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三。《刘左史集》，别集类第二，【宋】。提要。臣等谨慎考察：《刘左史集》四卷，为宋代刘安节所撰。安节字元承，永嘉人。元符三年中进士，官至起居郎，升任太常少卿，出任饶州知州，又调任宣州知州，死于任所。这部集子不知道是谁编的，前面有留元刚的序。书名虽称“刘左史”，但文中始终把周行己、刘安上与安节并称为“三先生”。又只说他们的气节，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文集，对此没有人能详知。其编排颇无法度：开头是奏议，其次是表，再次是疏状，这还算合适；但把功德疏编入疏状，便失去了体例。又其次是应酬类诸启，却排在墓铭之前。再其次是祭文、青词，竟置于经义、论、策之前，颠倒得更加严重。末尾是《渔樵问对》，书名与世间流传的邵子之书相同，考察文字也完全相同。考晁公武《读书志》说：“《渔樵问对》一卷，邵雍撰写，假设问答，来讨论阴阳化育的根源、性命道德的深奥道理。”邵氏说这是他祖先的书，还应当考察。这样看来，《渔樵问对》有的说是邵子所作，有的说是邵子祖先所作，都没有说是安节所撰，不知为什么编入了集中。然而，太极图归于鹤林寺僧寿涯，先天图归于华山道士陈搏，儒者都争论不休；把这部书归给安节，儒者却从未驳斥其错误，或许也是把有疑问的传说姑且存疑吧。安节出自伊川程子的门下，他生平的始末，大略见于《附录》《上蔡语录》中的三条，以及许景衡所作的祭文、墓志中。他的文章明白质实，不失为儒者之言；经义尤其条理通畅，大概是当时太学程试的文章，后来八股文的开端。全书凡《周礼》十一篇、《论语》三篇、《孟子》二篇、《中庸》一篇，其中《中庸》一篇夹在《孟子》二篇之间，大概是抄写者偶然弄错了次序。《周礼》第四篇前缺四行，按文义考察，题目应当是“时见曰会”，缺失的三行文字已经无法补全了。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刘左史集》原序。元祐、绍圣年间，程先生在伊洛讲授圣贤之道，东南人士大多跟从他。防而在永嘉倡导的，是太学博士周公，以及起居郎、给事中二位刘公。唉，人不能不学习，学习不能不知道道。世上那些口头谈论先王、行为却像市井之人的人，谁能说他们不知道学习呢？学习却不能达到道，只在文章字句之间、声调笑貌的末节上用功，外表浮华而内里不实，说得出来却做不到，这不叫学习。借学习来文饰奸邪、用学习欺骗人的人，不过是把自我求取宠利与自己混同罢了；在祸福得失的冲击中，他还能存留什么呢？考察三位公的仕进退处，当时朝廷推重新学，他们违背时俗而走向别处，甘心接受排斥贬黜。难道拜伊川为师是为了苟且卑贱吗？他们在邹志完诬妄张扬、旁逸横出的时期阻止他，在蔡京声势正盛之日挫败他；不改志、不屈服，凭借什么才能这样呢？这正是讲学的功劳啊！否则，以地位显达、以文章成名的人，前后相望多得很。但学习者对于三位公，却为他们祭祀遗像并奉为榜样，诵读他们的空言而仰慕，也不过是返本求源罢了。留元刚序。钦定《四库全书》。《刘左史集》卷一。宋刘安节撰。奏议。论慎重选择皇子的属官。臣听说天下的根本有三项：法度、皇子、人才；而法度和人才，又以皇子为根本。皇帝陛下广泛延请贤俊，使他们列于各级官位，扩大张设纲纪法度，大小事务都得到举措，实在是国家无穷的事业。近来皇子入学受傅，选置属官为他辅导，都是陛下亲自鉴识、擢用的人，可以说抓住了根本要务。臣听贾谊说：“天下的根本系于太子，太子的善在于及早教导，并慎选身边的人。”翊善、侍讲、记室等职，确实掌管教导。前些日子慎重选择师傅已经很精当了，但身边的人也不可不慎重。教导之官按时入见，身边的臣子却早晚都在身旁，所以日常熏习积累的影响更多，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能有所补益。如今近侍之臣是否贤能，当然已经逃不过陛下的明察。臣希望慎重选择庄重恭谨、纯正厚道而又博学的人充任左右。身边没有不是正人的人，那么所听到的都是正言，所看到的都是正行，太子端正而天下就安定了。如果群邪混杂而进用，国家的治乱就会由此分开，能不畏惧吗？能不慎重吗！论崇尚一同的弊病。臣恭敬地看到，献岁纪元的年号叫作“政和”。大概自神宗皇帝考察古制、建立政事开始，连续承继到今天，斟酌损益，能够达到中正，这就是“政和”的实际意义。然而臣听说，调和与苟同不同：可与不可相互补济叫作和，一味说可、一味说不可叫作同。从前朝廷开始立法时，本意非常美好，但议论政事的臣子却没有替国家深切珍惜，只求迎合以满足私意，往往顺从承受过度，渐渐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这就是崇尚苟同的弊病。幸而陛下圣明独断，亲自挥翰下诏有司，参酌前后适宜之处，全部依从中正的制度，一代之兴，于是成为完备的法典，诸般政事都达到和谐，正适逢今日。同，是忧虑自己的主张不能合于己意；和，则只以义之所在为准，是天下的公道。希望陛下明令群臣，各自使心术公正，务必输诚尽忠，不要徇私而求雷同；有所建树，不怕别人说可或不可，参酌至当之理，以符合孔子所说“不求苟同”的意义，那么政和的功效就会超过前代了。《诗经》说：“不争强，不急躁；不刚硬，不柔弱；施行政令从容宽和，百般福禄都会聚集。”这是说商汤政治调和而获得上天福佑。愿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译表。大观改元贺正旦。新年开始、春天萌发，帝王正如雷从地中震动而出；体察天元而登临帝位，君王于是效法上天。于是群臣在朝，打开明堂而临朝治理，尊贵的名号自古已有，繁盛的典礼今世齐备。【中贺】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睿智临御，谦逊而不自夸，继承先考的美德，以敬奉昊天的命令。正月开始和暖，正好面对乾元初始；“大观”在上，更新了诏命的诚信。于是举行盛大仪式，以彰明宏伟功业，万国奔赴朝廷，千官庄严地执玉朝见。陛下端坐，威容光明，暗中契合祥瑞福佑。臣正奉使命出外巡视学官，离开国都已经很久，遥望圣颜还不到一咫；没有地方进酒祝贺，只能徒然把万年长寿的颂词推到极致。贺天宁节。闪电环绕北斗枢星，向上昭示天上的星纬；彩虹流过华渚，俯临而装饰大地。凡生活在阴阳二气之中的人，都仰望千年的福祚。万众欣喜欢呼，端正得如同一口同声。【中贺】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继承守护伟大基业，大受上天的明命。无疆的年寿，如同初升的太阳；有余的寿年，与上天同久。五百多年，正好遇到一次的盛会；亿万年间，一同接受四方的祝贺。臣有幸逢此美好节日，冒昧承受过分的恩典。乘使者之车，虽不能对晋地有所补益；祝颂圣人长寿，私下里也有仰慕华封人祝尧的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贺收复洮河、积石。朝廷独自运筹谋划，坐而震慑羌戎；沙场一扫而空，敌人愿意做臣妾。捷报接连传来，欢呼声四处传播。【中贺】臣私下认为，高宗征伐鬼方，商军必然取胜；宣王征讨玁狁，周道因而复兴。然而动用军队往往长达三年，开拓疆土也只听说百里；功业显著于二代，言辞流传于六经。何况我国刚刚收复临洮，远远连接积石，直到司空伯禹导河的源头，抵达博望侯张骞穷究河源的地方，坐享开拓远方疆域的功劳，始终没有损失一支箭、一枚箭镞的费用。军车所到之处，百姓拿着箪食来迎接，不到十天，便突然拥有千里之远的土地，远超上古，遥遥无可比拟。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睿智临御，神武而不嗜杀，排除纷纭的浮议，运用深沉而细微的先机。愿意像征伐有苗那样，无论远近都能到达；追颂淮西平定的功烈，只有果断才能成功。臣承受国家过分的恩典，恰逢时运昌盛；使玉门关的更柝安静，得以参与听闻驿传的消息；进献金殿上的酒，却独自远离簪绅群臣的行列。贺九鼎铸成。铸成九州牧所贡的金属，成就一代的宝器。圣明的谋略有所作为，国家的势力更加隆盛。【中贺】臣私下思量，神器的兴废，大抵随天时而消长。周朝迁都洛邑，于是开启了卜问世代的祥瑞；汉朝得到汾阴宝鼎，也因此加重了纪年号。有的承袭前代而没有创制，有的只得到其中一鼎而不完整，尚且能够回应上天的大福，成为国家的重镇，载入信史，传播为美谈。何况相隔千古亿载之间，铸成重达万钧的九鼎，光彩多么灿烂！龙形纹饰争相闪耀，明亮地如同金铉相互映照。收藏在神宫中，命名为“大宝”。历代都不能做到的事，除了圣人谁能做到呢？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以宽厚谦冲、亲近臣下的德行，培育群贤；以聪明周遍万物的智慧，使各种政事焕然一新。大概是想把功绩铭刻于不朽，又将使国祚保持无穷。质问鬼神而无所疑惧，与天地相配也无所惭愧。孝思达到极致，当然不会只有野雉飞来登堂；神物所在，想来上面会有黄云盘旋。臣有幸听闻盛大礼仪，适逢奉使一方，得以瞻望。汉庭虽没有参与吾丘寿王的答问，考察夏鼎，仍然能够参与大禹的功业。饶州谢到任。臣如同樗树、栎树这样的散材，毫无可用之处；天地有宽大的气度，什么不能容纳？虽然经历了烦琐言辞的排击，仍得以忝任千里之地的长官，深受恩德，抚念自身更加惶恐惭愧。【中谢】臣自念微小而迂疏，偶然得到际遇；在龙墀接受召对，原本没有可采纳的言论；在御史台充任官员，错误地承受了破格选拔；脱离冗散职位，跻身清要之地，本应激励振作，稍稍报答知遇之恩，却又暂掌言路，还未来得及提出建议；省视双亲之后，仓促辞去，以至于担任记言左史、掌奉常礼仪，朝廷进退任用的恩典，无不曲折周至，而臣子辞受的义理，唯独不明白谨慎自守，都是臣应当受诛的罪过，哪里敢责怪人言可畏？被投置闲散，谁说不应当？宣扬教化、承接流风，才开始便希望不及；过分蒙受宽容假借，只能恭敬承受私恩。这大概是因为遇到皇帝陛下，采用舜的中正，具备尧的宽大，认为臣亲自受到睿明擢用，应当有质朴忠诚；怜悯臣长久侍奉圣明，特意留下体恤之意，使臣稍稍逃过国家刑罚的严峻，暂且从事郡职的劳苦。有社稷、有百姓，岂敢畏惧江湖之远？只有忠、只有孝，就如同天日照临；此恩即使报答万分之一，臣的身体也看轻于死九次。谢赐历日。仰观舜帝的璇玑玉衡，预先知道日、月、五星运行协调；尧帝颁下历法，特别谨慎地安排四时的次序。凡建立正朔之处，无论华夏还是夷狄，全都遵从相同的历法。【中谢】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的德行纯厚，如同上天运行不息。一举一动，与时令一同运行。于是考察日月星辰的运行，用来治理邦国都鄙。陛下认为臣乘坐使者车虽在远方，也如同承受诏令正在近前。这篇灿然的云章，从帝王所在之处传来。臣岂敢不使内心惭愧而勉励多士，努力办理百般事务，期望推扩皇上的恩德，或许稍稍有助于宏大的创造。期集谢赐钱。奉命在玉阶拜受，得以瞻见圣颜；庆贺之恩流布于泉府，又蒙受深厚恩典，只能承奉宠荣，内心更加震惧。【中谢】臣等自念不过是服劳的卑贱士人、只会读书的腐儒，幸逢清明时代崇尚文教，常想以赤心许身报国。虽然深宫九重幽深，无法得到接近的凭籍；而区区一介之身，常怀力不能及之忧。近来因计进之事，得以使姓名被知，入朝拜见庄严的宫殿，天威近在咫尺；退下又承受美厚恩泽，所赐命服光彩华美。只是我们身处疏远之地，却承受如此丰厚的宠遇，不能一日稍尽犬马之劳，又蒙赐予千金，更加重如丘山的感戴。诸生都来聚集，多士也因此增光。这大概是因为遇到皇帝陛下深居而沉默，登临宝位，广泛选取群才兼收并用，先施予百般福泽。栋梁已经形成，不必费心使用椽檩；劣马将要驾车，又蒙推恩赐给草料。臣岂敢不如此如此，永远铭记戴君之赐，哪一天敢忘？誓当竭尽报国的忠诚，从今以后开始。天宁节功德疏。千载才应和一次的时运，恰逢圣神降临的嘉会；万年称颂祝寿，实在是臣子最恭敬的心意。冒昧抒发微薄诚意，仰求慈爱福佑。皇帝陛下，伏愿珍贵祥符赐予福庆，宝贵国祚延续广大；继承的历数无边无际，日日更新而不停止；降赐的寿命长久，朔日循环而只有吉祥。广泛把皇极大道施于百姓，使天下享有太平的盛福。天宁节进银状。

译右列前项物品，用作晋地的土贡，出自鲁泮宫的财币。臣又想，彩虹闪电流布光辉，正是圣明神武的运数；梯山航海前来进献珍宝，交相修行臣子的恭敬。何况恰逢昌盛之时，冒昧承受明命，主管儒学宫中的众多士人，将奉使节前往一方。虽然曾随众三呼万岁，却不能参加进酒祝寿。然而庭中陈列了众多贡物，且有内府金钱显示和亲之意；谨将虞廪剩余之物送上，稍稍效法楚人献芹的微诚。实在与物品的价值不相称，惭愧与恐惧一同增加。又。右列前项物品，是虞廪的剩余，也是《禹贡》所载之物。臣私下想，执掌符信登临帝位，正好开启圣明神武的运数；奉上财币、献纳珍宝，于是向君主输诚。各地无不连接海边山岭，众多贡物成队由陆海运来。何况臣只是一介之臣，亲自遇到千载难逢的盛会。承受恩典已经很厚重，谈到报答又能怎样？进献万年寿酒，却独自远离朝廷鸿鹄般的臣列；进献五官之贡，岂敢忘记蝼蚁般的诚心？只是物品和情意都难以相称，祝颂之意更加深厚。又。右列前项物品，是国家通常的贡物，也是臣职所应谨慎办理的。臣听说，五百多年才适逢一次的盛会，亿万年都一同接受四方祝贺。翻山越谷，车载珍宝，船运贡物，没有一样不是王土所产，哪里有臣个人的力量？只是臣以一介之身遇到国家恩典，得以与诸生讲明学政；进酒祝寿时，遗憾不能列入朝班。内府金钱显示和亲之意，愿意远远充作庭中贡物；情意与物品不相称，惭愧和畏惧一同增加。明堂进银状。右列前项物品，来自晋国土地，作为侯服之地的祭祀贡品。臣私下想，只有圣人才能享祀上帝，这确实属于盛明之朝；而最大的孝莫过于配享上天，于是开始修举行盛大礼仪。许多官员匆匆奔走于宗庙，左右近臣高高举起璋玉奉行礼仪。没有一个不是王臣，各自尽力办理职事。臣只是一个卑微之人，蒙受国家恩典，得以与诸生讲明学政。奉使命而来，却不能陪同执豆行礼；君王祭祀不能供献，理应受到包茅不贡的责罚。谨献上微薄的赋物，用来陈述无能的言辞。只是物品与情意并不相称，内心更加惶恐。启。代贺林枢密。恭闻您荣幸承受皇帝恩典，升任参与机要政务的职位；十行诏书赐下，奉行紫禁中的新命令；再拜称扬美德，认出青毡旧物的典故。华夏与夷狄交相庆贺，朝廷和民间共同瞻望。恭敬地想，您学问达到古初，见识周遍世事表里；言行始终不违背平日的操守，谋略屡屡显现为实际功绩。招纳贤者、振兴人才，是六卿流传下来的典制；制定礼乐，是三代的宏大规范。凡是制度政令，都以之为纲，必定要借助讨论修饰的力量。您先后入朝任近臣、出使乘轺车，治理大都会，竟没有造成一人的冤狱；主持铨选，各类官吏的才能都得到适当安排。若不遇到盘根错节的事情，哪里知道利器？就像庖丁游刃有余，根本看不见全牛。可以说您才干周全，成就卓著，早已受到舆论称颂，实在被皇上记在心中。如今升入枢机，入内参与帷幄谋划，朝廷的声势已经增加到万钧之重，在酒席之间自然可以折冲千里之外。某人早已承受您的庇护，如今又蒙受陶铸培育；才馆并不遥远，只是受到官箴约束而不能前往。龙门就在眼前，却遗憾没有机会列班祝贺。面对风光只能再三感叹，提笔又哪里能尽述万分之一。代贺朱右丞。恭闻您拜受中天的诏命，掌管右辖的纲纪，朝野共同仰望，华夏与夷狄交相庆贺。恭敬地想，您养成刚大之气，挺立出瑰奇伟岸的才华；在龙墀射策，光彩照耀布衣；在御史台抗章，声名震动簪绅。像百炼之金而更加刚硬，如四时之松而始终不变。讲习礼乐，于是考察久远的谋略；振兴学校，全靠宏大的谋划。努力共同维护国家大政，内心自然得到君主的知遇。果然符合皇帝的简拔求贤，更加受到信任委任。朝廷既已端正，安稳如泰山而四方稳固；社稷无穷无尽，明堂的一根栋梁多么壮伟。某人承受您的恩德已经很久，离开您的德泽却仍觉得如同昨日；遥想您的教诲，仿佛还在耳边。正被官职所牵制，遥远地不能亲自拜见；望着风采常常感叹再三，提笔又哪里能尽述万分之一。代贺梁右丞。恭闻您拜受宫中的诏命，掌管右辖纲纪，增加本朝的声势，更加提高天下人的仰望。恭敬地想，您见识深广，才略颖悟，赤诚许身报国，早已获得君主的知遇。民间大业，早已长久倾心仰望您。近来从掌管地官的重任，又专门治理天府的繁剧事务，都是当时难办的事，却不久便治理妥当。粮仓有所储积，迅速增加到九年的储备；狱讼之间，竟没有一人的冤狱。正当人们称颂皋陶的功绩，果然听到虞帝念及功劳。如今升任总领宪纲，参与执掌政务根本；大贤居于高位，国家形势已经稳固如金城。和气招来祥瑞，时令于是调和如玉烛。某人承蒙您的恩德已经很久，听到诏命又能说什么？大厦已经建成，喜悦更加深厚，好比燕雀为有屋檐可栖而庆幸；云气所荫庇的地方，难道会间隔荆棘丛吗？愿凭我顽钝的资质，最终归于您的陶铸教化；永远说起欣喜庆幸之情，超过同辈百倍。代贺徐右丞。恭闻您拜受宫中的诏命，掌管右辖纲纪，增加本朝的声势，更加提高天下人的仰望。恭敬地想，您博学而通晓古今，刚劲之气贯通金石。正当帝王垂帘听政之时，任台谏而竭尽规劝。遭逢时局变更，仍然坚守志向不改；即使鸡鸣风雨、天色昏暗，仍如松树不论冬夏都自有青色。抗章辨明是非，引经据义，慷慨陈词，毫不畏惧强暴，充分具有忠诚正直的风范。在朝廷诸儒之中，没有谁超过您；即使古代烈士，又如何能胜过您呢？因此能够在纷纭之中确定国家大政，在启发君主之际结成君主的知遇。任夕郎时批答诏敕，力量足以挽回天意；主持版部而治理财政，听说使国家富足；这些虽然都是破格举用，却还没有显尽非凡才干。等到这次诏命下达，便擢升您执掌权柄。朝廷既已端正，安稳如泰山；四方稳固，社稷因此安宁，明堂的一根栋梁多么壮伟。某人承蒙您的恩德已经很久，听到诏命又能说什么？幸而承受炉锤陶铸的余泽，何况又是门下旧人，抚念自身还有什么可说？欣喜地想依附青云，努力追随，却叹息自己还没有拨开宿雾。永远说起庆幸喜悦，超过同辈百倍。代贺薛内翰。

译恭闻您亲自屈尊乘使车，严肃奉行王命，越过壁水的高位，进而升任金銮殿的显职。儒道因此增光，士林相互庆贺。恭敬地想，您是儒学宫的栋梁、学海中的舟航；正当雍泮学宫开始更新之时，越过簪绅而被擢用。入内陪侍经筵，出外端正师表；用三种教化教导百姓，差不多可与周室相比；按四科取士，也不只是孔门独美。正将取得成效，忽然又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即使鸡鸣风雨而天色昏暗，松树仍不论冬夏自青。言语必定依据经典，行事全都师法古人，竭力扫除长久阴霾的旧雾，还给我们青天；于是挽回已经倾倒的狂澜，恢复我们的旧道。上天降下诏命，云汉般的文章于是写成。只是学政更新，无不是当时最优秀的人选；唯独儒学宗师难以继承，所以最终滞留三年。士人的议论还未平息，皇上的心意正相契合。清晨踏着花砖入朝，太阳的影子还未移动；夜里擎莲烛归去，漏声频频转动。岂止在三俊之中遮盖芳名，简直将与六经争美。某是您的乡里诸生，不过芹宫中的一个人；曾嬉游陈列俎豆，做过同队之鱼；如今年近桑榆，却独自成为脱群之马。仰望飞黄腾踏，笑看斥鷃翱翔。主管席位十分高远，尚且幸得故人不弃；膺门就在眼前，却不知何日才能登门。倘若容许我依附骥尾的苍蝇、一振处鸡群中的鹤，我发誓将粉身碎骨，终身报答。代贺朱都运。恭闻您光荣承受皇恩，掌管漕运事务；近在西郊之外，却成为各路的先导，皇帝眷顾特别优厚，师帅之言也完全认可。恭敬地想，您的美德由世代积累而来，忠诚因孝道推及国家；艰难之事历经百般，险易之际始终守持一个节操，奔走奉事，已经很久。贤能劳苦而诚恳悲切，抗章上奏，忽然以疾病请求退职。正当圣主进用人才之时，哪里是贤人退处的时候？果然诏书从琳馆起用您。何况方圆千里之内，划为王畿，尚且依照三十年通行的制度；国家财政对外设置四辅，对内资助各营，到现在没有不足的忧患，正有已经试验过的成效。虽说是保全自身而退，哪里是舍弃君王呢？只是量才授职，没有谁能改变您。出了都门，邸吏相迎；满眼山川，仍如前日旧景；夹道父老，恍若归到故乡；风俗便利安适，官吏百姓都欢悦。某人一向依靠您的庇护，每每承蒙您的吹嘘举荐；只是我守着官箴，妨碍了宾客拜访，唯有等候召节，届时当赶紧展开庆贺书信；还希望借助余光，稍稍安顿我微薄的力量。反复想到此事，欢欣庆幸之情哪里说得尽。代贺卢营田。恭闻您光荣承奉皇帝诏命，荣幸地更换绣衣使者的职位；看使者车驾已经临近，所属各部也交相欣喜。恭敬地想，您的德行器度清明深厚，长久以来受到士人称誉；才略明达敏捷，早已获得君主知遇。正是皇家筹谋庙算的人才，又通晓周室乡兵制度的渐次发展，于是出任使者，前往巡按边境。从陕州以西，已有多余的骁勇之士；只有晋地旧制，还要借用规划来大加整修。学习充国屯田，广泛招募魏氏武卒，这是上策，确实适合全才。正打算修写庆贺书，先承蒙您赐下书信；永远铭感在心，哪里能尽述陈说。代贺孙营田。恭闻您奉命于宫中，巡按兵事繁剧的地区；周全的才干得以施展，公义也有了归宿。恭敬地想，您充分显著的风采谋略，向来宏大的器量事业，文辞华美，久已传播于儒林。施行政务的才能正受到皇帝隆厚的眷顾，于是从朝廷答对称美的荣誉，进一步承受出使的权力。何况晋地是古代强国旧墟，喜好武事出于天性，自古如此；而把训练士兵的办法藏在民间，在这里最为兴盛，农时耕作、战时作战，粮食兵力都充足，哪里需要等待三年，便可以使人勇敢，坐令四国没有不畏惧威势的。于是立即拜受优厚恩典，以彰明成效。只是我才智不敏，实在仰望高风；钦敬赞颂的诚意，言辞哪里能尽述。代王漕贺冯提举。恭闻您光荣接受诏书，荣耀地乘坐使者车，成为众多士人的依归，确实符合当时的精选。国家遇到时机而制定制度，考察古制而设置官职，招纳贤能，分掌周代乡师的职务；巡行郡国，观察风俗，如同汉代博士，无不是慎重选取儒学宗师，用来严肃奉行使者的指示。恭敬地想，您是士林中拔萃的人才，学海中资历深厚；在绛帐中讲经，已经改变贵游子弟的习气；穿着绣衣执掌符节，更能扩展教化养育的功效。何况大河以东是完整的晋地，文学推尊子夏的博富，经术推重仲淹的精深；古今相望，想来流传的风气还没有泯灭。学校教育，正是盛世所优先重视的，等待观看您的使车巡行，一旦阐发泮宫教化，必有成效。奇异人才接连出现，俊秀之士正相适宜；只是我实在才浅，忝列同一大部，偶然代理官职而承乏，徒然尽心竭力办理公务，何况统理众务并非专任，哪里有旧日政绩可以陈说？仰慕您的高德已久，尚未得暇瞻仰；倾心赞颂的私意，言辞实在无法尽述。代吴提学谒见执政【吴因越职言事，被罢免学事】。上奏弹劾失当，自己触犯刑法；议定处罚从宽，只令返回铨部。罪过深而责罚浅，恩典重而命令轻。臣自念如樗树、栎树一般的散材，早知自己无用；如斗筲般的小器，终究惭愧容易盈满。近来因更新三舍制度的文书，错误地承受了一介使者的职任；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志向，始终没有辜负初心。走在荜路、乘坐篮舆，难道能对履行职责有所推辞？皇帝的诏章、奎宿般的御笔，常常教诫我遵照奉行。然而见识思虑不通，矜持过分。认为榷酤之职中有增助的酒钱；代理县邑时，确实主管钩考学政的事务。既然违背明诏，又惊扰百姓。明知而不说，罪恐怕不能免除。却完全没有想到法令严明、职责各有分守，事务自有主管。因为过度筹划个人忧虑，竟至于画蛇添足；侵犯官权、离开本职，几乎等同于越俎代庖。何况已有固定刑罚，明载于甲令；皇帝屡次颁布睿明诏旨，申明警戒官员同僚。诏言还在耳边而未曾忘记，罪过多得拔尽头发也数不清。恭敬地想，某人深切通晓下情，明察事务隐微；考察我所说的话，大概只是陷于旧习；怜悯我所犯的罪，是因为奉行法令时过于认真。姑且给予轻罚，作为大的警戒。退下后惭愧自己昏昧，上面玷污了使者的命令；在学校兴盛之时，却遭受失职的诛责；正当朝廷清明之时，却受到黜退幽困的惩罚。闭门自责，对朋友也感到惭愧。拿镜子照看自己的形貌，面目实在可憎。我只应当追念过去的过失，恭敬承受厚恩；年岁还未迫近桑榆之时，倘若从前的过错可以赎偿，我发誓鞭策劣马，希望谋求日后的成效。代吴提举再次掌管学司谢监司。

译恭敬地奉到诏条，申明严整学政；承受错误施加的恩典，回到旧部以来，算来已经半年，景物仍如从前；抬头看整个晋地，恍惚如同回到故乡。只是我疲弱懦怯，实在无能为力，知道这全靠您的吹嘘扶助。这大概是因为遇到某人，内心忠诚许身报国，对下能宽恕，对人乐于相助，使一方的优秀百姓逐渐达到三代的美好风俗；您留心泮水学宫，平日谈论总要称道，加意于年轻学子，认为这是政务中最优先的事，巡行所到之处，奖掖帮助实在很多。因此在澄清淘汰之后，又重新主管宾兴取士的盛事。黄河以东，习俗号称少文，自建学校以来，士人渐渐知道教化，必将等待长久岁月，才能仰望副合朝廷期望。哪里是我这样的浅薄才能可以期待成效的呢？所幸能够同舟共济，恰好得到依靠；愿意分得邻室的光明，用来补助自己的不足。仰望风采之情实在迫切，瞻仰德行却没有闲暇；倾心颂扬的私意，言辞不能尽述。谢免省试。近年考核文艺，幸而名列上等；今天参加程文考试，又忝列优等。于是将姓名列入桂籍，等待在枫廷接受询问。所得超过本来所应得的，惭愧不能相称。臣私下认为，先王在学校培养人才，本来就是为了选取人才；君子在自身修养善德，本来就是为了将来从政。任用的人才出自所教之学，所以才能做到言语必能实行。诗书所称颂的道理，哪里有不同的旨趣？公卿的选拔，都由这条道路而来。当时那些出任长官、入朝理政的众多官员，无不是六卿按时记录、按年考核的多士。经过长久等待，以完全公正的方式选取他们。百姓因此能够直道而行，从前称为至治的极致。到了后世，沉溺于末流，把六艺当作繁琐文饰，认为太学不是急务；太常受业的学生，只评说平日的空言；各郡应试的文章，全出自临时的私意。上面所求，流于无用；下面所学，也不是可以实行的。不知道操缦是安定之道，哪里会有画饼可以充饥？千年荒废，都沿着同一条道路。这就是衰世的轨迹，所以彼此相因，而圣人的道理不知何时才能恢复。恭敬地想，国家承受百年积累的弊病，发扬七代以来的大谋略，遍观古今，洞察根本。认为两汉以后之所以衰失，是因为观察人才只凭一日的长处；而三代政治之所以兴盛，大概是因为入学后有中年的考核。于是开辟学校，招来俊秀，增加弟子一千名，颁发新书一万卷。春天诵读、夏天奏弦，经典由老师传授；每月作文、每季考试，士人由学校升进。既在太常考核，又在仓促之间复试。况且环桥求学的人有亿万之多，不是已经很多了吗？等到扬觯再三，剩下的也只有少数。因此从元丰开始创立，到绍圣承继，虽然求取人才已经多年，所得的也不过数人而已。理应有奇异人才间或出现，以彰显新法的大成。像我这样才智不合时宜，学习只是为了自己，只因没有忘记奉养双亲，才存有求取禄位的心。三舍按次升进，正是重视兴贤之礼。低头经历百次考试，旅居七年，几乎成就上等考核的功绩，却仍赶上中途变更的制度。近来参加公选，再次考作文，言语确实比前时精工，姓名也得以列入异等。知道这不是侥幸，便允许我从新开始。正担心再击鼓便会衰退，甘愿排在末位。不料恰好箭矢又接连射来，竟然优先进入射侯之中。退下惭愧自己像毁瓦一样毫无功劳，进前欣喜自己有登云的日子。考察这一切的来由，怎敢不知归向。此乃承蒙某人……近来蒙受明命，两次主管学官；有幸升入夫子之堂，得以列在诸生之中。曾参还没有通达，正在寻求归于一道；颜偃又怎么样呢？或许您肯定他片言之善，把他列为特别等级，使他出众于众人之中。虽然仕途逐渐通达到台司，您高雅的心意却不忘记我这块璧玉。龙门水势更加高峻，仍允许我再次登临；劣马正疲惫，却幸而承蒙您一顾。依附您的余光庇护，使腐朽的资质也获得荣光。因此在选拔中，错误地承蒙收录。我当竭力探索圣贤的境界，发誓穷究师友的渊源。谢王漕举荐改官。孺文谈论旧事，正有赖于二位天使；北海孔融举荐贤才，却错误地把我推为一只鹗鸟。只是我的技艺才能没有可取之处，声名又超过实际，哪里是我所应当得到的，只有更加惭愧罢了。臣私下认为，保举人才的制度，古人称为最公正；私下请托，如今却成了后患。按照言论，故旧不如亲近之人；按照才能，才能不如权势的威严。舍弃这两种因素，实在不知道还有哪一样可以凭借。倘若不是大贤格外通达，能够从流俗的卑污中自拔，哪里肯为清明朝廷举荐像我这样的寒士？我出身低微，徒然读书，是个腐儒。近来因三舍诸生的身份，被擢升参与外台属吏。芙蓉浮在水面，幸而厕身英才之流；松柏成林，却独自惭愧自己是柔弱的树苗。坐看飞黄腾踏，甘愿像斥鷃一样翱翔。自知没有才干，每每因此无所怨言。何况泮宫培养人才，皇帝亲笔已有明切诫勉。官员各有主管，怎能不畏惧文书法令？言论没有补益，任用属吏又有什么用？提着空师又归向哪里？回到旧巢而有所依托。左车余下的俘虏，哪里值得与之谋划？管仲困厄之时，本来就多有不利。所应当上奏请求薄责，却反而借助您的声誉，用片言举荐我。哪里有浅薄才能可以希望获得一点升进？这大概是因为遇到某人，秉性忠厚，立身行事有常。范叔非常贫困，曾有一日的交谊；而晏婴即使相交已久，也没有忘记平生的言语。您委曲怜悯我久滞不进，又加以最后一点吹嘘举荐。这种恩赐难道还不多吗？我岂敢不恭敬遵守官箴，更加修养士人的操守；达到从前未达到的境界，听到从前未听到的道理。不是说我已经能够做到，倘若能够实现古人的志愿，也就可以无愧了，不辜负国士的知遇。谢司业改官。门下尚有余地，虽有幸登上龙门；融帐中贤才众多，哪里敢希望得到荐举为鹗？反省自身深感惭愧，承受您的德泽却无穷无尽。臣私下想，自中古以来，没有比今日更兴盛的。京郊设置学校，环绕流水作为池，深厚的道德流风已经形成；诗书之府，当时的宗师，成为我们的主盟。凡是怀抱才能的人，都希望得到推毂。何况我主管鲁泮之学，名籍又隶属于虞庠；只是缺少伟人来使这次清选增光。像我这样，是门下被弃置的东西、湖海间的散材，偶然凭三舍诸生身份，被擢升为外台属吏。追随使者，几乎走遍汾、晋山川；早晚想着承受师教，却只能梦见辟雍的钟鼓。每每想到自己疏远，长期被弃置。任命职务来自上天，谁能在地上安排？不料大贤格外通达，委曲怜悯我这个偏远小邑的遗弃之人，借助片言，使我得到一点升进。这大概是因为遇到某人，善于引荐同类，美在务必成人成才。认为我年轻时学习文章，错误地在上客中考中程式；又深知我遵守规矩，曾在先生席前侍奉。委曲怜悯我长期滞留，又加以最后一点吹嘘举荐。这样的恩赐，难道还不多吗？我岂敢不更加发扬初心，努力修习旧学；远远探求圣贤的深奥旨趣，向上承接师友的渊源。不是说我已经能够做到，倘若实现古人的志愿，也就可以无愧了。不辜负君子的知遇。谢叶博士。

译在御史台充任官员，正惭愧自己名不副实；在螭陛供职，哪里敢庆幸被收用？料想难以符合您的教诲，已经追还了成命。过分蒙受您的怜恤，又预先赐下褒扬；道义上不敢承当，惭愧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倘若凭借您的余荫得到庇护，使我得以安守旧职常态，承受的德泽实在太多。言辞哪里说得尽？一年将要结束了，万物不会永远困穷；贤者履行正道，福气将自然到来。等待承受特别的恩数，来慰藉我的鄙陋心怀。《刘左史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刘左史集》卷二。宋刘安节撰。墓志。《宋国宝墓志铭》。永嘉宋君国宝去世的第二年，择定九月甲申，安葬在郡城西面的宝塘原。下葬前，他的弟弟某人写述兄长的品行，写信送给辟雍录张辉子充，说：“我不友爱，不能恭敬对待兄长，上天降下惩罚，使他不再留在我家。如今安葬已有日期，倘若不能请贤者为他作铭以图不朽，这就加重了我不友爱的罪过。何况兄长如今受监察御史刘君厚器重，而您又是刘君所敬重的人。如果通过您来请求，一定可以得到铭文。”一天，子充到我这里，把他的话转达给我，并且说：“如果国宝有铭文，就没有遗憾了。”我既然了解宋君，又不忍违背子充的请求，于是作序并写下铭文。宋君名之珍，国宝是他的字。先生九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却能自己谋求学习，没有被其他行业夺去志向。长大以后，更加磨炼自己成为有节操有品行的人；不是合乎义的事，即使一丝一毫也不向人屈服；谨慎修身，节约用度，生活有余，便常常分给贫困的兄弟。平时不随便说笑，不用脸色去取悦别人，别人似乎很难亲近他；但对于所交往的人，一定推心置腹，为对方尽情尽力。他骨相清峻、气质肃然，远远看去便知道不是寻常人。三十六岁时，才凭进士身份被选任为台州司理参军。有人告发一个坑户，怀疑他藏匿官府的白金；其实并非事实。按法律应当杖打，官吏却收受贿赂，想把他置于流放之罪。您说：“按法律，告发而不称说有疑问，即使不治罪也可以，为什么反而要反坐治罪呢？”您坚持争辩，但迫于权势，最终还是不能改变。审理案件，无论大小，您都一定亲自阅看，从不专门推给胥吏办理，因而平反昭雪的很多。过了一年多，遭逢母亲丧事，您赤脚扶送灵柩，随即安葬在某乡，极尽哀痛憔悴之情，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服丧期满，调任应天府穀熟县尉。您所管辖的民兵捕获强盗，有人请以亲自捕盗为名替您增加官秩。您说：“用欺骗冒充来求取赏赐，我不忍心这样做。”上级没有听从。起初您曾上书议论政事，因此受到牵连而仕途不顺，后来又任会稽县尉。越地习俗大都在春月举行竞渡，费用全都由官府向百姓征取，百姓每年都苦于这种骚扰；而当权者只顾贪图游乐，正竭力追求极度奢侈。府丞暗示各县，按惯例由县尉负责筹办，到了您这里，您独自到府中逐条陈述其中不可行的三点，整个府中一片哗然，都替您担忧。您毫不顾虑，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大观三年，诏令削除党籍。您说：“我的罪过已经洗清了，也许可以防止有人伸张自己的志向了。”第二年夏天到京师，五月丙辰在旅舍去世，享年五十二岁。您性情刚强而坚持义理，凡是认为应当做的事，必定挺身而出，以自身率先去做；到了不可退让之处，便坚定不移。您不因贵贱、贫富、事情大小、人数多少而改变操守。您在家居住时，举动都以法度自我约束，如同身在官府；在官府任职时，事情无论大小都加以审察，如同居家一样。即使勤劳困苦，也不把它当作疾病，从未向人求取什么。您了解别人，别人却很少能了解您。您至死没有惭愧和遗憾，说：“义理本来如此，这样就足够了，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从初次任职到去世，将近二十年，官职却只做到这里。因此您的事业没有在世上充分显露，知情的人都为您悲哀。曾祖父名讳【某】，祖父名讳【某】，父亲名讳【某】。您娶陈氏，生有四个儿子：敦仁、敦义、敦礼、敦信，都在研习进士学业；三个女儿，都嫁给士人，最小的尚未出嫁。您安葬时，确实依从母夫人的墓兆；那一年改元政和。铭文说：“耿介而通达，明察而宽恕，节俭却能施舍，勤劳而不怨尤。在位者常常忧虑不能得到这样的人任用，而这样的人最终又没有遇合。这难道是命运使他至死如此吗？” 祭文 祭奠女婿立之 呜呼！我家世代与你家结为婚姻，所以又把女儿托付给你，想让她终身依靠你，哪里料到会这样？五年之间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刚开始学说话，一个还在襁褓中，你竟然就离去了。他们今后将亲近依靠谁呢？呜呼，悲痛啊！我还能再说什么？我倾酒致祭，诚意相告，眼泪不住地流淌。代薛承奉祭奠立之 女子出生在世上，本来就是为了依靠出嫁后的丈夫；依靠丈夫，丈夫死了；于是又依靠儿子。可叹您的母亲啊！当初失去您的父亲，家中多有艰难，便把儿子托付给您。如今您又离去了，母亲将依靠谁呢？两个弟弟还在，呜呼，母亲悲痛啊！可叹我从前，儿女婚嫁刚刚办完，以为已经没有牵累，整日欢笑自得。哪里想到到了今天，百般牵累仍然存在？白发苍苍的老人，却要为孙辈哭泣。呜呼！老了，牵累反而更多。这个尚未成熟就夭折的人，又能拿他怎么办呢？代贯道祭奠侄子立之 上天降祸于我家，接连降下百般灾殃。癸酉年，我的兄长早逝；不到一年，又遭逢父亲丧事。如今你又离世，使我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回想昨天，我和你侍奉在祖父身旁，他从容地教诲我们。你面有倦色，祖父说：“去吧，你回去休息。你年纪还没有到壮年，却已经进入老境，哪里能够长久呢？能有后嗣就是幸运。”当时我和你虽然听到这话，出于亲亲之情，却还希望事情不会如此。谁料今天，上天竟不肯让你多活一些时日？追念往昔，我的眼泪如同丧亲之泪般流下。呜呼，悲哀啊！人谁能不死？你却没有活得长久；人各有天命，你实在令人悲痛！你的母亲已斑白，你的孩子还在咿呀学语，你的弟弟妹妹还说：“尚未成家。”临死的晚上，你对着我想说话，气息细如游丝，几乎不能发声。我说：“唉，你把亲人托付给我，我哪里敢忘记呢！”仿佛还有鬼神点头应答。我离开时已经来不及了，骨肉亲属都在旁边，围着你哭泣。呜呼，悲哀啊！你也无可奈何，我对你也无可奈何啊！立之迁葬途中祭文 听古人说，丧事要预先选定远日，难道是为了便利活人吗？只是为了慎重对待死者罢了。你去世以后，距今日已接近三七二十一日，身体还没有完全冷透，灵柩却已经安置到别的房舍。又听说，子女对于父母，只遵从父母的命令；难道到了死后就会不同于生前吗？我们的亲人是为了安宁，也是你的心愿；你去安葬他，使他得到安息，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恐。祭奠丁逢辰 可叹我逢辰，出身名门而以儒学立身，不迎合方士，也不以浮屠为师，独自抱持六经，以弘扬圣人的谋略。并说：不同于此的人，就不是我的同道。高门大族都欣然归附，不待告诫便相信服从。儿子像父亲，妻子像丈夫，说话不轻易出口，行动不轻易举步，人人都称为长者，确实不是虚妄。过了戊辰年，科举取士的道路被阻塞，众多士人一同以经术和品行为公荐应试，文书已经写成，却在中途受阻。贤才之网疏漏，临川为此长叹，竟然漏掉了吞舟的大鱼。公说：“这是命啊，回去吧，回去吧！”笑着指向东郊先父的旧庐，说那里可以享受诗书，可以娱情琴瑟，何不前去修葺它呢？我将隐居在那里，你们几个不要放弃这个计划；有疑义便讲论，有问题便请教，我也将与你们同去。小儿子早早显达，调任海隅官职，服丧期间随侍左右，给人带来的欢悦还很多。上天不保佑人，长子竟然去世，慈父内心极其悲伤，忧愁积聚成病，最终没有救过来。唉，亡故了啊！呜呼，悲哀啊！日子流逝，安葬的日期已经确定，永远隔绝于幽冥之地。我们曾经结为婚姻，你是我的姻亲，如今这样长久地离去，我内心又是什么滋味？我以文章佐助祭礼，您可知道吗？祭奠吴助教

译上天降下才华，并不是只让人出生而已；人身负才能，最终总会有施展的一天。从前范蠡，是霸王的老师，进仕时功劳富足，退居时资财富足。公当初家事尚未治理，每天与弟弟一起谋划，所做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感到疲倦，谁来经营我这些私事呢？你何不去求学，我为你提供资助；凡是船车能够通行的地方，无论水路陆路都可以前往。过了几年，各自都实现了愿望。弟弟因学问显达，公因才干受到推举，二人都在朝廷受爵，功劳相同而职分不同。既然已经知足，便毅然改变想法，选择居住在东嘉，涵养精神，自得其乐。刚正而有礼，诚信而不疑。每年拿出余财，分给宗族、支派、乡党和亲属；众人佩服他的义气和慈爱，都说五福齐全而没有亏缺。可叹公一生从未求医，一旦患病，却久久不能支撑。临去世那天，神魂将要离体，仍能安然地同几个孤儿告别。呜呼，寿命已经不短了，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只是邻里亲友常来往，有时同席宴饮欢笑，既然彼此和谐融洽，便希望托付婚姻，使情谊永远不衰。结交不久，公的病已经危重，突然听说已经去世，快得无法追回。我在灵柩前再拜，献上这一杯酒，想来公的精神即使死后也仍然有知。祭奠王正翁 唉，唉！正翁竟这样突然去世了吗？这一去竟永远不再回来了吗？从前您赴临川任官时，我到江心孤屿为您饯行，说：“您已经做官，又将离开乡里，是否还有没有办完的私事？我虽然不才，愿意尽力相助。”您说：“我已经做官了，还求什么呢？但我将来回乡时，只是还没有可以居住的房子。您爱护我，何不替我营建一所呢？”我说：“是，是。”您上路以后，我只管命工匠修治房屋，房屋将要完工，您任期届满回来的日子也近了。我本来早晚盼望您归来，使这所住宅安定下来，哪里想到您竟然死在途中？您把营居之事托付给我，房子建成了，您却不能在其中睡卧居住。呜呼，悲哀啊！这个月，您的儿子将把您的灵柩安葬在西岑原上，所以我哀悼再也见不到您，恭敬地陪同母亲前往，在新居的正寝设下薄薄的祭品祭奠您。愿您有知，听到这篇文章，明白我的悲哀。祭奠方积中 从前您年轻时，执笔学习文章，早晨还被称作寒门之士，晚上便如登青云。为什么十年间，您一直带着书求取仕进，怀抱美玉般的才华而哭泣，竟然无人知己？我初次见您，认为您的才华值得求取，您自己也很自信，于是日益修习学业。等到没有遇合，便说这是命运所使，您自己也开始怀疑，学业大概已经没有用了。唉！人生各有所经营，退居必有所得，进仕必有声名。您经营自身，难道能说不上力吗？为什么这两者竟一个也没有得到？我意欲说天理是否不公？只要时间长久终会通达，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人竟终身处于困穷？上天不可知，才华不可凭恃。您的高才，命运却只让它止于此处。太阳落下还会再升起，您这一去却不再回来。登上您的厅堂，再也没有人接受您的容颜。我酒已澄清，菜肴已经洁备，满怀哀痛送您远去，作为永远的诀别。替林思廉祭奠林介夫 大道施行的时候，国家寻求贤才，往往君主捧着扫帚亲自迎接；后世多有私心，反而是贤者低头到有关官署求仕，幸而偶有一人得到任用，实在伟大。先生却不同，说：“我的学问起初并不是为了求利，为什么要离开亲人千里，考取功名求得俸禄，所得不过几斗几升？出门耕种东皋，入内奉养母亲，这难道没有别的意义吗？只是在一个乡里施行罢了。”孟子居住在齐国，众人以他为榜样；王通居于河汾，诉讼者自然止息。把这种影响施于政事，他也是正直之人，难道一定要有所作为吗？先生先使自己受到屈辱，只专心于这部《麟经》，探究圣人的志向，诸儒的盾牌长矛没有谁能抵挡。其义理一经阐发，大体分析其中的异同，一时之间诸位公卿都放弃己见而请求从先生学习。可叹我晚学，实在愚钝不肖，哪里曾想到先生肯赐予我教诲？您教导我、开示我，把我视为同宗同盟，以学业勉励我，忘记我的无能。我这样顽钝庸陋，实在承受不起鞭策，但先生的教诲，我岂敢不努力？还期望终身佩服而不敢遗忘。为什么中年时上天夺走了我的老师？呜呼，悲哀啊！从今以后，我们这些后辈，还有谁来劝勉、谁来奖掖？选择吉日，灵车向东奔驰，诀别祭奠一杯酒，谁知道我的悲哀？祭奠陈八夫人 从前我的大姐，最早嫁到陈家，没有享尽寿命，最终随夫人而去。夫人当初嫁给夏氏，生有儿子并成为他的妻子，那孩子正是我的兄长。陈家是我的姊家，夏家是我的姻亲，感情深厚，因此更使夫人与我的亲情加倍。呜呼，悲哀啊！从前每逢佳节，我还来拜贺夫人长寿；如今夫人已经亡故，我来哭吊她的灵柩。我已斟好酒，已陈列好菜肴，姑且用来祭奠夫人。呜呼，夫人啊！又一篇 呜呼！夫人难道命运竟是这样吗？前年春天，正是您丈夫去世的时候，灵柩还停在堂上，尚未先行大葬，怎么会这样？夫人也接着去世了。呜呼，悲哀啊！这个堂堂的家业，都是君子经治理、营建起来的，确实也由夫人继承并承当。呜呼！如今夫人也离去了，将来让谁来承继它呢？愿夫人有知，保佑您的子孙，以慰藉我对姻亲的思念。青词 为子孙保平安而设醮 上天的听闻虽然高远，却没有什么不能迅速听见而远达；每日监察下界，有感必然相通。近来因为小儿患病，我曾倾尽赤诚，陈述恳切的祈求。幸赖神明赐福，他的病已经痊愈。因此选择吉日，共同陈设法筵。向玉虚金阙仰面投献这微薄的诚意，想来神明驾着风马云车，翻然而下降。有酒可以献上，有椒可以助馨香。虽然祭品和礼器都很微薄，物品无法相称，但只要精诚所至，神明或许会垂纳它吧？经义 使瑞信符节相互符合，使度量成为固定规范，使宾礼符合礼数器用，修明法则。制定法令并授予侯爵的，是君王；奉行法令并施行于百姓的，是诸侯。先王对于诸侯，列定他们的爵位，分封他们的土地，难道只是偏私优厚他们吗？这是让诸侯代替君王施行法令的缘故。然而人的性情是距离远了便容易放纵，法令的施行久了也可能产生弊病。让容易放纵的人奉行可能有弊病的法令，如果没有人加以考核纠正，那么礼法就会因僭越仿拟而混乱，法度就会因沿袭苟且而败坏。各国政令不同、风俗不同，没有统一的准则，先王赖以维持天下的东西，岂不是将近于废弛了吗？因此《周官》的制度规定，每隔十一年之久，必定派行人官巡行天下各邦国，沟通瑞节，使度量统一，确定牢礼，使器数相同，修明法则，都是为了考察并纠正诸侯的治理。所谓瑞，是用来相互验证的；节，是用来表示信用的，二者用于交往四邻。度用来衡量长短，量用来衡量多少，用它们来使万物公平。牢礼，如行人礼中的九牢之类，用来礼待宾客。数器，如《典命》分别记载各级命数的器用，用来规定仪式。法，是凡制定后加以施行的规范；则，是凡据以衡量并制定规范的准则。邦国的土地，封疆不过百里，与王畿相比虽说狭小，但用来交往四邻、平定物价，对外礼待宾客，对内整饬自身，以及制定和施行、衡量和制定的一切，都依赖于有关数目的法度。

译一项法令不能施行，就是弊病的源头。那么想要安抚治理邦国，难道可以不加以考察和纠正吗？为什么呢？瑞节是用来交往的；瑞不是规定的瑞，朝聘时就会有辞说；节不是规定的节，关隘就会禁止通行，于是诸侯之间的交往便会有不能通达的国家。如今六瑞的使用，要辨明各类圭璧；六节的材质，要区别金节和竹节，这样才能使交往通达。度量是用来求得公平的；布帛长短相同而尺度不一致，五谷多少相同而容量不一致，那么连小孩子到市场上都会受到欺骗。如今以五种尺度校正分寸，以五种容量辨明龠、合，这样才能使它们一致。牢礼的器具是用来礼待宾客的；诸侯用九牢，就会近似公爵而失去侯爵的身份；子男用七牢，就会近似伯爵而失去子男的身份。如今依据爵命规定牢数来制定礼仪，使其不亏失，这就是使等级得以成立。器数的节制是用来辨别等级的；侯伯以七为节度，却僭用九，就不同于侯伯之礼了；子男以五为节度，却僭用七，就不同于子男之礼了。如今依据爵命规定器物数目，使其没有差异，这就是使等级相同。道随着时代变化，法随着风俗改变；过去所制定的，今天已经显出亏损。过去所得而今天发现已经亏损的，就加以补足；过去失去的，就加以挽救。这就是法则的增损不能停止的原因，也是修明法则的意义。瑞节、度量、牢礼、数器，是法度的大常，是不可随意改变的。因此要使它们通达、成立、相同，这就是法则的大常。法则还有小的变通，是可以有所损益的，因此需要修明。大常之法要使它们相同而不可逾越，这是保存法度的善处；小的变通要加以修正而不使其产生弊病，这是挽救法度的过失。一常一变，邦国的法度全在这里了。孔子说：“谨慎地校正权衡容量，审察法度，四方的政事就能施行。”说的就是这个。虽然如此，先王安抚治理邦国，难道是一日积累而成的吗？五年一次的存省，考察并治理已经达到三次；九年一次的颁书授命，晓谕并协和又达到两次。还认为不够，于是有十一年一次的考核，考察得已经很全面了。到了十二年一次的巡守，考察不如晓谕有益，晓谕不如考核详细，考核不如巡守重大。因此从修明法则以上，都是行人的职责；到了巡守时，才由君王亲自前往治理。这是先后有序、详略有别的次序。然而君王的巡守，不是可以仓促进行的。一定要先由行人考核，然后君王再巡守。先行考核，并不是怠慢命令；随后巡守，也不是欺罔民众。因此，改变礼乐而不服从的，可以依法流放；变革制度而成为叛乱的，可以依法讨伐。讨伐和流放的罪刑很重，先王实行它们却不畏惧，也是因为行人已经预先纠正了这些事情而已。所以君王的治理，极其简约却极其周详，极其节省却极其广博。有功的诸侯，无不各自谨守法度，以承受上天的福佑，不敢有人扰乱常法，以招致先王的诛罚。《尚书》说：“周王安抚万邦，巡行侯服、甸服，征讨四方不朝的国家，使众多百姓得到安宁。” 这就是达到大治的功效。虽然如此，统一声律、尺度、容量、重量，修明五礼和五种玉瑞，是舜巡狩时的事。可是《周官》的制度，却让行人在巡狩前一年进行考核，为什么呢？大概帝王的政治以德行充足，礼仪器物少而用度节省，所以五年巡狩已经算频繁；君王的政治以功业充足，礼仪器物多而用度耗费，所以十二年巡狩已经算稀少。事情少的容易治理，事情多的难以察看，因此先让行人预先纠正这些事务，以此作为前导，这尤其是周代政制不可忽视之处。到下一年，君王又亲自考察它。

译《尚书》说：“在四岳考察制度。” 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巡守要到十二年之久，却没有听说因为事情繁多而成为忧患，大概是因为法则已经通达并统一，器数一致、度量统一，礼制和禁令已经晓谕，行人、合方氏等掌管交往事务的官员按年按时往来，已经将这些都晓谕清楚了。到了十一年，行人又进行考核。将要巡狩时，职方氏又加以告诫，因为法令完备、官员众多，所以能够如此。等到后世法度败坏，行人一类的官职也废弃而不再修治，于是诸侯的政事混乱了。卫国请求繁缨，器数已经混乱；两国因此互相交换人质，哪里还谈得上瑞节？诸侯全都丢弃了典籍，哪里还谈得上法度？这些法度全都是先王用来维持天下的工具，却竟然废弛到这种地步。难怪后世忧悯天下混乱，而想要在四方施行政令的人，仍然把权量法度放在心上。唉！假使有人能够实行这套治道，那么仲尼的功业，也就是周公的功业罢了，岂不可惜！以便周遍了解天下的事情。让天下仰望一个人，那么他所承受的责任就极其重大；让一个人面对天下，那么他所能使用的力量就极其有限。凭借极其有限的力量，承担极其重大的天下事务，如果一定要亲自去做，那么封国极其广阔、列侯极其众多，我的脚力就会不够；万民的利害、各种政事的得失，我的眼力就会不能周遍。脚力不够，眼力不周，难道就没有办法为此忧虑吗？这样便会得到这一方面而遗漏那一方面，举起一件而废弃两件，作为君主的，差不多没有不辜负天下期望的了。因此周代盛世设置小行人这一职官，巡行邦国的诸侯，治理他们的事务，同时察看各国的政事、百姓的利害、事务的得失、天时的变化和人事治理的常态，全都记载在书中，报告给君王。这样，掌握要务的君子不必亲自走遍诸侯国境，是因为有这个官职替他巡行；不必靠眼力察看千里之外，是因为有这部书供他考核。只要得到合适的人来记录这些书，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知道的了。所以小行人的职掌说：“以周遍了解天下的事情。”所谓“故”，就是有所因由而使事情成为这样的缘故。天下的道理，事物没有永远正确的，也没有永远错误的；是非交替变化，随着时代永不停息。先王的治理，难道要凭有限的力量穷尽无休止的时代吗？如果万民的事情只有利而没有害，诸侯的政事只有得而没有失，四时运行顺利而没有违逆，而且全都出于正常状态，那么先王对此也就没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了。君王颁布常法授予诸侯，诸侯奉行常法施行于百姓，这就可以了。可是百姓没有永远固定的利益，政事没有永远固定的成效，时令没有永远固定的顺利；各种乖戾的变化，又有由所遭遇的事情引起的。如果没有办法了解这些，天下不能治理，难道不会以此为根基吗？所以先王治理邦国，必定借助行人出使四方，以获得考察。吊问死者，救济贫困，补救灾害，赞助善行，是行人出使时所做的事；万民的利害、各种治理的顺逆、灾荒悖乱、安康欢乐与和睦亲爱，是行人回来后所写的书。奉命出使，是行人的职掌；记载政事治理，则只是借助出使来完成罢了。因此前面五项都说“命令他出发，是为了派遣他出去”；后面五项都说“回来向王复命，是为了记载他的归来”。出发时借此使天下同享福乐、共担忧患，是君王的仁；归来时借此察看政治，是君王的智。行人一出使，君王的仁与智两方面都得到发挥，难道不可以说这是法度的善处吗？虽然如此，行人所记载的，只是天下的情况而已。周遍了解天下利害的，是职方氏的书；周遍了解天下治理情况的，是司寇的书。职方氏记载九州的地图，是确定而固定的常典；司寇记载四国的治理，是三年治理成效的记录而已。天下的事情本来有过去正确而今天错误的，也有不受固定规范限制、每天每月都在变化、不必等到三年才显现的，行人的书怎么可以忽略呢？唉！先王既然以自身承担天下的责任，那么天下的利害就是自身的安危。有一个人，如果不知道疾病，不听见声音，别人就会说他的四肢麻木不仁；何况作为天下之主，却连天下的利害都不曾听见、看见而加以忧虑，能够称作仁吗？孔子说：“使五种事情达到极致，实行三种无为，四方有败坏之事，必定先能知道。”这是说治道。小行人说：“这五类事情，各国都要辨别其差异，以周遍了解天下的情况。”这是说法度。道，是先王用来治理内心的；法，是有关官员用来记录事务的。先王之时之所以能使天下如同一家，中国如同一人，难道只是治道本身足以达到这一点吗？行人的书也有助益。后世朝堂之上的治理，距离远到百里之外；朝堂之下的治理，距离远到千里之外。他们在一座堂屋之中尚且不能及时知晓，何况还想了解天下呢？师氏以美善之道教诏君王。依靠自己力量的人往往不足，借助他人力量的人才有余；喜欢追求宏大的人往往不足，逐步积累细微善行的人才有余。这是天下的道理。君子因此看重学习，难道是因为别人本来就比自己有余、细微善行本来就比宏大事业有余吗？所谓自己，就是人的同类；取资于众人，就足以成就自己。所谓大，就是细微善行的积累；从细微处积累起来，就足以成就宏大。所以即使君王尊贵，道隆德备，也一定要借助师氏这一官职，用美善之道教诏他，难道不是因为借助他人、积累细微善行的作用就在这里吗？“美”就是充实的意思。充实了却还没有达到光辉宏大的境界，即使称为美，也仍然只是细微善行罢了。善刚开始产生时，端绪很微小，像火刚刚燃起，一拍就可以扑灭；像泉水刚刚涌出，一道障碍就可以堵塞。如果能够不断充实它，就会成为燎原的烈火、汇聚成深渊的水量；由此使人成为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由充实之美进而达到光辉之大，那么我们的君王就是大人；由光辉之大进而达到教化，那么我们的君王就是圣人；由圣人的教化进而达到不可知的神妙，那么我们的君王就是神人。使君王进至神妙的境界，虽然不是师氏所能完成的，但以美善之道教诏君王、为此打开端绪，实在是师氏的功劳。

译孟子说：“君王左右前后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君王还同谁去做不善之事呢？如果身边不是这样的人，那么谗言阿谀天天进来，忠信之言天天退去；君王一天受到暴露式的劝告，十天又冷淡懈怠，哪里还能保全善行的萌芽呢？一个齐国人来教导他，许多楚国人在旁边喧扰，即使有正确的话也不能使他端正。这样还怎么足以成就盛大的德行呢？”所以先王之时，既然选择设置师氏之官来教诏君王，又让师氏在君王出行、举行重大活动时跟随在旁，就是这个缘故。虽然如此，师的名义是相同的，但有称为太师的，是三公的职务；有称为师氏的，是中大夫的职务。郑氏却把师氏当作君王的三公，这是错的。先王设置官职，以道德最高者为公，以德行居中的人为大夫；公与君王讨论的是道，大夫教诏的是美善，他们职务的大小本来不同。所以称三公为师，就称太师；称大夫为师，就称师氏，其中的意义是可以看出的。然而师氏的地位较低，却不妨称为师，大概是因为善所在之处不分贵贱，我们只知道以他的道为师，哪里还管这个人的贵贱呢？看先王命名官职的用意，以及尊崇德行、重视善道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么师氏用美善教诏君王，君王大概没有一句不听从的了。做师氏的人如果怀有私心，他大概就是先王的罪人吧？按时召见，称为“会”。先王端正宾礼的名称，难道是随意的吗？根据时令制定礼制，根据礼制定名称，不过如此。礼制有出于四时常规的，朝觐、宗遇就是这样；礼制有出于一时事情的，按时召见之礼就是这样。常规的礼以天时为依据，有时则在国家中举行，有固定的常规，不必等待天子用镇圭发令，四方诸侯各自按时前来；所以给这种礼命名，也只是根据时令的意义来表明他们的勤勉罢了。至于没有固定时令的礼，是特别由于一时的事情而举行，并不是预先约定的。当时若不是天子有所命令，诸侯便不知道到哪里赴会。那么这种礼应当如何命名呢？也只须说这是我用来集合会合诸侯的命令，就可以了。大宗伯说：“按时召见称为会。”意思就是这样。为什么呢？朝觐、宗遇，是四时的常礼。春天是一年的开始，好比一天有早朝；夏天万物相见，好比人与同宗相会。以春为朝，那么秋便是夕；但暮气已经衰退，此时前来相见，可以说是勤勉，所以秋称觐。以夏为相见，那么冬便是相辨，万物各自归根；此时相见，是偶然相逢，所以冬称遇。这四种礼都有固定的时限，端正它们的名称，难道还要另求原因吗？只是依据时令罢了。假如王国有值得商议的政事，诸侯一方有不安定的变故，这时将要集合诸侯并发布命令。如果一定要等到四时朝觐之后再谋划，就会错过处理事情的时机。于是便在国都城门外筑坛，集合四方诸侯，用来施行政教、执行禁令、发布征伐命令、修治诅盟；这些全都是由一时之事引起的，并不是诸侯的常礼。“会”不是常礼，只有上级的命令才能集合起来成为一次会合，因此命名的意义不能从别处寻找。难道不就是“会”这个名称吗？《尚书》说：“会合他们，使他们有共同的准则。”

译《左传》说：“会合之中有过失。” “会”的意义，是说召集诸侯，使他们归于统一。这必定是上级先有召集他们的命令，然后他们才来会合；也像年度计事中的“会”，总是把众多事项的要领会总起来罢了。从前孔子作《春秋》，对内记事就称“及”，对外记事就称“会”。按时召见虽然是诸侯之礼，实际上却是天子的意志。《春秋》记载“会”的意义，或许也本于此吧？虽然如此，“会”是君主之礼，是一个人的事情。因此年度计事之会，只有君王巡省时才举行；按时召见之会，也只有君王才能使用。考察经书，大概从未有诸侯而称“会”的；可是《春秋》时代称“会”的为什么那么多呢？所以圣人把它列入经书，不掩盖事实，以此彰显他们的罪过。看晋侯召天王到河阳，圣人的讥刺就很深了。从前只有君王有召会之权，如今诸侯也能召会了；从前只有君王召臣下，如今却变成臣下召君王了。因此想要观察周代的盛衰，不必到别处寻找，在“会”字中就可以看见。周代正在中兴时，宣王在东都召会诸侯；等到逐渐衰落时，天子不再举行会合，诸侯却举行会合；再到衰败极点时，诸侯不举行会合，反而夷狄举行会合。呜呼！周代到了这种地步，就再也不能振兴了。这就是圣人因此而悲伤的原因。后世记载礼制的人拘泥于所听闻的说法，竟把诸侯在郊外相见也称为“会”，这哪里懂得先王的礼制呢？“王大旅上帝”为什么称为“旅” 先王制定祭祀制度，哪里只有一种形式呢？没有事情而举行的祭祀，是礼制的常规；有事情而举行的祭祀，是礼制的变通。常规祭祀中，五帝本来各有方位，百神本来各有职司。要祭祀他们，就到各自的常位举行即可。至于变通的礼，是特别由于一时的事情而举行，不像平常无事时那样宽裕。祭祀尊贵的而不涉及卑下的，祭祀大的而不涉及小的，就不是向百神祈福的办法。因此到上帝的神位前，把百神会集起来共同祭祀。既然会集起来祭祀，人数和神祇就多了；这种祭祀所以称为“旅”，大概“旅”的意义，就像军队编旅的“旅”一样。从前先王把军队的编制寄托在乡遂制度中：五家为比，集合五人为伍；五比为闾，集合五伍为两；四闾为族，集合四两为卒；五族为党，集合五卒为旅。从卒以下，人数较少；从旅以上，人数较多。因此“旅”可以称作众多。从没有事情来说，五旅的人分散为百姓，少的可以少到一个人；从有事情来说，五卒的人聚集成为一旅，可以多到五百人。先王制定祭祀制度，本来就有用途不同而意义相同的情况。现在说一年一度的常祀，是无事而举行的祭祀：在东郊祭青帝，在南郊祭赤帝，在西郊祭白帝，在北郊祭黑帝；在东方祭日，在西方祭月，至于星辰、风雨之神，也各自在自己的方位祭祀。这与五族的百姓无事时分散而少至一人，有什么不同呢？等到有事情而对上帝举行大旅时，众神不能全部分别祭祀，力量也不能全部顾及，于是五方精帝、日月星辰之神、风雨之神，凡属于天界的，全都集中到上帝那里祭祀。这与五卒的人有事时聚集而成为五百人的众数，有什么不同呢？只是百神会集于上帝，并不在各自的常位，又与“旅”作为旅舍、行旅之意相合；排成阵列，又与“旅”作为陈列军旅之意相合。那么先王端正祭祀礼制的名称，难道只是随意而已吗？再以低级官士的“旅”来说，六官的长官多至三十二人而称为旅，是因为人数众多；六官的属官虽多至十六人，却不称为旅，是因为人数较少。幽冥中的天神，显明处的下士，取名都源于军旅的意义，全都以众多为义。由此可见，“旅”表示众多，也是可以考察的。虽然如此，祭祀天神本来有多种方式：致力于沟通神道而祭，称为“祀”，祭祀昊天上帝就是这样；准备齐全的祭品而祭，称为“祭”，在泰坛燔柴祭天就是这样；尽尽人情而祭，称为“享”，只有圣人能够享祀上帝就是这样；比类其礼而祭，称为“类”，类祭上帝就是这样；到达所祭之神所在之处而祭，称为“造”，类祭并造访上帝就是这样；营卫其神而祭，称为“禜”，日月星辰之神以及霜雪风雨不合时令时，便举行禜祭，就是这样。祀、祭、享，是无事而举行的祭祀，三种祭祀意义不同；类、造、禜，是有事而举行的祭祀，三种祭祀名称不同。禜祭只用于日月星辰；类祭、造祭只用于五帝；只有类祭上帝时百神都在场，所以称为“大旅”，因为它比类祭、造祭更盛大。《礼记》说：“大飨的礼制，不足以举行大旅；大旅的礼制完备了，也不足以享祀上帝。”这说明有事而举行大旅，仍不如专心致志地享祀上帝更为盛大。唉！先王把天神当作父亲来侍奉，其道理已经完备了。无事而享祀，是为了报答；有事而祭祀，是为了祈求。报答之所以是仁，祈求之所以是义；祈求时又举行大旅，使上帝率领百神来帮助自己，又因此成为智。举出祀典而仁、义、智三种善都随之具备，那么先王祭祀上帝的意义就深远了。这样看来，宗伯主管的典礼、典瑞掌管的礼制、掌次设置的器物、职金供应的材料以及所需版籍，怎么能不各尽其职来辅助这件事呢？善于开沟的人，会让水自行冲刷流通。

译顺着事物的趋势就通畅，违逆事物的趋势就阻塞，这是万物的常性。至于水的性质，它的趋势只是向低处流罢了。顺着它向下的趋势引导，就会通畅而不穷尽；违逆它向下的趋势去堵塞，就会阻塞而不能通达。因此善于治理水的人，必定先测量地势，然后调动人的力量，顺势加以疏导。所以水势一旦像从高处倾倒瓶水那样，就会奔流浩大、不可抵御；即使有阻挡它的，也将被它冲荡而一同流逝。哪里还会有堵塞的忧患呢？《匠人职》说：“善于开沟的人，要让水自行冲刷。”说的就是这个。水流行于天地之间，就像人有血气一样。血气运行而不积滞，生命因此得以顺遂；节制而不宣通，疾病因此产生。所以善于养生的人，必定先使气血运行，使疾病不在身体中产生；那么善于治理田野的人，难道可以不使水流通，使灾害不在土地上产生吗？因此高低，是水势；我就顺着地势把水引向低处。宽广和深浅，是人的功力；我就调动人的力量把沟渠疏浚加深。于是地势高的地方，就顺着它的低地开沟；沟地势高了，就顺着它的低地开洫；洫地势高了，就顺着它的低地开浍。从浍通到川，地势就更加低下了。这就叫顺应水势。于是田间小沟就成为浅沟，沟的宽和深各增加四尺。浅沟宽深四尺，就成为洫，洫的宽和深各增加八尺。洫宽深八尺，就成为浍，浍的宽和深各增加二寻二仞。从浍到川，就更加深了。这就叫借助人的功力。水势使水流向低处，人的功力使沟渠加深。于是水从遂流入沟，从沟流入洫，从洫流入浍，从浍流入川，这些都是开通高处使水趋向低处，离开浅处而趋向深处。所以水流运行的势头浩荡无阻，即使有浮土也不能堵塞，即使有腐朽的柴薪也不能阻遏。经过多年，沟渠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日益畅通而没有穷尽，谁说不善于治沟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曾考察禹治水，开始于兾，继而在雍，最后在兖，大抵都是顺应水势把水导向低处。所以《尚书》说：“疏通九州的河流，清除水源的淤塞。”说的是使水流通而不堵塞。江、河、淮、汉，是大河。治理九州河流尚且如此，那么疏浚田间小沟、洫、浍直到大川，也不过如此罢了。因此商、周承继其后，虽然授田制度出于一时的制定，但沟洫制度一概本于禹。《诗经》说：“看那南山，禹曾治理过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稻人》所说的治沟，只是施用于低洼田地罢了。然而《稻人》的职掌也说：“用沟渠排荡积水。”所谓“荡”，意思就是疏涤而使水流去。大的如江、汉，小的如低洼田地，治沟的方法都出于同一个道理；即使神明如禹、圣贤如周公旦，也不能违逆水的本性来治理它，何况后世之人呢？用来使土地各尽其职，并命令征收贡赋；凡是征税聚敛之事。先王的政事，不过是施予和报偿罢了。不施予先在者，平民就没有治理的对象；不向后在者报偿，君子就没有供养。丈量治理田野，分派职事，这是君子用来治理平民的办法；勤劳四肢，输送各种物产，这是平民用来供养君子的办法。土地之间所生的物产，没有不凭借君子的制度，竭尽平民的力量才能成就的。既然彼此资助而发挥作用，那么我颁布土地职事以施予在先，又责令他们供给地贡以报偿在后，不也可以吗？用来使土地各尽其职，并命令征收贡赋，凡是征税聚敛之事，都是有土地就有职事，有职事就有贡赋。职事，是治理土地，所以治理的制度没有建立，就不能使土地各尽其职。贡赋，是职事的功效，所以土地职事没有办成，就不能命令缴纳贡赋。从前圣明的君王划分治理天下的疆界，知道仁政的根本必定先在土地制度的建立。因此丈量土地，辨别井田和牧地，划定井、邑、丘、甸、县、都的制度，这样百姓各有分得的土地，就能使他们尽力。所以接着说使土地各尽其职，这是治理平民的方法。让农夫负责耕作，让园圃之人负责种植，让牧人负责畜养，让虞人负责山林，让衡人负责湖泽，分设土、牧、园、圃、山、泽等职务，这样百姓有余财，于是就可以责令他们缴纳贡赋了。所以又接着说命令缴纳贡赋，这是供养君子的办法。土地职事是下民的职责，所以说“任”；贡赋是君上的政令，所以说“令”。使百姓承担自己的职事，而上面又命令他们缴纳贡赋，却能使他们乐意遵从而不感到厌烦，这难道是靠胁迫吗？其中的制度大概是有道理的。按照土宜的法则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土地的适宜；按照土均的法则使土地均平；按照任土的法则制定差役，使负担相称。土地肥瘠和人力多寡恰好相称，土地职事的承担就不必担心百姓不能胜任了。大司徒制定征收制度，均人依土均之法责令缴纳贡赋；有时裁量土地面积以适合均平，有时斟酌邦国赋税以顺从其便利，那么命令缴纳贡赋就不必担心百姓不遵从了。让他们承担职事而能胜任，这是百姓财富得以充裕的原因；命令他们缴纳贡赋而能遵从，这是国家用度得以充足的原因。使百姓富裕、国家充足，除了仁政还能靠什么呢？不过，既然称作“贡赋”，又说“凡税敛之事”，为什么呢？大概由上面以政令取得的，叫作赋，即征取财货；由下面以职事供给的，叫作贡，例如让农夫负责耕作而贡纳九谷。征收物品叫作税，例如按一定标准征收，而不是任意免除；掠取物品叫作敛，例如春天收取皮，冬天收取革。分别说，它们的意义固然不同；合起来说，它们的作用却相同。考察《闾师》，农夫贡纳九谷，园圃之人贡纳草木，都称作“贡”。而它前面说“按时征收其赋”，就可知贡和赋的作用相同。考察《司书》，说掌管国家的九赋、九政、九事，这就是所谓贡赋；而最后说“凡属税敛的，都按照法令办理”，就可知贡赋和税敛的作用相同。大体说来，治理财货的意义不止一种：说“贡”、说“赋”，是为了辨明征取和供给的意义；说“税”、说“敛”，是为了辨明所征收和所取用的意义。贡赋的征收范围大，所以司徒、司书都以贡赋为主；税敛的物品范围较小，所以司徒、司书对于贡赋未能涵盖的部分，特意说“凡税敛”来概括它罢了。周官时代，贡赋、税敛虽然名称不同，但所取用的始终不过十分之一；这里是从根本上概括来说的。到了后世，诸侯侵夺反叛，没有人知道停止，凭小小的鲁国，税亩、丘甲、田赋等制度相继兴起，他们轻慢经界到这种地步。因此圣人勤恳地把这些事写入经书，大概也是想通过正定名分来挽救当时的过失吧。《刘左史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刘左史集》卷三 宋代刘安节撰 经义 天子手持四寸长的冐，在朝见诸侯时使用。天下有四种最尊贵的存在，而王居其一。正因为广大，才能有所容纳；有所容纳，就会成为万物归附的对象。孔子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天下是最大的事物，如果不是君王的德行广大，怎么能容纳天下归附的众人呢？如今普通男女只私自经营自身，眼中一身之外狭窄得仿佛无所容纳，这是只顾一身的作为，不能据此拥有家庭。孤卿、大夫、士只私自经营自己的家，眼中一家之外狭窄得仿佛无所容纳，这是只顾一家的作为，不能据此拥有国家。公、侯、伯、子、男只私自经营自己的国家，眼中一国之外狭窄得仿佛无所容纳，这是只顾一国的作为，不能据此拥有天下。家大于身，所以有一家之德的人，普通男女会把自身归附于他。国大于家，所以有一国之德的人，孤卿、大夫、士会把自己的家归附于他。天下大于国，所以有天下之德的人，公侯伯子男会把自己的国归附于他。他的德行越大，归附的人就越多。《玉人》说，天子手持四寸长的冐来朝见诸侯，难道不是因为天子具有包容天下的德行，能够容纳天下的归附吗？冐圭的形制，是刻成尖形，用来验圭；刻成圆形，用来验璧。四方诸侯，大国持圭，小国持璧，各在规定的时节朝见天子。天子于是手持冐圭面对他们，用来表示自己有包容天下的法度，所以能够接受诸侯前来朝见。从前文王是小国的君主，却修养德行、推行正道，天下归附于他。《尚书》说：“我们都继承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文王的恩德大大覆盖到海边日出的地方，没有不遵从役使的。”说的就是这个。到了幽王暴虐而没有亲爱之心，即使是他的兄弟之国，也尚且背叛他，《菀柳》这首诗就是因此而作。文王虽是小国君主，却有包容天下的德行；幽王富有天下，却行的是普通人的行为。这样看来，诸侯是服从还是背离，完全可以知道了。先王制定圭的用意，难道可以不深思吗？然而一定规定为四寸，是小到极点；这又是用来彰显谦逊。老子说：“圣人不自以为广大，所以能够成就他的广大。” 宫室、车舆、旗帜、衣服、礼仪，都各自依照其爵命的等级数目。《左传》说：名分用来产生信用，信用用来守护名器，名器用来保存礼制。名分和名器，先王慎重对待，不敢假借给人，因为信用由此产生，礼制寄托于此。公、卿、大夫、士，这是名分；有其实质和德行，然后才能得到相应名分。宫室、车舆、旗帜、衣服、礼仪，这是名器；有了相应名分，然后才能拥有相应名器。名分和名器，即使君王也不能私自占有，何况臣下呢？古代君王考核实际情况而确定名分，依据名分而授予名器，建立法纪，记载在典册中。信用由此产生，礼制由此保存，使天下人不敢触犯它如同不敢触犯江河，不敢逾越它如同不敢越过城墙角落；能够断绝觊觎之心、防止凌犯之意，是因为爵命一经确立，等级便已确定。周官设置典命一职，掌管诸侯的五等仪制、诸臣的五等爵命，并说：“宫室、车舆、旗帜、衣服、礼仪，各自依照其爵命的等级数目。”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命，是君主所发的命令。称作“命”，就像上天的命令，万物的长短大小一经形成便不可更改。上面发言命令，下面接受而听从，人怎么能够私自改变它呢？诸侯的爵命用九、七、五，都是阳数，因为他们是君主。诸臣的爵命用八、六、四，都是阴数，因为他们是臣下。邦国的制度，诸侯的等级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而诸臣的爵命尤其不可废弃。因此公爵的孤卿为四命，相当于小国之君；既然称作孤卿，他的德行能够惠及他人，就不能把他列在卑下的等级中，采用子男的礼制，也不算僭越。公爵的卿为三命，大夫为再命，士为一命。侯、伯之国的卿、大夫、士也如此，分别为三命、再命、一命，这是因为诸侯的德行深厚而爵位尊贵，所以他们臣下的爵命稍有增加也不过分，他们的宫室、车舆、旗帜、衣服、礼仪也可以知道会更加繁多华美。子、男之国的卿为再命，大夫为一命，士没有爵命，分别为再命、一命、无命，这是因为诸侯的德行浅薄而爵位卑下，所以他们臣下的爵命等级稍低也不算受辱，他们的宫室、车舆、旗帜、衣服、礼仪也可以知道会较为简约。尊贵者制度繁多华美，卑下者制度局促简略，所以堂各有筵席，室各有尺度，有的以高大为贵，有的以狭小为美，宫室便有了制度。乘栈车的人不敢乘坐墨车，乘夏缦车的人不敢乘夏篆车；旗帜各有等级，旗上的飘带各有数目，车和旗便有了区别。元士的服饰不敢使用毳冕，大夫的服饰不敢使用朱襮；小人没有赤芾的赏赐，君子才有绣衣的纹饰，衣服便有了区别。尊卑有不同等级，详略有不同制度；上位者可以兼用下位者的制度，下位者却不能兼用上位者的制度，所以礼仪都有一定的等级。如果不是各自依照爵命的等级数目，怎么能够这样恰当呢？成周之时，端正邦国的位次，有大宗伯的九仪；辨别宫室、车舆、旗帜的使用，有小宗伯的禁令。典命又记载爵命的等级数目，藏在有关官府中，如有辨疑，就依此查验。这就是邦国诸臣不敢违背命令、冒犯上位的原因。到了王室衰弱、诸侯放纵专横的时候，先王礼制典籍的作用被他们认为会妨害自己，于是几乎全部削除。当时上面不知道该发布什么命令，下面不知道该承受什么命令。宫室上刻山节、藻棁，有如臧孙；设置塞门、反玷，有如管仲，宫室的制度乱了。装饰华美的车辆，有如庆封；请求增加繁缨，有如于奚，车旗的制度消亡了。设置服饰、分列仪卫，有如子围；使用琼弁、玉缨，有如子玉，衣服的制度失却了。鲁国用《肆夏》享礼招待却，周王还以对待上卿的礼制享待仲父；季氏只是大夫，却举行泰山祭祀；三家只是陪臣，却使用《雍》乐来撤祭，礼仪的制度也败坏了。起初，是诸臣僭用诸侯的制度；到后来，诸臣不只是僭用诸侯的制度，而是僭用天子的制度。以诸臣的卑下身份，却在上僭用天子的尊贵制度，错乱实在太严重了。这样还哪里有值得信守的名分和名器呢？所以后世君子想要治理天下，就说：“周公的典章还在。”大概是打算有所考察并加以匡正。可惜啊。辨别法令的，就依此考核；辨别事务的，也依此考核。

译结绳记事的政令，后世已经不再长久使用。圣人出现，改用文字契券，难道只是为了防备遗忘吗？百官治理政事，实在都取法于此。因此设置治理的法令，是用来让百官在明处治理人民的；设置吉礼，是用来让百官在幽处侍奉神灵的。百官治理政事，才能未必都强，智慧未必都通达，怠惰昏暗的政事难免出现。这样说来，先王用来治理人民、侍奉神灵的制度，岂不是将要废弛吗？所以设立太史一职，把六典、八法、八则的法令以及祭祀的礼仪，都完整记录下来收藏，使那些违背制度而有争辨的事情可以有所查考。这就是辨别法令时由太史考核，辨别事务时也由太史考核，用来治理百官的办法，没有不是法令的。六典治理邦国，八法治理官府，八则治理都鄙，凡是以治理人民为事务的，都是太史所记录的法令，没有不是事务的。簠簋的设置、内外的位置、前后的次序，凡是以侍奉神灵为事务的，都是太史所记录的礼事。《典》《法》《则》的法令，由太宰制定，小宰掌管并防止违逆，这些全都是以法令为职责。到了辨别法令时，就由太史考核。大概是因为考查法令，若不是掌管这些书的人就不知道详情。祭祀的事务，由宗伯制定，肆师、祭仆辅佐，这些全都是以礼事为职责。到了辨别礼事时，就由太史考核；考查这些礼事，若不是掌管这些书的人就不知道详情。大概史官的职责，是掌管官府文书以辅助治理；而太史由大夫担任，是辅助治理中更为重要的职务。百官在这些方面有争辨，进行考核，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因此邦国有治理上的争辨，可以由我们考查，查六典之书就行；都鄙有治理上的争辨，可以由我们考查，查八则之书就行；官府有治理上的争辨，可以由我们考查，查八法之书就行。考查后如果其言辞不真实，就是奸伪之人轻侮法令，所以要依法刑罚。祭祀中若在礼仪次序上有争辨，可以考查礼书所记的次第；若在祭祀位置上有争辨，可以考查礼书所载的旧常。考查后如果其言辞不真实，就是怠惰而从事，所以要依法诛责。刑罚所治的罪较大，诛责所治的罪较小；说“法”而称“刑”，说礼事而称“诛”，各自都有适当之处。看《司约》所收藏的盟约记录，用来对待邦国、人民不守信用的情形：大罪加杀，小罪加墨，那么先王对待不守信之罪，也只是随着事情的大小而分别处理罢了。所以祭仆诛责不敬之人，小宰刑罚不使用法令的人，而这些与太史所说相合，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唉！刑罚政令不明，往往开始于书籍不能保存。因此政令虽然亡失而典籍仍在，如果有王者兴起，尚且能够据此加以匡正。看孟子所说“诸侯厌恶这些典籍会妨害自己，于是都把它们毁掉”，就知道臣下真正害怕的，确实在于法令和礼事的记载仍然存在。这样说来，太史所掌管的事务，怎么能不说是重大的事务呢？用六律来确定它的音调。学习《诗》的方法，有根本，也有作用。心志所趋向的，叫作诗，这是它的根本；声音形成文理，叫作音，这是它的作用。根本失去其中正，言语就不能止于礼义；即使文辞足以谈论，也会失去实际作用。声音失去和谐，就不能超出音律的尺度；即使声调足以供人欣赏，也会流于放纵。因此先王用《诗》教人，虽然诗的根本道德出于人的性情，本来已经极其完美，但声音这一末节也不敢苟且，并不是只把它当作悦耳之声；大概是要借此使世间归于大和。如果不能使声音既足以悦耳又不流于放纵，并且不足以感发人的善心，哪里是制作音乐的本意呢？这就是太师教六诗，必定用六律来确定音调的意义。况且，如果以不懈怠的声音演奏，以自然的法则调和，它不属于宫，也不属于商，却合乎大顺；不属于律，也不属于吕，却应和自然。这是圣人的天乐，发自内心而无所传授便自然如此；即使师旷在清静的夜里侧耳倾听，也不能听出它的声音，又怎能用律吕来为它规定节奏呢？只有存在心中，才成为志；宣示于口，才成为诗。既然存在心中，难道能没有形态吗？既然宣示于口，难道能没有声音吗？形和声，是音律数度所限定的范围。在音律的范围内，却想超越音律；在数度的范围内，却想超出数度，这就会同万物相违背，失去和谐顺应的道理。这就是学习《诗》的人不能舍弃六律来校正五音，必须依靠太师教导的原因。因此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这是以黄钟为宫；六诗的声音依照这个标准来寻求，就能使声音形成文理而成为音。大吕为宫，夷则为徵，应钟为商，无射为羽，南吕为角。这是以大吕为宫；六诗的声音依照这个标准来寻求，就能使声音形成文理而成为音。不只是黄钟如此，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凡属于律的，都无不如此。不只是大吕如此，应钟、南吕、林钟、小吕、夹钟，凡属于吕的，也无不如此。正因为六诗的篇章全都出于六律，并以六律作为它们的数度标准，所以能够播奏于金石，体现于舞蹈，宣发于丝竹，传达到匏革，并同堂上的歌唱和谐合一：开始演奏时和谐，接续演奏时纯正，乐曲完成时连绵流畅，始终没有丝毫差错，大概是因为所歌唱的都出于同一音律。从传记来考察六诗的音乐，虽然不能概括地全部看到，但看乡饮酒礼的音乐，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三篇，又歌唱《南陔》《白华》《华黍》三篇的终章，最后以合乐结束。《鹿鸣》《南陔》属于诗中的风、雅。乡饮酒礼用它们合乐，如果不是六律用来确定音调，怎么能这样呢？以至于射礼、燕礼、冠礼、婚礼，凡是使用音乐的，无不如此。这就是六诗的意义能够用于天下，使人听到它便可以受到感发、和众相处的原因。能够同音乐一起发挥这种奇妙作用，是因为太师的教导为它打开了端绪。从前舜命夔主持典乐，教导贵族子弟时说：“诗是表达志意，歌是延长言语的声调，声音依循延长的声调，音律调和声音。”那么用音律教《诗》，由来已经很久了。在舜的时代，夔所掌的音乐竟达到百兽都跟随起舞、凤凰前来仪态相见的地步，难道只是德化所导致的吗？音律的法则，大概也有所帮助。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

译有圣王志向的人，必定寻求了解圣王之学；有圣王之学的人，必定寻求了解圣王之政。大概君子的学习，并不只是期望使自己美好而已，必定要施行于政事，以便兼善天下。像颜子这样的人，他所了解的难道就是圣王之学吗？这就是他提出治理国家问题的原因。所谓发问，是心中有所想要实行却尚未通达。不是自己想要实行的事，学习者不会问；不是他能够实行的事，教导者不会回答。从前孔门弟子中想要从政的人，固然也很多。子路可以使人勇敢，冉有可以使百姓富足，公西赤可以使他同宾客应答。他们用心思虑的，只是不超出治理一国的事情罢了；没有听说有人以圣王之政来发问。不是他们不问，而是学习还没有达到。因而圣人告诫他们有关政事，也不过是这些事情罢了。至于颜子的志向，则超过了这些。看他安然处在简陋的巷子里，宁愿甘心享受一箪饭、一瓢水的生活，也不肯委屈自身去求仕。他的志向难道浅薄吗？所以孔子赞许他说：“任用我就施行道，不任用我就收藏道。”既然他已经同圣人有相同的进退取舍，那么一旦被任用就施行道，必定会有圣王之政。这就是“治理国家”的问题由此提出的原因。然而治理国家的道理是什么呢？回答说：“夏、商、周三代的时代制度，各有其时代特点；夏以忠厚为美善。三代的车，各有其车制；商以质朴为美善。三代的冠冕，各有其冠制；周以文饰为美善。至于功业完成而制作音乐，只有舜的《韶》舞才完全尽善。”大概夏、商、周四代的制度，合起来就是一代之法；孔子所说的话，则是万世之法。然而孔子汇集古代圣贤之大成，难道只是这些吗？伯夷的清高、伊尹的担当、柳下惠的和顺，我把它们汇集起来作为行为的准则；历代君王的训诰、三位圣人的卦爻象义、国史的《春秋》、太师的雅颂，我把它们汇集起来作为经典。政是政事，行是行为，经是经典。这三者，全都汇集前代的成就，形成我所说的万世大法。后世即使有人有所创作，也不能改变这些。唉！圣人的道理竟然如此广大，若不是接近圣人的人，哪里足以谈论它呢？孔子所说的政，所以特意告诉颜子。充实却如同空虚。道心，就是天。天难道有边际吗？可是有人以自我为中心去求道，那么他取得的道就有了边际。有边际就一定会充满，充满就一定会自满。为什么呢？因为他之所以行善，不是说这是道理本来如此，而是因为“是我”。以自我为中心来行善，那么六尺之躯所能容纳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即使容量有多有少，也没有能够长久而不充满的。他抱着满盈的自得向世人夸耀，说“我善良”，以为这样就够了。那么天下的善，即使有比这更大的，又怎么能够进入他的心中呢？唉，这也太浅薄了。至于从前那些喜好学习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尚未得到道时，勤勉不懈，仿佛总觉得不足；等到已经得到道时，也仍然勤勉不懈，仿佛还有不足。这并不是故意谦逊退让来求取君子的赞誉。因为他们心中所存的，是道。他们心里认为，天所赋予我的，和天本来是一体的。天在道上没有穷尽，我难道唯独可以在道上穷尽吗？所以越充实反而越谦虚，越广大反而越感到不足。哪里像那些浅薄之士，稍有所得便自夸达到广大境界，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呢？这就是“充实却如同空虚”，曾子用来称赞颜子的地方。我曾看见孔子的几个弟子陪坐，子路意气轩昂，是勇者；子贡喋喋不休，是善辩者；子张仪态堂堂，是庄重者；只有颜子独自颓然处在他们中间，独自恭敬谨慎，仿佛无所能为。孔子于是赞许他，难道他的内心一定有远远超过别人的地方吗？为什么圣人赞许他呢？颜子说：“但愿我不夸耀自己的善行。”有了善行却不夸耀，就是不敢把善据为己有。行善而不据为己有，就会认为天下的善都是自己应当去做的，于是去实行；他的心哪里能够限量呢？这就是孔子看见他不断进步，却没有看见他的止境。虽然如此，颜子仍然没有脱离“实”的境界。至于道大而能够化育万物的人，能够把一切善融入道中，怎么知道我所说的实不就是虚，所说的虚不就是实呢？虚实两者都忘掉，是圣人的境界。唉！普通人是空空无所有，贤人是充实有所得，到了圣人，虚实的名称才都忘掉。像颜子这样的人，大概就是亚圣吧？难怪曾子会这样称赞他。哪里用得着从事耕种呢？有大人的事情，也有小民的事情。劳心来治理人民，是大人的事情；劳力来供养别人，是小民的事情。治理人民的人，必定要依靠劳力所生产的食物；供养别人的人，必定要依靠劳心所施行的治理。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没有一个人的自身能够兼做这两种事情。那么君子对此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也只是修养自己的大处，而小处自然会随从罢了。又何必从事耕种呢？孔子说“哪里用得着耕种”，是为了驳斥樊迟的提问。且用身体来作比喻：大人的事情，好比人的心；小民的事情，好比耳目手足。一个人的身体，四肢不能互相代替，也就各自管理自己的职责：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手负责举拿，脚负责运转；心居于中央，通过思考来控制四肢的作用。不看不听时，耳目也供心使用；不举不走时，手足也供心使用。君子对待自身，也应当像心控制四肢那样。假如以大人的道理来修养自身，那么四方百姓仰望着你，背着孩子前来，将要使你得到保卫，难道不就像耳目手足护卫心腹一样吗？所以古代有人修养孝悌忠信之道，即使没有被当世任用，仍然受到诸侯供养，也不被认为是白吃饭的人，因为他的道德本来已经修养好了。何况还能施行自己的道呢？后世昏昧的人不懂得考察这个道理，有那么一些人实行神农之学，想和百姓一同耕种、一起吃饭。孟子加以驳斥是应该的。那么孟子，难道就是孔子的弟子吗？把握它就能保存，究竟应当怎样把握呢？

译《尚书》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要精审，要专一，诚实地把握其中正。”正因为精审，所以能够不迷惑；正因为专一，所以能够不二心。不迷惑、不二心，心的神妙就能有所主宰，便可以诚实地把握而不失去它。孟子说：“把握住它，它就存在。”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心没有形体，君子对此凭什么把握它呢？一心专注于善，心就会顷刻存在；一旦把心忘掉，就茫然自失。所谓“把握”，也只是以善为主而不忘记罢了。因此从前的学问，是为了寻回自己放失的心，仓促时一定如此，颠沛时也一定如此。坐着像尸体一样端正，站立像斋戒时一样肃敬；居处时仿佛在思考，行动时仿佛有所迷惘。盘盂上有铭文，几案和手杖上有警戒之语，目光不离衣带，言语不越过表著，听闻不被左右之言迷惑。在片刻之间，也从来不敢懈怠。他所存持的心顷刻间便存在了；站立时就仿佛看见它参列在面前，乘车时就仿佛看见它倚靠在车轭上。这究竟看见了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心存在。扬子说：“能够经常把握而使它存在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再考察孔子的话，他十五岁开始学习，到三十岁立身，这属于把握而使心存在的功夫；四十岁达到不迷惑，七十岁能够随心而行，就不能只用“把握”来说明了。然而心所存持的是神妙之理，身体与它合一而不违背，哪里还有存在和消亡呢？亲近它而不离开它，哪里还有出入呢？孟子这样说，只是从把握和舍弃的角度来谈罢了。《尚书》说：“圣人如果没有念头，就会变成狂人；狂人如果能够有念头，就会成为圣人。” 圣人难道会没有念头吗？这句话是说，狂人与圣人的区别，只在于有念头还是没有念头。唉！耳目手足，是人所说的小体；心的职能是思考，是人所说的大体。世上的人知道保存小体的很多：一根手指不如别人，就知道厌恶它；至于心不如别人，却从来不知道求取和修养。因此，用完整脚的人嘲笑王骀没有完整的脚，天下都是这样的人。至于王骀，他还有不会丧失的东西保存着；而世人却使本来保存的东西丧失了。这样还反过来嘲笑他，难道还能扩充自己的同类善性吗？合起来说，就是道。《易》说：“一阴一阳的运行叫作道，继承道而发展的叫作善，成就道而形成的叫作性。”这样看来，性已经从道中分化出来，而仁又从性中产生，这就是仁与道有所区别的原因。道没有固定的方位，分化为仁之后便有了方位；道没有确定的数目，分化为仁之后便有了数目。大概禀受阴阳之气而获得生命，就会受限于方位而附着于数目，这是人人都不能逃脱的。人与人相互交往，都是分别禀受阴阳之气而获得生命，虽然说在人和万物中人最有灵性，但它出于道，也已经不能说是完整无缺了。然而道本来是一，分散开来成为分别，并不失去它的一；合起来成为一，又不会遗漏万物。这样说来，人对于仁，难道可以独自不同于道吗？大概不能与道合一，是受形体牵累者的过错。人能够忘掉形体而与心合一，忘掉心而与道合一，那么天地万物将要同我浑然成为一体，不知道是我成为天地万物，还是天地万物成为我。再进一步，就成为天而不再是人了，还能称作人吗？孟子说：“仁就是人；把仁与人合起来说，就是道。”说的就是这个吗？得志时就兼善天下。君子的学习，从来没有不把天下放在心上的。把天下放在心上，那么天下也就如同自身。难道只私自使自身完善，却不让天下和自己共同完善吗？困穷而处在下位，道固然不能施行，只能使自己完善罢了。得志而处在上位，道可以施行，难道能不把使自己完善的方法推广出去，使天下都完善吗？孟子说：“得志时就兼善天下。”说的就是这个。唉！君子对待天下的用心，可以说是仁了。人所亲近爱护的，没有比自己的身体更重要。古代人亲爱自身，谨慎戒惧，不敢把不善加在自身上。他认为，天下赋予我的，无不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善性。君子用仁使自身完善，不是仁就不处；用义使自身完善，不是义就不行；用礼使自身完善，不是礼就不行动；用智作为自身的明灯，用信作为自身的符信。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夫妻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信用。我亲近爱护自身并使它完善，能够自我厚待到如此。至于得志后治理天下，难道还要另有所求吗？也只是把自己用来完善自身的东西，拿来使天下完善罢了。推广我的仁来使天下完善，使天下没有不仁的人；推广我的义来使天下完善，使天下没有不义的人；推广我的礼来使天下完善，使天下没有不知礼的人；推广我的智来使天下完善，使天下没有不明智的人；推广我的信来使天下完善，使天下没有不守信的人。以至于君主尽君主之道、臣子尽臣子之道、父亲尽父亲之道、儿子尽儿子之道，长幼各有次序，朋友之间守信；凡是我从前用来完善自身的东西，如今没有一件不让天下人与我共同拥有。天下有不善，我也像担心自身不善一样忧虑；天下都善，我也像自身完善一样快乐。从分别来看，天下与自身不同；但君子用来兼善天下的用心，从来没有差别。这样看来，君子的用心难道不也是仁厚的吗？伊尹处在田野之间，商汤多次聘请他，他都没有前往。后来他忽然改变想法说：“难道我要同我一起处在田野之间，自得于尧舜之道吗？难道我不应该使这个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吗？难道我不应该使这些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吗？”伊尹的心，在被聘请而尚未前往时，仿佛打算终身如此；到了忽然改变想法的时候，就把天下的重任担在自己身上而不推辞。这不是起初怯弱、后来勇敢，而是处于困穷与得志的情况不同，不得不这样罢了。至于困穷时独善其身，得志时兼善天下，可以独善却不独善，君子认为这是越过本分；可以兼善却不兼善，君子认为这是苟且求取俸禄。越过本分是不义，苟且求禄是不仁，这两件事君子都不做。论。运行于万物之中的，就是道。超出形体之上的叫作道，属于形体之下的叫作器。形体本来是一个，名称却有两个，这是就形体的上下层面来说的。世上昏昧的人不知道二者本为一体，于是用空虚旷荡来谈道，所以整天谈道却涉及不到万物；用形体、名称、象征、数目来谈万物，所以整天谈万物却涉及不到道。道和万物分离而成为两件事，不能互相贯通，那么不只是不了解道，也不了解万物。大概有道就必定有万物，没有万物就不能称为道；有万物就必定有道，没有道就不能称为万物。所谓万物，是说它们的形体；所谓道，是说使万物运行的根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庄周的说法就可以理解了。大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一到万，都是道所生。一旦在道中命名为一，就必定由此产生万物而不能自行停止；那么它散布到万物之中，天地所覆盖承载的，日月星辰所照临的，河岳所融结的，动植物所生成的，果真有停止的时候吗？道运行不止，万物的形体因此生成；生成不止，道的作用因此显现。如今仰观天空，天空不过是积聚的气。然而日星的回旋，银河的卷舒，风雨的播散滋润，寒暑的运行，一往一来，一盈一缩，仿佛有某种力量在运转而不能自行停止，这难道是积聚的气所能造成的吗？

译道实际运行于天下。俯察大地，大地不过是积聚的形体。然而山川兴起云气，薮泽互通气息，草木开花结果，鸟兽繁殖生长，一消一息，一化一生，仿佛有机括牵引而不能自行停止，这难道是积聚的形体所能造成的吗？道实际运行于大地。居中观察人，人又不过是积聚的形体和积聚的气的汇合。然而耳目的视听、口鼻的呼吸、手足的举动运行，一静一动，一作一止，仿佛有关键在控制却不知道是谁在主宰，这又难道是积聚的气和形体的汇合所能造成的吗？道实际运行于人。天、地、人三才，是万物中最大的类别，而道确实周遍流行于其中。举出三才来概括万物，那么道之所以为道就可以看见了。孔子说：“确立天的道，叫作阴与阳；确立地的道，叫作柔与刚；确立人的道，叫作仁与义。”道本来是一，就其运行于天地人而言，所以分成三类。把万物的数目称作“万”，由一分为三，由三分为万，于是万物各自都有自己的道。万物各自有道，道也就有万种表现，却不妨害它仍然是一，因为万物的生成根本出于一。道不是一，就不能运行万物；万物各自没有一个根本，也不能自行运行。人们只知道“一”可以分为万物，却不知道万物又可以归于“一”；这样一来，万物并行而不违背道，难道不是很明白了吗？唉！道运行于万物之中，就是如此，可是有人却对此昏昧不明，难道说“道”存在于天上吗？抬头仰视，只看见天而看不见道，这不过是只从形体上寻求罢了，为什么不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呢？人饮食呼吸、视觉听觉之所以如此，究竟是谁在主宰？是谁在维系？这其中一定有主宰它的存在。若真能使心斋戒、使形体洁净，去掉机巧和成见，用精神去求索，那么心中便会豁然开悟，眼目也会突然明亮。从前所见的，无非是万物；如今所见的，无非是道。所见无非是道，就说明道在我自身。道在我自身，是我用来实行道，而不是道运行于我身上。唉！论说到了这里，圣人对于天道的事情，求学的人难道能够不努力吗？君主和师长，是治理的根本。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有两点：一是形体，二是道。人含有阴阳二气的精华，凝聚了五行的秀美。头圆，象征天；脚方，象征地。眼睛明亮、耳朵聪敏，容貌庄重、言语合乎义，这是人的形体。父子的恩情、君臣的道义、夫妇的分别、宾主的礼节、朋友的诚信，这是人的道。形体和道都具备，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条件就完备了。虽然如此，天地能够以元气创生人，却不能把形体给予人；父母能够把形体给予人，却不能使人明白道理。那么，统率并匡正人、教导并造就人，使人每天都沿着道而行，饿了吃饭，渴了饮水，彼此结成群体而不发生混乱的力量，难道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吗？君主和师长，就是用来把人教化到道上的。因此荀卿认为君师是治理的根本，把它列在天地和先祖之后，作为礼的三种根本。他这样推明道理，真是很好！我私下曾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不能没有群体，已经很久了。人的羽毛不足以抵御寒暑，爪牙不足以满足嗜欲。雪霜风雨在外面造成苦难，人就必须割取草木、建造房屋、搓理丝麻来制成所需之物。饥渴以及男女欲望在外面驱使人，人就必须凿取井泉、播种黍稷、结合夫妇来完成这些事情。一个人的力量不能同时通晓并完成各方面的事情，所以必须有士、农、工、商共同来完成。一个人的智慧不能独自承担一切，所以必须有乡党和朋友共同来完成。一个人凭自己的身体，却要同这许许多多的人在天下结成群体，纷纷扰扰，彼此借助，人数很难用亿万来计算。在这个时候，如果法度不建立，力量强的人就会作乱，兵力强的人就会叛变，智谋强的人就会诡诈，距离走向混乱还会远吗？如果仁义不明白，人居处时就会迷失于所做之事，行动时就会迷失于所要前往的方向，茫然无知地踏入祸患的机关，距离陷入悔恨还会远吗？祸乱一同发生，即使有天地创生的功劳、父母养育的恩德，也将无可奈何。那么，掌握法度权力、修明仁义教化，彼此分工治理、彼此训导启发的人，正是用来补助天地未能完成的功业、完成父母未能完成的防范。君主和师长的作用，难道不重大吗？《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孔子说：“百姓看待我，就像看待父亲一样。”父母的功劳也很大，而古人把君主和师长与父母相配，是因为他们的功劳相同。功劳相同，那么侍奉他们的道理也相同；奉养的方式、服劳的长久、听从命令的恭敬，都记载在《礼经》中，大略可以考见。看看周代末年，礼制见于世间的情形，有像齐国女子等待私奔那样的事，询问父亲时把君主放在前面；孔门中讨论服丧的人，主张防师如同对待父亲一样，那么侍奉他们的礼节究竟应当怎样呢？虽然如此，礼有三种根本，但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侍奉君主没有可以离去的礼法，可是孔子在鲁国却离开了；侍奉老师没有可以逃避的道理，可是孟子却让夷之逃离墨家，这是为什么呢？父母，是上天使之结合的关系，从形体上说。形体是可以逃避的吗？君主和老师，是人以道义结合的关系，从道义上说。如果不合乎道义，那么他们赖以治理的根本已经丧失了，还谈什么礼呢？因此，如果君主之道确实如此，那么高克离开他的君主，就是孔子的罪人；否则孔子也将离开鲁国。如果师道确实如此，那么陈相背弃他的老师，就是孔子的罪人；否则孟子就会让夷之逃离墨家了。两者有的离开，有的不离开，虽然出于礼法的变通，但他们实际侍奉的原则，大概没有不同。

译古书说：“父亲生育他，君主治理他，老师教导他，所以侍奉这三者应当如同一体。” 这就是礼之所以重大的原因。那么，荀卿的论述，难道也是以侍奉君师的礼节为主吗？看他的篇名，就完全可以知道了。学习礼的人，不可以不仔细考察。以义胜过利，才是治理国家的时代。喜好义与欲求利的感情，人本来两者都有。这两种感情在胸中交战，义常常难以坚持，利却容易使人沉溺其中。因此人的情性轻视义而追逐利，争斗和混乱的祸患也由此更加炽烈。先王认为，人欲求利益的感情，我固然不能完全断绝他的欲望，却一定要广泛推行义的风气来激励他，使人人都知道义值得尊崇，而利益不值得看重；把不义所得看作丢进沟中的污物，常常担心它玷污自己，这样名誉节操就会振作，争斗混乱也会平息。义和利，如同阴与阳。阴可以辅助阳，却不能让阴胜过阳；阳气常常充盈，阴气常常不足，然后万物才能生长。利益可以调和义，却不能让利益胜过义；义必须常常受到重视，利益必须常常被看轻，然后天下才能得到治理。过去的君主之所以能成就最高程度的太平，没有不是以此为根本的。考察古代，营建国都时面向朝廷，后面设置市场，就是希望先义而后利。市场官吏驻扎的地方称为“思次”，是希望人见到利益时想到义。士所接受的田地称为“圭田”，是希望士以义接受利益。又选择长官来彼此统率纠正，按等级考核其人，或表彰贤能，或罢黜不肖；这些全都是向百姓表明义重利轻。因此天下人知道义是如此重要，就不敢抛弃义而追逐利；知道利是如此轻微，就不敢趋附利益而违犯义。闺门之内，子女尽到孝道而不贪恋财货，不顾惜自己而违背父母；朝廷之上，臣下尽到忠诚而不贪恋财货，不顾惜自己而违背君主；乡党之间，没有因利益结合的朋友；关市的禁防之处，没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出现在田野中的人没有争夺田界的，远在道路上的人没有拾取遗失物的。天下所有臣民都趋向于知羞知耻，对于不以义取得的东西有所不做，因此没有争夺的祸患，没有祸乱的变故，中正的风俗形成，节义的风气显著，诉讼由此平息，刑罚由此搁置。三代君主之所以登上太平盛世，而后世不能赶上，原因就在这条道路。汉武帝没有审察治理和混乱的根源在于义利之间，只顾在匈奴境外开辟土地，任用搜刮百姓的官吏，横征暴敛、苛细征收，从而开启天下人贪利的心。当时盗贼纷纷兴起，直指使者仅仅能够战胜他们，所以史家讥讽他造成了雕敝。即使他的法度和文物制度很盛，也不能说是治世，这大概是有原因的。这就是董仲舒要挽救当时好利的弊病，想用教化加以防止的原因。唉！义利之心，人都兼有；但是喜好义的常常少，追逐利益的常常多。所以孔子贬斥无骇，是为了堵塞逐利的欲望；追溯孟子，他讥刺宋牼，是为了开通行义的道路。总之都是为了挽救这种弊病罢了。《刘左史集》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刘左史集》卷四 宋代刘安节撰写 防 兵 从前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之事，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说过；军旅的事情，我没有学习过。”凭孔子的圣明，难道会容许自己不懂军事吗？然而这样说，是为了挽救卫灵公喜好战争的弊病。后世学者于是便认为，学者的道路只是专门从事祭祀礼仪之间的事情，难道不是荒谬吗？从前季氏问冉有说：“你关于战争的知识，是向孔老师学习的，还是天性如此？”冉有说：“就是向孔老师学习的。”孔子本来从未谈论兵事，冉有又是跟谁学到的呢？大概文道和武道并没有两样，只有一个道理罢了。儒者明白一个道理的变化，用它来应对万事的纷繁差异。平时没有事情，安然自若；突然发生变故，也不过像在揖让礼节之间一样，左右周旋来应对它罢了。军事对于儒者来说，只是政事中的一种。考察仲尼门下，冉有、季路就是这样的人。谁说仲尼的门徒不学习军事呢？仲尼的门徒没有不懂兵事的，不懂兵事的人不足以称为仲尼的门徒，只是不像后世那样诡诈罢了。大体说来，天下的政事自有常理，喜好战争不对，忘记战争也不对。过分喜好战争，会伤害财力、损害百姓；它的弊病常常发展到忘记战争；过分忘记战争，会使防备松弛而留下祸患；它的弊病又常常发展到喜好战争。这是形势自然发展而不能停止的结果。因此圣人从未废弃兵事，也从未喜好战争，只是因为兵事是治理天下所必需的工具，所以不得不准备它，以等待意外的变故罢了。后世学习圣人的人却有时不是这样，严重的甚至互相交战，使尸骨暴露在旷野，只为发泄一时的愤怒；否则就抛弃武备，招来不可预料的祸患。这些都不是掌握用兵大势的表现。至于有时进攻、有时防守，有时前进、有时退却，有时向敌人显示奇兵，有时显示正兵，这只是在临机应变之间罢了，哪里可以预先说定呢？赵括能够读诵父亲留下的兵书，却不能避免长平之败；房琯采用古代的车战，却在陈涛之战中败逃，这都是轻率谈论兵事的人。因此，古代善于谈论兵事的人，一定先观察天下的大势，然后才讨论进攻和防守的策略。不知道形势便讨论攻守，只不过是边地小吏的事情罢了，哪里值得拿来对君子说呢？儒生的言论接近迂阔，但长久看来其利益不可胜过，希望执政者加以选择。君臣同心 我曾经考察文王画卦的道理，然后知道君子和小人的道路是怎样分开的。奇数的爻画，是阳，是君子的象征；偶数的爻画，是阴，是小人的象征。君子的心以义为主，义使人周全，周全就能专一，所以阳爻的形象与它相似。小人的心以利为主，利使人结党，结党便有两心，所以阴爻的形象与它相似。专一，所以同心同德；有两心，所以徇私阿党。同心就能治理，徇私就会混乱，这就是泰卦和否卦名称所由区分的原因。然而，君子固然同心，却不能使君子的同类一定都被朝廷任用；小人固然徇私，却不能使小人的同类一定退处草野。因为德行在于自己，而是否任用在于君主。所以想要有同心的臣子，必须先有同德的君主。乾卦九五说：“飞龙在天，利于见大人。”孔子解释说：“同样的声音相互应和，同样的气息相互追求；水流向潮湿之处，火趋向干燥之处；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源于天的亲近上方，源于地的亲近下方，各自跟随自己的类别。”想要使天下太平，就必须先产生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有大有作为的君主，必然有同德的臣子来辅助。同类相互感应，是必然达到的结果。因此尧、舜做君主，就有禹、皋陶这些人作为臣子，同心敬业、协力恭谨，所以唐虞时代能够成为帝治。成汤、文王、武王做君主，就有伊尹、周公这些人作为臣子，一心一德，所以商、周时代能够成就王业。观察他们当时君臣共同以义谋求盛大治理的情形：有一项新的任命，臣子一定拜谢后谦让；有一条正确的建议，臣子一定拜谢后把它当作老师；有事情就互相告诫不可懈怠，成功了就互相推让，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周公说：“只在于你，奭。”召公说：“只在于我们周公。”一人唱，一人和，彼此响应如同回声；就像孔门七十二弟子一样，和悦欣喜，没有不同的志向，一定要辅佐君主成就功业才停止。唉，真盛大啊！这难道只是禹、稷、皋陶、益、契、周公、召公这些人自身能够达到的吗？大概是因为唐虞三代的君主确实有义理，能够使他们这样做罢了。当时，伯鲧违背命令而败坏族类，共工表面应答却始终违背，管叔、蔡叔等人挟持三监一同起事；小人心意不同，用谗言流言迷惑君主的，也有这样的人。只是君主始终能够明察并信任贤臣，所以稷、契、周公、召公这些人得以同心共同治理，辅佐君主达到帝王盛世。《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情形，后世没有超过它们的。上天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德行赐给我朝的皇上，使他如飞龙升到九五之位；他战战兢兢、勤勉不懈，每天思考达到最高程度的治理，于是选拔一两位大臣加以任用。这正是稷、契、皋陶、周公、召公之类的臣子有机会见到大人的时候。朝廷大臣又思考如何统一志向、协调谋划，向上符合君主求治的愿望；同时广泛招致俊杰，安排在各级官职中，可以说符合泰卦所说的贤者汇聚、共同出仕。这就是君子处于朝廷之内，一心谋求治理，承接功勋的人。我是一个求学尚浅的人，智慧见识浅陋，不足以窥见其中万一。我私下曾读书，看到尧舜三代的盛治，君主任用臣子的方式、臣子侍奉君主的方式，料想没有什么能超过今天的。因此借着这次明白的询问，诵说古书来献上。过去舜任命九官时，已经分别把职务交给他们，又告诫说：“共同敬业，协力恭谨，保持内心和谐吧。”禹、稷彼此引荐，本来应当没有异心，但舜仍然告诫他们。所以禹能够和益一起进献新鲜食物，和稷一起进献粗劣食物。即使诛杀了父亲而兴用儿子，君臣仍然互相信任而不疑，这是君主求治的最大诚意，也是彼此告诫的明显表现。这就是唐虞能够得到治理的原因。过去周公担任太师，召公担任太保，召公却不高兴。召公难道是怀疑周公吗？是因为成王只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却要继承难以继续的事业，所以召公为此忧虑。因此周公作《君奭》来开导他。篇中列举成王、文王都有臣子辅佐、共同努力，希望彼此勉励来辅佐成王治理天下。所以到最后，周道因此兴盛；这就是大臣求治的最大诚意，取得彼此勉励的效果。这就是周朝能够得到治理的原因。唐虞三代的治理，全都以君臣彼此告诫为根本，既然如此，今天要献上治理策略，也姑且列举《典》《谟》《训》《诰》中的文字来陈述罢了。至于汉、唐党锢之类的事情，那是不了解告诫之道所造成的祸患，我因此不敢谈论。州郡设立学校，都设置学官。

译我曾认为，三舍法与宾兴制度相比有所不足，与科举相比又有余长。为什么这样说？宾兴制度在实行方面详细、在言论考察方面简略；三舍法在言论考察方面详细、在实际实行方面简略。因此，以言论取人的，不如考察实际行为更好。三舍法要多次考察后才补用，科举法一次考试便可以取得功名。因此，短时间取人的，不如长时间考察更好。过去先皇帝想要教化造就人才，以等待日后的任用，于是在太学实行三舍法。这难道只是想挽救当时的弊病，认为成周的制度不能全部实行于今天吗？我曾听唐太宗说：“不实行井田制，周公的制度就不能实行。井田制建立，贫富之间就没有相互压迫的形势，所以公道能够实行。井田制废弃，贫富之间就产生争逐利益的心，所以私道盛行。公道实行，是非就能得到正确判断；私道实行，是非就会失去正道。既然如此，乡举里选的制度，后世恐怕不能恢复了。若一定要舍弃众人的私心，而一概依据公正的法则选取人才，那么三舍制比科举优越，岂不是很远吗？”因此自元丰以来，朝廷尤其重视此事。天下士人听到风声，像鱼鳞一样聚集，争相趋向礼义教化，以庆幸遇到这个难得的时代，大概肩膀相摩、脚步相接。不过，三舍法实行于太学，而太学的学生才两千多人。远方地区距离京师有的数千里，之后才能到这里求学。天下士人多得数不清，而求学又限制为二年，那么教养人才的方法难道不会有所不够广泛吗？道路不广，选取人才就不广；选取不广，取用人才就不精。这就是明问想要郡县设立学校、学校设置学官，并向诸生询问的原因。我虽然不聪敏，实在愿意陈述一两点意见。过去吴起咬破母亲的手臂，请求跟随曾子学习，曾子认为他浅薄。阳城担任国子司业，有一天命令诸生离开学校去探望父母，人数大概不下几千。学校本来就是用来学习忠孝的。如今太学制度规定，请假者以一年为限，而预备升入上舍的人必须满一年后才可以取得资格。我私下恐怕有像孝子何蕃那样的人，反而不能参加这项选拔。过去孔子在鲁国设立学科，跟随他的人大约有三千。到了七十二弟子的行列，鲁国人占了一半，其次没有比齐、卫更多的。鲁国是邻国。携带粮食走千里去跟随老师，是古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可是其他国家的士人跟随孔子学习，仍然不如齐、卫两国兴盛。何况四方士人距离京师有的数千里，终年聚集粮食，还担心供应不能接续，那么即使有原宪那样的贤能和迫切求学之心，恐怕也不能自行到太学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所以，作为今天的打算，不如把三舍法推广到天下实行，使近处的人不必承受寄居羁旅的忧苦，远方的人也能够接受诱导扶持的教化，难道不是很好吗？至于想要避免劳民伤财、被不可实行的形势所牵制，我愿意遵循旧制；想要考察德行和学术，使进用人才恰当，我愿意明确赏罚。什么叫遵循旧制？州县之间本来一定有学校，依照现有学校即可。若有的地方士人学生很少，人数不满一百，就合并起来即可。如果一定要按路设立学校，那么一路的士人本来已经很多了；扩大校舍就会扰民，把远处的人合并到近处就会劳累士人。如果一定要按郡设立学校，那么偏僻鄙陋的地方士人本来就少；设置官员和教师就会成为虚占职位，士人学生不足，也无法充实选额。因此不如斟酌人数多少，依据校舍大小；可以因袭的就因袭，可以合并的就合并，那么劳民伤财就不是值得忧虑的问题。什么叫明确赏罚？就是说，三舍法的实行关系到利害。如果只想趋求利益，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权贵子弟凭借权势，进行私下请托；富贵人家的子弟，多用借名托故的虚假手段。私情和虚假一同实行，却希望升降进退得当，大概也很困难。因此不如严明大的法则而简略细小的条文。大法严明，徇私的人就不能得逞；细小条文简略，好争的人就不能放肆。这样一来，考察不够周密就不是值得忧虑的事。先实行时，既不会扰民；后来考核时，又足以得到人才。然后逐级提升到太学，再降低一个等级来选取，这也有从乡里升入司徒的遗意。实行几年，我将看见穷荒偏僻的地方，也会人才济济、和悦有序，与京城之下没有什么不同。只希望执事者把人才问题放在心上，替皇上陈述这番意见，那么天下求学的人就非常幸运了。名节 我曾评论天下人的节操，大体有两类：有上等的节操，有下等的节操。从前孟轲培养浩然之气，游历齐、梁之间，谈论帝王之道，讲说仁义；即使君主不高兴，直到愤怒变色，他仍然从容闲暇，请求用正道回答而不可被夺志，这是上等的节操。冉有、仲由亲自受业于圣人，可以说懂得义理了；可是攻打颛臾时，力量不能挽救它，竟然跟着为此粉饰，说：“只是夫子想这样罢了。”别人说：“如果他果真想这样而且能够做到，你不替他挽救吗？”后来仲由虽然死于孔悝之难，但也不合乎节操，这就是下等的节操。唉！节义是君子的大节，是使君主能够凭借它维系天下国家的东西。像孟轲这样的上等节操，正是古人所说的豪杰之士，不可多得。像仲由这样的下等节操，大概从普通人以下有很多。一定要发扬他们的长处，挽救他们的短处，使他们达到完全的境界，也不过是采取鼓励和抑制的方法罢了。为什么呢？中等人的本性并不固定，鼓励他就会上进，排斥他就会退步；鼓励可以使盗跖成为伯夷，排斥也可以使伯夷成为盗跖，这是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为什么不看看两汉之间的情况呢？西汉的士人并不是本来就不喜好义，可是挺立名节的人为什么那么少呢？

译是因为压抑他们的缘故。东汉的士人并不是本来就喜好义，可是挺立名节的人又为什么那么多呢？是因为鼓励他们的缘故。我曾经考察，高祖骑马取得天下，开始时喜好功名而轻视仁义；有志自重的士人，本来已经隐居商山而不肯出仕了。到了孝武帝，他被称为喜好儒术的人，却强悍自任，以被人屈服为耻；一时的贤士几乎被诛杀殆尽，其中能够保全而终其一生的，大多不过是公孙弘、石庆那样的顺从之人，或东方朔、司马相如那样善于谈笑诙谐的人罢了。他的君主所崇尚的既然如此，天下士人怎么会不崇尚权势利益而以仁义为羞呢？所以从元帝、成帝以来，廉节之道闭塞，学士大夫忍受羞耻污辱，低头处于下位，执事者只求侥幸得到微薄俸禄，疲惫萎靡，再也没有自得自喜的气概；即使贤能如扬雄，也几乎不能免祸，何况其他人呢？因此奸雄之徒再也没有畏惧顾忌，能够谈笑之间侵夺他们。考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难道只是恭显等几位君主的罪过吗？恐怕也是高祖、孝武在最初就有所压制所造成的。光武帝兴起时，列侯、名将共同尽力成就一代功业，像寇、邓、耿、贾这些人，他们丰功伟绩值得褒奖厚待的，本来就很多；光武却不顾这些，只一心以身作则，优待故人之子严子陵，又封侯任用桓谭、卓茂。这些人平素也并没有显赫的功劳，光武却一旦把他们置于列侯之上，曾经没有丝毫疑贰。于是天下人明白地知道，权势利益是卑下的，道德是尊贵的。人们相互崇尚，终于形成风俗。即使经历世代久远，这种风气也不衰败。下至懦夫和儿童，忠义一旦发作，仍有人甘愿被油煎斧斫、投入鼎中烹煮而不后悔，何况耿介之士呢？汉朝国运虽然已经衰微，奸雄仍然仔细观察而不敢暗中发动叛乱，确实是因为仁人义士扶持它的人很多。考察造成这种局面，又难道只是陈蕃等几位人物的力量吗？也是因为光武帝在最初加以鼓励才形成的。大体说来，人的本性没有固定不变的，只有看君主崇尚什么。它开始形成时，往往不出一朝一夕；等到效果显现，却是在几十代以后，不可以不仔细考察。那么今天应当怎样打算呢？也不过是考察两汉的经验罢了。考察西汉失误的原因，就可以抑制柔媚之徒；考察东汉成功的原因，就可以鼓励廉节之士。什么叫鼓励？就是说，廉节之士坚定自守，他们把在田间劳作看作逃离烈火一样，尚且唯恐不够迅速，难道肯耸肩陪笑来向别人献媚吗？不被朝廷任用，就离开朝廷到山林中去罢了。执政者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人来任用，优厚地给他们爵禄，尊崇他们的名誉；这样岂只是忠直的言论每天被君主听到，天下士人也将欣然仰慕，奋发跟随，日益走向礼义的境域。什么叫抑制？就是说，谄媚之士窥测风向、投合上意，只是一心求得利益罢了，其他什么也不顾。他说：“是这样。”又说：“我不知道实际上是否真是这样。”他说：“不是这样。”又说：“我不知道实际上是否真不是这样。”上位者一旦不能辨明实情便任用他们，那么今天的“是”，将来又会转变为“不是”了。一定要考察他们的真实情况，查核他们的事迹，以他们过去的交往来验证，以他们的来历来防察，这样真实和虚妄就会显现。不真实的人，只稍加排斥，表示不再任用，那么贪求利益的士人又怎么肯舍弃自己的操守而触犯禁令呢？这就是鼓励和抑制的方法。不过，天下本来有像孟轲那样的豪杰之士，招他不来，挥斥也不离去，凭自信而立；这种人大概不是鼓励和抑制所能动摇的。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就一定会畏惧诛罚而羡慕奖赏。人人都畏惧诛罚而羡慕奖赏，那么我的鼓励和抑制之道就能实行。等到时间久了，渐渐形成风气，天下士人又将有不等候奖赏便受到鼓励、不等候诛罚便受到抑制的人。看东汉末年，士人有不害怕朝廷的诛杀，却害怕天下清议的；这又是这种成效已经明显可见的表现。如今如果真能以学校教育为根本来鼓舞他们，再辅以鼓励和抑制的方法，我将看见在位的人都节俭正直，如同文王时代的人一样。至于小小的党锢遗祸，又哪里值得一提呢？任用人才 古代制定爵禄有五等：公、孤、卿、大夫、士。先王难道是用这些等级来区别天下士人吗？因为某人的德行不足以任公，所以任命他为孤；因为德行不足以任孤，所以任命他为卿；因为德行不足以任卿，所以任命他为大夫；因为德行不足以任大夫，所以任命他为士。他的尊贵可以承接于天子之下，却不能说他的德行太大；他的地位列于下士之中，也不能说是委屈了他的德行。小德与大德相距很远。寻求小德的人才，在众人中十个、百个就有一个；寻求大德的人才，在小德中千个、万个才有一个。因此古代天子制定官制，设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其中下士的数量则以万计。难道不是因为德行越大，求得越难；德行越小，求得越容易吗？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公只设三人而已，还说没有具备相应德行的人就宁可空缺，何况孤、卿呢？然而孤、卿之才不像三公那样难得，所以自古以来不敢使它们空缺。既不空缺，又能任用恰当的人才，这就是古代治理值得尊崇的地方。文王时代，大才小才都能得到任用，《棫朴》诗因此写道：“砍来薪柴，堆积起来。” 宣王时代，大才小才采择有余，《采芑》诗因此写道：“很快地采芑菜。”大才本来难以得到，而文王、宣王的时代却能取用充足，难道不是因为教育培养造成的吗？我国家用学校教育来培养天下士人，从经术中寻求，从师儒中选择，用来造就人才的用意，本来已经超过宣王而可与文王相比了。按理说今天应当人才济济，远远超过从前，公卿之才取用充足而且有余；可是朝廷之上，却常常以人才不足为忧，侍从之列和省、寺官职中，空缺的几乎将近一半，长期没有补任。这就使议论者不得不对此产生疑问。我曾思考其中的原因：朝廷以资历来选取天下的一般人才，以荐举来对待天下的豪杰之士；处在下级官列中的人才本来就有，只是对他们的考察还不详细，了解还不充分，也不敢贸然举荐。因此一定要选择其中最优秀、最能胜任的人，然后才敢任用，只求恰好足够罢了。这是君子慎重对待名位器物的道理。可是前些日子持不同意见的臣子，全部被排斥，这些人都出在大臣、侍从之列。被排斥的人已经退去，而想要任用的人又尚未经过详细考察，这就是官员空缺的原因吗？孔子说：“耕牛所生的小牛，毛色赤红而且角长，即使想不用它，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译这是说人才难得。孔子又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这是说举荐人才的方法。自侍从直到省、台、寺、监的官员，人数很多。我们的君主难道能够独自全部了解吗？这就要依赖宰相。宰相又难道能够独自全部了解吗？这就要依赖侍从大臣。过去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仆射的职责，是帮助我扩大耳目，访求贤才。近来听说你们每天审阅几百件诉讼，哪里有空寻求人才呢？”于是下诏把小事交给左右丞，大事交给仆射。审阅诉讼是小事，一件诉讼即使失误，也不过失误于一件事；而选用人才一旦失误，造成的坏事难道不多吗？姚崇曾经向玄宗拟定郎官、属吏的人选，玄宗不采纳他的意见，说：“大事我同你办理，任用郎官、属吏只是小事，难道你还要因为这些小事重重烦劳我吗？”选取人才、任命官职，确实是宰相的职责。既然认为百官众多，不能全部了解，那么也可以让侍从、省寺大臣荐举人才罢了。陆贽对德宗说：“左右丞、郎中、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都是通达政务的官员。陛下只选择宰相，却不选择天下的人才，可以吗？”柳浑也说：“陛下应当选择我们来辅佐圣德，我们应当选择京兆尹来弘扬教化，京兆尹应当选择县令来亲自处理细小事务。” 人才难得，已经很久如此了。如果一个人的明察不足以遍知天下贤才，那么就应当上下相互委托，以扩大访求人才的途径。自己不知道的，别人也许知道。若一定要惩罚胡乱荐举的过失，就考察荐举者即可。孟子说：“诸侯能够把人荐举给天子，却不能使天子一定任用他；诸侯的大夫能够把人荐举给诸侯，却不能使诸侯一定任用他；大夫还要亲自考察，发现确实贤能，然后任用，这件事只在我们的君主和宰相。”过去前些时候颁下的诏书，允许侍从大臣各自荐举自己所知道的人，以应对任用，正是当时选择人才的大法。我这个鄙陋的学生没有什么见识，姑且叙述所听闻的意见。杂著 《渔樵问对》渔人在伊水岸边垂钓。樵夫从那里经过，放下担子休息肩膀，坐在大石上，问渔人说：“鱼可以钓到吗？”渔人说：“可以。”樵夫说：“没有鱼饵可以吗？”渔人说：“不可以。起作用的不是鱼钩，而是鱼饵。鱼贪图食物而遭受祸害，人贪图鱼而防备利益；双方所追求的利益相同，所遭受的祸害却不同。请问是什么缘故？”渔人说：“你是樵夫，和我所经营的事情不同，难道可以干涉我的事吗？不过也可以试着为你说说。鱼所追求的利益就像你所追求的利益，鱼所遭受的祸害也像你所遭受的祸害。你只知道其中的小道理，却不知道其中的大道理。鱼以食物为利，我也把食物当作利益；鱼因食物遭害，我也因食物遭害。以鱼一身来承受人的一顿饭，鱼所受的祸害就多了；以人一身来承受鱼的一顿饭，人所受的祸害也多了。鱼以水为利，人以陆地为利；水和陆地不同，它们所取的利益相同。鱼因鱼饵受害，人因财物受害；鱼饵和财物不同，它们造成的祸害相同。又何必分什么彼此呢？”樵夫说：“你说的是事物的本体，却不知道它的作用。”樵夫又问：“鱼要等煮熟后才能吃，必定要靠我的柴薪来完成吗？”渔人说：“是。你知道柴薪能够成就我煮鱼这件事，却不知道你的柴薪之所以能够成就我煮鱼这件事，是有原因的。柴薪能够成就煮鱼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并不是等到你出现之后才知道。如果不知道火能够使用柴薪，那么你的柴薪即使堆积得像山一样，又能怎么样呢？”樵夫说：“火的功用大于柴薪，这一点我本来知道。请问水又怎样？”渔人说：“火的性质是能够迎上去而不能随顺，所以向下；水的性质是能够随顺而不能迎上去，所以向上。这就是有温泉而没有寒冷的火。火以作用为根本，以本体为末；水以本体为根本，以作用为末。因此它们既能互相成就，又能互相制约。不只是水火如此，天下的事情全都如此，关键在于怎样运用它罢了。”樵夫说：“运用的方法可以听听吗？”渔人说：“可以凭心意体会的，是事物的性质；可以用语言传达的，是事物的情状；可以通过形象探求的，是事物的形态；可以用数来取得的，是事物的实体。所谓作用，是用来穷尽万物奥妙的东西，可以凭心意体会，却不可以用语言传达。”樵夫说：“既然不可以用语言传达，那么你怎么能够知道呢？”渔人说：“我所以能够知道它，本来就不能靠语言传达。不只是我不能用语言传达它，圣人也不能用语言传达它。”樵夫说：“圣人既然不能用语言传达，那么六经难道不是语言吗？”渔人说：“到时候才说话，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樵夫赞叹说：“天地的道理，在人身上都具备；万物的道理，在自身都具备；众多奥妙的道理，在精神中都具备；天下的才能，就都完备了。还需要思考什么、忧虑什么？我到今天以后才知道，承事上天、实践人的形体本性，是伟大的事情；如果没有来到您的门下，几乎就要陷入危险了。”于是劈开柴薪，煮鱼来吃。吃饱后讨论《易经》。渔人和樵夫在伊水之上游览。渔人叹息说：“多么和乐啊，万物如此繁多，却从来不曾杂乱。我知道在天地之间游历，万物都可以无心而自然达到。若不是您，我还能和谁一道归向这条道路呢？”樵夫说：“请问无心而达到天地万物的方法是什么？”渔人说：“无心，就是没有意念的意思。没有意念之中的意，不把自己当作外物。只有不把自己当作外物，然后才能役使万物。”樵夫说：“什么叫作我？什么叫作物？”渔人说：“用我去追逐外物，我也就成为外物；用外物来顺从我，外物也就成为我。我和外物都能达到，意念由此明白。天地也是万物，哪里还有单独的天地呢？万物也是天地，哪里还有单独的万物呢？万物也是我，哪里还有单独的万物呢？我也是万物，哪里还有单独的我呢？什么物不是我？什么我不是物？这样就可以主宰天地、掌管鬼神，何况是人呢？何况是万物呢？”

译樵夫问渔夫：“天依靠什么？”渔夫说：“依靠地。”樵夫问：“地依附什么？”渔夫说：“依附天。”樵夫问：“那么天地依靠什么、依附什么呢？”渔夫说：“哪里有什么依靠和依附呢？天以形体为依托，地以气为依托。形体有边际，气却没有边际。有和无相互生成，形与气相互息息相通；终结便有开始，终结与开始之间，大概就是天地存在的地方吧？天以作用为根本，以形体为末；地以形体为根本，以作用为末。使作用通达出入，叫作神；以名称来说明形体和有无，叫作圣。只有神和圣，才能与天地并列而参赞天地。小人每天运用这些道理却不知道，所以有损害生命、妨碍实际的忧患。所谓名，是实际的宾客；所谓利，是祸害的主因。名由不足而产生，利因有余而发生；害由有余而产生，实际反因不足而受妨碍。这是常理。养护身体必定要依靠利益，贪利的人却用身体去殉求利益，所以会产生伤害生命的后果。立身处世必定要依靠名声，众人却用身体去追逐名声，所以会妨碍实际。凡是称为朝廷的地方，是名声汇聚之处；市场，是利益聚集之地。若能不在其中争逐，哪里会有伤生妨实的忧患呢？利益一到，祸害就产生；名声兴起，实际就受到妨碍。利益到来、名声兴起而没有伤生妨实的忧患，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樵夫问渔夫：“你凭什么方法得到鱼？”渔夫说：“我凭六样东西齐备而得到鱼。”樵夫说：“六样东西齐备，难道是由于天吗？”具备六样东西而能捕到鱼，是人的作为；具备六样东西却因此能不能捕到鱼，就不是人的作为了。樵夫还不能明白，请问其中的道理。渔夫说：“六样东西，就是鱼竿、钓线、浮子、沉子、鱼钩和鱼饵。缺少一样，就不可能得到鱼。然而六样东西齐备却得不到鱼，也不是人的过错。六样东西齐备而得不到鱼的情况是有的，却从没有六样东西不齐备而能得到鱼的。因此，具备六样东西，是人的作为；能得到鱼还是得不到鱼，是天意。六样东西不齐备而得不到鱼，不是天意，而是人的原因。” 樵夫说：“有人向鬼神祈祷求福，福可以祈祷求来吗？求了就可以得到吗？请问其中的道理。”渔夫说：“谈论善恶，是人的事；福祸，则是天意。天道使善人得福、使淫邪者遭祸，鬼神难道能违背天道吗？自己造成的过错，本来就难以逃脱。上天降下的灾祸，祈禳它有什么益处？修养德行、积累善行，是君子本分，哪里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做呢？”樵夫说：“有行善却遭祸的，有作恶却得福的，这是为什么？”渔夫说：“这是有幸运和不幸。幸运与不幸，是命；常态与非常态，是分。一个人的命和分，难道能够逃脱吗？”樵夫问：“什么叫分？什么叫命？”渔夫说：“小人遇到福，不是他的分，而是他的命；经常遭祸，是他的分，不是他的命。君子遇到祸，不是他的分，而是他的命；经常得福，是他的分，不是他的命。” 渔夫对樵夫说：“人所说的亲近，没有比父子更亲的；人所说的疏远，没有比路人更疏远的。利害一旦存于心中，父子之间就会比路人还疏远。父子之道，是天性；连天性有时都可能被利害夺去，更何况不是天性呢？利害改变人的影响竟如此深，能不谨慎吗？路人相逢时，本来没有经过之地，当然不会有利害之心，这是因为眼前没有利害。若眼前有了利害，那么路人和父子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呢？路人尚且能够以义相交，更何况父子的亲情呢？义，是谦让的根本；利，是争夺的开端。谦让便有仁，争夺便有祸害。仁与害，相距是多么遥远啊！尧舜也是人，桀纣也是人；人与人相同，只是仁与害不同罢了。仁因义而生，害由利而起。若追逐利益而不遵循义，臣杀君、子杀父的事也会发生。难道还不如路人相逢，在大道中一面之交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樵夫对渔夫说：“我曾经背柴，举起一百斤也没有受伤；我的身体再增加十斤，就终于受伤了。我身体所能承受的力量不足，请问这是什么缘故？”渔夫说：“砍柴的事我不知道。以我的事情来看，换个处境也是一样。我曾经钓到一条大鱼，和它相持争斗；想放弃，却舍不得；想取上来，又胜不过它，整整一天之后才捕获，几乎有沉溺的危险。难道只是有伤害身体的忧患吗？鱼和柴虽然不同，但贪取而造成伤害这一点是相同的。一百斤在力量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十斤在力量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外。超出力量范围，即使一毫也会造成伤害，更何况十斤呢？我贪图鱼，和你贪图柴又有什么不同呢？”樵夫叹息说：“我从今以后才知道，衡量自己的力量而行动，真是明智啊！” 樵夫对渔夫说：“你可以说是懂得《易》的道理了！请问，《易》所说的太极，是什么东西？”渔夫说：“它是无为的根本。”樵夫问：“太极生出两仪，指的就是天地吗？”渔夫说：“两仪是天地的祖本，并不只是天地而已。太极分为二，先得到一个，成为一；后来又得到一个，成为二；一和二，就叫作两仪。”樵夫问：“两仪生出四象，是什么东西？”渔夫说：“四象指阴阳、刚柔。有了阴阳，才可以生成天；有了刚柔，才可以生成地，立道的根本由此达到极致。”樵夫问：“四象生出八卦，八卦指什么？”渔夫说：“就是乾、坤、离、坎、兑、艮、震、巽。它们相互交替，彼此盛衰，终始都在其中。由此重叠组合，六十四卦便由此产生，《易》的道理也就开始完备了。” 樵夫问渔夫：“复卦为什么能显示天地的心呢？”渔夫说：“先前的阳气已经穷尽，后来的阳气开始产生。大的方面，是天地开始生成的时刻；中的方面，是日月开始运行一周的时刻；末的方面，是星辰开始终止一个运行周期的时刻。万物的死生、寒暑的交替、昼夜的变迁，没有这些就无法看出来。当天地运行到了穷极之处，必然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所以卦象说：先王在冬至这一天关闭关口，使商旅不能通行，诸侯不巡行四方，这是顺应天道的缘故。樵夫对渔夫说：“无妄卦所说的灾祸，请问是什么缘故？”渔夫说：“妄就是欺妄，做了欺妄之事，必然会有祸患。无妄之时，顺应天道而行动，即使有祸患降临，也不算真正的祸患。比如农夫只想着丰收却不勤于耕种，他遭受荒歉，难道不是祸患吗？农夫勤于耕种，却又因水旱而失败，他遭受荒歉，难道不是灾害吗？所以卦象说：先王以盛大的作为顺应时令，养育万物，贵在不妄为。”

译附录 上蔡先生语录【共三条】元承说：“内心积累的诚意既然深厚，那么在外界产生的感动也就深切。因此伯淳无论在哪里主持政务，上下自然都会响应。” 有人问：“刘子有进步吗？”回答说：“没有看见他有什么进步的地方。他之所以没有进步，难道不只是因为还没有根基吗？”于是指着庭前的▯醾说：“这花只是因为有根，所以一年比一年长得茂盛。凭什么看出他有进步呢？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进步，只是他能守持坚定、不改变，这也已经是高手了。像麋仲一类的人，全都把这一点忘掉了。” 过去跟从明道、伊川学习的人，大多有语录，二刘各自记录了几册。髙闶《伊洛辨》伊川先生的议论不讲究文采，难道是有意不让它流传久远吗？然而它至今仍然清楚可考，是因为有刘元承这一类人凭口传授的缘故。许右丞《祭左史文》您主持太学时，我也是学生；我奉召回京时，您正在朝廷任职。我们在国南门巷租屋相邻，常常面对面举杯叙旧，那欢乐真是洋溢。可叹我昏昧无知，唯独敬畏您；您不鄙弃我，反而委婉曲折地教诲我，见识广大而精微，使我既惊异又疑惑。您指出其中的关键，说没有比致知更优先的，又谈到用舍、行藏。我也曾告诉您说：“有命运安排，难道不是值得自我珍重吗？”后来我们在阪堤取道分别，岁月飞驰，您一去不返，而我也奉召归来。大车行驶在平坦道路上，车轮一转便可奔驰千里，谁能阻止它，竟使它停在这里呢？您的道学，我确实铭记在心，不是只告知今天的人，也是留给后世的遗教。您葬在荆州，千人来到墓穴前，而我又能做什么呢？只是因微薄的俸禄而被羁绊，便以絮酒寄托这篇祭辞，来抒写我们深厚的情谊。看那长江，日夜向东奔流。” 墓志 有宋承议郎、权发遣宣州军州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桑事、借紫金鱼袋刘公，在宣州官署的正寝去世。他的弟弟安上、安礼扶柩归来，选择在去世第二年二月壬子这一天，安葬于他所居永嘉县仙桂乡之外的弯山。郡人戴迅写下他在州里的世系、道学、历任官职和事迹，请横塘许景衡作铭。景衡说：“墓上有铭，并不是古制。旂常、彝鼎用来记载人的功德，以表示不忘。如今这些制度不再使用，那么贤人君子可以传于后世的事迹，恐怕将要湮没了。既然如此，就作铭吧。”恭敬地考察，刘氏世系出自彭城，在温州居住已经很久了。祖父名莹，积累善行并暗中施惠，有识之士都知道他的后代一定会昌盛。祖父名弢，因为公的恩荫被封为宣义郎。公名安节，字元承，天资禀赋非同寻常，刚成为儿童时就已有远大的器度。长大后，他爱好学习，有所不明白，便日夜思考，一定要弄明白才停止。年轻时，他和堂弟、现任徽猷待制的安上友爱相亲，两人都因文章品行受到士人朋友的推重。成年后，连续被乡里推荐，和安上一起进入太学，在学生中才华出众，被称为“二刘”。当时的贤士大夫都仰慕而愿意同他们交游，宗师名儒见到他们的文章、听说他们的为人，也都赞叹佩服。”},{ 元符三年，考中进士，调任越州诸暨县主簿。国子祭酒率领属官上表请求留公在太学任职，没有得到答复。授任莱州州学教授，尚未赴任，又改任河东提举学事司管勾文字。过了很久，与公同时任职于学校的人都在朝廷显贵起来，唯独公奔走于卑微的官职之间，从未替自己的仕进谋划，议论此事的人都为他感到惋惜。改授宣德郎，任期届满后回乡。正值天子振作精神、治理各项政务之时，勤勤恳恳地寻求贤能之士，唯恐来不及。宰相把公的名声报告给皇帝，皇帝有意召他到便殿对答。公说：“太子宫的官属应当谨慎选择，即使是左右侍从和奔走供役的人，也一定要选用合适的人。”又论说节俭以及君子、小人和同的不同，皇上称善，详细地询问他，当天就提升为监察御史。多次审决重大案件，平反纠正的很多。任职几个月，代理殿中侍御史，士大夫的舆论一致称赞朝廷用人得当。公任监察官时，请假回乡省亲，也已经向皇帝辞行了，但殿中的任命又下达，因此没有到任便回去了。不久授任起居郎，有诏令催促他赴关。公迎接宣谕西行，过了不久，宣谕想要回乡，公打算请求到外地任职，宣

译谕坚决劝止他，认为这是朝廷的厚恩，应当尽职报效；况且我的心愿是安居乡里，侍奉亲人，能够顺遂亲人的心愿、尽到孝道就可以了。公于是再也不敢提起这件事。第二年，授任太常少卿，但言官斥责公在担任言官时没有提出什么建言，而且长期不得安宁，于是亲自责罚他，任命他为饶州知州。饶州接连发生饥荒，公到任后大开粮仓赈济，又发文告诫邻近各郡不得阻止粮食买入。军队储粮不足，后来都从百姓那里征取。公说：“年成这样荒歉，难道还要使百姓更加困苦吗？其他方面应当有可以相互调济的地方，正应当调节安排轻重缓急罢了。”商人多次受到官府的侵扰，以至于白天都关闭城门，有的逃散到郊外。公亲自率领廉洁的属官，用自己的行为感化他们。知州之职长期空缺，案件诉讼积压，纲纪败坏，官吏苟且偷安，百姓困苦。公按照事情的根本和末节、先后次序，整治并清除积滞和障碍，使一切逐渐有条理。不久，饥民得以充饱，贫乏者得到救济，逃散者得以返回。凡是给百姓造成祸害的事情，全都革除。于是同百姓重新治理赋税，制定裁减和节制的办法，办理贡奉所需之物，命令属县提前告诫百姓，免得仓促之间受到骚扰。百姓既已和乐，爱戴他如同父母；遇到旱涝而祈祷，往往立即应验，人们认为这是他的精诚感动了上天。冬季祭祀所需贡缣有规定期限，但百姓还不能全部交纳。公对属官说：“百姓已经困苦至极，即使严厉督促他们，也未必办得到，难道我要因此获罪离任吗？”几十名富裕百姓听到后说：“难道能让我们的公因此获罪吗？” 他们便共同代替百姓缴纳，公得到民心就是这样。公的治绩声名传到京师，调任宣州知州。离开饶州那天，百姓拦路挽留他，哭泣流泪，不忍与他分别。当地老人认为，宣州自范文正之后，只有我们的刘公罢了。到宣州十天，洪水大涨，公立即派属官备船救援溺水者，自己亲自督促，昼夜不停地劳作，救活的约有数千人，而到来的流民多达数万人。公开放佛寺安置他们，打开粮仓救活他们，使他们没有一个失去安身之处。将要开仓时，官吏认为法令不允许，部使者也坚持这一意见，公都不听从。后来御史弹劾江浙各地，说它们没有赈济灾民，皇帝下诏严厉责备，唯独宣州不在其中。政和六年春天，发生大疫，公命令医生分头诊治，十分卖力；因而得以不死的人无法计数。夏五月己亥，公患病，精神清明不昏乱，和家人说话如同平常。到乙巳日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官吏在庭中哭泣，百姓在街巷哭泣，即使儿童也知道感动仰慕他；士大夫无论远近、相识或不相识，都为他叹息。娶何氏为妻，是同郡人愿的女儿，封为荣德县君。公任太常副职时，改封为宜人。公结婚时，最初举行亲自迎娶的礼仪，乡人仰慕而跟着实行，邻近郡县听说后既惊讶又发笑。等到朝廷向天下颁布五礼时，人们于是都想起公是倡导和开始实行这一礼仪的人。宜人仁慈孝顺，值得称道，人们认为她适合辅佐君子。公先已患病将要痊愈，后来忽然病逝，宜人哭得声音都发不出来。过了两天，她也去世了。生有一个儿子，名叫暨；有一个孙子天资非凡，九岁时夭折。一个女儿还未出嫁，便以安上的儿子诚作为后嗣。部使者上表陈述他的治绩以及勤劳为民、以致病逝的情况，天子悲悯不已，惋惜他的才干尚未来得及完全施展，特命诚为将仕郎。公清正明察、坦荡平易，素来接近正道；曾跟随当世的先生和长者求学，开始以致知格物来开发自己的才智。过了很久，又存养心性，于是有所领悟。他的气质容貌温和，远远看去便知道他宽厚有容。遇到别人，无论贵贱大小，都一概以诚相待；即使是违逆自己的人，也从未显露愤怒的脸色和恼怒的言辞。他在河东任职时，有同僚与他关系恶劣，一天在公座相遇，听到公谈论事情的余意，不知不觉自感惭愧，彼此又像从前一样。公安静沉默，不与人计较，看起来似乎容易相处；但到了有所坚持的时候，却挺立不屈，任何人也不能改变他。听到别人的善行如同自己做出的一样，有人把过错归给他，他从

译未辩解。遇到事情不挑拣艰难或容易，别人厌恶困苦的事，他做起来从容自如，没有急迫劳瘁的神色。办事敏捷，分辨处理是非黑白，只求合乎义理，不因祸福利害而回避或趋就。

译邹公浩以右正言的身份获罪，公和几位与他交情深厚的人一起追赶送行，为他慰劳勉励。当时朝廷震怒，对送行者严厉惩治，追捕拘拿得非常急迫，人人都惶恐不安，唯独公像平常一样泰然自若。不久哲宗察知他们没有别的罪过，下诏释放他们，公也仍然神色自如。侍奉父母能够顺从他们的心意，教育抚养弟弟们，宽容周全地与人周旋，其中有些事情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全族共同居住，超过一百口人，上下彼此爱护信任，即使奴婢也没有一句离间的话。公常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和悌，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至于异端邪说，就另当别论了。他同人交往，常常称引对方的长处，并暗中遮掩对方的不足。诸暨县令不理政事，州将打算把他调往别的地方，公既从旁帮助他，整顿他的纲纪条理，又称赞他的长处，终于使州将善待他。宣州赈济灾民时，公上疏说明这并不是自己敢于擅自作主，而是有所承受和依据；于是朝廷记取部使者的功劳，并提拔他。大概公的志向并不是敢于偏私自身，而在于替别人谋求；他所施行安排的事情总是出于公心，天下人把这看作他的本心。若不是这样，就无法使内外相合、彼此相通。他对于穷究事理、穷尽本性的学问，正在不断进步而没有止境；假如上天再赐给他一些年寿，使他能在世上有所作为，那么我真不知道他同古代的名臣相比会怎样。看他治理这两个州，专门用仁义进行教化，政事平易而亲近百姓。百姓有诉讼，他便委婉而反复地训导告诫，使他们不再犯错。间或有人争斗，准备到官府控告，便说：“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见府公呢！”于是往往中途停止，因此官府中没有什么需要治罪的事情，有时十多天也不用施行鞭打刑罚。他施政的成效，就表现在这里。公讲学，常常掌握其中的要旨，使人豁然开朗，知道圣贤的道路是可以仰望并努力前进的，而景衡也确实从中得到切磋琢磨的益处。如今为他铭刻墓碑，记述他的事迹，却仅仅写到这里而已；大概公深藏不露的德行和隐微不显的操行，即使是最亲近、最厚爱他的人，也不能完全知晓。然而根据他平常所说的话，推知他没有说出的话；根据他已经做过的事情，推究他想要做的事情，希望后世君子能够有所考察，这并不算简略。铭文说：从明白事理达到真诚，是大人的学问啊。圣人之门中的传授承继，流传至今已经久远啊。谁使它的源流泛滥？末流于是枯竭了啊。纷纷杂陈的诸子百家，越来越偏颇驳杂啊。后世学者各守一门，只知穿凿附会啊。上下千年，令人感叹它受到残缺剥蚀啊。温厚的刘公，像一块美玉啊。这种学问有了传承，还要加以敦厚琢磨啊。以致知开始，万物于是都能穷究其理啊。沉潜涵养，充实扩充，最终自己有所体悟啊。众人机巧聪慧，唯独他敦厚朴实啊。众人局促狭隘，唯独他恢宏宽广啊。众人追逐利欲，唯独他淡泊啊。心中洞然无碍，自然而然地感到快乐啊。入内近前陈述政见，所产生的利益广大啊。担任御史、左史，都是皇帝亲自擢用啊。出任二州长官，更使百姓的困苦得到缓解啊。浩浩荡荡的江河，也只能裁取一勺啊。天命在人身上体现，谁能说它有厚有薄呢？气所聚集之处，有美有恶啊。深厚的元气孕育精粹，实在不是常人可比啊。幸运地得到这种禀赋，令人感叹其深邃广大啊。茫茫九原之下，能不能再生于世呢？我为他的墓藏作铭，希望后来觉悟的人能够知晓啊。《刘左史集》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