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提要 《敝帚藁畧》八卷，别集类三【宋】臣等恭敬地考察：《敝帚藁畧》八卷，是宋代包恢所撰。包恢字宏父，建昌人，嘉定十三年进士，历任刑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城县侯，后来以资政殿学士退休，去世后追赠少保，谥号文肃。《宋史》本传称：包恢的几位叔父都跟从朱子学习，他年轻时就听闻心性之学的防范；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打击豪强奸猾，铲除奸民，审理疑难案件，征收盐税。然而《贾似道传》又称，贾似道实行公田法时，包恢任知平江府，督促购买民田，甚至施行肉刑。两篇传记都出自托克托之手，却把贤者和奸者写得截然不同。大概《宋史》对于道学人物一概加以褒美，而《贾似道传》中偶然删削了这件事。包恢一生并不以文章闻名，史传也完全没有提及他的著作。只有元代刘壎《隠居通议》中说：‘包恢以学问成为当时士人的表率，一生替人撰写丰碑巨刻，每次落笔都汪洋恣肆，依据义理，娓娓道来而无穷尽，大概是因为他的学力深厚，无法测量。’如此极力推重他。现在看他的作品，大多疏通畅达，充沛有余；奏札等篇，也恳切详明，具备敷奏之文的体制。他立身处世虽然处在君子与小人之间，但撇开其人而只评论文章，本来也是不失为儒者之言的。《隠居通议》又称：包恢平生最怀疑《周礼》，认为它不是圣贤之书，于是著书剖析其错误，题名为《周礼六官辨》。景定壬戌年，包恢与刘克庄一同在缉熙殿侍奉，刘克庄上奏此事，皇帝下诏征召欧圣弼替他撰写进表。虽然他所辨析的内容并不恰当，但进表却极佳。如此等等。这件事本传没有记载，《六官辨》也不在文集中，想来它另有单行本，所以没有收入吧？文集由包恢亲自编定，《宋史·艺文志》和马氏《经籍考》都没有著录，世上也没有别的传本，原来的目录已经不可考。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纂，共得到文章七十多篇、诗八十多首，编为八卷，并把包恢自记和门人郑无妄的跋附在末尾。简略地可以看出这部集子的始末。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地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敝帚藁畧》卷一　　　　　　宋　包恢　撰写奏札 奏报平定荻浦盗寇事宜的奏札【浙西提刑】臣日前承蒙圣恩，任命臣为浙右司臬，交给臣平定盗寇的责任。臣反复想到自己既愚笨又年老，恐怕以至于误事，已经上奏请求辞免；又怕被怀疑是在逃避责任，所以不敢坚决推辞，只得冒昧前往任事。臣日夜思考怎样才能仰体陛下的圣意。臣并非木石，怎么敢不竭尽自己的愚见？臣私下认为，这些盗寇在王畿之内横行，与远方突然起事的盗贼不同，是心腹之患；与流毒于四肢的祸患更大不相同，关系到国家的祸福，实在非同小可。况且安吉距离京城极近，而长兴县的嘉防、长兴两乡十七村，如荻浦、环沉等处，假如他们只私自贩卖盐茶、卖酒，那么罪过还小；如果有田地却可以不交租，那就不是王朝的百姓；杀了人却可以不偿命，那就是没有王法。他们一出动，就是几十只船、几百人、几百件军器，出没于太湖，往来于镇市，抢劫百姓财物，掳掠妇女，剖人心腹，折断人的肢体；有一人曾杀死数人的，惨酷没有比这更甚的了。这些情况在大盗首陈超、陈洧、沈文海、沈文焕等人的供词中都有确实踪迹和证据，他们不是王朝的百姓、没有王法，已经达到极点。臣起初到任，只想仰体陛下宽大仁厚的德意，不敢立即对他们施用重刑和武力；一再教化诱导，都是希望把强悍之徒变成善良百姓。因此曾两次张榜晓谕，秘密派遣将士招抚他们五次，又召集、率领土豪劝说诱导他们，不知有多少次，自以为恩意已经完全表达，能够做的没有不做到的。可是经过四十多天，两个陈姓、两个沈姓的大头领依仗强悍，凭险固守，不肯服从，凶顽猖獗，锻造兵器、磨砺刀刃，反叛阴谋难以测度，凶焰越来越盛。于是臣知道绝不可以善意诱导，便秘密筹划，暗中调遣：让许浦二千人驻扎陆地，澉浦一千人驻扎湖上，又让吴长平、望香兰、马迹、皋塘等寨五百多名士兵为乡导。顾径统制刘师勇率领一军，澉浦统领袁发率领一军；又因为许浦都统刘达有谋略有勇气，任用他总制各军，水陆并进。臣又担心他们四处奔突，给邻近地区带来祸患，于是在各处▯港以及山路中可以逃走的地方，陆路如皋塘、水口镇、吴城步等处，水路如荻浦港、陈溃港以及太湖各处▯港等处，都多分兵把守；并委托安吉州调兵防守大钱各港，发文给广德军派兵防御越界逃窜者。此前又只以多建寨堡、多驻军为名，暗中行动而不露出机谋；一旦水陆军队四面会合，贼党魂飞魄散，没有一个漏网。当时，即使一举将他们全部消灭也可以。但臣平素已经定下计划，发誓不以杀戮来显示威势，只以军队临之，断绝他们逃奔的道路，使他们陷入困窘，全部活捉而已。因此各贼起初虽然想抵抗，等到军威振作后，就想抵抗也不能；起初虽然不逃，等到各处堵截严密后，就想逃也无路可走。那些贼首本来都有姓名，已经束手就擒；其余贼党中不知姓名的，乡里的平民都指出并将其擒获，无不是平日作恶多端的人，没有牵连一个无辜者。即使有人逃到偏僻荒野、高险山地或藏匿之家，也全部搜捕，没有遗漏。除陈超、陈洧、沈文海、沈文焕四名凶首外，共活捉三百八十多人；在军前招募、刺字充军的，又有二百多人。他们自知罪行难逃而投水、在山中上吊的，也不知有多少。缴获军器一千九百多件、船二百多只。军队没有血刃，百姓安居，幸而没有玉石俱焚的祸患。对于已经擒获的人，恐怕其中不免有冤枉滥捕，于是又在安吉州设置都勘院，多派官吏分别审问，完全查得实情。依法处死的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余全都刺字充作旗军，分别编入江淮军籍，幸而没有滥杀的过失。臣始终慎重行事，力求万全，幸而符合最初的谋划，没有导致事情失败。外有盗贼的谋主邵宗焕，以及纠集盗众、最初制造祸乱的洪福、何正乡，也都依法处置；恶类被斩草除根，良民吐气，境内因此肃清。这实在是由于陛下的德威使人敬畏、德明使人明察，不发怒而百姓已经畏惧斧钺，是王者出征而不交战的盛举。臣不过是敬奉圣威和诏命，实在没有一寸功劳可说。只是臣内心深有感触：臣才薄望轻，却冒然承担重任，实在是不自量力；期间飞语流言接连而来，令人可怕。若不是陛下深沉静默、超然远见，坚定一个意旨而确实不移，排除群议而卓然不惑，那么臣陷于罪戾，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但事情不能成功，岂不是又要严重增加陛下日夜忧劳的负担吗？如今侥幸已经平定，所有事情的始末大略，谨记录下来奏报，恭请圣上明察。杂问 杂问是非的异同 问：天下是否有共同而唯一的公正是非，或者也有不同于它的私见吗？至于是非双方人数的多少，哪比得上是非双方人数众多就一定没有私心呢？一个人的意见少，哪比得上百千万人的意见多呢？假如有百千万个人都认为是，而唯独有一个人认为不是，却推说自己不是出于私心，这种说法可信吗？再以士人来说，有所谓乡士，不是乡里共同推举为优秀，却能以善名闻于一乡的吗？有所谓国士，不是全国人共同称许，却能以善名闻于一国的吗？有所谓天下士，不是天下人共同赞许，却能以善名闻于天下的吗？所谓一乡的善士，就同一乡的善士交友；一国的善士，就同一国的善士交友；天下的善士，就同天下的善士交友。难道不是乡、国、天下共同认为是善，而没有人认为不是，这才称得上善吗？然而乡愿这个人，一乡人都称他为忠厚老实，难道不是一乡之善吗？孔子却唯独不赞同一乡人的称誉，指责他是道德的败坏者，这是为什么？即使说他不是善人，何至于把他称为道德的盗贼呢？少正卯，鲁国人都认为他是闻名之士，难道不是一国之善吗？孔子却唯独不赞同鲁国人的说法，在两观之下把他杀死，这是为什么？

译即使说他不是善人，何至于犯下应当诛杀的罪呢？杨朱、墨子，天下的言论都归附他们，难道不是天下之善吗？孟子却唯独不赞同天下人的说法，把他们视为无君无父的禽兽，这是为什么？即使说他们不是善人，何至于把他们看作禽兽呢？是非的端绪，是人心共同具有的，不能欺骗。难道人的一切是非都不足以凭据，必须等到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出现之后才能确定吗？难道是非可以按照意见的异同和人数多少一概而论吗？然而处在下位，选择士人来交友，假如不是善人，就会损害道德、败坏风俗，但祸患还小；处在上位，选择士人来任用，假如不是善人，邪念就会生于他的内心，祸害他的事情；祸害发于事情，又会祸害他的政事，这祸患难道不大吗？因此在决定是非的时候，尤其不能不谨慎。答：乡人都认为善良的人，喜爱他、任用他，是可以的；国人都说贤能的人，任用他，是可以的；天下人都归向仁德的人，任用他，是可以的。然而后世如殷浩，声名很盛，甚至以他的出仕或退处来判断国家兴废，朝野都推重敬服；房琯声望很高，众人都说他有谋略，包文武有辅佐君王的才干。这两人将是天下无人不知其善，何况一乡一国呢？选拔任用他们，应该成就大功。为什么一经任用就屡屡败坏大事呢？至于韩信，家境贫寒而品行不佳，寄食于漂母，曾受胯下之辱；诸葛亮亲自在南阳耕作，只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这两个人，即使一乡一国未必知道他们的长处，何况天下呢？如果选拔任用他们，应该会败坏大事。为什么一经任用却屡屡成就大功呢？既然如此，乡、国、天下都称善，为什么反而不如乡、国、天下都没有称誉的人善呢？这是任用人的困难，还是选拔人的困难？或者不是选拔人的困难，而是认识人的困难？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自从我皇上改弦更张以来，首先严格禁止荐举和发书，已经彻底革除了从前的弊端。为什么近来朝廷士大夫还有请求，仍然担心公道没有充分彰明呢？他们的主张一定要让内廷的侍从、台谏，外任的监司、帅守，以及有贤德声誉的人、寄居官，都可以写信推荐人才，明白说某人有某种德行，某人有某种才能。这难道不是也要说明那个人有德行，正如《诗经》所说‘实在是众多而美好’，继承皋陶谋议中认识人的遗意吗？难道不是想合并乡、国、天下的公论吗？这样来求取人才，推荐者就一定不会徇私容情，被举荐者也可以根据名声追究实际，这样确实可以得到人才吗？还是说这样就不用担心举荐人才不公，却恐怕应当担心认识人才不明呢？贤能如傅说，认识他的只有武丁一人而已。在此以前，他曾在傅岩筑墙，所以一乡之人也未必知道他。圣人如孔子，认识他的只有众弟子而已。他中间曾在陈、蔡受困，所以一国之人也未必知道他。忠诚如周公，认识他的只有十位哲人而已。当时四国都散布流言，所以天下人也未必知道他。以大贤大圣的忠诚，尚且有时会像这样不被了解，何况比他们低下的人呢？然而只有贤人能够了解贤人，只有圣人能够了解圣人，只有忠臣能够了解忠臣，普通人本来就不能辨识。至于普通人所能认识的那些人：在一乡，或许只是没有被举荐、没有被弹劾，看起来忠信廉洁、众人都喜欢的人；在一国，或许只是居处足以聚集徒众、结成党派，谈说足以修饰声誉、博取荣宠，众人势力强盛足以抗拒正理、独自标立的人；在天下，或许只是口口声声说为我、为义，以兼爱为仁，而以处士身份横加议论的人。凭议论取人吗？那么有言论的人未必有德行。凭容貌取人吗？那么外表表现仁厚的人，行为可能违背仁德。凭文章、才干和声名取人吗？那么浮躁浅露的人必定不能享有福禄。凭儒学和文雅取人吗？那么进入朝廷侍奉、登朝任职的人，又可能因贪赃而败坏。认识人难道不是很难吗？那些考察乡曲人物、每月更定品评的人，必定要有像许子将那样的鉴识，才能了解一乡的善士吗？太守一见面就推荐、通达郡中士人，必定要有像符伟明那样的鉴识，才能了解一国的善士吗？天下选拔士人，人人称许郭，必定要有像郭有道那样的明察，才能了解天下的善士吗？然而这些都只是根据人的善来评论，那么又怎么能知道人的正直呢？如今正值上下交泰、治道通达之时，正要使众多贤才都和谐地聚集朝廷，不让任何贤才遗漏在民间。诸位应当合并古今的情况加以评论。对于乡、国、天下的善士，对他人必定有所听闻，对自己必定有所见识，难道可以因为自我谦逊而不以此自我勉励吗？这三种人中必定有一种可以从这里得到。幸望详细地告诉我。申状 申报防御海盗事宜的申状【福建提刑】查得臣日前接到省札，依据臣僚奏请，命福建安抚司、提刑司以及泉州各任，责令筹划处置，多设谋略，剿捕海盗。又接到密札，依据臣僚奏请，传达给帅司、提刑司，命令多设谋略，作为捕盗的策略。据臣考察，海道眼下虽然暂时肃清，但到了深秋初冬，离去的必定会再来，散开的必定会重新聚合，臣岂敢不敬畏地遵照颁行的命令筹划处置？海盗虽然并非从来没有，但从未见近年这样猖獗。近年虽无一年没有海盗，却从未见像今年这样凶横。此前只听说他们在海上劫船；后来竟敢登上海岸放火杀人抢劫。此前还听说船小人少；如今人数达到几千，巨船也有上千艘。筹划剿捕，实在不能迟缓。但如果只有剿捕的器具，如今又不能另有奇策，也还不能把器具全部准备好，却想在一天之内一扫而清，哪里容易说到呢？况且过去海道上的胜利，只有李宝在胶西的一次功劳，虽然是战胜敌人，却不是战胜海盗。然而事情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姑且借李宝的事来作比喻。李宝说：‘海道没有险要可以守，万一敌船分散进入各个海洋，就难以荡平消灭。’

译‘只有一个计策可以取得万全，而这个计策只是想趁他们尚未离开巢穴时，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趁他们惊慌扰乱之际迅速攻击，就可以取得成功。’后来采用这个计策，正好时机适宜，正好遇到他们聚集，正好把握住机会，正好占据有利地形，这个计策一经实施，最终便取得成功。如今这些贼人当然不能同当时的敌人相比，但剿捕也必定要有相应的策略，所以本来就应多设谋略。不过还要随着时势出奇制胜、随机应变，不能刻舟求剑。况且兵家策略中，最秘密的在于使用间谍。李宝有他的儿子潜入敌境，侦察动静、验证虚实，以免误了战果。海道作战所急需的，是船只。李宝有坚固良好、能够经受风涛的船一百二十艘。所使用的是军兵，李宝有三千人，是从两浙、福建抽调的五分弓弩手，并非正规军。所依仗的是兵器，李宝的旗帜、器械、弓、刀、戈、甲无不齐备。所依赖的是军需，李宝有数万银绢作为军需。最奇妙的是火攻，李宝有火箭环绕发射，烟焰随即迸发，不到一会儿就能延烧数百艘船。这六项，就是他的策略和装备，也是兵家通常的事情，并不奇异，哪里可以缺少一项呢？如今时势不同、事情有异，自然不能一概而论，本来不敢希望像李宝当时那样整备完毕；但应当估量形势、衡量力量，随宜斟酌，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又怎么能不竭尽所能呢？其中细节也难以全部陈述。姑且把大略分条列在后面，必须申报说明的事项如下。一、如今想略微仿效使用间谍，那么官司的动静，贼人没有不知道详情的；贼船的行动和停息，官司反而不能侦察到实情。应当采取的措施，是精选善于侦察探听的人，务必完全查明他们人数的多少、力量的强弱。并且多设机谋，多派出间谍，秘密诱导他们的头目，使其解散部众、挺身投降；又秘密诱导他们的部众去擒获头目，或者斩下头目首级，率众归附。向他们说明祸福，许诺重赏，也可以说是使用间谍的办法。一、如今想略微补充船只，那么福州只有延祥、荻芦两寨，所谓赤马、白鹞，数量很少。而且近来拿它们同贼船相比，贼船都高大，这些船反而低小。其他各寨可以使用的船也都不多。此外，只有泉州左翼还剩下一些遇到困境时可以救济的大船。筹划水军，只能集合民船来帮助官船，但民船全是小型船只，未必能够制敌。而且百姓也未必愿意供我们使用，只得委婉安排，反复劝谕，向他们说明这是自卫乡里的办法，也是保全家室的办法；既为公事，也为私利，同舟共济。还要以船多为贵，借以壮大声势，也许可以得到船只来使用。一、如今想略微增加军兵，像福州也只有延祥、荻芦两寨的士兵稍微懂得海道，曾经熟悉水战。其他各尉、各寨的士兵，不是深谙水战的人，只能作为辅助。除左翼军可以调遣防备应援外，为了补足兵力，也只能招募民兵来帮助官军。他们居住在海岸，平素熟悉地理，也熟悉水势；总的来说，可以由各澳的澳长准备，以备缓急，互相牵制配合，希望足以供军队使用。一、想略微补充军器，那么水军水战以弓弩为先，必须先多准备；其次枪杈、刀剑等，也都必须样样精良锋利。这些是官兵将佐平常使用的器械，自然应当多多置办，不容稍有缺少。此外，还应多招募善于潜水的人，多制造凿船、截断舵等器具，并传令各总首和民兵，各自筹办，希望可以补足军器之用。一、如今想略微准备军需，但本司自己没有一文钱一粒米可以供应军需。日前已经禀报朝廷下令运司办理了，只是费用浩大，数额应当很多。军队并不难使用，特别难办的是钱粮。派遣的人越多，调度的范围越广；物资有限而不能接续，耽搁违误而来不及，一旦缺乏供应，立即会导致误事，不只是不能让人效力，也不能维持长久。必须预先筹集，以备不测，接受发给的差官专门负责供应。又必须请求朝廷不惜重费；若想奏报大捷、除掉大患、成就大功，就全要依靠充足的军需。一、如今想略微仿效火攻，各处军中本来就有使用火炮的方法。左统领自己有已经制成、可以使用的火炮，近来延祥寨的官员也按照方法制造了，只恐怕数量不能多。现在应当计算费用，拨给本钱，责令多造。水军取胜，尤其更加迅速。此外，还应多方征集善于水战的民船，多装载干燥的火草，藏在隐秘之处，等待有利时机，乘机发动，以备火攻之用。一、擒捕这些贼人，本来只是海澳土豪、隅总等人能够办到的事情。这些贼人虽然在海上，但日常饮食用品无不是从海岸取得的。假如海上百姓能够同心协力，到处严格禁止，严厉拒绝他们，使他们不能登上海岸，那么他们不是饿死就是渴死，还能做什么呢？只是海上百姓多从中取利，他们所获珍宝动辄价值千万，所以富人替他们停留窝藏，穷人为他们服役，甚至大量开设酒楼、妓馆来诱引他们，唯恐他们不来。那些以捕鱼为名的小鱼船，又多是贼人的耳目和向导。贼徒之所以猖獗凶横，都是我百姓与他们勾结而造成的。现在必须在各海澳之处团结保伍，由澳长统领。若有一家窝藏贼徒、接引赃物，保伍全体都要连坐。遇到贼船时，由保伍、民兵和澳长负责，严密防守，使其不能靠岸；一旦靠近，就聚集众人擒捕，随即由官军攻击他们，他们也就只能送死而已。这一项现在正要筹划施行。一、海上各处都有澳，可以增加防守；各澳都有澳长，可以充任总首。百姓各自居住在海乡，可以训练水战。现在广泛选择有财力、又一向有才干谋略、为众人所推重的人，补充为总首，让他们专门负责组织保伍，充任民兵。这些总首必须暂时授予名目，等到立有功劳，再正式补授官资；保伍民兵等候有劳绩，也应当分等级推赏，这样或许乐意供官司使用。这一项须听从朝廷指挥施行。

译一、贼人的头目不过一两人，多的或许三五人；此外的人虽然很多，都是随从或被胁从者，未必人人都愿意为贼人效力。那些头目难道不知道世上从来没有不失败的贼人吗？他们未必完全不懂利害祸福。现在除秘密派人使用离间计外，还应公开张榜，显示重赏，使为首者立即解散部众、投降；到时应赏给某官某职、钱若干千贯文。又让随从者或擒获头目，或斩下头目首级前来归附，也应赏给上面所说的官资和钱财。这样不只是不会加罪于他们，他们的首领和随从听到后，必定彼此猜疑，也足以离间其内心、瓦解其党羽。一定会有人响应。这一项必须明确制定赏格，须听从朝廷指挥施行。一、贼人并不难捕，难的是不吝惜重赏罢了。既然必须明确制定赏格，如今像承信郎等官，直到进武、进勇、校尉、副尉的告命绫纸，若能请朝廷多多颁发下来，以等待行赏，那么上至兵将、下至隅总，必定有人羡慕向往而勇往直前。如果有人违背节制、违犯军令，停留拖延、阻挠行动，畏惧躲避、退缩不前，既不听命又导致事情失败，一定按军法处置。赏罚必须确实执行、明确决断，不可混乱。这一项也须听从朝廷指挥施行。一、唐人说群盗多如麻，无法追寻逐捕，没有关隘可以据守，没有要害可以防备，正是针对海盗而言。海道辽阔无边，仅以一州的境界来说，就已经无法穷尽。如果水军聚集驻扎在一处，就没有常山之蛇首尾相应的形势，首尾本来就无法互相支援；如果分散驻扎在各处，又恐怕兵力分散、力量薄弱，不足以合力吞并敌人。现在应当命令各县、各寨的总首和民兵，互相侦察，互相报告应援，确实查明贼船所在，防守并合力夹攻，希望可以奏效。这一项现在正要筹划施行。一、姑且以福州境内来说，从北面来的贼船，就从温州界内的分铜盘山、半洋碓等处进入；从南面来的，就从兴化界内的分南啸山、南匿寨等处进入。进入之后，涵头、迎仙、江口、岩浔、商屿、波浪澳、小练等处，就是他们劫掠商船的地方。中间西边的小练山、东边的荻芦头，是南北出入的关口。如果在这里截断，使南来的不能到北边，北来的不能到南边，一定可以擒获他们。这里还有可以增减守御的地方，除此之外海势辽阔遥远，事情关系重大，不敢轻率议论。大致说来，北面浙东各郡、南面广东，都必须一体严格筹划处置，这才是常山之蛇首尾相应的形势。以三路来说，广东是蛇头，浙东是蛇尾，福建居中；以福建来说，福州是蛇尾，漳州、泉州是蛇头，福州与兴化之间是中部。本路既然将要传令各州各县依例筹划处置，就要使首尾中部彼此呼应。若浙东、广东也要像首尾中部这样相互呼应，就须听从朝廷指挥施行。一、过去贼船在海上，官府不了解虚实，通常都只是望着茫茫大海而战栗畏惧罢了。像寨尉等人，力量小、形势弱，本来似乎不足以抵敌。至于各司调来的战船水军，并不是力量不足，却又大多不肯向前，或向东或向西、或迎或避，大致如同彼此互相躲避，从来没有见过官军同贼人真正交战一次。因此在海上的贼人洋洋得意，声势越来越大，骄横更加严重，好像没有人能奈何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起初并没有什么能耐。比如今年夏天，福州延祥寨官李安国独自敢于奋力同他们交战，便能生擒、杀死他们许多人，数也数不清；贼人随即狼狈不堪，进退无路，于是从此散去，这就是一次决战的功劳。如今若三路共同谋划、合力夹攻交战，先消灭他们，然后再吃早饭，这个计划一旦实行，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如果各自守住边界，庆幸他们出境就认为无事，放任他们离去，不追也不杀，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肃清。应当把三路合成一家，统一筹划处置，以消灭贼人为目标。这一项须听从朝廷指挥施行。札文发给本司，所申报的防御捕捉海盗十三项，均属合宜事宜，准予施行。申报禁止铜钱外流事宜的申状【广东运使】使臣某恭敬地接到省札，传令本司责令详细访察，条列铜钱外流的利弊。臣私下对这件事忧虑国家已经很久了，只是事情关系重大，不仅还没有万全的禁止办法，也因为臣地位低、声望轻，不敢轻率发表无足轻重的意见。如今既已接到指挥，哪里还容得沉默？臣私下认为，倭船这一项，其偷运铜钱外流已经多年，明白显著，已不必多加陈述。但铜钱外流的地方，不仅在庆元抽解之处；沿海温州、台州等处的境界，数千里之间，外流的地方不止一处。倭船从本国出发渡海而来，有的还未到庆元以前，便先经过温州、台州境内，在海边停泊；富豪百姓公然同他们交易。倭人最喜欢的是铜钱，而海上百姓贪图的只是倭船上多有珍奇货物。凡价值一百贯文的东西，只要十贯文就能买到；凡价值一千贯文的东西，只要一百贯文就能买到。像这样，奸民怎么能不乐意同他们交易？等倭船离开四明以后，又有的还没有立即返回本国贸易，船上仍有余货，便又在温州、台州境内往来，低价贱卖，照旧交易。所以今年春天，台城在一天之内忽然完全没有一文小钱可以在市场流通，才知道本郡奸民的奸弊已经到了这种极点；前后辗转外流的钱，不知有多少，已经无法计算。

译如今想遏制庆元铜钱外流的弊端，恐怕也没有别的新奇策略，只有恢复祖宗的旧制度，仍旧在华亭设置机构抽解。这样虽然未必能完全革除旧弊，但同在庆元相比，似乎大有不同。然而臣又曾私下有所疑虑：倭船船主拿来抽解的货物，起初不过是板木、螺头一类粗物，却让他们能够用这些货物换取我们的铜钱回去，这就好比用泥土交换我们的真金，用石头交换我们的美玉，利害本来并不难看出。螺头只能供宴饮之需，即使没有它，也不至于像没有五谷那样无法养生；板木不知道能够救济什么紧急需要，即使没有它，也不至于像没有棺木那样无法送葬，难道不可以禁止他们来吗？只有能够供应军需的硫黄，才允许他们贸易。这样抽解，来船必定减少，铜钱外流也会减少。听说每年往来不少于四五十艘船，却无非是木板、螺头等物，坐看它们耗竭我国的重宝，难道不可惜吗？虽然说他们返航时由差官检查船内空无货物，然后才放行，但这也只是一纸空文罢了。因为不仅官吏不廉洁、不公正，按惯例有所收受而不按实情检查放行；也因为倭船高大、深广，一百多人把钱运回船中，船比来时更加沉重，因为船底无不是铜钱。检查空船的官员一经过，只从上面望一眼便退去，哪里知道里面藏的钱数目如此浩大？况且他们的计谋奸诈诡秘。此前他们逐渐积存现钱，有的寄放在海边人家，有的埋藏在海岛险僻处，有的预先用小船搬运到州岸之前，已经运出五七十里，等检查空船完毕，然后才到前洋各处，逐批搬入大船，安然离去。又有的把返航船驶走二三十里，检查官员来不及赶到，也只得照例办事，姑且听任原来检查过的船只离开。这就是铜钱外流无法禁止的原因。倭人固然不同于其他戎狄，但他们气质异常、形貌不同，又有丑恶之徒、凶恶之类，同我国百姓交易，甚至在庆元城下共同聚居，臣私下担心时间久了情势改变，不仅我国百姓将被同化而成为倭人，而且还会发生意外的祸乱，岂能只把它看作铜钱外流而坐视不作变通的谋划呢？不过这只是针对庆元外流来说，也只是一个外流地点。若臣所担忧的确实还有数处，冒昧趁此一并说明。过去听说只有倭人喜欢铜钱，如今却听说海外东南各番国没有一个不贪爱铜钱；凡是设有抽解机构的地方，没有一处不发生外流。庆元之外，像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的市舶两处，同庆元没有差别，有的甚至超过庆元。各番国都拿本国货物来交换，抽解所得全都变成外流的现钱带回去，更加无法计算其数量。福建的钱聚集后从泉州的番舶外流，广东的钱聚集后从广州的番舶外流；两路的钱并不像海水那样无穷，难道将全部流入尾闾，不会枯竭吗？其次，本地贩海的商人全是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各处都有，也有许多假称屯驻之所、以经营军需为名的人。虽然说他们还有其他杂货，实际上凭借高大深广的船，一船可以装载数万贯文离去；通常一贯钱可以换番货百贯，百贯钱可以换番货千贯，他们把这当作常事。这一项从北面的庆元，经过中部福建，直到南面的广州，沿海数千里，一年不知有多少船。这又是海商造成的大规模外流。再次，海上百姓中等次较低的人，虽然不能大量外流铜钱，却也有夹带外流的祸患，而很多人没有察觉。因为有海商，或是同乡，或是熟人，海上的百姓无不与他们相熟。所谓夹带外流，就是把钱附带放上他们的船，互相托请，买来番货再回来；少则十贯，多则百贯，通常可以得到数倍价值的货物。愚民只知道贪图利益，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又有一类人，每次等候番舶到来，如泉州、广州等处，所带的多是白银，于是争相拿现钱购买白银，通常一两银只需一贯文钱，以上所得可以获息两贯文。这就是沿海浙东、福建、广东海岸的百姓，没有一家没有一个人不参与外流。这一项是外流数量最多的。话虽如此，上面两类还只是番国人与我国百姓共同造成的弊端，已经严重到极点。至于官司方面，则有明明同他们一起造成外流却始终不知道禁止的，那就是水军的外流。驻扎水军的地方，每月多用现钱发放，这些钱一经发出，本来就不可能再收回，散落在外州也就算了。如今却常常还没运到寨中、军兵也还没有领用，钱便从本州支出，城下的大船直接把它载入番国。这也被当作常事，安然不知奇怪。广东水军尤其全部发放现钱，外流更加严重。一年每月有若干数目，每月外流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不稍微考虑到这一点。这些钱由各州通判负责筹办，极其艰难；筹划稍有不及，一个月才刚办完，又要忧虑下一个月，往往要多方兑换、借贷来应急，时时刻刻都不能迟缓。这样看来，这些钱不是用来供给我的军队，而是用来送给番人的。自从有水军以来，送出去的何止千万亿兆。这又是外流最大的一项。从前边境还有铁钱，可以防止铜钱外流；如今隔海就是异国，一艘船便可以直接到达，却不考虑这一点，臣私下实在疑惑。然而这一项关系军国大计，必须由朝廷赶快制定变通办法，不是臣这样的微末官员敢于参与的。其他如泉州、广州的抽解处所，必须同庆元一样，另立制度，严厉革除以前的弊端；或者在各州市舶司之外另设官司，专门稽查防范，重新严格制定赏罚，在旧有条法和赏格中再增加严密措施施行。至于贩海商人、沿海百姓犯铜钱外流罪，法律虽有明确条文，但不过远配而已。在今天看来，是情节严重而法律太轻，人们不知道畏惧；又从未见严厉切实地执行，所以愚民多不知道法律，知道法律的人也敢于玩弄法律，毫无顾忌。如今必须详细斟酌旧法，再加严厉规定，犯者绝不宽贷；责成各州知郡、各县知县同心任责，重申严格督责；巡尉不停巡查缉捕。若捕获外流的铜钱，就依照条法中的赏格逐一奖赏；否则州县既不负责任，巡尉也不巡捕，名义上说巡捕却又不能缴获实际钱款，就罢免官员、将吏卒远配；情理严重的，还要另行从重处置。

译除此之外，所有中下等民户，只有三路十几个郡沿海数千里地区，要和行下文书一起办理：逐州逐县严密编结保伍，每十家为一甲，互相纠察。如果有一家泄漏，便由九家检举揭发；或发配，或处死，按泄漏多少定罪，检举者特别予以免罪，检举得多的还应当推赏。如果一家泄漏，九家却隐瞒不予检举，便一定连带治罪；一甲之内一概不予宽恕。十甲又组成一大甲，十甲之中若有一甲泄漏，便由九甲检举，法令完全按照一甲的办法执行。甲内绝不能让引领、牙侩等奸人容留其间；如有这类人，也一概按照泄漏者论罪。这些甲户又应当分别由隅总统辖，而隅总往往相互勾结，反而成为泄漏的主谋；这又全在于责成州县，选择公正忠诚、为众人所信服的人担任隅总，才准许差充。州县各自专门设置一局，差遣官员专门主管此事，上下相承，长期坚持，这样或许可以革除多年积累的弊病。然而这只是大略，详细办法还请朝廷特地敷奏，请求圣裁，下令三路十几个郡一体施行；这样也或许可以仰仗圣上的威灵，终于取得成效。如果只是下令本司，使郡县分别承担责任，那么推行转运未必能使它们完全响应，这件事不能按照寻常事务来处理。除此之外，还有铸销钱币这一项法令，虽然明白如日月星辰，但各地郡县的百姓没有一天不在铸造和销毁钱币；这种耗损又不只是沿海地区而已，这也需要朝廷另行制定办法施行。如今治司一年所铸的钱不过十五万贯，却要花费将近二十文的成本，才得到一文的利润；至于泄漏出去的钱，一年不知道有几千百万。世人只担心官楮折价兑换，却全都把钱置之不问，所以钱已经流失得几乎没有了。假如有一天使用钱币，恐怕将要无钱可用，难道不是极其令人寒心吗？姑且根据我的愚见，把大概条列如下，至于是非可否，不敢专擅决定，请赐下指示施行。谨此申报。

译钦定《四库全书》。《敝帚藁畧》卷二　宋包恢撰、答 答傅当可论诗 我昨天承蒙您不嫌弃，拿一卷佳句来教示我，使我受到很多启发和警醒。您始终都想追摹晋、宋的诗风，而绝不仿效晚唐的体格，这一点远远超过别人。我一向不会作诗，又哪里能懂诗呢？只是曾从听闻中得到一些看法，大致认为诗人一流，以汪洋而淡泊为高。诗的体格有的像天地造化尚未发动时，有的像天地造化已经发动时，但都归于自然，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却自然如此。所谓造化未发，便是冲淡空寂而有边际，幽深微妙而无痕迹，如空中的声音、形象中的色彩，想要执取它，却根本无从得到；但其中自然有如尸居而龙现、深沉默然却发出雷声的境界。所谓造化已发，便是真实景象呈现在眼前，生机和意趣显露出来，浑然天成，没有补天裂缝的痕迹；万物各自依附于万物，没有刻木成鸟般的斧凿痕迹，其中自然有纯真而不是影像、完整真实而不像仿制品的境界。所以看起来虽像天下最质朴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天下最华美的；虽像天下最枯淡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天下最丰厚的。像彭泽一派的诗，大概可以接近这种境界，但又哪里能够完全符合呢？不过，这种境界只有天生的才华和生知之智，不凭借人为造作，才可以达到；其余的人都必须通过学习进入。既然要学习，就必须反复习练，恐怕不是容易径直达到的。所以前辈曾有“学诗浑似学参禅”的话。参禅固然有顿悟，但也必须有渐修，才能达到顿悟；好比刚出生的孩子，虽然一日之间四肢身体便已形成，渐修却如同养育成人，要经过多年，志气才得以确立。这虽然是异端的话，其中也有道理可以施用于诗。半山说：“看似寻常，实在最为奇崛；写成好像容易，其实却极其艰辛。”我认为，寻常和容易，必须从事于奇崛和艰辛才能达到；又妄自认为，先减损前期的困难而后趋于容易，增加长期充裕的积累而不事雕饰，大概不外乎就是诗法。何况天地造化的气象，必须从广大浑厚的自然中淘汰陶炼出来，才显现精华。唐人称许韦应物、柳宗元，认为他们有晋宋的高雅诗风；但柳宗元实际上是学习陶渊明的，山谷曾抄录柳宗元的诗对学者说：“能够这样学习陶渊明，才可以接近他。”这句话很有意味。答曾子华论诗 承蒙来信说近来作了许多诗赋等，想拿来给我这个拙人一看。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但凭子华平日的才华，完全可以料知其中必有值得观赏的作品。宏斋的一首诗，也足以由此窥见一斑了。不过我私下曾认为，这类文章不可轻易尝试创作。古人作诗不苟且，也不多作；有时一首诗写出，必定穷尽天下最精妙的境界：描写道理，道理的趣味浑然一体；描写事情，事情的情状清楚明白；描写事物，事物的姿态宛然呈现；其中有些境界，即使穷尽智慧、竭尽力量也无法达到，却如同天地自然发出的声音。大概是天机自行发动，天籁自然鸣响，以雷霆鼓动它，顺应时势使它运动，从内心发出而合乎节律，声音自然形成文章，这就是诗的最高境界。谁能够发挥出这种境界呢？“帝出乎震”，不是虞舜的歌，《周诗》中正风、雅、颂的创作，以及《乐》颂扬殷人荐献上帝的盛典，谁能参与到这种境界之中呢？其次，就是所谓本来没有作诗的打算，却又不能不作诗，只是看他遇到的情况如何。有时遇到感触，有时受到叩击，然后诗才写出来。像《诗经》的变风、变雅，以及后世的高妙诗篇，就是这样。这大概如同草木本来没有声音，因为有所触动才发出声响；金石本来没有声音，因为有所敲击才发出声响，无非都是自行发声。假如草木没有受到触动却自行发声，那就是草木的妖异了；金石没有受到敲击却自行发声，那就是金石的妖异了。听到的人有时会怀疑是鬼物，连忙捂住耳朵逃避还来不及。世上作诗的人，很少不类似这种情形：本来没有真实情感，却勉强牵引出情感；本来没有真实意旨，却妄想树立意旨。起初并不是对方有所触动，而我因此承接；也不是对方有所敲击，而我因此回应。所以话说得越多越浮泛，词语雕琢得越工巧反而越拙劣，同草木金石的妖异声音没有区别。何况情意存在于心中，发出来成为言语就是诗。如今的人只图容易，往往多写而不经过思考；诗应当从志意中流出。若不反过来从志意上求取，反而只在诗句外表上求取，就像表邪而想求得影子端正，怎么可能做到呢？志意所达到的地方，诗也就达到那里，难道可以苟且创作吗？后世高妙的诗，像陶渊明和李白、杜甫那样，是很难有的。陶渊明的冲淡闲静，自称是羲皇时代的高士，这就是他的志意。“种豆南山”的诗，他用心于志意是很深的。“羲农去我久”一篇，又直接感叹孔子的学说没有流传，而暗中寄托着自己的志向。正因为他的志意如此，所以他的诗也如此。如今人们读他的诗，不知道应当怎样去读它吗？李白、杜甫也是如此，是同一类的选择。李白说“宴坐寂不动，湛然冥真心”；杜甫说愿意听闻第一义，把心回向于心地。他们起初虽然未免夹杂异端思想，但也已经远远高于常人了，难怪他们的诗能够达到使鬼神哭泣、驱除疟病的境界，这不是其他人敢于企望的。如今谈论诗的人，究竟知道诗应当是什么样吗？近世一位名公曾说：“人心危险，天命不可改变。学者在日常生活之间，应当像排开浮萍、划过流水一样，随着停留和汇合之处自然显现在纸上。山小水浅，没有什么值得疑惑的，这样才可以谈论志意和诗。”子华的诗，如果说是因为闲居独处、寂静无聊而作，那么也不能说是没有受到敲击触动而自行鸣响；这也是后世骚人文士的常态。然而用志意来衡量，就有不对的地方。闲居独处，并不妨碍像颜子住在陋巷那样的快乐，为什么要感到寂静无聊呢？像曾子七天没有生火做饭，果真能唱出如同金石发出的声音吗？陶渊明年轻时学习琴书，生性喜爱闲静，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又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他正把闲居独处当作快乐；如果有丝毫寂静无聊的情态，他能够说出这些话、写出这样的诗吗？“说心志远离尘俗，居处自然偏僻”；“说这里面有真正的意趣”；“听到鸟声变换，便又欣然忘记吃饭。”

译他的志意高尚而美好。喜爱诗的人如果能进到这种境界，诗自然就会不同了。太白常常怀有超越世俗的志向，本来就不是世俗情态所能笼络的。子美一生贫困饥饿，当然在诗中有所表现，但他的志意浩然，从未有一天减少或改变，所以他的诗光辉灿烂，不可磨灭，不能不加以考察。宏斋铭文中所说明的见解，确实给了我许多佳句，虽然终究还不能说毫无毛病。大致说来，“宏”有两个方面：有大道本体的宏大，有学者功用的宏大。把宇宙看作自己分内的事情，可以说是本体的宏大；像曾子所说的弘毅，则是学者功用的宏大。如今既然还不免混杂而没有分别，“说宇宙就是活计，自己既然就是宇宙，那么哪里还有另外的活计呢？”关于择精仁守的意思，类例并不相合，前后脉络也没有接上。“勤小于细”的说法，本意在于概括，反而成为牵强附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以贯之。大抵真正达到宏大的境界而说出来，就不再需要假意装饰，自然便能相合。如果仍不免于臆测推想，那就是程先生所说的略略看见仿佛的形状，还不能像睁开眼睛看见万物那样明白。不过幸好你在“心中为志”上用功，否则便只是末节了。根本方面若不这样做，也就无可奈何；我确实想借此作为讲明道理的机会，所以趁便谈到这些。不知我的意见是否正确，请反复指教，这是我所希望的。书 答项司户书 我昨天两次劳驾您到山间来访，您的情意十分厚重，我该怎样感激才好？又承蒙您写来长信谈论学问，见解很高，实非浅薄之人所能达到。然而，以有能的人来询问不能的人，以知识多的人来询问知识少的人，尊兄本来就无愧于曾子所说的朋友了。而我只是一个空疏鄙陋的人，凭什么来回答呢？惭愧又该怎样说呢？然而哪里能容许自己不顺着您的问题，发表一两点愚见呢？我认为，人虽然贵于天地、灵于万物，但在最初并没有“心”这个名称，往往只指称它为有灵性的虫，却不知道它凭什么有灵性。后世圣人开始给它立名叫作“心”。在还没有这个名称的时候，只看见这种灵性的运用，原本并没有缺少什么；等到有了这个名称，那与无名之前相比，运用的灵性也丝毫没有增加。学者如果能在这里自己认识、自己明白，那么也就如同身体本来具有手足耳目，自己运用它们来视听行动一样。如果再在心上谈论心，徒然增加形容，过多罗列名状，那就已经自行陷入支离了。又不知道为什么要作这些形容、名状，究竟是谁在作呢？用我的一颗心来说明我的一颗心，用我的一颗心来形容、命名我的一颗心，那么心又好像成为另一个东西，和我越来越分离而成为两个了。这样辗转不停，只恐怕反而越来越不认识心。孔子的四句话，只是在说明心没有形体，不能把握；没有固定时节，不能拘系；没有固定方所，不能寻逐。孟子引用这些话，不过是说明心是活的东西，不可忘却，不可助长，只贵在善于涵养罢了。如果自己看得清楚明白，只需这样涵养下去，养得纯熟，达到没有间隔的地步，那么心的全体和大用、神明而不可测的境界，总也不超出这一点。此前我所说的“全体大用”，以及所举朱文公说的“神明不测”，虽然都是尽心的境界，却似乎与孔子的四句话略有不同。但归根到底心没有两颗；除了那颗操持或舍弃、出入无时无方的心，不应当另外还有一颗叫作神明不测、具有全体大用的心。总不过是一颗心罢了，只是在操舍出入之时，这颗心还不纯，或还没有达到全体大用无所欠缺的境地。只要知道怎样涵养，它就会纯正。如果它无时无方，那么体用和神明自然也是如此，不能说达到这个境界后它就有时有方了。不仅如此，所谓操舍出入，只是说心没有形体；到了体用神明的境界，难道还会有形体而可以操持不存、舍弃不亡吗？先儒之所以说古代贤人有不必操持便能自存的心，难道圣人的话会错吗？现在暂且不必说得深，也不必说得浅，只应当在涵养上用功。和您所辨析的相比，也有许多相合之处。但您说这只是心的情状，似乎也不够妥当。孔子用一句话概括说：“这大概就是所谓心吧？”并没有再说它是情状。如果论真正的情状，那么孟子所说的四端就是了。不知您以为是否正确？其中像说“心的本体只是虚灵而湛然寂静”，完全是老庄的见解；说“本体中有作用，作用中有本体”，又好像把体和用看成两个东西；说“可贵在于能保存它，不可任由它最终消亡”；说“虽然保存却容易消亡”，又完全和孔子的说法相反；说“根据心的情状来求它的本体”，那么情状之外又另有本体，不知应当如何求取；说“心只是一个东西，不过方寸大小，是五脏的君主”，如果果真只有方寸大小，怎么能够参赞天地、辅助化育呢？这完全是局限于形体器物的看法，恐怕不是心。《易》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难道不知道天地有什么藏在其中的心，竟能成为五脏的君主吗？比如上天的聪明，哪里曾有耳目？人的聪明显现在耳目上，也只是一个窍孔的发见罢了。如果认为聪明只限于耳目，就错了。把心看成五脏中的一个脏器，难道不是大错吗？如果说它自然而然，不凭借思考议论而无所不包，那么它又哪里只是五脏的君主呢？这岂不是自己互相背离吗？而您来信所说的没有一样不是思考议论，似乎又无法回应您的话了。又比如说“心有精，精有光”，仍然是前面所说的毛病。只有把一切归结到涵养上，才正是孟子的意思。大概孔子之所以抑制子贡多言，而说“天有什么话可说呢？四时运行，百物生长”，正是因为言语越多越显得支离，希望人能够默默成就，不用言语却能使人信服。关于“心”字，从尧舜说起，到孔子的《论语》中谈心也只有三处。孟子谈心最多，但也不曾形容、名状心的本体究竟如何；至于四端，则确实是发显出心的真实道理和精妙作用，并不是形容、命名它。孟子举孔子的四句话，正是为了说明涵养而设，并不是泛泛地形容心、命名心。如今我的愚见，只想请尊兄暂且根据目前所看见的本然、固然之心，默默地加以涵养，不必只管用言语解释，过多地形容、命名它。心本来就不可形容、命名。孔子只有四句话，如今尊兄的注脚已经太多了。涵养达到纯一的境地，孔子的心便是不逾越规矩，颜子的心便是不违背仁，这就与同一颗心相合了。心本来就是如此，我只是顺着它而涵养罢了，实在不在那些言语之间。不知您的高见认为是否如此？还希望您反复指教，这是我所愿意的。

译与留通判书 昨天曾谈到先儒常常教人静坐的说法，这正是学者最真实、最切要的地方。有人竟把它指作禅学，这样就大错了。心哪里有所凭借呢？它纯厚地体现仁，深沉如深渊，浩大如苍天；这颗心、这个理的本体本来就是如此。如果有所凭借而流于偏颇曲折，病还算轻。如今的学者却终日没有一样不是有所凭借：凭借见闻，凭借议论，凭借文字，凭借传注、语录，把这些当作奇妙的活计，而这颗心、这个理从来没有卓然自立。若能静坐而不凭借见闻议论，不凭借文字、传注、语录，这才是能够自己作主宰，不只是倚赖外物来作主。它正是所谓依循仁、依据德；仁德是我自己本来具有的东西，依靠它、据有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凭借，这和以外物为主完全不同。如果静坐不能做到，就是我反而成了客人，终日只在外面奔走，而外物反倒成了主人，简直是空着宽大的安宅而不居住。除了见闻、议论、文字、传注、语录，便仿佛惶惶然没有归宿，茫茫然没有凭借，这是病得最重的。常常只在纸上考核功夫，却从未在胸中考核功夫，是从来没有反求自身、在实际处用功；善还没有明白，什么时候才能止于至善呢？如果用这些来自己试验、自己验证，才能有所进步，所以冒昧谈到这里。不知您的高见认为是否正确？答项司户书 承蒙您屈尊赐教，长信中的文辞和意旨都很畅达，志趣高远，见识敏锐明达，已经像老成之人一样；对于求学的人来说，实在令人赞叹。不过，您认为我可以用来考察德行、询问学业，那么虽然辱承您过分抬爱之意，却不是我所敢当的。然而哪里敢不因您的来信而略尽我的愚见呢？如今世上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为何物，对于思想不能达到、言语不能涉及的地方，却滔滔不绝。尊兄却独能从事于此；如果有人只是把这些话作为自我标榜，那也不过是言语中的鹦鹉、书本中的蠹鱼罢了。而尊兄却独能在身心性命之间求取，可以说超然地超越了世俗的流俗之学。只是道没有终点，学习也没有止境，但开始时应当有头绪。如今应当自己考察、自己验证的，且先辨别虚实。如果反过来观察自己，确实有所着落、有所归宿、有所主宰、有所受用，如同在自己的家中得到利用安身之处，可以安居其中，这便是实。如果还没有着落、没有归宿、没有主宰、没有受用，如同住在旅舍中，还不知道安宅在哪里，这便是虚。如今尊兄的见解，虽然都合于道理而没有背离，但我稍稍怀疑，它仍然涉及言论见识的虚浮，还没有落实到有着落、有归宿的实际境地；或者主宰尚未确定，受用也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所以信中所论，有的略有偏差而不纯，大体上想显现贯通，却仍像是牵强拼合；想显现广博，却仍像是空旷放荡。本来是常理常行，反而显得张皇；本来是简易切要，反而显得泛滥。还不像一一依据正理而落实于实际，平稳贴切、安妥稳当。至于操舍出入，是朱子用来说明这颗心的体用的，并不能因此认为两者有天地般的差异。看起来有实际和不实际，实际中又有偏与全、纯与杂，这样说是对的。然而，正因为看见不实际的人有这些毛病，真正实际的人就已经见得尽、知道得透了。偏全纯杂，不是见解本身的毛病，而是知识已经达到却实践尚未达到。又如懒惰便会遗忘，过分用力便会助长，纠缠缚绕便会昏昧，急于求成便会错乱，这样说出它们的毛病是对的。但如果见解真实，这些毛病自然就会消失，还要在收敛、静密、涵养之中体验验证。所谓万宇六合充满天地，这只是把一心安排、推想、概括、包罗起来，担心有所遗漏；本体本来就是如此，并没有另一个东西。然而它不出于我的心。所谓气充塞天地的是我，万物都具备的是我，从来不在外面。如果不在我的心、不在我的自身而在外面，却还要安排、推想、概括、包罗，那就会有追求极大而失去安居之处的毛病。这就是所谓没有着落、没有归宿、没有主宰、没有受用。不知您的高明见解认为是否如此？至于谈论心的一篇文章，用意十分广博深刻，本来不是浅薄之人所能说的。然而按照我的愚见，其中仍有不安妥之处。心没有形体，为什么反而作了这么多形容，好像它是有形之物呢？自古以来圣贤谈论心的人也很多，却没有像这样详尽反复的。舜传授给禹，不过说“人心道心危微”罢了；成汤以礼来制心，文王只说能够安放心，也没有别的话。《论语》中谈心只有三处。孟子谈心虽然很多，却从未形容、命名它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心无形，所以不能用言语说明，那么大概只可说“这就是心吧”？四句话也只是孔子用来形容、命名它的全部，除此之外，再没有谁知道了。如今尊兄把形气杂糅在一起谈，似乎还没有明白无形之心；“守心”两个字尤其罕见而不合常理。像“躯壳方寸之内”“如同连接之处开端发源”“一开一合，两方面已经确定”等说法，都有难以理解之处。总而言之，只要“昭明冲和、不可言说”两句话就够了。这两句话又似乎与整篇文章的主旨互相违背。《易》说：“默默地成就它，不用言语却能使人信服，存于德行。” 我私下认为，尊兄暂且应该放下许多言语和见解，只根据现在身心中实际呈现的情况，把道理看得清楚明白，那么这本身便是有着落、有归宿、有主宰、有受用的地方。除此之外的言语和见解，都是虚妄。这是我的愚见。如果您的高明见解认为正确，还请再来教我，那就十分荣幸了。论

译论立身师法 凡是求学的方法，必定先要极其真诚。不真诚，从来没有能够达到学业境界的人。怎样看出他的真诚呢？居处时整洁庄重，志意专一安定，不胡乱说话，不随便发笑。打开书俯身诵读，必定产生恭敬钦佩之心，如同面对圣贤；合上书沉思，必定以义理为根本，用来防止邪僻。这样实行长久，习惯与本性融为一体，便会有圣贤前辈的气象。凡是求学的方法，必须把每一句话都当作自己的事情来求取。比如六经、《语》《孟》中有我还不能做到的，就应当勉力实行；如果我的行为有不合于六经、《语》《孟》的地方，就应当改正。首先要致力于亲身实践，而不只是诵书作文罢了。凡是勤奋学习，必须出自本心，不等父母、先生督促责备，仓促忙乱时也不忘记，睡觉吃饭都放在心上，然后才能见到功效。如果有人在场就做，没有人在场就停止，这叫作为了父母、先生而勤学，不是为了自身修养，最终不会有所得。凡是读书，必须务求精熟。如果记性迟钝，就多诵读几遍，自然会精熟，记得牢固。如果诵读遍数不多，只求勉强记住，今天诵成，明天便忘掉，这和没有诵读过有什么区别？凡是想诵读经书、学习历史，必须专心致志，屏弃外物；除非有父母、师长的命令，不得因为其他事情而中断。凡是已经诵读过的书，每天诵读所教授的新书之外，还要从头到尾通诵一遍，周而复始，每天以此为常，这样自然永远不会遗忘。凡是讲解研究经书，必须先把经书的正本反复诵读，探求圣人立言措意的本旨，务必从经文内部有所领会。如果反复诵读到二三十遍，甚至五七十遍，仍然求不出意义，然后再用古注来验证。古注训释不明白、还不能通晓，才考察各家的解释，选择其中恰当的，采用一家之说作为定论，不可泛泛浏览而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家。凡是阅读诸子和史书，必须有所折衷取舍。《六经》《语》《孟》，就是衡量诸子史书的准则。譬如法家有律令格式，用来赏功罚罪；符合律令格式的就是正确，不符合的就是错误。诸子百家的言论，符合《六经》《语》《孟》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用这个标准来平等考察古人，取舍就很少有错误。因此学者应当把六经当作律令格式，把《语》《孟》当作判案依据，诸子百家则如同案情供词。近年学者多有议论孟子的不是，应当寻求孟子无不是处。若不认识篇章片段，不通达声律，从头到尾缺少精神、没有眼光，那就是下等了。凡是交友，必须志趣方向正当，能够互相切磋琢磨，对自己有益。如果对方邪僻卑污，或者柔弱谄佞、不讲真情，互相诱导去做坏事，就要谨慎，千万不要接近。凡是看见别人有一项善行，就应当学习它，不要因为和他同时同处，便重视耳闻而轻视眼见。凡是看到别人片言只字，可以作为学习榜样的，就随手记录下来；听到别人一句半句，可以使后来的学者觉悟的，就默默记住。急切地唯恐失去它，这才叫好学。凡是在朋友之间，切忌自满。正因为虚心，才能有所容纳；自满了就没有容纳的地方。别人不告诉我，我的学问便只能到此为止，不能每天增益。所以一个人的见解，不足以兼有十个人的见解；我能取用十个人的见解，就兼有十个人的才能。不断取用下去，达到一百人、千人，那么归于我的东西，哪里还能估量呢？凡是求得增益的方法，在于能够接受意见。无论是全部直言或议论，经书义理有我看不到的地方，或者撰写文章有不工整的地方，乃至别人有尽善之处，或我有不善之处，只要别人能够把意见全部告诉我，我就恭敬尽礼，虚心接受。如果果真一时不能听从，也要终身牢记在心而不忘。若还是不能听从，就退下来反省自己，用道理衡量，不能因为没有显出羞惭之色，便憎恨别人违逆自己。

译论五言诗的起源 五言诗的体制，谈论者大多认为始于汉代的苏武、李陵，却不曾想到诗源于虞、夏的歌辞，如“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五言诗在五子之歌中就已经开始了。此后《诗经》三百篇中，各种体制全都具备，而五言尤其清楚可见。因此我随意摘录出来，和学习作诗的人评论，也希望他们知道《选诗》中还保留古风的诗篇，正是由此选择而来。然而歌诗产生于虞、夏、商、周，又不知道它的体格起初出自谁。后世人大多不能自行吟咏性情、自行运用意趣来发挥天机的妙处、鼓舞天籁的鸣动，却一定拘拘泥泥地限定在前人的体格中，仿效着创作；一有不合，就跟着非难它。真是拘泥啊！这样作诗，真可说只有在辞语上古于前人，已经被前人用过；降低下来而不能超越，就成了剽窃，后来的人都指着前人，公然相互袭用。从汉代到现在，沿用一种格式，已经很久很久了！难道没有人觉察这种弊病，何况又不曾深入考究它的源流始末吗？因此一并谈到这里，不知精于作诗的人认为如何。一句诗的起源类别 “只是为了不长久地怀念，只是为了不长久地悲伤。就在南山的南面，就在南山的旁边，就在南山的下面。不要让长毛狗叫。唉，驺虞啊，你为什么在泥中呢？在城角等候我。不是你不美，而是远离父母兄弟。不如我所要去的地方，不和我一起戍守申，不和我一起戍守甫，不和我一起戍守许。在河上翱翔，在河上逍遥。赠给他芍药，甘愿和你一同入梦。不要使我受到你的憎恶。种麻该怎么办？劈柴该怎么办？娶妻该怎么办？和公路大不相同，和公行大不相同，和公族大不相同。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这样的好人该怎么办？这样的邂逅该怎么办？这样的美人该怎么办？不如你的衣服。为什么我会这样思念他？仿佛就在水中央，仿佛就在水中的小洲，仿佛就在水中的小渚。为什么要到株林去？乐在你没有知觉，乐在你没有家庭，乐在你没有妻室。十一月去捕貉，十二月大家一起干活。上山进入田野，办理宫室工程；开始播种百谷。二月开始举足下田，卖儿子的悲哀在这里。旧日的事情该怎么办？兄弟在墙内争斗，却愿如南山一样长寿。鹤在九皋鸣叫，我是大王的爪牙，我是大王的勇士。不要把你的声音看得如金玉般珍贵。谁说你没有羊？谁说你没有牛？” “不应当使我们的军队空虚。局促困顿，没有地方施展，想到国家遭受虐害，我独自不敢休息。正直的大夫离散居处，可悲啊，不能发言。得罪了天子，谁来跟随你营造房屋？不要相继陷入败亡，不要辱没你的父母。你居住的徒众有什么可害怕的？不可以把它簸扬。只有我从事这件事最贤能。再加上细雨霏霏，对我的田中幼苗没有害处。那寡妇的利益，使天子的邦国受损。直到自身灭亡。老马反而变成小马，不要教猴子爬树。君子有美善的谋略，是文王的后代。啊，继续光明而恭敬地止于至善。殷朝尚未丧失众民时，有虞氏从上天得到殷朝。使他不能挟持四方，太姒继承美好的声誉，用来治理家庭和邦国。因此兵戎祸患没有止息，因此成年之人有德，古代的人不厌弃。于是首先登上彼岸，来与天下相对。四方因此没有欺侮，四方因此没有违逆。武王难道不任职吗？践踏上帝的足迹而感动，忽然把他安置在平坦的树林中，忽然把他安置在寒冰上。于是有了后稷的农事，便在邰地建立家室。这样祭祀我该怎么办？授予几案，有连续不断的侍奉；排列宾客而不使他们受到欺侮。君子有孝顺的子孙。远远地舀取道路上的积水，却没有人来惠及我们的军队。收敛怨恨，把它作为德行。事情不要偏背，不要偏侧；因为没有偏背，也没有卿士。并不是上天不合时宜，虽然没有老成之人，枝叶也还没有受到伤害。” “在夏后氏的时代，四方都来教导他。由于政治而兴起迷乱，你虽然沉溺于享乐，仍然不广泛寻求先王之道。因此皇天不再尊尚他，不要相继陷入灭亡，万民没有不承受其祸的。安定申伯的居宅，开辟申伯的土地。仲山甫的德行，周王命令仲山甫。仲山甫出发祭告祖先，仲山甫前往齐地，仲山甫长久忧思。为韩姞考察婚配之处，凭先祖接受天命，命令程伯休父。我所居守的边境最终荒芜，实际上是我安定平治了邦国。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瑕疵。过去先王接受天命，每天开拓国土百里。迅速奔走在宗庙中，不厌弃世人。大大地顺承我们文王，岐地有平坦的道路。苍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安逸。继承次序从此不忘。不能承受家国的许多灾难，来保全光明自己的德行。开始相信那桃虫，是强健有力的王者造就的。文王已经辛勤努力，我前往只是为了求得安定。美善的声誉如同皋陶，继承太王的事业，没有人敢来承当我。上天赐给公侯纯厚的福禄，恢复周公的后代。大夫和众士都合宜，我接受的天命广大深厚。在武丁的孙子这一支，武王无所不能胜任。开始划定那四海之内，殷人所接受的天命全都相宜。上帝立下后代而生育商族，没有人敢来阻止我。实际上辅佐商王，以保全我的后代。” 两句诗的类别 “济水上涨，水满却没有浸湿车轨；野鸡鸣叫，寻找它的雄鸟。在桑中约会我，在上宫邀请我。你投赠给我木瓜，我用美玉琼琚报答你。你投赠给我木桃，我用美玉报答你。” “你投赠给我美玉瑶，我用美玉琼玖报答你。十一月寒风猛烈，十二月寒气凛冽。正月修治农具，二月举足下田。九月修筑场圃，十月收纳庄稼。大风暴雨所吹打摇撼，我的声音只得哀鸣不止。愿像松柏那样茂盛，没有什么不是由你承受。只管商议酒食，不要给父母留下忧患。谁敢承担它的罪责？如同没有出行却谋划行程。用来助益我的稷黍，用来养活我的男女。于是求得千座仓，求得万只箱。那里有不能收获的幼苗，这里有不能聚敛的禾束。因此不要断绝他的怨怒，也不要丧失他的声誉。上帝建立邦国、建立配偶，自太伯、王季以来。不以大的声音和脸色压人，不长久以夏礼变革。忽然把他安置在狭窄的巷子里，牛羊庇护并养育他。百姓正处于困苦呻吟之中，就没有人敢窥伺我。人们还崇尚按照正道行事，内心在中原怀有忧愤；苍天实在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辅助并安定周国。没有这疆界和那疆界，在当今中原陈述常道。不能承受家国的许多灾难，我又聚集到苦楚之中。使你兴盛昌大，使你长寿安康；使你昌盛炽盛，使你长寿富足。” “使你昌盛而广大，使你长寿而康健；使禹布施恩德于天下，四方之外的大国也划定疆界。小国来归服，大国也来归服。接受小国的朝见，让大国成为下国相连的旗帜。接受小国的贡献，让大国成为下国高大厚重的屏障。没有谁敢不来进献，没有谁敢不来朝王。” 三句诗的类别 “小小的那个人有房屋，茂盛的田野正有谷物。如今百姓没有俸禄，殷人的土地广大无边。古代帝王命令武王、成汤，使他治理四方的疆域。” 四句诗的类别 “谁说麻雀没有角？凭什么穿透我的房屋？谁说你没有家？凭什么招致我的官司？谁说老鼠没有牙？凭什么穿透我的城墙？谁说你没有家？凭什么招致我的诉讼？不是以先民为准则，不是以大道为常法，只听近处浅薄的话，只争论眼前琐事。” 六句诗的类别 “虞国、芮国把争讼的事情交给文王裁断，文王使他们惊惧而改变。我要说：有亲近辅佐的人；我要说：有前后相承的人；我要说：有奔走办事的人；我要说：有抵御侮辱的人。” 十二句诗的类别

译“有的安闲安乐地居处休息，有的竭尽心力侍奉国家；有的歇息仰卧在床上，有的在路途中不停奔走；有的不知道呼喊号叫，有的悲惨辛劳；有的安闲迟缓，俯仰自得，有的被王事缠绕而忙碌；有的沉溺于欢乐饮酒，有的悲惨地害怕获罪；有的出入游说议论，有的没有什么事情不做。” 梁代钟嵘作《诗品》评论诗歌，他的序文说：“夏代歌辞说：‘郁陶乎余心’；《楚辞》说：‘名余曰正则’。虽然诗体还不完备，但大略是五言诗的发端。”我认为不对。《虞书》记载赓歌的辞句说：“元首丛脞哉！”到了《周诗》三百篇，五字句很多，不能全部列举。如《行露》说：“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小旻》说：“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至于《四月》一篇，下面三章大多都是五字句；又如《十亩之间》，则全篇都是五字句。这样看来，五言诗始于虞代，在周代发展，到汉代才专门成为完整的诗体。钦定《四库全书》。《敝帚藁畧》卷三　宋包恢撰、序 《象山先生年谱序》文安陆先生的学问，卓然伟大、超群出众，他遗留下来的文章大致已经可以看到了。但还没有年谱可以考察他一生的条理，这难道不是典籍上的缺憾吗？金谿李君子原追溯他的学术渊源，编纂成书，粗略看来已经相当完备。遗憾的是久未刊刻流传，今年秋天，临川谢使君奕楙一见到它便慨然在郡斋刻印，以补足这一缺憾，使它与文集一同流传，让求学者能够看到它，仿佛看见先生平生并亲自接受他的熏陶，这岂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刻成以后，他命我在后面记述此书的始末，我再三推辞而未能获准，于是冒昧说道：孟子以后的一千五百年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极力阐明这门学问的人，按照先生生卒年份的先后，记载他的始终条理，这与世俗所谓的年谱不同。先生生于绍兴己未年，到干淳五十多年间，当时上有高宗、孝宗这样的明君和老师；那时国家治理之道所以兴盛，人心所以振作，正是由于这门学问得到阐明。是谁主持、推行了它？是谁维系、纲纪了它？先生大概像是专门为这门学问而生的，他阐发启迪、开辟充拓的功劳太大了。试看他的年谱：他的人品、器识是多么高尚，这是上天赋予他清明的本性，也是人们尊敬他而使他的志气如神的缘故。他从小就已经像成年人，三四岁时便能思考天地的边际，以至忘记睡觉吃饭。十三岁因为理解了“宇宙”二字，忽然大有省悟，凡遇到事物，常常有所感悟；曾经听到鼓声，豁然觉醒。十七岁作《大人诗》来表达志向。古人把一千人中的杰出者称为英，把万人中的杰出者称为杰；按照先生的年龄来考察，他大概超越世人，是英杰中最突出的人吧？至于他自己督促自己，使已经学习的学问不断进步，他说从前反省自己，约束自己而发现善，不是外物熏染所致，只是因为与外物交接时有所蔽塞；从此大为惭愧羞耻，鞭策防范自己的驽钝，不敢自暴自弃。有时践履还不能纯一无间，只要稍稍知道警惕策励，便能与天地相似。他对于处理事务时的敬慎，在掌管家事时曾有很大长进；日常用功，确实落实在对人情、物理、事势的体察之间，深思力考，探究得极其精详，一定达到明白显著而不可蒙昧、确实坚定而不可动摇的境地。考察他所说的话，可以说是学而不厌了。至于他启发学者的盛况：在家乡，远近的人听到风声都来求学，其中内心有所触动的人有时甚至汗流满面；在白鹿洞，他剖析判定义利，使之显著明白，内心受到触动的人有时甚至流泪；在浙地，从游者多是俊杰，都因听到他的言论而受到感发；在象山，求学者更加大批聚集，都听从教诲而心悦诚服。至于他通过书信讲明道理，更是无处无时不在，总是根据各人的资质来切磋琢磨，不局限于一方面；又根据各人的病症来针砭，不拘泥于一种药方。没有不讲得明白透彻、深切痛快的，像锋刃直刺靶心，像刀刃剖解而恰中关节，使人心胸开阔、眼目明亮，犹如醉者醒来、睡者醒悟，感应十分迅速。考察他所说的话，可以说是教人不倦了。他在觐见君主时大略陈述了这些道理。轮对时所上的五篇文章，自己庆幸稍稍尽吐胸中所怀；皇帝的言语十分详尽，问答也不敢不尽其所知。至于能否遇合施展，则交付给天命；假如能够完全实行他所说的话，那么所谓将无愧于唐虞的朝廷，能够恢复三代的盛况，又有什么困难呢？这样看来，他的言论当然应该得到酬答。国家治理之道的兴盛，难道仅仅能达到干淳时期吗？他在牧民任上稍稍施行这些主张时，昭示皇极，使众人的心思明白；治理教化所及之处，长久以后更加得到信服。农民和商人安宁自得，吏卒有所收敛而畏惧，盗贼减少平息，诉讼文书稀少。将近一年，已经达到没有诉讼的境地。假如能扩大他的施政范围，那么他亲身实行所产生的成效，在政令、刑法、号令之外，将会推广到天下，难道仅仅如同荆门而已吗？按照他的年寿考察，遗憾的是天命没有赐给他长寿，天子也未能充分任用他，于是终究不能穷尽地实践他的学问。起先是希望他的学问能够实行，所以没有著书；后来正要著书，却最终又被夺去了志愿，真可以使人发出千古的慨叹。只是他的言论、风范和教诲，学者去求取，自然就是有余的老师。然而我曾经妄自产生隐忧和遗憾：谈论先生学问的人虽然很多，真正探究先生学问的人却似乎很少。学问就是门，也是路。知道从哪一扇门进入，就一定知道里面有深邃的厅堂；知道从哪一条路走，就一定知道前面有千万里的远方。先生认为学者茫茫然仿佛站在门外、路旁，却不知道从哪里进入；把别的东西误认为门和路而误入歧途的人尤其多。因此他的教诲往往先指示入门的地方给人看，这才是迈出的第一步。由此继续前进，才会循循善诱，引导他们走向深远之处。他的教诲都记载在书中，完全可以反复考察。比如从“立志于学”进入，共有五个进阶，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从“想要行善”进入，共有五个进阶，最终达到圣神的境界。极其深邃，就有宗庙百官的美盛丰富；极其悠远，就有博厚高明的相配相合。这就是先生学问的深远之处。即使登上了台阶却还没有进入内室，中途划地自限而停止，尚且还不可以；何况如今只是在接近入门、上路的最初一步，便突然停止而不再前进，这难道是先生的学问吗？或者再试着记诵先生的诗吗？涓涓细流汇积起来，最终达到沧溟之水；拳头大的石头堆积起来，最终成为泰华山的山峰。先生就是沧溟和泰华，学者有的只停留在涓流和拳石的程度，却不知道积流成海、积石成山的功用，所以有人妄自提出可以走捷径、直接超越而进入的办法，也没有人能够驳倒这种横议。这不是先生辜负了学者，实在是学者辜负了先生。对此难道可以不谨慎思考、明辨是非吗？年谱虽然已经完备，又在于善于学习的人立志探求其中的深处和远处，并且自强不息地坚持到底；这样或许可以不辜负所学，也不辱没先生。这是我恳切寄望于同门诸君的。

译《袁洁斋先生书钞序》《书》在六经中最为古老。古代圣人，从尧、舜到周公，共有七人而已。书中所说的是七位圣人的言论，所记的是七位圣人的事迹。只有像孔子那样同样达到圣人境界的人，才能订定这部《书》。既然如此，后世如果没有真正了解圣人之心的人，怎么能够解说这部书呢？而且它立言的体制，肥厚却好像瘦削，润泽却好像枯槁，切实却好像舒缓，文采丰富却好像质朴，正所谓浑厚无边。它既不同于谨严奇巧、法度端正、华美芬芳的文体，而不喜爱朴实之学的人却很多。有人或许知道这一点，姑且只谈唐虞，说其中有神明的本性、微妙的德行，使实行它的人不能完全知晓，知晓它的人也不能用语言命名；又把它看作治理天下的根本、号令发布和法度设置的依据。它的言语极其简约，体制却极其完备，足以作为治理天下的工具；《尧典》《舜典》就是推演并阐明这一点的。所记载的难道只是事迹吗？连同其中深微的意义也一并传下来了，无论大小、精粗都没有遗漏，本末先后都清清楚楚。当时手执竹简、拿笔随侍记录的人，也都是圣人一类的人。这些内容果真可以轻易谈论吗？后世解说的人不知有多少，大多免不了以普通人的见识去揣测圣人。至于洁斋袁先生，立志学习古学，想以圣人为老师，大概或许真正懂得这一点吧？大概他所阐发说明的道理，纯粹而端正，坦荡而明白，没有空洞的文饰，没有泛泛的议论，没有矫饰的言辞；道理本身就是实理，道理的作用就是实际功用，仿佛挥笔直书，起初并不刻意推敲、也不挑选辞语，但无不凿凿精实。内在涉及人的性分，外在涉及政治道理，都没有失去圣人的本意，并且切实关系到自身和天下的实际功用。他超越其他各种学说的地方，难道不是很多吗？读他的论说，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况且最深知父亲的，尤其没有比儿子更合适的了。我曾听防斋说过：先君子立志刚强，求道勇猛，用功周密；无论家庭深处、屋漏之下的隐微处，无不笃实，没有一丝虚伪；内外上下始终都以质朴正直、不欺骗为根本。世间浮薄、险恶、矫饰、欺诈、掩盖的姿态，在他身上丝毫没有。并且他在做太学生时，学问已经成就、品行已经高尚，早已很受人尊重；居住乡里时是后辈的模范，交游遍及天下；不依附权奸，离国十年后遇到改革而被任用，始终守正如一日；年过八十，进修仍不懈怠。这些都是人们共同知道的事实。这就是他学习古人而深得《书》义的原因吗？这部书钞，难道可以只从语言文字上看吗？永嘉沈君僩喜好古学，博雅多识，大概完全承继了永嘉师友的学术渊源，最终又把自己的学问确定在文公朱先生那里。从此以后，我广泛听闻、广泛观察，博览通晓群书，有了这部书钞，得到它以后又深深玩味，便想扩大它的流传，使它与学者共同分享。它不但可以让人看见洁斋的学问，还可以让人想见唐虞三代圣人的遗风。这是沈君的一番美意。假如有人说他的学说虽然合于古道，却未必有利于今天，那么他的父子二人都凭借这部经学考取高科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唉！把结交天下善人为不足，又进一步评论古人。读了他的书，却不知道他的为人，可以吗？因此要评论他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以古人为友。有志之士试着从这里观察，便可以有所收获。先生名燮，字和叔，“洁斋”是他的自号。他的儿子名甫，字广微，自号防斋。如今任秘书少监。《送陈司户序》在广地做官的人，像虹吸贪泉之水，鲸吞污浊海水，贪赃污秽的气息，比瘴雾还毒，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在这样的地方想求得廉洁之士，何止是要在沙中挑金呢？我忝任将曹事务，从第一次翻越岭南山岭起，就加意访察，希望在成百上千人中得到一两个廉士，这个人难道会难找吗？过了很久，才见到有人称道广地户曹陈君山公，他有耿介不苟的风骨，即使仓库中的弊端是众人按惯例视为常例的，他也一概拒绝接受。我本来感叹古人把不贪视为平常行为，认为还算不上盛德，就好比不做盗贼一样。哪里知道如今的贪官，暗中取财如同偷窃，白天掠夺如同抢劫，无非都是盗贼。这样一来，万一有能廉洁的人，便像凤凰、灵芝一样，即使儿童也把他当作美好的祥瑞。众人都浑浊如泾水，只有我清澈如渭水，在今天、在南广，这称作盛德，事情不也可以这样说吗？然而户曹君能够不被贪泉改变、不被浊海污染，难道不是有来由的吗？追溯他的渊源，实在是因为他的祖父尚书公凛有家训留存。我的家训中有这样的话：“刚开始进入仕途，好比有人建造房屋，先要巩固地基；如果地基不牢，稍有摇撼，必然倾覆。我一生做官，没有什么超过别人，只有约束自己、谨慎勤勉罢了。” 又说：“交还印信以后，要赶快收拾清楚；等到自身清白洁净，除了俸禄以外，一丝一毫都不要与外物发生关系。”又说：“只是自家要像滴水结冰一样清白，不用花一文钱去选择什么人。假如自己做不到，就必须依靠监司、太守；即使威令如火，又能把一个清白廉洁的官员怎么样呢？不要说别人不能奈何他，就是天地鬼神也将敬畏仰望他。”最后亲自写下用来告诫后人的话，也说：“以谨慎勤勉报效国家，以清白传给家人，一丝一毫也不能被玷污。”户曹君只是把这些训诫听入耳中、牢记心里，所以能够这样守持官职，三年之间廉洁始终不变。我从人们的议论中采集情况，大家都说确实如此，难道不可以说是难得吗？陈君请我把这些家训写在后面，我说：家训不必再多加赞美，作为子孙中像陈君这样的人，只要坚定地守持它，始终如一日就可以了。只是人心危险，天命难保；所忧虑的是义与利谁为主、谁为宾分辨不清，德与货谁贵、谁贱看不明白，那么一时勉强坚持，后来或许不能不改变。不是坚贞之物，经过磨砺就会变薄；不是贞白之物，染上黑色就会变黑；那么开始的清白虽然似乎可以相与共事，后来却未必能够保证，这正是应当深思并痛切反省的。你的祖父训诫中又说：‘曾拜访乡里的文王元迈，因而提到乡里有个人刚开始做官任县尉时便贪赃纳污、声名狼藉，如今忽然有人说他已经能够改过守节；即使说他不如伯夷，告诉十个人，十个人也不会相信。于是自己指着旁人说：还有一个人。’ 说到王元迈，近来已经完全清除自己所守持的操行，几乎和盗跖一样。把这话告诉十个人，十个人都不认为是真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最初做官时毁誉就已经形成，是非也已经从乡人的议论中取得了公信，无法再掩盖。如今你刚开始做官，也似乎已经能够先巩固地基了。从今以后，只要谨慎守持、努力实行，始终保持同一节操，使后来即便有人说你清除自己的操守、与盗跖相同，听到的人也都不相信，而只相信你最终的清廉；这样或许就不辱没你的祖先了。即使做到你祖先所达到的地位，也不难。姑且用这些话送你回去。

译《送吴防甫序》防甫跟随我父亲学习，我和防甫共同求学已经十八年了。从前我们年少时偶尔远行，大多不超过三百里；稍长以后分别，也多不超过两三个月。只有曾经两次奔赴帝乡，到圜桥门求学，游览东南名山大川，访求当世名贤才士，最近两年在三四千里之外；除此之外，没有一个昼夜不是相互交往的，处处都必定交谈，句句都一定说尽。有些事情，若不是防甫就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意；而如果不是我，防甫也未必完全知道自己的心意。我们的资质虽然不同，但志趣往往不相合的情况很少。防甫的资质高爽，从不谈及卑下之事；我的资质似乎深沉，也很少谈及浮浅之事。看世上那些庸俗之流，不经过深思远虑，却争相听取浅近言论，实在令人闷闷不乐。我们并不是勉强这样做，彼此落落不群本来就是所安处的状态。有时高声疾呼，高谈阔论近乎狂放，就像拿着棘刺的一端而箭锋恰好相碰，彼此很能以此为乐，并不是敢于向别人说的。我们常说，充塞宇宙、洞然贯通的公共之理，即使古代的大圣大贤，也不敢有丝毫增减，只不过共同把它阐明、扶植起来罢了。因此自开天辟地以来，圣人值得学习就向他学习，贤人值得交友就同他交友，本来没有固定的老师和朋友，也不是尊奉某一个人。看看世上那些尊奉一家、主张一种学说、专守一种义理，却不知道真实道理的根本，苟且偏私于门户，牢牢关闭而不可开启；又只在记事、辞章之间徒然钻营，以蛆虫般的见识自我欣赏，这种人实在不能勉强与他们相合。至于后世，如果一个人的资质雄伟、才略英发，事情又有卓越的功业和显著的成就，只要稍稍足以启发他开物成务的机理，我姑且取其长处，不暇一一记录。这一道理的浅深，圣贤曾经用比喻说明过：安稳的住宅，端正的道路。开始进入门，中间登上堂，最终进入室，这是不能歪曲的。我和防甫曾经在向父亲、老师请教切磋的时候，已经找到门而进入了。从此在言论交谈之间，才能谈到厅堂内室中的精微事理。如今世道更加衰微，人也更加卑下，即使号称努力学习的人，正背向安宅正路而奔驰，连入门的期限都没有。和这种人谈话，就像反过来把已经走出门的话题引向外在杂事，想把他拉回来也做不到，不知不觉就离厅堂内室越来越远了，哪里只是没有益处而已呢？所以我平生在世上选择朋友，就像在沙中挑金，常常担心弘道的困难：所交之人的力量不足以彼此推挽向上，反而只足以相互牵连而一同沉沦。正希望和防甫始终共同学习，不离朝夕，彼此观察、彼此切磋，互相激励振作，或许能够同登一堂、合入一室，在道上前进并建立权衡取舍之准则，这些都可以期待于将来。道理有最高境界，知道从哪里进入的人，应当不会止步于至道、至德、至圣，而会继续进入至神的境界，不能停止。不幸我们两个人都贫困相逢，不能相互供养，以完成学业，忽然又被有力量的人夺走。大概将要远行千百里，长久分别六七个月。在此以前，也曾一两次这样分别，却没有这么久。太严重了，我早年的心愿没有完成，又失去了相助的人。所幸新昌孙侯是一位贤能的主人。孙侯从上天得到的禀赋深厚，在自身修养上的进步广博，而从别人那里取得的东西，总是恳切地认为还不够。他与同道之人共同谋划，以朋友相互讲习为乐，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何况我们这一类人把宇宙看作一颗心，一颗心之外没有别的疆域。我留在这里，防甫外出，哪里有彼此、哪里有离合呢？防甫要走了，要我用告诫而不是颂扬来送他，我应当说什么呢？外在事物不值得使心意转移，言语行为也不足以造成间隔。内心深微处的利弊，气质禀赋的偏正，我们已经反复讲论并且熟知，也只须各自自行变化罢了。不要在起初违背，不要在中途自画界限，不要在最终留下惭愧。揭示天地的中正之理，以纠正偏颇；发出日月的光明，以照亮昏暗庸俗；运用鬼神的变化，以启发深深闭塞的心灵；举出江河般广大的气象，以打开狭隘浅陋的见识，使自己成为宇宙间完整的人，并使自己成为善人，这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我应当用这些话自我勉励，防甫也应当以此自勉。记

译《肇庆府学二先生祠堂记》天下有以盛德著称的名儒，是为了使这条道由明师来阐明。有国家有尊严的名臣，是为了使国人因严师而知道敬畏。但名儒、名臣都不是普通人，也不是世间经常有的人。只是天地树立本心，为天下、国家和人道着想，于是有时会间隔着产生一位盛德之人，成为天下儒者的表率；又有时会间隔着产生一位尊严之人，成为国家的臣子。这样或许可以使这条道得到阐明，不至于永远昏暗；使国人知道敬畏，不至于轻慢懈怠；并使天下国家有所依赖，以主持大纲、维系法纪吧？大概天地有盛德之气，这种气以仁为本而温厚，于是有时特意生出名儒，如周元公；天地有尊严之气，这种气以义为本而严肃凝重，于是有时特意生出名臣，如包孝肃公。元公冲和纯粹，浑然没有棱角，是温厚之气所钟聚的；孝肃刚正峭直，俨然有棱角，是严凝之气所钟聚的。他们的本体都是天地之气的充塞，他们的本性都是天地之气的主帅。二位先生的出生，对于天下、国家和人道所关联的意义，实在重大。因此他们一生所建立、所成就的学术和德行，足以承继先圣、启发后人；近而关系性命根本，远而上接圣贤渊源，开始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后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也都受到同样的影响。他们在义理、喜好、节操、政事方面，又足以感动明主、使百姓服从；对内，无论贵戚宦官，对外，无论田野百姓和儿童，也都像面对雷霆一样敬畏。此时朝廷更加尊严，社稷也在无形中更加稳重。二位先生都卓然闻名于世，即使身后也不会被忘记。濂溪的名声、包家的称号，在当时受到尊重，照耀后世；他们虽死犹生，虽亡犹存，常常如同严明的老师在上面面对我们、在身旁接受质询。像庐山一样高，像庐江一样深，真可以说是盛德和尊严的极致；而仁义又如此完备，难道还不足以与天地相配吗？元公曾两次持有广地节旄，孝肃也曾一次镇守古端，人们至今仍称颂他们。然而距今二百年间，可以考察的遗迹已经很少了。唯独听说元公在任时不怕辛劳，不避瘴毒，即使是荒僻山崖、绝远岛屿、行人足迹不到的地方，也一定从容巡视、缓缓按察，把洗雪冤屈、施恩于百姓当作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他体恤远方的仁德，和蔼温厚，仿佛以春风吹拂、以夏雨滋润。又唯独听说孝肃在任时，州中每年贡砚，前任太守借贡砚之名往往增加数十倍，用来赠送权贵；孝肃命制砚者只做足贡额，任期满时一方砚台也不带回去。这就是他约束自己的义，凛然严肃凝重，仿佛比秋霜更肃杀、比冬日更寒冷。那么，即使只是这两位先生遗留下来的一两件事迹，也已经足以看出他们是不可企及的了。如今古端郡的博士吕君，学习元公的学问，又有自己的造诣，深有所得。他感慨其他郡的学校都有祠堂，唯独这所学校缺少这一典制；而且孝肃虽然有祠堂，也还没有得到相称的尊奉。于是按照礼制、因义理而兴起这个举动，便把二位合在一起祭祀，使端地士人知道应当严肃奉事，并按时祭祀。吕君嘱托我作记。我虽然不能作文，但吕君不许我推辞。并且他说，曾经对元公巡视部属之余所作的诗句有所感触：‘听说有山岩，就离开去寻访；到任所处处都要寻找胜景。’所以像连州的大云山、康州的三洲、惠州的罗浮山，无不常去游览并留下题字，难道唯独到了端州却没有吗？端州有星岩，料想元公一定曾经到过那里。有一天我和士友一同搜寻，果然找到他的亲笔真迹。在险峻崎岖、偏僻绝远之中，更加相信正如公诗中所说；他高雅的胸怀和清雅的韵致，在端州显露得如此明显。于是更加知道这座祠堂应当兴建，以激发当地人仰望高山、敬慕贤人的志向。我因此对吕君说：如今的人往往只把自身微小的形躯看作全部，对世间的事物轻视而认为与我无关。像元公过去每每寻找山岩胜景，人们常常只把它看作游览观赏的乐趣，哪里知道这种兴致并不浅薄，正是元公学问深处的表现呢？大概上下本来同出一源，哪一样不是我的事情？从来不曾看见有别的事情而与我之间存在丝毫隔膜和阻滞。万物本来都完备于我，哪一样不是我的所有？从来不曾看见有别的东西而还要向外奔逐、求取、牵累。因此元公无论到哪里、遇到什么，都能见到真实的景色和真实的趣味；从容之间义理融会，怡然之中内心和畅。这就是窗前的草不必铲除的机理，也是浴沂之后在舞雩台上迎风、说‘我和点’的意思。学者如果懂得这一层意思，就知道元公学术德行的高明要旨，与那些只按图索骥、只从书本中寻求的人不同。至于孝肃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功业，又何必到别处去寻找呢？如今在广地做官的人，虹吸贪泉，鲸吞浊海；暗中取财的如同偷窃，白日强夺的如同抢劫。有瘴疠之气虽然有毒，还不值得忧虑；而贪赃污秽之气惨烈深重、令人恐惧，回头看孝肃那坚介如石的品节和一方砚台也不取的事，难道不羞愧得死去吗？做官的人如果懂得这一节，就知道孝肃节操和政事的峻洁，大概和那些听到他的风声便使贪夫廉洁、懦夫立志的人差不多了。府学博士把二位合祀，谁会不说合宜呢？如果有人想把学术德行与节操政事割裂为二，说二者不能强行合在一起，那么他对义理的理解也就令人怀疑，还不容易轻率地议论此事。祠堂建成以后，端地士人登上这座堂，仿佛将在这里亲见二位先生，从而消除鄙陋吝啬；仿佛亲自接受熏陶，从而实践光明正大的道路。这座祠堂正是用来显示教化的。在这里受到感发而振作起来，那么他们超越那些只学习包氏、周氏章句之学的人，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了。神灵听到这些话，洋洋然如同在这里。又不知道这些话是否也足以有所启发？我也不知道。姑且用这些话回复郡博士的请求。

译《盱山书院记》北溪上下，崔氏居住在那里。家族繁衍兴盛，是当地的大族。环绕他们住宅、前后如同城墙的，全都是山。这些山从盱母山绵延而来，源头悠远，支脉绵长，是奇异秀美所汇集的一处胜景。因此这里所孕育的人，大多兼有智慧才能，负有才干谋略，杰出于乡里。时间一久，他们由质朴而趋于文雅，蔚然发生变化，灿然兴盛起来，文风也彬彬有礼了。起初参加郡县学校的小试，后来大多顺着所学，能够考中。接着秋天由郡国贡举，春天由礼部荐举，于是有人成为本经的首选，例如唐君准希易就是这样。希易常常阐发师友的讲论，把古人之学作为自己的学问，而且具有本末次序。他不把应试的功业算在内，所以在别人看来，以为自己的事情已经完成；在希易看来，却认为自己从现在才刚刚开始。他内心谦逊，不敢以已经考取的成绩自满，反而急切地要穷究诸经的旨意，探究诸儒的学说，希望有所进步而不停止。然而希易又知道，求学不只是为了自我修养，也将用来使别人得到修养。何况我的亲族中本来就有可以选拔造就的人才，只是担心没有人率领他们便无人跟从，没有人倡导便无人响应，没有人统摄便无人聚集罢了。这不正是我应当承担的责任吗？于是他召集宗族亲属商议，协合众人的力量，聚集众人的财物，就在祖居旁边创建书院。规模十分宏大，讲习有讲堂，学习有斋舍，休息住宿有房屋，廊庑宽敞，门庭严整，厨房、浴室等设施齐备。过去曾得到朱文公先生所书的“盱山书院”四个大字，便以此为名，把它悬挂起来。召集子侄们到这里求学。希易先亲自以身作则教导他们，其次设置堂长、学长、斋长等职务，又共同勉励辅导他们。在这里藏修，在这里以朋友讲习相互滋益，在这里考核功课、检验成效；规矩森严，人人遵行而不逾越，这大概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此后明经取得青紫之服，只是余事罢了，人才接连而来，如今还只是刚刚开始。希易的堂弟希彦来说明书院诸友的心意，请我作记。我说：‘怎么敢不叙述它的美好？但我的话有些似乎迂阔而其实很切实，若有益处，就替诸位朋友阐发出来，可以吗？’用书院作名，说明它所主持的是读书。但我听先儒说过：‘唐虞以前，典籍还不完备，可是当时圣贤却那样多。晚周以来，下至秦汉直到今天，文字多得数不胜数；然而经历千百年，却找不到一个像颜子、曾子那样的人。’ 那么，道统的传承就不在书本本身，而古代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一定另有根本所在。因此，实学并不只在书本。然而我说，圣贤的书是用来阐明道的；书就是道，道就是书，不是道之外另有书、书之外另有道，成为两种东西。问题在于人用空洞的文辞去读书，却不以真实的义理来体察大道，于是造成书只是书，道只是道，人只是人，三者截然分离而支离破碎。问他的书，他泛泛地能够举出文辞；问他的道，他茫然不知其中实质。甚至嘴里讲先王的言语，行为却像市井之人，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何况读书难道是为了应试取科吗？如果所读的书只被当作取得科第的媒介、钓取利禄的诱饵，那哪里是有贞正志向的人呢？先儒又曾说，读书而不能贯通于心、落实在自身，就仍然免不了只是书肆中的人。假如说：读《易》而悟得性命的大根源，读《书》而得到帝王治理天下的大略，读《诗》而能够通晓施政的道理，读《礼》而看见礼乐的中和，读《春秋》而知道行事的深切明白，那么这样读书，难道有什么对不起读书之道的吗？这本来是不可不辨明的。再说，如今那些由乡里贡举而进身的人，说：‘得以中举。’何不也想想古代乡里选拔人才，是依据道艺呢？我难道能不求取在道艺方面进步到足以被选举的程度吗？因奏名而取得高等的人，说：‘及第。’何不也想想过去评定古今人物，共有九等呢？我难道能不希望达到上上等的品第吗？如今把志向放在科名上的人，难道不会说：‘名列天下甲等就是美事。’可是孔子、孟子的门下各有四科，文学还排在下位，能够事奉君主、治理百姓的人更不只是文学一项。没有通达而处在下位时，颜子在四科中以德行为第一；已经通达而处在上位时，大人在四科中也以端正自身为第一。如果能够考入这一科，还有比这更高尚的吗？按这样的标准接受选拔，那么仁义忠信的天爵既然修养好了，公卿大夫的人爵也都将随之而来。否则，即使在有莘的田野中亲自耕作，也本来就有尧舜般君民相得的大事业；在陋巷的一箪食、一瓢饮之中，也自有夏商周三代礼乐的盛典，又有什么不足呢？读书而能达到这样的圣贤之道，然后才看见读书的功用真实而不虚浮。只凭一时的年龄优势、一时的文章，登上高科、做上显官，而年少时所学在壮年所行中一点也看不见；书中经世济民的道理，连一二分也没有得到，不能施用于实际功用，这就不是我敢于知道的事情了。这是求学者应当奉为准则和戒条的。我冒昧叙述这些道理来回复诸位朋友，不知道你们果真会认为它切实而不迂阔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凤山新城记》建昌作为郡，南面临着盱江，北面背靠凤山。江水如同银河，从天而下，牵引着玉带般的水流，远道而来环绕在前；山势如凤凰昂首而起，鼓动双翅向前，耸立在后面如同侍卫。真是天地自然造就，也算奇异了。郡守雷侯刚到任，便登上山的最高处，四面环视而感叹说：‘盱江固然像天然的池水，明白显著了，却还不如凤山尤其像天然的城池。它的形势确实仿佛飞翔在千仞高空，极目远望千里，看不见尽头。泛观四方境内，群山罗列，奇秀万状，都好像重重城郭环绕着延伸而去。郡城距离山大约三里，且还稍远；仿佛郡城已经是最高处，而这座山又高出十丈。它距离郡城仅一里左右，从山上俯视城内的市井人物，历历可数，即使一根头发也不能逃脱视线。一郡的险要，不就在这里吗？’如今敌患已经严重，地势应当选择。古人处在交战之地，就争夺山地作为据点，得到山地便是胜利；处在防守之地，就用山镇守，又凭借山势修筑城池。只怕没有山，从来没有不依山设置险要的。如今如果把这座山看作不是我们所有，而置于城郭之外，可以吗？它原先是登临游观的佳处，如今应当成为防御守备的胜地，这两者同时进行，并不相互矛盾。这不正是时候吗？雷侯文事敏捷，武备尤其熟悉，只因见识超然、谋虑深远，所以慨然兴工而进展迅速。节制有法而不造成伤害，办理事务安静而不张扬声势。负责督办工程的，是前江西路分守李君忠；雷侯把既定规划交给他，想把整座山包围起来筑成城。城墙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长五百三十丈，与正城相连接，上下相互联络维系。内面修建营寨，外面开辟两座城门，南门叫景福，北门叫仰高，都十分雄伟，确实是保障千里疆域的屏障。又想到城池若没有士兵谁来守卫，便应当招募精锐士卒，另行设置屯戍；士兵若没有粮食谁来养活，便应当拨给官田，另行发放粮饷。这样或许各项规划都能安排妥当，不至于疏漏而留下后患。从最初规划刚刚确定、工程即将兴建时起，他不敢擅自决定。于是把情况详细上报朝廷，朝廷全部准许所请，赐名为凤山寨。到这时，长久守卫、无边防患的计策才开始没有一项不周备，森严而不可侵犯，屹立而不可拔除，可以形成安定疆域的形势了。至于此前的九里城，向来称为坚固，姑且仍旧不改就可以。然而新城极其高峻，凭借地势险要；旧城处在平地，东面虽然有江山，却没有护城池，那就和没有城一样，也是不可行的。雷侯又有所感悟，于是测量土工，确定界限，计算深浅宽广的数目。深度总共二丈五尺，宽度总共十丈，环绕起来总计九百余丈；百姓乐于出力而没有受到扰害，池工程完成也没有怨言。到这时才足以使金城汤池的坚固完整而无缺，新池深邃，新城巍峨，实在是此前所未有的开端。难道不能说盛大吗？唉，有郡就有城，有城就有池，有一样不能缺少另一样；这不是为了自己防卫，而是为了国家、保卫百姓。这是各郡都不敢轻视的事情，尤其是边郡最为看重。所担心的是人情往往只考虑开始时的困难，尚未到工程完成、众人欢喜的日子，便不能不议论此事迂阔而不切实际。如果不是明智足以看清它，判断审慎足以实行它，即使作出决定，也容易被异议动摇。有人虽然知道应当这样做，也想这样做，但回头看郡中经费不足，往往又退缩而中途停止。唉，这也确实困难啊！雷侯安保惠爱百姓，一片心意真切，明察决断一向有素，不会被浮泛的言论迷惑。而且虽然费用没有出处，能够采取的办法只有完全断绝其他开支，专门完成这项工程。这就是城池工程仅仅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吗？建昌在江西上游，本来不能与边郡相比。然而试着看看江、湘一带近来的事情，古来从未有过像如今这样强大的敌人，这个郡几乎就如同次边郡了。疏浚、筑城的工程，还可以认为不是当务之急吗？这正是雷侯不怕烦难、终于有志完成此事的原因。况且雷侯刚在景定庚申年二月以此事巡视郡政，到五月就已经奉召授官了。他能够用来表明自己政绩的事情，像这样实在难得，难道还只是小小的补益吗？雷侯虽然不把这看作功劳，只说不能没有文字告诫后来的人，希望他们共同扶持，使这项郡中公事能够长久维持。于是命我作记，我不容许自己以文辞不足推辞，便为他记下大略，以回复雷侯的命令。雷侯字宜叔，名宜中，先以编修身份出任郡守，如今因吏部考功入朝觐见。郡人包某记。

译《君子轩记》“君子”这个名称起源于谁呢？开始见于禹，记载在《书》中；到文王、周公、成王、召公时说得更详细，见于《易》和《诗》。到了孔夫子，他谈论得更多，见于《鲁论》的共有六十五处，门弟子的话不算在内，《中庸》《大学》等其他经书的记载也不算在内。不知道在最初还没有这个名称时，它究竟是依据什么意义产生的呢？天下最尊贵的，没有比天子作为君主更高的了；这固然是由他的地位和名分决定的，但是否也一定因为他的道、他的德确实出类拔萃，才足以承当统治臣下、驾驭众人的这一名号呢？然而，人的本性是天地所赋予的尊贵，仁是上天所授予的尊爵；这些实际上人人都共同具有，并不是君主可以专有的。道德没有超过本性和仁的；如果具有这样的仁，便有值得尊崇的道；如果具有这样的德性，便有值得尊贵的本质，因此也可以把这样的人称为“君”。所以人心称作“天君”，正是以道德的尊贵来称呼，并不是以地位名分来称呼。一个人的身体虽然卑微低贱，但他的心作为君主，却有连天子也不能把他当作臣下的地方。比如“子”字，是男子的通称，世上卑陋猥贱的人大多都只是普通男子；其中如果有奇伟的男子，卓然超越于众多男子之上，唯独值得尊敬、值得尊贵，那么他就足以成为众子之君，而普通男子只能做他的臣仆。所以，君子是凭借成就德行而获得这个名称的；如果离开仁德，就没有什么可以成就名声的了，这就是“君子”之名所由确立的原因吗？如果考察他的实际，又究竟应当怎样呢？从前子贡、子路、司马牛曾经对此有过询问，而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虽然也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品德资质和器量，指示他们进德修业、取得成就的方法，然而尤其可以看出：有这样的名声必定要有相应的实际，名声不可徒然占有，而实际功德不可不努力求取。广郡有一位贡士，名叫曾君僁，是文思锋锐而胆气雄壮的人。他三次参加春官考试，因而上呈一篇万言书，专门请求确立太子这一大事；当时上下都战战兢兢，不敢有人发言，他却以一个书生的身份慨然不惧祸福，直率地提出意见，这不正是胆气雄壮吗？又不只是文锋锐利而已。广信使君徐公认为这是礼应嘉奖他的志向，于是以“君子”命名他的轩，想来是因为他是曾氏的儿子，希望他能仰慕曾子的言论吧。曾子因为接受托孤、寄托国命，至死不改大节而成为君子；曾君将来可以期望在这一点上继续进取吗？然而天下国家的事情，凡是应当说的，是义所当为，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既然应当担当“君子”这个名号，那么君子的实际功德难道可以不努力求取吗？所谓君子，也只是贤者有善行的共同称呼；其实际内容就是行善。善行并没有固定的主人，能够得到一种善行，就都可以称为君子。《易经》各卦的“大象”辞中，凡是归于君子的，共有五十四处；每一处各以一卦说明一件事，也各自体现一条道理、一种德行。“大象”辞和《诗经》中的“君子”，都是贯通上下各等人而言的。国君也是君子。至于《鲁论语》，多半是为地位居下的学习者设说的，但其中也有身居上位的国君可以共同遵循的道理。大概道理并不只有一条，德行也不是只需取得一种；随着各人所实行和所得的不同，都同样可以成为君子。比如孔子认为子贱、南宫适是君子吗？这些人正是各因其言行中的优美之处而获此称誉。孔子说子产有四种君子之道，是因为他只具备这四种；又说君子的道有三项，而我一项也做不到，这说明君子之道的极致，即使孔子学而不厌、圣德日益增进，也从不自以为满足。然而把它充实并向上推求，君子难道是可以轻易谈论的吗？即便如此，君子固然已经超出众人之上，却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所以孔子曾说君子中仍有不仁的人，又因为圣人难以见到，便希望见到君子。这样看来，道德哪里有终点，学习哪里有停止的方法呢？如今曾君如果能以曾子那样的君子作为自己的期许，也就是一位君子了。不过我认为，君子的名号虽只有一个，实际内容却不止一种；如果要求完备、责求尽善，那么还应当精进的地方仍然很多。何况成为君子而还没有达到圣人境界，就更应当承担重任而道路遥远，难道可以走到半途就停下来吗？前代儒者曾说：有志于学习的人，应当以圣人为老师。既然如此，做士人就应当希望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就应当希望成为圣人，这并不是僭越。曾君想请我为他的轩记述这番道理，我谨借此机会来勉励他。钦定《四库全书》《敝帚稿畧》卷四　宋·包恢撰 记

译《咏春堂记》我的朋友吴节父有一座堂，名叫“咏春”。从前防斋袁公曾经为它题写名称。过了很久，他想请我阐明“咏春”的实际意义。我推辞却未能获准，于是再次答复说：“什么叫春？它浩浩荡荡地使万物发育，巍峨高大直达上天，这就是春。它鼓动万物，却不与圣人共同忧虑，这就是春。《易》所谓乾元统摄上天，云气运行、雨水施布，万物品类流行；大地承载神气，神气化为风雷，众物含露而生，这就是春。既然如此，春果真与我无关吗？万物是谁使它们发育的？是我所奉行的大道广大无边。万物是谁鼓动的？是我的仁德显现。乾所统摄的，就是我的元善之长；大地所承载的，就是我浩然之气的充塞。所以天地的德性、万物所具备的一切，没有不在我这里。对万物一视同仁，生养万物而不可测知，这就是春，哪里还有外在的东西呢！”如今想要歌咏这个春天，应当怎样歌咏呢？春气自然发动，春声自然鸣响，原来就是春自己在歌咏，并不是另有一个歌咏它的人。大的方面，雷声风声千响万应；细的方面，禽鸟千种歌唱、万般姿态；众多方面，人的声音千般歌唱、万般应和，全都是在歌咏春，也都是春自己在歌咏。只是担心人不能自己听见、自己觉察罢了。哪里能找到一个超越自我而成为春、又使春超越春而成为我的人，同他谈论这件事呢？我昨天代理主持天台政务，有人请我讲说暮春时节和“防”字的意义，我曾为他说明说：‘正当春天之时，造化大钧广大无边，阴阳二气交互磨荡而没有固定方向；雷从地中发出而振奋，和乐愉悦已经深厚；乾的端绪、坤的边际，开阔地显露到极点；元元众生同一心意，舒展开畅，周遍流行；各种生物纷纷生长，蓬勃充盈；飞翔、潜游、活动、草木，无不各得其宜，没有遗漏；大的小的、高的低的，彼此贯通而无所隔绝；各自端正地禀受性命，共同保全太和之气。’ 在这个时候，是春成为“防”吗？还是“防”成为春呢？春不再只是春而成为“防”，“防”也不再只是“防”而成为春，混然一体，只见它们是一体，不再看见是两个东西。由“防”成为春来看，宇宙仿佛掌握在手中，万物的变化从自身产生，掌握命运的权柄在内心，天下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东西；所过之处教化流行，精神存于万物，上下同流；飞翔的鸢鸟、跃动的鱼，都使上下之理明白可见；天下万物都归于这种仁德，施行于四海而成为准则。“防”啊，哪里不是春？春啊，哪里不是“防”？这就不必说‘我同造物者一起游处’了，因为我实际上就是造物者。到了这种境界，反省自身而内心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快乐了就歌唱，歌唱了就咏叹；承载着无声，却没有一处不是声音；听不见声音，却没有一处不是可以听见的声音。宇宙之间充满流动，没有一样不是自足而安泰的，没有另外的追求；没有一样不是本来如此而安然的，没有妄自作为；浩然至乐却不骄矜，坦荡无忧而不吝惜。广阔无边，什么事情、什么事物足以牵累我呢？安闲舒展，什么细丝毫发足以隔碍我呢！”以我成为春、春成为我来歌咏，自然歌咏自己的快乐，不能再有所增加了。这难道是普通人的情感和见识所能达到的吗？像鸡虫得失、蛮触争胜负这样的事，哪里能知道它的仿佛呢？咏春堂的主人过去常常存有这样的志向，并且常听我克翁的教诲而有所省悟。如今如果果真没有忘记当初的志向，我所说的这些话，希望你能依照它去实行。在于求得真实，不过是反省自身、自己寻求罢了。

译《玉虚观记》玉虚观，是一方奇异的道观，也是盱江城南的胜景。它的山环绕远近，挺立高耸的像玉屏，耸峙峻拔的像玉笋。西面有高峰，俗称“双髻”，尤其高峻突兀，都是向上凌越太虚，争相呈献神奇秀美。它的水环绕左右，遇到源头便流动的像玉泉，随着蓄积而停留的像玉镜。东面有良田，平坦广阔达万顷，又遥远地铺陈在前面，都是向下涵映太虚，彼此交相照耀。道观处在其中，地形像龟，有老松像龙，内外通透明彻，真是玉山辉映；空室洁白而莹润，仿佛一座水晶宫。平日里，道士们穿着飘逸的羽衣，佩环声缓缓作响，悠然自得地游处其中，焚烧奇异的香使它化成云雾，敲击钟鼓使它发出雷鸣，声气相应、彼此感通，共同诵读本门的经典，实行本门的法度。从外面望去，真像神仙中人，是超出尘世的存在，难道不清幽而快乐吗？附近乡里的居民多姓傅，人物大多豪迈俊秀。从前他们有的希望通过学问窥见前代贤人，有的希望凭借文辞追及前代作者。多次曾在这里会聚同族，在这里会聚朋友，在这里藏心修业、讲学研习，人才济济、文质彬彬，仿佛德星聚集。又因为想彼此切磋砥砺，像工匠琢磨玉石一样；又想彼此虚心接受，像山泽一样共同保持空虚，那么没有比这里更美好的地方了。然而这座道观，遥远得不知始建于何时，因为一向没有片言只字可以考证。现在能够看见的，只有一口天禧丁巳年铸造的钟还保存着。有人说从前叫凌云观，又有人说叫下方观，直到治平元年才赐予现在的匾额，这些都无法详考。只有追查到它在衰败之后能够出力振兴的人，当时是在崇宁年间，有一位道士徐丹林，可以称述一番罢了。从此以后，前人创建，后人继述，随着时势不断出力，凡是由内部到外部，宫室殿堂，拯救弊病、修缮废坏，大都没有缺失。规模既已确定，增建也逐渐累积，将会月月不同、年年变化，也可以恢复为一方奇观了。到了如今，知观事谢师颜和他的徒弟愈，慨然有意主持、维系这件事的美好志向，所以近年以来，楼阁、门庑、匾额等，也都革除旧弊而重新建造。正如玉石一样，它从前长久被旧日尘埃掩没，一旦重新显露出本有的光润，于是焕然空明，面貌为之一新，更可以光照前代而启迪后人了。谢师颜多次来拜访我，叹息说：‘本观不知距今有多少年了，既没有碑记来告示今天的人，如今又没有碑记来告示后人，难道不是典章缺失中的大事吗？’ 因此冒昧请您为它作记。我赞赏他的志向，已经为他记述了道观源流和沿革的大略。于是又想到他们所奉行的教法，其中说：‘身穿粗布衣服而怀抱美玉。’又说：‘使内心虚静，守持清静。’还说：‘白玉不被毁坏，谁能使它成为珪璋？’又说：‘虚无恬淡，才符合天德。’这些是《道德经》《南华经》所说的“道”，不是我敢于妄称了解的。或者道观取名，正是出于这些意思吗？他们因这个名称而学习本教，一定有真正懂得其中道理的人，我不再加以说明。然而我还有一个独自的疑问：道观里的道士，难道果真都是仙人，不吃烟火食物吗？为什么自从有道观以来，没有一亩田地，没有一粒收入，没有积蓄，没有仓库，没有陈粮，也没有新粮，空虚竟达到这种极点？屋里空空如也，恐怕连暂时寄居都困难，更何况长久居住呢？这样岂不是会有贫困忧愁的祸患吗？姑且说这是借助外物来磨炼自己、成就自己，像我们儒者一样。可是只使心灵空虚，却不使肚腹充实，这难道也是他们的道吗？如今他们的徒众常有十多人，大都像是有办法充实身体而不因气力不足挨饿的人；弹琴赋诗、炼丹制药，各有办法自我娱乐，从未有贫困忧愁的样子。难道他们果真有仙术，能够仰头呼唤青云、吸取白日的精气，俯身捆束荆柴，煮食白石、紫芝、春荑、黄精、秋肥，从而可以长生不老吗？春天吃朝霞，夏天吃沆瀣，就可以长久生存吗？那么他们不吃五谷，能够像藐姑射山人那样，也就合理了。不然的话，一年没有五谷的收成，而这座道观数百年不断不废，始终如一，也没有听说有谁因为绝粒不食而延年益寿，这究竟是凭什么道理达到的呢？有人说杜陵想进入蓝田山，是因为有餐玉的方法。宝玉品类中有一种叫谷璧的玉，里面自然有像粟米粒一样的东西，这难道就是可以吃的东西吗？既然如此，谢师颜和他的徒弟，难道也是道观中自有玉石可以充实空腹，而不是普通人所能见到的东西吗？这些都是我尚未明白的地方，还想亲自前往访问，追究其中究竟，姑且先记下这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一人〕

译《韫玉轩记》南丰的山多奇异秀美，其中有一座叫染原，因为山的颜色像染成的一样，也可以由此看出山脉源头深远绵长。侯氏居住在那里，门前正对着两座高峰，名叫何祝，草木茂盛而苍翠，耸立峭拔，尖锐秀美，不知有几百丈高，仿佛高峻直达云天之外，只能仰望而不能攀登。两座山峰的山麓有许多奇石，左边是石岩，右边是石井，上下都是石崖。井水清澈甘美，冬夏都不会枯竭。春天瀑布飞流喷泻而下，从前曾在崖旁凿出梯道，可以登高眺望；又在石崖上凿出地基，可以卧游观览；引井水成为水池，可以洗濯帽缨。从源头到水流，似乎没有一点尘俗之气。侯氏的儿子希防对此有所感悟，隐约认为：凡是山孕育一方奇异秀美的景色，总不会没有由来，难道不是因为内里有所蕴藏，然后向外显发，正如古人所说“石中蕴藏美玉，山因此增辉”吗？于是取这个意思为书房命名为“韫玉轩”，并请我为它作记。我因而告诫他说：玉的美不需要赞美，赞美玉的美的人并不真正懂玉。玉可以珍贵，珉石可以低贱，连儿童都能分辨，这个问题根本不必询问，不是子贡所问的那种问题。把德性比作玉，这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分别指出哪些是仁、智、义，哪些是礼、乐、忠、信，以及天地九种德性之外，另行取出某种东西作为道德，这就已经不是同一类了。而且从乾卦来观察玉，也确实可以承当这样的称誉。然而把没有情感的祥瑞之物这样称说，就像把它称作道理完备、德性全美的人，不几乎成了强行牵合吗？这并不是孔子的话。只有精神显现在山川之间，才足以使人知道它的内外。正当它蕴藏的时候，石头尚未剖开，美玉尚未显露，似乎还没有什么可以看见它的美。然而石头不必剖开，玉也不必取出，它的美自然有可以看见的地方。水并不是玉，但水的方正清澈并不只是水的性质，而是玉的性质；树木并不是玉，但树木润泽茂盛，也不只是树木的性质，而是玉的性质。难道不就像荆山之玉，光芒潜藏在荆石之中，即使在千仞高处也不能遮掩它的光吗？玉作为石头时，虽然还不能直接看见，但它的光辉显现在山中，却是可以看见的；不必从玉本身观察它，从山来观察，也可以知道。假如只说它是山，而山又只不过是石头，那么沉重浑浊的气质，哪里会有精明的色泽？顽固粗犷的质地，哪里会有温润的形体？自然都不能使光辉显发出来，只能看见它黯淡无光，被尘埃遮蔽得昏暗，被烟雾笼罩得惨淡，精神气息消散，草木枯萎，完全没有一点光芒和声影，这本来就是必然的。山之所以辉耀，是因为有玉，并不是因为山本身，何况只是石头呢？既然如此，玉可以用来比喻君子，而想用玉来成就君子的德性，为什么不也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呢？内心有美德，就会舒展显现在四肢；和顺之气积聚，就会发为英华；有充实的美德，才会有广大光辉。没有什么比隐藏处更能被看见，没有什么比细微处更能显露。细微之处显现出来，难道不正是真诚无法掩盖内在蕴藏、必然发出光辉的验证吗？这颗心如同美玉，其中保存着善良珍贵；这个身体如同山岳，光泽润色由此生发。所以所珍贵的有道德根基，举止仪容端正、神色严肃，言辞语气之间自然远离粗暴、傲慢和鄙俗；本性扎根于内心，就会在面容上显出光彩，胸背之间充满和悦，四肢不用言语也自然能够使人明白。假如把我的一颗心全都化作美玉，那么把我的一身全都化作发光的山，内在蕴藏与外在光辉相互符合，更可以相信这不是虚妄了。如今你应当怎样做呢？你从天性中得到的叫作德，收藏在身心中的，就像玉的蕴藏。只怕自己不知道，终于自轻自贱、自我毁坏，或者不能使它无瑕无污，因而使光辉被淹没罢了。为什么不也像珍爱玉一样善于珍重自己，像收藏玉一样善于藏养修治自己呢？我将看见你的蕴藏起初暗淡无光而后来日益显明。不然，明明自身有可贵之处却不去思考，放纵自己的心而不去寻求，就是自轻自贱、自我毁坏自己的蕴藏，光辉又从哪里显现呢？再进一步说，为什么不使内在保存的纯粹如美玉之瑜而没有瑕疵，所守持的完整如玉之洁而没有污点呢？” 我将看见你的蕴藏仍在潜伏，却极其光明显著。不然，志向和意念驳杂，外物欲望遮蔽，又会使你自己给蕴藏增添瑕疵、沾染污垢，光辉又从哪里显现出来呢？你应当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加以辨别。我乡里有一座像染原那样的山，我已经把它看作有光辉的山了，但也反过来问自己：山中多是石头，究竟有没有蕴藏？有蕴藏还是没有蕴藏？蕴藏的究竟是玉还是不是玉？应当自己认识它、自己获得它；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光辉。我的这些话或许可以作为效法和警戒。

译《宜黄龙磜寨记》内地的人为了防备盗寇而谋划，就像边境的人为了防备北方骑兵而谋划一样。有土豪凭借险要之地设置山寨，自己筹办粮食来供给当地军队，称为忠义；这样既不牵累郡县，又可以补足官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将来北方骑兵突然到来，凭借险固的地势和精强勇猛的士卒，足以自卫而不可战胜；对方即使进攻，也有不能取胜的地方。像这样的山寨，如今长淮一带不止一处，实行这种办法已经很久了。至于内地，所忧虑的只是盗寇叛乱；如果有乡官像土豪一样以忠义奋发，大体依照边境的办法实行，那么即使盗寇的凶焰刚刚炽盛，也还没有达到北方强敌那样难以应付的程度，怎么能不称为忠义呢？如今宜黄侯君锭所做的正是这样。绍定己丑、庚寅年间，闽地盗寇四处兴起，所到之处焚烧民居，使百姓财产毁坏、性命遭戕，掳走他们的妻子儿女，没有人能够抵御，于是横行到抚州各县境内，宜黄各乡受害尤其惨重。当时侯君居住在崇贤乡的雕峯，虽然能够纠集乡民组成义丁，率领众人合力抵抗他们，但乡里的居民和家园已经有很多遭到蹂躏。侯君于是慨然叹息说：‘今天的祸患已经过去，即使姑且说不再追究，后日的忧患正在到来，难道可以不深思熟虑吗？’ 于是，依靠险要之地设置山寨的办法便实行起来，实在有不能拖延的必要。于是选择地方，找到名叫龙磜的地方，两座山峰相对耸立，高峻险要可以凭恃；泉水瀑布从旁流过，幽深得无法测量；山岩峻峭挺拔，上面却平坦宽阔，可以居住千户、容纳万人，几乎像是天地特意设置的险要之地，用来躲避战乱、抵御盗寇，于是就在山上修筑寨堡。盗寇到来，就登上寨堡，派出强壮的人同他们交战，期望一定取胜；盗寇退去，就返回原来的居所，各自治理生计，人人都可以自我巩固，这难道不是防备盗寇的好计策吗？然而侯君又慨然叹息说：‘如果依靠寨堡出战，没有粮食凭什么作战？即使凭寨堡防守，没有粮食又凭什么防守呢？’于是，筹办粮食供给当地军队的办法也可以实行了，同样有不能拖延的必要。于是侯君亲自拿出米三千石有余，又率领族中有力量的人资助，把粮食储存在寨中，专门供给义丁，命名为“义仓”。春耕时就把粮食发放出去，以帮助农民的耕作力量，如同屯田；到了秋收时再收回，依照淳熙年间的办法，按所收粮食量加收二分利息，希望能够不断增加粮食数量，使它可以长期发挥作用。出纳管理由子弟主持，丝毫不扰民；万一再次遇到像从前那样的盗寇，那么兵力和粮食都充足，盗寇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这难道不也是防备盗寇的长远计策吗？侯君如今授任赣州信丰县尉，一向很有意气，希望建立功业，所以能够在乡里做好守御的准备，乡人确实依赖他。假使每个乡都有作为的人，都按照这样办理，那么即使有大盗寇，也无法有所作为。百里之内的百姓安居田里，这利益不是很广大吗？不过侯君的志向固然美好，还在于后来的人世世代代守行这一办法，不徇私、不欺骗，不废弃、不破坏；能够推广他所做的事情，使它更加完善，这样不但不会滋生弊端，反而更能扩大充实它的利益。仓储积累得越来越多，供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即使让这里数百年安定牢固，常常如同一日，也完全可以做到。这就是侯君请我作记的本意，因此我不能不为他记述事情的始末，以告示后人。这样或许也足以使它永远维持下去吧？淳祐戊申重五，朝请郎、权发遣福建路转运判官、兼知建宁府、兼劝农事、节制左翼军屯戍军马、借紫包恢记。

译《真州分司记》土地不吝惜宝藏，宝藏就会兴盛起来。有土地就有财货，财货就会滋生。如今东南的财富在煮海制盐，盐利的权柄总汇于白沙；白沙号称淮海一带的都会和防守要冲。盐从这里产出，在这里缴纳，在这里收集，又从这里发散出去。它的来源没有穷尽，它的流通也没有止息。先前隶属于仓台，专门负责控制盐利，在外已经历时多年，后来归入检阅分司管理。自淳祐四年起由内地开始设置分司，盐利数量更加增多，职任也更加重要。官府守治之处，应当有公廨；分司办公之处，应当有公库。可是十多年间仍然空缺，几乎像丰城失去居所而只能寄身旅舍一样。既然没有旧有制度可以沿用，就很难说何必改建了。取《大壮》卦的意思建造栋宇，难道不是正逢其时吗？然而所忧虑的是没有财用。于是分司赵寺簿汝证与知郡徐大卿有功共同上词请求朝廷。如今大丞相惠国谢公慨然答应所请，为此捐出十八料公楮二十二万八千三百有余，又从淮东总所拨给木材费用六万八千二百有余。财物可以使用了。所忧虑的是没有土地。于是相中分▯防旧址可以用来建公廨，又另选贸易数千丈的地方可以用来建公库。土地也确定了。于是选取工匠和材料，全部使用其中优良的，交给他们规划图样，协力兴建。每天服役的有二百人，人人都由公家雇用，待遇优厚超过私人雇用；每件物料都由公家购买，价格与市场相同。确实做到了不扰民而把事情办成。因此公廨一经翻新，就建成门、庑、厅堂等共三十多间，戍卒和胥吏无不分别安排有住处，总体上大门庄严整齐。公库一经翻新，就建成土库、廊屋等共二十多间，中间设置阅视、编排和储藏官钱的处所，无不各有位置；四周用砖砌墙，稳固高耸。外面另建房屋四十多间。南面濒临大河，就建造河亭和船埠以便利商贾；西面有水港，就连接东边的空地以远离煤火。上面有接待宾客的馆舍，下面有牧马的马厩。正厅西面建书院三间，书院南面建薰风堂一座，用作处理公务、应酬交往之余藏书修业、游息休憩的地方。旁边开水门，排列小红桥，前面建月台，起造见山楼。桃、柳、梅、竹错杂地陈列在前，群山众水灿然映入眼帘。楼前又有一座叫“可轩”的轩室，几乎完全取得一州的胜景，没有一处不宜于人。公廨、公库在一时之间都已完备，这是从前没有过的；赏心乐事又随地创设，各自有美好之处，使这里成为办理盐业、同商贾交易的场所，同时又超然脱俗。景物如此美好，又可以使人自得其适。大概它的清幽并不隔绝于万物，通达却不同流于世俗，或者正是所谓形迹上似乎与世俗混杂，而内心独自追随古人、同他们交游吧？工程始建于宝祐二年夏季初，到了这一年冬季末完工，仅仅经历了八个月。总共建成大小房屋九十八间，而且里面的器用、外面的舟船，没有一样不周密齐备。远近的人争相前来一睹为快，都因此心胸开阔、眼界明亮，它也真是焕然兴盛了。寺簿写信命令我记述这件事，我不能作文，又想到不可以推辞，于是为他叙述事情的始末如此。我私下感叹说：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只在于有志向和才干；有志有才，就没有不能做成的。没有志向，就苟且偷安而不肯做；没有才干，就因陋就简而不能做。像寺簿这样，才干和志向都绰绰有余，所到之处都能脱颖而出，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呢？难道只是像唐人那样，凭修缮建筑而获得能干的名声吗？至于盐业遍布天下，财赋占天下的一半，在唐代已经如此了。然而那时宫中的服饰器用、百官的俸禄，都依靠盐利供给。如今却不是这样，只是供给军饷而已。言辞合乎正道而不失义理，公用得到满足而不涉及私用，法令宽缓而百姓不以劳苦为告，价格公平而商人不以困顿为告。如果能使百姓和商旅彼此相安，使军队和国家的供给自然充足，那就尽善尽美了。寺簿处理这件事自有方法；听说他的年收入比旧额多五倍，这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也是我所不能了解的，所以不再赘述。《竹轩记》万物并非只是万物，什么东西不是我？我也并非只是我，什么样的我不是万物？万物都完备于我自身，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这快乐是很大的。竹，不过是一种事物罢了；一就是万，万就是一，究竟谁是真正通过穷究事物而认识我的人呢？竹子内部空虚，是我的内心；竹子外部挺直，是我的操行；竹节坚硬，是我的操守；竹竿高峻挺拔，是我的高尚；竹根深厚牢固，是我的根本；竹色常青，枝叶常秀，是我的文采。如果其中任何一点相反，就既不是竹，也不是我。把竹当作竹来看，是普通人；把竹当作我来看，是君子。像黄岩池君子文这样的人，他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子文曾经同四方的名师益友交游，都受到他们的赏识，其中烛湖孙公尤其爱护敬重他。孙公既赞美他淳厚美好的资质、坚定宁静的操守，又勉励他增长明辨的见识、努力充实气质，使自己进到英俊卓异的气象，这大概就是竹子的意义吧？子文有一座轩，四周环绕着竹子，烛湖为它题名“竹轩”，其中大概是有用意的吧？如今子文的儿子齐贤，在轩室方面重新修造，在竹子方面增加栽植。竹子生长有先有后，就像父祖年长、儿孙年幼，根根叶叶彼此相似。子文贤能，有儿子齐贤，又是贤能的人。以贤能继承贤能，正所谓因此相似。他的贤能想要与父亲相齐，而实际德行也想与这个名称相称吗？他请我记述这番道理。我已经略略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又勉励他说：‘《诗经》以“菉竹猗猗”起兴，写有文采的君子，《大学》于是取它作为道学自我修养、达到盛德至善的证明。竹子的作用很大，但并不在我之外。齐贤如果能由此回到自身去求取，就会有用不完的老师。还没有通达时，就反过来从自身寻求，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通达以后，就把它推行开来，用来治理国家、安定天下，以光大先父的志向，以追随烛湖先生的高雅用意，所有道理都不出于此，哪里还需要向外寻求呢？’

译《玉成斋记》黄岩谷口，郑简子寄来书信，闽山的臬司告诉我说：‘我曾经在祖屋旁建造一间屋子，命名为“玉成斋”，取《西铭》中“玉女于成”的意思。富贵而没有忧患，固然是世人贪恋仰慕、用来丰厚自身生活的东西，有时却也像鸩毒一样，未必能成人，往往反而杀人。贫贱和忧患，是人所厌恶的、扰乱并阻碍其所作所为的东西，但谁知道它们反而能够坚定我的志向、使我的仁德成熟，确实有成就而没有败坏呢？我一向贫穷，不求富有；一向卑贱，不求显贵。我幼年没有父母可以依靠，幸而由先祖母抚养教育，直到长大成人。我曾读《蓼莪》诗和李令伯的表文，总是不止一次地为之流泪。忧患已经很深，却不求世间的享乐，已经有许多年了。但我私下想，又怎么知道这不正是成就我的原因呢？就像玉一样，没有不经过琢磨而成器的；但玉不能自己加工，还需要借助“他山之石”来砥砺。以我家徒四壁、身无一官的处境，不能忍受这种忧患，几乎像颜回住在简陋巷子中、以箪食瓢饮为生，住在蓬门瓮窗之下。起初还只是屋顶漏水、下面潮湿，我既然住在这里，最终就应当安于这里。在这里思念父母和祖母，在这里立身扬名、使亲人显耀，希望仁德有所获得，孝道能够有始有终，或许可以达到成就。’ 既然如此，贫贱和忧患，难道不就是我用来攻治美玉的砥石吗？这就是我取名的意思。请您为我记下它。’我听说：‘使心志困苦，使筋骨劳累，使身体饥饿、身力困乏，才会有所振作而得到益处；心意困苦，思虑阻塞，表现在脸色上、发于言语中，才会有所作为、有所领悟。智慧的产生，往往由于忧患疾病；孤独失意者的通达，出自危急的思虑。贫贱忧患能够使人成就，确实如此。然而贫、富、贵、贱、忧、乐的不同，只是自身所处的境遇和世间相遇的不同。在道上，则有达到富足、成就伟业而已，没有贫穷；有自身所具有的可贵而已，没有卑贱；有因生命而生的快乐，快乐到不可停止、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俯仰天地而没有惭愧，甚至天下之王也无法与之相比而存在的境界而已，没有忧患。至于自身处于贫贱忧患之中，即使像我的老师孔子那样，吃粗食、喝清水，弯曲手臂作枕头，砍伐木材、削迹避祸，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受困，却把世间的富贵看得如同浮云，以快乐忘却忧愁，不知老年将至，真正行走在贫贱患难之中，却无论进入什么处境都能自得，德行更加盛大，圣德更加圣明。这就是所谓以玉声终结，条理完备而汇集大成吗？’乾卦象征玉，刚健、中正、纯粹而精微。乾的德性就是德，德就是玉，是成就的极致。简子如果想要像玉一样成就自己，就应当说：‘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始终勤勉不懈。’把贫贱忧患看得如同富贵安乐一样甘美，以孝的一念推而广之，去寻求天经人伦的极致；借助“玉汝于成”的砥砺，以砥砺订正顽固之性，具备体用的完整，如同通过琢磨来进行自我修养，以求达到《大学》至高之道的止境，那么他的成就将会怎样呢？不要认为一间屋子太小。成全本性、保存本心，道义的大门将豁然洞开；宇宙天下这个广大的居所，正当之位也不在此之外。光辉灿烂而玲珑剔透，昼夜不息。将来远近的人望见它，看见有白虹之气直冲上天，看见精神的发露向下显现在山川之间，一定都是从谷口玉成斋中发出的。我还愿意拭目等待，痛快地看见这一景象，谨以此答复前面所说的话。不知道简子认为这样对不对？想来不会不对。《远斋记》我的朋友上饶徐致远在玉溪南面选择居所，作为藏书修业、游息休憩的地方。后面背靠古城山，前面迎着南涧山谷，中间有一处深邃的水潭，依傍栖霞山，名叫霞泉。泉水下方开辟一间小斋，斋外梅竹相互映照。大概致远的心地洒脱清爽，居处的环境也同样优美。何况他精通琴艺，精于诗歌，在这里弹琴，在这里赋诗，那么山鸣泉响、梅动竹应，好像全都是知音。他曾经请求我为斋题名，我说：‘何必另求名称，按照你的字命名为“远斋”，可以吗？’从前陶靖节在世俗人群中筑屋居住，却能使内心高远、居地偏僻，也正是这样。这是十五年前说过的话。如今我奉命来主管闽地的臬司事务，致远确实同我一同前来，于是谈起往事说：‘名称既然是您替我立的，那么发挥“远”的意义，为我的斋作记，难道还适宜再交给别人吗？’我说：‘记是不能作的，姑且试着评论一番。’人的智慧、见识、志向和愿望，最喜欢高远而厌恶浅近。如果智慧见识所及高远，就可以成就远大的事业；志向愿望所期望高远，就可以谋划长远的方略。否则见识卑下污陋浅薄，所见不超过眼前，所作不出寻丈范围，本来就没有希望达到远方。所谓远，哪里有比天地更远的呢？天地周行一百七万九百多里，这是天的遥远。从东极到西边，从南极到北边，各有二亿三万三千里有余，这是地的遥远。人如果想与天地一样遥远，应当怎么办呢？然而这只是天地有形有象的情况，还不足以称为真正的远。有形有象就有界限、有穷尽；只有无象无形、无声无臭的，才是所谓的道。天不过是这个道形成的形象，地不过是这个道形成的形体。道则神妙而没有固定方所，《易》则变化而没有固定形体，哪里是里数可以计算、百千万亿可以算尽的呢？所以它虽然从未离开天地之间，从未超出有象有形的范围，却广大无边。它的遥远没有阻碍，没有人能探究它的限量，也没有人能追问它的终极。又听说：‘仁作为一种道很遥远，实行它的人没有谁能够达到。’又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实行仁，仁就到来了。’那么它究竟遥远还是不遥远呢？也只有懂得把遥远看作切近的人，才能进入德性的境界吧？把它推广开来，充满六合；收敛起来，退藏于隐密之处，那么它虽远却并不远。没有比这颗心更隐密的地方了；这颗心的神明，忽然在九天之上，忽然在九地之下，又忽然在八极之外，往来变化不可测度，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那么它又是近中有远、并非遥远而又遥远了。不把遥远当作遥远，而把不遥远当作遥远，这才是真正懂得“远”。这间斋室虽小，里面却包含宇宙；这间斋室并不近，宇宙也并不远。在这间斋中弹琴，仿佛整个宇宙都成为琴声；在这间斋中赋诗，仿佛整个宇宙都是诗句。推展这样的智慧见识，充实这样的志向愿望，那么近在眼前的小小得失、小小利害，尚且足以动摇我的内心，还能放置一丝一毫的喜怒哀乐吗？致远具有晋宋时代人物的风度，应当自然能与此相契合。我的话已经多余了。致远说：‘请您为它命名，请写下来作为我的《远斋记》。’

译《易斋记》有一个人在包罗广大、恢宏无边的境地建造屋舍，把它命名为“易斋”，并自称“易斋主人”。他刚开始建造这座斋室时，先用《易经》占筮，得到吉兆，然后才确定下来，并不是任凭自己的意愿。整座斋室也都从《易经》中取意设计，不借助其他方面。所以命名木材，就从艮卦之山中选取；选择工匠，就选巽卦所象征的工匠。劝勉工匠，用兑卦的喜悦使他们高兴；搬动木材，用震卦的发动使它兴起。房屋的最高处就是太极，地基就是坤地，覆盖屋顶的是乾天。用离卦的太阳、坎卦的月亮作为窗户，又以坤卦的闭合、乾卦的开张作为门户。神妙的力量实在秘密地运转其中，有一种不急迫却迅速完成的作用；坚守正道、不损耗财物、不伤害百姓而完成工程，正是简易之道。斋室建成后，主人又占筮得到吉日，于是举起乾卦的头，捧起坤卦的腹，抬起震卦的脚，顺从巽卦的大腿，侧立坎卦的耳朵，端正离卦的眼睛，拱起艮卦的手，谨慎收住兑卦的口，以一个人的身体侍奉乾父、坤母，并同已经求取而得到的三男三女，一时之间共同进入并居住其中。这座斋室，真是包罗广大、恢宏无边，足以作为广大的居所、承受广大事物吗？当时，斋内的家人，童仆、归妹已经全部聚集；斋外的老师、众人、同道之人也都互相亲近辅助，正在到来而没有停止，像《噬嗑》卦所说的相合一样，没有一点间隔，和谐融洽。主人于是用《履》的礼节接待它，用《豫》的音乐使它欢乐，用《需》的饮食设宴招待它，又饮《未济》之酒；坤卦的牛、艮卦的鸡、坎卦的猪、离卦的雉、兑卦的羊等物，全都准备齐了。井水可以汲取，鼎可以烹煮，取用没有禁限而永不枯竭，人人都喝醉了酒，吃饱了德，欢乐无比。礼仪既已完成，主人便安居于此，安顿自己的秩序；以音乐为乐，在此玩味卦辞；有所行动便观察卦象，在此玩味卦占。这样就是《大有》所说的“有大有之，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哪里知道，那漂泊无定、内心不快、没有得到职位、无处容身的人，看见这间斋室会作何感想呢？当《晋》卦的光明升起时，便早早起身，在此自我昭明美德，当然不敢妄自进入；等到《随》卦所说的天色将晚，夜色寂静，便进入这里安睡，也不敢妄自出去。出入都合乎法度，不能有丝毫紊乱；四季之间尤其自有次序。每逢月份处于《复》《临》《泰》《大壮》《夬》《乾》，都是阳月。这时便庆幸阳气增长的月份，一个月一个月地消减阴气，直到《乾》而达到极点；达到极点才成为至极，就像我的德性之阳明，必须积累到刚健纯粹，达到如《乾》卦那样才行。这样，六阳卦的作用，没有一刻不在这间斋室之中。等到月份处于《姤》《遯》《否》《观》《剥》《坤》，都是阴月。这时便担心阴气增长的月份，一个月一个月地消减阳气，直到《坤》而达到极点；达到极点就必然发生变化，就像我的德性陷于阴暗，也必将使它发生变化，长久守正而达到大的终结，重新成为《乾》那样。这样，六阴卦的作用，也没有一刻不在这间斋室之中。总之，这是与时偕行，从未稍有背离。有时静坐无为，便寂然不动；如果忽然有所感触，就立即成为《咸》卦所说的感通于前。有时遇到事情而有所作为，便变化活动而不停留；如果截然应当停止，就又成为《艮》卦所说的止于背后。动与静本是一体，始终自然。有时整天没有事情也没有人来，便只听到《中孚》的鱼传信用、鹤鸣声，以及《小过》的飞鸟留下的声音，也就欣然有所契合。有时《兑》卦所说的朋友来此讲习，彼此如两泽相连，确实有足以令人喜悦的地方。朋友来了便聚集，离去便散开；他们各自适意，而主人也完全没有留恋之情，这又是随时顺应的表现。至于平日把德性收藏起来、修养起来，便常常以谦逊自我约束，退居如同虚空；凡是用来考察自己进步的，都有明确的次第，尤其清楚明白。总之，达到“诚”的极点而没有妄念；无妄就是真诚。以此作为内在的主宰，用《大畜》来充实它，用《颐》来养育它，养大其德而成为《大过》，便有超过常人的德性，也能做出超过常人的事业。否则，蓄养得不深，只能像《小畜》那样积累美好的文德，而不是大德，也不同于《贲》卦所说的兼观天文与人文。又像《小过》只能做小事而不能做大事，与“大者之过”也大不相同。阴柔而小的东西固然不能当作伟大，阳刚而大的东西尤其不能当作细小。然而，从小处积累而达到高大，就像树木向上生长；居守德性而改善风俗，就像水势渐渐浸润；这也只在于自己考察进步得怎么样罢了。不仅如此，如果像《损》那样惩戒愤怒、抑制欲望，像《益》那样改正过错、迁向善行，像《革》那样如豹换毛般改变自己、除去旧习，始终长久地坚持不懈，那么天天更新、不断更新，进步又哪里能够估量呢？然而《易》并非纯粹只有吉利；吉只有一种，不吉的凶、咎、悔、吝却有四种，这些都不是没有道理。因此《泰》不能没有《否》，《剥》也不能没有《复》；往来、消长，是天道的运行。因为《丰》卦极盛而知道消息盈虚，因为《既济》而必定想到防患于未然；即使天地也不能使万物永远整齐划一，何况人呢？所以反过来观察自身，就有《明夷》《睽》《蹇》《困》；在晦暗中保持光明、端正志向，依附光明而响应刚健，反省自身、修养德性，承受天命而实现志向，这些都是自我处置的道理。向外观察天下，就有《屯》《讼》《蛊》；体察云雷而思考治理经营，崇尚中正以止息险难和强暴，利于渡河而前往有所作为，这些尤其是寻求济世的方法。大凡有困难，必定有解决之道，从来没有永远的困难。《易》说，困穷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这就是越困穷反而越不会困穷的道理吧？主人粗略地学习并懂得了这些，如今一天也不离开这间斋室。在十二时、昼夜百刻之内，无不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互运行其中。对于吉、凶、咎、悔、吝的变化，他潜心细察，顺着可行之道而乐于实行，违背不可行之道便忧惧；没有老师和保傅在旁，却像面对父母一样，内外都知道戒惧，凛然不敢忽视。《易》的根本在人，本来不在外物。然而人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能穷尽《易》的道理；所以我的夫子尚且有“再给我几年时间，我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的感叹，何况普通人呢？这就是主人想终身处于这间斋室、希望穷究《易》道的原因。早晨已经听闻道理，晚上即使死去，不也可以了吗？因此自己叙述建造这间斋室并命名的缘由如此。钦定《四库全书》。《敝帚稿畧》卷五，宋包恢撰，跋。

译跋《邓州通判饶公将鉴》。《将论百篇》是绍兴辛酉年邓州通守饶公，名廷直，所作的著述。它追述已经发生的事情，依据已经取得的功绩，辨析其中的是非，判定其中的得失，并不只是按照成败来论断。好比用尺衡量长短，分寸一点不差；好比用秤称量轻重，铢两没有差错。它所采纳的事例很多，可以作为法则；所摒弃的事例虽少，也可以作为警戒。它也如同一面镜子，抬眼一看便能阅览一切，美丑都无法逃避。兵家所论，着重在法术，不一定完全合乎义理；饶公所论，着重在义理，却也不违背兵法。只讲法术的人，把权谋机变放在首位，表面上似乎奇特，实际上并不奇特；依据义理的人，以道义为根本，表面上似乎迂阔，实际上并不迂阔。所以饶公的论述，根本端正而不诡诈，体制完整而不偏颇，作用周全而无缺失，没有一处不是用义理来裁断。用来作战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坚固。过去的名将，大多凭借这一点取得功效。若不是这样，即使作战获胜、守备坚固，也只是侥幸。它确实可以弥补兵家不足，帮助将帅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书中间或有未完全合宜之处，也只是小瑕疵，并不损伤美玉。真是一部奇书；既懂兵法又明白义理的人，一定会从中有所取法。何况饶公不只是有这部奇书，实际上还有奇特的节操。饶公本来是邓州通守，因守缺而代理州事；敌人借口说我朝已经接受和议，许诺以此郡相逼夺取它，如同索取偿还之物。饶公没有得到命令，已经上奏而尚未获答，于是坚守城池至死。唉！假使饶公能够始终献身并充分发挥才干，那么他所论述的那些优秀将领，就都不只是勉强知道这些道理，也一定能够真正践行；他们的功业将会多么光明伟大啊！如今新任江西运管黄君应龙，是饶公的同乡，详细知道他的事迹，又得到《百论》全是饶公亲笔的稿本，拿来给我看，并且感叹世上有奇书、奇节而湮没不传的人太多了。像饶公这样的事，虽然载在国史中，但这部书当时人们已经听说，他想进呈却未能实现，直到现在还没有人为它表彰。某听闻此事而感到悲伤，于是写在书后；将来应当有世间的大手笔加以发挥，使它昭示并流传给后世，成为永久的鉴戒。跋《林次麟东宫事鉴》。《东宫事鉴》这部书已经完备了。真正的鉴照之光，没有一样事物不能照见，本来就不需要我来赞美。何况诸位君子所作的品评题咏也已经齐备，我又怎能再说一句话来增加鉴照之光，使它不被一粒尘埃遮蔽呢？然而幸亏林兄不嫌弃我，拿出来赐教于我；若不写些什么表示感谢，也说不过去，所以冒昧借此写几句多余的话。一个平民却谈论天下国家的根本，把古今的教化法则全都阐发出来，并不是越出自己的职位，也不是出于私心或有所图谋。先儒横渠张子听说皇子出生便十分高兴；如果皇子一出生就接受教诲，岂不是更加可喜吗？为什么可喜呢？天下国家本来就是我的一家，君主的儿子，就是天地间的宗子。天地之内所有人，谁不是同胞众子呢？只要宗子能够成为贤明之人，四海便如同一家，人人都受到同等看待，又怎么会有一个百姓不能共同生长呢？所以说，为天下寻得贤能之人，叫作仁。震卦是长子，出来后可以守护宗庙社稷；对他的教诲，哪一项根本能比这更大呢？这样看来，写作《事鉴》，正是治理家内之事，确实切合自身而不是迂阔，确实发自仁心而不是僭越。这大概就是林兄的本意吧？冒昧附带说到这些。跋《郭省元玗帝王万世宝鼎鉴》。天是父，地是母，凡是有生命的，哪一个人不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子女呢？然而众人都只是庶子，必定还要有一个宗子，最尊贵的人，作为主宰。今天作为掌管宗器的长子，后来就是成为大君的宗子。所以想要知道君主之道，必须先知道为人子的道理。父天母地的气充塞而成为我们的身体，那么天下众庶子便都是与我同一体；父天母地的意志统摄而成为我们的本性，那么天下众庶子便都与我同一性。身体相同、本性相同，名分上虽然有尊卑贵贱的分别，在身体和本性上却没有尊卑贵贱的区别。作为这样的子女，必须能够像父天那样高明，使没有一个子女得不到覆盖；像母地那样博厚，使没有一个子女得不到承载。天下同胞中的庶子，没有一个不能安定其身体、实现其本性的，这才叫仁。以此建立制度，以此进行教化，这正是《中庸》《大学》的深微宗旨。郭兄已经懂得了这一点。《宝鼎鉴》一书，把古今建立即教化的根本和始末全部汇集起来，没有遗漏，前所未有；而它的要旨，在于把无穷无尽的仁遗留给天下千万世，这难道不是它最伟大的地方吗？自古只有三代的宗子具备这种仁，所以成为有道之长。三代以后，懂得这一点的人很少，所以也不再有三代的风气了。君主以仁为准则，为天下寻得贤能之人叫作仁，还有谁知道这种道理呢？既然如此，哪里比得上我们亲眼见到它呢？郭兄是学习《中庸》《大学》的人，他所阐明的、留给天下千万世而用之不尽的仁，难道也是由此而择取的吗？

译跋《山谷书范孟博传》。《范孟博传》，是从前太史黄公所书写的，现收藏在闽帅文昌赵公家中。某曾经承蒙赵公出示两幅大卷，因此得以重新洗眼快意观赏，不禁感叹不已。范孟博传记中所表现的清正节操与黄公书法飞动的笔势，本来已经是世间至宝。何况所有题跋，又都由前后名闻天下的士人发挥殆尽，似乎再也无从插入一句话了。退下来独自想到，人最难面对的事，没有比生死更难的。我的夫子说：“不要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不惜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孟子说：“所厌恶的事情有甚于死亡的，所以有些祸患便不能逃避。”由此可以观察一个人。而先儒又说：“激愤慷慨地舍身容易，从容镇定地走向死亡困难。”所以能够赴死的人，还应当在他临死之际观察。范孟博最初被捕入狱，已经决定以死自处；他仰天禀告，是想上不辜负皇天，下不愧对伯夷、叔齐。等到第二次被捕入狱，知道必死无疑时，他与母亲诀别，说自己有弟弟孝敬，足以奉养母亲。已经归于黄泉，若能与父亲、儿子说话，他也会说，因为恶事不能做，所以我不做恶；这就是他的自处之道。他在母子之间处置事情，曲折周全地表达了义，真可以说是从容赴死，而不只是激愤地舍身罢了。还有人指责他以激烈行为博取名声，认为品评裁量过分，最终还牵涉党争，却没有想到，大义和刚正节操出来承担其锋芒，他那伟岸刚直的气概，自然足以使奸邪胆寒，于是使群雄相互观望，不敢离开臣子的地位，竟延续了几十年，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说孟博这一类人做得过分，是说错了。有人又疑惑，锋利的刀刃可以踩踏，而中庸却做不到；那么他的死果真合乎节义吗？却不知道世上那些贪生怕死、丧失节操、只求保全身体妻儿的人，身体虽死而心志仍存，本来已经不被世人齿录。其次，在大限到来时，只顾眷恋牵累，希望保存一丝残喘、余息将断却不肯断的人，又有多少呢？那就像病死之时，并不是临危赴死可比的。他们呻吟哭泣，留恋妾妇，分赠香物、出卖鞋子，安排衣物；一生的奸伪，在临死时全部显露出来。以孟德与孟博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不去责怪前者，反而来挑剔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太史写这篇传记，或许在气节和事迹上，也有与自己相似的地方吧？他起初因为史事前往涪州、戎州，后来又因为撰写《承天记》而前往宜州；横祸加身，随处安然承受，不后悔也不屈服，确有孟博的风范。看他自己叙述在宜州的日子，所租的房屋上漏雨、旁边进风，没有遮盖，人们都认为无法忍受这种忧苦。我却已经铺设床榻、焚香而坐，正对着西邻屠牛的案板，仍然悠然自得。不幸最终死在宜州，怎能不令人叹息！然而这样就能在地下与孟博相从，太史还有什么遗憾呢？文昌公家收藏这部书，又因为忠定公以大忠大义作出重大决断、确定国家大策，使国家安稳如泰山；这件事本来不能把范公、黄公与他相提并论。然而功劳在于社稷，虽可与日月争光，却仍有邪说敢于遮蔽侵蚀，甚至妄称为党争，这难道是人自己要隔绝于日月吗？有什么可伤心的！到了这里再回头看范公、黄公等人，难道不可以更加感慨、再次长叹吗？忠定公曾两次任福州帅，直到如今，人们仍贤敬贤者、亲爱亲者、喜爱所喜爱者、重视所应重视者，终身不能忘记。福王受封之后，文昌公又在六十年后回来任帅；前人所作的善事更加彰显，后人的盛德也得以流传。世代守持忠孝，从儿子传到孙子，这不就像周文公有伯禽、僖公相承吗？文昌公想把《范传》和黄公书法刊刻在忠定公的新祠中，那么将会看见它们与西湖之水同样清澈，与水晶宫同样明亮，千年之后仍如同一日。这才算真正找到了托付之处吧？太史曾经自称，他的杂文将来或许可以成为“安石碎金”；喜爱它的人也有人说确实如此。如今传记与书法一同流传，岂止浑然如真金，价值又增加了。某冒昧掌管闽地司法，正为自己远不如孟博澄清世道的志向而惭愧；而太史又曾称赞史君宗英、景道是杰出人才，认为每次见到景道还存有典范，尤其喜爱我的文章书法在文昌公那里，几乎远远超过景道。可惜太史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一点。文昌公命我记下这些话，因此不顾冒昧，在卷轴末尾添上这些多余的话。跋《象山先生二帖》。象山先生的学问，极其明白而切实，纯粹出于正道；但了解他的人很少，甚至有人妄加怀疑议论，真是奇怪！姑且从他写给先伯、先叔的两封信来看，例如他说：求学没有什么别的奇巧，只是要使义理明白精细，行动都听从义理，不任凭自己的私心罢了。至于有人说某人酒后的言语行为，几乎无法考察，像颠狂的禅语，不能作为训诫，他便截然不掩饰其缺点，同时宽恕其罪过；由此大体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世上号称求学的人，其弊病不是流于颠狂，就是陷入奇巧而自己还不知道；反而敢对先生提出怀疑议论，这实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先生又曾说：心就是天下共同的心，理就是天下公正的理；与此相同叫作同德，不同于此叫作异端。颜子跟随孔子，并不把孔子的门户秘藏起来，这话说得多么高明啊！那些如果只私守门户、见识鄙陋的人，本来不必同他们争辩。也许有些学说源自先生，后来渐渐失去了传承，正好染上颠狂奇巧的毛病；不成为先生的拖累，已经很少了。我其实深深忧虑这一点；如果有人能够就着这个道理，做到真诚明白、实践不懈，那么即使气质不美，也没有不能改变的道理。这样寻求，或许有一天会自行明白，并且能够真正懂得先生。吴氏之子汝弋一向喜爱求学，所以先君子把这两帖交给他收藏。后来经过兵乱焚毁，他仍能珍藏而没有失坠。有一天他拿给我看，说将要把它们刻印出来以告诫后来的学者。我不顾冒昧，把事情的本末写成这样，归还给他。

译跋《克堂先生墨迹》后。仁，是天下最宽广的居所；义，是天下最正大的道路。它们本来就是人心固有的，不必借助外物来居住，也不必借助别人提供道路才去行走。这就是所谓“不是外物熏染我”，难道是由别人造成的吗？既然人不必担心自己没有这座居所、这条道路，那么最值得担心的是：有了这座居所，却整天整年奔走在旅舍荒地之间，从未回到自己的家中居住；有了这条道路，却整天整年摸黑走在荆棘险阻之地，从未走上自己的正路。这正是孟子后来所悲哀的。先君子的心志，表现在书画中高古、刚劲、健朗，正是仁义之笔。作为他的仆人，某拜观此作而感到悲哀。江子远能够珍藏它，志向很美好。然而如果只是收藏这些字画，却不能体会先君子的心意，那么这些字画岂不只是徒然的空画吗？一定要居住在这座居所中，才是屋下的主人；一定要走在这条道路上，才是路上的行人。如果既不居仁又不行义，那么我所悲哀的，就比孟子当时更严重了。子远心中，仁的居所、义的道路本来都具备，何不思考怎样居于其中、行于其上呢？某谨拜手恭敬地写下这些话。跋《晦翁先生二帖》。前辈名儒曾评论晦庵先生书法的精神风采，正是邵康节所说的“天外凤凰飞处别”。世人认为这是确论，所以凡是先生片言只字流传在人间的，哪有不争相珍藏的吗？瑞州陈兄公明年纪正轻，却喜爱求学，只恨自己出生得晚，来不及见到先生。他得到这两封信并珍藏起来，他的志向一定有所在。仰慕先生的德行，就像仰慕凤凰一样，必定不肯混杂在鸡鸭之群中；想到凤凰飞在天外，也必定不屑栖息在林木的末梢。况且两封信中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答，但先生把眼睛昏暗、不能读书看作天意，把欠别人文章太多看作债务；听到别人称赞他尤其多，看到公论也不能掩盖他在成就自己、成就他人之事上的恳切，大小事情都如此。读书而了解其人，亲交古人而评论时代，虽然出生得晚而不能亲见先生，却仿佛已经见到他了。我的先君子跟随先生学习四十多年；庆元庚申年春天，我也曾随侍在考亭春风之中两个月。每次回想起来，常常叹息景星重新出现而又消失；快意观赏，并且家中收藏着先生前后书信十多大卷。近年不幸接连遭受兵乱焚毁，全被六丁神取走了。如今陈兄出示这些信札，我拜手恭敬地阅读，又一次产生了感慨。于是忘却自己的冒昧，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也借此寄托勉励和辅翼之意。跋《晦翁先生帖》。求学必定要有保存根本主宰的地方，把它作为根本；必定要有持守践履的功夫，把它作为实际。求知、讲习，是用来精炼这个根本和实际所在的，并不是末节，也不是空虚。我先君跟随文公学习四十多年，从他那里接受的启发教诲最多，也最久。我有时在侍奉先君时私下听到这些话，后来又在先生的文集中充分读到。庚申年春天，我又曾亲自到考亭拜见先生并接受教诲。详细考察先生所注重的，无非是先保存内在主宰、重视持守实践。如今有幸读到他写给李丈的两封信，确实与我从前听到的相契合。虽然两封信不足以完全显示先生的学问，但大致方向已经在其中了。只是我疑惑，近世学习先生学问的人，往往多把格物作为主旨，有的甚至偏重求知而废弃力行，广泛讲习却缺乏持守。他们所谓求知、讲习，又往往失去根本而流于末节，没有实际而陷入空虚，和先生教人的宗旨大相违背。大抵不过是在解释文义之间用功，最后都堕入空谈罢了。李丈处谦，师友的学术源流集中于一家。他天资谦厚，学问又更加诚实；他从先生宗旨中所得的，独特而深厚，远远超过常人。他的儿子敏修，如果又能追溯父亲和老师的学术源流，持续光明而不懈怠，不断充实扩大，那么就可以说能够世代继承他的学问了。因为他不嫌弃我，拿前面的书信给我看并赐教，所以我不顾冒昧越礼，便写下这些话附在后面。跋潘侍郎《磨镜帖》【良贵】。尧的光辉照耀四方，舜的光辉照耀天下，文王的光辉照耀四方，周公的光辉照耀天地上下。诸位圣人的心光，如同日月，绝不只是镜子的光。什么时候会昏暗呢？假使它像镜子一样万一昏暗了，当时又没有书籍，要用什么来磨它、作为药物呢？如果心光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姑且用镜子作比喻，那么《皇极》中的训诫，可以使百姓接近天子的光明。用语言来训诫，训诫就接近书籍；把它比作磨镜的药，又有谁说不可以呢？然而这不过是容易明白的道理。把药积在镜面上，却不加以擦磨，反而会成为镜子的累赘。这正是潘公默成所造诣的深处。谢显道记诵询问的知识非常广博。大程先生说：“记得许多，可以说是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范尧夫说小程先生记得很多，小程先生回答：“只是因为不记；如果记得，就不会有那么多了。”这难道就是把药积在镜上、反而成为镜子累赘的道理吗？虽然如此，镜子的光在内部，磨镜的药在外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用外在的药去磨内在的光，几乎就是用外物来熏染我。何况镜光有形，它的光是死的；心光无形，它的光是活的。一定要在言语之外领会默成公的意思，其中存在着无需言说便能使人信服的道理。冒昧以此向胡兄彦隆求正，希望您能有所指教，使我恢复明白。书后。书《吴伯成游山诗》后。永嘉赤城的楼台，雁荡、天台、剡、会稽的岩壑，钱塘、武林的湖山，都是天下山水的佳处。若不是亲身走过、亲眼见过，怎么能知道它们的真实情状？如果只是坐着想象、躺着神游，那就如同在纸上观看画图罢了。然而真实哪里容易认识呢？一定要懂得仁与智，合通内外，才不只是得到它粗略的踪迹和形貌，还能连同它的精神意趣一起得到；景物触动眼睛，感情激发于心，有时叹息，有时歌咏，有时产生兴致，有时作赋，将这一切都寄托在诗中，那么诗也就如同实景实情。这才叫真实。云卧子不远行数千里，把赤城、雁荡、岩壑、湖山的佳处大致游览尽了，可以说是亲自走过、亲眼见过的人；而这些地方的精神意趣都在诗中显现出来，由此便可以看见。近来他刚来向我询问仁智、内外的道理，我虽然不能替他发挥，而云卧已经足以自己发挥了。既然如此，云卧的诗难道只是写山水吗？两集一百八十首，应当有真正懂得其中真实的人。

译书《徐致远无弦稿》后。诗有表面和内里，有浅有深；人们只看见它的表面和浅处，谁能看见它的内里和深处呢？这就像花一样：凡是色彩光焰外泄显露，明亮地全都表现在外面，而内里空空荡荡、毫无余蕴的，是浅；如果意味风韵含蓄蕴藏，隐约深藏在内里，而外表淡然，仿佛没有外在装饰的，是深。然而浅的常常令人羡慕，深的反而少有人玩味喜爱，为什么呢？懂得花，也就懂得诗了。穿着锦绣却还要罩上单衣，是嫌它的纹彩太显露；暗中积累而光彩日益彰显，平淡却令人不厌。先儒说，水晶的精光向外发出而无法遮掩，终究不如玉的温润存在于内而不外露。最高的道理都是这样，为什么偏偏说诗像花呢？远斋徐兄致远的诗，或许应当这样看吧？王半山有句话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如今泛泛读远斋的诗，有人或许觉得它似乎写得容易、语言平淡；却不知道他读得多、考察得详、锤炼得熟、雕琢得精，因此磨去棱角、剥落表层，追求达到真实，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依据、有法度，想要包罗各种诗体和格调，却没有一个字是妄用的，没有一句话是苟且写成的。千万不要认为它寻常容易；它正是最真实的奇崛之处，是从艰辛中取得的。我尤其在他喜爱花的时候看出了这一点。四时花卉中，色彩光焰外泄显露的名花当然不止一种；但像春兰、夏莲、秋菊、冬梅，都意味深长、风韵含蓄蕴藏，因而与众花不同；正因为它们近于这种境界，所以我喜爱它们。若要寻找像这些花一样的人，难道不就是屈大夫、周濂溪、陶靖节、林和靖这一类人吗？远斋既喜爱四种花，又仰慕四位君子；人是这样，所吟咏的诗也这样，真可以说是深厚而不浅薄了。至于桃李之类，外表徒有色彩光焰，内里却实在缺少意味风韵，反而人人喜爱，甚至把俗花当作俗诗；它们之间的距离，不也很远吗？从前建安七子中有才华的人，徐干居其一，远斋本来就有自己的家法源流。为什么能够这样有根本？徐子一定也曾与这些话相契；远斋只要更加反求根本并充实它，那么文章形成而通达，就像水流盈满坎穴后继续前进，源头越来越深，诗所能达到的境界也越来越远。那又哪里是我能够估量的呢？书《侯体仁存拙稿》后。文章只看重天成的巧妙，从未听说取法于拙朴。如今侯体仁的诗文，我只看见其中的巧妙，没有看见什么拙处，他却偏偏以“存拙”为名，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圣贤纠正周末文风弊病的过失，所以礼仪宁可从质朴，智慧厌恶雕凿；质朴接近拙，雕凿却走到巧的极端。礼和智尚且如此，何况诗文呢？我曾听说：“江左齐梁时期，争相追求一韵一字的奇巧，却不超出月露风云的形状。到了唐末，小巧之风更加增多，甚至接近鄙俗俚语；直到今天，这种弊病更严重了。”体仁所谓保存拙朴，难道不是想纠正当时的弊病吗？以今天来看古人，既不巧也不拙，没有谁像渊明那样懂得这一点；说他写出胸中的巧妙，其实还不足以称述。不懂的人或许说他的作品切合事情，只是不文雅罢了，这是怀疑他拙。这个道理可以同有智慧的人说，体仁应当自己知道。或者把一句话概括起来，其中的道理也还可以思考：既非巧，也非拙，而是得到了正道。这是我的迂阔说法，不知对不对？书抚州吕通判【开】诗稿后。谈论诗的人认为古体诗是正体，近体诗是变体；古体重视风韵，近体重视格律。正体和变体的声调不同。然而有的诗虽然在格律之中仍保存风韵，那么虽说是近体，也没有失去古体，只是进入格律而有所不同罢了。八句律诗有两种弊病：一种是每一处都拘泥于一物一事，句子断续破碎，前后气脉不能照应贯通，叫作不成章；另一种是雕刻琢磨的痕迹太重，只求对偶精切，反而变得短浅，没有真实意味和余味，只能逐句观看，不能作为整篇观看，拘束于格律而缺少风韵。这就是它与古体诗不同的地方。先正曾说：“诗对于文章，如泰山中的一粒浮尘；又如古代衣裳，织成了灿烂的纹章。拾取它裁剪剩下的材料，却不知衮服的尊贵。”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吧？如今《耐轩续稿》似乎独不如此。看它八句之中，语意圆活悠长，有含蓄，有警策，气脉贯通，没有破碎断续的弊病；而且所寄托的多是真实景物和真实情意，虽有对偶却仿佛并非对偶，没有雕琢显露痕迹的弊病。他自己叙述说是从《诗经》三百篇领悟进入的，那么当然懂得衮服之所以尊贵，不能与只会织成纹章的人同日而语。我再玩味它，所谓磨去棱角、浸润而显出光泽，不只是说明他用功深厚，也是因为他的神情冲淡，趣味志向幽深高远，有青山白云般的志趣，想超然出于尘世之外；志向达到哪里，诗也应当达到哪里。这样继续充实而进于古体诗，并不困难。律诗起于唐代，唐代的高适、韦应物、柳宗元，正是取法他们古体诗的风韵。由韦应物、柳宗元进入陶渊明的境界，他一定能够从容做到；还应等到另一部稿本出来，再刮目相看。

译书《平寇录》后。近来，郡境内盗寇祸乱接连发生，如同骤然降临的暴风骤雨，青天白日顷刻变得昏暗。豺狼蛇虎横行四出，任意吞噬，肆无忌惮。才三四天之间，新城大半成了盗贼占据的地方。各县市井乡里的百姓惊骇流汗，奔走逃避，不知道有几千家、几万人。唉，灾祸也太惨烈了！盗寇首领越来越多，党徒实在繁盛。观察它刚起势的情形，似乎应当采取持久而逐渐平定的办法，不容易在一天之内消灭。然而没有过多久，终于在十天一个月之间平定，也不必像古人那样拖延五十天、七十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郡将及早察觉，处置得当；朝廷调遣迅速，施行果断。假如县里刚向郡中报告时，郡中不是畏惧就是轻忽，那么就会像水不早堵住而滔滔增长，像火不早扑灭而炎炎炽盛，祸患将不会停止。如今郡将吴侯见识敏锐而机警，秘密运筹方略，赶紧采取措施，遍选巡尉分守各隅，共同做好防堵、守御的准备，又竭力向朝廷请求军队，几天之内便全部集结。然而假如郡将虽然向朝廷报告，朝廷却轻视藐视、置之不理而没有回应，那么就会像溺水者不及时救援而越陷越深，像火灾不及时扑救而更加猛烈，必定会使百姓陷于涂炭。幸而朝廷看得远、察知细微，把贼寇看在眼中，回应如同回声，不仅像早已占卜决断；洪抚、江吉、建宁左翼诸军也一并派出，贼寇便胆寒了。乘着这个时机、抓住这个机会，正所谓消灭这些盗寇之后再吃早饭。可是郡将以仁爱存心，悲悯而不忍，认为军队虽多，也不能轻易使用；节制军队的权力虽然专一，也不敢擅自兴兵。盗乱初起时，他本来就已经先从多方面广泛进行抚慰晓谕。何况朝廷本来就想招抚和捕剿并行，郡将更加体察这一意旨，只务求消灭首领，不求把胁从者全部穷治。又何况盗区不止一个乡、一个都，若一一诛杀，哪里杀得尽呢？只是想到这些人虽然众多，关键却在于关社；关社一破，其他地方即使不进攻也会自行屈服。于是按兵不动，只先选择土豪，明确说明赏罚，使他们负责擒捕。大首领有的出动奇兵谋取，有的派出义勇壮丁捕获。自从大首领接连被捕以后，依法处死的有十二三人，其余党徒已经畏惧服从，不必再劳费多余力量。这是由于善于衡量轻重，精细察知缓急，深深掌握了平定盗乱的关键。古人说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贵在机巧而迟缓；如今军队还没有真正使用，反而已经迅速而不笨拙、机巧而不迟缓，这其中有超出用兵本身的道理。然而老虎在山中有凛然威势，人才不敢侵犯；蛟龙在深渊中有隐约的神灵，人才不敢轻慢。诸军坐镇于此，形成雄强的威势，于是群盗在那里魂飞魄散、踪影全无，相继伏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使人不战而屈服，是用兵的上策；战功一天比一天多，是用兵的下策。这样说来，如今军队所取得的功效已经很大了，却还遗憾没有通过一战决胜、一次洗荡而平定，这是错误的。沿着水流上溯源头，叫作追究原因。郡将及早察觉而处置得当，朝廷调遣迅速而执行果断，难道不是这样吗？有的人只看见后来平定得似乎容易，便反过来责怪先前申请出兵好像过于惊慌，却不想想己丑、庚寅年的动乱，前面是刀山，后面是剑树，当时只恨不能马上看见军威降临，而郡县却正在旁观不言，军队像在醉梦之中；这能说是不惊慌吗？最后四邑百姓遍遭涂炭，肝脑涂地，不惊慌的结果怎么样呢？关社兴起时，盗贼蜂聚蚁集，不只是普通盗贼，实际上是叛逆；不只是本郡的百姓，实际上已经不是国家的百姓了。在这之前，下至官吏与他们勾结，上至守令又包容养纵他们，完全不去追究；这能说是不惊慌吗？最后十多年间，他们擅自充当掌握生杀和祸福的主人，祸害百姓家庭，危害国家，仿佛处在教化声威之外；毒疮已经形成，如今才大溃烂。不惊慌的结果又怎么样呢？如今之所以平定得容易，正是因为开始时看似惊慌而实际上并非惊慌。若不是亲身经历、亲眼见到，就不足以知道这些。僉幕诸君汇集编成这部书，本末非常清楚，都是实录。我曾经参与听闻其大略，于是在书末这样添述几句。读者或许可以由此知道往年的事情足以作为警戒，而今日的功劳足以作为法则。赞。陆象山先生赞。高明英特，是他所树立的卓异；沉潜缜密，是他所持守的简约。告子的学问在外，孟子的学问在内。向外的都是空虚的言说和欺诳，只是徒然堵塞仁义；向内的都是真实而广大光明的，可以进入圣贤智慧。不差毫厘，归于同一个正确；同样没有过与不及，融会于同一个中道。唉！像先生这样的人，真可以进入孔子所说的皜皜而无可相比的光明境界；世人妄自放肆地挑剔瑕疵，又哪里足以损伤美玉贯虹般的精气呢？

译钦定《四库全书》。《敝帚稿畧》卷六，宋包恢撰，箴。酒箴。酒会流成祸患，诉讼案件纷纷发生。第一次献酒只须拜百拜，正是为了避祸而产生的礼法；饮到第二爵、第三爵，言语和悦，本来是为了成就礼仪，怎么能接着放纵淫饮呢？大乱足以败坏德行，没有不是由行为造成的；拘执罪人而杀戮，并不只是刑罚过重，更会糜费粮食、耗损财物，整日经营的不过是一场醉酒。饮酒至狂而失礼，祸患还算轻的；酒毒会腐蚀肠胃，酒势会熏灼心神。防备一旦崩亡，昏沉如梦便无法醒来，肌肉脱落、骨骼显立，最终将严重损害性命。沉湎酣饮的人必然败亡，酒祸的严重是很明白的。反转狂乱而归于圣贤之道，只要一念转变便可以升进。能够自行戒酒，古人已有成法：有的人不过量饮酒，以此约束自己亲近亲友；有的人加以自我杖责，以违背先人的教诫为戒；有的人本来善于饮酒，却决不让酒沾唇。因为荒废昏乱的缘故，便以废弃事业来惩戒自己。只怕不去做，不怕做不到。愿你爱惜重视自身，战战兢兢，以报答你的先人，以保全你的精神，以保持你的安宁，以延长你的寿命。远大的前途可以期待，功名可以成就。那些嗜酒的人，却把德行和颂美当作自己的名声；如果果真沉溺于酒而违背这些话，灾祸将会充满。逆耳的话有利于治病，反复称颂它，正可以作为箴言。要勇敢果断、敏锐明察，与自己的内心结盟。从今以后倒置酒爵，保持清白如神明一般。铭 《恕斋铭》傅兄纯道把“恕”作为自己藏身修养之斋的名称，向包山老翁请求作铭。老翁说，这个道理极其广大，不是我所能说清的。然而纯道想凭借这一个字终身实行自己的志向，这也很伟大。我虽然只说一句也可能被认为不明智，却不敢推辞，于是根据自己的所见写成铭文答复他。铭文说：人只有一颗心，恕就是把心看作一体。为什么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却有差别呢？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与他人本来浑然一体，才妄自把一层膜以内分作我、膜以外分作你。你瘦弱我肥壮，你安稳我危急；你的灾祸成了我的福分，你的完整成了我的亏损。凡是有便利，争着拿来归于自己；凡是有患害，全都推给别人。这样一来，明明心本相同，却终于完全背反。难道要等到自己登上天界，听任你坠入深渊，才回头想一想吗？乾是父，坤是母，人人都是同胞；同生于天地，同受天地之气，气本是一身，性本同一仁，怎么会有彼此的隔阂？谁不是同类之人？万物之理都具备于人，何况人与人本是同类。勉力实行恕道，仁德就近在可达之处。自己想要有所作为，就先使自己站得住、通达起来，再推及别人，使别人也站得住、通达起来。自己不想要的，不是自己一人不想要，也不要施加给别人。内心通透明白，心中自有可以度量人的准则；左右上下前后彼此贯通，使事情先从一体出发。凡是自己所厌恶的，都截然有据，以不违背尺度来判断。忧戚与安乐、可喜与可忧，凡是为自己打算的，也就是为别人谋划。先儒所说的恕，充实扩展开来便能推行无碍，天地因此变化，草木因此繁茂，恕道多么广大啊！德行不会孤立，四海都会以此为准则，宇宙之间共同居处，实在不是出于主观臆想，而是有根本如此。因此应当先明白自己的内心，做到秋毫不伪，这才叫作忠。不容许欺骗妄作，不偏不倚才会平正，不存私心才会公正；刚强健实，日积月累而纯一，如同天空没有云，灿灿的白日，忠诚达到极点便在于此，恕道也由此产生。它如同形体必有影子，体与用互不违背；内心以恕为体，便像内心的作用广大无边。哪一种作用不是如此，哪一处行为不是如此？以一贯通一切。只有曾参懂得这一点；子贡虽然博学多闻，仍然有所怀疑，也还没有达到无可增加的境界。像我这样的人，大概还不够资格；但终身奉行“不要把自己不愿意的施加给别人”，也就很好了。曾参每日检点功业，三次反省自身；首先要做到为人，恐怕自己有不忠之处，不要害怕艰难而不去仿效，也不要忽视看似容易而不去追求。求知必须求真实的知，践行必须求真实的践行；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仁与智各有亲近之处，都是本性的德行，内外应当均衡。只有像“盛”字所说的纯道那样，毫不二心地藏身于此，这个斋才能以恕贯通天地。世道狭隘，道路荒芜，少有这样的规范，我的话似乎显得奇异，你应当谨慎守持。《达观堂铭》（附序） 平兄少平建造晚年藏身修养的厅堂，命名为《达观》。他的说法是：这颗心与这个理，本同出于一个根源；或生或死，本同归于一个道理。友人东平包某认为这确实像通达之人的言论，便为他推阐明白其中的旨意，说：大地构成我的形体，上天赋予我的气，天地的本性就在于此而显得尊贵。一阴一阳运行不息，人的本性成就善道并承继下去；形体和气就是道，气充塞其中就是义。它既不是隐而不见，也不是显而可执；既不是一，也不是二。天地的运行，以形气聚集为表现；乾为父、坤为母，把遗留下来的形体交付给人。清明之气存在于身，志与气都具备。天地的消散，就是形气的分离；气回归上天，形回归大地。从前活着时有什么值得贪恋，今天死去又有什么可畏惧？只有通达的人才能这样观察，真正通达必定是上等智慧。内心涣然融通，愉快地与天理相契，洞然如烛光照见一切，没有疑惑，也没有滞碍，能够贯通为一。原本没有两件事；以昼夜来观察死生，生灭往来一致，终始与始终相通。只有知道生，才能知道死。形气有聚有散，虽然似乎不同，天地的运行却万世不息。我的身体和气就是天地，天地长存，我的身体并非真正灭亡。生并非多余的赘疣，死也不是被废弃。天地广大厚重而高明，浩浩荡荡无穷无尽；彼此并行而不相冲突，万物共同生长而不相乖戾。死与生相同，混混然没有边际。少平啊，应当平心静气地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这一切，不可以凭主观意念揣度，也不可以用言语议论。早晨听闻此道，晚上便可以实行；应当反躬自省，亲自验证。努力吧，努力吧，愿你以此自我勉励。

译志铭 《冯抚属墓志铭》士人本来有身高不到五尺、意气却胜过千百人的；有人因为他外表卑弱而轻视他，这就是儒者。遭遇不顺时必定实现自己的志向；从前听说过这样的话，如今又见到这样的人了。要在今天寻找他，哪里会困难呢？像冯君名庭坚、字舜举，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他的性情温厚，气貌和平，身体看上去弱不胜衣，说话仿佛难以出口；平日安处自身、对待别人恭敬而宽厚，平时无事时退缩谨慎，像是畏惧而无能作为的人。等到遇事因义理而激发，就奋发慷慨，勇往直前而不可阻挡；他倜傥奇伟，智慧谋略层出不穷。读书一定要求有实际用处，每当看到史传中忠臣节士的事迹，总要感叹说：“男子汉应当像这样啊！”他当初在文场考校才艺时，所考的往往都能中选，曾多次与天下士人聚集在圜桥门，却最终没有遇合，也从未因得失而欢喜忧愁。原来他虽然一向熟习文事，却深通军事机要。绍定己丑年，邻郡大盗兴起，汀州有黄绿头，邵武有刘安国，声势极盛，锋芒极锐。当时建宁府派冯君担任隅总，登记编制保伍以保卫乡里。有人认为这不是士人应当接受的职务，应该推辞，冯君说：“学校所教养的究竟是什么？我从前所学习的究竟是什么？难道到了危难关头反而苟且逃避，坐看乡民遭受涂炭吗？”于是拿出家财供给乡丁，每天操练战事，修整险要之处；又另外招募义勇二百人，自行筹办钱粮，不使官府因此劳累。盗贼攻破光泽、将要侵犯郡境时，已经到了麻沙，冯君能够严阵以待、奋力抵抗，百姓中依靠他得以活命的很多。在此以前，朝廷派殿前统领童德兴率一千多士兵来建宁，先到麻沙；冯君于是为他们充当乡导，并且暗中让他的义丁从侧翼牵制盗贼。童德兴很害怕，想催促军队回府，冯君说：“用兵贵在随机应变。如今盗贼前面有大水阻隔，右边有唐石环抱，我军正声势大振，胜利就在眼前，希望统领暂且留下，可以一鼓作气将他们擒获。现在接近盗贼却不进攻而返回，盗贼就会因此轻视我军。上天把机会借给我们而不能利用，那么机会就不在我们这里而在他们那里了。”童德兴不能听从。当时本府三司委派刘帐干驻军，招募义丁讨伐盗贼，又任命冯君为计议官。冯君亲自到唐石招募一千人作为土军，号称忠勇。盗贼攻破邵武后，乘势来侵犯，冯君率忠勇军进入丁字桥，出其不意，设下三重伏兵等待。盗贼到来交战，冯君假装败退，伏兵接连出击，盗贼大败，斩首很多。不久盗贼增加兵力，再次聚集数千人来犯。刘帐干担心敌众我寡，冯君说：“我军声势正盛，盗贼气势正受震慑；如果我退却，不仅盗贼可以追蹑我军，也会挫伤我军士气。”于是躺卧休息以显示弱势，让军队全都埋伏在山下，却在对面山顶竖起白旗。盗贼不敢前进而退去。冯君说：“盗贼害怕了，我将去扰乱他们。”于是挑选壮士二十人，夜里进入盗贼营中，告诉他们听到金声就集合攻击，金声停止便停止。这样交战数合便撤回，没有一人受伤。于是命令像先前一样鸣金，盗贼每次听到金声，便自相残杀，整日受到扰乱。天色将明时望去，盗贼已经全部逃走，从此不再向东进犯。听说盗贼再次进入光泽，冯君说：“如今盗贼深入，虚实还无法知道，不可不分兵援助。”冯君的军队在桥下，刘帐干的军队在牛岭；盗贼从他们后面出现，沿途放火，使我军中断。刘帐干想退兵，冯君说：“现在四面都是盗贼，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希望让我率领本部奋力作战，帐干从后面援助，这正是必胜的机会。”不一会儿，盗贼拥众而来。冯君立马观望，张开左右两翼迎击，众人都拼死战斗。冯君亲自冲到阵前，观察敌军骁勇者，发射数箭，射死几个盗贼；又跃马冲入敌阵，众人全力一齐进攻，盗贼大败，望见忠勇军旗帜便逃走。后来南剑州白水峒的连明起兵作乱，童统领被他打败。盗贼将要窥伺郡境，守令分兵严守严岭，于是冯君率忠勇二百人守在那里，盗贼不敢侵犯。军队所到之处，鸡犬都安然无扰。到了甲午年夏天，唐石中里的龚日未倡导作乱，唐石周围数百里都变成盗贼区域。当时郡将袁大监刚到任，便调遣左翼军、禁军等前往搜捕，又任命教授包某为监军，司礼韩楘为副监军，派冯君担任军前计议。冯君说：“唐石山高而深，地势险固，不可轻易进攻；但应当用计取胜，而谋划必须知道先后次序。”于是分条绘制山川形势，指出攻守的关键，准备进入山峒。起初险要在牛头岭，正是唐石的总要隘；高冈峻岭俯视层层山崖，前面有深水阻隔，道路仅能容一侧落足。群贼之所以不能占据这个险要、不敢向东进犯，是因为竹溪二十四保还没有全部跟随作乱。如今如果先打通竹溪，竹溪就是唐石的左臂，而且先世曾经居住在那里，可以凭一纸文书使它归附。监军认为有理，立即派人从间道快马传檄到达各保首领那里，说明利害，晓谕祸福、逆顺的道理。他们刚刚被龚日未胁迫而跟从作乱，恰逢龚日未派伪帖命令他们率领保内人守牛头岭；他们的首领听了冯君的话，于是二十四保全都不再叛逆而归顺。冯君又招募善于作战的人，得到一百多人，也号称忠勇土兵。等到数千盗贼分路而来，冯君率领部下渡溪，南岸的军队先在前面拦击，盗贼害怕逃走，又沿溪绕到北岸，从后面夹击；盗贼腹背受攻，多次交战失败而死，军队溃乱，盗贼首领多被生擒，还俘获龚日未的妻子儿女和其余党羽。平定荡除盗贼的功劳，冯君出力最多。端平年间敌骑侵犯淮东，高邮守朱复之让冯君代理城中兵马监押，负责弹压防守城军；冯君沿城督军，即使在霜雪之中也没有丝毫懈怠。敌骑侵犯相城，经过高邮守的委托，冯君率部清理野外，并兼采前人的做法。当时有士兵闯入百姓家中，抢取财物并焚烧房屋，百姓还没有遭到敌兵侵害，反而先受到自己军队的伤害。冯君出城后，立即命令百姓进入城内，等候报告传来再清理野外，百姓都感激他。路上遇到敌骑，他严厉督促部下，对亲近的部将说：“遇到危难，我应当为国而死；你们可以先逃走，慢慢收拾我的尸骨带回去。”天亮时敌骑到来，冯君整顿队伍出行，敌人以为是疑兵，不敢追赶，于是完成清野后返回。一个多月后，忽然报告敌骑到达菱塘，守臣急忙同冯君商议。冯君说：“希望得到四只轻舟和弓弩手二百人。”

译守臣依照他的请求办理。冯君驾船抵达岸边，把伏兵埋伏在田舍后面，派五十人背水射击敌人。敌军先锋数十骑奔驰冲来，冯君把军队分成两路；敌骑来到水边无法控制，冲入泥泞之中，伏兵从他们后面出击，前后夹射，射死数十人，夺得数十匹马。敌军援兵到来，冯君率军慢慢登舟，敌人逃走，此后不敢再窥伺。高邮守上奏朝廷，认为这是菱塘战役的第一功。唉！这种雄伟的意气，作为儒者却能如此实现自己的志向，难道不是有古人的风范吗？既然如此，按照他前后备战宣劳的功绩，应该怎样奖赏并授予官职才合适呢？可是他在乡里时曾两次担任计议，过了很久才补授一资，后来又只转升两资；福建安抚司准备差使在淮地任职时，他又曾两次抗拒北方敌寇，功劳虽然上报却没有得到奖赏，这是为什么呢？然而冯君一向谦逊退让，他建立功名出于忠义，并没有夸耀功劳、计较施劳的意思，也不善于巧妙经营，对此安之若命，淡然处之。只是他在军中因劳苦，在淮地又受风寒，因此染病，病势渐重。有一天忽然对我说：“我胸中空洞，仿佛没有一物；这个身体好像处在太虚之中，恐怕是完全归还的时候了。” 于是他亲自洗手洗脸，整理头巾衣服，端正地坐着，不久便躺下去去世了。当时是嘉熙己亥四月八日，享年五十三岁。过了七年才得以葬在唐石吴坊上富；那里的山势雄伟，正如他的志向，是他自己选择并依照遗命指定的墓地。冯君世代居住在建阳竹溪，祖父朝佐迁居麻沙，父亲考应昌，母亲徐氏，妻子刘氏，儿子震。自从安葬以后，因为冯君与我交情深厚，而且他曾在唐石任监军，得到公的帮助的人正是我，所以我痛念他父亲有功却未能显达，便引用唐代张直之的话说：‘我的志向并不比古人差，我的才能难道不如今天的人，却竟至于死在这里吗？’以此代替他的儿子为父亲请求墓志铭的意思。我虽然不是擅长文章的人，但因为冯君也有所感慨。操守品行难以保持，而姓名却被埋没，这正是陶靖节抚卷长叹、不能自已的原因。自古以来贤能豪杰未能显达、埋没光彩而与草木同腐的，又是唐代史臣认为多得数不清、令人叹息的事。像冯君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设法揭去他的遮蔽、显出他的光彩呢？只是遗属托付的人不是合适人选，我恐怕自己的言辞不足以传之后世。既然迫于情义，不能推辞，于是为他记述大略，并作铭说：为什么学业在诗书而胸中却藏有这样精强的甲兵？为什么外貌像怯弱之人，任用起来却有健壮大丈夫的轩昂气概？为什么外表仿佛无能作为，内心却有深沉周密的智囊？盗贼可以消灭，敌人可以抵御，为什么用兵之势竟无可匹敌？功劳已经很多，声名却未相称，为什么爵禄赏赐始终没有偿付？人们都替您称屈，您自己却从未因此有丝毫怨嫌。活着时顺应天命，死去后安然无忧。山势峻峭，水色清明，您的魂魄应当安藏于此。只遗憾自身未能显达，而您的显达将寄托在后代的兴盛昌隆之中。《吴主簿墓志铭》我的朋友、新任抚州金溪县主书吴氏，名炎，字晦夫，于淳祐三年壬寅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因病死于家中。当时我以台倅调任临安倅，忽然从住处远近收到内外各方寄来的讣告。作为他的学生，便说：“再也没有这样的贤师良友了。”作为他的乡里人，便说：“再也没有这样的乡中善士了。”作为他的宗族，便说：“再也没有这样的贤伯叔兄弟了。”我为此悲痛而说：“世人喜爱生、厌恶死，这种迷惑不能辨明已经很久了。晦夫去世，大家异口同声地哀悼他，他究竟凭什么能在人们心中获得这样的地位呢？”大概他自身的修养，是像嗜好饮食一样嗜好学习；学识广博而见闻深远，文思如泉涌，辞藻如春花。有些本来不必问的事，他一问便能多所知晓；有些本来未必怀疑的事，他一疑便能辨析明白。而且他不怕劳苦地帮助别人，反复开导，使人明白。学习写文章的人如何运思、用字、造句，他全都讲究法度，可以亲自指点传授。因此乡里的求学者多跟随他交游，他总是根据各人的资质，使他们得到朋友互相砥砺的益处。这就是学生们发出“再也没有贤师良友”的叹息的原因。他气质容貌和平，言辞意趣婉转，远远看见他的人都认为他是君子。何况他的志向和品行修洁，年少时便显露出非凡之处；他对别人多有善意，从不怀着恶意诱导人向善，而是勤勤恳恳、毫不懈怠。别人有所请求，只要能够答应，他从来没有为难的脸色；即使不能答应，也总是委婉地说明，从未严厉拒绝。别人也不怨恨他，仿佛他什么都能答应，实际上却很有操守。这就是乡里人发出“再也没有乡中善士”的悲叹的原因。他的伯父叔父在世时，没有不喜爱他的，因为他循循善诱，孝顺友爱，和气蔼然。后来伯父叔父都去世了，兄弟子侄很多，晦夫安然处在其中，没有疾言遽色，不冒犯尊长，也不欺凌卑幼。大家聚集时，他很少谈论世俗琐事，多谈古今善行，其中含有默默相互劝勉规诫的意思，从未与任何人结怨。有人发生不好的争执，他一定尽力排解调和，所以族人没有不敬重仰慕他的。这就是宗族中人发出“再也没有贤伯叔兄弟”的遗憾的原因。他还是孩子时，已经端庄稳重得像成年人，不喜欢嬉戏，也不说戏言，唯独喜欢义理和文字。起初跟随我的先父克翁求学，便已经切切然立下志向。十六七岁时，他陪同父兄在考亭拜见朱文公，文公让他讲说《鲁论》第一章，对他很喜爱，于是听受教诲、讨论学问一个多月才回去。从此他专心于实学，却不废弃科举。他所作的应试文章，以义理为根本，尤其精密深到。嘉定丁丑年补入太学，每次考试都位居诸生之首，按积分计算几乎成了优等。阅读他文章的人无不击节赞叹。他端坐在存心斋中，白天诵读，夜晚思考学业，把这当作日常；淡泊而没有其他嗜好，从未任意出门游逛于市井。即使有人不知道繁华艳丽有什么可喜爱，想要动摇他，他也坚定不可改变，平素的操守更加坚固。同舍先是惊异怀疑，最终信服，一致称赞他为不可企及。晦夫的资质既纯正明敏，当时天下的名士都得到亲近请教，多半器重他；有的人从他那里获得心学，有的人学到诗文法度，探究师友学术的源流。见闻既广，智慧思虑更加明达。当时在太学中，大家推举他为博通之儒。后来遭遇父亲丧事回家，居丧尽哀；服丧期满便厌恶出仕，侍奉母亲尽欢了好几年，多次免于参加文举。人人都说考取一第只是他的余事，可是他竟然屡次考试被有司压抑。嘉熙戊戌年，天子在南廊策试士人，他勉强参加而考入优等，被授为金溪主簿。等待任职、尚未赴任期间，大概仍在研读未见过的书、探究未完成的学问。像学生、乡里人、宗族中人，都往来与他讲习，正享有无穷的乐趣。

译他著有《阳山猥藳》若干卷，还有用来每日自我考察学业的日记，他的进步本来没有止境，却不幸去世了。去世前几个月，他把家中事务全部安排妥当：暗中把事情告知家庙，明白地托付给亲朋，仿佛早已预知死亡而通达安排。亲朋所痛惜的，只是他年仅五十九岁，一生的志向和学问还没有得到一二分施展。有人说，从前有人不承认小程先生的学问可以用于实际，后来因为他论述盐钞法，才开始知道他的学问有用。晦夫常常备述江西盐贩的弊病，赣州守臣往往采用他的主张来遏制奸恶的萌芽，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些意见出自晦夫。假如让他稍微施展才能，难道只足以做主簿、使簿书和会计恰当而已吗？可是他突然到了这种地步，也真可悲啊！曾祖某，祖某，父某，母钱氏；娶熊氏，又娶傅氏。两个儿子，名某；两个女儿，长女已经许配某人，次女尚未出嫁。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处。他的兄长玉汝说，了解他弟弟没有谁能超过我，希望得到墓志铭。我想到晦夫比我小两岁，我们从童年起就是同学，真正了解他确实没有谁比得上我。听到讣告后，我比常情更加悲伤，怎么能不为他作铭？铭文说：什么是他的质地？像玉色一样光明；什么是他的文采？像天上奇花一样芬芳。资质既然美好，学问又强健；文采既已显著，品行又深藏不露。这样的人本应登上高冈，观看凤凰飞翔；为什么反而垂着耳朵，困顿了良骥般的才质？凭借这样的品德学问，本应换来延长的寿命；为什么正值壮年，突然遭遇这样的悲伤？幸而他的文采、质地、学问、品行仍然存在，仿佛并未消亡。《陈通判墓志铭》有才气而又加上懂得问学，在古代容易做到，在今天却难以两全。像池州通守陈公，名咏之，字之道，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陈公身材修长，体貌瑰伟，自然有堂堂大丈夫的气象；声音洪亮流畅，谈论慷慨，又有湖海豪杰般的气概，傲然看不起琐屑之人。他内在浩大的才气，已经无法被外表掩盖，只是还没有机会显出作用。他任泉州征官时，征收数额能够筹办齐全而不扰民；任蕲州幕官时，剖析裁决疑难冤屈而没有积滞；任沅州秋官时，审理案件明白详慎而没有留滞。这些虽足以略见他的才干，却只是他容易做到的事，还不足以显出他最难能可贵之处。沅州境内蛮人猖獗，长官不知道如何处置，只有陈公单骑深入，以恩信反复晓谕，蛮人于是改变了心意。沅江水流湍急冲击城墙，人们正因此恐慌，只有陈公察看水流冲击之处，用石块堵塞加固城墙，于是没有受损。他起初任饶州鄱阳县令，正逢大歉收，先救济赈灾，后征收赋税；宁愿拙于催征、甘愿被记为下等考绩，虽然对自己不利，实际上却有利于百姓。后来任抚州金溪县令，受到福建盗寇的威胁，又遇饥荒，陈公在赈济救助方面周密安排，两方面都没有缺失；盗寇最终没有进入境内，百姓也得以安全，还实行平价买粮、建立粮仓，为长久之计。正逢大旱时，县境外万山之上有一处龙湫，没人能够到达，陈公独自攀援而上，终于到达龙湫所在，露宿在那里祈祷。陈公回来，雨水随即降下，于是把荒旱之年变成了丰年。这不仅是诚意感动了百姓，也感动了神明。后来他代理池州郡政，供应转运的功劳最多；代理南康郡政，平抑物价、提举事务的措施非常便利。他每到一地，才能都突出地表现出来，治理成绩往往值得称道。陈公的才气能够用于政务，这就是他的难能之处吗？还是还有更难能可贵的地方？世上本来有有才气的人，可是不懂学问的很多，何况是世代富贵的世家子弟呢？陈公从小不只是继承家族的官位，还能继承家族的美德；志趣高尚，喜好学习、修养品德，从未被富贵习气改变。世上的问学之士，又正沉溺于训诂议论的浮泛之中，唯独陈公想反过来从身心上求取真实的自得，难道不能说超过常人吗？象山陆文安先生过去以实学成为天下师表，而金溪正是文安先生的故乡。陈公读他的文章，如同见到本人，因此得以阐明自己的本心，满足平素的志愿；于是他在县中创建书院，以寄托尊敬奉事之意，捐出俸禄购买田产，选取优秀士人共同讲明学问，又邀请象山学派的弟子传公子云来担任老师。陈公的县政已经修治完备，教化也随之推行。县中的士人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颂他。南城包公，字日庵，是得到象山实学的人。陈公敬重信服他，以严肃的态度奉事；每次抵掌畅谈、击节称快，心领神会，所得有超出训诂议论之外的地方。从此他的胸襟开阔磊落，内外贯通；他由此得到的快乐，也确实有不可欺骗之处。内心产生的东西表现在事情上，所以他施行实际政务、给人带来实际利益的事不止一件，大概都有可以验证的证据。因此他曾说：“人没有学问，就没有纲常；没有纲常，眼前这层膜之外的一切都与我无关，那还算人吗？”凡是他经历和办理的事情，都一定想要崇尚教化，并以孝慈为根本，希望人人都知道求学。如果没有学问来成就他的才气，能够做到这样吗？假使让他充分发挥才能、实行他的学问，他的成就难道会只有这样而已吗？陈公生于淳熙辛丑三月八日，至淳祐癸卯年六十三岁，也在这一月这一天去世，这也很奇异。他早晨起来迎接宾客，起初没有疾病疼痛；到了中午告诉家人说：“我要走了。”于是整理衣襟，端正坐着，作了一首绝句便去世了。陈公已经明白死生的道理，亲友没有不悲哀的。他实为敷文阁学士、献肃公名良翰的孙子，宝谟阁待制、少师名广寿的儿子。陈公侍奉少师，应该进谏时便进谏，并不只是顺从承奉来尽孝。少师曾称赞他，说将来执政一定会有可观之处。他的母亲留氏曾经生病，各种药物都无效，陈公焚香哭泣祈祷，愿意减少自己的寿命来替母亲延寿，她的病很快便痊愈了，这尤其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他娶姑母的侄女留氏为妻，留氏比他早二十年去世。《李牧坡墓志铭》

译盱江有一位自号牧坡的人，姓李，名溥，字子源，是一位隐士。他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逸民吧？李君出生后，从少年时代起，虽然是一位美丈夫，容易被人怀疑会沉溺于嗜好，但他唯一喜好的却是仁德，超然走出声色享乐之外。自从他的祖父、父亲世代居住城市，人们怀疑他常见华丽事物而会心生喜悦，但他唯一喜悦的却是学问，反而淡泊自守，具有山林之气。因此世人正任意追逐欲望而不知道悔改时，李君却独守萧然一室，终身不娶；世人正奔逐名利而不知道回头时，他却不参加科举，甘受贫困而安于穷困。这都是因为他的喜好和悦爱与世俗不同。他还未成年、尚未得到老师时，志趣就很高，志向就很自尚；不随便交友，也不苟且顺从，只想找到当世的明师来拜师。为了寻找能够在当世自我显现的途径，他开始跟随乡里的克堂包公交游。包公说：“何必到远处寻找？你的邻居有利公文伯，他就是你的老师。”李君相信这话，前去求学。利公在学习中论说克己为人的道理来叩问他，李君还没有契合。于是废寝忘食地反复探求了几个月，忽然有一天豁然醒悟。从此他光明磊落，胸襟开阔，内在的见解显露出来，丝毫没有凝滞。他吟咏风月，胸中有“吾与点也”的意味。平时无事，有时抚掌抱膝，照常笑歌，甚至不知道手脚已经随之舞动。他内心宽舒，欣欣然充满喜悦，如同口中享用美味肉食，常有余味。行止坦荡，始终看不见忧戚的神态；细微的心情会显现在脸上，内心根本所发出的光彩流露出来，面色温润，胸中正直而眼神明澈。大概是他所喜好的仁德已经获得，所悦爱的学问更加深厚；“牧”正是用来记述他自我修养的志向。自我修养深厚，而其验证也有无法掩盖于外表的地方。他天性安静和厚，容貌温润纯粹，言辞气度从容；内心没有城府，外表也不刻意做作，所以人人都乐于亲近他。他自然能够消除邪曲、增进美德，使人不禁产生心意消融的感叹。他把自己所得的道理告诉别人，娓娓不倦，因此受到他的言语感发而有所进益的人很多。只是他虽然待人多和平，仿佛很少表示可否；一旦事情在义理上不安，便坚定不肯曲意随从。遇事多宽柔，仿佛缺少刚决；一旦道理不当，便毅然不可改变。他的志向既然只是独善其身，似乎不屑于改善世俗之事，但对于田间百姓的忠心从未忘记。或者正因为他内心虚明，对于人情、物理、事势的是非向背，往往有众人不能察觉而只有他能看见的地方；所以同他上下讨论的人，很少不因此心胸开阔、眼光明亮。有时众人聚集议论，事情疑惑而不能决定，争论得像聚集诉讼一样，李君在其中有时用正色决断，有时用谈笑化解，往往因此使争端冰释。有人在州县任职，便以礼相请来询问学问和政事；他勉励扶助、宏大拓展，所到之处多有成效，也暗中有恩惠泽及百姓。因此远近的人更加爱慕他，不称他的姓名，而称他为牧坡，以表示尊敬。他所作的诗文不追求雕琢装饰，但言辞多有警策，句子多清新秀丽，人们能够传诵。平生少有疾病疼痛，年老时仍有童颜，只是因为气力渐渐衰弱而走向生命尽头，一天忽然悠然去世，大概可以说是善终了。时间是淳祐癸卯五月一日，享年七十七岁。听到的人谁不为之悲伤？李君侍奉父母孝顺，尤其友爱兄长；某人有两个儿子，李君把次子收为自己的儿子，说：“我的父母有后代了，可以免于不孝。”父某，母某氏；儿子名自复，性情非常像他，并继承他的学问。孙子四人：男定老、癸郎，女秀娘、安娘，都已成年。自复占卜选择次年甲辰某月某日，把李君葬在城西二十里的黄田。他不远千里前来请求墓志铭，也可以说是孝顺了。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在冬日里，人们爱戴而亲近他；在春风中，人们像在沂水边一样得到真实的快乐。他把志向放在远大的道上，却在邻近处得到了老师。一次觉悟之后，便获得了一生所喜爱的精神。谁说我卑贱？谁说我贫穷？没有俸禄却富有，没有什么能滋润身体；没有爵位却尊贵，没有什么比仁更尊贵。归于完整而顺应正命，归葬于安宁的佳城。珠玉深藏，山水增辉。牧坡安葬在黄田，百世之后仍如同新葬。《吴规父墓志铭》一斋吴规父，从小就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不是靠聚集强壮之力，而是自立于世；到了知命之年仍不改变志向，以自身所得为乐而不忧愁。他的资质器识和学问，大体都卓然有异于常人。当他失去父母、年仅十多岁时，普通孩子还没有停止嬉戏，何况跟从老师求学，又有谁来引导他呢？规父早已像成人一样，听说克翁包先生在家中讲道，不待指示，也不需勉强，便慨然前往拜师，在先生身边亲受教诲，随时质疑问难。克翁在高山之巅有书堂，四周寂静无人时，规父不害怕也不畏惧，独自住在其中，诵书声像鹤在九皋之上鸣叫，昼夜如此，传到四野。他跟从学习的人很多，多数是为科举功名而来，谁是真正有志有识、想听闻一贯之道的人呢？克翁正专心用这个道理教化人，只有规父用心不杂，接受教诲时如同早有积累，先生一开口他就能契合。这不仅是他的志向能够超出流俗之上，而且他的见识已经知道三极的枢要、万物变化的根本，都不出于一贯之道。跟从日久，见闻更加广博，大到宇宙，小到事物，有哪一种道理没有讲解，有哪一种学说没有探究？他大概想由一贯通达万事万物，又由万事万物会合于一，所以用“一”来命名书斋，表示自己所认识、所学习的道理。自从从老师那里有所闻、从自己这里有所获得之后，他广泛观览书传中的言论，遍读儒家先贤的论述，无不在意念中领会、在精神上会通，证据明确真实，自己深信不疑，当时已经豁然贯通了。用这个道理写文章，就能阐发得明白；用它裁决事情，就能明晓通达；以此出而同当世名师益友交游，如慈湖杨公、絜斋蒙斋袁公父子，没有不异口同声地认可他，但规父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满足。回去后反复沉潜研习，使条理更加整齐明亮；进退仍如当初，思量着要使广大精微、高明中庸的道理全体纯备，丝毫不遗漏。他遗憾的是见解已经明白，操守还要更加坚固；看天下没有什么足以感动自己、夺去自己志向的东西，像老虎盯视猎物一样满足自己的欲望，像美味食物一样使口中自得，更加相信“世上没有谁不饮食，却很少有人知道滋味”这句话没有欺骗我。凭借他的见识，大概有别人尚未看见、前贤尚未达到的地方。他有《讲义庸语》一篇，都是温习旧知、获得新知的自得之说。既然竭力以这种学问自任，远近求学者前来质疑问难的很多，大家称他为一斋先生。

译别人随意叩问，他都能应答，深切明白，听到他的话往往有所省悟。规父从小就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自立而不改变志向，以自身所得为乐而不忧愁，他的大概情形就是如此。难道不能说他的资质器识和学问确实有异于常人吗？他的德性机警敏悟，有些道理是别人苦苦思索仍未能理解的，他一见便能领悟，丝毫没有阻滞。才气强健敏捷，有些事情是别人畏惧而不敢做的，他一经决定便勇往直前，丝毫不迟疑。他胸襟疏朗磊落，直截坦荡，没有隐藏；议论倜傥慷慨，明白而无凝滞。凡是与人交往，多有真情实意，彼此相处欢洽；无论到哪里都能脱颖而出。凡是看见他的容貌、听见他的言语的人，也都知道敬重并亲近他。他尤其重视友爱之义，长兄早逝，丧葬诸事全由他筹办；侍奉寡嫂，抚养两个侄子，始终扶持他们直到成人，使死者没有遗憾，生者没有缺失。他的诗文有骨力，多雄健之气，正像他的为人。他研究各部经书，作为科举文章，尤其精密到位，却最终仍被有司黜退。等待参加成均考试达四五次，也始终没有得利。然而以他的资质器识和学问异于常人来看，这些又不足以衡量他的高下轻重。只是他一向对于经世济民的事业有抱负，讲习得很熟，常常有意于古代英俊豪杰所做的事情，却始终没有稍微实现自己的志向，有人替他惋惜，而他自己却淡然处之。他为人身材修长，气度厚重而力量雄健，声音如钟鼓，仿佛有长寿之相。年仅五十五岁，忽然因一场疾病去世。当时是淳祐甲辰五月四日。听到的人谁不悲哀？规父名榘，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郑氏。儿子两个：彦博、彦性；女儿一个：彦悈，嫁给黄某。孙女一个。于某年某月葬在某处、某处。厚交友人、福建路提刑狱公事包某，替他略述一生，铭文说：为什么志向见识早慧，福分寿命却中途停止？为什么意气如此雄伟，身体气力却突然衰败？为什么对大学之道的认识已经达到极致，大命却迅速消逝？为什么健笔雄文的锋芒如此锐利，却始终不能取得一名一第？唉，完了！谁能使他死而复生？我叹息明道、象山二位先生名重一世，都是五十四岁而得正命去世；那么对于规父来说呢？他活着有什么惭愧，死在先儒之后一年又有什么怨恨？只希望后来的善于述说、善于继承的人，仍能期待他的精明智慧如同在世，并且能够暗中帮助他的两个儿子。《汪氏墓志铭》妇人的美德不显露在外，可以从她的丈夫和儿女身上观察而知晓。正如山林的光辉、深渊水泽的秀媚，其中必定有珍珠美玉存在。我曾近来观察盱城南面，有郑君直甫这样的兄长，家庭气氛和美；又有他的儿子纯子，文采茂盛。由此便知道直甫所娶的妻子、纯子所依恃的母亲，她的美德完全可以看见了。这位夫人姓汪，名处正，世代居住在抚州临川。自从嫁到郑家以后，善于侍奉公婆，得到他们的欢心。公公先已去世，她侍奉婆婆尤其恭敬谨慎。郑家本来房屋富润、家业丰厚，夫人能够顺承丈夫的意志，恭敬自持而不违背，辅助丈夫治理家业，使家道日益昌盛。她还抚养丈夫前妻熊氏所生的一个儿子，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丝毫没有区别对待；直到孩子长大，又延请老师教导他，使他的学业日益精进，志向也不肯流于庸碌。他将来的成就实在不可限量。从这父子之间观察，夫人的美德即使想不显露在外，难道能够掩盖得住吗？从前她曾患小病，忽然因这场小病去世。实际去世时间是宝祐丙辰七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四岁。祖父名汶，父亲名尧佐，母亲姓陈。丈夫名国华，儿子名无妄；直甫、纯子是他们的字。孙子有可翁、晓翁、肖翁；晓翁是过继给侄子天宜之后的。三年以后，开庆己未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得以安葬在太平乡五都，地名石岐。郑家来请我撰写墓铭，我推辞而未能获准。铭文说：出身于平阳，嫁归东里。丈夫正直通达，儿子纯厚美好。美德显著于外，内在又有贤德辅助成就。家中的母亲教诲，从始至终都可以验证。安葬在石岐，正如山有光辉、水有秀媚。像玉，像珠，凭此足以流传万世。

译钦定《四库全书》。《敝帚稿畧》卷七，宋包恢撰写的说。《拙默说》。“拙”与“巧”相反，“默”与“言”相反。拙朴沉默接近真实，机巧巧言接近虚妄。夏、商、周三代以前，道理明白，道术施行；所谓巧，就是此心的智慧，并没有脱离智慧而另有的机巧；所谓言，就是此心的声音，并没有脱离声音而另有的言语。当时从未专门把巧言看作恶，把拙默看作美，从而陷入一偏。晚周以来，人心不如古人，机巧深重，邪说盛行，庄子、老子才得以推行他们偏于一端的学说，而一味主张拙默；这似乎也足以切中当时的弊病。直到今天，大概已经一千六七百年了。机巧发展到极致便成为奸诈诡谲，言语发展到极致便成为淫邪偏僻；回头看晚周，那种弊病岂止加倍。假如有人能够宁愿拙朴而不要机巧，以归于质朴，宁愿沉默而不要空言，以进入诚信，那么岂但不会流于污浊世俗的弊病，还将在自己身上推进古代纯厚的德性。然而若按我们的道来衡量，也有未必全然如此的地方。巧言少有真实；但有仁德的人，也并不把拙默视为错误。假若把智慧比作巧，那么巧就是运用自如、行事不留痕迹的智慧；有时说话，有时沉默，等到时机适宜才发言，也不过是天机发动、天籁鸣响，自然不能停止罢了。如果一味拘守拙默，难道是我们的正道吗？周先生的学术源流，起初确实出自老氏，这种拙默的学说就是由此产生的。只是他资质器度高，智慧见识明达，后来已经纯粹成为圣人之学，成为世间醇厚的儒者。《通书》第四十章说：“哪里要说什么拙、什么默呢？”其中谈到圣人时说：“因为诚实精纯，所以明达；因为精神感应，所以神妙；因为能察知细微的征兆，所以幽深，并没有所谓拙。”谈到思考和言行时说：“先拟定之后再说，先谋议之后再行动，经过拟议来成就事物的变化，并没有所谓默。”如果是真正沉默而能有所认识，那还可以；但若是心力劳苦而日益笨拙，怎么可以呢？顺应事理而不刻意雕琢，即使运用机巧，也好像拙朴，却不是真正的拙；笃实行事而不拘泥于空话，即使少言，也好像沉默，却不只是徒然沉默，这样或许才可以。金溪何兄珍伯请求我谈谈拙默，我便随手写下这些话赠给他。《桂林说》。从前有人误以为月亮中有桂树，把“桂林一枝”作为科举高中、名列前茅的比喻；于是直到今天，又误以为它是秋试登榜者的比喻，这说明他们的见识实在不明白。月亮中哪里有桂树呢？朱文公说，月亮光中的一点微暗，是山河的影子，足以破解千古以来的疑惑；真的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月亮本来是阴魄，并不自己发光；它之所以明亮，是接受太阳的光才明亮的。然而，外面虽然接受阳光而明亮，内部阴魄中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仍然阴暗。月亮明亮部分中的一点微暗，正是内部阴魄的痕迹，隐约存在其中而不能完全掩没。我亲自看见并亲自验证过，所以知道确实如此。若说其中果真有桂树可以攀折，这同儿童的见识有什么不同？那么，桂树之所以可贵，究竟在哪里呢？大概万物没有不在春天盛开、秋天衰谢的，唯独桂树偏偏在万物衰谢的时候盛开。最高一层来说，譬如《二南》之风教已经衰变殆尽，鲁叟孔子才撰写《春秋》；七国交战之时，邹轲孟子才谈论仁义。次一等的，譬如伯夷处在商朝末年，众人浑浊而唯独他清白；屈原处在楚国动乱之时，众人谄佞而唯独他忠诚。谁真正懂得花的可贵呢？白露来临仍不改色，严霜降临也更加显明；它的颜色黄中有正，香气高洁清远。霜露不能使它憔悴，威武也不能使它改变志节。秋天正令人悲忧，而它却坚贞正直、自得其乐；秋天正萧条肃杀，而它却幽静独处、自有美态。不因炎热变为凉爽而改易，也不因温暖变为寒冷而沮丧。不求闻名，香气自然远播；不求怜爱，人们自然爱惜。它是花中卓然特立、独自行走的一类，本来不愿同春花的富贵争奇斗艳。人若能在衰乱的风俗中卓然自立，在山林中悠然自得，不因卑贱贫穷而悲伤，不贪恋富贵，不怨恨时运不济，不后悔功名来得晚，不厌恶淡泊，不留恋繁华，只知道向上以孔子、孟子的学问为师，向下反观伯夷、屈原，以芳名遗留万世，这才是人中的桂树。所谓“希桂”，难道只是取意于科举及第吗？宁都的旧友卢伯祥，曾在家塾前种下两株桂树，至今已经好几年了；它们长成茂密的树林，奇花盛开，芬香可爱，和当初一样没有改变。他的后代某人就在树下读书，每每追念仰慕自己的父亲，越发爱护这两株桂树，唯恐有所损伤。他请我为它们题写匾额并阐明其中的实际意义。我嘉许他的志向，已经替他写了“希桂”两个大字，又指出从前那种说法的错误，取桂树真正可贵的意义来勉励他进学，如上面所说。《山水源流说》。我读韩文公《南山》的末章说：“最初是谁开辟了它？张望俯仰，又是谁劝勉助成？创造这朴拙而奇巧的山，齐心竭力而忍受劳苦。难道不是使用斧斤吗？莫非借助诅咒吗？鸿荒时代竟没有流传，功劳如此之大却没有报酬。这就不知道最初究竟是怎样形成这座山的了。唉！假使开创之初果真要齐心出力、辛劳困苦，还要等待使用斧斤、借助诅咒，那么这就像是凭人的力量和智巧造出来的，难道是造物者简易自然的道理吗？自古圣人知道这件事却不说，后世人不知道也不能说，所以从鸿荒以来竟没有流传下来。韩公想要穷究其中的道理却不可得，何况其他人呢？”我曾忘记自己的愚昧，妄自作说：“山，是水造成的；水，是气造成的。最初只是浩然的一团气罢了。一团气由静而动，动而复静，这就是阴阳分化的由来。有阴有阳，二气便相互摩擦而交感；交感便产生水，而二气的精华大概也从这里泄露出来。所以说‘天一生水’：天以阳为主，地以阴为主。水的产生虽由天，但使它形成的却是地，就像男女一样：天是男性，地是女性；它们生育形成水，正如男女交合而精气化为水。”

译水既然由天地交合而生成，其中便混杂着阴阳，清浊也彼此混合。混合之初，全都是水。清的部分最终仍成为水，就像今天天空包在外面、地承载在里面，四海相通，都是这种水。处在中间的，大的聚集成为大泽，流动成为四渎等；再小一些的，成为千条河流、万条支派，也都还是这种水。只有水中沉重浑浊的部分，其中的渣滓像泥沙一样，才一发流下来形成山；其中的石头则是浑浊得尤其厉害的部分。譬如当今儿童做游戏，把沙和水混在一起，用手捧起再倾倒下来成为假山，没有不相似的。最初浑浊的水形成山，正是如此。”水生成以后，在它流下而成为山的时候，就是气实际运行的过程。我想象它运行时，气在水中混混浩浩、汤汤洋洋，涌溢倾泻，奔放冲荡在虚空之中，势不可御，力不可遏。大的山如泥沙堆积而成，下部隆起、广厚，上部尖锐，如五岳之类便是如此。其次有的低，有的高，有的纵，有的横，形态千变万状，无法穷尽，都是这些浑浊水中的渣滓形成的，无非是从高处涌起而向下流布。如今观察山的起止和石头的缝隙，仍然都可以验证这一点。而且所有山势，有的还像水浪汹涌奔腾的形状；山麓有的又像水流经过、荡漾留下的痕迹。山间……有大溪涧，有小池塘，没有哪一处没有水的流行和润泽；否则只要凿掘，就会随着深浅而有水涌出，成为泉或井。因为山原本都是水形成的。其中有的地方，或者因为气旋转回环、干曲而形成，外表坚实、内部空虚；空虚处深邃幽暗，坚实处绵延广阔，于是成为岩洞。如今各处岩洞之间，形态特别、样子奇异，无不由上方倒悬而下垂，这一点尤其可以看出。当水涌流下来时，并不是从容缓慢地到来；气的运行不显得急迫却极其迅速，实在神妙。就像天体的运行一样，也就是气的运行。人在呼吸一口气的时间里，天已经运行了八九千里。由此推想，最初水乘着气运行，速度快到极点，不出一呼吸的时间，无穷的山便大山形成大山、小山形成小山，全都庄严森然地充满宇宙了。或者说，山本来有活泼贯通的情意，有飞动的精神，只是昧于此理的人看不见罢了。有的像向前而又回头看后面，有的像后来而又望着前面，左右也一样；有的像作揖，有的像下拜，有的像站立，有的像坐着，有的像拥抱，有的像背负，有的像拱手，有的像舀取，有的像送别，有的像迎接，有的像奔驰，有的像追逐。即使彼此相距数百里，或者数千里，也像互相扶持、互相感应、互相回应、互相交接、互相帮助。大概无非是一团气的运行，周流贯通，就像人的一身，内外上下同属一条血脉，没有间断。气运行时，本来就包含着这种情意和精神的运转；所以山形成以后，这种情意和精神自然开朗显露，光辉发扬，不可掩没。圣人所说凭地理之理来考察，凭地理之法来观察，正是这一类。气就是这种理、这种法，难道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吗？然而有时观察山的形象，似乎像人为造成的：有的像排列布置，有的像制作，有的像装饰，有的像捏塑，有的像裁剪成形，有的像绘画完成，有的竟真像用斧头砍削，精巧美妙得又像借助诅咒、由鬼物幻化出来的。却不知道造化的神妙、气机的迅速，凭一股水的作用，在顷刻之间便显现出生成的奇妙，其中有些道理不可追问到底。一丝一毫人的智巧，又能参与什么呢？这难道正是韩公所未能明白的吗？《南山》所描写的，已经很精巧了；然而天下间像南山这样的山，哪里有限？假使能够全部加以品评题咏，不也伟大吗？只是恐怕还没有彻底穷究、完全洞明它最初的形成，那么也仍然会加重“齐心出力、辛劳困苦”的疑问罢了。至于我的说法，又是山经、地志所没有记载的，究竟怎样呢？究竟怎样呢？《介轩说》。从前有位清江友人，把自己的亭子命名为“介”，曾请求我为它阐发意义。如今又有章贡友人陈君翔卿，也把自己的轩命名为“介”，再次希望我为他剖析其中的含义。我说，“介”没有两种道理，也就没有两种说法，于是再次告诉陈君：“世人谈论‘介’，说得太小了，请让我把它说大些。所谓介，难道只是性情品行中的一个节操吗？它还表现为正直方正、刚强守义、坚定确实、正大坚固、果断决绝，表现为乾卦的刚健、夬卦的决断、大畜卦止住刚健之力、大壮卦的正大。它的根本在于内心卓然中立：有所依循而思虑不越位，站立时不改变方向；没有邪曲，没有偏私，没有偏斜，没有党同；有一种屹然不可动摇、截然不可逾越的东西存在。落实到行为上，就是有所不为；正因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又不只是说狷介之人有所不为，而是有所不为，并把这种原则贯彻到有所作为之中。精细地说，似乎合乎礼义、实际并非礼义的事，大人不做；粗略地说，像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禽兽、即使猎物堆得像丘陵一样，驾车的人也不做。作为在上位的人，即使行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就能取得天下，也不做。与那些为了宫室的华美而做、为了妻妾的奉养而做、为了熟识的穷人得到我而做，甚至对放纵、乖僻、邪恶、奢侈之事无所不做的人相比，岂只是云泥之别呢？” 所以，凡是处在是非、邪正、公私之间，到了应当行动还是停止、取还是舍、离开还是留下的时候，界限必须分明，边界必须严整，就像律法尺度已经确定，分寸长短不可混乱一样。只知道有公、有是、有正，除此之外便是私、非、邪，丝毫不能触犯。只知道有应当行动、应当取用、应当留下的事，除此之外就必定停止、舍弃、离开，一丝一毫也不妄动。即使遇到似乎可行又似乎不可行的疑难之处，也要细微不差，不能有丝毫损害。义所不允许乘坐的车，即使有四千匹马也不看一眼；义所不允许食用的东西，即使远行时只有一箪饭也不接受。小到不取别人一介之物，大到天下的俸禄也不顾，都是因为那不合乎义，不能越出这条界限。不以正道取得的，即使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居处其中，所以富贵不能使他迷乱；不以正道摆脱的，即使是自己厌恶的处境也不逃避，所以贫贱不能使他改变。不是正当招致的，就不前往；即使身在沟壑，也不忘却自己的原则，所以威武不能使他屈服。死生当然是大事；成全我的仁德，即使牺牲生命也不害怕；损害我的仁德，即使求生也不屑。即使一豆羹这样微小的得失，也关系到一生一死，并不轻微。即使有人呼喊着把它给我，让我因此送命，我也不接受，因为我所要的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我所厌恶的有超过死亡的东西。所以不为苟且求生，遇到祸患也有不逃避的，以此对待生死。”

译若能由这种介而知晓事物的先兆，进而达到知微、知彰、知柔、知刚，成为万人所仰望的人，那么“介”作为道、作为义，实在太伟大了！后世却不知道它的广大意义，反而把它说小了；把“通”与“介”相对而言，是错误的；把“廉”与“介”并列而谈，更是浅末。及至德性日益衰微，真正懂得介的人就难得了。人们只看见善于通达变通的人多，而廉洁的人少；往往通达的人反过来指责廉洁的人不通达，廉洁的人有时也会改变而成为所谓通达的人。廉洁只是介中的一件小事，尚且不容易做到，何况介呢？假使有人懂得介作为道义是伟大的，并由此进学，难道只是不做玷污界限的圆滑通达之人，而仅仅做一个似乎洁身自好的廉洁之人吗？可以迅速离开时便离开，可以长久居处时便居处；可以出仕时便不离开，这不是圆滑通达，而是真正的介。不义而来的富贵在我看来如浮云，这不是单纯的廉洁，而是真正的介；坚硬地磨它却不能使它变薄，白色投入黑泥也不能使它变黑，这种介是没有人能够达到的。况且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以圣人为老师，这就够了。这番话不是关于名义的空谈，而全是关于实践的实话。不要习惯于空谈而一定要践履实际；所谓神妙而明白它，全在于个人，默默成就它、不说而使人信服，全在于德行。您应当努力去实行。《郑纯子字说》。《郑纯子字说》城南郑君有志于求学。他原名应雷，认为这个名字还没有充分符合他求学的志向，于是请求我替他改名，也借此向我说明自己的志向。我从可以用来命名的字目中，看到“无妄”二字，认为没有比这更纯粹的了。况且“无妄”卦取义于天雷，也没有失去原名“应雷”的意味，于是便以“无妄”为名，给他取字“纯子”，希望他从此以后纯然归于无妄，不夹杂一丝一毫的虚妄。又借此告诫他说：“《易》取义，以刚为善，不刚便是恶；以刚为正，不刚便是邪；以刚为诚，不刚便是伪。善、正、诚，就叫作无妄。反过来就是恶、邪、伪，全都是妄。”从卦象说，震卦有一阳刚而发动，乾卦有三阳刚；从爻象说，震卦的一阳刚以内卦为主而成为雷，无妄的意义显然可见。当天地间雷声运行时，没有一物不与这种无妄相应，也没有一物得不到这种无妄。何况人比万物更有灵性，他的无妄应当怎样呢？然而人的内心，内受气质局限，外受物欲牵引，那么当初从上天得到的无妄之刚，后来有时会夹杂虚伪，不能纯粹保持诚实；于是本心中的无妄，到这时便多有妄念了。如今您想由名字寻求实际，由字来体会意义，那么为什么不深入思考并痛切反省说：“一天之中，从早晨到晚上，这颗心纷纷扰扰、来来往往，没有片刻出入停息；能够以刚健为主而不妄动的时候少，不能以刚健为主而妄动的时候多。到了夜里睡觉，睡着后做梦，就更加昏昧而不能把握心的主宰，不依照天性发动的时候更多而不是更少，难道不可畏惧吗？”为什么不再回过头来同自己的内心发誓：“从今天起，内心决不可以妄动，一定要按照天的刚健来行动；内心决不可以妄自作主，一定要以雷的刚健为主。这样或许可以希望达到无妄而且能够纯粹吧？”体察乾卦、体察震卦，难道只是细小的行为和细微的德性吗？您应当努力勉强自己去实行。《李居仁字说》。李君名士安，字居仁，是我的故友吴本立为他取的字。过了很久，李君告诉我“仁者安仁、中心安仁”的说法，并说：“安于仁，是圣人的事情，这哪里容得我僭越呢？”我说，仁，是圣人先替我们获得、而我们内心本来共同具有的东西。所不同的，只是圣人生来便知道、安然实行的资质；至于仁德本身，人与圣人是相同的。安于仁固然困难，难道不可以学习吗？普通人希望达到圣人的境界，虽然好像很遥远，但有志于上等目标的人，或许可以达到其中；若只以中等或下等目标为志向，也就只能停留在那里。假如能够立志向圣人看齐，那么安于仁仍有可以求得、达到的道理。假使一开始就自暴自弃，认为仁不是自己内心能够安处的地方，那么终究不能期待自己安于仁。何况仁德也随着每个人器量的深浅不同，各人都可以谈论自己安于仁的境界。只要能在仁上用力，志向专一而没有别的趋向，也就可以达到安定。至于不仁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能安于仁，却安于危险，这正是亡国败家的根本，哪里谈得上安呢？所以最值得深切忧虑的，是反而安于不仁。没有仁德就残忍，却安于残忍；没有仁德就伤害别人，却安于伤害；没有仁德就放纵，却安于放纵；没有仁德就肆意欺骗，却安于欺骗；

译没有仁德就放纵私欲，却安于私欲；没有仁德就沉溺于酒、色、财、气，却安于酒、色、财、气。凡是不仁的事情，哪里数得尽呢？这种安定，是不应当安定的地方。假如安于本来不该安的地方，而对于本来应当安处的地方——例如本心的仁德，刚健、中正、纯粹、精微，像乾卦一样——明明是我本来就具有的，并不是从外面熏染而来，却反而自暴自弃而不加顾惜，就像一个人有安稳的房屋，是自己身体安居的地方，如今却把房屋空置不住，反而茫茫然、浮泛地追逐外物，越走越远，不知道艰难险阻、劳苦危殆，有什么可快乐的呢？然而这颗心的灵明不可能永远被欺骗，这颗心的明觉也不可能永远泯灭。若有人有一天忽然自我怀疑、自我悔悟，不再安于这种状态，突然觉醒，彻底反省，回头来寻求本心；先前像旅人一样在外面追逐事物，如今成为主人回到内心，把内心永远作为退藏休息的地方，完全没有轻率妄动、轻易外出的念头，那么就会知道止境而心安定；心有定力便能宁静，能够宁静便能安适。即使还没有达到仁者安于仁的境界，但我能自己处在这里而不离开，习惯于这里而不厌倦，不断在这里光明修明，这也就是实行仁并安居于仁的方法。再鼓励自己前进，使它充实并增长，那么达到“中心安仁”的境界，也未必不能经过长久积累而达到。我希望达到这个境界，克制私念而成为圣人，难道真有终究困难、终究遥远而不能达到的吗？何况立志于仁，并且知道一定要达到圣人的程度然后才能安定，那么看见那些不仁的凡人，就必然不能容忍自己哪怕有一息安于不仁，坚定地不再这样做。这对仁德有什么妨害呢？李君是想成为有高尚志向的人，寻求应当安处的地方而居于仁，这是大人的事业。请姑且根据我的话思考一下，看是否如此；如果不如此，也请指出来。《吴九万字说》。最高、最远的没有超过天的。我曾听说过谈论天的话。若以里数略作计算，天的直径总共三十八万七千里。以内在四游的极限作为四方的边界，那么地处在正中央，上下应当没有不相通的地方。如今姑且只计算地面以上，也有一十九万三千五百里。大鹏虽然巨大，但向上飞九万里便停止了，尚且没有达到天下的一半，哪里敢希望它知道天的高度和远大呢？只是拿这个来给人看，大鹏也可以算作高远了。人大患在于心意所趋向的地方，大多沉没在低下之处，不能超越而向上。向上便高远，这样的人寥寥无几；向下便卑近，滔滔都是这样的人。有的像麻雀在场地啄食谷物，有的像鹙鸟在水中贪食鱼，都属于向下飞的，卑下浅近本来不值得计算。那些向上飞的，也不过像鸡栖息在树梢，黄莺迁居到高树罢了。要寻找像隼鸟直上云天、仙鹤冲向高天的，虽然离天还很遥远，却也很少。若按里数计算，有的只飞一二里，有的飞四五里便停止。高一些的虽然像鸿鹄飞逸到云际，也不过向上飞一千里；再高一些的，虽然像凤凰翱翔于天路，也不过向上飞九千里。这就是大鹏能够飞得高远、俯视众鸟，而众鸟有所不能企及的原因。只是向上观察天，又还没有达到天的一半，这大概就是它仍然不知道天有多高多远的原因吧？然而这些都还只是离不开形体器物来谈论。超越形体之上的叫作道，是度数不能计算的，又怎么可以用形体器物来限制、衡量呢？它神妙而没有固定方位，变化而没有固定形体；越仰望越觉得高，高得无法达到极点；越远望越觉得远，远得不能穷尽。即使有形的天尚且令人遗憾，何况大鹏，怎么可以与它相提并论呢？虽然如此，道固然高远，难道终究不能接近、不能希望达到吗？假如有人能够直接认识并反求于自身，自己去寻求，那么即使极高，也能从平常处认识；把远大的天命看作我的本性，认识本性便认识天。这里的天不是那苍苍的天空，而是我生来所具有的本性，只在竭尽我的心上。所以说：“竭尽其心的人，就是认识他的本性。”本性高远，心也高远，虽然像天，却不在我自身之外。吴氏之子名九万，字云远，想得到我的说法，所以我用高远的规模来扩展他的宏大志向，再切实联系到心性，勉励他实行；从低处逐步上升，高远的境界就可以希望达到。请你再把这些话拿去询问：云卧令叔认为怎么样？还要加以讲习切磋而穷究到底，寻求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的方法，这是大人的事业，应当努力。《送崔教授说》。天所生育、地所养育的，只有人最为尊贵。天下的道理，能够获得自己的位置并立于天地之间的，是人。人知道人的尊贵，那么即使把天下所有珍贵的东西都拿来，也不足以替换我们本有的真正尊贵，他就决不会自我轻贱。人知道人的重要，那么即使把天下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拿来，也不足以替换我们器重自身的心，他就决不会自我轻视。也可以说：人是天地的德性，是阴阳的交合，是鬼神的会合。又可以说：人是天地之心，是五行的开端，是饮食五味、辨别声音、披受色彩而生的。天地广大，既然把人的德性、人的心看作根本，那么人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人的形体虽然由父母分合而来，但人的心和德，即使是父母也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子女。人甚至大于天地。阴阳、鬼神、五行，没有一样超出人的范围，那么人难道不尊贵吗？难道不重要吗？又可以说：超越形体之上的叫道，属于形体之下的叫器；变化并裁制它叫变；推演而施行它叫通；把它们举措于天下百姓之间叫事业。最终能神妙而明白地运用它，全在于人。又可以说：多么广大啊，它发育万物，高峻达到天，宽裕优厚而伟大！三百条礼、三千种威仪，都要等待有德之人才能施行。所谓人，并不是指微小的形体而已。宇宙浑然一体的道理，全都具备在人身上；以自身为根本，以百姓为验证，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拿去质问鬼神也没有疑惑，这难道不尊贵吗？难道不重要吗？人若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像这样，他怎么肯自我轻贱而不自我尊贵、自我轻视而不自我重视呢？所以思考侍奉父母的事情，不可不知道什么是人；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人。君子用人的道理来治理人；所治理的就是这个人。人由父亲生下，又由老师教导；所教导的就是这个人。学习是为了明白人伦；所明白的就是这个人。如今主持郡学、作为人之老师的各位，难道都知道这种教化吗？不知道这种教化，却只说传授和接受，那么不知道所传授的究竟是什么吗？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没有一样不是教化。地承载神妙之气，风雷流动成形，万物显现生长，没有一样不是教化。清明的德性存于自身，志气如神；像这样才叫作教化，明白这一点才知道对人的教化是什么。人的出生，就是此道的教化。用这个道理去教人，不过是把它传给人罢了，没有别的事情。这难道是拘泥于微小形体的人所能知道的吗？乡友崔希易将要分别去江陵任教，我怎敢不以这些话勉励他？这个人是人，那个也是人；求得穷尽我作为人的道理，以此教导人的本性和德性，就是使内外之道相合。

译回去以后寻求这个道理，应当还会有多余的老师。轻视、贱待人的细小表现叫小人，严重的便是非人，我不敢知道那种情形。愿你自我尊贵，愿你自我重视。《朝闻夕死说》。早晨听闻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了。这是什么意思？是说，道比死亡更重要吗？不是，死亡本身也是道。离开道来谈死亡，不仅是不知道死亡，更是真正不知道道。所谓道，圆融神妙而没有固定方位，通达活泼而没有固定形态，运行而不停留，周流回旋而无所偏倚，屡屡迁移而没有固定居处，变化而没有常态，混浩流转于宇宙之间而不可穷尽。以动静说，动必然有静，静又转为动；以往来说，来必然有往，往又转为来；以进退说，进必然有退，退又转为进；以开合说，开必然有合，合又转为开；以盈虚说，盈必然有虚，虚又转为盈；以屈伸说，伸必然有屈，屈又转为伸；以消长说，长必然有消，消又转为长；以出入说，出必然有入，入又转为出。这是一种机理，它混浩流转，哪里有穷尽呢？那么，生必然有死，死又复有生，哪里还有别的道理呢？这正是道存在于宇宙间，使动静往来、进退开合、盈虚屈伸、消长出入不断运行的作用。《易》所说推究事物的始而反观其终，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大概正是这个意思吧？不说“生死”，而说“死生”，是因为死又复有生，永不停息；不说“要终”，而说“反终”，是因为终结还会返回为开始，并不是断绝。所以推究开始时的生，便必然有终结时的死，由此知道死亡的道理；反观终结时的死，便又复归为开始时的生，由此知道生命的道理。这种死生，并不是为人的一己私利，而是道的大化运行所具有的公理。生并不是人自己使之生，道实际上使它生；死也不是人自己使之死，道实际上使它死。生是道，死也是道，那么生死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为什么要以私心对它们有所好恶呢？生固然是可以喜爱的，如果一定厌恶死亡，就是厌恶道，这可以吗？所以生于道而早晨有所闻，也就死于道而晚上死去也可以。生就像早晨，死就像晚上；一天的运行，有早晨必然有晚上；百年的运行，有出生必然有死亡。这是道本来如此。所以死生是昼夜之道，知道昼夜的道理，也就知道朝夕的道理了。佛、道两家难道知道这个吗？寂静必然有感发，死亡必然有生命，这就是道。佛教却想要寂灭而没有新生，竟不知道以寂灭为乐，道就断绝了。只有夜而没有白天的无生之境，难道有这样的道吗？静必然有动，生必然有死，这就是道。老氏却想追求清静而长生，竟不知道以清静为乐，道就凝滞了。只有白天而没有夜晚的长生之境，难道有这样的道吗？死生、终始，实在是大道大化的运行，如同圆环一样没有起点。假使有生而没有死，死而不再生；有开始而没有终，终而不再开始，那么道就有穷尽，也就不是道了。所谓“生生不息的《易》”，正是因为它不断地产生新生。不了解生，怎么能了解死？因为生中也有死。像对待生者一样对待死者，因为死中也有生。《易》上下反复而变化通达、没有穷尽的道理，不过如此。否则，乾坤毁坏，就没有什么可以显现《易》；《易》无法显现，乾坤也几乎要止息了。佛、道两家大概都把生死看作一己之私，却不知道这是道的公理。生我、死我，一切听凭于道，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定要在内心洞然明白，没有一丝一毫的疑惑，才差不多能在时机到来时安然赴死。《容斋说》。宽容不是可以勉强装饰出来的。人情物态随着所遭遇的事情而变化，稍微有一点不合我的心意，只有毛发那么微小，便立即变脸动心，这样的人到处都是；这种情况本来不值得说道。像汉代刘宽、唐代娄师德一类人，世人称他们能够宽容，但这只是出于资质器量的优美，并不是根源于本性中的明达；它的弊病将发展到包藏污秽、容纳垢恶，表面相同而内心并不和谐，并不是真正的宽容。只有颜子受到冒犯而不计较，才是真正的宽容；这是因为他克制自我、没有私我，所以天下归于仁。人受到怨骂、承受过错责罚，便退下来更加自我敬慎；即使内含怒气，也像是不敢发作，这才是由于他能启迪智慧。启迪智慧，就是聪明睿智足以居上临下，所以宽裕温柔足以包容他人。这哪里是勉强矫饰的人所能做到的，也是刘宽、娄师德之流所能知道的吗？再说，凡是说“容”，都是把自己同别人相对而言。自己能够容纳别人，固然是美德，但内心或许仍不平，只是强行容受，并不是宽舒安闲；或者只是迁就外物，并未合乎中节；仍然没有忘掉彼此，这是还存在自己与他人的分别。若看到别人有才能，便像自己有才能一样；看到别人有美德有智慧，内心便喜爱他，不只是像从自己口中说出来一样，那么别人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别人。《大学》讲平治天下的篇章有可取之处，就在于“平”。平，就没有自己和他人的分别了。然而其中说好像有所容纳，实际仍是在容纳别人，尚有容纳的痕迹，还没有达到无迹；而且虽然不把人与己分作两个，仍然还有人与己的存在。一定要达到艮卦所说“止住在背后，不能获得自身”，这样连自己也不存在了。没有自己，又凭什么容纳别人？行走在庭院中，却看不见那个人，那么别人也不存在了。没有别人，又凭什么容纳自己？人与己都不存在，没有间隔可以容纳，那么宇宙广大而浑然一体，没有内外，谁是彼、谁是此，容纳的痕迹也消失了。起初从有所容纳开始，最终达到没有什么可容纳，这样的宽容才算达到极致吧？朱兄子顺把自己的读书修养之斋命名为“容”，希望我阐发其中的意义，因此写下这些话回复他。子顺只要能够回去寻求这个道理，应当还会有多余的老师，自己也会自然宽裕，并且还有一些不是我的言语所能容纳、所能说明的地方；这样一定会有自己内心独到的体会。祭文。《祭王实斋文》【遂】

译世人推许名流，公当居第一。您的质性还接近古人，纯正笃实；文章由内在美德发出，英华灿烂。才干足以匡济时局，奇伟而周密。您年轻时就俊伟不凡，傲视一世。凭着超群拔萃的资质器度，又加上学问真切深厚，哪里只是像饥渴时嗜好饮食而已呢？您把文公当作老师和父母，像信奉文公那样笃信不疑，直如信赖蓍龟；对文公的一言一字，都牢记在心而不违背，并能由此推演触类旁通，发挥得更多。世上的学者，实际少而虚浮多，只有您亲身实行，德行确实足以取信于人。世人号称贤人，多是虚伪而少有真实；只有您内外一致、心意真诚，唯独守持这颗纯心，可以对着上天质明神灵。您如鸾如凤，是梧桐山冈的祥瑞；如珠如玉，是山川深渊的光辉。只有您独具祥瑞，是天下的希望。您所作所为，都实行自己所学；吏政治理、民生事务、兵谋将略，都卓然显露出来。遇到盘根错节的事情，功绩在樵川，恩泽尤其丰厚。您亲自建立的功业显著，所立事业卓越。端平元年，朝廷改变政治、选拔贤才，您起于家中入朝，天天受到接连升擢，任御史。您神色严正、直言不讳，彰明是非，言辞恳切而神色和悦。即使方形如矩、圆形如规，也都能校正；打击奸邪、纠正冤枉，果断而盛壮。旧日的污秽和积久的赃弊，使人魂亡魄丧；一时之间兴革整顿，呈现出全新的气象。海内人士仰望您，正如仰望四位谏官一样。后来您任侍从，诚心感通上天，进言规谏越来越多，皇上的眷顾也越来越坚定。凭您的才名，文武兼备；牧守一方、统御军民的责任重大，暂且劳烦您出任藩镇宣抚。姑苏、宛陵、江浙的名城，以及富沙这样的潜藩，都曾受您治理。您师承考亭，儒学功效经过历次试验，不只是循良之吏，更有仁心仁声，慈祥和乐；所谈论的不仅是政事，也涉及教化，给人以示范。您所到之处，讲论都恳切诚挚，学校中的人唯恐背离老师的教诲和当面教导，时时加以提撕。您坚守文公的权衡尺度而不动摇，严守卫护圣道，念念不忘。考察您的生平，明白遗训、深厚遗爱，谁能比得上您？像我这样不才的人，久已希望受到您的另眼相看；任职樵川这一偏僻地方，蒙您误加收录。岁月如流水，二十年春秋过去了，我承蒙您的知遇和爱护，始终如一。您在建州留下的恩德，如召伯甘棠，至今令人不忘。我在您身后二年，过分地不自量力，也敢来接任，只是徒然有辱前人的声誉。只听说士民歌颂您，仿佛就在眼前，这才知道您的政绩教化历久不衰。我正要专门写信问候您的起居，却因获罪离职，竟像被您疏远了一样。只听说诏命久已亲自除授给您，将由文昌之职特别进用。公卿孤臣都仰望您入朝觐见，任用醇厚的儒者，讲论道理、治理国家，除了您还能是谁？后来又心生疑惑：您为什么还没有到？难道真是您吗？竟然骤然离开这个世界，使海内悲伤，心中如同被刺伤、失去了父亲和老师；众多百姓还有谁来庇护呢？朝廷失去了老成之臣，国家的政论谁来主持正确？这实在是为国家悲痛，不只是我个人怨恨。想亲自前往拜哭，却路远不能到达，先凭借这篇文章来告祭您。相隔二千里，肝肺摧折；您的精明神识仿佛仍在，请鉴察我这远方的心意。祭赵虚斋文（以夫） 呜呼！公的降生，是世间的祥瑞：有鸾凤般的仪态，芝兰般的气韵，玉山般的光辉，珠渊般的妩媚；清湛如秋日，和蔼如春意。您儒雅风流，有晋人的风味；琴棋有唐人的兴致。游于书林，眼力超凡；心声一经流露，文章锋芒敏锐。诗词只是余绪，却有黄庭坚、秦观遗留下来的美好；书法文章的发挥，具有钟繇、王羲之的小楷风格。您的志向疏落旷达，并不在意荣华富贵；才力却优裕充沛，足以建立事业。没有事情时，您和平沉静而醇厚；遇到事机，则坚强自立、刚毅果断。胸中充满精神，心中充满智慧；武略兵谋，不过是多余的技艺。各种美善兼备，从不自我夸耀；心如太虚，从不染尘。您以这些品德命名书斋，实际情形正是如此。正因为虚空，所以明澈；能够明察，也能够类推，如同灯烛照物，如同计数筹算。您出任南丰县令时，花木奇丽；在西江建立楼台，甘棠树枝叶繁茂。治理樵川、统御百姓，才干都得到试用；在漳浦兴利除弊，恩泽完全施及。外任功业已经成就，英名日益传播，理当入朝任职，以增强国力、济助天下；遍历显要职位，也绰绰有余。您出任长江方面的制置使，威名更加伟大；两年之间，江波澄清，水流平静。入朝授任文昌之职，侍从讲读，正可以实行所学、完成所志。您曾经自得于从师学习，义理融会、内心契合；周流于六虚，发明《易》义，贞正之理始终不变，亨通之道则随时变通。前人没有发明的义理，您如今发明了；推广到其他经书，也洞彻无所遮蔽。《语》《孟》《诗》《书》的义理，都显出自己的见解，既不随意附和，也不故作诡异；自成一家，也自然合于经书的规范。您一生的心事和事业都已完备，国家正要依赖您的经纶之才，原本希望您长寿到期颐。有唐代有许多宰相，宗室姓李；人们因此期待您，志同道合者也在等待您。谁知您竟长久离去，片刻也不再停留！邦国听闻此事，全都惊骇悲痛；皇上为此悲伤，褒奖已经完成；故旧为您哀悼，想使您复起却不能实现。我从前趋承于您，已经历三十年；中间虽然形迹疏远，内心实在相亲。听闻公去世，义气激发而心中悲愤。我仰视公，年长您八岁；您为什么不留下，我为什么还未先离世？韩公曾说，宁愿长久活在世上；死后若有知觉，又有什么真正的离别？若死后无知，悲伤又能有多久？而不悲伤的人，悲痛将永无穷尽。我不以远近为意，献上微薄祭品，径自挥洒老泪。愿您的精明神识如在，请神灵降临享祭。祭赵宗丞文（崇磻）

译呜呼！我的兄长秀防，在宗族中所到之处都锋芒突出，如同从囊中脱颖而出；资质精悍，性情警敏，光明磊落，奇特而端正。您通晓机变，圆转如珠走盘；文辞锋利直接，如手持棘刺的尖端。诗文英发，清新俊逸；书法绘画只是余技，也能神妙变化、出入自如。世间事务，无论大小都洞明；世间各种技艺，也都能游刃有余。您早年考中高科，做官如同平常职业；随所任职务而办事，什么事不能办成？腹中藏有诗书，文章声誉卓著；胸中具备甲兵，武略也有余裕。施展智勇，可以平定盗寇祸患，犹如儒将，累积功劳不知多少。入列朝班以后，正气直冲云天，忧虑宗国，竭力输诚；痛切地剖露肝胆，希望稍有补益，所写每字每行，都像治病的药石。您因忧劳得病，仍勉强带病进言；说完以后病情加重，终于弃世。呜呼！以您的才名，本应不断升迁，为什么突然被夺去生命？官至宗丞也就止于此。然而您一生所建立的事业，已经卓异不凡；奏章留在太史之处，应当记载：官位未必很高，功业和言论却可以不朽。贤人的事业，确实可以长久。呜呼！兄长由此而生，英灵终将归来；兄长将要去世时，英灵并不迟疑，早已预知自己的死亡，完全没有牵挂羁累，真如白雪一样清净，来去没有阻滞。您究竟是早夭，还是化为庆云瑞气、再次投生为人，辅佐圣明而使天下得瑞？兄长一定能够明白，我却哪里能推算呢？弟弟我和您交契已久，深知您是知音；近来有幸同朝为官，更承蒙您知心。您年仅五十八岁，为什么先我而去？我比您大十六岁，遗憾仕途未能有成；如今更加衰老疲惫，还能活多少年？应当像韩公所说：死后若有知觉，能有多少离别？若无知觉，悲伤也不会太久；而不知觉者，悲痛将没有尽头。这话应当实践，只是并非今日便能做到。我因承受错误的恩命而奔走，乡部苦苦挽留却不能如愿；又有催促，匆忙回乡，祭扫坟墓，难以久留，至今还搁置着哭诉。日后将在墓下祭告，当效法徐孺子。愿精明神识如在，谨把这些缘故告诉您；希望您降临，接受我如泉涌雨注般的老泪。

译钦定《四库全书》《敝帚藁略》卷八，宋包恢撰：《四言诗》李养源自号“蒙泉”，向东平包某求诗，我作此诗赠给他。水对应《蒙》卦，像童蒙一样，是万物初始；泉就是白水，出自艮止之象。天一开始生成，纯一而清明；最初刚刚通达，犹如元而亨。处在蒙昧幼稚时，水流涓涓还很细；等到逐渐前进，水势混混而不停。如玉如珠，难道不算洁白吗？如冰如雪，清湛而不可玷污。反求于己，内心正应当如此。人在初生之时，纯白而纯美；在蒙昧时加以涵养，是成就圣人的功夫。大人不失其本心，便与赤子一样圣明。正如孔子那样洁白，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即使放入污泥也不染黑，内外洞彻，广大而深厚，如渊泉浩浩渊渊，明亮如银河，月光流转、星辰相连。仰观先圣，本来同具一性；只是从最初失去涵养，最终便失去了正道。气质有时被内在私欲混杂，遮蔽了本来的官能；有时又不思考外物的诱导和远方的影响，蒙昧反而变成失去洁白，反过来变黑。黑水向西流，清澈的渭水向南隔开。您在家庭中学习，若少年时便养成习惯，就不同于污浊的世俗，不会随浊泾同流。外来的诱惑和内在私欲，应永远断绝，不可赎回。蒙养应当深厚，反复学习应当纯熟；疏浚并开发您的源头，如同启发蒙昧；放之则流遍四海，波涛接连天际。学习有源有流，达到大海就不难了。若不能如此，便会像白水一样。临江阁皂山李仲章以“省轩”为题求诗。心的精明并不在远近，胸中若能端正，眼睛一抬、目光所及便可得到验证；没有什么比视觉更切近。为什么名为“省”？“省”字从“目”取义，是说眼睛年轻时清澈精粹，光彩神全，视物专一；到了老年，眼睛昏暗，便与年轻时不同。这不只是用眼睛来区分老少，眼睛像年轻时一样明亮，正可作为譬喻。其实“省”在于心，省察就应当如此：像睁开双眼，洞见万物。心难以常存，省察不可替代；心难以常觉，省察不可离开。心本来善良，谁不是纯美？心若不善，谁不是出于私利？省察与不省察，关系着善恶。省察如清醒，不省察如醉酒；省察如安睡，不省察如昏睡；省察如活着，不省察如死亡。果真能够自我省察，便应当奋发努力，在暗室中不欺骗自己，在屋漏之下也无愧；如同眼睛看见万象，没有任何遮蔽。一旦不自我省察，便昏然无所记忆；外物交相诱引，内心纷乱炽盛，如同老眼昏花，处处都是障碍。二者相差很远，应当知道敬畏和戒慎。聂君年少，眼睛明亮可贵，以“省”命名书轩，轩敞开阔而无阻滞。道无穷尽，关键在于达到远大境界；言语多有穷尽，关键在于脚踏实地。唯有坚持最难，应当勉励自己不要失坠。赠给饶仲信《静镜》乾并非一味运动，动中有正直的静；坤并非一味静止，静则收敛，动则开辟；艮并非一味停止，动静都要合乎时宜。本体本来如此，偏执一端便不对。学习的初步工夫，贵在从静入手；直到最终涵养，也贵在经常练习静功。本体既然动静如一，乾坤合德，没有两样，也没有剩余。心是上天的主宰，尊贵无可比拟。圣贤谈心，起初从不拿别的东西来比拟；把心比作镜子，是佛教的说法。镜子虽有光，哪里能与天心相比？镜光是死的，心光是活的；活便不滞，死便不明。佛法以寂灭为宗，既非乾也非坤；若能复归本心，便不是佛法所能使它昏暗的了。人因欲望而妄动，这不是动的本性，所以可贵的是静。自己能动、自己能静，道便光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只有省察尽到人伦，才是完整的人。眼界高过四海，到这里才算真正达到。五言古诗 留忠斋山茨 身体怎么会只停留在不能看见背后的地方？谁能窥见它？心怎样存在，却不能测知它的归宿？谁能完全知道？身心尚且没有固定形迹，屋舍又能确定什么呢？变化流动本来无所停留，问您想要到哪里去？把它放开，便充满太虚，宇宙总是我的屋舍；把它收拢，交付给野草，山中的茅屋便收纳我的居处。宇宙并不是因为广大才无穷，山茨难道就算狭小吗？身心并不随外在形体变化，寄托在哪里都没有不同。这条道淡泊却不会令人厌倦，淡泊之中滋味何其无穷！万物有什么能够撼动我？真正的快乐就在这间屋中。有人疑惑，天下儒者长久游于蓬莱仙岛，难道竟是平常的茅草屋吗？只是因为盖茅屋很好，通达的人谁会舍弃它？如果终身以茅屋作为仁者的住所，本来就同归于道；询问屋舍并不是出于私心。宇宙如此浩大，收敛功用如同谨慎独处。山本来高耸不移，茅屋破了就应当重新覆盖。覆盖之后可以长久自得其乐，庭院的草也任其自然。茅屋也许不修剪，古代圣人的兴致并没有不同。乐山便见仁人，见茅屋便看轻荣贵。这屋子虽然似乎卑陋，谁知道它具有最高的情趣？赠写神丘照堂 我曾看过孝子图，画的是儿子侍奉母亲；听说您画得最好。侍奉母亲极其孝顺，人们称赞您的画奇妙，却不知道您侍奉母亲是否慈爱。我现在把这一点提出来，是想激发您的孝思。绘画不在丹青，照见也不在眼睛；方寸之心不可紊乱，光明昭昭全在内心。明白绘画达到精纯专一的境界，人人的面貌一定都能相似。只是令人疑惑：心本来相同，为什么面貌却各不相同？我的心还像赤子，容貌却极其衰老。您即使想画我，又怎么能把我画成婴儿呢？送蒙斋赴召六首 天地大化正在旋转，混沌广大而无边。乾坤运用六子，于是使天下回春。震为长子，实在像一条长龙，潜伏屈曲而不能伸展；一旦发动，便不再停止，一动就化生万种新事。嘉熙年间再次崇尚仁孝，正是在这个时候召用这样的人。宇宙仿佛掌握在手中，万物变化从自身产生。机关一开一合，便焕然出现全新的精神。日月没有遮蔽，大虚空中没有纤尘，连毫发也不遗留。只可惜谁能挑剔这醇厚大道中的瑕疵呢？广大之中包含精微，深厚之下又能履行卑近；川流本来敦厚而化育万物，广大博厚而适时显现刚毅。它像秋气一样凛然，又像春光一样宽裕和融。聪明没有偏私，普遍照临；细密察看而不失时机，权衡尺度都在心中。圣人的美善正在这里。思虑睿智，睿智便成圣；没有不思之事，也没有不思而能成之事。乾坤常常以简易运行，险阻之处才最需要精细知察。尧舜有什么艰难？难在识别人。孔子明白这一点，每每以此为忧，因此我还要不断改正。险阻如同山川，却没有什么比世人的人情更险恶。只明白天道却昏昧于人情，是古人所讥刺的。陆子高卓然不凡，具备一双明眼；他的气度容貌只须一看，人的肺肝便仿佛倾露出来。有时仅凭传闻，也能看见人的一生；万象都呈现出来，如同揭开日月运行。何必畏惧功令？尧舜是法则标准，所厌恶的是花言巧语颠倒是非；孔子是权衡标准，希望能够达到象山翁的境界。这双眼睛不可使它失明；众人的欺骗恐怕使人难以相信，多数虚伪，不能全都当作真诚；若轻率接受虚假而责求真实，就不能偏听偏信。张、陈门下的宾客，难道不都是天下英才吗？后来各自居住的国家，都能够做到公卿；救济世道的才干最为紧急。泰道不只是亨通，向下看去，瓮盆之中也能聚集雷声和蚊蝇；鸟必须是九霄之鹏，鱼必须是东海之鲸。修养自己和治理国家的道理，先生明白得最清楚。扶持倾覆、支撑危急，关系到天下的大势；拨乱反正、挽救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大计。一司一事之间，不足以系国家兴替。马援做郡守时，尚且不屑于烦劳处理琐细事务，只是不容大姓和狡黠的羌人有违犯悖逆。何况身为公卿，怎能不思考治理天下的大经纶？如今大姓和狡黠之民比汉代多出几倍，其中仍有根本存留，更应加以防卫。大体上如同下棋，败局似乎已经过去；但若能下一着胜棋，败势就可以转为胜势。巽卦应当懂得权衡轻重，这就是德的制约。果然末世最难治理，圆神妙的龟筮啊，愿它预示吉祥而非凶险。天地闭塞，盛大的变故将起。

译我曾听魏仲英说：“做官是为了实行自己的志向；后宫和权贵豪强等人会损害这种志向，所以应当像云一样行事，不可使自身有所隐蔽，这才是智慧。”这种志向虽然可称为一个方面的节操，但如果不能完备地遵循道，就会对政事有所不闻；恰当处理人格和心术，才是第一义。若还不能和当权者相处，哪里容易做到？齐王喜欢财货女色，孟子并不少加讥刺；引导他使百姓一同走王道，实在容易。只是自己的实学不明白，言语和实际便难以分离，怎能感化君主呢？若不能这样，反而会助长众多虚伪；尤其讲说多是虚文，只会成为累赘。经典有时不如史书，因为史书能明白祸福、趋避之理。即使下至“不害伯”这样的道理，也还能挽救时弊，这正可以观察世道的变化。说到这里不禁横流眼泪；道本来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君子应当不拘一格。四代之中共有五位公卿，古来富贵显盛，不过在我看来如同浮云。光耀前人，在于居仁宅；仰望我的絜斋。用江汉之水洗濯自己，在白下俯视世间所羡慕的事物，腰间佩黄，眼前见赤。超越这一流辈的人，哪里只千百人？我希望像舜一样居于鹿野，耿介坚定，像石头一样。曾经担任耳目之臣，天子多次在前席相待，按道义怎能如此淡漠？天命难道可以始终违抗？这并不是一个小官的去留，只关乎我个人的适意。何况正值有道之时，孔丘尚且不肯与之同处。改朝换代正在困厄之际，三空之世确实应当有长远策略。把心肝奉献给至尊，忧劳哪里敢说厌倦？走吧，发出金玉般的声誉，智勇兼备，成为完整的赵璧。雨后观赏新荷 半夜到清晨，雨水把清洁的天空洗涤一新。此时气息清润，若隐若现仿佛有形；想汲取却无法得到，想挥散也不能。外界没有一处不清晰到纤毫，内里则透彻到心髓。轻清之气谁能称为天？天也并不离开这一气。因为行走经过东湖，荷叶正新鲜美丽；柔软的茎柄托着圆盖，嫩绿而出于清水之中。下面浮萍铺成锦绣，青紫相杂，疏落洒然，没有一丝尘垢，生机正旺盛。想要辨说，已经忘了言语；无声无臭之中，至理已经显现。由宁海道前往四明决狱途中 山头像童子一样没有多少头发，石头像老人一样脊背多骨。上面像剑一样阻挡关隘，下面没入沙地的洞穴。曾没有一段路好走，常有失足的惊险。前面像遇到陡峭的阻挡，后面又像被逼迫着倾倒。所幸这些极其艰难险阻，平生都已经备尝。险阻有谁能真正知晓？天地本来却以简易运行。观泉 泉水流动时涌出，像串串珍珠；泉水静止时澄湛，像一片美玉。源头和流向都合乎时宜，动静之间清澈得仿佛可以捧取。凭栏而望，寒气如冰雪；收敛衣襟，连毛发都感到肃然。它从内洗涤我的心，从外擦亮我的眼。偶然离开京城尘嚣来到这里，面对这泉水，吟咏还不足以表达。像五六个人咏歌而归，仍疑心自己正在沂水沐浴。为家君克堂先生祝寿 良月四日，景物多么奇异！露水洗涤四方天空，静月擦过天的一边；景星为月增辉，夜光照入清溪岸边。奎星照耀江南，人文盛美正在这里。过去我曾是西方长庚，梦中与这样的人相期；如今成为南方南极老人星，云气仿佛淡淡停在长眉之间。这是小春时节，胜过百花盛开的春日；桃梅充满奇妙生机，三五枝将要吐蕾。田野垂着黄金般的稻穗，人们吃饱了白玉般的黍米。芙蓉花开如城，傲然呈现凌霜的姿态；傍晚开放红色荷花，早晨发出白色蜀葵。菊花显现正中的颜色，潇洒地靠着疏竹篱笆；它不与群芳争艳，唯独适合晚年。时令不同，万物孤高特立，人生还有什么可疑惑的？我的父亲超然于万物之上，清吟声直透骨肌；不会因为世间利益而轻易受到污染。今年七十二岁，浩然之气本来没有衰减。独自坐在小阁上，台上温暖和煦；在布衾纸帐之间，姿态晶莹如冰雪。自从懂得知止以后，还有什么可思、可为？只愿君主更加圣明，群臣都能和皋夔并肩。东南盛行仁爱之气，不用战争便使四夷屈服；年年丰收相似，百姓不再啼哭挨饿。能够生活在太平盛世，仁寿并不是我私自独享的。背着太阳取暖，享受可爱的日光；煮芹菜也甘甜如饴。没有妄念，疾病自然稀少；不必用药，喜悦自然相随。近来谈论小命理的人，曾经按照行年推算盛衰，说天河水一气，木主以后几年，还会长期康健强壮。承受春天的福气，孩子们心中自然欢喜；能够得到像您这样的诗句，是多么幸运！如今介翁的寿数还超过期颐，达到一百三四十岁，像太古时代一样长久不变。我们拜手叩首，愿您永远庇护孩子们这些愚笨后辈。骑马即兴赋诗，因梅花而感怀时事二首 梅兄随遇而安，生长在水边山巅；有时靠近道路，却不招惹人来怜爱，俨然令人敬畏而远避，只怕逼近我的面前。有时靠近人家，却不依傍门户，仍多朝向贫寒人家，不被华屋牵引；香气不求别人闻到，芳美也不向世人争艳。像这样孤高洁净，连一丝一毫的牵缠也没有。那些不了解它的人，竟说花朵不如早早折下，放进玉瓶；这已经伤害了它的天性。更有人大开苑囿，连根把它迁移过去，反而说这是荣幸、得到了好地方；花朵带着露水泪珠涟涟，违背山林本意，难道是它的本性吗？连调和羹汤都尚且不愿意，其他事情又哪里值得一说？只愿重新回归本性，与松竹结成坚固同盟。西湖的孤山，还嫌朝市喧闹；上面对着玉辉山，下面临近珠媚渊。除此之外，只有雪月来往，允许我与它周旋；三友共同一笑，岁寒中相伴百年。虽然与世俗疏落，我自认安于自己的偏处。巡行历访各郡各县，偶尔有人似乎还没有厌弃我，便在道路两旁争相迎来观看，怀疑我是什么模样，谁像是从道听途说中得到了真实情况？他们都说，妖物吐出气息，老奸和积久的赃吏神色被夺、内心惊悸，预知罪行难以逃脱，多已赶快奔走躲避；过去曾接受他们的贿赂，如今全都来偿还。既然不是被使者前来吓住，又怎么会自己知道畏惧？我默默考察内心，觉得这种说法还没有真正契合；一切气象都不美好。先儒说，有滋味的人伦纲常若被除去大半，鬼魅禽兽便会争着吃人，几乎遍满原野和城市。考察他们所作所为，恐怕恶行超过异类；不洁净的食物尚且不肯吃，他们却比这还要严重。官吏用残酷手段助长这种情形，如豺狼猛虎吞噬一般，难道仅仅是查得实情后怜悯他们，直到流泪吗？刑法的运用应当穷究根本，时时警惕如临危厉，哪里还说得上百姓能够欢喜？使者到来时，有人躬身焚香，有人远远送行、张举旗帜。望来、漳州的百姓都愿意挽留；泉州百姓的心意，也如同硕果尚未被食，仍有生机可望。只有自知有罪的人，唯恐不能赶快离开；这样的人何止成百上千，而真正施行惩办的才一两处？我叹息只凭一杯水，谁能救灭炽烈的火灾？伤心又伤心，整夜不能入睡。为山泉吴守饯行 泉水从九江而来，发源于庐山脚下，清澈不亚于渭水；有时流出到盱水，深广澄湛，美如珍珠，甘甜的水足以饮用千里。即使在山下遇到险阻，一时停滞，也不妨碍通达前行；果真行经险处，险阻自然消除，实在有利于驾驭和防御。上下顺畅而有条理，正应当在酷热之中用它洗涤胸怀；有喜事又正逢口渴时，得到泉水饮用，畅快得像洗涤一番。盱地百姓盼望恩泽，依依不舍之情正未停止；看起来就像大旱之年，把您当作甘霖。这样的大恩不能私自独占，一方之内、天下之中都共同仰望。水流盈科而进，最终放流四海；有根本就是如此。怎能让它长久流经盱水，混混荡荡直到始终？河南已经治理太平，河内却难以留住您了。愿您把世俗的污秽全都洗尽，进入清澈广大之境，使恩泽周流；功业竟能如此宏大。然后回到山泉之间涵养德性，德性有谁可以比拟？以成圣为期望，善于涵养的功夫更加伟大。感谢朱汀守惠赠古风

译百姓为什么以盐为业？因为生在水乡，便凭借盐业的利益来资养生活；本来不应责怪他们没有减少盐业，若把这种生计完全断绝，难道就是正确的吗？后世与古代不同，竟把这件事当作命脉。若能宽缓一分，不要禁得太急迫，上下也可以相安，何至于骤然互相困厄？无奈把盐业完全笼断，连一条线路也堵塞；又乘着恶劣风气，于是发展成大恶。船只聚集到几十艘，众人聚集动辄数百，因货物而杀人越货，祸患猛烈而肆意残酷。谁说王畿之内会有这样的祸焰？这实在是心腹大患，不只是股肱之地受困。圣上想让众人一同生存，还不忍诛杀贬谪；想仿效治理渤海郡的办法，只求安定而行事。朝廷内外贤良很多，选用竟轮到我，实在不敢想象；难道不是因为我年老未死，可以用来以贼击贼吗？起初并不想以胜负相争，而是用教化诱导、竭尽谋划；顽固之徒终究不回头，只好出动兵革。但也不是要靠杀戮立威，只想使他们就擒，最终始终没有动用刀兵，没有杀戮，只献俘虏，不献首级。精细辨别生死，不失我心中的尺度；有些事情不能只看浮言，否则便会任凭虚假恐吓，落入险恶陷阱。听闻者辗转相惑，并非我的愿望，也不是我的才能所能完全做到；本应不让浮言形成虎患，可众口铄金又难以分辨，只能默然不语。偶然事情幸而成功，没有造成很大的差错；免罪已经超过分限，哪里还劳烦再承受恩泽？感谢您成全成人之美，古调发出啧啧声。我用瓦釜般的粗劣声音来酬答，自己也笑说声音哑哑。病中答客 客人夸张地告诉我：“二月的春色灿烂如花，过了春分还未到衰败，如今正丰润美好。何况天晴暖和已久，出游的人结车而行，时令鸟儿啼叫；有人买酒，醉后还呼喊游子、招呼游女争先而行，街道上光彩耀目，令人烦恼，投诉也无处可去，其中一半是颠狂之徒。古人曾经拿着蜡烛夜游，错过时节还要以什么为乐？可惜您独自抱病，不能与时相扶。容得下膝盖的斗大房间里，呻吟到什么时候才能苏醒？奇花将要凋谢，绿叶将要稀疏。听到鸟声就高兴，能像五柳先生那样吗？”我说：“客人所羡慕的，难道只是被外在形色迷惑吗？争相呈现千红万紫，锦绣也不够铺陈；变幻千姿万态，彩绘也无法描画。这一切无非是形色，只是生命道理的余绪。耳目不能思考，只有心却荒芜了。形形色色的根本，从何处取来，又凭什么收藏和显现？仁义的显微本来没有不同；只看见形色的人，不懂得精微就在粗显之中。难道还不知道造物者，其实就在我心中？与万物共同生长，万物都具备于我，这并不是妄言；造物之妙无穷无尽。形色只存在片刻，万物既然都归于我，造物何曾离开须臾？看见的也就是常常自见，并不是两个东西，而是常与我同在。卧着也可以游历，不必受行动拘束；不在于行走快慢，关键在于精神是否达到。春天的工巧尽是上天的巧思，众多妙处哪里能全部称赞？” 病在我的一副形色之身上，经历千万种变化竟不能痊愈吗？我的房间并不是斗大，宇宙就是这一间屋舍。只是用我的眼光看我自己，难怪会替我叹息；只是用斗来衡量房间，当然会说它局促不舒展。有人以为我因病而不快乐，可我的快乐没有人能超过。反倒是那些游人，并非真正快乐，只是奔驰驱赶；不过像蜂蝶一样，在路上纷纷飞逐。二月虽然将尽，我却就是风舞雩。客人的心还没有醒悟，反而笑我多么愚蠢。” 病中即兴赋诗 人在没有生病时，哪里知道患病的痛苦？重的时候像加上刀锯，轻的时候也像被紧紧束缚；寒冷如隆冬结冰，发热则如盛夏熔铄。四肢外表还可以活动，五脏内部却像被剥离。躺卧在病中经历艰难，身体消瘦，气力削弱，痛苦有千万种；坚忍之力不论贵贱贫富、强弱，都不能与我抗争。若不是自己招来的祸患，怎能承受外邪的侵虐？一息之间稍有差错，便无法估量百般忧患。一念不起，百种念头都不生；一事不作，万般事情都不到胸中，万卷书也只能束之高阁。外在的学问没有一样可以依靠。处在坎险之中，只有方寸之心不乱，仍独自保持清明，志气精神还掌握在自己手中。如同围城尚未失守，主帅防守更加坚定；如同破屋还没有倒塌，主人站立得更加卓然。有时悠然游览，又有什么可怕、可惭愧的？人若能在未病时就像有病一样自持，便是良药。人生本来由忧患而来，死亡反而常由安乐导致。倚仗身体安强，任气血如马肆意奔驰；精气像烈火焚烧树林，万物像溺水奔向深壑；浓醉使酒池枯竭，娇淫使欲海干涸。魂魄败坏，哪里还存有灵魂？精神离去，气息自然枯竭。盛年已经衰老，枯槁的形体只剩空壳；如饮鸩毒害自己，如持刀砍伤自己。病死还有什么可怨？这是自身罪孽，并非上天使其陨落。我在病中苦口劝诫，以生命为戏谑。我幸好没有这种病证，不像那样错乱。只有震雷和巽风二者互相冲击，我平生不过是一捧水洗手、两脚赤裸，为什么还要来攻击我？想要庇护自己却没有智谋，想前进不能向前，想后退也不能退却；如果最终不能痊愈，只能被废弃，那么真正的道就仿佛不再行于世间，难道连一步也无法学习吗？即使说病未死而饿死，也可以这样说；不要把一切安于天命，天命并不是沉寂无为。和陈七峰七首诗的韵 浊世如九曲黄河，太虚如一面明镜；众人混混沌沌随波逐流，谁能炯然独醒？孤峰崛起而高耸，把群山全都统领；根基既然超然，培植的功夫还要更加深厚。乾坤显露出端倪，宇宙中有多少奇异变化；万物变化都成就文理，一眼看去没有边界。这本身就是真正的文章，对外本来无所依待。所愿学习的道理究竟如何？难道不正是在这里吗？心如洞然的一泓止水，浪静而风也安恬。心的微妙在于精纯专一，动念凶险由于夹杂二三。根基深厚自然生出光彩，形神仿佛沉浸在酣饮之中。一丝一毫都各有条理，声臭之间不容杂乱。向上通达还需要什么外在暴露？真正的快乐不在幽僻园林。凡是被外境触动，恐怕都已离开天性。我自己淡泊而不厌，别人徒然争相喧闹。山峰高耸果然极其峻峭，不论经历百千年。百千年也不过始于一年，何必徒然分为三百六十日？来时并非有所余，往时屈折也岂是有所不足？形体虽有消灭，犹如水流；德性却长久如玉。世间没有神仙，只需戒除小小的束缚。形体相状仍是我的屋舍，主宰它的自有执持。执持正是本性保存之处，不计较活一百岁还是十岁。屋舍总有毁坏之时，仿佛井废弃而不再汲水。能够推究起始而通达终结，寿命长短并非缓急。万条河流虽各不相同，根本却同出于大化；小有闭塞便一同堵塞，大彻大悟又有什么不能通达？大人仍如赤子，年少时的成就也可与老年相同。今古即使处在不同的时代，只要不息地运行，又有什么终穷？和吴伯成七夕诗的韵 年老了却不觉得老，还想在新秋夸耀；金乌的力量尚未胜过孩童，正啾啾鸣叫。稍稍涵养浩然之气，终究应当凌驾斗牛之上。七夕乞巧的人，不过是幼儿辈，值得羞惭。我的老眼还明亮，却反而笑群目昏暗。造物主的巧妙真是广大，竟容许有智慧和力量的人显得不巧，而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变化神奇得使鬼神惊异。夏天像烘炉铸造，到了秋天便铸成金城。金城包容宇宙，万种宝藏难以尽数明察。今夜姑且对着月亮，斟酒与你结盟。仁德成熟如美好的种子，由我独自耕种。发出金声而以玉振之，秋天于是汇聚而成大成。七言古诗 歌咏晏恭人平定盗寇的伟大功绩

译策定功勋、赏赐转而更加丰厚，壮士之中谁知她竟是女郎？曾听说这样的事，却很少见到妇女，谁能比得上张良？当时因郡中有人谋反作乱，她亲自率领千人，乘势而无所畏惧。这件事代替丈夫承担，反掌之间尚且如此；最难的是，有些寡妇倾尽家产，率领部曲，或擅长骑射，多有杀伤。竟有两位寡妇能够如此，胜过堂堂男子列阵迎敌；谁知庆历年间丞相之后，竟有女子晏氏？她生长闺房，是曾氏所作《内则》中守大节的妇人，平时严整如霜，像坤道一样柔顺安静；一旦遇到变故，又怎能不刚强？绍定己丑年，汀州盗寇兴起，所到之处残杀毁灭，声势极其猖獗。愚弱的人束手待毙，懦弱的人魂飞魄散、倒地僵卧；男子纷纷大多如此，哪里还指望寡妇有铁石般的心肠？唯独晏氏仿佛身负将略，全身都是胆气，智谋充满胸囊，慨然以大义向境内发誓。黄牛山上的寨场可以驻军，山上可以屯驻数万众，排列成五寨，如同五个乡。一时间郡县相隔千里，大多已经变成废墟，渺无人烟，只有此寨巍然独立；即使极其险阻，也如同康庄大道。龙须山头有草木，草可以入药，箭木可以制枪；她急令先把盗贼尽数采集来，制成锋利兵器，锋芒无人能当。并且自己捐出官仓粮食几十石，半年之用已经足够；山上的粮食有了这些，即使盗贼有千万人，也不能战胜我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半年〕 谋划和防守长久得像天地自然设置的险要，既不是城也不是池，却如同金城汤池；她大概是女子中的千人之杰。这里并非高山险寨，却使人声名赫赫。这功劳虽大，哪里是为了求报答？恭人的封赏还不足以偿付，只把涕泪和官爵都视为轻微之物；节义不朽，才是她留给后人的义方。看她的见识器度更加超越，古代的刚烈妇人也要相形见绌；她的儿子善于继承志向，永远不会忘记。恭人虽然死了，却等于没有死。天台石桥 石桥如龙行走，甲台山仿佛发出吼声；雷霆喷吐雪浪，直透玉关。石梁足以相比，但坚固之处实在难以形容；龙湫即使与它相比美，也仍然难得。风神凛凛，使人毛骨耸然；仿佛处在天外，并非人间。过去只听说过，如今亲眼见到，真是从未有过。游人何必叹息，道路虽难行也值得。赵宗判请我游览岩溪 三山的来路，从北岩溪起有三十里；近处何等崛奇，仿佛天地开辟，已经历几千年。神灵收藏、鬼怪秘藏，人没有谁能窥见。竹溪、黄溪，究竟是哪一支流派？太白、子厚，使它的名声开始流传。还不知道这条溪是从谁那里发源？河流曲折如从天而来，磐石作为根基；含霜夺日，森然如旌旗，岩石上的闪光与银色水面增添两重光辉。千古秘境在此出现，正值这一时刻；从潭间归来，得以发挥宝藏般的景致，突然兴起人们所希望的福地。溪流应当有灵性，暗中自我讥笑：若不是公遇到我，我又怎能遇到他？过去没有，如今才有；既然知道，应当把您当作知己，更加扶持它成为鼎立之地，使魑魅魍魉无所容身，让游人的坐骑可以驰骋如骐骥。两座山插入天空，天空反而显得低；像城墙一样夹住大地，大地也无法承受其高。混混的溪流从中间通过，天池之水来往其中，深藏着龙与螭。巨石形状万千，磊落而不受拘束；奇木种类万千，名称无法尽数推究。开始渡过石梁堂，稍稍停息，才见到主人；心境高远，以至身体恍惚不知在天涯何处，仿佛不是人间，令人惊疑。片刻后缓步前行，曲折来到双龙之湫；气象幽深，向前走时宿云仿佛要迷住人；重叠山峰高高张开，如熊虎旗帜，水鸟和水流在石门间相互变幻。翠色浓密，如玉带般的水流飞落，像冰雪纷飞；石壁高耸万仞，文公题字越往上越高，直到与青云相齐。书堂高高耸立，根基天然，仿佛具有千岩万壑的姿态；一眼望去全都尽收眼底，没有一丝遗漏。主人给我的恩惠为什么这样多？当时正是六月三伏，只觉得清冷之气生在肌肤。清幽的境地和清雅的赏玩，还有什么能超过这里？更令人陶醉，仿佛美酒醇厚而不淡薄；饱览水色和石景，浑然不觉饥饿，更因饱受一种德性而充实肝脾。大帅如同古代刺史的规范，溪水由此改变，良好的政绩可以追比古人。我如柳子有不少毛病，溪水若改称愚溪，我曾为此自悲。主人爱客而忘记尊卑；烈日与我所爱的阳光相对，手执暑热时，清风一吹，胸襟尘垢全都洗尽，连一丝一毫也没有。主人往年曾咏叹浴沂之乐，正如水盈满洼地而流入大海的老师；源流本来蓄积得如万顷池塘。傅岩、蟠溪的隐士尚且不合适，高冈上的凤凰应当聚集在朝阳之光中；猿猴仙鹤知道主人贤德，不催促我归去。想要赞美您的形貌却没有好辞，只能斐然成章而近于狂简，惭愧这还算不上诗。莲花 暴晒在烈日下，颜色也不改变；生长在污浊的水中，却不受污染。看似娇媚柔弱的女子，却像刚正奇伟的丈夫。有颜色而没有香气，有时又没有果实；色、香、实三者俱全，才是第一等。果实包藏在内部，独自含有苦心。它是富贵花，却不是君子的匹配。五言律诗 温州双峰寺 两道水在旁边分流，双峰相对而立；还没有看清龙鼻的面貌，暂且先经过雁山之门。泉水如白玉带流下，石峰仿佛压低天空；湿云飘过，景色随处都好，却仍然没有完全符合此前听闻的盛名。和陆伯防韵二首 百次推荐也难以抵挡，到底谁真正了解您？近来曾翻阅您直率的言论，长久以来又惋惜您辜负胸中的奇才。整顿事务必须及早，招致贤才却已经嫌晚。英豪施展奇谋异策，功勋事业一定相随。我坐在深山底下，炎凉冷暖全都不知道。任凭别人正喧闹，感叹世间事务没有奇特之处。想尽欢娱却难以实现，想献微薄之诚也还迟缓。推荐入朝堂虽相隔万里，我还愿意奔走相随。挽悼吴准斋 逃离朝市的名利，清白光明如日边。隆冬霜雪中的柏树，盛夏烈火中的莲花。纯正的品行浑然没有瑕疵，美善的言论还留有传述。完整归去还有什么遗憾？只有我们这一党人独自呼天悲哭。雁荡灵岩 展旗峰如旗展开，天柱峰高高耸立；宝印峰如宝印，伏狮峰雄伟；瀑布喷落，像千颗珍珠碎裂；窗户打开，四面空旷。奇峰怪石争相排列，孤峰独自秀出；龙鼻泉流淌而出，造物主究竟是怎样的巧工？七言律诗 经过峡山寺 庾岭分出的山脉，耸立成两座山；两山夹成峡谷，水流形成湾曲。上面是树林，下面是岩石，森然如两道屏障；南海和西江之间，巍然耸立一道关隘。水像龙潜藏其中，涵映碧色；山如猛虎伏卧，显出苍老的面容。人来人往，消磨了多少时光？谁能像山一样长久、像水一样悠闲？江阴风寒地有感 西浙因为曾经究竟看过澄江，才知道这里确实风寒刺户。门人应当合力严密防守，南北的天空并非天然设有限界。不要误把孤军看成偏小，谁会想到紧要之处都是辛酸？愿意兴建重镇、加强经营治理，怎忍心看见这里寥落而守备单薄？与陈守一同游览碧落洞二首 我驾车奔驰，直到这时才得以闲暇。于是陪同太守，访游名山。恍惚间仿佛境界出现在青霄之外，真像身处碧落之间。大地开辟，长天敞开，并非凭借人工凿成；山崖高耸，石壁直立，自然形成关隘。奇奇怪怪，难以形容。只是承蒙元龙允许我攀附同行。乳白色的水滴如珍珠垂落，石头上缀着像旒的水帘；水清冷如冰，色绿如醽醁，流动时声如鸣玉。这里有如龙宫、凤凰巢般的洞穴，排列在苍翠石壁之间；又像燕子的巢垒、蜜蜂的蜂房，从碧色的石壁中涌现。您喜爱那山岩，我却贪恋这石峻洞幽、冷泉清凉之处。这样的奇观天下无双，难以游尽，恨不得就在这里留下来隐居休息。和陈翔卿的诗韵。碧落本来就值得游览，于是快马奔驰而来。千般奇景、万种胜境，果然都集中在这里。上天聚集神秀，形成两座瑶室；大地开辟高深，形成两扇玉门。下面有深青色的寒冷流水，路径上悬垂着远古的断山【文意疑有讹脱】。只可惜此地离人近，为什么还要长久远离呢？不如一起沿着水流探寻它的源头。再次唱和两首。

译要探尽洞穴的源头，就不能在入口处停留。最初的变化【原文“防事”疑为讹字】造成了山势；开辟之初，水独自成为根本；天地判分之后，山才建立为大地的一部分。空中的浊气下沉，流动的泥土形成土地；渣滓凝结其中，结成石头，成为关隘。奇妙啊，这些古老遗迹都可以一一验证；什么时候再来，和你共同攀登呢？石头像云盖一样，向下垂着水旒；水如冰壶，敲击时发出玉球般的声音。石笋倒生，悬挂着碧玉；石柱倒插，挂着青色的美玉。外面仍像猛虎蹲踞，回风呼啸；里面又如蛟龙盘曲，气息回旋而幽深。还在想象天地初开时的意旨，什么时候能再和你一同来此休息呢？和戴石屏寄来的诗作韵，两首。海邦常有太守这样的贤者，海上诗翁却是隔世难遇的奇才。您自作《归来》，又离开石屏，不劳烦削草堂中的旧稿也能知晓。高尚的情怀岂会因时俗改变，浩然之气也难随血气迁移。您的诗句老练、格律精严，何其酷似从前题咏蜀相诸葛亮祠堂的作品。我这个草野之人恨自己不合时宜，身为太守却是驽钝之材，没有一分奇异才能。千里之内的赤城都想杀戮，只有您以一双青眼独独知遇我。常常想起您设榻迎接徐稚的心意，还打算像王徽之那样乘扁舟访戴。我的这颗心始终明亮，仿佛常能与您相对；一想到您，便又吟诵您的诗。挽悼陈和仲，两首。至宝幢边的宝器钟，含有光华，映照万物，形状难以穷尽。它光明灿然，如山岳般屹立在千峰之上；清澈深湛，如鄞水般汇聚于万流之中。千锤百炼也不改变容貌，精诚坚贞并非顽石；光芒灼灼而不变其润泽，气势如长虹。谁会怀疑那纵横湖海的豪气仍然存在？只可惜哪里还能得到高楼，再让卧龙安居呢？您像江河流近大海，学《易》一直追溯到源头，出自慈湖学派。独自清正，进身时佩玉如龙泉秋水般清冽；退处时怀藏骊龙颔下的明珠，夜里也光明闪耀。坚守真理，即使三公之位也不肯用来换取屈枉；自身清白，绝不容许一尺之物被轻视。年纪尚未过半生，却要曲折远行。悲哀啊！胸中有多少不平之气在鸣响。寄题《武夷橘林小隐》。武夷山下涌出清泉，观览卦象便应当知道果实成熟、事情有成的缘由。小隐居处藏身修学，主人如美玉；大字题写品评，笔力如椽。山峰高耸挺立，仿佛天成的柱子；溪水宁静，浮着月光，仿佛月满船中。这才是我心中的真实境界，原本并不是六六三十六峰那样的中天仙境。送盱江吴守因进言而归，两首。您的机智圆转如活珠，在盘中滚动自如，已经历练过权变奇谋、神妙变化；通晓武库般的精严谋略，锋芒无人能敌；智囊深沉缜密，计策难以穷尽。您的先声早已传闻，风采后来果然如亲见一般。事业功绩指日可待，时间虽不多，功劳却已经不少。刚正之气更加增长，前程不断转进，如春风般兴盛。政令全新，规模另具一格；处理事务迎刃而解，宽舒自如，绰绰有余。离任或就任都看得很轻，内心自然安定。奸佞与贤能忽然发生变化，事情究竟会怎样？以粮食征购为民众忧患，祈望能够免除；社坛之树根深，恶政才开始被铲除。像这样想要有所作为，还有什么限度呢？归来吧，千里之民争相攀住您的车子。和李文溪一同游通天窍。石头像红玉，间杂着乌金；上面直通苍天，下面直临深处。洞中似屋室，却又短小浅狭；外面洞窟很多，里面却幽深。您真像清献公，游览之趣也和从前相同；不是元公那样的志趣，而今只庆幸能附名镌刻在石头上。当守持坚定不移的心志。江心寺。内心没有依附，绝不随波沉浮；力量冲破回旋的巨澜，独自巍然留存。远远超过金山，推想它如碧玉；又像砥柱一般，屹立在江流中央。树木仿佛桂树植在月中，人仿佛来到镜中游览。何况正值清秋，江面如洁白的绢练，真成了银河上停泊的一叶孤舟。五言绝句。谢王洪伯惠赠酒、炭、米，五首。您曾许身自比后稷，看到饥民，确实如同自己免除饥饿一般。我的学问如颜回，竟向您乞求米粮；李大夫的恩德使我饱足，又勤劳送来青州两位从事【“青州两从事”疑为典故或文本有误】，我畅饮之余惭愧得无话可说。我不曾认识什么奇异的字，杜陵却怀有志在四海的胸襟，也不忍让我受寒风侵袭。您投给我一座红炉，果然胜过千金皮裘。风雪一片清白，我回想起您这样的人，超然立于万松之上，使肝胆焕然一新。昨日承蒙您记念如云中浮萍【语意疑有讹】，特意前来拜见台星。您应当厚重自持，极像从前金陵酬答袁守方秋崖所作的《遗宝带桥诗》；以此顾念我这个年老而非题柱之客，知道您的才干足以成就济川之功。以“为”字为韵，共十四首。若不是您，这座桥就不会建立；谁能比得上杜武库？下浦还没有更新，经过的人无不惊讶回望。月卿一派接通天河，星桥令人感叹，谁能像那位行道人一样通行其上？疾病责罚和跋涉劳苦，在我看来都越过了古代大夫的程度；名声在后世成就，功业在当代开创。千山秋气高爽，桥落成时和父老同庆。江湖道路四通八达，险要处却横布危机。一天在席间遇到恩惠，大政岂不是可以凭借简易之道推行？由此可知，越过险境便能踏上平坦道路，愿我们一同登临并以此发誓，不再经过险途。笑谈之间便可题写驷马，临近深渊也像平地，徐徐而行仿佛安处厚土。由此推而广之以扶助倾危，便能巍然成为江流中的砥柱。桥长二百尺，曲折宛如相隔千里。天下人都喜悦，道路旁往来纷纷，任凭行旅通行。自赵氏以来历时已久，成就这样的法令，才能救济溺水者；已经溺水的人自己尚且难救，确实只有君子才能明白。指挥谈笑之间，明亮如月出云中。把它推广到四海，治理天下的大任必将属于您。成就千年牢固的巨石，不可摧毁；只有您的心如巨石，才是建桥的材料。盘龙与友龙，山势和岩石高峻对峙。如今好像又增添了一条卧龙，壮观景象于是集中于此。难办的事处理起来如同容易之事，庞大的工程办理起来仿佛细小事务。才力运用绰有余裕，大河之上还有谁能救济？往来之人想要休息，也可以享受自然之乐。上面看云飞鸟翔，下面看鱼游江川；亭子两翼如龙，正欲腾跃，比高空还要胜绝。您救济了几千几百人，其中的功劳我就不再说了。《金溪道中》六首。春意潜藏，山川仿佛孩童般尚未发育成熟。一旦兴发，便蓬勃地在各处争相呈现英姿。浓烟笼罩远山，远望的眼睛仿佛昏花。天将入暮，又将下雨，行人才刚刚离家。远山没入云烟，分辨不出形状和颜色，茫茫仿佛天幕低垂。前路不可看清，树木落叶，风吹成阵，阵阵侵袭肌肤。应当是故园的花将要开放，只因寒冷而暂时停止。路旁遇见一株古梅，原来是从前的旧相识。花萼不知有多少，朵朵相互顾惜。出门遇见行人，来往纵横真像织布；织成一幅绵延无尽的图景，尽都是名利之力。七言绝句。偶然写成五首。六月竟然像九月一样清凉，雨后天空的月色幽冷。走出屏障般的门外，姑且寄托我远望的双眼；二十四道凹峰转为青色【句序及“屏出门”疑有讹脱】。添给我清凉的风，陪伴我的闲暇。今年新竹还不算吝啬，反而嫌门外只有三两竿，遮断了从东方来的半片好山。农家的命脉寄托在田亩之中，难道只在于稻谷等粮食的枯荣吗？造化究竟要怎样，必须多费力量！顷刻之间便能救活几万百姓。南风正吹起，北风也在【“防”疑为衍字或讹字】。谁说秋高气爽时马还肥壮？只愿金风摧折落木，连根也一同倒下，我又打算归向哪里呢？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春天显得新鲜妩媚；强劲的树干、刚硬的枝桠，经过多年磨炼。人情有喜有厌，往往彼此相反。若想支撑大厦，又凭什么呢？题咏碧岩，两首。万山簇拥着碧色山岩，它巍然不动；万石嵌入山崖，哪里可以攀登？立身处世也应如此，必须把自己安定下来，到了真正坚定的时候，才算筑成牢固的关隘。碧岩只在丹霞之中，丹色和碧色任凭它们各自不同；我决不随外在境遇转移，身心既已坚定，发誓永不改变。二月途中仿效赵章泉体，四首。一部蛙鸣，果然没有白白鸣叫，原来是在为农人奏响乐声。一年的辛劳，到这时才开始；它们在南亩送食之时为农人的心情助兴。苦雨之中，花朵没有颜色和香气；春天将尽，叶子徒然半绿半黄；蚕声响起，百鸟飞鸣渐少。忽然听见催促归去的叫声，夜也显得漫长。

译红色的踯躅花究竟有什么实际用途？只是徒然以牡丹的名品自夸，供人观赏罢了。今年春天来得晚，食物又艰难，哪里比得上能充饥的蕨和萁呢？耕田的人劳累筋骨，富裕人家的仓廪才开始多有储藏。等到百姓饥饿时，本应打开仓廪，却牢牢关闭；不知道私人家中能不能让百姓得到食物呢？附录。自序。文忠欧公曾说：“文章应当开阔广大，不要制造新奇词语，也不要模拟前人。孟子、韩愈虽然高妙，也不必一定像他们，只要取法自然罢了。”这话说得太好了！这确实是写文章的方法。然而这话是对能写文章的人说的；像我这样拙钝无文的人，有时接近文章而作，有时不得已应酬，也只是轻率下笔，不知道该怎样裁剪取舍，结果只是显得迂阔而不是开阔，勉强而不是自然。既不能自创新语，也不能模拟前人，写成不成句法的文字，惭愧于前人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因此从前即使偶尔有些写得似乎还可以的妄作，也从未保存稿本。后来有亲友见到这些文字，不忍心抛弃，替我收拾分类，于是编成一册，竟有被误传抄录而流传出去的。这样一来，我无法掩盖缺点、隐藏丑陋，每每因此忧虑。于是就在其中选择那些相对较好的，姑且另行保存，取名为《敝帚藁略》。只是我又私下有所感慨：文忠曾称赞黄梦升的文章，说它辩说广博而雄伟，意气奔放，仿佛无法抵御；只是遗憾想求得他的全部稿本，他始终不肯拿出来。即使只得到其中几句话，也令人反复诵读、赞叹不止。那么我的稿子，遗憾的是没有一篇能够像文忠所称赞的那样；我的稿子虽然没有全部流传出来，比起黄梦升来，难道不是更加惭愧吗？宏翁包恢自序。门人郑无妄书写于书后。我郑无妄私下认为，先生的文章，无论是《易》说、《周礼》记，还是讲义、家传，学者们早已争先恐后地想要一睹为快了。唯独先生文集的完整成书，大家日日等待，却一直没有见到。我曾多次以此请求先生，而先生谦逊，未能及时编成，只给我看过大略。学者果真能够按照谢上蔡的《读论语法》来读这部稿子，那么先生的文章固然只是大略；但先生体用一源、显隐无间的道理，难道真能用详略来求得吗？我恭敬地把它刻印在纯轩，与四方人士共同分享。倘若您不认为我的鄙陋之言是错误的，那么对先生之文的理解也就已经过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