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医闾集》　别集类五【明】提要 臣等恭谨查考：《医闾集》共九卷，是明代贺士谘编辑其父贺钦一生的言行及诗文稿汇编而成。贺钦字克恭，他的祖先是浙江定海人，因军籍隶属辽东义州卫。贺钦考中成化丙戌科进士，授任户科给事中，因称病辞官归乡。弘治初年，起用为陕西防务官，诏令尚未到达，母亲便去世了，于是上疏恳切辞职。服丧期满后，便不再出仕。他的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本书第一至第三卷是言行录，第四至第七卷是存稿，都是杂文。第八卷是奏稿，第九卷是诗稿。贺钦任给事中时，听说陈献章的名声，便拜他为师。后来因病辞官归乡，闭门不出，只把进德修业作为自己的事务。他的学问不致力于广泛涉猎，专门诵读经书和《小学》，以期返身实践。他曾说：做学问不在于向高远处追求，只在于存持敬意、收回放散的心罢了。因此，集中所记的言行都切近真实，不是那些高谈性命之学的人所能相比的。他所上呈的各篇奏疏，也无不通晓治理之道，确实可以施行。陈献章的学说，当时有人认为近于禅学。贺钦虽师从陈献章，但性情笃实，循序渐进地从事下学。平日谈论修养工夫的次序，也常常指出陈献章的议论过于高远，他的精神气象与陈献章很不相同。在讲学的诸人中，他独自纯粹而成为纯正的一人。文章虽然多半信笔挥洒，但仁义之言蔚然可见，本来不必以工巧或拙劣来评论它。贺钦年少时在医无闾山读书，自号医闾山人，并用这个名称给他的文集命名。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医闾集》卷一 明　贺士谘　编 言行录 先生一生侍奉双亲极其孝顺。母亲一族的亲戚，即使十分贫寒卑贱，他也尽力以爱护和敬意相待，并极力周济扶助。亲人有病，他便极为忧虑憔悴；汤药一定亲自尝试，迎请医生也一定向医生行拜礼。先生每逢朔日、望日到祠堂行礼后，一定到另一处住宅拜望从叔母，长期把这作为常规。先生天性喜欢访求询问。和乡里的长者交谈，总要询问前辈善于施行德政的事；和外地人交谈，总要询问当地地理、风俗、人物的实情；甚至各边地少数民族的情状，也没有不访求了解的。先生因称病居家四十年，除了吊丧问疾以外不轻易出门。凡是贵官来访，他只表示敬意，留他们相待，从未曾前往回拜。偶尔有人对此不高兴，先生听说后便说：“我哪里敢怠慢别人，只是按照养病的官法，本来就应当这样罢了。”乡里有亲友故旧、兄弟不和、夫妻反目、执迷不悟而别人无法劝说的，先生在饮酒从容交谈之际，往往只用一句话就使他们恢复如初。这大概是因为诚意感动了人，使人不知不觉心悦诚服罢了。先生善于感化引导别人，即使是老人和商人，也往往受到他的感化。有一位史六丈，平生在南方经商，年老后才回来，仰慕先生的德行，于是来求学。先生仍按对待前辈的礼节对待他；他每次来，先生总为他讲解《小学》《家礼》，其次讲《四书》，再其次讲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接着讲《春秋经》以及左氏等各家的传。几年之间，无论寒暑都不停止，史六丈终于有所收获，成为乡里地位崇高、受人尊敬的长者。凡是乡人依从先生言行、依照文公丧葬正礼行事的，史六丈都为他们主持丧事，排斥异端，遵守礼法，年老后更加笃实。有人言行违背礼法，先生一定严肃地告诫他，史六丈也安然接受而不认为忤逆。又有史璠，是史六丈妻兄的儿子，也经商，便让自己的儿子跟随先生游学，同时亲自学习并取法《小学》的讲说。乡中那些喜欢夸耀逞能的年轻人常常嘲笑他，史君说：“我只是跟随贺先生行事罢了。”时间久了，他的品行义举卓

译异，乡人都敬重佩服。母亲去世后，他完全遵照文公的礼制，穿着丧服庄严肃穆，居住在倚庐中，不吃荤、不饮酒，直到丧期结束才出来。几年以后，先生为他作《倚庐记》，记载这件实事，用来劝勉世人。先生曾经到别的州迎接从叔父的灵柩，恰好那里有用酒食诱骗并杀人、借此报功的人。那位指挥董某对主管此事的官员说：“我听说贺父将要到来，倘若他问起杀贼的事，是如实告诉他呢，还是暂且隐讳？”那人说：“这怎么能如实告诉？只说是敌人杀的。”不久先生到了，董某把实情全都告诉他，并说：“这件事对别人可以欺骗，对尊长我不忍心欺骗。”先生使人完全说出实情，大多都像这样。先生往年住在客舍时，看见随从烧煤，主人家的妇人见他还不熟练，便亲自替他烧。先生立即行礼致敬，避到外面去；这样做了两三次，那人也懂得礼数，和他相互避让了。这大概就是先生感化她的缘故。先生在山林中安静修养，实际上从未忘记天下。孝宗改元时，辽东都司都指挥邓钰、大学士刘吉、御史姜洪、曹琳，以及其他不记姓名的若干人，交相上章推荐他。当时先生的老母亲还健在，听到这件事后说：“时运大概正要通泰了吧？我虽然不能出仕，但天下的贤才应当被任用了。”先生的外祖父没有后代，他便把外祖父接来家中奉养。不久他又考虑说：“古人一定要立同宗的儿子为后。如今我外祖父有侄子，应当为他立嗣。”他先商议外祖父最小的侄子，但那人的母亲面有难色，于是又商议他哥哥的盲人儿子，并且说：“他在自己家里因为失明没有用处，但有一个几岁的孩子，于是就把他收来立为后嗣。”他又认为世上的盲人往往诵读淫邪荒诞的东西，却不知道正当的事务，于是只教这个孩子诵读文公的《小学教条》、东莱的《格言》和《孝顺诗》，说这些都是有益的事情。族弟禟家的仆人曾经和乡里刘姓公子争夺贸易之事，用瓦砾投掷他的马。没过几天，马病死了，刘家想把这件事告到官府。先生家中有一匹良马，价值若干金。刘家指着它对人说：“一定要得到这匹马，我才肯罢休。”先生知道后，立即把马送给了他，不让禟家出一文钱。先生从小就勤于求学问，不从事游玩享乐。到了成化戊子年，他以称病为由回家，更加潜心于正学，闭门不出达十年。直到戊戌年，才开始到表弟马指挥文敬的园中赏花，并作诗说：“斋居四十二年，身体从未见过东风吹拂下桃李盛开的春天。今天在名园中饮一杯酒，不妨姑且做一个赏花的人。”这确实是事实。先生几岁时曾住在亲戚家，那位老人能讲述典故。先生和他同住，不到一两夜，就把老人所知道的几乎全都学到了。听说此事的人都感到惊异。不久先生成为卫学的生员，宪副杨公镛巡视到此，见到他后很喜爱。杨公问本州古代的郡名，先生回答得十分详尽。杨公高兴了，指着佛塔出对句说：“宝塔七层，远近都来瞻仰。”先生立即应答：“邦畿千里，华夷无不归依。”杨公更加高兴，并且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远大的器材。”先生虽然学习科举业，当时却缺少典籍，偶然得到一册性理类书，爱不释手。他的见识和志趣，从少年时起就远远超过常人。景泰初年，我们州因是边卫，勇武之士多而通晓文学的人极少。卫学虽然设立了，但充任生员的人大多是官府拘役来充数的，因此当时学校考核各处征发壮丁服重役时，便说：“我这里已经有若干读官学的人了。”把读书当成了重役。先生于是挺身崛起，勤奋学习。十八岁时，听说辽阳新科举人邱时雍先生精通诗歌，便不远数百里前去跟随学习。一年后有所收获而归，二十岁时乡试考中第二名，这是我们州破天荒的事。乡人称道先生从小谨慎端正、正直大方；即使身处外乡，没有父亲和老师在旁督察，也从未做过一点轻薄无礼的事。

译朋友中年长的人也无不爱护尊重他。先生在任科官时，凡是外任官员送到科里的馈赠，乡里同年在科中的人便替他们送来，如书籍、帽子、袜子之类，装在食罗中抬进来分发，先生一概拒绝。同僚当着送礼人的面大声说：“这个唯一不接受的人，就是新选任的户科贺大人。”先生一点也不介意。有乡里人来找他没有遇到，留下了一袋葡萄干便离去。先生回来后说：“这不能接受。”于是到正阳门外找到那个人，把葡萄干还给了他。回去时被暑气伤害，身上长满了痱子；以后每年到了那个时节，痱子就发作。夫人曾指给孩子们看，说：“你们的父亲这身疮，就是这样得来的。”

译表亲千户马某因为贫困，把住宅的一角割出来卖掉。先生知道后，劝他说：“这是你祖宗留下的旧宅，怎么能轻易毁弃呢？” 于是拿出几两白金替他赎回。又有一位表亲向乡人借了几两白金，债主催逼得很急，最终无力偿还，因而结下仇怨。先生说：“应当有办法替他解决。”当时先生自己正贫困，便向相识的人借钱，借到相同数目的白金替他偿还。先生曾说：“人不能做一个半途而废、两面不着的人。”所以每次劝告别人，一定以尽善尽美的道路来教导。乡人有争夺田地的，他一定给他们讲虞、芮两国互相让田的故事；兄弟互相争夺的，他一定给他们讲伯夷、叔齐互相让国的故事；有人被继母苦待，或弟弟不守道义的，他一定给他们讲大舜的事。他旁征博引，委婉譬喻，反复劝说而不厌烦，所以即使顽固的人也多能受到感动而醒悟。先生责罚人的罪过，虽然严肃，但事情过去后，便不再把它积存于心。读杜甫诗时他说：“如果没有深长的意味，还不如回头去看《击壤集》。” 先生天性喜欢宾客，恭敬谨慎而和蔼平易，喜欢访求询问，年老后也不懈怠。因此，他虽然闭居四十多年，对于天下的人物、风土、民情和边患，大都能够了解。先生所交往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人物，如陈白沙、罗一峰、林蒙庵、周翠渠等。凡是其中有关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言论和书信，他一定抄录下来放在座前，时时用来观照反省。正德己巳年，逆臣刘瑾侵括民田，辽东人惊疑，心怀作乱。义州因为守臣贪婪懦弱，便首先发难，聚众纵火抢劫财物，城中大乱。然而他们彼此告诫说：“不要进入东街，惊扰贺老爷。”乡人把这件事告诉先生，于是请他前去劝谕。先生推辞说：“我不是上级官员，能够保全乡里就够了。”众人再三请求，他才答应，带着十多个弟子前去。那些人当即跪拜，说这件事恐怕不能保全自己，请求指示一条生路。先生说：“你们既然知道悔过，只要不杀人，事情还可以解救。”众人稍稍收敛。不久他们又一同来到东街巷口，排列跪下，再次请求。先生说：“你们烧屋抢财，都可以用赔偿来抵偿，唯独杀人不可赦免。明后日镇城将有负责勘验的人来，你们必须跪拜求生，千万不要杀人。”后来抚镇的官员果然到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报告说，朝廷发兵前来围剿，众人再次喧哗聚集，说：“贺老爷从未说过谎，我们再去问他。”先生说：“城中被你们扰乱到这种地步，镇城怎么能不发兵？军队虽然来了，但你们只要不杀人，就应当会得到宽宥。”众人再次退去。几天后果然如先生所说，城中没有伤害一个人。屯营中挖窖得到若干钱，先生把钱分给贫困者救济，并且制作银质靶子来诱使人射击。郡中有一人，他的儿子已经成为儒学生，却因贫困把儿子卖给别人作义孙。先生悲伤感叹，流下眼泪，命家人借来若干银子资助他，不计求取回报。先生教育子孙严格而有方法，教育门生也是如此。子孙无论男女，只要会说话，便教他们行揖拜、问安之礼；知道出门进门，便教他们出门告知、回来面告的礼节。即使学习科举业，也一定教他们懂得得失自有命定，不要因此丧失志向。读书有空时，便教他们学习计算，讲解六书，练习射箭。到郊外行走时看见枯骨，总要命子弟埋葬。乡里养育女儿，大多不让她们活下来。先生立下规矩告诫家人说：“我家的儿媳妇，谁敢仿效这种做法，一定把她休掉。”难道忍心杀害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先生每天早晨起床，在祠堂行礼后进入书舍。诸生行礼完毕，便命他们背诵《白鹿洞规》和《东莱格言》。他说：“这些是各部经典的关键，是我们亲自实行的实体，是真正学习圣贤的要诀。”他反复叮咛，详细说明而不厌烦。即使童仆和幼童，也都一同听惯了他的这些说法。先生有一位朋友，曾任县令，罢官归乡后简慢傲岸，不拘小节，乡人轻视他，但先生仍像从前一样恭敬相待。有人替那人求情，先生说：“这位先生很有气节，曾经在国子监上奏揭发大宦官的罪恶。后来那个人送香到文庙，诸生行礼完毕，便举名问道：‘某人在哪里？’这位先生立即站出来回答：‘学生就是。’他忠诚正直的名声传遍天下。评价人应当看他的大节，小节可以放在一边。” 先生按照文公的制度建立祠堂，奉祀先祖时，起初因为属于继祢的小宗，不敢祭祀。到了第四代以后，得到原籍定海的家书，知道继高祖的小宗贫困衰弱，连房屋也没有，便叹息说：“谋生到了这个地步，祭祀礼法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制定从高祖以下设置神主祭祀的制度，并作辞文说明权宜从变的缘故。起初按照《家礼》以西为上位，后来认为文公拘泥于当时的制度，祖述开元年间的礼制，在人情上不安，于是改为以中央位置为尊。凡是教导儿童，便把格言和精辟的道理早晚不断地熏陶告诫他们，说：“这就是成圣的基础。”例如周元公《希贤希圣》章，全都用俗语改写，张贴在墙上，让蒙童熟读背诵。先生从小从未以做官所得的俸禄来供养家人，而一定告诉他们努力种田、谋求食物的方法，说：“古人做官，是为了推行道义、救济天下罢了，难道可以靠做官来谋求衣食吗？”有一个军士逃亡，他的妻子因为缴纳征粮而上吊，虽然被救活，却痛苦无处申诉。先生听说后，派人把妇人叫来，立即立下契券，替她代缴征粮。有人说：“只是收下这张契券罢了，还不如没有它。”先生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 有个门生带着名帖来求推荐，先生写回信劝告他安于命运、守持道义的道理，并且叹息说：“他听不听信，无法确定；我只是尽了自己的心罢了。” 宪宗去世举行丧礼时，先生在书舍带领子弟和门生斋戒住宿。有一处别馆，三个学生因为市场上没有肉，便买了一头猪杀掉吃了。先生对此发怒并责备他们。先生曾说：“诗如果不押韵，就不能算诗，何况人的性情有正邪，好恶之心也会在吟咏中表现出来。如今学习作诗的人不押韵，反而留下淫靡的诗歌，难道这违背圣人删定《诗经》、教导人的本意吗？”读《春秋》，一概以程颐、胡安国的说法为主；对于经书，则取《典谟》《训诰》等篇章中明白显著的内容，时时诵读体味。礼制中有疑问的地方，他说：“在我们自己这里应当精心选择。”又说：“文公编入《小学》的内容，都是精粹的言语，应当详细玩味并努力实行。”先生尤其喜爱《易经》，观象玩辞，即使年老体衰也不稍稍放置。至于《易学启蒙》，他沉潜反复研习，用力尤其多。

译李参戎镇守义州、锦州三卫时，长苏库台以燕狗子为谋主，年年成为边患。狗子原来是开原的盗贼，逃入边地后，便成为当地人的向导。先生对李参戎说：“擒住狗子，边患或许可以减少。”李参戎犹豫不决。先生说：“文公《白鹿洞规》中，难道没有处置事情的要领吗？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私利；彰明自己的道理，不计较功劳。这件事既然已经决定，就应当实行，不能只停留在空口诵说。”李参戎于是下定决心。成化壬寅年夏天，果然擒住狗子并杀了他。此后多年没有边境警报。有个名叫胡文宝的门生，科举时因为生病没有成行，退还了卫所为他准备的路费。先生非常高兴，经常以此勉励诸生说：“人必须明辨取舍，然后才能上进。倘若义和利都分辨不清，先已经落入小人的境地了，还凭什么上进呢？”他认为门人王瑞之骄傲自满的毛病，人人都有，只是王瑞之更严重罢了，应当时时省察并克制改正，才可以进步。于是作诗举述谢子的故事，写在他的扇子上来教导他。从此王瑞之知道用力的地方，常常自我克制、奋发努力。后来他任临安尹六年，政绩声名很好。成化庚子年，东部地区发生大饥荒。先生告诉李正郎说：“听说永平仓有粮食，如果预先上奏朝廷运来赈济，人民或许不至于死亡，边地也可以守住。”李正郎答应了。后来得到米八万石，第二年果然再次发生饥荒，依靠这些粮食得以救济。门生有时在道路上失去仪容举止，先生便责备他说：“做学问必须亲身实行，亲身实行必须谨慎对待隐微之处。小小的礼仪都不能遵守，还谈什么在显明处亲身实行？在显明处尚且如此，隐微处便可想而知了。” 又说：“贪图利益的人，对师门有什么益处？对乡党有什么益处？对国家有什么益处？”他教导门生说：“做学问必须亲身实行，所以说学习就是将所学实行出来。不实行，怎么能称为学习呢？”又说：“亲身实行必须改正过错、迁向善良，否则不过是盲目行动罢了。”他对门生说：“你们各家纺织吗？”门生回答：“不会，而且也没有空闲工夫。”先生说：“这是什么话？男耕女织，这正是应当做的事。如今有因为没有空闲工夫就不种田的人吗？只是因为不愿做罢了。如果说没有空闲工夫，我乡里从来没有因为没有空闲工夫而不种田的。你们读书，只是不肯相信；像《葛覃》《七月》等诗，你们只是口头诵读罢了，这正是我们乡里所缺少的地方。却把粮食拿去换衣服，不久衣食都会不足了。用心去做这件事，不是胜过在外面奔波吗？” 某位巡按考核正在服丧的生员。先生说：“这是什么道理？破坏人伦、败坏风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古人凡有丧事，奉天子之命，三年之内不过其门，这是在教人尽孝。又说：‘优秀的秀才决不出去应考。’忍心伤害天理，君子肯做这种事吗？实在都值得叹息。” 有个门生举止粗疏，但在先生身边侍立时却恭敬谨慎。先生说：“如果你早晚侍奉父母都能守住这样的礼节，便是孝敬的孩子了。” 门生在先生身旁侍奉，先生问他们说：“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你们也曾这样省察思考过吗？孟子在这一章费力说了许多话，他的用意在哪里？你们读了，曾经领会到他的意思吗？读书不能切合自身，诵读谈说有什么益处？”因门生谈到《孟子·天爵良贵》一章，先生教导他们说：“这一处讲内在和外在、轻和重，极其明白而深切；但你们心里并不十分喜爱它，不把它放在心中时时涵泳体察，又怎么能够进步呢？” 李参戎谈到毛正郎为屯军中的贫苦者娶妻一事，先生说：“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从鳏夫、寡妇、孤儿、无依无靠的人做起，毛公也有符合这种心意的地方。他的动机虽然有私心，但事情本身却是公义的。”李参戎说：“收取官员的俸禄来做这件事，怎么能算善举？”先生说：“所妨害的很小，所成就的很大。像那样收取，用在这里，别人又怎么能非难他呢？如今只要继承这件事，用诚心实行，并推广到操军、边军中没有妻子的人，全部替他们娶妻，不也是大好事吗？又怎么能因为他的动机有私心，就非难这件事而不去做呢？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天理和人欲之间的争夺，往往只在极细微之处。”有个门生正在服丧，外祖父去世了，商议要去吊唁。有人说：“按礼制，三年之丧期间不吊丧。”先生说：“这不是寻常吊丧可以相比的，而是重丧尚未服满又遭遇轻丧；穿着自己的丧服前去哭吊，是合乎礼的。” 他曾告诫求学者说：“喜欢戏谑的人，是德行浅薄的人。恭敬敦厚，才称得上有德；戏谑轻浮，不是德行浅薄又是什么呢？” 盘粮陈绣衣陈宽前来拜访，请求说：“我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我自己不能知道，而且也没有可以请教的人，幸望您加以教导。”先生说：“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虚心向下请教，是人们很难做到的事。舜的大智慧，也不过是喜欢询问、喜欢考察。大人有这个心意，正是我应当效法的。”陈宽坚持询问，先生便告诉他过去做事过于苛刻的地方。他又教诸生把过错和善行写在册籍上，作为劝诫，说：“有过错，不只是自己要把它当作戒鉴，众人也应当把它当作戒鉴；自己省察到善行，不只是众人要把它当作榜样，自己也应当把它当作榜样而继续实行，这样德行和事业或许就能进步。又说：善恶即使很小，也必须像看见黑白一样分辨清楚才好。如果含混不分，有了善行也不知道它是善行，不能更加努力；有了恶行也察觉不到它是恶行，不能克制改正，德行和事业从哪里进步呢？你们必须相互讲论研究、辨别清楚才好。” 他曾责备一位门生说：“你和朋友交往，却不选择那些胜过自己的人，这是废弃朋友之间的伦理。君臣、父子、夫妻、长幼之间，都依赖朋友来规劝、针砭、切磋琢磨，朋友这一伦理怎么可以废弃呢？” 狱吏中有一位徐姓的人，办事公平谨慎，通晓公文，在官司中任职若干年，从不胡乱向人索取。先生听说后很高兴，说：“这个人可以教导他行善。”便让人送给他历日，徐某从此更加谨慎自持。有位门人任总戎，先生写信告诫他说：“地位高的人容易骄傲，骄傲了贤人就会日益疏远，忠言也听不到，忠君报国的事业便会因此毁坏。你要谨慎啊。” 起初，县邑中僧道之教盛行；后来由于先生正教兴起，逐渐衰落。乡里受其迷惑的人很少了，即使僧侣道士也往往自行悔悟。有的恢复正道，有的归入儒学并到先生门下游学，有的只是遗憾自己年老将暮而不能归正。

译凡是人家收养的义子去世后，便把他的妻子再嫁给另一个义子，实在不合道德礼法。今后我家如果遇到这种事，等她服丧期满，愿意出嫁的便让她出嫁；要严格区分内外，男女有别。人的重大礼法，都记载在《小学》中，最为详细明白。人家往往受习俗牵制，把这些看作小事，以致闺门之内的关系不能整肃，等到后悔已经晚了。今后我家应当完全遵守正礼，戒除这种习俗弊病，务必做到男女有别，以保全人的道义。祠堂所在的住宅，应由宗子世代守护，不得分割析产。之所以这样，并不是故意厚待这一支、薄待那一支，而是要尊敬祖先、安妥神灵，重视根本，使枝叶繁茂。假如违背这个道理，像世俗所做的那样，因为一句话、一时愤怒，骨肉便互相离散，分割户籍、各立门户，断裂破碎；早晨还是大家族，晚上却仿佛遇到抄家治罪，使祖宗神灵没有安身之处。根本一旦受伤，枝叶凋零，是必然的道理。即使其中有人能够卓然自立、重新振兴家业，一支繁荣、一支衰败，难道是祖宗兼爱子孙的心意吗？做我家子孙的，应当世代遵守这一礼制，希望根本兴盛后，枝叶自然繁茂。违背者按不孝论处。教导各位妇女十二条：一是安详恭谨，二是严肃地承奉祭祀，三是孝顺地奉事公婆，四是依礼侍奉丈夫，五是和睦地对待妯娌，六是以正道教育子女，七是以恩惠抚养仆婢，八是恭敬地接待亲戚，九是听到善言便欢喜，十是以诚实戒除邪妄，十一是勤劳从事纺织，十二是节俭使用财物。每一条都用俗语详细解释。每十天各位妇女在堂下行拜礼后，便让一名子弟在旁诵读前面几条教训，听完后行礼道谢再退下。先生曾说：“谈论文王教化的人，一定先讲后妃《葛覃》一诗。列举独夫罪恶的人，一定把制造奇巧之物以取悦妇人作为罪状。戒除世俗而取法古制，厚重根本而抑制末流，本来就是君子的责任。”古人说：“即使不能把它推行于天下，尚且可以在一个乡里验证。如今即使不能在一个乡里推行，难道还不能在一个家庭验证吗？” 同年张汝弼曾说：“我梦中得到两件遗憾的事：遗憾司马迁早死，《史记》没有完成；遗憾苏东坡早出生，伊洛之学的道理不被信奉。”先生说：“这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即使司马迁晚死一些，《史记》得以完成，他把黄老置于前、六经置于后，贬抑处士、抬举奸雄，崇尚权势利益、以贫贱为羞耻等弊病，能够避免吗？古人重视亲自接受圣贤熏陶，苏轼亲眼见过二程，尚且不信他们的道德；假使他出生在二程之后，又怎么会相信呢？即使随从众人而相信，也不过是虚文罢了。这两件事都不值得遗憾。” 先生教导门生实行祭祀先祖的礼仪，每个四时的仲月，都考查他们背诵《文公时祭礼文》，并且演习仪式，估定祭祀日期，预先报告并记录下来，到日期便注销。刚开始实行而仪式还不熟练的，就由礼生辅导。有一位亲家想实行《家礼》，却自己疑惑说：“我家没有秀才，怎么办？”先生说：“你家没有秀才，难道就没有人伦吗？如果采用佛教，那你家难道有和尚吗？”那人于是心悦诚服。史六文送来一个学生求学，并且教导他说：“学一点做人处事的事情也好。”先生说：“这句话就不对了。人所学习的，只有在人事之中，这才是圣贤教人的本意。却说‘学一点也好’，难道不知道什么都学全才是真正的好吗？” 先生有个外甥叫胡深，他父亲去世时，他才八个月。六岁时便跟随先生学习，接受亲身实行的教导。到了二十岁，追念父亲早逝，未能亲自行丧礼，便打算补行丧礼。他写了一篇文章，请先生过目。先生说：“虽然这是你的孝心，但先王制定的礼法已经有定制，不可以过分。如果有这份心意，尽力奉养寡母，诚心承奉祭祀，就可以了。” 民间传说所谓“打旱孤桩”，说天旱是因为墓中新死之人作怪所致，挖开坟墓把尸骨砸碎就会下雨。愚昧百姓不明事理，往往妄自施行。成化年间，先生曾把这件事告诉当道官员，禁止这种做法。几年后，王备御刚到任，恰逢天旱，村民来报告，想要沿袭旧俗。王备御草率地答应了，先生听说后，急忙写了一封信，论述这种说法的荒诞，并指出它触犯国家典章。王备御于是后悔，赶快制止。不久天自然下雨，谣言也止息了。后来有个姓彭的南方人，专门用这件事迷惑众人，两乡百姓相信他的很多。先生把这件事告诉王参戎，王参戎杖责了那个人，并烧掉他的书。乡里的武职官员中喜欢追求功名的，往往提出烧砖包砌边墙的建议，白都阃把这件事请教先生。先生说：“唉！这是想做秦始皇的长城了！如果真这样，边民不知哪一天才会免于死亡！我国刚开始设置边防时，先是埋木头作为栅栏，后来挖坑作为壕沟，再后来修筑小小的土墙，边民并不太劳苦。如今边墙的规模又高又厚，百姓已经叫苦了。假如还想烧砖包砌，除了秦始皇的长城又是什么？古人说：‘兴作者不能享用，享用者不是兴作者。’秦始皇修筑长城，后人因它获得便利，而秦朝却因此灭亡，这是明白的事理，为什么还要仿效呢？即使处置得当，有办法不劳民力便修成，只要地方以后继续修理，也已经很困难了。况且我们州的城墙不过九里多，近来因连日下雨几乎全都倾塌，以一城两卫的力量，积累多年还不能修完。如今一道边墙动辄二百多里，倘若像我州城墙倾坏时那样，怎么修复？姑且只说黑窑、白窑，一座城总共三座，每年追征夫丁，尚且有到秋天还没有完工的；如今若按修筑长城来计算，窑数应当是从前的好几倍，民力能够承担吗？幸好不要再议论这件事了！”白公惊惧地停止了这项建议。往年辽东人屡次想扩展辽东省，夺取三岔河以北的老虎林，说那里土地肥沃富饶，而且从广宁到开原很近；即使贤明的重臣，也往往被这种说法迷惑。先生听说后叹息道：“今天和祖宗时代相比，强弱如何？百姓无法生活，仓廪空虚，能够守住现有的地方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好大喜功的事情，来杀害我边地的百姓呢？况且辽东人所不安定的地方，忧患在于没有政令来养护他们，并不在于土地狭小。即使有人耗费力量把事情做成，能够得到多少利益？而兵连祸结，难道会有停止的时候吗？何况时势困窘却举措过大，更是古人深深忌讳的事。” 《医闾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医闾集》卷二 明　贺士谘　编 言行录 都督李公刚到任时，要求书写画像纸、练习书法绘画。先生于是写了一封信劝告他，认为书法绘画只是小技，不必挂怀；只有诵读古代圣贤的书，才能培养德性、启发神智，用于处理事务、接待人物，就不会有差错；忠君报国的事业也会日益光明伟大，可以和古代贤人并驾齐驱。李公为什么不致力于此，反而琐屑地忙于那些事呢？李公非常高兴，立即命令平日读书的官员轮流每天讲学，以求进益，并且请问应当以哪部书为要。先生于是命令他们讲《大学衍义》，又命令这些官员先向先生学习，然后再进行讲解，把这作为每年的常规。李公的德行和事业大为进步。王参戎在寺中祈雨，看见芍药盛开，便命部下作对句，送来给先生评定高下。先生说：“如今正是竭诚悔罪的时候，应当思考政事上的缺失并改弦更张。这些游戏之事，恐怕不是时候。” 我们边地过去有六座马营堡，是监军盐山王公翱所建，用来抵御外敌、保卫内部，边境因此安定。后来边警多次发生，暂时撤兵回城，因而逐渐废弛，边患日益严重。先生询问得知其中的利害，便写信给抚宪河东张公九云，于是修复了清河堡。又过了几年，韩参将前来分守；韩参将曾跟随先生游学，对先生的尊奉更加恭谨。先生告诉他应当恢复其余五座堡垒，从此边患更加衰减。乡里有人丢失了前母的坟墓，后来把自己的母亲配葬在父亲墓中。前母的儿子从原籍来，想寻找母亲的坟墓却找不到，广泛询问故老，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的棺材曾在某地被火葬，只是不知道坟丘在哪里了。”他的儿子终于找到了，于是怨恨弟弟，想背着母亲的遗骸回原籍。先生听说后说：“唉！这全都不合道理！都只知道有母亲，却不知道有父亲了。”于是写信把道理告诉他，那人便心悦诚服，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父亲的墓穴中。陆湛曾做和尚，有一天仰慕儒学，便在先生的门人范以德那里学习道学，于是恢复正道，又到先生门下游学。他家原来奉行老氏的旧习，已经在实行奉祀先祖的礼仪，却还没有改正。先生作诗讽劝他说：“离开佛教归从儒学，这是世间少有的事；既然归于纲常之道，就应当依归。为什么春夏秋冬的祭祀，还要违背朱子的礼制？”陆湛惭愧而改正。有个门生怠慢老师，先生说：“读书以亲身实行作为根本，亲身实行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为先。但必须得到师长的教导，然后才知道孝悌并去实行。所以《小学》的教育一定说要尊敬老师、亲近朋友。所谓尊敬老师，就是像对待君父一样严肃、畏惧、恭敬。如今你对师长的礼节如此怠慢，那么在家庭中侍奉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这一关都过不去，还学什么呢？”又说：“做弟子的，必须对先生的话用心听取，没有疑问就立即实行，有疑问就来询问。如今你对我的话，仿佛水浇在石头上一样毫无反应，这就是德行和事业不能进步的原因。德行和事业不能进步，却只在‘之乎也者’之间空谈，有什么益处呢？” 又说：“【原文‘埋’字疑误】必须讲求研究。比如祭祀礼仪，就必须知道实行它便是厚德，不实行便是薄德。这正是格物的事情。” 又说：“如今人们对于别人的过错，非常善于议论；等到自己身上的过错和别人相同，却把它搁置一边而不追问了。” 先生常常教人收敛精神，潜心修养自己。曾有人说：“某先生办公之余便著书，夏天就脱去巾帽。”先生说：“这太不恭敬了！自古以来，哪有把头发像囚犯一样披散的圣贤吗？” 有人拿吴文正所著《学统》《学基》等文章来请问，先生说：“圣贤的气象不是这样的，看《论语》就可以知道。” 先生常说：怀柔侯施聚善于守卫边疆，他修筑边墙，只像普通人家的院墙，不想修得太高太厚，但修理有一定方法。每座台都有墙板，稍有破损，只要到日高以后没有警报，就由一个人处理，其余人随坏随修，每年照此办理，所以边墙没有大的损坏。最破败的时候，也不会有扰民妨农的举动，又怎么会有从千里之外调集民夫的祸害、饥荒瘟疫导致死亡的忧患呢？施公曾说：“边墙不是为了阻挡敌人使他们不来，而是为了让人知道出入。”【原文“操军杀将在吾”句疑有脱讹，含义不明】这是将领真正老成的谋略。后来不了解边事的人，往往把墙修得又高又厚，既耗费民力，一有损坏，又不是台军所能修补的；等到任其大坏之后，才发动大批民众来修筑。那时战马猖獗，军民饱受苦难，和从前相比大不相同。这才知道老将考虑深远，不是后来那些见识浅薄的谋略所能相比的。有人问魏公的气量，说他固然是天地间罕见的气质，恐怕也有偏颇之处。比如军中斩杀一个士卒，毁掉他所管辖的东西，魏公只当作寻常之事。我私下认为，应当发怒的事情，还是发怒才对。像舜诛杀四凶，也未曾不发怒。如今魏公对此竟完全不发怒，不知是为什么？”先生说：“也不是不发怒，只是发怒得不易被察觉，不像现在的人那样惊慌怪叫罢了。” 七种情况可以休妻，三种情况不能休妻，大体上是这样。具体还要根据情况变通。比如前贫贱、后来富贵而不能休的；若无子、话多之类，也可以这样处理。淫乱的人难道可以不休吗？由此推论，其他情况自然可以看见了。读《文中子》读到辞谢他人、不愿出仕的地方，说：“这是事实，讲得自然很好，和别处不同。” 韩文公给宰相写的信，也很鄙陋。谢叠山却还称赞他善于占据有利地位；既然已经把旗枪放倒了，哪里还谈得上占据有利地位呢？做学问必须立志；如果不立志，绝没有成功的道理。譬如射箭，必须先把目标定在正鹄上，然后才能射中。至于射得或大或小，则在于力量。如今不立下高远的志向，正如射箭的人不把目标定在正鹄上，胡乱地射，又怎么能够射中呢？《白鹿洞教条》和《夙兴夜寐箴》，应当时时放在心上。读《元城语录》，其中说：“不免混杂有异端和术数。” 孔子对弟子，只称呼名字；到了程门，则有“秀才”“贤辈”“诸君”等称呼了。如今做将领的人，由于不学习，很少懂得义理，大多任意奢纵。如果要使他们变好，必须让一名儒官辅导他们，严格考察辅佐者的善恶实迹，并据此升降其职，差不多这样做将领的就不能肆意妄为了。《六书本义》这部书，虽然不属于大义理所关涉的内容，但它阐发字形、字义的本来意义，确实很有道理，不是其他凭自己的意思著述的书所能相比的。问：静到了极点而发动，是圣人的复归；难道普通人的心就没有动静吗？回答：普通人即使处在应当安静的时候，也不能真正安静，所以说“静极而动，是圣人的复归”。这种道理无处不在、无时不然，只是人没有私意隔绝它，它就会流行。

译先生读《朱子语类》时，便吩咐士谘说：“可以把其中明白而切要的内容摘出来，仿照《近思录》的体例分类编成一部书，给学生以及乡里的读书人、诵佛经的人、老人们阅读，以消除愚昧世俗的迷惑，也可以成为进入道理的门径。”如今世上没有人才，都是学校败坏了人才造成的。在位的人应当设法处理此事。如今的教官极少有称职的，如果提学官能够选得合适的人，就应考察他们，罢免不称职者，或者改派其他差事，务必选有德行的人担任，这样人才才有希望。教导门生说：“做学问首先要端正趋向，趋向端正之后才可以谈学问；否则最终免不了归入小人一流。如今有人见到有人说想学圣贤，便讥笑他；难道不这样做学问，就只是学小人、学愚人吗？你们暂且安心读《小学》，一定要以圣贤为志向，懂得了就立即实行，这便是君子一类的人。至于道理已经明白之后，再去应试；考中或考不中都有命运安排。如果一心只把获取功名利禄作为趋向，就是小人了。眼前通过科举登上显要官职，却因贪污不忠而自取败坏的人，往往都有，都是趋向不正，只想着获取罢了，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 黄氏，即东发，质朴而实在，是缺少智慧的人，说话多半糊涂。古代的政事和学问，本来是一贯相通的事。如今的人，学习自归学习，处理政事自归处理政事，把二者分成了两件事。因此所学的不过是空谈背诵，从未施用于政事；处理政事也只是凭私意和小聪明，从未以学问为根本。所以现在处理政事的人，刚强的偏于刚强，柔弱的偏于柔弱；偶尔有能兼得一二方面的，也不过是天资偶然相合，并不是学问的功效。因此要使政事尽善尽美，必须以学问为根本。白沙答张廷祥的诗中，所谓“我能掌握其中的关键，何必去窥看尘封的书册”等话，不免有过分自高的意思。白沙读《秦誓》时，在抑扬之间，也有过分的意思。先生曾说：“白沙后来有书信来，说他前些时候讲学的话可以全部烧掉，看来其中含有不满的意思。” 做上级的，既然自己不贪，也必须严厉切实地禁止属官贪污，这样才有实际的恩惠施及百姓。如果不能禁止他们，怎么能够办成事情呢？读书必须切实地反省体察。例如读《孝弟章》，就应当反过来问自己：“我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吗？我有犯上作乱的过失吗？”自己有善，就立即勇敢地去做；自己有恶，就立即改正。只谨慎地守住这一点，便是读书的方法。刘向说：“仲舒比不上管仲、晏婴，也比不上伊尹、吕尚。”刘向没有把刘歆认为这样说是错误。刘向的话固然有失，刘歆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正确。仲舒在伊尹、吕尚方面固然有所不及；但若说到端正正义、阐明道理而不计较功劳、不谋求私利，管仲、晏婴何曾梦见过他的脚底呢？圣人的方法细密而不粗率。比如判断一个人贤能还是不贤能，不能一见面就说“我已经知道他的为人”，而必须仔细地试验、考察。如今的人观察别人，一见面就说已经了解了他的实际情况，真是世俗人所说的“假老郎”罢了。小人留恋故土，就像住在不仁德的地方，不肯迁到仁德的地方去。又像住在混乱的国家，因为贪恋富贵而不肯离开，这就是“怀土”，不是比喻而已。问：尹氏作为母亲，每天诵读一卷佛经，朱子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并加以表彰，怎么样？先生说：尹氏是忠厚笃实的人，不违背母亲的遗言，所以朱子采录了这件事。但这也只是尹氏成为尹氏的原因罢了。假使程子的母亲信奉佛教，程子一定能够用道理晓谕她；如果她不听从，程子也会像尹氏对待母亲那样，另有处置，不会只这样而已。先生读白沙先生亲笔写的《为学之方》，感叹说：先生的资质高，功夫深，真是豪杰之士，不被流俗所改变。又说：先生《潜轩赋》中所说的为学之道，在于以主静作为处理事务、建立功业的根本，求学的人应当深深体会。先生曾说：“我听说，君子读书必须寻求其中大的旨趣和义理，不必纠缠在琐碎的传注之间。” 求学的人，凡事都不可责怪别人，都应当安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义理精微之处，尚且想要讲求研究，何况眼前的事情，有什么难以看清的呢？只是被私意蒙蔽，于是有看不清的地方，便只会责怪别人。看薛文清《读书录》，其中说克制自己的事情很有道理。韩信在军中向李左车请教，正是聪明超过常人的地方。如今的人不肯采纳别人的意见，都是因为这种心思不明白。骄傲懒惰的念头一产生，自己就毁坏了。黄东发说，皋陶掌管刑法而子孙没有声名，不能与禹、稷、契相比；韩信掌管军队而宗族被夷灭，不能与萧何、曹参、张良相比。这真是浅陋荒谬的话！皋陶是道统正传的继承者，尚且说他因为掌管刑法而使子孙遭祸，那么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掌管刑法才能给后代带来福分呢？韩信因为谋反被诛杀，竟拿他来和皋陶相比，是多么荒谬啊！至于萧何、曹参、张良三人的后代中有异端之徒、篡弑之贼，这些反而都是他们祖宗的荣耀，又有什么可轻视的呢？有一代的风俗，有一地的风俗，有一州一县的风俗，有一乡的风俗，也有一家的风俗。读书做士人的人想改变风俗，当然应当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偶然看到李性文的评论说：“朱子的文章比程子的文章详细，是因为他阐明道理来教示人。如今竟把程朱文章详略不同说成是天分差异，这是错误的。”又说：“拿程门文章还带有训诂家的风气，来对比苏门文章还没有脱离纵横家的习气，这是不知道轻重。” 英庙复位的诏书，人们说是岳先生所作。诏书中所谓“多难可以兴邦”，说高帝逃脱平城之围而开创汉朝，心怀隐忧可以启发圣明，文王从羑里出来而兴盛周朝。这些话由臣下在表章中称颂还可以，君主自己说这些来夸耀功劳，难道可以这样吗？曾经评论天下的士人说：“我在京城中，只见到一个白沙。” 任用人才就像医生用药。药性和缓的适合长期使用，却不擅长应对急症；药性峻快锐利的，去除疾病很快，也可能损伤元气。只有使用得恰当，才能保全它的好处而避免它的弊害。先生教人，必定从《小学》开始。当时科举之学盛行，很多人往往舍弃《小学》不读。先生常命令诸生说：“不愿读《小学》的，不许留在馆中。”于是《小学》的教育在乡邑间盛行起来。先生常说，后世的人只要知道改正过错、迁向善行，就可以和他们一起有所作为。他曾想把古人改过自新、诚实修身的事例辑录成一卷，用来教化乡里；但因为急于自我修养，最终没有完成。

译先生曾说：辽东应当祭祀的人，是马都督云、叶都督旺。这两个人奉高皇帝的命令，渡海来到辽东，招抚夷人和汉人，安定军队和百姓，开创卫所，建立学校，改变风俗，使那里兴盛成为讲究衣冠礼义的地方。报答他们的功劳和德行，怎么可以阻止呢？于是乡里的老人向上司请求，具奏朝廷，最终却没有建成。都督胡忠分守这个州，看见马公的玄孙们，感叹其先世的功德，想为他建立家庙。先生听说后，让人告诉他说：“马公的祠堂，与其建在家里，哪里比得上顺应民意建在我们州中呢？”胡公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于是便在城南的空地上建了祠堂，庙额和祭祀用品还等待国家制定典制。张汝弼传述：“某位显贵官员认为，前代选取士人用辞赋，所以才有道学的说法；如今选士纯粹使用经义，还谈什么道学？”先生回答说：“这正是先正所说的，是为自己做学问，还是为别人做学问？是亲身实行，还是空谈背诵？是精细切实，还是粗疏冒昧？从这些方面辨别，那么认为致力于经义便等于道学的人，难道不是也错了吗？” 先生常常考虑谨慎划定边疆界限，说羌、氐不应安置在靠近边墙的地方，使他们每天窥伺我方边境。何况又容许他们进入边墙以内，远近、虚实、多少、强弱，全都被他们了解。过去贼人不接近边墙，想来侵犯我方边境，必定先派奸细前来侦察。如今自从边疆防守不谨慎以后，人人都成了奸细。因此一旦起营撤走以后，兵祸的惨烈就不可胜说了。这件事已经有明显的后果，而边地的人仍然沿袭旧路，是只顾眼前，丝毫不顾后患。何况贼人的老小住在这个州，却到邻州抢掠；人们虽然知道，也只是糊里糊涂地任其如此，这是什么道理？这些贼人既然在边墙以内，还有什么地方到不了？抢夺剥取衣服，淫辱妇女，一概隐瞒起来，大概是上面忌讳谈论，人们也都闭口不言。地方上既有这类人，对防守边境自然懈怠；既想到他们贪吃我方粮食，又不盗掠边境，还认为即使有别的贼人杀了他们，自己也可以免罪，还能升职，边防的大坏全在这里。古人说：“明确知道他们是贼敌，才可以制服。”从前法度严明时，他们距离边境还很远，台军一看见，就举烟放炮示警，官军严密防备；有时窥伺到他们夜间住宿，就派步军袭击他们。因为这些人靠近边境没有别的事情，只会做贼。如今却容许他们住在边墙内外，怎么进行防范呢？戊申年的敕谕说：“旧例不许你们靠近边境；如今朝廷怜悯你们贫困，暂时允许你们靠近边境躲藏，但精壮的人仍须住扎在三四百里以外。”防守边境什么时候曾允许他们常年累月住在边墙下面、边墙以内，完全不分内外呢？教导门生说：“读到格物致知，就必须一件一件地穷究道理；读到诚意，就必须切实地喜好善、厌恶恶。这样才有益处。” 看《通书》“诚下章”的三条注释，其中引用朱子论“未发之中”的话说：“这种说法不对，应当是尚未确定的说法。”把它引用到这里，是编纂者疏忽错误。后来考查《大全集》，才知道这段话是朱子写给张敬夫的信。文公注说：“这封信的说法不正确，把它保存下来，是为了显示议论的始末。”于是感叹修撰官书的人不用心，实在令人慨叹。《中庸或问》中“必有事焉”一段，应当反复涵泳体会。又说：如今的求学者，大多放纵旷达而不恭敬，这是一个大毛病，是圣门最痛恨、最要断绝的。古代圣贤小心谨慎、勤勉敬业，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比如《尚书》说尧，开头就称说他“钦明文思”；说舜，就说他“温恭允塞”；《诗经》称赞成汤，说他“圣敬日跻”；以及文王“敬止”之类，都是这个道理。求学者想学习圣贤，必须戒慎恐惧，去掉放纵旷达的毛病，这才差不多可以入门。先生说：“我上不能对朝廷有所帮助，下不能对乡党有所帮助，如今你们诸位学生来跟从我，如果再拒绝你们，我不忍这样做。况且你们来跟从我，是因为认为我年纪稍长，见识比较明白罢了。但必须有相信我的意思才好；如果不相信，就没有益处。古代圣人作经的用意，是想使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并落实到自身实践中，并不是只让人记诵来应付科举、钓取声名、获取富贵以荣耀自身。如今你们诸生必须懂得这个意义，不要辜负古代圣人著书立言的用意。若说我们所希望的只是科举功名，那就大大不是我今天对你们的期望了。而且师生之间，也应有朋友的意义。如果我的所作所为有可疑之处，你们应当当面来问。这样做，不仅对先生有益，对弟子也一定有益。所以说：‘侍奉老师，不要违犯，也不要隐瞒。’”又谈到对待朋友的道理，说：“我看你们诸位对朋友的过失，不敢明白说出来，怕朋友责怪自己，这很不符合朋友之道。我从来不怕朋友责怪，有过失的人，我没有不直言纠正的；他不听从，然后才停止。感念你们来跟从我，不得不把这些话明白告诉你们，努力吧，努力吧。” 又说：“处理政事必须在下属中培养廉耻心，不能随意对官吏加以呵斥、鞭打，即使下至吏卒，也应当用廉耻心来培养他们；这样他们才会知道自重，勤勉办理公务。”又说：“如今文职的六部等衙门也有下属，但不专门使用鞭打，是因为人知道羞耻。武职难道独独不是人吗？只是上面的人不以廉耻心来培养他们罢了。如果能够这样做，风俗的改变也不难。”又说：“在科道任职时，常看见同僚对吏员的一点小过错，动辄辱骂鞭打，像对待狗猪一样，我心里很不平。便对同僚说：‘他也是人；如果不按人的道理对待他，他就会更加轻视自己，也更加没有羞耻心。’” 又说：“朝廷给人的高爵厚禄，难道只是为了自己吗？如果不替那些贫穷百姓作主，反而任凭别人虐害他们，却说：‘我廉洁了，我勤于公务了。’这样能够算忠臣，能够不辜负朝廷的恩德吗？” 巡抚的职务和巡按不同，大概必须安抚一方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同时还可以酌情处理事务。曾有人一到任，就弹劾许多官员，这也未必合适。必须先周遍巡历各地，访察他们的实际行为，发布命令加以警戒，使他们悔改；对于不遵守命令的人，再把其中罪恶特别严重的上奏并处罚。这样各位官员自然知道畏惧，不敢贪污暴虐。如今一到任就弹劾许多官员，那么被弹劾的未必是罪恶最重的，而罪恶最重的人反而不曾被弹劾。又说：“法令必须简明约束，人们才有能力遵守。实行很久以后，如果只剩下徒具形式的文书，哪里能够长久实行呢？”

译如今人在宴会中，如果编作歌诗，语言明白，不必修饰文采，让身边的人歌唱。父子骨肉之间，可以说孝顺慈爱；同僚之间，可以说彼此劝勉，不要忘记公务；有的说饮酒不可过多，有的说醉后举止仪态和言语应当谨慎；有的以古代清廉的人作劝勉，有的以贪污的人作警戒。使人在宴饮欢乐之时，也不忘记警惕戒慎的心意，这也是很有益处的。先生说：“如今人们见到有人勉强自己、约束自己去克制欲望，便笑着说：‘某人做作，不诚实。’我曾说：‘姑且能够这样做，也就很好了。比如本来好色，却约束自己不好色；本来好酒，却约束自己不饮酒。这正是矫正自己的功夫，怎么不好呢？如果任凭性情胡作非为，只管好色饮酒，却说“我的本性就是这样”，这样的人认为自己诚实、不做作，难道可以吗？’” 孔子回答别人的话，总是切中对方的毛病，说得这样好。虽然如此，他又不像说话痛快的人。至于孟子，就像说话痛快的人了。人的欲望没有大小之分，只要被它击中，就会受到牵制而不能自拔。人做官时，开始是清廉的，到了最后却大多成为贪利的官吏，这是被两方面诱惑的结果，大概不可不谨慎。又说：“官员对待属吏，应当用德行感化他们，早晚劝告他们说：‘我和你都应当做一个好人，不可以破坏法令而贪污。如果贪受贿赂，虐害百姓，和盗贼有什么不同？如今我们看见盗贼，必定非常憎恶，难道可以自己做盗贼却毫不顾忌吗？上天难道不会给他的家族降下灾祸吗？’这样早晚提醒劝谕，他们也可以省悟感化，不去作恶。” 问：所谓神，就是妙用。作用一发生便有所耗费、有所显现，这不是神；妙用本身才是神。这就是说，能够产生作用的根源。例如雷震动、风吹拂、火燥烈，是作用；使它们震动、吹拂、燥烈的根源，就是神。先生说：“是这样。”又问：体和用本来是一源，显明和隐微之间没有间隔；异端却不是这样，所以有抛开人事而寻求天理的说法。回答：“因为世间的教化不明白，所以谈天理的人不知道把天理落实到人事，谈人事的人又不知道人事根本出于天理。因此一边流于粗浅，另一边陷入高远空虚。” 又说：事理的名称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个。圣贤已经认定了这一点，所以无论横说直说，都是用各种称呼来作比喻。人有的称名，有的称字，有的称官职，有的称号，都是不明白实质的人从外表加以称呼。称名就知道是某个人，称字、称号就不知道了。这样看来，即使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其实也不曾真正了解他。本朝吴康斋先生不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白沙说他不曾著书，意思是认为如今著书的人对于事理没有什么发明，不过是为了留下名声罢了。有人问格物致知的学说，程子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可是他的门人所说的，竟很少有不出毛病的，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程子的话不是在同一时间说的，门人有听到过的，也有没有听到过的；而且每个人的资质禀赋不同，又有些人跟随他不久便去做官了。若是资质高，跟随的时间长，并且切实实行，才会体会得亲切。若只是暂时听先生的教诲，不能完全实行，虽然知道这是好话，但其中十分切要的地方，也只把它当作平常的好话来看了。意思稍有不同，最终就会相距很远。学校是朝廷培养人才的地方，是以礼义为先的地方。如果不孝、不悌、不忠、不信、没有廉耻，培养他们有什么用？上司对于这类人，应当访察出来并加以黜退，这样人们才知道致力于根本。否则，这类人即使文章写得好，最终又有什么用呢？子弟年幼时，如今人们只教他们读书作句，对于洒扫应对、冬温夏凊的礼节，反而很少用心。这都是由于世间的教化不明白造成的。人才因此难以得到。王绣衣经过义州，让儒生推行家礼，想在二十五卫普遍施行，便向先生询问。先生为此略加增删说：“礼必须诵读并加以练习，像孔子尚且曾和弟子在树下练习礼仪。练习得熟练了，实行起来自然容易。官府的文书只可以列举大纲，使实行的人依据纲领来考察各项细目就可以了。看《小学》一书说：‘必须这样做，然后才会对身心有益，才是圣贤的学问。’其他道路并非没有一长可取，只是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只有修养身心的学问，把它推广到治理人民，最终达到赞助天地化育、与天地并立的境界。” 有人请求做先生的私人属员，先生用正理开导他。那人退下后，先生对家人说：“他来是凭私意求我，我却用正道劝导他。他想把人拖下水，我却救他上岸，这不是很好吗？” 白沙的诗，正如朱子的文章一样，自然有许多意味。看了陈翰林、张御史和唐音诗，先生说：“唐诗本来不算十分好，被和作的诗一比较，反而觉得唐诗还算好。” 古代的天子、公卿亲自在上位实行教化，他们的言语、行政和政事都可以作为师法，人怎么会不向善，世道怎么会不能得到治理呢？后世教化既然不存在了，风俗也不美好，人怎么能够向善，世道又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呢？大体说来，人的性情是顺从风俗容易，违背风俗困难。假如风俗确实善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也都会在熏陶浸染中逐渐向善。假如风俗不善，就必须有豪杰之士挺身而出、特立独行，同风俗相违背，才能去除邪恶而归向善道。力量稍差的人，已经承受不住众人的排斥了，何况资质更低的人呢？后世行善之难就是这样，这正是贤才不容易得到、世道也不能经常得到治理的原因。于少保所作所为，确实有应当被处死的道理，但当时杀他却不是因为他的罪行。英庙被留在北廷，郕王监国，少保辅佐他，本应卧薪尝胆，期望报复不共戴天的仇恨，使英庙归来。可是没有多久，郕王便登上了天子之位，不再有讨伐敌人的心思，并且废掉太子而立自己的儿子。等到敌人亲自送英庙回到景泰时，郕王只同他见了一面，便把他幽禁在南内。这些都是少保掌管国政时发生的事情，难道没有应当处死的道理吗？然而说他迎立外藩以树立私恩，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又说：于公才干很大，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只是没有明白大义，于是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说：郕王想登上帝位，少保该如何处置呢？回答说：当时英庙被留在北方，人心动荡不安，郕王即使监国，也只顾得上自我恐惧，哪里敢有别的心思？在那时，少保处置这件事是有办法的，应当让郕王向天下发布诏书，说明监国是为了报仇的大义，并规定谁敢上言要求郕王正式即帝位，就是奸党，本人及家属都犯重罪。这样一来，即使后来郕王生出邪心，又怎么能够有所行动呢？当时没有作出这样的处置，后来便陷入了难以自解的境地。既不能以死进谏，又不引退离去，反而主持国事，权势仍然自在，却使英庙被禁锢在南内，这样的心肠怎么忍得下去呢？又说：于公清白，被抄没家产时，他家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译人的大节，就像四肢一样。四肢完整而有疾病，还可以调理；缺少一肢，还能称作一个完整的人吗？荆楚的忠臣中，那些能够帮助君主开辟土地的人，都是周天王的大贼。这些人全都是帮助自己的父亲而欺凌自己的祖父。因此君子的首要任务，是先懂得大义，然后再顾及细微之处。先生曾说：“我平生认为按事理应当做的事，就立即去做，最不顾忌顺从人情，所以常常使人感到奇怪，原因就在这里。然而人处在世上，绝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说自己做得对。假如人人都说他做得对，那就成了乡里人都喜欢他，而他有苟且迎合的行为了。” 我前天上书进言，苦口婆心地极力陈说，是因为内心实在不能停止。大概当时不能把话全部说尽，按职分现在应当退职了，怎么能不退居家中呢？如今朝廷任用贤能、采纳谏言，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机。虽然我正在守丧、休养治病，也不能不说一句话。否则，拿什么来回应朝廷任用我的心意呢？有人问：“静对于动没有凭借，动却以静为凭借，大凡事理都是这样。草木、土石是静物，便都能自我满足，不依赖动物；鸟兽一类却必须吃草、栖息在树上。因此，凡是静止的东西大多能自给自足，而活动的东西大多需要有所求取。所以人的欲望少，大多根源于安静；躁动不安、忙于奔逐的人，必定多有贪求。”先生说：“确实如此。” 有人问：“视觉、听觉、思考、思虑和行动，都是天性。人只是在这些方面要辨认真实和虚妄罢了。比如眼睛有观看的道理，耳朵有听闻的道理；眼睛不能用来听，耳朵不能用来观看，这难道不就是天性吗？然而人用眼睛观看事物、用耳朵听声音，其中就有真实和虚妄。所以看得明白、听得聪敏，是真；看不该看的、听不该听的，便是妄。譬如火有焚烧灼伤的道理，刀有裁割的道理，这本来就是事物的规律。就人的使用来说，用火、用刀合乎适宜，便是真；如果拿火去焚烧别人的房屋，拿刀胡乱砍人，便是妄。”先生说：“对。” 《医闾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医闾集》卷三。明代贺士谘编。《言行录》。先生说：“人人都知道神奇之物的神奇，却不知道不显神奇之物的神妙。比如这颗心，能够藏纳过去、预知未来，无法测度，还有什么能像它这样神奇呢？在天地开辟之前，在万世之后；高可以达到苍穹之外，深可以到达黄泉之下，还有什么不能贯通？这颗心的神妙就是如此，可惜如今的人都错误地使用了这颗心。” 在京都推行教化，也确实很难改变风气。起先，贵戚勋臣之家奢侈浮华到了极点，必须由皇帝亲自实行，以此加以感化。又应多设官学，选拔有才德的人主管其事。凡是贵戚勋臣及其子弟，都收入学校接受教育，严格遵行师生之间的礼节。即使勋臣已经有职事在身、负责管理事务，也要在朔日、望日入学听教行礼。凡是举止行动、衣服、宫室、宴饮、车舆马匹等，一一都按规矩教导他们。对于有遵循教导而表现超过常人的，或者违背教导而不守法的，允许他们的老师每月陈报，作为赏赐或责罚的依据。这样一来，大家族既然向善，人们也都会向善了。教化如雷声震动、风行草偃，谁还能阻挠呢？可惜如今不是这样。人才的成就，决定在于教育。比如永嘉人，从小都能写大字，是教育使他们如此。假如有这样一位臣子，专心一意而没有别的才能，他的心胸安宁宽厚，好像能够容纳万物。钦想到这样的人，绝不曾见过一个。一个人如果连富贵这一关都过不去，还谈什么道理呢？看庄周非难孔子的地方，先生说：“如果是在三代的时候，有人敢这样说，就一定要把他诛灭。” 又说：如今做官的人，实在很难做，原因大概是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宦官在其中。祖宗制定的法纲，本来是都指挥使、按察使和御史彼此相互以宾主之礼相待，如今却被谄媚和骄横这两个字破坏殆尽了。可惜啊！杨信民只是因为至诚地爱护百姓，所以百姓爱戴他如同爱戴父母。做官必须懂得大体，比如担任巡抚，就必须铲除奸邪、革除弊政，抑浊扬清。但如果宽纵迟缓、姑息迁就，便不成体统了。

译谈论为政时说：“只要有一颗虚心向下请教、亲近贤人而乐于正道的心，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 朱文公被授予官职，因为他任职的地方有宦官沿袭旧习，与监司互相以宾主相待，于是极力辞去这一官职。唉！如今监司对待宫中宦官，就如同弟子对待严厉的老师一样。朱文公的才华和德行，在宁宗还居东宫时，宁宗就已经仰慕他了。等到宁宗登上帝位，起初虽然召用朱文公，但不久就把他遣退斥逐了。何况那些平素与皇帝互不相知的人，怎么能够得到信任呢？君臣相遇相知，自古以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刘七丈担心本族人口众多而常常互相争斗，先生说：“我有一个办法，能够平息这种争斗。”刘七丈起身询问，先生说：“这应当用德行来教化他们。如今如果确实能够依照文公所定的四时祭礼，一一实行。祭祀结束后分食祭品，不要让异姓亲属混杂在一起，要使长幼尊卑的伦理秩序井然，深厚亲族之间的恩义。子孙中有品行善良、不同于众人的，就奖赏他以资鼓励；有过错的，就责罚他以作警戒。如今如果能这样实行，不到一两年，大家就都会受到教化而和睦相处了。”刘七丈起身致谢说：“我谨遵您的教诲。” 因而谈到韩信的事情，说：义与利之间，所争的地方并不多。韩信不懂得大义，所以后来终于走到叛逆的地步，被灭族。当他拒绝蒯通的劝说时，他所处的立场本来是对的；但他的想法是汉王厚待自己，不忍心背叛汉王，却不知道君臣名分一旦确定，尽到臣子的职责就是忠臣，背叛君主就是贼臣。君主即使薄待我，甚至把刑罚杀戮加在我身上，我也只应当守住做人臣子的道义，难道还可以背叛他吗？韩信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君主厚待他时，他就竭尽全力报答；被贬黜降职时，他就怨恨不满并图谋叛乱。他的内心只知道利害得失罢了。小司马议论文章，实在鄙陋不堪；他所作的赞辞可以删去。曹操本来就是汉朝的贼臣，后人只应当直呼他的姓名罢了。世上编纂诗集的人却称他为“魏武帝”，这是多么荒谬啊！看见有人把古人的诗逐首全部唱和，便说：“耗费精神，虚度岁月，竟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悲啊！”又说：“即使写得很好，也不过是假借景物、虚构情感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同僚朋友相处，必须敞开心扉、以诚相待，这才是正理。周太王迁都时所说的话，孟子记载的那几句最好。其中说：“不要用原本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去伤害人”，这固然是迁都的真正用意；又说：“你们几位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这个意思尤其好，因为他并不是漠然地舍弃众人而离去。韩文公作《琴操》，便只说到了“不要用原本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去伤害人”，后面的这个意思就遗漏了。荀彧替曹贼出谋划策，一生直到老年才自杀，正是所谓死有余辜的人。在丧乱的时代，凡是只有一点才华而没有听闻大道的人，没有不落得自身被杀、宗族被灭的。人如果没有遇到英明睿智的君主，身居大臣之位，即使才华见识超过常人，得到君主宠信任用，能够防备重大疑难、处理重大事务，然而大臣的愤怒和诽谤接连而来，君主心中狐疑，灾祸就会降临。因此，以小事加害大事，以疏远离间亲近之人，很少有人能够保全功业并保住自身。人们说唐太宗能够做到臣下进谏就实行、臣下进言就听从，确实是值得侍奉的君主。然而如今考察他在重大伦理关系上的亏失，真可以说是禽兽了。做臣子的如果对此不进谏，就是舍弃大的问题而谈小的问题，舍弃重要的问题而谈次要的问题，这能称作忠吗？如果在这件事上进谏，他难道还会像对待其他事情那样听从吗？既然如此，那么说唐太宗是真正值得侍奉的君主，恐怕也是没有认真思考过的。有人问白沙先生：“读《秦誓》，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的论述未免过于高深。”先生说：“是的。白沙后来曾寄信来说：‘从前在都城中与我交谈的那些人，都应当抛弃，不可再让他们留下。’这就是先生后来形成的意思。” 先生教导求学者说：“你们必须振作精神，及时努力求学。到了四五十岁以后，精力减少，就更不能前进了。” 教导李子英说：“不改正过错，决不能进步；但过错哪里能自己知道呢？所以又必须有朋友互相规劝戒勉。”子英回答说：“朋友大多不肯说，怎么办？”先生说：“你没有虚心求教、真诚改过的心，他们怎么肯说呢？从前颜子能够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向知识少的人多问；有若无，实若虚，所以能够进到圣人的境界。如今想要长进，决定必须学习颜子才行。你们平日彼此相看，认为他只比我强一点，我何必向他请教？正因为存有这种想法，所以别人不肯说，你们也不能长进。”先生对李子英说：“你所教的学生，都已经读《小学》了吗？”回答说：“是。”先生说：“小孩子必须用这些道理教导他们，才有希望；否则，不过是成就他们个人谋求利禄的私心罢了。” 责备门生说：“东莱的格言、文公的教条，我特意提取出来教给你们诸生。这些是做学问的总纲，由此可以希望成为贤人、圣人。如今你们诸生竟不能遵守相信，怎么能够成就为人呢？” 王瑞之在墙上悬挂“掇锦”二字，先生用“克己”二字替换了它，说：“人如果能够克制自己，难道不可以希望成为贤人、达到圣人的境界吗？” 问：古人几代同居，他们的宗庙制度应当怎样安排？回答：这也不难处理。既然建立了继承高祖的宗庙，就把所奉祀的宗庙建在中间；在它的旁边或后面另建祠堂，作为其他继承祖、祢的小宗等奉祀之处，使各自主持自己的祭祀。外面则合成一堵围墙，四时祭祀依次行礼，这样才合宜。如果只合在一处祭祀，便只是苟且迁就，必定不能安排妥当。如今读书的人，只是不肯相信，所以一无所得。事情只要不损害义理，顺从世俗也可以。如今的人却因此败坏了多少事情？不是圣贤误导人，而是人自己妄自引用圣贤的话作为借口罢了。却不知道，如果损害义理，就不能顺从。朱子的《调息箴》很好。比如《感兴诗》中“可悲啊牛山上的树木”一章，末尾用“端正容貌，整理衣冠”作结，也只是保持敬意的意思。朱子《调息箴》中所说的随时随地，功夫全在这里。以静为主，先除去许多纷扰；保持敬意的功夫，才有入门之处。圣人的道，本来就很难。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合乎道。即使极细微的地方，也不能放过。如果是节义之士，也许只有一项长处值得取法，其他事情却未必都合乎节度。吴草庐的《道统图说》，恐怕没有有道之人的气象。哪里有十九岁的人，就可以把道统自任在身上的呢？古代把道统自任的人，没有谁超过孟子；然而公孙丑怀疑他是圣人时，孟子还深深不敢承当。哪里有还没有等别人称许，自己就已经认为自己是圣人的呢？难道有些事情是不能推辞的吗？何况北方又有一个许鲁斋，怎么能说天下没有人才呢？

译草庐写给谢佥幕等人的书信，很没有圣门的气象。圣门一开口就说“做事勤敏，说话谨慎”；看孔子、颜子的谦逊态度，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后世著书的人，能够不为名声的很少。子夏的话，毛病在于见识狭少。天地之间本来只有一种大中至正的道；只是过分或不足，就流于恶。比如丧葬的礼仪，本来有合乎中正的制度；墨家主张的简薄以及后世的奢侈，都是流于恶的。因此程子说：“凡是谈善恶，都应当先说善，后说恶。” 如今的人，天资美好却被败坏的很多。至于天资有所偏颇，能够凭借学问而成就的，我还没有见过。因而谈到做学问的道理，感叹说：“人必须相信，才可以希望有所成就；不相信，内心就不能相契，决定不会有成就。” 孔门中从颜子、曾子以下，诸弟子的话很少没有毛病的。有子、闵子没有毛病；其余的人各自表现出一种人的气象和规模。人能够切实相信，也是一件难事。比如子路对于孔子的话，很多都不相信，从“有这样的吗，您的迂阔也太过分了”之类的话便可以看出。假使他能够相信老师的话，哪里会有参与卫国蒯辄之事的过失呢？喜欢请教，见识就会充裕；自以为是，见识就会狭小。像子路这一类人，也有自以为是的意思。多次遇到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朋友，却有这样的过失，真是可惜啊！道理不能周全，精细周密终究只能顾及一头，顾不上另一头。所以说：“不拘谨于细小的操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又说：“人一时不敬慎，就会一时放纵而违背道理。” 陆子静读到《其为人也孝弟》这一章时，说：“一个人既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怎么还说他会犯上呢？这虽然是他天资高明之处，却也有简略忽视细微之处的毛病。譬如有人侍奉父母兄长能够孝敬友爱，但偶尔也会有些小小的犯上之事，所以做学问的功夫不可不细密周详。” 人的胆量大，敢于行事，如果又不知道道理，那么弑父杀君，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所以说：“胆量要大，内心却要谨慎，不可有所偏失。” 如今做官的人，大多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孤立于上位者，上下不能沟通，事情怎么能够办成呢？年轻人必须向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请教，以便采纳善言，然后才可以希望有所进步。看来草庐只是聪明博学，亲身实行却不够切实，求学的志趣也少，所以他的出处和著述都有可议论之处。自古以来谈论草庐的人，便看不出他有亲身实行、切实有所得的意味；称许鲁斋的人，却能看出亲身实行、实践求真的意味。如今看他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来。修养自己、成就自己的学问，本来就不能停歇。如今读书一开口便是在说这个道理，只是你们没有这样的志向，所以一无所得。比如《小学》中所记载的，更不必说了。《大学》一开头便说明明德，《论语》一开头便说“学而时习之”。朱子解释这些，就要求人明白善道、恢复本性。《中庸》一开头便说性与道，由教化入门的人，就要求戒慎恐惧、谨慎独处。《孟子》开头便说：“大王何必说利呢，也不过是有仁义罢了。”所谓仁义，就是明德，就是善与本性，就是性与道，都是同一个道理。只是如今人们只在科举功名上奔走，把这条道路全都一笔勾销了，所以就像没有读过书一样，完全不知道它究竟在说什么。大抵有志向的人最终能够成事，志向既不在这里，怎么会有所见解、有所收获呢？人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理，所以气量狭小。如果懂得义理的分际，只以义为主，那么气量不用期待它扩大，自然就会扩大了。教导门生说：“我过去读书，不像你们这样急切地追逐当时的科举功名。我心里认为，圣贤的书决不是只教人参加科举的，所说的道理一定都是可以实行的。圣贤绝不会有意欺骗人，圣贤所处方治病的药方，只要人肯拿去治病，没有不见效的。惑乱世人、欺骗百姓的人很多，所以求学的人不可不先穷究事理。能够穷究事理，就不会被他们欺骗了。” 先生命诸生歌唱，诸生作了以求学之事为科举功名的诗。有一位年长的学生也嬉笑着责备他们说：“快乐之后才笑，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可快乐的？你们迷失了正路，胡乱行事！我正在高声急切地呼唤你们，你们不回头，反而嬉笑，这是什么道理？侍奉老师贵在严肃敬畏，怎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诸生在朋友之间完全不懂得以善道互相劝责的道理，先生便命他们写作《朋友之论》来看。不久，各人都写好文章来请先生指教。先生读后说：“既然知道朋友相处的道理是这样，却都只是防备、顾忌这类话，实际上完全不按这些话去做，那就不是人了。就像鹦鹉、猩猩会说人的话，却做不出人的事情一样，这还成什么人！” 先生教导门人说：“没有恒心是一个大毛病，你们偏偏有这个毛病，所以不能不断进步。如今要亲身实行，必须先以敬为主。不敬，就不是圣门的家法。从今以后，放纵旷达的话、放纵旷达的事，都必须收敛起来，这样才可以希望进步。”经书中说：“自古以来的贤人圣人，没有不把敬作为首要的。”有人称说从前程夫子专门以敬作为学问，当时苏东坡只想打破程夫子的“敬”字；如今看来，程夫子所学正是贤圣之学，东坡却不免成为无所顾忌的小人。求学的人必须同朋友讲论，然后见识才能高明；否则就会孤陋寡闻。自己以为好的东西，反而是不好的，自己还不知道。从前蔡伯喈得到王充的《论衡》，秘密收藏，不给别人看。如今看来，《论衡》中胡说的地方不少，可见蔡伯喈秘密收藏它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如果拿来和别人共同阅读，难道不会有人看出其中的错误吗？《礼记》中有些地方值得怀疑，大概是因为当时记录礼制的人并不深通道理，所以错误很多。有圣贤的话，本来应当记录却错误地遗漏了；有不理解圣贤意思而擅自增添的；有别人的话，恰好符合自己的意思便拿来采用的；还有流传相承的错误，没有加以辨别选择便写了下来。所以其他经书都精纯，只有这部书夹杂不纯。禹听到善言就行拜礼。大概圣人的内心纯粹都是天理，所以一听到善言，便自然而然地欢喜并拜谢。如今人的内心全是私意，没有行善的志向，即使听到别人的善言，怎么肯行拜礼呢？

译乡里有兄弟争夺房屋，先生对弟弟说：“伯夷、叔齐兄弟尚且让出国家，你们如今却为了两间房屋伤害兄弟感情。国家和房屋哪一个更重要？他们是人，难道只有我不是人吗？你只是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理罢了。”那人惭愧道歉后离去。另一天，他的哥哥来见先生，先生取《小学》中“夷齐让国”“虞芮让田”两章给他看。他说：“我的弟弟想伤害我。”先生又取《孟子》中“象欲杀舜”一章给他看。那人说：“这是圣人的事情，我怎么能做到呢？”先生说：“你是要学习圣人，还是要学习小人？”那人虽然认为先生说得对，却还没有深切的感受。回去思考后，才对别人说：“贺公的教导确实合乎天理；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凭什么知道这些道理？我和弟弟争房屋，经书中却有兄弟让出国家的事，我还责怪弟弟伤害我；经书中又有弟弟想杀哥哥，而哥哥反而亲爱他的事，我这才知道圣人教人的心意竟然这样详备。我改日应当去感谢先生的教导。”先生听说后，对子侄们说：“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只是被气质禀赋和习俗所败坏罢了。义理之言，从小到老绝不曾听说过，他凭什么能够进入善道呢？” 由此又可以看出，天下没有不可改正过错的人。先生读《白云许公集》说：“立志于圣贤之道，甘心处于贫贱，可以称为贤者。但他在身心上的所得还浅，所以不免有文士浮华的习气、佛老异端的迷惑，以及淫秽鄙俗的言辞。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又说：“许公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没有厌恶恶行、憎恶不仁的意识。所以圣人既说‘好仁的人’，又说‘厌恶不仁的人’；如果不厌恶不仁，那么喜好仁德的心也不会真切。如今想要培养贤才来辅助治理，必须先考察那些懂得事务、实行切实的人，设置十三四名提学官，负责督察各地学校。到任后先考核学官，有不称职的罢免，送吏部听候选任其他职务。再选取本地学生员、山林隐逸，或各衙门现任官员中德行学问足以为人师表、能够担任学职的人，推举出来，使他们教导生员。本学推举的人，不妨碍其参加科举；原由有关衙门推举的，仍令他们领取原职俸禄。总之都以亲身实践为根本，不从事虚浮无益的文章。岁贡依照程子所说的方法，不可以只按年限轮次办理。这样经过几年，世俗的弊病可以革除，贤才也会逐渐增多。” 先生听说阁下某人被弹劾罢退，叹息说：“国家任用人才，不能在开始时慎重考察，以致小人败坏政事二十多年。如今虽然弹劾罢免了他，但对于朝廷的事情已经来不及挽救了。如果不寻求任用人才的方法，即使罢免了一个某人，也不知道后来像某人这样的人还会有多少。朝廷所任用的入阁者，都是从翰林中选出，所看重的只是文章，并不曾考察他们的品行。况且翰林的职责只在修书作文，如果不是极其无所顾忌、贪污请托严重的人，外任官员又凭什么议论他呢？所以无才之人能够冒充贤能而被滥加重用。何况翰林的升擢，只在进士前几名之中；二甲以后，即使有大德大才的人，又凭什么能够入阁而得到重用呢？这就是擢拔任用每每不能得到人才、因而贻误天下的原因。” 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很少有不是从宦官、宫妾的门路出来的，怎么能指望天下得到治理呢？有个门生失去继母的欢心，心里有怨恨她的意思。先生责备他说：“看你所说的话，心中全没有天理了。古人处在继母之下而尽孝的很多，《小学》《经书》中都有记载，你可以一一找来阅读。你的孝心如果果真能够像古人一样，即使亲人对你不好，你还会这样吗？你的内心实在是大不孝，这不是小事。我教你两句切要的话，你可以把它们大大地写在墙上，时时体会玩味并自我反省，也许能使心中有所警戒。”西山先生说：“能够责备自己而不非难亲人，是仁人孝子的心；怨恨亲人而不反过来责备自己，是乱臣贼子的志向。道路只有两条，就是仁与不仁罢了。走出这条路便进入那条路；你如今既然有怨恨亲人的心，便是乱臣贼子一类的人了，能不害怕吗？” 处理政事必须改变、迁移风俗。比如杭州的陋俗，富贵人家和大族都让妇女盛装坐在店铺里同人交易；送葬出城时，同类的人设宴邀请丧主，等到喝醉以后才防葬。这类风俗，不用一天时间就可以革除。如今本朝一百几十年来，竟然没有人改变它，实在可叹。教坊司所制作的淫邪鄙俗、背离正道的音乐，会败坏人的心术。古乐已经灭亡很久，如今想要考订律吕，制定中和之声，本来是很难的事。然而这类邪秽之物，难道也不可以革除吗？京师是天下观法、首善之地，如今却放置三个院子，扰乱人伦，败坏风俗，还想使天下教化而进入善道，可以吗？这种弊病流传的时间虽然很久，但如果上面想革除它，只需发号施令而已，有什么困难呢？先生因而谈论做上司的人说：百姓无论大小，都称上司为父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司能够安定、养育百姓，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有的人却丝毫没有慈爱怜悯之心，只把严刑峻法当作事情，这难道是父母之道吗？虎狼虽然狠毒，也不吃自己的孩子；做百姓父母官的人，反而比虎狼还不如了。“父母”这两个字，难道可以不深思吗？朝廷采纳王宗贯的敕谕，才说得痛切，才有切实任用贤人的意思。王公一向被称为正直，不知道这次将如何处置？必须陈述意见，请司礼监批答圣旨，把权柄归还阁下，像祖宗初年的制度那样，使政权不出自宦官之手，这才是第一等的大事；这样以后，祸乱的根本才可以断绝，天下才可以安定。只是还不知道王公究竟会怎样做罢了。

译偶然看见《南京寿俊会》，原来是王宗贯守备南京时同成国公等人所作的，命我题名作序，实在是尹氏的正直之言。他说：“十几个人中有的好，有的却并不知名。比如某人是贪污滥用的卑劣小人，王公却同他作会，便说明憎恶恶人的意思还不够充分。如果是不知道这个人的为人，那就是糊涂。”又说：“‘耆英会’这个名称本来就不十分恰当，如今又作‘寿俊会’，难道不被天下后人讥笑吗？一个人果真是英杰，称赞他为英杰还可以；自己说自己是英杰，可以吗？如今某人的为人如此，却自称为俊才，不几乎是无所顾忌吗？”又说：“白乐天的九老会，那个名称才是耆英之名，这是文潞公粗疏的地方。假如皋陶、稷契、周公、程子、张载、朱子肯这样命名吗？当时即使司马公也列在其中，但起初他自称年纪尚轻，不敢与这些人同列。文潞公于是命人在帷幕后画他的像，强行让他参加会。那么，司马公的谦让退避，怎么知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又说：“某人的寿俊会，说的是他在会中年纪较小，意思是想拿来同司马公相比；你怎么能够同他相比呢？选拔武将，必须先懂得忠君孝亲的道理，又通晓兵法，这样才可以重用。” 上天赋予人内在的尊贵，他却抛弃它而不去追求，反而追逐外在得失，甚至把生死都押在上面，实在可悲。先生曾说：“设置重重门户、夜间敲梆巡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今朝廷知道重视三边的防守，却没有在腹里各地完全修建城郭；各边境只谨慎准备墩台墙垣，却没有把驻种之地完全筑成堡圈。太平时因循苟且，察觉不到问题，一旦盗贼蜂起，拿什么自保呢？先生的父亲府君，生于浙江定海，二十岁时，他的叔父志初公来到辽东补充徭役。叔父有弟弟应当同行，临行时却躲藏起来。府君慨然说：“边塞不是一个人能够独往的，我应当和你一同去。”起初到广宁，后来迁到义州。侍奉叔父极其孝顺，曾经照料叔父的疾病，超过十天半月。府君白天在郊外耕作，晚上在家侍奉，虽然极其辛苦，自己却毫不觉得。曾经在南州经商有所收获，便让兄弟先带着货物回去，说是把财物送给自己；后来自己空着袋子到家，长辈责问他，他也不与长辈争辩。又曾在丁家道口赊买木棉，货物已经交出，却遇上天气极其干旱。府君不忍心看人们为食物艰难，便丢下契券回来了。在外地没有事情时，亲手编织草鞋，放在门外，见到有赤脚经过的人，便总是送给他。一日，旅舍中的树梢上有蜡嘴鸟筑巢，同伴少年设法捉到一只，另一只不停地飞鸣。府君怜悯它，劝同伴说：“要这只鸟做什么？没看见它的配偶正在悲哀地鸣叫吗？放了它吧。”于是反复用各种道理劝说，同伴仍然不肯。府君便备办酒菜请他，终于把鸟放了。雌雄和鸣，上下飞翔。府君高兴地对同伴说：“这样难道不值得快乐吗？”路上遇到修桥的人，便总是捐钱帮助。到一个地方时，恰好钱袋已经空了，只有网巾上有一对金环，于是解下来送给修桥的人。府君仁厚、孝顺、忠诚，都是这一类事情。先生的母亲郭氏夫人，勤谨慎重、仁厚慈爱。先夫人张氏去世时，留下一个几岁的女儿，夫人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抚养。她出嫁以后，恩情更加深厚。先生的夫人嫁来十多年，还没有察觉她是先姑的女儿。继母贤良，世上也少有。因此郭先生和胡节妇，都有非同寻常的德行。” 《医闾集》第三卷。钦定《四库全书》。《医闾集》第四卷。明代贺士谘编。存稿。《辽右书院记》。弘治癸丑年秋，南燕绣衣樊公巡按东部，把教育人才作为首要事务，于是选取考察河东、河西各地诸生中的优等者，各学按等级分别录取，建立辽右、辽左两所书院，使他们分处其中。在书院读书，互相切磋砥砺，希望偏僻地方的士人都能够成就。聘请学问品行老成的师儒主持，又命官府掌管他们薪米及各项供给费用。书院匾额，是巡抚都宪河东张公九云所题写的。樊公来到这里，应该屈驾看望我这个病人，请我写一篇辽右书院记。我想使诸生有所成就，使这所书院长久存在，便以自己迂拙鄙陋、不足以辱没使命为辞。后来分守参戎金台王公彦箴再三恳切请求，于是才写下几句话。古今的道理是同一个，但古今的学问不能相同。古代的学者，是要用学问来明白这个道理，并在自身实行，使自己充足而推及万物；并不像如今的学者，只致力于背诵篇数、工于华丽文辞、求取声名光彩、谋求利禄罢了。这是义利、正邪的分别，也是治道兴衰、百姓安危所系的地方，我私下深受感动，不能苟且同流俗合污。我谨慎采用紫阳文公教导白鹿洞诸生的道理，亲身勉励，用来教诲子弟和书院中的学生。听说众人中认为这样迂阔的人很少。如今樊公记述这所书院，竟不认为我迂阔，反而恳切地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樊公大概有意效法古人吧？那么也只须遵循文公的规制罢了。因为他所揭示的五教条目、求学的次序、修身处事和待人接物的要领，都明白完整地具备在那里。至于所说的诚与明一同进步、敬与义同时树立，他反复叮咛的用意更加深切。诸生由此不断进步，志向端正，学问真实，功夫踏实，以去除习俗趋利的旧弊。我知道，德行成就而才能丰富，根本树立而作用施行；进取时足以匡正君主、惠泽百姓，退处时足以教化乡里、改善风俗。这样以后，古代圣人垂示教诲的用意才可以不被违背，朝廷培养人才的心愿才可以不被辜负，而樊公建立这所书院以及鼓动促成此事的人，也都将在无穷后世增添光彩。唉，这本来就是诸生能够成就、这所书院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吧！” 《尚书》说：“办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长久保持国运，这是从未听说过的。” 所以我斗胆以此劝勉诸生，也斗胆以此告诫后人。樊公名祉，字介福，是丁未年进士。这次工程，提调者是参戎王公铭，督工者是都阃鲁公勋。

译《义州修建边缘营堡记》。义州古时称为宜州，在医无闾山的右边。虞舜分封十二山时，这里就已经是中原之地了。秦汉以来，有时得到，有时失去。太祖高皇帝扫荡天下，统一四海，于是命功臣龙虎上将军都督马公云、叶公旺从东莱渡海来到辽东，招抚归附者并经营此地，设置辽东都司。义州境内方圆一百多里，东面辅佐广宁，南面庇护锦州，西面连接大宁。大宁诸城也是一个都司，只有北部边境同敌人相邻。永乐年间，朝廷因为朵颜三卫归向朝廷、表示效忠，便把大宁诸城的人迁到北直隶，将大宁之地给了他们。义州于是两面受敌，沿边共一百六十里，成为最重要、最险要的地方。正统初年，提督军务都宪盐山王公九皋创建六座马营堡，每堡由余丁五十人、一名小官驻守，城中的官军轮番设伏；对内保护耕作、放牧的居民，对外救援台空的戍卒。有小规模警报，就粘住敌踪、截断他们的归路；敌人大举来犯，就合力声援。敌军在那里有腹背受敌的忧患，我军则取得犄角相应的形势。而且所有驻城官军，每次到边境都有地方可以停宿，不必承受露宿奔驰的劳苦。墙垣、墩台和台空一有损坏，营中的军丁立即修补治理，不至于长期损坏、严重损坏，以免发生从千里之外调民夫而使他们劳苦死亡的祸患；这实在是保卫边疆、抵御敌人、实现长久安定的关键办法。后来因为北边尚未平靖，暂时撤走官军以避敌锋，于是因循下来而废弃了。弘治六年，分守参戎金台王公铭修建大清一堡，充实了五百多名官军，但如今仍然湮没在丘墟荆棘之间，有见识的人只能长叹。弘治戊午年以来，边防更加松弛，兵患大规模兴起：开始时敌人窥伺边境，突然攻打台空，来使我军疲惫；接着抢掠耕地和牧场，偷袭屯堡，残害我方百姓；后来聚集众人深入境内，突然袭击并覆灭官军，践踏我们的土地。即使白天行走在官道上，晚上住宿在园舍中的人，也仍然不能幸免。唉！敌人的势力炽盛，官军的士气沮丧，肥沃的田地被弃置，农桑事业荒废，百姓死亡流徙，这是百姓多么不幸啊！上天厌恶祸乱，否极之后必然倾覆。弘治庚申年，参戎襄平韩公良弼分守我州。韩公文武才干兼备，志在安定边疆、抵御敌人，刚一到任，旌旗壁垒的气象就已经改变了。他又慨然把振兴弊政当作自己的责任，向镇守、巡抚等重臣请求，竭尽心力，但都没有成功。到了癸亥年，巡抚赞理军务山东张公用和、巡按阅实兵备侍御江右余公宗周相继惠临，都急切地把修建营堡作为保卫边疆的首要事务，亲自巡行边境，冒着危险和艰阻，考察适宜之处，安排所需费用，以及凡是犒劳、奖赏和劝勉的事情，无不做到极致，于是韩公的志愿才开始实现。从大清堡往西南，营堡依次名为大宁、大平、大康、大安、大定，刚过一年便相继完成。每堡充实军队，多的七百人，少的四百人供军，余丁也随之安置。于是授予他们附属营堡的田地，使他们一边耕种一边守卫，逐渐修筑包砌城堡，并提拔贤能的官员守卫。各堡官军人数的多少，也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自此声势相连，内外互相倚仗，边境没有忧患，欢声遍野，多年以来的祸患一旦扫除，利益恩泽宏大而长远。六堡原来的名称是清河、义宁、镇边、青榆、林大安、绥远；如今其中五堡的新名称，是张公改定的。负责督工的委官，有备御都指挥张椿、千总都指挥杨忠。我们州的父老高兴到了极点，却又忧虑地说：“怎么知道太平安宁长久以后，不会像从前一样废弃呢？” “我们的子孙必定会再次遭受那种祸患。为什么不寻求有德之人的言论，把这件事的源流以及利害实情记载下来，深深刻在石上，作为长久的鉴戒呢？”于是武官磨治石碑，士绅请我撰文，大家欢欣鼓舞地办理此事，不约而同。我于是高兴地答应了。文章写成后，我叹息说：“这项举措确实大有益处。假使后来的继任者都能体会今天诸位公侯的心意，边境难道会不能长久坚固、百姓不能长久安定吗？如果有人接受贿赂，把职位交给不合适的人；私自役使军民，妨碍公务；横征暴敛，毁掉百姓一贯的产业；把营堡另作私家别墅，把军丁当作奴仆；寄托于空洞的名目而荒废实际事务，那么即使有营堡也不足以依靠，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如果这样，却把罪过归咎于创建营堡的人，那就错了。后来的君子，希望对我的话有所考虑。” 《史氏倚庐记》。史氏的祖先是山东东昌府聊城人，如今成为古宜金紫巨族。史君名璠，字公玉，是昭信校尉百户、名镔公的第三个儿子。他生性刚强明达，自爱而端雅，在乡里很受尊重；虽然居住在市井中，衣冠、言语、举止都检点整肃，丝毫不轻慢。轻浮浅薄的人有时讥笑他说：“你也摆出士大夫的样子吗？”史君只相信自己。后来他让次子册跟随我这个病人游学。我教人不能迎合世俗，专门以口头言辞、文章辞藻来取得青紫官服，而必定先用文公《小学》教人，使人读诵并亲身实行，希望他们进德而通达上理。认为这很迂阔的人很多，史君却能在家中也取《小学》来学习。讥笑他的人更多了，但史君自信得更加坚定。到了弘治五年仲冬，母亲刘安人寿终，史君哀伤毁瘠，完全合乎礼制；于是就在中门外搭起几间简屋作为倚庐居住，断绝肉食和酒，远离帷帐床褥，而且守丧期间从未到亲友家走动。他又曾把自己置办的住宅让给弟弟。这大概才是真正的士大夫行迹，而如今的士大夫往往还认为难以做到，何况那些流俗的轻薄之人呢？问学确实能够使人受益，是不可欺骗的。唉，礼教败坏已经很久了，随波逐流的人本来不值得说；即使仁人孝子偶尔出现，也往往舍弃神灵而只守墓地，孝行有余而学问不足，能够守持先王中正礼制的人很少了。所以我把史君的行为记在他的倚庐中，用来传给他的子孙，也用来告诫我们乡里的人。

译《赠金德容赴任石州序》。弘治丁巳年仲冬吉日，古宜金德容赴任石州幕友。人户科给事中贺钦当时因病居家，命他的儿子士谘写信赠给德容，说：“做官有三件事，是古今所崇尚的。德容平生自己发誓说：‘做官收受贿赂，上天必加惩罚。’他的后代又能谦逊自守，不触犯他人。自从来到京师十几年来，他安于俭朴，常常借贷来度日。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志于清廉、谨慎、勤勉了。何况德容历任刑部事务，对本朝的法律制度和拟议已经很熟悉。读书读律，修养自己，治理他人，难道还可以说他没有才术吗？这次出行，负责统领一州事务，同贤能的太守共同议论得失，施行善政来使穷困百姓得到苏息，一定会有可观之处。程子说：‘即使只是接受一命的小官，如果存心爱护万物、爱护百姓，也一定有所成就。’何况掌握一州机要的人呢？德容要努力啊！不要像庸俗官吏，只知道同普通百姓结仇结怨，把全部智力用在鞭打刑罚上。州中的侍御崔公，是武选陈公钦之的故交。不知道他如今历任了什么官职，已经老了吗？德容如果前去拜见并向他请教，一定会得到善言。德容要努力啊！巡抚都宪侯公、参政前兵部亚卿张公，都是钦之的同年朋友。如今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升迁调任。德容替他们治理属地，进见时一定会得到良好的教诲。德容要努力啊！孔子说：‘侍奉大夫中的贤者，同士人中的仁者交朋友，这就叫做这样。’这样又何必担心善政不能施行、穷困百姓不能得到苏息呢？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我这个病人也将因此增光了。德容要努力啊！” 《一峰罗先生墓志铭》。本朝大儒罗先生名伦，字应魁，改字彝正，号一峰。他的祖先是豫章人，唐末迁居吉安永丰湖西，世代都有闻名人物，到了宋代尤其兴盛。武冈教授开礼公为君王效死守节，因此全族三百多户，没有一个人向元朝称臣。祖父名求仁，号善耕，儒雅洒脱，乐于行善、喜欢施舍。父亲名修大，号大山，为人耿介忠信。母亲李氏于宣德辛亥年正月十一日生下先生。先生出生时有奇异祥瑞。刚满五岁时，曾随李氏入园采摘果实，长幼争相取果，只有先生得到后才接受。七岁时，善耕先生在庭中教他，不到一个月，童蒙所读的各类书籍都已读遍。第二年向乡里的老师学习，当时缺少书本，乡师让他逐一追随诸生听读，诸生还没有读完句读，先生却已经全部背诵。曾经放牧、砍柴时也带着书阅读，自幼勤奋学习，早晚侍奉父母之余，从未放下书卷。十四岁时，在乡里教授学生，以所得供养双亲；为人庄重严毅，师道十分卓然。常说：“求学难道只是为了科举吗？”于是想放弃举子业，父兄不同意，后来补为郡学弟子员。言语举止不苟且，立志勉励自己学习圣贤之学。曾说：“科举之业并不能败坏人，是人自己败坏自己罢了。” 朋党把他指称为道学之人。郡守张公瑄赞许他的学问品行，又怜惜他贫困，命有关官府周济他。先生道谢而不接受。豪强权贵肆意侮辱他，十分厉害，先生却安然自若，不与他们计较。这一年遭逢母亲丧事，守丧礼制极其严格，超过大祥之后才开始入口咸酸之物。他曾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母亲的，发誓做一个孝子，希望不愧对母亲罢了。”丙子年考中乡荐，癸未年赴春闱，遭遇火灾，呼喊说：“我平生没有丝毫得罪上天的地方，如今竟到了这种地步，叫我的双亲怎么办！”不久，墙上有一位老人用杖把他挑举出来。当时被烧死的人将近二千，而先生得以获免；出来后拿着画像寻找那位老人，最终没有找到。不久，大山先生的讣告传来，他奔赴丧事，守礼如初。先生虽然不把科举放在心上，但大山先生早已预知他必将成为天下第一。成化丙戌年，他的话果然应验。参加殿试策论，片刻写成万言，针砭时弊，恳切地以匡正君主、督促君主求学为主旨，当时人称他为真正的状元。任翰林修撰后不久，内阁大学士李公贤遭遇丧事离职，朝廷起复他，台谏官都不敢上疏弹劾。先生到他的私宅，告诉他不可以起复的理由有三条；又等了几天，上疏详细陈述古今起复不当的事，并且说，如果不这样做，就一定应当依照富弼的先例，服满刘珙的丧期。奏疏反复数千言，全都出于天理人心不能容忍之处，题为《扶植纲常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人〕 他把冒犯君主、敢于进谏视为大事，把挽救时局、实行圣道视为急务，承担的责任极重，从未有一天忘记天下，所以像这样发愤进言。奏疏上奏后，他被降职为提举泉州市舶司。然而士人舆论更加赞誉他，沉默不言的风气也因此改变；直到先生去世，台省再没有起复官员的事情。在泉州时，他对丝毫财物都不取，只靠讲学、卖文自给。配偶梁氏安人去世，泉州太守李宗学送给他一口棺材，先生因为对方索求文章而尚未偿还，便接受了。第二年召回，恢复修撰职务。当权者对人说：“某人能够复官，是我的力量。”却没有一句话感谢先生。先生听说后说：“他并不是对我有私恩。”于是改任南京供职三个月，因病请求辞职，朝廷不允许。两年内三次上疏，才获准归乡。戊子年秋到家，卧病调养心神之余，苦于《礼记注说》繁多，命门人抄录其中要点以便阅读，说：“希望不要失去自己所坚持、所守持的道理。”壬辰年病势稍有好转，因族人未受教化，便论述此事，以礼义为根本、以律令约束，乡人受到感化。丧礼得以实行，浮屠之教被革除，盗贼平息，百姓产业安定；十多年间兼并没有发生，乡俗因此大为改善。他曾想仿照古代设置义田，有人想捐助堂食钱，先生不接受，并且告诉他说：“这些钱虽是公家的，也不可以随意耗费；用来积粮赈济百姓就可以了。”

译有人把衣服送给他，他在路上遇到乞丐死去，便立即脱下衣服覆盖尸体。乙未年卧病而厌恶喧闹，于是在金牛山中结草庐居住，东边的屋子叫静观，西边的屋子叫正密。四方学者来往更加众多，先生接纳那些讲明性理之学的人；致力于科举业的人，他便拒绝接纳。过了两年，戊戌年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病势危急，向门人表示说：“一个人的求学功夫，在临死之际最容易检验；能够安然愉快地死去而没有牵挂，是因为他明白了道。”于是先生去世。先生一向清廉俭朴，除朝服之外，从未让丝帛衣服上身；死后没有入殓、敛衣的器具，于是取破旧帷幕来收殓。门人方琬等人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友人罗峻极贵傺资助棺材。嗣子迎柩归乡，随行哀悼祭奠的人有数千多，四方前来吊唁的人三年不断。此前夏秋之间，山岳崩裂，大雨倾注，道路上老虎咬人，烈风折断树木；先生所居的山脉突然塌陷成一口深井，深度无法测量。哲人的丧亡，使天地山川也为之变异；他的出生大概确实不是偶然的。先生天资刚强明达，清廉耿介，淡泊无欲，立志学习圣贤，涵养纯正；学问贯通博大与精约，才能足以经世济民，忠孝恳切，直到老年也没有衰退。出处进退都合乎道义，一言一字都关系到世道人教。他教人以诚敬为根本，以宁静成就，又以《小学》《近思录》加以启发，恳切不倦。从未稍有懈怠。先生对于功名富贵，真如浮云从眼前经过；只是终日勤勉不息，从不自我满足，暗中修养的功夫直到临死仍未停止，而践履也越来越纯正。这就是《静观》《正密》两处铭文所以相继写作的原因。先生约束自己非常严格，待人却非常宽厚；自己的生活十分俭薄，周济别人却十分急切。他排斥异端、尊崇正学，大概是出于天性。有见识的人，因先生的退处而把圣道传承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又希望先生出仕，以期待圣道得以施行。可惜他的寿命不能配合德行，未老便去世了，真令人悲痛！梁氏安人去世后，继娶刘氏安人。生有四个儿子：梁柱、榦橒、梁柱，其中有人先后考中乡荐；有三个女儿，一个嫁给张某，另外两个早逝。成化辛丑年十二月二十日，葬在本里都溪凹上源。有《一峰集》流传于世。我有幸同先生同榜中进士，对他尊敬侍奉，格外谨慎。先生是我的直系同年兄长，我不拘于世俗，而以道义同他相契，真如异姓兄弟。我同先生都在戊子年因病辞归，过了十年收到先生的讣告；又过了二十五年，弘治壬戌年夏天，他的儿子梁柱从京师寄信到古宜，请我为先生墓碑作铭。唉，我难道还能推辞吗？” 只是我的笔力绵弱，不足以发扬先生盛大的德行，因此惭愧地写下铭文说：先生的德行正大光明，先生的才华奇伟而浩瀚；先生的志向深藏于圣贤境域，先生的功业在于扶植纲常。唉！哲人的光辉如日月，光芒醇厚而又醇厚，是百世所仰望的。《张生文亨字说》。“文”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古今所指不同。古人所谓的文，不是今人所谓的文。今人所谓的文，是科举文章、词章之类，是没有根本的文章。没有根本的文章，怎么可以称为道呢？文章而能够称为道，才是古人所谓的文。《易》所谓的人文，《书》所谓的乃文，《诗》所谓的思文，《论语》所谓的斯文，就是这种文。张生文亨正专心致力于举子文章，我曾多次用这些道理启发他，而他没有回应。我担心他最终把取名为文亨的意义理解成今人所谓的文章，而无意于古人所谓的文，那么见识趣味就会卑下浅陋，最终沉没在迎合他人的俗学之中，无法振作起来。因此他请我取字，我便用“道泰”给他作字。希望你看到自己的名字便思考它的意义，不违背古今取舍的适宜之处，那么在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之间作选择，自然不能不谨慎。由此找到道路而前进，根据用力的浅深，决定所达到的远近，总之不要失去君子道路上的位置。希望你努力！如果这样，那么所谓“文亨”，就是道之泰通，并不是区区文章、科第方面的亨通显达。希望你努力！” 《先考妣墓志铭》。先父贺公名孟员，是浙江宁波定海人。祖父志德，祖母杜氏，生于洪武己未年四月三日。父亲幼年丧父，性情朴厚，少言寡语，勤俭笃实，到老也没有改变。永乐初年，跟随父亲志初公戍守辽东广宁；后来父亲屯田守卫，带着他一同前往，于是定居在义州城。父亲常在江淮一带客居经商，以贸易为业，但从未苟且取利于人。商人的习俗，大多崇尚奢靡淫乐，父亲却独自以俭朴安静自守，不被这种风气改变。每次出行，遇到道路上的沟渠、泥泞，便总是捐钱修治；有时修筑桥梁，以便利行人。晚年居家不出，只督促年幼子弟从事种植蔬菜的事务。父亲从叔的幼子名旻，因武功升为百户；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二，所以熟人称这两位老人官人为“二老官人”。父亲最初娶张氏，夫人性情品行淳厚善良，壮年早逝。后来娶郭氏夫人，谦逊谨慎、勤俭节约，常常跟随舅姑严肃治理家事。夫人早晚勤勉，从不稍有懈怠；其他妇女受不了这种劳苦，有的多有抱怨，夫人却独自一句怨言也没有。年老时抚育子孙，慈爱无微不至；周济内外亲戚没有亲疏之别，即使关系疏远，也没有遗弃。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妙善是张夫人所生，嫁给义州卫百户黄纪。”}], 儿子贺钦，就是不肖孤。女儿贺兴纯，是郭夫人所生。贺钦在景泰丙子年中举人，成化丙戌年中罗伦榜进士，任户科给事中。戊子年以病辞职回家，一共二十一年。弘治改元，升任陕西右参议，奉敕抚治商洛等处，兼分守汉中地方。正要以母亲年老为由写辞呈时，郭夫人却已经不起身了。兴纯嫁给本卫百户胡喻的长子胡鉴，胡鉴有才名，但没有考中，很早就去世了。孙子五人：士谘、士訚、士谟、士诏、申孙。孙女一人，名叫贞顺，义州指挥佥事史文是她的丈夫。先考五十九岁时才生下不肖孤，幸而长寿，还能看到不肖孤考中乡试。过了七年，先考才在正寝中去世，当时享年八十四岁，是天顺壬午年二月二十六日。郭夫人因不肖孤考中进士，被接到京城宅中奉养；不到两年，不肖孤因病回家，她便吃粗粮、饮清水，生活了二十多年。在她临终之际，不肖孤又将获得出任方面官的升擢；夫人的寿命比先考多两岁，实在弘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去世。唉！不肖孤对于我的父母，学问还不足以求得一命之封，俸禄也不足以使他们享受一天的奉养；这种终身的悲痛，究竟该如何承受啊！先考在去世那年二月七日葬于城西蔬圃，张夫人附葬在那里。如今郭夫人于五月二十一日与先考合葬于同一墓穴。不肖孤贺钦号哭着，为他们撰写墓志铭说：我的父母啊，积下的善行实在很多，却没有享受到它的报偿，这是天意吗，为什么这样呢？外考妣墓志铭

译公讳旺，姓席。先世是徐州人。父亲名贵，宣德年间以北京彭城卫副千户的身份调任辽东义州卫，于是就在这里安家。母亲姓刘。生下四个兄弟，公排行第二。妻子庄氏，是已故致仕指挥庄公名显的侄女，有贤德，先于公去世。生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公年轻力壮时，曾承担操练的差役，后来在凌之阳杜氏屯务农，过了若干年。成化壬寅年，大女婿户科给事中贺钦见公年老而辛勤劳作，便请求把公接到家中奉养。后来又想到古人没有不为自己立后人的，于是便同席氏族人商议。公的四弟早逝，留下四个儿子，长子双目失明，大家商议选择他的幼弟承继，孩子的母亲面有难色。贺钦说：‘只是想让香火延续罢了，眼盲也可以，何况他还有一个几岁的孩子。’于是让他承继公为后。又因为世俗中盲人常被习俗迷惑，便教他专心阅读《小学》和吟咏伦理道德的古诗，希望他能理解诗意，用来劝导乡里。公的心因此更加顺从。公淳朴谦厚，有古代先民的风气，不善于做买卖，常常悠闲地在菜圃中游走。有人用米粮换他的蔬菜，公总是给得超过应有的价值。有人把公看作愚笨，公好像没有听见。公喜欢得到酒，遇到饮酒总会醉，醉后总要寻找卧席，嬉笑着从不说一句冒犯人的话。弘治三年闰九月十日，公因暴病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同月二十七日，葬在城西三里愚家蔬圃南边的墓道，庄氏附葬，遵从公的遗志。贺钦为他写铭说：‘我的外祖父母，同处这幽深墓室；既幽静又深邃，愿永远安宁吉祥。’ 《医闾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医闾集》卷五 明代贺士谘编 存稿 致陈简石斋先生 拜别您多年了，怎能不奔走仰慕？追忆早年在京城宅第接受您教诲的时候，仿佛就在昨天。遗憾的是天各一方，相隔南北万里。先生年近古稀，我也已过艾年而接近老年，不知今生还有没有再次接受您教诲的日子呢？想到这里，不觉掉下眼泪。分别以来二十六年，我立志不坚定，用功不勤勉，只是保留着从前的本领，在做人方面大大辜负了先生的教诲和厚爱，惭愧恐惧至极。多次打听，知道太夫人安康，先生的教化广泛推行，我无限欣喜安慰。我虽然没有才能，却不敢以衰老为由自暴自弃，恳请您赐给我如药石般的教诲，以消除我积久难治的毛病；我发誓竭尽愚钝之力，努力求取进步，希望不至于最终沦为小人。小儿士谘去年在山东乡试中侥幸考中，今年会试落第，还没有回来。这个孩子非常仰慕先生的教诲，幸望您顺便加以指引，他一定不会像他父亲这样深深辜负您的教诲。这封信现在寄给士谘，请他托贵乡落第的举子带上，料想今年秋天一定能送到。方便时请您写几句话寄到京城，再托人转送辽东，那就非常幸运了。言语不能表达全部心意，敬请体察，不一一详述。又 拜别您十年了，对您的仰慕却如同一天没有改变。今年三月底，邓官人来到这里，我得以瞻仰您的半身画像，领到您的亲笔信和三首诗以及几封草稿，喜悦、安慰和感动敬佩之深，无法用言语表达。您关于端庄沉静的教诲，确实指示了进入道的门径和积德的根基；您对贺钦的教诲和爱护已经到了极点，我谨铭记在心。只是现在因为奉养老母、料理生计，没能实行这番工夫，只能勉强坚持恭敬来收摄此心，等将来家计稍有起色、粗茶淡饭不成问题时，一定偿还这个愿望。恭敬听说太夫人以下都安康喜庆，太夫人年高而康健，又荣获褒奖旌表的诏命；诸位子侄努力学习而不懈怠，跟随您求问道理的人有数百之多；南方的显贵官员争先恐后前来拜访，乡里之人受到您的德行熏陶而日益归于善良。这样看来，先生虽然没有被世间任用，却在当世广泛施行教化；而这道统在家中传给后代，使人信服并使风俗向善，其功德是无法掩盖的。只是我被病体缠绕，又相隔南北万里，不能早晚侍立于您的座前，这是我一生的大恨。邓官人

译的事情，贺钦虽勉强尽心，因为德薄言轻，不能使他早日回去；又因为贫穷，招待得很差，万望您不要怪罪。趁他回去，谨此奉上答复。高丽布一匹、人参三斤，托他带上以表达我的微薄心意，恳请您为道自重，不一一详述。又 七月十二日才在潞河开船。前一天的信我已经全部看到了。贺钦在京师向您听受教诲一年多，虽说我鄙陋的资质没有多少改变，但如果不是先生的教诲，我恐怕只是一个患得患失的鄙夫罢了。如今幸而免于此，不至于辱没祖宗门户，先生的恩德难道还不大吗？先生对我的恩德当然还不止这些。您教育我的用意，是一定要勉励我在道上进步，这实在如同父母的恩德。我顾念自己庸下，不能自我振作，但勉强遵奉您的教诲，发誓至死也不敢废弃罢了。近来我常说，这次出行并不喜欢得到这个官职，所幸遇到了先生；如今想来，辽东相隔万里，又是我的大不幸。我回家后便闭门调养身体。今秋在后园修建三间小斋，作为养病读书的地方，颇为幽静。早晚居住在那里，以奉行先生的教诲，此外再没有别的仰慕和顾念之事。只是还没有稍微领会其中的意趣，也没有什么可以请问的。以后若知道有所疑问，再当求教。从前我作《桐乡深处》诗，虽然不成句法，但末两句说：‘何时三十六岩下，日日与尧夫驾着小车。’这实在是我的平生心愿。上天保佑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个愿望。从前信中告诉您，贵处没有人往来辽东，但也只是很少，并不是完全没有。如果您能怜悯我久违座前，顺便赐下教诲，那就是莫大的幸运。孟冬写此信，托子仁转寄。不能尽述想说的话，只愿先生明察。又 拜别您以来已经三十年了，对您的仰望如同仰望斗山，无时无刻不在。我只恨自己立志不坚定，辜负了您至诚的教诲，因循岁月，如今已经年近古稀，却一点成就也没有。假使从今以后有所进步，所能得到的益处又有多少？何况远离您的座前，南北相隔万里，独自居处过错很多，谁来规劝我呢？我不能成为君子而终于沦为小人，已经明明白白了。怎么办，怎么办！四月底拜领到您去年冬天的亲笔教诲和一卷诗稿，才知道先生居太夫人的丧已经超过服丧期限。太夫人的节操德行足以表率世人，享年九十，厌弃尘世而登仙，本来也是应该的。然而先生孝爱至深，又有什么办法呢？不知道先生在服丧期间身体如何？况且先生已经年过七十，应当依照权宜制度节制哀情，恳请您节哀顺变，以符合天下故旧的期望。来信说到如今谈论出仕或退隐的人怎样怎样，以同类相比拟人，贺钦哪里敢与先生并列？然而我关于取舍的分别之所以没有昏昧到极点，究竟是谁教给我的呢？这正是我终身感恩的地方。我只恨自己如此如此，希望先生怜悯我，不要因为我不可教化就抛弃我，那就非常幸运了。小儿士谘承蒙先生写信奖勉提携，实在不敢当，不敢当。我已经老了，惭愧自己辜负了您的至诚教诲，只希望这个孩子不要辜负，却不知道是否真能如愿？只愿先生继续施惠，我实在感到万分幸运。前后承蒙您赠送的诗，我早晚捧读，其中都很能警醒启发人；只是您给范长史的那一首至今没有收到。它被我家一个游荡在外的孩子带到山东、扬州去了，至今没有回来。范长史那里也有诗稿，同样还没有寄到。相隔万里，匆忙之间不能尽述想说的话，只愿您体察我的心意。又 往年在京城承受您的教诲，恩惠深厚，终身不敢忘记。分别以来十六年，对您盛德的仰慕如同昨天一样。时常展开画像拜见，便如同亲自接受温和的教导和严厉的训诫。遗憾的是低微的疾病牵累拘束，一直没有再拜见您的机会。如今听说先生四月来到京城，住在庆寿寺方丈处，距离更加近了，却不能见您一面接受教诲。小儿士谘年幼，不能出门，也不能派他到您座前拜见，这种郁闷实在无法言说。先生这次来京的原因，传闻不确，有人说是因为荐举，有人说

译是因为获罪牵连，不知道您还能停留多久。往日的朋友中，有几人随行？贤德的子侄中，有几人在身边侍奉？去年冬天，小侄到山海关，在郑克修绣衣那里，领到张叔亨绣衣转交给先生的信。前年十月二日，您把给我的信和唱和陶诗的绝句寄来，对我的教诲爱护达到了极点。信中又用庄定山获得静中一趣来启发我，我读后惶恐得汗流浃背。分别以来屡次承受这样的教诲，却始终不能从心中摆脱纷扰，辜负教诲的罪过实在太深。然而仍希望先生不要因此抛弃我，托便再请您开导。今后我还应鞭策自己的愚钝，希望能有一点进步。这次是李参戎府中的人出行，仓促之间不能尽述想说的话。

译高丽布一匹，奉上给您作御暑的衣料；人参二斤，用来预备汤药之需。恳请您斥退不收，那就非常幸运了。又 贺钦往年在京师承受您的勤恳教诲，恩德如同父母。拜别至今，匆匆九年，对您的仰慕一刻也没有间断。屡次承蒙您赐信教诲，并记录梦境来启发我。我亲自策励自己读《近思录》中的诗，以及门下游学诸友讨论学问的书信；每次拜领，都如同饥饿时得到食物、口渴时得到饮水，感戴您教诲的恩德，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是我昏昧的资质立志不坚，加上壬辰分居以来，修建房屋、料理田事，不能专心于学，所以虽然承蒙教诲，却屡屡不能有一点进步，惭愧恐惧到了极点。推究我的病根，又在于不知道学习的要领吗？为什么呢？从前我在书册中看到先圣先贤垂示的教诲，亲自承受先生的训诲，无论是涵养、省察，还是致知、力行，没有不相信、没有不喜悦的，便随着所听见所看见的去用力。只是这些并非我自己真正体会所得，不知道总的要领，见解没有定准，用力也不能专一，因此直到今天，对原来的状态没有一点改变。如今屡次承蒙开导，潜心玩味了很久，才知道这个道理充满天地，贯通古今，无处不在、无时不然，所有事物各自都有本然之理。我们何必劳碌纷扰呢？既不忘却，也不强为，只需顺循它本来的道理罢了。然而即使领会了这样的主要意思，如果不通过格物致知，明白看见每一件事物本然之理的精妙，又怎么能够勉强遵循它呢？这就是知识应当先行的原因。然而如果不以敬来涵养这颗心，使它常常居守于内，不向外驰散，那么身体尚且没有主宰；即使眼睛看也看不见，耳朵听也听不见，连最粗浅、最切近的事情都不能应对，何况探究义理最精微的极致呢？这就是涵养的工夫又在知之前的原因。因此可知，今天用功的开始，只应先从涵养入手；放纵的心不能收回，终究难以求学，这一点绝无疑问。林缉熙关于端庄沉静的教导和见解，确实是后学应当遵行的。我还想寻找僻静的地方，比如山寺中静坐，以收回久已放纵的心。只是老母年高，又没有其他兄弟可以奉养，按道理不能离开。今春二月，我带一两个学生开始在本城奉国僧寺闭门调养身体，每十天回家探望母亲一次。在那里收心读书，但也不能连续数十天保持端庄沉静，只是勤勉坚持恭敬、收摄放心的意思，却不敢忘记。从前因循懒惰而辜负教诲，罪过有千万条。如今稍微懂得用功的方法，哪里敢再走旧路，自取与大贤君子断绝呢？从今以后，积累日久，若有疑问或所得，再当请教。仰望先生道德明达、教化流行，这是最大的快乐。像贺钦这样不肖的人，不知哪一年才能再次亲自坐在您的座前接受熏陶呢？相隔万里，思念之情无法胜言。广州杨官人办完贸易回去，谨托他带上这封信；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助长书信的情意，奉上高丽布圆领一件，冒昧献上，幸望不要怪罪。信未写完，恳请您为道自重，不一一详述。又 我承受您的恩德和教诲，终身难以报答。只是求学不用力，退居九年，没有一点进步，只有惭愧恐惧罢了。然而哪里敢违背您的至诚教诲，自绝于善道呢？也只是日夜坚持恭敬、收摄心神，以读书玩味义理为事。这样积累久了，看看又会怎样吧。遗憾的是边关阻隔，不能到岭南寻医，医治我这一生积久难治的病。不知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侍奉母亲，母亲大致安康；去年冬天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浙孙。我的祖先原本是四明人。家中只有几个人种田，年收入不够，有时向亲友借贷，大多不收利息，靠这样度日，不至于劳心费力。既然没有别的贪求，衣食又足够，也没有别的事情，怎么敢不专心奉行您的教诲呢？只希望先生不要因为我愚昧鄙陋而把我排斥在外，始终教诲我，那就是最大的愿望。今年夏五月，广州杨官人伦办完辽东贸易回去，我曾托他带上一封信和一件高丽布圆领。这次金溪书客李绍庆回去，又托他带上这封信和人参一斤，请他转交给罗一峰先生代为奉上。若有您的回信，也请附在湖西与李客每年往来辽东的行程中带来。相隔万里，无法承受教诲，仰慕之情不是笔墨所能尽述。恳请您为道自重，不一一详述。又 往年承蒙荐举来到京城时，承蒙您赐信教诲和细葛布，感激欣慰深厚无比。遗憾的是相隔万里，分别十几年，如今虽在千里之内、十天左右即可到达的地方，却被低微的疾病束缚，不能赶去拜见，以实现亲受熏陶的愿望。从今以后，我这一生再次坐在您的春风中、沾受您的化雨，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南归以后，我想您在奉养老母之余，会以道自得其乐。门下跟随求学的人日益增多，教化及人的功效很大。我因此更加羡慕南方士友的幸运，也更加痛恨自己的不幸。分别以来二十多年，我惭愧自己立志不刚强、用功不勤勉，不能努力奉行您的教诲，恐怕最终流落到小人的行列罢了。先生爱护我深厚，如果有可以救拔我的办法，为什么还要吝惜苦口相劝呢？去年四月，吏部发下文凭，催促贺钦赴陕西参议任。当时老母卧病数月，正想以奉养老母终身为由写辞呈；而这个月二十六日，母亲病重不起。五月初，母亲的灵柩还停在堂中，敕谕已经下达，办理完丧事后才派小儿士谘上本，缴还敕书，请求辞免新授的职名。恭敬地想，皇帝初政清明，能够听取采纳许多意见，而且想到贺钦没有才能，即使因病废弃不用，职名却没有被夺去；时机有时不可说，不说也可以，但该说时却不说，岂不是不忠吗？我正起草辞职以奉养老母终身的奏本，当时打算陈述四件事，稍微报效国家。遭逢丧事以后想删掉稿子，心里却不能忍；想等服丧期满，又恐怕错失时机，因此不因一己的私人忧患而忘记天下的忧虑，借辞职谢恩之机冒昧陈述说：‘一是资助真正的儒者来讲明圣学；二是荐举贤能人才来辅佐治国之道；三是遵循祖训来处置内官；四是兴办礼乐来教化天下。’本来打算六月下旬进呈，无奈我的诚意还不足，学术浅薄，只蒙圣上明察，准许我辞职，并把所陈四件事斥为浮泛而难以实行，停止了它。我私下反省自己，惶恐得无地自容。遗憾的是相隔遥远，不能把奏章草稿寄给先生，请您指正其中失败的原因。先生抱持道义居于家中，天下苍生共同仰望。我不自量人微言轻，动辄有所论荐，不但不能为苍生请出王安石那样的人才，反而恐怕因为被荐者不肖而连累先生。上天保佑皇明，如果这个人欣然前来，上天难道最终会辜负人的期望吗？士谘今年二十五岁，私下听说先生的教诲，有意求取为己之学，而不是只做科举事业；他虽然曾经参加科举，但已经能够判定内外、轻重，十分不喜欢那一套。如果这个孩子能够进步，只遗憾不能亲自到先生门下受教，求得熏陶的益处。

译先生如果确实怜悯他，顺便赐下教诲，那么贺钦父子感戴您的恩德，将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呢？番禺解军刘深回去，谨托他奉上此信。问候之意不能尽述，恳请您为道自重，不一一详述。致同年防元章翰林 自从您调任南都以后，贺钦也因病回乡，彼此不通音问将近二十年。期间子仁曾抄录寄来您赠给执事的致仕诗，我才知道您由评事转任佥宪，已经挂冠归乡。后来令亲方老官来到族兄的客舍，我才详细听到您在家居住起居的情况，足以安慰我的思念。同年很多，彼此相知的却不多，其中我所尊敬仰慕、愿意学习的，只有殿元防元、元吉孔、易仲昭几位罢了。遗憾的是天各一方，没有机会亲自前往，以获得启发教导的益处。应魁兄几年前曾寄信到辽东，后来又听说他已经去世，真令人悲伤。己前年陈白沙先生被征召到京城时，有信寄给我说：‘曾经与庄定山防聚在一起谈笑，整整一个月。许定山获得天理的真正快乐，执事想来近年来还没有见过白沙吧。您获得天理的真正快乐，应当不会与定山不同。’贺钦因病居住在偏僻地方，侍奉老母，温习旧书罢了，学问没有寸进，而且已经进入老年境地，常常害怕最终沦为小人，给朋友留下羞辱；但想到过去承蒙您顺便指教，怎敢不铭记奉行，以求稍有进步。令亲在这里作客，我很失敬；趁他回去，谨此问候，又惭愧没有东西可以用来表达敬意。他还要再来辽东，我切望得到您的亲笔教诲，恳切恳切；只是相见没有机会，思慕之情实在难以承受。只希望您为道自重，不一一详述。答同年郑克修御史 近来承蒙来信，全部知道了您的雅意。又承蒙您从远方送来桃干给老母，感激不尽。您信中说相见未能实现，不过是说说而已。但人有美好的愿望，上天一定会顺从，最终必能实现。来信中多次向我询问，看看自己愚昧浅陋，哪里能有所帮助？只是往年在京师，曾经听白沙先生教诲很多，只因为立志不坚定，没有勇往直前、努力实行的实际，所以因此毫无进步。如今冒昧把听到的最切要之处告诉您，希望我们彼此共同勉励实行。白沙的教诲，只把静坐放在首位，他认为我们今天的毛病在于心神纷扰，必须多用静功，然后才能收回放纵的心，接着才可以用功。您看如何？您先前说韩愈作文也是增进德业的事，我不敢接受这项吩咐，因为先正已经论定那是倒置求学次序。小儿士谘学习作《易》义，承蒙您修改指教，十分感激。后来您命他作的题目还没有写，他之所以求教，是认为诵读玩索的工夫还不到，所以先做眼前急需的事。令郎求学如何？如今的人把为己之学一笔勾销，只在科举事业上奔走，实在大错。《小学》中记载胡子说，父兄用文章技艺驱使子弟，朋友用做官进身相互招引，一去便不回头，那么心就开始荒废而不能修治，这是不可不深切警戒的。令郎在家庭中学习，想来不会专门从事科举。即使来门下游学的人只是为了科举，我们也不应该顺从他们卑陋的见解，不用为己之学来启发他们。小儿很有求为己之学的志向，将来派他前往请您指正，还请不要吝惜教诲。临写此信不觉说得太多，请不要怪罪。又 近来得知您的起居安好，酒量也和从前一样，我十分欣慰。令亲毛老官从前多有失敬之处，多次承蒙您写信开导；无奈我德薄言轻，不能稍有补益，实在有罪。令郎们在科举上的工夫，想来大有进步；不知道所谓为己之学，是否也曾留意？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实行过，所以就不以此责望后人，那本身已经错了，又使后人继续重蹈覆辙。善于教导子孙的人，恐怕不应如此。世俗日益衰落，说为己之学便认为迂阔，因而得罪当时；然而像阁下这样有高远见识的人，难道也会被这种说法迷惑吗？也许您认为这本身就是学问，虽然不必完全依照文公从《小学》循序渐进的教法，但总也不违背大道，终究还是君子道路上的人。不过这也只是没有深思罢了，真正思考后，难道肯甘心停留在这里吗？韩愈、欧阳修与程颐、朱熹，学术源流哪一支更为正当？难道可以说韩愈、欧阳修也是君子，何必去寻求程颐、朱熹的源流吗？阁下厚爱我，敢于吐露愚见，请不要怪我狂妄，幸望把这些话告诉萧先生，判断是否正确，并赐下一言，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又 舍亲盛都司克新舍人来到这里，承蒙您赐下亲笔信。捧读之后，仿佛看见您的容貌。只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相聚，畅谈久别的情谊，获得切磋的益处，实在令人遗憾。三柄扇子、一斗枣子，感谢您从远方赠送。来信中您深深自谦，足见不自我满足的心态；然而也必须勇猛前进，切实下功夫，看看自己的进步如何，并且多同朋友商量。如果说从来读书只做诵读讲说、揣摩题目、拘泥程式，侥幸求取科第，把它作为养身糊口的资本，那就是早年求学做人方面的错误，是今天应当痛下决心革除的。怎么可以仍然自谦，并且拿这个去教诲别人、教育子弟呢？您说想从事静功，却感叹没有下手处，似乎也过于谦退了。不是没有下手的地方，大概只是实际上没有下手罢了。您引用的‘无欲’和‘心不妄动’，说的是静功成功的境界，我们本来还不敢指望达到。但从今以后勉强遵循节制欲望的教诲，禁戒急躁妄动的人心，未必不能开始下手。狂妄浅陋的话，冒昧请求您指正，还请您有所答复。为己之学，确实是应当努力的。令郎染上世俗还不深，不要让他又重蹈自我放弃的覆辙。匆忙之间不能全部写尽，幸望察纳。致罗一峰先生 甲午年冬季，才收到令亲梁氏附来的信；今年五月又收到金溪李客带来的信，全部知道了您的雅意，感激不尽。恭敬地想，先生学问已成、德行尊高，退居田里，士人传承您的学问，百姓受到您的德行教化，编纂汇集六经，辅翼圣人之道。贺钦曾经对自己说：‘士人的进退各有自己的道理，如果退居后什么谋划作为也没有，甘心自行颓废，那么同那些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的人相比，又相差多远呢？’我没有才能，常常自己惭愧恐惧，听到先生的风范，更加深了对您的仰望。承蒙告知风疾有时发作、行走困难，愿您加强调养，以拔除病根。陈白沙不能在春官考试中得志，却使道义在南海闻名，这实在是上天扶助斯文。您作的《寒夜独坐》诗，如果把我这个卑贱之人同执事相比，那就不是同类了，我惭愧恐惧至极。德懋仲、昭元吉、乐用粹之诸位先生的出处，承蒙您来信我才知道实情。乐用的风疾近来渐渐痊愈了吗？在皋的去世令人悲伤，他有儿子能够继承事业吗？承蒙告知您要迁居南方，我完全领会您的深意；但祖坟和宗族亲戚所在之处，最终很难迁移。克修天锡被充军到口北，去年遇到赦免，主管官署上奏，仍未获准释放。克修听说以《易》学教授科举，不忧虑贫穷。我家有几个人种田，年收入不够使用，时常向亲友借贷，大多不收利息，靠这样度日，不至于劳费心力。只是求问学问的工夫没有一点进益，免不了归于下愚，因此以此为忧。近来悟到，求学进步的开始，全在收摄放心这一件事；我日夜勉力坚持恭敬，只是无奈常有间断，不能连续。旧书时常温习，觉得比过去更有意味，但精力短少，不能阅读尚未读过的书。今年读《易本义》，年终可以读完。您来信问我做什么工夫来报答天地造化，这哪里是庸陋的我所能做到的？只希望先生时时赐下教诲，警醒督促我，使我不至于最终成为下愚，那就非常幸运了。

译信中另附一纸 先生所著的文集，准备刻板印行吗？如果已经刻成，幸望惠赐一部；否则希望抄录开头三数篇寄给我看看。听说文耀陈宪副升任宪长，他所刻的《朱子语类》非常便于学者学习。这部书我过去在京师抄录过，讹误错乱太多；如果能请人转告宪长，赐给我刻本，那就是莫大的恩惠。金溪书客李绍庆每年往来辽东，这次正好托他带信。若得到《语类》，附在他的行程中带来最方便。现在奉上人参一斤，另有人参一斤，附信给岭南陈白沙先生，烦请寻找方便转交。得到回信后请留下，等明年让李客带来。八月七日，李绍庆离开义州，贺钦写了这封信交给他。今年贵邑的刘宣着解军回去，在他即将归去的前夕我才见到他，因此再次冒昧打扰，希望这封信能比寄给金溪的那封早日送达。听刘宣着说，南昌张先生与尊兄时常有书信往来，其中一定有许多讨论学问、议论道理的话，幸望抄录给我，以开启我的闭塞。致罗一峰先生之子 贺钦往年侥幸考中科第，承蒙与尊翁先生同榜。当时我在同年中年纪小、学问浅，又见尊翁学问渊博、道德尊高，只知道专心侍奉，恭敬聆听教诲罢了。成化丁亥年，尊翁先生从北京任所调往南京翰林。第二年我因病回辽东，从此南北道路遥远，音信渐渐稀疏。又过了若干年，才知道尊翁先生也在戊子年因病归乡，隐居湖西，在金牛洞教授学生，才看到教化流行并得以回报。先生在戊戌年去世。弘治壬戌年，承蒙您赐信，让我为尊翁先生的墓撰铭文，我哪里敢推辞？只是惭愧文笔力量绵弱，不能彰显先生的德行。往年先生寄给我的信，我谨慎珍藏。仰慕先生德行的人，能得到先生片纸只字都引以为荣；有人私自取走一纸，我多年来屡次索求，竟然没有得到。贤兄弟所收藏的先人稿本中，如果有这封信，烦请抄录一份给我，使它能够传给子孙，永远作为家中珍宝。千万拜托。承蒙您赠送细葛布二端，本来不应接受，只是道路遥远，难以退还。惭愧有罪。致陈都宪 恭敬听说阁下曾对阮方伯说，多次想到贺钦贫困；而像贺钦这样没有才能、卧病在家的人，能够免于受寒挨饿，已经是特别幸运了。我的一点心愿，只希望阁下大力推行此道，始终像今天这样，使东辽一带百姓安居、物产丰足，那么我这个病人所受的恩惠就太多了。贫穷是士人的常态，请不要因此挂念。都指挥傅海是贺钦的表叔，五十八岁，鬓发胡须斑白，筋力衰弱疲惫，又因征战留下的伤病发作，不能任事。表弟说自己已经出幼，告请代替职务，但还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傅海实在年老有病，并没有其他缘故，恳望阁下明察，特别予以准许。这也就是贺钦所受的恩惠。今因表叔父有病请求退职，冒昧将此事禀告；如果是求取进用，即使那个人堪任，贺钦又哪里敢开口呢？恭请台鉴，不一一详述。寄给族中兄弟 诸位兄弟在外多年，把骨肉亲情抛置一旁，在人伦大义上不能说没有过失。如今你们都老了，幸望收取晚年的功效来弥补从前的过失，或许还可以。士贤兄带着两个幼子在外，景瑞兄嫂头发白得像银子，独自与年轻儿媳、年幼孙子居家。贺信寄出已经两年多，杳无一音。通弟的父母都已经去世，还没有去拜过墓；所以拿这些事来说，在人伦大义上究竟如何？早早回来已经算晚了，如果再拖延，就是天地间的罪人了。兄弟之间的情谊，不能不把这些话告诉你们。客居之处有许多贤人，必定有人规劝你们回乡省亲，只是你们没有听从罢了。试着拿这封信同他们讨论，一定会有人用忠言催促你们回去，不可不听从。士贤兄等如果专门以没有路费为理由不回去，那更是大错。不要一味要求遂心如意，先凑合准备好关西路上的饮食费用，立即动身。如果到了山海关这里，我当派人前去迎接，绝不会耽误。千万拜托，千万拜托。贺钦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失去老母，五月二十日安葬完毕，派儿子士谘赴京缴还敕书，请求辞去参议职务，已经获准辞免。只是所陈四件事被认为浮泛难行，搁置罢免了；这大概是忠诚未能取信、学术浅陋的罪过。内心只是惭愧恐惧罢了。这次因杭州人马姓者返回有便，写此信奉告。区区兄弟之情，只希望你们早早回来，实现天伦之乐。恭请体察，不一一详述。寄给族侄 你在外面谨慎小心，这一点你本来做得到，不必多嘱咐。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应当仔细听着。我们贺家忠孝传家，做子孙的不可不谨慎守护。买卖谋生，本来是想求利，但不能只使自己获利而损害别人，那会伤害忠孝之家的家传。你难道不记得你的祖父吗？他客居山东若干年，从来没有欺骗过一个人；他买卖所得，谁能比得上他？后来的人讲忠信，难道能赶得上吗？由此应当明白，获利多却反而不如他，正可作为鉴戒。贺机读书过目不忘，学习诸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如果从今以后坚持不间断，科举一定能够成功。我把这些告诉你，是要让你知道积善可以庇荫后代。努力吧！马客回去时我写下这些话告诉你，千万记住。示谕诸子 陶侃珍惜光阴，于是早晨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斋外，晚上又运回书斋内。从今天看来，珍惜光阴就是勤于学习；早晚搬运这些暂时用不上的东西，难道不是浪费光阴、妨碍学习吗？必须知道，珍惜光阴与搬运百砖并不互相妨碍浪费，实际上是相互成就的。假如说：‘我正急切地准备科举，点燃灯烛接续白昼，不敢有片刻闲暇；家中应该办理的事情全都放下，何况搬运无用的砖呢？’这种所谓珍惜光阴，与陶侃用心的地方相比，一是为公一是为私，得失不同，差距很远。对此不可不精细考察、明确辨别。戊戌年七月，山人书。致李参戎 培养造就人才，是极大的美事。将来成就之后，在家能孝顺，在国能忠诚，对君主、父母大有益处，对百姓万物也大有益处。如今知道重视这件事的人，有几个呢？我亲自遇到大人您诚心礼贤下士，以礼聘请名士，设馆培养人才，实在万分庆幸。遗憾的是我有低微的疾病，不能赶来道贺，请您恕罪，请您恕罪。寄给韩良弼公子

译从前曾作小诗奉劝贤昆仲，又有两首诗寄给令亲家克明公子，用来劝勉他的儿子，却都没有得到一句答复，想来是因为这些话太迂阔了，究竟如何呢？您在童年时就跟随我游学，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可说是情谊深厚。那时谈论东辽各位杰出的公子，当然不止一人，但都把您列为第一，可说是贤能。以您的贤能，又不忘记幼年时的师友而具有忠厚之情，我哪里能把自己置身事外，不想办法对您有所帮助呢？世道衰落、风俗浅薄，学术的偏差本来很难纠正挽救；在您来说，应当设法拔除流俗的影响，但您也未能免除，我因此深深替您惋惜，不能不再三劝说。大体说来，这种弊病，是由于不相信古道、不肯在今天实行。不能相信，是因为不思考；不思考，是因为不怀疑；所以把今天自己已经实行的一切都当作当然，不必再像古人那样。试着提出疑问：古代圣贤果真可以学习吗？人的本性果真是善的、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吗？既然产生了疑问，就一定会精心思考；思考通达了，就会相信。然后才知道古代圣贤留下训诫教导后人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自然会在道上不断前进，不必等待督促。白沙先生说，怀疑是进道的萌芽，这话确实不假。您读完《礼》以后，试着拿先前的诗来参照这些话，姑且产生一次疑问，以验证它是否正确，然后把结果告诉我，让我们反复讨论，或许彼此都能有所裨益。如果最终仍认为这些话迂阔，连怀疑也不敢产生，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令亲家克明公子，见识也很高；听说他的儿子年幼而聪敏，且受世俗污染不深，也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他，让他一同产生这个疑问。《医闾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医闾集》卷六 明代贺士谘编 存稿 致韩良弼公子 令弟内有贤德的父兄，外有严格的老师朋友，像这样成就事业，已经不必占卜了。只是我不知道，在科举之外，他还读哪些书、下哪些工夫？古人为自己的学问，您的弟弟们是否也曾立下志向？有一本书，名叫《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不可不看。如果能够依照它用功，必定成为君子儒。辽阳一定有这本书，请设法寻访阅读，然后把情况告诉我。致傅叔父大人 我多次询问从辽东来的人，详细听说尊府的▯、多福等贤弟都在各自修习本业，我很是欣喜和欣慰。只是彦明弟支取盐利还没有回来，而且听说没有获利；许多大户人家日常用度都很艰难，这可怎么办呢？近来千户韩玺来告诉我，都司大人想上奏举荐钦，奉御批准，此事万万不可。因为钦的病还没有痊愈，不能起身；况且老母亲今年八十六岁，病卧在床，钦是独子，没有别的兄弟可以共同奉养，决不能出门。如果奏疏施行，而钦以疾病推辞，最终不能前往，那么不是钦获诈称有病之罪，就是举荐者获虚假奏荐之罪，两方面都不妥。冒昧烦请您替我向都司大人说明，使他知道我的意思，免得再费心思，我将十分感激。这是我吐露肺腑的真实心意，邓父母大人听到后，必定会怜悯体察，难道肯让人舍弃八九十岁的老母亲而奔走仕途吗？这封信到达之日，希望您立即说一声，不要拖到后来以致纷纷扰扰，实在是大恩。彦清弟应当让他读《小学》，讲明其中的义理，谨慎遵行，步步实行，自然大有裨益，千万不要让他只随从流俗，完全不理会修养身心，只求口耳之间的学问。未能当面相见，冒昧写这些说明，伏望您体察，幸甚。致王天申伯兄 恭敬地听说您奉行母命，将先妣的遗骸与先考合葬，夫妇、父子的大伦可以两全，实在令人敬仰不已！钦是先考的学生，按礼应当预先参加附葬祭礼。您因忧伤和疾病所拘，不能如愿，谨奉上鸡二只，姑且作为祭品的帮助，唯愿您不要拒绝，钦将承蒙厚意。致王天申 您的侄子诚被绣衣公选入辽右书院用功，杜诚也是如此。诚的母亲年老多病，咳嗽喘息不安，双目失明，思念儿子却不能相见，日夜忧愁。书院学生只有年末才能回家，此后不得擅自走出院门，守门人也不允许，所以才这样。杜毖之身在官位，难道能不思念母亲吗？万一从今以后再不能相见，而母亲又去世了，难道不会成为终身的遗恨吗？我私下认为，关系深厚的朋友，应当赶快把这些话告诉毖之，使他及早辞官回去奉养老母，终养天年，服丧期满后再出来任职，这样或许忠孝可以两全。毖之与我们天申是窗友，而我又同毖之父子相交，知道毖之回家奉养母亲是好事，却不告诉他，就是我们先没有尽到朋友的道义；就是眼看着毖之堕入不孝的境地，却不伸手救他；就是认为毖之不能辞官回去奉养母亲，便可以为了自己的私事忘掉母亲的慈爱。作为朋友，怎么能这样呢？曾想到毖之贤明，听到良友的忠告，一定不会怨恨听到得晚，反而会警醒悔悟，解下官印回家侍奉双亲，最终不会惭愧于乌鸦反哺的道理吧？我因锦州朋友的话想到，李廷干的父亲八十多岁，病卧不起，我说：“朋友应当劝廷干回去终养父亲，以后再出来任职。” 张解州当时在座，说：“你为什么舍近求远？杜母已经这样，你却不劝杜毖之，还谈什么劝廷干？”我深以为然，因此有了这番举动，只请天申斟酌。山人书告。

译信中另附的一页。天申平日待人宽厚，有过错时多加包容，不肯苦口婆心地劝诫。我们分别又有几年了，不知道近来怎样？孔子说：“喜好仁德的人，就会说明不仁德的害处。”并不曾作偏颇的议论。现在这件事，杜毖之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杜毖之的过错就是我们的过错，我们难道能不急切地救正他吗？正是应当恳切地相互劝勉的时候。若再宽容含糊，就会反而成为弊病，不仅对毖之没有益处。世人把官职看得很重，于是竟至于忘记亲人。却不知道今天的官职，与孤竹国的爵位土地相比，哪一个大小轻重呢？伯夷、叔齐把国家抛弃得像破鞋一样，只求做到求仁得仁而心安。难道说毖之这样的贤者，不能超越世人而追随古人吗？天申请努力设法。山人又说。答纂修高进士 十月晦日，广宁胡都司派人送来您的亲笔信以及纂修事项，我拜受后展开诵读，完全知道您高雅的心意和过分的奖许，实在不敢当。您所索取的文字，我当日在科道任上所写的奏章草稿，无法应命。因为钦在科道任职时间很短，奏章不多，即使有一两篇删改的稿子，也已经久远了。近来辞去升迁官职的奏章，冒昧有所陈说，原本虽然想表达犬马般的忠诚，无奈没有学问和才术，所说浮泛，不能施行，也没有得到批准，我惭愧恐惧还来不及，哪里敢保存稿子再来玷污您的明察呢？钦没有学到圣贤之道，在进退之间都无所补益，庸碌平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如果再劳烦大笔收录，用来充数，污损书册，反而是加重我的无德。唯望您明察采纳，幸甚。另附录没有获得升职的死节军士的事由，虽然不是这次应当纂录的事项，但您将来回朝后有所陈述时，这些褒奖节义的事迹或许可以备作一条。告乡人 钦因病辞官归来，闭门调养，乡亲故旧有人把学生托付给我。因为寒家有四三名子弟供洒扫，我推辞不得，于是成化丙申年在门下的有七人，其中四人另有“棃涡”之眷，事情不能掩盖，未等我遣返便自行回去了。我自惭德行浅薄，妄自接受乡亲故旧的托付，反而耽误了他们的子弟。我曾告诉在门下的人，让他们回去，告诉父兄另投贤师，以免留下后悔，他们却没有接受。今年二月，有人又屡次强行把子弟托付给我，突然来到门上，使我来不及躲避，又有乡里的尊长出面，我不敢坚决拒绝。我把不适合收徒的理由告诉他们，他们也不相信。现在冒昧详细说明情况，告诉在门下的人自行决定去留；这样以后来的人就不用我强力拒绝，也会自行停止了。广泛教授学生，不是病人适宜做的事，这是第一不可。学堂不方便，内外没有区别，这是第二不可。科举之业，我已经搁置十二年，大都忘了，平素又不能改变课程，这是第三不可。我这些迂阔鄙陋的见解，私下仰慕许鲁斋的学问，以及朱文公从洒扫应对入手、循序渐进，致力于务实为己的学问。我自己正有志向却不能勇于实行，曾告诉门下人，他们大多不肯信从；志向既不相合，凭什么称为朋友，这是第四不可。圣贤的经训，本来是用来教人实践的，如今却只把它当作谋求利禄的工具，对于自身心性的省察毫不在意。《诗经》说：“孔子说，就请教各位先生；至于立心、修身、处事、待人，却任凭自己的私意，放纵行事，先生便无从参与了。”门下的人一旦用经训来匡正他，他便口头答应而心里反对，当面称是背后非议，大都把经训当作迂阔而轻视，这在我门下的人中何尝不是如此？这是第五不可。我想到自己才干不足，实际修养也没有显著成就，徒然絮叨，不能取得信任。来这里的人必定借乡里尊长来临门逼迫我；我既不敢违抗命令，门下的人又不能在一天之内严厉驱逐、坚决送走。因此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全部陈述出来，没有一点隐瞒。乡里的尊长以及来到门下的士人，请体察我的这番鄙诚，他们进退去留，一定会有所安排。致阮乡亲 分别已久，思念很深，时常向东方来的人询问您的起居；也有人能够告诉我一些情况，稍稍慰藉远方的怀念。只是还不知道您近况如何？光彩夺目的灵芝，一年开三次花，您独自究竟要做什么呢？有志向却没有实现吗？这是宋人在筼筜壁上题的诗。朱文公看见后有所感触，题道：“百年匆匆能有多少时光？灵芝一年三秀究竟为了什么？晚年求道的金丹还没有消息，重又叹息筼筜壁上的诗。”不知道您的志向实现了没有？今年也已经晚了，求道的金丹有消息了吗？难道也有前人的感叹吗？文公所谓金丹，是借它比喻道；所谓没有消息，是谦辞，并不是说您真的把炉火之事长久放在心上，把一丁点药物白白放入梦中。究竟怎样呢？同年罗状元是位贤者，如今已经去世。他的亲属戴集稹来了，三万解军交割以后，幸望您促成他早日归去，十分感谢。致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我因病辞官向东归去，与您一别二十多年，虽然出仕和退隐道路不同，仰慕之心却从未懈怠。前些年敝邑曹生归来，承蒙您惠赐亲笔信和一缄名扇二握；把玩您的笔迹，挥扇迎来清风，仿佛当面相见。故人领受您的清教了。来信说钦因疾病辞官不起，奖许过分，实在不敢当。这只是我自知没有才干，稍稍安守愚拙本分罢了，惭愧惭愧。阁下凭宏才大德，乐于培育天下英才，却还不自我满足，屈意向我这个聋瞎之人求取意见，来针砭我的不足，真是天下人的师法楷模。周子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善人多，朝廷就端正，天下就能治理。”我不向年兄寄望，还能向谁寄望呢？小儿士谘还不懂得求学，但颇有这样的志愿，先生若能垂恩启发指导他，我将不胜荣幸。人参一斤，谨以此助作信礼，伏望笑纳，不一一叙说。寄给光禄时文泰 小儿去年回来后，后来再也没有收到您的信。时常从来京的乡人那里听到您的起居，想来您在官署余暇一定没有荒废阅读书史，并且同优秀的同僚讲论正学。这不仅能使您自己有所进步，还可以把它推广来教育子孙，不让他们仍然走俗学的旧路，这种益处也不小。关于农桑的各种书，以及从前听说的风车、车水灌田的方法和所谓一竿三钓之类，也可留心访问，以备将来归隐林下时使用。唯望您心领。致都阃王公

译昨天进见，承蒙您厚意款待并赐予教诲。您要让家人纺纱织布，并推广到城堡中的居民，这是很大的恩惠。因为这一带的人向来不懂这些，所以困苦于没有衣服。如果上级教导劝勉他们，使这一方没有一家不纺织，日后人人都能实现穿暖衣的愿望，不再有受冻号寒的痛苦，那么大人的恩泽将广大而久远，人们感激您的恩惠，便不只是有“五袴”之谣了。种桑种枣也有长远利益，不出三数年就能见到成效。又听说您想在府中建射圃，以考较射箭技艺，这也是大好事。以上各事都希望及时施行，这是边地的大幸。我担心公务繁多，您或许认为这些并不紧要，那就不是百姓的福气了。因此冒昧来信告知，唯望您明察留意。又 昨天承蒙您屈驾来访，并派人制止殴打旱孤桩的事情，已经制止了吗？冒昧写信问候。仅由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您有纳谏听善的德行。由此推广开去，所谓“喜好善行胜过天下”的境界就可以期待了，又有什么不能得到上级信任的可忧之处呢？不过由此反省，也可看出作为上位者，不能不明白事物的道理，诉讼不能全部相信，人们的言论不能不审察，处理事情不能不慎重。高明您对此应当有所省察了。冒昧写信告知。致马挥使 某人的母亲十分贫困，您一定已经慰问她了。按照赙赠的礼数，应当早些施行，以周济她的急难。听说您把我奉上的这封拙信贴在书斋墙上，这未必必要。像古代圣贤的格言至论，切合日常使用、有益于身心的，放在墙间，早晚观看，映入眼中，警策内心，这才会有所益处。现在我先把《近思录》中的几条话写给您送去，可以用来替代它。如果您还没有精通其中的义理，闲暇时来我这里，我当为您详细说明。怎么样？希望您回信。致邓都阃 听说您的舅父崔公子与某公子争田，久久还没有解决，双方都不是为了钱财，只是争一口气罢了。某公子我只听过名声而未曾相识，不敢直接劝他，万望您说一句话告诉您的舅父。平日人人称道崔公子，是因为他见识高远、气度宽宏，有超过常人的器量。如今却因为数亩田地不能让给乡里故旧，反而说田地不值得计较，只是对方没有好的说辞，所以不肯给他。像这样存心，作这样的议论，在当时固然不失为眼前的豪杰，却不知道我们孟夫子所谓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会奋发兴起的豪杰，果真也是这样吗？这里所谓“兴”，正是《大学》所说兴仁、兴让的“兴”，不是孟子所说兴兵结怨的“兴”。公子如今的行为，它的“兴”究竟像哪一种呢？公子的才识远胜常人，从前我曾把古人亲身实践、为己之学的道理告诉您的儿子，深蒙您接受。可是今天我们用来给子孙示范的行为，却在争夺而不在谦让。万一令郎习惯看见父亲这样做，不知道这是过错，反而仿效他，岂不是会蒙蔽他所遵循的道路，毁坏他的美好资质吗？父亲杀人报仇，儿子必然还会去抢劫，这就是古人防微慎始的深意。从前冯驩替孟尝君买取义名，用的是孟尝君所有的财物，而买来的却是他原本没有的义。劝公子舍弃田地而选择谦让，也正是这个道理。请阁下把这些话全部告诉他，可不可以，请批示。

译书写东莱格言之后以劝乡人 古代先贤教人做君子的方法，刚刚收录在《永乐大典·性理大全》中，最为简明扼要。读书的人固然可以学习，不读书的人得到这条简明扼要的真正方法，也同样可以学做君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人们所忧患的，只是不肯相信并谨慎地守持它罢了。能够坚定相信并谨慎守持，成为君子是很容易的。否则，即使博学而考中科举，跻身显贵荣耀，也只能称作贵人罢了，难道就能成为君子吗？致挥使马伯初 中所百户所的屯军尹端，死在窑河岸边。钦听说后，不忍心想把他深埋，因此想到近来设立了养济院，凡是孤老死去，都一定有棺材置办安葬。何况贤舅伯初大人作为一卫的父母官，更应当施行仁政来处理此事。钦所以不敢自作主张，谨此奉告，等待您决定可否。如果官府没有安排，验尸完毕后，我当买棺材为他安葬。这正是张子所说：“百姓都是我的同胞。”又说：“天下所有疲弱、残疾、穷困、孤独、鳏寡之人，都是我们兄弟中困苦而无处申诉的人。”我正是因此而做这件事。致马生翔 《论语》说：侍奉父母，父母有过错时要委婉劝谏；见父母的心意不接受，又要恭敬而不违逆；劳苦而不怨恨。《小学》说：父母有过错，儿子三次劝谏而父母不听，就号哭着跟随父母劝谏。又说：父母有过错，要低声下气、和颜悦色、用柔和的声音劝谏；劝谏如果不被接受，就更加恭敬、更加孝顺；父母高兴了便再劝谏，不高兴，与其使父母得罪乡党州闾，宁可反复劝谏。父母发怒不高兴，甚至把儿子打得流血，也不敢疾恨怨怒，仍要更加恭敬、更加孝顺。《孝经》说：士人有能直言规劝自己的朋友，就不会失去美好的名声；父亲有能直言规劝自己的儿子，就不会陷入不义。《孟子》说：有一个人，越国人张弓射他，他还谈笑着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关系疏远；如果他的哥哥张弓射他，他就流着眼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关系亲近。对哥哥尚且如此，何况父亲呢？《论语》又说：一时的愤怒，忘记自身，甚至连累父母。以上几条，都是翔平日所读所讲的，今天正应当谨慎遵守，用来侍奉父亲，使父亲感受到你的孝心，猛然悔悟，穿着彩衣起舞来娱乐祖母，舍弃危险走向安全，离开灾祸获得福气，这样或许不辜负令尊选择老师教育儿子的心意。乡人一定会说：马大舍尊重并明白老师的教训，用圣贤的道理劝父亲改过来尽孝，这是借你的孝成就令尊的孝，岂不是很美吗？推究其中的根源，既然是老师朋友所造成的，那么我这个小小的病夫也有一份责任。而翔如果不采用老师的话，不把圣贤的格言至论放在心上，不委婉劝谏，不号哭跟随父亲劝谏，劳苦时还怨恨，挨打流血时还怨恨，不更加恭敬孝顺，不反复耐心劝谏，果真因为一时愤怒而忘记自身并连累父亲，使父亲陷入不孝的境地，那么翔的罪过就大了。由于翔先不孝，以致父亲也陷于不孝，那么我这个做老师的不能善于教导而毁坏别人子弟的罪过，又怎么能逃脱呢？唯愿翔努力行孝尽爱，做一个以正道劝导父亲的孝子，以保全令尊晚年的善行，以成全祖母桑榆晚年的快乐，也使师门受到熏陶教化的光彩，这不是很伟大吗？唯愿翔努力实行。我与令尊是旧亲旧友，平素交情深厚，人人都知道。令尊虽说不喜欢听人劝说，但我的话他也未尝不接受。如今这件事劝他还没有听从，何况翔又聘娶士谘的女儿，只是旧日亲友，我本来就不避斧钺而进献逆耳之言，何况又成了今天的亲家呢？如果不知道以怨报怨是不义，那也就罢了；如果知道这是不义却不告诉他，那么病夫我自己就不是成人了。不是极其不仁的人，不能不把话告诉他，我怎么忍心成为这等人呢？提笔写来，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令尊如果想看，我当奉上给他看；如果不想看，你可以口头转述这些话。如果其中的义理有疑问，就亲自来，我为你详细讲解。

译把李汉章遗行写在他的挽卷上 成化丁亥年，李公汉章以户曹主事的身份被派去守京城门，与奉御、御史一同前往。当时奉御坐在正中，御史和主事分别坐在左右两侧，李公另列一席。奉御不同意，坚持要照旧安排，并且以不懂礼法来诋毁李公。李公说：“如果你是太少监，可以照旧。如今既然是奉御，另列一席才合礼。”奉御愤怒地说：“我应当把这件事告诉家公，难道我就不能在朝廷上说吗？”奉御向掌握权力的中贵人申诉，并托付司徒河间马公。马公召李公到部中询问，当面责问他。因此马公说：“你为什么不能随时势行事？还是秀才的意气，触犯别人招来祸患，不要连累我。”李公说：“以户曹主事的身份坐在奉御旁边，阿谀奉承内臣，实在是户曹的耻辱，所以不敢服从。倘若因此获罪，我甘心承受，岂敢连累堂尊呢？”马公知道不能改变他，便说：“任凭你这样做。”从此李公不在时，奉御总是把自己的座位降到旁边；李公一到，便命人把座位升回去。奉御来到，看见李公坐在那里，便不肯下坐，骑马离去。李公说：“你自便吧，我替你劳作。”始终没有丝毫屈服。等事情办完，奉御最终也不能加害他。当时钦忝居户科，承蒙李公不嫌弃，与他交往，亲耳听到这件事。李公就是这样的人，绝不是妄语之人。唉，从小事可以知道大节，从一个方面可以知道全部品格。像李公这样正直守节、刚强有气概的人，哪里还多得了吗？哪里还多得了吗？上天不肯留下这样的人，却让他早早去世，这可怎么办呢？嗣子癸丑进士梦龙防，和我儿士谘在京邸，请我作挽诗；我不会吟诗，只能流泪写下这些话送给他们。赠给以德范进士 耽误你跟随我游学的岁月太多，只把文字当作参加科举的事情。如今你回车归来，已经到了迟暮之年；如果再这样悠悠度日，到了老年又能怎么办呢？我自景泰丙子年忝领乡荐以来，以德当时就跟随我，以师礼尊敬我，直到今天三十多年，一直如一日。我惭愧自己不了解古人亲身实践、为己之学，不能用这种学问来教导他，白白辜负了以德一生尊敬我的心意，也辜负了他天赋淳厚的资质，使他只能取得科第而已。在当时的俗见中，人们固然认为以德因此成名，把功劳归于我；但我自己的惭愧，正是认为自己妄自窃取老师的名号，不能像古代君子之儒那样造就他，误人子弟的罪过无法逃避。我和以德年纪都已过半百，如今他回车归来，已经属于迟暮之年；如果再不努力，来日还有多少呢？这次远别，我作这首诗，是为了说明往年误导他的过错，也作为今后彼此勉励的计划。以德如果能深信我的鄙见，不把它当作迂阔，努力革除旧习，一心按照《小学》《大学》教人的方法，依照次序努力进修，将来在朝廷做官，就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在外任职，就使恩泽遍及百姓；无论出仕、退处、进退，都不离开正道，不愧为古代君子之儒。这样，往年误导他的罪过，或许可以稍稍减轻。将来倦游归来，更希望彼此交相修养，互相受益。朱子曾说：“即使到了六七十岁才觉悟，也应当站稳脚跟，从此做起。” 文公难道会欺骗我们吗？愿我们彼此共同努力。题写罗生君事迹：“仁政施于百姓，百姓就亲近他的上级，甚至愿为长官而死。” 题目 孟子这句话，不只是邹穆公应当引以为戒的借鉴，也是千万世身居上位者都应当坚定相信并努力实行的道理。后世读到他的书的人，把这个道理告诉君主，就是所谓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或许可以成为忠臣；把这个道理告诉父母，就是所谓以正道劝导父母，或许可以成为孝子。祥如今正在家居，还没有出仕，我当然不能不期望他成为孝子。祥啊，努力吧！认为自己的父母不能做到的人，就是伤害自己父母的人。祥难道也有这种忧惧吗？祥如果确实不把我的话看作迂阔，努力实行劝导父母走正道的孝行，将来得到任用时，他所表现的忠诚，也不过是由此推展出去罢了。难道还需要另外寻求吗？如果这样，我这个病夫的愿望就实现了。从前因文王施行仁政的文章，曾经有话告诉你，没有看见你领悟，所以再次申明。

译书写俞洪文之后 你所作的时文题目，没有一篇不是切合身心的。像这三个题目所说的，就是“通过依循正道深入探究而获得自得”，就是“君子保存仁义之心，因此不同于普通人”，而圣人又不同于君子。所谓文王爱护百姓深切而求道急切，终日勤勉不懈、从不自我满足的盛大心愿，哪一点不是切合我们自身身心的呢？如果能用这些来自我反省：我能否依循正道深入探究而获得自得？我能否像君子那样保存仁义而不同于普通人？还是把它抛弃了，和禽兽相差不远？舜和文王的行为就是这样。孟子曾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又引用公明仪的话说：“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那么舜、文王的圣德，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曾经有过学习他们的志向吗？用这些来自我反省，勉强自己努力实行，就是为自己的学问，没有走错道路，或许可以从此逐渐有所希望。如今却只是拿这些来作文，求取科第，完全不关涉身心。即使将来实现了所谋求的目标，也不过成为富贵之人罢了。上天赋予我们人的资质是这样的，我们却如此自我抛弃，难道不可悲吗？这个道理近来我多次告诉诸生，他们完全没有信从，不仅不相信，甚至不觉得疑惑。所以再次申明。致同年熊汝明 从前我在清丰时，多次承蒙您来信教诲。自从您迁官向西而行，音信便杳无踪影。我这个病人时时展开您的画图，玩味您的手迹，感念旧交、思念故人的心情不能停止。不知道这一生还能不能再与您相见交谈，像从前那样亲密，并且看到您在银台省处理政务吗？您东归时承蒙赠诗，以道德相期勉，我至今铭记在心，不敢忘记。只是独居日久，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恐怕最终辜负故人对我的深切期望。自从您向西而行，没听到您的政绩声誉；路远地偏，大概就是这样。即使只据清风推想，也可以知道您的惠政已经惠及百姓。不知近来有几个孩子？如果有上六七岁的人，便应当完全依照文公朱夫子《小学》的教法，步步教导他们进步，不应又像我们这一辈，走错道路，迷失之后再回头便困难了。小儿今年二十三岁，粗略通晓文理，所幸略知为己之学，与那些急切追逐时俗所好的人有所不同，因此冒昧像前面所说那样奉上忠告。对别人来说，这一定被认为是迂阔之谈；凭阁下的高明，想来一定知道它超越俗流。岐山县正统丙辰年考中进士的傅宽，被选为东昌通判，因获罪发配到敝处戍守。景泰年间，生曾跟随他学习科举之业，天顺初年获释归家，后来死在家中。他的子孙中还在世的，希望因您的缘故，派人把他们叫到官署察看；可以教导的，就资助他们入学；不能教导的，就周济照应一番，以此表明您不敢忘弃故师的心意，至幸至幸。如今朱仓宰失官归来，说明年想去凤翔拜访亲旧，所以写这封信送他归去，希望您回一封信，这是我极切的期望。碑帖书籍中，估计您那里有而我没有的，请惠赐一二种，我将十分感激。致史挥使国章 圣人作书，是教人阅读它、明白道理、修养自身，再把这些推及治理他人。武官虽然以武艺为重，但如果不读书明理，难道能够忠君报国，完全尽到臣子的道义吗？我所以恳切地劝你读书，就是这个原因。前些日子当面劝你，已经得到你答应实行。你说一天能读十行，一天能训解十个字。如果果真能够这样，半年之间训解的字义将达到二千，书就都可以读了。即使每天减少一半，每天训解五个字，一年之间也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如果不学习，一年之内一个字也不懂，直到老年，丝毫没有收益，难道不可悲吗？现在把《孙武子》送给你，这是你们武官的本经，是今天的急务，你可以立即读它。闲暇时再来，我为你解释其中的义理。以后还应当告诉你应该读哪些书，现在不告诉你，是怕你畏惧困难而产生疑惑畏缩之心。努力吧，努力吧。致邓都阃 钦没有才干，承蒙您误加举荐。母亲年老，我自身有病，辜负了您的厚意，惭愧惭愧。还希望您充实这种为国家荐举人才的心意，广泛询问、详细访求，不论地位显达还是卑微。假如得到合适的人才，就根据他才德大小，有的上报朝廷，有的荐给镇守，有的用来辅佐自己，有的委任防卫之职，用来主持军政。这是尽忠报国的大端。如果因为我没有才干、辜负您的厚意，便因此阻滞了您荐举贤才的心意，怎么可以呢？唯望您明察并努力谋划。致士谘帖子 替我查访那些卖儿卖女的人，叫什么姓名？果真欠了什么官府的债吗？如果是这样，就应当告诉督府，让督府下令免除；如果不告诉，就是辜负我平日对你的推重，也使我们同道获有薄待百姓的罪过。晏朝士我并不认识，一听说他的和诗，便后悔当时没有以白金十两赠给他送行。何况这里的百姓因为贫困卖女还债，使骨肉分离，难道肯不怜悯他们，吝惜三数两白金，忍心看他们陷入这样的绝境吗？两件事的轻重缓急、得失可否，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才知道。如果把这些话告诉上去，没有不听从的；即使女儿已经卖掉，为她赎回，也没有什么不能类推办理的。凡是欠府中钱财而不能偿还的人，都可以一概宽免，这也是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一端。若不献上忠告，是我们同道的罪过；已经告诉而不能实行，那就可以罢了。

译致韦中贵书 户科养病丁忧给事中侍生贺钦顿首上书，致钦差镇守辽东御马监太监韦公阁下：我私下认为，孝敬父母的人，也希望别人孝敬父母；忠于君主的人，也希望别人忠于君主。这就是推己及人，圣门所说的“恕”。钦私下愿意学习它。钦自从在家读书应试以来，不敢苟且迎合世俗，把荣身肥家作为追求，只希望无论处在什么职位，都尽到侍奉君主的忠诚。然而三十岁考中进士，三十一岁选为给事中，三十二岁就以疾病上告归去，并不是不喜欢做官，而是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就离去，这本来就是儒者进退的道理。退居以来二十多年，甘心守着田亩生活，再没有仕进之心，这是阁下深知的。不料今上即位，内阁大臣举荐人才，钦因愚忠误列首选，承蒙恩典升为陕西右参议，抚治商洛等处，提督官军民壮，兼分守汉中府地方，并赐敕谕加以告诫勉励。钦正想以自身有病、母亲年老为由具奏辞免，不幸老母亲已经去世。我私下想到，虽然身在忧病之中而不能赴任，但当日在科道任职时间不长，年资浅薄，参议的职名按理本不应接受，所以谨派小儿具奏辞免，请求收回恩命，并缴还敕谕。又想到钦虽然居家，仍忝居言官之职，幸逢圣明之君，有可以进言的事情却不进言，就是大不忠。因此谨陈四件事，稍稍补益国家，想以此来表达愚忠的万分之一。其中第一件说：遵循祖训来处置内官，是希望朝廷鉴察以往的过失，防范将来的制度，谨慎遵守太祖高皇帝亲自制定的《皇明祖训》中的治理原则。况且太祖高皇帝的训诫，就是古代圣帝明王的制度，并不是完全不用内官，不是不给他们俸禄，也不是不给他们品秩、不给他们富贵，而只是把他们用于内廷，使他们修行本应承担的职分罢了；不能把军国重权授予他们，使他们危害家国。修行本应承担的职分，便能长久保有俸禄品秩，不失富贵，也不会有逾越本分、干犯法纪的祸患；这就是上下相安、君臣相庆的原因。皇祖的训诫能够历经万世而没有弊害，正是因为如此。遵守它而不违背，不仅是我国家圣子神孙万万年无疆的福分，使内臣各安其分、守住俸禄品秩、保有富贵，永远不再发生像从前王振、喜宁、舒良、吉祥等人专权僭越、杀身亡家、灭宗赤族的祸患，实际上也是内臣万万年无疆的福分。然而钦私下想到，阁下虽然也是内臣，却身在边疆，身先士卒，亲自冒着箭石，奋勇争先，从年轻到壮年，再到如今老年。您与其他不理边事、欺下瞒上而镇守边疆的内臣完全不同。像阁下这样的人，确实是忠义为国、不偏私党羽的人。又听参戎罗帅曾说，阁下今年秋天决意辞去老职，请求解除边地任职；我对此更加敬仰。我认为，阁下解除个人的权力，固然已经看出善处，却还不能称为至善。哪里比得上充实您平日忠义为国、不偏私党羽的本心，上奏极力论述，使从今以后内臣都遵循太祖高皇帝祖训，这才是至善呢？像汉代内臣吕强，以忠直流芳后世，既恳切辞让属于自己的侯爵而不接受，又上疏直斥他的党羽玩弄权力、败坏国家，不应封侯，违背高祖的重誓，直到今天千百年间，他的美名和伟绩仍载入青史，传颂四方，应该与天地同样长久而不朽。阁下遍览前史，难道不知道吗？如今阁下忠义为国的本心，哪里比吕强逊色？难道可以让吕强独自在前代专美，而不努力向他看齐，求得与他相匹配、共同留下美名吗？况且人生在世，多数活不到百年；而能够千万年不朽，是因为忠义大节，对世道有功。阁下如今已经年过六十而将近七十，距离百年还能有多少时日？如果不趁现在谋求不朽之道，假如因迟疑而失去机会，难道不会成为终身的后悔、九泉之下的遗恨吗？有人说：“韦公平日厚待你，曾经称扬你来激励诸位士子；如今你这样做，一定会得罪韦公。你正居家，却得罪镇守重臣，难道不怕祸患吗？”钦回答说：“不是这样。公厚待我，并不是有什么私情，而是知道我愚忠罢了。正因为公忠诚，所以才与我相知。如今我的这个举动，正是愚忠所发；公的忠诚，正应当与我的心意相合，难道会偏私党羽而把它当作罪过吗？况且竭尽忠诚侍奉君主，是臣子的本分。我只知道尽到自己的本分罢了，哪里会计较祸福有没有呢？”又有人说：“你向君主进谏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告诉镇守内臣，让他替你向皇上进言？难道是担心自己的力量薄弱，反而想借他的党羽之力来攻击他们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我向君主进谏，是仰慕做忠臣；又告诉韦公，是因为知道他忠诚而不偏私党羽，力量足以实行此事，所以把它告诉他，使他也成就为忠臣。这就是蘧伯玉以独自做君子为耻，也符合我夫子所谓成全君子美德的意思，实在是我愿意学习并推己及人的恕道，哪里是说我的力量弱小而想借他的力量呢？” 为了消除这些疑问，所以把事情完整记录下来写成书信，并把吕强当时上给汉帝的奏疏一并抄录献给阁下。请您在静处让识字的人讲读几遍，决意实行它。使天下人都说：“韦公，就是当今的吕强。”这不是伟大吗？这不是伟大吗？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难道吕强做不到吗？唯望阁下努力，不要辜负我的一点期望。不过这件事，阁下如果能够深信我的愚见，不与别人商议便果断上奏实行，这是上策。与平日忠信正直、见识卓越的人商议，他们最终一定会赞成并促成，这是次策。如果同患得患失、同流合污、依靠您的衣食生活的人商议，那么谗言阿谀交相而起，怎么能成功？这就是下策。公一定要慎重啊！况且这些话，我先向君主进言，是因为当今君主圣明，足以采纳忠谏，所以不敢不说；又向公进言，是因为我知道公忠义，能够接受忠告，所以不能不说。这正是钦对待公并不轻率的地方。公不要忽视啊！公也应当自重啊！如果说：“这些话说得很好，但我不能实行。”那就辜负平生的忠义，不能像吕强那样排斥党羽而使自己的美名流传永世了。这难道叫作自重吗？千万年的功业声名，竟因一时裁决时不够勇敢而失去，难道不可痛惜吗？难道不可惋惜吗？我的话之所以恳切反复，是因为感情实在不能自已。唯望明公鉴察采纳，幸甚！幸甚！《医闾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医闾集》卷七 明 贺士谘 编 存稿 致陈声之 前些日子清河取得战功，可喜可贺。我这个病夫遗憾不能当面表达微薄的诚意。阁下一向忠勇，能够得到士卒拼死效力，如今遇敌果然取得成效，难道不是伟大吗？然而大丈夫忠君报国、建立功勋事业，正是在这个时候。羊山之捷只是开端，不可以此自满。严格号令，明确赏罚，谨慎训练，施布恩信，熟悉韬略，进一步求取作为将领应当做到而尚未做到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努力，那么所建立的功业应当轰轰烈烈，像古代贤将一样照耀史册。难道只是这样吗？从前劝阁下仿效种世衡的教射之法，阁下实行后也略见成效了。往年借给阁下的银两，现在铸造银牌二十面，每面重二钱，谨派人奉还，以便长期继续实行，将来应当取得成效，成为又一个种世衡。努力吧，努力吧，我只希望您心中明白。抄录《世衡射法》，写在这篇文字后面，以此告知陈声之。这段文字载于《警编政事类》中。我曾经举出这件事来告诉别人。相信古法的人很少，仿佛对此毫无所闻。只有前任都督李参戎公，曾经用银子制作箭靶来诱导射箭，大略采用了种世衡的方法。当时众人一致受到感化，人人都把弓箭当作要务。不幸没有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没能看到这件事取得最大的成效。如今我冒昧把它详细记录下来告诉你，只希望贤弟奋发勇敢地去做，不要被世俗的情面牵制。这样就会看到明显的成效已经达到，边疆更加牢固，职守能够充分履行，声誉更加隆盛，公众的评价也会归于你，荣升是可以预期的。办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使事业长久存在，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古人不会欺骗我们。吾弟努力吧。又说：关于用银子作箭靶来诱导射箭的详细情形，我没有听到。我的看法是，应当在教场设置一个箭靶，不必用银子制作，让想射箭的人先在这里练习，每天都这样做。至于种世衡的其他办法，是争夺差役和应当受杖责的人，让射中者得到优等差役并免除责罚。不知治理此地的人是否也曾实行过这些办法？不过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应当学习他的用意，凡是施行政令，都应当按照这个原则实行。自从写信以来，始终没有收到一个字的答复，这是过于谦逊的缘故；谦逊过头，就成为柔弱怯懦了。只有吾弟好好想一想。又说：听说道细河有很多善政，吾弟见到贤能的人便想着向他看齐，一定不会只是羡慕别人而甘心自我放弃。我曾见前辈不专凭自己的才能，而能采纳别人的长处。新施总兵任都指挥、镇守义州时，操练军队很有法度。义州军队中善于骑射的人很少，施公操练时，不分官军还是舍余，一概命令他们练习骑射。当时总戎韩公因边事被降为指挥同知，负责备御锦州，听说此事后派人去察看。没有几天，他的操练完全采用施公的方法，并不以向别人学习为嫌。因此韩公日后逐渐成为当时著名的将领。不知吾弟学习别人的长处时，是否也担心别人说我不如他呢？怎样？

译随手记。戊午年九月二十七日，在西门外防守时射箭。姓高的舍人自己说：“在边墙附近驻守十多天，回来以后在边墙附近驻守，也只是敷衍应付旧例罢了。被派去贴边驻守的人，多数有病；说生疮的，其实没有疮；说有病的，大多软弱怯懦，不能使用弓箭。偶尔有勇猛敏捷、能够射箭的，也不多。”他又说：“他驻守某台，台上有五名军士，其中三名是南方人，两人去取米。有两个敌军来攻打边台，各自拿着一面牌子自卫，反而命令南方人射箭。南方人推辞说不会射，而拿牌子的人竟然也不射。守台、贴台的人都不精干，像这样能行吗？” 九月，在西门外练习射箭。防二舍人刚从贴边驻守处回来，说：“前些日子，某千户率领我们十个人前往贴边，发现某人不能吃苦，只住了一夜就命令某人回来。我问：‘你驻守哪座台？’他说：‘清水台。’台上的军士都被敌人掳去了，却还派人去驻守它。台上军士少，本来可以驻守台子，现在却没有人了。驻守的人能独自居住吗？名义上说是贴边，实际上并没有去，只是有个可以住的地方，便住在那里罢了。” 做将领的，应当任用勇敢、智谋、忠义之士，分别承担心腹、头目和手足的职责。勇敢的人不退缩，富有智谋的人能够判断敌情，忠义的人能够为国家而不顾家庭，为君主而不顾自身，这样所得到的益处很多。如果用人失当，懦弱的人首先退逃，以此败坏民众的观感；没有谋略的人往往陷入迷惑而错失战机；不忠不义的人只知道贪图利益罢了。他们哪里知道忠于君主、报效国家、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的道理呢？将领用人，实在不能不谨慎。一队官军本应有二十五人，多的不过十四五人，少的只有五七人罢了，其余的人全都投到私人门下去了。军政如此，指望他们战胜敌人，不是很困难吗？长年不操练兵器，怎么能够精熟？军队贵在操练训练，使他们有勇气并懂得作战方法，这才可以。赏罚不明确，军士谁肯拼命效力？到了临阵之时，他们便退缩不前；有人取得首级，众人就跟着胡乱争抢。这样没有勇气、没有羞耻，实在太严重了！一个人获得敌人的首级，几十上百人便聚集来争夺，把斩首者压住，使他不能喘气，几乎要死去。等到把首级夺走的人，即使忍受着痛苦而取得了功劳，也因此不说出实情。做将领的明明知道这件事却不追究，又凭什么惩戒后来的人呢？我认为应当治罪于争夺首级的人，使他们有所警戒。这样以后有了惩罚，人人都会奋勇杀敌，不至于聚集在一起反而伤害自己人，并使本应斩首的敌人逃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争夺首级，是由争夺狩猎所得而造成的。能够禁止争夺猎物，争夺首级的行为自然就会停止。边城护城濠外，应当筑起土墙将城围住，屯营和栅栏要严密，平日常常巡视检查，以防盗贼翻越城墙。护城濠应当注水环绕城池，不宜空着。怀柔伯任职时，遇到久雨，派人召来王、马、陈、鲁、许等五六名千户、百户，对他们说：“连日下雨，我每天都挂念边地。你们几个人可以分别到某处疏通水口，千万谨慎！”朝廷的疆界、施某所辖的地方，都牵累到你们这些人。你们去治理几天，完成工程回来，他便设酒宴对他们说：“朝廷的疆土、施某所辖的地方，劳烦你们了。”饮酒完毕才遣散他们。后来做将官的，能够想到边事而且礼貌对待下属的，尤其少见。有人把这件事举出来告诉他，他却拒绝相信；有时即使相信，反而认为这样做会损害自己的威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六千百户〕 纪信是陕西鄠县的军余，通晓军法。白尚书在陕西用兵时，曾经信任他。翁泰、李锦，是威宁的学生，研治《周易》，有学问见识，立身行事不苟且。李锦曾寄居京师，有个王千户听说他贤能，想招他做入赘女婿，他没有答应。以上三人的事，是工科高文著说的。支禧是苏州昆山的学生，立身行事不苟且，对科举有不以为乐的想法。这件事是听同年徐文亮说的。陈先生是江西章贡人，隐居著述，不求世人知道。他步行一百多里为人治病，不接受报酬，即使六七十岁时仍然如此。他著有《韵书解》《周易》，据说他的《易》图次序与康节略有不同。韩先生幼伦，是通州卫的千户。他的兄长曾经学习应举之业，因为有司对待士人刻薄，便断绝了做官的念头，闭门读书，以著述自娱。这两人的事，是萧文明先生说的。御史张璹是云南人，曾经巡按福建。有一名县丞和一名驿丞一向贪婪暴虐，又善于逢迎，通过行贿结交上司，因此多年以来，巡按和按察官都被他们诱骗，不能罢免他们。张璹刚到任，首先就追查惩治他们，夺去了他们的官职。从此福建贪暴残酷、不能称职的人，大多望风逃走。一天在科署中，我和丘掌科谈到风宪官，丘掌科称赞张璹的威风和才干达到如此地步，并且说：“我如今四十多岁，所见到的御史只有这一个人。”于是又感叹人才难得。章德懋说：《论语》中“齐景公有马千驷”这一章，最能警醒启发人。又说：“应当把《西铭》作为自己的心腹之学。”他还曾说：“人怎么能够做到御史、给事中？既然得到了这个职位，如果不进言，那就是错过机会了。” 谢元吉说：人读圣贤之书，应当像看相书那样，这样才会有益。人看相书，书上说鼻子高而丰满就吉利，低而塌陷就凶险，便一定要用镜子照鼻子，自己考察说：‘我的鼻子究竟是高而丰满，还是低而塌陷？高而丰满就高兴，否则就忧愁。’书上又说面部端正丰满就吉利，偏斜狭窄就凶险，便用镜子照脸，自己考察说：‘我的脸究竟端正丰满，还是偏斜狭窄？端正丰满就高兴，否则就忧愁。’读圣贤书时，书上说仁义、礼智，以及不仁便不是义、违背礼便不是智，也应当一条条在自身反省：‘我果真有这些善行吗？我果真没有这些恶行吗？’以此作为自己的忧喜，并由此想着向贤者看齐。这样自我反省的力量，才差不多会有所收益。否则，即使把书诵读得十分熟练，记得十分丰富，对进德修业又有什么益处呢？对所管辖的人进行教训，必须经常用忠于君主、孝敬父母、报效国家的道理，以及进退、击刺的方法来启发他们；反复警告而不厌烦，这样才可以。

译每年都有敕令烧除荒草，是为了清除境外的荒草，使敌人远远逃避，哪里有烧除城内荒草的道理？我曾当面见过都司王备御大人，他说从来没有烧过，贤婿可以自己斟酌。将来城中没有烧柴，牛马没有谷草，需要荒草，修边的人员和马匹需要柴草，又从哪里得到呢？又如射箭这件事，贤婿不要说我已经会射，就必须在步下、马上都练习，每天都要操练。军士应当把抵御敌人放在心上，对于武艺本来就应当精益求精；而且凡是一言一语、一动一静，都应当专心把武事放在心上。讲求阵法、攻战、击刺，奋发尽忠、树立节操、消除祸患、安定边疆，一切实际事务，即使在游戏戏剧中也要以武事为内容。譬如李广喜爱射箭，宴席之间也把射箭当作游戏；而且凡是饮酒、演戏，也都选取忠勇之人的词曲和谈话来表现。时间久了便形成风气，人人都忠勇向义，对于安定边疆还有什么困难呢？往年巫总戎发布军令，凡是官军、舍余等人出城，都必须携带弓箭；没有弓箭的，不许放行。出城驾牛车的，每辆车必须有两个人拿着弓箭，才准许出城。直到现在，人们还称赞这项做法好。劝乡人练习射箭 种世衡刚到青涧城时，那里逼近敌境，守备单薄，柴草粮食都缺乏。种世衡用官府的钱借给商旅，让他们把物资运来，不问进出货物的数量。不久，仓库粮仓都充实了。他又教百姓和吏员练习射箭，即使僧人、道士和妇女也都练习。用银子制作箭靶，射中的人就给他银子。后来射中的人越来越多，银子的分量仍和原来一样，而箭靶逐渐变厚、变小了。有人争夺优等差役，便让他们射箭，射中的就给优等差役。有人犯了过失，也让他射箭，射中的便免除惩罚。因此人人都能射箭。等到几年以后，青涧城终于变得富裕强盛，在延州各寨中唯独不需要增补兵力、运输柴草粮食。这些内容都载于《警编政事类》。种世衡用诱导射箭的方法在青涧实行，几年以后，人人都成为精强的士兵，敌人不敢进犯。有人说：种世衡是宋代名将，青涧城是种世衡所统辖的地方，虽然说是用银靶诱导人射箭，但他还用威令在辖区内推行，谁敢不服从？所以他的成功容易，本来是应当如此的。如今您以给事中的身份养病在家，教导这件事最多只能实行于馆舍中的学生罢了，其他人谁会服从呢？我说：不是这样。我们州过去称作宜后，因为崇尚义气的人多，才改成现在的名称；难道从前崇尚义气的人多，今天就偏偏不是这样了吗？这件事由种世衡实行，有威令辅助，成功固然容易。如今让一个与人并无统属关系的闲居之人来实行，确实也很困难。然而不是说本州崇尚义气的人很多吗？崇尚义气的人多，那么即使没有威令，人们也会知道这是一件义举，勇敢地去做；这样成功难道不也容易吗？何况我们虽然有病居家，有时也能见到分守、备御、千总、百总、管军等各位官员。谈到这件事，他们一定会说：这是我们守土任职者的事，一个养病在家的儒官尚且去做，我们难道不能帮助他完成吗？他们必定下令城市乡村，凡是在官和不在官的一切人，都到某处练习射箭；射中的人，某人就以银靶、弓弦作为奖赏，不去的人予以惩罚。这样又何必担心不如种世衡那样有威令呢？三五年以后，人人都精通射箭，敌人不敢进入边境，边疆得以巩固，百姓得以安宁，共同享受太平，不是很好吗？我冒昧告诉本乡崇尚义气的各位君子，请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件事办成。后来人们一定会评论说：这项举措，是病人某某倡导的，当时某某官、某某贤士大夫帮助了他，因此用了三五年才成功办成这件美事。假如不是病人某某相信古法而不顾世俗，不怕讥笑，奋力倡导，几百年来的美好事业本来就没有人能够继承；假如不是各位崇尚义气的贤能官僚和士大夫帮助他，即使有人倡导，也不能取得成功。这样才不愧为我们义州的人，而义州人崇尚义气也确实有了证明，不是很伟大吗！又说：种世衡诱导射箭的方法最为完善。病人我怜悯人们生长在边疆，年纪和体力强壮时却不练习弓箭，突然遇到敌人，连逃跑奔窜都来不及，然而也没有办法免除祸患。因此我冒昧想采用种世衡的这个方法来劝导人们射箭，因为古代已经有明显成效，今天人们实行它难道会不成功吗？但是人们的见解并不一致。有人说：种世衡是将领，是拥有事权的人；将领有军令，有事权便有统辖管理的范围。青涧城是种世衡所有的土地，有土地就有财产，有财产就不担心银靶不能继续供应。在统辖之地实行军令，而银靶又取之不尽，这就是他几年之内能够成功的原因。您因病辞去给事中职务回乡，不像种世衡做将领那样拥有威令；居住在闲静的林下，与百姓没有关系，也不像种世衡那样拥有事权。您的田地不过几百亩，收入常常不足以供养家人，还要不时向别人借贷来补足，不像种世衡那样有土地、有财产，银靶取用不尽。凭着这三点都不如他，却想取得像他那样的成功，我看是困难的。我回答说：您的话并不是毫无见地，但只是知道其中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只知道形势所推动的结果，认为不得不这样，却不知道道理发展到最终，本来就不能不这样。这项举措如果达到人人都会射箭，那么人人都是精强的士兵，敌人怎么敢进入呢？这样可以保卫边疆，尽到报国的忠诚；可以保护父母，尽到为人子女的孝道；可以保全自身和家庭，成为有智慧的人；可以庇护乡党邻里，成为仁人。况且我们州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崇尚义气的人，这是一项合乎义的举措。自古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有射礼，全都把射礼看得很重要。以我们这里崇尚义气的士人来说，一听说病人我兴起这项义举来劝导大家，谁的心里不想成为忠、孝、仁、智之人呢？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勇气，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自然，哪里会困难呢？况且人心和天理人人都有，只是担心没有人启发感动他们罢了。如今这样反复恳切地告诉他们：射箭作为一项义举，是古代圣人所重视的。从今天看来，上可以忠于君主、孝敬父母，下可以保全自身并帮助他人。这样启发感动他们，他们自然容易服从。何况我们州崇尚义气的人很多呢？人人都这样去做义举，就会勇于去做；因为勇于去做，所以劝导就能达到极点；劝导达到极点，受到感发而振作起来的人就会更多，必将普遍实行。又何必只依靠形势的驱使和利益的诱惑呢？崇尚义气的人从利益那里求取什么呢？利益所能诱惑的，不过是乡村愚夫和小孩子罢了，又何必担心没有威令、没有事权、没有银靶来继续实行呢？

译从前我的老师孔子回答仲弓询问为政时说：选拔贤能的人。仲弓担心自己不知道哪些人贤能，孔子便说：选拔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人，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如今我们确实知道这项举措是一项义举，因此进行劝导、诱引，尽力做我们应当做的事，竭尽我们所拥有的力量。怎么知道我们州中拥有威令、事权、土地和财产的人，不会像种世衡那样驱使、诱导大家呢？那些崇尚义气的人，难道不会继续完成病人我所做的事吗？这样又何必担心不如种世衡呢？有人又说：‘您居闲在家，不从事您的儒业，也参与兵事，难道不怕统兵的人嫌弃吗？’我说：‘我们自己想，如果进身不能被朝廷任用，退居又不能使乡里受益，这是我们的耻辱。所以即使年老有病，也更加努力去做这件事，大概是想取得一点小小的补益，以免承担白白生存、徒然死亡的罪责。并不是要争名，并不是要争胜，哪里会有嫌疑呢？’有人又说：‘统兵的人不嫌弃您，您的话是对的；乡里的人难道不会说：“您想兴办义举，就应当自己出力，为什么还要以钱财连累我们呢？”’我说：‘以前已经说过了。蘧伯玉以独自做君子为耻；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所以才向各位崇尚义气的士大夫请求帮助。’有人唯唯诺诺地答应着退去，于是我把这些话编次起来，再郑重地告诉乡里崇尚义气的人。成化戊戌告祭四代祖先祝文 考察古代礼制，支子不能主持祭祀，由宗子主持祭祀，支子从旁辅助；即使不能亲自献祭，心里也可以安定。我的先祖世代是鄮人，洪武末年，先父来到辽东，在义州安家，生下我这个不孝之子。我蒙受先人的德行庇佑，读书考中科举，列职谏垣，因病请求在家食禄。四时祭祀如今只祭祀父亲和母亲，私心实在不安，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况且从我的祖父以上直到高祖、曾祖的坟墓都在鄮地，我不能前去巡视祭扫；伯父有孙子，但年老衰弱，不能振作，只能依靠族人，勉强免于饥寒，连祭祀礼仪都不能举行，由此可以推知其他情形。我私下想到家族的本源，惊惧得无地自容。古人制定礼制，大概是从义理出发；即使没有排列鼎俎，也只能暂且借用朝廷的台阶，难道能拘泥古代礼仪而抛弃先祖的祭祀吗？因此制作神主，恭敬地奉于祠堂，按时举行禴、祠、烝、尝四时祭祀，不敢有丝毫懈怠。愿尊贵的神灵明察不昧，前来凭依，享用我的孝诚，永远赐给我长远的福祉。谨以清酒，表达这番告祭之意，尚请享用。祭奠胡士宣的祭文 某年某月某日，居忧患病的贺钦派儿子士谘，谨备清酒作为祭品，前来祭奠胡秀才士宣的英灵，说：想你啊，你的品德刚正耿介、真诚淳厚；接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能够遵循正道。凡是世俗所趋向、所喜好的事，你百无一慕。听说你闭门斋居、幽静独处，便潜心于内在修养。想你进德修业已有根基，实在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来我门下游学的朋友，很少有人能与你相比。正当你勤勉不懈地进修，远大的器识正是你所期望的时候，为什么造物者竟吝于报偿你，使你早早夭折了呢？唉，我和你家世代结为姻亲；何况你的父亲和你，都曾来我门下游学。你的讣告忽然传来，我的眼泪沾湿了衣襟。我勉强支撑病体来哭你，内心摧折悲伤。从今以后便永远诀别，悠悠长存于无穷的岁月。我派你的朋友来祭奠你，并借此致辞，叙说我悲哀苦痛的情怀。你活着时，对于我的话没有不听从的。我现在告诉你，你一定要听我说。呜呼，悲哀啊！请享用这些祭品。《祭古墓文》某年某月某日，户科给事中贺钦派园丁朱纪，备下一只鸡和一杯酒作为祭品，恭敬地向前朝古墓主人的英灵告祭：今年夏天，园丁修建房屋掘土时，发现了石棺。无奈愚昧之人蒙蔽无知，没有把此事报告，反而把遗骨埋到别处，将石棺运进城中，卖给人作槽使用，用来喂养牲畜。只恨我没有德行教化家众，竟使园丁做出这种不仁之事。后来得知此事，才在年老之时改过，已经迟了；现在谨将遗骨放回原来的器物中，深深埋葬，牢固筑封，并用封土作记号，希望能够长久保存，再没有其他忧患。世道衰败、人情淡薄，残忍之事成为风气；拿石棺喂牲畜，到处都是这样。可曾想到古人，遗骨将被弃置在何处？我也是人，怎么忍心再使用这种石棺？怎样才能得到仁德之人在位，使施行政令时都能让遗骸归还原来的墓藏？只是我德薄力微，也只能悲痛哀怜罢了。谨派园丁斟酒谢罪，愿未曾泯灭的神灵鉴察这番诚意，请享用祭品。策问 问：设置马营，本来是为了屯驻军队、抵御敌人，是很好的办法。就辽东各城来说，营堡都还存在，但兴废情况各不相同。有的一城设有六营，骑兵每三营由一名都阃统领；有的一城设有数营，兴废各半，每营设置一名指挥。能否指明事实，评说其中的得失？以义州来说，有清河、义宁、镇边、青榆林、大安、绥远六营。为什么只保留它们的名称，却空无一人一骑？难道其他城池适宜恢复，而这里唯独适宜废弃吗？还是另有难以恢复的原因？有人说，正统年间，北方军队大举侵犯广宁，当时敌众我寡，便把各营军队收拢到城中；敌兵退去后本应恢复原状，却因循拖延，直到今天。事实果真如此吗？又有人说，六营的土地都很肥沃，每营设置步兵、骑兵二三百人，一边耕种，一边守卫；这样不仅可以消除边患，而且军士也能得到供养，实在是一举两得，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这种说法果真可行吗？如果恢复营制是对的，那么废弃营制就是错的；如果废弃营制是对的，那么恢复营制就是错的。这两者之中必有一个是正确的。请为我说明这些情况，以便告知负责边防事务的人。问：见到可以进兵的机会便进兵，知道困难便停止进兵，这是用兵的常道。孙子也说：“避开敌人的锐气；如果力量不如敌人，就应当设法避开。”又说：“弱小的敌人如果坚守，大敌便能将其擒获。”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本来就在于既能勇进又能退避，不能只知道进攻而不知道停止。可是，后世为什么会有拖延停留的法令呢？这种法令一实行，那么可以进兵的就进兵，不可以进兵的也不敢不进兵了。不可以进兵却不敢不进兵，这同所谓“避开敌人的锐气”和“力量不如敌人就设法避开”，难道不是相违背吗？汉光武从战乱中起兵而成为皇帝，却废除了行军拖延停留的法令，他果真是因为懂得用兵才这样做的吗？朱子撰写《通鉴纲目》时，把这件事大书在册，是认为这样做正确而加以称美吗？废除这种法令如果确实正确，那么如今任用将领出征，却又让不懂军事的人从旁监制、督促，难道不会有哥舒翰那样的失败吗？请明确说明这个道理。

译问：古代兵农不分，三时从事农业，一时讲习武事，也足以保卫国家、抵御外侮，成就良好的政治。后世把二者分开，以农民供养士兵；士兵则四季都处在行伍之中，操练军事，可以说专门从事军务了。为什么祸乱接连不断，反而比不上古代兵农不分的制度呢？难道专门从军反而不如兵农分业更能保卫国家、抵御外侮吗？还是另有说法？进入我朝以来，兵农分开固然不能重新合并。然而洪武、永乐年间，辽东的军队，八分从事农耕，二分守卫城池，边境也很坚固，外来侵扰没有发生。到了今天，农耕和守城的比例却反过来了。负责作战和守卫的人不能说不多，但有时仍然苦于各边受到侵扰，这是为什么？难道虽多却不精干吗？还是另有原因？用农耕来供养军队，以八分供养二分，是可以的。如今却反过来，因此需要用银两买粮、以盐折纳军需，想尽各种办法筹措，仍然不够。如今即使不能使兵农重新合而为一，如果能够恢复农耕八分、守城二分的比例，使负责作战守卫的士兵虽少而精，并且不必再依靠农耕之外的供给，边防没有忧患，国家的大笔耗费也能节省，一定有办法做到。请把这个办法告诉我。等到有关方面询问时，我愿意把它转告他们。《医闾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医闾集》卷八 明代贺士谘撰写 奏稿 以真诚实际的行动应对上天（奏疏） 户科给事中臣贺钦谨此上奏，论应天以实之事。臣深切看到，接连多年以来灾异不断发生，几乎没有一年不是如此；而今年尤其严重，从春天到夏天，有时风沙雾霾接连数日，有时黄色雾气遮蔽天空，有时狂风怒吼，有时日月都失去光辉。起初总是阴天而少有晴朗，后来又长久干旱而没有雷雨。阴阳失去秩序，气候错乱，上天降下的灾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难道不是人事没有修治所导致的吗？从前董仲舒回答汉武帝说：“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由此可见，上天眷顾保佑我国，仁爱我们的皇上，希望皇上因此恐惧警醒、修身反省，以享有亿万年的安定太平。近来礼部尚书姚夔等人详细陈述灾变的情状，请求修整朝廷内外的政务。皇上以诏书嘉奖他们的忠诚和爱国之心，并且说：“内廷的事情朕自己处置，外廷的事情再斟酌施行。”这就是陛下一念之间应天的实心。因此诏令下达的当天，阴暗昏晦顿时转为晴朗。后来陛下又因久旱而忧惧，亲自率领群臣斋戒三日，以回应上天的谴责。这又是陛下一念之间应天的实心。因此诏令下达的第二天，细雨应时而降。天与人的感应，为什么这样迅速呢？然而从那以后，风沙雾霾止息后又重新出现，旱情日益严重而令人忧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陛下应天的实心在先前谨慎，后来却懈怠了吗？还是群臣没有应天的实心，不能帮助陛下感通上天呢？不然，为什么前些日子的感应容易，而今天的感应却困难呢？《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放纵；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驰骋放荡。”这是说君主对于上天的变化不可不格外谨慎。就今天的情形来说，上天震怒而出现的变异已经十分严重，可陛下却正沉溺于游乐，喊声震动大地，鼓炮声震响天空；这种嬉戏放纵、驰骋放荡，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所谓应天的实心，究竟在哪里呢？《诗经》又说：“上天正遭逢艰难，不要这样欢娱；上天正发生动荡，不要这样懈怠喧扰。”这是说臣子对于上天的变化不可不格外谨慎。以今天的情形看来，上天的艰难和动荡已经十分严重，可朝廷上的大臣以及群臣，正怡然自得，安然不知道忧虑，只顾一味顺从，害怕违逆圣上的心意。陛下认为可以实行，他们也说可以实行；陛下认为不可实行，他们也说不可实行。诺诺应声的风气已经养成，完全没有直言争谏的操守。他们这样欢娱懈怠，还有什么能超过的吗？所谓以应天的实心辅佐君主、感通上天的臣子之心，又在哪里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今天感应困难，并

译不是天道难以感通，本来就是感通上天的心意还不够真切罢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想到天变的可畏，忧虑百姓的生命将要断绝，痛切惩戒前日已经发生的过失，发布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自身的诏书，笃实地树立感通上天的诚心，修养感通上天的真实德行，施行感通上天的实际政务。游宴的快乐，并不是严格谨慎、遵守上天警戒的做法，必须确实断绝它；不敢妄加无名的赏赐，因为那正是糟蹋上天所生万物，也必须确实停止，不可随意浪费。处理内廷事务，是为了端正天伦、繁衍宗族，必须确实谨守名分，广泛施行恩泽。经筵讲学，是为了明白天理、穷究道义，必须确实探究其中的纲要，以求融会贯通的妙处。君臣上下的情意不能沟通，就是天地闭塞不通，必须每天到便殿，接见群臣，反复讨论治国之道，使上下贯通。君子如果有在野的，就是上天之民中的贤者隐遁，应当起用；小人如果有在位的，就是上天事业中的蛀虫，应当罢黜。必须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再独自考察验证，切实地进用贤者，切实地罢黜小人。以至于每一项政令和行为的施行，以及一切出入起居的规范，都无不切实遵循上天自然的法则，不得有丝毫违背。像这样再下诏书，严厉责备文武群臣，斥责他们怠慢政事、荒废职守的罪过，为他们打开悔过自新的道路，使他们各自痛切反省，陈述过去的过失，勇于改正，努力追求将来的善行，务求一切实际，不做表面文章。对于那些有过错却不改正，不努力任职而荒废官守、妨害贤能、危害国家的人，应当罢免贬黜，以此激励其余的人。这样，君臣上下就会共同拥有应天的实心。凭借这种实心斋戒祈祷，就一定会像成汤在桑林祈雨那样，使大雨降临数千里；一定会像周宣王那样，没有哪个神灵不祭祀，使灾祸转变为祥瑞。上天之心有不欢悦的地方，天道有不顺畅的时候，天灾有不停息的时候，上天的恩泽有不降临的时候，臣是不相信的。臣以鄙陋庸愚之身充任言官，不能进献全部忠言以补益朝政，不能列举邪佞以铲除国家的蛀虫，以致造成这些灾祸，罪过大到不可胜诛，早晚忧惧惶恐，不知如何自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闭口不言，那么将来的灾祸一定不止于此，即使死上一万次，也不足以赎清尸位素餐、荒废职守的罪过。因此臣斗胆不避忌讳，冒死陈奏，恭敬地希望圣明的陛下察纳并亲自实行，那么天下万世都将感到无比幸运。这些话关系到陈述意见、消弭灾害的道理，不敢擅自作主，谨此上奏，请求裁决。自我弹劾奏疏 户科等给事中臣贺钦等谨此上奏，论自我弹劾之事。臣等深切看到，近来灾害接连发生，历时不止，因此才敢各自竭尽愚忠，错误地陈述自己的见解，请求下诏让文武群臣共同修身反省。此前所奏之事，奉到圣旨说：“言路从来没有被阻塞，修身反省的事情也从来不敢怠慢。朝廷各项事务都已经尽量节省了，君臣上下还要共同加强警戒，以挽回上天的意旨。”臣等谨此领受圣旨。臣深思，自古以来上天降下警戒，没有君臣能够共同修身反省而灾害仍不消除的。如今从春天到夏天，上天的意旨仍未转回，臣等因此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原来如今所谓修身反省，只有陛下一人罢了；其余大小臣子，起居如常，安然不知道畏惧。其中能够寝食不安、忧色显露于脸上、把国家和百姓放在心上的，能有几个人呢？像臣等这样鄙陋微末之人，滥居言官之位，平时闭口不言以求取容，上不能补益朝廷，下不能救济百姓，只是白白尸位素餐，以致灾害接连而来，荒废职守的罪过已经无从逃避。即使皇上度量如天地，不加以谴责罢黜，但按大义来衡量臣等，实在难以自容。如果还留恋俸禄、苟且安逸，阻塞言路，那么罪过就更加严重了。恭敬地希望皇上体察上天降下警戒的心意，俯允臣等的请求，将臣等今日即行放归田里，或许在位的诸臣能够知道警戒畏惧，改过修治，以挽回上天的意旨。这是臣等庸碌错误，起初冒昧求进；

译虽没有补益于清明的时代，最终能够勇于退隐，也还可以少一些对世俗的惭愧。这件事关系到言官荒废职守、自我弹劾并请求退职，事情的道理不敢擅自决定，谨此上奏，请求裁决。辞职陈言奏疏

译户科养病丁忧给事中臣贺钦谨此上奏，论辞职并陈述意见之事。臣是辽东都司广宁后屯卫籍贯的人，由卫学武生参加景泰七年山东布政司乡试考中，成化二年考中进士，成化三年二月选任户科给事中，在任办理事务至成化四年五月。当时大旱成灾，臣与本科给事中胡智、兵科给事中董旻等三人，认为自己滥居言路、荒废职守而招致灾害，便具奏自我弹劾，请求放归田里，希望在位诸臣知道警戒畏惧，改过修治，以挽回上天的意旨。特蒙先帝圣恩，不准臣退归。同年六月，臣因为不能谨慎调养疾病，患了风湿等病，调治三个月仍未痊愈，按照惯例停发俸禄，陈奏请求养病。蒙吏部题请批准回卫，于当年十二月到家，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臣一面调养病体，一面奉养老母；期间疾病稍有间歇、供养有余暇时，就指引后进的蒙学士子，勉励他们学习正当的经学，希望他们成为良材，能够为世所用，这也是臣报答国家万分之一的心意。臣终身的志愿不超过这些。如今遇到皇帝陛下大大继承洪大的基业，登临帝位，心地清明，各项政务都得到整治办理，内阁大臣顺承圣意，荐举人才，臣以愚钝错误地排在首列。蒙受恩典，授予臣陕西布政司右参议之职，抚治商洛等处，提督官军和民壮，并兼任分守汉中府地方。四月十六日，吏部发下一道文书，命令臣依照期限赴任。臣内心惶恐，不知如何是好。臣早年蒙受国家造就之恩，能够跟随在言官之后，却不能推明所学，以此引导君主治理国家，臣的罪过已经很多了。因病归乡奉养老亲二十多年，才安于自己的愚拙本分，甘愿老死于田园；如今又遇到陛下收录先朝旧臣，不按常规破格超擢，即使是那些高蹈远引的隐士处在这个职位，也应当出仕为世所用，何况臣一向怀有像犬马报效那样的心愿呢？只是当时臣的旧病还没有完全痊愈，何况臣的母亲郭氏年八十六岁，自二月初五日以来便卧病在床，病情日益危重。臣实为孤子，没有其他兄弟，正想具本陈述实情，辞去职务，请求恩准终身奉养老母；可是老母已于四月二十六日病故。她去世还不到一早晨，诏敕便已经到来，臣收起眼泪，换上服装，出门迎接，叩拜接受诏命，感激悲痛，心中实在无法承受。因此臣当日在科任职，历年领俸不过一年半，按任年和劳绩计算，实在浅薄；突然升任方面大员，按道义实在难以安心。臣斗胆倾吐诚挚心意，冒犯天听，恭敬地请求圣上慈悲，收回新近下达的参议任命。如果皇上的恩命能够允许臣仍以旧职养病守制，等日后服丧期满，幸而疾病痊愈，臣岂敢忘记天地般的恩德，而不图以犬马之力报效呢？虽然如此，圣明的君主难以遇到，病弱的身体也难以保全，臣实在担心一旦先于朝露消逝，那么报恩的话就徒然成为空话，到了九泉之下，能够瞑目吗？因此臣的身体固然不能冒犯礼法而出仕，但言语却不能不及时进献。臣怎么敢拘泥于居丧期间不进言的礼节，默默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呢？恭敬地想到，陛下初掌政权便接纳谏言，许多意见都得以施行。臣如今不敢琐碎罗列细节，再次烦扰圣听，只谨慎选择今天最为迫切、最为重要、最为重大、最为根本，而诸臣尚未谈到或谈论得还不充分的四件事，冒死为陛下陈述：第一，用真正的儒者辅导圣学。臣私下认为，君主要治理天下，想求得四海安定，就应当尽力实行君主之道；想尽力实行君主之道，就应当讲习圣王之学。圣王之学是什么学呢？就是所谓《大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它的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它的条目。唐、虞、三代之所以上层政治隆盛、下层风俗美善，都是因为君主得到了这种学问。汉、唐以来，治理天下之所以不如古代，坏乱相继发生，是因为君主没有得到这种学问。为什么呢？掌握了这种学问，君主之道就能充分实现；没有掌握这种学问，君主之道就会偏离，这就是治乱由此分判的原因。这就是《大学》：经文由孔子撰作，传文出于曾氏，程子加以表彰阐明，朱子编次并作补注，西山真氏又从而推演其义，实际上经史之学无不完备。它记载在方册之中，昭然明白，本来不需要后人再作赘言，而且也是陛下曾经讲读过的书。臣如今再次举它来进言，并非不知道陛下曾经讲读过，而是出于区区爱君的诚心，只希望陛下不要拘泥于世俗儒者口耳相传、专事辞章的习气，不要被鄙陋之人所谓古道难行的话所迷惑，不要只是讲明它而不能深信，也不要只是深信而不能切实奉行；遵循其中清楚的条目，循序渐进地用功，那么《大学》所说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道理，就不只在书册之中，而会存在于陛下自身了。这样的话，君主之道哪里会有不能充分实现的？天下哪里会有不能治理好的？因此，今日的当务之急，没有比讲学更重要的；而经筵劝讲的官员，也就是所谓师友之臣，尤其应当访求真正的儒者来充任，不应苟且让世俗儒者混杂其中。所谓真儒，是把求学用来成就自己，既有知识又能实行，不从事空洞言论的人。所谓俗儒，是把求学用来求取名声，只是知道而不实行，只致力于口耳相传、辞章文饰的人。伏望陛下留心详察：今日经筵劝讲的臣子，究竟是真儒，还是俗儒？如果是真儒，必能积累诚意感动君主，以恰当方法开导君主，涵养圣明资质，熏陶圣明性情，开发聪明才智，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又何必担忧圣学不能成就、君道不能充分实现呢？如果是俗儒，也不过徒然具备劝讲的虚文，没有匡正君主的实际德行；只要他们不阿谀逢迎、进谗献媚、当面奉承，也就算可以了，又怎能指望他们对圣学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呢？这样看来，圣学能否成就、君道能否充分实现、天下能否得到治理，全都系于经筵讲官，竟是如此。因此，陛下今日对于真儒、俗儒的辨别，难道可以不明察吗？在任用、黜退、取舍之际，难道可以稍有差错吗？伏望陛下大施明断，天下幸甚。二是荐举贤才以辅佐治道。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没有比求取贤才更急迫的；臣下忠于君主，也没有比荐举贤才更重要。伏望陛下即位之初下诏求取贤才，以辅佐治化，这可见陛下有强烈的求治之心，掌握了实现大治的要道。

译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至于你所不知道的人，别人难道不会举荐吗？’臣岂敢不把臣所知道的人荐给陛下？臣早年在科举任职时，接见过广东新会县历事监生陈献章。他天性高明，学术纯正，不是专事记诵辞章之流，实在是身体力行、从实践中获得心得的人；有匡正君主的德行，有经世济民的才能，确实是当代的大贤，应当成为士大夫的表率。臣在京师接触的人很多了，却没有见过有超过他的。自成化十五年以来，广东左布政使彭韶、钦差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右都御史朱英，先后具奏荐举他的才德。吏部移文有关部门，按照礼制征召送他入京。成化十九年三月，他到京朝见，因为自己有病、母亲年老，陈请留在家中终养，承蒙朝廷授予他翰林检讨，让他终养母亲。病愈后仍应来任职，到现在已经六年了。不知陈献章从前的疾病已经痊愈，母亲的奉养是否已经结束。伏望陛下以非同寻常的礼遇起用这位非同寻常的贤人，召他到便殿，向他询问治理天下、实现太平的大道，以观察他的谋略；授予他政事，以检验他的才能见识。如果他的贤能果真如臣所说，伏望陛下或任用他进入内阁，参与重大政务；或者任用他担任经筵官，使他培养君主的德性。臣敢说，不出三五年，太平之治就一定可以实现。因为陈献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丝毫不肯苟且，而世上那些喜欢放纵、厌恶拘束检点的人，大多嫉恨他。陈献章认为知而必行才是正学，而世上那些只注重口耳相传、崇尚辞章的人，大多嫉恨他。陈献章安于退居，不求闻名显达，而世上那些贪恋利禄、喜欢奔走竞争的人，大多嫉恨他。只希望陛下察纳臣的言论，不被鄙夫俗儒迁惑，出自圣心裁断而坚决实行，这样天下就幸甚了。假如陈献章身体的疾病尚未痊愈，母亲的奉养尚未结束，确实不能出仕，也希望陛下虚心接纳人才，让他详细陈述匡正君主、改善风俗的方法以及兴利除害的办法。陛下深信并实行它，那么献章虽然身在家中，他的道理却已经施行于朝廷了。何况陈献章既然贤能，他所知道的人中一定有才能优秀、品行修洁、通晓治体的人。陛下命令他一一荐举出来，用以充实国家任用，难道不足以辅佐道化、实现太平吗？大抵贤才的产生，任何时代都有，只在于君主访求、任用得当与否。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访求他们，按照正确的道理对待他们，那么圣贤般的人才也将出来为世所用。还担心天下不能治理好吗？臣再请求陛下下诏晓谕内外大小群臣，尽心访求，各自荐举所知之人；凡确实才德学行特别出众的贤人，无论是山林隐逸、学校生徒，还是小官下职，都一律以礼厚重地遣送他们，集中到京师。依照明道程子的养贤办法，设置延英院来安置他们，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供给，使他们不至贫困；由大臣中贤能者主持其事，只以奉诏应召命名，不立即授予官职。凡朝廷政事、典章礼制，都让他们加以考订，并让执政和近侍之臣相互同他们讲论。例如学政，就讨论程明道关于学校的论说、程伊川考订学制的意见；如贡举，就讨论朱文公的《贡举私议》；如经筵，就讨论程伊川的《经筵奏札》。一定要使今日的学政、贡举、经筵，都符合程朱最为恰当的定论，以革除近世浮华浅陋的风气。这样，那么同陛下近日采纳太学生的意见、把文公《家礼》推行天下、革除佛教千百年积弊相比，岂不是同样令人痛快吗？它对朝廷宗社、天下后世的益处，难道不大而且长远吗？何况这些贤人相互切磋日久，德行事业也会日益进步。陛下特意召见他们，考察他们的才识器能，那么几年之间，人的品格高下就会更加分明；然后根据他们才能的高下大小任用他们，天下贤才就会各以同类相引而进，陛下德政的美盛、雍熙的治理，完全可以与唐虞三代相媲美了。伏望陛下察纳而坚决实行，天下幸甚。三是遵循祖训来处置内官。臣听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内有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全都精选贤才来辅成治道。至于设置内官，《周礼》中有记载，称为内小臣、阍人、寺人、内竖，记载他们所掌管的事务，不过是整治内廷人员的礼仪事务、守护王宫中门的禁令、掌管女官的戒令以及内外传达命令而已。从未听说任用宦官在朝廷内外，使他们主持政务根本、掌握兵权的。尧舜三代的政治所以雍熙泰和，而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原因吗？到了秦汉以下，先王之道废弃，时君失政，宦官小人乘隙而入，窃弄国柄，使社稷倾危。自赵高导致秦朝灭亡以来，宦官之祸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汉代的弘恭、石显、单超、侯览，唐代的程元振、鱼朝恩、仇士良、李辅国，宋代的童贯、梁师成之流，都记载在史册上，不能一一列举。我想，太祖高皇帝深刻鉴察前代的过失，创立了万世不易的法度。朝廷内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部设置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州、县等衙门，分别治理天下各项事务。至于内府的监、司、局、库、衙门等设置，记载在《御制皇明祖训》的内官条中，记明其职掌，也不过是洒扫供养、饮食等物、礼仪筵宴、关防出入之事而已；同样没有干预朝政、掌握兵权的制度。太祖创制立法的善美，大概与古代帝王同条共贯，应当成为圣子神孙万世不变的法则。无奈后来守法日渐疏忽，宦官侥幸进用，内则掌管天下奏牍，得以参与重大政务；外则镇守各处地方，掌握兵权，于是造成内外交结，党羽众多，作威作福，窃取政柄，接受贿赂、招揽权势，卖官鬻狱，文官武将大多出自其门下；气焰熏灼，震动朝野，引用奸邪，排斥忠直，以至士风颓靡，国体受损，社稷倾危，百姓陷于水深火热。臣不敢远举，只把耳目所及、近年来危害政事尤其严重的情况说一说。

译正统年间有王振、喜宁，景泰年间有舒良、王诚，天顺年间有吉祥、牛玉，成化年间又有汪直、尚铭、梁芳、陈喜之流。这些人正当得志之时，正如《汉书》所说：行迹借公正为名，恩宠固结君主之心，中外都服从，上下都屏息；举动能够撼动山海，呼吸能够改变霜露。阿谀逢迎、曲意求取，就使三族都受到荣宠；直率行事、违逆心意，灾祸立即降临。因此，有的胁迫君主、在朝廷上叛变边境；有的主张更换太子，被禁锢在南内；有的图谋不轨，以贿赂交换后妃的支持；有的邀功生事，把毒害传播到边疆；有的倚仗宠信招揽权力，接受数额巨大的贿赂；有的引用旁门左道，蛊惑君心；有的引进淫巧之物，盗取内府财藏。这些人欺骗君主、误害国家、蛀蚀政事、祸害百姓，都是明明白白存在于人们耳目中的事实。以至国家根本屡次动摇而后又安定，宗庙社稷屡次危急而又重新安稳；如果不是祖宗在天之灵和上天极力保佑，必然会有臣子不忍说出的后果。如今恭逢皇帝陛下，远远遵循帝王的制度，近处遵守皇祖的规条。即位处理政务之初，各项制度都得到整顿，进用贤能，黜退奸邪，除去谗言，远离佞臣。那些危害政事的宦官，都被斥退流放，不让他们在身边；由此可见皇上确实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太平和谐的治理，指日可待，天下臣民没有不欣喜的。然而臣对此仍有忧虑。为什么呢？臣担心祖制尚未完全恢复，祸根尚未彻底铲除，一旦发作，就又恢复原状。伏望陛下深刻鉴察过去的弊病，永远断绝将来的祸患，发布诏令，明确晓谕内外。如今大小内官，都一律遵守太祖高皇帝的祖训。凡分别任职于监、司、局、库、诸门的，都各自按照规定修治本职，不许有丝毫干预朝政。所有在外镇守、监枪等内官，一概召回京师。既然称为内官，就只应处在内廷，却布置到四方，名实不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完全不是帝王的制度和皇祖的训示，决应迅速改正，不可迟疑。如果说在厂中访察事务的内官能够揭发官吏的奸贪，各边镇守的内官能够防察边将的奸宄，那就更加是没有思考了。自古圣帝明王，使天下人都能进谏，使四方的听闻都能通达，天下臣民都可以表达意见，内外情形没有丝毫遮蔽。奸贪官吏自然不能容身，各项政务和谐，百姓都能繁衍生息，何曾需要把访察的权力假借给宦官，让他们作威作福、危害家庭、凶害国家呢？何况他们借用公正的名义，来遂行奸邪的私欲；他们所访察的奸贪通常很小，而他们自己制造的奸贪却往往更大。他们查出的奸贪虽然能在眼前被清除，但自己制造的奸贪却会遗祸长远。偏听会滋生奸邪，独任会造成祸乱。成化年间汪直之流，就是可以借鉴的。各边将官，既有巡抚的都御史，又有巡按的御史，凡有奸宄，已经足以防备查处。如今却到处设置内官，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只会蛀坏军政，残虐军民；将官中贤能而懂得军事的，被他们拘束控制，该进时不能进，该停止时不能停止，往往有失败的忧患。将官中庸碌愚昧、奸诈贪婪的，则用贿赂相互结交，形成私党，肆意作奸作恶，更加无所顾忌。镇守将官既然贿赂镇守内官，镇守内官又常常用良马金宝贿赂朝中专擅权力的党羽。一旦有人说将官不称职，君主左右前后的人，谁不替他们周旋？他们的根基越发牢固，罪恶越发肆行，百姓受到祸害骚扰，不能安生；官军受到刻剥，苦于无处申诉。甚至隐匿边防军情，妄报边功，把有说成无，把虚说成实，欺骗朝廷，导致刑赏错误，却没有人为陛下进言，正是因为畏惧宦官的势力太重。假使各边没有这些内官，担任将官的人凭借什么敢这样做呢？即使偶有这种事，也不至于严重到如此地步，巡抚、巡按的官员早已向陛下报告并加以惩罚了。难道要使九重之上的陛下闭塞隔绝，什么也听不到吗？既然各边内官本想防察奸邪，反而成了奸宄聚集之地，陛下还可以把他们当作心腹来倚任吗？大抵内官大多邪恶，即使千百人中有一两个忠诚谨慎的，也不能让他们越过本分而干预军国政务。譬如妇人，即使贤能，也不能主持外事。如果国家让妇人参与政事，家庭让妇人干预家务，牝鸡司晨的灾祸很快就会到来。内官和妇人，实际是同一个道理。只要陛下遵循祖宗制度，一一革除这些做法，天下臣民哪有不欢欣鼓舞、歌颂圣德的？臣甘愿承受妄言之罪。今后凡有人敢奏请内官参与军国政事，就是奸党，伏乞皇上立法定罪，把这条明白写入典册，昭示天下后世，那么奸谋就会永远断绝。一定这样做，然后才算近处遵守皇祖的规条，丝毫不违远古帝王的法度，不违背大中至正，充分达到天理的至善和完美而没有丝毫私心；这不仅能增光祖宗，实在也可以与古代帝王相媲美。这样，祸乱的根本永远断绝，士气永远振作，言路永远畅通，贤才永远进用，百姓永远安定，国家根基永远牢固，世道永远太平，成为我国家圣子神孙万万年无穷无尽的福分，难道不是盛大之事吗？从前宦官专权而使国家败亡，自身和家族也随之毁灭。如今如果用正确的道理处置他们，使他们各自安守本分，保全俸禄，享有富贵，就能永远没有杀身、亡家、断宗、灭族的灾祸。这不仅是我国家无穷的福分，也是从今以后宦官无穷的福分。臣这篇言论，上合天理，下顺人心，远处不违背帝王之道，近处不违背祖宗之法。陛下在午朝听政时，不妨拿出臣的奏章给在廷群臣看，同时请出太祖高皇帝御制的《皇明祖训》，让近侍之臣宣读讲解。这样，凡是不私下结交内官、而忠于陛下的人，一定都会认为臣的话是对的，希望陛下迅速举措实行。那些认为臣的话荒谬的人，就是认为天理未必要相合、人心未必要顺应、帝王之道不必遵循、祖宗之法不必守护；他们是内官的党羽，陛下可以默默识别出来。至于内官中邪曲妄为的人，本来不可与之交谈；而平素忠义、果真如吕强、张承业那样的人，陛下也可以拿臣的奏章询问他们，他们也一定不会袒护自己的同党，反而会认为臣的话是对的，希望陛下成就这项大有作为的圣政。

译只愿陛下体察乾道刚健的精神，果断实行，天下幸甚，万世幸甚。四是兴修礼乐以教化天下。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把端正风俗放在首位。风俗善良，人们就容易行善而难于作恶；风俗不善，人们就难于行善而容易作恶。因此风俗善恶，实在是天下治乱所系的根本。《经》中说：‘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二帝三王的治理隆盛、风俗美善，达到太平和谐，是因为礼乐得其正道，天下归于一统。后世的治理教化逐渐衰败、风俗败坏混乱，是因为礼乐失去了正道，社会纷乱而没有统纪。那么礼乐的教化，岂不是端正风俗最为切要的事情吗？想我太祖高皇帝在天下安定、功业告成之时，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本来已经极其盛大了。然而由粗略进入精密、因简略而达到详备，不能不有待于后来的圣君。过去文王以大圣之德，在位百年而崩，还必须等待武王、周公继承发展，然后教化才能遍及天下，这也是事理形势的自然。如今我皇上在大业初继之时，广开视听，听取并采纳忠言，罢黜佛教虚妄荒诞的邪术，推行朱子丧葬的正理，真可说是守成业而达到盛治的圣明君主。只是初政的施行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完全完备，所以衰败的风俗仍然很多，旧习仍在，新的教化还没有充分建立。比如异端邪术，虽然说已经罢黜，但僧人、道士、寺观充斥朝廷内外，与过去没有区别；妖妄经书、邪僻学说蛊惑世人、欺骗百姓，仍然像昨天一样，病根没有拔除，日后必将滋长。丧葬正礼虽然说已经推行，但主管部门奉行时往往不能体察圣意。因此奢侈豪横、不守法度的人仍然很多，故意违背国家法令；丧葬中的幡幢制度僭越仿效朝廷，祭奠礼仪的奢侈超过谕祭十倍；有的饮酒吃肉，暗中举行佛事；有的趁着丧葬嫁娶，公开使用鼓乐。像这一类事情，不能一一列举，都是衰败的风俗因循未改的结果。至于冠礼、婚礼、祭祀等礼，有祖宗法令应当申明的，有《家礼》应当推行的，如今还没有见到一一施行来教化天下，而旧俗的弊病却日益翻新、日益盛大。孩子还在吃奶，就已经给他戴上巾帽，却不懂儿童的礼节；等到长大，终于愚昧无知，不知道成人之道。小时候不修习儿童礼节，长大后又不懂成人之道，那么不忠不孝，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这是冠礼不施行的弊病。婚聘嫁娶的礼制，使普通百姓向上攀比公卿；谈论财礼的风气，把本应和美结合的婚姻竟然完全当成商人交易。怀着僭越之心，受到财利诱惑，那么凡是窃取抢夺之事，只要力量做得到，还有什么不做的？这就是婚礼不施行的弊病。至于祭祀礼制不修，所以即使缙绅之家，也没有不顺从世俗、苟且简略的，何况普通百姓和年轻人，哪里懂得尊祖敬宗？因此制作木主的少，悬挂写有名号的纸幡的多；按礼祭祀的少，招来师巫惑乱人心的多。至于在家祭祀邪神、在外祈祷淫祀，弃置孝养父母之事，舍弃应当尽力的人伦事务的，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朝廷祭祀礼制不修，所以没有办法安定民心、统一民俗。臣请把淫祀中应当毁除的，试着陈述一二，请陛下择定。比如五岳、四渎、五镇等神，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的情状，与圣贤之道相合，全部去除前代封号中荒诞妄说的内容，恢复各神本来的名称，彻底洗除千年的鄙陋弊病，永远作为万世的成规。奈何后来虽然明诏昭然，鄙陋弊病却又重新发生？例如东岳泰山之神，只应称为泰山之灵，本来不是人鬼。春秋祭祀，只应设坛立主来祭祀它，怎么可以建造庙宇、塑造形貌，又沿用祖宗已经革除的荒诞封号呢？而且又另建庙宇，把它塑成夫妻，却不知道又要把哪座山作为它的配偶。这难道不是荒诞中的荒诞吗？从前季氏以大夫身份祭祀泰山，孔子尚且批评他僭越窃礼；为什么如今的平民百姓、盗贼娼妓都可以僭越、谄媚、亵渎而玷污它呢？鲁地如此，已经是不合礼制，何况辽东相距二千余里，也建造庙宇塑像祭祀，名为东岳行祠。山是最为安静的物体，它的神哪里有巡行的道理？况且又塑成十代阎罗的形象，表现锉、烧、舂、磨等刑罚情状，用来迷惑扰乱万民，荒诞相因，竟到了这种地步。又如关公的庙，只应建在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以及建立功业的地方，哪里适合遍布天下祭祀？如果认为关公平生忠义，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那么古代忠臣义士中，功劳和德行远远超过关公的很多，为什么偏偏只有关公适合这样普遍祭祀呢？又如真武，本来叫玄武，宋代因避讳而改成现在的名称。玄武是龟蛇，因北方虚宿、危宿的星象形状像龟蛇，所以取此名。如今各处建立庙宇，把它塑成人形，又另造龟蛇，称为二将。凡此类惑乱世人、欺骗百姓的，都应当拆毁。天下的淫祠，不知有几千万座。这就是那些愚昧百姓抛弃祭祀祖先，却去讨好野鬼邪神；废弃孝养父母，却从事符箓、巫觋之事；沿袭错误、承受谬误，习惯成风的原因。想要民俗善良，做得到吗？至于读书人没有廉耻操守，官吏多有奔走竞争的风气，商人日益崇尚奢华，工匠技艺日益趋向欺诈虚伪，这又是朝廷礼让教化尚未施行。回回降人之类，长久居住在中国的仍然很多，却不遵从王化，固守本地风俗。道友、师巫之流，偏离正道的，大都聚集门徒传授法术，惑乱百姓，这又是朝廷礼法尚未统一。礼制废弛的弊病如此之多，乐制废弛的弊病尤其不少。就朝廷的音乐来说，用于郊祀、宗庙等场合的，本来都是太常寺的雅乐，古朴平和，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至于教坊司的音乐，它的声调、仪容、节奏已经不是雅乐可比，而主管其事的人都是没有羞耻、丧失人伦、淫邪鄙陋之徒。尧舜三代掌管音乐的人，难道会任用这样的人吗？用这样的人制作这样的音乐，又把它用在朝廷之上、宴享之间，迷惑君心、辱没朝廷，也太严重了。还希望它能感化人心，使天下风俗和平，从而成就唐虞三代的治理吗？

译何况院本、杂剧之类，大多是淫邪戏谑、轻慢放纵的作品，正是所谓随时代变换的新声，引导欲望、增加悲愁的东西。难道不是荡涤人心、败坏风俗中最严重的吗？这些都是唐、宋直到元代以来因循未改的积弊。朝廷之上作为根本所在，而作为天下表率的地方竟然如此，因此淫邪的声音、不正的音乐在全国形成风气，没有人察觉它的过失。甚至有人高高搭起戏台，收钱演戏，使城中男女老少聚集观看，男女混杂相处，白白耗费民财，败坏扰乱民俗，而各处官司竟大略不加禁止。这难道是圣朝的美政吗？又如京师及各处的娼妓淫乐，它们流荡人心、败坏风俗，比上面所说的俗乐不止超过百倍。不知圣朝蓄养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郊祀天地神祇，不能使用这种淫秽的音乐；宗庙祭享祖先，不能使用这种淫秽的音乐；朝廷宴享，也不能使用这种淫秽的音乐。诸侯使用它，足以败坏自己的国家；大夫使用它，足以败坏自己的家族；士人、庶民使用它，足以败坏自身。这样看来，上至郊庙，下至庶民，全都不能使用。不知圣朝蓄养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况且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地，是各种教化的源头，是百姓取法的地方，是四方仰望的所在，必须树立规范、施行教化，使天下臣民一看见国家的风貌便奋然而起。若能像虞、芮朝见周文王后，争田的诉讼自然停止，那就可以了；怎么能设置三院来蓄养淫秽之物，成为天下人的陷阱呢？何况这些娼妓所穿的无非是锦绣衣服，所用的无非是金宝器物；淫邪的声音响彻街巷，妖艳的姿色照耀道路。因此即使文武官员、学校士子，也往往跌入这陷阱。何况富贵人家的子弟、经营生意的商贾、游荡不劳作的懒民，一看见这些东西，就随风而倒。既无廉耻，钱财也耗尽了，上不顾父母，下不顾妻子儿女。柔弱的人甚至流落乞食，死在道路上；强悍的人甚至劫财杀人，不畏惧国法。祸根不除，积习已久，后来可能造成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况且天子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天下百姓都是他的赤子。要养育百姓，就不能使一个人得不到安身立命之处；要教化百姓，就不能使一个人不能保全应有的人伦。所有这些娼妓艺人，同样都是陛下的赤子。为什么却像畜养禽兽一样对待他们，使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陷入聚麀的罪恶，而一点也不感到悲悯呢？恭敬地想，陛下拥有世所罕见的资质，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奋然认为唐虞三代的教化一定可以实行，认为今日最严重的弊病一定可以革除，不受因循驳杂的政令牵制，也不被鄙夫俗吏的言论迁惑。至于臣所说的冠婚丧祭之礼、淫声妖色的祸害，以及臣没有涉及或说得不尽的内容，详细记载在《大学衍义》和御制《性理大全》等书中。乞请命令经筵讲官一一详细讲说，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在圣心中洞然明白，丝毫不受迷惑。这样，对于祖法中应当申明的，就严厉下令申明；《家礼》中应当推行的，就详细周全地推行；异端邪术，一定防止并拔除病根，不能姑息；淫邪祠庙，一定查明审理后拆毁，不能因循。礼让教化尚未施行的，一定崇尚德教使它施行；礼法尚未统一的，一定严明政令使它统一。如今各种世俗弊病一一痛加革除，那么上至朝廷、下达四海，就没有不是大中至正的礼制了。至于教坊司的音乐如果还有不善之处，就访求懂得钟律的人加以改作；院本杂剧确实可以革除的，就制定为固定法令，永远革除。掌管音乐而从事淫邪的人，或者命令他们改过从善，或者更换他们，使他们散居各处成为平民。京师和各地的娼妓中原本没有丈夫的，就全部命令她们嫁人，从良；原本有丈夫的，不许她们像从前一样淫乱，使她们致力于纺织来谋求衣食，学习廉耻来保全人的伦常，那么淫秽污浊就会消除，转化为良善。公卿以下祭祀、宴饮之类，朝廷过去没有颁行合乎正道的音乐，所以人们都陷入世俗的淫邪之乐。如今应当逐步制定礼乐来教化天下，并把不正的淫乐一一革除，那么上至朝廷、下达四海，就都是尽善尽美的乐了。正礼雅乐应当由天子制定；这样，国家就不会政令各异，家庭就不会风俗不同，风俗自然会美善。风俗既然美善，民心就会自然向善；民心既然向善，天下的治理就可以与唐虞三代并美。哪里还会有失序、不和、动荡不安的忧患呢？如果有人说，世俗弊病积习已久，祖宗以来没有改过，如今不能突然革除，这就是因循苟且的论调，而不是善于继承、善于述行的孝道。我私下打个比方：治理田地的人，他的祖父不停地除草伐木，却没有完成整块田地；培育材木的人，他的祖父错误地舍弃梧桐楸树，却培养了酸枣荆棘。作为他们的子孙，究竟应当完成剩下的田地、改掉酸枣荆棘而成就继承发扬的孝道呢，还是只因循旧状就可以称为孝呢？这件事的道理明白显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如果一定认为承袭错误、沿着讹误前进就是孝，那么陛下从前就不必革除传奉之官，不必查问旁门左道之徒，不必惩罚进献珍玩的人，不必斥退危害政事的宦官，也不必收录被谏官贬黜的官员了。这难道合乎礼吗？由此说来，如今的各种弊病都一一革除才是正确的，因循不改并不正确；革除弊病才是孝，因循不改并不是孝。伏望陛下亲自出自圣心裁断而坚决实行，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以为六科给事中，是朝廷内近侍的言官。臣忝居这个职名，回卫养病，尚未被剥夺官职。虽然居住在家，仍然是官员。时机不允许进言，不进言也就罢了；可以进言却不进言，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职守？那么如今不进言，不仅辜负了言官的职责，实际上也辜负了我英明而大有作为的圣主。不忠的罪过，哪还有比这更大的呢？臣虽然极其愚钝，读书成为士人，对君臣大伦已经长期研习切磋，怎敢自暴自弃，招致严重的罪责于自身呢？

译这就是臣真情迫切的原因：并不因为退居、抱病而只顾个人私忧，却不能停止进言。所陈述的四件事，实在是愚臣二十多年静居山林、千虑之中偶有所得。当前的事务，最为迫切、最为重要、最为重大，确实没有比这些更优先的。伏望陛下察纳并坚决实行，那么圣学就会充分实现，大本就会树立；贤才得到任用，大政就会兴举；亲近的佞幸受到疏远，严重的弊病就会消除；礼乐得到修治，大化就会施行；雍熙泰和的治理，完全可以重新出现在今日。这不仅是愚臣一人的幸运，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大幸。臣冒犯天威，惶恐战栗至极，因此具备奏本，并将近来敕谕一道，专门派亲生儿子贺士谘携带捧送奏上，谨此具奏禀闻。成化戊子年六月二十六日，记载时事。慈懿皇太后去世，诏令内阁议论另行安葬，不附葬裕陵。当时大学士时等上疏说：‘大行慈懿皇太后今日附葬裕陵，等到皇太后万年之后附葬，也自然互不妨碍，不应产生嫌疑而另行议论，以致失去人伦大义。’皇太后不答应，坚持要另葬。皇上驾临文华殿，召集文武群臣晓谕此事，群臣无法回应，叩头后退下。当时科道官排列在后面听候圣谕，没有审察此事便退下。刑科左给事中毛弘面向北站立，用手拦住大学士时等说：‘当面进谏、在朝廷上争论，正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退下？’时等从容地回答了他。等到走出文华门，许多大臣径直离开，有的到了左顺门以西。科道官仍聚集在文华门西面商议，认为失去这次机会，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挽回的道理。科道官、礼部尚书夔等于是跪伏在文华门外不离去。当时大臣中还有许多人观望。礼科给事中张宾大声呼喊：‘诸位大臣平时身居高位，享受厚禄，接受国家深恩；如今朝廷有事，竟然不进谏，还要到哪里去？’众人才不敢不赶来。不久，司礼太监怀恩等出来，夔等迎上去哭着说：‘大行慈懿皇太后不附葬裕陵，是极其不可的事情，太监为什么不进谏呢？’ 怀恩说：‘我尚且不躲避死亡，诸公应当怎么办？’毛弘回答说：‘我们难道敢躲避死亡吗？今天幸好朝廷没有失去伦常，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否则导致日后宗社不安，即使全族都死了又有什么用呢？’怀恩说：‘我们每次进谏，太后总是发怒说：“你们是在逼我死。”万一太后果然因此身体不安，岂不是使我们陷君主于不孝吗？’毛弘说：‘按照正道劝导亲人，才可以称为孝。若迎合太后一时的意思，不因附葬而使太后得罪先帝，那就是陷亲人于不义，怎么能称为孝呢？’众官都哭起来，怀恩等也哭起来，哭声传到内廷。当时殿门虽然已经关闭，但皇上仍在殿中，原来是想察看群臣退下后如何进言。怀恩等停止哭泣，传谕群臣稍稍退下，等待再次上奏。众人退下后，各衙门的奏章接连送上。皇上亲自拿着奏章，太后知道群情不愿从命，于是答应了。皇上驾临文华殿，召集群臣，告知他们请命之事；太后已经答应，一切都按照群臣的意见办理。众人叩头高呼万岁，声音震动宫阙后退下。《医闾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医闾集》卷九 明代贺士谘撰 诗稿 自我警诫 战战兢兢，唯恐失足；一时一刻都不要放纵心思。不要说没有人看见，应当知道上帝正临视着你。又一首 求学若不谨慎，纵然笃实坚持到底，也只是空话。人与猩猩、鹦鹉没有区别，实在辜负了上天。又一首 我这一生有幸列身儒者之中，放纵的心却天天怎么能够收敛？圣贤之地可以到达，关键在于树立根本。我的田地已经荒芜，哪里还会有秋收？走到歧路而迷失在异国，不知道返回。建造房屋却没有地基，实在令人忧虑。年过半百，仍然如此；转眼光阴流逝，已经成为白头老人。又一首 圣贤的经典训诫，六经中有一本流传下来，万端道理却各不相同；我从未对片言只语精心用力，不知不觉这一生竟已成为老翁。如今才知道只在口舌上空谈的弊病，难以赶上身心实际践履的功夫。不要责怪回车已经迟暮，努力吧，径直想要到达崆峒。偶然写成 年纪老了，睡眠反而少；夜晚漫长，醒来的时候更多。土床烟火旁，盘腿坐着，默默吟诵。自我警诫 保持婴儿般的姿态，却谋划终身之事；别人知道这种事务，我却只求随同世俗；卑鄙污浊，日日趋向下流。又一首 具有大人的气度，思虑天下之事；祈求为上天所知，顾念与天理相合；境界高明而光大，在通天大道上放步前行。回答提问的人 你问我为什么寄居在西林？只是因为过去白白浪费了光阴。若想知道我如今真正的心意，请你仔细品读墙壁间的吟诗。和白沙的诗韵以抒发怀抱 当年在青琐门中寻找仕进之路，几次与你联辔前往圆丘。分别以来年老而一事无成，实在愧对天地间第一流的人物。有人把命运状况拿来给我看，我在后面写了一首绝句 一卧居云山三十年，饿了吃粗粝的饭，渴了饮清冽的泉水。这一生自信能够知晓命运，不要再拿我的出处进退去询问仙人。

译读书 清晨起身坐在小茅堂中，万事都与我无关，只点燃一炷香。展开书卷仔细观读前代圣人的深奥道理，哪里敢像世人那样以驰骋声名为狂妄追求。知道年老多病、年华短促，却无奈诗书的意味悠长。只愿在晚年略有所得，哪里肯随同流俗哀叹夕阳。抒发情怀 壮年时辞别青琐宫门，回到山中坐看白云。看着天时交替、盛衰代谢，断绝了对世事的听闻。用菽水奉养慈母，以诗书教导后辈。尚未能忘记自己的鄙陋，曾经进献微薄的芹菜。和鄱阳守愚丘先生的诗韵 声名利禄的沉重病患，幸好已经痊愈；烟霞山林的痼疾，又何必忧虑？这并不是因为逃避尘世、夸耀高尚节操；只是自己想要匡救时局，却缺少长远谋略。在宫门任职两年，白白窃取俸禄；在云山隐居十年，免得包藏羞惭。管宁本来就是辽东客，不愿再经过五凤楼。寄给大尹邵文明 长官辞去县令之职，赋闲归来，唯独喜爱幽静的花，亲手栽种。什么时候能与你共饮一樽酒、共同笑傲？到那时就在东篱边尽情观看带霜开放的菊花。古澄丁声远远道来访，作诗一首相赠，因此和答两首。太学中的陈东，天下都知道他敢于上疏抗争，不怕触犯当时权贵；若像陶彭泽那样弯腰屈服，又能成就什么事呢？回首闾山，心中有所思念。轩窗外的孤松，完整保全了晚年的节操；住宅旁的五株柳树，春风中舒展着枝条。归来仍是忘却机心的闲客，传话给沙鸥，不要徒然怀疑我。又一首 曾见过许多人，也曾听过许多话，旧日知交中又有几个人能够经受岁寒而不改？当时感念您从千里之外前来探访，慰藉我常年病中的思念。像元伯那样欢呼，准备鸡黍；又像子期静静聆听伯牙鼓琴。琴声相连，在床榻几旁听了好几夜，知心话说尽了群经中的多少疑难。答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如今只有大司成您，在岁暮之年还能保全旧日情谊；还奇怪您来信中没有一句警戒我的话。我独居时过失很多，又能依靠谁来纠正呢？挽悼同年罗一峯 二十年前我们一同考中进士，如今相隔数千里，只能叹息彼此离群。谁知竟成了永别，徒然面对画像，对着暮云流泪。戏赠友人张解州 先生极其爱好杜少陵的诗。正当他得意的时候，哪里知道还有六经？吟咏诗篇本来就是他所喜爱之事，但每一句话哪里肯轻易写下？若不符合这种格调，便终年不肯下笔。诗章写成后拿给别人看，苍劲古朴，多数人却不能理解。朋友中没有知音，只能抚摸诗稿独自叹息。因为这件事，他惩罚自己退出诗坛，酒量却依然无人能敌。我说扬子云的《太玄经》终究不会被埋没。如今暂时晦暗，后来应当显扬，劝您不要固执地认为必定如此。答守关陈司马谅之 一生碌碌无为，进退行藏之间，两鬓已经斑白。甘心在水边亭中等待终老。虽有匡救时局的志向，却迂拙无能，能有什么补益？学习道术却没有声名，醉意尚未醒来。鄙陋如我，哪里敢知道自己是否符合梦寐中的期望？您本来高明，却误加赞许，使我得以见到您的仪表法度。眼中最敬爱的是陈司马您；山海茫茫，唯有云树依旧青翠。萧文明来信寄来“光风”大字，作诗一首 故人亲手写下“光风”二字，远托征鸿寄到草堂；铁画银钩般的书法，姑且不论其中高雅深厚的情意，怎么可能当得起这样的赞誉呢？又一首 珍重啊，辽西海边的钓翁！您闲暇时挥写大字“光风”。字写成后没有寄给青云之上的贵客，却想起了平生好友贺克恭。寄给邵文明大尹 乡里曾经共同推举贤能，金榜题名时您更早登第。大尹有才，却还能够解下官印；在宫门任职没有补益，早早归田。利禄功名的风浪都与您无关，山林泉石的癖好也没有偏废。明明同在故乡却不能相见，面对闾山辽水，思念之情凄然。傅彦明兄弟久客维扬，作诗寄给他们。山人寄语三位公子：赶快买一只归舟，不要再留在南国。可知春色如锦，高堂上的父母却无奈白雪已经堆满头。满载黄金还是由命运决定，空手回家又有什么可羞惭的？我们兄弟、师生之间情分不浅，诗写成四韵，眼泪已经双双流下。伯初来访，留饮并赋诗 退居的士人正躺着，忽然听见传呼声，惊起后倒穿着鞋到门前迎接故人。久别重逢，欣喜相见；赋诗饮酒，彼此倾诉心意。寄给邵大尹【有防】长官爱菊，超过寻常情趣，比起东篱边嗅闻落英，只怕小偷窥见绝品，所以不让它开放花蕊，只观赏花茎。又一首 从前听说陶令有一张无弦琴，如今看见邵公有不开放的菊花。领会其中趣味，难道在声色之间吗？不同时代的长官，志趣却同出一辙。达孟卿挥使告诉我：我的舅父邵先生特别爱菊，有几种名贵品种，是辽东没有的，曾经被一个好事之徒派童仆偷走。那些幸存下来的菊花，此后每当花蕊将要开放，就总把它掐掉，不让它开花，只时时抚玩花茎，以此自得罢了。我听说后作此诗寄赠，因而想到古代有无弦之琴，如今有不花之菊，于是又写成一首绝句，一并抄录呈上。他日当面相见，还应当请问菊花真正的趣味究竟如何。依次用我与柱史余先生酬唱诗的韵。白沙老先生仙游已远，青简上留下的遗音，使人梦中多有追思。江海之间百年凝聚的灵气，流传于天地万古，滋润着后世。潜藏的蛟龙渐渐显现于黄金宫阙，凤凰飞去，只空留下翠竹的巢穴。西港如今有可亲的柱史先生，此心本来不被关山河流所隔。与友人在小庄宴饮 在宫门任职实在不堪，早早退隐，衰老之年幸而病体康健。分组比较射箭，倚着芳树；面对景色开酒，享受小庄的欢乐。不要说席上的杯盘粗劣，且欢喜壶中日月悠长。何况我们都是白发老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不如尽情徜徉。赠友人 是什么人经过我的钓鱼亭？原来是相交四十多年的故旧。羡慕您一篇奏章，使豺狼虎豹般的恶人得以在清明的时代止息。几度有凤凰鸣叫，您的寸心光明灿烂，足以昭示千古。万众都清清楚楚地看着您的这次行动，多少困顿衰病的人正盼望得到休养生息。不要因为声名利禄而辜负平生。有人请求推荐做官，题写在他信札后面 我半生经历荣辱，早已断绝了交游和消息；远在茅屋中，只有白云相伴。利禄场中的客人，为什么还要拿书信来扰乱幽居之人呢？世俗之人不读《小学》，因为科举考试不用它，所以作诗记下这件事。紫阳的《小学》，有谁读它？祭酒竟然教导也不能实行。心心念念只想着归于官位俸禄，却徒然说什么孝敬父母、敬畏神明。哭悼张东海 东溟居士的《金兰契》，笔势如龙蛇，写满了我家。病中一听说他顺应自然化去，抬头所见之处，眼泪纵横交错。赠达挥使 顾公的高雅操守，如坚冰和苦檗；邵县令辞去官职，采摘菊花。难怪您的品德美如玉；您是顾门的高足，又是邵家的外甥。和韵欢喜陈本仁来访 从前我和您共同谈论经书，情意投合。在北斗城与我分别后，十年之间您已经显达。听您吟诵一首诗，格外清幽。居然惊讶于高车驾临，惭愧自己多病，仍倒穿着鞋出门迎接。何况又遇到故人丁大尹，我们连床同坐，共同谈论平生。再次和鄱阳守愚丘先生的韵 在白云堆积之中安身，名利与远离尘世的生活毫不相干。静静翻阅书册，探看往代圣哲；常常用粗茶淡饭奉养慈亲。江山秀丽，使诗兴豪壮；窗户清幽，使琴调焕然一新。幸好有这样的闲适快乐，任凭别人沉醉于五陵春色。偶然写成 登上凌之水边，只见一竿竹子；水面浩荡，山势高耸。青▯归来，已经三十个秋天，闲云野鸟彼此追逐。白日漫长，午后困倦，便在茅轩中休息；声名利禄与我无关，内心自然满足。一生得到这样的生活，还需要什么呢？何况书香门第已有儿孙延续。和答同年董桂岩

译称病归来已经十年，在闲适生活中养成了野人的狂放。常常寻找瑶草配制药物，亲手剪下青荷制作衣裳。几曲枯桐在秋月下泛白，一竿修竹在暮烟中苍翠。镜湖本来就是我家的水面，还想驾一叶扁舟泛游于茫茫水天之间。又一首 仙崖上的老桂树，凛然经受风霜；嫩柳夭桃，哪里敢任意放纵。十年来长久思念，想念的人如美玉。什么时候才能再与你同穿衣裳、共叙情谊？在青山中隐迹，内心常常安泰；身居黄阁忧虑时局，两鬓容易苍白。时光日日月月流逝，随遇而安，怎肯让大道荒草茫茫？偶然作诗，借用白沙先生的韵，寄给丁大尹 自古以来，进退行藏贵在顺应时势，不要让旁人又生疑虑。《春秋》所体现的玄圣之道不是我的职责，推演先天的图画才是我的心愿。放言只谈道理，不评论人的长短；考察古代，只求明白大道的盛衰。幸而有箪食瓢饮，还能免于死亡，又何妨随自己的本分老去，耕田种地。寄语乡亲 带着酒壶想去名园赏花，试问如今春色已深还是尚浅？只要红花还没有落尽，便来花枝下聆听鸣禽。题《看山图》问您这位看山之人，在山中坐看了几个春天？想来您的方寸心中，已经没有一丝尘埃可以容纳。溪上茅亭，和士谘 钓台高处有一座小茅堂，退居之士在这里登临，岁月已经很长。假寐时不做入阁拜相的梦，无所营求时还笑白云奔忙。清风明月何须购买？绿水青山自然可以长久享有。三十年来没有外界事务，这颗心终于不再趋炎附势。叙述事情 匆匆之间，光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我仍然珍惜这些岁月。整日在茅轩中，没有尘俗事务；点燃一炷清香，读一卷书。题扇上《钓鱼图》江上的钓鱼老人，不知道家在何处。我遗憾自己未能在凌溪找到同伴，怎样才能和您一同前去，在那里共同居住呢？又一首 拄着手杖看闾山，垂下钓丝钓凌水。山头的宿雾散开了，水面上清风吹起。题画 云气涌动，青山仿佛也在摇动；桥横跨水面，碧绿的山涧斜向远方。幽居之人没有俗事，拄着手杖去看花。《墨室铭》墨应当是黑的，不可以是白的；粉应当是白的，不可以是黑的。粉是白色、墨是黑色，这是事物的常理；墨变白、粉变黑，就是反常和错误。人既然具有灵性，难道没有应守的法则吗？人若违背常理，就是大大的迷惑。题画猫 身躯像雪一样白，尾巴像墨一样黑，双眼像火炬，气势雄健威猛。主人家的老鼠成群吱叫，不仅夜里出游，白天也喧闹。你独自究竟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不去搏击它们？徒然装饰华美来取乐，白白窃取食物，白白窃取食物，竟然不想想自己的职责。题扇画 月光下，松树之间；清琴已经停止弹奏。倚着松树观看明月，什么尘俗之事能够干扰我呢？题晚菊 难道一定要花插满头才足以快乐？稍稍映入眼中便足以称奇。为什么不拿重阳酒来相对？孤寂地过了十多天，才见到这一枝菊花。在凌溪钓鱼 傍晚天气凉爽，骑着一匹马出行，到城西角落垂钓。蚯蚓用尽了，鲂鱼鲤鱼却只顾自在游动。偶尔钓到小鱼，轻重也不到一铢。放声高歌指向归途，得意之处难道在鱼吗？寄语乡人 从来退居之士尤其怜爱菊花，听说您家中的品种最为奇异。想带一壶酒前来赏花，却不知道哪一天才是花开的时节。题画莲 因循苟且已经六十年，还没有成为君子。花神如果有知，也应当替人感到羞耻。鱼矶偶然写成 是什么人在鱼矶上嘲笑我？这里本来只是荒僻之地的一根竹枝。纵然有竹节，里面却是空的。难怪长江之上举起钓竿也没有收获。题万佛堂壁 在陡峭的石壁上凿刻出万尊佛像，佛寺开创至今已经有几千个春秋。行走的小童不认识来访的幽居之客，误把他当作▯禅、前来询问佛法的人。又一首 云端的石洞可以栖身，清水环绕、群山围护，还能得到春色传来的消息。高僧不要嫌弃客人，西林寺曾经居住过著书之人。拟寄乡人 万里之外，慈亲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天涯游子却还要向南远行。也知道雁使飞去很难送达消息，难道会有乌鸦雏鸟忘恩负义、不报答生养之恩吗？吟诗的游子不要贪恋风光美好，归舟必须兼程昼夜航行。若在西湖听见杜鹃啼叫，声声都是劝您归来的深情。题《退休卷》五十年来，早早退休。三边的贤达之士，纷纷在卷首题诗。每当春日登上山寺，带着酒频频登临夜月楼。有时驾着钓艇在江上泛舟，整日把兵书收藏在箱箧中。常常怜悯李广没有知命之福，拼死征战一生，何曾做到列侯。题《华山高卧图》，续和丁声远的作品 在太华山峰顶睡了一个月，在洞庭湖外贴着天空飞行。若想知道动与静本来没有二致，不妨问问辽东的丁令威。赏花【有防】群芳都凋落了，花枝已经空了。游人往往怨恨东风，谁知道在寂寞的幽园里，仍有一树楸花鲜红。三月十九日，史三亲家在园舍置酒，来欣赏春日花卉。花落枝空，大家又有花期已晚的叹息。传杯饮酒很久后，起身比较射箭，又到邻园散步。忽然看见一树楸花，红白相间，十分可爱，同游者都尽情欢乐，直到傍晚才结束。因此作此诗，山人题记。先生坐在水亭中，三伏天也不知道暑热。多少正被炎热煎熬的人，哪里能够得到这样的闲适之处？题作水亭清凉之处 桥下的寒塘清澈，桥边的景物清幽。倚着防处闲适地得到诗句，不合世俗之人的情怀。题作小桥吟咏之处 种下四时花卉，终年香气不断。有空便打开酒樽，何必一定要等到佳节？题作花圃飘香之处 高楼时常登上一登，眼界开阔得没有边际。远望直到辽阔天空，凄然之间心有所思。题作晴楼远眺之处 《医闾集》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