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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国琛集》，明代唐枢编。上卷。刘基，括苍人。他博学多才，精通天文星象，立志安定祸乱，著有《郁离子》。当初拜见太祖时，他以天道规律说明后来者必胜，一句话便与太祖心意相合，于是被安置在帷幄之中，太祖多方面向他咨询请教，终于成就大业。刘公性情刚毅，慷慨而有大节；谈论天下安危时，正义之情显露在脸上，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每逢危急关头，他的正气和勇气便奋发出来，计谋立即制定，别人都无法窥测其中的机要。太祖常称他为“老先生”而不直呼其名，还说：“他就是我的子房。”后来封为诚意伯。李善长，定远人。太祖起兵初期谋取滁阳时，途中偶然与他交谈，觉得很合意，于是把他安置在帷幄中，让他掌管文书记录。不久郭子兴想把他召入自己麾下，李善长坚决不肯前往；从此直到任职终了，他掌管中书省，秘密谋划国事，地位显赫，成为群臣之长。凡是军机、粮饷以及开国以来的大制度，都由他参与谋划。到了推戴太祖称王、拥立为帝时，他审察德行、权衡时势，认定太祖是真正的君主，于是先后多次向天下臣民陈说此事。后来胡惟庸党案骤然发生，员外郎王国用、少卿陈汝辉上疏为李善长申冤，太祖因此感到悔恨。陶安，当涂人。太祖刚渡过长江时，他到军门迎接拜见，劝太祖攻取金陵，并以建立帝王救济天下的功业相期许。天下平定、定都之后，太祖设立礼局、乐局二处，首先任命陶公为学士，一代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大多由他制定。说他是开国儒臣的宗师，大概可以吧？李习、朱善、吴沉、王逵、王景、朱升、苏伯衡、危素、黄缙、徐一夔、鲍恂、刘仲实、刘三吾、詹同、葛钧、潘廷坚、秦裕伯、陈桱、李翀、张以宁、牛谅、贝琼等人，有的文辞胜过才用而不合实用，有的才力有限而不能融会贯通，有的固守成见、自以为是，有的器量狭窄而难以施展，有的年老而未能有所成就，都只能算是陶公的后辈。夺取天下在于认识形势，治理天下在于认识事务，安定天下在于认识根本；这三种认识都具备，才能辅佐真正的君主。因此，一个时代的兴盛，必然有一个时代的辅佐之臣。刘基后来首先提出并统合群策，李善长以国老身份调和诸将，陶安用儒术修饰吏治，这些都是君主预先具备而能善加任用的人。刘基精深的才智如果没有子房那样的内在涵养，便不能辟谷，也难免遭到庸臣毒杀的惨祸；韩国侯张良早年退隐，几乎就是如此。而他的志向又受功业和见识牵制，时而依违于当时人物之间，最终也受到牵累。姑孰陶安以经学修养掩盖了更大的才用，自知在三方面都不如人，不久也出任地方守令、行省官职；不能发扬自己的事业和见识，反而轻视自身的光明，这难道不是智者千虑中的失误吗？武宁王徐达，凤阳人。太祖起义兵时，他首先来拜见并归附麾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超过群英，于是被任命为统帅，跟随太祖渡江，平定金陵；在中枢谋划、统率四方征战，帷幄指挥百战，从西到东、从南到北，谋划无不成功，攻打无不克胜。徐王言语简洁而思虑精密，命令一经发出便不会改变，诸将都敬谨听命。军队所到之处，攻城不屠杀，接受投降不杀人，取得成功也不自夸。直到封取姑苏府库、安置胡宫美人时，他也不取财宝，忠诚志向没有瑕疵，实在不是常人所能同日而语的。忠武王常遇春，怀远人。他忠信、智慧、勇武，臂力举世无双；辅佐太祖迅速渡过长江，如雷霆击打、电光扫荡东南各郡县，逐一平定。攻下兖州、豫州以后，便商议北征。到达通州时，他禁止侵扰暴行，专心安抚百姓，使百姓感觉不到战争，市场也照常营业，因此人们都像敬爱父母一样爱戴他。于是继续进军收取燕都，不久平定河东，进入秦地，又率军攻破开平，俘获大量敌人后返回。武顺王邓愈，泗州人。他勇力过人，能够奉行法令，并且以恩惠体恤部下。跟随太祖渡江后，奉命守卫广德，谢长枪率贼攻城，他将其大败。调往宣州驻守后，率军攻克徽州，击破苗军、杨军等十余万人的进攻，于是攻取严州，进军浙江临安，在闲林寨大败张姓贼寇，击退伪汉部将，奉命镇守饶州。后来在江州讨伐陈友谅，攻下江西后留在那里镇守。又出镇襄阳，向西抵达巴蜀，向北控制河洛，在定西大败王保保，向南平定溪洞，穷追番部直到昆仑山。而广德、宣州、徽州、严州、饶州、抚州、南昌、襄阳八州的百姓，对他的恩德尤其深厚。岐阳王李文忠，盱眙人。他是太祖姐姐的儿子，十二岁时母亲去世，由太祖抚养，年少便能从事战斗。起初守卫并攻取池州、太平以及浙江的杭州、严州，东面抵御伪吴，西面对抗伪汉。金华苗獠杀死胡大海后，李文忠率军赶去追击吴军；吴军以二十万人进攻新城，李文忠与之交战，冲入敌阵中格杀，终于击溃敌军。不久率军北伐，俘获元朝皇孙和宫妃，又调往西蜀镇守。后来辅佐中山王驰骋山后地区，抵达白登、三不剌，攻打大宁、高州、大石崖，都取得胜利。李文忠退兵闲居时，恭谨谦和如同儒士，尤其沉迷群书，对声色之事淡然无心。襄武王汤和，凤阳人。他骁勇而富有谋略，起初跟随郭子兴。太祖攻取和州后，汤和便全心归附太祖。跟随渡江，攻克常州、江阴，平定姑苏，劝降方国珍，消灭姚大胆，逐步平定闽中各郡；与中山王一起北征赵、代，又攻下蜀地，讨伐五开山的獠人。汤王临阵决断机宜，若有人谈及兵法，他便笑说那是拘泥古法；又善于修缮海上的砖城城郭，给后世留下许多恩泽。昭靖王沐英，凤阳人。八岁时归附太祖，太祖怜悯他孤苦年幼，便像养育儿子一样抚养他。十八岁时出镇镇江，声望和功绩都很突出；对内寄托心腹之任，对外掌握节钺，统率中原诸夏。向南平定闽越，擒获陈友定；向西攻取昆仑，远涉流河，掀动牂牁，践平夜郎，攻伐乌蛮，生擒叚世，攻下车里八百，平定缅甸，所到之处都以雄威俯视，于是留在那里镇守。沐王用仁德和智慧治理，兴办学校以显示礼教，教导官员遵守常法以显示制度，平均政役以显示安定，周遍抚恤、聚集百姓以显示亲厚；击破思伦法以显示威怒，面对俘虏和被割下的首级流泪以显示恩德。各部落感念仁德、服从义理，预先归附并安定输诚，收取当地贡赋，以充实军需。

译六王在开国元年所奏的功臣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了。论锋镝交战，不如行伍；论行伍征战，不如帷幄谋划；论帷幄谋划，又不如运用神武而不滥杀。因此其中确有值得取法之处。圣人因此洗心退藏于幽密之处，大概还有可以说的地方吧？人才济济，纵横驰骋、奋勇冲杀，曾经并不少见，但这些并不是当前最急于听说的，所以姑且把有关人物并列如下。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公爵六人：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侯爵二十八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原、郑遇春、费聚、吴良、吴贞、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铎、朱亮、傅友德、胡均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费聚。十七年所定的功劳次序中，功劳高、声望重，曾经统领军队的八人是：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冯胜、沐英、耿炳文、吴良。专门掌管簿书、听候指示的一人，是李善长。凭借义气而封为功臣的三人，是郑遇春、王志原、费聚。随军征讨有功的十九人是：周德兴、郭子兴、赵庸、仇成、李新、俞通源、谢成、张德、吴真、江兴祖、陈桓、张赫、朱寿、廖永忠、陈德、顾时、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凭自己的功劳建立功业的十五人是：傅友德、蓝玉、叶升、曹震、张温、王弼、郭英、曹兴、周武、吴复、金朝兴、薛显、胡海、张翼、朱亮祖。因父亲的功劳而封爵的四人是：常昇、康铎、陈辂、濮玙。归附而来的七人是：韩政、曹良臣、杨璟、陆聚、梅思祖、黄彬、胡均美。然而能够列入功臣庙享祀的只有二十一人：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冯国用、胡大海、赵德胜、华高、张德胜、俞通海、吴良、吴真、康茂才、曹良臣、吴复、耿再成、茆成、孙兴祖。直到今天，子孙仍能承袭封爵的，只有黔宁、 中山两家，其余都废止了。长史桂彦良通晓经史百家，谈论儒学十分纯熟。洪武六年被征召入朝，以平民身份获赐宴席，太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他回答说：“道在于内心；内心不正，好恶就会偏颇，赏罚就会失当，天下太平便没有期限。”他多次引用经书训诫进言，太祖每次都称好。有人因贪墨而败坏官职，依法判处死刑，桂彦良竭力进谏，认为应当依律处理；太祖又问法律施行的繁简。他回答说：“任用德治会宽逸，任用刑法会劳苦。”他曾进呈皇太子《心图》，又献上《太平十二策》。太祖说：“你是帝王的老师啊。” 陈遇，金陵人。他广泛研究经史，具有治理事务的才干。太祖召见他时礼遇非常隆重，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他每天侍奉于帷幄之中，坐得久了太祖必赐宴，有时还命人牵御马送他回去，甚至有三名骑卒护送车驾到他家。陈先生竭尽心力、吐露诚意，所提出的建议和所纠正的事情，全都是保卫国家、安定百姓的良策。太祖两次授予他学士职位，他坚决辞谢；授予侍郎，又坚决辞谢；授予礼部尚书，仍然坚决辞谢，于是太祖不再强迫他做官。太祖想授予他的儿子官职，他也辞谢不受。太祖对他的眷顾礼遇之隆，仅次于功臣和外戚。陈雅言，永丰人。他为人明达纯粹而刚正，有以才学报效世间的志向。深入研究经史，写文章充实丰富而有格调气势。他慷慨崇尚义气，能够急人之困，宁可损耗自己的所有也不在意。洪武年间任教谕。章溢，龙泉人。二十岁时跟随王叔刚交游，明白经世致用的学问，多次以平民身份召集乡民旅众，来抵御大祸。见到太祖后，被提升为佥管田司事，巡视江东、两淮；又任浙江、湖广按察司佥事；奉命征讨八蛮，镇守处州。他随任所到之处都勤勉办事，所作谋划无不符合实际。后来商议分屯军粮，阮德柔设置水军，章溢所谋划的文忠攻取建宁一事，丝毫没有差错，可惜没有受到重用。太祖只是让他承担安定祸乱的重任，任其奔走效力而已。官至御史中丞。许瑗，诸暨人。他好学而意志坚定，能够以忠信取得人们的信任，并且懂得攻取的策略。他以儒士身份拜见太祖，因而劝说道：“如今元朝的国运将尽，天下像鼎中沸水一样动荡，豪杰和有才勇的人，形势上都不可能独自安定。有勇有谋的人才能驾驭雄才，有奇特见识的人才能识别奇士。阁下想扫除僭越和动乱，如果不收揽英雄，就难以成功。”太祖深以为然，任命他为博士。不久他镇守太平，伪汉攻陷太平，许瑗不肯屈服，死于此难。有志之士奋发施展才华，不能没有经学义理作为根本；经学义理的功用实在太大了。然而迂腐的儒生拘泥古法，不以此为正确，只在心中注释辨说，这难道是善于穷究学问并使之致用吗？桂彦良、陈遇缺少施展才能的机会，章溢没有受到重用，而许瑗几乎因此灭亡；后世也许会怀疑他们拘泥于一端，然而他们作为根本的东西本来就在自身。太祖以不受拘碍的心态，随处听取意见并加以任用，他大概也是一时人物得以辅翼君主的原因吧。学士宋濂，金华人。他年轻时就仰慕古人的学问，研究经史，剖析精微的义理，同时广泛涉猎百家学说，完全掌握其中的要旨。于是把这些学问发为文章，文辞雄健瑰丽而温厚典雅，浩荡不息。元末为避战乱住在龙门山，太祖征召他入朝，对他非常眷顾。命他主管制定一代的典章文物，他奉诏挥笔编次，都完成得很好。后来撰述大部史籍，天下无论贤愚、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仰慕他。日本得到《潜溪集》后，在本国刻板印行；高丽、安南的使者购买他的公文，视之不亚于捧持璧玉。宋公为人坦率厚重、真实诚恳，不违逆他人；即使受人欺骗，也不计较。待制王祎，义乌人。他气概卓异，初次见他时，人们仿佛不敢接近；一旦同他说上一句话，他便显得情意和蔼。他对经史百家没有不研究到极深的，写文章宏大华丽而深沉雄健。太祖初渡长江时，以礼相待并任用他。洪武五年，奉命出使云南，劝说梁王投降，言辞严厉、义理正直，梁王和群臣惊骇相顾，已经有了投降的意思。恰逢元朝使者脱脱带着征收军饷的命令到来，想联合军队抵抗明军，便用危险的话逼迫梁王把王祎拘禁起来；一年多以后，王祎被杀。吴伯宗是洪武年间开科的状元，金溪人。他性情刚直不屈，不肯回避冲撞。胡惟庸获罪后，他被贬到凤阳，便上疏评论时政，指责胡惟庸的罪状，认为不应把政权独自交给他。后来被召回，不久又违逆圣旨，再次贬为教谕。又被召回，授为大学士，不久又因事情受到牵累，降为检讨。他当初参加科举时，有识之士看了他的文章，感叹说：“这个孩子的文章有玉的光彩、剑的锋气，终究无法掩盖。”后来果然如此。侍郎曾鲁，新淦人。他七岁就能背诵九经，稍长以后广泛阅读史籍，凡是古今国家的体制、政治的治乱、人才的忠奸、制度的沿革，都能够说得清楚。有人向他询问时，他的回答如同山川出云，层层呈现、接连铺陈。十九岁拜见虞伯生，虞伯生知道他学识广博，便反过来教导他归于简约。太祖起用曾鲁编修《元史》时，众人的议论纷纷沸腾，曾鲁逐条列举传记事实作答，当时人称赞他能以舌头当笔，宋濂则能以笔当舌。

译胡翰，金华人。他学问广博，没有不研究的；写文章明白简洁而严峻，议论常常出人意料，措辞洒脱，不落入粗俗的习气。他一向喜爱泉石山水，戴着幅巾、拄着短杖，著书自娱。有人劝他做官，他极力辞谢。太祖征聘他入朝，授为衢州教授，参与编修《元史》。他起初向吴渊颖学习古文，宋濂在科举学业方面有所成就后，写信招他一同求学。赵撝谦，余姚人。他一向追求古学，想探究天地造化的根源。洪武十二年被聘召到京城，参与修订《正韵》，因与同僚意见不合而归乡。洪武二十二年再次被征召，起用为琼州教授，撰写《琼台布学范》，传授《六书本义》，将声音和文字一并讲授；又编写《造化经纶图说集补》《前圣戒书随物书之》，把兴起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从此当地的蛮俗逐渐转向文明风尚。人文用来光耀国家，光明灿烂、浓郁文雅，难道只是靠各种技艺像刺绣一样加以装饰吗？后世如果只在语言枝叶上用功，又凭什么有利于前往和施行呢？茂州之战、三市街的惨祸，假如越过这些而加以筹划，也许还会有像处在北山、三次被贬的羁旅之人那样的困厄，以及探求强记之学的劳苦；这些人都没有充分施展才能，但仍然卓然成家。上天以此辅佐他们，最初的运数难道可以泯灭吗？宋纳，大名人。他举止总是遵循规矩，不轻易说笑。洪武十三年被征召到公车署，授为助教；他讲解经义、提出疑难，攻破学部中的闭塞障碍，使求学者如同宾客找到归宿，历次升任太学士。适逢国学建成，学生一天比一天多，而掌管学政的人往往柔弱怯懦，师生互相攻击，教育无法推行。高皇帝选拔任命宋公为祭酒，宋公整顿长期积弊，倡导学规，树立师道，提携人才、铲除弊害，不遗余力。当开国之初，博闻善文而超过宋公的人并不少，但宋公独能得到贤士和君主的信任。考察太学的规章仍然存在，而他的训诫直到今天仍然显著，这确实在于实际功效，而不在于虚文。魏观，江夏人。他勤苦读书，从不懈怠，性情洒脱而有治理才能。太祖初次征召他进入词馆，许多诏令文章都由他撰写。提升为祭酒后，不久被贬为县令，后来任苏州知府。当时正赶上讨伐陈宁的苛政，军务繁忙，百物凋敝，礼仪文教衰落，魏观努力挽救，亲自率先推行教化，使政绩蓬勃兴起，成为天下第一。后来因御史诬陷弹劾，成为张士诚覆灭后祸患的根由，于是遭受杀害。太祖最终悔恨此事，命当地官府前往祭奠，并加厚赙赠表示哀悼。尚书钱唐，象山人。他任性率真而有刚直气概，常被召入讲解《虞书》。他站在殿阶下，有人因此责怪他。钱唐说：“陈述古代圣人的话，不跪拜并不是傲慢无礼。”他进谏说宫中不应悬挂武后的画像，违逆圣旨，于是在午门外待罪一整天。太祖醒悟后，赐给他饭食，同时撤下画像。陶垕仲，鄞人，清廉耿介、严格自守。洪武年间任按察使，专门治理贪赃的官吏。布政使薛大方贪婪暴虐，陶垕仲也查明他的罪状并弹劾，使他被罢官。才能不可以显露；一旦显露，必然有人以自我优胜的气势压过你。对方一旦胜过你，便会招来气势，进而排挤你。遭到排挤，就会使你陷入困穷而无法摆脱，难道还算幸运吗？徐舫，明朝开国初年桐庐人。他戴黄冠，穿白鹿皮裘，腰系青丝带；性情崇尚风义，官服和爵禄不能束缚他。自幼就有侠气，把守法的士人看得如同无物。后来对此感到后悔，接受章句之学，拿起笔来便能写出灿烂文章。后来又感到后悔，认为自己成了蛀书的鱼。人生贵在适意，于是放浪于山水之间，在云烟出没之处歌咏，与江、汉、淮、浙一带的名士相互切磋，没有人能测知他的才识边际。宛陵故人罗氏带着五百口人来避兵，他便供给他们衣食；有人生病，就为他们配药治疗；有人死了，就为其殡葬，并且长期不断祭祀，事情平定后还把他们全都送回家乡。王冕，越地人。他为人磊落而有大志，穿着拖地长袍，行走时衣袂飘飘，两只袖子高高飞扬。他向下游游历东吴，渡江进入淮楚，向北抵达燕都，遍览名山大川，寻访奇才侠客，谈论古代豪杰的事迹。他呼酒悲歌，隐居在山谷中，著成一卷书，坐卧都随身秘藏，不让别人观看。他说：“我还没有立即入世，如果拿着这卷书遇到明主，在风和日丽之时写一篇连绵不绝的赋，其中全是大鹏高飞、海水怒涌的气势，读者会惊得毛发竖起。”天下大雪时，他赤脚登上潜岳峰，环顾四周大声喊道：“天地之间遍处都是白玉合成的，使人简直想成仙而去。”太祖召王冕进入幕府，授为谘议参军，不久去世。杜环，金陵人。他跟随父亲在任所游历，好学而谨慎，重视诺言，喜欢救济别人的急难。父亲的朋友主事常允恭死在九江，家产破败，母亲张氏年老，投奔常允恭的亲友，却没有人收留她；她一路访求，来到杜环家，穿着破衣、冒雨前来拜见。杜环以礼迎接，坚决挽留她供养。杜环家境贫困，仍勉强带着妻子马氏恭敬侍奉张母。张母性情偏急，稍不如意就辱骂发怒，杜环私下告诫家人顺从她，不要因为贫困而怠慢；张母死后，杜环替她安葬，并且按时祭祀。杜环后来补任晋王府录事。洪武末年，姑苏有三位高士：王宾、韩奕、钱芹。当时郡守姚善尊重贤者，亲自到王宾的陋巷，自报姓名等候王宾；王宾回拜到府门前，行两拜礼便返回。郡守催促他迎接，王宾说：“不是公事，我不敢进入。”姚善又准备去拜访韩奕，韩奕先进入太湖躲避，郡守叹息说：“韩先生连见我的面都不肯，难道我有幸能承受他的接见吗？”后来又请人介绍，准备拜访钱芹；钱芹请求等到每月初一，在学宫会面。到了那天，钱芹出来交给郡守一封简牍，原来是郡守防守御敌的策略。郡守十分赞赏，后来推荐他任行军司马。高启，吴县人。他刻苦攻读，诗歌追步唐代大家，文章也广博华美而合乎法度。张士诚占据姑苏时，高启避居吴淞江，每天吟诗歌咏以自得，与当时的俊才杨基、张羽、徐贲、王彝、杜寅、张宪、周砥、王行、宋克等交游；他尤其喜好权谋策略，议论事情多能切中要害。太祖召他充任两制史馆，授为编修，提升为侍郎。他请求归乡，再次居住江边，锐意进取的志向一点没有衰退；后来因为故友魏观任其郡守而受诬陷牵连，最终被处死。花云，怀远人，勇猛强悍超过常人。祭祀完毕后，他手持宝剑到临濠拜见太祖，太祖非常惊异他的才能，命他率军践踏、剿灭群盗，行动如貔貅奔走、闪电飞驰。后来又察知花云忠诚仗义、值得信任，便任命他为宿卫，侍卫左右。后来他镇守太平，城池陷落，伪汉军把他紧紧捆绑起来。花云奋身大呼，挣脱绳索，起身夺过守卫的刀，砍杀五六人；于是敌人击碎他的头颅，把他捆在船桅上，众人向他乱箭射击，但直到死他仍不停地辱骂敌人。张飞卿，无锡人。他气概峻拔孤高，面色像红润的玉盘，双眼炯炯有神，能照见人心；见到有人献媚偏私，即使是显贵之人也一定当面斥责。他对孝、义、恭、俭十分看重，表现得恭敬谨慎，仿佛有极大的畏惧。他酷爱学习，喜爱《孟子》，对其中“养气”一章反复诵读给子弟听，援笔写诗，声音爽朗。明朝开国初年，胡豫章包围无锡，吴将莫天祐不肯投降，胡豫章传令要屠杀全城。张飞卿奋力奔走于胡豫章和莫天祐之间，劝说他们解除冲突，因而使数十万人得以保全性命。

译孔子不得已而思慕狂者，因为狂者胸襟浩大通达，远远相见便发出高声议论；古人认为这样的人距离圣道已有一定根基，我却不能停止追求，难道能够免除文宣公那样的忧戚吗？如果王生的冤屈属实，就应当上表列举说明；只可惜到了梅花屋，整日与他谈论，也来不及做到这一点了。在不同的时代，他的耿介精神仍然鲜明。姚善，安陆人。洪武末年任苏州知府时，承受了当地夷俗和僭越奢靡的习气；豪强之家过度奢侈，他崇尚严明法令来整治。顽劣之人有的改换户籍、窥伺短处，盗贼诡诈之徒蜂拥而起；姚善通晓政事体制，周全结合人情，使宽严松紧各自符合事务需要。因此官吏百姓都顾惜名声、约束自己，大多努力趋向义理，转而称为大治，成为各郡中治理最好的地方。靖难军到来时，他坚持大义，至死不屈。练子宁，新淦人。洪武乙丑年参加殿试，当廷极力指陈朝政的过失，毫无忌讳。太祖赞赏他，提升为第二名。他从年轻时便以名节磨炼自己，一时声望卓著，士人都把文学和品行归于他。建文帝任命他为吏部侍郎，他提出了许多建议。不久改任都御史。靖难军兴起后，他在朝廷上斥责李景隆出卖国家的秘密谋划；后来因不肯屈服而被灭族。姻亲外戚也被逮捕，被判死刑的有一百五十一人，被发配戍守远方的有数百人。铁铉，邓州人。起初任五军断事，奏对详明，太祖很喜欢他。每逢司法部门有疑难案件，长期不能判决的，都交给铁铉，他片刻之间便能处理完毕。不久升任山东参政。靖难军到达城下，围城一个多月不能攻下，忽然因他的计谋而陷入困窘。文皇深知无法攻克，于是撤军离去。后来登上帝位，铁铉被擒到面前，文皇命他回头看一眼，他也不肯；割去他的耳朵和鼻子，他仍然不顾；又把他的身体剖碎分裂，直到死时嘴里还喃喃不断地骂人。陈迪，宣城人。他通晓经学，有志向和操守，任云南布政使时大有军功。升任尚书后，上疏建议清理刑狱、收集流民、免除獞人租税，都是切合政体的措施。靖难军兴起，被命令督运军饷，便陈述了治国大计。文皇登基后，他大骂而不屈服，和凤山等六人一同被杀；文皇还煮烂凤山的鼻子逼陈迪食用，陈迪更加放肆地指斥辱骂。古来死于国事的人，大多性情刚烈、执着正直，即使缺少周密思考，也凭借所授的政务来表达志向，似乎反而两方面都得到了；尤其可以看出，他们能够从容斟酌而成就其事。这样的人，可以同他共同求学，也可以同他共同立身。方孝孺，宁海人。他读书注重精细思考，努力践履并承担道义；作为纲常的羽翼和斯文的仪表，他的操守凛然不可动摇。他写文章，文辞和才艺茂盛繁密，千变万化，不拘守旧常，而义理意旨清新明洁、常有新意。一时士人都推重佩服他，建文帝也倚重他。靖难军进入南京后，他穿着衰服在宫禁中痛哭；后来被灭族，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太深了！人在生死关头，实在难以说清。方公能够笃信道义，又未曾不好学，能够守道，死后也未曾不合于善道。那么，他究竟有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呢？我无法知道。造化的灵根，不经过经学和史学，便不能成就；不经历死亡，也不能显出生机；没有文章，也不能显出节气。古代三代的英杰，尽收于宇宙之间，所以我先叙述那些死于国事的人，以充分显出他们的光彩。他们辅佐太虚之道，所以随着所学而把功用收藏起来；天与人的根源相同，所以推行自己的道来完成本性。方公的英魂升入上天，来使风纪更加昌盛；如果正学因此不至于坠落在地，成为学士们凭藉的准则，那就更令人痛快了。又说：我曾见许给舍谈到革除建文旧政的事情，总是流泪悲伤，认为诸公只是极力知道自己死于国事。于是我谈到同乡严尚书后来因事而死，有的人老成持重、用意深远，并不只看表面；怎么知道他没有保存什么呢？又说：当时侍读楼琏，在应该谦退而处决之后，继而被召入宫，惶恐接受命令回家，对妻子说：“我将以此保全你们。”到了晚上便自缢而死，可见他是有所保存的。楼琏，金华人。高巍，辽州人。他豪放超逸而有奇异气概，议论事情总想在祸乱萌芽时便加以治理。建文初年，各藩王的嫌隙还没有发生，他上疏评论时政，借汉代的事情作比，仿效贾谊长叹，想制定常规制度；又抓住事机的先兆，以保全亲属和厚待宗室，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多字，当时人却不认为切中要害。谈到靖难军兴起，他希望让燕军上书，也写了几千多字，恳切陈说大义，曲折地分别处理各种情况，慷慨从容，奋不顾身。他的奏书两次上呈，都没有得到答复。文皇登临帝位后，高巍在驿舍自缢而死。黄子澄，分宜人。他年轻时致力于学习，享有俊才声誉。建文初年任太常卿，各藩王不安定，他从早到晚勤勉不懈，与掌管军事的官员共同谋划。靖难军兴起后，派遣将领、调动军队，多出自他的筹划。大将李景隆战败逃回时，黄子澄哭着进谏，认为应当特别诛杀李景隆，但皇帝不听。不久徐凯、盛庸相继战败，顾民等人投降，黄子澄捶胸大哭说：“大事完了！”后来文皇用相互声讨的檄文攻击他，急忙借贬谪之名把他发往南方，途中寻找机会招募军队。文皇登基后灭其族，只有一个儿子改姓田，逃到咸宁。齐泰，溧水人，建文年间任兵部尚书。当初太祖召见他，询问边将的姓名，齐泰逐一列举，没有遗漏。太祖又想查考图籍，齐泰便从袖中取出一本记载极其详尽的手册。太祖病重将要传位给建文帝时，齐泰预先接受了顾命。靖难军兴起后，齐泰竭尽力量和心思，在宫内宫外辅佐君主；只是召集学士们讨论《周官》的法度，在便殿摆弄柔笔办理文书，于是事情终于不可挽回。后来被灭族。景清，真宁人。他气概洒脱，承担大节。百姓中有一家的女子被妖怪附身，景清住在她家，妖怪便不再出现；于是他写下“景清在此”四个字，贴在门上，妖怪终于消失。文皇登基后，死于国事的人很多，景清任都御史却独自安然上朝，人们因此认为他平素缺少名声。一天早朝时，占星者上奏说文曲星紧逼帝座，形势非常危急。文皇本来就怀疑景清，见景清穿着绯色官服，便搜查他，发现他随身带着剑；景清不屈服而死。纪善周是修博学多才，著述丰富，有孝顺、友爱、忠诚、守信的品行，不合义理的东西绝不苟且取得。靖难军兴起后，他陈述治国大计，并指出当权者误国，众人一起责难、挫折他，他却坚定不为所动。文皇军队驻扎金川门时，宫中全部自行焚毁；周是修便给家人留下书信，又同朋友江仲执、解缙、胡广、萧执、杨士奇告别，交代后事，进入应天府学，自缢而死。

译高巍的死，是因为预先看见祸患而死；黄子澄的死，是因为勤王而死；齐泰的死，是因为忠于国事而死；景清的死，是因为报仇而死；周是修的死，是因为仗义而死。当时还有侍郎卓敬、给事中陈继之、御史鲁凤韶、长史陈通，都因预先看见祸患而死。编修王叔英、拾遗戴德彝、少卿胡闰、尚书侯泰、侍郎黄观、郭任、经历宋征、给事中韩永、知府陈彦回、知县颜环，都因勤王而死。侍郎陈性善，知县颜伯玮、郑恕，州判郑华，都因忠于国事而死；都指挥马宣、朱监，也都因忠于国事而死。尚书张紞、给事中黄钺、廉使王良、都御史程本立、茅大方、御史高翔、甘霖、魏公冕、少卿廖昇、寺丞邹公瑾、教谕王省、举人刘政、教授陈思贤，都因伏身守义而死。姚广孝，长洲人。他学习佛教，擅长诗文，明敏而有谋略。太祖命令十位高僧分别前往各藩王府劝善，姚广孝恰好到了燕藩，住在庆寿寺。当时文皇已经心怀秘密谋划，认为姚广孝可以托付，却不敢明说，便试探着出一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立即对道：“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于是合乎文皇心意，被安置在帷幄之中。凡是檄文、遣使和机密事务，向来都接受姚广孝的指授。文皇赐给他现在的名字，任命为太子少师，封荣国公，谥号恭靖。佛教流传久了却失去了宗旨，所以后世称名于佛门的人，全都专事寂灭，遗弃人间事务而谈佛，佛教的教化也就远离了本旨。谁知道佛教所说的寂灭是什么呢？不过是以静明正觉作为开始修治世间的根本，难道是要离开人道、自我毁灭来求得本性吗？“佛”这个词，意思就是觉悟；一切法的真实相，称为圆满的觉悟。天地万物的生成，只是一点灵光不息，儒家和佛教在这一点上相同。因此能够主宰宇宙、纲纪民物，才智和功德达到圆满。佛教只是把顿悟之门说成不同于儒家，认为当下即可见性，却因此落入日日更新的学问；所以如果不是上乘根器，便不能以小小果报来要求其成就。可是一旦有所证悟，造化之理便能随处被掌握。恭靖已经闯入了这道门，渐渐有所收获；难道只是小儿学习羊车、鹿车那样的根器吗？高僧中有道衍，仿佛杞来复；又有宗泐、慈容、处峻、怀渭。子梗就是道衍，即恭靖的法号。太祖亲自授给他斋食，并在崇禧寺设置无遮大会。大学士胡广，谥号文穆，吉水人。太宗选拔七人进入内阁，以胡广为首。他推演议论、思考谋划、参与机密事务达十七年，始终如一。同时辅导东宫，随从皇帝出行、宿营，时时都有所发明。有 人请求举行封禅，胡广作颂文加以拒绝；他参与编修时任总裁官，铺陈宣扬文治，成为一代大典。胡俨，南昌人。他博学，写文章崇尚纯正充实。太宗选他进入内阁，每逢有顾问之事，必定从容审慎地思量后才陈述，不用才智压倒别人。后来兼任宫廷属官，所回答的都切合人情。之后提升为祭酒。胡俨平日生活淡泊朴素，谨慎对待报答和施予；遇到可否、利害等问题，必定反复拟议，力求最为恰当。群臣议论中若有不合，他便引退，不参与争辩，因此无论到哪里都能保全交情。解缙，吉水人。他自幼聪颖过人，才华宏大、志向远大，爽朗开通，敏捷通达。他写文章，文辞刚劲、意旨精深，未经思虑的话一出口，别人往往无法达到他的境界。太祖宠爱眷顾他，曾在大庖西室召见；他进呈连绵万言的文章，被授为御史。太宗选拔任命他进入内阁，改授学士，命他评议朝政，所论十件事都切中时务。等到秘密商议册立太子时，解缙据正理回答；淇国公丘福泄露了这项议论，汉王于是构陷解缙。解缙被外放为尚书，李至刚又诬陷他心怀怨望，最终被逮捕，死在狱中。内阁初建时，延揽和选拔了七位才俊，他们回翔于云霄之上，却孤立无所凭藉，难道只是凭强健的翅膀乘着风云升腾吗？孔子说：“见到脸色不对，便应当起身离去。”飞翔之后还要有所停集，也一定要有归宿。偏远蛮荒之地的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已经有二杨在前。文穆胡广因为没有机心而通达，东湖胡俨因为笃实而谨慎，所以最终长久保全声誉。黄文简、金文靖也能够在那个时代自全；而大绅解缙才华俊异，超过世俗之辈百倍，最终却陷入时代的罗网。应对世事、酬答万物的机宜，哪里需要等待深思长虑才明白呢？杨士奇，泰和人。少师，谥号文贞，是本朝文臣中的贤者，在朝廷中独步一时。他致力于把握大体，含蓄从容，事情无不办成，却始终不失正道，胸襟广大，不能只用某一方面的长处来衡量他。凡是以名节、政事、文学闻名于世的人，都没有超出他的尺度；他受到的宠遇也没有超过他的。在内阁任职四十多年，正统七年去世。文定公杨溥，石首人。他以文学修饰太平盛世，重大的制作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时号称“三杨”：文贞杨士奇称西杨，文敏杨荣称东杨，杨溥称南杨。杨溥永乐年间任洗马，被关入狱中十多年，家人供给多次断绝，甚至没有粮食。加上朝廷命令难以预料，他在狱中仍磨炼志向，坚持读书不停止，同受难的人劝阻他。杨溥说：“早晨听到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他为人谦逊文雅，无论大小人物，没有人敢轻慢他。起初乡试中他名列第一，考官胡俨批评他的文章说，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像董仲舒那样直言正谏的人，而不会学公孙弘那样阿谀曲从；后来果然如胡俨所说。文敏公杨荣，建安人。他器量见识通达敏捷，拥护辅佐三朝皇帝。永乐年间边境有紧急情况，三次命他前往甘肃谋划处理。等到调解李夏的愤怒、使政事和谐，处理丽水的征讨，放弃交阯，平定高煦，随从皇帝巡视边境，秘密处理塞外丧事，治理太平、平定靖难，他都能完成而不多费力量；同时胸襟开朗，自我整饬，无论大小事情，人们都归心于他。少保黄福，莱州人。他的才干见识卓越不凡，而忠贞足以支撑并安定政事。上书陈述国家大计，太祖认为奇异，升任侍郎。永乐年间升任尚书，命他安抚交阯，同时掌管藩司、臬司事务。黄福的政务谋划慈爱恻隐，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辛劳安抚、训导整治，使新近归附的百姓依恋他，不忍离开。仁宗召他回朝时，百姓哭泣号叫为他送行。不久交阯再次叛乱，朝廷又命黄福前往平定。宣宗朝中旧臣多有犹豫顺从，黄福坚持正道而不阿谀；皇帝命他观看戏曲、围棋，他都据正理回答，不随意附和。正统初年，他参与军务，忧虑国事、爱护百姓，年老后更加笃厚，谥号忠宣。他历任官职所得的俸禄余财，全都分给姻亲宗族供养。忠定公蹇义，巴县人，起初授任中书。太祖命他九年早晚侍奉左右，蹇义谨慎办事，越来越笃实。永乐初年升任冢宰，当时皇帝想要更改现行的文书格式和条例，蹇义从容陈说事情的本末，文庙因为信任他的忠诚，确实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兼任宫廷属官，留下辅佐监国，蹇义通晓政务体制，勤勉不倦地启奏论说。等到命他兼管礼部事务、巡抚应天时，虽然职务繁多，他处理起来仍然宽裕自如。蹇义在仁宗、宣宗两朝，参与机密政务、谋划靖献，扩大度量、协调交往，从未说过一句伤害别人的话。

译尚书夏原吉，湘阴人，谥号忠靖。他气度高雅，能够适应并协调各种事务；处理政务时善于斟酌大体，初入仕任工部官员时就像老练的官吏，同僚中有疑问的人每天环绕在他身边请教。后来负责经营南方，督办工程材料，所到之处都必然取得成效。又辅导太子，随从皇帝出行，皇帝特别倚重他，甚至命他总领署理事务，多次表彰他参与谋划。仁宗、宣宗两朝的机密政务虽难以逐件追寻夏原吉的功劳，但每件事都因他的筹划或阻止而得到妥善处理。文庙北征以及平定国难时，他随军征讨汉王朱高煦，仓促之间处理事务，仍像平日一样坦然自若。陈敬宗，慈溪人。他庄重自持，喜好礼法，善于议论，仪容举止沉静，通晓经史百家。他一生在人前最自负的地方，很少肯推让；写文章典雅厚重而流畅。永乐、宣德年间，他居太学十七年，把弘扬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常常与学生会餐，学生稍有失礼便不宽宥。他善于饮酒，喝到酩酊大醉时仍独自庄严端正，仿佛从来没有喝过酒一样，人们佩服他的德行和操守。文端公王直，是泰和人。文皇帝往来北巡，有时留下辅政，有时随驾扈从。正统、景泰年间，任冢宰。己巳年皇帝想北征，王直率领朝廷大臣上疏极力劝谏，皇帝没有采纳。明朝末年朝廷商议迎接皇帝，王直以正直态度对待兴安伯，实在是不肯向世俗权势逢迎。当时他与金溪文安公王英齐名，王直号称“东王”，王英号称“西王”，评论者认为二人的德行功业各自都与其名号相称。胡濙，是武进人。他不以显露才干为务，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旨周旋处置，事情一定要得到公正结果才罢休。人们终身都不能完全了解他的内心，他大概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起初任给事中，太宗察知他忠实，命他巡访异人。胡濙经过很久才回来复命，皇帝赐他坐下，谈到四更时分，皇帝的心意有所归属，胡濙竭力在其中加以保护。正统初年，提学黄润玉巡行部内到田州，遇到建文帝说：“那时胡濙假称寻找张辣挞，实际上是寻找我；他放我进入蜀地，我长期游历云贵，才到了这里。”于是便把建文帝传送到京城。仁宗监国时，恰逢有流言。太宗命胡濙前往察访，他秘密上疏列举七件事，表明仁宗诚敬孝谨。仁宗颇为疑虑，没有重用胡濙。等到查阅旧日章奏，发现了这份密疏，才明白胡濙的忠诚，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给事中林聪触犯权贵，被判死罪，胡濙称病退下，景皇帝派人问候他，胡濙说：“听说林聪的事，心悸而成病。”林聪于是得到减轻罪刑。平江伯陈瑄，是合肥人，谥号恭襄，多次建立战功。永乐初年，主管向北京海运漕粮百万石，在尹儿湾修建粮仓，在天津卫筑城，登记士兵一万人驻守，又修筑淮安、扬州一带八百里海堤。不久停止海运，疏浚会通河，使南北漕运畅通；疏浚清江浦以避开淮河险滩；设置仪真、瓜州的坝港；整治徐州吕梁洪；修筑刁阳、南旺湖堤；开通白塔河以连接江河；修筑高邮湖堤。从淮河到临清，修建闸门四十七座；修建淮安、徐州、临清的通仓以便利转运；设置驿舍和士卒引导船只；开井、植树以便利行人。陈瑄暗中周密治理，善于任用使者，均衡劳逸，丝毫不从百姓那里取用，因此能够倡导并完成这项长久有利的事业。钱本中，永乐年间任吉水县知县，能够用简约的方法驾驭繁杂政务，百姓喜爱他的治理，操守非常坚定，门前没有私下求见的人；离任后，百姓思念他，始终不能忘怀。后来他再次来到这里，百姓像婴儿见到慈母一样欢欣迎接。他死在任上，百姓请求把他留葬本县，争相背土为他修筑坟茔、封土成墓。评论本朝人物，说到三杨、黄、夏诸位君子，往往举手加额表示敬仰；看到名臣画像，不能不收敛容色。有了这种诚信笃定，善恶的关键挺然自立，难道不是伟大吗？我常与万文宪交谈，于是举出《论语》中“善人”一章加以分析。我说：“善人并不是本质特别美好，而是能够举发、发挥自己本质中的美好。人的本性全都善良，善良的人都值得爱慕；既然值得爱慕却不去爱慕，就会受到世俗改变；受到改变，难道还不会失去自己的本性吗？已经能够使自己具有本性的人，如果不专心用力、留意守持，难道不是立即舍弃它而离去吗？”万文宪说：“这样说来，善人就是学习得来的吗？”我说：“不是。学习的人不能自守自己已有的本性，所以能够把善与别人共同拥有。他凭借自己所有的，又取得别人的所有来作为自己的所有，因此日益更新而富有，其进步优入的程度不可估量。所以善人的道是充实的，学习者的心是虚空的。充实能够树立根本，虚空能够容纳万物。树立根本，可以知道并实行；容纳万物，可以长久并广大。”万文宪说：“这样说来，善人岂不是琐屑浅陋的吗？”我说：“不是。道没有比善更大的，至美、至大、圣明、神妙，都是善所凝结成的。难道超出善之外，还能另有增加吗？” 广宁伯刘江，总领辽东军务，谋略非凡。永乐十七年，三十多艘倭寇船直逼望海埚入侵，刘江并不露出在意的样子，只给军队发粮、给战马抹油，率领部下设下伏兵，约定以标志为号。贼寇到来后，大败他们，斩首不计其数。军队包围贼寇，逼迫他们打开西面的壁垒，放他们出来，随后再次夹击，活捉数百人；海上倭寇遭受的失败，没有超过这一次的。户部主事王良，才识卓异而豪迈，具有机谋策略，有统御众人的才能。太宗知道他的名声，委派他督办口北的军饷，他以威势使上下服从，即使英国公恰好出师，也屈尊摆出迎接他的姿态。后来有部堂大臣接任主管此事，便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了。周新，是南海人。永乐年间任御史，弹劾官员不避权贵，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即使多次触犯皇帝威严，言辞仍越来越恳切，朝廷内外都畏惧他，私下称他为“冷面寒铁公”。有人用“冷面寒铁公来了”来吓唬小孩，小孩总是躲起来。他升任浙江按察使，风采和操守更加显扬，属吏全都两腿发抖，彼此相互约束，改变而成为清淡俭素。有锦衣卫使者到浙江接受贿赂，周新逮捕了他，反被诬告到朝廷；周新被戴上刑具押到御前，仍然猛烈申辩事实不止，皇帝命令把他在市中处死。这天晚上奏报文星坠落，天子后悔了。鸟被猛禽和鼬类压倒，是因为害怕狸猫和鱼害怕獭，难道全都是靠力量取胜的吗？首先是夺去了它们的气势。雄强者能够使人心服，大致就是这样；然而用善行使人服从，不如用德养育人。因此，长久而来，反倒有穷尽其不穷尽之处，这难道是幸运吗？顾佐，是太康人。任御史时，转任按察副使，召入任府尹，守持正道、嫉恶如仇，官吏百姓都敬畏服从。宣宗朝任左都御史，当时竞相奢侈，做官的人习惯于凭借声色歌妓，贪污成风却不以为怪。顾佐刚直不屈，严肃整饬百官，即使豪强贵戚也依法惩处，朝廷纲纪大为振作，评论者把他比作包孝肃，天下人都想听闻他的风采。李时勉，是安福人，谥号文毅。他老成持重、修身清洁，刚正而勇于任事。永乐末年宫殿失火，李时勉在翰林院，陈述十五件事情，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后来再次上书论事触犯圣旨，被关入狱中。洪熙初年，他直言进谏，皇帝命力士用槌打十几下，他没有死。不久，他又因上书论事下狱。宣宗召他恢复官职。有一天，宣宗怀揣金钱来到史馆，撒在地上命群臣拾取，只有李时勉端正站立不动，宣宗便把袖中剩余的钱赐给他。正统年间，他任国子祭酒，教化大为推行，被王振憎恨诬陷，以罪名戴枷关在国子监门口，诸生群起上疏，愿意代他受刑。人如果真能行善，那么确实有这种人；他已经不再依赖所遭遇的环境了。

译尚书周忱，是吉水人，谥号文襄。宣德年间，开始巡抚南直隶。前后总共二十二年，督理每年的漕运和铸铁事务，核定支出拨给，减轻过重的定额，征收查核多余部分，建立纲运制度，处理苏州、扬州的盐利。筹划赈济，修筑圩堤，疏通水利，均衡加耗，以宽解贫困；设置编囤以革除拖欠，直接改兑以节省船运费用，修建仓廒以便利搬运储藏，处理草折以改变输送方式，确定金花银以抵充京官俸禄，制定布政格式以整治奸伪，收取带征粮以禁止马头侵渔。周忱谋虑深远，善于采纳众人意见，所以大事小事都能综合筹划，东南地区因此安定。文襄公能够虚心体察事物，广泛详察民情，兴建南方水利，几乎达到了不把功劳据为己有的境界，可以说是从众人那里取善吗？回答说：“是从众人所做的事情中取善。”就拿他治理漕运来说，即使圣贤之道，又怎么能超过这个呢？回答说：“大禹治水，后稷教人耕种，这两件事相同吗？”回答说：“禹和稷的心，不是执着于某一件具体事务的心；能够不执着于某事而取善，然后才是本性之学。”回答说：“从亲自耕种、稼穑、制作陶器、捕鱼直到成为帝王，难道没有一件不是取善吗？”回答说：“舜难道只是取法耕种、稼穑、制陶、捕鱼以及帝王之事吗？”他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用来端正自己的心；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他的心就像决口的江河，浩浩荡荡，神妙贯通，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况钟，是靖安人。宣德年间任苏州府知府，到任后便列举属下官吏、胥吏、差役违法以及豪强纵情奢侈的事情，依法严惩，毫不顾惜；上奏请求减免过重的赋额和虚征的粮食，共计一百二十万余。辨明释放被诬陷而发配充军的一千八百余人，使逃亡的三万六千七百余户复业；其他种种兴利除弊的措施，都是整顿纲纪的大事。正统五年任期届满，郡中百姓八万余人聚集到宫阙前，请求把他留下，于是再次任职；正统七年死于任上，百姓悲哀他，如同失去父母。当时尚且重视科举，浅薄的官吏却只从事科举之业；况钟的政绩竟达到了这样的极致，乃是从吏员出身而起家，真是卓异啊！由此可见，人的修养和德行确实不依赖于他的出身。张宗琏，是吉水人。宣德年间任常州同知，清廉正直、宽厚仁慈，不施用鞭打，而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有位清查军务的御史严酷用法，诬陷百姓为军户，张宗琏坚持据理抗拒，不肯随从。到他去世时，连装殓的衣被都不能备齐，百姓不论老少都奔走而来，哭在庭中，极其悲痛。侍郎王质，博通古今，清廉俭约，自我约束。宣德年间由御史任上外出，到各藩省时常常只吃蔬食也不厌弃，人们称他为“王青菜”。韩伟，是温州人。任御史出巡河南，镇重持体，使一方百姓都依赖他而获得安宁。后来转任河东运使，清廉操守尤其显著，多有建言陈奏。唐海，是归安人。清廉操守卓然独立，遵守法度，以伸张法纪；即使权贵也丝毫不宽贷部曹。历任郡守二十年，家中没有比未做官时增加什么，郡民为他立祠。鲁穆，是天台人。气概英伟、正直守义，对内宽恕，对外严肃，嗜欲很少，淡薄滋味，凛然具有超尘脱俗的情趣；历任都御史，能够成就法度规范。本朝到了宣庙时期，距开国已有六七十年，太平日久而奢侈华丽，上下都游乐享受；儒者清素的旧有风气，士人不以为常，而百姓都安于这种局面。像空谷中听到足音一样，这尤其可以验证一个人是否能够自立。英国公张辅，谥号忠烈，是祥符人。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多次建立战功。征讨交趾时，活捉黎季犛。汉王谋反，张辅秘密派人设法侦察，立即捆绑那个人来说明情况，事情因此很早就被察觉。张辅受到朝廷眷顾，辅助之宠日益深厚，官至太师，天下人倚重他，四方夷族都知道他的名声。权宦王振把大臣看作属吏，唯独对张辅以礼相待。都御史陈监，宽厚清廉谨慎。宣德年间镇守陕西，百姓依靠他获得安宁达十多年。每次回朝，百姓一定在道路上拦住为他送行，舍不得他离去。等到他再次镇守陕西，百姓欢欣鼓舞，迎接他达数程之远。有时久旱时他一到便下大雨，有饥荒时便赈济百姓；有人说他施惠太过，却短于激励振作，哪里知道陈公真正的存心呢？谥号僖敏。吏部尚书郭琎，精通吏治，简明切实而不浮泛，遇到事情从容处理，喜怒不表现在脸上。正统初年，因蝗灾和旱灾，皇帝下旨责备大臣，众人都想请求退休，只有郭琎认为君主年少，不可以这样做。他说：“接受了先朝的托付，如果大家都罢职离去，岂不是把责任归怨于君主吗？”有见识的人都称许他，谥号也合乎其德。魏骥，是萧山人。谦虚守礼，天性简朴，腰身瘦弱得仿佛衣服也承受不起。起初任教官，急切地把造就人才作为职责；后来进入考功司，以清正闻名。正统初年升任冢宰。当时王振凭借宠幸专权，大臣们争相奉承他。魏骥只带一方手帕作为见面礼，王振也不计较，反而更加看重他的厚重德行和高雅声望。他九十八岁去世，遗命不请求谥号；下葬后，朝廷谥号文靖。老虎盘踞在山林，蛇游行在泽中，并不是鸱鸢的仇敌；鸱鸢却跟随它们鸣叫，是因为它们怀有异心。牛在田野放牧，猪在园圃睡卧，并不是乌鸦喜鹊所驾驭的对象；乌鸦喜鹊却跟随并乘势欺凌它们，是因为它们没有异心。英国公受到尊崇倚重，陈台留受到感念，郭琎、魏骥最终获得声誉，确实是因为他们对外没有非分企求，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陆象山曾说：“驯服海上的鸥鸟，亲近吕梁的流水，可以说是没有机心，却不能说是道心；难道他们心中还另有藏着的念头吗？” 学士曹鼐，才华志向通达爽朗，参与经筵讲学，陈述纳谏十分明白流畅。正统末年随驾到土木，权宦恣意挟持皇帝进兵，成国公朱勇跪行听命，有的尚书整天跪伏在草地中，闭口不发一言。曹鼐高声说：“臣子的生命不足惜，关系社稷安危的事情，难道一点也不思考吗？”不久他遇难，谥号文襄。尚书邝埜，是郴州人。修饰自身，思虑周密，勤勉不倦地学习。永乐年间任御史，奉命查察阻碍钞法的事情，审理边境倭寇而失去法度的案件，擒获山海关受贿的官吏，救活军营中患疫病的役卒，辨明石州百姓被诬陷为谋反的罪名，都因廉洁公平而著称。宣德年间，陕西西部华亭、宜川发生饥荒，邝埜替他们转运粮食。安置流民以后，升任京兆尹，节省费用、爱护百姓，豪强狡猾之徒不能施展手段。正统初年升任兵部尚书。公务爱惜他的力量，保养他的锐气，以等待意外变故。天下总小旗按惯例在京师考试后接受替代，因邝埜请求而免除。己巳年随驾出征遇害，谥号忠肃。孔子说：“早晨听闻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人的寿命长短有定数，平坦还是险阻由上天决定。土木之变，死者十万余人，臣僚和工役也有五十二员；如果像蟪虫那样僵死、像草木那样腐朽，生前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那么死后也没有什么值得齿录的。其间所可惜的是张辅、王佐二公；然而英国公年老而没有充任军役，户部尚书又软弱而不能任事，真正耿介不死的，只有曹鼐、邝埜两位公而已。唉！哪里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得可取之处，使人在仍然活着的时候，便达到‘夕死’的境界呢？

译侍讲刘球，性情廉洁刚介。他的堂弟任县令，送来一匹缣帛，他拒绝接受；又拒绝蜀王丰厚的馈赠。议论慷慨，不染阿谀结党的习气，平日常常忧虑时政。正统四年，京师发生大水，百姓饥荒，他详细陈述修筑堤防、疏泄洪水和救济百姓的办法。当时北方虏寇和麓川首领都不安定，他上疏请求停止南征，以便专心奋力防御北方。正统八年，他进言权力不可向下转移，王振大怒，把他交给锦衣卫狱；指挥马顺迎合王振心意。适逢董璘图谋太常寺，马顺拷打逼供，命人招认刘球所谋划的事情；刘球在朝堂上被揪出，肢解其身体，天下人都为他抱冤，谥号文悯。在权势声焰刚刚燃起时便冲击它，在政事根源极其败坏处探究其弊端，能够坚毅而明察；文悯公的境界无人能够达到，有救世之心的人都只能瞠目落在他后面。然而，他在可信之处直言，在切近之处谈论实情，在处理事务时表达忠诚，在讽谏之中揭示关键，在等待时显示慎重，这些正是文悯的志向；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太令人悲哀了吗？杨洪，封昌平侯，出身行伍而有机智，多次建立边功，善于使用奇兵劫掠敌营，攻击其空虚之处。胡人称他为杨王。宣德、正统年间，深受皇帝知遇，参与机密政务，谥号武襄。襄城伯李隆，性情凝重，见识宏远，懂得大体，镇守南京的时间最长。虽然富贵可以与王公相比，却尊重斯文，特别恭敬地以礼对待士人。正统年间，因为得人心而被怀疑，召回京城，于是托言亲近声色歌妓，设法使自己安然自保；后来继任者多次更换，没有人能继承他的美政。郭登，封定襄伯，镇守大同，廉洁而崇尚谋略，有古代良将的风范。己巳之变时，竭力守卫边疆，大小十多次交战，设置“飞天网”“搅地龙”等器械，发动机关后，顷刻之间数里之地都陷落。又设置火炮，一发能打到五百余步。谥号忠武。蒋贵，封定西侯，出身行伍，有齐心协力的作风，与士卒同甘共苦，善于捣毁贼寇巢穴；临阵时一定率先直冲，部下也都拼死向敌。因此多次取胜。北方胡人、西羌都畏惧服从。征讨丽川时，蒋贵功劳最多；只是他不识字，谋略不足，但天性朴实，能够听从别人的指示。谥号武勇。都督山云，是徐州人。深沉而有将帅谋略，用兵如神；他清廉守正，在文臣中很少有这样的人。正统年间镇守广西十多年，以威望和信用驾驭土官，而且丝毫不侵犯百姓，始终不改变，谥号襄毅。开国盛时，武臣和文臣一同得到任用，所以群臣的功勋后裔能够升列，将官名列在文职档册之上。太平日久，淳朴教化昌盛，士人开始把舞弄牙旗作为技艺；从此天下没有武事。麓川之役，是正统四年，王骥开始以总督名义统领，而各位总兵都听从他的节制。那么，自己列入军籍的人，难道还能再次有这样卓然崛起、耿直而不自我泯没的吗？像这些诸公，可以说是世间罕有了。张需长于治理百姓，先前辅佐郑州时便有声誉。有条渠道淤塞，水田荒废了几十年，张需计算工费，向知州说明后，疏通它，三天便完成了。镇守霸州时，设置户籍簿册来考察百姓勤惰，民生一天天发展；又善于捕捉蝗虫，邻郡都仿效他的方法。他曾治理扰害百姓的豪强，却被王振诬陷，下狱受杖，几乎死去，最终被贬到边地戍守。曹端，任霍州训导，专心研究穷究事理的学问，亲自率领子弟学习。后来调任蒲州，士子争相希望得到他的教诲，不肯放他离开，最终死于霍州。一郡百姓为他停止营业，连儿童也悲伤哭泣；上级官员不敢以一般属吏之礼对待他，到了他的境界一定恭敬拜谒；凡是考校士子，都要征询他的意见，以此决定取舍。他起初信奉佛教，曹端作《夜行灯》一书献给他父亲，他便舍弃佛教；曹端所著述的书还很多。李茂弘，正统年间任考功郎，为人恬淡，有见识，与人很少相合。内阁李文达一向敬重他，他最终不乐意做官而归乡。周子良，是钱唐人。正统年间任职方郎，艰苦自守，谨慎谦退，多次变卖户籍产业来供给做官的费用。有个王姓千户因事被夺职，周子良爱惜他的才能，借钱给他。后来王千户因贪赃之事得到周子良的帮助，拿三百金来报答，周子良把钱驮来并大声斥责他，想把这件事公开到官府；王千户于是伏罪请求免除，周子良才挥手让他离开。世间一般所谓的廉吏，大多心怀刻薄吝啬；从这件事可知，周子良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廉吏。邝子辅，是郴州人，以训导身份辞官回乡，教导他的儿子邝埜考中进士。邝埜任陕西按察使时，用俸禄买了一件红色毛织衣寄给父亲，邝子辅大怒说：“不成器的儿子，凭什么得到这种不义之物来玷污我？”立即封好退还，并严厉责备他。邝埜想通过主持考试、聘请父亲担任考官来使父亲接受自己的奉养，以此弥补不能侍奉父亲的遗憾，邝子辅大怒说：“父亲到儿子任职的地方去，拿什么来表示对嫌疑的防范？”而且将要因此成为笑柄。又严厉责备他，邝埜从此更加勉励自己的操守。世道太平，人们懈怠于名节操守；只有那些谨慎自守的好人，还把能够甘受羁绊孤独看作本领。保存一只羊的意义尚且如此，一只葫芦价值千金，又哪里有闲暇轻视它呢？兵部尚书于谦，是钱塘人。自从入仕以来，所到之处都显著建立经略功业，朝廷声望尤其崇高。己巳年皇帝蒙受尘辱，于谦发誓不与敌人共生，整顿兵器、操练军队，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办法，所作所为都切中军事机宜；纠正误国之罪，惩罚失事的大臣，阻止迁都南方的谋议；尊奉嗣君以安定国威，选拔贤能将领来抵挡敌人的愤怒，激励朝廷内外，安定四方，最终使社稷如旧。皇帝后来回銮，完全是于谦的力量。天顺年间复辟，于谦被磔杀于市中，他死那天道路上人人叹息，天日也仿佛失去光辉，谥号肃愍。评论忠臣贤臣，说到肃愍公，没有一次不推崇他的功劳而悲叹他的结局；但说到更换太子的事情，往往闭口不言，心中犹疑。偶然看到《唐史编》中的评论说：这正是极难处理的事情，社稷只系于一线。肃愍公的去留，按照景皇帝锐意坚持的想法，不能仅凭言辞争辩；两种意见都可以而最终必须决断，这并不算犹豫不决。何况在忧思清梦之间，心中泪水纵横，不知有多少次坠落，难道只是为了功利而考虑吗？又说：道不能因为事情难易而改变，改变本心难道不是错误吗？有人说：礼应当顺从时势，顺从重大局势，顺从既定守成，所以依照常规而使国家覆亡，罪过尤其重大。肃愍公难道肯忍心这样做吗？杨善，是兴济人，景泰元年任都御史。英宗北狩一年多，景帝想派人迎接，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杨善怀有忠义之气，慨然愿意前往。敌人派聪明机警的人来侦察他，他先用言辞挫败对方的锐气和暴横。见面以后，先以自己的风采气概震慑对方；敌人无论怎样应答都难不倒他，他又反复陈说朝廷的威严恩德，启发对方爱惜生命、向往善良的心，于是终于迎回皇帝。如杨善这样奉行公职，不受辱而能成功的人，像晋代、宋代那样千年才有一个而已。谥号忠敏。

译高榖，是直隶兴化人，谥号文义。他端正简约、清廉安静，不与坏人相交。正统末年进入内阁。己巳年北征时，他留守京城；皇帝迁徙，军书纷至沓来，朝廷议论意见不一。中书赵荣想迎接皇帝，便解下金带赠给给事中林聪。林聪触犯权贵，被置于重罪，高榖竭力营救他。内阁上奏说考官刘俨黜退自己的儿子不公，命高榖复试，高榖也替他申救。当时萧镃守正而似乎有所作为，却不及高榖；终苗衷谨慎而似乎有所作为，却不及高榖；施吕原厚重而似乎有所作为，却不及高榖；达马愉慎重而似乎有所作为，却不及高榖的广博。商辂，是淳安人，本朝中三元的唯一一人。正统己巳年进入内阁，当时天子蒙受尘辱，人心汹汹；商辂竭力主持众议，请求郕王即位，阻止迁都南方的说法。皇帝回銮后，卢忠妄言南宫的事情，又与黄竑谈论更换太子，商辂多次加以阻止。后来曹吉祥、石亨掌权，商辂多次裁抑他们，被他们唆使言官诬陷弹劾，削职为民。成化改元，恢复他的官职；他首先上疏陈述新政八件事，又陈述消弭灾害七件事，再次陈述消弭灾害八件事；竭力争辩慈懿太后的葬礼，请求恢复景皇帝的帝号，委婉地引用旧事请求册立东宫，奏请停止玉皇阁斋醮，列举汪直十条罪状以罢免西厂。谥号文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元一人〕 林聪，是宁德人。身处谏官之列，神色严正，直言进谏，弹劾大监王振的家僮张伯通奸邪罪状。内侍善增和驸马石璟有罪，他都加以弹劾；劝说迎接皇帝的礼仪应当从厚，因此触犯当时的舆论而受到愤恨阻挠。更换太子的举动，他甚至不肯署名；奏牍几乎使他获判重罪，遇到铨选制度不恰当，也总是指斥。宰相因此弹劾他，造成他被降职。天顺年间任都御史，巡抚山东赈济饥荒，平定江淮盗贼，整顿大同，所到之处都有惠民功绩。等到掌管都察院章奏，整治御史风纪，风骨挺立，足以镇服浮薄之徒而系联士人的希望。谥号庄敏。尚书程信，是河涧人，凭借才智，把当世事务作为自己的责任。正统末年上疏弹劾随驾将领失去军法，并追究首倡祸乱者。推荐征召薛瑄等数人。当时皇帝命他守卫京城，他提出的各项经略都切实有用。景泰年间，陈述振兴国家、巩固根本的十件事，又用数千言反复论说君心和政体，听到的人都认为壮烈。后来督运粮饷到广宁，击破松番夷寇。天顺年间巡抚辽东，建立显著功劳。成化初年平定山都掌族叛乱，参与辅佐军务，进献谋略，宣扬威势、平定暴乱，实际上兼有文武功业。谥号襄毅。布政使夏寅，是华亭人。喜爱文学，铺陈文辞，能够自出机杼；又多留意当代事务，以诸葛武侯、范文正公、文山自我期许。听到朝廷有善政善令，便喜形于色。他曾上疏论述两京分合的形势，以此控制天下，强调临清、徐州的地位来巩固南北咽喉。后来论述文庙礼乐的制度、端正风俗、建立纲纪、崇尚文化、造就人才等事情，都切中政治根本。他又说：“这一生不学习，白白让光阴从此身上流过，这是君子的三种可惜之一。”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名言。陈俊，是莆田人。谨慎守持清白，官至尚书，清贫得与平民没有不同；处理政务懂得大体。起初以部属身份督办天津拖欠的粮饷，上疏请求免除。不久督办两广军饷，获得便宜行事之权，命越界的盐商引领输纳，每人缴纳二斗来补足。京城发生饥荒，命他监督粜粮；陈俊规定牟利者出售不足一石的粮食。等到他辅佐户部时，凡是经过他裁决处理的事情，属官都称赞其精确严整，好像镶嵌的金子一样。谥号康懿。年富，是怀远人。公正廉洁，执法严明，遇到事情敢于担当，不因利害而改变自己的心志。正统己巳年督办粮饷以救济边地，建立了功劳。所到之处察访百姓隐情，革除奸弊，尤其憎恨贪赃的官吏。流民聚集在南阳、陈州，共有十几万人，年富作为藩伯安抚平定他们，他们都愿意登记为编户百姓。后来任户部尚书，更加勤勉谨慎，把国家财政作为自己的责任。关中多次用兵，他举荐杨▯、余子俊可以担任司饷，吏部认为这是侵犯职权，年富上疏极力论述推荐贤能是为国之道。谥号恭定。都御史轩輗，是钜鹿人。天性狷洁，俸禄之外的资财不是自己应得的，即使极其微小也不取。四季都穿布袍、吃蔬食。初次做官出使淮上时，冬天涉水，衣服全被浸湿，有司制作了一套衣服给他，他坚决推辞不用，只用被褥包裹身体。轩輗任御史、按察使时，振兴宣扬风纪。旧交来到他的任所，他只煮一只鸡款待，并约束同僚三天只吃米饭，以一斤肉替代其他食物；听到亲人去世，立即动身，僚属还不知道。总督南京粮储后，清廉操守更加坚定。王翱，是盐山人。端正方严、清廉俭约，任事果断。历任宪台官，镇守松番，巡抚广宁，征讨达虏，总督两广，风采操守凛然，官民既畏惧又爱戴他。曾修筑屯堡，使烽火台相连如珠；简选检阅军队，处理议论审判和刑狱，都符合当时的需要。景泰四年任冢宰，剔除清理积弊，严格考察，公正铨选任用，压制侥幸求进，把任用贤能、报效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门前没有私下求见的人，权势者的请托不敢实行；对于仇人于思，他一概不放在心上。谥号忠肃。章纶，是乐清人。景泰初年任仪制郎中，知道的没有不说；上疏陈述使天下太平、达到治理的十六件事，提出防御敌人的策略，论述朝贡，讨论钞法，劝谏皇帝不要巡幸佛寺，陈述救恤百姓的意见，以挽回天灾。他又陈述中兴时政，论定科举解额，都是想要彰明国家的大纲大纪，切切实实地符合事情。至于讨论恢复太子一事，大大触犯圣旨，被当廷拷打一百下，几乎死去。天顺改元，释放出狱，不久升任礼部侍郎；又上奏请求免除山东租税，请求拨金赈济宗室，论述居丧期间议婚的不当，分条陈述救荒四件事，都符合舆论。谥号恭毅。王竑，是河州人。天性正直刚毅，不做诡诈随顺之事；立于朝廷，侃侃直言而无所顾忌，且聪明敏捷、机警善辩，超过常人。己巳年宦官王振误国，指挥马顺、内臣毛玉都是王振的党羽。王竑任给事中时，听说皇帝蒙受尘辱，便亲手揪住马顺、毛玉，将他们打死。成化年间，他以都御史身份巡抚各地，所到之处都有创建建树和推荐人才的奏章，官至兵部尚书。自从己巳之变使人警惕之后，士大夫逐渐振作精神，杰出人物接连出现，人们开始想在政事上奋发有为。本朝治理政体的一大关键，就在这些诸公身上，其他方面暂且来不及评论。刘实，是安成人。起初任金华判官，实行抚恤爱民的政令，闲暇时便研习经史，尤其崇尚孝义；而且操守严厉坚定。有乡里的朋友成为他的属官，拿酒器和俎肉来馈赠，他道谢而不接受。景泰年间奉召修撰宋元史，后来任南雄知府。有位显贵内臣出使岭外，因贪婪放纵而困辱刘实，南雄百姓多人进来争相遮护他；内臣把情况上报，逮捕刘实。等到查清事实，知道他是良吏，便释放了他。吾豫任训导，景泰初年接受荐举来到京城，多次陈述边防事务和防御办法，切中关键；兵部尚书上奏，请把他用于边地。

译魏纯，是高密人。研究《易》和《春秋》，却不参加举子科业，常常对人号召说：“应当把天理作为处理事务的根本。”他非常贫困，睡觉没有完整的被子，身上没有完整的粗布衣服，但在给予和接受之间谨守操节，始终不变。每年到别人家塾中做宾客，别人请他主持饮食宴享。他客居游历金陵时，以直言触犯权势，被诬陷贬谪戍守苏州；身处军队将近三十年，超然自得，脸上从没有沮丧神色，诸位将领的子弟都跟从他学习。景泰年间，有人以他的学问品行推荐他，朝廷召他进京，却因突然去世而来不及任用。砥砺奋发的气象，逐渐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由显达之处扩展到困穷之地。因此说：在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弼之士，在外没有敌国外患，国家常常就会灭亡。●下卷 敬轩先生薛瑄，是河津人。他读遍宋代诸儒的著作，知道那是道学的正统源流，便专心体察研究，甚至忘记睡眠和饮食。他务求实际见解并切实履行，于是行动始终合乎法度，整天都庄严端正。居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对妻子儿女也像对待严肃的宾客一样。凡是出仕、退处、取用、给予等问题，丝毫不苟且。他的学说以恢复本性为纲领，说这是程朱之学的紧要处。为人处理重大节义问题时，凛然不可动摇，生死利害都不能改变他，当时人称他为薛夫子。任大理卿时，触犯王振，被判死罪；先生安然面对祸患，于是反而得到宽赦。天顺初年进入内阁，不久请求告老。先生倡导前所未有的学问，成为众人的宗师，天下无论贤愚都信服他，为什么呢？因为重视践履。如今有人想把他奉入庙庭享受血食，在文馆中铺陈议论，不知道可以吗？回答说：文庙是用来报答德行、报答功业的，而天下人不致力于实际实行。先生崛起而坚持这一点，使百姓知道有这样一件大事，先生的功劳很大。后来的学者在引导德行方面浅薄，学问没有大明白，又不信服先生，岂不是大大的过错吗？道没有精粗之分，学问没有内外之别；如果谈恢复本性而本性不能与天相通，那么本性仍然只是被遮蔽的质朴言语。努力实行而行为不是由本性率领，那么行为仍然难以显现神化的微妙机制；体用一贯，直到细微征兆也无法窥见，这样对德性的引导才深。康斋先生吴与弼，是崇仁人。十九岁时读到《伊洛渊源录》，于是放弃科举之业，收敛身心，沉潜研究义理；把世人所崇尚的科举看作不足以寄托自己志向的东西，两年不下楼，终于深有所得，收放自如，风格奋发昂扬，举止也有法度。家境贫寒，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尤其善于启发引导别人。正统、景泰年间，多次有人推荐他，他都不起身应召。英宗派使者带着财币聘请他到京城，授予谕德之职，他恳切辞谢；皇帝又派使者送他回去。求学者不远千里来跟从他。先生超然物外的情趣，已经得自天赋，并非后天才有。当时的学问沉溺于心性章句，束缚在固定的轨迹中，可以仿拟；然而他的高远卓绝和玄妙见解，却能够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成为细微而切实的供养。假如当时就授予他伊尹、傅说那样的地位，能够坐而使天顺年间达到殷商那样的治理吗？这是无法悬揣推测的。又说：自从受到己巳之变的警惕，摆脱功利之心，人心逐渐振作精神，杰出人物接连出现，人们开始想在学问上奋发。本朝理学的一大关键，在两位先生身上得到体现，其他方面暂且来不及评论。大学士彭时，谥号文宪，是安福人。他端正谨慎、贞洁朴实，外表和顺而内心刚强；辨明内阁不应面向南方而坐，伏在宫阙前号哭；争辩慈懿太后的葬礼，抗疏纠正宫闱之事，扩大储嗣。又论述景帝的固安公主已经成年，应当出嫁；阻止太监刘永诚不应封为伯；以及上奏地震十件事、彗星出现七件事，这些都是真知灼见。景泰三年，看到朝政发生变化，便引退；他在出仕和退处的关头，确实表现出明智的见识和果断的处理。李贤，谥号文达，是邓州人。天顺改元，进入内阁，到成化丁亥年去世。他凭文学才华得到君主信任，参与治理政事，人们说他是三杨之后的继承者。李贤最初面对曹吉祥、石亨的骄横放纵，又遇到徐武功作为同僚；后来门达擅权，他能够勤勉调停，取得君主的信任，其中的力量可以说非常艰难。然而天下士人匍匐求取恩泽的人纷纷而来，使人很怀疑他是否兼有培植自身势力的意图，难道他确实另有作为吗？不过，他停止殉葬，释放庶人，禁止冒领战功，疏通端正国本，安定边疆，鼓励斥退妖妄、贬黜仙师名号，平定曹钦伤臂之变，这些都在他明察所及之内，难道可以稍稍轻视吗？正统以前，三杨都是杰出贤臣，世代辅导德行，天下安定，人们彼此相忘于太平治理之中。等到国事匆忙，君主多有凶险，许多掌管机密的人聚集计谋智巧来损伤国家元气；像陈、王、江、徐等人，百般计谋像刺猬的刺一样纷纷出现，而天子孤立无援，在上位难道不令人畏惧吗？文达贤能而且能够抑制机心，可以说像梁鸿、桓温那样兴复太平了。然而本然普遍照耀的灵明、万物都具备的本体，是治理天下的人不能自行损伤的，这又是应当提出的要求。都御史叶盛，谥号文庄，是昆山人。崇尚道义，重视名节，致力于文章。正统、景泰年间，时局多艰难，他论疏侃侃直言，弹劾随驾将领失去法度，请求诛杀他们以向天下谢罪，然后选将练兵，报复不共戴天的仇恨。又论述边将不能留守京城而由京师将领统率。后来巡视陈州饥荒，协助谋划独石，经营马营，处理八城屯戍，安定绥靖两广，镇守宣府并议论防御河套，这些都能够补益治理体制。刘定之，是永新人，谥号文安。他文学才华卓异，对客人挥笔构思，稿纸写满也不用更换篇幅。成化初年进入秘阁，辨析疑难义理，考察古训；有时一天吟咏百首诗，一挥笔写成九篇制诰，文思深沉宏阔、连绵流转，抑扬顿挫、奔放自如，变化无穷。正统年间上奏时政十件事；景泰年间上奏抵御敌人的十件事，又请求派使者迎接皇帝。他的言辞如江河滔滔，节义耿耿，不只是文章方面而已。高明，是广信人。起初任御史，罢免不称职的官吏，申明冤屈，所议定的狱讼条文大多成为法令。御史台的囚犯白天劫狱逃走，众人面面相觑而惊骇，高明从容地骑马，用一张纸通知九门，禁止出行的人离开，最终能够重新把囚犯捉拿归案。成化初年升任都察院官，复核南京吏部不称职的三十人，治理两淮盐课，弹劾清查巡抚纵容违法的罪状。又修建筹亭，平定扬州盐寇，设置永定县，处理上杭盗寇；为钟同收尸，代赵明认领尸体，因此弹劾文章触犯圣旨。尚书秦纮，是单县人，谥号襄毅。历任州郡长官，廉洁自守而有惠民政绩。后来巡抚陕西，秦王府横行不法，秦纮把他们全部擒拿惩治，于是被诬奏为欺凌毁灭王府。宪宗震怒，将他交给锦衣卫狱，抄没他的家产，只得到一匹绢和旧衣服。宪宗嘉奖他的廉洁而释放他，又赐给钞一万贯，改任河南，约束汪直，使他不能为害。后来总督两广，揭发总兵柳景的贪赃罪状；柳景反过来构陷诬告秦纮，秦纮也被逮捕。等到他掌管都察院章奏，风采更加严峻，台纲肃然。

译岳正，是漷县人。天顺初年，以编修身份进入内阁，胸怀经世济民的抱负；居家孝友，与人交往崇尚气节情谊，性情刚强而志向高远，挺立不屈，不能向外物低头。当时曹吉祥、石亨的势力正盛，岳正在皇帝面前极力进言，退下后又开导告诫他们，使他们考虑保全自身。两个奸猾表面上答应，最终还是罗织罪名陷害他。岳正被调任钦州，又被追捕发配甘州戍守；两个奸人败亡后，才召他回京。成化初年，有嫉妒他的人伪造他弹劾李文达的奏疏草稿，于是把他外放为兴化知府；到任后政务惠民，百姓称他为贤能的太守，不久退休。耿九畴，是卢氏人。清廉刚介，自我约束，治理崇尚严明肃整。起初任都御史，想纠察石亨的罪行，因为保密不严，先被石亨排挤，出任布政使。杨瑄，是丰城人。任御史时，节操刚劲，敢于直言，弹劾石亨、曹吉祥。英宗发怒，召他到文华殿；他和同僚周斌一起指斥两个凶人的罪状，于是被判死罪。恰逢大风雷电，正阳门下的马牌被吹到郊外，因此得到减轻刑罚，改为戍守铁岭。不久得到赦免，皇帝想让他到两个凶人那里谢罪，杨瑄不肯；他们又构陷他，使他戍守南州。宪宗即位，起用杨瑄，不久改任按察使；杨瑄振举宪纲，奉行职务，政绩显著。侍郎林鄂，太平人，历仕于天顺、成化年间。他言语简少，不看重个人奉养，爱好古道，秉持礼义，志在切实践行。侍奉母亲极尽孝敬，只是对待下属严厉，过失超过法度便按正道处置；与人交往不苟且逢迎，世人称他为笃行君子。谈论人才，应先看其浑厚，其次才是英发；希望越深切，根基就越牢固，再由教化加以弘扬扩充。已经显露才机，已经显达而事业浅薄；即便如此，只怕浑厚而不明达，明达便能产生教化；只怕英发而不笃实，笃实便能落实于行动。这样，前后两种论述就都明白笃实地呈现出来了。若说“可以称名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名”，这难道是另有所图吗？王信，南郑人。性情沉毅，行事简重，穿着儒者服饰，平素历任镇守通州、倒马关、临清、湖广等地。等到总理漕运时，他平定荆襄盗寇，晓谕并安抚永顺、保靖，所到之处经营谋划都超过常人。己巳年，虏寇侵犯京师，王信在西直门外拒战；后来曹、石作乱犯阙，他又在东市奋力作战。部下刘斌、张全都勇猛过人，他便恳切向朝廷推荐他们。他曾说：“节俭可以长久，不因奢侈而连累子孙，这就是我留给他们的东西。”人们称他“脊梁铁硬，心肠木枯”。郑亨，武安侯。天顺年间镇守大同，刚正有为，专心以国事为念。每次议事，常常使几位权贵宦官改变意见；他去世时，宦官们都为之哀悼惋惜，大概是因为他的公正足以使人心服。身为披甲胄的武士，到了英宗时，仍能不沉溺于纨绔绮丽的习气；如果内心没有主宰，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修撰罗伦，成化二年在朝廷上应对策问，把自己所学拿出来进言；为人严峻正直，不向他人屈服，至今仍流传着他的事迹，策论名列第一。不久，他弹劾李文达在父母丧期夺情起复，因此获罪被贬。他性情慷慨，乐于行善，内心没有隐藏，绝不逆来顺受、任人欺凌，遇到事情从不回避。他那样高尚的风骨和严正的节操，难道曾夹杂一丝人间烟火气吗？邹智，合州人。满腹忠诚耿直，自负才气锐利。成化丁未年冬，他以庶吉士身份遇到星变，上奏章极力论述阴阳之理，要求罢黜万安、刘吉、尹直，任用王竑、王恕、彭韶；并且说，君子和小人的进退，宦官实际上在暗中主导。己酉年，他因此被构陷获罪，投入锦衣卫狱，贬为石城州吏目。杨守陈，鄞县人，官至侍郎，谥号文懿。他独自抱持先儒遗留下来的经典，在义理之间探求心术，不把训诂辞章当作才能。因此他修身立家、居官待人，一举一动都遵循成法，不稍有放纵。家庭教诲深厚，杨守阯、杨守随、杨守隅、杨茂元、杨茂仁都恭谨自持，也都成为显官。其中杨守阯的直言抗志尤其著名；他写文章典雅端正，议论周全，不是同时代的人所能赶上的。学士张元祯，南昌人。他专心研究理学，年少时便以奇童著称；七岁时被献王召见，献王命他作诗，他写有“心定万事定”一句。宪宗即位后，他劝行三年之丧。等到上疏论述王道，几近万言，不久便因与当时的宰相不合而归乡。后来三次奉召出仕，在经筵上首先劝皇帝阅读《西铭》《太极图》，孝宗立即取来这两部书观看。他为人孤高峭拔，往往因此不被同辈所容。庄昶，江浦人，官至南京吏部郎中。他的逸兴仿佛由神灵授予，浩然寄托在烟云花鸟之间。他的诗豪迈，文章放达，行为飘逸得仿佛乘风游于太虚；对于富贵、功名、仕进，淡漠得毫不牵系。当时与他交游的人都冲迈不羁，仿佛这种流风正蓬勃传播，人们连磨砺它都来不及。起初他任庶吉士，因劝谏上元节鳌山灯会而被贬，后来被荐举起用，不久又离职。张弼读书不拘泥于章句，唯独仰慕古人奇特伟大的节操；他那卓异不凡的气概无处宣泄，便常常发之于诗文以及草书狂翰、醉后墨迹，流传到民间，即使海外各国也争相购买，把它们当作奇异珍宝。成化年间，他任兵部官员，郎署的事务不合他的性情；他多次因坚持直道而触犯长官，于是出任南安知府。他凿通梅岭险峻的岩石，架桥跨过横浦崩决的急流，制定徭役道路轮番服役的制度，以求止息争端，百姓为他建立生祠祭祀。章懋，兰溪人，谥号文懿。他努力求学，崇尚古道，胸怀坦荡，不让嗜好侵入内心，平日没有什么偏执和附和。到了面对大事、裁决重大议论时，他便依据经书援引古例，坚定不移，不能被改变。虽然官至侍郎，但领取俸禄没有几年，便请求退休归乡，隐居山林；近二十年间，他虽栖身林壑，却仿佛始终维系着天下人的希望。陈选，临海人。他刻苦立志，暗中修养自己，不妄言妄动，以古代圣贤为志向。穿破衣，吃粗粮，别人难以忍受这种忧苦；他的学问以克制自己、求得仁德为要旨。任御史时，他神色严正，直言进谏，不顾时俗忌讳，尤其严格对待君子小人的进退。任南畿提学时，他住在学校，默默端坐，以自身作教化。升任布政使后，致力于施惠养民。他培育人才如同春天，执掌法令如同秋天，对于职位的去留升降却漠然不动心。周瑛，莆田人。他立志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并且一定要由博学返回约要。因此竭力研习诸子百家和各种技艺，凡是事情都一定探究到他认为满意为止。他先从静中有所体会，随后对每件事穷究义理，探求其中的自然、当然，又会通其所以然。积累既多，在融会贯通之处也自然有所自得。官至布政使。布政使张吉，余干人。他信奉古道，喜好义理，以与流俗同流合污为耻，以名节自我砥砺。他做学问，务求穷究义理、达到致知，并落实于自身、在内心验证，直要把它贯彻到实际行事中。起初任主事时，弹劾旁门左道的李孜省和妖僧继晓；出任景东判官后，能够申明礼教，治理土官长及夷民，大家都信服并受其教化。后来任梧州知府，他以圣贤之道反复教导郡中生员，使他们一时都知道应当向往什么，人们认为，没有根本功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译陈茂烈，莆田人。清廉俭约，孝顺纯厚，笃志研究古人的学问，以静一作为根本。家境极贫，弘治末年任御史时，穿粗朴袍服，借一匹母马骑，身上完全看不出是做官的人。任职终养父母获准归家后，只得到一张短床，破席子和蚊帐都置办不起；亲自整治菜畦，只有一个苍头供应柴薪，出门时拿着一盏小油灯。妻子儿女穿粗衣、吃粗食，每天坐在斗室中，钻研经书训诂。给事中贺钦，广宁人。他一听到陈白沙讲论，便叹息说：“真正的本性没有显露出来，宝藏还被埋没，凭什么用来为世所用呢？”当天就上抗疏请求解除官职，执弟子礼拜师。分别时，他画了陈白沙的肖像，悬挂在家中的别室，每天瞻仰思慕。弘治初年，内阁首辅推荐他入朝，他没有接受，陈述治理国家的四件事。正德初年，乡间盗寇暴发，他告诫盗寇不要侵犯先生的家；盗寇听闻后，请先生前往安抚，先生几句话便使局势得以安定。布衣陈真晟，漳州人。他气度高峻严肃，看上去不像尘俗中的人；能够努力探求程朱之学，厌恶末流学风对人心的侵蚀而抛弃它，憎恨异端危害正道而拒绝它。起初参加乡试进入省城，看到主管官吏防范侦察过于严苛，认为这不是士人应受的礼遇，于是放弃离去。他的学问以主一和体认为根本，恭敬修养的功夫达到宫阙，两次上书，请求表彰正学。他曾想到学校有正确的教化，却没有正确的考核，于是作《正教正考》，会同并通告各位当道官员，但最终没有得到施行。教谕娄谅，上饶人。他向往谈论道德，不屑于追逐功名利禄。他做学问，大略超越传注而融会于心，尤其严格看待出仕和退隐、取舍的关节；于是广泛求取切磋，一时间陈白沙、庄定山、贺医闾、罗一峰、胡敏斋、陈泉南、张东白等人的书信往来和当面订正，每天都有补益，终于达到深造境地。前七位先生有意于斯文，但他们对于学问究竟如何，我却无从知道；后七位先生有意于求学，但他们对于道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道。有意于斯文，就能断绝功名利禄之心，使好恶得到确定；有意于求学，就能端正自己的趋向，使德行事业得到修养。薛、吴二先生开辟源流，诸位先生推波助澜；坚定笃实的人弘扬薛氏之学，通达的人弘扬吴氏之学。转移人心的关键、维持政治教化的根本、流通宇宙之道，难道不有所依赖吗？然而人心太虚，人的本性不能再添上一物；既不能被义理所遮蔽，也不能靠见解断绝功利之心，那么行事就不会成为障碍；能够端正趋向，那么理解就不会昏暗。可是罗一峰寄托于豪迈，杨镜川寄托于雅正，张东白寄托于闲逸，张东海寄托于旷达，邹立斋寄托于名节，章枫山寄托于德行法度；他们是不是过分把持义理，把它当作守持之物呢？陈克斋、陈省克凭借苦节而进，周翠渠凭借精深博洽而进，陈南泉凭借切合实用而进，张克庵凭借勤勉持守而进，贺医闾、娄一斋凭借锐意担当而进；他们是不是过于专任自信，以至形成各自的趣向呢？精微的关键，游衍于造化之间，清虚而通达，用以舒畅五蕴；哪里能够把他们请来，当面质问呢？敬斋先生胡居仁，余干人。他自幼便远远仰慕圣贤，广泛穷究经书训诂。等到见到吴康斋，便慨然以弘扬斯道为己任。他的学问以主张忠信为根本，以收回放失的本心为要务，推尊二程、朱子为正统传承，认为圣人从开始到最后都在于敬，因此以“敬”命名书斋。他清苦力行，整日庄严端正。凡是举止行动，全都遵循古礼，从不懈怠；即使身处屋漏之下，夫妻相对也像宾客一样，待人接物从容不迫，议论详审明白。家境非常窘迫，穿鹑衣，吃箪食，但常常有超然自得的趣味；世间一切纷华享受，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这位先生，是昌敬轩一派的人，又得到康斋作为印证；他的学问大概将有所归宿了吧？先生坚持敬，又努力践行仁义，希望达到大道，真是广大深远。至高之道本来无须言说，仁义尚且只是性体的粗略表现；既然把仁义看作性体的粗略表现，大概就不能再加以赞说了。先生的门徒余子积祐努力求学，撰写《性书》加以阐明，认为性没有善恶，反复论述一万多字。白沙先生陈献章，新会人。乡试中举后没有出仕，跟随吴康斋学习，探求伊洛之学的源流，恍然有所自得。他曾说：“做学问以自然为宗旨，道达到极致便无形无声而能发动，达到极近之处却又神妙莫测，所以要先蕴藏而后发用，既有形便能够保存。”他的德性器度完美纯粹，见识高明，吟咏歌诵之时尤其称许尧夫，认为尧夫独自超然，凌驾万物之上，与舞雩之乐始终相通。一时跟从他求学的人，如李承箕、林缉熙、张诩、湛甘泉先生等，蜂拥而来。两省藩司使者，以及殿王、海岛夷人土官，没有不以礼相待的。成化末年，多次被推荐给朝廷，授任检讨，他没有接受。这位先生，是昌康斋一派的人，却专主于自得；他的学问大概将要大成了吧？至高的本性本来没有所谓快乐，常常让人寻求仲尼、颜子所处的快乐，元公以此困问程子，是想使他自得其理。胸中有邵尧夫的境界，静中有冲和玄妙之气，处于人间而洒脱，即使天下万物也不能再增加他的欣喜或忧戚，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我私下对尧夫仍有疑问：不知道这究竟是从见识得来，还是从实际体验得来？若从实际体验而来，便会通达冲和玄妙；通达冲和玄妙，便产生见识；有了见识，便耽溺于洒脱；耽溺于洒脱，便会滞塞辨析学问的真实，在产生和滞塞之间，真情就无从逃遁。浩然处于太虚之中，恍惚如在钧天之乐，百般乐声交奏而和穆的纲维正直，衡量四海，无所谓内外、难易、远近，又哪里还会有忧乐呢？尚书王恕，三原人。他才器奇伟，勇于担当当世事务。曾一次出征湖湘，三次出任巡抚，两次辅助留守事务。凡是他说的无不恰当，凡是知道的无不实行；威势谋略足以平定寇乱，坚贞廉洁足以激励贪污者，仁慈惠爱足以使困苦贫穷者得到苏息。他是缙绅所推重的贤能，典范寄寓于他身上，所到之处都有人立碑建祠。当时王敬乘驿传取宝钱，能够进贡禽鸟；郭璟私自购买外夷物品，王恕都弹劾并治罪。等到执奏没有证据时，他又持驾帖救留林俊、李兴、周纮等人，增加五府劝农赈米，并上奏拒绝贡物，禁止擅自杀害流民。晚年升任铨选机构长官，一时的人望人物都被他引荐安置到政务职位上，以辅佐孝皇的治理。谥号端毅。项忠，嘉兴人，谥号襄毅。起初任职陕西，赈济饥荒、疏浚渠道，把救助百姓作为己任；军民两次到宫阙请求借留他，人数达数千，并为他建立生祠。后来擒获达满四，歼灭李胡子，平定洮岷一带的番虏部众，气势昂扬，即使箭石如雨也面不改色。锦衣卫韦瑛倚仗汪直专事侦察，多次兴起大狱；项忠弹劾并揭发其党羽，使他们被发配戍边，于是他们合谋报复，构陷项忠至死。项忠在朝廷上申辩，慷慨激昂，丝毫没有屈服，只被降职；后来又起用为尚书。

译张悦，华亭人。他天性清廉俭约，平日谨慎畏惧，没有疾言厉色，遇事却很有定见，从未因恩怨利害而动摇内心。任官时奉行职守、遵守法令，以不欺骗为根本。任浙江提学时，开始采用糊名阅卷，他废止此法说：“我尚且要怀疑自己，别人怎么会信任我？”任廉使入朝时，尚铭在东厂任事，众人都趋附到他门下，张悦独自不去。他辅佐吏部两次主持选官，众人都一致称许，不久又协助处理留守事务。退休居家后，闭门崇尚节俭。谥号庄简。周经，阳曲人。他执掌政务、奉行法令，处理繁杂事务、应对变化如流水般顺畅；拒绝西域进贡狮子，毁掉黄村尼寺，这些有益于宪宗盛德的事情，都是他赞成促成的。后来他不肯奉行传升之制，上奏阻止李广献田，遏制诸王府势力；亲自掌管河泊所，禁止宫中官员请盐越境， 请求停止织造，不发太仓张灯费用，停止灵台增加洒扫，最终拒绝雄县献给东宫的庄田，这些都完全合乎事理。官至户部尚书，谥号文端。张璝，番禺人。他才华宏大，器识深远，文章书法俊逸飞驰，历任抚州、浔州、漳州三府知府，清廉安静、公平正直，广泛通晓民情。所到之处都革除旧日弊病，凡百姓所希望的事情，必定尽力为他们聚集办理；私下请求和拜谒都不能使他动心。百姓感受到他的恩德深入五脏六腑，善良的人吐气扬眉，奸恶之徒潜藏踪迹；颂扬他的声音传遍各处。离任后，人们追思他，立碑纪念；陈江门也仰慕推重他。尚书彭韶，莆田人。他苦心求学，行为高峻，才识远超常人。天顺、成化年间，他向皇帝进言，极力主张整顿按察和藩司。弘治年间，他在都察院勤勉办事，在刑部执掌法令；所推荐的有王竑、李秉、叶盛、秦纮、陈献章，所攻讦的有韦眷；请求按户发派徭役以顾恒承担，论劾其肆意搜求；阻止梁芳进贡；请求依法惩处柳景、王萌、苗通、高永；请求减免昌国公坟墓的劳役，这些意见都切实明确。谥号惠安。当时人都佩服他的学问见识醇正，足以决断大疑；有人想以文章请求为他定谥“节惠”，但没有成功。邓廷瓒，巴陵人。他气度沉静高雅，处理事务务求成功，不追求显赫名声；不使人与自己产生疑忌。至于具体施行的措施，内心明白透彻，一定能切中关键。镇守宜守、平定番夷时，他整顿设置各项事务，使那里繁盛得如同中州。镇守贵州时，他剿抚黑苗；治理都匀时，流官、土官兼顾治理，都极其周密完备。后来总制两广，以安静平稳为治理原则，不纠缠琐碎事务，与各部蛮夷以恩惠信义相结；他所部署的辖区治理以及涉及闽、楚的事务，全都有方略和尺度。谥号襄敏。余子俊，青神人。他博学通达而有才略，施政宏大，决断果敢，不迎合世俗耳目，也不因顾忌而妨碍功业。起初镇守西安，便擅自发放赈济；又开渠以利百姓。成化年间，历任陕西藩司，又巡抚并经营榆林，修筑绵延二千里的墩台作为防备；并请求设置榆林卫，开垦荒地作为屯田，制造器械、训练军士、种植粮食，使虏寇到来时必然畏惧，不敢靠近。又开泾阳堰以便利灌溉，开凿南山道路以便利军粮运输，上奏请求改变南北更戍制度，取得收服岷番的胜利。他谋划边务，广泛储备物资；有警报时，便厚加奖赏，部下于是效命。官至兵部尚书，谥号肃敏。张宁，海宁人。他努力求学，专攻文章，立志经世济民，授任给事中。为人正直敢言，气节风采鲜明；他弹劾陈循、王文让私人子弟参加考试，约束石亨、曹吉祥，论劾姚文敏向大臣收取香钱，因援救王徽而触犯内阁，劝皇帝革除弊政以自我修省，主张节省费用以救济百姓困苦，这些都是他最重要的事迹。朝鲜发生仇杀毛怜即、卜儿哈父子的事件，朝廷命他前往；他以陈述譬喻代替武力，敌军受到感化而悦服，遂停止行动。成化初年，当权者嫉恨他，出任知府。文敏公姚夔，善于应变，能够成就事务，足以托付大事。起初任给事中，议论朝政侃侃而谈。成化初年，任礼部尚书，多次上密封奏章，裁决礼仪制度，详细议论慈懿太后的不同葬法，尤其言辞严正、义理分明。后来转任吏部，整顿厘正铨选法令，有人想从中阻挠，他始终不听。当时彗星出现，各地发生灾害，他也连续上疏，要求归本正源，士人都为他的行为壮胆。黄孔昭，太平人。他努力求学而有所操守，志趣卓异。成化年间，他在文选司任职十五年，始终急切地把人才放在心上；有权势者托请，他始终坚决拒绝。谢方石称赞他说：看见他高兴，就知道贤能之人得到进用；看见他忧愁，就知道小人不能退黜，这确实是知言。乡里有人在他的辖地做官，送给他一尺绢帛，他也不接受；终身俭朴，不随便交游，官至侍郎。参政陆容，昆山人。成化年间任兵部郎中，当时边境军情纷至沓来，他每天上密封奏章；凡是虏情的虚实、地势的险易、兵力的分合，都清楚地击中关键。事情交给三边处理后，朝廷每每惊叹佩服并进用他推荐的将臣，如吕佐、王钦、梁宏等，都真正选得其人。到了世袭任用韦瑛一事，虽然出自皇帝的意思，他仍坚持认为不可，士人舆论赞许他的气节。后来任浙江藩司参政，政事也整齐严明。他从年轻时就有经世济民的志向，对于礼制、军务、刑法、水利、漕运，没有不加以研究的。他把事情的本末利害全都亲手写在册子上，有见识的人认为其中百件难有一件失误。毛吉，余姚人。崇尚气节义理，丝毫不屈服。初次入仕任刑部官员，严明廉正，审讯案件多能取得成效，权贵没有谁敢加以阻挠，当时朝廷官员都避让他。只有门达与他举鞭相向；毛吉因作揖会见而误了早朝，几乎被打死。成化初年，升任广东按察使，巡察惠州、潮州，摧折强暴，罢黜贪官，剿灭海寇；擒获程乡宝龙峒的大盗，又击败河源、清远两处巢穴，俘获无数；转而进攻雷州、廉州、高州，各部蛮夷逐渐平定。不久追击到新会，贼寇到了阳江云岫山，他奋勇向前，力战不敌而受害。朱骥，大兴人，长期任职锦衣卫。宪宗时掌握卫所事务，十四年间即使权柄升至崇高要职，他仍一向宽厚，从不稍有逞强。对于缉捕中涉及牵连误入罪名的人，常常加以释放。年成饥荒，百姓因抢夺粮食被捕；法律规定，从斗粟以上都处死。朱骥怜悯他们，上奏请求按罪行最轻的条款减免。那时朝廷重视妖言，禁卫巡卒多方拘捕，以求邀功；有人因妖书被株连，数百人获罪处死，朱骥上奏请求逐级减等，改为发配边地。因此锦衣卫惯用巨杖来树立威势，唯独朱骥改变了这种做法。这些诸公，是警醒、警戒后人的遗风；从幼年到老年，砥砺自己的风气由子孙相传；浑厚英发的气概由一家推及一国，于是天下人振翅奋飞，还能延续昔日所达到的境界。正如人的身体苦于疾病而依赖药石，若反而以精美膏粱来滋养，病虽除而元气也肥厚了。

译大学士丘濬，谥号文庄，琼州人。他博览群书，却希望研究能够切合实用的学问，于是提笔大量著述。例如《世史正纲》《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等，搜罗古今，斟酌可行之处，总计数十万字，可以增益人的聪明，权衡各种事务。天下人都诵读他的文章，家家都有他的书。晚年值孝宗时，被召入内阁；凡是人才的进退、政事的兴废，都只遵循祖宗旧典。他写文章务求浑厚深沉，排斥猎取名声的诡异行为，也以宽大之道启发劝导皇帝的内心。何乔新，南城人。他性情严正耿介，沉迷于古代典籍，广泛购买书籍阅读；每当考察上下数千年的事情，便论辨异同，不拘泥于前代贤哲，也不盲从沿袭的成说，著述十分丰富。他发誓不经营私利，不阿附权贵，不因爱憎而决定赏罚。历任尚书，他的经国谋略和施政措施，都在扶助确立国家的正确原则，并非粉饰太平的工具。他一生有文学和气节，而对声色却淡然。谥号文肃。他的谥号“节惠”虽然确实合乎他的情操，实际上却是格外的荣典。礼部尚书倪岳，谥号文毅，上元人。他生来高大伟岸，聪颖秀异，专心研究经史和世务，对各种事务都考察熟悉；凡是民政、财政、边疆情势，没有不留意的。弘治年间，每当朝廷大庭集议，他都慨然发表高论，裁定了许多事情。尚书林瀚，闽县人，谥号文肃。他刚正廉洁，遇事公平。弘治年间任祭酒，对待诸生严厉而有恩，不因势家子弟和请托而改变规矩；因此国子监中额外收取的费用进入堂署后，他全部贮存起来。官府购买各衙署房舍时，他不久便参与处理留守事务；凡有治国的重要事务，他总是上疏极力论说，切实恳切而毫不忌讳。正德初年，他触犯刘瑾，被降为藩司参政，后来又被罢黜。刘瑾败亡后，朝廷召他恢复原官。谢铎，黄岩人。他气概昂扬，像渴了那样嗜好义理，见到不善之事就像将被玷污一样厌恶。他清廉自守，勇于退让，以功名利禄为耻，不被时局迷惑。弘治年间任祭酒，以自身作示范，又严格约束学校，明确财物收支，广泛兴建设施；上疏纠正文庙祭祀礼典，并申明补救弊病、振兴废坠的办法。凡是他提出的意见，都依据古义，不迎合流俗见解，因此一时士大夫都推重他。官至侍郎，谥号文肃。蔡清，晋江人。他修饰自身，砥砺品行，不涉入世俗的轻浮奢靡。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正宗，以《四书》为嫡传，以宋代四位儒者为真正的流派；一生精力都用来研摩、拟议和阐释这些学问，成为一时学者所尊奉的学说，称为“虚斋说”。正德年间任江西提学，触犯宁王，宁王想倾陷他，于是他退休。程敏政，休宁人。他风神清秀丰茂，博学而精于文章，努力模仿、精研深究，希望追溯伊洛学派的宗旨，确实是本朝执笔作文的大匠。他曾议定祧庙礼制，确立奉先殿制度，订定文庙从祀礼制，又编集文章作为《道一编》，都论据确实，使人心服。他为人坦率正直，不以贤能自居；登门向他请教的人，他都没有不回答的。孝宗非常器重眷顾他。后来言官错误地以言论中伤他，他也防备世俗流言，并不责怪那些人。杨廉，丰城人。他喜好求学，专攻文章，认为宇宙之内的事情都应当尽力探究其道理；凡是礼乐、兵刑的学说，以及赋税计算、算术、杂艺、稗官传闻，都取来玩味研究。不久又归乡，他游涉百家学说而有所抑扬，并以程朱之学加以权衡；他厌恶世俗的姿态，对于功名利禄从不趋附。以庶吉士身份历任官职，官至礼部尚书，归隐退休的心愿始终可贵，年老时更加迫切。谥号文恪。考察这些君子的志向，他们不屑于眼前俗吏那种拘谨琐细的事务；如果能使他们充分完成自己的志向，启发并使人真正了解其忠诚恭谨，那么国家安定的福祉又哪里能够估量呢？大学士徐溥，宜兴人。正值弘治盛世，他入阁掌管机务，遇事从容处理，调和各种甘苦，容貌温和宽裕，使人都能各自发挥才能。他的内心能够不知疲倦、不自矜夸，因此坐镇之间便平息谗毁怨恨，消除争竞奢侈，培养国家元气。然而在救援知州刘逊被捕入狱、拒绝奉制撰写三清乐章等事情上，他又凛然不可侵犯。当时李文正作为次辅，而所上的章奏都出自徐溥之手，由此可知他善于任用人才。谥号文穆。大学士李东阳，茶陵人，谥号文正。他的文学雄健杰出于一时，入内阁后，弘治年间曾议论停止审讯安南，禁止烧炼、斋醮，援救被逮捕的刘逊；又多次上密封奏章，恢复平台奏事，禁止李广请求赐给寺庙匾额和让僧人进入大内。正德初年，他论说怠慢政务之事，救援安奎、张或、杨一清，论述做君主的艰难；又指出失政数事，论说边军入卫的不便，援救被捕审问匿名书的人。他的文章章奏光明显著，人们多称许他。当时海内太平，人们思慕华美文辞；李东阳主持国政，各人都以文章相互砥砺，争相表现才华。于是王九思、王鏊、夏餱、罗玘、乔宇、边贡、邵宝、熊桂、殷云霄、徐祯卿、顾璘、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一起兴起于文坛。刘健，洛阳人，弘治二年入内阁，正德三年罢职。他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以老成持重率领同僚。凡是同僚到他的私宅拜访，他连一句话也不与之交谈。到了朝廷，遇到关系大义的事情，即使连续说上数千字也不厌倦。弘治末年，他进谏皇帝怠慢政务，进谏在武当设醮，又进谏不要在朝阳门外建塔，不要为真人杜永祺等撰写诰命；朝廷上众多官员提出的正论，都被采纳。正德初年，他感念先朝遗命，尽情进言而毫不避讳。刘瑾掌权后，焦芳私下向他献媚；因为刘健是同乡却不依附自己，焦芳便极力攻击，使他罢职。吴宽，长洲人。他行为端正清洁，见识情趣高远。任官时务求简约谨慎，不愿牵涉纷争。虽然多次受到优厚召用并被挽留，他仍引退不改变。不是靠慷慨激烈的行为来求名，却能以正道自持；有不可为之事时，从不仓促苟且随从。言辞雅正淳厚，文章书法精妙。他曾上疏劝太子出席讲学，又议论慈懿太后葬祭礼制；在便殿上侃侃对答，这些事情都足以说明他的才能并不少。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定。马文升，钧州人。他性情检束耿介，以身报国，艰险从不回避；文治武备都很出色，声名传闻于夷夏之间，退处时却谦抑得仿佛不敢自我夸耀。出任总理机务之前，他生擒达满四，歼灭李胡子、火蝎儿、王彪，追击斩杀北虏，平定章铁烈孙，三次安定边患，兴复哈密国，处置贵州苗人，修筑夷地火筛城。他后来触犯陈钺、汪直，被构陷发配重庆，却屹然不为所动；晚年值孝宗时，执掌铨选机构，受到的倚重辅佐极为深厚。谥号端肃。耿裕，卢氏人。起初任谏官，升任翰林，主持国子监，擢升礼部尚书，任吏部尚书；为人坦荡平易，心中没有私念，成为众士人的表率，不设置个人爱憎，只以事理为准，民众也都仰赖他，足见他是老成的器度。弘治盛世时，耿裕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但天下人都从内心佩服他的德义，并不需要等待声色和谗言来证明。

译刘大夏，华容人，谥号忠宣。他明白治国的体要，忠诚廉洁；从兵部郎中做到尚书，平生不把势位放在自己身上，对于功名富贵以及子孙福泽，都淡泊如无物。他三次出任平定祸乱的职务，两次巡行边地，一次治理水患，所到之处都有成绩，受到孝宗眷顾。除了掌管兵部外，凡国家有重大政务和疑难，皇帝常召他到内殿当面商议，或让他随御史、中官进宫报告；时间久了，还让中官护送他出来。皇帝曾命他秘密进呈揭帖，他回答说，恐怕会开启斜封墨敕的弊端，因此不敢奉行。他在兵部任职时，遇事明断。正德初年，他触犯刘瑾，被构陷发配肃州。戴珊，浮梁人，谥号恭简。他德性和气纯厚，内心坚定耿直而不苟同，胸襟通达而没有城府。从御史做到掌管院章，奉行职守极其谨慎，不因任何小事受挠乱或借故推托；但他的心意常常倾向于厚待他人。做官四十多年，家中没有多余财产。他多次平定寇乱，总能歼灭首领，同时释放救活了很多人。郧阳一带豪强盘踞，流民聚集成患，他限定日期查出首领，训练土兵，能够自行制定并统领阵法。孝宗每次召见他，面对面询问往往经过很长时间；戴珊从容启奏，给皇帝带来很多帮助。张敷华，安福人，谥号简肃。他果断耿介，不随流俗，风采凝重，辨别义利如同黑白。事情有不可行之处，他绝不迁就，也不因仕进退处和得失而动摇内心。起初历任藩司、巡抚，赈济饥荒，平息盗寇，调整盐课以救济百姓歉收。后来督理漕运，罢黜贪官，整顿事务。等到掌管院章时，请求严格执行天下对贪官酷吏的禁令，留心漕运；受宠大臣有犯法的也绝不稍加宽贷，当时人人都畏惧他。正德改元，命他退休，大概是因为他与当时的风气不合。韩文，洪洞人，谥号忠定。他的风骨如玉山屹立，奋发砥砺、充实修养，早晚勤勉不懈，以忠君爱民为根本。起初在科道任职时，弹劾都御史王越挑起边衅，被逮捕审讯，几乎死去。后来任户部尚书，革除积弊，均平会计。那时宣府、大同的军情不断，又遇到国丧和大婚，供给费用极大，他全心筹划经营，按缓急加以救济。他弹劾太监苗达征收费用却没有功效，追究方士道流施行妖术，抑制外戚，禁止中官恣意夺取，整治窝占和私引盐；又阻止请求织造之事。刘瑾凶恶势盛时，韩文首先上疏抗争，请求论死，因此被罢黜；后来又被伪造诏旨逮捕入狱，罚米三千石。许进，零宝人，谥号襄毅。他器度伟岸，议论如风涌，严守法令，不因私情宽贷权贵。起初授任御史，升为副使，都很有声望。巡抚大同时，严厉整顿军政。武邑王聪沐不守法，他上奏依法处置；又弹劾太监石岩，反被石岩构陷，降为知府。不久虏寇侵犯西部边境，朝廷起用他巡抚甘肃；他于是调动赤斤、罕东等部夷人作为声援，督率大军冒雪连夜进发，终于收复哈密，屡次升迁至吏部尚书。因触犯刘瑾被罢黜，刘瑾又构陷他，几乎遭遇不测。储罐，海陵人。他端正沉默，神情凝重，操守高雅而不与众同；才华出众，尤其足以成就事务。任考功、大巡抚、户部侍郎等职时，所历任的职位都能胜任并办成事情。遭遇刘瑾时不肯屈服，精通书法，又喜好文章。世间有才能而长期不得任用的人，无论远近，他都努力加以提拔。谢迁，余姚人。他天赋贞正刚毅，胸襟豁达，不设防备；然而内心深沉，处理事情迅速如声响应和。凭状元身份升至枢要职位，始终循规蹈矩，不越级冒进，不隐蔽贤能，也不故意违逆时俗；从未因世道的升降而改变自己的高下取舍。谥号文正。陈恪，归安人。他性情狷介淡泊，朴素谨慎而勤勉，像高高昂首却处处受阻。然而任县令时把百姓看作子女；任方伯时家中粮食也只能勉强供给，正逢年成歉收，连施粥都难以继续。推荐他的人称说他冰清玉洁，官至大理卿。英宗、景泰年间局势震荡严峻，栋梁之材森然排列；如果没有后来的人承继，几乎就要衰替了。可是宪宗、孝宗相承而有仁厚贤明的治理，又能够灌溉滋养、培植人才，近四十年如此。根基丰厚，枝叶流长，阿菁之道日益茂盛，人才集中在一时涌现。因此大才接连出现，文明教化光耀天下，真是盛美啊！当时海内安宁，百姓含着食物、拍着肚子，充满太平气象，不知道帝王的力量有什么作用。追究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谁把它留给后人呢？只是想到诸位君子保守太平的功劳，是否都具备九三爻所说的德行，完全懂得艰难守正的义理呢？后世还要裁成万物、辅佐天地，民众有险有平，循环往复，实在不可不警惕。彭泽，兰州人。他刚直如山，气概高峻，极其操切严厉，以廉洁作为做官的准则；坚持原则而又能疏通政务，能够任用人才，遇到事情毫不回避。他所到之处，文武声名都很显著，较大的事迹有在荆襄奏报俘获敌人，以及参与议论收复哈密。官至兵部尚书。王云凤，和顺人。他清廉安静、刚正方直，言语行动从不苟且；身处私宅也如同在公门，闲暇时便以史书为老师。任事时无所忌避，与人交往侃侃而谈，维护正义，具有壁立千仞般的气概。起初脱去布衣授官，任礼部观政，知道同榜的蔡清学问高深，便执弟子礼拜师，常住在礼部小署中，高声诵读不止。尚未正式授职，便上疏论说国家奸邪。后来任都御史，谦下地延请访问贤者，务求为百姓造福，把官署看得如同旅舍。员外郎叶钊，丰城人。他刚强敏锐，遵守法令，务求以正道自持；任刑部官员时，朝廷没有积压的案件。遇到有事牵涉贵戚，他依照法律，丝毫不宽贷；遇到朝廷大事便直言进谏。弘治甲子年，南畿发生灾害，他上奏陈述救荒的四件事。乙丑年，应诏陈述八件事。正德初年，他上疏请求释放给事中牧相、徐蕃、戴铣等六人，以忠直之士起用刘大夏来收揽人望，这些意见都切中要害。他还因事进言，例如大理寺只应参与参驳，不应使用刑讯；刑部、大理寺堂官的坐次应当照品级排列，寺丞不应位居侍郎之上。皇帝下旨认可，并以此为例，众人都佩服他称职。杨继宗，阳城人。他喜爱善行、憎恶恶行，这种好恶出于天性，许多人都畏惧他的方正严厉。至于忠孝大节，他的议论和风采又使人人信服敬仰。任嘉兴知府时，只带着一个箱子和少量藏物赴任，劝导廉洁，严明政务，百姓大多受到他的恩惠。不久主持浙江按察事务，振作整肃纲纪。起初藩司、按察司各衙门使百姓苦于供应办理，镇守中官每天耗费，已经供给到万钱；杨继宗一概废除这些支出。归来时行囊中只有几卷律书。后来巡抚顺天，追回宦官外戚侵占百姓的庄田，权贵都收敛踪迹。成化乙巳年，因上疏被降职。弘治初年，恢复原官。董杰，泾县人。他器度奇伟，议论正直敢言，不能用非分的气势使他屈服，行事刚强严正。自州郡起任，历任都察院官员，心中切切关怀民间疾苦，激励杨承宣，始终没有懈怠。凡京畿以及青、齐、湖、湘、河、洛之间的人，所到之处都感念他的恩德。正德初年，江西盗寇营寨猖獗掠夺，他将其平定。

译丁玑，丹徒人。他修饰自身，砥砺品行，维护名节，向往古人的学问，每天以经籍自我研习，却苦于没有找到老师。起初任御史时，上疏劝谏任用万妃，宪宗发怒，将他逮捕下狱，命人击打得牙齿脱落；丁玑毅然不为所动。后来升任按察副使，主持广东学政，死于溺水。家业萧条冷落，他从未把这些放在心上。林俊，莆田人。他性情简约谨慎，做官清廉俭约；即使有权势者以金钱托请，他也只接受公事上的禀报来答谢。厌恶末俗和奢侈放纵，以自身作表率。从初次入仕直到归田，进退始终没有可供议论的过失。妖僧继晓依仗近幸梁方，以旁门左道进用，林俊极力论劾他。巡察江西时，预先揭发庶人的奸恶。后来任刑部尚书，执法却不苛刻。审理崔文私党李凤阳的案件时，不能使按察使满意，于是退休。王鸿渐，南阳人。他崇尚实际，排斥浮华，以诚信待人接物，读书以穷究义理、落实实用为目标。即使只是一个字的异同，也一定审察其意义何在。他善于观察历史，务求考察成败得失，辨明邪正，尤其熟悉国家典章。祖宗任用人才、施行政令的情况，以及前辈立于朝廷、修身行事的详情，他都能一一说出。官至尚书，谥号文庄。张芝，歙县人。读书仰慕古人的学问，意气昂扬。弘治年间，被授予评事，曾感叹说：“一个职位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如果进言而被采纳，所影响的范围就很广，至于祸福，不能加以计较。”于是多次上疏陈述意见，总计不下数万字，都得到施行。正德初年，他论述时政的缺失，想要端正体统、收回威权和恩赏，以保全祖宗基业，言辞都十分恳切。通政司认为这些话触犯了权贵宠臣，不敢上奏。不久，他升任按察司副使，风采凛然，纠正奸邪、整饬法令，都有成效。等到督理学政时，又诚恳地教导士人自强自立。陈壮，京卫人。弘治年间任御史，刚正耿介，自立不屈；虽然身处混杂的都会，性情却如山林隐士，不能随世俗浮沉。遇到崇尚节义廉洁的人，士人便全心倾慕他；他憎恶邪恶，难道像是担心被邪恶玷污自身吗？他的家境贫寒，向来取予分明，绝不苟且。弘治年间任职南台，极力整饬纲纪。后来转任按察司副使，尽心综理政务，执法极其谨慎，不久便退休了。李应祯，长洲人。耿介自守，很少与人合群；考中乡试，进入太学，有位权贵想招他做塾师，他坚决拒绝。任中书时，以同列官员为伍为耻，请求改任教职。曾因按旧例抄写佛经，上言认为不应尊奉异教，言辞非常直率尖锐。他一向喜好古学，博学多闻，喜欢当面指出别人的过错。去世时没有办理殓葬，朋友替他筹办了葬事。宪宗、孝宗建立极治，国运壮盛，兴举贤能、培育人才；前面所述的诸位君子，是昌盛而浑厚一流的人。这次所述的诸位君子，是昌盛而英发一流的人。圣明笃实已经深厚，教化推行也很显著，而盛衰相互依伏的契机，难道确实已经在这里显露了吗？又说：能够养育人才却不能任用人才，也就看不出什么成效。大海深谷纵然容纳巨鱼，诸位公卿能够得到人才相助，难道不是幸运吗？阳明王先生守仁，余姚人。年轻时就具有奇异的气概，不愿被世俗之学困住，于是广泛寻求诸子百家和佛道二氏的学说，有所得便加以考察，发现其中的弊病便舍弃；这样反复寻求了几次，才独自得到失传的学术源流。他常常长叹说：“致良知，是我平生三个字的纲领，不可更改。”于是他的学说风行海内，英才前来求学，即使远隔千里也赶来。先生奋然崛起，在众多喧嚣的楚人中挺立出一个齐人来；听到他言论的俊秀之士都心醉神往，即使那些意气用事、固执己见的人，也自然产生了疑问。他官至尚书，因功封为新建伯，勋名日益显盛；历任政务繁多，却始终没有废止讲学，人们因此无疑认为他确实能够致良知。这种学说延续发展到阳明夫子，才大为彰明。我后来时常惋惜没有能够登门求教，曾经追随并附会“致良知”的学说，认为它是千古以来血脉流行、化育万物的枢机；使幽寂的情感显现，涤除杂念而见本心，开启人的聪明，这是古今贤愚共同具备的，为什么这样容易呢？可是昏昧而抛弃它，借用它的声势和影响，最终反而被拘束心灵、以自我成见为师所弊害，又为什么这样困难呢？不能在实践中体认它而静心研究，难道是求学的诚意吗？我私下把良知看作夫子的形貌，把省察提撕看作夫子的咳嗽，把追求真心看作夫子的见面礼，因此对自己的浅陋迟钝感到惭愧。在茫茫太虚之中，孤零零地悬着一颗心，有谁幸而能帮助我；而志同道合的君子，都能归于自我省察，这就是天下斯文的幸运。杨一清，丹徒人。博学而有经世才能，长期任官陕西，督理茶马事务，分条上奏五件事；整治苑监属吏的包庇行为，修复靖虏诸城、庄浪诸隘和花马池各处要害，没有一处不振作显耀。敌人大举进犯固原时，杨公单骑奔驰到瓦亭驿，预先设下伏兵，敌人听到消息后连夜逃走；他又分条上奏军务。后来议论恢复河套的事宜，触怒刘瑾而被逮捕入狱，不久又被重新起用。适逢张永征讨安化，杨公献计揭发刘瑾的罪恶，又重新进入内阁。朝廷遇到重大疑难，杨公只用几句话便作出决定。他援引提拔士人，气度格局宏大开阔，最终也因此受到非议。杨廷和，新都人。长期进入内阁，却一直没有什么建言，人们轻视他。武宗南巡时，天下骚动，宠臣窃取国柄，有个狂生上书列举武宗的过失，杨公以礼延请这位书生，流着泪说：“我久已应当不辜负你的好意。”后来武宗在豹房去世，安危就在顷刻之间；禁军都归江彬统领，杨公秘密同太监张永谋划，请太后下旨诛杀江彬。先传令遣散军士，让他们各自到赏赐处领取赏物；江彬察觉后回头看，见四周无人，便被擒获。于是确定礼仪，派人迎接当今皇帝；下诏改换年号，厘清整顿国家法令，裁撤传乞升等弊政和滥用劳役，每月节省粮食十六万余石。孙燧，余姚人。朴实谨慎，不事外在修饰，但性情明澈，处理事情缜密周详。任刑部官员审理刑狱时，适逢刘瑾横暴嫉恨他，被连坐罚款赎罪。正德末年，江西宁王宸濠暗中谋反的迹象逐渐显露，当权者选派孙燧巡抚江西。等到宸濠的恶谋完全暴露，孙燧多次上疏报告他的罪状，却都在中途被人遮掩隐匿，无法送达。于是他同御史范辂、参议陈洪谟、副使许逵共同谋划，储备粮食，整顿军队，布置防守要害。不久宸濠起兵谋反，孙燧不屈而死。谥号忠烈。许逵，固始人。起初任乐陵县令，因平定盗寇有功升任佥事，不久转任江西副使。当时宁王藩府起兵叛乱，叛军捆住巡抚孙忠烈，准备杀掉他；一时之间，官属都惊骇不敢说话，只有许逵反复辩论，并且厉声大骂，慷慨激烈，还命令把他捆绑起来斩首于惠民门外。行刑时，许逵回头对孙忠烈说：“早先不听我的话，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许逵大概曾有先发兵、后奏闻的计划，却被孙忠烈阻止了。

译吴廷举，苍梧人。性情刚直，气概雄杰，经历百战也不退缩，曾向陈白沙求学。任县令时，因为触犯上官，被诬陷而发配管束；后来起用为府同知，转任兵备，又因触犯镇守太监潘、牛二人，被刘瑾诬告，刘瑾假传圣旨，将他枷锁示众于锦衣卫门外一个多月，几乎死去。后来又被发配管束，重新起用为江西布政使参政。姚源洞发生叛乱，他被捉入贼巢，贼人想加害于他，吴廷举挺身而立，神色丝毫不变，还向他们说明顺逆的道理；贼人受到感化，以非常优厚的礼节待他。他历任升迁至尚书，士人都倾心佩服。胡世宁，仁和人。具有宏伟的器量格局，气概足以傲视众人，而才略也足以与之相称。起初在江西任职，触犯宁王宸濠，被他诬陷，获罪发配戍边，后来重新起用，历任巡抚。他所到之处都有功劳政绩。礼法纲纪极其紧迫之时，他也曾参与主持一方事务。然而只有他的奏疏议论平和，举止雍容，像鸣銮之声一样没有诡诈，遇到俘获敌人的事情也没有急于邀功的意思。他外表矫健自立，内心却细密周详；处置事务明白而有条理，深沉得无法窥见他的边际。黄巩，武选郎，莆田人。沉着敏捷，喜好学习，立志为国尽节。武宗想要南巡时，他奋然上疏陈述六件事，极其恳切地请求留住武宗，言辞刺及宠臣江彬。当时车驾员外郎陆震看到他的奏疏稿子，愿意和他共同署名上奏；江彬便假传诏令，让两人在朝廷跪着，五天内杖打了一百多下，削除官籍。陆震最终死在杖下，黄巩幸而活了下来。他作诗送给弟弟说：“不用你的谋划才到了这个地步，你应当知道，我所奉行的道义本来就该如此。”大概是说自己并不后悔。徐文华，嘉州人。仪表庄重高峻，气度伟然；能够充分履行谏诤职责，任用官员不允许有人以私情加以阻挠。因触犯刘瑾而获罪戍边。不久起用，历任大理寺丞。凡是朝廷举行重大议论时，他的官职虽然不在高位，看见群臣首领含糊不敢发言，便常常高声剖析，众人也惊愕地唯唯应答；后来因一桩大案被罢职。王廷相，仪封人。气概颖异高亢，不能被外力屈服；居谏官之位时敢于进言，被贬为县丞后更加自我激励。任留都赞理时，揭发弊端，杜绝后患；长期掌管都察院事务，整饬百司的风纪，压制奔走钻营。有权贵身居要地，众人都越礼前去趋奉，只有他不去。他立志喜好文章，广泛搜集百家学说，苦心探究并阐述高雅的道理，用来表现自己的志趣。晚年崇尚玄学，受到群小怨恨的人便以此攻击他。梁材，上元人。检点自己，洗涤自我，谨慎惶恐，唯恐被当时的习气玷污。任县令时，显著关心民间疾苦，节省费用，体恤徭役；任按察使时，谨慎考察属官，裁减诸位僚属的冗费；治理成绩在大朝会上一一核对，作为升降官员的依据，有不相合之处便极力争辩，当时人称说朝廷终于听从舆论，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后来任户部尚书，遇到大型工程以及边务紧急时，公勤勉筹划调度以供给所需。太仓老库中有白银四百万两，他坚持不敢动用；他守法就是如此。石珤，藁城人。性情淡泊俭约，亲自谨慎收敛自己；官位升至台鼎高位，日常供给仍如寒素之士。正德末年，奢侈的风气开始兴起，石珤不追逐时俗爱好，却也不故意与世俗不同、另树旗帜。嘉靖初年进入内阁，严格告诫守门和随从之人，不滥交权贵。他同来拜谒的人以手帕作为礼物往来；收到礼物便退还回去。退休归乡时，行李和嫁妆等物加起来还装不满一辆车。汪俊，弋阳人。聪敏而笃厚好文，能够践履道义、处理人伦关系；本心质朴，善于使社会归于雅正，不与世俗同流。与同僚任大宗伯时，朝廷会议考订礼典，他极力争辩；即使自己的见识尚未达到最高，也从不在同僚面前妄自菲薄。穆孔晖，外表朴实，内心明辨精细；学习科举业时，常常因文章而有所领悟。阳明先生主持山东乡试时，因他的文章中有“时有发明”一句，选拔他为第一名。后来任学士，不迎合时俗；虽然才具并非处理世务的利器，但用来镇定、观察并调和雅俗，确实不可缺少。邵锐，仁和人。顾惜名声操守，笃行孝义，淡泊俭约一向如此，退让谦抑得好像衣服都承受不起。科举中考取会试第一名，却自认为没有文才；官位升至卿长，家境仍像寒士。任提学时，致力于敦厚地教化士人风气，士人忠信于他；乡里称赞他的品评，朝廷议论也赞同他。郑善夫，侯官人。性情疏朗开豁，心中没有隐藏；任礼部郎中时，志趣旷达，辞去官职。他博学多闻，擅长古文，尤其长于诗歌；其义理不违背正当的风教，众人都广泛仰望他。即使游历名山大川，他的心意仍然淡泊无求。正德末年，他以养病为由终其一生。程启充，才思颖悟，具有俊异才能，热切地以报国为志，通晓熟悉典章制度。任监察御史时敢于进言，执掌法纪，诸位同僚长官都倚重他。因一次过失牵连大案，被发配戍守广右。吴昂，海盐人。清廉安静，清白俭约；每到任职之处，都留下良好的政绩，百姓甚至哭泣着牵挽送他。告老还乡后，仍不停地诵读，像个读书人一样。孙一元，不知是哪里人，浪迹江湖，气度高逸，轻视富贵，诗歌很有风格，足以成为名家。他确实借助诗歌抒发情怀，深入研究典章制度，可以用来经世致用。凡是他的行为举止都不苟且，一举一动都合乎规矩法度，众人称他为隐士君子。杨最，平生旷达不拘，不能容忍不合理的事；仰慕古人而不故作玩世姿态，同人交往不设置藩篱门户，每每任性率真而独自明断。他任职于有关部门时，所在之处都有惠民政绩，官至太仆卿。在严肃谨慎的职位上，他仍然率意而行，把平素的作风施用于政事，因此获罪。徐问，武进人。操守端正，著述简约而取法古人，把古人作为法式准则；又超越当时文坛，广泛探究事理的奥妙。历任官职而升至高位，做卿官时仍处处显著勤勉，推举贤能之士。毛宪，武进人。质朴而有旨趣，砥砺整饬自己，努力修养并保持恭敬；对宗族情义深厚，姻亲、亲戚和故旧因此大多敬服他。居谏官之位时，弹劾论奏恳切激烈。金洲，嘉定人。资质凝重朴实，志趣专一，著述自守。他认为道义在于修明人伦，便对所厚爱的人厚待；认为求学首重言语行为，便做到有实际内容且持之以恒；认为为政在于爱护百姓，便专心施惠，几乎片刻不忘；致力严明而必定收敛自己，遵守绳墨法令，邑中百姓深深感念他的恩德。正德年间，奸邪之徒很多；八党如蛇蝎，义子党羽如鬼蜮，四家兵党如豺虎，充斥境内，造成扰乱。然而国家大政尚有一定准则，清正的舆论也没有完全衰败；宦官假借武臣之势，武臣又借文士之名，像狼一样在天下横行，使国家日渐耗损，但财政支出仍有常规，名节操守也还能够自立。因此修身自守的士人，都能够各自依从志愿，而社会习气仍然承袭宪宗、孝宗时代的遗风。人才济济、杰出硕大之士，难道曾经很少吗？所担忧的是，人们把讲学视为忌讳，不能阐明整治积弊的实际，申述后来的教训而继承先人的心意；这样怎么能保证过去的事业不会被人吝惜、贬抑呢？罗钦顺，泰和人。庄重笃实，发自内心；一举一动都遵守法度，不能被不正当的事物动摇，因此自号整庵，人们确实相信他是一个严整自持的人。凡是出仕、退处、取用、给予，都一定要求合乎原则；有成法可遵循时，他曾说：“人立身处世、建立事业，必须先打破义利之关，否则就会一直忙乱到老。”他教导别人，总以此要求严格。官至尚书，甘心过清淡朴素的生活，晚年多年不下楼，直到去世。桂华，安仁人。天性严毅，行止合乎规矩；修养充实而形成定见，举动自有主张。从修身到治家，每天都有固定的功课；尤其把敦厚风俗、表率乡里作为要务。对于世道和王政，他殷切地希望能够参与谋划，却最终只实现了一项。

译何孟春，郴州人。考述古代事迹，撰作文辞，严格约束自持，想要实行自己所了解的道理；即使同世俗有所抵牾，也不因毁谤而改变。他正考察搜集旧日事例，撰写了许多著作，准备以此坚持下去，官至侍郎。许诰，灵宝人。专心探究玄妙精微之理，寻求阐明性命之说，于是广泛涉猎经传，择取其中俊美精要之处，径直想要同古人裁定异同；他究竟有什么领悟，别人无法知道，大概也是一个专心致志于此道的人吧？崔铣，彰德人。年轻时就有非凡的才器，深入探求圣人之道，时时刻刻修治洗涤自己；昂然自立于世，极力辨析三代之志，不愿在取舍上故意与世俗不同。他广泛涉猎典籍训诂，修治心意。归乡后广泛授徒，以师道自任。他纵情创作文辞，也瑰奇壮丽、自成一格，不抄袭别人。任翰林院官员时因礼仪问题争辩而被罢职，后来重新起用为尚书。谥号文。吕柟，高陵人。求学以亲身实践为要务，大体宗奉朱熹，偶尔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他以诚心待人，和气感人，无论远近、贤愚，没有人敢怠慢他。到了义理所坚持的地方，却铿锵激烈，连死生利害也不顾。平日里庄重伟岸，不妄自言说行动，也不随便同人交往。礼仪之争十分紧张时，他没有低头屈服，因此被贬；后来起用为侍郎。魏校，昆山人。平素仰慕圣贤关于体用的学问，于是竭力研习古代典籍，广泛从仰观俯察以及经略民生万物之事中求取道理，大小问题都加以考证探究；还说：“应当在收敛处使它舒展。”又通过静坐来澄清根本。于是他内外交相修养，每天都谨慎勤勉地坚持；做事必先制定成法，早晚庄严自守，坚守而不改变。历任提学、祭酒、太常卿，生活淡泊如寒士。何瑭，怀庆人。笃实遵守古代的义理，虽然世局不断变化推移，他却不受污染。刘瑾权势炽盛时，群臣入朝拜见，有跪拜的礼仪，唯独何瑭挺立自守；刘瑾大怒，却只夺去了他的官职。后来起用为浙江学政，不久退休。张璁主持内阁时，非常器重他，举荐他辅佐圣明的治理，希望重用他。何瑭刚入京，同张璁见面，便当面列举张璁十三条过失，众人都惊愕地直言。官至礼部侍郎。王思，编修，泰和人。端正谨慎而不放纵，孝顺友爱，忠诚守义。正德甲戌年，他抗疏劝谏武宗，节制情欲、惩戒欲望，返回宫驾以防外患，因此被贬为驿丞，共九年。四方前来跟随求学的人很多，他对正心诚意的学问多有阐明。当今皇帝即位后，恢复了他的旧职衔。后来因礼仪之争，言辞非常严厉，死在杖刑之下。张邦奇，鄞县人。秉性刚毅，才思敏捷；考察百家学说，希望穷尽万事万物的差异而使它们得到普遍运用，于是步趋前代美善。他曾早起参拜上天，默默省察职事，以敬慎作为根本；后来官至尚书。谥号文定。功业和教化不断积累，治理的气运昌盛，于是人文兴盛，正统学问逐渐明白。内在修养切实而讲学渐多，真实的意旨便流行开来，互相警策、共同努力。当时正值良知学派的同道诸公适逢同时兴起，道义和学问辨析雄健，感情契合；虽然未必完全相同，却都阐扬发明、继承良知真传，已经充分验证了《菁莪》所说培育人才的遗意。难道不是盛大可观吗？关于良知的讲论，传布到四方，知道并响应它的人往往能够抛弃长期积存的弊病，像云从龙、风从虎一样，势头迅疾。有所兴起的人多得不可枚举；其中那些相似而迅速颖脱的人，直到今天也不乏同类。虽然各人的深浅、快慢、生疏和成熟并不相同，但总能决定自己趋向或背离的关键。那些已经去世的人，事例未能立即逐一记述，只有等到盖棺之后，才为他们列举出来。有王良，泰州人，从渔盐百姓中超然觉悟，能够推演阐说，善于教导门徒，承担此道极为有力。有薛侃，揭阳人。冒着众人的怀疑而信奉此学，最终取得很大成就，使它得到广泛传播。有董沄，海盐人，年老后仍追随自己所爱好的学问。有周冲，耳聋之后仍努力求取自己的领悟。有杨□、杨□、郑□，潮阳人。徐爱，余姚人，竭尽自己的才能，把虽夕死也无妨作为志向。有朱节，山阴人，能够运用学问，在展宷方面成名。御史王道，武城人，平素看重此学，能够成为国师。有马明衡，莆田人，秉持正直，甘愿辞去荣华。有应良，仙居人。应典，永康人，在显达和困晦之间坚持不失。有冀元亨，武陵人，忘却自身而追随义理。有萧璆，辰州人，英俊爽朗，始终不懈地趋向正道。有蔡宗兖，会稽人，刚毅确守，不向世俗歪曲。有李中，吉水人。金克厚，仙居人，凭借质朴正直而得到良知。有舒芬，进贤人，考中殿试第一名，致力于彰明自身的贵富，却不肯让内心受到它的支配。广大深远啊，良知的学问！不用费力言说而道理自足，这是乾卦所说“知太始”的知，是能够使万物各得其妙的言说。乾道凭借简易明白的知而知晓一切，最高明处不容增减，哪怕细微之处也是如此；若再用人为力量去补助它，就不再是简易了。“天命之谓性”，说的就是这种东西。钱友德洪曾说：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有这种良知。天不过是这种良知的虚明，地不过是这种良知的凝聚，鬼神不过是这种良知的灵妙，日月不过是这种良知的往来，人与万物不过是这种良知的聚合与离散，而人则是这种良知的精粹。这种良知运行不息，万古都有一定的本体，所以说：“太极本来没有可以直接凭声气形迹寻求的东西。”又说：“用正直之心涵养它而不加损害，就能贯通昼夜，遍及四方，贯穿古今。”难道没有这种道理吗？穷尽边际，探究到最微妙之处，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良知的学问广大深远到了极点啊！涵养它而不加损害，是不是知晓简易之理却又最难做到呢？那些仰慕学问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人，是过分相信后天作为，以为良知本来容易罢了。用后世的欲望、资质、习气和功夫，想要改变良知而造成过错，过分相信后天作为，正是求学的弊病。因此，被束缚心灵、以自心为师，难道能不畏惧并设法纠正吗？至于从哪里涵养、怎样不加损害，那就要看诸位君子自身的良知了。他去世时所到达的境界，无法深入考察；谨慎地使它达到完善，就在于尚未死去的时候。马永，通州人。任参将而读书，具有忠义之志；身处刀箭锋镝之间，身边却常带笔墨。他志向负有勇猛强悍之气，但出入行动又合乎规矩法度。文人士大夫都敬重他，乐意同他交游，他自己也以此自任。起初镇守延绥，后来镇守辽东，体恤养护军队，同士卒共甘苦；所到之处，军士都感激他如同父母。同时防御整饬严密，谋略深沉周密；虽然不能取得很大的显著成就，却很少发生失误。

译本朝武臣的情况，到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变化，人们都开始努力学习文事。追究其根源，开国初年将领面对敌人时，行动可以自由；后来逐渐受到各地镇守太监的制约，于是设置巡抚来制约这些太监。又逐渐受到总督对巡抚的制约，重臣掌握兵权，便借助巡按来进行纠察。后来又逐渐受到巡按反复挑错的制约，处处受到牵制，不得不学习文事，把它作为自我防御的办法。而且文臣轻视侮辱武臣，动不动就以不识字讥笑他们。等到荐举官员时又重文轻武，武臣更不得不学习文事，把它作为自立的途径。于是天下人纷纷跟从，竟不知道自己本来是武臣；这难道是居安思危的道理吗？而那些从事文事的士大夫，反而学习射箭、研习孙武、吴起的兵书，玩习三式之法。这样看来，武士在天下最终不能自行消失，而文事的过度，也能从文臣身上看出来。席书，遂宁人。志向宏大开阔，喜好学习，深思熟虑；读书总是自己提出见解，不抄袭现成说法。历任巡抚，所到之处都有善于治理的声誉。适逢当今皇帝入继大统，考定孝宗的名分，席书奋然不平，具疏请求予以纠正。大礼完成后，转任礼部尚书。当时两派聚集争论，情绪激烈而形成党争；席书虽然坚定地树立礼制立场，但总的原则是不失和平，务求保存国家体统，不愿因此损伤国家元气，所以两派虽然把他视作仇敌，却也没有过分怨恨他。张孚敬，原名璁，后由皇帝赐今名，永嘉人。年轻时就有求学志向，长期困顿于科场；性情争强而正直，不随从外物，遇到事情便说出来，不肯忍耐隐瞒。任进士观政官时，正值当今皇帝入承大统；礼部因兴献王陵寝在藩府之下，召集官员议论主祭和尊号，张孚敬立即上疏辨明，于是当今皇帝只继承帝位，而不作为孝宗的嗣子。舆论交相攻击他，他又撰写关于大礼的文章，有人提出二十三条以上的诘问，满朝都像仇敌一样对待他。大礼完成后，皇帝特别倚重宠信他，他进入内阁。皇帝正在努力施行尧舜之治，张孚敬日夜共同谋划，自许忠直，不接受馈赠，百官都肃然就职。桂萼，安仁人。家学深厚，勤于修养，年轻时就怀有奇异志向，动辄以古人为仰慕对象；常说做事必定有法则，必须预先筹划，以储备经世致用的才能。三次任县令，所到之处政绩良好、百姓安定。议论皇帝继统时，礼官群臣的奏疏不能伸张，台阁大臣纷纷表达愤怒；皇帝正怀抱无穷的怨愤，桂萼汇集众议上奏，并说强臣把持国柄，欺凌年幼的天子，应当让皇帝振作乾纲。大礼很快确定，皇帝于是特别关注他。桂萼历次升任至冢宰，进入内阁。他引荐提拔贤才，性情温厚宽裕，懂得治国体要。霍韬，南海人。性情耿介独特，任性率真而极其厌恶同辈的所作所为，时常想要纠正他们。自负有经世济民的才能，谈论当代事务滔滔不绝，任兵部主事。适逢当今皇帝入承大统，考定孝宗的名分，他三次上书礼官，奋力指出不当之处，认为继嗣的说法不能实行，于是飘然辞官养病，说：“我有什么脸面站在一个没有父亲的朝廷里呢？”大礼完成后，朝廷起用他，历次升任尚书。霍韬对别人因事而怒，事情并不因此改变；推荐人才不怕触犯权贵，又善于爱惜人才，没有嫉妒之心；但他嫉恶如仇尤其厉害。皇帝虽然宠信他，也惩罚他的狂直，曾经把他逮捕入狱。圣明的天子在嘉靖年间实现中兴，奋发图治，想要恢复古代的治理；当时四位君子恰好因议论礼制而显名，因此被破格提拔到显贵的职位，以慰劳皇帝辅佐者，难道只是为了酬答功劳、施加恩惠吗？当时他们建立事业、呈献劳绩，宣扬彰明皇帝的德行，铲除长期积存的弊病，逐渐追复祖宗旧制，也可以说盛大灿然、无以复加了。如果他们锐意向前的志向，还能谋划不忧患、不贪求福禄的事业，把长久无穷的遗泽寄托在今后，那就完善了。监生石大用，苏州人。正统甲子年，处在六馆诸生之间，谦恭谨慎，整饬自持，致力于奋发用力、树立志向。适逢祭酒李文毅公触犯权宦，被困在监门前的刑具上，三天不能释放。当时暑气蒸腾郁积，李文毅病重昏迷，不能承受刑罚；石大用内心因义愤激发，只署自己的姓名上疏，请求以自己代替李公受刑。到银台求见时，有人用法律吓唬他。石大用说：“生死取决于义，有什么可怕的？”奏疏送入后，皇帝同意把两人一起释放。朝廷内的文武大臣都啧啧赞叹，想要见他的面。赵同鲁，长洲人。志气高远豪迈，从经书、史书到诸子百家，没有不涉猎的；下笔滔滔不绝，无法遏止。他身处乡里，却喜欢议论当代事务；看到别人受屈受压、民间的利弊以及时政的缺失，愤怒得好像事情逼迫到自己身上一样。有个裘巡检和王御史诬陷百姓为军盗，他能够奋力晓谕并制止此事。遇到灾年，他总是陈述实情，救济百姓十分切实。当时巡抚王端毅公非常惊异于他，曾经谈论三吴水患，特别提出修治白茅港的议案；过了几十年以后，果然依照他的话兴工治理。韩愁，成都人，是将门后裔，自号飞霞，不喜欢做官。自负而沉默，概括地说，他擅长诗文，深沉有机谋和远大谋略，其境界有不可追究之处。他懂得炼制金银的方术，假托谈论医术；后来改姓白，自称能够点化自己的姓氏，说：“天没有一，地没有十，脱去旁边的皮囊，所以过去姓韩而现在姓白。”彭幸庵总制川、广、陕军务，剿抚流寇时，许多计谋都出自飞霞；事情成功后，世人却不知道他的功劳。世上并不缺少有志之士，一个平民只要内心坚定，随着所处情势发挥作用，连三军也不能夺去他的志向，更何况那些致力于礼、懂得文事的人呢？天下人的志向有三类，其中以富贵为志的人处在民众之下；然而能够把富贵作为志向的人又有几个呢？世上很多人垂涎富贵、想要染指，最终仍然贫贱，大概只是特殊的意气兴发，不足以称为志向。志向要确立起来，实在太难了！像这三个人，才可以谈论志向。即便如此，如果一年之内便能离开经书而辨明志向，期望成为王便成为王，期望成为霸便成为霸，能够获得上天造就人的本意，那么也就知道我所谓志向是什么了；对此又怎么能不谨慎呢？太监云奇，南粤人。守卫西华门，靠近胡惟庸的宅第，刺探得知他的叛逆阴谋。胡惟庸谎称宅中井里涌出甘美泉水，请太祖前去观看。皇帝车驾向西出行，云奇担心必将发生祸乱，急忙跑去冲到车驾前，勒住马衔，想要报告情况；当时气息急促，舌头僵硬，不能说清。太祖怒其冲犯车驾，左右侍从乱棍齐下；云奇将要被打死，左臂也快折断了，却仍然奋力指向逆臣的宅第。太祖这才明白，登上城楼远望，看见壮士披甲，埋伏在屏风帷帐之间，人数有好几层；于是急忙返回棕殿，罪犯被擒。召见云奇时，他已经气绝。太祖追悼云奇，赐给他赠官和葬礼，命有关部门春秋祭祀他。墓在南京太平门外钟山西面。太监阮安，交阯人。清贫苦守，耿介廉洁，善于谋划。太宗营建北京以及治理塞阳村驿等河流时，他都建立了显著功劳；各属官只要接受他的成算便能完成事务。太监陈芜，交址人，永乐五年入宫，到景泰年间去世。他历事五朝，抚养保护皇子，四方征讨都参与随行；皇帝赐他改名换姓为王瑾，宠爱赏赐为本朝宦官之首。太宗赐给他范金图书四方、忠肝义胆一方、金貂贵客一方、忠诚自励一方、心迹双清一方。

译太监沐敬，是建文帝宫中的人。太宗北征，四十天没有见到敌寇；军队困乏，粮食耗尽，六卿劝太宗回銮，都被锁住脖子，沐敬又苦苦进谏。太宗骂道：“你是在帮助蛮族。”沐敬抬头说：“不知道，不知道。”太宗大怒，命令把他捆起来斩首，沐敬仍不停地进言。太宗醒悟说：“假使我家所养的人都能这样，我还担忧什么事情做不好呢？”于是释放了他。太监刘永诚，目光如虎，气势挺拔，熟习骑射；三次随太宗北征，奉宣宗之命侦察汉王府的叛逆阴谋；三次率军讨伐兀良哈，俘获斩杀的敌人无法计算，又捕捉了磁相的妖人李宣、张普祥。英宗朝监镇甘凉时，在境外耀兵，曾在沙漠中激战，多次取胜并擒获敌酋。景泰末年被召回，总督团营；南城发生谋乱时，他预先勤勉地披甲备战，后来却因感到功名富贵已经满盈而请求退职，皇帝命令其辞职。他辞谢荣宠，拒绝请托，淡然如同平民之家。成化初年，他具奏辞还历朝所赐的田产、宅第、俸禄等物。太监兴安，性情廉洁自守，不能被私情干扰。国家多难时，景帝沉溺逸乐，内外都惶恐不安；兴安虽然才能有所不足，但皇帝仍向他咨询并信任他。他同几位老臣共同辅佐，尽力挽救和纠正局势，做到能力所及的一切。只是朝廷议论迎接皇帝回朝时，许多人阻挠了他的意见，大概也是非常不得已的事情。暗中晓谕、默默挽救局势，兴安出力最多。兴安非常信奉佛教，遗命死后把身体焚化，骨灰作成佛塔供奉；他不流于染习本行，也体现在这里。太监怀恩，成化年间因奉行正直之道被贬居凤阳。弘治改元，召回任司礼监，参与听闻朝政，孝宗信任他。怀恩首先向内阁说明，万安不得人心，王恕虽有雄才却沉沦失意，应当罢免万安、起用王恕。孝宗立即罢免万安，召王恕任吏部尚书。王岳、何文鼎，是弘治末年的贤能宦官。何文鼎极力抵制外戚，张司礼监李荣希望得到内廷旨意杖打他，刑罚非常惨重；直到死时，何文鼎仍不停地痛骂。王岳清廉耿介，不同流俗。正德初年，刘瑾等人掌权，把王岳派到东厂；王岳每每维护士人的气节，执法认真，各个权要门户都派人搜捕他。科道官员跑到王岳门下拜谒，王岳都以正理回答。刘瑾于是中伤王岳，假称王岳授意九卿等官员，让他们上疏论列宦官，还说请皇帝试验一下；便告诉王岳，想要杖打朝廷官员，看王岳是否能替他们解脱。武宗照刘瑾所说进行试验，王岳果然长跪请求宽宥。武宗大怒，把他贬谪戍守李陵；行至临清时，又赐他在船中自尽。太监萧敬，详细熟悉国家典章，持重老成，历事数朝。正德年间，诸多奸臣相继肆虐，诬陷皇帝、推行私意。武宗每次召见萧敬询问，他总回答说那不符合先朝旧例，纠正挽救了许多事情。嘉靖初年，言官交相弹劾他，于是罢免其司礼监职务。黄伟、吕宪、晏殊，是嘉靖年间的太监。他们清贫自守而高雅庄重，屏弃华丽玩好，动辄随身携带书史，恭谨温和，具有儒者的风度。他们镇守的地方，军民都受到恩泽；守土的文臣有时还借他们作为榜样，自己持守规矩，不敢肆意败坏。孙裕，是孝皇时期的旧宦官；嘉靖年间因皇帝没有按照礼制尊崇孝皇而心怀不平。等到外戚遭受宪法惩处时，他哭泣着向天子申诉，言辞颇为激烈。天子想要彰明伦理、执法杖打他，于是孙裕便在庙中自缢。孔子说：“有教无类。”用贤德来品评人，那么对我来说就没有党派偏私；用德行来容纳万物，那么对人来说就没有亲疏分别。我常见士大夫在路上谈到宦官便咬牙切齿，哪里知道其中也有杰出之人，才能超出我们这些人之上，做出士大夫所不能做的事情呢？所以君子应当以虚心应对天下，能够收取众人的美善而共同归于正道。若能达到这种境界，治理天下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像王岳、何文鼎，今天的老年人还能够讲述他们的事迹并敬重礼待他们。至于黄伟、吕宪、晏殊，我亲眼见过他们的贤能，应当忙于效法他们，怎么能把自己置身于他们之外呢？从前刘东山，孝宗几乎因怒而误加罪责，是太监苗逵竭力营救才得以解脱，于是成就了明君和贤臣的相遇。这样的人不但不应彼此仇视，反而应当容纳到我们中间；回头看我们自己，难道不怕被他们笑话吗？冷谦，道士，武陵人，能够审辨音律。太祖任命他为协律郎，考订校正乐器和乐舞。凡是宗庙中的中和韶乐以及朝廷大乐，直到迎接膳食等乐曲，还有琵琶、箜篌等乐器，全都由他校正。韶乐大体依据王虔休《蔡氏新书》，能够考究其中的辞意，又增加四种清声，音调尖高，已经不是从前可比。官至礼部尚书。太祖询问八音的道理，他回答说：“我听说磬声关系到本朝，象征士臣的廉洁节操。” 袁忠彻，南昌人。相面鉴人的术数神奇灵验，承受五朝恩宠，宠遇特别深厚，官至尚宝卿，却从未凭借恩宠在世上张扬自己。他常常因事提出忠诚正直的议论，多次进言，直到终养大孝之情；又谨慎缜密地处理机密事务，论述养贤的实际办法，并供给贤者所需的用度。他请求赐给孔子玉轴诰命，历数派遣使者取宝的错误；议论武职官员应当依礼服满丧期；劝谏不要相信方士服药；这些话他反复陈说，从不因利害而退缩。蒋用文，句容人。淳厚恭谨，懂得当代重要事务，因为精通医术，任太医院使。每次侍奉仁宗，都随事提出规劝，尤其多次请求减少欲望、清净心志，以加强圣明的治理。皇帝问保养身体、保持调和的要领，他回答说在于培养正气；问医治见效为什么缓慢，他回答说善于治病的人本来就先巩固根本，急于求效恐怕会伤害根本。皇帝赐给他宅第，他诚恳辞谢，于是租住在萧条寂静之处，安然自得。当时朱丹溪的弟子戴原礼自负医术，天下人见到他都推崇他，因为他是儒者而兼通医术。彭德清，钦天监正，随从英宗北征。当时王振专擅权力，威势震动皇帝，大臣都低头听命。刚出兵时，金星侵犯亢宿，第二天黑气四处弥漫。又过了两天，火星侵犯土星所在之处，彭德清厉声斥责王振说：“天象显示警告，不能再向前进。如果发生祸患，谁来承担责任？”王振大怒，骂他说：“即使有这种事，也是天命！”不久彭德清便被害。五官监候杨源，丰城人。正德初年，因刘瑾扰乱政事，上言说大角星和心宿中的星辰摇动天枢、天璇、天权，星光不明，应该停止出游，严明号令，斥退受宠的内侍。又上言说连续多日霾雾交相出现，是阴气压制阳气、小人专权叛上的征象。刘瑾假传诏令杖打他三十下。他又上言说火星进入太微垣帝座之前，在东西之间往来，应该思考祸患、预先防备。刘瑾大怒，又假传诏令杖打他三十下，发配戍守肃州；途中在怀庆去世，他的妻子砍芦荻覆盖尸体，将他安葬。

译为什么说艺业成就反而处于下位？因为说它没有大的意义。为什么说没有恒心的人不可以从事巫医？因为说他没有实际内容。大小由人的言语来判断，虚妄与真实由内心来判断；舍弃自己的内心而以外在的人为标准，难道不只是巫医会随意改变方向、不可依靠吗？然而世上从事各种技艺的人，竟没有像这几位那样；人们相信并称赞他们，难道他们全都没有自己的内心吗？回答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只差这一点；普通人丢弃它，君子保存它，舜和盗跖的区别，也只在这里。又问：那么，他用来照察事物的不是内心，还能是什么？回答说：是用虚妄来照察。真正的照察没有大小之分，内心真实就没有虚妄；这几个人所保存的内心同众人一样，只是众人不能像他们那样发挥它的作用。有的人被利益驱使，有的人被权势吓倒，有的人被意气蒙蔽，有的人被习惯懈怠，有的人被见解转移，于是照察便成了虚妄。这就是有恒的意义，是进入德行的门户，是成就圣功的根本。郑牢，广西总戎府的老差役。性情耿直，敢于进言。都督韩观威严不可冒犯，每次醉后杀人，郑牢估量其中有人并非死罪，便常常把人留下，等韩观酒醒；因此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韩观尤其感激他的恩德。后来继任的山襄毅一向廉洁正直，到任便邀请访问地方年高有德、能够进言的人。有人把郑牢推荐给他，山襄毅问其意见，郑牢说：“廉洁是做官的根本。”山襄毅说：“土著蛮夷送来的礼物如果不接受，他们就会疑惧，怎么办呢？”郑牢说：“您不怕国法，反而怕蛮子吗？”山襄毅笑着接受了他的意见。杨埙，京卫的余丁。袁彬触犯门达时，门达构陷诬告，罪情严重，满朝都认为冤枉，却没有人敢发声。杨埙平素并不认识袁彬，却击登闻鼓上诉，恳切地上疏揭发门达的罪行，门达也被一同押入卫狱。门达姑且放缓对杨埙的处置，让他诬称太学士李文达是主使，杨埙假装答应。等到在午门前会审时，他却愿意承担一切，说没有别人参与；在场的人听了都伸舌惊叹，认为他壮烈可敬。有人怀疑这两位先生的取法，问道：“为什么呢？”我说：“能够把这样的心推广开来，施加到各种事物上，那么这两位先生就比天下一般人高明。”那人说：“只在一件事情上高明，难道不是太浅薄了吗？”我说：“士君子广泛增长见识，多作思考和推求，掌握技艺谋略；这就好比太仓中储藏着粮食，却不能取出一粒来入口，而这两位先生所积蓄的不过升斗，饿了就拿来烧煮，来抵当【疑文：“七，二天”】。这样说来，是天下的粮食多，还是士君子的学问多呢？”那人说：“既然如此，就不必学习了。”我说：“也不是这样。仅有【疑文：“只口之家”】的家庭，假如只能勉强维持升斗之粮，即使财富合聚四海，却没有太仓作为百万之数的积贮，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那人说：“学习应当怎样呢？”我说：“有土地才有财物；凭借我的土地，收入我的财物，从未向外取求，因为我的心就在我的土地上。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是为了在心中积蓄我的德行，哪里有向外求取的呢？”那人说：“既然如此，典籍便没有用处了。”我说：“也不是这样。典籍是我培植灌溉的东西，师友是我的耒耜，见闻是我共同耕作的力量，所经历的事情是我一年四时的气候。由此而每天更新，叫作德行盛大而财富充足；伟大的事业也就由此汇集起来了。凡是这样的人，有圣人的学问，有君子的修养，有善人的资质，有持之以恒的心。这四类标准，不是只从文章、行为上判断，而都是从他的内心来评定；如果不合乎他的内心，就不予取用。然而，取法于见闻所能达到的范围，取法于心思所能想到的地方；没有达到、没有想到的方面，他所缺少的就多了。姑且等待以后续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