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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孙明复小集》《春卿遗稿》《存雅堂遗稿》《孙明复小集》一卷，宋代孙复撰写。孙复另有《春秋尊王发微》，已经著录。考察《文献通考》记载孙复有《睢阳子集》十卷，《宋史·艺文志》也同样记载。这部书出自泰安赵国麟家，只有文章十九篇、诗三首。苏辙、欧阳修的墓碑记载，欧阳修说自己在文章方面得到尹师鲁、孙明复的帮助，却仍觉得不足。大概宋初承接五代的弊病，文风低下绮靡，穆修、柳开开始追求古代文风，孙复又与尹洙继承推进，文风刚开始振兴，精华还没有充分显现，所以欧阳修才这样说。然而孙复的文章根基在经学，谨严峻洁，显然是儒者的言论；这与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那种千变万化、务必穷尽文章技巧的作品，又是另一种风格。欧阳修所说的，似乎不能一概拘泥地看待。至于他评论扬雄时过分赞美，认为扬雄《太玄》的创作不是为了取法《易》，而是为了憎恨王莽，那么白圭的白璧微瑕，也不必替孙复讳言了。《孙明复小集》，宋代孙复撰写。文章 《尧权议》尧具有最高圣人的资质，处在天子的位置，可以使人活，也可以杀人；可以使国家兴盛，也可以使国家废亡。那八凯、八元，天下人都知道他们贤善，尧难道反而不知道吗？既然知道，反而不能举用他们吗？那三苗、四凶，天下人都知道他们邪恶，尧难道反而不知道吗？既然知道，反而不能除去他们吗？如果知道他们善良却不能举用，知道他们邪恶却不能除去，那么可知尧也不是圣人了。《尚书》为什么称他“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呢？唉！八凯、八元，尧不是不能举用，而是能举用却不举用；三苗、四凶，尧不是不能除去，而是能除去却不除去。能举用却不举用，能除去却不除去，这就是权变。尧考虑到天下极其广大，帝位极其重要，而朱不贤，不能承继帝位，所以把帝位授命给舜。舜出身微贱隐陋，虽然称得上睿智圣明，但先世的德业还没有显赫，四岳、十二牧也没有完全服从他的德行，九州四海也没有完全受到他的恩泽，不能立即把大位授给他。如果立即授给他，那么四岳、十二牧会全都臣服于他吗？九州四海会全都拥戴他吗？如果不臣服、不拥戴，就会争斗并且叛乱。尧害怕出现这种情况，除了采用权变，还有什么办法把帝位授给他呢？于是尧暗中收敛精神、隐藏光辉，使自己的作用不显露，用来观察舜。因此，八凯、八元虽然不断积累善行，尧却不举用他们；三苗、四凶虽然不断积累罪恶，尧却不除去他们。假如尧把八凯、八元全部举用，把三苗、四凶全部除去，那么舜对天下有什么功劳呢？所以尧不举用他们，却让舜去举用；尧不除去他们，却让舜去除去，等到舜的功劳显著于天下，四岳、十二牧没有不共同臣服的，九州四海没有不共同拥戴的，然后才把大位授给他，从而断绝争斗和叛乱。除了尧，谁能做到这样呢？所以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取法于天。多么广大啊，百姓无法用言语来称颂他。多么崇高啊，他建立了功业；多么光明啊，他制定了礼乐文章。”这是说尧用权变把帝位授给舜，他的道理如此宏大高远，而人们却没有谁能看见其中的痕迹；先儒说尧不能举用贤人、不能除去恶人，真是荒谬啊！《舜制议》舜接受尧的命令后，任用十二位贤臣，流放四凶。以帝王治理天下的制度来说，仍有尚未完备的地方。于是舜穷尽神思、极尽思虑，不断增加和补益。所谓帝王治理天下的制度，就是君主有君主的职责，臣子有臣子的职责，上下、贵贱的秩序长久保持而互不僭越。最初人民诞生时，昏昧而没有知识，浩荡混乱而没有防范，成群聚集，谁是君主，谁是老师？同鸟兽没有区别。黄帝观察乾坤，创制法度，使人穿衣着裳，以区别君臣，端正上下，彰明贵贱。从此，帝王治理天下的制度便随之显著起来。黄帝在前面创制，帝尧在后面奉行。然而黄帝、尧二帝之间，这种制度还没有完全完备。黄帝取法乾坤，把上下分别作为一个人的衣服和裳，直到尧时也没有增加补益。到了虞舜，再次考察这些象征，以穷尽其中的精微。舜认为五等爵位的制度不能不加以整顿，于是分别规定命数，区分等级威仪，区别服饰纹彩，规定升降次序，从公爵以下，每降一等减去两级。这样，一个人的衣服制度和五等爵位制度就光明显备了。使臣子不能僭越君主，下位不能凌犯上位，卑贱不能压过尊贵。僭越、凌犯、篡夺的祸乱不发生，即使天下四海广大、亿兆人民众多，也能上下和睦安乐，垂手而治。所以《易》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皋陶说：“上天把使命交给有德之人，五种服饰、五种纹章由此确立！”说的就是这个。假如五等爵位的制度不是由虞舜完备的，《易》为什么要把黄帝、尧、舜一同说起？舜、皋陶的谋议，又为什么归入《虞书》呢？有人说：舜三十岁时被任用，三十岁时登帝位，在位五十年后巡视四方时去世。而且舜历经考验以及摄政共三十年，处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在这八十年间，所作所为、垂示法则而有利于万世的事情很多。如今您称说舜只是因为沿袭一个人的衣服制度，又增加了五等爵位制度，这是为什么？希望听听您的说法。回答说：“你的问得很好！我所说的，是圣人的最高成就。乾，是君主之道；坤，是臣子之道。上身穿衣、下身着裳，是乾坤的象征。衣服可以加在裳的上面，表示君主可以凌驾于臣子之上；裳不能加在衣服上面，表示臣子不能凌驾于君主之上。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使君臣上下长久互不僭越，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舜增加五等爵位制度，自上而下，使贵贱的秩序更加明确，天子的地位更加尊崇。这就是舜用来杜绝万世无穷的僭越、凌犯、篡夺祸乱的办法。” 即使后世有人兴起，制定千种制度、万般法度，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这一点。所以说：我所说的，是圣人的最高成就。”

译《文王论》《春秋左氏传》记载：吴国公子季札来聘问，请求观赏周朝的乐舞。他看到舞《象箾》《南钥》，说：“美啊，但还留有遗憾。”解说的人说：“遗憾，就是悔恨。”有人认为，文王遗憾没有来得及使天下达到太平，意思是文王不能在当时平定商纣，亲手取得天下，所以留下遗憾。我对此非常疑惑。私下认为，季札这句话说明他并不懂乐，实在是严重诬蔑圣人。假如果真如此，季札的话就意味着文王怀有二心来侍奉君主，隐藏怨恨以等待时机，包藏祸心，竟成了乱臣贼子。为什么呢？文王受封于商王室，位列诸侯；纣王虽然无道，毕竟是君主，文王既然是他的臣子，怎么能怀有无君之心？何况文王身为西伯，地位在诸侯之上，纣王又赐给他弓矢、鈇钺，使他能够征伐，纣王对文王的恩德很深。文王理应竭尽力量和才能，早晚不懈地侍奉纣王，又怎么可以背弃恩惠、忘记施予，以怨恨报答恩德，去做违背纲纪、扰乱常理的事情呢？唉，事情必然不是这样，已经非常明白了。看看纣王失去德行、毒害流布四海以后，诸侯都反叛，而文王仍然侍奉他，唯独没有二心。所以孔子说：“天下三分，周有其二，却仍然服从商朝，周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 孔子又说：“臣下侍奉君上，即使有庇护百姓的伟大德行，也不敢存有取君而代之、统治百姓的心，这是仁德深厚的表现。”既有庇护百姓的伟大德行，又有侍奉君主的谨慎之心，说的不就是舜、禹、文王、周公吗？如果文王仍然有所遗憾，那么孔子凭什么称他为最高的德行和深厚的仁德呢？有人说：《史记·齐世家》叙述太公的事迹，后面又说西伯昌从羑里获释，与吕尚暗中谋划修养德行，以倾覆商朝政权，其中多涉及兵权和奇谋。如果文王果真没有遗憾，那么怎么会同太公暗中谋划修养德行，以倾覆商朝政权，并且策划了许多兵权、奇谋呢？由此看来，季札的话又怎么能说是诬蔑呢？回答说：这大概是秦火以后，竹简编次错乱；司马子长撰写《史记》、叙述太公事迹时，也不能真实记录善行，于是零散地采集杂乱荒诞的说法，用来扩大奇闻罢了。这当然不值得拿来怀疑圣人。唉，古人称季札贤明博达，观赏乐舞就能知道国家的兴衰，到了这件事上，为什么却昏暗、迟钝、迷惑到这种地步呢？等到杜预、服虔这类人，又没有卓越的见识和绝妙的见解来阐明它，这就更加荒谬了。《辨四皓》四位先生是儒者，哀伤周朝灭亡，痛恨秦朝暴乱；他们从暴虐的烈焰中脱身，隐居在商山，并不是想要独自保持清白而破坏君臣父子等重大伦理，而是有道则出仕、无道则隐退的人。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传承帝位、确立嫡长子，是周朝的制度。对于国家最重大的事情，没有比传承帝位更重大的；传承帝位中，又没有比确立嫡长子更重大的，不能不端正这一点。如果一旦失去正当性，覆亡、篡夺的祸乱就会随之而来。自从秦氏肆意施虐，焚毁灭绝众圣的经典，周朝的制度就断绝了。使它断绝后重新传承下来的人，就是四位先生。从前汉高祖带着一把剑征行四海，由平民取得天子之位，确实可以说是真正的君主。等到祸乱已经平定，欲望又兴起，宫内有宠妃的迷惑，朝外有废除嫡长子的议论，群臣喧扰，没有人能够制止。四位先生将要趁这个时机实行他们的道，于是跟随张子房出山，说了一句话来端正太子之位，这难道不是在周朝制度断绝之后，由四位先生重新传承它吗？然而四位先生出山，难道只是为汉朝而出吗？是为了万世而出。汉高祖起于战争，平素又不喜欢儒者，四位先生担心受到他的侮辱，所以很快转身离去，最终终老于山岩之下。可叹啊！直到如今一千多年，人们还没有能够知道他们潜藏的德行和隐藏的光辉。从前伯夷、叔齐劝谏武王，不食周粟而死，如果不是孔子称颂他们，他们不过是西山上的饿夫罢了。后世还有谁会称颂他们呢？司马迁、班固不能广泛采集他们的善行，发扬他们的光辉，为四位先生立传，使其流传无穷，这是他们的过错。唉！在万世之后，使臣子不敢杀害君主的，是伯夷、叔齐；在万世之后，使庶子不敢扰乱嫡长子地位的，是四位先生。

译《董仲舒论》从孔子以后直到西汉，世人称为大儒的，有人说是孟轲、荀卿、扬雄而已，因为他们立言垂范，阐明正道、挽救时世，功劳丰厚、德行广大。至于董仲舒，却被忽略而不加称举，这不是见识有所未达、认识有所不周吗？为什么呢？从前秦朝灭绝众圣的言论，是想使天下人愚昧。大概上天夺去了秦朝的鉴察之明，而把它授予汉朝，所以在汉孝武帝时代生了董仲舒。当时大道衰败残缺，学者见识疏浅，没有人能够明白根本要旨。董仲舒光明显著地奋然而起，首先能够发掘圣人之道的根本，更新孝武帝的耳目。上自黄帝、尧、舜二帝，下至夏、商、周三代，它们教化的基础和治国的器具，董仲舒都从心中领会，写在书里，准备接续天纲断绝的纽带，开辟王道受阻的道路。所以他在对策中推尊孔氏，抑制排斥诸子百家。凡是不属于六艺范围、不是孔子学说的，都断绝其传播，不让它们并行发展，使邪说消灭。这可以说是竭尽心力于圣人之道了。唉，暴秦之后，圣人之道昏暗了；昏暗而重新明亮，是董仲舒的力量。孟轲、荀卿处在战国时期，虽然诸子纷乱，但离圣人不远，先王的典章经典大都还在。扬雄处在新室时期，虽然害怕大祸，但汉朝拥有天下已久，讲求典礼，也可以说相当完备，所以那些微妙的言论和根本的法则，听闻见到的很多，揭示出来施行、扩充起来作为教化，是容易的。像董仲舒这样，处在经典被焚毁之后，典章经典已经残坏，那些微妙的言论和根本法则很少能听闻见到，必须探寻求取，再驾驭它们来建立学说，不是很难吗？何况秦朝暴政造成的灾祸，难道还不比战国的混乱和新室时期的恐惧严重吗？然而四个人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如果调换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位置，结果都会这样。我曾经忧虑世间的学者很少能够知道董仲舒的美德。又忧虑班孟坚写董仲舒的赞语时，说刘向称董仲舒具有辅佐君王的才干，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一类只是霸主的辅佐，几乎赶不上董仲舒。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却认为董仲舒受到的学术渊源熏陶，尚且不如子游、子夏，而说管仲、晏婴不如伊尹、吕尚，这种说法比“伊吕不能超过董仲舒”更为过分。我认为刘歆是因为董仲舒德行盛大、先知先觉，反而感到自己不及，于是嫉恨而诋毁他。所以即使是他父亲刘向的说法，我也认为刘歆说得过分。而且董仲舒对于孔氏学派，功劳深厚。看他的道术，远远超过子游、子夏。他向孝武帝对策，阐明王道的端绪，以及任用德教而不专任刑罚的主张，即使伊尹、吕尚又有什么可以超过他的呢？只在于是否采用罢了。假使孝武帝能够完全师法他的言论，果断地采用它，那么汉朝的德业就可以同三代并盛了。此后哪里还会迷惑于神仙之事，困于征伐的弊病呢？董仲舒没有被采用，不是孝武帝的过错，而是平津侯公孙弘的罪过。平津侯公孙弘曾经嫉妒、压制他的才能，把他排斥出去；他侍奉一个骄横的君主，两件事使他的才能都无法施展。后来退居家中而死，唉，真是可惜！班孟坚删削裁定史料时，不能斥责刘歆浮泛的议论，反而受其迷惑而把它写了下来，这是缺少判断。《辨扬子》千百年来的儒者，都称扬子云作《太玄》是为了取法《易》。如今考察扬子云的著作，观察扬子云的意图，才发现它不是取法《易》而作，大概是因为憎恨王莽而作。为什么呢？从前哀帝、平帝失去正道，奸贼王莽扰乱常理，包藏祸心，窃取玩弄国家权柄，违背天意、拂逆人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虽然汉朝火德一时衰微，但天命还没有改变，所以百姓的心仍然拥戴汉朝。当时不知道天命的人争相谈论符瑞，称扬王莽的功劳德行，来助成他的罪恶，以苟且求取富贵；像刘歆、甄丰这类人，都官至上公。唯独扬子云以跟从王莽的命令为可耻，坚持圣王之道，所以他的官位不过是一名大夫罢了。扬子云既然痛恨王莽的篡逆，又害怕后来的人重蹈王莽的旧迹，再在君位上肆意作恶，于是向上考察天时运行、盈缩消长的规律，向下推究人事进退、存亡、成败的道理，来创作《太玄》。《太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分别象征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元，是君主的象征，总领并治理一切；起于牛宿一度，终于斗宿二十二度，共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它充分阐明天道、人事始终顺逆的道理，君臣上下去留进退的分别：顺从天道的吉利，违背天道的凶险，用来警戒那些违背天意、拂逆人心、杀害君主、盗窃国家的人。这才是扬子云的本意。谁说他是取法《易》而作的呢？各位儒者都称《太玄》取法《易》，大概是因为依据《易纬》所说卦象起于中孚、震、离、兑、坎，配合四方，八卦各自主管六日七分，以周遍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便据此而言。却完全不知道，《易纬》是阴阳家的学说，不是圣人的格言。如果拘执这些说法来解释《易》，《易》的道理就会被拘泥局限。而且《太玄》对于《易》，如同人的四肢中的一支，怎么能称作取法《易》呢？这种说法大概源自桓谭评论《太玄》说“这部书同《大易》相准”。班固说，扬雄认为经典没有比《易》更大的，所以作《太元》。假使让扬子云在千古之中背负僭越《大易》的罪名，那就是不了解扬子云。

译《书汉元帝赞后》儒者能够长久治理社会、驾驭世俗，是宣扬教化的根本。汉宣帝不懂得帝王的长远谋略，所以鄙视儒者说：“世俗儒生喜欢崇古非今，使人被名与实迷惑，不知道应当坚持什么，哪里值得委任？”等到汉元帝即位，徒有喜好儒者的名声，却没有任用儒者的实际。虽然表面上让贡禹、薛广德、韦贤、朱云担任宰相，内里却把弘恭、石显当作心腹。他的宰相只是占着职位罢了。自从弘恭、石显杀害萧望之、京房以后，群臣举步谨慎、丧失气势，害怕权势、畏惧诛杀。即使看见朝廷的过失、刑罚政令的滥用，也没有人再敢当时直言抗争。元帝昏昧而不醒悟，反而更加信任弘恭、石显，因此奸邪之人日益进用，纲纪日益混乱，风俗日益败坏，灾异日益显现。汉孝宣帝的功业，正由此衰败了。然而班固却说：“皇上年少时喜欢儒术，到了即位便任用儒生，把政事交给他们，所以贡禹、薛广德等人相继担任宰相。”班固又说元帝被文义牵制，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汉孝宣帝的功业因而衰败。唉！班固所说的“被文义牵制”，难道不是被儒者的文义牵制吗？从前宣帝曾经因元帝说“任用儒生会扰乱他的家”而发怒。班固对此实在太不加思考了。假如元帝能够采纳萧望之、刘更生、京房、贾捐之的谋略，退斥奸邪小人，进用硕学老臣，与他们共同讲求治国之道，以天下为心，那么国家的体制、祖宗的功业，都可以流传无穷了。怎么会衰败灭亡呢？班固删削史料、议论定案，在辨别善恶的时候，为什么不写成：“皇上即位后任用儒生，却不能把政事委托给他们，反而受奸佞宠幸之人牵制，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所以汉孝宣帝的功业衰败了”？这样写，褒贬才恰当。我非常担心后世那些继承帝位、守成遵循旧制的君主，读到班固的赞语后，会认为自古儒生都不值得任用，于是委任奸佞宠幸之人，导致国家衰败混乱，那祸害就不浅了。《书贾谊传后》读《汉书》的人，没有不责怪汉文帝、赞美贾谊的。我看贾谊在宣室回答汉文帝关于鬼神的事，私下认为汉代多谈神怪，是贾谊在前面启发了这种风气，后来公孙卿一类人又把它加以扩大。况且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是圣人不谈的，贾谊怎么能把神怪虚无的言论说到极点，使汉文帝为此向前移动座席来听呢？如果认为这是在辨析问题，那么确实算辨析了；然而对君主治理世事有什么补益呢？这难道不是因为贾谊自己曾受诽谤而被贬离朝廷，久后重新被任用，所以用谄媚的话顺合皇帝旨意来回答吗？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汉文帝说呢？难道竟像先前那样吗？后来终于使新垣平得以肆意发表夸诞之说，汉文帝在渭阳修建五帝庙，又在长门建立五帝坛，荒谬地用来祈求福佑。到了汉孝武帝，更加喜好祭祀鬼神，李少君凭借祭灶、祈谷之道得到进用，亳地人缪忌凭借祭祀泰一的方术得到进用，后来齐人少翁、胶东人栾大、公孙卿，都因为谈论怪异而得到宠幸，扰乱了汉朝的德政。所以说：汉代多谈神怪，是贾谊在前面启发了这种风气，后来公孙卿一类人又把它加以扩大。唉，古人称贾谊有辅佐君王的才干，我看贾谊所陈说的“一痛哭、二流涕、六长叹息”，贾谊确实有辅佐君王的才干。如果汉文帝聪明而能决断，任用他而不怀疑，功业德行哪里能估量呢？可惜他在言论上有所失误。我担心后世再有像贾谊一样年轻而有才华的人，不能始终坚持正道，因稍有挫折，便说谄媚顺意的话，在天子面前妄言，从而开启怪异祸乱的阶梯。《罪平津》成就天下最完善的治理，既要有君主，也要有臣子。有君主而没有臣子，不足以成就最完善的治理；有臣子而没有君主，也不足以成就最完善的治理。圣明如尧、舜，还要有咎陶、大禹、后夔、伯夷等贤人从旁辅佐；禹、汤，还要有伯益、后稷、伊尹、仲虺辅助，然后才能成就盛大的德业，光照千古而无人能

译够企及，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所以说，成就天下最完善的治理，既要有君主，也要有臣子。三代以后，西汉最为盛大。我看汉孝武帝聪明而宏大深远，听取意见、裁决政事都由自己掌握，具有禹、汤那样的资质，然而他的盛大德业最终不能成功，是因为有君主而没有臣子。从前秦朝肆意暴虐，众圣之道被焚毁。汉高祖凭借战争取得天下，所以还没有时间讲求这些道理。汉孝惠帝昏暗懦弱，不值得议论；汉孝文帝、汉孝景帝只以恭敬节俭作为天下表率。只有汉孝武帝上天开启了他的内心，巍然独出，想着恢复三代最完善的治理。于是尊崇任用儒术，振奋精神遵循古道，从府库拿出钱财收购经典，使岩穴中的贤人空出来接受聘用。由此天下为之大变，转而向往儒道。唉，众圣之道到秦朝才被焚毁，如果没有汉孝武帝，恐怕就会湮没而不再显明了。这是汉孝武帝的功劳，多么盛大啊！当时平津侯公孙弘从平民起家，不到几年便位居丞相，并不是没有得到任用。假如公孙弘能够内心竭尽忠诚，对外广泛采纳群臣的意见来启发、辅导皇帝，使汉孝武帝每天听到过去没有听到的道理，天天达到过去没有达到的境界，那么三代最完善的治理，难道不能很快恢复吗？唉！公孙弘没有制定礼乐、长久治理社会和驾驭百姓的才能，只把保持俸禄、巩固职位、为自己谋求安逸作为事情。《汉书·公孙弘传》说，他每逢朝廷议事，只开陈事情的端绪，让君主自己选择，不肯当面在朝廷上直言争辩。他又曾经说与公卿约定好了意见，到了皇帝面前却都背弃约定来顺从皇帝的旨意。这不就是保持职位、巩固俸禄、为自己谋求安逸吗？汉孝武帝正因此而使心志动荡。从此方士邪说怪谈得以进用。公孙弘在元朔五年十一月代替薛泽任丞相，元狩二年三月去世。而且汉孝武帝崇信神仙的过度祭祀，受少君的妖言迷惑，祭灶、入海，求取神仙长生之事，这些都是公孙弘亲眼看见的。他竟没有听到一句劝救的话，最终使汉孝武帝的心志动荡而不能恢复清明，成为千古笑柄，实在可惜。伊尹说过：“我不能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我内心惭愧羞耻，就像在市场上受鞭打一样。”唉！公孙弘没有伊尹那样的心，确实应该获罪。《无为指上》所谓无为，大概是虞舜的大德吧？并不是空旷放任、什么都不做。他开始时不向天下求取天下，天下却自然归附他；最终也不是把天下授予别人，天下却自然把自己授给别人。自有人类以来，像虞舜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从前他在历山耕种，在雷泽捕鱼，在河边制陶。当时他哪里有意于天下呢？等到他的孝德上达天听，尧便立即把天下禅让给他。舜接受尧的禅让以后，早晚战战兢兢，害怕自己的德行不能与尧相类。天下是尧的天下；如果不以尧的道来治理，那么尧天下的百姓就会有不能得到安居之处的。于是舜完全履行并实行尧的道，使尧天下的百姓与尧在世时没有不同。舜在位很久以后，又把尧的天下、尧的道全部交给禹。这就是舜的德行，难道不能称为大德吗？舜的天下，是尧的天下；舜的道，是尧的道。舜开始从尧那里得到，最终又传给禹，这就是舜无所作为的意义，已经很明白了。唉！上面没有尧，下面没有禹，谁能够高高在上而称说无为呢？上有尧、下有禹，所以舜能够高高在上而无为。不然的话，孔子上溯伏羲，下至文王、武王，把这些写入大经，作为万世的法则，为什么不说“无为而治的是伏羲、黄帝、尧、禹、汤、文王、武王”呢？孔子只说“那大概是舜吧”。如果把无为理解为空旷放任、什么都不做，那么《尚书》为什么说“整齐七政，祭祀上帝，精诚祭祀六宗”？又为什么说“朝见四岳，把瑞玉分赐给群臣”？又为什么说“向东巡视到岱宗，协调时令月份、校正日期，统一音律、长度、容量和重量，修订五礼、五种玉器”？又为什么说“向南巡视到南岳，向西巡视到西岳，向北巡视到北岳”？又为什么说“开始划分十二

译州，封禅十二座山”？又为什么说“流放而宽免五刑”？又为什么说“流放共工，放逐驩兠，窜逐三苗，处死鲧”？又为什么说“询问四岳，开辟四门，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又为什么说“禹治理平定水土”？又为什么说“百姓受到阻隔而饥饿，后稷播种栽培百谷”？又为什么说“百姓不能亲睦，五种伦理关系不能顺从”？又为什么说“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和奸邪之徒横行”？以至于“在位五十年，巡视四方而后去世”这一类话，都说明舜有所作为，而且繁多到这种程度。况且《尚书》是圣人亲自删定的。孔子看到舜有所作为，而且繁多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怎么反而说他无为呢？由此看来，就知道无为不是空旷放任、什么都不做。《无为指下》

译无为的道理，达到极致了啊！如果不是虞舜，谁能够做到这样？后世治理天下的君主，不思考虞舜的德行，却仰慕虞舜的无为，我没有看见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三代以后，不思考虞舜的大德，却冒充虞舜的无为，这样的人很多。有些是世间奸佞、苟且取巧的臣子在引导他们。他们既不陈述虞舜的大德来辅佐治理，却曲解引用佛教、老子的虚无清净以及报应因果之说，把这些混杂在一起，败坏君主的德行，实在令人痛惜。看他们迷惑于佛老之说，忘记祖宗的勤劳，不畏惧伟大的天命，不顾念重要的帝位，把威权和福祸赏罚交给臣下，在君主之位上纵情宴饮安逸，昏昧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放荡地不知道自己应当守持什么，却说“我无为啦”。等到纲常衰颓、纪纲败坏，上位者僭越，下位者逼犯，仍然昏昧而不醒悟，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天下如此广大，亿兆百姓如此众多，每天有万般政务，即使战战兢兢、谨慎小心，仍然害怕有所不及，怎么可以被佛老之说迷惑呢？祖宗的辛劳怎么可以忘记呢？伟大的天命怎么可以不敬畏呢？重要的帝位怎么可以不顾念呢？怎么可以在君位上纵情安逸呢？这究竟是沉迷昏惑、不肯听闻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啊！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开始时迷惑于虚无清净的说法，最终沉溺于长生神仙之事；梁武帝、齐襄公、姚兴，开始时迷惑于因果报应的说法，最终沉溺于解脱、菩提之事，最后都相继沉沦而亡，形势发展到那一步便无法挽救。这些事情竹简史册都有详细记载，可以覆按验证。只是汉朝依靠汉高祖除去秦朝的暴政，功劳宏大、德行深厚，上天还没有厌弃断绝汉朝，这也只是侥幸罢了，哪里值得称道呢？我曾经探求无为的端绪，又忧虑历代儒者不能发扬孔子的话，把它铺陈阐明，使其清楚光明。因此佛老之徒才能肆意宣扬怪异祸乱的学说，夹杂其中，成为千古祸害。所以我完全阐发无为之说所以如此的道理，姑且写作《无为指》来警戒治理天下的帝王。《寄范天章书一》某月某日，平民孙复谨此拜了两拜，写信给判监天章执事：如今主上聪明睿智，继承并发扬三位圣人的事业，已经十四年，将要巩固太平的功业，把它传给无穷后世。主上早晚战战兢兢，不敢懈怠荒废，想要得到中正、纯厚、明亮的臣子来协助赞襄。执事先前任谏官，所署名的奏章多有劝诫和有益如药石的内容，主上很快从苏台召您入朝，将要重用您。可是执事上表恳求，来任职于太学，这大概是因为执事不急切追求富贵，而是勤勉不懈地致力于圣贤的教化。太学是教化的根本，礼义的渊薮，王道由此兴起，人伦由此端正，俊良之才由此产生。因此舜、禹、文王、武王的时代，没有不首先尊崇胶序等学校，从而使天下达到完善治理的。如今执事恳切请求来任职于太学，我明白您的用意了。执事将要使我们宋朝的学术成为舜、禹、文王、武王时代的学术。既然使我们宋朝的学术成为舜、禹、文王、武王时代的学术，就将使我们宋朝公卿大夫的子弟成为舜、禹、文王、武王时代公卿大夫的子弟。既然教导我们宋朝公卿大夫的子弟成为舜、禹、文王、武王时代公卿大夫的子弟，然后再用舜、禹、文王、武王的道，使我们的君主成为舜、禹、文王、武王那样的君主。既然使我们的君主成为舜、禹、文王、武王那样的君主，然后再用舜、禹、文王、武王的道，使我们的百姓成为舜、禹、文王、武王时代的百姓。从京师开始成为各国的典范，推广到天下，处处都和睦安乐。这已经是执事的心愿了。我想，想要寻求舜、禹、文王、武王的道，必须向周公、孔子求取，然后才能达到。如今执事既然来到这所学校，也将要施行这种道，这不是一人一手一眼所能完成的，必须广泛寻求博学的大儒、硕学的老臣，能够完全通晓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的人，增置学官来辅佐您，使他们早晚讲论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国子。我私下曾观察当今的士人，能够完全通晓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的，实在很少。为什么呢？国家沿袭隋唐制度，专门以辞赋取士，所以天下士人都奔走用力于声律、避忌、对偶之间，探究圣贤深奥道理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两个。假如不是有卓然坚持古道、不随从世俗的士人，那么谁能够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呢？由此说来，执事任职太学、施行这种道、增置学官的时候，怎么可以不慎重选择呢？如今有大名府魏县校书郎王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他们能够通晓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不只是通晓，还能够揭示并实行它。执事如果向天子上奏，再向执政进言，任用他们为学官，他们一定能弘扬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辅佐执事，教育国子，使当今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我是退居闲散的人，本来不应当谈论这些，但敢于勤勉不懈地向执事左右陈说，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人；并不是为了众人，而是为了圣道。执事认为怎么样？如果因为我愚昧而且卑贱，认为我的话不可取，那么我学习圣人之道已经三十年，即使愚昧而且卑贱，难道会妄自发言吗？希望执事考虑。《寄范天章书二》恭敬地认为，宋朝拥有天下八十多年，四位圣君相继承继，广大盛大、光明显赫，远远超过唐朝而凌驾于汉朝之上。主上想在圣明的时代恢复虞、夏、商、周的治国之道，考察四代的学校制度，推崇辟雍、泮宫之制，所以命令执事来主管此事。主上尊崇儒术、寻求治理的心意多么伟大啊！已经达到极点了。那么，虞、夏、商、周的治理，难道不在六经之中吗？舍弃六经而寻求虞、夏、商、周的治理，就像在断绝的池塘、污浊的沟渠中游泳，却希望到达大海，怎么可能到达呢？唉！孔子去世以后，七十子之徒相继离世，六经的旨意郁结而不能显明，已经很久了。加上秦朝焚书以后，经典破碎残缺，许多散失亡佚。汉、魏以来，各位儒者纷纷四处出现，争相撰写批注，使六经的旨意更加混乱，学者无法找到门径进入。看看那些见闻各不相同、是非各自不同、骈偶辞句和赘言繁说的著作，多达数千百家，无法全部列举。如今我所陈说的，正是因为先儒批注的学说在世上大为流行，所以送到您面前，希望执事深切留意。国家把王弼、韩康伯的《易》，左氏、公羊、榖梁、杜预、何休、范宁的《春秋》，毛苌、郑康成的《诗》，孔安国的《尚书》，雕刻印板收藏在太学，颁行天下。

译又每年在礼闱设置科目选取士人，把这些注说作为准则和标准。众多士人较量才艺时，只要有一点违背注说，就都被驳回、放弃并斥逐。我是极其愚昧、极其昏暗的人，不知道国家所采用的王弼、韩康伯、左氏、公羊、榖梁、杜预、何休、范宁、毛苌、郑康成、孔安国这几个人的学说，难道能够完全解释圣人的经典吗？又不知道国家所采用的古今一切服膺圣道、穷究经典的儒者，难道都不能超出这几个人的学说吗？如果认为这几个人的学说能够完全解释圣人的经典，那么这几个人的学说不能完全解释圣人经典的地方就很多了。如果认为古今服膺圣道、穷究经典的儒者都不能超出这几个人的学说，那么古今儒者能够超出这几个人学说的地方也就非常深广了。唉，专门以王弼、韩康伯的说法来探求《大易》，我没有看见这样就能完全通晓《大易》的；专门守持左氏、公羊、榖梁、杜预、何休、范宁的说法来探求《春秋》，我没有看见这样就能完全通晓《春秋》的；专门守持毛苌、郑康成的说法来探求《诗》，我没有看见这样就能完全通晓《诗》的；专门守持孔安国的说法来探求《书》，我没有看见这样就能完全通晓《书》的。那几个人的学说既然不能完全解释圣人的经典，又怎么可以收藏在太学、施行于天下呢？后世撰写疏解的人，也没有什么新的阐明，只是委曲周旋，跟随旧有的注说而已。我不才，在执事门下交游多年了。执事忧虑注说扰乱六经、六经的旨意不能明白，我也听说过了。如今执事凭借内阁的尊崇地位，处在太学教化之地，正是阐明圣道、发掘幽微、除去芜杂、平定混乱、振兴斯文的时候。幸今天下无事，太平已久，大儒硕老接连兴起，这些人难道又比不上汉、魏时代的儒者吗？执事应当赶快向天子进言，广泛诏令天下的大儒硕老，把他们安置在太学，使他们讲求六经的微妙义理，耗尽精力、穷极心神，参校古今，考察各种说法的归趣，选取卓越见识和绝妙见解远远超过王弼、韩康伯、左氏、榖梁、公羊、杜预、何休、毛苌、范宁、郑康成、孔安国的学说，重新撰写批注，使我们的六经廓然明净、晶莹清楚，如同把日月悬在上空，那样学者差不多就能找到门径而进入了。这样一来，虞、夏、商、周的治理难道不能很快恢复吗？这不是很美好吗？执事如果认为这几个人的学说已经施行很久，不可以突然废弃，那么唐代李善因为梁昭明太子的《文选》已有五臣注而仍觉得不完备，另外撰写注释；况且《文选》大多是晋、宋、齐、梁之间文人浮薄绮靡的作品，即使李善为它作注，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国家尚且命令雕刻印板，把它放在太学，何况是我们圣人的经典呢？怎么可以让它郁结而不能显明呢？希望执事深切留意。《上孔给事书》某月某日，布衣孙复恭敬地拜了两拜，献书给孔知府、龙图阁学士阁下：我孙复隐藏姓名、埋首学问，研究夫子之道已经三十年了。虽然不为世人所知，却从未因此动摇过自己的志向，哪里敢有一天背弃它而离去呢？所谓夫子之道，就是治理天下、经略国家的大中之道。这一道统起源于伏羲，逐渐发展于神农，显明于黄帝、尧、舜，彰明于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然而自伏羲以下，创制法度，有的简略，有的繁复，我的圣师孔夫子于是加以增益、删损，使它合乎中正，写成《六经》。从此，治理天下、经略国家的大中之道，灿然完备。这就是夫子所说的“大道”；它出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源流已经十分久远了。唉！自从夫子去世以后，各位儒者学习他的道，能够找到门径而进入其中的很少。只有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五位罢了。这五位贤人，是上天安排来辅佐夫子的人。上天又因为历代都有空疏夸诞、奇险淫丽、诡异怪诞的言论来扰乱夫子之道，所以不让五贤同时出生，而是一位贤人去世，另一位贤人出现，维护、辅翼这一道统，使它流传于无穷后世。这就是上天的意旨，也十分明白了。否则，从战国直到李唐，以空疏夸诞、奇险淫丽、诡异怪诞的言论扰乱夫子之道的事情多得很；若不是一位贤人去世、另一位贤人出现，维护、辅翼它，那么夫子之道就会昏暗而坠落了。既然昏暗而坠落，那么天下人就会成为夷狄，百姓就会变成禽兽。由此说来，五位贤人的功业多么伟大啊！后世的人如果不把夫子之道放在心上，那就罢了；如果把它放在心上，五贤的功业难道可以忽视吗？近来收到友人石介的书信，极力称赞阁下在圣祖家庙中建造五贤堂，塑像并祭祀他们，而且说：“孔侯的心意实在深厚，我们若不以此为准则，又将以什么为准则呢？”我听到这话，欣然起身，大声对张洞、李蕴说：“从前夫子之道由于得到五贤而更加尊崇，如今五贤的功业又由于龙图公而更加彰明。龙图公是圣人的后代，又是宋朝的伟大贤人，理应把全部心力用在这件事上。龙图公如果不尽心，谁还会尽心呢？”本朝自柳仲涂、王元之、孙汉公、何种、明逸、张晦之相继去世以后，虽然后来的人纷纷而出，却很少有人能够对这篇斯文有所论说，实在可悲。斯文衰落，已经很久了。假使天下都像龙图公这样建造五贤堂，塑像并祭祀他们，那么斯文难道还会有不兴盛的吗？我们这些人难道不能奔走到堂墙之下，拜见一次龙图公的贤德吗？又要为斯文即将复兴而庆贺。是接受我们还是拒绝我们，全听凭阁下的命令。

译《答张洞书》孙复启告明远足下：从十月到正月中间，两次承蒙您寄来书信，言辞情意都十分恳切。您说自己远离群体之外，认为我身处当今时代，却以喜爱古代圣贤之道和仁义之文为乐。您又拿尊崇道统、扶助圣人、立言垂范的事情来询问我，我有幸立志于此，已经多年了。再想到世上那些号称进士的人，大都把磨炼辞赋、窥伺科举功名作为事情。唯独明远您卓然出众，不急切追逐那些事情，却勤勉致力于此，这样的人有几个呢？然而我担心明远年少而气盛，想要迅速成功，却没有办法达到斯文的境界，所以把其中一二说给您听，明远仔细考察它就是了。文章，是道的作用；道，是教化的根本。因此文章的写作，必须先从内心获得道理，再用语言成篇。从内心获得的，是在内心明白的东西；用语言写成的，是在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在内心明白，所以可以适用于实际；在外部表现出来，所以可以推广教化。因此，《诗》《书》《礼》《乐》《大易》《春秋》这些著作，统称为“经”，是因为它们最终经孔子之手完成，所以尊崇而区别对待。这就是圣人的文章。后人的力量浅薄，不能继承圣人，但只应当辅佐名教、夹助圣人罢了。有时阐明圣人的微妙旨意，有时指斥诸子百家的异端，有时揭示千古以来尚未觉悟的道理，有时纠正当时的过失，有时陈述仁政的大原则，有时斥责功利的末流之术，有时发扬圣人的声望功业，有时抒写下层百姓的愤懑叹息，有时陈述大人物的出处进退，有时叙述国家的安危。都必须面对事情而采择事实，有所感触才写作，成为论、议、书、疏、歌、诗、赞、颂、箴、辞、铭、说之类。虽然名目很多，最终都归于道，都称为文章。如果任意构造虚无之事而写作，那就不是文章，而是毫无用处的瞽言罢了，只是白白玷污书册，有什么可贵呢？明远如果无意于文章，那就罢了；如果有志于此，就必须潜心探求其中的道理。潜心探求其中的道理，那么所得一定深厚；所得既然深厚，那么所说的一定高远；既深厚又高远，才差不多可以期待达到斯文的境界。否则就会浅薄而近俗，哪里能够期待达到斯文的境界呢？唉！达到斯文的境界实在困难，已经很久了。从西汉到李唐之间，博学的大儒接踵而起，凭文章流传后世的人很多。然而其中大多夹杂着杨朱、墨翟、佛、老的学说，虚无、报应之事，以及沈约、谢朓、徐陵、庾信那种妖艳邪靡的言辞。甚至有的篇章盈编、文集满帙，拿出来一看，却没有一句涉及教化的话，这难道不是无用的瞽言，只是白白玷污书册吗？至于始终讲仁义、不背离也不杂乱的，只有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罢了。由此说来，达到这种境界难道可以轻易吗？如果想轻易达到这种境界，那就不是我所听闻的道理。明远请仔细考察，不要认为我的话说得轻慢。谨此不一一陈述。《兖州邹县建孟庙记》孔子去世以后，在千百年间，驾驭邪说怪论、放纵奇险行为、侵害超越我圣人之道的人很多，其中杨朱、墨翟是首要的，所以他们的罪过特别重大。孔子去世以后，在千百年间，排斥邪说怪论、平除奇险行为、辅佐我圣人之道的人也很多，其中孟子是第一人，所以他的功劳特别巨大。从前杨朱、墨翟离孔子的时代还不到一百年，便把无父无君的教说推行于天下，天下人迷惑而归附他们。唉！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这是治理国家的大纲，也是人伦的根本，一刻也不可离弃。而他们却把这些全都抛弃了，这是要驱使天下百姓离开中国而成为夷狄，灾祸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如果没有孟子，没有人能够挽救这种局面，所以孟子慨然奋起，大力陈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法度，驱除杨朱、墨翟的学说，断绝它的后患，把天下百姓从夷狄的境地中拔救出来，重新安置在中国，使我圣人的道统光明显耀而不至坠落。因此扬子云说：“古代杨朱、墨翟堵塞道路，孟子作辞加以辟斥，天下顿时开阔明朗。”韩退之说：“孟子的功劳，我认为不在禹之下。”然而扬子云叙述孟子的功劳，不如韩退之说得深刻而周详。为什么呢？洪水横流，如果大禹不出现，天下百姓就会变成鱼鳖；杨朱、墨翟肆虐，如果孟子不出现，天下百姓就会变成禽兽。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景祐丁丑年岁末，我拜龙图孔公为东鲁之主已经第二年了。孔公是圣人的后代，把弘扬大教、兴复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曾经说各位儒者中对圣门有大功的，没有谁先于孟子。孟子竭力平定杨朱、墨翟造成的祸患，却没有在后世得到血食祭祀，这是很大的缺憾。《祭法》说：“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够捍卫大患的，就祭祀他。”孟子可以说是能够抵御大灾、捍卫大患的人。况且邹县过去被认为是孟子的故里，如今又是我所治理地区的属县，我应当寻访他的坟墓并为之立表，修缮他的祠庙并祭祀他，以表彰他的功业。于是下发公文，命令有关官吏广泛查访，果然在县城东北三十里有一座山，名叫四墓山，在四墓山南面找到了他的墓。于是命人除去丛生的荆棘荒草，开始修建堂宇，并让公孙丑、万章等人配享。到了第二年春天，庙宇建成，便让泰山孙复明为它撰写碑记。孙复学习孔子而仰慕孟子，世上有踏行邪说怪论、奇险行为的人，尚且常想着继承孟子而加以攻击，何况我是承奉孔公的命令来记述这座庙，又怎么敢推辞呢！唉！子云能够叙述孟子的功劳，却不能完全阐尽；退之能够完全阐尽，却不能为孟子祭祀；只有孔公既能完全阐尽孟子的功劳，又能为他祭祀，这难道不是美事吗？所以我直书其事，把它记载下来。景祐五年，岁次戊寅，三月某日记。

译《信道堂记》圣贤的事业，没有所谓进，也没有所谓退；没有所谓毁，也没有所谓誉，只看道存在于哪里罢了。道被采用，就实行于世；道被舍弃，就退藏不出。什么叫进呢？什么叫退呢？拿它考察三王而没有错误，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拿它询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出现也不会迷惑。什么叫毁呢？什么叫誉呢？我所说的道，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也是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的道。我学习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的道已经三十年，处在当今时代，所以不知道所谓进究竟是怎样的进，退究竟是怎样的退，毁究竟是怎样的毁，誉究竟是怎样的誉。它进，是因为我所学习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进步了；对于我自身来说，有什么进步呢？它退，是因为我所学习的这些道退失了；对于我自身来说，有什么退失呢？它受到毁谤，是因为我所学习的这些道受到毁谤；对于我自身来说，有什么毁谤呢？它得到称誉，是因为我所学习的这些道得到称誉；对于我自身来说，有什么称誉呢？所以说：圣贤的事业，没有所谓进，没有所谓退，没有所谓毁，没有所谓誉，只看道保存在哪里罢了。我在丁丑年秋九月于泰山南面建造堂屋，第二年春天堂屋建成，便用这一道理来处置、安顿此堂，所以把它命名为“信道堂”。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记。《儒辱》《礼记》说：“四郊多有营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土地广大荒芜而不治理，这也是士人的耻辱。唉，卿大夫以四郊多垒为耻辱，士人以土地广大荒芜而不治理为耻辱，那么仁义不能实行、礼乐不能兴作，难道是儒者的耻辱吗？仁义礼乐，是治理社会的根本，是王道兴起的凭借，是人伦得以端正的依据；舍弃这个根本，还能做什么呢？唉，儒者的耻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在前面扰乱它，申不害、韩非在后面把它混杂其中；到了汉、魏以后，就更加严重了。佛、老之徒横行于中国，他们把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作为事情，编造千百种说法欺骗我们的百姓，灭绝仁义来堵塞天下人的耳朵；屏弃礼乐来涂蔽天下人的眼睛。天下的人愚昧者多、贤能者少，害怕他们所说的死生、祸福、报应，于是没有不争相举足、竞相趋附的。看他们彼此结成群体，纷纷扰扰遍布天下，于是他们的教说竟同儒学并驾齐驱，鼎立为三，唉，真是奇怪啊！况且君臣、父子、夫妇，是人伦的大端。他们却废弃君臣之礼，断绝父子之亲，灭除夫妇之义；用这种道理治理国家，国家就会混乱；用它来教导人，人们就会互相残害。儒者如果不把仁义礼乐放在心上，那就罢了；如果把它放在心上，难道能不击鼓进攻他们吗？如今凡是人与人争吵辱骂，稍微不能胜过对方，尚且还认为是耻辱，何况他们竟用夷狄和诸子的法则扰乱我圣人的教化呢？那造成的耻辱实在太大了。唉，圣人不出世，怪异混乱的学说就无人平定，所以杨朱、墨翟兴起，孟子加以辟斥；申不害、韩非出现，扬雄加以抵拒；佛、老盛行，韩文公加以排斥。若不是这三位，那么天下人都会相继成为夷狄了。可惜这三个人的道理有余，而志愿不能实现；力量足以除去邪说，而作用却不能施展。假使他们的志愿能够实现、作用能够施行，那么就可以铲除滋长的邪说，斩断它们的根本了。唉，后世那些头戴章甫、身穿缝掖之衣的儒者，不知道自己的耻辱，反而跟随他们尊奉佛、老的人，多得很。难道不成为罪人吗？从汉、魏以来直到现在一千多年，它的源流已经深厚，根本已经牢固；儒者既得不到相应的地位，又不能剪除这类学说，那将怎么办呢？那将怎么办呢？所以写下《儒辱》。

译《世子蒯聩论》所谓正名，说的是传承嗣位、确立嫡子。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比传承嗣位更重要的；传承嗣位的道理，没有比确立嫡子更重要。这是用来防止僭越混乱、杜绝篡夺的。这样才能尊重统绪、传承宗脉，使世代相承而不断绝。所以子路问孔子：“卫国国君等待您去执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认为卫灵公没有道义，不能先端正他的继承人来安定国家，最终使蒯聩父子争夺君位，导致卫国混乱。因此回答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不能办成；事情不能办成，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何辨明这一点呢？按《春秋》记载，定公十四年，卫国世子蒯聩出奔宋国；哀公二年，晋国赵鞅率军把卫国世子蒯聩送入戚地。蒯聩出奔宋国，是因为他有杀害母亲的罪行，害怕而逃往宋国。把卫国世子蒯聩送入戚地，是因为卫灵公已经死了，蒯聩被蒯辄拒绝，不能进入卫国。况且蒯聩有杀母之罪，害怕而逃往宋国，卫灵公本来就应该立即废黜他，另选次序上应当继立的人，以确定嗣子的地位。卫灵公不能预先确定嗣子的地位，所以使公子郢后来拥立蒯辄，造成卫国的混乱。蒯聩是卫灵公的儿子，蒯辄是蒯聩的儿子。蒯辄既然已经即位，蒯聩就没有办法再即位了。蒯聩既然不能即位，就一定会回来争夺他的国家；他回来争夺国家，蒯辄就一定会拒绝他。蒯辄既然拒绝父亲，这就是抛弃父亲而拥立儿子，教导儿子拒绝父亲。唉！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是国家的大纲。他们却抛弃父亲而拥立儿子，教导儿子拒绝父亲，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这是禽兽的行为，人伦道理已经灭亡了。因此，蒯聩出奔宋国、被送入戚地，《春秋》都端正世子的名分而记载它，是厌恶卫灵公而不承认蒯辄的正当性。厌恶卫灵公，是厌恶他不能预先端正继承人以安定国家；不承认蒯辄，是不承认他身为人子却拒绝父亲。有人说：“像蒯聩这样的人，难道唯独没有罪恶吗？”回答说：“蒯聩有杀母之罪，本应断绝其继承资格；他回来争夺国家，这就是篡夺国家。所以经文记作‘纳’，‘纳’是记载篡夺者的用语。谁说蒯聩唯独没有罪恶呢？”那么，蒯聩篡夺国家、蒯辄拒绝父亲，都是卫灵公造成的。说都是卫灵公造成的，是因为卫灵公活着时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室，死后又不能端正自己的继承人。所以《春秋》把三方面都加以讥刺。这正是圣人端正君臣关系、阐明父子关系、挽救昏乱局面、敦厚人伦的深意。而世上那些解说《春秋》的人，认为这是在端正百世的名分，却把问题说得过于疏略了。诗 蜡烛 六龙驾着太阳向西奔走，进入崦嵫山；寂静的华堂中，滴漏已经转过时辰。我的一寸丹心如果能够得到任用，即使化为灰烬也毫无怨言。八月十四日夜 银河无声，暗露低垂；玉蟾刚刚升起，正要变圆。清酒和素瑟，正适合先来欣赏；至于明夜是阴是晴，却无法知道。《谕学》深沉地观察天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茫茫万物，争相繁衍滋长。飞禽、走兽、鳞虫、介虫，各有各的欲望。它们披毛张甲，争夺搏击，纷纷相互追逐。人也只是其中的一种生物罢了。饿了就吃，渴了就喝，没有休止的时候。如果不是用道义充实自己的内心，那么和鸟兽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多了人的须眉罢了？人生的根本在于学习，勤奋才能达到目标；不勤奋求取，就没有理由期望达到目标。孟轲、荀卿、扬雄这些人，当时未必都是生来就知道的，只因他们钻研仰求，长久不停止，最终进入圣人的境域。不要争着抢先奔驰；既然学习了，就应当穷究高远宏大的道理，不要把心思用在讲究声病、沉溺淫哇之辞上。斯文衰落，唉，已经很久了。应当努力思考，驾驭学说，扶助倾危，冲破昏暗，彰明宣扬大道，使自身成为姬姓圣王和孔子的屏障。至于学问的是非、丰薄，如果不学习，千万不要白白使精神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