经看到孔子称赞宓子贱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他从哪里取得这些德行呢？’于是切实体会圣人的话，为什么这样周全而完备呢？赞美一个人而把他的成就归本于他所受的影响，这本来就是君子长者的道理。人学习而有所成就，一定都出自观感熏染逐渐形成的结果，从来没有无所依据而能独立成就的。谁能说子贱的贤能不由于鲁国有许多君子呢？近年来，我乡江永的学问日益有名，偶尔有人告诉我江永拟作的古乐府很好，于是我跟随江永，把他所作的全部求来观看，得到他所谓的《雷钟小稿》。每次读完全文，没有一次不深深赞叹它的美善。江永曾向我乡名师求学，他所承受的根基非常正，所以表现在辞章中的内容没有不值得观赏的；而他的外表却谦卑，不自我夸耀。况且他年纪正当强盛，专心于自己的事业，爱好进取而不为将来设限。人们称说江永，一定会说：‘金陵多文雅儒士，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人。’那么江永难道不足以使我们这一乡受到重视吗？如今我们这一乡对江永，怎么可以吝惜赞誉呢？有些人凭借狭窄的资质和浅陋的见识，没有师承，在离群独居时昏昧地抄袭拼凑，便傲然自满，最终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别人。等到他们看见比自己长处更多的人，便嫉妒怨恨还来不及，又妄自挑剔别人的瑕疵。他们内心所存的东西，本来就同我们这一乡的人不同，又怎么可以同他们谈论君子长者之道呢？《九曲韵语序》诗歌自孔子删定为三百篇以后，便中断了，直到秦代都没有什么可闻的作品。后来五言诗、七言诗始于汉代，经过魏、晋、宋、齐、梁、陈、隋，到唐代才兴盛起来。江左的诗风，到了南宋末世，声调就低下了。元代兴起，作者间或出现，近年来尤其如此。四方士人如雷鸣般纷纷响应，他们所歌咏的作品，差的也可与盛唐相比，高的甚至能和汉魏相等，真是雄奇杰出啊！唐代的本土诗人，在江左尤其号称专擅，而学习诗歌的人几乎都赶上了那个时代，或许是时势使然吧。我近来因评论当代诗歌，曾对君子说：如今天下车轨、文字已经统一，学者讲说先王之道，探究圣人防范祸患的旨趣，以穷尽性命的根源，六经的精微、奥妙和深藏之理，已经完全彰显，义理之学明白了。善于表达人情事理的人，把声律化为宏大深厚；记载事情的人，把骈偶华丽变为典雅简要；雄健的文辞和合乎法度的语言，只趋向简洁古雅，浮华靡丽的陋习几乎一扫而空，文章之学纯粹了。篆书、籀书圆转端正，合乎规矩；隶书、楷书端庄方正，合乎矩法；行书、草书流丽而合乎节奏。人人发挥自己的长处，各自达到精妙，千姿万态，总不超出应有的法度，书法之学精进了。其他各门学问，也往往超过前代，并不只是诗歌如此。君子们说我懂得评论诗歌的话。本道氏所作的诗，名为《九曲韵语》，既然值得称道；而且他为人聪明博学，对各种学问又多有超过常人之处，我的话在他身上得到了验证，所以把这些论述编次下来，等待有识之士评定。

译王氏防灾诗序 上天对百姓的仁爱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有时雨水、晴旱、干旱和水涝不能按时而来，于是便有歉收、荒年和饥荒的灾难，有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苦难，有疫病流行、传染疾病的痛苦。凡是用来救济并安置他们的事务，都是县官的责任。等到主管官员奉行得不够，而士大夫中那些博爱好义的人，触发了哀怜恻隐之心，便寻求古代已经验证、适宜今日实行的良法美意，凭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整齐施行、同时办理，以减轻作为百姓父母官者的深切忧虑，使无处申诉的穷苦百姓，能够在濒临死亡之际获得生存。君子对此是赞许的。今年春天，河北、山东、荆襄、淮汉都发生大饥荒，死于疫病的人超过一半，余下的百姓辗转迁徙以求食，渡过长江向南，大多先到达建业。建业乡里的小民，接连受到疫气熏染，感染了流行的邪病，病势非常严重。当时大姓王氏，难道不是岩甫在主持防治吗？他首先煮粥给饿死者和饥民吃，在郡中倡导救济。随后又开辟一所大屋，在其中购买好药，配制药剂给前来报告病情的人；并且每天派遣几名精细谨慎而勤快的人，分头出去访视病人，听从命令的四名良医也分别前往为他们诊脉治疗。有些病家特别贫困，就把病家所需的一切物品全都备办给他们，因而迅速救活了许多人。受到王氏恩惠的人多到了极点，每逢进食一定为他祝祷。王氏将要把这件事传给子孙，不能忘记。君子说：王氏积累的仁德多么深厚啊！王氏自从仁甫君轻视财物、乐于施舍、急人之病以来，五六十年间惠及救济郡中百姓的事多得数不清，郡中的老人往往还能讲述其中的事。如今岂岩甫承继父亲的事业，更加笃实而不使这份积德匮乏，难道不是已经很深厚了吗？古语说：‘救活千人，后代必定兴盛。’王氏本来就已经兴盛了，后代还会有显达的人出现。于是大家相互带头，把这件事记载、歌咏、颂扬出来，编入文集。我认为王氏是仁人；仁人的心，只是希望和世上的普通百姓一起安乐地享有生存的快乐，自己一点也不想以施力来求报答罢了，哪里会愿意百姓一旦遭遇不幸、困顿跌倒，便借此显现自己的恩德呢？凡是因为百姓遭遇灾祸而耗费自己的力量去救济他们，大概都是仁人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仁人的本心。诸位君子乐于称道王氏的善行，已经没有遗漏美德了。至于王氏的本心，却不是我就不足以说明。因此我把诸位君子所述之文合在一起，并在前面写下这篇序引，用来劝勉世上博爱好义的人，同时说明王氏的本心。自然亭诗序 士君子生在海内太平的时代，承袭家世富贵的资业，又继承圣贤诗书礼乐的传统，这是最大的福分、天下最快乐的事情，也是人生中深深庆幸却未必能够得到的境遇。东鲁圣人的后代中，有一位贤能的公子，名叫肃夫。自从他的尊父上元君居住在溧上山山的南面，拥有田园宅第的盛况，他本人又沐浴在太平时代的恩泽中，安闲愉悦、宽裕自得，从山水的趣味中获得满足，所以忧愁从未经过他的内心，贫贱、患难、劳苦也从未接触他的身体；他所享受的无非是自然的福分和自然的快乐。凡是人生深深庆幸却未必能够得到的事情，他全都拥有。那些终身奔波于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谋生计划，不能实现而仅仅得到一点所得的人，在肃夫看来，又怎么样呢？近来他在家宅西边营建别墅，汇集山水的胜景，于是把亭子命名为‘自然’，大概是要排除智巧，去掉矫饰，不在本性之外强作妄为，而完全任凭上天所赋予的本性，借此亭寄托自己的志趣。亭子旁边，近来曾砍去竹子而重新栽种，在竹上编结花枝；后来竹子又重新生长，枝叶繁茂舒展，青翠葱郁。有人认为，这是肃夫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平易和乐的气质所感召，已经达到极点，所以上天特意以此祥瑞彰显他；这就是自然的回应，并不是偶然如此。肃夫的后代繁衍昌盛，几乎不可估量。上元君因为这件竹子的祥瑞而高兴，作赋并书写下来赐给肃夫。这时上元君已经八十岁了，士大夫因为肃夫贤能，都一致盛称此事，并且希望他长久拥有这样的快乐，无穷无尽地安享这种福分。他们还将作诗来颂扬祝祷，把诗刻在亭上，都认为我熟习温柔敦厚之学，能够通达《诗经》作者的旨意，于是请我为此作序。我推辞而未能获准，便写在诗卷右边，作诗者依次系于左边。《江西乡试小录》序 至正四年秋八月，江西行省遵照诏书和旧例，集合所属地区经学明达、品行修洁的士人三千人，举行大试，选拔贡士，这是三年一次的制度。当时平章政事荣禄公总领全局，员外郎王公协助筹划，从四方以礼聘请士绅先生，让他们掌管考试文章的权力；又从各有关官署恭敬聘请文才品行出众的人，分别担任帘外职务，供应物资、掌管事务，也都明确指定了负责人。这些都由省中檄文署任，而监督此事的人，是肃政廉访副使任公。起初，行省和宪司两府在五月癸卯日会集于贡院，考察制度、稽核礼仪，征集财物、备办器物；当天就命令所属官吏整治考场，修整各处署舍，整顿废弛的事务，补足缺漏，以恢复常规。又派遣驿骑使者向四方奔走，往来道路上相互接替；近处要经过多处驿站，远处则跋涉数千里，送达聘礼。不久，乘坐驿车前来催促办理此事的宾客相继到达，车马冠盖彼此相望，提前会集。八月甲戌日，两府再次会集，奏乐为考官和各项职务送行。从此官吏各有部门而到职办事，只有谨慎从事。三场考试举行之日，众多士子云集，肃静而无喧哗。九月辛丑日，拆看试卷姓名，天刚亮榜文便公布；龙兴路的官属以鼓吹仪仗引导，将榜张贴在省门之外。右榜九人，左榜二十二人，共三十一人；在贡额之外，又增加二十五人。右榜原有九人，左榜原有十六人。三十一人，是旧有的贡额；二十五人，则是从今年才开始增加的。宴饮慰劳完毕，省掾海君编纂实际情况，成为《小录》，刻印下来，并让翮为它作序。乡试有《小录》，这是常例，哪里值得专门作序评论呢？只是这次考试，省、宪两司承奉诏令的恭敬，主考官评比才艺的精细，有关官员共同办事的谨慎，都值得称赞。因此选拔人才之盛，足以超越前代的远大成规，成为后世的美谈，实在是有原因的。何况被推荐的士人，从此在天府登名的，无不光彩显赫、备受荣宠；即使不能参加朝廷廷试，也将接受中书省的任命。至于那些作为遗漏人才而录取的人，也都可以补任儒学学校的职务，科举制度的施行，大概没有比今天更盛大的了，难道可以不加以论述吗？于是作《小录序》。

译《李谨之诗稿》序 我的家乡古来称为江左的文物都会，过去荐绅士大夫中精通经术、擅长才艺的人，总是文雅而有盛多之气。乡里间想要学习古道、成就学业的人，都欣然有所宗仰。近些年来，旧日的老辈几乎凋零殆尽，于是天台丁先生仲容甫恰好居住在我的家乡，以诗歌倡导学者，名声暗中震动江左。一时的俊秀之士，只要对诗歌有所爱好，就都奔向丁氏门下。我的友人中的杰出者李谨之，在南台有户籍，年岁久了，每天凭借刀笔为公卿贵人办事。他时常利用闲暇，跟随先生游览、吟咏、坐而哦诗，遵循先生的格律法度。不久便有了能作诗的声名。他又曾搜集先生平日所作的诗歌，汇编成册，多达一千余首，长篇短诗，几乎没有散失遗漏。真是勤勉啊！先生博学多闻、善于记诵，一生所学全都发抒为诗；他用心专一，持续了四五十年之久，于是能够追踪鲍照、谢灵运，齐名阴铿、何逊，并且卓然进入李白、杜甫的境界，几乎可以说是汇集前代作者的长处而自成一家法。因而全郡都推重他的诗，没有人敢与他并列。谨之爱好先生诗歌如此深厚。先生去世以后，谨之的诗名突然兴起，先生的传承难道将在谨之身上吗？然而我听说，古代评论诗歌的人，唯独推重《古诗十九首》具有《诗经》三百篇遗留下来的意蕴，并认为晋、宋以来诸人的作品，气势格调低下，没有浑厚含蓄的风致。谨之如果确实能够思考这些话，那么他的诗应当又不止达到目前的境界。先生故居有双桧亭，如今谨之把自己的诗号称为《桧亭漫稿》，真是没有忘记自己的源流啊。《松溪图诗卷》序 医生以救济他人为急务，不拘拘计较利益，不计算所得的多少和厚薄，本来就已经远远超过世俗之人了。至于把别人的疾病看作自己的疾病，相信自己的医术而不可以利益来玷污他，那么不是接近道的人就不能做到。海宁有位青山医生，姓韩，性情敦厚朴实，没有什么嗜好；从年轻时起就戒绝酒肉，诵读瞿昙的佛经，以我远法师的学说为宗旨，只致力于耕种桑田来养活自己。他曾遇到异人，传授给他卢扁的医术，试用后总是有效。凡有人来请求治病，他就为其开方，让病人到市场买药；病家依方服用，限定日期便痊愈。别人给他钱，他就推辞；使用他的药，只按市场药商的价格取钱。偶尔遇到不能医治的病，他便干脆放弃离开，即使有人用重金贿赂他也不理会。贫穷而患病的人，他就给以良药，毫无难色。有人说：世上从事各种工艺技术的人，都靠它们养活自己；按照正当方式取酬，尚且不能说是过分，如今你专门致力于不给人取酬，难道是想求取名誉吗？他回答说：唉！我住在深山中，耕田来吃饭，养蚕来穿衣，本来就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取得什么，足以供给自己。然而有时用医药满足别人的请求，这正是我的平生志愿。我只希望不辜负我的老师罢了，哪里有空考虑其他事情呢？我起初听说这件事还感到怀疑。今年春天，正好家里有人颈部生疮，睡觉吃饭都废弃了，便赶紧请那个人来诊视。他说：‘没有什么妨碍，我替你制一剂药方，服用十天应当就会痊愈。’后来果然如此。我想勉强酬谢他，最终也没能做到。我这才长叹仰头说：‘这个人确实不能用利益来玷污。’我想起曾读柳仪晋所作的《宋清传》，因为宋清以药材为业，却不急于索取眼前的报偿，所以称赞他。然而宋清从长远处取得利益，即使烧掉成百上千张赊账券，也不妨碍他成为富人。如今韩家没有多余的盈余，却能使人完全不能用利益来玷污他；他是否接近道，我不能知道，但大概比宋清更贤吧？人们因为他家在青山溪边，溪上有很多长松，像幽居之人、隐士所居住的地方，所以都不直呼他的姓名，而以‘松溪’称呼他。我于是请善于绘画的人画了一幅《松溪图》，又写下这些话告诉能作诗的人，让他们作诗来酬答此事。《佩玉斋类稿》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佩玉斋类稿》卷九 元代 杨翮 撰 论 汉高祖论 有取得天下的才干，不如有取得天下的凭借；有取得天下的凭借，不如有取得天下的福分。我曾读项籍的传记，看见他拔山的力量、压倒一世的气概，发作出来成为万人之勇，因而具备战胜进攻、夺取土地的能力，不能不感叹他有取得天下的才干。读秦始皇的本纪，看见他承接强国霸业留下的基业，凭借崤山、函谷关的极险，掌握关中、辅地的精锐部队，以此控制诸侯、君临天下，不能不感叹他有取得天下的凭借。等到读汉高帝的本纪，却未尝不惋惜他没有才干、怜悯他没有凭借，而更多地认为他有取得天下的福分。高帝以平民突然崛起，他取得天下的凭借本来不能像秦国那样，这已经很明显了。至于同楚交战时，他屡次失败而退却，他取得天下的才干难道能像项籍吗？不仅不能像项籍，就是与张良、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英布这些人相比，也有不能赶上的地方。然而他借助群雄的长处，和天下人共同追逐，最终能够统一四海的区域，把利益留给子孙，这就是他的福分。秦、项能够赶得上吗？秦、项没有高祖所有的东西，而高祖拥有秦、项所没有的东西，那么天下难道不该归汉所有吗？当他处在鸿门的危急、荥阳的紧迫局势中时，高祖大概也几乎不能免于死亡。他之所以濒临死亡却没有死掉，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福分吗？福分所聚集的地方，就是天命归属的地方。高祖正因为有天命归属，神明帮助他，人心拥护他，这大概就是秦不能抵抗他、项羽不能杀死他的原因吧？像项籍这样的人，在秦朝灭亡时，拔剑而起，没有一尺土地可据，也没有一个百姓作为臣属；秦国虽然与此不同，但它的祖先起初偏居西戎，和天下诸侯并没有不同，而真正的帝王之才却压迫在他们后面。这就是项羽不能一天得到天位、秦朝只能传到二世便灭亡的原因。高祖得到天下，历代延续久长，与殷、周一同光耀；汉武帝又继而使之中兴，没有秦、项成就的十分之一二，却超过秦、项千百倍，他的福分也太深厚了。这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上天命玄鸟降临而生商，古代取得天下并能传承数十代的人，大概一定有不同寻常的祥瑞，是常人所没有的，因此获得长久享有天下的利益，是后世所不能相比的。高祖出生时，他的母亲媪曾在大泽岸边休息，梦见与神相遇；当时雷雨昏暗，太公前去查看，只见有蛟龙交缠在她身上，于是她怀孕并生下高祖。而且他的相貌高鼻隆起、面如龙颜，所居住的地方往往也曾出现异象。等到他在大泽中斩蛇时，老妇哭着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如今变成赤帝之子，被你斩杀了，所以我哭。’这样看来，高祖难道不是龙吗？他理应有九五之尊的福分，不是秦、项所能比的。

译项羽论 天下有可以乘用的形势，就应当顺着这种形势加以利用。天下可以袭取，所以善于取得天下的人，是乘用它的形势；不是只乘用形势，而是乘用时机。后世取得天下所凭借的，无非气势和力量。如果正处在力量强盛、气势旺盛之时，一举而把功业收取，那么事情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何况自己与时机恰好相遇，别人还没有行动而我先行动，时机还没有过去而我正好遇上，气势充沛而来，谁能抵挡呢？论到这里，我未尝不惋惜项羽的智谋没有达到这一点。他集合诸侯军队，拥有几万部众，并非没有使事情迅速崛起的锐利力量；又加上屡战屡胜的锋锐，也并非没有时机。然而大事已经汇集，却又失掉了可以取得天位的机会，这是为什么呢？评论者都说：不能忍耐而吝惜赏赐，残暴而多杀人，不仁义而没有道德，刚愎自用而轻率地使用锋芒。这些难道足以完全说明他失去天下的原因吗？评论者又说：斩杀宋义，怀疑范增，没有杀死沛公。这也不足以完全说明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项羽没有取得天下，是因为他有可以乘用的形势，却不能顺着形势加以利用。当他力量正强、气势正盛，秦军已经被坑杀，函谷关已经攻入，子婴已经投降，而咸阳尚未屠戮之时，若在这时建立大号、登上大位、号令诸侯，自立为天子，天下谁敢抗拒他？天下即使偶尔还有未平定的地方，我也已经可以凭天子的名义来统治它了。可惜有可以乘用的形势，却不能顺势利用。项羽心里大概认为拔山的力量、压倒一世的气势，可以长久依恃、永远保存。天下的混乱还没有停止，那么天下终究会归我所有，慢慢取得本来没有什么妨碍。却不知道气势穷尽就会竭绝，力量穷尽就会衰弱，混乱到了极点人们就会希望安定。在混乱到了极点、人们希望安定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我的气势和力量已经不足以发挥作用了。项羽只一失去时机，沛公便得以顺势而来，一举占有天下。让天下后世都能据此评论成败，难道不可惜吗？当项羽烧毁阿房宫、收取宝货、掠取妇女向东返回时，韩生大概曾劝他说：‘关中有山河阻隔，是四面有险可守的地方，土地肥沃，可以建都并称霸。’这大概是劝他立即正式称帝的说法。项羽如果听从它，端正天子的名分，建立万世的基业，那么所处地位尊贵，所占据的地方牢固，沛公能够夺取它吗？只是他偏偏怀念东归，不采用这个计策，不久气势衰弱、力量耗尽，天下不再属于自己，却说：‘这是上天要亡我。’唉，这难道是上天亡了项羽吗？所以取得天下的人，贵在顺着形势、乘着时机，不让自己的气势衰弱、力量耗尽，以至于失去施展时机。光武帝、唐太宗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不等天下平定，就已经自行建立名位，于是没有被别人抢先，而把最大的利益留给了后世。虽然如此，这只是豪杰进取的说法。至于圣人兴起而建立王业，就不是这样了。圣人经过百年以后才兴起，不能和这件事同日而语。四皓论 士人如果想突然建立天下的大功，没有享有超越当世的崇高声望是不行的。功业不可能仓促建立，何况没有大臣的职位、尊崇显贵的权力，怎么能在一天之内改变天子的私心，决定国家的大计？一定是声望极重的人，平素已经有足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的力量，即使天子也不能不听从他。这种人哪里可以用权势利益来拘束呢？汉高帝想废掉太子而改立赵王如意，吕后采用张良的计策，召来四皓做太子的宾客，于是太子的地位便确定了。这四个人在秦始皇称帝时隐居山中，是高帝想招致却不能招致的人。太子侍奉宴饮时，四皓竟然跟随他而来。高祖在初次见到他们的片刻，便惊怪地询问；知道他们的姓名后，又惊喜不已。在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改变了他更换太子的心意。因此这四个人不劳费声色、不耗费言辞，最终却能在高祖偏爱赵王之时使他回心转意，在太子将被废黜之际保全太子。假使他们没有超越当世的崇高声望，鲜明地显现在高祖面前，却想建立这样的巨大功劳，也太难了。高祖病重后痊愈，想更换太子，张良、叔孙通以危切的言辞、至理的论说屡次劝谏，他仍不听，甚至以死力争也不能使他听从；而四皓在这时却能从容说上几句话，使高祖的宠爱最终不能夺去太子的地位，也不能改变既定功业，这难道不是功劳很大吗？由此我大概知道他们具有超越当世的崇高声望。等到太子的地位确定以后，他们便都高飞远去，不能挽留；来时不知道从哪里来，离去时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看他们的行为，难道是贪婪无耻、苟且求取赏赐的人所能做的吗？他们超越当世的声望，哪里可以估量呢？他们不只是拥有超越当世的声望而已，他们的智谋思虑深远，也有别人所不能达到之处。当黥布反叛时，高祖派太子率兵出征，这正是太子危急的时刻。四皓于是劝说吕后，让她乘机向高祖哭泣，于是太子得以不出征。不然，太子的形势就危险了；那么说太子没有被更换是四人的功劳，难道可以吗？所以逸民之所以可贵，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隐居，而是因为他们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身。四皓建立的功劳，又有超过柳下惠、少连的地方，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的声望吗？汉朝兴起时，叔孙通想制定礼仪制度，鲁地有两个儒生被召却不肯前来，我对此十分惋惜。假使这两个儒生当时能够像四皓一样，翻然起身，成就一代礼乐，追复上古隆盛的制度，那么他们的功劳应当不在四皓之下；可惜二人的志向达不到这一点，只有四皓的名声能够表明他们不是徒然隐居。

译张良论 智之所以可贵，不只是因为能够运用智谋，还因为智谋所能看见的东西，能够用来补救智谋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有这样一个人，平常时候总要以智谋自任，等到智谋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恰好成为他的困境，哪里还可以称为有智慧呢？至于大智慧就不是这样，形势顺利时没有什么不能运转，事情困窘时没有什么不能疏通。如果不是见识和器量高远，有超过常人的见解，那么智谋所能达到的可以做到，而所不能达到的必然无法补救。只能做智谋所能达到的事情，却无法补救其所不能达到的事情，这种智慧也就很小了。过去评论张良的人，看见他深谋秘计，凡是辅助高祖击破楚国、兴起汉朝的事情，都称赞他有智慧。他智谋所能达到的地方，本来已经足以称道。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太子有将被废黜的形势，吕后派人劫持张良请他谋划，这大概是他智谋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不只是别人无法达到，即使张良自己也确实感到困难，所以他说：‘这不是可以用口舌争辩解决的。’然而最终他能让太子请求高祖不能招致的四个人，时时跟随太子入朝，作为太子的羽翼，于是太子的地位便依靠他们而确定。唉，这才是张良之所以成为有智慧的人。《易经》说：‘从窗户接受约束。’又说：‘在小巷中遇见君主。’ 古代大臣用来改变君主心意的方法，不只是能够顺着君主的明智之处引导他，还能以委婉曲折的方式去求取成效。天下所谓的大智慧，难处不在于自己亲自承担、亲自使用智慧，而在于能使别人承担它，以补救自己智谋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张良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张良凭智慧取得声名，但太子将被废黜的形势已经显露，而他没有办法确定太子的地位，这说明他的智慧也已经穷尽。只是他能够用相应的方法补救，所以才成为别人无法达到之处。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四位老人的力量，太子大概几乎不能免于被废黜。这是为什么呢？高祖的宠爱已经转移，赵王夺取嫡位的趋势逐渐形成；按情理说，最终不会让不肖的儿子处在受宠爱之子上面，这件事似乎已经确定了。只是张良的智慧能够知道高祖平素所尊尚仰慕的东西另有所在，因此四位老人的力量得以在其中发挥作用。假使换成别人，以微小的智慧处在这种智慧所不能达到的时刻，太子的地位已经改变，哪里还能确定下来呢？高祖曾对吕后说：‘周勃厚重少文，但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高祖的心意大概认为，我百年之后，有吕氏可以继承我。但吕氏的权势既然强盛，必定会改变法制、造成变乱，这不是我的智力所能达到的；他唯独能够预先知道将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大略安排妥当，把合适的人留给后世，用来补救自己智力所不及的地方。即使也把这称为智慧，是可以的。唉！君子想要运用智慧，一定要思考用什么来补救智慧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啊！光武论 古代大概有借助别人的力量而取得天下、天下后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光武帝就是这样。光武帝兴起，有显赫的帝王后裔，有征战的功劳，有符瑞的应验，豪杰拥护他，天下归附他。人人都认为汉朝的天下，光武帝理应拥有，却不知道光武帝得到天下，是凭借更始帝的力量。为什么呢？王莽末年，天下困于新朝的统治，思念汉朝的心情正迫切，更始帝于是奋然起兵，掌握先帝的玉玺和绶带，承继炎汉刘氏的正统，天下人像云一样聚集响应。光武帝与他的兄长在南阳起兵，也依附跟随更始帝，因此能够攻下昆阳、定陵、郾，追赶寻邑，使邳彤投降，攻破邯郸，得以被立为萧王。他建立大功、成就大业，全都依赖更始帝。等到大功刚刚建立、大业刚刚完成，他便背离更始帝，不接受更始帝的征召。况且当时更始帝对天下并没有失德之处，对光武帝也没有其他过失。即使杀死伯升算是过分的举动，但既然已经把他作为臣下，生杀本来就在更始帝掌握之中，怎么能因此而介意呢？前一天还侍奉他，第二天便背叛他，这在君臣之义上似乎是不对的。当时更始帝的力量仍足以杀死光武帝，却没有杀他，这是更始帝的仁慈。作为光武帝，也可以感到惭愧了。等到更始帝在长安失败，光武帝又没有听说有闻知危难便奔走救援的事情，反而想伺机利用他的混乱来夺取天下。更始帝的年号还没有废去，建武的年号已经更换。光武帝只是把他封在淮阳，便自以为施了恩德。君臣之义究竟怎么样呢？从前高祖，大概也曾借助义帝的力量。等到项羽放逐并杀害义帝，高祖亲自为义帝发丧，军队全都穿着白色丧服，以讨伐杀害义帝的楚军为名。虽然他的心意在于争夺帝位，但这个说法也足以作为出兵的借口。光武帝对待更始帝，曾有这样做吗？更始帝没有失败时，名分和器物本来都属于更始帝，光武帝在这时怎么能背叛他呢？光武帝背叛更始帝的事情不必再谈，只是奇怪他借助更始帝的力量取得天下，而人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他与寻邑相持时，他伪造宛城的文书，声称自己的援军已经到达，故意把文书丢下，尚且足以震慑敌军士气，使其军队溃败；那么凡是斩将夺旗、攻城略地的事情，大多依赖更始帝的力量。难道可以说全是光武帝的智慧吗？所以我曾认为，假使赤眉军没有杀死更始帝，光武帝也不能无缘无故废掉他；更始帝不被废，光武帝的天下确实还不能确定。唉！这就是天意，不是人的力量。《佩玉斋类稿》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佩玉斋类稿》卷十 元代 杨翮 撰 题记 题汤氏《存心堂诗卷》后 树木中最容易生长的，没有比杨树更容易的；而黄杨却是各种树木中最难长大的。观察汤氏家的黄杨，就知道他们家培植积累的时间很久远了。赞颂它的美好，甚至把它比作槐堂、杏林也不感到惭愧，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家世代恩泽长久吗？不然的话，楩木、楠木、豫章树生长在深山穷谷中，树干高耸入云、粗大到百围的也不少，难道都值得尊贵吗？君子对于汤氏，确实是看重他们能够爱护先世留下的事物。事物出自先世而能爱护它，这就是黄杨能够长大的原因。如今七代同堂居住而仍然没有衰落，他们存心仁厚，又不只是停留在爱护事物上了。假使汤氏子孙长久保存这种心意，那么黄杨即使长到百围、树干高耸入云，也没有什么困难。至于用荆树开花来验证，那么事物荣枯的道理也很容易发生变化，能不谨慎吗？题《积善堂记》后 我因为临海的陈子临而认识上虞的徐季章。季章的先父竹西翁，是子临的舅父。我和子临向来关系深厚友好，因此得以结交季章，也很详细地了解他的为人。他比起古代所称的君子、长者，大概一点也不逊色。我曾经怀疑，他家所承受的恩泽一定有来由。等到读了春官泰氏重抄的文章，看到巴西邓先生为他的祖先撰写的《积善堂记》，这才知道徐氏积德由来已久。土地越积越厚，水越积越深。如今到了季章这一代，他的积德确实不能停止。虽然如此，积累贵在行善。假如其中有一个念头没有审慎辨明，那么几乎会有令人无法承受的可怕后果。因此君子常常考察一个人所积累的东西，并由此推断他的后代将遭受祸患还是享有福庆。那些积累得不审慎却还继续积累的人，难道不应该害怕吗？难道不应该害怕吗？题富察仲敏字辞后 《字辞》一首，并序。从前翮的先父为富察仲敏作了这篇文章。十多年后，仲敏再次来访，翮在逯彦恒家遇见他，便询问此事。仲敏忧伤地说：‘从前世上的大贤君子、先生长者，为我取字并撰文阐发其中含义，文章都合编成一卷。有一天在维扬时，一位友人借去观看，恰好民居不慎失火，友人的房屋在延烧之中，文卷也因此焚毁了。我一直挂念此事，常常萦绕在心头。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将要重新搜寻那些文章，收藏在先父的文稿中，应该还在遗稿里。请您替我把它写下来吧。’翮听说，火的象征是文明，也有火焰向上升腾的意义。仲敏的字托付给当世名家来书写，而火却真的使它更加炽烈。仲敏大概要光明显达了吧？他的发达，一定会凭借文明之德，这个征兆就在这里。于是我拜了两拜，恭敬地抄写先父所作的《字辞》，又在后面记下这件事。乐歌 金溪县孝女庙乐歌 元至正元年，抚州路金溪县新建的两座孝女庙落成。考察这两位孝女，姓葛，生活在唐宝历年间，因为官府责令她们的父亲祐赔偿亏欠的白银，她们无法忍受暴虐酷刑，都愤怒地投进冶炼炉中烧死。她们的父亲因此获得免罪，连同本县也一并免除了矿冶方面的祸害，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她们理应在这片土地上享受祭祀。国子博士吴君师道已经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但祭祀神灵的诗歌还缺少。上元杨翮撰写了三章乐歌，让金溪县百姓每年按时歌唱，用来祭祀孝女。歌词如下：神灵降临啊，两面旗帜张扬；前导的旌旗仪仗啊，发出铿锵如玉声；众多车马昏暗缭绕啊，彼此飞扬相逐；一同乘坐辎车軿车啊，归返故乡。归返故乡啊，是百姓的愿望；神灵显赫而馨香远播啊，光明盛大；庭院中的火炬明亮啊，长夜还未结束；椒与兰花开放啊，郁郁散发芬芳；百姓报答祭祀啊，绝不敢忘；内心惶惶恭敬啊，全都肃然奉行；神灵降临啊，百姓安乐健康。神灵停留啊，安闲自得；云气浓重啊，遮蔽厅堂屋宇。美玉般的席筵陈设啊，合奏箫笛和鼓乐；排列酒尊酒罍啊，斟上清醇的酒。牲畜肥壮啊，献在雕饰的俎上；女巫进来啊，舒缓多姿地起舞。诵读神灵的功德啊，歌颂之声兴起；是谁舍弃生命啊，使当时的君主觉悟。英姿齐整美好啊，唯有孝女；从今以后延续下去啊，永远享受祭祀。神灵醉饱啊，百姓都快乐。神灵离去啊，将要到哪里去？庄严地想要回旋啊，火光向上飞驰。彼此摇曳闪耀啊，光彩灿烂。沿着云路啊，眷恋徘徊。金钱赋税有所征收啊，大地没有遗漏；竭尽财产啊，百姓的力量疲惫。我们的县邑啊，全都和乐兴盛；依赖神灵的恩惠啊，唯独没有遭受灾祸。千万年的灾祸啊，请神灵察看；进献萍藻啊，报答神灵的福佑。神灵迅速游行啊，百姓永远思念。启 回苏伊举启 离开集市中骏马云集的高台，更加厌恶道路上的尘土；返回屠羊的店铺，忽然惊见您文章的烟云。您的文章灿烂辉煌，礼意实在深厚。切实想到我原本没有奇异的才气，只是徒有壮志；自信有穿杨的技能，想在科举中像拾取芥草一样轻易取得功名。哪里料到命运不顺，良好的谋划如同月窟云深，终究不能攀折仙桂；河源浪急，最终难以乘坐灵槎渡过。我起初由铨补进入官场，后来又因奔走而服役，这实在不是高雅的志向，也确实使清流之士惭愧。正当服劳役、积累军马劳苦之时，忽然遭遇集乌的灾祸。自从起初接受征辟以来，进退之间已经过了八年；到了赴铨选之时，往返几乎接近十个月。自怜如蓬草随风飘转，哪里敢攀附荆棘之巢。近来听说令弟的话，过分承蒙您这篇文章的情谊。我到先人的墓下，诗联在林墓之间闪耀增辉；题写在兄长的墙壁上，笔墨的美妙淋漓于竹石之间。正打算求您进一步指教，却承蒙您发出谦逊的文章。您叙说久别相隔而登门来访，表达勤勉恳切之意。此皆仰赖某人您，天赋才质宏大，积蓄德行深厚，表彰循吏的成法，专心研究群史，推演先贤的微言大义。您笃志于《诗经》四篇，声名远承谱牒的光华；言论刚正，源流纯正。您像周代司寇一样，讥刺之辞不肯贯穿暴公；又如宋代元丰年间，文章实在仅次于欧阳先生。您是栾成的后裔，如今在此见到这样的人。金陵是著名的名邦，有客人来到这里；虽然漂泊失意在千里之外，行装萧然，但在诸公之间游历，声名却十分显赫。荐举贤才的表章即将在御史府飞驰，讲学的虎皮座席也应该在鳣堂安置。暂且从交往情谊中得到熏陶，也可以窥见您长远的事业。我内心感激，感谢的书信迟迟未能奉上，深深惭愧不能以美玉报答您的深情，愿永远与您交好。如果有幸充分聆听您的珠玉之言，岂不是很快乐吗？箴 勖斋箴

译东原有位士人叫刘珪，字彦琬，能够继承家学，特别喜爱文学，勤勉不息，希望达到成就。他侍奉尊父，寄居在姑孰任官之处，于是同那些佩带韦带、穿着布衣的人，以及华族子弟、平民中的英才，共同立志、同心协力，在学校之内讲习贯通。杰出人才如林，学子如云。齐鲁、吴楚各地的才士，于是大多聚集于此。同学朋友纷纷到来，每日切磋、每月磨砺，以敬意和诚心贯穿始终，以勤劳和谨慎来成就它。文采彼此增辉，声誉远近传播。又在私宅中整治精舍，题名为‘勖’，用来警策自己；寄托劝诫，大概是要近处防止行为实践有所不足，匡正治理中尚未加以施行的地方；远处则希望追慕前代循德之人，尊先哲为友，登上贤圣的境界。宏大地做到这些，可以说是不苟且随从私欲，而能奋发磨砺、自我要求的人了。世上的求学者，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上元杨翮十分赞美他的这种心志，作箴告诫他。箴文如下：圣人的境界啊，就像苍天一样高远，不可能凭借阶梯攀登上去。颜氏仰慕圣人，想要停止却不能停止。沿着孔尼老师的道路，依附攀援而起，以振兴君子之道；那种功业可以继续下去，实在要靠我们这些门徒。人的形体和气质有所拘束，何况又没有资质可以承受安宁之境，若不自己勉励，便无从进步。知道并不艰难，实行起来才困难。聪俊敏捷、威武奋发的人，如同腾空飞翔的羽翼般迅疾。懦弱苟且、卑怯的人有时懈怠，只求一时安逸，最终只能长久叹息。譬如那六匹马拉的车，任凭它承载着平坦坚实的道路，若前驱的马强健优良，奔驰起来快得像水轮一样；若车轮、马蹄已经破败羸弱，又哪里能够当面执掌马鞭驾驭它呢？不是加以积累就能远行到千里；学习技艺的方法，谁能不明白这两个道理呢？勉励吧，我的朋友，时机不可错过，究竟什么应当保存，什么应当遵循？意志坚强，勤奋努力；别人用一分力量，自己用十分；别人用十分力量，自己用百分。我的德行还不够崇高，就向着最高境界不断前进；我的学业还不够精纯，就不断修治，使它达到应有的延续。不要因嬉游而荒废，不要因安逸而懈惰。每天知道自己所欠缺的，每月反省自己所得的。勉励自己，这样才会有功效；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你若不这样做，又怎么能够有所成就呢？彼此赞助，互相督促，这是朋友相交的职责。勉励吧，我的朋友，自己勉励自己的人，能够发誓永远不忘。深入进入其中的奥妙，希望最终获得声誉。有所引导而不厌倦，以此防止他人，并作为箴言，用来规劝增益。《佩玉斋类藁》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