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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天台林公辅先生文集》（明）林右撰 目录 记 墓志铭 传 跋 书 题 《琴操》二首并序 《古今文章续编》记 《酣云轩记》《观澜轩记》《愚轩记》《芥舟记》《散斋记》《潜室记》《乐琴所记》《潘氏祠堂记》《慈竹堂记》《淡赏轩记》《宗善堂记》《足庵记》《野航记》《朴庵记》《訾州精舍记》《拄笏轩记》《南斋滞叟记》《张氏继美堂记》《丹桂轩记》《深州先贤祠记》《懒窝记》《望云楼记》《植樗轩记》《海寉轩记》《日溪书舍记》《贫乐斋记》《观鱼轩记》《酣云轩记》我从年轻时就听说黄山林餋民、御御二位先生贤能，常常想征召并拜见他们。不久见到了他们的二弟齐民，是个质朴敦厚的人。我为他祈祷而有所感应，便作序赠给他。不久又见到他们的大哥学民，是个温和沉默的人。他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盘所”，我作文章记述此事。唯独餋民没有同他见面。今年他忽然寄信来，说：“我见到弟弟们都有文章。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曾把我的轩命名为‘酣云’。料想您因我兄弟的缘故，必不会轻视我。”我笑着对自己说：“天下的穷困之人，被世人遗弃已经很久了，而林氏兄弟却接连来有所求。我说的话虽然浅陋，难道不能稍稍报答他们吗？”唉！天下万物中可以使人沉醉的东西很多，而沉醉于财富和美色的人尤其厉害。每天拿着算筹，计较一丝一毫，即使把别人的利益全都占尽，心意仍不满足，这是沉醉于财富。挑选乡里的美貌女子，容貌娇媚、身姿柔美，日夜满在眼前，这是沉醉于美色。但有志之士却会嘲笑他们说：“那样的东西哪里值得留住大丈夫呢！”于是向南奔赴越地，向北奔赴胡地，从朝廷求取利禄，在天下树立声名，这就是沉醉于功名。然而通达之人又把功名丢开，认为生只是暂时来此，死只是暂时离去，沉醉于酒中，不知人间的悲欢，不知世道的安危，眼看日月[原文缺字]运行、天地茫茫。以上几种事都有形迹可见，所以我还可以从中得到陶醉。至于云，不过是阴阳之气罢了。聚集时充满整个天空，无法拒绝；散开时连一点毫末也不存在，无法追寻。究竟有什么形迹可以让我尽情陶醉呢？唉！有形迹的东西有穷尽，无形迹的东西没有穷尽。有穷尽的东西可以用心去追求，无穷尽的东西则可以不用心而得到。世上的人不能无心，所以他们所追求的是形迹。餋民不能存有成见，所以他所得的是云。然而我听说餋民的居所离雁宕不远，只有几舍。雁宕山高耸直插霄汉，四时云气在山中浮游。餋民有时攀援登山，占据绝顶，敲击山石而歌唱，本来就将同云一起在太空之外冥合了。难道他不知道云是不能用来陶醉的吗？不是这样。屈子吞食六气，饮用沆瀣，漱饮正阳，会合朝霞。六气果真可以吞食吗？沆瀣果真可以饮用吗？正阳果真可以漱饮吗？朝霞果真可以会合吗？如果因此认为屈子是在妄说，那么屈子不是妄人；如果认为屈子说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些东西又确实无法看见。这里面本来就有不可言说的妙处，哪里是俗人所能知道的呢？餋民大概是知道其中道理的人吧？将来有一天我回去，应当请餋民来重新谈论它。《观澜轩记》孟子说：“观察水有方法，一定要观察它的波澜。水难道容易观察吗！”现在说水，奔流时成为急湍，平定时成为泽，深处成为渊，疏导出来便成为川、河，大规模汇聚便成为江、海。指着水问童子，没有谁不能回答“这是水”。这样看来，水似乎很容易观察。然而君子观察水，却不在这些方面。观察它流动澄澈，不因世俗所认可的事物而倾斜，不被外物所能搅浑，仿佛我的心一样清洁；观察它浩荡直进，冲犯山陵，摧折木石，争鸣震撼上下，如怒雷从旁击来，仿佛我的心一样勇敢；观察它内含深广、外表明澈，像镜子一样照见万物，万物来而不使它烦扰，离去也不使它简略，仿佛我的心一样宽广；观察它的支流所到之处，灌溉万物，仿佛我的心一样仁慈。仁慈用来利益生命，宽量用来容纳万物，勇敢用来趋赴正义，清洁用来修养自身。君子对水的观察就完备了。所观察的虽然是水，所得的却不在水。至于圣贤的观察，又不止于此。他们观察波澜，便知道水源从哪里流出；由水源进而领悟道体所达到的境界。道充满天地，却不因此显得广大；收敛于我心的微妙之中，却不因此显得狭小。所谓“仁”“量”“勇”“洁”，也不过是道中的一件事罢了。唉！水难道容易观察吗？水并不难观察，难的是领悟道。若把水当作道，不可以；离开道来谈水，也不可以。眼睛所接触的事物，心必定随之而动。道是在水中吗？还是在我心中吗？同郡的汪贵中先生，早晨在澄江之滨起身，整理好冠服，在江岸间徘徊；疲倦了便倚石而坐。有宾客到来，就和他们一起吸水饮用。傍晚回来，打开轩窗，对着水吟咏，并且说：“我大概已经同冰一起融化了。”于是把他的轩命名为“观澜”，让我作记。我天生资质浑浊低下，仿佛身处泥途，哪里能懂得水？连水都不懂，又哪里能知道道？将来若有问津而经过这里的人，贵中求得同他谈论，那么“观澜”的意义应当怎样理解呢？天台林右记。《愚轩记》

译《传》中说：“最大的辩才好像木讷，最大的技巧好像笨拙。”技巧和辩才达到极高境界，就穷尽天下人的能力，再也无法超过了。然而却舍弃它而不使用，反而把自己表现得笨拙而木讷。难道是因为谦逊含光的德行，作为增进修养的工具，才这样做吗？他的意思大概是：“我虽然有技巧，恐怕天下人会用技巧来攻击我，于是败在有技巧的人手中；我虽然善辩，恐怕天下人会用辩才来攻击我，于是也败在善辩的人手中。”所以不如用笨拙来对待他们，使他们亲近我，以为我似乎没有才能；用木讷来对待他们，使他们看我说话，仿佛连话也说不出口。他们一定会轻视并侮辱我，说：“这个人是最愚笨的，我有什么可怕他的呢！”于是使出全部力量来攻击我，我从容等待，不急不厉，在言语谋划之间消解他们的意气，挫败他们的锋芒。唉！像这样的人，果真愚笨吗？还是不愚笨呢？我的朋友周宗传，机智变化像转动弹丸，议论如风吹发散；博学多闻，善于写作，同世上的豪杰并驾齐驱，不只是把骏马赶到旷野上，简直如云飞电掠，而驽马群纷纷退避，来不及回头。他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愚”，人人都感到疑惑。我说：“这正是宗传不可企及的地方。” 他的技巧即使足以胜过众人，他的辩才即使足以使众人屈服；然而如果只凭这些自负，必然骄傲，骄傲了人们就会结党并群起谋害他。以一人之微薄力量同众多党羽相争，即使是神人，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何况普通人呢？这就是宗传故意向人显示愚拙，而谁能测知他的真实呢？世上那些小有聪明、只顾自私的人，凭借自己的才能自高自大，最终陷入真正的愚昧之中却不自知，也可以说是愚蠢了。像宗传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说是愚蠢吗？不是这样。孙子说：“有能力，却向人显示没有能力；要使用，却向人显示不用。”人们看见他没有能力、不使用，难道孙子认为他也是愚人吗？天台林右记。《芥舟记》事物以有用为可贵；事物如果没有用，即使贵重，君子也不取。何况拿不贵重的东西，假借有用之名呢？譬如船，人们取它是因为它能渡海。然而造船必须从名山选择木材，聚集木工之后才能完成。我的朋友谢敬明却想用芥草来造船。芥是小草，果真足以造船吗？即使造出来，果真足以渡海吗？这不是拿不贵重的东西假借有用之名吗？即使如此，这不过是一件东西，借它来命名，难道足以欺骗世人吗？我曾听说有一位士人，年轻时在巨野求学，四处踌躇张望，觉得没有人能同自己匹敌，于是慨然产生了经世致用的志向，叹息说：“假使我得到时势任用，应当能够像伊尹、周公那样变化融通；再往下说，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也不值得一提。”他天天对人这样说，话很快传到朝廷，朝廷立即到他的居所聘请起用他，天下人无不仰望，希望得到他的恩泽。等到稍微把事务交给他办理，他却彷徨无所措置。世人相传把这事当作笑话，彼此告诫说：“不要学习这个士人的样子！”唉！夸夸其谈而缺少实际，志向夸张而才能不足，难道只有这个人如此吗？这就是王衍误害晋朝、王安石祸及宗室的原因。假如幸而没有被任用，人们会根据他的话来期待他，无不遗憾于埋没人才；不幸而被任用，当时虽然受到他的祸害，后世却不会再受他的欺骗了。敬明说：“人求学最贵在诚实，确实有这种才能，就应当以这种才能来称许。”我在儒学方面没有很深的所得，世人称许我的话却很多，这难道不是想用芥草造船吗？是只可说而不可做、只可玩赏而不可实行的东西吗？因此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芥舟”，用来让来访者观察。敬明可以说是善于学习了。古代圣贤实际修养越深，谦逊就越达到极点；有人向木石请教，有人向樵夫询问。木石的才能、樵夫的智慧，哪里能同圣贤相比呢？大概是因为圣贤看轻自己的内心，重视外物的长处。敬明大概对此有所领会吧？他同王衍、王安石不同了。不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船在水流中失去船桨，一只瓢也可能价值千金，又怎么知道芥草不能造船呢？由此观察天下，本来没有可以抛弃的人才，只看使用他的人如何罢了。天台林右记。《散斋记》

译林君思度年轻时向默斋黄先生求学，成年后便表现出超脱尘俗的志趣，隐居在林木池塘之间，整日观察天地造化盛衰的道理，懂得得失与人我之道，意趣气度丰厚通达，说话平淡。 我同他交谈，没有一次不是茫然自失地回来。适逢荐举者出现，他担任中牟县主簿，后来又调任瓯宁县主簿。分别已经很久了。县令的职务繁重，主簿的职位低微；以小职承担繁重事务，我以为他必定会面带愁苦而毫无须暇。等到今年在客舍相见，他的意气却没有丝毫改变。他性情方正，而且把居所命名为“散”。我说：“散，是高人逸士所追求的境界。既然受百姓和社稷托付，每天急切勤勉地完成事务，还要说没有闲暇，怎么反而用‘散’来比况自己呢？用散漫治理家庭，家事必然荒废；用散漫做官，公务必然耽误。所以世人说善于治家一定讲‘谨’，善于居官一定讲‘慎’。你难道总要在这中间实行散漫吗？”思度说：“我对此思考得很成熟了。世人只知道散漫对于做官有所妨害，却不知道不散漫对于做官的巨大益处。我曾读《汉书》，看到郅都一类人治理郡县，日夜严酷地锻炼百姓，使百姓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脚不知道该踩向何处，眼睛一看见事物，法律就降临；嘴一张开，灾祸便跟随而来，仿佛身上沾满湿泥，惶急得没有容身之处。” 不只是百姓不能有一天的安闲而已，他们即使内心想求得一天的安闲也不可能。卓茂、鲁恭的治术就宽疏得多，不施行严厉法令，不使用杖刑，自己在上面实行德行，百姓在下面受到感化而顺服；听到一句话、看到一件行为，无不心领神会。这样不只是百姓能够从容地生活在田野之间，他们的内心又有什么拘束呢？所以道理既从心中获得，又在手上应验，不用眼睛盯视，不用鞭策驱赶，内心安闲，身体端正，六条缰绳也不会紊乱。人人都知道造父善于驾车，进退合乎墨绳，左右合乎圆规，连续转过百个弯仍能返回。颜阖知道东野稷驾车必定失败。卓、鲁的治理，像造父驾车；郅都的治理，像东野稷驾车。我将效法他们的长处呢，还是效法他们的失败呢？善于治理的人必定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导致失败，并不是因为行动迟缓。唉！催逼就混乱，宽缓就安定，难道治理县政才如此吗？推而广之，天下没有不是这样。古人说，太平之世的官吏宽缓舒徐，乱世的官吏急躁暴虐。宽缓舒徐，百姓便能在教化中彼此安定；急躁暴虐，百姓便会日益违逆刑禁。观察百姓，就可以知道官吏；观察官吏，就可以知道国家的治乱。思度真是太平之世的良吏啊。不过，只知道散漫，却不知道掌握散漫的原则，也不过是涣散无序罢了，哪里还足以谈论治理呢？思度大概掌握了其中的原则吧？我听说瓯闽是朱子经过教化的地方，深山大泽之中，难道没有善于谈论王道的人隐居其间吗？思度还应当去寻求他们。洪武乙丑年春三月，天台林右记。《潜室记》檇李【“遵为切”，嘉兴的地名】人金仲鼎，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潜室”，请求我作记。我说：“人能够潜心，这是最高的；潜藏声名，次一等；潜藏形迹，又次一等。身居山岩幽远之处，声名却震动四海，使人指着我的名声作为归向，说：‘那就是所谓的贤者，他的话有文采，他的行为值得尊敬。’这叫作潜形。浑浑然同庸人一起行动，使人将要指着我说我是士人吗？我本来从未显露士人所做的事；使人将要指着我说我是商贾吗？我本来从未有过商贾的心思。追问我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推测我却不知道我将到哪里去，这叫作潜名。如今仲鼎，他将要潜藏自己的名声吗？世上知道仲鼎的人本来就很多，声名已无法潜藏。他将要潜藏自己的形迹吗？声名既已为世人所知，形迹也无法潜藏。若不是这样，他将要潜藏于内心吗？潜心的道理，不是我所能完全知道的，但大概也曾听老师说过。天地的运行变化，日月的运行，以及万物的生成，我便潜心观察体会它们；圣贤心术所在、功业所存，见于天下、记载于简策的事，我便潜心体察它们；下至古今豪杰的战斗、是非以及国家兴废成败的缘由，我便潜心考察它们。” 像这样，即使连饭粥也接济不上，如同住在萧然陋巷中的颜子；即使蓬门桑户，上漏下湿，如同住在环堵之中的原宪；别人不了解我，我不恼怒；别人不能使我通达，我不发怒。高悬志向，专心修养自己，悠然等待天命，这叫作潜心。人能够立志于此，是很少的。有人不学习；有人学习却不以此为志，那都不算学习。我听说仲鼎深沉而有内藏，能够克制自己、自我修养，他大概是有志于此吧？若不是这样，像老氏所说的把身心空空奔逐于旷荡之野，像佛氏所说的把身心虚幻地抛弃在寂灭境界，甚至显现怪异奇迹，施展神变，入水游行，劈开石头居住，把乱草树木当作同伴，把神禽怪鸟当作群侣，这种所谓的‘潜’，并不是我所说的潜。仲鼎还应当以此自我警戒啊！” 《乐琴所记》孔子说：“知道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事物达到令人快乐的程度，便说明他从事物中所得很深。世人从事物中所得各不相同，姑且拿从酒中所得来说吧。那些谈论酒趣的人，茫然得不知道天地的高深；放荡得不知道日月的变迁；旷达得不知道生死和喜忧有什么值得悲伤、快乐。等到称颂酒的功德，竟说它是圣、是贤。酒是使人性情昏乱的东西，从中所得尚且如此，何况先王之乐呢？先王之乐到今天大多已经失传，只有琴仍由士大夫相传而没有废弃。琴的操曲、调律虽然有些是后人形成的，但古代的声音仍有保存下来的。我看世上善于弹琴的人虽多，真正有所获得并以琴为乐的人，却很少。云间进士张彦直年轻时向乡里的先生学琴，没有特殊原因从不离开琴。偶尔同我弹琴，我洗净心念前去听他弹奏。当他从琴中有所获得时，突然遇到事情也不惊慌，给他欢乐也不欣喜。后来忘却世间，不知道是世间处在我这里，还是我处在世间；继而忘却人，不知道人是在我这里来去，还是我在人群中来去；继而忘却自身，不知道自身还有一个自身。最后推开琴站起来，难道连同琴也一起忘却了吗？我说：“您从琴中得到的境界竟然如此，当然应当以此为乐了！”不过，我所知道的只是声音罢了。天地之间凡是有形有气的东西都有声音，何况琴呢？但琴却不只是声音。传说说：“琴就是禁止，以它来禁止人心，使人得到正直之心。心正，声音就正；声音正，就可以感动天地、召来鬼神。”琴对于人的意义太重大了。否则，如果只是声音而已，那么如今街巷之间的歌童舞女，歌声高亢得仿佛能遏止云月，悲声高扬，音调顿挫抑扬，也没有什么不可听、不可令人快乐的。为什么一定要局限在琴呢？《潘氏祠堂记》

译永嘉瓯江以北有个地方叫河里，隐居在那里的是潘君龙田。他曾按照《朱子家礼》，在居所东边建造祠堂，设置五个神龛。其中一个空着，不设牌位，用来奉祀始祖，因为族谱已经亡失，无法考察始祖的出处。一个供奉高祖宗镇君，官至节度干辨官，名俞；一个供奉曾祖处士，名光；其余两个分别供奉祖父名谦、父亲名浩。又把他的高叔祖、曾中宋代文武两科、任监扬州镇沛埜者附祀其中；凡族中没有后代奉祀的人，也一并附祀。每逢岁时节日，便率领子弟在祠堂行礼；祭器祭物不是亲自置办的，便不以为敬意不足，端庄诚敬、严肃恭谨，仿佛亲眼见到了祖先。后来他迁居郡城以南，四周环江带溪，九斗、紫芝、玉女诸峰森然环护，新建的祠堂比旧祠更加优胜，但所奉祀的祖先没有改变。龙田善于学习、持守礼法，谨慎而不妄求仕进，颇有邹鲁儒者的风范。前翰林苏伯衡先生曾为他撰写寿藏铭，如今国子博士吴浚仲先生又为他作传，说明他立身行事的大概，唯独祠堂还没有记文。他的儿子进士潘善来请我作记。我说，祠堂是用来奉祀祖先的，奉祀祖先是世代常规，这件事有什么特殊之处，值得写下来吗？” 不过，在先王的时代这是常规，在后世却不再是常规了。为什么呢？那些尊贵荣耀、享有厚禄、居于百姓之上的人，每天所谋划的只是知道有自己而已；岁时祭祀，有时祭在不该祭的地方，祭器祭物有时是临时取用的。晏婴是齐国的贤相，祭肉却盖不住豆器；王跬是唐代的名卿，祭祀却不建庙，都被君子讥笑。君子固然看重节俭，但节俭到了奉养父母的事情上，就成为鄙陋了。如今龙田只是一个平民，却能依据典礼，隆重奉祀父母，祭祀有其应在的地方，器物和诚意也都具备，难道不是不同寻常吗？这就值得记述了。不过，建祠堂并不难，奉养父母却难；奉养父母并不难，保持父母遗留下来的恩泽却难。先祖传下的诗书礼义之泽，在我身上有所增益，即使没有祠堂也没有妨害。假如在所承继的事业上漫不经心，最终成为暴虐污秽的小人，即使把祠堂建得高大，每天进献众多美味，我知道他的祖先即使有灵，难道会来享用吗？龙田是贤者，他一定不会只有祠堂而已吧？听到他的风范，就可以受到激励而奋发了。” 《慈竹堂记》侍奉父母，是人伦常道。以这种常道考察世人，就知道真正做到的必定很多。然而环顾古今传记考察，世间广大，竟找不到几个这样的人，难道世上有这样的人而史官都略去不记吗？还是因为只有在平常事上表现得卓异不同，才会记载呢？唉！我看世人侍奉父母，早晨给他们吃饭，晚上给他们饮食；人们谁不能置办饮食呢？但他们有没有想到，饮食果真能够适合父母的口味、安定父母的心吗？夏天给葛衣，冬天给皮衣；谁不能准备葛衣皮衣呢？但他们有没有想到，衣服果真能够使父母身体舒适，而不使他们失去应有的寒暖调适吗？出门必告知，回来必当面拜见，这是侍奉父母的常理。又有谁想到，在出入之间，能否俯仰无愧，不给父母留下忧虑呢？否则，只是在衣食常理之间琐屑周旋，这叫作养活而已。如今有几顷田、几间房屋，力量足以做到这些的人，都能养活父母。君子不取这种做法，是因为他的心思不在这里。三衢郑智圆年轻时读书，侍奉父母十分谨慎。他曾在庭院中种下慈竹，说竹子之所以这样庇护自己的子女，何况父母的心呢？人做子女的将用什么来报答父母呢？” 所以，他侍奉父母的行为，都是世人所不能及的。他凭才干撰写并通达政务，前往四方，旅途劳苦，却从未有一刻忘记父母。他叹息说：“早晨能见到父母，即使晚上死去也值得。”从他的内心来看，难道只是把心思放在衣食常理之间吗？假使他经过古代良吏的时代，一定会被智圆大书特书，列名显扬。不过，等到必须靠书写来劝勉才肯行善的，只是中等人的资质。像智圆这样的人，看史官的记载，已不足以衡量他的轻重了。从前程伯子评论王安石说：“王安石侍奉父母是有道的。看他议论周公，能够尽到人臣之道，却不能实行人臣所应做的事。一个人如果使用人臣所不能使用的礼乐，那么他侍奉父母一定会洋洋自得。”王安石博学而有文章，尚且把侍奉父母视为值得自得的事，何况比他更低下的人呢？我曾说天下的事都有穷尽，唯独侍奉父母没有穷尽。假如王安石以无穷尽作为心志，难道还会自以为得意吗？智圆的心志，果真有穷尽吗？世上若有像程子那样的大学者，或许将会替智圆评论它。我这篇文章又有什么可贵的呢。” 《淡赏轩记》我曾经泛舟长江，溯流而上，面对空明的水面。有位客人指着水问我：“您知道水的滋味吗？”我说：“水是淡然无味的。”客人说：“正因为它没有味道，才能主持各种滋味。假使它有一种味道，就只会自成一味，哪里足以调和成就众味呢？人也只有无心，才能主持万物；如果存有成见，使心专注于某一物，就会被一物牵引，哪里还足以空明地观察万物呢？”我豁然长久领悟，回来后便反观内省、收听内心，远离世俗，持续了很久。眼睛看见五色的灿烂，仍像没有看见；耳朵听见五声的铿锵，仍像没有听见；口舌尝到五味的芬芳，仍像没有尝到。并不是没有看见，并不是没有听见，并不是没有尝到。它们虽然每天同我接触，却唯独不进入我的内心；而我这颗心冷然处在太虚之中，没有边际，没有涯岸，四面通达而明亮。唉！这不就是老庄所谓体认万物为一、抱守精神的法术吗？于是我驾驭飞云，上下出入八极之外，把春秋寒暑看作早晚，把千古看作一日，从古到今似乎也没有什么困难。武林汪文麟家中曾经显赫，但他全都抛开不顾，只喜欢同高人逸士往来。白天读古书，昼夜醒着思念古人处身于[原文缺字]人世间，而这颗心只想超出人世，不把人世当作自己的归宿。” 他把声色臭味、是非祸福都看作身外之物。于是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淡”。欣赏他的内心，果真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了吗？还是他也遇到了像我当年遇到的那位客人？不然，为什么文麟正值盛年、身处富贵之家，却能淡泊到如此地步呢？不过，淡泊本身不是用来欣赏的对象，真正值得欣赏的也并非淡泊。如果将来我回去经过武林，便坐在他的轩中，捧水饮用，同文麟讨论羲皇之道，直到谈到一画之前，那么我和文麟自然各自都会有所所得。把淡泊当作可供玩赏之物，那就很浅薄了。” 《宗善堂记》

译我听说麟凤出现时，鸟兽都会拥护在它们左右，如同簇拥至尊。难道鸟兽是以麟凤为宗主吗？大概是它们的德性影响到同类，同类不必召唤便自然到来。由此可知，人不怕没有人尊奉，所怕的是没有值得尊奉的善德罢了。善德覆盖一个乡，必然为一乡所尊奉；善德覆盖一国，必然为一国所尊奉；善德覆盖天下，必然为天下所尊奉。善德还没有达到，想强迫别人尊奉自己，不可能；善德已经达到，想强迫别人不尊奉自己，也不可能。唉！人们所尊奉的，是善德所在之处。假如善德所在，不论亲疏都应尊奉，何况祖父的义行善德，难道可以不尊奉吗？怎样尊奉呢？也不过像祖父那样罢了。否则，只说某人是我的祖父、我的父亲，若善德遍及一乡、一国、天下，难道就可以拿它来抬高自己吗？人们考察他的行为，发现有许多超过常人所不屑做的恶事，那只足以成为祖父的羞耻，哪里值得尊崇呢？金华阳不用氏，他的父亲彦耕、祖父原素，都因清廉的德行而不出仕于乡里，同被称为善人。有一位名渊、字文源的人，宋代出仕，任台州宁海县令，治理最有声望，百姓共同祭祀他，至今不断，这就是他的儿子所尊奉的一世祖。” 翰林学士名亿，字大年，谥文公，以宏大的文章和高尚的德行辅佐其宗族，是他的第十四世祖。文公居住在浦城招贤里，有三个儿子：璇、玮、玑；有四个孙子：洙、澶、渊、湍。宁海县令是他的第三个儿子，于是占籍居住在台州；子孙散居台州四境，人数很多，都能凭文学振兴宗族并得到重用。如今又迁居金华武川。担心年代久远，后人不能知道祖先的来历，于是编写祖先的事业、品行和迁徙缘由，放在堂中，把堂命名为“宗善”，使后世子孙知道祖先树立德业来之不易，从而对行善产生油然而生的心。善，是天下共同认可的；即使暴戾之人发怒，乡里拿着戈戟刀刃来捉拿他，刑罚杀戮也不能使他畏惧。只要说他的善，他就高兴；说他的恶，他就愤怒，可见他的内心也知道善值得喜爱、恶值得愤怒。然而他最终继续作恶而不回头，大概是因为贪生的心太重、求利的心太急。只要有可以保全生命的办法，就不肯舍弃生命而处身于善；只要有可以获得利益的办法，就不肯放弃利益而求取善。因此善日益消退，恶日益增长，直到家破人亡才停止。” 假使他们偶尔返回最初的本心，突然中途改变，像戴渊、周处那样勇猛改过，也已经很少见了。那么大用怎么能不成为子孙的忧虑呢？传说说：“积累善德，如同聚成山；毁坏善德，如同烈火燎原。”所以故家的乔木同丛生的荆棘一起化为灰烬，枝条摇动，树木震动，再没有生机，都是因为他们的子孙不能把祖父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假如真能不失祖父的心，像文公的德行、宁海县令的政绩那样，难道不会如传说所说“千倍万倍地增加，使它更加广大”吗？我虽然没有文采，本来就应当为这座堂大书特书，不止写一次。天台林右记 《足庵记》我曾听说有个商人，起初极其贫穷，行走时借宿，坐下吃饭也寄居在人家的屋檐下。偶然一天替人雇工挖地，得到无数黄金白银，于是占据交通大道上的市场，购买便利的住宅，招募数百上千人，选拔其中有才能的，各自带着金钱奔走南北，掌握货物价格的盈亏，以获取轻重差价之利。不到十年，他家大为富裕，即使本乡原有的富户，也没有能同他匹敌的。他忽然叹息说：“我虽然富有，不过是富裕的平民；富而不贵，凭什么立于众人之上？请让我纳粮补官。”不久果然得到官职，于是乘坐有火饰的车子，车盖高大，呼喝随从，拥挤道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他也把他们视同自己；同自己一样的人便不能平心相处，各自出力设法倾覆他的家产，直到全部耗尽。商人仅仅凭自身逃脱，和最初没有区别。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商人说：“人就像器皿，器皿容纳东西，取决于它的容量；接受超过容量的东西，器皿一定会破坏。我曾见过池塘，它所容纳的只是分内的水；如果大水混合百川一同流过，容量不能容纳，就会溃决奔流而出，我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有人说：“人不是不想富贵，只是厌恶不以正道求得富贵。假如你早有觉悟，怎么会困顿到这种地步呢？”所以圣人作《易》，在“大有”之后一定用“谦”来承接。事物到了大有的境地，盛大已经达到极点；然而若没有谦逊，就不足以守住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谦”卦上为坤、下为艮；坤是地，地的形体卑下；艮是山，山势崇高。把崇高的形势藏在卑下的地体之下，哪里会有冲突呢？”商人说：“够了，还说什么呢！”两人各自长揖而退。我听说这件事后，长久记在心中。太常典簿白子坚，是鲁地人，在徂徕山下筑室，长啸歌唱，弹琴自娱，每天都有自得之乐。后来任职有司，因为被荐举，担任容台幕长，内心惴惴不安，以盈满自足为戒惧，说：“我起初所希望的，不过是一亩住宅、十亩田地，用来寄托自己的身力，哪里知道如今竟能身处清要之职，享受荣华富贵呢？平日的志愿，到此已经满足了。”于是把居所命名为“足庵”。唉！假使那个商人能够听到子坚的风范，我知道他的家产就能守住，自身和名声也都能树立了。只是他不知道，天天把自己已经满足的事情看作永远不足，终于到了不倾覆、不满足便不停止的地步。俗语说：“知足就常常满足，不知足就会自取羞辱。”这句话虽然浅近，但不知道它的人却总是接踵而来。以子坚的贤德，应该懂得其中道理吧。” 《野航记》

译范子峻是云间人。他厌恶居所狭小，近来便到山中选择木材，到乡野寻找工匠，造了一只小船，宽约几寻尺，长度是宽度的两倍。船中放置古今贤人的图书，以及秦汉以来的钟鼎彝器；每天在沙洲浅滩之间泛舟漂荡，遇到山翁野老，必定招呼他们到船中饮酒，敲着船舷歌唱，好像不可以被世俗羁绊。人们都说，他的游乐大概超出尘世吧？我从小路渡过扬子江到松泽时，子峻的船经过，我看见他的神气蕴藏于内而微微显现在眉目之间，于是并船前进，划近他问道：“您住在哪里，怎么会到了这里？”子峻说：“我就住在这里，把这船当作房屋，以水为地基，以曲折的岸边为篱墙，以鲁鳖为邻居亲戚。采芹菜水藻来煮食，舀取波澜来饮用。”我说：“您的为人真奇异啊！古代圣人建造宫室是为了安居，制造舟楫是为了渡过危难；安定之处可以常住，危险之处却不可频繁涉足。天下这样广大，深山大野之中，难道没有可以安身、藏身的地方吗？您却放弃安稳而趋向危险，也可以说是不善于选择了。”子峻说：“您知道房屋的安稳，我却要替您说明它的危险。况且所建造的房屋，不在千家聚集的市镇，必定在百家聚集的村落。” 同它相邻的人，难道都是伯夷、柳下惠一类的人吗？还是也不是伯夷、柳下惠一类的人？如果乘坐装满货财的船，以是非为桅杆，设置机巧的舵，张起贪利的帆，再用势利作船桨，在昏暗无边的大海上漂荡；惊风怒涛骇人地冲击，然后各种怪异之事纷纷而来，那么我的身体不被它们淹没，几乎是不可能的。若不是这样，房屋虽然安稳，居住在房屋中的人又在哪里呢？后世的人经过这里，指着我的房屋看去，只会看见墙倒柱斜、鼯鼠乱跑罢了。况且如今风波不起，蛟龙鳄鱼远远逃避，水流奔涌千里，水花绽放呈献秀色，清风吹来献上凉意，月色照满万顷，霜雪一片皎洁，眼界变化而精神融畅；在这种时候，尚且能知道所谓危险还是不危险吗？由此看来，您所说的安稳未必全都安稳，您所说的危险未必全都危险。”我告辞离去，他便划船离开。我感叹说：“这是求学于道的人啊！我听说道成之人常不同普通人相近，居住在渤海以东、瀛洲蓬莱之上。贤者遇到他们可以飞升变化到霄汉之上，次一等的人遇到他们也能获得长生久视的方法。像子峻这样的人，难道有所超过他们吗？否则，他的话为什么这样像合于道呢？” 《朴庵记》京师是繁华会聚的地方，那里的人都习惯于显耀豪奢；他们放纵华丽的生活，退朝后穿着金绣衣服、拿着丰盛食物，快步疾行，以巧言媚色相互作揖。像这样的少年道路中，寻求一个退藏自修、把自己寄身于默默无闻之地的人，大概很少。因此我曾偶尔出门，遇到这样的人，便不忍同他们同处一席交谈。过了很久，我在朋友的座席上遇到了鄱阳人刘斯真。第二天，斯真邀请我到他家去。他家寄居在清溪岸边，蓬草作窗、芦苇作门，杂草遮蔽台阶，也不忍心剪除。他指着这些说：“这就是我所谓的朴庵。”我住在这里十多年了，每天起来端坐其中，只看天地运行、日月推移、万物生成罢了。世间纷纷扰扰、盛衰起灭以及可喜可惊的事情，即使大如丘山、震动如怒雷，也都不能使我听闻知晓。古人所说的身与世两相忘却，大概就是指我吧？”我感叹说：“竟有这样的人！过去很少遇到的，如今终于遇到了。”于是同他结为朋友，退居后又想到少隐居在天台山。山中有古洞，我偶然采药误入其中，洞内有白气飞浮，像白色波涛翻涌；走了大约一里，有位老翁出来迎接我，说：“我迎候您很久了。”坐定之后，我观察他的容貌，觉得他的面貌不像世间人，于是询问他长生久视的方法。老翁说：“不雕不刻，它的天性才完整；不加华饰、不事藻饰，它的真性才不会改变。顺应自然，所以能够长寿。”我没有领悟其中的意思，老翁解释说：“你难道没见过深山里的树木吗？吸取云气和露水，青翠地独自挺立，颜色始终不变。好事的人把它取来制成器物，又雕又刻，再加上华饰和藻饰，于是树木的生命就被湮没了。人也是这样。用是非的刀刃雕刻他，用喜怒的脸色给他增饰，那么生命中还剩下多少真实的东西呢？不如像老子所说的那样，敦厚啊，就像未经雕琢的朴木；又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用无名的朴实镇守它；所谓雕琢之后再回复朴质，浑然独立，只凭自己的形体存在，这样还有什么年岁不能长久呢？”我拜谢他的话后离开了。第二天我还想再去，可是原来的道路已经找不到了。几年来，我每次想起这件事，内外都焦灼不安。这才是真正把精神气韵含藏在内而不显露光泽吧，难道有人能比我更晚才有所领悟吗？希望他还来对我说说。訾州精舍记

译有人说，北方的风气刚劲，士人生长在那里，才质充实，学问端正，即使以生死来恐吓他，也坚定得不可动摇。南方的风气柔弱，士人生长在那里，才思敏捷，学问华丽，拿利害去威逼他，即使丝毫也不顾惜；借此出仕，为国家建立功业的人，大多都是北方士人，南方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起初我相信这种说法，后来想想，春秋时期，吴国是南方的外服之国，而吴国的季札遍访中原诸国，得以观览四代礼乐，完全了解古代帝王的盛德，仿佛亲眼见到一般；我们的圣人称赞他懂得礼。子游也是吴国人，向北到圣人那里求学，和子夏同列一科。秦汉以后，出自南方的士人已经很多了，暂且还来不及一一论说。比如我们的濂溪夫子生在舂陵，那是楚地最南的边境。夫子卓然立于天人之表，扫除世俗末学的弊病，上接孔孟失传的道统，下开程朱尚未言明的见解。到了后来，成为君主的知道尊崇王道而鄙视霸道，成为臣子的知道尊奉伊尹、周公而以管仲、乐毅为羞，做百姓的知道以忠孝为根本而以浮华为末流，返本复初，这本来都是夫子的功劳。由这三位君子来看，上天造就人才，难道真有南北的差别吗？所谓南北之间的差别，向来只是鄙陋之民的说法，并不是用来议论豪杰的。至于豪杰之士，本来就会挽救风气，和它一同变化，就像冶炼时鼓风助火一样，即使投入坚硬的东西，也没有不在其中消融的，哪里还会被它陷溺呢？那种说法，大概不值得相信。桂林比舂陵更靠南，有个生长在当地的士人，只有吴尚质。自乡贡进入太学，考中乙丑进士，授任翰林官，他的才华和学问足以与中州士人相抗衡；至于超越危难、逸出常格，中州士人还要惭愧不如。他有空时曾来拜访我，说：“我家在訾州水边，土地平衍肥沃，山水回环相合，时常有飞云从大泽中升起，荡漾在浅滩边的浮绿树荫之间。我读书的地方正好处在这片景物汇聚之处，心神开阔愉悦，足以扩大我受学的根基。您能替我写一篇记，我把它刻在这里，可以吗？”唉！才华根本于资质，而使资质成就起来的在于学习。不学习，即使身在齐鲁，也会沦为小人，何况南方的士人呢？学习即使开始于穷乡下邑，也可以成为士人、成为贤者，何况北方的士人呢？所以圣人教人，件件都以学习为根本，从来不曾以地域来规定人的高下。从吴尚质能够学习来看，大概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将来吴尚质回乡，把自己所学的拿出来和乡里的子弟共同讲习，我将看到他的乡里有许多端庄笃厚、如圭如璋的人才出现。因此，谨以此为这所书斋预卜。拄笏轩记 世人说，减少事务不如减少心事。内心既不能减少，天天就会和事务一起沉没。不仅不足以应对天下无穷的变化，就连内心所存的东西也浅薄了。所以古代的豪杰之士，不怕事务繁多，只怕心事繁多。他们旷达地站立在万世之前，冷然自持，不被一丝尘埃挫折。使内心深沉而澄澈，便不可混浊；使内心开启而明朗，便不可昏暗。于是出而与事务接触，即使亲手处理纷繁万绪，也如同拿着秤来称量轻重，在外物面前已经没有什么能牵制自己了。诸葛孔明进兵渭南，面对的敌将是司马懿，他善于统率军队，形势也很危急。可是孔明当时仍然头戴纶巾、手执羽扇，逍遥地在渭水之滨徜徉，悠然有浴沂的意趣。继孔明为相的是费袆。魏军侵犯边境，紧急军书交相送来，人马都披上铠甲，事务十分繁重；他却还和宾客下围棋，脸上没有疲倦的神色。这两个人，难道只是才力足以超过常人吗？大概是因为他们内心的修养一向有根底。内心修养有根底，那么表现在外的东西可以不动声色而自有威严，不费劳力而自然施行。我曾见过有道之士，呼吸之间如云雷兴作，倏忽之间仿佛从掌握中出现；挥手指挥龙虎，使它们上下天地、出入人群而不造成灾害。我问他凭什么方法能够这样，他说：“我没有什么方法，只是不让内心受到〔原文有脱误〕罢了。”我说：“内心不乱，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吗？”他说：“天地万物都在我的心中。心既然不受〔原文有脱误〕，那么外物哪能不为我所用呢？”唉！上悾山自我修养的士人，内心一旦不乱，尚且足以感通天地、撼动万物，何况大人君子的心呢？难道可以说他们处置天下的事务时，内心不会稍稍受到扰乱吗？可是世上的人抱持卑陋狭隘的见解，拘束在污浊低下的纷争中，像聚集的蚂蚁一样，整天来来往往，力气耗尽、气息急促，不能稍稍停留片刻。我看见他们的心越发烦乱，功业也越发难以完成。金吾将军王侯，禀赋英俊爽朗，擅长歌诗，诗作清峻豪壮，令人喜爱。他把厅堂旁的轩命名为“拄笏”。处理政事的间隙，每天和宾客在其中宴饮歌唱，谈论古今的治道以及人物的贤能与否、成败得失，整天没有疲倦的容色。宾客散去后，他缓步走在宽广的庭院中，乘着风来去；空中的月光流动，微云变幻，都仿佛收在衣襟袖口之间。远远望去，他浩然自在，仿佛不能被事务拘束；但第二天临朝办事，却充沛地应对事务，从未稍有滞碍。由此可知，王侯的内心大概是有所修养的。程子解释《易经》中孚卦说：“水的本体虚，所以风能够进入它；人的内心虚，所以外物能够感动它。”人能够感受外物，正是因为内心虚静。王侯的内心大概是虚静的吧？由此推而上之，我知道王侯即使统率大军，也将能够手执羽扇、头戴纶巾，从容不迫，仿佛在下棋之时一样。哪里只是像晋人拄着笏板眺望西山清爽的气象呢！南斋滞叟记

译给居室命名，难道一定要取“古”字吗？回答说：不一定。又问：名称不取“古”，君子为什么还要重视它呢？回答说：古人曾在盘、盂上刻铭，在几案、手杖上作箴言，如今这些都没有了，只给居室命名，借着这个名称来涵泳其中的意义，用来在内心验证自己，这也是增进道德、成就学问的一个方面，那么君子怎么能不重视呢？同郡的滞叟陈先生，博学而擅长文章，两次参加有司考试，文章旨意高深，却没有得到有司的审察，最终抱着学业回乡。他叹息说：“莫邪这样的宝剑，农夫见到它，不仅不会使用，也不认识它。”于是闭门静坐，与造化为友；近处就在洒扫、应对之间求取道理，远处则观察天地万物的变化。他的学问浩瀚博大，内蕴深厚，发为文章也广大。所以远近前来求学的人很多，先生根据各人的资质，恳切地启发诱导他们；时间久了，学生都能凭文学显名。因此乡里称赞善于教人的人，没有不说是先生的。先生把居室命名为“南斋”，因为我曾经在先生身边承受教诲，便让我为它作记。我曾思考这件事，按方位来说，“南”按时令说是夏；按《易经》的卦与夏季相应、方位在南方来说，就是离卦。离卦以一个阴爻处在两个阳爻的中间，而两个阳爻光明显著，上下呈现文明的象征。从前唐代的崔信明，出生在五月五日，正值太阳当空。太史令史良史占断说：“五月属于大火，主离卦；离卦象征田野中万物茂盛。”后来崔信明果然凭文章显名，这难道不是先生为书斋命名的一种应验吗？由此可知，先生文学的盛美，大概也不是偶然的。虽然如此，离卦是阳气盛极、得到生长时令的象征，君子对此不以盛大为喜，而有守持盛大的方法：以中正守护它而不偏颇，以仁义安定它而不倾覆，所以盛大才能长久。先生坐在这间书斋中，涵泳其中的意义，他一定在中正之道上有所体会吧？当然不是像乡里那些自我炫耀的人，只是借一个虚名来装饰观瞻。张氏继美堂记 天下共同称美的地方叫金玉堂。玉固然值得称美，但君子却不把金玉当作真正的美。他所称美的，是不是在于那里的人贤德呢？所以四海这样广大，得到一个贤人，有文才的人一定把他的事迹写进颂辞，记载他的实际行迹于传记，只怕他和草木土石混同，无法显明。对人的看重是为什么呢？因为金玉容易求得，贤人却难以遇到。四海如此广大，得到一个贤人尚且如此珍重，何况贤人接连出自同一家族呢？那么这种美盛应当如何呢？春官小宗伯张公衡在居所建堂，命名为“继美”。又把先世的事迹叙述给我说：“我们张氏的先祖，因为五代之乱，从金陵迁居到吉州未川，传了几代，到第十九世承事某，又迁到五云的邓溪。承事的儿子张喧，考中天圣八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知象州，并娶赵氏郡主，家族才开始显赫。朝散大夫的三世孙某，由补字官迁任检校宣议郎。二世孙漠良，考中淳熙六年进士，官至朝奉大夫、知潭州，并娶赵氏郡主。自朝奉大夫以来，传了十一代；在宋朝立国期间，一门考中进士的有十七人，任县令的有二人，任国子官的有一人，任丞、簿、从事的有九人，因父亲荫庇而得官的有四人。到了本朝出来做官的，又有两人。乙丑年，我的儿子又由国子生考中进士，最终官至九卿。以后我日夜只怕后世子孙不能知道我们祖父辈相继兴盛的情形，反而放纵诞妄、散失家业，沦为编户平民。所以请您替我把这些写在堂中，使他们登上我的堂，仰望先世积累的由来，知道家业本来不是突然在一时崛起、忽然在一代兴盛的。这样或许能够知道应当警戒谨慎吧！”唉！上天所生的万物，没有比人才更美的了。既然成为人，而所具备的不是贤德，不过是能够活动的东西罢了。既然贤德，却不能在当时显扬，那么贤德终将泯没。贤者已经显扬，而继承他的人不是贤者，那么这种显扬就会随着他的生命一同停止。如今张氏不只是贤者众多，显达者也很多；不只是显达者多，继承他们的人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上天为什么这样厚待张氏呢？难道不是一种德行的传承，譬如山川土地肥沃，草木在其中生长，哪怕只是一枝一叶，也都光泽华润吗？作为张氏的子孙，实在也很艰难。想到先世的盛美，就应当每天惴惴不安地自我警策勉励，这样才能无穷无尽地相继下去。否则，难道是宗伯建堂的本意吗？丹桂轩记

译皇上统治天下，政治清明、气象广大，五色交织成文而不混乱，八方之风顺应律令而不邪僻。将相文武大臣的子弟，反而把才能用在文章学问之间，与士大夫同列，谈论经义和文章，以此自我砥砺。如果不是这样，彼此就以此为耻；这难道不是圣明教化默默感化迁移，达到这种境界的妙处吗？李君子绶，是太师韩国公的第四子。韩国公以道辅佐天下，如今告老退休，居住在定远里的宅第。李君早晚侍奉父亲，便在居所旁建了一座轩，里面陈列古代图书，外面种植丹桂。秋风徐徐吹来，空中的月光散布光彩，桂花纷纷绽放，叶间的颜色与月光相映，香气随着风一同流动。李君在树下取琴再三弹奏，琴声清冷，有仙鹤飞来盘旋，长鸣起舞了很久，与琴声相互应和；他仿佛不知道自己身在瀛洲蓬岛，亭亭然超脱于尘世之外，尘念消除、思虑澄明，甚至分不清什么是桂树、什么是自己了。他的长兄驸马公于是给轩命名为“丹桂”，让我为它作记。我认为，人对于外物，都是因为接近自己的性情才喜爱它。如果性情与它不相合，即使强把外物送到他面前，他也不过赏玩一番就离开了；如果性情恰好与这种外物相宜，那么心意一旦集中于它，想片刻离开都不可能。所以高大的松树和柏树，经历霜雪之后，年年不凋零枯萎，便是有节义的士人所喜爱的。美好的梅花和竹子，独自生长在岩谷之中，不因寒暑变化而改变，便是幽居隐逸之士所喜爱的。至于桂树，有文才的士人常常感其品格而以之自比；有人考中高等科举，就说“攀桂”“折桂”，难道不是因为它在极其清洁的环境中散发花香，在零落的露水中起舞而自芳吗？有文才的士人如果昂然超出俗流，才华充沛地发挥出来，那么他们所写的也都是清新芬芳的辞章吧？我听说您善于读书，能够歌诗，俊逸出众，同辈都对您谦让，您喜爱桂树是很自然的。《诗经》说：“正因为他拥有这种品德，所以才与它相似。”说的不就是您吗？虽然如此，外物不一定需要人的喜爱，而人却自然不能不喜爱它；贤者不一定需要人的仰慕，而人却自然不能不仰慕他。您学业既已成就，文章和品行显著彰明，那么人们都会仰慕您而来，说：“这是贤者，我不能不和他交游。”那时您对于桂树的不能舍弃，也正是这样了。由此可以知道，国家崇尚文教的成效、世代大臣家族的盛美，难道不是值得称美的吗？深州先贤祠记 《传》说：“即使只是蔬食、菜羹、瓜果，用来祭祀时也一定要整肃如斋。”解释的人说，这是祭祀先代那些最初成为饮食之人的祖先，是不忘本的意思。对于饮食这样微小的事情，尚且还要追念那个人而祭祀他，何况我乡先贤道德盛大，充实于自身，法则流传后世，而我们俯仰之间都浸润受益于其中，难道不可以追念他们而祭祀吗？人不饮食，不过是死亡而已；至于自身没有立足之处，就会沦为小人。这样看来，即使生为夷狄、鸟兽，也都能活着，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如今天下各郡县，必定要祭祀先贤，意思正在这里。深州处于古代冀州的地域，民风朴厚，士人世代不断涌现。到了元末丧乱以来，人民被兵祸残害，房屋被战火焚毁，幸存的也只剩惊恐之后的苟存者，战战兢兢地在田亩间自求生息，哪里还会有求学的事情呢？所以即使归入本朝版图，受到涵养将近二十年，文学仍然没有振兴起来。学正赵伯饮于是感叹说：“这是我的责任。”我听说，人有所激发，就一定有所仰慕；顺着他的仰慕加以激发，就容易教化。于是查考图经，找到了唐代国子祭酒孔公颖达、文学孔公文达、孔文达公的族弟、国子助教文懿、丞相魏公知古、五代时义门李公自伦、宗丞相李公昉、侍郎李公知及，以及二程先生的曾祖父李羽，把他们合并祠奉在先圣庙旁。在两个丁日祭祀先圣完毕，第二天便率领本地士人、学生到祠堂下面致祭，使他们知道我们乡里先贤的盛美，不可不加以效法。效法得深了，就会祭祀先贤；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祠堂也就无法真正发挥作用。伯钦可以说是懂得教化职责的人了。他曾说：“自从圣人不再出现，道术分散破裂，就像黄河奔腾流注，向东西两方溃决，天下纷乱，没有人知道正道在哪里。大概到了宋代程朱这些君子出现，蕴蓄天人之学，明白揭示圣经的旨意，指着天下人说：‘这就是万世不变的正道。’那些向东西溃决的支流，不是偏就是倚，不是过头就是不足。人们因此才有了见闻正道的开端，或许可以学习这种道了。然而近些年的学者口头诵读他们的言论，心里却不把握其中的要旨，肤浅轻易地搬用，出去对人说：‘我的学问是程朱之学。我学习程朱，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等到详细考察他们的行迹，却放纵自己去做连小人都不忍做的事。唉！用圣经的话来文饰奸邪的行为，借圣道来掩盖邪恶的内心，这难道是程朱建立教化的本意吗？这样看来，哪里比得上唐宋诸公？他们的言论虽然还没有完全斟酌透彻，但实行得更加笃实；道理虽然还没有完全融会，但守持得更加有力，这不是更好吗？” 《传》说：“君子希望说话谨慎迟钝而行动敏捷，行动比言语更重要。” 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如今的人不只是行动赶不上言语，而且言语和行动仿佛出自两个人。深州的士子来这里游览、歌咏，难道将会从这件事中得到考察和鉴戒吗？否则，一座祠堂的建立不足以成为本地人的轻重所在，而孔子、孟子等先贤有灵，也不会取决于祠堂是否存在。本地人应当努力啊！伯钦名象，是天台人，学问卓异而有文才。”},{ 《懒窝记》

译我的朋友、江西人田一登在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他的文章、见识和议论出人意料，含蓄而不隐晦，显扬而不浮夸，回头看同辈之人，都没有能够与他抗衡的。我曾经到过他的住处，他指着那里对我说：“这就是我的懒窝。”我说：“人没有比勤奋更重要的，懒惰就会使学业荒废，学业荒废，才华就不能成就。古代的圣贤、才俊，他们所成就的事业虽然有大小之分，但他们的学习未必不是从勤奋开始的。周文王的勤勉不安，孔子的急切勤学，考察传记就可以知道了。如今您正值奋进的年纪，学问正在迅速增长，却想用懒惰来停止它，难道是我对您的期望吗？”田一登说：“您知道我所说的懒惰吗？不是对学习懒惰，而是对世俗之人懒惰。如今有人掌握十倍百倍获利的手段，经历险境、奔走危途，搜敛天下财货，使财富都聚集到自己身上；我没有心思去求取它，这是我第一件应当懒惰的事。有人坐时不靠近堂边，出行不离开国境，却使田地连接成片，竭尽小民的力量来供养自己，专门享用美味，拥着歌舞笑乐；我没有心思去达到这种地步，这是我第二件应当懒惰的事。有人学问不足以明白道理，才能不足以担当事务，却凭借权贵、倚仗权势，从旁取得显要职位，面对百姓便自以为这是豪华的宠遇；像这样的事，我没有心思去做，这是我第三件应当懒惰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只有这三件应当懒惰的事存于心中，才会勤勉于真正应该勤勉的事情，懒于我本来应当懒于的事情。孟子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周敦颐说：‘减少欲望，以至于达到无欲。’他们所说的“寡”，就是我所说的“懒”。懒于应当懒的事，直到达到无欲，我的学问就可以进步了。至于老氏、佛氏抛弃世间事务，把心归于冥漠，他们所说的自我修养，不过是放纵自己罢了；断绝伦理来安顿自己的孤独，置礼法于外来安顿自己的怠惰，他们所做的似乎也是我所说的懒惰，实际上并不是我的懒惰。”我听了他的话，叹息说：“上天生育人才，起初并没有不同，只是一旦被物欲遮蔽，又受到利害逼迫，圣贤与愚不肖才由此分开。我年轻时凭着不足的资质，就已经同世俗周旋，甚至和商人一起游逛，每天在市场间行走，看见别人所有的东西，只怕不能夺取过来。到了晚上牵引回去，伏在床上思考，第二天要用什么办法先从别人那里取来；即使一直想到天亮，精神却越发清醒。直到如今，我粗略有了一些见识，但内心仍被胶着束缚，无法完全摆脱。正在这种时候，能够听到田一登的话，即使不能因此完全释然，难道不也有所帮助吗？岁月已经过去，叹息又有什么用？幸好能够和田一登这样的人交朋友，或许可以懒于我过去所追逐的东西，勤勉于我今天听闻的道理；这样一来，这个窝田一登难道不能分给我一半席位吗？” 望云楼记 黄严人张君士用，把自己所居住的楼命名为“望云楼”，托朋友赵名永请我作记。我说：韩国的云像布，楚国的云像太阳，宋国的云像车，鲁国的云像马，周国的云像车轮，赵国的云像牛，卫国的云像狗，魏国的云像老鼠，郑国的云像绛色衣服，越国的云像龙，蜀国的云像困顿之状。各地的地气不同，所以凝结成的云也随着地方而变化。不知道士用是要穷尽这些变化来供耳目娱乐吗？还是要吐纳云气，想亭亭然向上升腾呢？”赵名永说：“这哪里是士用的心意呢？士用年轻时侍奉父母非常谨慎，等到父母去世，悲哀毁伤超过礼制，亲自背土筑坟，想住在墓旁守墓。想到终身守墓的制度不可实行，于是就在居所建楼，遥望父母的坟墓，日日夜夜在楼上拜礼，希望仿佛能够见到父母。他所望的是坟墓而不是云，只是借云寄托自己的情怀罢了。”我于是叹息说：天下的事情都有可以停止的时候，唯独侍奉父母没有可以停止的时候。古代的孝子，凡是能够为父母尽力的事情，没有不尽情去做的：刻木像来代替奉养，射草人来报仇，把深厚的感情发自方寸之心，把极大的痛苦抱持终身。因此君子极为称许。等到世俗习惯不如古代，士人都沉溺于爵禄的享受，才开始有违背父母而出仕的人；也有父母去世却不回来安葬的人；还有安葬父母后却居住在别的邦国的人。温太真和刘琨奉命出使时，弃下母亲〔原文有脱误〕而离去，后来母亲去世，他不能回来安葬；凡是封赏任命，他都推辞不接受。这对母亲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欧阳永叔是庐陵人，把父亲崇公安葬在庐陵，自己却居住在颍地。考察崇公墓旁没有别的儿子，只有一座座墓冢相连，父亲究竟依靠谁呢？持守道义、坚持正理，谁能超过这两位公呢？然而他们侍奉父母竟然如此，何况其他人呢？这就是士用的行为之所以贤德。虽然如此，从旁人来看士用，士用固然贤德；从士用自己来看，这也只是侍奉父母的常道罢了，有什么值得称贤的呢？如果有一丝自以为贤的念头，那么侍奉父母的道路就有了尽头。我知道这不是士用的心意。于是作《望云》之词说：“想我这一身啊，是我亲生父母留下的；我的父母已经去世啊，我的身体却没有随之同去。父母的魂灵若隐若现而不可见啊，茫茫魂魄又依托谁呢？我的心郁结而不能解脱啊，日日惨淡，仿佛没有光辉。春秋四时交替啊，我何时才能见到父母？登上高楼向远方眺望啊，云朵茫茫。我的父母之墓，幽深杳冥却得不到回应啊，云难道知道我的心意吗？形体虽有踪迹却已经不在，精神虽无形迹却无处不在。云如果有知啊，就乘载我父母前来降临。” 云啊，云啊，遥远地陪伴我朝夕。让士用登楼远望的时候，诵读我的词来招请父母，或许父母的精魂能够前来降临。士用号守愚，是乡里的望族子弟，读书而守礼，士大夫中有许多人称赞他。植樗轩记

译在广阔荒漠的原野上，视野延伸千里，从来没有树木，只有一个村庄所产的全是樗树。荒漠中的百姓每天背着财货，到那里购买木材。我正好经过，便问道：“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不成材的树木，你们将拿它做什么呢？”那人说：“我取它来修治房屋，大的做栋梁，小的做椽子、方椽，除了它难道还能用什么吗？”我说：“树干根部臃肿，不合绳墨；小枝弯曲，不合矩度。取用它时已经免不了斧斤的劳烦，用它建屋，又怎么足以成就房屋的美观呢？”那人说：“我不是不知道，只是这里所产的全是这种木材，弃掉它就没有什么可以建屋，使用它虽然说不上美观，总比没有好。”我于是叹息说：“邓林的原野、豫章的地域，树木翻云蔽日，其中合于栋梁之用的，不知有几万株，全都生长在树木众多的地方，不受人重视；而这樗树却独自在没有树木的荒野上占有优势，受到人的珍贵，正是这样。人也是如此。三代之时，即使有真正才德的人，也还不很显扬闻名；到了后世，只要有一项才能、具备一种技艺的人，都可以自我夸耀；没有才能、没有技艺的人，极力装饰自己、推销自己，上面的人还唯恐任用得晚了，这难道不像樗树生长在广漠的荒野上吗？” 大体说来，天下万物不以所有为贵，而以所缺少的为贵。处在没有的时候，即使是樗木，人们也争着取得；处在拥有的时候，即使是良材，也会被丢弃而不顾。木啊，木啊，你是否成为有用之材而得意或困窘，不只是取决于自身材质，也取决于所遇的时势吗？庄子说樗木因为不成材而得以终享天年，这也只是片面的说法。吴君思哲，祖上世代都凭儒术显达；思哲读书不废，修身有节度，处世有方法，难道是没有才能的人吗？如今却把樗木作为自比，收敛自己的才华而置于无用。思哲幸好生在当今士人众多的时代，所以还可以自我隐藏；如果生在没有士人的时代，那么即使没有才能的人也会被勉强任用，何况有才华的人还能隐遁吗？世人有句话说：“点燃油膏是为了接续白昼；没有油膏，就用松明代替；驾船是为了到海上去；没有船，就用竹筏代替。难道不知道松明不如油膏、竹筏不如船吗？可是为了到达我们所缺少的地方，哪里有空计较美不美呢？”这就是广漠百姓使用樗木的原因。思哲懂得这个道理吗？虽然如此，人活着，只恨自己没有才能；自己已经有了才能，又只恨世上不用自己。如今思哲却想让世上不用他的才能，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意。明白的人一定能够说明它。” 海鹤轩记 云间人吴子景源，志趣高远出众，与世俗事物很少有相合之处。他乡里的人得到两只鹤，召集子弟商议说：“我们居住的地方，有很多足以使您的心意喜悦的东西，所以特意带两只鹤来献给您。”吴子神色忧伤，叹息说：“强行利用外物来使自己快乐，已经得到的外物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把鹤送到大海放掉。鹤振奋翅羽，迎着风长鸣，飘然飞到云涛交际之处而去。黄鹤山人听说此事，画了一幅图送给吴子说：“这幅图虽然不是鹤本身，却得到了鹤的意趣。”吴子便把图悬挂在轩中，命名为《海鹤云》。万物各有自己的本性，本性各有适宜的安处。得到适宜的安处就快乐，违背适宜的安处就悲伤。譬如鱼鳖处在江湖，虎豹处在山林；把山林换给鱼鳖居住，把江湖移给虎豹居住，想让它们片刻安宁都不可能。可是世上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竟然罗致天下的文禽异兽，每天让它们在面前献技，尤其对鹤更是如此。让它们舞蹈、悲鸣，动作合于音节；更严重的还让鹤乘坐大夫的车，出入左右必定跟随。唉！难道这是鹤自己的选择吗？不得已而只能跟随人，是形势所迫。有人说：“鹤是文雅的禽鸟，人们捕取它，是因为认为它清雅。”我说，清雅在于人，不在于鹤。人的内心果真清雅，即使没有鹤也可以；内心不能清雅，即使有鹤，对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吴子面向大海放鹤的原因。虽然如此，有个叫梁鸯的人能够养育禽兽，禽兽游在他的园中，便不再想念高大的树林和广阔的水泽；睡在他的庭院，也不再想念深山幽谷。这种养育一定有它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方法，那么鸟兽连在山泽中保全形体都来不及，哪里肯自行游到他的园中、睡在他的庭院呢？唉！这种方法已经失传很久了。吴子如果有所领会，那么鹤的文采不必等人来献，鹤的离去也不必等他来放。鹤啊，鹤啊，不知道“我”就是我的我；我啊，我啊，也不知道鹤就是鹤。彼与我同出一体，面对图画中所保存的形象，又哪里足以真正得到它的意趣呢？” 日溪书舍记

译钱君克温选择在日溪定居，在那里读书，于是把居所号为“日溪书舍”。友人林右听说后很高兴，便为他说道：“从前孙权劝吕蒙说：‘你如今当权掌管事务，应当学习来开拓自己的见识。’魏太武帝也说：‘天下能够增益人的神智的，只有书罢了。’这两位君主生在四海分裂、干戈驰骋的时代，按理说他们所看重的应当是智谋，所崇尚的应当是勇力，可是却把读书当作事情来做，这是为什么呢？读书的人，譬如进入大河高山，那里蓄积完备着万物；人进入其中，没有不得到自己所求而归的。圣人得到书，圣性更加充实；贤人得到书，贤德更加增长；英雄得到书，更能激发骁勇之心。人的才质各不相同，但没有谁从中做事而毫无所得。两位君主从事读书，必定有所收获。否则，在平日之间，难道没有可以用心的事情吗？可是如今读书的人，不考察前人用心所在，只是泛泛记诵他们的言论，铺陈成文章，把它当作装饰自己的工具。遇到一件事、一种物，就环顾四周而不知如何处理，于是使天下人一同说：‘读书没有用。’唉！难道是书的过错吗？如果书果真没有用，古人早就废弃它了，哪里还等到今人呢？” 我曾经认为，三代以后，天下可以有所作为的有三类，能够辅佐成就这种作为的也有三类。可惜当时那些得到辅佐的人，都是因为不读书而造成的。像汉高祖的大度宽仁、唐太宗的求治之心、宋太祖的浑厚，如果有伊尹、傅说那样的臣子出来辅佐他们，制定礼乐，在天下重新建立法度，难道不能比肩三代而实现大治吗？可是汉高祖所任用的是萧何、曹参，唐太宗所辅佐的是房玄龄、杜如晦，宋太祖所任用的宰相是赵普，他们都不过凭借自己的才能，顺应当时的需要，修补弊端、弥补漏洞，使百姓休养生息；天下虽然得到小康，却没有享有大治的盛况，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不读书的过错吗？如今一个人想治理好一个家庭却不读书，那么家庭就无法治理；想治理一个国家却不读书，那么国家就无法治理；何况天子的辅相呢？所以赵太祖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可惜他所任用的并不是合适的人。谁说读书没有用呢？克温如果深知这个道理，那么他早晚所从事的，难道只是取书中的言论来作为装饰文章的工具吗？大概是要把自己所学的推行出来而使之发挥作用。能否发挥作用在于自己，能否被任用在于别人。在别人一方的事情，不是自己可以求得的；在自己一方的事情，大概还可以做到。” 贫乐斋记 给事中何安道，是会稽人。他曾在县学读书，在居所修建一座轩，四周环绕的都是山。山间的岚光浮动，水声激越，早晚景色不断在轩中变化。安道十分喜悦，即使柴火烟火都接不上，仍然端坐着弹琴，神态自如。他的朋友申伯杰来访，感叹说：“可以说是安于贫困了。”于是题写“贫乐”二字作为斋名而离去。第二年，安道凭才华进入国子监；又过一年，凭才华被选任为现在的官职。身居侍从之列，眼看将要通达显贵。若是别人处在这种情形，谁不洋洋自得，沉溺于甘美脆嫩的供养，受困于锦绣的华丽，光彩炫耀地面对众人呢？可是安道依然约束自己、守持本分，所处的境况与从前没有改变。我闲暇时曾拜访他的住所，看见其中储藏的只有图书罢了。他的器用都是瓦石制品，衣服和被褥都是粗布，所吃所饮也都是蔬食，外加没有别的滋味。我开玩笑说：“这难道不是装饰自己的情怀、求取声誉，像公孙丞相掩盖自己的锦被、吃脱粟饭那样吗？”安道说：“上天不因寒暑而改变时节，人也不应因贫富而改变行为。这是说应当有常道。天道失去常态，阴阳就会倒置；人道失去常态，灾害立即到来。我虽然不如古代圣贤，却颇听闻过做人的方法。隐居或显达，是时势决定的；不因隐显而一同改变，是人的操守。时势没有常态，操守却有常态。以有常的操守，去随着无常的时势改变，君子大概不会取这种做法。太阳到了正午就会西移，月亮满了就会亏缺，欹器倾斜的警戒，你难道没有见过吗？”我听了他的话，更加感叹这个人是别人难以企及的。从前子夏是圣门中的高弟，尚且说：“出门见到纷华盛丽而喜悦，回到屋里听到夫子的道又喜悦，这两件事在心中交战，不能自行决断。”如今安道年纪还很轻，却能够这样安顿自身，难道不是他对道有所闻吗？程明道先生说：“从前我向周茂叔求学，他常让我寻找仲尼、颜子快乐的地方。他们所快乐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以道为乐。’他说：‘如果把道作为快乐的对象，那么快乐和道就成为两件事了。’大概圣贤道德纯备，俯仰之间都可以快乐；他们所快乐的，全都是道。安道大概懂得这一点吗？”虽然如此，圣贤所快乐的可以知道，圣贤所不快乐的，却不是圣贤就不能知道。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 最高境界的人没有偏好，次一等的人不能没有偏好；从他的偏好来观察，就可以知道他内在的修养。那些喜爱金玉的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论说；有的人寄托自己的情意于一件外物，这也不失为君子。木鸡翁抛弃一切事务，潜入深山，养鸡自得，每天和鸡相处，呼唤它们就一定到来。王羲之辞去事务归隐后，特别喜爱观赏鹅。这两种动物并没有特别的声色可以让人喜悦，然而两位先生都喜爱它们，得到意趣时，往往说天下万物没有能超过它们的，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形与神相遇，在细微的间隙中彼此和谐；相和的东西彼此得到，却不知道为什么得到；相同的东西彼此结合，却不知道为什么结合。否则，一个人的身体之内肝胆尚且如同楚越，何况人与外物相接，相隔那么遥远呢？如今会稽徐生在居所旁边挖了一方池塘，养了几十条鱼，处理事务闲暇时放开视线观赏池上景物，他一定从鱼那里有所领会吧？我听说君子可以把意趣寄托在外物上，却不能被外物滞留；一旦被外物滞留，内心就昏暗沉滞，常常受外物驱使，不能从外物之外自我解脱。把意趣寄托在外物上，外物来时足以成为我的快乐，离去时不足以成为我的忧患；我的心始终是外物的主人，外物始终为我所用。从前鲁隐公在棠地观鱼，《春秋》记载了这件事。一个国家的君主喜爱鱼，对政事有什么损害呢？” 但是说到被外物滞留的祸害，亡家败国都由此而来；比如卫懿公喜爱鹤，最终因为喜爱鹤而亡国，所以《春秋》记下此事，作为百世的警戒。如今徐生将要在当世获得官位，喜爱鱼难道不会被外物滞留吗？虽然如此，鲁隐公观鱼，是观赏它的形态来放纵自己的欲望；徐生观鱼，是观赏它的形态来领悟其中的道理。有人说木鸡翁成仙，是从鸡那里有所领悟；王羲之的书法，是从鹅那里有所收获；那么徐生修身进学的方法，难道不是从鱼那里有所领悟吗？我无法知道，徐生幸好替我说一说吧。然而，论及沉溺于外物的祸害，亡家败国都由此造成。比如卫懿公喜爱鹤，最终竟因喜爱鹤而亡国，所以《春秋》记载了这件事，作为警戒后世百代的教训。如今徐生将要在当世取得官位，喜爱观鱼，难道不会因此沉溺于外物吗？即便如此，隐公观鱼，是观赏鱼的形态来放纵自己的欲望；徐生观鱼，是观赏鱼的形态来领悟其中的道理。有人说，木鸡翁成仙，是从鸡身上有所领悟；王羲之学习书法，是从鹅身上有所心得；那么徐生修养自身、增进学问的方法，难道不是从鱼身上有所获得吗？我无法知道其中究竟如何，徐生请将这件事告诉我吧。墓志铭

译明代故刑部主事叶见泰先生墓志铭。胡若海先生墓志铭 蒋处士墓志铭 明朝已故儒学提举汪公墓志铭 洞一吴先生墓志铭 环谷先生郑公墓志铭 凝翠山人求公墓志铭 明朝已故刑部主事叶见泰先生墓志铭。先生名见泰，字夷仲，姓叶，家族出自宋朝丞相叶梦鼎。祖父、父亲都没有在前朝做官。当时学者崇尚科举考试，先生却弃学改习剑术。他读遍古今兵法，完全懂得用兵之道。环顾各地守土大臣，都昏庸无能，不值得与他们共成大事，于是渡海到中原，拜见河南总兵王阔扩帖木儿，接连三次上书论说天下形势，都没有得到答复。先生笑道：“这些小子的作为，由此可知了。”于是离去，投奔中书左丞李彦文。李彦文说：“我在中书省很久了，曾考察天下士人，没有像您这样奇异出众的。”便向朝廷推荐他，授任翰林典籍，但先生不愿任职。后来回乡，正逢天兵攻取台州，先生穿着粗布衣服来到军门，拜见自己的老师。老师催促他入见，两人谈了三天三夜，先生被署任为部下从事。攻下永嘉，取得福建、??、两广等地。朝廷派使者出使安南，统帅选中先生，让他作为使者的辅助同行；先生最终能够以礼节处置长官事务，并与使者一起到朝廷进贡。皇上十分喜悦，授任他为高唐判官，升任睢宁令，又升任桂林府通判。不久因居家闲住了很久，起用为刑部主事。先生历任四职，只有在睢宁任职时的政绩，百姓直到今天还乐于称道；至于在刑部任职，事情即使出于他的能力所不能及，已经发生后也仍然勤勉不屈。先生享年四十九岁，死在任所。先娶王氏，继室为方氏，生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名昂，年少时又先于父亲去世。人谁能不学习？但学习以后能够像先生那样通晓古今治乱兴亡的人很少。知道道理足够，但才能不足以施用，仍然等于没有知识；才能足以施用，却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时代，也与没有才能的人相同。譬如船和桨都已齐备，却没有顺风，就不能纵横航行于大海之中。世人又怎能见到他的舟楫之才呢？像先生这样，难道不是命运造成的吗？先生擅长古文辞，构思完整而洁净，不夸饰使文章显得肥厚，也不雕琢使文章显得瘦削，曲折畅达而合乎义理，因此当世人都推重他。只是先生自己看待这些，并不认为珍贵重要。我年轻时曾与昂交游，以对待老师的礼节侍奉先生。先生特别喜爱我，酒喝到半醉时便拍掌纵论各事，过后叹道：“我将要老了，难道能不对你们有所期望吗？”到了今天还不到十年，先生父子却都已去世，俯仰之间想到自身和世事，实在令人悲痛。铭文说：台山旁边，有气象如彩虹，散布成五色，飞腾凝结在太空。远望的人以为是至宝聚集之处，哪里知道它下面竟是先生的幽宫？原来是他的精英之气盘绕聚集，放射郁勃而葱茏。我知道世上有明智之人，一定会说：这是人中的豪杰，可惜他的命运困厄，最终怀抱才华而死。胡若海先生墓志铭 胡若海先生是天台人。年轻时自学，深居乡野，不畏惧没有老师朋友，却能够奋发自立，不与同辈一起混混沌沌地生活。到了壮年，出游郡城，读郡中儒者前辈所作《天肆桥记》，还没读完，就说：“赶紧把它推下江水中去，别让人笑话秦地无人啊。”当时郡中推重的才子，只有王宗儒、陶晋生几位先生而已。几位先生听到这话，相互对望，惊讶不已，便到他居住的地方，请求与他交往。从此先生的名声就传播开了。天下已经大乱，他变卖家产，备办年酒，宴请豪壮之士，学习骑马驰射、试用刀剑，出入纵横，像猛虎搏击般行动，慨然有建立功业的志向。众人因他有才能，把他的名声告诉藩镇将领，藩将征召他为从事，派他出使高句丽。高句丽王傲慢地叉腿坐着接见各国使者，先生进言说：“如今元朝的国运将要断绝，各国彼此吞并，还不知道最终统一天下的会是谁。”高句丽王后悔也来不及了。高句丽王请他留下，说：“我国隔绝在海岛之外，中原不容易取得我国；但如果有像李绩那样的将领，把王国视为反掌之间即可取得。”高句丽王很高兴，下来迎接船只，再三道谢，赐给先生黄金马鞍和其他物品。这次回来后，先生立即把所得全部分给亲戚故人，毫无剩余。他见藩将贪爱金帛、妇女和歌舞，没有其他打算，于是逃离，隐居在东山脚下，谨慎闭口不谈世事，大概是在等待时机。等到皇上平定天下，下诏征召贤士，郡里以先生应诏，出任清州判官；清州撤州改为万泉县后，任县丞，又转任青阳县丞。因推荐者举荐，起任吏部尚书郎，不久因牵连获罪，贬谪后病死。时间是洪武乙丑年某月某日。先生的前妻张氏，能够读书通史。先生偶然请她读《吴起传》，感叹说：“假如让我做将领，难道就不能像吴起那样吗？”夫人笑说：“假如让你做将领，你只能杀我罢了。”听到的人把这件事传作笑谈。先生在万泉任职时，派儿子去迎接夫人，几乎赶到时夫人便死了。儿子权且把灵柩寄放在路旁佛寺中。一天，僧人听到敲门声，说：“我的官人将要到了。”僧人惊起，不知道是什么官人，便命人询问，并打扫庭院屋宇；不一会儿，先生的旅途灵柩果然到了，难道不是奇异的事吗？后来续娶某氏，生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唉！看先生年轻壮年时，志气飞驰，像归流奔涌倾注，亲自以为一蹴即可到达大海，哪里知道最终竟死在不能到达大海的地方？只是看见他的气势如此，仍然汹涌奔放。铭文说：奋发而想飞，猛烈而想奔驰；反复阻挡着他，最终还是昏暗地归去。唉，可悲啊。蒋处士墓志铭

译处士姓蒋，名、字均为大德，是台州临海人。祖父、父亲都因声望和德业著称，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用他的姓名称呼他所居住的地方，叫作蒋家山。他家族中的子弟都能凭文学振兴自己，而处士是其中最出众的。大概因为他天性详慎厚重，整日收敛心神、专以内在修养为事，对于外界的荣枯代谢，都没有什么能够扰乱他的内心。元朝末年，方氏占据浙水以东三郡，强迫士人做属官，派使者到处士家征召他。处士推辞说：“我是鄙陋的鄱人，不懂事务，不熟悉礼法，哪里能够好好侍奉将军？况且将军所急需的，是英杰之士。像我这样迂腐的人，即使得到成百上千个，又有什么用呢？”又厚赂使者说：“请替我善加推辞，好吗？我不过一死罢了。”使者离去。方氏认为他的话说得尖锐，便不再征召处士。处士更加隐藏自己，即使离乡里和城郭很近的地方，也不随意出门。他私下对朋友说：“这些人想污辱我；太平之时我尚且不愿做官，何况在这些人手下做官呢？你只管看着，事情的结果我已经看到了。”不久果然如他所说。那年曾经大旱，百姓都想带着老幼四处逃散，处士阻止他们说：“我还存有粮食，可以拿来周济你们；粮食吃完后再逃散也不晚。” 于是选择善于谋划办事的人主持这件事，再按照事情大小分别分配，百姓因此得以保全。第二年又发生旱灾，他再次拿出剩余的粮食。弟子告诉他粮食将要不够用了，处士说：“百姓一天不吃饭就会饥饿，两天不吃饭就会生病，三天不吃饭就会死亡。百姓都将要死了，我还想独自活着，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思呢？”他乐于施舍，大多如此。他在家里不随意说笑；在乡党之间，即使对普通百姓，也始终以和善的脸色相待，直到老年都没有改变。患病七天后去世，死于洪武壬戌年，享年七十岁。娶陈氏，生二子，长子名应麒，次子名应麟；三个女儿，都嫁给士人。唉！君子并非从来不做官，只是做官而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时机，便不做官，所以说其中有命运存在；即使遇到了时机，而所遇到的道路不合正道，也不做官，所以说其中有义理存在。义和命两方面都能保全，才称得上君子。像处士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君子吗？铭文说：活着有供养，不一定丰厚；死后有埋葬，不一定隆盛。丰厚和隆盛，都不是自身所追求的；从容自在地终其一生，还能使宗族后代延续。明朝已故儒学提举汪公墓志铭 公名复，字一切，祖先是歙县人，为唐越国公汪华第七子之后，后来由广陵迁到睦州，直到今天子孙仍是睦州人。太公名斗建，是宋朝国子生，曾伏在宫阙前上书说贾似道误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拂袖离去，不再做官。伯父名葢，号松隐，没有儿子；他的弟弟名汝懋，在元朝做到翰林，生下公时，便命公作为松隐公的后嗣。公年轻时喜爱学习，长大后以擅长诗文闻名。侍奉松隐公十分孝顺谨慎。庚子年秋，皇上以军队平定睦州，其守将谢某征召他。谢某一见公，天天向他询问治政之道，公直言不讳，谢某很是敬重他的言辞。不久谢某入朝觐见，皇上问：“你治理地方，打算让哪位士人辅助你呢？”谢某便以公回答，当天皇上就派使者征召公。公到朝廷后，与中丞刘伯温、学士宋公景濂一同侍讲一个多月，奉命任儒学提举。第二年，因为母亲年老，请求回乡奉养，便在野外筑屋，亲自耕作，毫无悔色。他宗族中有已经死去而没有后人的，公都收殓其尸而安葬，数目不下十几人。洪武甲申年，再次起用，公在对策中列为第一名。皇上命他以白衣身份巡察山西，准备回来后重用他；不久他在前往颖州的路上因病去世，有司备办殓具，将灵柩送回安葬。公享年五十二岁。娶俞氏，生子溍，生女二人。所著诗文有《纳斋集》，收藏在家中。溍凭明经取得朝廷俸禄，天天与我会面，前来哭泣请求我撰写墓志铭。唉！儒者固然不在于做官，然而不做官，道就不能在世间推行。我读公的文章，考察公的行为，他的道可以说十分盛大。可惜他没有一再出仕，最终孤独失意而死，难道不是命运吗？铭文说：第一次出仕便归去，第二次出仕便死去；为什么推举他而使他施行，又为什么阻止他而使他停止？茫茫然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可说的？用铭文表彰他，其中自有道理。洞一吴先生墓志铭

译先生名暄，字泰然，姓吴。他的先祖是汝南人，有名全者在宋朝任义武大夫，是先生的始祖。又有名实者，是宋朝追赠濠国的练吏，为武义第四世孙。任承信郎、水运正将的名泽者，是国练的儿子。承信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一人慨然有节义，扶危济弱，以生死相许。元朝为他旌表门第，题为“义士”，累次追赠奉训大夫、江浙行省理问，并赐爵嘉兴县。其后有名森、字君茂者。奉训之子汉英在元朝任从仕郎、财赋提举，博学有文，交游都是名流，是先生的父亲。先生年少时便有非凡资质，长大后出家做道士；不久奉朝廷命令，任嘉兴玄妙观提点，统领各宫观事务。郡中大旱，先生设坛祈祷，雨下了两次。他冒着雪骑马出北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斥责他说：“年轻人过来，我有一部书传给你；通达其中道理，就能使天下受益，否则也可以做良医。”先生接受后带回阅读，原来是《老子道德经》。把全书反复读了三遍，默默有所领会，于是弃道归家奉养母亲。果然因医术闻名当世，所著医书有《神元录》《本草正义》《医律揭》，分别揭示造化的奥秘，都是前人没有说过、后人还不知道的内容。他又为《老子》作注，领会了其中言语之外的深意。享年六十六岁，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端坐而逝。娶朱氏，生四个儿子：弘道、源道、抱一、东发；五个女儿，都嫁给士人。孙子四人：原善、名善、惟善、德善。弘道把先生安葬在永安里祖坟旁。先生志气高尚明朗，不因生死富贵而动心，只把趋向义理作为急务。乡人锺某曾借钱五千缗，贫穷不能偿还，便把女儿送给先生。先生当面烧掉借券，把女儿还给他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锺某拜谢后，带女儿回去。他乐于施舍，大体像上古恅氏的道理。虽然其中有些事近于虚诞，但对于人伦纲常尤其没有断绝。无奈求学者失去了它的宗旨，便把不建立家庭视为高尚，与佛教相争，内外说荒诞的话、做荒诞的事，完全抛弃后嗣。这不仅是我圣人之道必然要诛责的，也是老子的罪人了。先生早已有所感悟，舍弃这种做法而归依老氏，使人的后嗣因我而得以延续。俯仰之间，完全没有惭愧怨悔，难道不是非常值得尊尚吗？铭文说：年轻时逃离异端，长大后归复正道；大伦所在，常道如此，使后代相续，使子孙延绵。谁说老氏每天修习清净，却不知道大伦，哪里懂得天命？看我先生，子孙众多而昌盛，应当弘扬他的福庆。环谷先生郑公墓志铭 洪武乙丑年，皇上下诏从隐居处征召前江淮总兵幕府参赞郑公。公到朝时，年纪已经八十岁了。他衣冠整肃，举止进退，文雅漂亮。皇上远远看见便很喜悦，召他到便殿就坐，询问治国之道。公分条回答，十分详备。第二天皇上想授予他重要职务，但考虑到他年纪已经老了，不可留在朝中，于是亲自制作古辞一章赐给他回乡。世人都说这是天子文章的宠赐，是古代君主对待大臣的特殊礼节。公从草野而来，刚一见面就得到这种待遇，可见皇上爱惜贤才的心意极其深厚。我知道山林中那些沉沦的士人听到这件事，也会扬眉吐气，纷纷前来吧？到了丁卯年，公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墉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我考察郑公的家谱，公名伦，字子虁。他的祖先居住在大梁，从户部侍郎郑律随宋高宗南渡，迁居余陵。侍郎的次子郑戬官至饶州通判，因而定居于饶，直到今天子孙仍是饶州人。通判传了七代，才生下公。公年轻时积蓄力量，努力学习；长大后出游天下，结交的都是名流，如揭文安公、虞文静公，都极力称许他。到这时，公的名声已经广泛流传在人们口中了。湖南宪使赵之维推荐公，授任宝庆儒学正；尚未赴任，天下兵乱便起，公退居山林水泽之间。即使藩镇将帅交相写信征召他，公仍然坚定地卧居不动，不为之改变。皇上最初攻取饶州，得到公后，便授任他为江淮府参赞。当时僭越而强大的势力仍在窥伺我国，战事不断，便让公掌管盐利来供给军需。公尽心办事，百姓不能扰乱他，他自己也没有挨饿。皇上曾亲自征讨张氏，公骑着马迎接并献上计策，果然击败张氏，俘获其骁将徐某带回。皇上赐给公彩缎一匹、白金二十两，以表彰他献策的功劳。第二年公入朝，以病请求归乡，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回乡后自号环谷野人。到了乙丑年再次起用时，他已经去世了。先娶吴氏，吴氏去世；再娶祝氏，祝氏又去世；继娶王氏，生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墉，次子名■〈土旬〉，三子名坦。公天性沉静清寂，所学过目不忘，所写文章卓异出众，没有世俗气，尤其擅长歌诗，诗作流传极盛。他所建立的操守，大概完整而不可轻易玷污。我听闻他的名声已经很久了，如今才得以把他的声名事迹载于墓上，难道可以不写文章吗？铭文说：谁不学习儒业？但气势衰萎而麻木，稍一出仕发令，世人便张口讥笑。只有君子生来卓越明达，收敛踪迹而出于偏僻之地；我不是偶然耕作之人，恭敬辞谢征聘之书，等待时机而后行动。圣人上天开启天下才俊之门，才华翩翩者从民间而来，公也来到了。皇上一句话便与公相契合，使他辅佐军队；千里烽烟，皇上把重任寄托给公，出入掌管机要，哪里只是说：“敌人不窥伺，便会知道我军已有防备；公扣马献策，擒获其岛上首领。金帛光彩灿烂，是对上策的酬报。古训说，公不要自以为贤，舍弃功名归来，以保全自身。皇上思念他，说：我在饶州郊野还有一位遗老，可以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公拜谢叩首说：臣一天天走向衰朽，皇上的圣明之心，唯以仁德为宝。皇上喜悦，命令赐给他龙章，使他回到乡里。公虽然已经去世，仍然留下光明的德业；用这篇铭文表彰他，使百世不忘。凝翠山人求公墓志铭

译洪武癸亥年夏四月，求公七十岁，在家中去世。过了两年，他的遗孤季文把他安葬在栖幕山的山原上，并带着一篇记述父亲事迹的文书来见我，说：“您是台州人，居处与我相邻。我的父亲虽然已经安葬，但墓志尚未写成；时常思念父亲，没有谁比您更适合撰写，幸望您哀怜而答应。”我再三推辞，仍不能推脱。于是拿出他的行状阅读，叹息说：“元朝末年，天下崩乱，百人的聚落、千人的城邑，强者无不拿起兵器奋起，肆意暴虐，居处连一天也不得温饱，没有谁能够安枕。即使守土大臣听到这种声势，也抱着印绶逃匿。公只是一个平民，却能用谋略感化乡里的首领，使他们丢弃武器听从命令，他的功劳太伟大了。有司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命令授他为海盐州沙渚务副使，公却不愿赴任。这难道不是遵循义理来平息乱事，本来就是仁者的行为吗？趁乱获取爵位，更不是君子的心意啊！在山林水泽之间自在终老，终于长寿而死，可以说是保全了义与命。”公名友直，字原举。年轻时努力学习，曾有时名；操守清正卓异，务求不浸染同流合污，只要察看自己是否与古人相合便罢。父亲去世时，他把共同居住的财产让给兄长。他的姐姐嫁给戴氏，生了两个儿子后戴氏去世，贫困无所依靠，公便把外甥接到家中供养，教育他们直到有所成就。乡里有贫困的人来告急退藏，公便拿出所有财物给他们。他的资质秉性忠厚，大多就是这样。假如他稍微委屈自己以迎合时势而取得官位，那么凭他的见识，应当会有值得观览的成就。娶戴氏，戴氏先于公去世；继娶陈氏，又继娶李氏。生二子，长子就是季文，凭才干任某官；次子季雅。一个女儿，嫁给同乡吕敦。公的后裔出自唐代御史端公名全者，从会稽迁到四明，到公已是第十五世。曾祖名维明，祖父名矿，都隐居不仕。父亲名与之，在元朝任象山副使。唉！公家自侍御公以来，世代虽然没有大大振兴显达，却都能修养德行，不与平民混同，或许可以看出君子的恩泽吧！铭文说：唉！凝翠山高古，隐逸之士有功而不居功，怀抱德行而自存。那些狂暴愤怒的人，最终也被他制伏而驯服。后世称颂他，说这就是他的仁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传 张烈妇传 胡风子传 徐孝子传 潘孝女传 张烈妇传 礼部员外郎张槩有一天获罪入狱，狱吏写好罪状，准备依法处置他。他的妻子听说后说：“我虽然嫁给张槩还不到半年，但按义理不能让张槩独自去死。与其在他死后我再死，哪如让他活着看见我死，这样才没有遗憾。”于是便拿绳子勒断了脖子，当时年仅二十二岁。她名叫淑宁，姓金，和张槩同为姑苏人。三天后，张槩蒙受宽赦，被远地迁徙，回来后把妻子安葬在她的家乡。张槩说：“自从妻子嫁给我，早晚劝勉激励我，十分恳切。听到一句善言就高兴，稍有不合规范，便默默不鼓励。我有所作为，一定先同她商量，然后才敢告诉别人。她不只是我的妻子，还是我的贤良朋友。”她的公婆说：“自从她嫁到我家，不但善于侍奉我们二人，而且礼容和顺庄重，看不出喜怒形色和言辞流露。家中秩序井然，合乎道理。她不只是我们的儿媳，还是我们的贤德女儿。”所以她死时，公婆和丈夫都极尽哀痛；远近听说的人也都啧啧叹息，赞叹不止。唉！死生是命运，但懂得命运的人，只有明白义理的人才能做到。所以义理所在之处，死生都不会违背。正如儿子为孝而死，臣子为忠而死；他们活着时，也同样是活在忠孝之中。如果不是这样，违背义理而行事，却说我的生死早已由命运决定，这难道是善于顺应天命吗？如今这位妇人没有听到先生长者的教诲，却慨然为丈夫而死；说她懂得天命，难道不对吗？唉！由此更加知道，义理存在于人的内心，本来就是与生命一同生成的。胡风子传 胡风子名温，字遵道，是会稽人。年轻时落魄漂泊于湖海之间，晚年进入福建，在福建居住了很久。胡温喜欢饮酒，却常常得不到酒；别人正准备饮酒时，他不问主人客人，径自前去饮酒，拿起酒杯痛饮，觉得喝够了也不道谢便离开。白天出行于集市之间，一群小孩跟着他，喊道：“疯子，疯子！”胡温也回头自笑。夜里睡在古庙下，或佛寺中，即使遇到严冬大雪，仍穿一件布单衣，穿草鞋，身体也不颤抖。有人送给他衣服，他走过几次，遇到贫困的人便解下来送给他们。当时驸马都尉王恭镇守福建，皇上赐给他织金龙衣，众人备酒庆贺。胡温听说后，突然推门进去，说：“我也来向您祝贺。”于是拿起酒故意泼在他的衣服上。众人脸色都变了，王恭却不恼怒，胡温也神色自如。听说漳州帅徐玉非常爱惜士人，胡温特意到他家去。徐玉招待饮酒，同僚便命随从摆设酒馔来等候，胡温到后，有时吟诗，有时起舞，有时慢骂他的同僚，徐玉并不厌烦。他与王恭的儿子爟交游。爟年轻而自负才华，胡温同别人说话时都不理会，只有和爟交谈时才契合，而且所说都是正直的话。一天，胡温告诉王爟说：“我要回去了。狗背着行囊走了三舍，被守关的人阻拦，只好回来；打开行囊一看，只有八方古砚。我把它们送给交往的人，说：‘你们可以拿它同我换酒喝。’ 酒送来后，他放量饮酒起舞，说：“闽山喜鹊少，越山喜鹊多，为什么不回去？只是罗网又怎么办呢？”唱完，便闭上眼睛仰卧而死。当时是洪武七年冬天。王恭把他葬在漳州西门外。胡温没有说自己何时出生，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年纪。有人说他死时四十四岁。胡温身体瘦削，没有肥肉，干枯得像削成的铁片。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你难道没有见过心如死灰、身体像枯木的人吗？”他的才思豪壮敏捷，有人来求文，他立即挥笔疾书，写完不再看；与人唱和写诗，别人还没有背完，胡温的诗已经写成了。他的诗多用隐晦的方式讥刺人，所以福建士人都害怕躲避他。他曾经过元朝忠臣、漳州守臣迭理迷世的祠庙，舀水祭奠说：“众人的生不如侯的死，侯的死后名声长存于此；万年千秋，元朝臣子都来拜祭。”于是摆设大筵席而出。他著有《竹帛流芳》，记载元朝忠臣义士和贞烈女子，叙述他们的事迹，再缀以辞章，体类似《饶歌》，轻重缓急都有深意，由此便可知道胡温是怎样的人了。赞说：“我读古书，书中说志士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就污浊饮酒而成为狂人，往往不是没有缘故；但他们不受宴饮礼俗的拘束，也不为之动摇。像胡温这样刚烈，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 胡温没有疾病，歌舞着走完一生，仿佛把生死都置于自身掌握之中，也可以说是奇异了。我每次吟诵他的歌，心中都忽然惘然悲伤。

译考察胡温的歌说：“闽山喜鹊少”，是说福建贤人少；“越山喜鹊多”，是说越地贤人多。“为什么不回去？只是罗网又怎么办呢？”是说长久留在这里，恐怕会招来祸害。大概胡温善于骂人，福建贤人少，担心他们不能容忍自己，所以才这样说。唉！震动大海的鲸鱼，难道是狭小沟渠所能容纳、舒展其身躯的吗？徐孝子传 徐谦是江都艾陵人。年轻时心地诚愿谨慎，侍奉父母，绝不随意离开他们身边。乡里的恶少年聚会作乐，都推辞不去。少年们便共同非议他，但有见识的人却很感动，仰慕他的为人。他母亲曾患痈疽，脓液溃烂，别人无法靠近，徐谦用嘴把脓吸出，母亲因此痊愈。他父亲得罪乡里人，被牵连入狱，按法律应当谪戍远方。徐谦到官府告说：“我的父亲已经超过六十岁，筋力逐渐衰弱，每天走几十步、上百步就疲惫了，哪里还能负重走到千里之外？我正年轻力壮，如果能出面代替父亲，即使让我赴汤蹈火也可以。”官员怜悯而答应了他，叹道：“这是孝子啊。”于是把他的名字登记在册，免除他父亲的戍役，让父亲回家。徐谦欣然服役，身处困苦窘迫之中，收到家书时，仍以不能侍奉亲人为遗憾，可以说是孝了。他所交往的也都是善人，常常同我谈话。我曾读《梁书·吉分?羽传》，吉翂曾请求代替父亲去死，后来丹阳尹生志举荐吉翂为纯孝之人，吉翂说：“儿子代父亲去死，本来就是当然的道理。假如我因此受到举荐，那就是借父亲来求取名声。”这话说得多么高明啊！如果为了义而求取名声，那么义一定不真诚。像徐谦这样没有学习问道，哪里知道什么叫义？他所知道的只有父亲罢了，这是天性自然，谁能说义理是在自身之外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步〕 潘孝女传 孝女家住金陵泉水乡，姓潘，名三。她的父亲德新，洪武甲子年患风痹病，僵卧不能俯仰。孝女斋戒发誓不吃荤腥，祈祷父亲病愈才停止。到了丁卯年，病情转为危急，多次濒临死亡。孝女暗中焚香向上天和四方神明祷告，拿刀剖开腹部，割下约一寸肝肉，煮汤端给父亲，假称：“这是羊肝汤。”父亲吃后觉得味道鲜美，不久便精神爽朗，病好像脱去一样，很快就能自由行走，卧起如常。孝女把这件事隐瞒不说。当时父亲见她脸色憔悴，便追问原因。孝女说：“昨夜的汤，是我的肝肉。”父亲出来查看，见她刀伤尚未愈合，大为震惊，跑去告诉乡里的老人。第二天把事情列报有司，有司听闻后上报，皇上命礼部旌表她的家门。孝女当时二十一岁。赞说：人对于父母，看到父母危急而能够舍死救助，这是常理。为什么呢？我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假如父母没有生我，我的身体从哪里来？孝女大概明白这个道理。她手持刀剖腹时，一想到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她看见刀必然战栗，她又凭什么能够举刀呢？” 跋 跋《蜀山川图》跋《张长者传》后 跋《善养堂文》后 跋《谭氏家乘》后 跋《郑泉州墓志铭》跋颜鲁公真迹 跋《蜀山川图》吴地僧人宝昙住在蜀地峨眉山，共经历七个寒暑；闲暇时命他的弟子中善于绘画的人，把蜀地山川画成一卷。去年回来后，拿出来给我看。我没有到过蜀地，观看这幅图，只见山川环绕高耸，像排列的戈戟，确实险要。然而有些来自蜀地的人倚仗它的险要来固守自身，这种险要反而不值得依靠。像汉光武帝攻取公孙述，宋太祖攻取孟昶，皇上攻取明升，军队都没有再次出动，第一次进攻便攻下了。像刘后主被邓艾攻取，李势被桓温攻取，王衍被郭崇韬攻取，也不能稍稍抵抗到十天半月。即使有刘先主、诸葛孔明那样的杰出才能，施展奇谋、变动如同鬼神，也不过仅仅保全一生罢了。唉，险要在哪里呢？我曾经读到蜀地的险要，兵法所谓“无处可去就是死地”。譬如城郭，敌人没有到来时，我倚靠城池而认为安全；假如敌人四面包围而来，攻破城门进入，我的安全反而归了敌人所有。想向东突围，东边没有可归之处；想向西逃走，西边又没有可到的地方。这样一来，不是被反绑投降，就是只有自杀罢了。所以军队尚未到蜀地时，蜀地可以守；军队一旦逼近，少有不败亡的，这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而那些奸雄之人看见蜀地四面环绕、外敌难以进入，就说：“可以作为我的巢穴住所了。”看见剑阁巍峨，就说：“百万大军也不容易通过。”看见长江横贯险急，就说：“并列的战船组成的军队不能上来。”于是便在其中分裂天下的光辉，自称皇帝、称王，往往不过传一两代，便自身和族人都被杀戮，只留下残破的墙垣和废墟，在风雨中倾倒。过路人凄然回望，指着它说：“这里曾是某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曾是某人被擒获的地方。”难道不可悲吗？难道不可作为鉴戒吗！古书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古人论说险要，最终只在于人的因素而已。否则，关中拥有百万大军的形势，控制天下如同从高屋建瓴往下倒水，尚且不能守住，何况区区蜀地偏僻的险要呢？跋《张长者传》后 庄子说，庚桑楚居住在畏垒山，三年之后，畏垒大丰收。当地百姓想共同为他举行尸祭，把他奉为土地神和谷神。我本来认为这话荒诞而不可信。等到读了友人所撰《张长者传》，看到他所居乡里的人都依靠他来决定事情的是非轻重，爱戴仰慕他简直如同爱父母一样，才开始认为庄子的话并不荒诞。唉！一个平民就能感动乡人，大概一定有他的道理。用财物使人喜悦，财物有时会耗尽，不能长久取得人心；用言语使人喜悦，言语有时会被忘记，也不能取得人心。只有不断积累仁德义行，使彼此充实通达，就像水浸润万物，脉络全部贯通。即使不说话、不行动也能达到这种境界，对方尚且来不及不信服，何况还有实际施及之处呢？这就是庚桑子的道术之所以达到极致，而张长者难道正是他的门徒吗？我抚读这篇传记，连连叹息，竟不知道世间有这样的人！竟不知道世间有这样的人！跋《善养堂文》后

译前代儒者说，药石可以攻治疾病，却不能用来养护生命；五谷可以养护生命，却不能用来攻治疾病。于是把药石比作用兵，把五谷比作治理百姓。这也只是概括地说罢了。假如用药的人只把攻治疾病放在心上，却不知道养护生命是根本，那么人的生生之气将会散失；疾病即使去除了，身体中所保存的元气也将危险。譬如用兵却不知道治理百姓，盗贼虽然平息了，百姓也不能因此立足。西江李仲善以善于行医闻名，我向他询问医术。仲善说：“能在疾病尚未形成以前养护它，是上等；能在已经患病之中养护人，是次等；不知道专门养护生命，只专门治疗疾病，这是下等。”所以我把他的堂号定为“养善”。这就是仲善善于治理医术的原因。假如身居高位的人能推行这个道理来用兵，他的功业大概会处在赵国、克国之间吧？可惜仲善所领会的道理，只表现在医术上。跋《谭氏家乘》后 谭将军济翁拿出他的家谱给我看。我考察谭氏居住在长沙，从宋朝端明公谭世绩显达以来，到济翁已经七代了。他的族人曾经繁衍昌盛，但元朝末年死于战争的几乎无法计算，只有济翁历经艰难，遇到明主，建立功名，拥有爵位，使祭祀不至断绝。他想到远世的事情不能记载，到了后世恐怕更加无法记忆，于是从端明公以下，记录各代人的名字、排行、字，编成一书，名为《谭氏家乘》。其中有题辞，是诚意伯、括苍刘公伯温所作；家乘有序，是翰林学士、金华宗公景濂所作。又有侍制吴公浚、仲编修苏公平仲，都相继撰写文章，渐渐编成一卷。这几位先生都凭文章在天下享有盛名，假如不是当今真正的贤者，即使面对权势、用宝物财货诱惑，请求他们写一句话也不可能；如今他们都为济翁发扬声誉，并且称赞他的贤德不止，由此便可知道济翁的为人了。古代求学的人，文才武略都已经在学校中具备，所以一旦出仕朝廷，任宰相就能尽到宰相的职责，任将领就能尽到将领的职务，从未把两者分成不同道路，甘心使自己局限在一端。到了学校教育的政务不再修明，全面的人才才开始少见。身居朝廷的人不擅长军旅事务，统率三军的人又不学习经世治国的事业；即使有房管那样的贤才，也会一战而败；有斛律金那样的才能，到了写文章时也有不能胜任其难处的，何况才能在他们以下的人呢？如今济翁出入军旅，战胜立功，成为世间勇猛的将领；退军办事的闲暇，便与儒者讲论义理，读书著文，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对于先祖，从不敢片刻忘记，哪里是寻常士人所能比的？难怪诸公不断称赞他的贤德。一个人如果不贤，就没有什么可说；即使贤德而没有机遇，名公不称扬他，他的贤德也不会显著。济翁之所以显名于世，大概也有赖于诸公的赞誉吧？然而，贤者想要在世上显名，本来就不是贤者的心意；让贤者默默无闻于世，也不是文章作者的心意。这样看来，诸公对于济翁，难道有不能自已之处吗？我因此不再赘述，只深深感慨。至于家乘的详细内容，诸公的文章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跋《郑泉州墓志铭》张太常来仪撰写郑泉州公墓志铭，说郑公任台掾时，曾到执政大臣处说：“世祖时期，南方士人往往在台省担任重要职务；如今却都被轻视而不任用，难道这是祖宗立法的本意吗？”执政大臣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根据《元史》考察，是顺帝至正十三年。当时南方士人中有名的，没有超过宣城贡师泰、饶州周伯琦、临江吴当三人。因郑公的进言，三人同日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朝廷相互庆贺得到了人才。后来贡师泰屡次升官，做到礼部尚书、平江路总管。张士诚攻打平江时，贡师泰不能守卫，弃城逃走。周伯琦任江东肃政廉访使，长枪镇南班攻陷宁国时，周伯琦率属官仓皇出逃，甚至曾被人用畚箕装载。吴当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陈友谅攻陷江西后，被陈友谅拘留一年而没有立即杀死。他的同乡刘永之写了三封信询问他的情况，他却不能回答。由这三人来看，元朝不用南方人，难道可以说是无意而为吗？然而，朝廷用人，不可以有所偏向。心中有偏见，看重的人任用必定广泛，看轻的人任用必定疏远。以轻视人的心态实行疏远任用的办法，那么卑弱柔顺、善于屈身求进的人就能攀附援引而升进，刚强明达、坚持自守的人便会相继离去。将来兴起王业的辅佐人才，都会是这样的人。唉！不是南方人不能任用，而是任用者不善于任用罢了；固然不能因为这三个人就把南方看作没有人才。否则，像泉州公这样的人，也是南方所产，果真如墓志所说，他所建立的事业是多么卓异啊！元朝灭亡，天下的原因不止一端，而这一点尤其关系到安危，分量很重。因此我特意把它表彰出来。至于公的品行业绩，墓志已经记载得很详尽，这里不再论述。跋颜鲁公真迹 友人林思源最近得到一卷颜鲁公的真迹，文章前后有脱落，但字迹还完整，拿来给我看。我说：“这不是颜鲁公，谁也写不出这样的字。他运用了隶书艰涩而遒进的笔法吗？”如今的人只追求外形相似的美，就像美女徘徊在花月之下，遇见她的人谁不赞叹称美？可是亲近君子、欣赏高情老貌，像苍松乔柏一样的人，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思源应当谨慎收藏它，等到遇见真正识货的人，然后再拿出来。书 答徐始丰先生书 致许士修的信 答徐始豊先生的信

译我十七岁时才开始知道读书，当时把求取功名放在心上，于是抄录前朝科举考试的文章，早晚诵读学习，窥取其中的余绪，随意铺陈成篇，好比宗人刻楮的游戏，只是想讨好别人罢了，而别人也认为我有才。才过了三年，我便很是厌弃，于是把它抛开了。后来学习古文，也不过是羡慕、仿效近人所作的文章，看着比前人稍微改变了句读罢了，哪里能像古代圣贤那样仰观俯察，发掘天地人与神的奥秘，洞彻贯通幽冥，使其成为古今的法则，成为国家和家庭不可缺少的东西呢？以这样的态度作文，难怪会被大贤君子斥退。然而承蒙您来信，却说其中有所取法。我刚得到这封信时很高兴，后来思量又产生疑惑：难道先生果真有所取法吗？还是奖掖引进后辈的方法，本来不得不这样说呢？老师教导弟子，就像老农播种栽植一样；所栽种的土地不可能全是肥沃的，所以必定要根据各处的适宜程度广泛播种。在东边田地失收了，还可以希望西边田垄有收成；如果播种后都只等待肥沃土地，那么处在瘠薄土地上的人，终究得不到一点栽种的好处，不能得到一朝的饱食，这难道是善于务农的人吗？如今先生取法于我，莫非有广泛栽植的意思吗？我虽然还没有达到成功，难道那些超过我的人也将不能达到成功吗？十个人中取到一个，使他成功，虽然可以说用心劳苦而功效微少，但比起一个也不取、一个也不能成功，仍然要好一些。先生的用心真是深厚啊。从前苏东坡、曾南豊都是一代文宗，苏公得到的人才最多，而曾公所得到的只有陈思道一人。这是因为苏公是以天下人为对象来求取人才，曾公则是以自己为标准来寻求天下人才。以天下人为对象来求取人才，那么天下凡是有志于学习的人，都可以依其大小来考察并造就，所以这是苏公得到人才多的原因。以自己为标准来寻求天下人才，那么凡是符合自己标准的，才算是后辈；人的性情和才质有千万种不同，哪里能人人都像自己呢？即使有，也不过是万人之中最上等的一个，所以曾公最终只得到思道一人。况且人不能有所成就，才会有求于我；他既然已经成就，正以自我成就为能事，哪里还会来求助于我呢？曾公的用心太狭窄了。虽然如此，古代的师友彼此求取的是道，今天的师友彼此扶持的是文章。文章即使像屈马一样，哪怕行为如同闾巷中的小人，也不顾其行为不可取。行为像伯夷、叔齐一样高洁，但言语迟讷不能表达，语言质朴不能成文，也不顾其行为可取；这所谓的只是徒然增加浮华之心罢了，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因此，即使像曾公那样谨慎选择，也不算过分。可惜先生平日所求取的圣贤，也只在文章之间。当时如果是周濂溪、程明道，以及这两位夫子，先生都不认识；近来对思道有所收获，便说：“每次从杨雄的书中有所领会，那么先生所选择的人果真是这样的吗？”如今距离圣人已经很远，承担圣贤之学的只有先生；天下所取法的也只有先生。先生一开口，学者便据此衡量轻重；四方听到先生的话，也用来判断一个人的贤与不贤。因此固然不可像曾公那样谨慎选择，以至于一个也没有取用；也不可像苏公那样泛泛取用，所得的全是文士一流。可以进用的就进用，是为了让他参与弘扬道；可以退处的就退处，是为了求得他与道相合。这样，进用也是教导，退处也是教导，那么世上那些只凭文艺而自负、惊骇世俗的人，将会收敛自己、退缩自省，而敦厚朴实、德行丰盛的君子便会从容出现。我又是什么人，竟敢逞弄笔舌技艺，玷辱门下呢？或许先生正因为使我退处，希望我自己惭愧醒悟，稍稍分得圣贤万分之一的末流，于是看见我进步便说：“已经方正了！”如今一个人被寻常人称许，尚且会感到高兴，何况被贤大夫、君子所取用呢？那喜悦该是怎样啊！我哪里敢把这当作推辞呢？实在不是想在众人之外求奇异，只是自知才学不足以当得先生的取用，恐怕人们会因为我而不再相信先生的话。韩子说：“假如愚人来到您门下，您也给他千金；贤人来到，您也给他千金，那么愚人没有不来的，而贤人却会日渐远去。”这本来是从利益方面说的。贤人固然不会因为利益的多少而有厚薄高下的区别，却也不能混同而毫无分别，何况是求道的人呢？愚人得到进用，贤人就会日渐退避。我不忍心因为一己之私，使贤人日渐退离您的门下；如果先生说‘取用他’，那么世上的求学者就太幸运、太好了。听说光生如今将要退居故乡，我有一点意见想献给您：古代君子的退处，并不只是退处而已。孟子七篇是在退居之后写成的；朱子《四书》之说是在奉祠闲居时完成的。当今经书大多已经完备，只有《礼经》独自残缺，又夹杂着汉儒的记载，有不纯粹之处。郡中先哲戴大监曾竭力为它辨析，草庐吴文正公师法其说，得到了他的见解，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广泛推行。宋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其明君贤相以及典章文物，比汉、唐还要完备优胜，但史书却没有充分称述。先生如果能对此二事加以留意，撰成两部书，用来惠及后世。我虽没有才干，若把我列在抄写之人中，也不敢推辞。秋深将近寒冷，只希望您用这条道来调养护持自己，未能预期何时相见，内心的依恋实在无比。致许士修的信

译我在凤阳时，友人王修德带着几首《观乐诗》给我看，说：‘你试试看，认为是谁作的？’我读了很久，感叹说：‘这是古人所作，不是今世人所能作的。假使如今有这样的人，即使远在万里之外，我也将带着书前去跟随他，请求听取他的议论，来开启我心中尚未明白的地方。’修德笑着说：‘这是我的同乡许君士修所作。’我说：‘我现在要回去了，应当借道宁邑去求见一面。’后来被事务扰乱，终于没有成行。去年您一到城府，三次来到我的寒舍，也没能见到。我们彼此仰慕得如此深，为什么相见却这样稀少呢？难道上天只给了我们两人相知的机会，却不给我们相见的机会吗？虽然没有见到您的容貌，至于您的精神和心术，从您的诗中已经见到了。难道您不是超然独立于万物之上，不拘泥于形迹，不沉溺于空虚，浩然之气与神明同居的人吗？不然，为什么发言如此淡泊质朴，意态气度如此充实丰厚，充然自得竟深厚到这个地步呢？古人已经远去了，读他们的书，观察他们言语行为所表现的地方，即使相隔千年以上，也仍然可以隐约想见他们的精神和心术。确实如此。因为他们所发出的言语，就是他们心中所发出的东西。心术如果端正，即使不刻意说什么，所说的话也必定和乐温厚、详明周到；心术如果邪曲，即使想借助夸大的言辞来掩饰，也不可能做到。王介甫发表言论、持守主张，动不动就以圣贤自居；等到看他的文章，却见其刻薄严峻，好像另一个官吏执掌法令，轻重全凭内心取舍，又有什么可坚持的呢？难道要观察一个人的容貌之后，才能知道他的为人吗？考察人的方法，能够从他的言语知道其为人的，是上等；能够从他的容貌知道其为人的，是次等；看见他的容貌而与他相处，却不知道他的为人，这是普通人。如今宁邑有数万户人家，见过您容貌的人应当不下数千人，他们都能了解您吗？其中偶尔有人能了解您吗？他们都不了解您，而我虽然没有见过您的容貌，却从您的诗中知道了您的为人，能说我不了解您吗？既然说已经了解您，那么即使没有见到您的容貌，也可以了。虽然如此，古人之所以不可相见，是形势造成的。若我和您生在同一时代，彼此相隔不过十年，居住在同一郡，并非远隔千里，又怎么能不设法相见，以倾诉心怀，而只想用别的话托付心意呢？所以，我想见您的心，在内心一刻也没有忘记，正是这个缘故。当今人物衰败，立志求学的人沉溺于文辞，好事而自以为是的人贪图名利，扶持他们使之振作起来，正是依靠您这一辈人。我真正想见您的心愿，就在这里。如果只是徘徊于山水之间，饮一杯酒、作一首诗，尽情享受朋友相聚的欢乐，像兰亭、竹林中的老人那样，这难道是我们这些人的愿望吗？这样的相见，即使见了，也仍然如同没有见到。我明年春天稍微清闲时，还能与您相见，所以先把这封信作为见面礼送给您。题记 题《云川录》后 题赵氏族谱 题《耶律公楚材传》后 题诸葛孔明 题项明轩先生《纪笔》后 题唐祖杀窦建德 题陈平不劝谏汉高祖攻伐匈奴 题李广 题《永思堂》卷 题《月夜访友图》题《东坡书王右丞终南别业诗》遗帖 题《鼠食瓜图》题《草虫图》题《画牛图》题《鼠餐莲实图》题《庄周梦蝶图》题《山水卷》题《二马图》题《王右军观鹅图》题《丽泽文卷》后 题《云川录》后 钱塘湛渊白先生博览群书，名闻天下，仕于元朝，官至儒学提举。他所交往的都是南北方的杰出人物。到了晚年退休居家，感伤交游之人一天比一天散去，散去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减少，而那些人的气义存留在我心中，不能忘记，于是抄录他们所属郡邑和姓氏，编成一册，名为《云川录》。云啊，唉！人没有什么比得到朋友更重要的了。得到朋友，不是为了巩固交往、向天下卖弄声誉，也不是为了借助乡党的势力，把爵位求取到自己一身；有德的人，足以彼此彰显；有学问的人，足以彼此切磋；有知识而负有见识的人，足以彼此促进罢了。这就是孟子在一个乡里选择人才的原因；一个乡里找不到，就一定到一个国家去选择；一个国家还找不到，就一定到天下去选择。大概不这样做，恐怕不能尽到做人的道理。可是后世却不是这样了。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人，就想孤独地站立，即使连形体和影子也不肯相同。我推究他们的初心，不过是傲慢和嫉妒两种罢了。傲慢的人倚仗自己的长处，看不起别人所达到的境界，即使别人所立足的是正道，也还说‘那个人哪里值得和我交朋友’。嫉妒的人见到别人的长处，不愿让别人超过自己，凡是可以从中伤害对方的事情，没有不用尽心智去做的。唉！人才是上天所生的，他们的夭亡、祸患和福禄，都根本取决于上天，难道凭我们的傲慢和嫉妒就能使他们进退吗？只可见他们的用心并不宽广。哪里比得上这样说：他的善，是天下的善，我应当替天下爱惜它；他的功，是天下的功，我应当替天下尊重它。这样一来，他的功劳和善行虽然不是出自我，但我能够容纳它，谁知道它不会归于我呢？从前有人问韩魏公说：‘您的事业无愧于古人，只是文章比不上古人罢了。’韩公说：‘我任用欧阳永叔做翰林学士，怎么能说文章比不上古人呢？’这就是韩公的宰相功业所以不是秦、汉以下的人所能比的原因。如今看先生这部《云川录》，先生爱护朋友的心直到老年也不衰减，能不使我产生跨越千年的感慨吗？先生去世后，他的孙子以中，先生博学而善交友，没有辱没他的家门，如今也将老了。他拿出这部录给我看，请我在后面题写这些话。题赵氏族谱 我到金陵时，有位客人请我饮用玉兔泉的水，说：‘这口泉是宋朝秦桧所开凿的。泉水清冷而甘美，您不喝，几乎就错过一件盛事了。’我说：‘宋朝以至仁立国，不幸毁坏在强虏手中。后来高宗中兴，张、赵、韩、岳诸公共同竭力，复兴国家指日可待。然而秦桧勾结敌虏，胁迫高宗，使张公、韩公流放到北方，杀害岳公，把赵公贬到潮州并在那里死去，终于使帝王的基业偏安一隅，使中原变成夷狄之地。百年之后说起这件事，仍然令人痛心。我知道这泉水即使美好，狗和猪也不会吃它的余沫，何况是我这样稍有知觉的人呢？’于是问道：‘秦桧的泉水还在，他的子孙在哪里呢？’客人说：‘全都已经没有了。’我叹息说：‘这口泉水也能断绝人的后代吗？’于是推辞不饮，客人也惭愧地离去了。近来我见赵公的孙子持正拿着他的族谱给我看，赵公的子孙如今正凭文学、武艺兴旺家业，做到显赫官职的，几乎数也数不清。秦桧当日能够杀害赵公，难道能在今天断绝赵公的后代吗？火势炽盛而张扬，却不能收敛，恐怕终将自焚。这就是秦桧的后代寥落稀少、都走向灭亡的原因。唉！看了赵公的族谱，世上那些倚仗威势行事的人，难道可以不把这件事当作鉴戒吗？题《耶律公楚材传》后

译我看耶律公辅佐元朝，好比高明的医生治疗重病，只求病人不死罢了，并不能完全除去病根；又好比善于哺乳的人喂养婴儿，只求婴儿不发生器病罢了，并不能用礼制完全约束它。唉！大丈夫生在这样的时代，也真是不幸啊！幸而元朝还听从采用了他的意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元朝统治者生长在极远的沙漠之中，没有受到礼义的浸润，他们所知道的只有利益而已。所以耶律公当时常常依据利益来引导他们停止杀戮：他们想把汉人全部杀掉，把荒地变成牧场，耶律公就向他们说汉地商税、山林川泽的利益；他们想杀掉河南的残存百姓，耶律公就说留下他们，可以取得采炼金银的利益；他们想屠杀汴京居民，耶律公就上奏说弓弩甲仗、金玉等工匠和官民富实所带来的利益。耶律公难道是喜欢谈利益的人吗？大概是在当时，他们的欲望除利益之外无法压制，百姓的生命也非借利益不能挽救。因此耶律公不得不放下义理而谈利益。如果每天坚持讲他的主张，他们将会说：‘你们要杀我们，却说这不合乎义理。’这样不但不能使他们接受，想求得不再杀人也做不到了。耶律公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可是遇到的不是能够治理天下的君主，只能凭制礼作乐的资源，辅之以聚敛财富的说法。这虽是时代的不幸，也是耶律公的不幸。耶律公到了晚年，看见天下日渐安定，元朝又有人进言推行扑买之利，便反复进谏，几乎遭遇不可测的祸患。有人说，耶律公既然开启了利益的源头，又无法阻止它的流向。利益的源头容易开启，利益的流向却难以阻止，所以直到元朝末年，君臣上下都把利益放在心上，稍有能够自我振拔的人，彼此相看，都如同罕见的凤凰。士大夫看到这一点，如果不是像耶律公那样实在迫不得已，就不可以谈论利益。题诸葛孔明 大丈夫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所遇到的君主必定要是明君；到了实在不得已的时候，也必须是一个愚昧的君主。至于所遇到的君主若精明而浅陋，拘泥于小聪明，利用琐碎的才能钳制臣下，那么即使有伊尹、太公那样的才德，也将只来得及求得活命，哪里还值得与他共同有所作为呢？孔明起初遇到先主，是明君；后来遇到后主，是愚君。正因为先主明智，足以了解我，所以能把有所作为的责任交给我；正因为后主昏愚，什么也不了解，所以能完全听任我去有所作为。因此孔明得以舒展四肢，才干必然能够施展，命令得以执行，内无牵制，后方也没有阻碍。然而不能廓清中原，大概是天意。虽然如此，凭借长才来辅佐愚君，必须有孔明那样的存心才可以；若不是这样，就会像曹操、司马懿之流，反而从中取利了。题项明轩先生《纪笔》后 我听几位父老说：‘宋朝灭亡时，百姓不忍心归顺元朝，村落之间都筑垒自守，直到力量耗尽，闭门赴死也不推辞。’等到改换衣冠，他们彼此相看而流泪；年老的人宁可负险固守一生，也不肯改换旧制。唉！宋朝的恩德深入人心，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吗？我曾考察三代以后，享国最久的朝代是汉、唐、宋。然而汉、唐灭亡时，它们的君主都得罪了天下，所以奸臣悍将都趁机取而代之。取代之际，百姓也安然无事，甚至不知道国家覆亡，先前究竟哪个是汉、哪个是唐。像宋朝的各位君主，都是仁义之人，只是不幸迫于强虏，一朝之间灭亡。天下百姓，难道不像婴儿失去慈母一样吗？恩养之心如此深厚，怎么能够忘记呢？百姓既然这样不忘宋朝，那么当时接受宋朝俸禄的人，其心情也可以想见了。会稽明轩项先生，曾经还未任郓州参军时，元朝丞相伯颜驻兵金陵，先生与御史贾惟庆一同奉命出使到军前，面对伯颜直言陈说，丝毫没有畏惧。等到宋朝将要灭亡，听说文丞相在轩关出战，又恨自己不能和他一同死去。唉！假使先生得到国家大权，一定会有所作为。如果上天不佑宋朝，那么先生为节义而死，难道会在文丞相之后吗？只是他的任用不充分，于是困居山泽；怀着故国灭亡的遗恨，死后也不能瞑目。先生的孙子项复如今凭进士身份起家，位列侍从，将要达到通显之位，这也算是忠孝所得到的报应吗？题唐祖杀窦建德 先儒评论唐高祖得到萧铣、郑世充、窦建德，都把他们杀掉而不予安置；而宋太祖得到各个投降国家的君主，都保全他们的富贵直到终身。这件事可以看出两位太祖的优劣。唉！郑世充的罪恶，是神人共同愤怒的，即使投降了也可以杀。萧铣没有罪，而且才能平庸低下，不值得因为忌惮而杀掉。只有窦建德的才能，是各路起兵者都比不上的，他所建立的制度和事业，都有霸王的谋略。唐高祖本来就不曾稍稍忘却对窦建德的戒心，何况已经得到他，怎么肯把他放生呢？南山的虎，凶猛非同寻常，偶然捕捉到它，想要把它养在笼槛陷阱中；它终日咆哮，只怕它挣破笼槛出来，给自己造成祸害，与其如此，哪里比得上杀掉它更安稳？这就是高祖对待窦建德的心情。至于宋太祖的时候，五代以来勇健好斗的人已经全都死尽了，剩下的只是败亡而无能的子弟；即使把他们放在险要形势之地，交给他们虎狼般的军队，也不能有所作为。何况把他们安置在大梁，不过是一个平民罢了，又能做什么呢？假如其中有窦建德这样的人，太祖会杀他吗？还是会容纳他呢？杀掉他会伤害人心，容纳他又恐怕伤害自己，那么不仁的责难就无法逃避了。由此可知，高祖杀窦建德，是出于不得已；太祖不杀降君，是因为有条件这样做。虽然如此，帝王的兴废有天命在其中：上天要废除的，人无法挽持；上天要兴起的，人无法阻挡。即使诸葛孔明的才能，也不能恢复汉室；苻坚的强大，也不能战胜晋朝；何况窦建德虽有才能，难道能违背天命而有所作为吗？即使果真有所作为，也不过像李密一样自取死亡罢了。当时把他拘捕杀掉，彼此都有说辞，又何必预先把这件事强加在他身上呢？题陈平不劝谏汉高祖攻伐匈奴 先儒评论说，陈平在汉高祖攻伐匈奴时，不能劝谏高祖不要出兵，反而跟随皇帝远行，几乎陷入极端危险，后来才设法侥幸求得万分之一的生机。我看汉高祖乘着攻打韩王信的势头，率领三十万军队，想一举击破匈奴，使天下永远没有边境骚扰之患，他的谋划本来就很坚定。因此听到娄敬一句话，立即以阻碍军队的罪名处罚他。在这个时候，即使陈平进谏，高祖也有可能不听。刘先主攻伐吴国时，满朝大臣都劝谏说不可，先主不听，最终在吴国战败。诸葛孔明叹息说：‘法孝直如果在，一定能劝谏到皇上不上奏出兵；即使皇上向东进军，也一定不会陷入危败。’孔明对于先主，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尚且不能阻止先主出兵，何况陈平能够阻止高祖吗？虽然如此，假如张良当时在其中，我知道高祖一定不会出兵。题李广

译汉文帝对李广说：‘可惜啊，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像你这样的才能，如果处在高帝时代，万户侯哪里值得一提呢？爵位和赏赐出自皇帝，皇帝既然知道李广的才干，便把这些给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高帝的时代呢？由此我知道高帝的用心。当刘邦、项羽相争之时，百姓因战争而极其悲惨，几乎已经耗尽。到了我这个时代，百姓都是残破疲惫的遗民，应当休养，所以本来就应当使他们富足，教导他们和平相处。李广确实有才干，只是没有遇到一位勇猛的将领；这并不是他的职责。既然不是他的职责，却突然把爵位给他，这就是天子把爵位私自赐予人，与邓通受到宠幸相差不远了。以李广的贤能，如果爵位又不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也一定不会接受。假如倚仗李广的才能，让他天天与天下军队驰骋在遥远的塞外，同匈奴厮杀争战，那就是后来武帝所做的事了。这样哪里能够养护大汉四百年的民心呢？直到正帝残酷地役使百姓，百姓也不会忍心背弃汉朝吗？幸而武帝出生在文帝之后，所以足以放手施行他的作为；如果不幸生在文帝的时代，我知道汉朝是否还能成为汉朝，就很难说了。为什么呢？百姓还没有受到他的恩德，却恰好承受了他的祸害，谁会怀念他呢？这就是汉朝的基业虽然由高祖创立，实际上由文帝巩固的原因吧？虽然如此，文帝不任用李广是对的，可是贾谊也被弃置而不任用，又是为什么呢？’ 题《永思堂》卷 阴阳运行，有时会发生变化；河海深广，有时也会枯竭。只有君子思念亲人，怀抱终身的悲痛，寄托终身的思慕，难道果真也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谁不知道心的职能就是思考呢？然而思考如果不在孝道上，便是邪妄；即使是孝思而不能使它长久不绝，这种思念也会有间断。有心的人看到这卷文字，难道不会为此感到悲恻吗？题《月夜访友图》空山中月亮升起，松树的阴影铺在地上。高人独自在亭中饮酒，门外传来剥啄的敲门声。童子慢慢走出去应接客人。我观看这幅图，看见襄阳孟浩然带着琴等待友人从梦中小径而来，也看见贾浪仙所写的僧人在月下敲门。两首诗仿佛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古人说，画和诗处在同一个境界，能够领悟的人应当自己体会。题东坡书王右丞《终南别业》诗遗帖 这是东坡苏先生书写唐代王右丞《终南别业》诗的墨迹。王右丞诗歌的格调和造诣，是境界与心灵相会，超然高远，仿佛从天而出，没有丝毫瑕疵；不是确实领会山林自然情趣的人，不能写出这样的诗。坡翁入朝掌管帝王诏令，出任名藩长官，中间又经历流离，在雪堂和炎海之间辗转，晚年想在阳羡买田，作为养老谋生的打算，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亲手书写这首诗，难道是厌弃世俗事务，羡慕那种潇洒独往的生活吗？还是他的兴致寄托高远，与异代之人在精神上暗自相通呢？我像匏瓜一样系留在这里，观赏这幅墨迹，心中再次生出深深的感慨。题《鼠食瓜图》这是钱舜举所作的《鼠食瓜图》。其中一只老鼠偷咬瓜，瓜肉是苦的；等到瓜皮吃尽，苦味更重了，便转而去咬另一只瓜，想求得满足，好像它有知觉一样。另一只老鼠突然迅速跑来，自动地一再回头，好像有所畏惧。真是狡黠啊！人被世俗滋味豢养，甘愿享受最苦的东西，乐于接近可怕的事物，忽然因此陷入祸害，却安然不觉。难道人的智慧反而不如微小的动物吗？唉！我看这幅图，因而有所感触。题《草虫图》这幅图是宋代僧人居宁所作的。上面有三方印，是括苍名卿叶公梦得家中旧物。图中有四只草虫，其中三只都属于蜩、蝉一类，另一只则在它们后面奋力举臂的螳螂，似乎正在等待时机而尚未出击。当它们飞鸣跳跃、生气纷然之时，杀机却潜伏在四周。唉！阴阳的纠结，祸福的相依相伏，天生天杀，究竟是无心的呢，还是有意的呢？佛家之人心境淡泊，万种境界都消灭了，难道是因为酣醉之中偶然心有所动，才感触外物吗？还是也只是游戏笔墨，偶然如此罢了？叶公作这幅图，难道也有所感触，而不只是喜爱它精妙绝伦的笔法吗？我观看这幅图，大概心中也有所感触了。题《画牛图》从前坡翁题画牛说：‘世间的马甘愿承受东风射击，只恨不能长久成为许多牛。’坡翁把世间的情状看得十分透彻，当然应当如此。连生仲容珍藏戴嵩所画的《黑牡丹图》，请我题写而不肯放下，大概是因为他确实深深喜爱它，从中也可以知道他的志趣，并不只是喜爱它高妙的笔意罢了。唉！汗血马驰骋于声势显赫的疆场，世人滚滚都走同一条道路。连生年纪正轻，正要踏上通达的仕途，却独能舍弃那一边而选择这一边，这值得称道啊。题《鼠餐莲实图》这幅《鼠餐莲实图》的题签写着：李东林作。地上有八九枚莲菂，残破狼藉，被啃食得皮肉没有一枚完整。有一只大老鼠，安放着尾巴，蹲在那里吃，眼光摇动，一边吃一边窥视，盘算着不把它们全吃光就不停止。我看这大概是人们吃剩后丢弃而不屑一顾的东西，所以它能够放肆地吃。于是感叹说：老鼠打洞穿墙，毁坏器皿，吃张汤的肉，啃魏武帝的马鞍，它的贪婪、狡黠和善于偷盗，已经太过分了。莲子又非常甘美，以这样甘美的滋味遇到贪婪而善于偷盗的一类，即使我深藏妥善储存，它们仍将等待时机来觊觎，何况是散乱在地上、被丢弃而不受重视的东西呢？唉！收藏不慎，是在教盗贼；放错地方，是在招来盗贼。究竟谁更像老鼠，是老鼠，还是人呢？题《庄周梦蝶图》这是刘渊所画的《庄周梦蝶图》，宋宗衍请我在图的左边题写文字。庄周的意思是说，他梦中是翩翩然的蝴蝶，醒来是清楚分明的庄周。庄周固然知道从前成为蝴蝶是梦，哪里知道蝴蝶不会把如今醒着的庄周当作梦呢？他把这个意思寄托在万物变化中，真是精妙啊！文章的精妙，也如同绘画。庄周已经把自己翩翩、清醒的状态画在书中；刘渊又把翩翩、清醒的形状画在图上；宗衍又让我要把翩翩、清醒的意旨写在图后的文字中。这样一来，图后所写的文字，不是近于多余了吗？姑且试着把庄周的意思充实开来说：宇宙之间无非都是梦。庄周把它画在书中，也是梦中的话，是梦；刘渊画这幅图，又是梦中描绘梦境。它同庄周所说梦中占卜的事有什么不同呢？如今又让我要在后面多写这些话，用来确认梦中之语就是梦，并描写梦中所描写的梦，这怎么可以呢？虽然如此，我曾听说过关于梦的道理：世上的人把梦当成真实，是迷惑；把真实当成梦，也同样是迷惑；把梦当作梦，更加迷惑。我知道古代圣人曾在梦中得到启示、在梦中有所见，周公就是这样；这与庄周的梦蝶，一定是有区别的。这又何必把它多写在后面呢？唉，怎么才能使我起身于九原，与庄周相对，彼此会心地大笑一场呢！题《山水卷》

译林木深处有一间屋舍，幽静得不见人影，只有钓船停在岸边。一个抱琴的童子，悠然地走来，却还没有渡过小桥。因此才有这样悠远、悠然、意趣无穷而不能尽言的境界。唉！观看这幅图，如果能有所豁然，并且懂得其中的书卷意味，大概就差不多了吧？题《二马图》近年以来，画唐代马匹的人，以吴兴赵文敏公最为出色。三山刘生拿出这幅图，其中一匹白色身躯、黑色花纹，昂首凝立；另一匹蹄如霜雪、面如白玉，低头回首啃咬自己的膝部。奚官都穿着唐代衣冠，整齐美好，令人喜爱。不知是谁画的？总之也是学习赵文敏的人。刘生请我品评题写，我说：‘你的骨骼高耸而精神紧健，是昂然挺立、日行千里的骏马。将来一定会有识才之人发现你，还何必按照图画去寻找骏马呢？’ 题《王右军观鹅图》从前王右军喜欢鹅，山阴道士说：‘请你替我书写《道德经》，我就把这些鹅送给你。’王右军欣然答应，拿笔写完，终于装着鹅离去。好事的人都把这件事绘成图，描画他观鹅的样子。君子难道可以有特别嗜好吗？胸中一旦有一种嗜好，就必定会受这种嗜好的制约。假使王右军没有这种嗜好，那么山阴道士想借此求得他的书法，连取笑我都未必能做到，何况后来还能得到我的书法呢？只是王右军不能摆脱这种嗜好，于是替他书写，恐怕后人也可以把这作为君子有一种嗜好的戒鉴吧！题《丽泽文卷》后 人没有什么比得到朋友更重要的了。得到朋友，不是为了扩大交际，也不是为了在士林中传播声誉，而是志同道合地相处，共同凭借彼此的资质来求学。所以《易经》说：‘两泽相连而喜悦，君子因此同朋友讲习。’两个水泽尚且以彼此相连为益处，何况君子求学呢？会稽杨宗贤在山中建造屋舍，取名为丽泽。大概是想汇集四方文章，与抱持道义的人自得其乐。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天分高，难道也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吗？那些谈论王道、霸道，像山一样屹立、像云一样变幻的士人，往往每天与他一同往来，因此人们知道杨宗贤大概一定有所遇合。否则，才学浅薄，言语善辩而内心虚伪，早晨相合、晚上就背离的人，只会徒然成为人的累赘罢了，又哪里配得上做朋友呢？《琴操》二首并序 云间曹伯简，号古村，百姓把他的居所称为古村居。我作了两首琴操赠给他，风清月朗时，便拿琴来弹奏它们，但愿那里是无怀氏的乡里吧？还是葛天氏的人民所居之地呢？早晨出游啊，到水边；采满筐啊，兰草和杜若。振动我的佩玉啊，纷纷作响；思念那位古人啊，已在邃远的上古。沿着皇道啊，和乐安适；欢笑舞蹈在何方变幻啊，开启了这许多门户。回来吧，不要失掉我的居所。月光冷清清啊，照在窗上；漫步宽阔庭院啊，心中无聊。感慨过去的人啊，不能再来；拂动我的琴啊，声音如风。天地无始啊，犹如太羹玄酒。众多声音纷杂交错啊，对我的心又有什么影响呢？《古今文章续编》祭林母文 祭林母文 祭文说：妇德以内在操守贞正为首，母道以慈爱为贵；依靠这位贤淑之人，贞洁与慈爱兼备。看她替代上天，成为官员和儒者的师表；夫妻如鼓瑟琴瑟和谐，却中途离世，再也无人扶持。她含着悲哀走过远途，发誓至死也要归来；遗孤抱在怀中，忍受艰辛将他抚育成人。幼子秀发出众，踏上云衢；内台外藩，连续升迁并步步登高；入朝辅佐国政，贤德声誉四方传播；命服光彩显耀。这样作为母亲的仪范七十多年，本应享受荣华和奉养，为什么忽然弃世，使人哀悼而来不及挽回？祭礼盛大增饰，于是命令有关官署办理。在九原之下，她大概没有遗憾了吧。惭愧的是我与令器同在一官，承蒙您知遇，却不能亲自持酒祭奠，只因职务所拘。向南遥望天姆山，寄托心意写成这篇祭辞。愿灵魂不昧，明察而降临于此，尚请享用祭品。郁久生病，病理本来就是这样。我居丧半年，百病丛生；如果静养，便总怀疑自己正在生母亲身旁；勉强处理其他事务，又使这种思绪受到扰乱，最终始终无法解脱。恰好有人拿《臣明林公辅先生集》来求售，我读后心情稍稍安定，所以在□□之日写下这些话。时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四日，□石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