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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 《方麓集》别集类第五 明 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方麓集》十六卷，为明代王樵所撰。王樵另有《周易私记》，已经著录。其文集共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文章九卷、《老子解》一卷、诗一卷；一种就是这一部，共有诗文十四卷，另外还有《戊申笔记》一卷、《紫薇堂札记》一卷，比初本完备得多。王樵潜心研究著述，对于《易经》《尚书》《春秋》以及四书，都有解说训诂。《江南通志》称他性情一向简朴沉默，但谈到经学便娓娓道来而不知疲倦，所以他的文章具有根基。该志又记述王樵的话说：“士大夫把留心处理公文看作庸俗的官吏，把写文章、饮酒、作诗看作风雅。饱食官禄，接受吏胥办成的事情，这能叫风雅吗？”因此他的文章很切合实际，不是摹写山水、吟咏风月的辞藻。他的诗虽然不能自创一派，但冲淡平和、恬静淡泊，总也没有失掉雅正的声调。大概在竞相驰骋、追逐时尚的时代，他仍然能够谨守前代正人君子的典范。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敬校订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一 （明）王樵撰 ○序 山东乞休疏【嘉靖庚申五月】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臣王樵上奏：因为患病不能任职，请求准许我退休。臣今年四十一岁，由刑部员外郎升任现职，在任一年多来，日夜勉力图报效命。近来临清等州县发生饥荒，皇上准许发放仓粮赈济借贷，臣因此亲自审察饥民，冒着风雪，以致患上寒疾；治疗不及时，病情一天天加重却未察觉，仍然扶病处理事务，想要调养却没有空闲。后来适逢景王前往封地，途经山东，从武城到沙河将近二千里，都属于臣的管辖范围。所有供应、夫役之事，臣实在担心有关官员不能同心协力，难免上面耽误王事，下面扰害百姓，于是全都亲自料理调度，昼夜不离水边。夜间则先从陆路出发，等待王船到来，连续十多天没有解衣就寝，因而元气日益虚弱，困顿也日益严重。只是因为王事尚未办完，不敢谈及个人私情。如今王船已经出境，臣幸而免于获罪，这才开始就医询问诊治旧病，医生都说病在精神元气，汤药突然难以奏效。臣自己也知道，如果不退居调养身体，恐怕难以保全。臣将情况呈报给抚按，请求代为转达，但抚按认为臣年纪正当壮盛，苦苦挽留。臣私下认为，若一时还没有倒毙，恐怕很难取信；等到已经来不及了，又反过来怜悯我。与其来不及救治后才怜悯，不如宁可过早一些而顺从我的请求。所以不得不在皇上面前哀切恳求。请下令吏部查明臣并非欺诈，确实自愿告退，按照明确的成例准许臣退休回籍调养。倘若残余的生命能够延续，图报圣恩还有时日。臣不胜恳切急迫，等待圣旨到来。认罪回话疏 尚宝司卿臣王樵等谨慎上奏：为乞求恩典、认罪回话一事。本月二十七日，大学士张居正等题奏，文书房官丘得用口传圣旨：“各衙门官员都接收奏本，唯独尚宝司不接奏本，只派差役来接，是什么缘故？”钦此。臣等看来，各司的章奏都是奉圣旨裁决后，才敢遵行。如今各部上奏本得到旨意后，堂上官便亲自送到有关科，誊写并加盖批字，这正是为了尊重皇上的言语。尚宝司不实行接本，必定有其原因，臣等实在不知道，不敢妄加回答。奉圣旨，命该司官员把情况回复上来。钦此。臣等听到命令后惶恐不安，知道自己有罪。臣等私下认为，本司所有章奏与各衙门的情况相同，既然奉有圣旨，确实应当由臣等亲自接取并送交有关科。只是因为本司旧有背宝传令官代为接收的制度，沿袭日久，臣等一时愚昧，疏忽了改正，以致受到圣上诘问，臣等罪当万死。伏乞圣恩稍宽斧钺诛戮之刑，臣等无比惶恐，等候治罪。缘由是奉圣旨命该司官员回复情况，谨具奏闻。万历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尚宝司卿臣王樵、臣徐琨，司丞臣沈节甫、臣王世懋上奏。奉圣旨：既然掌印官已经认罪，姑且罚俸半年；其余人各罚俸三个月。吏部知道。钦此。拟全谏臣以安大臣疏 尚宝司卿臣王樵上奏：为请求保全谏臣、使大臣安心一事。臣恭敬地看到，巡按辽东御史刘台论列大学士张居正，触怒圣上，而张居正也上奏章请求退职。陛下用温和的诏旨慰劳挽留他，敬重大臣的心意可以说非常深厚了。臣愚昧地认为，自古明主想要开通言路，即使进言不恰当，也常常宽容优待；大臣想要扩大皇上的德泽，即使有人攻击自己，仍然举荐提拔他人。宋代文彦博对待唐介就是这样。唐介议论文彦博进献灯笼锦一事，颇有暧昧之处，仁宗因此贬谪唐介的官职，文彦博也因而罢去宰相。既优待大臣，又没有不伸张谏臣的正直，仁宗可以说两方面都做到了。况且唐介被贬时，仁宗还派宦官护送，并告诫他一定要保全唐介，不要让他死在路上。不久便召回唐介，恢复其进谏之职；文彦博再次执掌国政时，也说唐介先前被御史所论，虽然击中了自己的弊病，但责罚太重，于是极力赞成召回唐介。直到今天，人们称仁宗为明主、文彦博为贤相，正是因为有这些事情足以使人心悦服、维护国家体统。如今陛下因为张居正是先帝亲自选定、接受遗命辅政的人，正对他倚重任用，而臣料想张居正之所以仰感圣上的知遇，也正急切地谋求报效。这难道是张居正可以因为几句话就离职的时候吗？如今六部九卿都上章请求挽留张居正，确实不是出于私心。臣却私下认为，如果张居正被挽留而刘台最终获罪，岂不是有违仁宗对待唐介的本意吗？揣度张居正的心情，他恐怕终究不能安心，也难以安居职位。伏望陛下宽宥刘台的罪过，那么张居正的心就会安定；张居正既然留下，陛下的心也会得到慰藉。这样陛下优礼大臣的心意，就超过仁宗了。张居正发誓至死图报，难道敢居于文彦博之后吗？臣的职务在近侍之列，冒昧地献上自己的愚见，惟愿陛下裁夺选择。星变自陈疏【万历丁丑十二月】

译南京鸿胪寺卿臣王樵上奏：为自陈不称职，请求赐予罢免斥退，以严肃考察官吏一事。臣于嘉靖二十六年考中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刑部主事、员外郎、山东按察司佥事，因病获准退休十四年。屡次受到荐举，又起用为浙江按察司佥事，升任尚宝司少卿，再任本司卿直到现在的职务。臣承受的恩宠已经很多，每当自我反省，都没有功绩可以报答，始终十分恐惧。何况如今上天显现异常：九月晦日天将昏黑时，臣在私衙看见西南方有星光照耀天空，约有一丈多长；走到街市上，即使儿童和差役也都知道惊骇异常。像臣等这些居官任职的人，内心应当怎样想？反省自己的过失，又凭什么能够逃避灾咎？臣按照惯例自陈，并不敢只是草率写成空文，希望侥幸免罪。臣私下认为，如今精明强干的士人，才力还足以图谋日后的功效。臣蒙受朝廷培养的恩德三十多年，赋闲的日子反而更多，施展才干的时候已经过去。再次起用后，仍任原官四年间三次升迁，圣恩隆厚，等同天地；但臣没有丝毫功效。如果再厚着脸皮列于官班，就是不懂进退。臣虽然不肖，常常痛恨士大夫气节不加磨砺、贪恋俸禄而苟且容身，使灾祸和天变招致而来的原因，未必不在于此。请求准许臣罢职退居，以安守愚拙的本分，完成臣微小的志愿。臣不胜战栗，等待圣命到来。引年疏 南京光禄寺卿臣王樵谨慎上奏：为感谢天恩，自认为年老，请求仰赖圣上的慈悲，准许臣照旧退休。臣先前以南京鸿胪寺卿的身份退休，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内，蒙恩起用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本年十二月内，升任南京光禄寺卿。臣接受两次恩命，不敢不遵守，限期到任，已经于万历二十年正月初九日到任。除了向着宫阙叩头谢恩之外，臣又想到，臣蒙受三朝恩典，再次受到起用，都是仰仗我皇上至仁如天、广用群才，想使民间没有一个人不能尽其才用，所以像臣这样愚钝的人仍在录用之列。臣感恩，即使捐献身躯，哪里足以谈报答？只是臣现在七十二岁，已经超过古人退休的期限。臣自幼接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颇知侍奉君主的道理，确实有献身报国的愚诚。臣从山东退休归来时，年仅四十一岁，还能施展才干；后来在浙西再次起用，年仅五十四岁，仍然可以供驱策。可是前一次归来便有十三年，后一次出仕又南北奔走，虚度了四年；如今退居乡里又十四年了，坐等成了衰老之人。臣实在没有才干，揣度自身、听任命运，臣实在理应知道适可而止。伏望圣明察知臣的愚拙诚意，命令吏部准许臣照旧退休。臣将以此度过余生，早晚焚香，上祝皇上圣寿无疆；下则率领父老子弟，整肃政教，改善风俗，以此报答太平万岁的恩德。臣不胜惶恐屏息，等待命令到来。再疏 南京光禄寺卿臣王樵谨慎上奏：为年老多病，不能有所补报，再次恳求天恩，准许臣退居乡里安度晚年一事。臣蒙圣恩起用，自己因为年过七十，便上奏引年请求退休。恭敬地接到圣旨说：“王樵一向有清正的声望，奉旨起用，不准辞职。”钦此。吏部札文送到臣这里，臣捧读诵念，感激得流泪。假如能够补报朝廷，臣实在不敢吝惜自己的身体性命。臣想到自己禀赋向来浅薄，自幼多病，如今筋力确实已经衰退，时常有眩晕的症状，每当起身便耳目昏花，几乎要跌倒。若不早知退隐，实在恐怕会耽误职务，辜负圣恩，罪过就更加大了。因此臣冒着万死，以余年请求退职。伏望圣上慈悲怜悯，赐臣罢职归乡，以安守愚拙的本分。臣虽有像犬马一样图报的愚诚，不能报答万分之一，也应当同子孙世世代代发誓，不忘以身报效的恩德。臣不胜惶恐屏息，等待命令到来。陈言机事疏

译南京光禄寺卿臣王樵谨慎上奏：为恭敬陈述今日的形势与皇祖时期不同，仰望圣明振作精神、听取纳谏，以赶紧谋划宗庙社稷的大计一事。臣想到，皇祖世宗在位时，虽然有外患，人们却没有忘记作战；虽然从事玄修，章奏没有不亲自阅览的，政事没有不亲自裁决的。宫廷没有沉溺宴乐的私弊，左右近臣没有蒙蔽圣听的弊病。他敬畏上天的警戒，怜悯百姓的困穷，听取采纳忠言，即使海瑞那样刚直，也能宽容优待。因此四十多年间，中原尊贵安宁，边远地区宾服归顺。到了今天，人们习惯长久安逸，不作长远打算，而边防事务的废坏尤其严重。嘉靖末年，每年从内库拨款，不下数百万金，即使未必能战胜敌人，也总是用于抵御敌人。自从接受敌方款贡以来，朝廷每年都有抚慰赏赐，边将又有私下贿赂，全都削减侵吞了士卒应得的东西。每年耗费内库，也不下数百万金，白白用来向敌人求和。因此军士离心、军心瓦解，不必等到今天宁夏的事情发生，早已知道军队在紧急关头难以使用了。宁夏发生变乱，巴拜、哱承恩、刘东旸、许朝、土文秀五个逆贼包藏祸心，大概并非一天形成。他们借口受到削减侵吞而起事，占据我们的坚城，吃我们的粮饷，使用我们的火器，等于拿着倒转刀柄的太阿剑自害。而我军常常苦于军心不一、粮饷运输不能接续。往年大同叛军也曾占据城池，也曾勾结敌人，但不久便被消灭。如今竟似乎难以平定，陛下也可以想一想其中的原因了。城中屡次有内应，城外却不能同他们会合；随府跳城时，跌伤了董奎，想要救援却无法让命令传达到下面。陛下认为今天的人心和军势怎么样呢？难道还说可以一剑把它们全部斩平吗？只有明辨功罪、赏罚恰当，才能使下属如同手臂听从手指，什么事情都能如愿。这不是陛下在上面振作精进，怎么能够做到？陛下只知道皇祖独断专行，以为人臣可以用赏罚来驾驭；只知道皇祖居中总揽，以为圣上可以不出宫而责成臣下；却不知道如今的事势已经不同。臣听说，人的形体不能长久劳累，劳累就会衰败；金铁制成的器物，使用过度尚且会损坏，何况是人呢？人也不能长久安逸，安逸就会停滞。譬如门轴，因为经常转动所以不腐朽。人的精神也希望得到适当的运用，同样是这个道理。因此古代君子按照四时安排作息：早晨听理政事，白天访问询问，傍晚修订政令，夜晚安养身体。在应当休息的时候休息，便能清静下来，使精神保存在内；在应当工作的时候工作，便能精明强健，把才用施展于外。这就是古代圣帝明王保全自身从而保全百姓，能够达到万万年长久的原因。请求圣驾不时到便殿，召见大臣商议政事。从今日讨伐叛贼的策略，到将来兵力和粮食都充足、可以安定边疆制服敌人的长远方略，以及百姓困穷应当救济、财用匮乏应当节省、宫廷与官府应当一体相顾，还有谨慎选任抚按、监司、守令，委以职责、考核成效来安抚内地等事，都要详细讨论，依次付诸施行。至于群臣进言，必须全部批答发给有关部门议拟；事情关系到圣上的，更希望虚心听取采纳，不要再留在宫中不发下去。天下知道陛下这样做，谁不愿意替陛下分忧呢？叛贼听到这些，气势也一定会被夺去，意志也必定沮丧。臣还有一说：抚慰赏赐是用来驯服敌人的，希望他们不侵扰、不叛乱。如今却变成帮助逆贼捣毁巢穴，这就是惩罚那些帮助逆贼的人。我们原本是要向敌人责问正义，如今却以报仇为名，这样反而是敌人把理亏归给我们，那么平日的抚慰赏赐又是为了什么呢？汉人也曾用金帛奉送敌人，但汉文帝从未忘记戒备，所以没有失掉中原的尊贵安宁。今天的事情，最好的策略莫过于整顿自身。商议在全陕实行屯田以充足兵粮，杨守谦曾经上过奏疏；在京东、京西练兵两枝，刘大夏曾经提出过建议；分派运输船由河、渭进入陕西以救急，往年廷臣也曾经建言。凡是整顿自身的方法，只要陛下有意去做，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又有什么可忧虑的，不能消灭叛贼、抵御敌人呢？又有什么可忧虑的，不能对付倭奴呢？关白本来不过是一个献媚取宠的下贱之徒，凭借欺诈和武力夺取日本，又夺取朝鲜；舍弃自己的巢穴，却想占有别人的巢穴，古代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古今都没有这种道理。否则，楚灵王就不会在干溪自缢，苻坚就不会在涡口逃奔，完颜亮就不会在江上军队溃败了。听说他夺取丰后洲官员的妻子作为妾，部下多不归附；六十六州的民众本来就没有统一的志向，只想着贸易，这些人可以用离间计使其离心。朝鲜也是东方的一个大国，难道能把数百年的社稷拱手奉上，甘心臣服于倭奴吗？必然还会发生变故。中国按兵不动，等待敌方出现破绽，实在是上天赐予的时机。关白退无可退，进则会被擒获。朝鲜归附之后如何处置，也在于我们。所有这些，都是堂堂天朝能够办到的事情。所以臣希望陛下振作精神、听取纳谏；如此，天下还有人才，天下的事情到今天还来得及办理。这是宗庙社稷的大计，不可不赶紧谋划。臣蒙陛下起用这个长期废弃的人，得以忝列九卿，却没有能力补报，正因为衰老多病而请求退职，并不是敢于求取进言的名声。臣想到，君主忧虑，是臣下的耻辱；君主受辱，是臣下的耻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死。臣宁愿承受越职进言的责罚，也要献上自己从缝隙中窥见的一点意见，希望像工瞽那样采择听取。如果稍有帮助，伏惟圣明察知臣的愚拙诚恳，赐予省察采纳。臣愚昧，幸甚；天下，幸甚。自陈疏

译南京大理寺卿臣王樵谨慎上奏：为自陈不称职，请求赐予罢免斥退，以严肃考察官吏一事。臣今年七十三岁，是直隶镇江府金坛县人，由进士授任行人司行人，历次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因病请求退休；又起用为浙江按察司佥事，历次升任南京鸿胪寺卿，因星变自陈而退休。万历十九年起用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升任南京光禄寺卿，因年老上奏，奉圣旨说：“王樵一向有清正的声望，奉旨起用，不准辞职。”钦此。万历二十年七月内又上奏，称衰老多病不能补报，请求退居乡里。吏部覆奏后奉圣旨说：“王樵年力尚未衰退，着照旧供职。”钦此。本年十二月内升任现职。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臣接到南京吏部照会，准许按照吏部咨文所定两京四品以上官员应当自陈的条例，照会送到臣这里。臣忝列三品，谨遵条例自陈。天威在上，所有愚拙诚意，理应直说。臣本来才干浅薄，何况如今更加年老；现在两京官班中像臣这样年纪的人，只有臣一人。臣应当退职的理由之一：臣前后入仕四十五年，历任官职都没有任满一考，庸庸碌碌，没有表现出什么功绩。臣应当退职的理由之二：时局正多艰难，所需要的是体力强健、能够经营四方，并且能够壮大谋略、足以承担艰难重任的人才；这些条件臣一样也没有，反而会妨碍贤能之人的进路。臣应当退职的理由之三：如今正逢皇上对群臣进行大考，黜退无能、升用贤能，像臣这样应当退职的人得以自陈，于是成全臣引退、保全晚节，在外又免受人们议论，这都是皇上曲意成全的恩赐。臣不胜惶恐屏息，等待命令到来。钦恤疏 南京刑部署理部事、南京大理寺卿臣王樵等上题：为奉旨恤刑一事。广西清吏司案呈：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接到本部送来的刑部咨文，其中江西清吏司案呈称，刑科抄出本部题文：先前本司案呈，奉本部转送，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司礼监太监张诚等传奉圣旨：“如今天气炎热，两法司和锦衣卫在押的罪囚，笞刑罪犯中没有干证的释放；徒刑、流刑以下的便减等审拟发落；重囚中情节值得怜悯、案情可疑以及戴枷示众的，都写来给朕看。”钦此，谨遵。另案查得，先前本部题奏修省一事，曾奉孝宗皇帝圣旨：“南京两法司在押罪囚，天气炎热，便发文给他们，一体宽恤。”钦此。又据刑科给事中杨禠奏请修省以消弭灾变一事，本部覆题，曾奉孝宗皇帝圣旨：“南京两法司戴枷示众的人犯，照例暂时免除枷号。”钦此。又据刑科给事中罗崇奎题请明定恤刑典例、扩大实际恩惠以弘扬圣化一事，本部等衙门会同查议认为：戴枷示众的人犯，历年题准暂免至六月底为止；只是笞刑释放以及徒刑、杖刑减等发落的犯人中，关押在五、六月的还没有受到恤刑恩典，是否也应照枷号事例暂免至六月底，并将各犯姓名汇总奏报，咨送南京法司一体施行等事上题，奉世宗皇帝圣旨：准议施行。钦此。又据南京大理寺卿徐陟奏请恳求天恩、斟酌时宜、完备法纪以善待臣民、辅佐圣治一事，其中说：热审的恩例，从北京颁布恩命之日起计算，至六月底为止；南京路途遥远，难以受六月底期限的限制，应将南京免除枷号、减等、释放三项都从热审文书到达之日起计算，也满两个月后才停止，使南北人民都能享受浩荡恩德等事。本部覆题，奉世宗皇帝圣旨：是。钦此。隆庆五年四月内，山西道监察御史陈文焕题请酌量陈述时政以辅助治理，其中一款申明律例以扩大圣恩，本部覆题：每逢热审之期，查照问刑条例，将所有追赃人犯逐一查审；如果情罪深重、赃数过多、监禁时间不长、家产尚未耗尽，照旧追赃并监禁；其中赃物价值银十两以上、追赃监禁年久、家产已经耗尽，或者正犯已经死亡、连累家属、年久不能缴清的，经查勘明确后，一律免于追赃。正犯查照原拟发遣、发配、发落，家属释放，同时开列所犯罪情轻重、监禁追赃年月久近、赃数多寡，奏报请皇上裁

译决。本部仍然行文各问刑衙门，一体遵照施行等事。奉穆宗皇帝圣旨：是。钦此，谨遵。已经备文咨送、通行办理之后，如今奉前述缘由，将有关案卷全部查核并呈送本部。本部看得，两京事务体制相同，皇上钦恤的洪恩自然应当一同受到，因此应查照往年热审事例以及前面奉行的恩命，咨送南京法司，以文书到达之日为开始，照北京恩例一体遵行。将现在在押、没有干证的笞刑犯释放；徒刑、流刑以下减等审拟发落。重囚中情节值得怜悯、案情可疑的，以及免除追赃、发遣、发配、发落的犯人，都具明缘由奏请裁定。戴枷示众的犯人按例应当具明缘由奏请，但恐怕耽误时日，应依本部先前奉孝宗皇帝钦准的事理，暂时免除枷号，一律照原拟发落。将已经发落的轻重罪囚姓名如实汇总奏报，伏乞圣上裁决等事。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本部尚书孙丕扬等具题，本月二十日奉圣旨：是。钦此，谨遵等事。备文咨送本部，再转送有关司办理。贵州等清吏司分别将应当审理的轻重罪囚以及追赃等项犯人开列送到本司，汇总呈报本部。臣等逐一查核，虚心审问；除重囚情节属实、罪行相当，以及追赃的军犯、徒犯赃数太多、监禁时间不长者，各自照旧监候、监追。至于免除枷号、减等、释放的各名犯囚，等满两个月后，另行具题；经审得，现在在押的绞刑罪犯马禄、史氏、王清义、何应举、姜隆、祝长儿，都有情节值得怜悯、案情可疑之处，依法应改拟；追赃的军犯符才、黄守仁，徒犯李廷荆，都因追赃监禁年久未能缴清，家产查报已经耗尽，情形似乎值得怜悯，相应免除追赃、发遣、发配，均应奏请裁决。伏乞圣明裁处。缘由是钦恤一事屡次奉到圣旨，命将情节可怜可疑的重囚写来呈看，并且按例应奏请裁决，臣等不敢擅自办理。因此现在将各犯的紧要案情、供词、罪情可怜可疑之处以及免除赃罚的缘由开列，具本专门派典吏吴应时捧送，谨题请旨。具体开列如下。情节值得怜悯、案情可疑的绞刑罪犯，共六名。一名马禄，供称：他是南京神策卫军余禄，和弟弟马二住在羽林右卫辖区。那里有被殴打致死的戴隆。戴隆原是总甲，万历十二年因无子，收养杨立为子，改名戴表；万历十八年，戴隆没有妻子，娶王氏为妻。到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马禄的父亲马銮轮值总甲十日，拿出钱三百文雇戴隆代替值役。初八日，戴隆又派父亲黄船夫来取钱。马禄回答说：“我父亲不在家，你要钱明天再来吧。”戴隆喝醉了不肯离去，把马禄揪住。马禄不合掌打戴隆左腮一掌，又用拳头把他的右太阳穴、左眼眶、左胸、左前肋都打伤。戴隆年老，被打倒在地，致使两臂、脊背以及两侧后肋受伤；戴隆仍揪住马禄不放。马禄又不合将戴隆右侧肾囊连同右胯、腋下、膝部打伤。当时天色昏暗，没有人救助。到了深夜，马二回来，看见戴隆躺在地上，便劝他起来，扶送回家。第二天早晨，马銮得知此事，拿一百二十文钱送给戴表买药。初十日，戴隆死亡。王氏和地方上的田陈都没有呈报。后来安吏目查访出来，王氏告称戴隆一向患有下部痼疾，时常发作而倒卧等情。经章御史参送浙江司审验明白，判马禄斗殴杀人绞刑，送南京大理寺审理认可，奏报后奉钦依，监候处决。现在臣等审察，戴隆因讨要差钱而醉酒揪住马禄不放，马禄抵抗殴打，并不是出于深重的忿恨；戴隆仰面跌倒在地以后，马禄因被揪倒，才把戴隆右侧肾囊和膝部打伤，确实是出于无心。当时正值昏暗夜晚，没有证人；马二劝他起身扶回，马銮找还雇钱，都是出于好意，实在不是花钱买和。根据王氏所告，戴隆长期患有下部痼疾，时常发作倒卧，但这未必全是虚构；至于致死的根本原因实在难以确定，情节很值得怜悯而且有疑点。

译一名史氏，供称：她是直隶苏州府吴县被缢死的平民姚继贤的妻子。她有公公姚邦敬。万历九年，父亲史平将她嫁给姚继贤为妻，生有两个儿子。万历十二年，姚邦敬让儿子和史氏分出去另住。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史氏用自己积攒的铜钱买了两头小猪喂养。万历二十年正月，猪患瘟病，丈夫姚继贤宰杀一头，把另一头卖给倪钺，得钱三百六十文。史氏把钱留下，仍想买猪；丈夫说暂且给我做本钱，史氏不答应，两人互相争吵。丈夫气恼，拿头撞史氏，使她额头撞地受伤。史氏又不合违反妇道，以妻子威逼丈夫致死论罪，按照妻子殴打丈夫至笃疾的律例判处绞刑，请求裁决。事例中又说，丈夫撞她的胸膛，连同左前肋都跌倒在地，导致丈夫两肘、脊背、两侧后肋和两臀受伤。丈夫挣扎起身，气恼地拿铁斧想砍打史氏，邻人郭尚贤、申文学夺下斧头将他救开。丈夫到父亲姚邦敬家诉说，直到夜里才回家，两人各自上楼睡下。丈夫气恼难消，不知什么时辰，暗中起身拿绵带在楼梯上自缢身亡。第二天天亮，史氏下楼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惊慌恐惧，随即上楼用麻绳勒住自己的脖子自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二口〕 邻人严世杰、谢德将她救下。总甲武佑把情况呈报巡按李御史，参送贵州司审验明白，判史氏以妻子威逼丈夫致死之罪，依妻子殴打丈夫至笃疾的律例判处绞刑，送南京大理寺审理认可，奏报后奉钦依，监候处决。现在臣等审察，史氏因为买猪的小事触怒丈夫，姚继贤先用头撞史氏，她也用头撞回去，这本来是愚夫愚妇争吵的常情。后来姚继贤在昏暗夜晚自缢，史氏心中慌乱也想自缢，随即被人救下，前后情节不过如此。如果说史氏平时性情泼悍，因此导致此事，那么姚继贤因为小事就立即拿斧子想杀妻子，也可以知道他同样凶悍，难道是史氏能够逼迫他的吗？贫穷和债务逼迫，走投无路，他的死实在不是史氏威逼造成的。况且审得他们的两个儿子年幼，还没有断奶，若让史氏坐绞刑，也不能不说值得怜悯。一名王清义，供称：他是应天府江浦县的百姓，自幼投入朝天宫做道士。朝天宫有钦赐的芦洲一处。万历二十年轮到王清义和投水淹死的孔心旸，以及蓝思义、刘仲和、周守尧、丁贞茂，负责管理、出售这片芦洲的芦柴。王清义雇用病故的沈三看守，王清义等五人都住在窝铺里。到三月二十二日，有贾万锺被王清义等人殴打致死。贾万锺的哥哥贾万春和张牛儿先到这片芦洲偷割芹菜，沈三将他们捉住，用绳子先把张牛儿捆住。贾万春不让捆绑，沈三用手掌分别打贾万春左右腮各一掌，带到窝铺。王清义不合强令他跪下，又拿竹棍打张牛儿三下，然后释放。贾万春不服责打，沈三把他扯倒，王清义拿竹棍打他的两腿三下。贾万春抵骂，王清义又不合把他的脊背、右后肋和脚跟各打一下。贾万春骂得更厉害，王清义又不合把他摔倒在地，致使他的两膝、左肘、左后肋和两臀受伤。孔心旸也踢了贾万春左小腿一脚。贾万春回家后，对贾万锺说：“我被沈三和五个不知姓名的道士狠狠打了一顿。”随即卧床不起，到四月初八日死亡。贾万锺将此事告到巡按张御史处。孔心旸害怕获罪投河死亡，沈三也因病死亡，两人分别埋葬。后来承蒙参送四川司审验明白，判王清义共同殴打他人致死，处绞刑，送南京大理寺审理认可，奏报后奉钦依，监候处决。现在臣等审察，王清义因为偷割野芹的小事，将贾万春捆缚并殴打致死，按期限拟罪抵偿，并不算过分。但事情起因是贾万春不肯受捆，首先掌打他的是沈三；后来贾万春挨打后越发辱骂，踢伤他右小腿的是孔心旸。如今沈三已经因事死亡，孔心旸也因害怕获罪投河死亡，已经足以相抵。其间王清义用竹棍打他的两腿、脊背、右后肋和右脚跟，论罪固然不能逃脱，但推究事情原委，似乎也有值得怜悯之处。一名何应举，供称：他是南京广洋卫的军人，和谷举合伙杀猪；如今邻居陈盛被殴打致死。何应举和陈盛都做豆腐，彼此关系亲厚，常常一起饮酒嬉戏。万历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陈盛站在张科门前，何应举和谷举从螺蛳湾回来。何应举不合向陈盛索取并说：“我平常常买酒请你，今天你买酒请我们。”陈盛回答没钱，跑开了；谷举又不合把他拉回张科门前。何应举又不合用拳头嬉打陈盛胸膛及右前肋一下，谷举又不合用手嬉打陈盛左眼眶及左腮一掌；两人又一起把陈盛推倒在地，致使他脑后、脊背、两侧后肋、两肘和两臀受伤。陈盛也没有当真，自己挣扎起来，张科等人可以作证。何应举仍把陈盛拉进酒店，陈盛出钱六文，何应举出钱四文买酒，和林保儿等人一起饮酒后散去。本月二十五日，陈盛在何应举的肉案前对徐兴说：“我前天被何应举打了一拳，如今很不好。他是个没钱的穷鬼，我若死了，要他偿命。”徐兴转而询问何应举，何应举回答：“我只是嬉闹着打了他一拳；如果他死了，我就偿命。” 没想到陈盛的伤势逐渐加重，卧床不起。父亲何锐听说后送来一剂药和一贴膏药，但陈盛没有服用。到二十九日死亡，他的哥哥陈连具状告发。巡按李御史参送浙江司审验明白，判何应举共同殴打他人致死，处绞刑，送南京大理寺审理认可，奏报后奉钦依，监候处决。现在臣等审察，何应举因为索要酒钱，嬉闹着打陈盛一拳一掌，难道就会致命吗？即使说打得较重，也出于无心；陈盛当时也没有当真，挨打后还买酒同饮，可知并没有重伤。后来陈盛说胸膛疼痛，何应举说嬉闹打死了就偿命之类的话，都不足以作为证据。何锐送药固然也是希望陈盛痊愈，但七天后死亡，难以认定是何应举一拳所致，若立即按重罪处死，也不能不说值得怜悯。

译一名姜隆，供称：他是南京牧马所的余丁。万历十九年正月，李用向姜隆的叔父姜实预借工钱二钱七分，约定做工后扣还。到四月十五日，邻人刁应智雇李用在田里割麦，当时姜隆、姜实的妻子刘氏以及侄子姜二汉也各自在田里。巳时，刘氏看见李用，说：“你先借了工钱，如今反而给刁家做工！”于是大声争骂一场。姜隆又斥责李用，说：“先拿了我家的工钱，却给刁家的蛮子做活。”刁应智的弟弟刁应惠前来争辩。姜隆不合揪住刁应惠的衣领，打了他左太阳穴一拳，又分别打他左右腮各一掌。刘氏也不合打刁应惠左胸、右前肋和胸膛各一拳。刁应惠跌倒在地，左肘、左后肘和两臀受伤。姜隆又用脚踢刁应惠右侧肾囊连同左胯、腋下一脚。姜二汉手拿镰刀，也不合用刀柄把刁应惠的右臂、脊背、右腿、左后肋打了数下。刁应惠的母亲徐氏前来搀扶，走到稻田时已经不能行走，口中吐血。到未时，姜实回来，得知后先到自己家探问刁应惠；刁应惠听见声音，立即想挣扎起身，揪住姜实后气绝身亡。徐氏把情况详细报告给巡视聂御史，批令苏兵马检验审理。姜隆为了脱罪，又不合实情地妄称肾囊受伤，是姜实用脚踢所致。徐徳扶同证人作证，致使苏兵马相信其供词，详细呈报并移送福建司审理。因供词彼此不符，发交上元县再次审问。姜实已经病死，仍把先前的伤害归罪于姜隆，备具供词解送刑部复审定拟。姜隆因共同殴打他人致死，拟判绞刑，送南京大理寺审允后奏报，奉圣旨暂监候决。现在臣等审得：姜隆、刘氏、姜二汉共同殴打刁应惠致死，按姜隆抵罪，这是因为死者的母亲和兄长都指认他。然而，雇工引起争端的是姜实，到田间叫骂的是刘氏，用镰刀柄打伤刁应惠脊背和后肋的，则是姜二汉。刁应惠被打伤很重，当时已经吐血；其中最直接致命的，是肾囊被踢了一脚。这件案子，姜实在世时便归罪于姜实，姜实死后才归罪于姜隆。恐怕姜实虽然能够在生前脱罪，却难以在死后掩盖真实情况。看他探问消息时，刁应惠一听到声音就想挣扎起来，被揪住后随即断气，可见他死前的怨恨对象是姜实，这一点十分明白。徐徳最初的证词，是在姜实尚未死亡之前作出的；他也指认姜实曾经殴打此人，所以案件最初的实情，终究不能容许改变。这是因为姜实尚未依法承担罪责，却唯独让姜隆承担首犯之罪，实在值得怜悯，也令人疑虑。一名祝长儿，供称是南京武徳卫的余丁。因贫困无所依靠，受雇于浦子口。如今在汤鳯家赶驴时病故，现又被殴打致死。邵荣原先在那里捡拾积存的粪草，卖钱维持生活。万厯十七年四月初六日，邻居严五的妻子因雇祝长儿挑水，便把自己积存的三担粪草给祝长儿，抵作水钱。本月初八日，祝长儿把那些粪草卖给邵荣，价钱三文，邵荣只给了一文，还欠二文。到十一日午时，祝长儿在井边向邵荣讨要先前的钱，邵荣回答说今天没有钱，即使把我打死也拿不出。祝长儿于是用两只手掌各打了邵荣左右脸颊一掌。邵荣叫骂，祝长儿又不合骑坐在邵荣身上，用拳头把他的左太阳穴、两肋等处分别打伤，崔斗等人可以作证。邵荣负伤挣扎到汤鳯门前，汤鳯见状发怒，又和祝长儿一起把他拖回原先殴打的地方。邵荣伤势过重，当天酉时死亡。他的外甥李镇呈状称祝长儿、汤鳯共同殴打，详细告到巡视刘御史处，移送山西司审验明白，拟祝长儿以斗殴杀人绞罪，送南京大理寺审允后奏报，奉圣旨暂监候决。万厯十八、十九、二十年霜降会审时均有供词，调送山东等司，仍按前罪审问。现在臣等审得：祝长儿殴打邵荣，使他当天死亡，拟判抵命，还有什么可说的？但事情起因极其轻微，殴打又发生在醉酒之后，尸亲与被告同住一处，而且不知道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邵荣受伤后走到汤鳯门前，汤鳯明知他伤势严重，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既然明知是祝长儿把他打死，为什么不把他拘送官府？却反而和祝长儿一起把邵荣拖回原先殴打的地方，这究竟想把罪责归给谁？李镇的控告，恐怕并非毫无根据。祝长儿一案，始终属于可疑案件。免除赃款追缴的军犯、徒犯共三名。其中二名符才、黄守仁，供称是南京留守左卫军，均充任南京工部窑头，先后到本部虞衡司领取烧造砖瓦材料价银，共一百八十一两七钱七分七厘六毫。符才与黄守仁侵欠砖瓦材料价银一百一十二两七钱七分三厘四毫。万厯十四年十一月间，承蒙本部严查未完款项，便将符才和黄守仁牌发东城兵马司监禁追缴。经过四年仍未缴清，万厯十八年三月间具文移送四川司审明，将符才、黄守仁各拟监守自盗杂犯斩罪，援引条例发往边卫永远充军，供词送南京大理寺审允后，发回本司监禁追缴赃银，分文未能缴纳。屡次发牌令东城查勘二人家产，回报说确已全部荡尽，结案报告在案卷中。现在臣等审得：二犯先由东城监禁追缴四年，又由本部监禁追缴三年，每月严加催逼，确已家产尽绝，终无缴纳完毕的日期，原有赃款似应豁免，仍查照原拟发遣。

译一名李廷荆，供称是福建福州府闽县百姓。他已故的兄长李廷兰在世时，租赁黄乡官的铺面贩卖丝布。兄长去世后，万厯十七年，有同乡张瑞与汤敬合伙租赁并开设原来的铺面，也贩卖丝布。李廷荆无端诬称李廷兰原先开设的铺面曾有顶首，便向张瑞索取钱财，企图诈骗但未得逞。万厯十八年正月间，汤敬贩卖丝布来到京城，到户部督税司报税，其中有隐匿不报的货物。李廷荆探知后，向本司告发汤敬。汤敬惊慌害怕，托杨沂出面买通李廷荆和解。李廷荆却违法骗取青绢、丝布、线绸共二十三匹，价值银二十五两，收归己有并卖掉花费。后来李廷荆到官府后隐瞒实情，不肯如实作证，于是姑且只在汤敬名下量罚补税银六两，发落了事。到万厯十九年三月，李廷荆遇到汤敬，谈起前事，双方发生殴打。汤敬具状告到户部，移送福建司拘审明白，将李廷荆拟以受财枉法杂犯绞罪，准徒五年，定发采石驿摆站；汤敬的徒罪送南京大理寺审允后，发回本司，汤敬等人缴纳赎金发落。李廷荆名下应追入官的丝绢价银二十五两，已经监禁追缴两年，分文未缴；又经行城查勘，并无家产，结报在案。现在臣等审得：本犯是异乡的恶棍，骗得银钱到手后立即花费，监禁追缴两年仍分文未缴，又经行城查勘并无家产，结报在案，似应免于追缴，发配了事。刑部为钦恤之事：江西清吏司呈报案情称，奉本部转送刑科抄出的本部题本。先前本司呈报，南京刑部署理部务、南京大理寺卿王樵等题奏前项事务，奉圣旨说“刑部知道”，钦此。谨遵圣旨，将抄件转送本司，呈到本部。查得，南京刑部署理部务、南京大理寺卿王樵等题称：审录过的绞罪犯人马禄等，情节有可怜悯之处；追赃军犯符才等，也都应分别豁免，各有一项。为此，马禄、史氏、王清义、何应举、姜隆、祝长儿虽属人命案件，按律论绞，但马禄、姜隆、祝长儿是否实际下手致死，尚难确定；史氏不属于威逼致死；何应举只戏打一拳；王清义与众人共同殴打贾万春致死，已经死了两人，足以相抵。详细审议后，确实都值得怜悯并有疑点，应当改拟。至于追赃军犯符才、黄守仁以及徒犯李廷荆，各人的赃款均已监禁追缴多年，查勘家产早已荡尽，终究没有缴清的期限，徒然监禁又有什么益处，也应依照原拟豁免，等待圣命。为此，本部移文告知南京刑部，将马禄等六名、符才等三名，均照条例发遣、发配并释放等情。万厯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本部尚书孙丕扬等具题；本月初九日奉圣旨：各犯依照原拟发遣、发配、释放，钦此。谨遵圣旨，将抄件转送本司，呈到本部。拟定应当立即施行，因此移文贵部，烦请查照办理。本部复奉圣旨所规定的事项，谨遵施行，特此移咨。考核差役期满所属官员之事。

译南京户部署理部务、南京大理寺卿臣王谨题奏：为遵奉圣旨考核差役期满司属官员之事。广西清吏司呈报称，奉本部转送山西清吏司主事、今升任福建清吏司署郎中的主事张鸣鹤呈文说：先于万厯二十年五月间奉本部札令，前往扬州钞关抄查关税、监收往来船料，随即到南京内府关领取精微批文，于本年五月十九日到关管事，至万厯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止，差役期满，按例应具文呈报请人接替。后来承蒙本部委派官员，于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完成交代。本官任内共收取本色、折色船料正耗及积余银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两九钱七厘九毫八丝。有关情况送到本部，移司查档。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间，工部题奏，奉世宗皇帝圣旨说：各关抽分银两多收少解，亏损国库，困害商民，已经成为积弊；所奏之事都依拟施行。两京户、工二部差遣的官员回部之日，仍须考核，确无欺弊后才准恢复职务；如有隐瞒包庇，罪责连坐堂官，该科记载，钦此。相关咨文在案。万厯七年八月间，户部题奏，奉圣旨说：按照旧例进行考核，以及现在议定应当考核的官员，差役期满回部后务必切实秉公考核，不得姑息；南京各差遣部属官员也照此例办理，钦此。户部移文到部，本部查议：管理本部银库、监督江北应天、凤阳等仓场监收，以及北新、扬州、淮安各钞关的差遣官员，所掌管的库藏钱粮虽然不是题请差遣，但职责重要，差役一年期满，依法应予考核。因此具题。户部复奉圣旨，移咨本部送司，通行各官谨遵施行。万厯十九年正月间，淮安户部移文，要求申饬关税起解事宜，其中开列：烦请转行各钞关委任官员，凡以前尚未起解的钱粮，文书到达后立即全部解送，并限期注销批文，暂免参究；今后自万厯十九年起，不论本色、折色，都仍照先年题准的条例办理。河西务、临清两钞关按季度起解；浒墅、九江、北新、扬州、淮安五钞关，上半年限于本年八月内，下半年限于次年二月内按期送到本部。如有超过期限三个月以上的，必定将负责领解的人员参送，照例从重处罚；起解事务则委派府、州、县佐贰官负责。或者由仓场、税局大使等官员一人押同经手的库役、商铺人员等，立定期限解纳，并将官员、役员姓名和出发日期报部，以便查催。委派官员差役期满，必须把所收本色、折色钱粮督同府、州、县一并解清，才准离任。等钱粮送到本部之后，才准考核并恢复职务。如果折色已经送到而本色尚未完纳，也不准考核恢复职务。以上事宜题奏后奉圣旨说：“各关课税，有司起解迟延，奸徒包揽代纳并侵吞费用，十分蔑视法令。今后必须由原差司官督促起运，才准回部考核。抚按官还要严格限期查察，如有故意违犯，一并参究。钦此。”谨遵圣旨移文到部。又准户部咨文开列：“南京户部委派的官员，应立即差遣仓场、税局大使一人，押同经手吏役，发给批文，由司、府督促起运。委派官员回部时，北新钞关必须亲自督送过长江，扬州钞关必须亲自督送过宝应湖，淮安钞关必须亲自督送到黄河口，才准回部考核。”本部已将上述规定屡次通行各钞关遵照办理。现在据署郎中事主事张鸣鹤手本回报：“本官所收本色、折色钱粮，除万厯二十年夏季折色已经押解过湖，并奉文送到淮库交纳，取得批文附在案卷外。秋季折色银两中，除奉文解送本部转送南京工部铸钱的部分外，其余银两押解过湖，也送到淮库交纳，取得批文附在案卷。其二季本色钱钞折银一千三百三十四两八钱八分七厘一毫五丝，于万厯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据该府批文差遣通州通济仓大使髙孝，押同经手吏汪启明从橖起解而来。本年冬季及二十一年春季折色银两，也已经押解过湖，送到淮库交纳，取得批文附在案卷。其各季本色钱钞折银一千六十一两六钱一分一厘二毫，于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据该府批文差遣检校李惟敬，押同经手吏杨应龙起解而来。本年春季本色钱钞折银八百五十四两八分一厘七毫五丝，于五月二十四日，据该府批文差遣经手吏王继宗起解而来，均经督促押解过湖，相关缘由已送到本司。据此，现按本官在差共一年零五日计算，差役期满回部，属于奉圣旨应当具题考核的数额。又查该关前任员外张维翰在差共一年零二十六日，收取本色、折色船料正耗及积余银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二两六钱二分一厘九毫。主事伍可受在差共一年一个月零七日，收取本色、折色船料正耗及积余银一万三千六百一十四两一钱八分四厘五毫六丝。现在据本官造报的册籍，收取本色、折色船料正耗及积余银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两九钱七厘九毫八丝，比前任官员所收银两略有不足。但是自本官到关以后，天时、人事都使情况更加困难，他多方节省、调停，极其辛苦，才得以报完前任的数额。这一点人人都看得见，不能欺骗掩饰。查卷得知，本官先于万厯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呈文称：本官奉命管理钞关，早晚都警惕戒惧，只怕不能胜任，有负所受任命。现在查自旧年五月十九日接任起，直到十二月底，虽然听到倭寇的警报，商船逐渐减少，但发放、收取的船料还能够达到数额。只是从新年正月以来，每天查验放行的船只，多的不过一百多只，少的只有四五十只，而且船梁较小的居多，仅这一月发收的船料就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二。本关经过的往来船只，虽然都装运南北客货，其中北方货物尤其多，但由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去年秋天水灾，棉花、豆类、谷物、果品等物歉收，导致船货稀少。

译又加上近日倭寇警报，戒严频繁，各镇派遣官员折价招募士兵、置办军器，往来不断；各军的火牌经过地方时，掳取船只装运军需的事情也不少，船只因此停滞，商人深藏货物，舟船躲避不行。如今新运盛行，民船又停止。再加上扬州府城西面由北绕向南，原有城濠，新旧两城又各有市河，只能通水，船只不能通行。湾头镇以东，又有芒稻、白塔二河，向南通入大江，只是泄放高邮、宝应诸湖的水利，不许船只通行。现在地方都以便利百姓为名，任由船只日夜私自渡行，不经过本关，船料额课自然不足。由于这些原因，如果不预先申明，实在恐怕日复一日，钱粮只有亏损而无盈余，臣对此深感忧虑。因此先行呈报缘由，案卷中等候查考。现在根据以上情况，理应呈报考核施行等情，文书已送到本部。臣等看得，原先管理扬州钞关的山西清吏司主事张鸣鹤，在商船稀少之时，能够采取节省、调停的办法，不一味追求课额盈余，积余也已经超过一万，确实是一片奉公忧国之心，值得作为长远任用。因此应当恢复职务，照例具题。伏乞圣上敕令有关部门，再加查议。谨请准许本官恢复职务，继续管理事务。此事关系遵奉圣旨考核差役期满司属官员，未敢擅自办理。因此具本，专门派舍人张程捧送，谨请圣旨裁定。审录重囚的圣旨。南京刑部等衙门右侍郎等官臣王樵等谨题：为审录重囚之事。本部广西司呈报，查案得知，先前奉本部转送、准刑部咨文称：本部题奏查得，天顺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英宗皇帝圣旨：人命关系最重，死者不能复生；自天顺三年起，每到霜降以后，凡有应当处决的重囚，着三法司奏请，会同多位官员逐一据实审录，使其不受冤枉，永远作为定例。钦此。查得，南京刑部、都察院监候应当处决的重囚，如果也等到霜降以后才奏请会官审录，路途遥远，往返必然迟滞，因此应当在霜降以后照例先行会官审录，把会审过的各犯重要案情和罪情奏请裁定等情题奏，奉宪宗皇帝圣旨：是。钦此。又准刑部咨文称，南京刑部题奏议定审录期限以便遵守。本部查议：今后应在霜降以前酌情预先会官审录，到了霜降以后按期具奏，等待复奏明旨到达之日遵奉施行等情题奏，奉世宗皇帝圣旨：依拟施行。钦此。万厯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准刑部咨文，要求厘正审囚旧例以明政体、统一章程。本部查得，南京刑部尚书徐元太等题称，请将南京秋审狱囚比照刑部的条例办理一项。按法律贵在简明，刑罚应当统一；如今两京朝审，对于请求生存和判处死刑的两类都相同，而南京除数名情节可怜、案情确实者外，其余一概称为‘有词’，不但使案牍繁多、牵累证人，也使罪犯任意拖延辩解，重罪无法坚决判定，实在不是法律应有的做法。尚书徐元太等所奏确有见地，应当等待圣命下达，准许臣等移文南京刑部：今后凡遇秋审，将情节和罪情值得怜悯、有疑点的列为一行；有供词不服、应当再次审问的列为一行；情节属实、应当处决的犯人列为一行，分别具本题奏。不必把不应处决的犯人一概注明为“有词”，而应全部照本部条例题明，仍旧监候，这样既可减少繁文，也能使法纪更加明确。以上意见于万厯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由本部尚书孙丕扬等复题，奉圣旨：是。钦此。谨遵圣旨备文送到本部，再转送本司。除谨遵圣旨外，对于有词不服的囚犯另行具题。审得情节属实、拟斩绞罪的犯人邓良玉等共五十三名，均暂缓处死，仍旧监候；情节属实的

译斩罪犯人黄无思，以及绞罪犯人虞林、赵孟学，均罪恶极重，应当处决。此事关系审录重囚，未敢擅自办理，现将各犯重要案情、供词和犯罪缘由开列如下。会本专门派典吏吴希周捧送，谨请圣旨裁定。具体开列如下。会审后认定情节属实、应当处决的斩罪和绞罪犯人共三名。一名黄无思，供称是南京锦衣卫舍余，乳名东儿。万厯拾叄年正月初六日，黄无思与父亲黄贤和以及李朝等人闲走在路上，遇到同住的族兄黄无怠。黄无怠邀请他们一起买酒饮酒，回到汪承宗门前。黄无怠想起汪承宗原先欠他和黄无思银二钱，便要一起去讨取。黄无思说这是新年节日，怎么好去讨要？黄无怠怀疑黄无思想私下讨钱，两人互相叫骂。黄无思不顾大功服亲属的名分，竟把黄无怠拖倒在地。李朝等人劝他们起来，众人仍一同走到本家东边的空山。黄无怠气愤地扭拉黄无思，黄无思发怒，又不合把黄无怠推倒在地，用脚连续踢打他的心窝前和肋部，致使其左肐肘、脊背、左后肋分别跌伤。黄无怠想挣扎起来，黄无思又用手把他的下巴、额头打破，在左脸颊打了一掌，在右脸颊、左■〈月合〉膞、右后肋、左血盆各打了一拳，右胯踢了一脚。黄无怠挣扎起来回家，走到祠堂门前，高声喊道：“我被东儿父子打死了！”等话。他的妻子张氏出来看见黄无怠头上沾着草泥，黄无思和父亲则从后门进入屋内。黄无怠喊叫辱骂，黄无思听见后，又不合逞凶把他推倒四次，致使他的脊背、两臀、腰眼都受了伤。黄贤和见势头凶猛，上前拉扯。黄无怠情急之下把头撞在窗上，致使脑后偏左处撞伤。张氏把黄无怠扶上床躺下，到三更时分死亡。案件告发到巡视田御史处，移送广东司审验明白，将黄无思拟以卑幼殴打本宗大功兄长致死，依律判斩，送南京大理寺审允后奏报，奉圣旨暂监候决。万厯十三等年霜降会审时，有供词不服，具文调送山东等司，仍按前罪监候。现在臣等会审得，黄无思凶暴殴打堂兄，致其当晚死亡，情节和法律依据都没有疑问，应当处决。一名虞林，供称是直隶常州府无锡县百姓。万厯十三年五月间，盗窃叶家财物，事情败露，本县判处徒刑，刺右臂，发往京口驿摆站，服满释放。又于万厯十五年八月间，抢夺殷陶的财物，事情败露，本县判处徒刑，刺左臂，仍发往京口驿摆站；刑期尚未服满，便私自逃回原籍。随后纠集曹卿等人，于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夜盗窃徐勲银三十五两、首饰五件、珍珠一包、衣服三十五件。又于本月十九日夜盗窃盐商王龙川的首饰和衣服。又于二十四日夜，先到松江府华亭县徐正家，又到徐正的长辈徐少卿家，盗走金壶一把、银壶五把、盘盏、银簮、衣服等物，以及红紬二匹。虞林分得金十八两、银一百三十两，改换姓名，带着妻子，于万厯十六年正月十五日潜逃来到京城，住在王仁店中。事情败露后，王仁告发，陕西司查审。虞林所盗赃物不止价值数百两金银，经过当面对认，事实清楚，便将虞林拟以三次盗窃罪，依律判绞，送南京大理寺审允，奏报后奉圣旨暂监候决。万厯十七等年霜降会审时，有供词不服，具文调送山西等司，仍按前罪监候。现在臣等会审得，虞林三次盗窃的事实确实成立，尤其是徐正一案，盗取金银壶、盘盏、衣物数量很多，价值极高，可以说是大盗，应当处决。

译一名赵孟学，供称是直隶苏州府吴县百姓。先前顾勤学、杨鳯都被投入魏国公族人徐绳勋家中为奴，负责管理家务，任由他们出入内室。徐绳勋娶已故宗氏为妾，把宗氏的父亲宗信、母亲严氏接来同住。杨鳯于是与严氏通奸，后来又越分与宗氏通奸，暗中教唆宗氏怨恨并诋毁嫡妻张氏，说她凶悍嫉妒、爱争吵。徐绳勋心中厌恶宗氏，便把她交给宗信领回。杨鳯私下买来娶她为妾，宗信多次恐吓勒索，杨鳯害怕，便把宗氏卖给许监生做妾。后来杨鳯因徐绳勋的母亲去世，负责照管丧事，看到徐绳勋的妾春蛾年轻美貌，便向她挑逗求奸，此后两人不断通奸。顾勤学也看中了徐绳勋婢女荷花的姿色，和她通奸使她怀孕，又用药使她堕胎，导致荷花腰痛。顾勤学在房中抚摸荷花时，被徐绳勋的长孙徐尧年撞见。徐尧年报告徐绳勋，徐绳勋便把荷花交给她父亲丁老卖掉。徐尧年想起荷花原有一纸卖身约，写明身价银十二两，便向丁老索要，却无法取回；又向顾勤学逼要先前的钱，顾勤学不肯，因此结下仇怨。杨鳯又潜入春蛾的卧房，也被徐尧年撞见。杨鳯哀求买酒赔礼，趁机逃走，因此便起意谋划，要把徐尧年杀死。顾勤学的兄长顾常太也经常在徐绳勋家服役，和婢女梅桂通奸，同样被徐尧年撞见，便送给徐尧年一枝银花、九百文钱，请求免罪。春蛾的兄长王松也在徐绳勋家服役，受托管理钱粮。万厯十八年十二月间，徐尧年托王松转告徐绳勋，要求发给过节银钱，王松却私吞，只拿低成色的银二两敷衍。徐尧年逼迫王松交出，王松不肯，争论之下结成怨恨。杨鳯见徐尧年的父亲徐邦奇愚昧可欺，又知道王松等人与徐尧年有仇，便与他商议，唆使徐绳勋把胡龙、王六十、刘镇说成是徐尧年的赌博同党，具状告到巡城章御史处。章御史批令中兵马司把胡龙等人枷号示众。徐尧年想代胡龙等人交纳钱财赎免，便向顾勤学逼要先前的钱，顾勤学不给，徐尧年吵闹着要把他们通奸的事情告发。顾勤学惊慌害怕，便向徐邦奇捏造说，徐尧年怀恨在心，准备纠集胡龙等人持枪杀害他，必须设法防备。徐邦奇回答说，徐尧年性情凶狠，难以用刑法制伏；顾勤学说：“由我来处置。是自家的儿子，有什么可怕的？”又说，家主既然已经有了主意，还需要找几个人来帮忙才行。徐邦奇听从了他，便把一座银祖师折价七两银子，顾勤学拿出一两银子雇赵孟学下手，又拿一千文钱向孟继孔雇来袁五、王举、唐臣、阎长儿以及已故的景二等人一同下手。孟学和袁五等人答应了，收下银钱归己。到本月二十八日，顾勤学趁家中演戏聚饮、人多混杂、容易行事之时，置办攒盒，请孟学等人饮酒，这才说出谋杀的计划。当夜二更时分，顾勤学带领袁五等人进入，对徐邦奇说：“如今带了许多人进来，必须把他处置到不能活才好。”徐邦奇同意了。等顾勤学探听到徐尧年已经睡下，便引袁五等人上前，把徐尧年捉住，用绳子捆绑起来。徐尧年惊醒，见势头凶险，慌忙说：“三位老爷，请赏我一件小衣，让我见父亲一面，我死也甘心。”等袁五等人把徐尧年抬到夹道旁，却不肯下手。顾勤学不顾徐尧年是家长的近亲，便和孟学一起上前，用绳子把徐尧年勒了几圈，但他还没有断气。顾勤学对徐邦奇说：“世长被摆布了这么久，怎么还不死？”徐邦奇心中不忍，便说：“算了，放了他，等他改过。”顾勤学又对徐邦奇说：“如果放他活着，不但小人会受害，我主家也一定不得安宁。”随即又和孟学一起，不合尽力狠勒徐尧年，当即使他断气死亡。顾勤学企图毁灭罪证，仍把尸体烧毁，但未能烧尽，便折碎后抛散。事情败露后，由湖广司会同十三司审验明白。杨鳯已经于万厯二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监狱中病死。于是将顾勤学拟以奴仆谋杀家长的期亲，依律凌迟处死；赵孟学依谋杀人犯从属并加功者律判绞刑，送南京大理寺审允后奏报，奉圣旨暂监候决。万厯二十一年霜降会审时，顾勤学、赵孟学各有供词不服，题奏后奉圣旨命令再审，具文调送河南司，将顾勤学与赵孟学仍按前罪审问，送寺审允后发回本司，奏报后奉圣旨暂监候决。万厯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顾勤学在监狱中病死。现在臣等会审得，赵孟学受雇于悖逆的奴仆，帮助共同下手，狠命勒死徐尧年，使他当即死亡，情节凶恶残惨，应当处决。

译万厯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南京刑部右侍郎臣王樵，南京中军都督府事务泰宁侯臣陈良弼，灵璧侯臣汤之诰，署都督佥事臣于嵩，南京左军都督府掌府事成安伯臣郭邦相，署都督佥事臣王治，南京右军都督府掌府事丰城侯臣李环，署都督佥事臣王椿，南京前军都督府掌府事懐逺侯臣常胤绪，署都督佥事臣胡大忠，南京后军都督府掌府事定西侯臣蒋建元，南京兵部尚书臣周世选，右侍郎臣邢玠，南京吏部尚书臣蔡国珍，右侍郎臣刘楚先，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边维垣，南京礼部右侍郎臣曽朝节，南京工部署理部务、南京兵部右侍郎臣邢玠，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张养蒙，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孟一脉，南京大理寺卿臣周思敬，南京锦衣卫署都指挥同知臣梅应魁，南京吏科署科事，南京兵科给事中臣卢大中，南京户科给事中臣任彦蘖，臣伍文焕，南京礼科署科事，南京户科给事中臣任彦蘖，南京兵科给事中臣卢大中，南京刑科署科事，南京户科给事中臣伍文焕，南京工科署科事，南京兵科给事中臣卢大中，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臣栁佐，南京福建道监察御史臣章守诚，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臣陈惇临，南京广东道监察御史臣陈所问，南京贵州道监察御史臣段尚绣，南京云南道署道事，南京河南道试监察御史臣林培，南京河南道监察御史臣聂应科，试监察御史臣林培，南京江西道署道事，南京贵州道监察御史臣段尚绣，南京陜西道监察御史臣萧如松，南京山东道试监察御史臣李文熙，南京山西道署道事，南京福建道监察御史臣章守诚。南京四川道署道事，南京山东道试监察御史臣李文熙，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臣张蒲。审录重囚疏（二）。

译南京刑部等衙门右侍郎等官臣王樵等谨题：为审录重囚之事。现在按照万厯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霜降的旧例，本部浙江等清吏司分别将斩罪、绞罪犯人黄无思等人的供词和案由连同人员一并送到本司，汇类呈报本部。臣遵照霜降以前会审的规定，会同南京中军都督府掌府事泰宁侯陈良弼等、南京兵部尚书周世选等，秉公斟酌审录。除情节属实、应当处决的囚犯另行具题，以及绞罪犯人鲍鸾奉旨正在审问外，审得斩罪犯人傅八、绞罪犯人陶应登，均有供词不服，应该再次审问，合并奏请圣上裁定。伏乞圣明裁处。此事关系审录重囚，未敢擅自办理。因此现将各犯重要案情、供词及犯罪缘由开列如下，会本专门派典吏嵇诰捧送，谨请圣旨裁定。具体开列如下。会审后有供词不服的斩罪、绞罪犯人二名。一名傅八，供称是江西南昌府进贤县百姓。有已故父亲傅章，先前在世，如今已经投河溺死。母亲李氏，早年来到京城，以木匠手艺为生。傅八生有弟弟傅九和姐姐傅氏，姐姐嫁给杨仁为妻。傅八八岁时，外甥杨科儿五岁、杨闰儿。傅八和傅九都做瓦匠。傅八娶方氏为妻，没有子女；傅九尚未娶妻。万厯十八年，傅章病死，留下母亲李氏与兄弟同住，已经共同生活二十年。正月间，因家贫难以维持，傅八与傅九分居，各自租房另住。后来母亲李氏商议说：傅八已经有妻室，每月供养二十天；傅九尚未娶妻，供养十天，一直实行到万厯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傅九前往姐夫杨仁家，把两个外甥杨科儿、杨闰儿都接到自己家过节。当天，杨闰儿先到傅八家，把黑污的扫帚拿到酱缸里玩耍。傅八责怪他，打了闰儿头上一掌。闰儿走到傅九家哭诉前事。傅九便骂傅八说：“大节日里你打人家的孩子，你还是个没有儿子的焦尾巴！”等话。傅八不服，揪住傅九的手扭打，又拿竹火瓦在他脚面上打了一下，打得皮破流血。母亲李氏上前劝解。傅八本应听从母亲的教训，却故意违抗命令、不肯听从，因而违背子女之道，逼迫母亲致死。按照殴打者的法律，应判斩刑，奏请圣上裁定。条例中说：“我打死他，就赔偿他的命；他打死我，就赔偿我的命。”等话。傅八于是触犯了李氏。后来母亲见傅八不听教诲，便把杨科儿、杨闰儿送回杨仁家居住，距离此处二里。李氏送到半路，对杨科儿说：“我的孩子，你带着闰儿回去吧，我不送你了。”便到张家马棚下坐住。李氏中途返回，想到傅八出言顶撞自己，气愤之下投进上浮桥河中溺死。总甲李鉴具文呈报巡视张御史处，移送江西司审验明白，将傅八拟按殴打母亲律判斩，奏请圣上裁定，送南京大理寺审允，奏报后奉圣旨暂监候决。现在臣等会审得：傅八对外甥没有慈爱，对弟弟没有友爱，致使母亲轻生，却仍以母亲有心病为由提出异议。有一名叫陶应登的人，招募登记为南京留守左卫的余丁。万历二十一年八月间，因天旱而禁止屠宰。本月初六日晚，先前存在纠纷、如今被打死的袁成，醉酒时看见应登挑卖熟鸡，便强行拿走一只，不肯与他讲价，立即把鸡撕破。应登愤怒，勒令袁成赔偿鸡钱，双方争吵起来。应登于是向袁成左右两腮各打了一掌，又用拳头把他的两处胸腹部打伤。袁成挨打后叫骂，应登又打了他的左■〈月合〉膞一拳，连续数拳打在胸膛、左前肋，又踢了他的左臁肕一脚，仍揪扭不放，随后将袁成推倒在地，使他的脑后、两肐肘、脊背、两处后肋和两臀都跌撞成伤。总甲余科等人劝解，双方各自散去。袁成被打后回家，因为没有营生，第二天仍勉强替人抬轿。到初八日，他身体疼痛，卧床不起。十四日以后，他的哥哥袁华节遇见应登，叫他取些膏药给袁成敷贴，应登没有取给。到二十一日，袁华看见弟弟病重，便请脚夫林恩把他抬起来，想送到应登家调治；走到木匠坊更铺门前时，袁成气绝身死。于是有人把此事告到巡视张御史处，转送广东司审验查明，将应登依照斗殴杀人律拟判绞刑，送南京大理寺审查准许，奏请后奉旨暂监候处决。现在臣等会同审理认为，陶应登是因为袁成强取熟鸡、索要赔偿不成而与他厮打，没想到袁成因此死亡；但袁成第二天还能抬轿，仍被拿来作为辩词。复查诚意伯刘世延一事的奏疏

译南京刑部右侍郎臣王樵等谨题：为狂妄悖逆的勋臣仗恃恶行横行，恳请圣明赶快加重惩处，以彰明法纪、安定人心。浙江清吏司呈报说，奉本部送来的兵部咨文，内称南京河南道御史林培奏报前事；兵部会同都察院复核后奉圣旨：刘世延一向狂妄悖逆，因念及他祖先的功勋，姑且从轻处罚；如今仍不知悔改，肆意作恶而无所顾忌，着令停止支领禄米，回原籍听候勘问，不许仍然潜居南京。本奏疏所奏事情，立即由南京法司将同党恶人犯严加拘提审问，具奏，不得徇私轻放。钦此。钦遵后，备文咨送到部，转送刑司办理。又据江西清吏司呈报，奉本部送来的刑部咨文，内称诚意伯刘世延奏报：奸宦欺骗、盗窃库物、擅自杀害内外人员、交相诬陷而扰乱政事，恳请圣上裁断以整肃法纪，并请求罢黜他们以保全晚节。奉圣旨：本奏疏所说客用接收、藏匿抄没赃物在京城的事情，着司礼监王坤觉大义会同厂卫、五城御史办理；南京则着当地内外守备会同该城御史，将本犯应有的庄宅财产，以及他接收、藏匿的财产和与冯保在南京置买的庄宅财产，全部抄没入官，不许徇私隐匿；如有盗买、转寄的，立即参奏，从重治罪。其余事情，着遵照前旨，从公勘查明白后具奏定夺。该衙门知道了。钦此。钦遵后，备文咨送到部，转送刑司办理；各司禀报堂上，奉批：由浙江司、江西司、山东司掌印官会同审问。奉此，随即由浙江司郎中邹云鹏、江西司郎中杨洵、山东司郎中鲍献书遵照办理，提解各名罪犯，并调取各衙门文卷到案。除客用解送京城审问、许坤已经高升、冯保和王祯都已病故无法追问外，高庆现由本部福建司审明，文卷俱在，均不另列。会同审问得知：犯人鲍鸾，三十三岁，是直隶扬州府江都县民。鲍鸾与在官滕松、鲍鳯、徐宾，以及逃亡的晏诏等人，均违法故意投充功臣之家，充当家人、伴当等名目；涉及恐吓骗取财物、拨置打死人命、强占田地等严重罪行的，除真正犯死罪者外，其余都拟发边卫充军。按事例，现监押在应天府理刑厅的另案犯人拟判斩罪；刘梧拟判绞罪；陈佐、畲秋芳以及先前由庐州府另案问拟充军、如今逃回而被监押在理刑厅的犯人；鲍舟即鲍周，以及因侵吞芦课税银被江宁县问发边卫永远充军、如今逃回尚未到官的犯人；袁林等人，均不应在不同年月陆续投进诚意伯府中，拨置生事、害人；另有先前经本部广东司问拟杖罪、尚未到官的犯人，许林也在该府中走动。万历十三年间，江浦县有在官生员叶茂春，被刘诚意伯指使鲍鸾等人殴打致死。郭宠作为中人，买得刘诚意伯不在官的女婿陶乡官的一处庄田。到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叶茂春把这块田转典给不在官生员胡汝皋；该田一向由不在官的韩文学佃种。被问发充军而不在官的张可敬与韩文学有来往，胡汝皋得知后，怕引起事端，便出言阻止。张可敬怀恨，暗中到刘诚意伯处，用话挑唆说：胡汝皋承种的前田原是府中亲属陶家的田地，应当归还府中；叶茂春是假借文帖图谋侵占，都是郭宠所为。刘诚意伯因此听信了他。万历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刘诚意伯便使用朱票，差遣鲍鸾、张可敬及不在官的冯贵前去锁拿郭宠。郭宠不服，鲍鸾便倚仗主人的威势，又不合用拳头狠打郭宠的左太阳穴和胸膛。到本月二十九日，他们把锁押的郭宠带到刘诚意伯府中审问。郭宠言语不恭，刘诚意伯喝令鲍鸾，鲍鸾又与张可敬逞凶，乱用手掌打郭宠的左眼眶、左腮脥，并用木棍把他的右额角、右臁肕打成重伤。郭宠被打得跪倒在地，致使两膝盖跌擦成伤。随后鲍鸾又用拳头分别打郭宠的左胸腹部、左■〈月合〉膞和左前肋。郭宠挨打后叫骂，鲍鸾又踢了他的右前腿一脚，随即把郭宠墩锁在本府厢房的石墩上。有在官送饭妇人褚氏可以作证。后来刘诚意伯见郭宠伤势严重，于四月初三日天未明时命鲍鸾扶出郭宠；郭宠走到果子行门口跌倒在地，于本月初四日巳时身死。当时该坊不在官总甲李恕向巡视施御史具呈，施御史批令中城转行署印东城陈兵马拘拿。其间郭宠不在官的妻子陈氏和不在官的儿子郭勲等人来到京城寻找，才知道郭宠已经死亡，随即具状投告。陈兵马调取江宁县不在官仵作侯礼，相验郭宠上述伤情。验看伤痕期间，陈氏又具通状告到广东司，广东司命城中连同有关人员申解到司。刘诚意伯也把情况写成手本投到刑部，刑司审问后改发上元县。程知县复验尸伤没有不同，具文解送刑司复审。鲍鸾和张可敬又都不合隐瞒刘诚意伯指使的情由，不敢如实报告，致使鲍鸾被拟判绞罪，张可敬被拟判充军。具本牒送南京大理寺评议准许，将鲍鸾监候听决，张可敬已经发遣。有在官赵自强和不在官女婿卓鳯，在京城开设当铺营生。先前刘诚意伯拿出一个金包巾，命不在官家人信喜等人拿到卓鳯处典当，得银九两；本息共银十八两。卓鳯只拿出十五两赎回。后来刘诚意伯诈称把我的包巾换成了假的，捉拿赵自强，拘禁在府中，立即索要原来赎回的十五两，又再诈取三十两，才把赵自强释放。有六合县东乡塔山塘官田八百五十畆，先前由不在官军民陆锐等八十三家开垦成熟，尚未登记征税，后来已由另案问结。吏人李逢时夺取佃权未成，便投献给刘诚意伯，担心各家告争，就给每家银七钱八分，把田地夺占并诡寄在李逢时名下。后来南京科道衙门访知此事，弹劾刘诚意伯，拘拿审问并革去爵位。前田一事随即奉钦依，仍归陆锐等执业纳粮。后来刘诚意伯恢复爵位，又想夺取前田，便令另案审问，派家人陶谅等分别向抚按、江屯等衙门告发；应天等府县批令会同勘查，详细核准丈量，仍发给陆锐等八十三家领种，各家发给印帖存照。

译此前分摊在各家名下的工银，已经追还给刘诚意伯。又有滕松拖欠刘诚意伯柴价银六两，没有银子赔还。他探知不在官亲戚孙继宣与邢太监织造蟒罗一匹，便对孙继宣诈称家主要蟒罗作样本织造。孙继宣不知他的奸计，把蟒罗交给滕松。滕松又骗取孙继宣铜钱一千文据为己有，随后把蟒罗抵还给家主的柴价。后来孙继宣不服，向南京兵科具告；兵科批令东城曾兵马拘审滕松。滕松倚仗主人的威势，强行坚持说是本官之物，因此只被拟判不应杖罪；蟒罗被追出，原先骗得的一千文钱也都交给主家收领。鲍周先前犯事，庐州府问拟发往东海守御千户所充军；他逃回后潜住在刘诚意伯家中，生事害人。万历二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原任六合县知县黄梦鸿因离任，走到浦子口地方时天已晚，便投宿在不在官饭店袁半池家。刘诚意伯想起黄梦鸿曾判决塔山塘一事，想报过去的仇，探知他在那里，便命尚未到官的次子刘尚质，持朱票，带领鲍周、在官家人鲍忠以及在逃的倪荣、龚礼、吴禄等多人，企图抢夺财物，包围袁半池家，并拿铁索要锁拿黄梦鸿。黄梦鸿因为对方人多势众，不敢争辩。刘尚质又打开黄梦鸿行李中的皮箱，胁迫取银二百两，交给未到官的家人胡成；胡成又背回来交给刘尚质收下。鲍忠、袁半池可以作证。又有先前存在、后来病故的穆世虎，过去投在客用家中听使唤，后来拖欠客用本银二百两。客用命不在官家人马奉卿向巡仓察院具告，察院批发应天府管粮厅，将穆世虎拟判不应杖罪并追赃。期间穆世虎因患伤寒病故。已故张选是穆世虎的妻兄，怀恨客用，向南京内守备衙门具告；司礼监审查后认为事情虚妄，量刑责打十板发落。后来张选也因风痰病故。在官黄鹤鸣原任河南临漳县典史；穆世虎、张选涉事时，黄鹤鸣在任，尚未回来。又有已经问结的龚銮与已故周相、许林，都在高升名下走动。许林见高升独用龚銮，便唆使周相具告龚銮包认罪过、以银赎罪。后来许林背约，导致周相上吊死亡，事情败露。巡视衙门参送广东司审验查明，将许林拟判杖罪，并追给埋葬银两，文卷现存。又有在官胡献忠，是徽州府绩溪县人，如今援例在南监肄业，住处左邻刘诚意伯、右邻客用。他因为与刘诚意伯来往，后来借贷未能如愿，刘诚意伯恼怒，与他结怨，便以过付为由诬陷他，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又有已故赵登等人，都是刘诚意伯家的家人、佃仆，过去帮助他作恶，后来各自因事犯在上元等县的监中病死，没有其他弊端导致死亡。又有刘诚意伯不在官的家人侯汉，过去与在官谢良栋因取麦发生争打；侯汉害怕刘诚意伯责打，逃往远方，不知去向。已故张澄与谢良栋的田界相连，想夺占而未能成功。趁侯汉长期逃亡，张澄冒充侯汉的哥哥侯江，捏造谢良栋打死侯汉的虚假情节，具状告到巡抚衙门。巡抚批令六合县萧知县审理，查明诬告，拟判徒罪并派充哨瞭；案件已经审结。快手陆见等人押解犯人、雇船行至镇江七里港时，船翻溺死，只留下不在官船户郑河和不知姓名的客人；现已告知查明。又有刘诚意伯问结的家人孙守礼，因为恼恨在官朱义先前曾为张澄作证，当堂质证时便诬告并捉拿朱义，诈取银三两。朱义不在官的哥哥朱仁向巡江衙门具告，衙门批令县中审理，将孙守礼拟判徒罪，详细发往棠邑驿摆站，尚未期满。又有仪真县刘塘四千余畆，县志明确记载坐落在方山地方，积水专供仪真一县龙江左等三卫军民灌田、缴纳赋税。先前已故杨林开垦种植，事情败露后，抚按衙门命应天、扬州二府勘查属实，将袁林等人拟罪，并立有碑碣。后来致仕不在官的韩副使图谋开垦，被在官杨禄告发，屯田衙门将其究治拘禁。有已经监押、后来病故的胡佐、陈贵等人投献给刘诚意伯；刘诚意伯派陶谅等人毁坏碑碣、拆除水闸、挖堤放水，侵占为己业。事情败露后，科道衙门会同勘查明白，奏请后奉钦依，仍听居民利用积水灌田。先前刘梧窝藏强盗，泰兴县问拟窝主斩罪，解送淮扬兵备道，途中逃脱，来到京城后潜住并投到刘诚意伯家。又有畲秋芳因屡次犯窃盗，事情败露后无为州拟判三次窃盗绞罪、监候，他越狱逃走，来到京城，假充畲解元的亲弟弟；走到三山门时遇见鲍周，被带到刘诚意伯家收用，并与刘梧来往。鲍周一向知道畲秋芳惯于盗窃，想借此设局骗取财物，刘梧、鲍周便假称刘府失盗，把畲秋芳作为窃盗锁在家中。随后刘梧、鲍周到茶府湾在官机兵刘宇、郭淮等人家中，恐吓说：我府中被贼盗走银两，畲秋芳已经被抓，供称赃银在你们各家嫖宿花费；如果不想被追究，就赶快凑几十两银子，向我的主人磕头求情，我便送官等语。刘宇等人想自己是娼家，难以争辩，只好共凑银二十四两，交给不在官宋淮，再由宋淮转交刘梧、鲍周。他们把银子交入刘诚意伯处，已经收下。后来又设计命不在官家人薛继松带领畲秋芳，随身携带一只皮箱，箱内藏有黄绵紬半疋、褡连一个，假意投到在官查承业那里，即在查继宗店中住宿。畲秋芳谎称要外出，把物品寄放在查继宗家中。后来刘梧、鲍周便向查继宗恐吓说，畲秋芳是强盗，你怎么敢窝藏他？随即用都督府封条封住皮箱、褡连，索要银二十两才肯饶放。查继宗不服，把皮箱、绵紬首先送到中城，并具状告到操江衙门；衙门批送应天府理刑厅，审出上述情节。于是将刘梧仍拟判强盗窝主斩罪，畲秋芳拟判三次窃盗绞罪，鲍周依引诱逃军的事例改发边卫充军，呈报本院监候。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有在官乐工徐承绍把在官使女徐氏卖给已故王升为妻，收受财礼银十三两。王升于是带徐氏到刘诚意伯府中做上厨工。后来王升病故，刘诚意伯本应命徐氏出府，但反而差遣在官潘五和未到官祝奉拘拿徐承绍，追要原先收得的徐氏财礼银。

译徐承绍害怕，只得把银五两分别交给潘五、祝奉二人；二人又把银子送给刘诚意伯收下，批文照准存证。后来刘诚意伯又勒取徐氏银三两，才把她放出另行居住。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有在官乐工顾春桥，先因雇用未到官的邓成做工，邓成懒惰，未满三个月便算清工钱将他逐出。邓成于是到刘诚意伯家中走动，把事情经过告诉他。刘诚意伯想设局骗取钱财，便命邓成诈称顾春桥欠他的工钱。邓成于是听从，写具禀帖投到府中；刘诚意伯又差潘五、晏诏恐吓拘拿顾春桥。顾春桥害怕，把银三两托潘五送给刘诚意伯求饶免罪，也有批文照准存证。潘五又骗取银一钱，晏诏又骗取香一包，价值银三钱，分别据为己有。万历二十二年二月间，有在官乐工陈应诏参加会中吹打，刘诚意伯差潘五、晏诏拘唤他，命他的家人前来吹打。陈应诏因病不能教习，又不敢回话，只得把银三两托未到官家人周宷、魏隆二人转送给刘诚意伯收下。潘五、祝奉二人又共同骗取陈应诏银五钱。又有徐宾在上新河地方遇见在官的季奉，知道他有女儿，便想诱骗。徐宾又不合诈称：我想找一个女子收养。季奉不识他的奸计，说我有女儿，于是把季三女寄名给徐宾收养。后来季奉得知徐宾一向假借刘诚意伯的权势害人，想把女儿要回来。徐宾却又生出奸计，想到季奉原先欠他粪银三钱，连利银一钱五分，便要把女儿抵作还款。季奉不答应。到了本年三月间，徐宾把女儿转送给鲍鳯收养。鲍鳯怕季奉具告，便教唆徐宾到刘诚意伯处具告，刘诚意伯立即准其办理，并发出朱票差役。鲍鳯把季奉拘到府中，与徐宾把季奉捆绑在家，强迫他承认收过财礼银一两二钱。鲍鳯又不合挑唆刘诚意伯，直接出票差不在官的戴文敬押着季奉追银。季奉不服，把事情具告巡视京城的林御史，林御史准许拘拿审问。鲍鳯又不合躲避不出，林御史发牌到西城搜拿。刘诚意伯又捏造手本投到南京都察院，企图挟制问官。后来西城捕获鲍鳯等人，呈解给林御史；林御史批令该城会同东、南二城掌印官，查照律例议拟后参送。随即本城会同东城陈兵马、南城王兵马，把徐宾等提到官府会审查明，具供呈报，批令各城参送到案，前来进一步审问。其间，林御史访知刘诚意伯上述违法事情，具本弹劾奏报。等到刘世延奏报前事，也都奉了钦依；该部备文咨送到部，转交刑司提取各犯审问。此时鲍鸾才申诉郭宠死亡的冤屈，称其中另有主使等情；于是调取、吊取各项文卷，共同查验会审，查明前情。除刘梧、畲秋芳、鲍周的罪名仍送应天府理刑厅查照原卷，监候追赃结案外，又查洋山湖田地，据上元县回报，并无上述田地。又查黄知县娶部民戴汴的女儿为妾一事，现据东城转仪真县回报，并无戴汴的姓名，无凭拘证，均申报到案。由此会同审察，认为刘世延性情极其贪婪，志行尤其狂妄悖逆，不念朝廷法外宽宥的恩典，反而更加增长恶行而不悔改，顿时忘却累代延续封赏的宏恩，更加肆意妄为、毫无顾忌。他因恼怒县令黄梦鸿秉公持平，便纵容儿子在自己离任后掠夺钱财，这同白昼抢劫有什么不同？他吞并儒生叶茂春的血汗产业，便用棰楚把无辜者打死，这与持刀杀人同样应受惩处。畲秋芳等人是大盗，却被他任用为爪牙，向乐工和富户敲诈勒索，使他们的家产荡然一空；鲍周等人是充军罪犯，却被他托为心腹，欺骗、害市民和小商贩，使人家烟火断绝；为了一个金包巾，典铺被迫白白赔偿三倍，赵自强哭诉的情状实在可怜；为了一个季奉的女儿，遗留下的祸害层层叠叠，鲍鳯依仗权势更加惨酷；纵容屡次行骗的滕松，便借蟒罗作借口；藏匿长期逃亡的侯汉，便捏造人命案件；甚至塔山等塘已经多次勘查明白，发给百姓耕种产业，他仍公然夺占而不肯交还；六合等县的案卷堆积如山，他还一再用势力挟制，制造许多事端。以上违法犯罪，都是群小替他张翼，使刘世延的势力更加扩张；又都是刘世延在背后主使，使群小更加横行无忌。就像郭宠死亡一案，有褚氏亲眼见到殴打，昝七亲身受伤，供词都已在案；即使鲍鸾不能替世延隐瞒，世延又凭什么言辞来替鲍鸾开脱呢？不过是想把祸害嫁给买田的生员，以至于问官、言官无不放肆地诋毁、诬陷，真可以说已经不把上天和法纪放在眼里了。至于其余事情，已经勘查明白，谨具奏请定夺，事理不敢擅自处理。因此具本，专门差遣典吏谢元纪捧送，谨题请旨。谢恩疏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臣王樵谨奏：为恭敬谢受天恩事。臣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于万历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收到吏部咨文，因官缺一事，本部等衙门会同推举具题，奉圣旨：王樵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钦此。钦遵后，备文咨送到臣。臣于本月十三日恭敬面向宫阙叩头谢恩，前来就任理事。臣又想到，臣本性愚拙疏陋，平素没有建树，上蒙圣恩，两次把臣从乡居十余年的状态中起用，擢升为掌管邦国刑禁的副职，已经害怕超过本分；何况留台是掌管纲纪的机构，台长处在表率的位置，想要报答称职更加困难，惶恐不安也更加深重。臣岂敢不专心竭力，端正严守法度，求得稍微报效万一？臣感激并自我勉励至极，因此具本，专门差办事官陈希周捧送，谨具奏闻。第四次请求退休的奏疏

译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臣王樵谨奏：为疾病和年龄日益增长，第四次恳求天恩，怜悯放归田园事。臣听说，臣下侍奉君主，一天处在这个职位上，就应当一天尽自己的心力；不尽心力，就不是用来砥砺臣节、忠于君事的道理。如果年龄已经老迈，舆论也已经涉及自己，那么君上虽然以恩典挽留，臣下也应当以义自作决定；不作决定，就不是明辨进退、审慎自处的道理。臣列名仕籍四十九年，壮盛之时尚不能以奇特的节操显扬，难道忍心因贪图进取、不知止足，在衰老之日招致讥笑吗？只是臣两次归田以后，两次承蒙圣恩起用；如今起用以后，又三次奉明旨，命照旧供职，按义理不敢不效死尽力。任职以来，早晚都不敢懈怠。至于勘问勋臣刘世延一事，臣只知道奉行陛下的法令，不顾惜他肆意散布的怨言，这一点共同办事的臣僚都知道。臣在臣的乡里时，仍然只是一个寒士；做官后守住原来的操守，没有争逐升迁、贪图宠爱利益的心意，与臣相处久的人都知道。南都虽然说事务简少，但清议最为重要；如果有不入眼、不经心的侍郎，谁能容得下他？至于任职三年之久，是因为臣刚一出仕时，忌恨臣的人已经预料臣不能长久，所以没有立即排挤罢去；臣能够历次转任到今天这个职位，只是依赖圣明君主在上罢了。那些人见臣还没有归田，便专门把攻击臣作为事情，甚至说臣在十六年前已经因年老被论劾罢职，这只是想加重对臣年老的指责，完全不知道其中原委。臣年老而应当归田，何必远远牵引臣的疾病来说臣难以留任？臣自己实在知道，近来血不能滋养筋脉，转筋的毛病时常发作；气不能滋养血液，痰火的症状日益增多；冬天苦于多咳嗽，夜间常常少睡，这些都不是老年人所宜有的状况。臣怎敢蒙昧而冒死再次请求圣上听取？如果蒙受圣慈怜悯察看，敕令吏部查核臣前后所上的情词，放臣归还田里，这就好比天地以施生为德而不要求回报，使万物都得到满足，臣便是无比幸运了。因此具本，专门差办事吏陈希周捧送，谨具奏闻，恭候敕旨。万历二十三年八月（缺）日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吏部复题中称：据查，先前南京兵科给事中卢大中题称，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年近八旬，请求议处；又据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奏称疾病和年龄增加，恳请放归田园一节。照得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面貌如苍然松柏。他的面貌清白鲜明，操守如冰玉；出入三朝，始终保持同一节操。如果体察他三次、四次的请求，使他有始有终，难道不是清明朝廷的一位完人吗？既然经过科臣论奏，加上本人亲自上疏，情词恳切，应当准许他退休。但大臣的去留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自拟定，恭请圣上裁决。于是本年八月（缺）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孙丕扬等具题，奉圣旨：准许王樵退休。《方麓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方麓集》卷二 （明）王樵撰 序 《周易私录序》《易》这部书，是圣人根据卦象和占筮来施教，义理本来无所不备，而它的教旨以洁净精微为主。所谓洁净精微，是说不执着于具体事物，朱子所说的“考察实迹而等待虚理”就是这个意思。后世儒者失去传承，顺流而变成数学、玄学，离本义已经很远了。程子开始把它归于义理，《易》的教旨于是大为彰明；但对于卜筮的本义和古《易》的篇次，还来不及顾及，不能不有待于后人，所以朱子补充了这些内容。自汉代以来，上经、下经和十翼大多被各位儒者扰乱，屡经订正，到了吕伯恭才确定下来，又为它作了音训。朱子实际依据这个本子来撰写《本义》。自从《程传》和《本义》并行以后，《易》便有今本、古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把《本义》改成依从今本，并省去了吕氏的音训。从此世人只知道有今本而已。科举场屋中出题，甚至有可笑之处。鄱阳董真卿先生于是编成会通之书，虽然没有能够恢复古本，但使经和传有所区别，又合并程、朱两家的传义，可以省去学者分别阅读两遍的麻烦。他的编纂颇有条理。我的意思是，经和传不必勉强会通，决定应当恢复正本；应当知道把程子的文字改为依从朱子，并不是违背程子，而是恢复孔门的旧制，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在经文下面分列音训注释，《程传》《本义》仍用大字书写；经文降低一字书写，二位先生的言论以及各家的学说再降低一字书写，都是从董氏书中选取，间或附上自己的一点心得。朱子在答吴宜之的信中又说，《易》的说解确实简略，但这部书的体例面貌与其他经书不同，只能这样稍作点缀；说得太多、增加太多言语，反而会把意思说死。又说，其中还想把经文下面的注释稍稍移入传中，使经文的意思更加宽展，只是没有工夫做到，恐怕会成为终身的遗憾。既然如此，后来的学者如果不知道玩味文辞的方法，反而在文辞下面不断增益，恐怕说解虽然更多，距离《易》却更加遥远了。程子说：“我所传授的是文辞；由文辞来获得其中的意义，就在于人自己。”学者应当致力于此。《尚书日记序》（附凡例）

译传述《尚书》的，并非一家。到了蔡先生的《集传》，宗本程子、朱子的义理，才更加精密，但学者很少能穷究它的归趣。为什么呢？经文简约深奥，事理兼备，不是学问不全面、不周遍的人，不能一下子贯通。孟子说：“诵读古人的诗，阅读古人的书，却不知道那个人，可以吗？因此还要论说他所处的时代。”这是因为诗书所记载的，都是古人的真实情况。阅读他们的书，要如同自己身处那个时代；论说他们的时代，要如同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样，我的心就是古人的心，古人的心就是我的心。然后，所谓了解那个人，才可以接近做到。唉，这哪里是容易说的呢？如今距离圣人的时代虽然遥远，但圣人的心本来还存在。因此身处千年之后，也可以仰望并求取。有心求取，没有求取不到的道理。我还没有得到它，却不敢不求取。谨慎地依照横渠张子“不思考就无法回归充实，便再次札记”的方法，只把自己所得的进步用来验证。日子久了编成册，于是编排成书。起初不敢把它传给别人，但这种学问是人人共有的。希望阅读的人把它拿出来阅读。倘若读后也颇有契合之处，那么就把它当作通往国都的舟车吧。送行的人从岸边返回，又有什么不可呢？《日记凡例》一、蔡氏传经的体例，不得不简略。这部编书想要作为它的辅助，所以不怕详尽；两者的体例各不相同。一、义理方面，蔡氏《传》已经阐发尽了。如今想让学者认清其归宿，使之切近自身而可以实行，所以多加引用，使它接近读者，不想把它推得遥远。从前汉武帝认为《尚书》是朴拙的学问，不喜欢它。司马迁叙述七国、楚、汉的事情，使人如同亲眼看见；而五帝、三代的本纪却远远不如那些篇章。大概司马迁有作史的才干，没有经学修养，他写这些本纪时，把经文摘入史书，所以文辞多显拙劣；又在经文之外旁杂缀辑传闻，因此事情多浅陋。所以我曾说：能够用今天的事情贯通古代的事情，这才是明白经书；能够用古文来叙述今天的事情，这才是优秀的史家。《尚书》是经书中的史，武帝不知道把古事贯通到今事，所以认为它是朴学；本纪是史书中的经，司马子长只凭史才来写，所以不足以贯通古今。我哪里足以知道前人的长短？只是我家世代以这部经为业，时常给子弟讲说，也想使人如同亲眼看见，希望有所领会，不至于成为空话。所以本着这样的记录意旨写成这些话。一、旧说长期沿袭，例如文王称王、武王观兵、周公居摄等，先儒都已经辨正。此外，如微子抱着祭器归周、箕子受封朝鲜、周公居东是为了东征、“我不辟”是为了致辟等，都是关系到圣贤大节的事情；传记说法不同，不免有损于教化，现在全部加以辨正。一、经书中朱子已经有定论而蔡氏偶尔没有涉及的，依从朱子。一、讨论贵在求得正确。采辑材料不嫌广博，有时确定采用一家之说，有时兼存众说，各自都有道理。一、引用先儒已经形成的说法，都称为某氏。只有孔疏称作“正义”（因为已有汉代孔氏之称）；本朝前辈称谥号或官职，没有官职的按当时的称呼。书中杂引到的，如马融、王肃；旁引涉及的，如郑玄之类，都依据原文，起初并不是体例规则。《诗考序》

译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把乐正定下来，雅乐和颂乐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史记》说：古代诗歌本来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去重复的，选取可以施用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现在考察，孔子说整理音乐，只说雅、颂各得其所，却没有提到风。大概二南用于天下，不需要再整理；十三国的变风，虽然总领在乐官那里，但只是保存它的实际内容，用来作为鉴戒，并不一定都要用于礼乐。因此孔子不必像论定雅、颂那样逐一评论它们。自从《史记》有“孔子删去重复的，选取可以施用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这句话以后，后人便说孔子删诗，其实孔子从未删诗。雅、颂中有残缺、次序错乱的，只是加以订正罢了。班固说王官失去职守，导致雅、颂相互错杂。季札观看周乐，把小雅看作周室衰微，把大雅看作文王时代，大概是依据正变来区分大小的。这样看来，当时礼坏乐崩以后，诗也跟着混乱，已经很久了。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从其他国家得到诗篇，互相参校、订正，然后各自得到应有的位置；所谓得其所，就是得到它应当使用的位置。有圣王兴起，礼乐就会兴盛，这些诗乐都能发挥作用，难道只是空话吗？近来王纯甫先生说：孔子谈论治理国家，就主张放弃郑声；讲述经书，就删诗、正乐；所谓删诗，就是用来放弃郑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删去并排斥它，正是用来正定音乐。若说是在音乐中放弃郑声，却把它的文辞保存在《诗》中，那么诗和乐就成为两回事了。这话固然正确，却还没有说尽。诗和乐虽然不是两回事，但应当知道，诗是诗，声是声。《笙诗》六篇只有声音而没有文辞，旧时大概有乐谱用来记录它的声音，但如今已经亡佚。不只是《笙诗》，其余诗篇也都有乐谱。有乐谱之后声音才可以流传，如今只流传文辞而声音没有流传。孔子说“郑声淫”，说的是它的声音淫荡罢了。如果说郑诗全都是男女相悦的言词，那就是把郑诗说成淫诗了。所谓郑声，是周子所说的妖冶淫荡、愁苦怨恨、足以增加悲哀的声音。我怀疑春秋时代所说的郑卫之声，也不只流行于郑、卫两地，诸国都有；只是说它的音调节拍，并不一定说它的文辞，那么都属于声音。孔子认为这种声音在当时受到崇尚而盛行，扰乱人心、败坏风教，没有什么比它更严重，所以急切地想排斥它。放弃郑声，是孔子的本意。孔子返回鲁国而整理音乐，是考察、确定雅乐，为此作出开端。当时声音和文辞都还存在，所以音乐可以整理。如今声音已经失传，因此古乐终究不能恢复；而保存下来的文辞，也有很多不是古经原来的旧文。自从朱子作《集传》以后，他的门人项安世平甫在言外有所独到的心得，可以说对这部经很有功劳。他的说法是：《甘棠》是周公分陕以后所作的诗，《何彼襛矣》是周室东迁以后所作的诗。《楚茨》以下十篇，是正雅中夹杂着的变雅。《豳风》虽然列在《国风》的末尾，却不是变风，而是周公的正风。《七月》是周公所作，详细陈述王业的根本，用来告诫成王，与《无逸》相表里。其余诗篇，有的是周公所作，有的是为周公而作，没有可以归附的地方，所以选取后缀在《七月》之后。况且还有《豳雅》《豳颂》，一首诗兼具三种诗体，并不只是风，因此把它放在风、雅之间，这是为了尊崇它，也表明它与列国之风不同。自从王仲淹按照惯例把它看作变风，已经错了；而且他还诋毁周公，也不敢把周公的话说成君臣互相讥诮，那就更加没有道理。他说“成王始终怀疑周公，那么风于是就确实变了”，唯独不说“周公至诚，最终能够使它归正”，不说“正”反而说“变”，这不是损害了事实吗？大概不是孔子的意思。周颂的章句与风、雅的体制不同，声音不一定相协，句子不一定整齐，篇章也不能分章。《礼记》说：“《清庙》的歌，一人唱而三人叹和。”这正是说周颂。领唱者举出歌词，应和者发出和声；所谓“三叹”，就是说和声很多。如今三种和声的曲谱已经不存在，只有领唱的歌词单独保存下来，所以许多地方像是有缺文，意义也有疑问，不能轻易明白。《桓》的诗，《春秋传》认为是《大武》的第六章，那么现在的篇次有许多已经不是原来的次序了。《商颂》中的《那》和《烈祖》两首诗，都是五章，每章四句，从押韵可以看出。唯独第五章各自增加“顾予烝尝，汤孙之将”两句作为乱辞；如果一定要依照周颂把它当作一章，便是牵强附会了。《国语》称《那》的末尾为“辑之乱”，可见原来明显不是一章。又如《长发》《殷武》都明确写有章数，不应把一首颂诗说成自行分为两种体制。《玄鸟》一章，也应当分为四章，每章都是五句，唯独第三章七句。这首诗每章开头都承接上一章末尾的字来发端，正与《文王》《下武》等诗相似，这些都是分章的地方。但经师没有察觉。以上都是项氏的说法。自从朱子彻底洗去《小序》的鄙陋，以诗解释诗，不被沿袭旧说所拘束，他得到诗人本意，几乎十之八九。我学习得晚，于是根据项氏的说法重新考订记录，使散失的经文重新接续，使意义能够成全先觉者的见解，这也正是朱子期待后人的心意。《周官私录》序

译古今注释《周礼》的不止一家，制度名物方面，只有郑玄的注最为详尽精确，贾公彦的疏能够阐发它；至于经世治国的大义，明白通达的人却很少。程子、朱子这样的儒学大儒讲学论政，偶尔也涉及这些内容，但还没有来得及撰成专书。我不自量力，以本注疏为训诂的依据，以程子、朱子的说法为大义的依据，同时采纳诸家的长处，时时附上自己偶然所得的见解，题名为《周官私录》。有人说《冬官》并没有亡失，可以从其他各官中取出相关内容，订正错简，就能恢复为完整的经书；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但其中又有许多异同，我曾多次加以折衷，最终仍难以决定，详细情况都记录在书中。我曾私下认为，古今真正懂得《周礼》的人很少，能够运用《周礼》的人尤其少。运用《周礼》的例子，孟子所说的《丧礼》《经界》两章，就是它的大法。朱子曾说，孟子生在战国纷争之时，没有机会看到先王完整的经书；然而他的学问得到了孔门的正传，对于文王、武王之道，已经认识了其中的根本。因此他考察论述制度，虽然表面上似乎疏略，但在根本原则和大经大法上，细微之处也不能混乱。以此为根本，再斟酌人情和世事变化加以文饰，那么礼制即使是先王未曾制定的，也可以根据义理创制。朱子又说，孟子的言论虽然说是推究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但通常只举其大端，不一定把细节全部说尽；学习他的意旨，却不一定拘泥于他的文字。因为他的学说疏通简易，自成一家，乃是经纶世务的活法，哪里是拘泥文字、曲解义理的迂儒能够知道的呢？朱子的论述是很善于说明孟子的。现在就拿经界一事来验证：孟子处在井田法已经废弃之后，竭力劝滕君实行它，不过说了“正经界”一句。这一句确实抓住了要领，所谓疏通简易、经纶世务的活法，还有谁能超过它？孟子以后，如程子论述十件事，认为这些是民生所依赖的，义理上不可改变，确实可以施行，并不是因为古今不同而不能实行。他论井田时说，地形不一定要宽平到可以画成方形，只须用算法折算土地亩数来授予百姓；又说经界可以随着山势、河流设置，都不妨碍划分。这些说法都从孟子的意旨中有所领会，可以看出圣贤运用义理的方法，果然不是拘泥文字、曲解文义的人所能了解的。如今解释《周礼》，大多能够阐发这一层意思；至于先王的深意，后来逐渐失传，凡是关系到君德成败、治道盛衰的地方，更要反复致意。《校录古礼》序 古代礼书已经散亡残缺。文公朱子曾向朝廷请求，希望修订三礼，却没有成功；又曾编排分类，也没有成书。然而他考订礼制的意旨，凡是吴氏在叙录中所拟议的内容，都已经具备。朱子给潘恭叔的信中，大意是：把《仪礼》附记编为一类，这是第一；把《礼记》分类编排，这是第二；其他经传以及注疏类书中只说礼文的，汇编另成一书，这是第三；《周礼》全书虽然不可拆分，但若想便于考查阅读，也可以按照祭祀、宾客等事项分别设立门类，另成一书，这是第四；此外，像《国语》《孔丛子》一类的杂书，另编为外书加以收录，这样大概既不会有所遗漏，也不至于混杂错乱，这是第五。我私下认为，这恐怕是朱子开始编类时所定的体例。他又在答应仁仲的信中说：前辈常常以《仪礼》难读为忧患；依我现在看来，只是经文不分章，记文不依附经文，注疏又各自成为一书，所以使读者不能立刻明白。如今编定这个本子，完全去掉这些弊病，只可惜不能让韩文公看到它。考察朱子这里所定的本子，不知是否与他所编的《仪礼经传通解》相同？总之，分章分句并附上相关传记，是朱子认为读《仪礼》的重要方法，他遗憾不能让韩文公看到。可是吴幼清却说，经文每章之后不应附列补记、补传，经文每篇之后不应错杂补入传篇、补篇；这也是拘泥于形式而过分了。经传错置的情况，如汉代费直用《易》的彖传、象传来解释经文，郑玄、王弼又把它们分别附在卦爻之下，确实是不可以的。朱子的书，难道会有这种情况吗？我曾说，经文不可补写，而记文却可以续补。朱子在礼经中把《内则》等篇题作“补经”，但他所删订的实际上是《戴记》的文字，并不是经文。有时删去本篇的文字，用别篇的文字来补入，例如《郊特牲》中有《冠义》《昏义》，原本在本篇中应当删去，归入《冠义》《昏义》的本篇，才算各得其所；这只是订正错简，并不是扰乱原有篇章。《内则》是最完整的一篇，其中也夹杂了一段关于养老的文字。朱子所订定的《内则》内容是：第一说侍奉父母、尊敬长辈，第二说饮食，第三说男女之别，第四说夫妇之别，第五说驾驭妻妾，第六说胎教，第七说生子，第八说教子，第九说冠礼、笄礼、嫁娶，条理井然，使先儒拼缀搜集的简册重新成为完整的璧玉，难道一定要把旧文看作正确的吗？有了这部书，学习礼制的人查考起来容易看见要领，难道不是很幸运吗？而且对于国家政事有所折衷，尤其不是小小的补益。可惜礼学日渐废弛，士大夫很少再用心研究它，连同这部书在内而不再阅读的人很多。世上保存下来的，只有监本，而且残缺模糊，几乎无法阅读。我私下对此感到忧惧，于是取来旧本参照校勘，重新抄录。《仪礼》十七篇，三山杨信叔绘有图并流传于世，足以成为掌握礼经的指南。礼一定有义理，义理一定相互联系，所以取《冠义》等篇，依照朱子所订定的次序，各自附在相关经文之后。《内则》以下各篇，以及丧礼、祭礼二礼，全都依照朱子和勉斋黄公所修订的内容抄录。为了便于诵读学习，所以只摘取其中的要略，其余不能全部收录。凡朱子、黄公从各经传记中采辑的文字，只有《周礼》谨慎遵照朱子最初的意旨，另编为一书。《春秋私录》序

译《春秋》自三传以后，只有啖助、赵匡、陆淳三氏可以说是通晓经义，他们不拘泥于专门之学的陋见，订正三传的得失，撰成《集传辨疑》，又编成一部《纂例》，条理灿然，他们对《春秋》的功劳很大。前后各家没有超过他们的。程子曾经撰写《春秋传》却没有完成，朱子认为这部经不容易论说，所以没有空闲著书。然而他因司马文正公所编的《资治通鉴》而修撰《资治通鉴纲目》，实际上仿效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春秋》的方法：以纲来彰明道理，以目来完备史事和文辞。对于《春秋》的旨意，他不凭空洞的言论强行推测，而是从历史行动中默默体察。虽然《纲目》不是为《春秋》而作，但依我的看法，说善于阐发《春秋》没有谁能比朱子更好，是可以的。所以我曾经通过《纲目》来认识《春秋》，实在是因为古今世事变化虽不相同，而事情的是非得失未曾不同，只在于读者通达领悟得怎样。《纲目》中的史事和文辞都很完备，凡例又出自朱子亲笔，所以后人能够考见其书法的用意，不至于发生谬误。只是《春秋》经文和传文原来各自单独流行，左氏长于记事，公羊、榖梁长于阐义，各自记录所听闻的内容，时常彼此抵牾，有的还凭自己的意思穿凿附会，并不都能得到圣人的本意。然而总的说来，三家距离圣门并不遥远，其中符合义理、合乎人心的内容，一定有所传承；选择取用它们，十中常常能够得到五六分。如今身处千年以后，却说三传确实可以束之高阁，想凭自己的意思另立学说，这不是通达的见识。胡文定公撰写《春秋传》，说事情依据左氏，义理采纳公羊、榖梁的精华，大纲本于《孟子》，而微言多取自程氏；他的说法是恰当的。即使如此，义理明白、见解精微如程子，尚且认为《春秋》的微言奥义，以及随时制宜的地方很难了解。其间有许多缺失而没有说出的地方，以及说了却还很简略的地方，大概正是因为感到困难。那么胡文定难道肯自称已经全部得到圣人的本意吗？这不是一家之学，不应厌弃讲论。因此我从三传以下各家中采集异同，用来资助研讨，并不偏主一家。其中有不能相合的地方，不敢凭空裁决，大体都以朱子的意思为根本。朱子的意思，本来就是程子的意思。既不违背程子、朱子二位夫子，又能对胡文定有所帮助，这难道就是我区区编录私书的用意吗？我又根据胡文定所列纲领的七家之说加以扩充，编成《宗旨》三篇，附论一篇；又因陆氏《纂例》修订为凡例二十篇。至于圣人删削编定的用意、先王经世治国的方法，我不敢妄加议论。然而程子说：“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论，一定从切近处入手；对于切近的道理都不能明白，就不是真正懂得言语的人。”如今言论已经完备，实在不应因为它切近浅显就忽略它。难道不会有人因这些言论而有所领悟吗？虽然这不是我所能达到的境界，仍愿意与志同道合者共同研习。《绍闻编》序 圣人的学问，遗留下来的书籍都完整保存着。《论语》《大学》《中庸》都出自孔氏亲传，孟子得到了它们。孟子以后，这种学问失去了传承，经过一千多年，二程子才得到它。所谓得到它，就是五种人人共同遵循的通达之道，三种人人共同具有的通达之德。圣人的教诲，不过是希望人凭借自己本来具有的德性，沿着人人共同遵循的道路前行罢了。然而有人能够达到，有人不能达到；只有亲身实践并在内心得到它，才叫作真正得到。距离圣人已经很远，士人很少有志于修养自身的学问；偶尔有这样志向的人，又容易堕入好高骛远、贪图捷径的偏失，使异端学说得以乘隙而入。即使是亲自受业于程门的人，大概也不能完全避免。若不是朱子继起振兴圣学，圣学难道不会再次湮没吗？朱子的学问得自程子，以居敬树立根本，以穷究义理达到知晓，以反躬自省践履实际，因此卓然不悖于圣人的门径，能够登堂入室。不得已而后著书，他所作《大学》《中庸章句》以及《论语》《孟子集注》，发明圣人的精深蕴意，可以说没有遗余。辅助圣人传授的学说，他的功劳在这里最为重大。善于学习的人，只应当潜心体会玩味，坚定志向努力践行罢了，哪里有闲暇说那么多话呢？自从陆九渊与朱子论学不合，诋毁朱子学说支离破碎以后，喜好异说的士人便纷纷起来为陆氏辩护。其实他们都是表面尊崇儒学、内心归依佛教，却把自己托付于所谓不凭借闻见的德性之知。近来更是明白地以佛教为归宿，不再避讳说出佛教的名称。我私下认为，亲身实践却没有达到理想境界，仍不失为圣人的门徒；如果被异端迷惑，放纵发表异说，诋毁程子、朱子，败坏人的心术，将来的忧患一定会更大。我私下既悲痛又恐惧，于是取来过去听闻的学说，参照多年来的经历和验证，把自己偶然所得的浅见写在简册上，传给志同道合的人。此书题名为《绍闻衣德言》。尹子解释说：《论语》说：“年轻时读了，考察时却不知道；如果一句话也没有可以采用的，岂不是近于侮慢圣人的言语吗？”异说得以损害正道，只是听闻却不能信服并实行，都是不能继承传闻、承接圣学的过错。愿与明白此道的人共同勉励。

译《大明律解》序【附《法原》】恭敬地说，《大明律》是我太祖高皇帝亲自制定的圣典。近年来各书坊刊刻的版本大多附入臣下的私人注释，不免混杂错乱。我私下考察先儒解释经书的做法，不把解释连在经文中，而是另编一书。谨依照这个例子，编有《律条指掌》《律令通旨》《律例通旨》《律中疑义》《引拟指诀》《律互见》《律无文》。起初各自编为一卷，现在分别附在各条律文之下，用来解释律意，广泛采纳诸家的长处，不再逐一标明出处。每篇依照张氏《疏议》，并详述历代沿革，以及唐代条目与今制的异同，因此可以看出本朝增删损益的精意。又总括编成《法原》一篇，用来提纲挈领。《法原》上天讨伐有罪之人，设置五种刑罚并施用它们，起源已经很久。周礼最初列出它们的名目，称为五刑之法：墨刑之罪五百条，劓刑之罪五百条，宫刑之罪五百条，刖刑之罪五百条，杀刑之罪五百条，共二千五百条。到穆王时，五刑所属的罪条增加到三千条。魏文侯时，李悝编定各国法律，著成《法经》六篇：一是《盗法》，二是《贼法》，三是《囚法》，四是《捕法》，五是《杂法》，六是《具法》。商君接受这套法律并用来辅佐秦国，却大肆改变古法，使法令繁多苛刻。汉高帝最初进入咸阳时，与百姓约定三条法律：杀人者处死，伤人者以及盗窃者依法治罪。他废除秦朝苛法，百姓大为欢喜。然而大辟之刑仍有诛灭三族的刑罚；先施黥、劓，斩断左右脚趾，再以笞刑打死并斩首示众，把尸骨肉块弃置市场；对于诽谤、辱骂、诅咒的人，又先割断舌头，所以称为具备五刑。彭越、韩信都受过这种刑戮。后来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抵御奸邪，于是命萧何制定法律，废除夷三族和连坐之罪，建立部主见知之法，又增加《事律》《兴律》《厩律》三篇，与李悝的六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又增补法律没有涉及的旁章十八篇。文帝废除肉刑，用髡钳城旦舂代替黥刑，用笞三百代替劓刑，用笞五百代替斩趾。景帝元年，把笞五百改定为笞三百，把笞三百改定为笞二百。中元六年，又把笞三百减为笞二百，把笞二百减为笞一百。到武帝时，征发频繁，百姓因困穷而触犯法律，张汤、赵禹分条制定法令。张汤撰《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撰《朝律》六篇，与此前的法律合计共六十篇。曹魏采用汉律，制定《新律》十八篇，把罪例汇集为《刑名》，列在律文开头；其中有《劫略律》，从《盗律》中分出《诈律》，从《囚律》中分出《毁亡律》，从《贼律》《金布律》中分出《告劾律》，从《囚律》《厩律》中分出《系讯律》，又有《断狱律》；并从《囚律》《兴律》中分出《请赇律》，从《盗律》《杂律》中分出《兴擅律》，把有关兴事的内容附入擅事；又有《留律》，从《兴律》中分出《警事律》，还有《偿赃律》《免坐律》。总共增加制定十三篇，与原有五篇合为十八篇；对于正律九篇是增加，对于旁章科令则是省并。晋朝在汉九章的基础上又增加十一篇，把旧律改称《刑名法例》，从《囚律》中分出《告劾》《系讯》《断狱》，从《盗律》中分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又因事类设置《卫宫》《违制》《诸侯律》，合计二十篇六百二十条。梁朝天监初年制定二十篇法律：第一是《刑名》，第二是《法例》，第三是《盗劫》，第四是《贼叛》，第五是《诈伪》，第六是《受赇》，第七是《告劾》，第八是《讨捕》，第九是《系讯》，第十是《断狱》，第十一是《杂》，第十二是《户》，第十三是《擅兴》，第十四是《毁亡》，第十五是《卫宫》，第十六是《水火》，第十七是《仓库》，第十八是《厩》，第十九是《关市》，第二十是《违制》。后来北魏起于北方，刑法严峻急迫，常常按照军令办事。犯大逆罪的人，亲族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全都处斩；男女不按礼法交往的也都处死。至于人相互杀害，只允许向被杀者家属赔偿牛马四十九头以及送葬器物来平息此事，这又实在太没有法度了，大概是胡人习俗。孝文帝太和年间，修订旧文，随着条例增删，共有八百三十二章。其中灭门之诛十六条，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条，各种刑罚三百七十七条。废除群体抢劫中首谋者灭门的规定，法律规定较重的也只枭首。北齐初年沿用北魏旧制，后来制定《齐律》：第一是《名例》，第二是《禁卫》，第三是《户婚》，第四是《擅兴》，第五是《违制》，第六是《诈欺》，第七是《斗讼》，第八是《贼盗》，第九是《捕断》，第十是《毁损》，第十一是《厩牧》，第十二是《杂》。它所规定的罪条有九百四十九条，又上呈新令三十卷。大体采用魏、晋旧制，刑罚有五种：第一是死刑，罪重的车裂，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再次斩刑，使身体与首级分离，再次绞刑，死后身体不分离，共四等。第二是流刑，即论罪本可处死，但根据情理可以降等；鞭笞各一百，剃去头发，发往边远地区充当士卒，当时还没有按路程远近区别等级。不适合远方发配的，男子服长期徒刑，女子发往舂米，并且都是六年。第三是刑罪，也就是耏罪，分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五等；各加鞭一百，又加笞刑。五年刑加笞八十四，四年加笞六十三，三年加笞四十二，二年加笞二十一，一年不加笞；都戴着枷锁送到左校服役而不剃发，没有保证人的则加钳刑。妇女发往舂米处或掖庭织布。第四是鞭刑，分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等，原文此处所列数目有疑。第五是杖刑，有三十二、十一、十等，分为三等。后来北周制定法律，共二十五篇：第一《刑名》，第二《法例》，第三《祀享》，第四《朝会》，第五《婚姻》，第六《户禁》，第七《水火》，第八《兴缮》，第九《卫宫》，第十《市廛》，第十一《斗竞》，第十二《劫盗》，第十三《贼叛》，第十四《毁亡》，第十五《违制》，第十六《关津》，第十七《诸侯》，第十八《厩牧》，第十九《杂犯》，第二十《诈伪》，第二十一《请赇》，第二十二《告言》，第二十三《逃亡》，第二十四《系讯》，第二十五《断狱》。

译总计规定罪条一千五百三十条。它所制定的刑罚：第一是杖刑，从十到五十，共五等；第二是鞭刑，从六十到一百，共五等；第三是徒刑，从一年到五年，也分五等。一年徒刑加鞭六十、笞十；二年以上，鞭笞都按等级递加。第四是流刑，从离开皇畿二千五百里到四千五百里，也分五等，鞭笞都按等级递加。第五是死刑：一是磬，二是绞，三是斩，四是枭，五是裂。五种刑罚各有五等。隋文帝制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罪一千多条，最后只保留五百条：第一《名例》，第二《卫禁》，第三《职制》，第四《户婚》，第五《厩库》，第六《擅兴》，第七《贼盗》，第八《斗讼》，第九《诈伪》，第十《杂律》，第十一《捕亡》，第十二《断狱》。隋炀帝的新律为：第一《名例》，第二《卫宫》，第三《违制》，第四《请赇》，第五《户》，第六《婚》，第七《擅兴》，第八《告劾》，第九《贼》，第十《盗》，第十一《斗》，第十二《捕亡》，第十三《仓库》，第十四《厩牧》，第十五《关市》，第十六《杂》，第十七《诈伪》，第十八《断狱》。总计也是五百条。唐代的刑书有四类：律、令、格、式。令，是规定尊卑贵贱等级的条数和国家制度。格，是百官各部门平常施行的事项。式，是他们平常遵守的法式。凡是国家的政务，都必须依照这些办理。三者有违反的情况，以及人作恶而构成犯罪的，就依据律来裁断。律书沿用隋初的旧制【篇目相同】，刑罚有五种：第一笞，第二杖，第三徒，第四流，第五死。隋朝以前，死刑有五种，流刑、徒刑兼用鞭笞，数目都超过一百。到隋朝才确定徒刑为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共五等；流刑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共三等。死刑只保留绞、斩，废除鞭刑以及枭首、车裂、肢解等酷刑；又有按议亲、请托、减刑、赎刑而应当免罪的办法。唐朝都沿袭了这些制度。然而隋文帝性情刻薄严酷，甚至在殿前处决人，偷一文钱也处死；隋炀帝昏乱，盗贼蜂起，便制定更加严酷的制度，百姓无法生活。唐高祖起义进入京城时，约定十二条法律，只有杀人、抢劫、背叛军队、谋反叛逆者处死。武德二年，又颁布新格五十三条。太宗即位，制定五百条律文，在隋代旧律基础上减去判处死刑后改流刑的九十二条，减去判处徒刑的七十一条。玄宗时删订律、令、格、式，总共编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初年的格有十卷。直到今天，前代的律书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就是《唐律》。五代时，周世宗命窦仪解释律文，题名为《刑统》。正文是历代相传的，注字是周世宗修订的。宋初只使用编纂的敕令，敕令是太祖时修订的。到神宗元丰年间，因执政大臣上奏所制定的敕令，神宗告诉安焘说：“在这里设定条文而预防将来发生的情况，叫作格；在这里设定条文而使对方仿效，叫作式；禁止尚未发生的事情，叫作令；处理已经发生的事情，叫作敕。修书的人应当懂得这些。”朱子说：“神宗天资超绝，看看这几句话，实在分别得很好。格就像五服制度，某种亲属应当服某种丧服，某种丧服应当服丧多长时间，各有界限，这就是所谓在这里设定而预防将来的情况。式就像考核升官、请求恩泽和封赠之类，只依照样式办理，这就是所谓在这里设定而使对方仿效。令就是条令禁制，某件事不得做，某件事违反了便有处罚，这就是所谓禁止尚未发生的事情。” 敕就是事情已经结案，依照条文判决发落之类，这就是所谓处理已经发生的事情。格、令、式在前，敕在后；如今却只想抬高“敕”字的地位，把敕放在前面，完全不是当时的本意。”朱子又说：“律较轻而敕较重，如今审判案件只使用敕，敕中没有规定的才使用律。”又说：“《刑统》与古代法制相近，所以说是‘八分书’【《刑统》就是律，王安石曾说律是八分书】。”又说：“宋莒公说：‘应当遵从却违背，应当供养却缺少，这是六经中关于孝义的一类文辞。’意思是，父亲下达不合义理的命令，子女不遵从；以及力量确实不能供养父母，古人都不以不孝论罪。只有义理上应当遵从却不遵从，力量可以供养却不供养，才以不孝罪论处。”元代的刑书大纲有三类：第一是诏制，第二是条格，第三是断例，大体只是汇集世祖以来的法制和判例罢了。其五刑名目中，从七下至五十七称为笞刑，从六十七至一百七称为杖刑。徒刑的年数与杖数相互配合以定加减；流刑则南人迁往北方，北人迁往南方，不规定里数。死刑只有斩而没有绞；对于罪大恶极的人，又有凌迟处死的刑法。笞杖的刑数本来是十，减为七，世祖曾说：“上天饶他一下，大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所以每个刑数到了七就停止，缺少的三下由此免去。”元朝的君臣并不善于立法，即使有法律也不能遵守；掌管审判事务的全都使用蒙古人，他们目不识丁，政令由胥吏发出，文书到了案上，便用刊印代替签押。比如哥哥收纳弟弟的妻子，弟弟收纳哥哥的妻子，奴仆收纳王的妻子，父亲死后收纳庶母，都只判杖刑。奸邪的百姓蔑视法律、破坏法律；奸邪的官吏玩弄法律、出卖法律，这种情况到处都有。至于西域僧人每年举行佛事，任意释放囚犯，使元凶得以施展奸谋，善良之人灰心丧气、含恨不已。上天厌恶乱世，于是降生圣人，恢复万古的纲常，制定明确的三尺法。它虽因袭前代而有所损益，但品评裁定全都出自圣心。凡旧律轻重失当的，就加以纠正；文意艰深隐晦的，就加以显明；条目分散的，就合并起来。使它有条理、有要领，让人容易阅读、容易明白、容易避开、难以触犯。创制我们大明的一部经典，为百代垂示法度。唉，伟大啊！从圣人的法律中，可以看见圣人的心意。这个时代和这些百姓每天迁向善处、远离罪恶，却不知道自己所由来的根本原因，这是深远的影响。《射礼》序

译射箭只是一种技艺，古人为什么却用它来观察人的德行呢？回答说：内心的志向想要端正，外在的身体姿态想要挺直，然后才能稳妥审慎地持弓执箭；能够稳妥审慎地持弓执箭，然后才可以说能够射中。这不只是因为练习精熟，足以使手有所作为、心有所响应，也是因为平日有修养积累。人的进退周旋必须合乎礼，动作节拍必须与音乐相应。这一定是因为内心乐于义理，长久保持恭敬之心，然后才能做到。所以君子对于天下万事，都必须做到没有一处不合节度，然后才能成就德行；必须努力实行，然后才能取得功效。这些德行并不专属于射箭，却可以通过射箭显现出来。所谓用射箭观察德行，说的就是这个。天下无事时，就把它用于礼义；天下有事时，就把它用于战胜敌人。用于礼义，国家就顺利安定；用于战胜敌人，就能无敌于天下。射箭虽然只是一种技艺，而圣王仍致力于此，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国以诗书礼乐在天下培养士人，各地学宫旁都建立射宫，使士人在进德修业之余，按时到射宫学习。只是自从太平日久以来，不免稍有松弛。如今董学王公以古道敦厚士风，以古礼纠正今日的习俗，刚一到任就发布檄文，命所属各地举行射礼，一切依照功令办理。而我们郡的吴侯先前任遂安宰时，就曾经用射箭考校士人，素来已经有成效。如今我们的郡处在南北交通的咽喉，是京畿首先接受教化的地方，尤其应当把武备寓于文事之中，在游艺中培养道德。于是取来射法、射义，颁示三县。我们县的许侯思襄盛赞此举，讲习尤其勤勉，屈尊把撰写《射礼》序的事交给我。我认为古代的六艺都具有实际用途，所以礼乐片刻也不能离身。我们的夫子也说过：“是执掌射礼呢，还是执掌驾车呢？”后来礼乐先行消亡，在学术衰败、经书残缺之后更为缺失，而射箭、驾车只凭体力，仅仅成为武事所崇尚的技能，人们再也不知道用它观察德行的意义了。哪里知道内心与事务本来互为表里，文事与武事本来相互辅佐。古人遇到任何事情都学习，所以接触任何技艺都能体现德行。如果知道六艺都是德行寄寓之处，那么诵诗读书难道只是空洞的言语吗？我私下认为，这正是今日贤能的师帅树立教化、造就人才的用意，所以恭敬地把它叙述出来。这就是序。《考定〈周易参同契〉序》【附前言撮要】

译元代俞琰说，《参同契》有四言、五言和散文的不同；上篇有乾坤、坎离、屯蒙、七八、九六等词语，中篇又有这些词语，恐怕是两个人的言论，因此想把四言、五言、散文分别归类，分成三篇，这样大概可以使经文和注释不相混杂。现在考察魏君的原序说：“歌咏叙述《大易》三位圣人的遗言。”这是说它参照《易》来立说，所谓乾坤、坎离等，就是这种内容。又说：“引导内在修养性命，采用黄老自然之道。”这是说其中专门阐明内在修养的内容。又说：“配合服食，陈列雌雄。”这是说篇末以药石的铢两为譬喻，按类别相互比况。于是总结说：“罗列三条，枝干相连，同出而异名，都由一门。”意思是三篇所阐明的是同一件事，所以题名为《参同契》。后来又补充填补遗漏，命名为《三相类》。其中说：“大易的情性，各自合乎它的法度。”这就是歌咏叙述大易；又说：“穷究黄老之道，比较而可以驾驭。”这就是引导内在修养性命；又说：“炉火之事，确实有所依据。”这就是配合服食。最后又总括说：“三道由一而出，都从同一途径发生；枝干花叶、果实下垂，都在根株之中，不失去本来面目。真心所说，审慎而没有错误。”这也正与原序的意思相应。所以现在把借《易》立论的内容作为上篇，专门阐明内在修炼的内容作为中篇，以药石作比况的内容作为下篇。它的文字虽然有四言、五言、散文的区别，但如今也难以确定哪些是魏君的原文，哪些是徐从事的注文。不过把四言和五言各自归入相应类别，按道理是必然的。近来有人假托说从地下挖出石函，其中有古文《参同契》：《魏伯阳本书》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笺注三篇，《后叙》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上、下二篇，《后叙》一篇，合计十一篇。如果果真如此，也很奇异。然而仔细读来，文意和脉络仍有不能贯通之处，大概也是近代人所作。于是我改动了几处，文意便更加连贯；经文、注释各分三篇，每篇又分章，整齐而有条理，未必不是魏书的旧貌。自彭晓以来，方术家大多逐句解释，不懂得全书大义所在，所以分章多有错误。虽然大儒朱子曾经为它作注，也曾参校各种版本的异同，但大概没有时间顾及这些地方。因此我不自量力，私下完成了他的志愿。注解以朱子为主，诸家中接近义理的说法附录在后。《三相类》《鼎器歌》《石函》原本分别分为上下两篇，又把《三相类》的开头语当作后序，这些都是错误的。彭晓的序只说魏公又传授给同郡的淳于叔通，于是流传于世；没有说补遗是叔通所作。至于石函，不知道根据什么，也不过是妄说罢了。《参同契》前言 五代彭晓序：考察《神仙传》，魏伯阳是会稽上虞人，修炼真道而沉静默然，涵养志趣于虚无之境，广博通晓文辞，精通各种纬候之学。不知他师从哪一位，得到古文《龙虎经》，完全领会其中的妙旨，于是约取《周易》撰写《参同契》三篇。又认为其中纤微之处还没有说尽，于是又作《补塞遗脱》一篇。所述内容多用寓言借事，文字有隐有显，另以密意示给青州徐从事。徐从事于是隐去姓名为它作注。到后汉孝桓帝时，魏伯阳又把书传授给同郡的淳于叔通，于是流传于世。《参同契》的意思是说，修炼丹法与天地造化遵循同一条道路，所以借托《易》的卦象来论述。朱子说：“世间有一部《龙虎经》，说它在《参同契》之前，季通也认为它很好。等到我得到并读过它，才知道不是这样，它只是把《参同契》的话加以删节概括而成的。”朱子又说：“《参同契》中所说的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类，只是互相更换名称，实际上不过是精、气两种东西。精就是水、坎、龙、汞；气就是火、离、虎、铅。它的方法是用神来运转精气，凝结成丹。阳气在下方，起初形成水，再用火炼它，就凝结成丹。这种说法很奇特。《参同契》的文章非常好，读它也不算白费。它用字都依据古书，不是今人所能理解的，所以都被人妄加解释。世间版本很多，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千周粲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魂灵忽自悟。”意思是诵读长久以后，文章的意义和要诀自然会显现出来。” 邵子说：“神由心统摄，气由肾统摄，形由首统摄。形与气相互交合，而神主宰其中，这就是天地人三才的道理。” 俞氏琰说：“人的身体，头属乾、腹属坤，而心居于中，位置就像三才。气统摄于肾，形统摄于头，一上一下，本来并不相交；使它们相交的，是神。神运行于中，便使上下浑然融通，与天地同流，这不就是三才之道吗？神守在肾，便静而潜藏，这是坤道；守在头，便活动运行，这是乾道。潜藏便神妙地交合凝聚，运行便周流不息。神妙交合凝聚的，就是药；周流不息的，就是火。”又说：“内炼之道，最简易，只是要把心火降入丹田罢了。丹田在肚脐之后、肾脏之前，正处于腹中。丹家忌讳说心肾，认为心肾不是坎离，而把呼吸指作坎离，却不知道呼吸只是坎离的作用，心肾才是坎离的本体。人的身体，心是主宰，所以独居中央；肾是根基，所以独居下部。肾属水，心属火，火进入水中，便如水火交合，正像朔望之间日月合璧。”

译东坡苏氏说：什么叫铅？凡属气的，都称为铅，而肺实际上负责气的出入。肺属金，是白虎，所以叫铅，又叫虎。什么叫汞？凡属水的，都称为汞，而肝实际上负责收藏它。肝属木，是青龙，所以叫汞，又叫龙。古代真人论内丹说：“五行倒转的法术，龙从火中出现；五行顺行不倒转，虎便在水中产生。”世上却没有人懂得这话。五行顺行时，龙从水中出来，虎从火中出来，都是死亡之道。心不主持而由肾作主，就是汞龙从水中出来。喜怒哀乐在内心发动，气便在外部响应，就是铅虎从火中出来。汞龙从水中出，铅虎从火中出，有能够出来而又返回的吗？所以说这都是死亡之道。真人教人采用逆行之法。孔子说：“思虑不要邪曲。”凡是有所思虑都属邪曲，而完全无思又会成为土水。谁能使有思虑却不邪曲、无思虑却不成为土木呢？这就叫戒。戒能产生定，心定之后，出入的呼吸自然停止。呼吸停止，心火便不再向上炎升。火一定有所依附，从来不会独立存在，而水就是它的配偶。既然不再炎上，就会顺从它的配偶了。” 水火相合，壬癸之精华便向上流入脑中，并溢出玄膺，像鼻涕一样却不咸，因为它不是从肾中出来的。这就是汞龙从火中出来。人在母腹中时，母亲呼吸他也呼吸，母亲吸气他也吸气，口鼻都闭着而通过脐来通达，所以肚脐是生命的根本。火顺从它的配偶，因此火常在根部。所以壬癸之精华得到火而日益坚实，通达四肢，最终便成为金刚般的身体。这就是铅虎从水中产生。因此说：顺行便成为人，逆行便成为道。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成道，也可以说这是长生不死的术法了。《周礼全经》序 孔子说：“治理国家要用礼。”先儒程子认为，能够通达这一道理的，就是尧舜的事业。大概天高地下，万物分散而各有差异，于是礼制便施行了；流动而不停息，彼此会合并化育万物，于是乐便兴起了。这是道理的自然状态。君子遵循这一道理，所以他治理国家，从君臣、父子的大事，到言语、行动、威仪等细节，多到三千三百条，无不属于这一道理流行而成的礼，也是天地万物自然形成的确定名分。只要我不以私意扰乱它，天地就会顺序运行，万物各得其所。颜子克制私欲，使道理复归于自身；尧舜安处于仁而把它通达于天下，他们所行的礼是同一个道理。所以说：上天安排了伦常，难道不是由我来使五典更加敦厚吗？上天规定了秩序，难道不是由我来使五礼各得其用吗？上天任命有德之人，难道不是使五服各有文饰吗？上天讨伐有罪之人，难道不是使五刑各得施用吗？谨慎对待人心的危险和道心的幽微，并把它落实到水、火、金、木、土、谷物上，只有修正德行、利用资源、厚养民生、使万物和谐，这只是一件事罢了。所谓顺应这一道理而不以私意扰乱它，所以说：“还需要做什么呢？只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而已。”在上位得到这一道理，是尧舜拥有天下却不把它看作私有的原因；在下位得到这一道理，是仲尼吃粗粮、喝冷水却仍能以其中的道理为乐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有人说，夫子如果得到一个邦国或家国，尧舜的事业就会像在掌中运转一样。这种说法不对。夫子没有得到邦国，尧舜的事业难道何尝不在吗？三百条礼仪、三千种威仪，没有一件事不是仁。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我对你没有隐藏什么”，这些无不属于尧舜的事业。能否得到邦国，并不是增加或损害夫子的原因。子贡、冉有之流大概还没有通达这一点。颜子大概接近了吧？所以孔子告诉他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就用《韶》舞。”唉！周公之道，难道不在这里吗？难道不在这里吗？周公之道，就是尧舜之道。它遗留下来的典章，现存的有《仪礼》《周礼》。其他经书讲述它的道理，这两部礼书则把它体现于实际运用；这本来就是古代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事务。佛、老看见它的宏大却看不见它的实际，于是驰骛于虚无。专门研究礼学的人只看见它的细节而看不见它的宏大，于是拘泥而流于浅陋。这两部礼书不能彰明，已经很久了。汉代儒生好比周公的守藏吏，只把名物陈列得满满当当，却不问其中好坏。天球、河图、兊弓、和矢，以及名材、毒药、破鼓的皮，只要传说是先世遗留下来的，便全都借助登记来封存守护，唯恐不谨慎。王安石打开了汉儒所守藏的东西，拿其中的毒药来医治人的饥渴，于是祸害了天下。世人因此认为这是《周礼》的弊病，也未免错了。紫阳朱夫子见识高远，综合千古学术并考察往哲，曾说《周官》一书本来就是礼的纲领；至于其中的仪式、法度、数目，《仪礼》才是它的根本经书，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不过是解释其义理的疏文。因此他为之整理订正。如今流传于世的家礼、乡礼、邦国礼、王朝礼，以及他门人黄直卿所编纂的丧礼、祭礼，大概只是编排分类的稿本。他将要再加以删改，而先生已经去世了。元代吴幼清有志于续成此书，却又没有完成。长乐柯君独能精心考察、竭力求索，不拘泥于名物制度的浅陋限制，又能看见其宏大之处，懂得古代圣人如何据此修身并施行于天下国家，可以说看见了它的实际。他先完成的著作是《周礼全经》，大概取《遂人》以下《地官》的一半，实际上正是《冬官》，不必烦劳割裂、杂乱编排，而使全经重新完整。又汇集诸儒的说法加以解释，阐发自己的见解来探究原义。其中如乡、遂、井田、贡赋、军伍等，都有独到见解，不是诸家所能及。《周礼》完成之后，他将继续研究《仪礼》，以完成紫阳夫子的志愿。有一天我偶然在云阳遇到他，谈了一句话便意气相投，于是承蒙他同我订交。过了一年，他带着著作到我的草堂来，与我相互订正，并且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我惭愧地推辞自己不能胜任，但柯君的意愿十分坚定，于是为他写下这篇序，说明他的志向。国子先生姜叔氏，是一位引导人们尊崇古道、崇尚礼法的士人。请把我的话拿去请他评定，他应当还会给柯君以有益的指正。《省庵先生集》序

译秋官大夫陈君偶然来访我，拿出他先祖的文集给我看，说：“这是先祖父省庵公的文章。先祖父二十岁考中进士，任侍御史。嘉靖初年，因为议论大礼而被贬到合浦，逐渐升任廉察。不久因牵连获罪而回到山中，早晚只是闭门读书。他做官三十年，清贫得像寒士一样。一生擅长文章，尤其喜爱欧阳公的文章。我出生得晚，这几卷已经是他的遗文中仅存的了，也可以由此看出他的为人大概。”我接受文集读它，其中议论事情不繁琐，以表达意旨为主，忠诚恳切而深至，足以感动人。他的诗清新高远，得到了《诗经》中风诗的体格，看来他确实从欧阳公那里有所领会啊！弘治、正德年间，文章极其兴盛，作者们竭力追踪古代的开端，韩愈、欧阳修以下的文章都不放在眼里。但省庵公独独喜爱欧阳子，大概是因为古代贤哲论文章曾说：“不必模拟前人，孟子、韩愈的文章虽然高妙，也不必写得像他们。”能够做到而不必像前人，不必像前人却能得到他们的妙处，才是善于写古文的人。司马子长、班孟坚，都是文章雄健的人。可是到了他们叙述《尚书》《春秋》，以及班氏采用子长的语言时，有时删改前人的话，往往就比前人逊色。至于那些纵横变化、挥洒自如、充分表现精妙之处的文章，正是不拘泥于模仿，却得到古人精神情态和意趣的作品。宋人关于濮王的议论，到本朝才定论；省庵公喜爱欧阳子，却又争论大礼，正与濮议相反，这说明他有自己的操守而不结党，能够听取前人的意见并善于运用。欧阳公晚年升任政府高位，却没有充分发挥其才用；一生遭受谗毁、诽谤和嫉妒，等到退居颍上养老，不过几年欧阳公就去世了。省庵公早年出行合浦，与欧阳公任夷陵时的经历相同；后来做到廉察，距离执政之位已经不远，却突然辞官离去，在云林泉石之间优游了将近三十年。他归隐闲居的快乐，比欧阳公更多。陈大夫清正自守、练达通明，文学深厚含蓄，何止是像欧阳公啊。这部文集流传于世，难道还要等待别人的评价吗？况且我的先父与省庵公同榜中进士，有世代讲论的交谊。承蒙陈大夫相请，我不自量力地写下这篇序。大司寇华阳徐公奉到皇帝温厚的诏谕，准许退休还乡。序【以下续增的篇目同】如今的留都，正是我太祖高皇帝最初创建我华夏疆域的地方；在周代可比作丰、镐，在汉代可比作丰、沛。等到文皇帝在北平定都之后，它又可比作周代的洛邑。成王想要定都洛邑而没有实现，周公、君陈、毕公实际相继治理这个东郊。后来唐朝定都长安，又把洛阳作为东都；宋朝定都汴京，又把洛阳作为西都。名公和有声望的老臣留守那里，如裴晋公、文潞公、富郑公、温国司马公，是其中尤其著名的。我朝秣陵虽然称为陪京，但各部门一并设置，与京师相同，这就又不是前代洛阳可比的了。因此历朝有名望的老臣、显赫于朝廷的人，也往往出自南京。华阳徐公从天曹历任藩伯，入朝任大京兆，不久升为中丞，接受任命，在西川开府。没过多久升任少司马，仍照旧开府。因劳绩被召入朝，升任御史大夫兼少司马，辅佐京营军政。后来南京大司寇职位空缺已久，皇上特意任命徐公。徐公两次上疏辞谢，实在无法推辞之后才接受任命。徐公来到南京，正是从此开始。南京的公卿大夫都庆幸能得到徐公共事，只是担心他又调回北方。可是徐公屡次请求退休，皇上又不愿违背他的志愿，于是下诏温言准许，仍命他在病愈之日上奏起行，并敕令有关部门和使者等候。这是皇上特别的恩宠。我和各位属官既然挽留不住徐公，便一同到都城门外为他送行，怎么能不说几句话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呢？徐公是宣城人，距离留都很近；如今虽然居家，本来也不异于文潞公、司马温公住在洛阳。过去谈论洛中士大夫盛事的人说：文潞公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富韩公以司徒身份退休，召集洛中的公卿大夫中年高德厚者成立耆英会，共十三人，只论年齿而不论官职。唯独司马温公当时还不到七十岁，文潞公一向看重他，便采用唐代狄兼谟的故事，坚决请求让他入会。如今徐公以黑发之年做到八座高官，回来同长兄大银台陵阳翁朝夕相处；他们兄弟友爱的情谊、晚年的福分，很像司马公。何况徐公的弟弟、子侄以及各位后代，都是一时英才，或许又有前人未曾有过的盛况吧？对徐公一家来说，本来就足以自得其乐了。而宣城自古以来多贤人，如今尤其兴盛，衣冠文物比洛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说来，古人所谈洛中盛事，难道不能在宛陵再次看见吗？不过，文正范公不是说过吗：“身处江湖之远，便忧虑君主；身处朝廷之上，便忧虑百姓；一定要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而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吗？如今徐公身虽处江湖，心里本来没有忘记朝廷，对谋划使天下安定的事情，一件件都有确定的计划。他早晚应当尽快出山，以慰藉九重之上的期望。这难道不是士大夫们共同为徐公祝愿的吗？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吉日。《许龙山七十寿序》

译岷山山脉在建康山尽头，所趋向的地方，水也流到那里。长江实际上环绕它三面，长江南北远近的群山，前面的像拱卫，后面的像护卫，这就是东南的大都会。山川之气聚集到人身上，得到秀美杰出的气息，就成为名贤、高士、才士、将相中的杰出人物；得到清远、庞厚的气息，就获得长寿、健康、安逸，有的在人间享有高寿，有的仍然成为仙人飞升丹丘，根源都是一样的。像这样的人，都是山川所钟爱，和普通人不同，不是凡俗之流可以谈论的。龙山许公，是石城先生的儿子。石城先生名满天下，品格高雅而不与众同，志在流传后世，龙山公能够继承他。石城先生超然于世外，不把世俗变故放在心上，把长生久视作为事业；龙山公能够成就他的志愿。前些年龙山公的夫人寿至七十岁，我已经写过话为她祝寿，对于公家的世系也已经叙述了大概。今年初夏，是龙山公七十岁初度的生日，也应当写话祝寿。公大概不用等人邀请，就让两次成为公女婿的我的儿子来请求我，于是我恭敬地再申述说：“石城先生双亲的长寿和福分都具备，只有龙山公可以同他相配。” 这在其他人家实在难得，在公家却是确实的记录。金陵是佳美之地，而公家靠近南方，又处在胜地，难道不是所谓得到秀美杰出以及清远庞厚的气息，能够享有高寿、健康和吉祥吗？陶渊明说过：“年少时学习琴和书，偶然喜爱闲静；打开书卷有所领会，便高兴得忘了吃饭；看见树木交相成荫，时鸟改变鸣声，也同样欢喜快乐。”叶少蕴认为这就是陶渊明一生的真情实意；等读到他的诗，如“相思时便披衣起身，谈笑起来没有厌倦的时候”，如“平坦的田野交错承受远处的风，茂盛的禾苗也怀抱着新意”，如“微雨从东方来，好风也随它同来”，便完全为之倾倒，手中拿着书，竟不知道自己正在说话写字。然而这种景象谁没有呢？只有陶渊明知道这是最大的快乐，于是可知世间美好的事情，人人都有，却不能自行享受的，不知有多少。不才认为少蕴可以说是真正懂得陶渊明旨趣的人。我又私下认为，石城先生已经得到这种旨趣，而龙山公能够继承它。陶渊明的诗又说：“形迹任凭造化流逝，心灵长久独自闲适。”这又是陶渊明看透道理而忘却外物，因此能够安适于自己的安适，独高于晋宋人物之上。如果心灵不能长久闲适，即使每天面对终南山，也会败坏晚年节操，就会成为像种放那样的人。这种道理，即使用来长生度世也可以，谨以它作为龙山公寿宴上的祝词。万历乙未年初夏吉日。《大司徒采山方公八十寿序》年寿受到天下人尊重，已经很久了；但身居尊贵者的年寿又受到天下人尊重，就更加困难。太公八十岁时，辅佐武王讨伐商，诗歌赞美他像鹰一样奋扬，大概是赞叹他的壮盛。卫武公九十五岁时，还在国家中作箴言警戒，诗歌保存了他的劝戒，大概是赞美他的德行。能够被赞叹壮盛、被赞美德行的，只有有德之人。明哲的天命和历年长久，其中有相通的道理。他们的聪明和强健之所以长久不衰，是上天本来就要让他们有所作为。诗人祝愿君子，往往祝愿他的长寿，如说黄耇、台背，如说黄发、儿齿。台背、儿齿，都是非同寻常的长寿者才有的状态，是得到天地和平长远之气，不能用通常的数量来拘限的，所谓天寿。之所以这样祝愿他们，确实是因为尊重他们。尊重他们，是因为在朝廷便能使政治美善，在民间便能使风俗美善。政治美善，恩泽便施于百姓；风俗美善，善类便有主导。君子的地位越高，所能惠及的范围越广大；君子的年寿越长，所能维系的时间越久远。这就是身居尊贵者的年寿受到天下尊重之所以尤其困难的原因吧？大司徒采山方公，正是这样的人。方公历任中外官职，由藩伯升为中丞，督抚两浙；那时我任兵巡浙西，奉行公的部署，凡是远大的谋略、长远的规划，以及吏治弊病、百姓疾苦，都几乎彻底查究处理了。法纪整肃，威势已经行于海内外。然而方公突然回到故乡。后来再次起用，镇守郧地，升任少司徒，主管留都储备；三年考核政绩之后，人们正期望方公大拜为相，他却又突然辞去职务，不回故乡，而是在秦淮河边买宅居住。那时我承召起任光禄，常常去拜访方公，只见他神采照人，言谈侃侃；他与时俗不合，都是因为正直，而他独能保全天赐的难老之年并集聚各种福分，难道不是喜爱这种正直、通于神明所产生的效验吗？我曾和方公出郊登山，他不用人搀扶，大概是因为精神旺盛、筋骨强健，根基深固，长生久视之道，他确实已经得到。诗人所祝愿的长寿，方公确实当得。如今恰逢方公八十岁悬弧之辰，方公已经回到仙乡，我没有机会在堂下举杯祝寿，只能敬托方公贤能的嗣子，献上无疆的祷祝。万历乙未年仲秋吉日。《方麓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三 （明）王樵撰 ○序 《送时比部序》

译时君睿夫奉命，在京畿之内审理囚犯。同署的诸位同僚请王子写话赠行。王子说：“您主持各部门的奏报和审判已经多年，处理议论合乎法律、符合人心，多次判决疑难案件，公堂之上都称道公平。这次所任职的地方，只是京畿内几个郡的案件罢了。如果这还不足以作为您的事业，我又凭什么赠送您呢？不过，周遍地咨询访察，有时在职务之外有所收获，用来准备回答皇上的询问，这是古代使臣的职责。因此您这次出行，可以观察民风，考察吏治；可以了解百姓的隐情，同情百姓的困苦；可以考察往古，斟酌当今的适宜。过去汉孝文帝时，改变秦朝的弊政，让百姓休养生息，法网宽疏，选张释之为廷尉。罪行有疑的便宽宥百姓，毁去棱角而做成圆形，削去雕饰而归于朴实，吏治蒸蒸日上，刑罚大为减少，以至于一年断狱只有四百件。史臣认为这有成周刑罚置而不用的风气。然而魏相向宣帝进言，却说郡国的太守、国相大多没有被妥善选任，风俗尤其浅薄，水旱灾害没有定时；四年中统计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认为这不是小小的变故。既然知道汉文帝之所以接近成周之治，也知道魏相所谓‘不是小变’，那么今天审判案件，难道只能说只要情节和罪名没有疑问，就把人杀掉吗？” 所以说可以观察民风、考察吏治，正是这个道理。古代对待百姓，先使他们衣食充足，让他们知道活着是可以快乐的；再用礼教磨炼他们，巩固他们的廉耻之心。这样仍不顺从，然后才施加刑罚。如果平时不进行教化和养育，只把不放过有罪者当作英明，那么法律就是用来捕猎百姓、把百姓赶尽杀绝的。所以说，百姓叫作‘甿’，意思是昏昧，他们实在非常愚昧；即使加以斩杀，使他们化为灰土，死人的事情天天发生，而活着的人只想自保，也不会因此改变。我观察京畿的百姓，性情质朴直率而果敢，用善道引导他们，就容易振作兴起并专心于仁义；一旦使他们迷失方向，他们也会变得粗野强悍，这同样是当地风俗的本性。等到被法律捕获，便至死不辞，供出实情也不隐讳。追究事情的起因，他们都是在昏昧之中，根本没有料到会走到这一步。所以说可以了解百姓的隐情、同情百姓的困苦，正是这个道理。施刑的根本，没有比使百姓生活富足更急迫的。观察汉代的良吏，虽然还没有达到教化的程度，却往往真正做到了赈济养育，这是后世所不能及的。龚遂治理渤海，劝百姓致力于耕田和养蚕，秋冬督促收敛，慰劳百姓并巡视，郡中都富足充实，诉讼也停止了。召信臣守南阳，喜欢为百姓兴办有利的事情，致力于使他们富足，亲自耕作以劝农，出入田间小路，停宿在离乡亭，几乎没有安居的时候。当时他巡行查看郡中的水泉，开通沟渠，修建水门、堤坝和闸门，共有数十处，以扩大灌溉；年年增加，最多达到三万顷。百姓得到水利，积蓄有余，户口增加一倍，盗贼和诉讼减少并停止。后世的长吏知道把这作为要务的很少，而把它施行在北方的尤其少。难道是因为北方土地广大荒漠，不适合这样做吗？我考察史书，北齐嵇晔曾经疏浚幽州督亢的旧陂，每年收获粟数十万石；唐元和年间，韩重华在代北开垦营田三千八百余顷；宋淳化年间，何承矩在雄州、莫州、霸州、平戎军、破虏军、顺安军屯田，利用积水修筑塘堰，不但足以供给粮食，而且可以限制边地的马匹。这些都是施行后有效果的事，难道到了今天偏偏就不能实行吗？那些地方都是您这次一定要经过的地方，希望借您此行加以访察。所以说可以考察往古、斟酌时宜，正是这个道理。一趟出行而有这三项事情可以用心去做，我又何必嫌这次差事不足以成为您的事业呢？诸位同僚说：“这样就足以赠送时君了。”时君拜谢说：“怎敢不早晚努力，以求遵从诸位君子的教诲！”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送刘兵宪之青州序》

译青州原是齐国的都城，四面险塞坚固，背靠大海而物产丰饶，世人称它为东西二秦，那么它地势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我朝兼有齐、鲁的旧地，在泺水之上建立东藩；东边连接嵎夷，西边扼守相、魏，处在两都之间，距离两都都不过千里，而漕运道路经过其中。把它比作人的身体，东边的兖州和两都像咽喉，青州又是海岱的心腹。承平以来，内地的军队颇被称为软弱，唯独青州的枪手以强劲勇猛著称；两都之间的人都说它是尤其重要的地方，不是吗？按旧例，这里设置兵备宪臣；嘉靖己未年秋八月奉命来任的，是秋官郎刘君。同僚请我写话赠他出行。我考虑刘君资历深、在法学上声望卓著，本来应当得到监司之职，却不被任用于别处，而任职于这个所谓咽喉、心腹的重要地区，可知九重天子的用意了。刘君将凭什么训练军队、养育百姓，使富强的事业不让于古人，从而不辜负这项托付呢？我听说，自从《司马法》废弃之后，只有管仲的军制最能得到三代乡兵制度的遗意：士卒编制在乡里确定，军政在郊外完成，纲纪足以相互维系，欢爱足以使人彼此效死，所以凭三万人便能纵横天下，没有人能与之抗衡。后来管仲的制度又废弃了，诸侯只知道胁迫百姓、凭借诡诈和武力取胜而已，所以荀卿认为齐国的技击士不足以抵挡魏国的武卒，只能在事情小、敌人弱时勉强使用。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唐宋的彍骑、弩手、枪仗手、义勇、壮丁，都是技击之士，是驱使市井之人，是聚集懒惰游荡之徒；训练检阅像游戏，拿来使用则像试验，几乎没有不被荀卿讥笑的！我太祖制定军制，建立府、卫，户籍有固定编制，训练有固定技艺，屯田有固定产业，凭此扫除群雄、统一天下，军队不能说不强；只是时间久了法令松弛，不能不有待于得人，看来应当稍微学习管仲的用意。那李抱真尚且能凭昭义步兵雄视山东，何况盛朝整治军队、使戎兵堂堂强盛的举措呢？考察史书，齐国有盐、铁、丝、麻的利益，却又有靠海、土地盐碱、五谷少、人口少的忧患。它的利益，太公、管仲曾经加以经营来使国家富足，所谓铁官的制度，以及慎重整顿盐政、织造冰纨，使齐国被称为天下冠带衣履的出产中心，都是这些。它的忧患，史书说自太公劝导女子从事纺织、疏通鱼盐之利以后，人物聚集在临淄之中，具备五种民业，成为海岱之间的大都会。富强依靠人事到了这种地步，而管仲为桓公谋划，也认为守住国家，关键在于守住五谷而已。年成丰收、百姓有余粮时，粮价就轻，君主便收购粮食以提高粮价；年成歉收、百姓缺粮时，粮价就重，君主便散发粮食以降低粮价。粮价轻重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君主手中，而拥有万户的城邑必须有万钟粮食的储藏，这才是桓公所以能够会合诸侯、成就霸业的原因。如今和古代同样都是齐国，它的利益有时未必足以作为凭借，而它的短处有时反而足以成为祸患，莫非是现在修治人事还不如古代吗？如今的监司，就是古代方伯、连率的职责。训练军队、养育百姓，是古代方伯、连率用来统率诸侯的事情。太公、桓公辅佐、拥戴、匡正、扶助周室，世代继承并完成他们的勤劳，使王室能够没有东顾之忧；这正是今天的监司应当自任的责任。所以我在刘君出行之际，把齐国的旧事告诉他，使将来他在两都之间声名显赫、成效卓著，后世称道说：“监司能够替国家作长远考虑，不因急于升迁、频繁更代而动摇心志；对百姓的功绩施于社稷，像古代世代继承贤德的诸侯一样，青州有刘君，这难道不伟大吗？”这就是序。《赠王学训序》润州作为郡，百姓淳朴，事务简少；疆域的广大、金钱谷物每年收入的数量、学校学生的名额，都不到三吴的十分之一，但受风气流传浸染，吏治和士习的弊病，也免不了与三吴相同。在这里做官的人，必定把上等郡的政务作为询问和仿效的对象；侍奉上官、交接宾客、督促赋税，有一件做不到，便认为是罪过。在这里的子弟，必定把上等郡的宾客作为接待和求学的对象；记诵广博、文辞技艺精工、衣服仪表和举止、谈笑的华美，稍有不及，便认为是耻辱。唉，这种弊病已经很久了！嘉靖乙卯年，御史周君巡视各部来到这里，将要根据群吏的政绩进行考核并分别赏罚，于是向朝廷咨询说：‘官吏不廉洁，是平民的灾祸。二千石不察举廉吏，是不能胜任职务，应该免官，这是旧例。凡是你们知道的，不要对我隐瞒。’众人便以金坛训导王某回答，说明他的情况：‘从前学官被称为冷清的官职，诸生在年节时有所馈赠问候作为礼物，而学官借此作为俸禄。凡得到这个官职的人，先问学生人数多少，以此判断当地的好坏。到任后能够很讲礼节地自持，不因馈赠有无、多少而产生喜怒，不借助教导督责来追求声望，已经算贤能了。’ 而王某却说：‘国家给我俸禄，正是要我用来教导弟子的报酬；如果又私下接受弟子的馈赠，就是把教育当作货物来买卖。’因此他一概不接受，而且时常看望弟子中贤能而十分贫困的人，拿东西给他们，与他们共享有无，说：‘我做官之后，和你相比已经富足有余了。’他的廉洁就是这样。”御史感叹说：“真是良吏啊！假如让这样的人做郡县长官，他肯向百姓搜刮吗？”便命属吏准备束帛，在公堂设宴来表彰他。后来御史赵君以督学身份来到这里，已经召集士人考察他们的品行和学业，分别升降之后，向朝廷咨询说：“士人没有好的老师，便会习惯于这种靡乱；有实际操行、可以成为士人表率的人，我应当彰明他的善行，让众人看见。”众人又以王某回答。赵君说：“唉，我已经听说了。他的廉洁确实很难做到啊！”众人说：“王某的善行，大概还不止这些。他的学问能够旁通各家，尤其精通经学；他研究经书不拘泥于章句，而专心实践。因为父母没有来得及得到他的奉养，他便穿粗布衣、吃粗劣食物，准备终身如此；每次祭祀时悲哀得不能自胜，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孝。他有一个儿子在家耕作，却和兄长的孤儿一同到官署任职，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友爱。”赵君说：“竟有这样的事！像这样的人，才不愧为人师。” 赵君命属吏准备束帛，在学校设宴来表彰他，并且发布檄文到各郡，让老师和弟子都把王某作为榜样。唉，世上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大多因为科举不中、不能通过经邦树绩来施展抱负而感到遗憾，哪里知道道的实行也有不取决于职位的呢？像王君这样笃实行道，对上足以劝勉官吏，对下足以劝勉士人，那么他在当世得到施展，和那些做郡县长官的人相比，谁更多呢？诸位士人想要我写话来彰扬王君，王君哪里还需要等待彰扬呢？至于御史以风教来勉励人的意义，则不能不记载，所以我不推辞而写下这篇序。《寿李封君序》

译嘉靖壬戌某月某日，是封君李怀堂公七十岁的寿辰。他的儿子少宰公正在辅佐明君贤臣的治理，以平治天下之道向上天迎取万寿。四海安乐，都归入长寿之域；而朝中有一两位大臣在高堂之上辅弼政事，同时又有一位健康的父亲。难道不是一时太平之气的聚集，是古今少见的盛事吗？大夫、庶士争相为他祝寿。我的舅子励庵与李君有亲戚关系，刚同公结成姻亲，便向我询问寿文。我说：“已有大夫、庶士的文章在，我这个小子哪里还需要多说？”不过，言辞有余而不令人厌烦，归根到底在于爱敬；举出盛事而不流于谄媚，关键在于事实。从前苏子瞻记叙韩魏公的醉白堂，认为身居将相之位，功劳在社稷，四方夷人都想听闻他的风采，天下把他的安危看作自身安危，这些是韩公所有而白乐天没有的；在身体强健时请求退休，享受山水清幽，家中有余财，足以尽享高人逸士的快乐，这些是白乐天所有而韩公没有的。唉！哪里有既有儿子可以成为韩魏公，又能亲身享受白乐天那样的快乐，像怀堂公这样的呢？用这些话为公祝寿，可以吗？”励庵君说：“可以啊！”不过又说：“愿意听您再说一层。”我说：“天地像屋宇，万物共同处在一个变化之中；人处在其中，活到百年是常态，所以百年称为一周期。然而古人互相祝寿时，却希望寿命恒常超过百年，难道只是空话吗？古语有说：‘善于保养自身的人，把百年看作千年，说的是美好的名声。’公向来胸襟宽广开阔，不把心灵困在外物之中，旅途中养生的精妙旨趣，公大概早已得到。因此古人祝愿寿命超过常数的夸饰之辞，公应当差不多真的能够拥有。用这些话为公祝寿，可以吗？”励庵君说：“可以啊！”不过又说：“愿意听您说第三层。”我说：“超过百年，是个人的长寿，彭祖、老聃就是这样；超过历年，是国家的长寿，商、周就是这样。也知道有所谓家族的长寿吗？周公谈到天命长久、商朝平治时，必定把商朝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内外充满的，无不是秉持德行、效忠国家的臣子。所谓商朝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认为上天只会纯厚地保佑商朝，希望它长久传世。观察上天陈列赏赐给周朝的情形，可以想到‘伟大啊，众多贤士，降生在这个王国’；等到周朝将要败亡时，三公大夫没有肯早晚勤勉，邦君诸侯没有肯朝夕勤勉，于是更加知道关于商朝实际情况的话并非虚妄。这一道理，在国家就是国家之所以历年长久，在家族就是家族之所以同国家一起享受安乐。国家的虚实取决于人才，家族的兴衰取决于子孙。子孙大多贤能，家道哪里会有不长久的呢？上天使国家长寿、使家族长寿，道理本来是一样的。汉代的韦氏、唐代的崔氏、卢氏、柳氏、李氏，宋代的范氏、吕氏，大概都是这样。我私下为公的父子祝愿。励庵君惊喜地起身说：“您说尽了，我将陈列币帛和卣鬯登堂为公祝寿，请把您的话作为祝文的开头。” 《寿张封君序》方溪张公怀淳，品行厚重，县里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公是位厚道人。他的儿子虚庵君，文学修养深厚含蓄，声名震动荐绅；认识他的人，无论远近，都说这是张公教育儿子有成、上天应当让他享受报答。我由此对天地的道理有所感悟。张公父子没有登过泰山吗？泰山很高，然而登上去才知道它的高，进入其中才知道它的深。奇峰峭壁，上面靠着天、下面俯临无底深渊的，原来隐藏在曲折重叠的山岩之间。大概山势形成已由来久远，形势止息、地气聚集，在一方郁积盘旋，于是州域因它而划分，星野因它而区别。岷山、峨眉山，整个夏季积雪不消，孤高而偏僻，所以不成为财货百物的产地，也不成为声名文物的都会。杜少陵诗说：‘才知道五岳之外，还有其他值得尊崇的山。’其他山确实也有值得尊崇的；然而特别挺拔崇高秀美，成为群山之长，雄伟地让群山前后如臣仆环列、子孙环抱的，只有五岳。在这里可以看出天下的道理：唯有悠久所以深远，唯有潜藏所以凝聚，而浑厚正是文明得以开启的基础。以浑厚开启文明，是古今家国的道理，没有不由此而来的。张公家族德行厚重，先世传至张公而更加敦厚；这种光彩在虚庵君身上焕发出来，而使家族敦厚的力量又不断增长，那么它所开启的前途哪里可以估量呢？嘉靖乙丑年，张公七十岁；在二月之前和暖的时节，取履新之始，虚庵君在堂上为父亲祝寿，我也参加宾客之列，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众人，又献上两句说：“不必身处江海而自得闲适，不必修炼导引而自然长寿。”并附词一篇，词说：“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思虑的变化，就不会快乐；善辩的人如果没有谈说的次序，就不会欢喜。他们放纵形体和本性，被外物改变自己；至人能够通达地观察万物，心神遨游于天，以恬静养护智慧，以智慧养护恬静。不必身处江海而闲适，难道不能长年吗？水的本性不混杂便清澈，没有扰动便平静；但如果郁闭不流动，也不能清澈。最高的善像水一样，淡泊无为，行动时顺应天性运行；纯朴本真的道理，只守护精神。不必导引便能长寿，与天地同样长久。” 《贺张方溪受封序》

译方溪张公的儿子户部君任职期满，经过三年考核，吏部考功司把他的政绩上报天子，再下达给司封司。司封司依甲令提出可以推恩，封赠及于父母，诏书说：“可以。”于是方溪公也因儿子任户部主事而在家中尊贵起来。户部君已经在朝廷接受任命，又凭才干和声望屡次升迁，终于成为本曹长官；他奉命督运漕船到真州，得以方便地把恩命送到家中。到达那天，县里的大夫、属吏、乡绅父老以及办理事务的人都在场，无不感叹羡慕，认为这是荣耀。称羡荣耀，难道只是空话吗？大夫士人了解国事，就知道户部君要把职务办好是多么困难；乡里的父老了解乡情，就知道方溪公能够享受儿子的恩荣是多么恰当。他的姻亲王子总合大夫父老的意思，又加以申述，作为贺词说：“户部，是掌管财赋的官。国家财赋制度规定，每年漕运四百万有余，以银输纳的每年二百万有余，通常把十分之七用于经费，储存其中三分以备战争和灾荒。度支每年的开支通常不超过十分之七，而每年还有三分储备，因此军国用度常常宽裕有余；这样，遇到水旱灾害就可以商议减免赋税，使百姓受到恩惠；遇到缓急事务可以斟酌调度，百姓也不至于察觉，民力于是宽裕了。民力宽裕而国用不缺，担任户部官员的人，难道会看不出这件事很容易办理吗？国家在富裕而多事之后，每年的收入和支出才开始彼此不相称，即使有才智的人也无法筹划。按今天天下每年支出的金钱计算，大概常在四百万有余上下。拿二百万有余的旧额，想要转移支应超过它四倍的支出，又绝不能商议减省，于是额外增加、扩大旧例便不能停止；即便如此仍担心不足，当权者面对的困难实在极大。因此，凡大小臣工在朝任职期满，按甲令推恩父母，视为通常制度，不算特殊恩典；但如今在户部任职，能够任满考期并且因称职而受到褒奖，就有不是其他官员所能相同的地方了。所以说，应当知道户部君要把职务办好是多么困难，原因就在这里。”司马相如曾认为，列仙中的儒者居住在山泽之间，形貌非常瘦削，这并不是帝王所应有的仙人形象，于是上奏《大人赋》；世人认为他是在向武帝献媚，便斥责其荒诞。但我认为其中也有道理。古代的高士，如法真、庞公、汉滨老父一类，使人听到他们的姓名却无法求见，千年以后仍令人感慨仰慕，想象他们的形貌；然而他们都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不能…… 后来只得隐迹韬光，幽居在岩穴之中。假如他们遇上政治清明兴盛的时代，出仕就任职于朝廷，退处就凭年龄和德行成为国老，受到君主尊养，在学校任事，又何必一定要瘦弱地居住在山泽中才算高尚呢？方溪公作为长者受到乡里的礼敬，已经很久了。以他平日的品行来说，类似法真、庞公；以他的遭遇来说，汉代的万石君、宋代的陈秦公，或许还不足以相比。所以说，应当知道方溪公能够享受儿子的恩荣是多么恰当，原因就在这里。户部君要出发了！如今皇帝厚待百姓，深切关注培植国本、赡养存恤百姓，理财和端正名分的道理，都恭敬承受并施行于民，这是各有关官司的责任。近来先达讨论理财，有人想把祖宗以来每年的赋税数额加以约束，把正统以前每年的用度标准确定为法式，永远遵守。有见识的人已经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了。然而朱子曾说：“天下的事情都有根本，端正人心就是根本。其余万事各有自己的根本，例如理财以养民为本，治兵以选择将领为本。”这句话，是有志于当世的人应当深思的。做人臣、做人子的，先要不忧虑自己的职务，然后才能使亲人安宁；能够使亲人安宁，然后才可以称为荣耀。因此我开始推求大夫父老的心意，写来祝贺；最后推求户部君自我勉励的志向，写来赠给他。送陈邑侯序 金坛是镇江最偏僻的县。西面离茅山不到一百里，南面直到洮湖。舟车商贾和四方宾客都不到这里来。大概从丹阳进来，所谓七里桥的地方，就像进入山林之境。百姓以耕种为业，崇尚敦厚俭朴。除了徭役赋税以外，他们以有事到官府去为耻；对官长忠诚，从属吏以上从来不敢怠慢；即使遇到无道的官长，最终也不忍心告发指责。这里的风俗就是这样。部使者一年也未必来一次，来了有时不到几天就离去。因此凡是任职此县的官员，最被称为清闲无事。前辈如麻城二刘公、单县张公、嵩县董公，近年则有邯郸张公、慈溪张公，最为人们思念。这几位官员，有的天性淳厚平和，乐于让百姓休养生息；有的禀性高明，却能收敛锋芒，因循当地风俗，以简约宁静的方式治理。任期长的有百年，近的也有数十年，其间才干高、能办成事务的人很多，但人们独独思念这几位，难道没有原因吗？《传》说：“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求取，即使不能完全达到，也不会相差太远。” 人们所看重的父母官，是说他能够用真诚之心，探求百姓的疾苦罢了。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有管仲那样的才干，百姓也不会受到感动。王介甫曾写信对人说：“关起门来同自己的儿子做买卖，即使把儿子的财物全都赚来，自己仍然不会富裕。”介甫懂得这句话的道理，但青苗法和市易法终究免不了亲自蹈行其弊。然而这句话确实是名言。世上想用困苦憔悴的百姓来换取功名的人，正如对自己的儿子施行权术。因此，凡是只能在一时使人称快的做法，往往缺少长远考虑。唉！用天下的情况来验证，大概很少有不是这样的吗？如今本县县令白野陈公，慈祥和善，清廉俭朴，恭敬谨慎。执政三年，从未有丝毫越法之举，也从未妄自施加一次鞭打。他退居时，衙门清静得像旅舍；临堂审理时，脸色温和如春。大概陈公的至诚，本来就是天性，尤其适合金坛，而回味思考起来又余意无穷。任期届满，百姓只怕失去他，远近百里奔走相告；到监临各院司请求挽留的人接踵于道，这就可以看出人心了。朝廷认为陈公长于治理百姓，提拔他为湖广常德的副职，百姓又依依不舍，不忍他离去。我樵不才，本县有这样贤能的县令，难道可以不写文章赠送吗？从前湖州有刘忠宣公，任郎官时声名极盛，朝廷和内阁打算升任他为内秩官，他坚决不肯，最终外放补官而去。晚年辅佐孝宗，功劳载入太常，曾对人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参政、布政二位大力相助。”既然如此，那么陈公长期任职外地，谁能说不是朝廷厚待并有所期待陈公呢？前任张公曾治理慈水，如今郡守秦公与陈公也都是慈水人，循良之政前后相接，在上下先后之间彼此相望。从前麻城二刘出自同一家族，如今三位公卿前后上下相望于一县，都是奇事，不能不记载，所以冒昧详记于此。赠鲍学谕序

译四明鲍君从广德分教调任，升任金坛主持教务。他正直自守，仰慕古人，整顿振作规章制度。他担心士人沉溺于科举习气，徒然修饰日新，不能穷究真实道理，渐渐失去古人明晓经义、修养品行的本意。想要设法挽回这种风气，经过我这里，辱承下问。我说：“确实如此。从前孔子谈到礼，想要跟从先进。我私下认为，学习也是这样。圣人的教诲，不过是文、行、忠、信罢了。诗书六艺，文仍如今天所说的文章；广泛学习而能约束自身，那么仁、义、礼、智四者在行动、静处、言语、容貌、视听之间都不会违背，这叫作纯正的内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都因此各得其所，这叫作纯正的行为。内心纯正而行为随之，不必勉强，这叫作忠信。文与行不离忠信。然而教诲虽分为四项，其实只有一个根本。所以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闻，三百条礼仪、三千种威仪，没有一件事不是仁。’我们的道理一以贯之，不过是忠恕而已。圣人用来教导、各位弟子用来学习的，就是这些。孔子以后，教化衰微，学习失传，于是出现文章脱离根本、行为违背实质的情况：言辞繁多就遮蔽德行，礼节繁多就消灭忠诚；这在洙水、泗水之间争论得很厉害。君子因此知道鲁国风气衰落了。从孔子想跟从先进说起，老聃也说：‘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孔子到周，曾向老聃请教礼。他并不是不尊崇礼，但说出这样的话，一定有他的道理。孔子也确实说过：‘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赞赏这个问题，说：‘礼，与其奢侈，宁可俭朴；丧礼，与其办得周全，宁可内心哀戚。’看见舞八佾、歌《雍》撤祭的人，就斥责他们说：‘一个人没有仁，怎样谈礼乐？不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礼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说法不止一处。现在看来，仁、让、俭朴和哀戚，不就是所谓忠信吗？没有仁、不讲谦让，不俭朴而只是歌唱、舞蹈、陈列玉帛钟鼓，不就是所谓忠信淡薄吗？这样看来，出于忠信的，是孔子所取的；不出于忠信的，是老子所弃的。言语虽不同，意思实际上互相发明。我私下认为，学者的弊病也有类似这种情况的。真想改变它，就在各位先生了。各位先生对于士人尤其亲近。从前石介任直讲，太学的兴起听说从石介开始。宣德年间，月川曹先生在霍庠任职十多年，调往蒲州。霍州士人上章请求留住他，蒲州士人也上章争取他，最终没有调任。他去世那天，整个霍邑停止市集。那大概就是“不说话而使人信服”吧。明道年间，程先生所到之处都能治理有方，上下响应；他议论新法，荆公并不恼怒；同列中意见不同的人，也称赞他的贤能。天下的事情，怕的是没有人才，难道怕没有时机和职位吗？所以我说，关键在各位先生。鲍君说：“像您说的这样，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难道敢不努力吗？”不久，鲍君因考核成绩前往两台，各位士人认为不能没有一篇话赠给他，便把前面的言论编次出来交给他。送刘邑侯序 天下的事情，说到与百姓接近而能够实际施行的，只有县令。只要亲自承担并施行，就没有不能尽心竭力的。说到与君主接近而能够进言的，只有谏官、御史。只要借助他人施行，就没有不能尽情进言的。士人学习古道，是要用来实行它的。假如能够有所效力，即使治理一个县也可以。天下都是由县组成的，说能在一个县见效，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也可以这样说。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而时代正好需要进言，难道还会担心有不能进言的事情吗？我不相信。亲自承担事务的人，不能在一个县竭尽心力；借助他人施行的人，难道能亲自承担天下的责任，并且一定使自己的言论被听取吗？我也不相信。昭代的制度，凡是推举郡守、县令治理成绩卓异的人，按例召来考试，任台谏官，大概是相信他施于百姓的措施有效，又将以此要求他在君主面前履行职责。隆庆己巳年，被荐举的人，在我县是肖岩刘侯允，都是一时最杰出的人选。县中士民准备酒食、道路来为县侯祖道，惋惜县侯离去，于是记述县侯的事迹。从前太史公为循吏作传，所谓循吏，他的解释是：‘奉行职责，遵循事理。’我确实很有感于这句话。古人没有一件事不是这样：用于治水，就是顺着水势办理而不妄为；用于教化，就是使人自己有所领悟；用于刑罚，就是只加刑于自己犯下的罪；用于养民，就是根据百姓有利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可惜太史公所作的传记，仍不足以完全说明这里的道理。我曾侍奉县侯并参与听取他的议论，他曾说：‘民间的疾苦，还有什么比赋税和徭役更严重的吗？’古代以田地为母、以人为子，后代则按户计算；里甲把田地系于户籍，户有升降，田有转卖，于是弊端产生了。于是出现有田而不纳税、有税而无田地的情况。难道只有刑狱中才有舞文弄法吗？田赋方面的欺弊尤其层出不穷。仁政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应当思考同百姓共同制定一套统一而可遵守的法令，能够按册登记、据此输纳，这才是建立经常制度的开端。县侯既仁慈爱民，又有智慧，知道先办什么，完全表现在这里。天子正在大力推行唐虞之治，县侯奉行职责、遵循事理，难道仅仅可以符合太史公所谓循吏的标准而已吗？县侯如今此行，正是古人所说的‘不做御史，必做谏官’。亲自承担事务的人，县侯已经曾想在一县竭尽心力；借助他人施行的人，县侯难道会不为天下尽情进言吗？有人说，居台谏与任守令体制不同：守令以循良为贵，道在顺应；台谏以直言敢谏为风尚，道在拂逆。” 这就是两种职位体制的不同。但所谓奉行职责、遵循事理，难道有不同吗？不激烈，也不随从，只求恰当而已。这就是台谏奉行职责、遵循事理的道理。我谨以此赠给县侯。寿外母虞孺人序

译隆庆己巳年七月五日，是我岳母虞孺人八十岁寿辰。她的儿子子充诸位先生来对我说：“我的外祖父笃齐何先生，以风节著名；御史大人以功业显名；九卿大人以正直之道而未能达到极高显位。我的母亲安然自守，平素志趣儒雅朴素，就像不是出自贵门一样。我的祖父逋庵公，以经术品行为天下所知；因为廉洁正直、不肯阿附，长期任职州县，两地都称为清白之吏。我的父亲继承他的志向，笃行孝悌，轻视财货，坚持气节直到老年，不接受官职而归，就像不知道自己的家世一样。我的母亲安然自得，喜悦之情无不显现在脸上，似乎另有自得之处。至于我们兄弟，母亲能够长寿、年高、健康安宁，是幸赖上天；但富贵福泽没有从人事方面获得，我们兄弟因此感到歉疚。若没有什么可以使母亲快乐，您认为怎样？”我恭敬地回答：“坐在溪山的松竹之间，扫净门前的梧桐柳树；僮仆不喧哗，图书陈列左右。有时静默终日，有时欢快地同朋友交谈。这确实是我母亲所喜欢的生活，安居乡里而且日益长久，这正是王逢原《思归赋》所写的情景。太夫人在堂上，明白知足止步的分际，抱有超脱尘俗的志趣，筑屋种树，逍遥自得。秋气肃然而暑气消退，春日和煦而寒气离去，细雨初晴，天地四方清明开朗。太夫人乘坐板舆，登上轻便车，远处眺望王畿，近处环视家园，这就是潘岳《闲居赋》所写的情景。两个儿子有志于侍奉双亲，正在做官却想着归来，闲居以尽自己的志愿。您难道因为身处俭约而未能显达，就认为不足以使母亲快乐吗？这正是您自身能够做到的，您的快乐就在这里；即使千乘之国也不能交换这种快乐。即便如此，王逢原、潘岳二人所说的仍只是外在情形。我们的孔子不是说过吗：‘王者成就一个家庭，彼此交相亲爱。’家庭的道理，是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于是家庭之道端正。因此‘闲有家’，是家庭之道的开始；‘假有家’，是家庭之道的完成。开始整治家庭时，仍可能有志向不一致的人，尚不能实现彼此相爱；到了彼此相爱，就和气融融，达到太和。解释的人说：‘以文王为君、太姒为妃、王季为父、太任为母、武王为子、邑姜为媳，他们难道不是彼此相爱吗？’彼此相爱，是和谐的极致。各种福气和可以招致的祥瑞，没有不完全到来的。成周天地间的太和，就是由此产生的。所以说：‘先施德于自己的妻子，再推及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说的只是把这种心意推及他人罢了。做人子弟能够使父母快乐的道理，就在这里罢了。文王哪里是可以相比的？但可以学习他。”子充诸位先生起身拜谢说：“您的话意义深远！我们怎敢不努力，以求能够使母亲快乐。” 金坛叚氏族谱序 族谱大概起源于宗法。周官中的小史掌管确定世系、辨别昭穆，那时已经有谱牒了。宗法为什么要建立？是为了使族人长久和睦。大宗能够统率小宗，小宗能够统率众弟弟，以此统理族人。以始祖后代为宗的，百世不迁；以高祖后代为宗的，五世而迁。祖先在上面迁移，宗族在下面更易。《诗经》说“君之宗之”，是说公刘整顿统属他的人民：在上都统属于君，在下各自统属于宗。宗法几乎同君权并立，可以说非常重大。程子说：“要管束人心，收聚宗族，敦厚风俗，使人不忘根本，必须明辨谱系，建立宗法。”隋唐以前，宗法虽然废弛，谱系仍然受到重视；到了后期，谱系也废弃了。欧阳公采录太史公《史记》中的表、郑玄的《诗谱略》，依照上下旁行的形式，编成谱图；上推到高祖，下止于玄孙，另行分世，使另列的世次向上承接其祖为玄孙，向下连系其孙为高祖。每隔两世分列一次，九族的亲属关系便完备了。由此向上下推寻，就能知道源流所自；横向排列，就能看见子孙多少。这深得古代大宗、小宗遗法的本意。金坛叚氏族谱大概仿效欧阳氏的方法，由我先辈南洲先生编成。先生清白的德行可以质证于鬼神；从居家处乡，到任官行政，厚道诚心，没有一处不能作为榜样。难道只是族谱可以流传而已吗？这部谱的编成，本来就是先生的深意所在，后人不可以不知道。士大夫居家时联络整顿自己的家族，又率先乡人来敦厚风俗，所以读这部谱的人应当想到：上下旁行排列的族谱，起初只是一个人，而孝悌之心就可以油然而生；又应想到：上下旁行排列的族谱，起初只是一个人，如今却分散成为成百上千的人，其中有彼此相看如同路人的。要管束联合这些人的责任，难道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一定要使这成百上千人的心如同一个人的心，我们的祖先之心才会得到安慰。这样的道路难道不难吗？但反过来检点自己、勉励自己，就可以警醒奋进了。先生的深意，或许就在这里吧？因此因他的嗣子后南君的请求，在谱末冒昧说几句话。至于叚氏先世的详细情况，有先朝名臣硕儒何林三公的文章，诸位应当拜读庄重诵读，玩味不尽。这是叚氏子孙应当珍藏并世代守护的东西，不必等我再作赘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隆庆壬申年四月戊午，后学王樵恭谨记。送胡郡侯入觐序

译圣明天子登临帝位，更新各项政务，解除百姓疾苦，尤其留意教化之事。多次下诏告诫监司、郡守，端正士人习气，纠正文风，并要求取得实际成效。又增加两畿乡试的举额，用来激励各地士人，其用意十分深厚。当时监司、郡守以下直到普通士人，无不警醒振作，恭敬承受，唯恐落后。我们的郡侯胡公早年承受家学，品行才艺修明，刚强正直不屈，所到之处都以风采闻名。士人传诵他的言论，仰慕他本人，已经很久了。等到亲自承受他的教诲，体会胡公取舍的心意，习气不待约束就自然端正，文体不待强制就自然纯正，人人欣喜，都自认为得到了老师。从前汉史称赞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人，说他们任职之地百姓富足，离去以后仍被人思念。考察他们的事迹，都是慰劳百姓、遵循事理，督促耕桑，为百姓兴利，扩大灌溉，增加垦田，积蓄有余，户口增加一倍，盗贼和诉讼减少停止，这就是所谓任职之地百姓富足。官吏治理有实际成效，没有像汉代这样显著的，确实很难。然而使百姓富足而教化他们，却还没有做到。史书又称董仲舒任江都相，公孙弘、倪宽任内史，三人都是儒者，通晓世务，熟悉文法，用经术来润饰吏治。使经术明白之后适用于实际，经术与吏事本来是一回事。如今说“润饰”，反而把经术和治理分开了。仰观我朝效法古代、建立治国根本，遍及各地建学校、立教师；不是所学的事业就不学习，不是士人就不聚集。以守令主持，以宪臣督察，又用玺书重申，其中有句话说：“崇尚正学，导引正道。”唉，已经达到极点了！所谓正道、正学，不就是六经和《语》《孟》的言论吗？不就是家家传授、人人诵读的道理吗？如果只是传授诵读，而内心深处和实际行事却不在所崇尚、所导引之中，就不是正学之徒。因此先设置官员来辅导，然后设置科举来选拔。辅导是为了造就真正的人才，选拔是为了寻求实际的功用。凡学校、县、郡、台按日诵习、按月考核、按季察看、按年核验，越在下层越亲近，就了解得越详细；越在上层越严格，命令就越一定实行。亲近和严格相辅相成，上下互相帮助，只求导引正道、正学，就没有不能达到的。这样，凡是进学并参加三年一次考试的人，一定是合格之人；不是合格之人，就不让他进取。学校中没有侥幸进身的人，科场中难道会有侥幸选中的士人吗？这说明科举制度之中，未尝不包含乡举里选的意思。有人却说，自从设置科举，乡举里选的制度便不能恢复，他们实在没有认真思考。自从天子有意更新政务，士人的习气和文体也已经发生变化，可见下面接受上面的教化竟这样迅速。为什么不也想一想：文章是实际的发露，习气是内心的符号，而且能够迅速改变以响应上面的教化；何况把正道、正学导引到自身并落实于内心，这才是根本吧？它难道不会迅速达到并响应上意吗？明年，天下再次会朝，胡公将在今年冬天启程。丹阳、金坛两地学校的师生相互说道：“为扬公休送胡公远行，是今日的情谊；践行胡公的教诲，等待胡公归来，为什么不共同努力呢？”众人说：“谨敬应诺。”于是叙述事情始末，嘱托我作序。我虽然不敏，也私下知道胡公，所以不推辞而作此序。送王邑侯入觐序 金坛县令王侯到任后，来询问政事。我回答说：“先儒谈到禹、稷、伊尹的志向，说治理一个县也可以小试身手，为什么呢？因为县与百姓距离最近，县令施加的恩惠最快到达百姓。这个说法重要啊！政令从朝廷下达，经由各司转递，如同水流下注斜坡，到县一级便停住了。即使有良法美意，实施时往往也停留在县里。只要有造福百姓的心，一举念头百姓就能受惠；稍微变一下脸色，四境就会知道。事情虽小，其中却有道理，关系到百姓的休戚；尽自己的能力去做，这就是实学。知道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救济；不要因为一分救济很少便不去做，不断积累下去，这就是实政。抱着一切等待的心，事情就会荒废；抱着有所间隔、有所拖延的心，就不能没有等待，这些都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他人的不通达，正是自己的功夫没有达到。君子求之于己，又说不可懈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治理县邑，正是孔门所说的治理国家，难道禹、稷、伊尹的志向只是在小处试验吗？”县侯认为我的话正确，并且亲自承担起来。崇尚节俭、抑制浮华，宽容地对待下属；有争讼的人来到公堂，他从容用一句话判明曲直，立即遣散，不让他们滞留；刑书也不打开。这深深掌握了使百姓服从、减少事务的要领，所施及百姓最快，这就是验证。不到两年，监临各司都认为他贤能。如今他将入朝答对天子，述说任职情况，我敢再进献一些意见。俗话说：“兴办一项有利之事，不如除去一项有害之事；除害本身就是谋利。”例如宣德年间，章皇帝同大学士杨文贞公商议宽恤百姓，颁下诏令减免官田税额，天下至今仍受到恩赐。圣明的皇帝真伟大，仁慈而急于办理最重要的事务！这不就是一句话而使利益广泛吗？所以善于养生的人，只是除去伤害生命的事；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是除去伤害百姓的事。比如近来减免军饷，百姓欢欣鼓舞，仿佛获得新生，歌颂之声遍布道路；如同宣德年间，这也可以看见民情了。由此类推，兴利除害只要得当而出于同一道理，就没有人不能受到恩泽，这是尧、舜以仁德覆盖天下的办法。凡田地赋税，官田重而民田轻，本来有确定的原则。等到买卖时以诡计把官田作民田登记，为的是容易出售；到最后，田产已经卖掉，税却仍然存在，买主又受到困扰。凡说数十年必须清丈一次田地的，正是想整治这个弊端。弊端不整治，却只以增加田亩数为能事，等版籍已经确定，增加的数额又没有收入朝廷，这样清丈田地不但不能兴利，反而增添祸害，是最大的悖逆。近来怜悯官田困苦的人，多提出通融的办法，却没有想到民田也同样受到严重困扰。从前每亩缴纳大约五铢，如今已经加倍了。以金坛来说，水乡害怕水涝，一旦发生水涝，寸土都难以耕种；陆乡不见得好，害怕干旱，一旦干旱，各种作物都不能收成，甚至连烧火的柴草也没有。这时缴纳赋税尚且困难，何况还要承受官田加征呢？只要县侯想到这一点，再由此推及其他方面，他所给予百姓的一分救济就很多了。禹、稷、伊尹的志向，在一县施行并推及天下，并不困难。述职时，可以把民间的利弊、兴革的方法向上陈述，也可以在下边加以修治。天子退朝后考察施行的情况，用玺书奖赏勉励，增加俸秩、赏赐金钱，逐渐弥补公卿乡里的缺失。如同汉宣帝时的旧例，也是诏令后世继承的良法。我恭敬地等待县侯的成效。赠侯别驾序

译隆庆幸未年，我郡侯胡公、县侯王公入朝觐见，别驾侯公实际来到我县任职。他办理政务时说：凡是州与县，就像驾车者与车右，职责虽不同，却共同乘一辆车；舵师和老船工，所从事的工作虽不同，却共同驾一条船。怎敢因为是代理职务，便不勉力办理我的事务？于是士民无不说：人有一项长处可以作为老师，终身向北面行礼；受到一天的施教，尚且想着终身报答，何况朝廷设置官员来治理教化我们呢？怎敢因为是代理职务，便不尽我的忠心？县学诸位先生欣喜地看见这种美好情形，嘱托我作序。我虽不敏，按道义不能推辞。从前宋代安定胡先生在湖州，他的教学方法最为完备。庆历年间，朝廷兴办学校，下令湖州取胡先生的方法作为太学制度。先生居住太学时，学者从远方赶来，太学容纳不下，只好征用附近官舍安置他们。礼部举行贡举，每年录取的士人中有很多是先生的弟子；其中成绩优异者名闻当世，任显要官职；其余人也都循循有礼、文雅端正，从言谈举止看来，即使不问也知道他们是先生的弟子。侯公出仕后就在韩魏公、岳忠武王以忠孝著称的地方讲学，也继而进入太学施行这套方法。如今又被选来判理本州。过去安定先生用经术治理事务，分科教学，随各人的才性成就他们，多数都能为世所用。可惜安定先生没有机会亲自试行自己的学说，如今侯公却已经把经术和治理事务结合起来，并且都在实际任用中显现出来了。由此不断试行而总能见效，直到受到大用，这取决于任职者如何作为。难道不应当为侯公祝贺吗？难怪本县诸位先生急于举行这件事。我还想有所进言：安定先生用经术治理事务，分科培养，本来是为了明白根本而适合实用，必须这样才是兼备的学问。但人的才性不同，有人擅长全面涵养，有人长于某一方面而凭此显露才干，所以不得不分设科目来成就他们。先生的方法是好的，但他的门人中有以治理事务著称的，有人因水利在熙宁年间得到任用；作史的人却讥讽他不能实行自己所学，使先生的经术和治理事务不免分成两件事。当时有人说，经术用来治理世务，见解确实卓越，但究其结果也未免有两方面的偏差。那么一定要寻求真正能合一的人，除了程、朱三位夫子，还归于谁呢？内心敬慎而穷究事理，事理明白而内心端正，体与用不待安排便自然相合。我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厌恶之心，而事情也不能扰乱我，这都是我心的妙用。顺着事情本来的情形来应对处理，自己掌握要领而使事情止于恰当，各得其所，这就是程、朱三位夫子的学问。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姑且诵述所听闻的道理，请教侯公，您认为怎样？” 送程推府序 天子共同处理大政的，只有六官。秘密参与谋议邦国政事，推行于两谏官之职，举发其中的缺失违背，最终都没有超出六官所掌管的范围。因此成周的官制中，掌握天下要务的，也只限于六官而已。唐虞时期，禹平治水土，益治理山泽，后稷播种百谷；契推行五教，皋陶明定刑法，伯夷掌管礼仪，后夔掌管音乐，都是凭圣明贤哲的才干，各自守一官，终身不更换，从未因亲自办理事务而厌倦。等到他们每日直言进谏、辅佐赞助，几位君子在道理上彼此唱和，谋划明达、辅弼和谐，同君主和同僚在一堂之上互相可否。进言的人进言其职分之内的事，任职的人施行他所进言的事。当时百事兴盛，九功有序，是由于各位臣下每天想着赞助君主，所赞助的没有一句不尽的言语；每天想着勤勉不懈，所说的没有一句不施行的空话。啊，何其盛大！到了秦朝，荡灭古法；革除秦弊的后代又终究不能以古为师。列侯将军成为内朝官，丞相九卿成为外朝官，陪仆近侍不由宰臣统领，官分内外从汉代开始。以三省压制六曹，以两制、台谏作为华要之选，与常流不同；把亲自办理事务看作厌烦，把坐而议论看作高明，则从唐宋开始。到了昭代，这种悖乱才被革除。二百多年间，各项职务都得到举措，取得了周官制度的成效。莆阳汇江程侯出身进士，在镇江任司理，清静有操守，任期将满时，按例多可召试为重要职位，但程侯却调任户部。了解他的人惋惜他离去，认为这并不相称。我对程侯的看法却不同，说：钱谷和刑狱，正是古代圣哲用来施行其道的地方。程侯忧虑的是大道不能实行，并不忧虑不能得到显赫的升迁。百官只以不使职位空缺为能，只有兵事期望停息，刑罚期望搁置，官府仿佛虚设才算有能；台谏官也是如此。假使政务的主持者都贤良，而政务的结果又全都能被纠察弹劾的官员匡正，那还需要台谏做什么呢？这样说来，天子所共同忧劳的，不过是教养百姓的官员罢了。教养就像元气，其他事务如谷粟都用来辅助它，药石则不是日常所用的东西。如今的户部，就是古代的司徒，教养百姓本来是它的职责，但废弛已经很久了。从前文公朱先生说过：‘孟子论王道，把制定百姓的产业制度放在首位。如今井田制度还不能立即讲求，而财用的权柄却掌握在只会处理簿书的俗吏手中；朝廷不顾各道的虚实，监司不顾州县的有无，治理州县的人又不知道民间的苦乐。大概不只是道学没有明白，做官的人没有爱民之心，也由于上下相互逼迫，只求把事情办完；即使偶尔有爱民之心，也不能施行。”这正是由于不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又计算费用来向百姓征取，所以末流的弊病多得无法挽救。宋代的事情距今不远，大致与今天相似；然而文公先生本来承负禹、稷的道统，却没有机会施行，似乎一直有所等待。我恭敬地把这些话赠给程侯，只因为我是了解程侯的人。荆母太宜人八十寿序

译荆母太宜人是诰封天官大夫水南公的夫人。夫妻德行相同，享年相等；子孙贤能，家门兴盛，亲戚乡里很少有可以匹敌的。今年太宜人年满八十，我家泰，中表旧亲，子孙承继而不弃重姻迭娅关系的，不止一人，道义上本来就如同一家。如今正逢寿辰，按家人礼节在堂下罗列拜贺，以尽我个人祝颂之意，实在是感情不能自已。我在中表兄弟中年齿最幼，如今也老了；又因为中表亲中只有太宜人合乎礼法，也应当替子弟先行祝贺，所以恭敬地写道：从前谈论女子德行的，没有比《家人》卦更完备的。卦辞说：‘有利于女子守正。’卦爻辞说：‘防闲家庭，是家庭之道的开始。’又说：‘成就家庭，是家庭之道的完成。’六四爻辞说：‘使家庭富裕，大吉。’这就是说，女子之道处在尊位、主持家庭，并且能够使家庭昌盛扩大。听说太宜人孝敬公婆，顺从丈夫，治家勤劳俭朴，严明而有法；即使处于富贵之中，仍穿布衣素服，管理钥匙等细小事务也一定亲自办理。她已经尊贵却仍能勤劳，已经富裕却仍能俭朴，又达到如此程度。六四所谓“富家”的吉祥，除了太宜人还有谁适合承当呢？” “吉”就是说“大吉”。她的寿命难道不会享有无穷无尽的长久吗？子孙昌盛，才干优良、品行修养高尚，因她受封而相继显贵荣耀吗？她的次子养吾，因您考核成绩优良而得到皇帝的恩命；养吾由天官大夫升任学宪，官位尊贵而母亲尚且健在，人们都说这是难得的事情。接着，她的长子斗南君，因为有道德、品行高尚，被试任为云梦县令，颇有声誉；这两位公子可以说都能显扬双亲了。叔、季诸子都怀有才干而尚未得到任用，许多有待成长的孙辈却都循循有礼、文雅端正，一心守护祖先的家风，丝毫没有受到时俗浸染而放纵奢侈的意思，实在值得嘉许。唉！若不是太宜人母仪的辅助，他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呢？如今设法为太宜人祝寿，没有别的办法，请依照前面的话把它说完：“王者成就一个家庭，彼此交相亲爱。”彼此相爱，是和谐的极致。一家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心意不同，就不能实现彼此相爱。因此解释的人说：“以文王为君、太姒为妃、太王为父、太任为母、武王为子、邑姜为媳，他们难道有不能彼此相爱的吗？”彼此相爱，是和谐的极致。各种福气和可以招致的祥瑞，没有不完全到来的；即使达到黄耇、台背，直到无疆的长寿，也完全可以实现。请把这些话作为给荆太宜人的寿辞。今述序 古代的六经，都是古人因事而作，起初并不是有意要写成文章，正如今天人们写应酬文字一样，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非要解释之后才能通晓的地方。经书出现解释，是从汉代儒者开始的，不过是训释字词、说明文义；至于能领会经书的意旨并看出它的实际作用，那就取决于各人自己。所以孔明读书，只独自观察其中的大意。唉，这大概正是孔明之所以成为古往今来的豪杰吧！到了宋代，二程先生凭借自己的心得解释经书，朱子继承了他们，于是道学在宋代大为昌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解释本身，而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心得。可是为什么后来的门人还要不断推演附会呢？唉，这难道是门人的过错吗？明代兴起以后，各位前辈解释经书虽然简略，但能领会经意而看出实际作用的，也不能说没有人。邓孺孝搜集记录了这些说法，共有若干家，拿来给我看。我认为科举业盛行而文章衰落，六经和四书的解释渐渐成为只供口头耳闻的赘说。孺孝却能摆脱时下习气，不拘泥于章句，他所述说的内容颇能得到孔明先从大意着眼的遗意，这是可以流传的。虽然如此，能够领会经意并看出实际作用，必定有其所在；千年以来没有流传下来的学问，也只能说是从遗存的经书中得到的，难道只有豪杰之士才能做到吗？希望我和孺孝共同勉励去做这件事，孺孝以为如何呢？《送奚学训序》云间干齐奚君，经学精通，品行高洁，早年就在吴中享有声誉，一时名声很大。才俊锐进之士，大多都降低身份向他请教。近来著名的督学，如裁庵杨公、楚侗耿公，也都器重他。他被贡举到朝廷，任职为我县的训导，师表仪范庄严，士子没有不从心里佩服他的。大概奚君长期积累的学问，本来就足以作为士人的表率，而他忠实诚信的心意，尤其能在无言之中感动人，所以时间越久，众人对他的信服就越深。今年他调任曹县学谕，曹县距离吴中并不算太远，但士子和同僚都因暂时远离奚君的教诲和情谊而感到惋惜，便共同请我写几句话作为送别之文。我不才，曾经暂任山东曹县的官职，做过他的属官，对当地风土颇为了解。考察曹地，是曹叔振铎受封之处，在《禹贡》所说的兖州陶丘以北、雷夏和菏泽一带，今天的曹县就是那里。曹国古代是小国，今天却是大县；那里靠近黄河，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史书说当地百姓还保有先王遗风，敦厚稳重，君子很多。所以春秋时期，国土虽小而富足的国家没有比曹国更强的，乘坐轩车的人甚至达到三百人。既然国君如此，难道不是因为土地富饶而容易使人骄傲吗？可是读《鸤鸠》诗，想见诗中所说的善人君子，他们仪态专一、内心坚定如结；于是又认为，曹国以小国而有这样的人，难道不正是君子众多的证明吗？后来贤明的君王不再出现，强国欺凌弱国，小国困顿衰败，人们感念周京，于是《下泉》诗便因此作成；这又使人感叹治乱没有常态，而盛世并不容易遇到。如今天下统一，圣明的君主居于上位，山东本来就是文献之邦，曹县又是大县，长期受到礼教熏陶，已经没有土地富饶便容易骄傲的习气。如果确实能得到贤者主持教化之事，那么那些仪态专一、内心坚定如结的人，必将文质彬彬地不断出现，进入朝廷任用，多得不只是三百名佩赤芾的卿士而已。我将从奚君此行来推测这件事，因而写下此文作为送行序。《寿郡侯范见复尊君序》

译从前伊尹辅佐商汤，太戊时又有伊陟、巫咸辅佐王室；祖乙时又有巫贤。这说明商代贤君屡屡出现，不是儿子就是孙子；由于连续几代都有贤人，他的臣子也把功勋和德业相传，不是自身就是儿子。所以连续几代都有凭借，这是古今盛事，也是后世所说世代德业的起源。后来周公、召公、毕公、荣公以下，往往也都是如此；召康公、召穆公以及申伯、甫侯，是周室的栋梁，南仲、太祖、太师、皇父等在《诗经》中歌咏的人物，确实足以和商代相媲美。从此以后，以世代德业著称的人历代都有；《唐史》还为宰相世系列有表，这也是一代的盛事。然而人物的品行和事业不能逃脱后人的评论。汉史称于公断案公平，罗织法网的人所经于公审理的案件，都不再怨恨。起初于公家的闾门坏了，父老正要替他修治，于公对他们说：‘把门修得稍微高大些，使它能够容下四匹马拉的高盖车。我审理案件，多积阴德，从未使人蒙受冤屈，我的子孙必定会兴盛。’后来他的儿子于定国做了丞相，孙子于永做了御史大夫，封侯并世代相传，果然如他所说；而我所取法的，是使百姓自己认为没有受到冤枉，于定国善于断狱，正是很好地继承了于公。唐代李卫公、宋代吕申公，父子相继建立的功业都辉耀当时；然而吉甫、夷简却受到正直议论的贬抑，人品也极为相似。吕申公和李卫公才能虽不同，但所走的道路颇为相同，至于他们的范文正公、忠宣公，大概也是如此吧？这可以说是继承了商、周的遗德。如今郡侯高安范公，世代为清贵望族，在南曹主持法令很有名声。天子想到京口是国家的股肱之郡，慎重选择人才，特意把这里交给范公，郡人都喜形于色。大概广陵的思念之情还没有消退，陪都的美誉又正在近旁；何况太尊您前些年在江南审录囚犯，洗雪冤屈、施惠百姓，平反了许多案件，百姓的祝颂已经不是一天了。在范公家世代的德业方面，相信确实与于公相似；我们的百姓又连续蒙受恩泽，这是多么幸运啊！难怪大家会同样欢欣拥戴。这个月九日重阳，是太尊的寿辰，郡人替郡公遥遥祝寿，有人说：‘快乐的君子，是邦国的根基。’太君的德望在朝廷，仕宦的功绩遍布四方，自己贤能又生育贤子，成为我王室的栋梁，这确实就是所谓邦国的根基。又有人说：‘快乐的君子，是邦国的光辉。’郡公家世代笃守忠贞，显扬家学，所经历的事情多与父辈的功业相互辉映，这确实就是所谓邦国的光辉。像这样的人，寿命没有期限，寿命没有疆界，应该先用这些话祝太尊长寿，再借此祝郡公长寿。我不才，顺着郡人的心意，又接受四学博士的请求，于是不推辞而进一步说道：文正公、忠宣公家族的旧例，就是商、周以及伊尹、召公的旧例。范公的才干和功业，以及封侯而世代相传的事迹，都可以从于公那里得到验证。请允许我用这些话来充分表达颂扬和祈祝之意。《赠袁二尹序》我听说，县的治理范围虽然狭小，但对于百姓来说实际上最为亲近；县丞、县佐的官秩虽然低微，但任用官员的得失以及他们给百姓带来的祸福，实际上关系重大。自汉代以来，朝廷一直慎重选择这类官员。我高皇帝四年，授予进士姚宗敬以下一百人官职，他们都任县丞，由此可见朝廷对这一职务的重视。自古以来，名臣和良吏多出于此，而世上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却常常反而轻视它。所谓‘我没有辜负丞这个官职，反倒是丞辜负了我’，即使韩退之也说过这样的话，难道他也没有认真想过吗？慈溪丹峰袁君以太学生身份到天曹参加选官，得到金坛县丞的职务，却独能看出国家设置官职的用意，努力履行职责，并辅佐他的长官。前任县侯梅塾林公、现任县侯白野陈公，都是有循良声望的贤者。袁君实际继承林公的足迹，等候陈公来掌管县印，近一年多来，县境平安无事。台察诸公听说后都很器重他，表彰的文书接连送来。不久他升任湖藩理曹，这实在是一次显著的升迁。训导璞岩郭君、慎斋尹君以及县学中的诸位才俊，都准备酒食为他饯行，向我索取赠言，于是我对他们说：‘袁君辅佐藩省事务的才能，难道会不同于他辅佐县邑的才能吗？’藩省，是各县事务汇集而成的。乡里合起来成为县，县合起来成为郡，郡合起来成为道，各道再合而为一，就成为天下。天下之大，可以比作人的身体；腹心、四肢、百骸之间，气息彼此相通，荣气和卫气周流运行，不能有片刻的阻隔。一旦阻隔，疾病就会产生。因此，从里胥到州牧，他们彼此相互关联的道理是一样的。如今袁君从辅佐县邑起步，已经完全熟悉乡里的真情和伪态，也了解百姓的祸福。凭借这些去辅佐藩府，又有什么困难呢？宋代刘贡父曾说：‘唐朝统治天下时，诸侯自己征辟幕府中的士人，只看才能，不问出身；朝廷又常常选取其中杰出的人，补充王官的空缺。这样，诸侯幕府的职务就成了升任朝廷官职的阶梯，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何况本朝的幕僚都是天子任命的官吏，更不同于唐代诸侯自行征辟的人吗？袁君将要被召回，补充朝廷官员的空缺；将来表彰贤能、追溯根本时，也会从金坛的治理开始。由此更可以相信，治理范围虽小、官秩虽低，但使天下这个身体气脉流通而没有阻隔，确实有其所在。这样说来，不是丞这个官职辜负了袁君，而是袁君的才能使这个官职显得格外重要，这不已经很多了吗？这就是序。《送贰守卢公之任山东转运序》

译静山卢公任我郡的贰守三年，升任山东转运副使。士大夫们都认为，卢公才干高大、气度宏伟，能够安抚整顿军队和百姓，东南方面正依靠他来保障，怎么可以离开呢？我不才，私下认为，这正是显扬卢公功劳、使他的施展更加广大的机会。自唐代刘晏以来，盐利足以充实国库，军粮、军饷和俸禄都依靠它供给。天下赋税中，盐税占了一半。到了本朝，尤其重视盐务。洪武、永乐年间，朝廷召集商人把粮草运到边塞，以盐作为价钱支付。那时法令推行，利润丰厚，人们乐于奔赴边疆，边地商贾聚集，运输粮食像流水一样。又用余力开垦荒闲田地，因此九边粮食和货物充足，军需丰裕；即使内地遭遇水旱灾荒，也还可以借助盐利来赈济。盐政对于军国大计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因此它的官秩为三品，与方岳、郡守相当。自国家初建以来，本来就不轻易把这个职务交给别人。不是郎署中的良才，就是州郡中选拔出来的人。由此官职升到台省而成为著名公卿的很多，谁能说它只是一个冗杂闲散的机构呢？山东这个地方，是古代青州之地，盐的产地，在经书中最早就有著名记载。后来太公封在齐地，也凭借疏通鱼盐之利，使人物商贾汇聚，齐国的富足在东方首屈一指。齐桓公和管仲进一步整顿这种政务，运用调节轻重的权力，使兵力和粮食更加充足，于是称霸诸侯。假使如今担任转运职务的人，能够修明太公、管仲的政务，那么岂只是能使整个齐地从贫瘠盐碱变为富强，国家的费用和边疆的军需也将得到充足供给。这种好处难道还小吗？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取决于任用什么人。自从商人赴边开中之法废止以后，一旦有紧急情况，只能依靠挖运和籴买两种办法办理。然而挖运苦于陆路艰难，籴买苦于边地粮价昂贵，都是下策。盐政的兴废对于国计民力关系如此重大；山东全齐是古代青州，是盐政筹划的发端之地；如今因时通变、制定经常可行的制度，成为六位转运使、七位提举的先声，那么今天在这里任用卢公，显然不是偶然的。凭卢公的才能，尽力履行职责，一旦对国家的财政和民力有所帮助，他的功劳就不是一方之地的功劳所能相比的。只是从这里调到那里，怎么值得成为我们郡深深的遗憾呢？况且圣明天子挂念东南是都会之地、财赋根本重地，近年盗寇骚扰之后，生机还没有恢复。自牧监以上的官员，都根据才能授予职务，多选择曾经任职、熟悉当地事务，并且有声望功绩、为人们所思念的人担任；那么卢公再次回来安慰这里百姓的愿望，本来还可以期待将来。我已经用这些话来解释本地人的心意，恰好到了金坛县。县大夫陈公来访，也用同样的话向我致意。陈公不认为我的话不妥，并且说：‘掌管丹阳县政务的黄公，是卢公的同僚；丹徒县大夫陈公、新任丹阳县大夫张公，也都是卢公的属县官员。大家商议后认为，应当向您祝贺，请允许把您的文章作为开头，可以吗？’我推辞谢绝而没有成功，只好恭敬地整理并写下这些话，把它交给他们。《送王睿斋邑侯序》隆庆壬申五月，西蜀王侯治理我金坛县，已经满三年。他节省费用、爱护百姓，刑罚清明、政务简约，万民敬重拥戴；各部使者交相推荐，都说：‘王侯正直忠厚的品德、通达深远的才干，适合做谏官、御史。’召命不久就要下达了。不久诏命果然下达，王侯升任留都司寇。本朝重视刑狱，宪司寇与御史台、棘寺并立，称为三法司，彼此参照审核，务求处理公平；主持司寇事务的人，官秩为正六品，在谏官、御史之上，不能说不重要。王侯学习古道，并希望把它实行出来，我难道敢不以古道来期望王侯吗？从前周代司民掌管登记万民的数目，从出生有牙齿以上的人，全都记在册籍上；到了三年一次的大比，把万民的数目报告给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的日子，把人数献给君王，君王拜受后，登记在天府。司寇是掌刑的官，却参与了解万民的数目，这正是古人的深意。古人对于百姓，人口的增减、品性的贤愚、土地的肥瘠、田地的授受，都像看待自己的家事一样。太宰据此授予官职，司徒据此颁行教化，司寇据此纠察违法并辅助教化。这就像对待田地：教化和养育好比播种培育，司寇好比锄草，最终共同成就的只是嘉谷。因此说：‘使我能够顺从心愿，以治理四方，使天下如风之吹动般归化，这都是您的美德。’四方如风而动，是契施行教化的结果；而把功劳归于皋陶，是因为他使百姓趋向教化、刑罚因而无所用，正是皋陶明辨刑罚以辅助教化的功劳。契以自身树立教化，皋陶以德行运用刑罚，难道可以把它们看成两件互不相关的事吗？这就是为什么说契大力播种德教，而他的功劳可以和禹相匹配。‘参与知人安民，圣人的谋略广大。’后来做谏官、御史的人，正应当从皋陶那里取法，难道只是刑官而已吗？这样看来，王侯要在清明时代大展才能，也自有他的道理。训导王君以及县学诸位贤士，承蒙他们来询问我，我用这些话回答他们说：‘王侯动身已有日期，不能没有文字记载。’于是为他写下这篇文章。《方麓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四 （明）王樵撰 ○序 《送王邑侯序》

译长江以南的县邑中，称得上地处偏僻而民俗淳厚的，有宜兴、金坛。宜兴重山叠湖，水流深长，田地肥美。千亩竹林、千株茶树、山中成千上万的大材，其富足都可以和受封的君相比。十家聚居的村落中，有收藏粮食、积蓄钱财的人家，却没有放鹰走狗、弯弓佩长剑的强悍之民。金坛以洮湖、滆湖为衣襟，以句曲山为屏障；靠山的百姓沿山筑梯田，筑堨引泉灌溉。山水一旦暴涨，就会冲毁田地、泛滥成灾。向南出去不到十里，就是芦苇丛生的水乡。人们把土地围成像盘盂一样，在其中耕种，争夺同水面之间寸尺之地；争不过水势，就全都变成洪波，而百石大船扬帆从上面驶过。没有水旱忧患、能够称为上等土地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因此金坛是个贫俭之县，没有丰富的物产，也没有末业贸易迁转的利益，只能小心依靠土地生活。丰年尚且不足以弥补歉收，大体就是这样。西蜀王侯知道百姓的艰难和民俗的质朴，顺应风俗，以清廉节俭治理，百姓因此安宁一致。水陆驿站，过去都由百姓供给；有势力的人欺凌弱者，奸猾之徒侮弄愚民，横行索取，要求立即办成。恰逢承担这些差役的人家破产，王侯说：‘这难道不能核算应缴的粮食，改由官府出钱代办吗？’国家初建时规定，民田占七成，王田占三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田地有公田、私田之分，就像户籍有军户、民户之分，不能混乱。均税的议论，确实是看到了王田的困境；但民田已有劝征、马草、丝价、夫役、驿传等名目，一年征收五次，已经不能说不繁重了。再加上军务兴起和紧急缺额所增加的摊派，又不止五次。民田的困苦与王田相等，甚至有些土地无法登记，原有税额尚且难以承担，更何况增加税额呢？王侯说：‘这难道不能仔细议定后按众人意见办理，以众人的意见为公论，以实行后没有后话为妥当吗？’差役十年编定一次条例，税赋每年比较核定、按时分割征收。积存的弊病在期限以前就出现，逃税和轻微负担又同时发生，重重叠加。王侯说：‘这难道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平均节制百姓的力量吗？’过去服役，是庶人的义务。我们县共有一百三十六里，在城中称为坊；每坊六甲，共有六十甲。按道理应该均摊，但近来负担有偏重。王侯说：‘这难道不能按照田地轮番均摊，向上按月份服役，使没有单独优待的里，也没有单独困窘的家吗？’王侯的政令适合百姓，而百姓称颂王侯政绩，大略就是这样。于是隆庆壬申六月，王侯升任司寇，县佐常君、黄君来找我，请我把这些事记下来。我说：‘这本来就是本地人的心意。’ 谨慎地把从本地人共同议论中听到的这些情况记述如下。《送杨学训序》太行山从西面而来，背靠幽蓟向东延伸；它北面的高冈层层叠叠，成为华夏与夷狄之间的界限；向南则绵延数千里，平原像手掌一样平坦。常山诸郡，如果作比喻，就像京师前面的庭院。它们受到向着光明的教化，尤其切近；受到文教的熏染，也尤其深厚。我曾说，太行山、黄河之间，承受了这种深厚气息而成为器用和人才的人，都淳厚朴实、平易正直，专心于从义理中自行获得的品德；而他们的教化一旦形成，经历千百年也不会改变。魏地的风俗节俭，魏是舜、禹的旧都。仅凭节俭怎么足以说明舜、禹呢？只是因为它距离根本不远，教化还没有衰败，所以仍然保有舜、禹的遗风。唐地的风俗勤劳节俭、质朴厚实，并且忧虑深、思虑远。唐是尧的旧都。勤劳而思虑深远，难道足以完全说明尧吗？只是因为它距离根本不远，教化还没有衰败，所以仍然保有尧的遗风。大概这是因为他们的资质接近根本，能够进一步达到中和。等到人的资质已经散失，再想挽回使其返本，就困难了。尧的时代，百姓都明白事理；舜、禹的时代，从三德、六德直到九德都完备，人人无不及时尽职。这就是所谓因其资质接近根本而使其进于中和，是教化的功效。常山诸郡对于今天来说，就如同唐、魏对于虞、夏一样。邢台杨君担任我县训导，任职四年多后调往真定。真定，是常山所属的县。邢台、真定，正是所谓像京师前庭的地方。做官如果不远离自己的乡土，官职如果不改变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那么道德仁义、诗书礼乐的教诲，取来在我县已经试行有效的办法，同乡人共同讲习实行，就会更加令人信服和尊崇；而处在向着光明、受到教化的地方，也更加切近而有利。我看太行、黄河之间，那些承受深厚气息、专心于从义理中自行获得品德的人，都将进到唐虞九德并行的境界，以回应圣朝求取人才的意愿，这件事难道不在杨君身上吗？难道不在杨君身上吗！谨因各位朋友的请求，写下这篇序来期待他。《赠主簿黄君序》留都是重要之地，京师的储备又是重要事务。过去设置宪臣负责管理，后来罢除这一设置，改归户部大司徒管辖。东村曹公下达文书，表彰金坛县主簿黄君办事严肃谨慎，给他这个职务，是因为他代理管理储备事务的缘故。曹公过去巡抚南畿，抵御海寇，便如同把万里长城横亘起来；挫败权贵幸臣，便如同屹立在急流中的砥柱。近来以年高有德之士被起用，登上八座，他所说的话，天下人都看重。黄君得到这样的评价，是值得庆贺的。乡人还想得到我的话来祝贺黄君。黄君得到曹公的称誉，已经很有分量了，又何必在意我的话呢？不过，我见黄君谦恭谨慎，乐于听取善言，从不因已有所得而自满。过去文公朱先生曾任同安县主簿，他在《高士轩记》中说：‘汉代的高士不愿做主簿，是因为主簿实际属于御史的属官，名位和秩禄并不低。然而如果说士人不得志，就可以什么都不做；那么像担任乘田、委吏、守门、击柝这类职务，又有什么不可呢？如果说士人不能独自保持高尚，那么像那些人，似乎还没有看见究竟什么才叫高尚。士人如果确实不是有意要自我标榜高尚，那么他之所以能够超然独立于万物之上，难道还要等待外在条件具备以后才高尚吗？’懂得这一点，就懂得主管县务的主簿职务虽然很低，果然不足以损害他的高尚；而这座轩虽然简陋，高士也有时会来到这里。黄君确实不自满，请把这些话作为赠给您的话。黄君是单父人。从前单父有一位张廷宾公，曾任金坛县令；句容有一件疑难案件，当事人对端公说：‘只要能够下到金坛去审理这个死罪案件，我就不遗憾了。’端公说：‘金坛不属于我的辖区。不过，你凭什么知道金坛县令贤能呢？’那人说：‘他清廉。百姓听说清廉的人，鬼神都会畏惧他；我的案件一定能得到公正处理。’端公于是把案件移交给我，端公到金坛审理，事情果然得以昭雪。张公在单父，是乡里的前辈；在这里，则是先正和贤能的长官。《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令人遵循。’说的就是这种德行并不遥远。黄君努力吧！《送戴给谏序》

译欧阳公曾说：‘臣子能够竭尽忠心的，不敢回避难以进言的事情；君主善于驾驭臣下的，总是希望听到难以听到的话。’欧阳公评论狄青，正是所谓难以进言的事情。狄青平定蛮寇以后，获得威名，也得到将士的拥戴。欧阳公借水灾之机进言说：‘武臣掌管机密、获得军情，不仅对国家不利，对他本人也未必没有危害，请把他调到外地去，以便保全他。’欧阳公忠于谋划国事，又善于评论人物，真是所谓敢说别人难以说的话。然而仔细考察欧阳公的行事，他深谋远虑、见识长远、不随便附和别人，也往往出于这种心意。保州军队叛乱，已经诛杀首谋，宽赦胁从者，分别隶属于各州军。富郑公出任宣抚使，担心留下后患，谋划把他们全部杀掉。正好欧阳公权知镇府，和富公在内黄相遇，半夜秘密谈到这件事。欧阳公坚决认为不可，并且说：‘我到了镇州，一定不奉行这个命令。’富公不得已，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欧阳公主管开封府，承接包孝肃公威严治理之后，依法办事，不追求声势仪表。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人的才能各有长处和短处，怎么能舍弃自己的长处，勉强发挥自己的短处，去迎合世俗、求取声誉呢？只要尽力做好我所能做的事罢了。’后来事情也没有一件治理不好的。富公、包公，都是当时的贤者，但欧阳公并不随便同他们相同；由此可以想见前辈们用心的深厚。春雩戴公过去居于谏官之职，也敢说别人难以说的话，显然有欧阳公的心胸。只是他的言行使自己屈居下位，事情却为国家办成了，而戴公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褒奖，却使我们县得以承受他的恩泽。唉，戴公的屈居，正是我们县的幸运。从前欧阳公赴任夷陵时，给尹师鲁写信说：‘昨天因为参见转运使而行庭参礼，才开始觉得自己是县令。’春雩公来到我县，谦逊自处，勤勉履职，好像从来没有做过青琐门下的贵官。他不用言语，百姓本来就已经受到感化；不用威严，政令本来就已经得到推行。戴公的政绩竟然如此像欧阳公。欧阳公从夷陵任职不久，就历任馆阁、谏院、禁林，随后进入朝廷参与大政。如今朝廷察知春雩公忠实可靠，召他掌管邦国禁令，大概也是逐渐登上显要职位、最终得到重用的开始。他将要离去，县学诸位先生请我写话作为送别，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序。《贺外兄荆水南公序》荆家是善门。水南翁仁厚宽宏，出于天性；小心谨慎，年老以后更加笃实。几个儿子无论长幼，都以品行、义理和文学著称；仲君终于考中贤能科，掌管尚书省事务。当时人说水南翁五福已经齐备，只是还没有显贵罢了。不久，今上即位，给两宫上尊号，恩泽遍及天下，于是水南翁便接受封赠，官职如同他儿子的官职。还有什么富贵比这更美好呢？做官的人有任职的劳苦，而由其他途径晋身的人，即使显贵，有时人们也未必认为他尊贵；还有什么富贵比得上因为有儿子而获得与儿子相同的官职，不必亲自承担职务却享有他的尊荣呢？这确实值得庆贺。从前《箕畴》列举五福，富贵并不在其中。解释的人说：没有谁会喜好美德却不认为它尊贵。因此，喜好美德就赐给他福，说的就是把它视为尊贵。又有人说：五福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使人羡慕并希望得到；至于贵贱，却有固定的等级。如果从公侯到庶人都羡慕尊贵、希望尊贵降临自己，而不愿意卑贱落在自己身上，那么上下就没有人能安守自己的分位了。又有人说：尊贵未必就是福，卑贱也未必就是最大的祸患。如果说不提尊贵，是想让人安于卑贱，那么难道不也想让人安于贫穷吗？我的看法则是：五福贯通上下；顺应上天的规律，利用土地的利益，谨慎修身、节省费用来奉养父母，这就是庶人的富足，也是庶人的福气。士大夫以上的人，也应由此推而广之。至于尊贵，是上天设置它来使人治理上天的职分、管理上天的百姓；天下不可能人人都尊贵，怎么能把尊贵列为人人共有的福呢？这四种说法，都可以拿来向水南翁祝贺。说喜好美德便赐给他福，是说水南翁积累善德，生育贤子，尊贵因而及于自身。尊贵由喜好美德而得到，这就是尊贵成为福的原因。至于贵贱有固定的等级，不是人人都可以羡慕并希望得到；而水南翁得到的尊贵，是上天设置来治理天职、管理百姓的职位，天下不能人人都尊贵而水南翁得到了，这正是水南翁荣耀而值得庆贺的地方。内外各位兄弟在堂上表示祝贺，又嘱托我写文，我于是为他写下这篇序。《张南桥六十寿序》南桥君和我都生于辛己年。自从先兄洁庵公在世时，他把我们两人都看作幼弟。从前先父选择一乡中的善人，然后才敢确定交往；即使在交游之中，如果不是彼此知心，也不敢结为婚姻。于是得到南桥君的母亲，彼此交情非常深厚，先兄因此承蒙他家收我为女婿。我从小就熟知南桥太君的贤德，直到如今已白发满头，对太君仍然敬佩不已。太君对于善，是从天性中得到的。她尤其令人难以企及的地方在于：前人创业，后人能够守成便被认为贤能，有人能扩大事业，则称为善于继承。太君却不是这样；处在盈满之中而保持谦冲，收敛外在华饰而归于质朴。大概她胸中确实有自己的见识和主张，别人无法揣测，而太君自己也从不宣扬。她侍奉父母孝顺，对内外亲族都厚道，从未见她有违背言语和忤逆脸色。她约束自身，就像女子一样，不需要别人约束便不放纵，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过失。后来南桥君继承了这些品德，谦恭诚信，看到他的容貌便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他涉身世俗而不受污染，曾经任攸县县丞，官吏百姓都安于他的治理；后来很早就请求退休，居家安贫，却能自得其乐。唉，这又难道不是胸中确实有见识、有主张的人才能做到的吗？我曾在家庭私下议论说，我们金坛地处偏僻而民俗淳厚，前些年婚姻嫁娶不出本乡；前辈旧有的忠厚德行，我们这一代还能够记得，再往后逐渐疏远，人们就不再知道了。这正是兄长的儿子塈所熟知并深有同感的。岁次庚辰，是南桥君六十岁悬弧之日。塈请我写文章为他祝寿，我便把平素所说的话写成这样。话虽不华美，却都发自内心。至于祈求长寿、祝愿寿命无疆，那是言语所不能完全表达的了。《送刘邑侯入觐序》

译我县刘侯最初治理洋县，洋县便治理得很好；天子赞赏他的才干，将他调到金坛。刘侯用治理洋县的办法治理金坛，金坛也治理得很好。任期满三年后，部使者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按照旧例，考核政绩应当赴天官受考，但刘侯特别因为贤能而被留任。万历八年，天下又到了会朝之期，三吴地区多因水灾免于入朝，而刘侯因为辖区内没有灾害，得以按照惯例入朝面见天子，陈述自己所任职掌。人们都替刘侯感到荣耀。我难道可以没有话来赠送吗？有人说：‘南北风俗不同，治理起来有难有易。北方多质朴，南方多文饰；北方多俭朴，南方多奢靡；北方多刚强正直，南方多机巧虚饰。所以治理北方容易，治理南方困难。这是大体情形，确实如此。’等到读《汉书》，却称这里的百姓是‘三代百姓中最能直道而行的’，难道不可信吗？周、秦末年，法网严密、文书繁多、刑法峻急，奸邪之事仍然无法胜数。汉朝兴起后，扫除烦苛，文帝、景帝又加以恭谨节俭，于是百姓变得淳厚。这样看来，治理国家果真不需要改变百姓就能使他们感化吗？关键只在于居上位者施行的政令如何罢了。从前明道程先生起初任鄠县主簿，鄠县就如同洋县；后来调任上元县主簿，上元县就如同金坛。其弟伊川先生记述明道先生的政绩，有这样的话：‘先生代理上元县事务时，喜欢诉讼的案件每天不少于二百件；先生处理得很有方法，不到一个月，百姓的诉讼便减少了。’ 又说：‘按照乡村远近编成伍保，使他们在劳役中互相帮助，遇到患难互相救济，使奸邪虚伪无处容身。’又说：‘各乡都有乡校，闲暇时亲自到那里去，召集父老同他们谈话；儿童所读的书，亲自为他们纠正句读。教书的人不好，就替换安置。’又说：‘乡民组织社会，制定条规，分别表彰善恶，使人有所劝勉、有所羞耻。三年之间，没有强盗，也没有因斗殴而死亡的人。’鄠县和上元县，在汉、宋两代都是都会，是人物聚集之地，风俗混杂五方，向来被称为难治。然而明道先生以低级官职辅佐治理，初次试任就能做到这样，感化又如此明显，可见关键确实在于用人。刘侯治理县邑，以安定百姓、改善风俗的办法来说，没有比保甲、乡约二法更好的；他确实以诚意推行。凡是互相帮助、互相救济，以及制定条规、分别善恶，都一概本于前代贤哲的良好规制。刘侯一向平易近民，乡约所到之处都亲自前往，同父老子弟交谈，就像父兄教导子弟一样。刘侯在家中的行为又非常笃实，百姓一向信任他。三年之间，争讼减少平息，难道不是明显的成效吗？我金坛地处偏僻而民俗淳厚，前些年还有百姓到白头都没有进过县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风俗渐渐丧失，人们说世道向下变化的趋势不可挽回。以今天的情形来看，大概并不是这样。风俗的淳厚或浇薄，就像早晨和晚上那样，是会循环变化的，并没有一去不复返的道理。引导风俗在于上位者，守护风俗则在于下位者。因此我特意把这些道理详细说出，既用来赠送给刘侯，也用来告诫我们本地人。《寿张虚庵序》岁在己卯，仲冬十九日，是虚庵张公六十岁的寿辰。我比张公小一岁，在学校同游，在朝廷同仕。中间有时张公出仕而我居家，有时我出仕而张公居家，但彼此的胸襟志趣从未不同。如今到了晚年，我们又在太平无事之时一同悠游乡里；承蒙张公不嫌弃，把爱女嫁给我的儿子，儿子成婚才满一个月，正逢张公寿辰。这样看来，应该登堂为张公祝寿的人，大概没有比我更先的了。张公虽想退让回避、谢绝宾客，却不能拒绝我。张公天资聪颖非凡，又用深厚的修养来培育它。二十岁时考中科举，此后更加收敛自己，把心思用在内在修养上，不随逐时俗而一会儿张扬、一会儿收敛。还记得丁未年赴京参加会试时，我若不是和张公同船，亲眼佩服他的文章醇厚深沉、奥妙典雅，便不会知道有关官员还没有发现他的才华；但张公并没有因此稍有动摇。后来考中进士做郎官，前后在户部任职将近十多年，以经术来润饰吏治。几位大老看出他是国家的栋梁，多次把他拟定为督学、宪使等职。正好天子开始重视民生，慎重选择长官，于是让张公主管滇地的大郡。郡治在会城，凡是一方的夷情、边防事务以及难以裁决的事情，台省大臣一定把它交给张公处理。又有勋臣世代镇守当地，因为获罪被逮捕，张公处在这些事情之间，镇静而处置得体，上下都依赖他，朝廷内外都十分倚重张公。正当大家早晚盼望张公受到重用时，张公却突然请求告老还乡。朝廷没有强行改变张公的志向，并不是最终要成全他的高尚志节，而是要优待他，以便将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我曾经仰慕白乐天、司马温公，他们在洛阳都有崇尚年长者的聚会。白乐天诗说：‘七人五百八十四岁。’司马温公诗说：‘七人五百多岁。’如今我们乡里有虚庵公作为领袖，怎么知道我们乡里不能成为洛阳那样的地方呢？不过，张公将要被召回任用，山林泉石间的聚会，我即使想跟随他，也未必能够做到。姑且取白、司马二公的诗，合计七位老人的年岁，用来祈祝张公长寿罢了。《寿石鹿李公序》

译从前白乐天在洛阳时，有九老会，当时人们羡慕他们，绘图留念。宋朝兴起以后，洛阳诸公继而举行类似聚会的，共有两次。至道年间，李文正公昉以司空身份退休，组织聚会；从太子中允张好问以下，共九人。元丰年间，文潞公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富韩公以司徒身份退休，便召集洛阳公卿大夫中年长有德者，组成耆英会，只论年齿，不论官职；从司封郎中席汝言以下，共十三人，并把画像绘在堂中。当时只有司马温公还未满七十岁，潞公一向敬重他，采用从前狄兼谟的旧例，坚持请他入会。这确实是太平盛世的盛事，是古今美谈，难道只是洛阳一时之间衣冠人物的盛大聚会而已吗？我朝太平盛世的盛况超过宋朝，衣冠人物的盛大也不限于洛阳。嘉靖年间，如今的师相李公以进士第一名历任禁近官职，受到世庙知遇，于是入内参与机密政务，确实与今天的华亭徐公、江陵张公、寅恭一起协力赞助大政，先后四十多年，使天下安定，四方夷族归服。今上即位后，徐公、李公都凭借久负盛德的元老身份居家养老，受到皇上的尊崇，礼数方面诏令有关官员前去存问。同时还有海虞严公、上海潘公、华亭陆公，都与我同乡。不知与洛下耆英相比，哪一边更盛？当时，出仕的人能够担当天下重任，退居的人能够享受闲适生活，难道不是太平盛世尤其盛大的事情吗？己夘年十二月丁已日，是李公七十岁生日。在朝任职的，从张公以下；在乡里的，从徐公以下，都来向李公祝贺。我私下设想，李公家这次盛大的聚会，难道会比洛中逊色吗？从前司马公确实说过，文、富二公辅佐三朝，是国家的元老，天下人都从他们那里取得安定与平治；他们的功业宏大显赫，哪里是乐天所能相比的？然而仍然羡慕并仿效他们的作为，实在是因为乐于行善而不知满足。我私下认为，诸位公卿就是当今的文、富二公，他们的功业实际上前后相继。乐天的事迹，不必一定羡慕仿效；但诸公一时相聚的盛况，后世流传下来，必定有胜过洛人图画的地方。我承蒙公知遇，却没有能力作赞。仰诵潞公答富公的诗说：“洛下如今衣冠最盛，宴席之间尚且讲究尊长的礼仪容止。只有您福寿、功勋和德行兼备，确实是人间第一流人物。”谨以此诗祝愿公福寿无穷。为缨溪叔祝寿的序 我和叔父都生于辛己甲子年，如今都已经过了一周之年。族人援引《白传》中司马氏的故事，把它绘成图画来为叔父祝寿，实在是盛大的举动。只是我年轻时便奔走于四方事务，想做溪山的主人，却一直没有闲暇。叔父志趣高远、见识深远，不受世俗羁绊；所居之地又占据一县的胜景，高湖如耳饰般环绕水面，映照环带于左右，举目所见，八景都在眼前。这是我们县景物的美好之处，只有叔父能够尽情欣赏并占有它。曾经说过，天下山川，关中以雄伟胜，钱塘以秀丽胜，历下以幽深胜，兼有这些长处的，只有蜀中罢了。我们县偏僻狭小，没有奇异的山水；但听说土地要等待人来欣赏，而人却不必等待土地才得到适意。陶渊明说过：“年轻时学习琴和书，偶然喜爱闲静的生活，打开书卷有所领悟，便高兴得忘了吃饭；看见树木交相成荫，鸟儿不时改变鸣声，也同样欢喜快乐。”叶少蕴认为，这正是陶渊明一生的真实情趣。等到读他的诗，如“相思时便披衣起身，谈笑起来没有厌倦”；又如“平坦的田野交错着远来的风，茁壮的禾苗也怀着新意”；又如“细雨从东方而来，和着它一同来的还有好风”。这完全是把胸中所有情感倾吐出来，借助书写表达，起初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在运用语言文字。然而，这样的景物谁会独自没有呢？只是陶渊明知道把它们当作最大的快乐。由此可知，世间美好的事情，人人都拥有，却不能自行享受的，哪里数得清呢？我认为，少蕴可以说是懂得陶渊明真正情趣的人了。如果果真能够领会这一点，那么我们县也就是柴桑、栗里，何必还要远远仰慕呢？然而陶渊明的诗又说：“形迹任凭造化流逝，心灵长久保持独自清闲。”唉！这又是陶渊明见道而忘物，所以能够安享自己的安适，并且独高于晋宋人物的原因。心灵不能长久清闲，即使每天面对终南山，也不过是像种放那样罢了。这种道理，难道只是可以对隐居山中的人说的吗？即使用它来长生度世，也是可以的。因此把这些话作为叔父寿宴上的祝词。送朱学训序 余杭朱君担任我们县的学训，任职四年多后辞去职务。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以儒者身份做官，就是古人所说的凭贤能取得民心、凭道取得民心，这岂是容易担当的吗？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选拔士人的诏令，贡举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是主持此事者的功劳；否则受到谴责也会牵连到他。因此凡是积累资历等待任用、每年一次到使者府第的人，往往千百人中才能录取一个。刚刚进入朝廷，有关官员还要劝其赴试，以此优待他们，待遇与制举士相同。再次考试而不被驳回黜落，才开始由铨选授予官职，以礼义教导人为职责。选拔是如此慎重，得到职位是如此艰难。我却已经得到了。任职以来，三次主持学署印务。董学褚公的风采震动一时，他的认可一向极为慎重，却首先表彰我，巡抚公随后也表彰我。这次进行大计，铨司没有说我奉职无状而直接淘汰斥退，反而因为我年事已高、将近晚年，俯情保全我，让我退休归去。我怎敢不把这看作荣耀呢？我正以此自豪，如今却要分别了。诸位有什么话来教导我呢？于是县学的同僚和各位士人都啧啧称赞朱君说：“先生通达啊，他以本职事务为根本；援古证今确切，能够正确估量自己，退处也真实自然，而且合乎礼法。” 大家一起请我写几句话，于是我为他作了这篇序。为贺桐山祝寿的序

译桐山贺君今年七十岁，和我分别将近六年。去年有幸见到他一次，只见他面色红润如丹，头发乌黑，双眼明亮得可以照见东西。听说他在灯下仍能细读书写，我稍微询问他所得的心得，贺君毫无吝色，为我谈说养生的大略。其要领并不繁杂，端绪也可以寻求。他的意思仿佛是认为我可以引导接纳；不过，贺君是有志于道的人。用养生来谈，是贺君的谦辞。从前圣人未曾专门谈养生，然而养生的道理已经包含其中。老氏所谓“使虚达到极点，守静达到笃厚，归根复命”，就是“不见而戒慎、不闻而恐惧”的宗旨。所谓“承载形魄而守抱一，不使它离散”，就是“心中必有所事而不预期其成，内心不忘，却不助长”的说法。放氏的学说不能超出我们的学说；在这里有所体会，就不必担心在那里没有所得。唉！正是因为在这里有所体会太难了吗？我从年轻时便在诸生中认识桐山君，他内心充实却处世冲和，仿佛才华充溢于外表，却又收敛得淡泊自然。他大概是外表像常人而天性超凡吗？还是以恬静涵养智慧，以智慧涵养恬静呢？所以我说，贺君是有志于道的人。谈养生，是贺君的谦辞。从前吴季子在吴国，经历寿梦到僚，共五位君主，后来又侍奉阖庐、夫差，九十多岁时还能够率兵援救陈国，推算他的寿命应当超过一百岁。苏子瞻说，吴季子、张子房都是不会真正死亡的人。他们出仕应世，只是外在的行迹；他们自身都超然于世事之外，因此内心常常从容有余，大概就是所谓看见“无”的人，是天地的朋友。对于小小的吴国以及楚汉之间的名声、宠爱、俸禄和利益，他们又何曾放在心上呢？吴季子所居的延陵，大约在今天常州、润州之间；桐山君所居之地也大概接近那里。考察他们所存的精神志趣，难道不是在不同的时代彼此契合吗？我跟随子塈，忝为桐山君的女婿，将登门为君祝寿，并请我写几句话，因而叙述我所记得的事情，来感谢君从前的教诲，也借此相互印证。君或许会认可我吗？送方户部序 古代司徒的职务，虽然说是掌管教化，但土地的图籍、人民的数目、乡里的制度，以至于用六种保息之政来养育百姓、用六种本俗之政来安定百姓、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百姓、用十二项职事来使百姓增进，没有一项不掌管，也没有一项不是教化。教化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即使考核夫妇家庭人口的多少，统计万民的编伍，辨别征役的征发与免除，其根本也都是寄寓着我们的道德之意。因此使全天下的人都在法度之中彼此相安，在各自的职分和操守以内，父亲教诏儿子，长者率领幼者，哪一项不是五礼、六乐、三物、十二教呢？秦汉以来，这个意思逐渐丧失，以大司农、少府分别掌管财用；从此直到唐宋的三司、户部，也都只把财用作为职掌，于是古代司徒的职务废弃，不再讲求了。即便如此，用九式来均衡节制财用，这是《周礼》中太宰的职责，难道是小事吗？古今情况不同，把理财的权柄交给养育百姓的官员，谁能说不可以呢？确实因为财物出自百姓，从来没有百姓生活不富厚而财用反能充足的道理。聚集人民要靠财物，也从来没有财用管理不好而百姓容易役使的道理。所谓理财必须先端正名分和言辞，然后才可以禁止百姓作奸为非，教化也才能兴起。因此论者认为，九式均衡节制，是达到太平的要领，也是大臣端正君心的话。只是《周礼》的式目还保存着，而当时实行的具体法式已经无法考察；还可以推求的，不过是所谓均衡节制的意义罢了。什么叫均衡节制？每年五谷收入的丰歉都要完全掌握，然后制定国家用度，按照收入决定支出。大略以每年收入的四分作为标准，通常使用其中三分，存下其中一分；每年存一分，三年便多出一年的粮食。民间衣食充足，就会懂得荣辱；廉洁谦让产生，争讼就会平息，这就是所谓“三年有成”，成就的正是这种功效。九年便多出三年的粮食；事业有所增进叫作“登”，再登叫作“平”，此时多出六年的粮食；三登叫作“泰平”。二十七年多出九年的粮食，然后王德流布浸润，礼乐得以完成，所以说君王必须经过一代之后仁德才能成就，也是由此道理。因而量入为出，是万世处理财用的道理。汉高帝起初没有遵守这种法则，而是估量官府用度后向百姓征赋。汉高帝亲自率先节俭，尚且没有看见它的危害；到了他的子孙沿袭这种制度，以一代来说，后代君主的用度必定多于前代君主；以一人来说，晚年的用度必定奢侈于初年，都是因为使用财物没有法式的缘故。于是这种危害便有说不尽的地方了。仰想我朝效法周制设置六官，如今户部就是古代的司徒；休养生息至今超过二百年，人口众多之后使人民富裕，富裕之后再施行教化，可以说与前代相匹敌，而超越汉唐了。近来皇上又下诏给计部，限期编成《会计一书》，这是对古代均衡节制财用之道深有用意，来使百姓得到幸福吗？确实应当考察祖宗以来每年的收入有多少、支出有多少，与今天出入的数目相比增加了多少倍，然后寻求弊端的根源，实行大规模的均衡节制。无论宫中还是府中，哪些属于冗余费用应当裁减，哪些属于冗余差役应当罢除，哪些属于不得已而必须保留，都要调剂有无，务必归于法式，不得稍有超越。如果某年收入不足以支撑当年的支出，主管者就应当下诏削减国家用度。上下之间有余有不足，像血脉一样互相灌输，这不就是《周官》遗留下来的本意吗？司徒大夫寅所方君，是我所熟悉的。此人以督理漕运的身份来到吴地，素来负有经世济民的远大谋略；他这次到来，我把这些道理告诉他，临别时又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送胡学训序

译台郡观海胡君，分掌我们县学的教务已经六年了。诏令调任他为漳郡龙岩学谕。他的同僚素波林君、干斋奚君以及我们县学的各位朋友，把写赠言的事托付给我。我初次接触胡君时，他神色温和，说话仿佛不轻易出口。后来熟悉了他的言语和行事，才知道胡君的学问有师承，尤其擅长《春秋》的文法；对于史书、汉书，他不说时俗之语。他对于有志有操守的士人，特别关怀。这样一来，胡君的操行也可以知道了。如今海内文章兴盛的地方，以三吴、两浙、八闽为首。胡君在浙江以才学出众，开始在吴地做官，后来又调任闽地。这三地的风气声誉彼此相接。因此胡君所到之处就像平素经历过一样熟悉，士人也与他相宜，借此转移士人的习气，难道不是深有赖于他吗？我私下认为，今天文章固然兴盛，但如果只是一味文章胜过实际而不停止，那么实际功业将会无法接续。实际若不能接续，文章日益工巧而道义日益衰薄，这就不是所说的文章了。我私下认为，不如用质朴来挽救它。所谓质朴，不是说质实朴素而不要文采，而是敦厚根本、崇尚实际。从前月川曹先生在霍庠任职十多年，后来调任蒲州。霍地士人上章请求挽留他，蒲地士人也上章争取他。让霍地士人上章请求留住他，这是可能的；让蒲地士人也上章争取他，却是不可能的。曹先生不过是一名教职人员，并没有权势施加作为、施恩布泽来足以打动人；然而无论远近，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这样向往敬服他。他一定有一种不必说话便能使人信服的力量。我所说的敬斋胡先生，原本是一介布衣，如今奉明诏从祀于孔子庙廷，与王文成公、陈白沙先生同列。这难道是因为他有文章功业、精妙的悟性和绝异的见识，不受见闻拘限，默默契合道体，所以能够与世俗儒者不同，惊动人的耳目吗？我曾经庄重地诵读先生留下的书信文章，他的言论平实而深远，从不故意提出奇异的议论，却都体验真切，得到了孔门遗留下来的宗旨。根据他的言论来想见他的为人，大概是薛文清公一流的人物。恭敬地认为，圣明的这一举措，尤其足以振兴吉士之风，所以特意告诉胡君。正因为胡君也负有培育士风的责任。胡君认为怎么样呢？赠温二尹序 河南温君初次出仕，来担任我们县的县丞，承蒙他来访，告诉我说：“润从小就读书，有志于上进，却无缘无故屈身来做这个官，不敢不努力学做好官。”我说：“君能说到这里，就是百姓的福气。士人把科举及第作为志向，官员把升迁作为志向，得到便认为好，失去便认为可笑，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只是所谓学做好官，难道是这个意思吗？求学来修养自身，做官来爱护百姓，那么人就是好人，官就是好官了。君从小读书，有志上进，却没有考中科举，这是命运；做这个官却说是屈身就任，那就不对了。官职没有比亲近百姓更重要的，亲近百姓也没有比县丞和主簿、县尉更直接的；越亲近百姓，虽然权威和恩惠较小，但施加到人身上却尤其接近。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有贤明的长官，福泽也不能下达到百姓。过去明道程先生曾经主持鄠县的簿务，后来又调任上元县主簿；他不以小官为卑下，一定要实行自己的志向。他说：‘一个刚受命的官员，如果存心爱护万物、爱护百姓，就一定能有所帮助。’这句话，不是士大夫经常诵读的吗？可是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并实行，更何况身处卑微官职、担任佐贰之职的人，必定自己推脱说不是力量所能及，却不知道只是因为自己没有这种心罢了。如果有这种心，就是所谓为百姓办成一分事情，百姓便得到一分恩赐。” 不要因为只能帮助百姓一分，觉得太少便不去做；不断积累下去，所帮助的就多了。如果确实能帮助百姓，即使是远方的臣子也足以报效国家；如果没有辜负国家，即使是卑微的官员也足以自我尊重。我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了君，恰逢君任满三年，承蒙来请求我写赠言。如今的赠言，按惯例用虚浮的赞美彼此欺骗；君不向别人求取而来求我，我难道能用虚话辜负君的雅意吗？所说的不过是前面那些话，君要努力去做。” 为学中撰写的《送许邑侯入觐序》

译如今制度规定，内外百官任满三年，便考核一次政绩。外任亲近百姓的长官，每三年到京师朝见一次，这就是古代诸侯述职的意义。预先在季冬，不论远近都要聚集；到了正月初一，天子驾临明堂接受朝贺，外臣按照次序比内臣低一等行拜舞礼称贺，退下后各自回到馆舍。太宰于是接受他们的会见，听取他们陈述职事，然后奏请诏令决定罢免或任用。治理政绩属于上等的，天子又赐宴来特别表彰他们，这就是唐虞时代用车服来酬劳功勋的遗意。今年冬天，我们县的许侯按惯例应当参加明年的朝见。在此以前，许侯考核三年政绩已经超过标准，获得了最优的诏命，又过了一年。前后部使者推荐许侯治理政绩的奏章，又已经上了八九次。这次出行，必定首先获得卓异的典礼，接着被召入朝廷；不是做御史，也一定会做谏官，从而能够把平素所学以及长期任事历练所得，在一天之内登上丹墀，对天子逐项尽情陈说，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同僚和诸位生员商议送别许侯的办法，承蒙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从前龚遂治理渤海几年，宣帝派使者征召他，恰逢引入朝见，议曹王生便替他向天子说话。天子问他用什么办法治理渤海，王生认为不可以自我陈说，应当回答说：这都是圣明君主的德泽，不是小臣的力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龚遂按照王生的话回答，宣帝喜欢他谦让，说：“你怎么能够得到长者的言论而称述它呢？”赵充国讨伐羌人时，守边主张采用权宜之计，停止骑兵而实行屯田，恰好又收到进兵的玺书；他的儿子派宾客来劝谏，他便说：“这是什么不忠的话！我本来就要以死坚持这个主张。”他认为明主可以向他进忠言，于是上奏屯田之策。等到收兵回来，他的好友浩星赐劝他说，应当把功劳归于破羌强弩将军等二将出兵攻击，不是愚臣所能做到的；赵充国回答说：“我难道会嫌弃夸耀一时的事情而欺骗明主吗？兵事是国家的大事，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老臣若不以余年为陛下明白陈说用兵的利害，谁还会再说呢？”最终仍按自己的意思回答。我认为，臣下处在功名关头，应当按照王生的话去做；到了决定重大议论、制定重大策略的时候，则应当以赵营平为榜样。如今天下清平安宁，外夷没有先零■〈罒干〉开的骚扰，内郡也没有游侠好勇、佩刀带剑的百姓，即使是龚渤海那样的良吏、赵营平那样的良将，也没有事情可以表现；而天子正虚心期待治理，更加开放进忠有益之言的途径，有重大政事一定召集辅臣当面商议，又屡次因事召见掌铨选、总宪的大臣，把整饬吏治的意旨告诉他们，台省诸臣人人都能够竭尽所能。这正是赵营平所说的可以进忠言的时候。我曾经惋惜龚渤海忠厚、刚毅而有大节，正应当留在君主身边；可是他从渤海被征召后，只授任水衡都尉，宣帝也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才能。至于赵营平，不只是良将，大概也可以做宰相。汉代的事情姑且不论，既然能从牧守中取得忠直的臣子，又能从年长者那里取得辅佐君主的贤才，那么我对当今时代也有所期待，对许侯也有所预卜。这就是序。为大宗伯履庵万公祝寿的序 年岁为什么受到天下人的尊贵呢？因为它体现着道德、仁义，所以称为寿耉，称为天下的大老。善类把这样的人看作领袖，后辈把这样的人看作榜样。他在朝廷，便有美好的政绩；在民间，便有美好的风俗。像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尊贵吗？所以诗人赞美君子，有说“是邦国之根基”的，便祝愿他万寿无期；有说“是邦国之光”的，便祝愿他万寿无疆。之所以祝愿君子的寿命，是因为世人所依赖于君子的事情既然重大，那么世人对君子的愿望，难道不也深远而长久吗？圣贤生来具有明哲的禀赋，寿命长久，其中有相互贯通的道理；所以长寿、富贵、安康、宁静，以及施行于事业上的成就，无不彼此会合。从前师尚父如鹰奋扬，辅佐武王，大举讨伐大商，那是多么壮盛啊，却是在告老养老、准备归去之后。卫武公作《抑》诗自我警戒，希望卿士、师尹互相在国中警醒，那是多么严肃啊，却是在九十五岁的时候。他们的聪明和强健之力能够长久而不衰，是上天本来就要让他们有所作为。唉！这就是年岁之所以可贵，而纵观古今，这样的情形也不是很容易得到吧？我们乡里的先生履庵万公，今年七十岁了。天下没有不尊重他的人，没有不看重他的年岁的，都愿以无疆之寿向他祝贺。一天，公的内亲心竹、思樵二位张君，请践石虞君出面，来向我询问为公祝寿的文章。我推辞说不敢，但虞君的请求没有停止。我私下想到，思樵与公同乡相邻，虽然不能早晚跟随公交游，却长期受到公的声誉熏陶和恩泽。等到我列名仕籍，曾两次在朝廷拜见公，公真是所谓不必说话便能使人受到和气感染的人。诗人咏叹武公，说他像金像锡一样经过切磋琢磨；这是说武公还需要修整锻炼的功夫，而公天性纯粹美好，不露棱角，反而更加谦逊冲和、严谨缜密，没有忘记自我警戒的意思。唉！公的成就，哪里可以限量呢？公与华亭平泉陆公都位居大宗伯，天下人希望他们最终辅佐重大政务，却都早早引退。近来朝廷特诏起用公，公又以年老坚决推辞。公对于出仕和退处的道理，已经审慎明白了，但天下人的希望仍未停止。不知公虽然不出仕，但他维系天下重大事务、暗中有所补益的作用，本来就与出仕相同。朝廷依靠他，把他看作蓍龟；乡里的风俗仰望他，把他看作北斗和极星。朝廷有大事一定向他咨询，乡人看他的认可或否定来决定荣辱，四方的人探问他的安危来共同感到喜悦或忧愁。这样说来，上天让公长寿，不只是为了公一身，也是为了天下。我恭敬地用这些话回应三位君子的请求，不知是否可以冒昧陈说给公听呢？送许邑侯入觐序

译明年是丙戍年，也是圣天子登极的第十四年，天下又到了会同朝觐的时期。我们县的许侯已经择定日期准备出行，我这个不才之人担任学校僚属，各位君子也有年头了；如今承蒙县中士大夫委托，谨敢再陈说几句。许侯这次出行，本来是要承接皇上的德意，向下通达百姓的情况。过去周公向成王陈述《无逸》的教训，说到文王惠爱救济鳏寡、安抚保护小民，却一定先说他美善柔和、恭敬谨慎，这是为什么呢？君主处于盛满之势而高高在上，如果上面的意旨不能传达到下面，下面的情实不能通达于上，那么即使有刚强明断的资质，也无法周遍了解民间的隐忧，恩泽也无法下达。文王把百姓看得如同自己受伤，这就是所谓美善柔和；小心谨慎，不欺侮鳏寡，这就是所谓美善恭敬。因此对于穷困屋檐、低矮房舍之下的百姓疾苦，他就像自己的疾病痛痒一样，没有不知道的；而他用来抚慰、安抚和解除这些疾苦的恩泽，也没有不到的地方。恭敬地想，我皇上聪明卓绝，世间少有，却从不自恃；刚健果断，除去邪恶毫不犹豫，却从不自作主张。谋划策议交给辅臣，议定的事情交由省部办理，公论交给台谏。近来因旱灾亲自举行祈雨仪式，徒步出城到郊外，召见三公，诏令议论救助百姓的办法，情意如此恳切。等到皇上驾临山陵，看见军民的艰苦，便立即免除所经过地方的田租。这样柔和恭敬、恩德下及百姓，纵然是文王，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如今正逢三年述职，监司、守令因此已经五次来到宫阙之下，却还没有像宋人经过宫阙、登殿朝见的旧例那样，能够承受一次召见，从容尽情地说出想说的话；那么不只是远方的臣子无法自行效力，恐怕皇上的心意也有尚未满足之处吧？召见监司和守臣，本来就是我圣祖已有的旧例。假如有一天皇上继承并实行这一做法，诸位公卿将凭什么来答扬美好的诏命呢？许侯清正自守、才思敏捷，博学而有通达的才干，两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裁断事务绰有余裕，大大取得百姓的和顺；对于天下的事情，他已经筹划得很熟悉了。他曾经说，事情应当去做，只有治理县邑最接近百姓，也最容易施行；凡是等待自身去实行的事情，没有不能竭尽力量去做的。事情应当进言，只有台谏最接近皇上，也最容易被采纳；凡是等待别人去实行的事情，没有不能尽情进言的。然而从掌事者的角度说，进言容易，实行困难；从进言者的角度说，自己实行容易，等待别人实行困难。从各自承担责任的角度说，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国家，不能有所推诿。不要错过可以做事的时候，做了便能使百姓受益；不要错过可以进言的时候，说了便能使国家受益；这就是终身的事业，也就是没有辜负平生所学。这不是平素早已确定的志向，怎么能够做到呢？如果不是许侯，还有谁能与我一道归依呢？送海楼左公赴内召序 我朝重视并慎重处理刑狱，在朝廷设置刑部来主管审讯判决，又设置大理寺来主管平反审理；在外则由■〈君邑〉县亲近百姓的长官总管民事，此外每郡又设置一名司理专门治理一郡的诉讼，旁边的监司不得随意把其他事务交给他，可以说是十分慎重了。又设置御史台总持朝廷内的风纪，设置按察司总持地方的风纪，仍然认为不够。又每年派侍御史分巡天下来督察吏治，都可以兼理刑狱。这就是二百年来政治平稳、诉讼公正、风气清明、弊端断绝，大概是有原因的。莱阳海楼左公，以名进士身份在我们镇江担任司理，至今已经五年。公以仁心体察事务，以宽恕之道施行判断，不仅我们一郡没有冤民，前后经历的按察台官已经有四五位了。巡视四郡，遇到重大事务没有不交给公办理的，四郡之人一致称赞佩服公，仿佛出自同一张口。朝廷已经有一段时间选拔并了解公，因此今年以司理身份被征召的人，天下只有九人，而公名列第一。这次出行，不做御史也必定做谏官，不久便会受到重用，这些都只是公余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我等不才，承蒙公爱护已久，私下希望有所进献，那就是：斗胆以古人的事业来期望公。从前皋陶明察五刑来辅佐五教，人们认为他是古今刑官中的第一人。然而禹推重他的根本时却说：“皋陶大力播种德行，德行于是降临，百姓都怀念他。”孟子叙述尧舜之道时也说：“像禹、皋陶这样的人，一见便能了解它。”如今读他关于知人安民的谋略，便知道皋陶的道德，是稷、契一流的，也仅次于禹。他难道只是刑官中的杰出人物吗？左公的学问深入洙泗的渊源，如今将进入论思献纳的职位，必定有美善的谋略上奏陈告；如同皋陶一样，天下人都将真正受到他的恩惠。天下人应当拭目以待，而我们镇江首先蒙受公大力播种德行的恩泽，这是我们不能忘情于歌颂祈祷的原因。送少薇许公赴内召序

译我们县的许侯任职已经五年，关于许侯治理政绩的详情以及我们对他的期待，我在许侯入朝觐见时已经说过了。后来许侯果然首先获得卓异的典礼，回县治理不久，征召的诏书便随即到来。天下因治理县邑政绩优等而被征召的，只有五十四人，许侯名列第一。我们对他的期待可以说与事实完全相合，我也为自己所说的话得到验证而高兴。然而许侯如今要与我们分别了，那么在彼此慰藉欢喜之中，难道不会又有一种因为舍不得分别而郁郁不乐的感情吗？对许侯的期待，是天下公同的心愿；舍不得分别，是一县人的私情；二者都是不能自已的。既然上面要为天下祝贺，下面又要表达我们个人的私情，难道可以没有话说吗？我听说前代正直之士中，有人不愿担任其他官职，却愿意得到州县官职来施展自己，因为亲近百姓足以使万物得到好处；也有人说谏官、御史的职位不能错过，因为可以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言路足以扩展胸中所蕴藏的东西，而不受职守限制。如果这些话确实如此，那么仕途上的这两件事能够兼得，难道不是尤其值得喜悦吗？而铨司的旧例是，被征召的优等官员一向选作谏官、御史，那么朝廷本来就是按照这个意思来对待人才的。难道不是认为经历过民事的人一定能够通达国家大体，所以希望把腹心耳目的重任托付给他吗？由此可知，能够做良好地方官的人，一定能够做优秀的谏臣；能够做优秀谏臣的人，一定能够建功立业，成为著名的公卿。古今把名字铭刻在太常旗帜上、在信史中流传光彩的人，大概都可以逐一考察。许侯要出发了，他的仁爱施行于一县，一县因此蒙受福泽；他的言行传布天下，天下也将蒙受福泽。担任台谏时，可以通过论事、思考和进献来效力；进一步升任宰辅，便能主持国家大政，推诚待人，布行公道，在朝廷上坐镇运筹，那功劳应当更大。这就是我们对许侯的无穷期待，也是我私下希望献给许侯的话。如今朝廷清明，天下无事，然而议论时也不能没有对未然忧患的担心。北方敌人守边守约，边境大概暂时少有安宁；但我们的财力耗竭在互市上，得到的是无用的马匹，刚刚分配下去便接连死亡。边防虽然不时有申饬整顿的命令，但将士们因循苟安却一天比一天严重。从前的锐气已经消磨殆尽，一旦发生变故，拿什么来应对呢？然而局势的转变，关键本来就在君主。晦庵朱子曾说，天下的事情都有根本，君主的心就是根本。其余万事也各有根本，例如理财以养育百姓为根本，治兵以选择将领为根本。这样说来，只要真正建立起天下的大根本，其余万事都可以依照各自的根本来治理。这样就不必担心事情不能举措实行了。我私下认为，君主经常在上面知道忧虑勤勉，那么上下之间就会交相沟通，进言之路就会开放；然而如果不能普遍浸润，便不能亲近，不能亲近便不能取得信任。有见识的人认为，应当像祖宗的旧例那样，退朝后臣僚都可以因职事被召见，从容尽情说出想说的话；这样皇上的心意会更加开明，而对君子的信任和重视也开始稳固，忠言良策便能逐一落实实行。这本来是诸位公卿的责任，所以我冒昧借许侯出行之际，表达自己微小而愚拙的意见。贞烈诗序 从前共姜守持节义，是因为父母想强迫她改嫁，自己有所感动激发，才这样做的。若是所遇到的不是共姜那样的父母，又丈夫已经死去而公婆还可以依靠，却立志殉节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不爱惜生命却又不轻率赴死，从容周全地处理丈夫、父母、公婆和亲戚之间难以解除的情感，最终一定以死来伸张自己的志向，这难道不是尤其难得吗？我们县学长素波林君的女儿就是这样。她的事迹，闽中的士大夫已经记载得很详尽了。我们县的士大夫也无不赞叹她的节操，写作歌诗、铭文、诔文，累积成一册，嘱托我来作序。我认为，纲常和人的本性都根源于天性，人没有比死亡更重大的事情。死亡若死得合乎自己的道义，能够把它看作归宿，那么其他事情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妇人尚且不以死亡为难，丈夫如果也如此，那么做儿子的为父亲死去就是孝，做臣子的为君主死去就是忠，这些本来都不应当有难处；那么怎么会有儿子背叛父亲、臣子辜负君主的人呢？儿子背叛父亲、臣子辜负君主，未必都是他们的本心，是被利欲迷惑了。难道利欲反而比生死更重要吗？为什么这件事在妇人身上容易，在男子身上却困难呢？从前五代冯道担任翰林学士时，能够自我刻苦、节俭朴素；梁、晋隔河争战时，他住在军中不设置床席，只睡在一捆干草上，所得俸禄与仆役同器饮食。诸将把掠夺来的美女送给他，冯道把她安置在别的房间，查访她的主人后把她送还。如果他始终守住这样的心，利欲怎么能够使他昏乱呢？等到他身居高位，历经四姓十君，却把背弃旧君、转脸投向新朝看得像更换旅舍一样。欧阳公评论这件事，于是引用王凝的妻子李氏投宿旅舍而不被接纳，主人牵她出去，她以手被人牵执为耻，便拿斧头砍断自己的手臂，说当时那些忍受羞耻、苟且偷生的人听了这件事可以稍稍感到惭愧。即使如此，冯道仍不足以责备吗？扬雄读书谈道，自视为怎样的人呢？却甘心做王莽的臣子。所以说，取舍的界限明确，然后存心涵养的功夫才能严密；存心涵养的功夫严密，取舍的界限就更加明确。又说，有学问、有操守而出仕退处的道义纯洁，出仕和退处的界限分明，然后才是君子完整的德性。唉！士人如果真正讲求孔子的道义而仍然有所偏差，是从来没有的。《华阳雅颂》引 《华阳雅颂》是我们县的许侯因循良有政绩而被召入朝，县中的人士辑录远近听闻其声誉、仰慕其德行的人所作的歌咏之词。过去《崧高》《烝民》诗，是尹吉甫所作，用来送申伯、仲山甫，列在《大雅》；《泮水》《閟宫》诗，是鲁人所作，用来赞美僖公，列在三颂之中。雅颂用于赠送，历史已经很久了。华阳，是金坛县在茅山界内的地方。陶隐居说，这座山本来叫句曲，山下是第八洞宫，名叫金坛华阳之天。我认为，这大概就是县名的由来；汉代三茅君、晋代二许真君都在这里登楼得道，陶君又继承其后，于是此地的胜景便更加著名。县境内有陶村、隐居丹井以及陶隐居亲手栽植的银杏树，树干粗大到十围，都还存在。从前来这里做官的人，能够忘记案牍劳作的疲累，仿佛得到了山川的助力。到了许侯到来，山川又因为有道德之人的治理而增添光彩。四年之间，百姓安定，万物丰足，上下安乐和煦，仿佛身处华胥之国。这样看来，所谓华阳之天，可以说已经散布在人间，不必一定到三茅君、二许真君炼真修道的地方才能得到。许侯惠及百姓的恩泽，难道不广大吗？应当让我们县的人以此为乐，并加以称道。至于许侯德政的详细情形，自有各位作者记载在这里，我不再一一叙述了。为水帘潘老先生七十岁祝寿的序

译年岁受到天下人的尊贵，已经很久了。而身居尊贵地位之人的年岁还受到天下人的尊贵，就尤其难得。太公八十岁时辅佐武王伐商，诗歌赞美他如鹰奋扬，大概是赞叹他的壮盛。卫武公九十五岁，仍然用箴言警戒国家，诗中保存他的《抑》诗，大概是赞美他的德行。能够被赞叹、赞美的，只有有德之人。明哲的禀赋和长久的寿命，其中有相互契合的道理。他们的聪明和强健之力能够长久而不衰，是上天本来就要让他们有所作为。这就是所谓身居尊贵者的年岁受到天下人尊贵。它与善行局限在一家而受到一家尊贵、善行局限在一乡而受到一乡尊贵、善行局限在一国而受到一国尊贵，当然不同。诗人祝愿君子，常常祝愿其长寿，甚至说“万寿无期”“万寿无疆”。他们之所以这样称述愿望，确实是因为尊贵他。尊贵他的原因，是他在朝廷便有美好政绩，在民间便有美好风俗。美好的政绩关系着这个时代的治乱，美好的风俗关系着善类的消长。君子的地位越高，恩泽所及越广大；君子的年岁越长久，维系的范围越深远。这就是身居尊贵者的年岁受到天下尊贵、所以尤其难得的原因。像我们的老师水帘潘老先生，正是这样的人。先生天性和平，而且有道地充实涵养自己。先生与华亭平泉陆公、宜兴履庵万公同榜考中进士，同样因为年长而有德受到天下人的尊重。又都位居大宗伯，天下人希望他们最终辅佐重大政务。陆公、万公都已早早引退，而先生在南北之间周旋也有数年，前后两次被起用又两次退却，不合的缘故，士大夫都知道。昨天先生承受大拜之命，议论者因为荐举出自江陵而对他有所怀疑。他们不知道，先生的高雅志向已经安于退处了。名位达到这个地步，正是古人所说的盈满之时，先生又还要追求什么呢？过去在白下，先生的两个儿子年龄刚刚超过垂髫，请老师教他们；厅堂旁边有一个老仆守护，穿鞋而不穿袜子。我还记得他，那是先生做编修时的旧僮仆。由此推想，先生对于身外的希求没有欲望，这又可以知道了。或者先生舍弃功名而回到众人之中，他用来保全天赋本性的地方格外深厚，以此增厚自己的高寿、凝聚晚年的福气，本来就是天道。今年某月，先生七十岁，我将渡过钱塘，在剡溪之上拜见先生。看先生的精神风采，比起太公鹰扬、卫武公作《抑》诗自戒的时候，应当只会超过而不会有所不及。我恭敬地先写下这些话。为姜母八十岁祝寿的序 上天用来赐福给人的有五种：长寿、健康安宁、富裕以及美德，这些都叫作福。但纵观古今，很少有人能够兼而有之。古人规定，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受爵，有爵位的人才能享有财富。爵位和俸禄不随意授予，那么尊贵和富有也就不能凭空得到。所以《周礼》所说的八种权柄中有：“用爵位来驾驭人的尊贵，用俸禄来驾驭人的富有。”授予和剥夺都是君王的权力；如果我有幸得到授予，那么授予本身不足以算作恩惠，所得的爵禄也不足以算作尊贵。所以又说：“用赏赐来驾驭人的幸运”，是希望赏赐不要随意授予。我私下认为，长寿对于上天来说也是这样。它同富贵相比，事情虽不同，道理却相同。古人不是说“有那种德行的人一定会得到长寿”吗？不也有虽得长寿，世人却不认为这是应当，而认为只是幸运的吗？这样看来，长寿并不是不常有；但长寿而世人认为理所应当、不认为只是幸运的，却并不常有。不常有就值得珍视，值得珍视，那么人们对他的称愿就没有穷尽；人们对他的称愿没有穷尽，就适合为当世祝寿。祝寿只按惯例随俗，却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近于徒饰文辞。我的老师三溪先生，一生忠厚恬静，做官清白，辞官以后，足迹不踏入城府，家中事务萧然，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寒素本色。他的妻子蔡宜人，与他同心同德，直到白头，家庭中没有一句不和的话。子孙众多，经营产业、谋求生计，这些都是人们急切追求的事，先生却完全不把它们放在心上。他享年超过七十岁，人们还认为不算多，都说：“上天将把尚未享尽的福分留给他的后代吗？”壬午年，先生的孙子考中乡试，人们说：“我的话应验了。”丙戌年，宜人寿至八十岁，人们说：“福气还没有止尽。”于是远近相识的人向王子询问寿理，王子替她说道：“八十岁，是人们常有的寿数；八十岁还健康强健，人们认为福气尚未止尽，那么使她得到这一切必有其道理。这不就是不常有而值得珍贵的吗？”老子说：“天道，是用有余来补充不足。”三溪先生所不足的，上天将用后人来补偿。既然已有验证，从今以后，宜人的寿命直到满头黄发、牙齿尚存，接受子孙获得的封诰，像严母、八座太夫人那样，谁会不认为这是应当的，而只认为是幸运呢？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作为祝词。《纶恩世庆序》

译从前伊尹辅佐商汤，太戊时又有伊陟；巫咸辅佐太戊，祖乙时又有巫贤。这说明商代贤明的君主屡屡出现，不是儿子就是孙子；由于连续几代都有人才，他们的臣子也使功勋和德业相传，不是本人就是儿子。因此，国家连续几代都有足以辅佐国政的贵臣，家族连续几代都有尊贵的德业，难道不是由此而来吗？三代以后，如汉代韦贤、石庆、于定国、张安世父子，以及杨氏、袁氏；唐代李吉甫、李德裕，柳公权、柳公绰；宋代王祜、王旦、王素，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范文正、范忠宣，也都是其中杰出的人物。到了我朝，如灵宝的许氏、闽县的林氏、姚江的孙氏，都可以接续他们。就我们邑而言，没有比宋代姚氏更盛的；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姚家巷，如今我的舅父家正住在那里，科举登第的盛况大致相当，人们便拿舅氏与姚氏相比。然而舅氏家族世代流传的恩泽长久，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不必拿姚氏来作比。大概从我的外祖父玄翁年轻时历经艰苦开始，他所著的《中说》阐明了道的奥妙；仕途未能得志，便有我的伯舅素翁继承他，历任内外官职，所到之处都有作为，风采和筹划足以显扬家学。中丞锡命，功业又传到第二代嫡孙；励庵才思敏捷，超出常人，风韵高雅，照耀于人，尚未能充分施展才用，便有见素、承素、存素、景素诸位君子继承下来。存素、景素同登庚辰科甲第，见素的儿子中甫又继而登癸未科甲第。励庵虽未能充分施展才用，上天却用子孙来补偿他；他们使家族大为显扬，难道不是有所凭借吗？此前，存素任户曹时书写圆满，受到锡命，朝廷按照励庵的官职给予赠封，封诰的恩宠尚且温暖在心。不久，中甫任宪曹时书写圆满，再次受到锡命，应当按照见素的官职封赠见素；而见素凭借渊源深厚的学问，正承载着成为廷试魁首的希望，于是按照贤科有待的旧例，先封及母亲，夫人便拜受了封诰。褒奖之语的温厚尤其是非常的恩典，亲戚乡里都以此为荣，实在应当有所庆贺。承蒙东泉段君来访，询问此事，我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心愿。”程子曾经为外氏撰写家传，我也很久以来想要有所论述，姑且借这次事情说一说其中有五种庆幸：数年之间两代人都受到貤恩，这是父母之庆，第一；父母俱在而同受封赠，这是第二；两位亲人正值黑发，却都被称为太夫人，这是第三；从玄翁至今八次接受纶诰，这是第四；高祖到玄孙一脉相连、不断绝，这是第五。此外，兄弟同科、父子夺魁，也都是我们邑中从未有过而舅氏家族拥有的。至于科举登第的盛况，同期在台省任职的人更不必说；已经仕进的人正逐渐成为当时的声望人物，足以继承前人的美德。后来者又奇异聪颖、接连出现，仕进前程不可估量，所以我不拿舅氏同姚氏相比。这不是我的私心，而是事实。再说，宋代吕氏自申公以后，他的儿子希哲又很贤能，因此世代都有闻名人物。直到今天，东莱吕氏的家教仍被世人称道、效法。至于范氏父子，则又是纯厚德行，无可非议。如今松江各地的范氏，仍是他们的后代。若说世代恩泽的长久，谁能超过他们？但这绝不是没有根源的；之所以能够传承并守护下来，必定有其道理。谨以此告诫舅氏的后人。《送范郡侯序》汉代史书称赞于公断案公平，罗织法网的人，凡经于公审决的案件，都没有遗恨。后来他的儿子定国做廷尉，百姓自然认为不会受冤，可以说是善于继承于公了。后来定国做丞相，儿子永做御史大夫，封侯并世代相传，这才使于公所说“治理案件多积阴德，子孙一定会兴盛”的话，到此果然应验，也真是奇异。唐代李卫公、宋代吕申公父子，都因宰相事业而为当世称道。李吉甫、吕夷简为人极其相似，吕申公与李卫公本人却不相似；但李卫公辅佐武宗，使河朔归顺，吕申公成就元祐之治，与司马光同心，人们都称赞这两家有好儿子。若说父子德行相同，那一定要数范文正公、范忠宣公吧？身处江湖远地就忧虑君主，身处朝廷之上就忧虑百姓，只有文正公能够实践这句话，只有忠宣公能够继承这种志向，可以说他们具备商、周那样纯粹无间的道德了。郡侯高安范公出身于世代有清誉的家族，他的父亲太尊公早年在江南审理囚狱，平反了许多案件。郡侯又在南曹执掌法令，人们称赞他明察公允，可以说具有于公父子的风范。至于他的清正德行，确实深得文正、忠宣的精神，却不是于公父子所能相比的。范公从南曹升任我们镇江的郡守，镇江事务简少而道路是交通要冲；道路是要冲，就有酬酢应接的劳苦，不能用事务简少来应付。事务简少，则百姓安于无事，不能用繁琐政令来治理。范公清心寡欲，减少事务，百姓因不受扰乱而安宁；他也不忘接待宾客旅人，士人佩服他的廉洁安静。今年考核政绩，因卓异而被列入表彰，特别升任山东宪副，巡视海道。不久又因山东抚臣的请求，优先改任浙江，专门管理清军和驿传事务。凭范公这样的清正，在哪里任职不合宜呢？而且以简御繁、端正自己来感化万物，尤其应当在浙江按察司执掌法宪时体现出来。至于范公的事业，范氏已有治理旧邦的先例，士民没有什么可以祝愿公的，只有这些而已。那些想要使自己的门第高大，容得下四匹马拉的高盖车，并自以为靠积阴德求报偿的人，要知道那只是范公唾弃的余物，不足以用来评价范公。《荆太夫人九十寿序》

译荆太夫人八十岁时，我曾经写过文章来庆贺。自那以后，她的寿数更加增长，庆贺也更加隆重。但这里所说的庆贺，并不是世俗夸饰的言辞，而是阐明其中真实的道理。《易》说：“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逊，地道改变盈满而流向谦逊，鬼神厌恶盈满而降福于谦逊，人道厌恶盈满而喜爱谦逊。”懂得这个道理，就会知道要长久保持尊贵、长久保持富有，使身体健康强健、子孙遇到吉祥，都不在这个道理之外。《庄子》说：“平和就是福，人的福气在于平和。”但人情往往不喜欢平和，却喜欢过度；过度反而不能得到平和。比如富贵过度而招来祸咎，奉养过度而损伤和气，这就叫反而不能得到平和。只有谦逊而能够节制，才是保持常久的道理。所以尊贵而不骄傲，富有而不奢侈，处于安逸之中仍能戒惧，这就是长久保持尊贵、长久保持富有，使身体健康强健，从而享有无边寿命的原因。谦逊之道应当如此牢固地守持。荆太夫人正是这样。荆氏是云阳的名门，一乡人都称为善门。长子斗南君、次子养吾君，首先以贤良文学之名显扬于朝廷。长子两次治理名邑，次子持使者符节，历任巡按大藩。太夫人享受他们善于奉养、以俸禄奉养以及封诰荣耀、命服恩宠，子孙满堂，而且个个显露才华，可以说是荆门一时的盛况。可是太夫人对此看得十分淡然。她奉养自己、治理家庭，完全没有改变原来的操守；大概勤劳节俭出于天性，能够甘心于辛苦淡泊，纷华盛丽以及一切世俗滋味都不能沾染她。这些事情有些豪杰丈夫尚且做不到，太夫人却把它作为恒常的德行。因此太夫人就超过常人一等了。谦逊能够受益，这是天道。所受的益处，没有比长寿更先的，子孙其次。所以《洪范》列举五福，而考察各种征兆的共同应验，只说：“身体健康强健，子孙遇到吉祥。”健康强健之后才可以享受长寿，长寿之后才可以享受五福，并亲眼看见子孙昌盛。除了太夫人，还有谁能够当得起这些呢？谨以此作为太夫人九十寿宴的祝词。《代邑父老送龚邑侯赴召序》龚侯被召入朝，我已经替学宫中的诸位先生写过文章了。父老们又请我撰写，我认为言辞不宜反复烦扰推辞，但父老的请求更加坚决。父老们对龚侯如此依依不舍、不忍放他离去，这就是全县的感情。感情能够代表全县，便可以由此观察政绩。我们县偏僻而小，四方商贾不到这里来，一遇水旱，百姓便告饥荒。近来水旱连续多年，又加上疫病，百姓困苦极了。今年夏至以后，雨水颇为及时，禾苗幸而普遍播种，大家都盼望有个丰收年。不料白露以后，风雨大作，禾苗正要抽穗，最怕被风吹摇、被雨水浸湿；雨又接连多日降到平地，水涨一尺多，人家的墙屋全都坍塌毁坏，那么禾苗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有的禾苗倒在泥里却又长出新芽，有的禾穗虽长得很高，外表看似很好，里面却没有籽粒。人们只看见外表，便说金坛会有收成，科派赋税将要收足，那么百姓的困苦怎么能够缓解呢？这些情况只有龚侯亲眼看见并且知道，这就是父老们对龚侯依依不舍、不能放下的原因。龚侯治理我们百姓四年多，从未因发怒而鞭打人，即使应当鞭打，也总是不超过规定数目。他在公堂上审理诉讼，只用几句话就作出裁决，人们佩服他的明察，却从不深入追究人的罪过。他救济荒年，不等上级赈济到来，自己先已有准备，发放粮食、设置粥棚，因此百姓免于流离迁徙。金坛没有驿站供应的经费，钱少而且因为地处偏僻却靠近长江，部使者常常把这里作为办完公务等待接替者的地方，少则一个月，多则往往不止三个月。自荆公到陈公，担任按院的已有三位，而其间因办理荒政、监督兖州事务、前来审理刑狱的人，都援照巡台的旧例。我们县实在经不起这样的扰累，但龚侯总能在仓促之间把事情办妥。龚侯的才干足以处理繁杂艰难的事务，器度足以忍受苦难、包容污垢，这些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而谈论龚侯美好政绩的人，或许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些，所以我特意表彰并写出来。这就是父老们对龚侯依依不舍、不能放下的原因。大家一起把他的形象画下来，仿效古人攀住车辕挽留官员的情义，难道不知道这是不能把他留下吗？人情在旅途中偶然相逢，尚且有投辖留客、停车交谈的事，何况上下级之间呢？我将用这些话使那些把上下级看得如同旅舍过客的人感到惭愧，希望上级以真诚爱护下属，下属以忠诚有利于上级，君民相互之间的情感，出于本性而不是外在强加。将来龚侯持节南来，我们众人喧传说“龚侯来了”，到江边迎接，甚至拥挤得使车不能前行，难道不也是今天这件事的预兆吗？《寿靳母序》

译从前先王的教化，并不只施行于士大夫，也有关于妇女的教化。等到治理通达天下、功业施及后世时，也不只是同贤士大夫共同完成的，实在也有内助的功劳。即使是尧的女儿，家学渊源未尝不好，尚且说舜能够用义理使她的心服从；如果没有圣人做她的配偶，就不能使她履行妇道。何况普通人家的女子，难道可以没有教诲吗？所以从尊贵的王后到卑微的女御，从大夫、士到庶民之家，无不学习闺门礼法，练习妇女职责，并有师傅、保姆的辅助，有诗书图史的训诫，有珩、璜、琚、瑀等佩玉的节度，有威仪举止的规范，教导得如此周备。于是妇德养成，上至后妃，下至诸侯、大夫的妻子，无不修习法度来辅佐她们的丈夫；闺门教化的应验，甚至达到江汉一带的小国和佩戴兔罝的乡野之人，使他们都喜爱善行而不自知。这样看来，女子德行的助益，难道能说微小吗？中古以来，女史的职掌废弛，执政者只治理官吏事务而已；女子的善行既不是社会教化所鼓励造就的，她们的事迹也很少在当时流传，所以千年之间可记载的贤女寥寥相望。明朝兴起后，风俗教化陶冶淬炼了二百多年，听说家中有贤妇、名嫔、师母、女宗，可以同哲人烈士争取不朽的人，才开始接连出现。像京口的靳太安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安人是太傅王文恪公的女儿、太傅靳文僖公的嫡长媳，出生于宰相之家，嫁入宰相之家，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贵富习气，左边以绳墨为准则，右边以规矩为准则，举止像儒者一样；以和悦、顺从、恭敬、勤劳侍奉公婆，尽到了为媳妇的道理；以精明干练治理家业，辅佐五州公，尽到了为妻子的道理；以不知疲倦地教诲扶助，成就她的儿子北泠君，尽到了为母亲的道理。几十年来靳氏的高雅声望如同新的一样，安人是有功劳的。所以我曾冒昧说，如果安人出生在《关雎》诗所歌咏的时代，那么一定会有诗歌在《召南》中歌颂她；如果诸侯大夫之家都仿效成周的教化，并将其传布无穷，那就更是如此。由此看来，文恪公、文僖公两家的家教，确实不可诬蔑；女子德行和妇教对于家国兴盛赞助的关系，难道不是更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吗？如今嘉靖癸亥七月十五日，是安人六十岁的初度生日，亲戚姻亲和认识安人的人，都写了文章为安人祝寿。《樛木》诗不是说过吗：“南方有弯曲的树，葛藤缠绕着它；快乐的君子，福禄安抚着他。”君子既然已经尊贵富有，子孙又多，已经没有什么善愿可以再为他祝求，只愿他健康安宁、长寿而已。樛木向下垂展，树荫能够覆盖很远，正午的阳光也不能穿透，夏季五六月的暑气也不能侵入。到了深秋九月，也仍然如此，这就是葛藤缠绕它的情形。人秉持纯正坚固的德行，而受到福禄安抚，也正是这样罢了。安人出生在甲子年，六十年的岁次循环，正好遇到癸亥年。我知道她所受的福禄会不断安抚她，贞正之道循环往复，又重新开始。以今年作为六十岁的初度生日，以明年作为甲子重新开始之日。周而复始，哪里会有穷尽呢？我忝居姻亲之间，知道安人对于妇教的大义有所关涉，也符合樛木所象征的意义，谨吟诵这些话作为寿祝。《赠陈掌教之辰州序》从前人们说，周代的士人尊贵，是因为士人有真实的才德，而上位者主动求取他们；又说秦代的士人卑贱，是因为士人没有真实才德，只是凭借修饰技巧、逞强辩说、以檄文才能来牟利，向上位者求取任用。我国设立学校培养士人，把那些受教育而有所成就的人任命为老师，由宪臣督察，用玺书申明意旨，恳切希望他们具备真实学问、真实品行，希望将来能够得到实际任用，这同成周对待士人的意旨有什么不同？而先年人才兴盛，也可以说同《菁莪》《棫朴》所歌咏的风气相同。近来士人的品行不厚实，文章尤其喜欢标新立异，务实自重的意愿少，而苟且迎合、侥幸求取的行为多。朝廷把这些情况列入训诫，已经再三告诫了。然而科场主考只能取舍文章而已；至于谨慎考察一个人的品行、明确指示趋向，必须有人加以挽救，使他们归于正道，这就是督学使者和郡县师儒的责任。金坛在江南各县中，士风最为淳厚，距离先哲刘文清公、王正肃公的美好典范还不远；这里的师承也很端正，而在这里任教的人，又多是四方贤士。像广右的陈君，两次掌管学校事务，单车来到金坛，清贫俭约如同寒士，办事周密熟练，持守正道而又合乎体统，士人的心起初便已信服他，时间越久越加信服，只怕他升迁离去。今年某月，我得到消息，您将调任辰州主持教事。辰州与广右相邻，对您来说正合适。如今您将从县邑升至郡治，前来向您北面求学的人会更多，您的教化恩泽也将更加广远，这怎么能不替您庆贺呢？并且谨将我想效仿您的愚见，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奉上。前日我赴留署，承蒙您在郊外设宴送行；如今竟不能与您握手作别，姑且写下这些话，等候您进入成均、成为王国的宾师后再相会，那时或许还有机会。《方麓集》卷四。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五。（明）王樵撰。序。《涪南子寿言》。

译过去号称“涪翁”的，是蜀地的涪水。您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山，在洮湖之中，草木郁然，孤峰秀出，远望仿佛浮在水面上，所以称为“涪”。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它的南面，喜好行善而且长寿，人们称他为“涪南翁”。今年他已经九十岁了。戒庵高君与他是姻亲，请求我写几句话为他祝寿。我没有见过涪南翁，却认识他的两个儿子伯氏、仲氏，因此知道戒庵的话并非虚妄，便替他写下这些话交给戒庵，共分两条。洮湖是水泽，金坛、宜溧各占有它的一边。周处、韦昭、郦道元都认为它是五湖之一。所谓五湖，大概是扬州、粤地一带本来就有五个湖；范蠡离开越国，乘轻舟漂游于五湖，说的就是这个。如今洮湖、滆湖本来向东连接震泽，是五湖之一，这一点可以确信无疑。有人说：像这样狭小的湖泊，怎么能和洞庭、彭蠡并列为五湖呢？这就错了。洞庭湖最初大概只是九条水流汇成的水面，推算禹时各水流入长江、汇合之处还不很广大，所以还没有“洞庭”的名称。后来汇聚的水流日益增多，湖面方圆八百里，洞庭山于是处在湖中，因山而得名。人的善行也是积累之后才会壮大，大概也正是这个道理。罗君章《湖中记》说：“湘水从阳朔流出时，小船也只能把酒杯当作舟；到了洞庭，日月仿佛都在其中出没。” 唉！人难道不可以认为，微小之物也能有所发展，却反而自甘卑小吗？不肯作为而安于狭小，就像河伯一样，无法同他谈论大海。积累浅薄却希望取得巨大成就，就像指着一勺水，要求它产生蛟龙、繁殖货财的功效。涪南翁喜好行善，伯氏、仲氏又继承了这一点。我知道储氏家族的兴盛还没有止境吧。岛屿的形势，有的停在那里仿佛站立，有的突起而仿佛浮在水上。黄河流经三门，长江下临瞿唐峡，水声轰鸣，巨浪奔腾千里，而砥柱、滟滪横在水流正冲之处，这就是所谓停在那里仿佛站立的岛屿。云气蒸腾于云梦泽之上，吴楚大地仿佛被水面分开，洞庭湖浩瀚无边，水天相接；湖中有一座青色小山，像一枚螺蛳，突兀地耸立而不移动，那就是君山，这就是所谓突起而仿佛浮在水上的岛屿。洮湖虽然不能与洞庭相比大小，但湖心有一座高大而孤秀的山，确实很有君山的形势。它所在的地方有险要和平坦、宜居和难居、交通要道与偏远僻处的不同；阴晴风雨、烟霭晨光、月色暮夕，景物奇异诡谲、忽隐忽现，变化万端，而那种站立或浮动的形势都不足以与它相比。唉！人寄身于世上，本来也有这样的情形吗？岛屿站立，可以用来谈守持；岛屿浮动，可以用来谈顺应；既能守持又能顺应，就可以长久。涪南翁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为兄巽谷公祝寿文》。兄长天资英秀，家学早已成就。得志时仰慕留侯、武侯，退隐时又能成为靖节先生、康节先生那样的人。诗歌自有独特才情，出入诸家之间，又参以精妙的领悟；文章多有奇特气势，博览贯通群书，再以清新的思致发抒出来。岂止胜过吴下的陆机、陆云，简直可以与古人并列而论。至于见到纷华盛丽，却没有子夏那样的喜悦；身处贵游公子之间，却甘守原宪那样的贫困。这在当今尤其难得，正是有识之士所感叹的。庭院中槐树转浓的树荫，正值初夏清和的时节；厅堂面向绿野，恰逢六十岁生日。我谨以这些话祝寿：春天来到了震宫，您居住在巽谷。梅花的香气熏染着楸树，微微的香气远远传来。这里有一种共同的乐趣，且去寻柳访桃。几亩方池，小艇行在水流中央。坐在四周环绕着千竿竹子的地方，在绿荫芳草之间；在白石清波曲折之处，夏日有风，您便在北窗下安卧，仰慕羲皇、黄帝的境界，忘却自身的存在。枫叶飘落的秋冬，水波像皱起的绿色锦绉。王鲔大得像人一样，拿青松、黄菊来荐献。宾朋几位，互相劝饮。哪里知道兄长所享受的快乐与别人相同，而快乐的缘由却独自不同呢？《贺默斋寿言》。先生品德深厚，居处平和而享有福气，如同万石君里门下内史的车驾，车旁又有三位陈姓宾客为避秦乱而来。先生如今七十岁了，却亲自保持寒士般的勤劳，比壮年人还健壮。这大概是勤俭的天性，节俭自乐而始终不改操守，确实是承受禄位和长寿的人才。我谨以这些话祝寿：有一种器量浅陋的文章，把风流看作王戎手执牙筹的姿态；有一种器量深远的文章，把自己寄托在财富三聚三散之中，成为陶朱公泛游五湖的事业。先生没有风流萧散的兴致，却也不接近祸害；没有兴吴霸越的谋略，却也不拙于保全自身。这样可以说是勤俭自足、不嫉妒也不贪求，使自己处于安乐福泽之中，享有优厚俸禄的人吗？《为外家南区兄祝寿文》。先生声名通达，朝廷名籍中有您的荐举；乡里的名士、弟弟柱史也都声名显著，冠盖相接。祖上做到中丞，门庭因而光耀不衰；承继祖先遗风，和煦之气到来，爱日也渐渐回长。祝愿您如南山一样长寿，于是聚集宾朋，共同举起如北海般的酒尊。兄弟之情没有比这更亲的了，可叹我是最年幼的一个，如今鬓发也已经斑白。从壬申到丙子，作为中表亲属的共有五人，轮流在每年庆贺生辰；愿意这样轮流庆祝的日子没有穷尽。感情深厚而言语不足表达，再用几句话申述道：“从前陶隐居曾经说过，句曲山、华阳天，连接着金坛的幽深区域；良田可以供贤哲栖迟，洞窟可以作为神仙居处，谁能够契合那玄妙之中的玄妙呢？中丞先生得到了心传，子孙显赫，富贵相继。只有具备德行，才配享有这些福泽，祝愿您长寿永年。” 《为县中同僚作王大夫生辰辞》。峨眉山是天下奇景，嘉陵江是人物汇聚之地。三苏在宋代享有盛名，四谏在当今声名显著。以您的才干，与三苏、四谏合在一起，正好成为第五位；剑阁通向秦地，您的声名传播到凤阙。锦江流经楚地，您的德泽惠及金坛。百般废弛的事务都依赖您而兴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诗经》说，君子快乐而有德，是国家的根基。快乐而有德的君子，寿命没有期限。君子能够成为国家的根基，寿命便没有期限。”百姓有所愿望，古代已有这样的说法。如今县中同僚请求我写几句话，来称颂长官的爵德。辞文说：“剑阁从中间开通，连接两川啊；舒展灵秀，孕育贤能啊。显赫诚信的王侯，年少时便崭露头角啊；文章可比二苏，道德则走在众人之前啊。试着操刀处理政务，政事平和清明啊。四方田野安宁快乐，到处传来歌咏琴弦啊。琴堂白日寂静，仙鹤翩翩起舞啊。宣室召见询问，夜间在席前接见啊。继承四谏的美名，使遗留的文章更加光耀啊。玉垒山高大巍峨，镇守此地永不移动啊。祝愿您的寿命，如此绵延不绝啊。唉！董相说过：‘施政而适合百姓，本来就应当受到上天的赐禄啊。’” 《江之水》二章，送别郡侯王一庵年兄，附有序言。

译尧的光明常在中天，普遍照耀四方万姓；舜的门庭四面敞开，八凯、八元都来宾服。朝廷更加重视亲近百姓的官员，精心选求掌管风纪的职任。新任命已经传闻，确实符合舆论的期待。恭敬地想，一庵年兄先生胸襟足以经世，政事足以使百姓安适。所到之处都有声誉，才干无论施用于何事都没有不可。这个江山郡，是吴会的门户，水陆舟车交会，处在南北交通要冲；钱粮、甲兵事务繁多，是天下有名的难治之地。凭您的资历，怎么能长久屈身于吏务呢？这是暂借给百姓使用您，乃是朝廷特意推举您的结果。您解决苏地驿站的困弊，使舟夫的修缮与招募全都归于官府；制定徭役均平的办法，使差役、雇役的轻重各自根据其力量承担。歌颂召伯甘棠的声音，已经传遍道路；河内百姓借留寇公，还不到一年，圣主已经知道您的政绩。如今得到宪司擢升，关中自古称为天府，按察使司如今称为外台。您将扬清激浊，总理一路的纲纪；临渭水、据泾水，成为八州所仰望的杰出人物。愿意看到您更新政绩，更加成为我们道统的光辉。我作诗送您，辞说：江水浩浩荡荡啊，您的思念绵长。这里的土地虽然狭小啊，却如古代的桐乡。本来有田地乡里啊，末了又有工商百业。人们各自尽力啊，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唉，您的思念绵长啊。江水缓缓流淌啊，想挽留您却没有办法。您使我们的百姓不敢把诉讼永远进行下去。豪门大族都遵循礼义啊，乡里和睦安宁。家家诵读诗书啊，户户听闻鼓钟。唉，想挽留您啊，却没有办法。《云山相望》，为邑中父老送王大夫之辞，附有序言。嘉陵一带人物杰出，西蜀山川奇秀；岷山、峨眉山、巫山、剑门的奇景，冠绝天下。天地间清明淑美的灵气，汇聚成英贤之才，确实只有王侯您能够继承前贤。回想您刚到任下车之时，正逢革新政治的开始；施政像子产一样，郑国人珍惜他的衣冠；兴办学校像文翁一样，蜀地士人把您比作齐鲁名士。生活俭朴，和寒士一样；抚恤百姓，尤其留意贫弱小民。您认为京口一郡，不应当比吴下大州更为繁重，但水驿、马驿两处常常因运输供应纷繁而困弊。每次权贵豪强一同到来，往往会耗尽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如果官府不掌握盈亏平准之法，百姓就没有休养生息的希望。您敢于排除群议，尽力请求施行，愿意百年坚守这一政策，称颂这项举措的将有万人。夏日的雨泽按时而来，已经预示丰年的征兆；秋官晋升品秩，正逢考核政绩的时期。如今将回到上国旧日游历之地，也就是金陵的佳境。您居处之时常常听到好消息，还欣慰彼此相距很近；云山相对而望，这份情意哪里会有穷尽？辞说：建业向东展开啊，青龙山回旋飞翔；山势高峻重叠啊，直到华阳。三座山峰高耸险峻啊，是仙灵藏身的洞窟；东原土地肥沃啊，金坛就是它的疆域。土地黏沃，百姓勤劳啊，于是生长出稻谷黍梁；名都胜地啊，彼此遥遥相望。秋风瑟瑟啊，露水凝成霜；送您的车驾旌旗啊，越过河上的桥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菊花有花啊，桂树有芳香。想到先生啊，不能忘怀。《朝宗辞》，送郡侯冲宇曹公入朝觐见，附有序言。恭惟圣明，在位十一朝，年号纪元十三年，正当太平和洽的时代，适逢天下会同的时期。涂山举行执玉之礼，万国全都来朝；远至极北的地方也来进献珍宝，四方边境长久无事。这个江山郡，是吴会的门户，辅佐京畿，控制连接淮地、楚地，自古就是襟喉要地，如今又成为名臣硕儒往来施展才华的地方。恭敬地想，冲宇公祖承淳厚德行，才大而不局限于一器；忠孝出于天性，又不断受到培益；穷究圣贤深奥之理，文章由道心通达而成。早年考取贤科，列入承明殿侍从的班次，探绎天禄阁、石渠阁的秘藏；于是从麟阁出任，继而掌理兰台。早晚辅弼君主，不是尧舜之道便不陈说；出入朝廷，凡有谋略的善言必定上告。义气贯通金石，正直的声名震动朝廷；认为三尺之法是替九重天子主持天下的公平，认为二千石官员是把百姓的性命托付给一路的长官。这些同样都是心腹重任，又何必区别内外呢？颁布诏令条文，抚慰安定疲病的百姓；亲自率先实行俭约，清明如秋月、冰壶；施政以中和为根本，像权衡尺度一样公平。不必言语，百姓已经受到感化；不用严厉，法令自然实行。从前中国相司马时，辽主因此告诫边境；杨绾位居台衡时，元勋因此减少宴乐。以今天观察过去，还有什么德行不能使人信服呢？从道路上听到的舆论，众人一致归附拥戴您，都认为您到任不久，百姓所受的恩赐已经很多；实在担心皇帝知道您的政绩后，征召的诏书很快就会到来，能够见到周公那样的衮衣，只不过住上两夜，想把您像寇公一样借留在河内，就难以再次相逢了。如今正逢群臣四朝行礼，您将乘单车上路；天下安治太平，吴公的政绩应当列为第一。宫阙之中设宴赏赐，想来您白日接见天子也不过三次。王樵不才，谨顺应邦人的心意，作《朝宗辞》，借江汉朝宗于海为喻，表现当时上下共同的心愿。辞说：井络的星次，上应岷山；盘踞华夷之间，江水从这里流出；汉水随着它流来，在荆扬之间汇合，朝宗于大海，如同诸侯朝见君王。诸侯之道是什么？就是敬慎忠诚，把心献给王室，像河流一定向东流去。君王的心意是什么？代替上天养育百姓，与我们共同守护这一方。只要是国家的君主，诚心求取贤才，难道还怕不能达到吗？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无论大小都尽心尽力。想到这个江郡，处在江河与海洋交汇之处，洲滩沙地不能固定，山地陆地多贫瘠，不如三吴具区一带，丰年歉年可以彼此补益，然而仍然不足。上面有贤明的长官，百姓在田野间欢娱，这才知道仁政，并且比丰年还要快乐。您的公车向北而去，我在江边送您；士女们说：‘唉，您是我们的父母官，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等到来年春天将尽，我们用什么来迎接您？’ 于是歌唱并起舞。《贺推府左公辞》，附有序言。

译政绩治理达到崇高的考核等级，礼制也重视尊奉亲属。皋陶大力培植德行，只是以严明刑法为务；释之能够使案件没有冤屈，百姓也能够共同接受教化。这些人都享有百世祭祀，并把美善遗留给后人。哪里只是当年得到报偿，也一定会使自己的先人更加光显。恭敬地想，海楼先生汇聚海岳的灵秀，探求洙泗的渊源；文章礼乐，哪里只是鲁国的大臣而已；熟悉政务，练达详明，已经像汉廷的老吏。回应天子虚心求治的心意，施展平生学道爱人的抱负。历任监察县政的职务，弊端消除，风气清明；多次代理郡守，政事平和，诉讼得到审理。认为三尺之法是替九重天子主持天下公平，认为二千石官员是把百里之地百姓的性命托付给长官。秉持一德，明察清正，即使只有片言只辞也能判断；独自遵照文王敬慎畏惧的法则，身上没有一句可供指摘的话。我们的郡处在南北交通要冲，您想到百姓为运输供应而困苦，能够体恤民间艰难，使百姓供应有节度；又不忘接待宾旅，使宾客到了这里就如同回到家中。至于钱粮、甲兵的盈亏，农桑、工商业的曲折情形，凡是涉及实际政务的事情，没有不周知的。忽然已经三年政绩有成，哪里只是本地受到福泽，声名已经传遍四方，荐举文书接连而来；向天曹奏报政绩，理应记为上上等考核；召入宫阙任职，也将看到直言敢谏的风采。您的双亲本应得到推恩，司封请求按照甲令办理；诏书温厚，玉轴辉煌，发扬隐蔽德行的幽光，增加显扬双亲的孝行，确实符合舆论的称赞和愿望。何况我们郡的情形尤其远远超过舆论所期待的呢？承蒙邑侯徐公、许公以文章之事来托付我，我谨作一首乐府，略助宾宴。辞说：祥云缥缈，正值画堂清晨，令公刚刚庆贺中书考核。穿彩衣承欢还未满足，黄色诰书已早早带来恩宠。谁不说仙翁王母在人间稀少，锦里春光长久美好？对着明月倾饮清醥，月光又满，令人不老。愿东海、南山的长寿，全都为封君祈祷。再次赐恩，便登八座，加授宫保。〔右调《千秋岁》〕 《送许邑侯内召诗》，附有序言。伏惟您治理四年，政绩可比董、刘、张、赵；三台职位虚席以待，众人推举您可比卓、鲁、龚、黄。驿站的诏书早已从丹霄传下，祥瑞的云气在紫阁上腾起。愿您早早驾车，只管奔赴庄严的任途。恭敬地想，少薇父母先生，渊源如高山降神而生甫，及至申、甫又承受上天的赐予。有前贤留下训诫以教导子孙，人们仰慕八荀里巷的德行，也弘扬二许的家传。年少时便声名显赫，历次任职考验都卓然居首。婺女星照临，五百里之内贤人汇聚；泰阶星象应验，五百年中将有王者兴起。应当参与考察荐举而登上任用之途，向朝廷彰显才能而得到任用。于是先试用治理百姓的策略，首先考察您治理地方的才干。绩溪借重于您，您所劳心的事情尤其多于丈量土地、均平粮税。我们县转而得到贤明的政令，首先表现在铲除奸邪、革除弊端。管理属吏，先端正自己以匡正万物；对待士人，虚心谦下以礼待人。因为让百姓都能倾诉心情，所以不必另外派人察访，事情没有不知晓的；因为使万物各安其位，所以不必等候预先迎接，回应没有不顺当的。百姓像拥戴父母一样拥戴您，属吏像畏惧神明一样畏惧您。听到您声名的人，无论有见识还是没有见识，都佩服您的洁白如玉、清冷如冰；见到您的人，无论贤能还是平庸，都爱戴您如青天白日。因此您的名声和实际政绩上下相符，荐举文书在公车之间接连而来。考核成绩列为最优，天曹将推恩封赠锦里；由此可以验证，竭尽忠心报效国家，就是最大的孝道。尊奉双亲的心悬念着北阙，于是入朝觐见，以入内谢受天恩；歌咏南山长寿，于是得到赐宴和赏赐宝钞。既然遇到非常的恩典，不久便奉玺书回到治理之所，并接见官吏百姓，按照旧有章程宣布皇帝的恩德。竹马迎郊才刚结束，珍圭征召守职的命令很快就来了。铨司题奏，请求以近处侍从职位的空缺来任用您；皇帝命令准许，以此资助远方臣子的贤能选拔。您就要出发了，谁还能挽留您呢？学官同僚林君、奚君、达君以及门下士人，数年来承受您的雨露深恩，如今相隔千里，又要面对重重门墙般的远别，感情实在不能自已。大家共同请求我写几句话，只是我的粗陋言辞已经向许公陈述过了，再写一次难道不怕烦渎吗？但义理上又不能推辞。于是作古诗三章送您。诗说：海门之处长风吹拂啊，江流中央有孤岛。送您到金山啊，却不能把您留下。三山苍苍啊，江水多么长。心中怀念您的德行啊，两地都在华阳。江山不会衰老啊，祝愿您位居廊庙。手持符节啊，再次归来；歌声赞颂啊，载满道路。《为大司寇麟泉王公题赠》。我来到白下，只见过大司寇麟泉王公一两次。不久以后，王公三次上疏请求退休，圣上以温和的诏旨暂时准许。士大夫无不有所言说，认为这是要与王公分别。我王樵不才，谨因王公教诲中曾经谈到的事情，叙述我所记得的一二点。不敢说这些话可以献给王公，本来只是想质疑求教的初心罢了。从前圣人从未专门谈论养生，然而顺应性命的道理，养生自然就在其中了。养德与养身，并不是两件事。所以孟子说：“保存本心，养护本性，这是用来事奉上天的。无论夭折还是长寿都不改变志向，修养自身以等待天命，这是用来安立天命的。”知道事奉上天在于存心养性，而不在形体精气这些末节，那么老子所说“使精神与形魄合一而不分离”，便不值得再说了。知道不因夭寿而改变志向，修身以等待天命，是用来安立天命的，那么君子所能做的事已经完成，老子所谓“根深蒂固，长生久视”，也不值得再说了。不过老氏的学说，我们儒者也从未认为可以废弃。所以程子说：“天命不可改变，但有些事情可以改变，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例如通过修养而延长寿命，为国家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普通人达到圣贤境界，都是这个道理。”知道修德达到极致，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那么为国家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保养身体使自己康健强壮，使子孙昌盛，这大概是同一个道理。这三件事，王公已经具备其中两件，还应当为国家再次出仕，辅佐圣明天子敬德安民，祈求上天延长国命，这本来就是今天士大夫对您的期望。为许司谏题写赠文

译谏议甸南许公，祖先世代居于江宁，这次告假南归，顺道访察故乡，在祖墓失踪八十年之后终于找到了它，既为此自行庆幸，又征求乡中士绅的意见，想把这件事流传久远，竟然劳烦到我这个无能之人。我虽然还没有见过您的面，却私下已经了解您了。您拜海忠介公为师，住处距离他的庐舍不到十舍，您一生忠孝的大节，正是从忠介公那里深深学来的。嘉靖末年，人们习惯于圆滑敷衍，忠介公有一天直言触犯皇上，听到的人都说没有用处，而且一定会获罪。后来看到您平安无事，才渐渐认为忠介公是贤者；后来又看到您受到重用，便说这是因为直言而得到的，却不知道忠介公当年抗言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也根本不曾考虑身后的名声，又哪里会想到意外的福报呢？他的正直，是无所求而自然如此，并不是只在一时感慨而已；他在家中、乡里的操行，都是一向积累形成的。我担心那些有所图谋而去做事的人，会认为忠直之举也可以借来利用，所以想借忠介公的事冒昧议论一番，以答复谏议公，也作为临别赠言。缨溪叔七十寿序 古时候即使是天子，还要尊重老人并向他们请教，何况地位在天子之下的人呢？之所以尊重老人并向他们请教，是因为老人经历的事情多，德性已经定型，行动一定不苟且，他们的话足以成为医治人的良药和砭石。如果有人听从并相信，哪怕只是乡里人，也足以彼此引导扶助而趋于善，何况他家中的子弟呢？如果不听从相信，即使是子弟也没有办法，又怎么能指望乡里人呢？世俗从五十、六十岁，到七十八、九十岁，都举行庆寿，年纪越高，庆贺越隆重。既然尊敬老人到了这种程度，难道只是徒有形式吗？尊敬他们的原因，一定另有所在。尊老请教，是实际内容；举杯祝贺，是外在形式。孝子慈孙有实际内容而形式随之而来，这是上等；借助形式而想到努力充实实际，这是次等。从前我和缨溪叔一同庆祝六十岁，转眼十年过去，我们又都七十岁了，幸而还都康健。宗族中有人想举行庆贺，我推辞制止了，只按照族中的常礼，来者凑钱表示心意，主持者置办一餐来完成礼节。聚会之间，难道没有足以互相启发的义理，没有足以彼此感动的真诚吗？从今以后，有话一定听取，有人倡导一定跟从，这才是我们宗族彼此敦促实行敬老实质的办法。因为叔雅不愿接受这次庆寿，所以先说明这件事不可缺少的道理。至于祝愿长寿千岁，另有一篇祝词。我出生在九月，那时黄菊还在开放；英叔出生在严冬，松柏正青翠。晚年我们都还强健，淡泊地忘却世俗经营，穿着布袍，吃着粗饭，悠然自得地享受此生。无事时只是手持书卷，夜里睡下仍有余清。叔若能与我有同样的愿望，祝愿我们一同活到千岁，坐看儿孙一辈学业都有成就，永远成为王氏的家训。百代都保存这种仪范，不羡慕仙人乔、缑岭之上的生活和吹笙成仙的传说。贺王玉沙郡侯考满诗并序 汉代重视郡守县令，以治理百姓的政绩来考核功劳。周代重视翰林与藩屏之臣，从康侯入朝为相开始，考核三年的优异政绩，便为一方百姓上奏请求留任。驿站文书早已上达丹霄，赐命即将从紫阙颁下。恭敬地想，吾郡尊长玉沙先生王公，学术源流出自伊洛，在我道统中占有南方的重要地位；诵习并效法考亭，懂得心传的道理。认真读他的书，评论他的时代，把道理落实到自身，在内心加以验证。不必讨论朱熹、陆九渊的异同，谁能说自己真正认识孔子、颜子的面目？实行自己所学，像宓子弹琴而治理单父一样，把学问施行于政事。像君陈那样具有美德，使洛邑和谐。多年在岭外任职，声名与五岳一样高；一旦专任一城，国家便增加了九鼎那样的分量。这里的江山郡，是吴会的门户。水陆舟车往来，这里是交通要冲；钱粮和军务，这里的事务却相对简约。正因为是要冲，人们都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不能因为事务简约就不加防范；正因为事务简约，百姓向来安于无事，也不能用烦琐的方法治理。谁能在繁简之间斟酌适中？王公已经掌握了宽严得当的尺度。他清心寡欲，减少事务，使自己俭约而使百姓富足。疏解直邮的困顿，修缮舟夫所用的设施；招募一名属官，使徭役均平，差役和雇役的轻重各依照百姓的力量。兴办学校像文翁一样，蜀地士人可以同齐鲁相比；治理政事像子产一样，郑人珍藏他的衣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相信一个人能够改变习俗、移易风气，使四境之人都回心向道。把最优政绩上报铨曹，天下安定太平，吴公应当列为第一。铭刻功勋于内史，宫廷的宠赐接连而来，知道白昼接见的荣宠只有三公才有。我们喜爱贤者，私下以《缁衣》相比；作颂时敬意借鉴尹吉甫，却不能详尽叙述。附缀一首小诗，诗说：建康是帝王之都，京口是重要的军事重镇。每年把东南的粮食漕运来，借此向北运输。长江日夜奔流，风势没有定准；顺着运河运输常常遇到浅滩阻塞，年年都要烦劳疏浚。谁知道守臣的艰难？谁能理解我百姓的怨愤？朝廷特意选派了王公来镇守吾润。政事清静，百姓因此安宁；处事公平，百姓因此信服。我作这首颂诗，是要替王公留下永久的训诫。贺黄绮石邑侯考满诗并序 辛劳任职三年，政绩可比武、张、刘、董、爱、孚治理两县的成绩；百姓推举他与卓鲁、龚、黄相等。驿站文书早已上达丹霄，赐命即将从紫阙颁下。欣逢这样的盛事，无法用言语尽情称颂。恭敬地想，绮石父母官先生，汇聚汉江的秀美，凝聚云梦的奇异。懂得求学是为了修己，而做官则是为了百姓。因此求学务求实际修养，做官实行实际政务。起初占筮于颍上，安抚困苦疲病的百姓，不辞摩顶放踵般的劳苦。后来改任金沙，振兴并整顿条文制度，不摆出欺软怕硬的姿态。刚正而能容纳万物，清廉而不近求名。收支交给权衡度量，人人都称说公平。审理诉讼依据法律本意和人情，下面的人全都归附于他的德化。论前任，则有麻城的二位刘公，祖孙同享俎豆祭祀，您足以与他们媲美。论乡里贤彦，则有应城的三位陈公，仕途与学业前后名闻于世，您可以和他们齐名。两台为地方上奏请求留任，铨部也因其贤能而使他长期任职。此行将有公车征召，得以施展补救朝政的忠心。我们喜爱贤者，私下以《缁衣》相比；作颂时敬意借鉴尹吉甫，却不能详尽叙述。附缀一首小诗：江汉虽水源不同，汇合后成为大河啊；云梦虽水泽不同，汇合后形成壮观啊；吞吐日月，孕育贤才啊；山川的灵秀并非虚言啊；显明诚信的黄侯，恩赐出自上天啊；清廉公平正直，独自坚守不改啊；四野安乐，歌诵琴弦不断啊；琴堂白昼寂静，仙鹤翩翩起舞啊；宣室召见应对，夜里在席前啊；继承三谏的美德，使遗著更加光彩啊；唉，董相曾说：治理政事而使百姓适宜，人的确应当从上天那里接受俸禄啊。为从子塈祝寿

译国家在学校培养士人，又设置科举来选取他们；又担心科举不足以网罗所有人才，特地下诏让有关部门选择那些学业和品行有成的人，按时推荐到朝廷，他们的提拔任用与制举士相同。这是祖宗最初的意图，可以百世遵守。自从挨贡的惯例沿袭实行，有时过于宽松；自从选贡的惯例重新严格实行，又有时流于苛刻，最初的意图就在这里丧失了。万历辛巳年，我县正逢贡举之期，我的从子塈在考次中列为第一，却没有贡举他，反而贡举第三名的人。塈实际上考试列在复学之首，不愿复学，而愿意依照冠带之例参加。塈领取廪米虽已有三十四年，年龄只有五十四岁。换作别人，复学本来可以等待下一次选举；但对塈来说，国家既然不养无用之士，他已经不适合充任贡生，从道义上说也不能再接受没有功劳的供养，于是最终辞去。塈对父母、兄弟和各位叔父之间，都尽心而善于处理，能忍耐事情并把事情办成。他治理家庭，天还没亮就起身，带领子弟和僮仆一同劳作；不急躁而能把事情办好，所办的事一定精细。他管理财物，说：“货物最怕被弃置在地上，使用必须各得其所，凡物都有用途。”田地园圃之外没有别的经营，但日常用度常常充足，总是靠节省不必要的花费而得到。他应对门户事务，缴纳赋税总是最早，催征的差役根本到不了他家；事情预先自行治理，公堂上绝没有留下他的踪迹。他曾说：“士人难道要等官府来治理自己吗？”他的行为和立身，像这样一向积累而成。虽然没有获得一次出仕施展的机会，但把孝顺父母的心移用于侍奉君主，把治理家庭的才干移用于治理官府，相信无疑是可以做到的。丁酉年九月初一日，是他七十岁的生日；我以疏广自比，没有钱置办酒席，便召集亲朋共同欢乐。只是到了晚年，我们没有一天不相见，谈论的只是经史中的精微道理以及身心和世务的切要之处，大概没有一句话不是彼此契合的。还有什么快乐能超过这个呢？所以写下这些话给诸位子侄看，让它代替祝寿的酒杯，并且永远成为我家的典故。贺于见素荣任兰台序 御史这种古代官职，其中设有大夫和中丞，是从秦汉才开始的。御史大夫有两名丞，其中一人在殿中的兰台，掌管图籍和秘书，所以称为中丞。后来后汉的御史台也称为兰台寺，纠察弹劾违法之事，百官震恐，其官职的雄健严峻，没有可以相比的。御史之外，又有专门管理台中杂务的官员，历代设置并不相同。到了我朝，才设置一个专门机构，位居诸道之上。从御史的差序，到章奏文书、出纳钱库和狱讼等事，没有不掌管的。史书称唐代自林怀信、张弘济领簿之后，这一职位遂成为美职。然而哪里只是唐代如此呢？在昭代它更属于重要的仕途，不会轻易授予别人。我们县最初有人进入御史台，是玉雪虞公由中丞升任大理寺卿，被称为名卿。接着是我的舅父素齐公，由中丞任职日久，加授大夫之秩，被称为特殊的恩数。二百年来，只有这两个人。见素是我舅父的长孙，万历丙子年中顺天乡试进士，继承祖先的事业。不只是见素自己一向自负，我们同道之人也因此对他寄予希望。但见素说：“我遵循并承继祖先的功业，其中有可以努力的在我自己，有不能强求的在上天。我也只努力于在我自己的事情罢了，其他的哪里知道呢？” 十多年间，他把弟弟、亲子和众位同族子弟都视同自己的孩子，他们全都先后显贵，而他仍然保持儒生本色，不肯接受铨选；既然高官之职都不肯接受，封授之职更使人钦佩他的气度。今年三月，他才在家中拜受台司的任命。我刚刚辞去职务，留在台中，对台中的事务颇为了解，又熟知我外家的旧事，于是对他说：“五代人都戴着獬豸冠，这是一个家族的盛事，也是一个县邑的美谈，难道不足以成为光大并继承前人功业的荣耀吗？何况接连不断又有人继承呢！”见素正当年富力强，将来赐予典礼、加官进阶，前途必定还没有尽头。祝贺就从这里开始，我哪里能没有话说呢？寿思筠光禄君七十序 我们县的蔡氏，自从缓翁以平民身份在乡里教书，成为贤能的大夫，受到松石刘公礼遇，如今他们往来的书信还都保存着。到了他的儿子健翁、孙子筠亭公，才大为显扬于儒学。健翁与我的先父是莫逆之交，筠亭公又与我的兄长洁庵公是莫逆之交。他们交往以道义为基础，忘却形迹，始终没有间隔。大概一个人经历三代，世代已经跨越四朝了。先父在金陵时，怀念故园，作诗寄给健翁说：“一番风雨送来新秋，想来园林处处清幽。紫翠环绕庭院牵引虎耳草，珍珠美玉般的果实堆满案头，正在剥取鸡头米。碧绿池塘中露水压折莲房，香径上秋风把柳丝梳理得柔软。请告诉主人多多储备美酒，归来时一定约定要频频同游。”诵读这首诗，可以想见当时彼此交往的情意，真率俭朴，与司马光在洛中的聚会有相同的风气。我年轻时还来得及认识健翁和筠亭公，至于思筠，则相处直到白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长寿本来就是最先得到的福庆。至于健翁、筠亭公，经学明通、品行修养，却没有考中一次进士，上天难道会对善人的后代毫无用意吗？后来居上的人一定会有。思筠年老而更加健壮，又生了许多儿子，这本来就是上天赐予难老之寿的征兆。我将亲自看着这件事实现，所以写下这些话等待它，并借此作为祝愿。寿清源张先生六十序 我十四岁时，先父开始教我学习科举文章。衙舍中只有集注以及《虚齐■〈扌此〉选》的程文，我日夜诵读，谨慎守持其中的规范。幸而上天启发了我的内心，先父看了我的文章，认为我可以教导。回去参加有司考试，误被列入高等。到了癸卯年，没有考中，才知道自己还不够。于是取来经书熟读，读到能够背诵，就加以思考；思考有所心得，就把它写在简牍上。日积月累，因此经书的意义才开始明白于胸中，下笔的困难如今也觉得容易了。丙午、丁未年终于接连考中，更加取出旧书反复玩味推究。到现在五十多年了，不敢有一天废弃。想用这些教导子孙，又得到清源张先生的师范教法，非常与我的心意相合。我的子孙受到他的益处，大概超过我对他们耳提面命的教诲了。他内在的操行修谨，人们没有谁能从他父母兄弟那里听到对他的非议。今年寿数达到六十岁，从子塈等人认为应当有话为他祝寿。《易经》说：“同心之言，其香气如兰。”我读书非常艰苦，所费功夫极多，私下认为真正了解我的只有清源和从子，于是敬意借用同心之义，写下这些作为赠言。清源，你认为怎么样呢？寿姜凤阿八秩序

译过去为公七十岁祝寿时，曾说到他的家世可比朱陈，友谊可比朱熹、张栻，也说到按照初生之礼每十天举行一次祝贺的约定；承蒙公认为这些话有可取之处。等到樵七十岁时，公又有赠言。今年公享寿八十，我已超过七十岁，仍蒙圣恩再次起用，暂任留守卿；各位老先生问起公的起居，我回答说公的高龄美德和福禄还没有止境，于是他们无不把这看作善类的庆幸。那么我又怎能不再次写文为公祝寿呢？请让我根据诸位老先生的意思进一步申说。诸位老先生之所以把这看作善类的庆幸，实在是因为这件事关系重大。《尚书》说“天寿平格”，可见高龄美德所系并不只是一身，其中保存着国家的元气。又说一个人能够平正而与天相通，只有极其平正的德行通达于上天，才会受到上天赐寿；这种长寿其实是国家之寿，而不只是一个人之寿。成王、康王时期正是周代强盛之时，而周公挽留召公，已经对此反复恳切劝说，语重心长而不厌倦；大概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许多变故之后，感受更加深刻。平生的话只有对公才能尽情说出，我也早已发誓与公长久相交，不能忘记。公的长寿无疆，本来不需要祝颂；至于我上为天下祝愿、下以表达私情，则有三件事。从前嘉靖年间，我与公同在朝廷，又同朝同乡。当时有人只有公认可他为同志，我们早晚以道义互相切磋。后来公调任外地，我恰好也与公同在外任，我怀念公的诗中有“相期到处同”一句。公再次起用并登上重要职位，从未忘记我；面对相知的人总是不停地称许我。我也深知这并不是公对我的私情，而是公错误地认为我有所长、因而取我；这正是公为天下培植善类的心意。上天赐给公的缘分也处处相合：公把贤德的孙女嫁给我家的孙子楙锟，使她以贤孝匡正补益我家，赐福同类，恩泽实在不浅；曾孙彦浈极像外家，仪态端正、步履有法。我能够借公而获得的福气，岂是寻常话可以说明，也不是轻易能向别人说清的？如今依照初生之礼和每十天举行一次祝贺的约定，叙述士大夫共同祝愿的心意：您在朝廷，政绩美善；您在民间，风俗美善。您关系到国家的元气，应当与商代阿衡、周代召康公同受上天赐寿。从八十岁、九十岁直到超过百岁，还会有人再为公祝寿。《方麓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六 （明）王樵撰 记 镇江府重修学记 国家考察古制来培养士人，除孔子的道理之外不讲授其他学说。学校遍布天下，一百多年来文教大为兴盛。至于修缮完备的事情，用来尊重和庄严教化宫殿、改变学生耳目见闻的措施，也没有不举办的。镇江府学创建于某年，修建于某年；到嘉靖癸亥年，太守南昌吴公商议重新修建，却没有完成。四明秦公接着办理此事，恩惠遍及百姓，人和政通，工程终于告成。庙学、斋舍、廊庑，没有不完美的。此前教授还没有官署住宅，到这时也建成了。教授徐君到我这里请我作记，我推辞而未能获准，只好姑且背诵所听闻的道理来告诉他说：“从前武王不是这样说过吗？只有天地万物是人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之灵；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君王，君王成为百姓的父母。又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给他们立师。由此可知，君主具有父母的道理，也具有老师的道理。依据父母之道，所以划分五等诸侯，从邦君到大夫、师长，都是用来像父母一样对待百姓的。依据老师之道，所以从家塾、党庠、术序直到国学，所谓凭贤德取得民心、凭道取得民心，都是用来像老师一样教导百姓的。太平时代的教化，由君主主持；作为父母、君主和老师，所遵循的道理没有两样。道德的寄托在学校，政事治理也由此产生。这就是先王时代所以兴盛的原因。”自从王道教化衰落，学校的官名虽然保存，实际内容却废弃了。孔子、孟子时代，道德的寄托不在学校，而在山林草野。师儒与弟子彼此投合，不再出于大君、父母的联系，而出于下层各自的作为，以扶助已经废弛的王道教化，这已经是一次变化。然而这种文化仍有可以寄托之处。自从异端学说喧嚣、俸禄利益诱惑人心以后，便认为学校果然与道德和政事治理的实际无关，老师所教、弟子所学，也不过局限于言语文字之间以及权谋功利的习气。其中有志向的人，又只归向佛、老，认为它们真能洗涤心灵、修养本性，比被世俗学问淹没更好。于是学校仅仅存在而没有彻底废弃的，也没有多少了。唉！这难道是先王建立教化、设置老师的本意吗？难道也是圣人建立君主、老师，使其成为百姓父母的本意吗？所以明道程先生在宋代提出建议，希望尽心访求天下士人：那些明白先王道德、事业完备、足以成为师表，以及志向笃定、好学不倦、才良品行端正的人，都集中到京师，由贤能的大臣主持其事，使他们朝夕相互讲明正学；其中尊贵的担任太学老师，其次的分别去教导天下学校。先生自己说：“如果按照我的建议实行，民风就会再次淳厚，王道就可以恢复。希望我的”君主世世代代实行它，确实如此吗？万世也不过是一个时刻罢了。仰想我国家建立学校、造就士人，推选师儒，又何尝不是希望他们德业完备、才良品行端正吗？只在于个人如何要求自己罢了。明道先生所谓正学，是认为其道理一定以人伦为根本，明白事物的道理；其教化从小学学习洒扫、应对开始，修养孝、悌、忠、信，周旋于礼乐之间；要点在于使自身真诚而适合世用，从乡里普通人可以达到圣人境界，其中自有节次秩序。我认为，老师用这些道理教，弟子用这些道理学，然后才可以造成人才、敦厚风俗、救济世务、兴起太平，使公卿百官都得到合适的人选；作为父母的道理，难道不是依赖师道的建立而更加光大吗？如果不是这样，低下的沉溺于章句，高明的驰骛于玄虚，把经书搞坏、以文章惑人，正如晦庵朱子所斥责的那样；辛劳一生求道，却拾取先贤所抛弃的东西来珍爱，反而肆意诋毁先贤，正如近日整庵罗公所说的那样；这就叫作教的不是应教的内容，学的不是应学的内容。一旦身居百姓之上，如果不是把这些学问视为弁髦而全部抛弃，就会把这种学术用来危害他人。这样说来，父母、老师和统帅的道理又该如何体现呢？希望我们同道之人努力，不要踏入这种戒条所警告的道路，那么对于今天革新学校的意图，就没有辜负，反而增添光彩了。吴公名一澜，南昌人，庚戌进士；秦公名淦，慈溪人，癸丑进士；徐君名邦佐，浦城人，丙申廷试贡元。金坛县重修学记

译学校的设置，在我朝最为兴盛。宋朝统治天下三百年，到仁宗庆历三年，才下诏令天下都建立学校，而各州县仍有许多不能奉诏实行。我朝自洪武初年起，孔氏的学校便遍布天下，即使武卫、边远地区，弦歌诵读也没有中断；文教发展到今天，可以说达到极盛了。金坛在江南各县中稍微偏僻，民风接近朴实，士人的习气接近根本；从前文采或许比不上吴下，如今才俊之士却接连出现。所忧虑的本来并不是文章不足。万历癸未年，县令许公和学谕林君已经重新修建学校，从先师庙廊到登堂讲学的厅堂、退居学习的房舍，没有不完美的，于是嘱托我作记。我认为古时候从乡里到京师，没有地方没有学校。子夏认为，士人在学校，就像工匠在作坊一样。士人离开学校便无法成就自己的道，士人之所以看重学校正在这里。然而求学却不能成就自己的道，就像住在作坊里却不能完成工作，这能称为善于学习吗？这样看来，孔子以后能够成就道业的人为什么又如此寥寥呢？古时候正学与外在诱惑本来就是两条道路；自从有了科举之学，而求学者只把利禄作为志向，便成为一条道路了。这难道是国家当初设置学校的本意吗？其实是求学者自己丧失了本意。假如确实把所学落实在身心，而不是停留在口耳之间，那么即使有科举，也不足以妨碍功业；如果只是为了装扮成有学问的人，那么即使博闻强记，也免不了丧失志向。孔子说：“文章方面我大概和别人差不多，亲身实行君子的道理，我还没有做到。”又说：“我没有一件行为不与诸位弟子共同实行，这就是我丘啊。”圣人的道理不离开日常生活，在默默体会中有所认识的是颜子，所以他处在圣人门下，看起来不违背常理却像愚笨，德行只是在熏陶中不断进步。遇到事情便精细观察、努力实行的是曾子，所以他有一天有所领悟，告诉门人说：“老师的道，就是忠恕罢了。”公明宣向曾子学习三年而不读书，曾子问他原因。公明宣说：“我看见老师居家时，父母在堂，呵斥的声音从未达到犬马身上，这是我所喜爱的学问，却还没有做到。我看见老师接待宾客恭敬俭约而不懈怠懒惰，这是我所喜爱的学问，却还没有做到。我看见老师在朝廷上严肃地面对下属，却不毁伤他们，这是我所喜爱的学问，却还没有做到。我喜欢这三件事却还没有学成，怎么敢不学习就待在老师门下呢？”唉！由此可以知道圣门的学问了。其他弟子的成就虽有深浅，总的来说所趋向的都不违背圣人，而且都有实际致用的成果。例如齐国攻打鲁国时，冉有率领左师，樊迟担任右师，与齐军交战而立功。季康子问道：“您在军队方面，是学习得来的，还是天性如此？”孔子回答说：“学习得来的。”孔子由此说明，圣门的学问兼有文武，方向相同；有事时便拿起武器保卫国家，没有一件不是实际功用，也没有一件不是学问。孔门之后，汉代人所听闻的道理虽较浅薄，仍有许多注重实际操行的士人。自从辞章兴盛，佛、老又乘其弊端而起，聪明有才辩的人不奔向佛、老，便沉溺于辞章；见解不能说不高，学说不能说不玄，却缺少持守常道的力量。他们面对富贵贫贱时，培养廉耻、远离耻辱的意愿少，而偷合苟得的行为多，有些正如曾子固所讥刺的那样。子固认为，汉代士人由乡里察举，所以不得不谨慎自持；如今的士人凭文章选用，所以品行多有不及。然而现在虽然用文章取士，察举的意图也未尝不在其中实行。尊崇正学、引导正道，这些反复写在诏书中的话，难道不是想在最初就考察人才吗？也只是看个人如何要求自己罢了。前辈罗文毅公说过：“象牙、犀角、珠玉以及珍奇怪异之物，有司一定要衡量它的优劣之后才敢进献，何况人才呢？”珍宝之物不会辜负取用它的人，真正辜负取用的，是那些学习诗书礼乐的士人。唉！我们如果确实能因此有所反省，使后人有一天说“金坛有许多重实际、胜于空谈的士人，从某人开始”，不也是一件伟大的事吗？这就是记。临川二太守祠记

译临川的两位太守，一位是宋代的王公安礼，一位是我朝的吴公撝谦；他们都曾任镇江太守，又都是临川人，所以郡中百姓对他们都有遗留下来的怀念。查考史书，王公字和甫，是荆国文公安石的弟弟，早年考中科举。起初随河东唐介征召，吕公弼向朝廷推荐他，神宗召见应对，想迅速任用他，却因王安石辞谢而停止。曾任直集贤院，出任润州知州，历任官职至资政殿学士，出入朝廷内外，所到之处都有声望。苏轼因作诗被说成诽谤，交御史审狱，形势十分危急，没有人敢救他。安礼从容地说：“自古以来宽宏大度的君主，不会因言语治罪于人。苏轼凭才华奋发，自以为爵位可以立即取得，只是如今这样碌碌无为，他内心不可能没有失意。现在如果一下子把他交付司法，恐怕后世会说陛下不能容纳人才。”苏轼因此得以释放。彗星出现，诏令求取直言，安礼上疏说：“下层人事有所失误，上天便在上面显示灾变。陛下有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意，但恩泽不能下达到底，是因为左右大臣不公平、不正直，把忠臣说成不忠，把不贤之人说成贤能，凭借权力谋取利益，足以扰乱阴阳而招致灾异。希望陛下深加察看。”徐禧谋划边境事务，安礼说：“徐禧志向很大而才干疏浅，一定会误国。” 等到永乐之战失败，文书传来，皇帝说：“安礼每次都劝朕不要用兵，少兴狱讼，大概正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当时荆公王安石主持国政，和甫所说的话都不附和、不偏袒他所亲近的人，具有忠诚正直的气节。这样看来，他在镇江施行的政绩，当然不只是值得百世祭祀而已。吴公因为是王公的同乡，仰慕高山，景仰其德行，已经仰慕奉行很久了，所以一旦继承他的遗迹，便触发了人们祭祀追思的心情。我们本地人没有不称心的。只是吴公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就因忧患离职了；他的同僚高公、项公、左公以及属官，丹徒徐公、金坛许公继续办理而完成。镇江士民的意思，是认为吴公的贤能可以与王公相提并论，将来为他立尸而祭，实在是上天安排的配享。于是向诸公请求，诸公都表示赞同。便在北固山南面测量土地，某月开始营建，某月完工。承蒙诸公嘱托我作记。我认为，厚道很久没有显现于天下了，哪有隔世相遇而彼此感动，一旦为他重新修整庙貌，像我们郡里对待王公这样的吗？又哪里有已经离去却不被忘记，想在前代贤者旁边享受祭祀，像我们郡里对待吴公这样的吗？这样，吴公的贤能借王公而一同显著。吴公行正直之道而不阿谀，有些像王公，所以治理县邑以循良著称，却只补授郎署之职；南郎任职年资并不落后于人，又只补授为吾郡人，大家替他不满，而吴公却安然接受，只怕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原文“镇”疑有脱文]。镇江处在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日夜接待过往客人都来不及，吴公替他们调停并节省开支，使百姓不受扰乱。这里又处在三吴的上游，水流容易泄去，漕运道路多有阻塞，吴公替它疏通水利，使旱涝都有防备；不但漕运法令得以通行，百姓也得到灌溉的好处。他举办文会来考核士人，亲自讲授，拿出公家的钱资助；又不废止乡约、宗约来改善风俗，颁行射礼，士人多有受到激发的。从前蜀郡太守李冰因开凿离堆有功，文翁因兴办学校，都享受百世祭祀。《礼记》说：“法令施行于百姓，就应当祭祀；能够抵御大灾、捍卫大患，也应当祭祀。”如今这些举措正符合这种典礼，应当有所昭示而流传无穷。这就是记。金坛县重修两关记 从长江往南，临河建城的县邑很多，跨河筑城，因而设置水门以通船，下闸以节制水流。隋朝开凿运河以供皇帝巡幸，从京口到钱塘八百里。后世因为转运漕粮的便利，所以没有废弃。运河从丹阳往下十多里，分流进入金坛的，就是古代的荆溪，是本县运道的出口。西北面承受丁角、长山等处的水，合流贯穿城中；南面通往溧阳、宜兴各湖，水光映带于左右。三座山环列如屏障，中间是方圆百里的平原，桑麻一望无际，而县城控制着交通要地，也是一处幽深的形胜之区。城建于唐万岁通天年间，后来没有考据；年代久远，竟废弃成为平地。正德壬申年，流贼侵犯江上，才开始筑城、疏浚护城河，修建六座城门和两座关。嘉靖甲寅年，倭奴多次侵扰东南，才开始用砖砌筑，增高加固楼橹，从此盗贼的警报可以不必忧虑。民政最先要办的，水旱灾害最为紧急。自从圣明天子重视东南利弊，专门敕令水利使者主持其事，凡是与漕运道路和百姓祸患有关的事情，都依次兴办或革除，没有遗漏。万历壬午年，东阳许侯从绩溪调任金坛，聪明正直，办事老练通达而和易从容，务求充分了解下情，尤其重视使用民力。县中共有三项大工程，命令一下，百姓便欢快地前来参加。自从倭寇警报以来，南北水门虽然设置了，但船只很少通行，街市中的水淤塞而不能排出。金坛的地势又是一场雨连续十天，平坦田野便已经积水；一场旱灾超过一个月，沟渠便全部干涸。这不只是农田的忧患，也是漕运道路的忧患。近来的惯例是在冬末起运，正值水涸之时，因此荆溪年年筑堰、疏浚浅处，劳役没有停止的时候。贯穿城中的河渠又有一支绕城向东，在龙山下面汇合，江潮因此能够到达岳阳之上，借以灌溉引水。上游阻塞多而江潮不能到达，南乡也会忧虑干旱。许侯到任后，首先疏浚各条河渠，其次疏通两关。两关是刘庄襄公经营修建的，向来以坚固壮观著称；然而土石结构靠许多材料聚合、彼此倚靠而坚固，年代久了便不能互相发挥作用，必然有崩塌移动的忧患。于是拆除重建，使上部空敞并加高，使下部加宽，把深度减为三分之一而加厚夯筑基础；上面可以通行车马，下面可以通行船只，一如丹阳的制度。工程从乙酉年二月开始，农忙时兴起工程而停止南面的施工，南面完工后才修北面；农事完成，工程也随之完成。承蒙县侯嘱托我作记。我认为《春秋》对通常的事情不记，只有关系到百姓民力的事情才记。县城从唐代到我朝，经历了数百年；从正德初年到嘉靖年间、从嘉靖到现在，又经历了几十年，才修缮一次。事情既然不同寻常，而许侯使用民力的方式又可以作为法则，这些都值得记载。姑且详细写下，以告知后来的人。许侯名弘纲，是浙江东阳县人，万历庚辰年考中进士。文昌宫戴公祠记

译《天文志》说：北斗斗魁像戴筐的六颗星，称作文昌宫。世间有文昌祠，却把它归属于道家，不知道这种做法从何而起。戴公是唐代容管经略使，名叔伦，也是我们县的先贤，已经在学校祭祀；这里又有祠，是沿袭旧制。查考史书，戴公字幼公，曾拜萧颖士为师，最为知名。刘晏管理盐铁时，上表让他主管湖南漕运；杨惠琳反叛，劫持他却不能使他改变。曹王皋讨伐李希烈，上表请他进入幕府，把府中事务交给他，试任抚州刺史。因为百姓常常争夺水源灌田，他制定均水法，百姓得到了便利，农田收成和粮饷逐年增加。不久正式任命他，并下诏赐予褒奖。又曾认为边境祸乱尚未平定，最急迫的是兵粮，责任在州县；但有关部门选任官员往往徇私，实在不是为官府选择人才的道理。他劝执政者一概按照政绩优劣升降官员。执政齐映等人都佩服他的话，却不能采用。后来升任容管经略使，安抚怀柔夷族部落，威名远播。德宗曾作《中和节》诗，派使者赐给他。任期届满回朝，死在路上。这样看来，民间传说戴公晚年归依黄老之道，是假的。如今太虚观相传是戴公的旧宅，距离他的墓不到一里；把住宅舍给道观，事情或许确有其事。道流于是就在文昌宫旁祭祀他，或许因此逐渐产生了讹传。旧祠在三清殿的廊下，中表于君在道观中读书，后来把祠移建到道观东面，端正其位置，扩大其规制，另设一座门，不再附属于道流。于君曾因异梦而感动，后来他的儿子考中科举，于是倡议举行这件事，并请求我作记。我认为世俗中僭越、荒诞的祠祷之事，道家最为严重；既然还不能革除，就应当揭明其中的错误，以解除人们的迷惑。因此为他作记，并特别详细叙述戴公，是因为先贤的遗迹多已湮没，只有戴公的祠墓还近在眼前，所以能够不被废弃，借此加以表彰；也借此表明于君的举动并不专为祈祷祭祀，而是崇敬仰慕前代贤哲、为后人树立准则的用意，本来就在这里。崇真院藏经阁记 崇真院的藏经阁，旧名玉皇阁。道士路元高倡议其徒众重新修建，于是请我撰文记述。我替它更改了如今的名称，并写下这篇说明，用来纠正世俗的谬误，遵循典章制度。玉皇，就是上帝。天地百神的祭祀，都由天子掌管礼仪的官员负责，哪里是人间所应当亵渎的？何况它夹在老子宫观之间，却塑造人的形象来供奉，这对上天的亵慢太过分了。塑像供奉起源于佛教，道教又仿效佛教。佛教以本性为法身，以功德事业为报身，本来只是一个人，却分作三身，排列三尊像，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旨。道教的三清，是仿效这种错误而又进一步错上加错。原文此处疑有脱误；若指元始天尊，他既不是老子的法身，太上道君也不是老子的报身。道本来没有名称，哪里会有形像呢？而老子又自称太上老君，并且老氏自称他的道生天生地，于是竟僭越地居于上帝之上，这难道是老子的本意吗？还是他的门徒所犯的罪过呢？我朝圣祖厘正祭祀典章，凡是前代不合经义的祭祀、封号和塑像，一概革除，只有佛寺、老子宫观还没有完全如此，大概是有所等待，只等懂得礼制的人来加以纠正罢了。老子的教义，如清静无为，张留侯、曹相国都曾取法其意；顺应事物而不加扰乱，就足以达到治理天下的效果。至于“载营魄抱一，无离”这些说法，安期生、魏伯阳这一类人得到了其中的方法，用来导引内养、修炼性命，就足以延年益寿。这两方面本来都没有得罪名教。后来方士、羽客舍弃炼养而谈服食，再往下则舍弃服食而谈符箓，从此厌胜禳解、祈祷祭告等科仪繁多兴起，和巫师祝史走上了同一条路；这样一来，不仅清静无为的学说几乎已经不知道它的旨趣，连所谓炼养、服食的事情，也从未真正探究过了。然而他们都假托老氏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教法，所以我认为，道家的言论中，正确的可以保存，真正错误的可以删除。现在取《道德经》五千言以下的著述，保存其中不失真者，共若干卷，收藏在这座阁中，使奉行其教的门徒知道应当崇尚什么，这也并非没有补益。崇真院供奉香火已经很久，道士们大多贫困，路元高得到的施舍一文钱也不私留，所以人们都乐于成全这件事。他修建这座阁用了两年，积聚木材用了一年，最后完工。三面改用砖铺砌，在他们的教门看来是有功德的，然而在我的道理看来却不免成为蛀虫。我们所说的道理，是希望士、农、工、商各自修治自己的事业，务求不使它们废坏；这样不必借助别人便能自足，对人所起的益处很大，这正是我对我们这些人的期望。《使蜀记》

译嘉靖戊申年，蜀成王去世，皇上命崇信伯费炜前往致祭，我以行人的身份掌管丧礼。崇信伯从水路出行，我于是借便道经过家乡探望老父亲。父亲不愿让我走水路，我便从京口渡江，赶往睢阳，路过大梁时没有进城，因为公事紧急，只写信辞别周王便离开了。经过洛阳，风土非常好，真是帝王的都城。可是，要定都洛阳，就必须按照周人的制度：洛邑和宗周相通，封国的疆域以宗周镐京为中心，方圆八百里，八乘八就是方百里的六十四块；洛邑即成周，方圆六百里，六乘六就是方百里的三十六块。东西长而南北短，短边和长边相合为千里，这样大概地势居中，可以兼得二者的长处。因此周公营建洛邑，是取其便于朝会，四方来朝的路程均等罢了；但成王最终没有果真迁都，原因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大概关中实际上是洛阳的根本，物力和气势合在一起就完整，分开就衰弱。周朝东迁时，割舍根本而把它交给秦国，所以终于衰落，再也不能振兴。黄河边的山，多是纯土而没有石头，土质极其坚硬，暑气不能蒸腾，雨水也冲不垮；高崖绝壁下面，往往有百姓居住并形成聚落，全都住在窑洞里，完全没有房屋。子孙繁衍，彼此通婚，各自安适，可以想见古代陶复陶穴的遗风。函谷关有新、旧两关。旧关在灵宝县南面，老聃西行，田文东出，都是经过这座关。新关在新安县东二里，是项羽坑杀秦朝降卒的地方。汉代楼船将军杨仆立有战功，却以自己成为关外人感到羞耻，于是上书请求用家财把关口向东迁移，武帝便把关迁到了这里。关中占据天下上游，潼关雄伟险胜，也可称为天下第一；崇山构成天然险阻，黄河形成巨大的天堑，确实有俯视八州的形势。因此战国七国时，对于诸侯说来，是仰望关隘而进攻；对于秦国说来，则是从高屋之上把水瓶中的水倾倒下来攻打诸侯。经过华阴，华山近在眼前，却来不及登临仙掌；它没有云气遮蔽，秀美的景色仿佛可以用手捧取，只能心向往之罢了。进入陕西后，秦王设朝留我宴饮；出城又拜访前大司马刘公，他住在里第，辞别后，秦王又派人在郊外为我饯行。终南山就是关中的南山，西起陇、凤，东越商洛，绵延千里，都是南山，只是随地而有不同名称。山的深处，高峻而绵长雄大，没有另外名称的地方称为秦岭，是地脉分界的所在。那里有许多奇异景致，但旅途有规定的行程，没有空闲深入探访，山灵大概会笑我吧。汉代《地理志》说，秦地在《禹贡》时代跨越雍、梁二州；《诗经》的风又兼有秦、豳两国。考察秦、汉都在关中，它的疆域大致如此；这就是关中全盛而强大的原因。宋人不能定都关中，是因为其西北部被西夏占据了。曹操不能乘关陇的形势来攻取巴蜀，这就是天下最终形成三分局面的原因。假使曹操没有刘备牵制他的右方，那么他可以沿江多次派偏师出击，使吴国疲惫，使其防备增多而兵力分散，疲于奔命；又从上游攻击它的空虚之处，孙权就会被擒获了。唐朝定都关中，也知道重视蜀地的镇守，不轻易把它交给别人，确实是因为关中与蜀地有如胞络相连。汉代《地理志》又说，凉州的富足为天下所称盛；守卫边塞的二千石官员治理那里，都把兵马事务放在首位，举行酒宴礼会时，上下相通，官吏与百姓亲近，因此当地风调雨顺，粮价常常低廉，盗贼很少，和气应验，胜过内地郡县。这是政治宽厚、官吏不苛刻造成的。我读到这里，深有感触。如果今天的边郡都能这样，用来抵御敌人就不难了。六月进入栈道，栈道长七百里，虽有登高攀援的劳苦，却把尘沙和湿热一扫而空，左右都是使人赏心悦目的景物。有时是奇峰怪石，泉水声琅琅作响，如同演奏金石之乐；有时是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树林，清凉的树荫夹在道路两旁，日光从枝叶间漏下来，更觉得可喜；有时隔着山峰另见险峻山岭，瀑布高悬，像从半空倾泻下来；有时连续渡过数道山岭，寂静得看不见人，忽然听到鸡鸣狗叫，便知道有人烟居住。到了那里，房屋依着山势高低错落而建，整整齐齐，当地风俗淳厚得像太古时代；我常常因此停车很久才离开。蜀中的人物和物产都很丰富，大体和江南相似，只是夏秋多雨，一下雨往往连下十多天，大概就是所谓“景朝多阴”吧。蜀王一向以富裕著称，但贤能的宗室很少；亲王犯法时尤其厚待士大夫，不过也颇为习惯奢侈。我到达后，立即推辞了馆舍的廪给，不住驿馆，而住在书院。当时下葬的日期已经确定，但敕使还没有到。王世子强行让我代行祭祀。祭祀那天，他增设导引和仪卫，场面非常盛大；省、台以下的官员都穿吉服陪列，只有我穿青衣、戴角带进去。诸位官员惊讶地询问，我说：“这是礼制。”他们于是都穿成和我一样，按礼行事。平身后行三献，祝文称：“皇帝遣官致祭。”世子伏地哭泣叩头，然后退到幕次。拜见世子时，世子慰劳我远道跋涉，命长史请我到书堂，想用茶饭和歌乐相待，我辞谢了。王府不时到馆舍设宴，两位长史轮流来做主人，并且说：“殿下担心先生寂寞。”我谢绝说：“实在并不寂寞，只是这样反而使彼此都劳累烦扰。”他们得到我的允许后，又更加感念殿下的厚意，都恭敬地说：“好。”于是再也没有来过。我在成都停留一个多月，遇到的空闲日子又没有晴朗的天气，因此各处名胜有些没有能够遍游。锦江环绕城池，清澈见底，却不出产水族；当时正值仲秋。城上的芙蓉花正在盛开，灿烂的花色和城墙女墙交相辉映，倒映在江水之中。先父曾有诗句说：“一江秋色照芙蓉。”真可以称为佳句，眼前景象宛如将它呈现出来。我拜谒昭烈、武侯祠，古柏仍然森森耸立，拂云蔽月，气势仿佛连接巫峡，寒意直通雪山。浣花溪距城大约十里，水木环绕交合，幽深的山谷一片苍翠，确实是绝佳的胜景。杜少陵、宋景濂先生的两座祠堂就在旁边。杜祠就是草堂的遗址；宋先生被贬后死于茂州，蜀献王因为旧日从学的恩情，请求皇上，于是成都有了他的祠墓。方公希直是宋先生的门人，曾在这里任教授，所以配享祭祀。王府办完丧事后，我先行辞归；他们馈赠的赆仪白金、鞍马、衣服和币帛，我全都推辞了。从简州走陆路到夔州，因为沿途道路没有驿站，若赶不上城邑，就住在山寺里。夔州归山尤其险恶，正是所谓鸟道。抬轿的人不愿再往前走，我也不能违背他们，于是改乘船。夔州的船比江南官船稍小而轻快，船头有招竿，执竿的人和掌舵的船师都是重要的船工。

译船在惊涛和尖石之间旋转自如，正是所谓“转动船舵、拨开船头，灵捷如有神助”。夔府是一座孤城，有一半建在山上；街市没有水井，城中许多地方都淹没在江东。远望瞿唐峡两岸，峭壁高达万仞，相对耸立如同门户，云气在其中吞吐。船师擂鼓开船，鼓声冬冬响彻幽谷，别有一番乘船航行的景况。船师唱巴歈来鼓励大家用力，划桨的人都应和着他。灧滪堆在瞿唐关下面，处在江流正中。九月经过时，它大得像金山下的云根岛，离船只有寻丈之间；划桨迅速，江面平缓，经过它快得像飞鸟。当地人说，夏秋水势盛大时，水位又高出石堆数十丈，急流奔腾狂怒，船不能上下通行。石堆刚开始被水淹没时，称为“灧滪撒”，连头发也不能从那里渡过。范成大诗说：“不知灧滪在船底，但觉瞿唐如镜平。”大概说的是水势平缓时的情形。两岸山峰都像墙壁一样直立，江水从中间流过；好事者曾在岩石边缘刻下“天子万年”四个大字。岩洞中往往有嵌藏其中、像文书匣一样的东西，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驿舍多建在岩石弯曲处的陡峭绝壁上，上下都很困难，传递文书、路引以及馈送的粮食，都用绳索悬吊着放下去。当时顺流而下，水势非常快，一天经过数个驿站；幸好江上航行时一直是晴朗天气。巫山也是峡中一座壮丽的大县，我曾停船一次，上岸散步。从瞿唐峡往下，山都险峻陡峭，只有巫峡的秀峰排列开来，像一幅图画。山峰有十二座，能看见的仿佛只有九座，其余都被遮掩映衬而看不见。一天早晨在船上起身，抬头看见一座山峰的顶端金光闪耀、夺目异常，仔细一看，原来是初升的太阳照在上面。峡中不到正午看不见阳光，能见到这种景象很是奇异。李白诗中的“金芙蓉”，确实是真实的景象。我曾说，天下的山川，关中以雄伟险胜，钱塘以秀丽取胜，历下以幽深取胜；兼有这些特点的，只有蜀中。经过新滩时，为躲避险恶的礁石而上岸乘轿，追不上船，大概船行就是这样快。经过黄牛峡，用羊和猪到庙中祈祷；庙后山岩上有一处像人戴斗笠牵牛的形状，颜色赤黄。民间传说黄神辅佐大禹治水有功，所以在这里享受祭祀。我这次出行，是因为老父亲深切挂念我，希望快去快回。杜甫说：“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我确实没有能够完全领略所经历的奇妙景色。我的朋友谭敬之曾任夔府佐官，我问他赤甲、白盐的景色，他不能回答；我便拍掌大笑。这样看来，我此行所得也已经很多了。《使代记》

译嘉靖庚戌年，我以行人的身份奉命出使大同。三月，风势发生极其异常的变化，风从西北吹来，黄尘遮蔽天空。不久天空变成赭色，人与人相对时，彼此的颜色也全是赭色。片刻之后，天空黑得像漆；当时正值午时，屋中只好点燃蜡烛，才能坐下。六月二十四日，大同总兵张达在抵御敌人时陷没。张达是甘肃人，从小校做起，凭积累首级功劳升到如今的官职，擅长弓马，却没有远大的谋略。他习惯于敌人入境，把敌人误认为零散小贼，便带轻兵追逐求利，陷入敌军伏击之中，部下没有人肯救援。副总兵林椿因为主帅失陷，担心被逮捕，突然出战，与张达一同战死。事情传到朝廷，皇上认为边臣习惯于软弱退缩，想借两人来表示激励和惩戒，于是赐张达谥号“忠壮”，赐林椿谥号“忠刚”，各自追赠官职、荫封子孙，并在大同建立祠庙。总督侍郎郭宗皋、巡抚都御史陈耀被逮捕，分别处以廷杖一百；陈耀因杖刑而死。皇上下诏起用尚书翁万达代替郭宗皋，翁万达尚未到任，便由兵部侍郎苏佑暂时督理事务。又起用佥都御史赵锦代替陈耀，重新起用咸宁侯仇鸾，让他以太子太保镇守大同。仇鸾的祖父仇钺，是宁夏游击将军；因擒获反叛的安化王，封为咸宁伯，又因征讨流贼有功，进封为侯。仇鸾身材矮小而精悍，只粗略涉猎文字，诡诈荒诞，敢于说大话；他以总督身份镇守河西。曾铣弹劾他违法乱纪的事情，因此被逮捕。曾铣是江都人，曾提出建议说：“我朝因为东胜孤悬在外，把镇守之地迁到榆林。刚迁移时，套内没有敌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掌管此事的大臣没有趁这个时候据守黄河。”弘治八年，敌人编筏渡河，劫掠官军牧放的马匹。到了十二年，敌人便拥众进入河套，常在那里放牧而不出来。祸根既已种下，偷袭便随时可能发生：出巢时就侵扰宣大三关，据守巢穴时就侵扰延宁甘固。这是剥床已经剥到皮肤的切近灾祸，是没有止息的祸患，应当大力把他们驱逐出去。皇上方便批答说，曾铣任事以来，慰劳接纳的旨意十分温和，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正是皇上的意思。一天，皇上忽然下手诏，说兵力不足，责问大臣为什么无端生事、制造事端。内阁严嵩上疏谢罪，趁机说这件事都是夏言主张的。夏言的奏疏没有说承担罪责的话，皇上大怒，革除夏言师保、阁职，以吏部尚书的身份令其致仕。他行至丹阳时，被逮捕下诏狱，因为仇鸾上了告发他的奏疏。夏言宠妾的父亲苏纲也是江都人，在京城出入夏言私宅，很有权势；而曾铣的儿子因为乡里亲戚关系，常到苏纲家往来。仇鸾于是说，曾铣因为通过苏纲结交辅臣，送了二万两金子，用三匹骡子驮运；他掩盖败绩、冒领功劳，提出恢复河套的危险计策。案件交给刑部后，起初拟定的罪名都不合皇上的意思。皇上说：“只按法律办理。”于是以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判处曾铣，并与夏言相继在西市斩首。仇鸾因为告发有功而免罪，重新被任用；其实他没有什么奇谋良策，不过是派人向敌人示好通款，令敌人不侵犯自己的辖境罢了。当时边地纷纷传说敌人将大举进攻京师；其实消息在半年以前就已经传出，边地人人知道，而京师却不知道。八月十四日，敌人进攻古北口；十六日扒开城墙进入顺义包围圈，因为保定军驻守城中，城池得以保全。十七日，消息传到京师，朝廷才开始商议防守的办法。兵部尚书丁汝夔奏请调发勇字四营的士兵，分驻城外；由威字四营和三大营的士兵守城；命令文武大臣各派一人分守九门，并传檄各镇前来勤王。十八日，仇鸾首先率大同军到达；十九日，巡抚都御史杨守谦率保定军到达，随后各路军队也大批集结。朝廷任命杨守谦为兵部侍郎，提督内外官军截击追杀敌人；赐给仇鸾“平虏大将军”印信，统领各路军队调度截杀。仇鸾的军队没有纪律，而丁汝夔又下令禁止捕杀大同兵，大同兵于是更加肆意劫掠，甚至比敌人还厉害，仇鸾这才憎恨丁汝夔。有关言论也被皇上听到了。敌人逼近都城，杀人掳掠，焚烧房舍，昼夜火光不断。后来竟坐在教场饮酒、击鼓取乐，又进入东直门外的马房，抓走八名内官；敌军首领俺答后来又放他们回来，并拿着傲慢的书信，威胁要求通贡。这封信不是番字，而是内地叛逆代为起草的。城外居民有成百上千人受伤，成群奔向城门，城门却拒绝他们进入，哭喊声传到皇帝驻跸之处。皇上下诏开门接纳他们，并告诉辅臣说：“九门先行关闭，这是自己困住自己；只要加强防守、检查和盘问，并且随时轮换执行，就可以了。”大家都佩服圣上的话说得恰当。此前，辅臣上疏说：“私下听说敌人中有很多我方叛逆，昨天进入边境的人都穿着中国衣帽，假称是调来的边军，想混入关内，恳请圣驾暂时回到大内。军机贵在秘密，恳请下谕文武大臣，凡属于机密议论的事情，准许他们请求当面奏对，由皇上特意驾临便殿亲自裁决。”二十二日，皇上在奉天门接受朝见，这是皇上自嘉靖十八年以来直到如今第一次出宫临朝。皇上下制严厉责备群臣没有人任事，才使敌人造成这样的局面；关于敌人请求通贡的事情，交给群臣讨论。国子司业赵贞吉抗言说不可答应敌人的请求，皇上下诏加授他左谕德兼监察御史，出京巡视军队，并赐五万金，作为临机赏赐、激励将士之用。赵贞吉到达军中后，仇鸾用计困住他。仇鸾多次在军中击鼓，装作要向敌人进攻的样子，拉赵贞吉来监督作战；军队于是飞驰而出。赵贞吉不能驾马疾驰，马又驽劣，不能按他的意愿前进，于是把所赏的金钱交给仇鸾。仇鸾暗中与敌人交通，却放出声势说自己正在追截敌人，实际上从未望见敌人的尘影，更没有发射一箭。敌人又侵犯天寿山，绕道从西山、良乡以西一直到保定，沿途都为之震动。杨守谦在城东北角扎营准备作战，关系到国家的大计，不敢轻易行动。皇上认为他故意迟延，二十四日把尚书丁汝夔、侍郎杨守谦下狱。当时敌人逐渐退去，仇鸾率领各军尾随追击。敌人想向西夺取白羊口出境，被白羊口守将阻挡，只好返回，突然和仇鸾相遇；敌军放马践踏仇鸾的军队，仇鸾军还来不及列阵，几乎被敌人俘获。敌人分两路出境；把被杀和被掳的男女合计起来，大约有六十多万人，财物牲畜更无法计算。敌人经过宣府城下，对守城墙的人喊道：“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的兵在南边，你们守的只是妇女城。”当时守城的人看见敌人掳掠的关南百姓整日不断地经过，哭喊声震动山谷，却无力救援。当天夜里，敌人驻扎在西门外二三里处，因为长久劳累都沉沉睡去；城中却没有一支军队能够出城劫营，镇守宣府的人都为此惋惜。

译二十六日，丁汝夔、杨守谦一同在西市被斩。丁汝夔没有统兵作战的才能，让他担任兵部尚书本来就不是他的职任，何况是在这种时候呢？假使早些任用翁万达，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翁万达当时居丧，又患疽病；朝廷再次召他担任兵部尚书，他没有立即到任，便被降秩，出任经略紫荆诸关。我曾感叹世宗的英明睿智是世所罕见的，也非常留心边防事务，可是一时的大臣大多辜负了任用。当时兵部尚书的人选，没有谁比得上翁万达，其次就是王邦瑞。张达、林椿战败时，本应立即让翁万达代替丁汝夔，让王邦瑞代替陈耀；听说这两人都不受当权者喜欢。又自从周尚文死后，一时的边将可以说没有人了，不得已才任用仇鸾，仿佛冥冥中早有定数。赵贞吉奉命回京，因为他所说的话没有应验，又追究他此前为周尚文、沈束申辩的事情，施以杖刑，贬到岭南。周尚文守卫边疆时能使将士拼死效力，敌人畏惧他，但也颇多使用权术。翁万达能够驾驭他；他死后，严氏夺去了他的功劳，不加叙录，也停止了对他的恤典。给事中沈束对此加以论议，违逆皇上旨意，被下狱。杨志学有边防功劳，杨守谦是他的长子；他没有等候檄文便奔驰前来，不作战并非他的本意，却独自受到诛杀。我在大同时，一见仇鸾便知道他奸诈；他把军队驻扎在居庸关下，是因为事先知道敌人的谋略，所以听到警报就入关。当皇上正为敌人忧虑时，仇鸾第一个赶到城下，皇上派人登城察看，看到他的军队绵延二十里；他因此受到宠信。后来他留任总京营，多次请求北征。难道敌人进入我国境内时，既不能抵御他们的到来，又不能截击他们的退归；等敌人已经出境后，反倒能够追问他们的罪过，捣毁他们的巢穴吗？这不过是说大话欺骗皇上、向下属夸耀，同时想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肆意施展他的奸恶凶暴罢了。假使让他再过几年不死，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是说仇鸾一定会谋反，却没有这种可能。姑且只根据近来的事情来说，像石亨父子那样的人，也骁勇绝伦，亲身经历血战，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才产生不安分的心思。看仇鸾所作所为，不过是狐狸和老鼠罢了，哪里是能够谋反的人呢？京城的士兵都是市井百姓，操练也只是空文。自庚戌事变以后，每年调边兵入京护卫；然而边兵原本各有地方防务，倘若贼人先出兵进攻他们所在的地方，就不能调来了。又如宣府、大同离京近而容易调遣，但敌人向东而来，必定先经过这两个镇；倘若敌人知道两镇空虚，乘虚入侵，使门户失守，便会长驱直逼京畿，京城难道能够自行安定吗？京兵不能应付紧急情况，边兵又不能长期调来，应该招募四五支军队，分屯在京城附近的要地，进行操练和防守，听候调遣，不必进入京城增加兵力，也不增加军饷；只须选汰老弱，停止京营操练，把原有粮饷补给这些军队，这样不增加赋税也就够用了。丘文庄关于京畿军队的主张不可实行。唐代河北藩镇割据，登记土地上所有壮丁作为士兵，以对抗朝廷；这是治理乱世的办法，如今只采用募兵法就可以了。河北本来就是强健勇士聚集的地方，不怕没有兵，只怕处置他们没有方法。有了这四五支军队，京兵只需核实人数，不必另外补足额数；可以停止京营操练。若只是招募补充京营，仍然会回到骄惰无用的状态。自古以来，京军和边军从来没有由一名将领统率，仇鸾出问题后才开始议论分割他的权力。仇鸾的罪行严重后，才派赵锦收缴他的印信。赵锦在两个镇都曾和仇鸾共事；他进入兵部时，是仇鸾援引他的。仇鸾失败，赵锦也获罪。敌人请求通贡时，大臣们议论派使者探问他们的意图，借此与他们通款，几乎陷入宋人的错误。假使敌人叩边请求通贡，来使可以不拒绝；哪里有拥兵压境，却反而寻求城下之盟的道理？世宗的札谕中有一句说：“皇曾祖及景泰年间说，和议很差，不可听从。”这一句话深深合乎正义。后来仇鸾终于开放马市，敌人把无用的马匹卖给中国，中国却用厚利偿付；马匹分给民间，牧养后很快倒毙，白白成为百姓的祸害。有人说近年来西北边境颇得休息，也许是受制于我方用诱饵、保卫边塞、遵守约定的效果。祖宗时期也曾容许他们通贡，境外各部都能入贡，为什么偏偏想同他们断绝关系呢？却不知道祖宗时期兵威强盛，能够决定他们的生死；他们如果诚心来贡，就因此安抚他们；一旦有人违犯顺服，便立即加以征讨，所以敌人畏惧威势而感念恩德。如今能够做到吗？说允许通贡不是讲和，也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罢了。马芳幼年陷入敌中，也被称为骁勇之将。他曾偷盗敌人的女子，敌人爱惜他的勇敢没有杀他，却割掉了他的右耳。马芳自以为功劳很多，认为足以抵偿一个女子，既没有得到她，又被当作耻辱，因此非常怨恨，便来归顺。后来官至都督，多次出任总兵。敌人曾讥笑他说：“马芳原是我的奴隶，中国竟让他成为大将，由此可知中国没有人才。”然而敌人实际上很忌惮他。他任裨将时，曾在江东担任总督；有一次按军法用箭贯穿他的耳朵，在军营中示众。马芳以此为耻，又想向北逃走。内阁徐存斋急忙派人前去安慰劝解，并送给他千金，马芳才停止逃走。我在尚宝司任职时曾见过他，和他说话，他故意装作口齿不清、像侏儒一样，使人无法听懂。后来我到他的宅第拜访，只见他沉湎于富贵，和各位将帅没有区别，神态哪里还有沙场上拼死报国的志向呢？听说他多次到政府请求出任外镇，不愿意留在京城。人们说马芳不忘飞扬跋扈，难道真是这样吗？恐怕对他的估计过头了。《西曹记》

译明朝初年考察古制设置官职，整顿六卿的职掌，认为钱粮、刑狱事务比其他各司更为繁重，所以分设各属部，每部各有十三个司，如同外藩的数量。太平日久以来，诉讼案件稀少简略，刑部被称为无事可做；郎官每天只用三时办理事务，其余时间便带着书策读书。午后退衙后，桧树荫下寂静得像太古时代，有人留下不走。其他各曹的同僚朋友并不常相往来，即使往来，有时也受身份行迹的拘束，不能融洽相处。只有刑部的宴饮聚会以年齿而不以官职排列，事情到来便分工处理，有疑难就相互斟酌。政事之外，还切磋道义，真正有朋友之间的情谊。而且公文一定亲自写成，不借助书吏，所以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大多精通吏事。刑狱虽只是一个职掌，但各类事务的真情和虚伪无不涉及其中。不通晓各种事务真情虚伪的人，不足以断决案件。我在刑部研究法律条文，如同读书人研习根本经典。后来两次任按察官，都得益于这种功夫。审理案件的难处，在于查明实情。我曾把它比作医生：研究法律如同按方用药，审讯案件如同诊察疾病。有人虽然熟悉医方，却不能对症下药；就像有人熟悉法律，却不能查明实情，那么所谓通晓法律最终又有什么用呢？又有人精通法律，却容易陷入苛刻；法律本来不是用来使人苛刻的，倚仗法律去削割他人，便会陷入苛刻而自己还不知道。所以用心办事又要以仁爱宽恕为根本。南城人罗惟德，整天盘腿坐在空室里；案件送到庭前时，他能洞察幽微、判决疑案，每次的结果都出人意料。这就是陆象山所说的，不轻易耗费精神，要把它留待有用之处吧。罗惟德一向体弱多病，告假在家时日很多，有时连续数月不入公堂，官府也不追问。京山人高伯宗，外表如同土木，穿破袍、布靴，腰带和带銙都不完整；出门骑一匹劣马，确实如杜甫诗所说，骨骼突兀得像堵墙。有人笑他，他说：“马走得慢，我起得早，哪里担心不能和你一同到达呢？”晋江人庄士元，心中没有机巧，言语迟钝，话常常说不出来，但他的忠信行为却一望便知。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恒心的善人吧。泰和人胡正甫和安福人邹继甫在同一官署任职，每天把讲学作为要务，早晚出入、行走、坐卧都成双结伴，当时称为“江西三子”。所谓三子，就是罗、胡、邹三人。罗惟德负责提调狱讼事务，我以巡察风纪的身份去拜访他，按旧例带着酒菜夜间同坐。罗先让人阻止我不要置办酒菜，只邀请我早些过去清谈，见面后非常高兴。他问我见到荆川先生时情况如何，我只把记得的大意回答了，不能展开说明，只说：“心静了再说心静，便能看见自己的不是之处。”又说：“人往往把盗贼认作儿子。” 罗惟德点头赞同。过了很久，他说：“我还想为兄长说几句话。”我说：“愿意接受教诲。”罗说：“知道止境以后才能安定，安定以后才能心静；兄长还不知道什么叫知止，却教兄长做到心静。”我悚然起身道谢。罗又说：“知止是圣人的功夫，是迈步的第一步；总之，和文字表面的意思没有关系，向外面寻找是找不到的。试着说说，兄长一生中有几天真正用到了自己的聪明？在自己的屋子里用功。”我顿时大有省悟。罗约我游西山却没有去成，我写诗赠给他，其中有“十里春花走马看”一句。燕都西直门外有许多权贵的别墅，当时正值春日，百花盛开；我因为有日期约定，来不及下马停留观赏，只能空手返回，所以这样说。罗用唐诗两句回答我：“谁言不同赏，俱是醉花间。”我陪祀康陵时，和罗惟德一同住在神宫监的耳房里。康陵是武宗的陵墓，距离长陵十里，在天寿山最北面，地势偏僻，道路险恶，凡有事到这座陵墓的人，大多以往返艰难为苦。那天晚上，我预先准备了被褥，计划住宿，派差役寻找方便的房间却没有找到。祭祀结束后，众人轰然散去，走在道路上，必须跟随大队，不敢独自行走。我还没有决定去哪里，忽然遇到罗惟德和钱同文，于是便和他们一同住宿。罗惟德向我讲述勾勾崖的胜景。勾勾崖在九龙池西峰的西面，从樵夫走的小路攀援藤萝进入。山崖中部有一座古寺，住着几位老和尚，眉毛长一寸多；看他们的生活起居，简直和猿猴鸟兽一样。守陵的宦官很多曾在这里躲避敌人。据说第二天经过九龙池旁边时，罗指给我看那个地方，说：“那里的山峰很像江南的九华山。”我在马上远望，不能仔细观察。我虽然不能亲自游览，但心意已经独自前往，于是为此写了一首长歌。河汾赵先生说，我只是听罗先生讲述，和亲身游览没有不同，可以称为“听游”。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以前没有人这样说过，于是便采用了这个名称。前代帝王的陵墓各自形成一座城邑，只有天寿山环抱如玉玦，玦口就是红门。红门以内天地开阔，诸陵排列其中。我在刑部任职时总共上陵三次，其中春天去了两次。所谓八陵果园，花卉全都盛开，远望像霞锦铺成的阵势，尤其是胜景。九龙池在西南角，文皇曾经驻跸在那里，还曾写过一首诗来描绘它，颇能写尽山陵的壮观。其中有“山内看山山更好，与灯火千林昼冠裳两道回”这样的句子；但我认为，真正亲身经历过这里的人，未必不会莞尔一笑。严氏掌国政时，贿赂公然流行，大小官职都有价钱。国家财力因供应边防而困乏，边臣却善于侵吞盗取，专门借馈送之名行贿，其中大半从户部支出后流入权贵之家。因此边政完全废弛，北方敌人任意践踏，墩堡十处有八九处残破，又围困大同右卫。议论者说，敌人想得到这里来安置丘富。丘富是中国的叛人。没有右卫，大同就危险了。于是给事中吴时来上疏弹劾督臣杨顺和兵部尚书许论，列举他们的罪状，世宗因此震怒。杨顺被逮捕交给司法官审理，按法律应当斩首。严氏想替他开脱，又担心皇上追究边防事务直到自己身上，便想办法陷害吴时来。当时吴时来将要出使琉球，还没有出发，听到严氏的意图，便上疏攻击严氏。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也一同上疏，大意都说：皇上把政事交给严嵩，严嵩又把政事交给儿子严世蕃；一家人盘踞朝廷，作威作福，父子共同作恶，这是近代没有见过、前代没有听说过的事。严嵩借此急忙上疏自我辩解，说吴时来其实害怕渡海，所以先弹劾一两个边臣来试探皇上的意向，真正要弹劾的本来就是臣；臣因为辅佐皇上奉行玄教而被人嫉恨，惟愿陛下明察。于是吴时来、张翀、董传策三人都被交给司法官，谪戍充军。朝廷派给事中郑茂审查杨顺的案件，想免除他的死罪，再次交刑部处理。我认为尚书郑公山的判决不可移动，不可更改；应当以辞职与否来争取。

译郑公说，事情不可激化；如果这样做，皇上的震怒将不可测，哪里只是我一个人的去留问题，恐怕会引发士大夫的祸患。与其激怒皇上，使他作出过分的举动，宁可说我不能坚持法律、守住议论，因而有愧于张释之罢了。于是改判为充军。后来隆庆年间，杨顺最终被论处死罪。吴时来、张翀、董传策三人的案件发生时，庄晋江在浙江司任员外郎并代理印信，我和高京山任主事。堂上的郑公因为庄晋江口才迟钝，认为我性情刚直，便两次派高京山到西直门传话。所谓西直，是内阁的值庐。当时在西苑，严嵩的权势极大，各衙门的事情没有不先向他报告、然后才敢决定的。三人担心的是廷杖，又怕严嵩暗中递进揭帖，必定把他们挤压至死。士大夫大多有这种忧虑，所以郑公想稍稍开导严嵩，以保全言官，成就皇上的圣德。然而三人之所以能够保全，大概是因为当时皇上已经察觉严嵩的奸恶，只是还没有决定罢免他罢了。后来高伯宗终于因为三人之事，升任景王府长史，这是出自严嵩的意思。三人出行时，高伯宗还曾出城为他们送行并赠送物品。嘉靖年间，法律中有几项加重处罚的条文：边地巡抚、总督都是文臣，旧时如果因失误造成事变，充军而已。后来比照边疆将帅守备不设、被贼人掩袭，以致城寨失陷的罪名判处斩刑，文臣比照将官论罪从此开始。议论政事的人本来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上书如果诈称事实而不如实陈奏，和御史等风宪官员挟带私怨弹劾案件，按本律定罪，后来又加上廷杖。后来又比照儿子辱骂父亲判处死罪的法律，儿子辱骂父亲之法从此开始。曾铣建议恢复河套，夏言从中主持此事，司法官因为法律没有直接条文，后来便援引交结近侍官员的法律。杨继盛弹劾严嵩，在罪恶奏疏中引用二王，司法官无法据此定罪，便援引诈传亲王令旨的法律。郭希颜建议请求安定储位，便援引妖言律。这几件事还都是因为触犯了皇上的怒意，皇上想加重处罚，而法官不能争辩。至于沈炼在戍所辱骂严嵩，和人比赛射象，把严嵩画成靶子来射；杨顺诬陷他传播妖言而杀了他，这就真是无法无天了。然而嘉靖末年，海瑞上了一道奏疏，直率而又失于礼貌，也几乎等于辱骂皇上，但皇上宽宏容忍，最终没有杀他。由此才知道，先前那些事情都是大臣不能调护、不能周旋的罪过，并非世宗本来的心意。郭希颜的奏疏说：“我不敢说立储，请让我说安储；大意是想让景王出封。”其中又牵涉严氏，而严嵩自称这关系到他的家族，所以从奏疏中摘出“建帝”二字来触怒皇上，必定要杀死他。看他后来对人说：“郭希颜只希望被逮捕审问，不过充军罢了；即使判死罪，也不过暂时监候，将来实行新政便能入阁。哪里料到圣明的皇上洞察了他的奸诈，立即把他杀了。”这句话说出来，他的肺肝都可以照见了。王直背叛国家、勾结敌人，攻破城池，杀伤文武将吏和军民，不可胜数，而胡宗宪总督却把招抚接纳王直当成功劳。严氏父子主张这样做，想用投降来宽免死罪，很多人因此疑惑我。我对他们说：“宁可让胡宗宪失信，也不能让朝廷失去典刑。”尚书郑公的意见和我相同，最终按谋反律拟罪，在海上枭首示众。王直是徽州人；根据胡宗宪的私家史书，已经称他为海曲王了。这里面一定有过分优厚的许诺，所以他有所倚仗而来，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投降。听说斩王直时，众人推举荆川发言。王直出言不逊，行刑时不能不尽心办理。像近来余姚翁公，最被称为精通法律的老法家；他的恤刑录被人传诵，但晚年仍因错判一件案件被追究并削去官秩，何况其他人呢？我见世人大多把留心案牍看作庸俗吏员的作为，专以舞文弄墨、吟诗饮酒为风雅，往往连法律都不仔细研读，审讯盘问又嫌烦琐；却不知道像钱若水秘密访查女奴，最终使同州的富民免于死亡，前代贤者用心办事就是这样。这正是古人讲求学问、务求实用的地方；对这些事情却毫不留心，只知饱食官家的俸禄，听任吏胥按成案办理，难道还能称为风雅吗？外地各司招徕、审理案件的情形尤其不堪入目，姑且举两件事：有三个人偷砍别人的桑树，赵甲因为拒捕，用枪刺伤人，导致失主死亡，按律应当判处斩刑。钱乙持枪刺来救人，孙丙的右臂和右肋受伤，也引用盗窃者临时拒捕伤人的律条。我的看法是，律文所说的“临时拒捕”，“临时”二字含义很深：大概是正在偷盗时被事主发觉，仍不丢下财物逃走，反而护赃格斗，这不就是强盗吗？所以应判斩刑。若已经离开盗窃地点，只因追赶而拒捕，就不叫“临时”了。如今孙丙听见邻人喧嚷，出来救护，因此不是捕盗；钱乙因为恼怒他出来救人而行凶，因此也不是拒捕；已经离开桑地，被追赶到孙丙门前，也不是临时拒捕。只应按持凶器伤人的案例判处充军，后来这个人终于得以减免死刑。还有一件事：伪造文书的案件，按律必须套用并仿画押字，只有盗用印信才算成立。印和押二者相比，又以印为重，所以有条例规定：凡伪造各衙门文书、盗用印信的，不论有无押字，都依律定罪。如果只是套用、仿画押字，就按照所犯事情的轻重，查照相应的律条定罪。正好嘉兴、兖州都发生过这样的案件，嘉兴知府见到我批示详议，极力称赞佩服；兖州知府因为我参与检验，便回称巡抚已经详细审定并批准，于是同我结下了嫌隙。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竟是这样。《方麓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七 （明）王樵撰 记 游西山记

译我在京师任官前后十年，西山一共去过四次。第一次从大同出使回来，经过华严寺，登上翠华岩，在七真洞休息，题诗说：“像我的华阳洞，不知何时才能住进七真？”我问和尚，和尚不说话，只替我拂去石床上的尘土。洞穴深广约有二三丈，里面有一张石床。东面有耶律楚材刻在石边崖上的诗，转过几道弯，又有吕公洞，那里很少有人到。洞中隐隐约约像有风雨声，大概是地下有泉水流过。出洞后登上玉泉山，坐在望湖亭，看到群山环绕，只有这座山像游龙的头颈和脊背高高隆起，形势仿佛要俯身饮入湖中。各处泉水有的从石缝旁流出，有的从平地向上喷出，向上喷出的尤其奇异，像串珠一样喷涌，到水面便停止。泉水流动便成为沟渠，停聚便成为湖泊，全都清澈见底。水中怪石错落，翠绿的水藻像带子一样，时时与水波一起舞动。因为行程有期限，于是离开了。第二次是因为上陵，取道西山，住在瓮山圆静寺；这是通往天寿山的另一条道路。没有显贵的车马交杂，也没有尘世的喧嚣扰攘，实在令人自在；我认为同昌平旅途中停留相比，清幽得就像登上仙境。寺院十分幽静偏僻，我出寺闲步，走进另一座寺院，看见两个和尚面对面下棋，连起身都没有。旁边有泉水从地面涌出，我倚着长松看它喷涌，过了很久才离开。有一次我和翰林姜廷善一起骑驴，带着一个仆人和一个差役，在西直门会合，彼此并骑边走边谈，遇到佳景就下驴，一同游览。大体说来，西直门外多是显贵人家的别业和园亭，人人各有意趣，竞相追求新奇精巧。春日休假时，大宦官们让鼓吹仪仗前导，骑马出游，各自前往珍爱的地方游乐，路上不断有嬉游的队伍。各处都有守园人，却也不禁止人们游玩。我们只到了三四处，大致看了一番，不能遍游。这天在功德寺吃午饭。寺院占据湖山胜景，宏大开阔而壮丽，宣庙曾多次驾临游幸。后来毁于火灾，如今只剩几间僧舍，四周墙垣和旧殿的地基还可以辨认。湖边的三台还在，湖上长堤长达十里，平坦的田野一望无际，都采用江南种稻的方法引水灌溉，每年收成充入御廪，不是私人之家可以擅自占有的。我们骑驴经过垂杨、流水和石桥，远远看见有人指指点点地凭栏而立，姜兄笑着对我说：“那是胡正甫、邹继甫。”到了那里，翰林王君也在，于是同游香山寺，坐在来青轩，晚上一起住在碧云寺。傍晚时分，给事中胡应嘉也到了。诸位君子相互纵论经义，我似乎想要借此发抒自己的见解，却一句话也插不上，于是各自回房睡觉。我和姜兄同睡一张床，王翰林和另一人在一间屋里，又谈论诗歌直到半夜。姜兄说：“可以不要说了。”我仍然睡不着，只怕妨碍别人，不敢翻来覆去。有一个仆人睡在床头，不停地咳嗽，我想出声制止他，后来又作罢。不久，听见山下铃声接连不断，与清醒的睡意交杂在一起，知道是驮煤的人经过了。于是我独自起身在庭院中散步，得到一句诗：“青山在屋上。”这虽然是旧有的语句，却确实切合当时的景色，只是还没有对句。早先我和五位君子同游卧佛寺，那里有一座别院对着回廊，高高的门扉锁住了花木。前面的山不必再去了，想留在这佳处住宿。邹、胡二位君子想先回去，我便同他们一起回去，但游兴还没有尽。过了一个月，又和进士赵讷同行，出西郊，得到诗句：“出门不问路，只随流水去。流水自西山，水尽便应停步。”我在马上把它念给赵君听，赵君认为很好。大概西山的泉水流入大内，成为太液池和御沟，经过金水桥，又向东流出进入御河，从西山一直到都城的水门，共有三十里，处处都有佳境。我的诗说：“年年绿树摇动春风，一条清溪掩映其中。幽静的赏游供人享受三十里，潺潺流水又从凤城东面流出。” 又说：“名园、古刹、贵家和村落，往往清溪正好流过门前。”这些都是如实描写。凡是游西山的人，先经过玉泉的各处胜景，然后到平坡寺。平坡寺就是圆通寺，最远，独自处在群山之外，陡峭的石阶直入苍茫云气，禅寺坐落在青翠的山色之间。这天我和赵君沿溪而行，不知不觉迷了路，于是先到平坡寺，晚上住在碧云寺。月亮正照在庭院中，两人对饮，借着月色把前面的诗句补足：“在招提寺住一夜，今日琴与酒共同相伴。青山就在屋顶之上，明月仿佛在庭院之中。泉水流过门窗，池亭曲折的栏杆彼此相通。高雅的人偶然相逢，清幽的赏玩兴味无穷。”又写成游香山寺的诗：“晨曦开启层层楼阁，春日天空映衬着洁净的翠色屏风。凭栏远望，千树尽是碧绿；推门迎入，四面山色一片青翠。远处的寺院分布在树林之间，时隐时现；流泉夹在道路两旁，听来声声清响。禅房中无人来到，花木竹林深处，白昼也显得幽暗。”香山的楼阁高大开阔，来青轩位于半山，四面群山环抱；远处各座寺院各占一片树林，参差错落、时隐时现，这就是远景。近处则凭栏俯视，千树的青色和红色全都落在脚下。喝完茶后各自出来散步，任意走向所想去的地方。此前胡、邹二位君子独自走进禅房，在花木深处登上禅床，盘腿而坐，背靠着背唱歌，我因此为他们作赋，都是如实描写。我在望湖亭所作的诗中有“孤村数家隐，树清流一曲，抱山”之句，可以作为当时景色的图画。那时已经四月，到这里才第一次听到黄莺声。在马上诵读韦苏州的《听莺曲》，所以又说：“四月城中还没有成片的树林，正是黄鸟在这里关关鸣叫。”西山各寺大多是大宦官建造的，费用都累计数万。他们的财物从哪里得来，收入必定要有支出的好几倍，才肯拿出多余的钱来奉媚佛教。他们究竟从哪里取得这些钱？由此可知，国家的库藏和百姓的脂膏，上不在官府，下不在百姓手中，被这类人白白侵吞消耗的，通常占十之八九。万历乙亥年，我奉尚宝司之命赴任，再次来到京师，当时正是冬月。城壕干涸，河底成了小路。我觉得奇怪，询问当地人，他们说：“西山泉水近年流量很小，不足以供灌溉。”我想向司空询问，但还没有时间。各座山都有泉水，碧云寺的泉水从高崖下流出，停聚成池，凿石雕成两个螭首，一高一低相互吐水纳水，再引入花木之间，正所谓“截浇竹里花，分映岩前月”【我的诗】。又把泉水引到各处庭院门前，沿着台阶流淌，发出“■〈氵虢〉■〈氵虢〉”的水声而不断；洗涤的、灌溉的、饮用的，随处都可以取用，不必远行汲水。

译泉水又向前汇成大池，石桥横跨池上。大金鱼有一尺左右，投下饼饵喂它们，大小鱼儿全都浮上来吐水觅食，一点也不怕人。寺院四面都是深涧，听说某年敌人入侵时，乡民曾在这里收聚守卫。赵君名讷，是汾州孝义人，己未年进士，志向品行高洁，淡泊于仕进，官做到保宁知府，随即辞官离去。他的诗文有《阳溪集》，赠我的诗说：“我爱王子猷，与你相逢意气相投；时常趁着公务闲暇，追随你共同游赏山林丘壑。”说的就是西山之游。海岱记 我十三四岁时，跟随先父在东莱任官，曾经到过一次海边。那时虽然还没有登泰山，但在路上先父常指给我看，我起初并不十分明白。等经过鲁地，东方空旷，泰山显得越来越清楚。后来读杜甫的诗，才知道所谓“齐鲁青未了”，写得简洁而完全。嘉靖庚申年，我任按察使，得以奉行先人遗留下来的规制，重寻旧日游踪。到任是在六月，几位同僚有时相邀，泛舟大明湖。荷花盛开，船行在翠盖之间，自己觉得仿佛身在水仙的国度。水洲之间不时有村落，几乎忘了身处城市。有一天便放船驶出水门，到华不注山才停下。城北古木苍郁，清溪映着月色，一时幽静的兴致，语言无法形容。我私下认为，钱塘西湖也不能超过这里。华不注山是历下的主山，群山环绕伏卧，只有它孤独而秀美。山因距离远而显得妍丽；这座山全是石头，没有树木，但黛色仿佛可以掬取，远近都很美。趵突泉如今成为午道，我曾多次送客到那里。乔白岩曾因游览此地而生出探寻王屋山源头的兴致。大概王屋山极高而险峻，沇水从山顶发源，流入太乙池后潜行九十里，又重新出现，分为东西两源，就是所谓向东流成为泲水。民间传说泲水源头能够按照人的请求涌出物品，但通常只在三四月间出现，大概春夏交替之时，泉脉奔腾，泲水尤其强劲迅疾，物品随着泉水涌上来，所以其他时候就没有，并没有什么神异。泉水再次流出，成为趵突泉。曾巩说，曾有人把糠丢在黑水湾，后来却在这里看见了它，正与泲水源头的事情相同。但曾巩说，岱山以北、齐地以东南各山谷的水，汇集到黑水柏崖湾，流到渴马崖下，平静地停住，潜入地下向北流到历城以西，又重新涌出成为趵突泉，却没有明说它就是泲水。然而历下从地下涌出的泉水，实际上都是泲水流经之处。泉水蓄积成为大明湖，流出成为泺水，分成大小清河，全都是泲水。唐代李贤说，泲水从郑地以东流过滑、曹、郓、济、青等地，进入大海。这样看来，人们所说的泲水在王莽时断绝，并不是真的断绝。山东苦于沟渠水利的政务没有修治，蓄水、泄水没有办法，所以旱灾和水灾都没有防备；可以耕种的地方，往往荒废成蒿草丛生之地，年成稍有不好，百姓就纷纷流亡迁徙。必须朝廷加意督责，监察官和知府、县令能够采取措施办理，才可以改变。山东东三府略胜于西三府，但总的说来都不如河南。山东人人习武，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会射箭；如果有人能够修明太公、管仲的政事，将来未必不能像李抱真那样雄视各方。临清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山东巡抚应当在那里建立台署以镇守，北方敌人曾经窥伺此地。应当有办法打破敌人的谋划。至于赈济饥民的方法，必须遍入村落，挨家挨户召集，发给票据并登记造册，说明发放日期，让他们按期前来，不要集中在一天，然后依次发放；这样里老和吏胥就不能作弊，贫民也能真正得到实惠。庚申年山东发生饥荒，巡抚奏请批准发放粮食赈济借贷，我便用这种方法施行，又在宁阳设粥棚，亲自前往监督。同僚多认为这样做过分，我说朱晦翁在浙东任职时，乘单车而不带导从，穷苦人家的屋檐下没有不到的地方，所以百姓的隐情没有不知道的。如今还担心做不到这样，难道这也算过分吗？景王的国道经过山东，大小船只一千艘，用役夫二万多人，使用七道民壮和皇筏夫，沿河接替运送，役夫仍然不足，只好按数摊派里县乡夫。我担心扰民，便命令乡夫暂缓派遣。我回忆过去作为行人出使时，见到役夫有一段路没有按时接替，便吵嚷不休。等到雇用钱夫，连续走上几段路，他们也不说困乏。因此我知道沿河雇募足以满足需要，便向巡抚说明，请求全部停止征发乡夫。巡抚起初不以为然，后来听说前方乡夫被王府船上的人强行索取、剥夺财物，有人投水淹死，有人上吊，有人逃亡；大概乡夫颇有衣物，又愚弱怯懦，所以船夫得以肆意虐待。于是巡抚按照我先前的建议办理。沿河那些人都积习狡猾，衣服破烂得几乎遮不住身体，腰里只有三升煤和十几文炒钱，船夫也就没有什么可索取的。王府船从平原到沙河二千里，全都采用雇募，费用节省而百姓便利，半个月便出了境。各司中可以委托的人，大多被同僚占用，我不愿同他们争夺；剩下的典史、驿丞，向来在考核中列为下等，我便召来任用他们。到任后激励他们说：“你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在今天。”他们都叩头，表示愿意效力。王府的人役，若不是这些人就无法同他们交涉；能够设法应付，使船队安稳通过，不扰害百姓，也就够了。临清知州曾被王府的人围逼，甚至想要自杀。王府船夜间经过某闸，火把接不上，便责问巡抚、巡按在哪里。孟知县甚至被锁起来，由此就可以看出情势。汶水自古以来向东北流入海中，后来用人力加以疏导，使它向南连接淮水、泗水，向北通达白卫；这是元人开始创建、我朝完成的，已经有二百多年。每年漕运四百万石，按期到达。南北三千多里，官船、私船航行其间，一个月便可以到达；物资彼此运输，互通有无。因此漕河是国家的津脉，一旦不通，就应当设法使它通畅。如果想舍弃这里而另求其他途径，即使说可以救济运输，也仍不是最好的计策，何况像近来的胶莱河议案那样，必定无法成功呢？漕河的祸患总共有两种：一是泉水流量微小，二是黄河决口。泉水流量微小，起因在于泉水管理废弛。从前凡是泉源所在，都按时疏浚引导；沿河的水柜、闸、堰，蓄水泄水都有办法，一点一寸的水都用来漕运，所以凭一条汶水的流量供给千里的运输，也从未不足。后来听说七十二泉中有许多淤塞，蓄泄水的办法全不如以前，这难道还可以推说成“到水边去询问”吗？至于黄河决口，向南决口和向北决口都会造成祸害。向南决口，徐州、沛县、淮安、扬州承受冲击，祖陵尤其令人忧虑。这是最大的祸患，可人们仍习惯于眼前的安宁，始终没有妥善的善后办法。向北决口，人们担心它损害漕运，又担心最终导致漕运废止。有人说“废止漕运是错误的说法”，余阙说：“人们说黄河向北，担心会通的漕运废止。我认为黄河向北而会通的漕运不会废止，为什么？漕运凭借的是汶水，并不依靠黄河。”这话可以说把道理说尽了。然而如果河势向北而冲入会通河，闸座就会全部毁坏。幸而河道畅通，船行闸面，一天能走几段路，暂时似乎很快；不幸而横向决口，就会一边决口一边淤塞，以至断流，船只无法通行，而水柜、闸、堰原来耗费工力建成的设施，也都会被毁坏，修复十分困难。

译这样看来，漕运受到危害是形势所难免的，所以有人说“引黄河来帮助漕运，就像调狼兵来杀贼”，确实是切合实际的比喻。然而黄河固然不能引来帮助漕运，却未尝不能疏导它向北流，为什么呢？天地间有四条大河，就像人的身体有大的经络一样。所谓渎，就是独自流入大海的河流。如今黄河、淮河并行，黄河夺取淮河的河道而泛滥，就像人的血液扰乱经络，这难道能说是天地的正常状态吗？黄河水又重又浑浊，号称一石水中有六斗泥沙；下游稍微流缓一些，上游就必定淤积，所以海口积成了大沙洲。正是因为黄河、淮河并行，淮河河道狭小，水流不能迅速排出的缘故。如今海口的泥沙无法清除，即使在上游筑堤防、约束水势，又怎么能永久平安无事？要想永久平安无事，只有放任黄河向北流。有人说：“黄河、淮河并行已经有几年了，并不是不想让黄河向北，而是不能向北。”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不能向北，如果是说利害上有不可行之处，那么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损害漕运的祸患，哪一种比祖陵受害更严重？聪明人尚且应当权衡轻重，何况黄河即使向北而漕运可以不受损害，难道就没有办法吗？如果说黄河的水性不能使它向北，那就更是不合道理，也是不明白河流的形势。汉代黄河发生迁徙、决口，都只在北方，距离大禹的旧河道并不远。汉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流入巨野，又通向淮水、泗水。汉武帝亲自来到决口处，公卿背柴，终于堵住瓠子决口，在上面筑宫，命名为宣防；又疏导黄河向北流，开成两条河道，恢复大禹的旧迹，于是梁、楚一带不再发生水灾。汉平帝时，大司空属官王横说：“秦国攻打魏国，掘开黄河灌入魏都，决口于是扩大，不能再修补，应该迁移河道到完整平坦的地方，使它经过西山，足以向东北流入大海。”这是前代已经确定的意见，本来就是以恢复大禹旧迹、使黄河向东北入海为正确。后世不能像汉武帝那样有远见，决心堵塞瓠子决口，所以多次遭受黄河之患。孟子说：“大禹治水，是顺着水的道路治理。”后世失去水道而让黄河向南流，难道是黄河不能向北吗？有人说，大禹所开的九河旧道在今天沧州、瀛州、景德一带，靠近京师，怎么能把黄河的祸患引到近处呢？我认为两京都是国家的根本重地；从祖陵来说，黄河向南的祸害逼近而且难以缓解；从地势来说，向北的祸害还远，可以预先谋划。何况太行山从西面环绕黄河，又来朝拱京城东面，使京师的屏障更加坚固，难道不是有助于壮大京师的形势吗？反而说这是把祸患延伸到近处吗？黄河得到治理，就不难修复漕河；漕河修复了，也就不必再谈海运。如今胶河的议案虽然停止了，但海运的危险还没有人极力说明其不便并使这项议案停止。丘文庄公是海外人，所以专门讲海运的好处；他计算所谓损失较少，只计算每年到达的米数，却不知道海上漂流淹溺之事没有一天不存在。太仓只责求每年运到的数目不得亏缺，却不问其他情况。主管官员事先已经担心损失，怎么能不加倍征输？至于船夫和民力，元人把他们看作无关痛痒的事情；不了解的人又哪里会把这些情况一一报告官府并写入史书呢？以近来徐州、沛县一带黄河水泛滥时，仍有船粮漂失，所以改在冬末起运以躲避这种情况，何况海上呢？长途运输的军士每年不得休息，又把他们驱赶到海上，情理上将无法忍受，势必还会牵连民兵，军民都困苦了。即使说招募自愿者，又能有多少呢？所以闸河绝不能放弃，海运绝不能实行。只有闸河畅通，南北货物才能互相运输，官船、私船才能往来不断，两岸百姓才能聚集，南北两京的津脉才能相通，这才是国家全盛的气象。如果实行海运，闸河必定因无用而废弃；闸河因无用而废弃，南北货物和官私船只难道还能像从前那样通行吗？两岸百姓必定会因为无业可营而离去，难道还会像从前那样聚集吗？从此逐渐变得萧条，哪里还是国家全盛的气象？有人又说可以兼行海运，并不是要废弃漕河；漕河如果有迟滞阻塞，这里没有到而那里到了，而且也可以借此熟悉海道，不也是一种办法吗？这又是只计算眼前利益的想法。我听说太仓已经有数年的储粮，漕河即使偶有迟滞，也自有转运分拨的办法可以实行。为什么还要兼行海运？难道是侥幸希望这里不到而那里先到吗？何况自倭寇作乱以来，人心日渐败坏，陆地上的盗贼变乱尚且难以完全防备，海上的事情更无法预料。我担心从此因此生出事端，那些熟悉海道的人本想准备防御海盗，却反而先为海盗打开了方便之门。元人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胶莱河发源于高密县，南面从胶州分流，北面到莱州府海仓入海。从胶州到莱州，所以叫胶莱河。从淮河入海，乘风航行一昼夜可以到胶州；进入胶河到海仓入海，再乘风航行二昼夜可以到天津。总计在海洋中航行不过六百里。元人疏浚它，是想避开东海数千里的险路，后来因漕运末期运输受阻而停止。到了我朝，士大夫认为海运有风波之忧，漕河又可能发生意外阻塞，于是多说可以开通这条河作为漕运的另一条道路，但朝廷从未试验过它的利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万历年间，采纳尚书刘应节的意见试办，却难以成功，于是停止。从此关于胶莱河的议论平息了。因此记在这里。俗话说这条河是“铜帮铁底”，难以开浚，也难以通航。旧日议论通航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依靠两端的海潮，二是依靠中途的泉水湖泊。如今勘察得知，河道高而海面低，地势本来就难以贯通。再说南面的潮水只到陈村闸，距离海口二十里；北面的潮水只到杨家圈，距离海口六十里。遇到风急潮快时，有时能到朱铺亭口，却不能作为常规。况且潮水忽涨忽落，运船难道不会因等候而耽搁吗？何况潮水所能到达的地方有限呢？因此，依靠潮水通航不足为凭。关于依靠泉水湖泊的说法，起初认为沿海各郡县的流水、泉水、湖泊，都可以像漕河引泉那样按时疏浚，依靠它们补济胶河。一条是沽河，发源于黄县；一条是张鲁河，发源于高密铁橛山，众水汇聚之处叫都泊，就是公孙弘牧猪的地方，方圆一百多里中隐藏着二三十眼泉水，可以帮助渡过分水岭的困难；一条是潍河，水势极大，冬夏常流，也叫淮河。俗话说：“胶翁淮母，无媒不偶。”这三条河实际上是胶莱河的命脉。

译如今勘察前面所说的河泊，发现最低洼的地方是秋季积水汇集之处，十月以后水量日渐消耗，到了春天泉脉微弱，恰逢粮运涌到的时候，即使设置水柜、修建闸门，终究也不能使水源源不断地流来。因此，依靠这些河流引水也不足为凭。借潮水和引河都没有什么可依靠，更何况沿海地方地上多积沙，地下多有硬石；海中的沙，潮水涌入时必定随之而来；地中的沙，畚箕铁锹挖到哪里，沙就会随之流出。泥土可以荡尽，沙却会下沉，不是挖除所能彻底清除的，也不是堰闸所能阻挡的。至于硬石，人们说连锥子也钻不进去，这就比挖沙更难了。庚申年冬天，我和参政林君登泰山。开始十多里都是高冈，到了回马岭，山势才陡峭挺拔，车马不能上去。我们坐在木板舆上，用伏机转动，由几个人抬着，另两个人牵拉。前面的人能看见后面人的头顶，后面的人能看见前面人的鞋底；坐轿的人却始终平稳。共计三百四十一道盘曲，四千三百七十四级石阶。起初看见高峰刺入天空，白云在峰间飘动，以为那就是绝顶；到了天关，才发现刚才的高峰已经在脚踝以下。向下俯视，心神惊悚，距离山顶还有十里。当时正是雪后初晴，千山山顶仍然一片白色；向下看，天地间一片混沌苍茫，上下一色，恍惚像坐在水晶宫中。于是吟诵南轩张先生的诗：“人立千峰秋色里，月生沧海暮云边。”唉，这次游览真是宏大啊！在日观峰，五更时可以看见日出。唐人说交州仰望南极，南极才高出地面二十多度；八月在海上观看老人星，下面排列的星星灿然明亮，大星很多。这就是浑天家所说的平常沉没在地平线以下的星辰。人们在平地看见日出，却怀疑日观峰看日出的事情，正如没有到过交州的人看不见南极以下的星星一样。林君问我孟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说法，我说：“泰山独自挺立在东方，青州、徐州、兖州、豫州正好环绕着它的山脚。人的视力有尽头，假如有神人站在这里俯视八方，那么恒山、华山、嵩山、霍山也不过是相互拱手作揖罢了。太行山像小几案，黄河、长江像衣带，全都清清楚楚地处在举手投足之间。”林君笑而不答。又问天下的山有没有比五岳更高的，我说：“从泰山看，登上去才知道它高，深入其中才知道它深。奇峰峭壁隐藏在曲折重叠的山岩峰峦中，山势来自远方，盘结积聚得深厚，所以它成为群山之长、群山之雄，其他山像臣子和仆从一样前后环绕，像子孙一样拥护。它并不只是因为高，我想五岳大概都是如此。不然，五岳之外就应该还有更尊贵的山了。” 我又谈到古代祭祀山川，设坛而不建屋；如今却给神造形，在山川之地建造屋宇。即使元君确实是仙灵，也不知道同泰山有什么关系？这使岳神反而像失去了自己的位置，都不符合祭祀典礼，应当加以整顿订正。秦汉的君主因为能够不遇风雨而登山封禅、完成礼仪，认为这是上天特别的恩赐；如今齐地百姓杂乱混入，亵渎得太厉害，也应当禁止。我想实行这些措施，却没有时间。自从来到山东，就想恭敬拜谒孔子阙里，但那里不是职务所经之地，不能专程前往。第二年春天才得以到达那里。本应另写一篇记，后来因称病辞官归去，没有再补写，这算是一件未完成的事。檇李记

译嘉靖辛酉年，我从山东称病辞官归来，共十三年。万历甲戌年，又奉命前往浙西。浙江长期没有设置巡抚，自从有倭寇后才重新设置；温、台、宁、绍、杭、嘉等沿海郡，各自设置兵备。杭、嘉、湖兵备驻在檇李，参将驻在海盐，备倭把总驻在乍浦。到了汛期，把总出哨到羊山海洋，于是兵备、参将也一同驻在乍浦。陆兵一营，由兵备标下的中军官统领。水兵船一百五十艘，分为三支，每支设水兵把总一员统领。一支停泊在澉浦黄道庙，叫上关；一支停泊在海盐白■〈土答〉港，叫中关；一支停泊在乍浦西海口，叫下关。大小汛期轮流派拨兵船远出羊山、许山，同浙东临定、直隶吴淞的兵船会合巡哨。澉浦在海盐以西，是宋元时期外国商船通航的地方，城墙周长九里多，军民杂居，实际居住的人还不到三分之一，人口太少，不能充实城防。春汛时，巡抚调发一支标兵协助防守，同时准备应援东西两面。秦驻山距离澉浦、海盐各十八里，同浙东临观相对。白■〈土答〉山、大步山在左右环抱，山坳内部曲折，可以躲避风涛。海盐处在中间，两座浦口像左右两翼，是檇李的屏障。乍浦隶属于平湖，元代外国商船聚集于此，洪武初年建城设置守军，但只是一座孤城悬在平坦沙地上。汤山临近城池，敌人如果占据它，就可以窥探城中的虚实。城池大小同澉浦相近，驻军不到一千人，调运粮饷又很远，粮户也不运输实物粮。西海口原有天妃宫，开通浦口、设置闸门，汛期结束后把战船收泊在这里。自从倭乱平定后，三关改为四哨。白■〈土答〉港为一哨，兵船九艘，由一名哨官统领；乍浦为一哨，兵船八艘，由参将、中军、把总统领；许山是第二层门户，设为一哨，使用苍船二艘、沙船、小哨船、叭喇唬船共十六艘，由一名水兵把总统领；以羊山为第一层门户，设为一哨，所用船只与许山相同，由备倭把总亲自督领。要使钱塘没有忧患，就应当守住临海的三关；要使三关有防备，就要先防守大海上的羊山、许山。但羊山到许山隔着一道潮水，许山到乍浦也隔着一道潮水，遇到缓急难以相互援助。而且苍船二艘只有兵夫六十二人，沙船四艘只有兵夫一百人，小哨船等船的兵夫合计一百九十人。凭这样孤单的船队守卫这里，恐怕瞭望来不及，防备抵御也不够。如果海盗有不经过羊山而直接进入内海的，首尾就无法相互照应了。隆庆元年，有一位胡参将夜间泛舟巡城，忽然看见外海有无数大船。这时守卫羊山、许山的人本来就不知道。倭船入侵时，一定到下八山分队；如果东北风猛烈，就向马迹山西南行驶，经过韭山侵犯闽广；如果东南风猛烈，就驶向殿前、羊山，经过淡水门侵犯苏州、松江；如果正东风猛烈，就向大衢山西行，经过乌沙门侵犯浙江。羊山正处在浙江、直隶交界处，两地的兵船在这里会合巡哨。倭人依靠从我们这里取得粮食，每人只携带几斤淡水、几升干粮。如果截断他们的取水道路，坚守营垒，清空野外，使他们无从掠夺，他们的计谋自然就会穷尽。海东诸国中，日本最大。所谓五畿七道，本来是他们夸大的说法；然而《汉书》早已说有一百多个国家。难道是古代分裂，后来才兼并的吗？虽然听说有国王，也不能统一众人。进贡只是名义，贸易才是实际。海盗出没没有定数，只看我们这里有没有可乘之隙。也有很多是我们的人诱使他们来；没有接济，他们也不会前来。嘉兴水兵有叭喇唬船十四艘、民壮兵二百多人，在嘉兴里河一带巡缉盐盗。汛期调到西海口白■〈土答〉港，准备拦截攻击；汛期结束后再调回，仍旧巡缉盐盗。杭、嘉、湖三郡河港四通八达，盐盗不时出没。以前的船只徒有巡缉之名，大多分散在各处，只是敷衍公事；一遇盗贼势大，便说敌众我寡，无法抵挡。我到任后不许分散，督令他们合■〈舟宗〉，确定巡哨区域。规定从某日起、到某日止，某队兵分为正兵和奇兵出哨。回来时当面询问有没有盗贼、是否曾经擒获，就都无法隐瞒。从此多次擒获盗贼，才知道盗贼并不是没有，只是从来不巡缉；一旦巡缉，就没有一天没有盗贼。巡缉之所以有盗，是因为不严；一旦严密，哪种盗贼不能平定？民间受到抢劫，只是因为保甲、伍长的防守不严。保甲严密，盗贼就没有藏身的地方。他们想抢一家，并不是一天就能谋划成事，要先侦察踩点，潜伏和退走，也都有固定处所。这里有可进入的空隙，所以他们能够前来。既不能事先察觉，等盗贼已经进门，四邻又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救援，于是盗贼便能肆意抢掠而去，进退都没有忧虑。如果一家有事，邻家就敲锣示警，各条巷子都响应；邻近门户的壮丁拿着器械等待，盗贼还敢靠近吗？我在檇李申明并严格执行这条命令，境内相当安定。我同巡抚谈论军务说：自从到任以来，根据各将领收补来的新兵看，大多是从四方游荡而来、没有固定行踪的人。有司对邻近地区既不查考，即使这些人力气中等、武艺出色，也恐怕将来未必真能发挥作用，何况许多人只是凑数，白白增加坐食军粮的人。军队非用当地土著并加以训练不可，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不敢强行这样做，是因为面对敌人时未必真能使用。我私下认为，应当逐步实行：一定要查明来历、能够保证行踪可靠的人，才开始选入；这样就不必拘泥于土著，而土著兵也可以逐渐恢复。这件事非稍微交给有关官员办理不可。士兵逐步归于土著，又使训练得法，选出的精锐能够使用，就可以逐渐使他们自食其力，军饷可以减少，民力也可以宽解。巡抚虽然听从我的意见，却不能推行；我的意思只是把收补士兵的事务交给海防同知，仍然照旧例办理。钱塘江的潮水一天两次，扬子江有暗潮，钦州、廉州每天只有一次潮，琼海潮水半月向东流、半月向西流，是随着长星、短星变化，并不与月亮相应。

译桂林圣水岩在子时涨潮，上午时分退潮。大体说来，气有收缩和扩张，潮水就有涨落；天地间的水，就像人体中的血液。水凭借气的运行而往来，就像血液沿着经脉流通。时刻没有差错，就像一呼吸之间有四次运行的期限。潮水有大小不同，就像春季洪水、夏季平水的规律。一天只有一次潮，或者半个月向东流、半个月向西流，也如同两只脚和两只手，因迟速大小不同而呈现出不同情况。沿海卫所专门负责防备倭寇，按例不运输粮食。浙西的海宁，就像浙东的临观各卫；从前指挥庄端谋统领杭州卫的运船四十八艘，那时仍承平无事。嘉靖三十二年，倭船四十二艘突然侵犯海盐龙王塘，城池几乎被攻破，巡抚于是查考并恢复旧制。到隆庆二年，腹里的湖州所又分拨给本卫十二艘船；近来指挥姚盘曾以此为理由提出意见，巡按萧公一时没有察觉，来不及纠正。浙东人熟悉潮水的性质和水势，其他地方的人一下海就会吐浪、头晕，所以即使吴地也招募浙东一带的人；并且南方人柔弱，他们独自勇悍，因此南至闽广、北到蓟镇，都招募他们。然而人一旦成为士兵，身体就不能再回到农民身份；聚集起来的人也不能再重新分散，将来未必不会成为隐患。如果凭借军队反而成为盗贼，他们的人众不用招募就会聚集，他们的技能不用教习就会精熟。我听说蓟镇的南兵并不能冲锋御敌，冲锋御敌仍须依靠北兵；那么南兵凭什么富厚起来，难道唯独没有积蓄不平之憾吗？各处水陆要害都设置敌台，耗费不可估量，确实因为事情关系防守；可是事情平定以后，上下全不放在心上，多半逐渐废弃损坏。我曾经着手办理这件事，不久因升任官职而没有办完。海盐一带的海塘外面，为了抵挡海潮侵入，沿塘防守，墩台和望楼彼此相望，可以抵御海盗登岸侵犯。海塘以内都是良田，富户人家的炊烟相望，所依靠的外部屏障只有一条海塘。石塘用石块层层砌成；所谓层层砌石，是用一尺多见方、长八尺或六尺的石料，纵向堆砌，使其经得起海潮冲击摇撼而不动，里面用黄土夯筑加固，高度与石塘齐平，厚度一定要达到石塘的五倍。如果稍微减少工程用力，石块就会被冲动，潮水必然向内侵入；石塘一有缝隙，土塘就必然损坏，土塘内部溃决，石塘也不能独自保存。我和参将检阅操练，便对众人说：“作战靠的是勇气，勇敢还是怯懦取决于人的禀性，这哪里是能够通过操练得到的？操练是用来演习纪律的，纪律是用来服务作战的。” 今天的操练，就必须当作真正作战来使用。譬如李广夜间遇到老虎，不知道那是石头，一箭射去箭头竟没入石中；要练成这样的心力，才不算白费。试问今天布置营阵、行军列阵时，突然有敌寇到来，能够不动摇吗？能够不混乱吗？一乱，已有的击刺技艺就无从施展。因此操练务必要达到不乱的效果，而不在于琐细的击刺技艺。旗帜鼓声和行军列阵，是用来操练耳目；方阵、圆阵以及聚合离散，是用来操练步伐；刀法、箭法、枪法，是用来操练技巧和力量；专心致志，是用来操练心志胆气。古人操练外在，是为了操练内在；今人不知道操练内在，至于他们所操练的外在，又未必合乎方法。”众人请求说明不合方法的事情，我于是说：“刚才枪手、牌手各自登台演完一套，哪里看得出谁行谁不行？必须让枪牌相互交锋，才能看出胜负。对于枪手，以能够刺中为胜；对于牌手，以使枪不能刺中为好。又如射箭，古人说：‘一定要把心志放在拉满弓上’，又说：‘在箭将出弦时审察箭括是否合乎准度。’所以人刚开始学习射箭时，把箭势直上的叫作箭苗。现在你们把箭垛筑得太高，把弓步缩得太短，箭势多半高高直上，反而向下戗撞，凭什么希望有穿杨贯虱的技艺呢？” 众人都心悦诚服地说：“好。”富阳以东的山总共转折三次，形状像“之”字，江水也随着它转折，所以称为浙江。蜀地峡谷以幽深著称，这里以秀丽著称；但山水清幽绝美，是一样的。从陆路到富阳，沿着江边、山脚前行，路旁不时有村落，竹篱茅舍，也自有一番不俗的风致。西兴里河用小船可以绕过坝，两岸青山连绵不断，山下平坦的田野和远处的村庄时隐时现，炊烟与山岚相接；人家夜里不关闭门户，船中卷起帘子，左右两面相对，令人忘却疲倦。越中的山水美景，无法用言语形容。南充王宪副王续之曾说：“山的形态，只有越山有活动的意趣，缙云、仙都也是奇异的境地。”山峰秀丽绝美，溪涧清澈湍急；当地人把堰石截断湍流来制造水碓，自己舂米，水磨自行转动，十分巧妙。有一座山峰从地面拔起，高度可达百仞，人们说峰顶有石池，夏月曾有莲花被风吹落。与我一同游览的，是本县人藩参樊献科，以及宪副郑文茂。浙江之中没有闲置的土地，只是田地较少罢了；然而财富来源很多，未必需要依赖外地。《符台记》

译万历乙亥年四月，我从浙江西部被召任尚宝少卿，八月到任，拜见皇帝。我恭敬地看到圣上的仪表十分温润明朗，声音清亮，奏事都亲自答复。又听说在讲筵上，皇帝屡屡发问，充分显示出圣明的禀性已经启发开朗。应当趁此引导皇帝，使他讲求学问、勤于政务的实际；学习不在于拘泥章句。比如程叔子担任说书官，就是今日讲官的典范。勤政暂且不论长远，只说我孝宗皇帝，每天在便殿召见大臣商议政事，有时在退朝之后，有时随时召见。凡是重大政事、重大的升降赏罚，以及各处奏报和地方重大事情，都命有关部门逐一当面陈奏，说明应当如何处置。于是内阁拟定诏旨，都是君臣当面共同决定，使皇上更加明悉熟悉天下事务。如今经筵只是演述一章，日讲只是摘讲一段，停留在文义和语气之间，完全没有感发启迪的实际效果，恐怕不足以辅助成就圣学。平日朝会上奏事，每天限定数件，皇上只用一句话答复，官员肃然退下，君臣之间的情意并不相通。我私下认为，古人早朝听政，白天访察询问，晚上修订政令，他们在外面亲理政务、亲近正人的时间多，而退居深宫的时间少，所以安逸享乐无从产生。如今内阁调拟诏旨，六部提出议论，皇上虚心接受既成方案，固然可以少有差错；但这并不是使皇上习惯忧勤、历练世务的办法。《周官》有典瑞，就是今天尚宝司的职务。《周官》的宫正、宫伯，掌管宫中的环卫和轮值住宿，替他们登记名册，核查是否在值。如今每天查点守卫官员，上至勋臣都到司中押字。凡轮值住宿的侍卫有违误，本司可以检举上奏，这仍然符合周人的本意。定额是卿、少卿各一员，丞三员。洪熙元年，因蹇义的儿子蹇荃被任为尚宝司丞，大臣以恩荫任子弟为丞，始于蹇荃。宣德五年，因夏原吉的儿子夏瑄为尚宝丞，只领取俸禄而不管理事务。正统元年，夏瑄请求管理事务，请求管事始于夏瑄。然而自祖宗以来，恩荫增设的官员止于丞，仍然不管事。后来虽能管事，按其升迁也必定有所限制。嘉靖年间，严世蕃竟升至侍郎，掌管司中事务。后来徐璠升至太常卿，却不掌司印。徐璠的弟弟徐琨以少卿任职九年考核期满，加授四品服色俸禄，也不掌印。当时掌印的人就是我。现把司中的旧例随意记下一两件。永乐十九年，都督苏火耳灰被召见，未解下佩刀，被本司少卿张伟弹劾。奉圣旨说：‘当初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舅舅，宣召他时误带刀上殿，也治了他的罪，我让他出去就是了。’ 又，永乐十六年，旗手卫指挥轮值不到，经历官开具文书说他患病，本司上奏弹劾，奉旨把那名经历官收交锦衣卫，并让太医去诊看。那两名称病的指挥确实患病，即使经历官说了谎，也足以说明守卫之严。过去设置的御宝共有十七方：奉天之宝，用于郊祀；皇帝之宝，用于诏赦；皇帝行宝，用于册封和赏赐慰劳；皇帝信宝，用于诏令亲王、大臣发兵；天子之宝，用于祭祀山川鬼神；天子行宝，用于册封外国和赏赐慰劳；天子信宝，用于诏令外国发兵；制诰之宝，用于制诰；敕命之宝，凡敕书末尾写‘故谕’的使用；广运之宝，凡敕书末尾写‘故敕’的，以及黄册选拔、勘验户籍时使用；御前之宝，用于御前杂事的封识；皇帝尊亲之宝，用于册上尊号；皇帝亲亲之宝，用于赏赐亲藩的书信；敬天勤民之宝，用于敕谕来朝官员；表章经史之玺；钦文之玺。至于印文为‘丹符出验四方’的，是用来钤盖敕书封口的。太祖高皇帝亲自撰写的尚宝司官诰说：‘宝，就是上天的符命。’ 从前历代圣君掌握它来统治天下，所以把它视为神器，特别谨慎地用来表示信义。然而如果不是忠诚勤勉、没有虚伪的人，怎么能够任职于尚宝司呢？这篇诰文如今刻在朝房的石碑上。各衙门遇到事情，必须同内阁商议。这个制度由来已久，但如果九卿能够守持正道、坚持己见，内阁也无可奈何。比如吏部升官，内阁想从中徇私，而吏部不肯，弘治以来这种风气仍然存在。高新郑想满足自己的心意，让掌管吏部事务的内阁成员任职多年，大多用来发泄恩怨、安插门生和亲信、制造骗局，实在很多。万历丙子某月，御史刘台上疏弹劾大学士张居正的罪状：一是倾力谋划驱逐高拱；一是私下答应成国公朱希忠死后的恤典；一是援引张四维入阁、张瀚进入吏部；一是创立随事考成之法，想要总揽威权；又因为御史俞一贯不听他的指使，借回道考察的惯例，把俞一贯贬调到南京；一是辽王获罪迁发，张居正从中出力；一是张居正的几个儿子借助关系钻营科举；一是湖广籍贯的乡里亲戚，以及在湖广做官而只受到张居正私下优厚待遇的人，没有不被提拔安置到重要职位上的；一是排斥压制言官；一是在原籍大肆修建私宅，使一方受到骚扰；一是黄州生员一事，凭私意拟定诏旨，予以重罚；一是说张居正的贪婪不在文官，而在武臣；不在腹地，而在边远地区。奏疏上去后，张居正上章自我辩解，并请求退职，皇帝下旨慰留刘台；但刘御史最终被罢官为民。后来张居正终于败事，刘台奏疏没有说尽的事情，一朝之间全部暴露无遗。大概在得到慰留之后，他的胆量更加膨胀，直到听到父亲去世也不肯回家守丧；他的良心早已死了，怎么能不倾覆呢？内阁没有公座，只有东西相对的两条凳子。尚宝司独独设置公座，也是东西相向。到任那天，守卫官员在庭中参见，官员都坐着接受。退朝以后，侯、伯到司中画字，送迎只到屋檐下，仍然等本司官员进入门槛才退下。尚宝司西面、靠近城角的地方是六科廊，相传六科过去也在里面，不知何时迁到外面。如今六科办理事务的地方只是值房，也没有公座。《震泽长语》说：李文达从吏部进入内阁，想端正面向南方的正位。彭文宪阻止他说，禁宫之中没有面南而立的正位。不知道文渊阁是大学士办公的地方，并不是翰林院内署的名称。翰林院已经设置了各位学士的公座，所以内直没有公座，并不只是因为禁宫之中没有面南正位而已。假如国初设置内阁时，就把它定为内署，允许设置公座，也只应当像尚宝司一样东西相向，不能有面南而坐的道理。李文达固然是一时没有考察清楚，彭文宪也没有想到这一层，这是为什么呢？南京魏国公府，因为太祖曾经驾临过他的宅第，直到今天中门仍不开，中堂仍不坐，难道还要计较事情发生距今久近吗？《荫河记》

译金坛境内的湖泊，以洮湖最大；环湖居住的地方，以五叶最大。五叶旧名堕庚，因星辰坠落而得名。它距离湖心的大涪山约十里，元至正年间遗留的碑还在。如今寻找堕庚的旧址，已经沉没在湖中；从五叶远望大涪山，则距离几乎有二十里了。这大概是湖水冲击侵蚀造成的。湖在金坛南面，长宽有百余里，又名长荡湖，与宜兴、溧阳分界。上游是方茅诸山的水，近处是白龙、钱资诸荡，经大浦、方洛、下汤、燕渎、湖头等港口流入。流入的水既多，而从宜兴流入太湖的泄水通道又十分迂回缓慢，所以湖边多有湖水侵淹的忧患，船遇风浪又多有倾覆溺水的忧患。冬月湖水干涸，船不能通行；而到县邑办事的人，又没有其他水路可走。走陆路则官私运输路途遥远，负担搬运劳苦，没有比五叶更严重的。百姓受此困扰已经很久了。万历庚辰年，商议疏浚一条荫河，取其对外可以避开险处，对内可以通航。又把挖出的土筑厚堤防，栽植芦苇柳树，还可以杜绝湖水侵淹的祸患。当时人心还没有协调一致，农事正忙，工程中途停止。直到东阳许公到任县令，一上任就询问地方的利弊，详细了解了先前的情况。十天之内，他两次来到那里，亲自察看测量，又设置招募役夫的办法，人们都称便。于是分派地段、分配工程，集合一方的力量，百姓却没有感到劳扰。从方洛港到湖头港五十余里，超过一个月工程就完成了。父老认为这项工程若不是许侯便不能成功。又担心日久不能按时修浚，最终可能废弃，便一定要分段负责此事：河道有淤塞就疏通，芦苇柳树稀疏，堤防有缺损毁坏的地方就修整；禁止不按时砍伐，把禁令刻在石碑上立于道路旁，希望能够长久流传，因此请我作记。我认为古代河流有疏导，湖泽有堤障，田地有沟洫，都由有关官府掌管，作为民政中最紧要的事务，不敢稍有怠慢。到了两汉，仍然知道重视河渠。比如召信臣镇守南阳时，巡行视察郡中的水泉，开通沟渠，扩大灌溉，百姓得到利益，积蓄有余，记载在《循吏传》中，被列为首要事迹。可是后来的君子，很少再用心研究这些。有的虽实行却做得不好，例如妨碍、夺取农时，征发劳役不均，分配工程没有办法，因一方工程而骚动全县；有的轻信偏听，兴办难以完成的工程；有的只对这一边有利，却损害另一边，这样还没有成为百姓的利益，先成了百姓的祸患。像近些年兴办水利的事情，其得失大概很难逃过众人的议论。许侯在发动民众的大事上，必定根据人们的意见斟酌，符合众人的愿望，然后才去做；所以一发动就能成功，成功便成为利益，就是这样。从前孔夫子谈论政事，认为顺应百姓所得到的利益来使他们获利，就是施惠而不耗费；选择可以劳作的事情让百姓劳作，百姓就会劳作而不怨恨。把这作为五种美德中的两种，难道不是从政者应遵循的法则吗？所以我应父老的请求，详细记述此事。许侯名弘纲，是万历庚辰进士。先前任绩溪县令，因贤能改任金坛，前后五年。入京朝见，首先获得卓异的荣典。回到任所不久，就被召入朝。已经动身后，王生尚廉一向崇尚高雅、喜好义行，特意前来作陪。许侯的德行尤其不能忘记，王生赞助我作成这篇记。《游茅山记》《易经》说：‘地势坤。’高处和低处相互因承，地势本来就是这样，只是人没有察觉罢了。由平地形成丘陵，由丘陵形成山岳。人在平地远望山岭，高低相比较似乎相差不远；等到登上最高峰，先前所见的山都在脚下，看起来就像小土丘。金坛在茅山东面尽头，从县城西门出去约三十里，才开始出现起伏的山坡；从这里到茅山四十里，都是长冈连绵起伏、不断延伸，逐渐深入便逐渐增高，茅山只是从石地上突起山峰罢了。山势行进而不停，整体形势是拱卫护持金陵。万历癸未年四月，我与吴郡缪仲淳约定同游。仲淳和我的次子肯堂先一天前往，到达所谓良常山的地方。民间传说这里是秦始皇曾经临幸之处，但山不高，也没有特别奇异秀绝的景色，我怀疑并不是古人所说的良常山。第二天，我与仲淳登上第一峰的最高顶，俗名大茅峰；帢帻山，俗名了髻山，正好与第一峰面对面。方山宛如几案。我们寻访所谓龙池的地方，在真君殿旁，方圆只有几尺，水也已经干涸了；我怀疑宋代祈雨求龙的地方不在这里。东口戴家山有一道泉水，从第一峰下流到石子涧，奇石高耸险峻，泉水在石间流过；春夏有雨时，水势尤其盛大，景致和韵味更加奇异，虽然就在道路旁边，却没有人知道。山下的富人引水制造水碓水磨，又借此灌溉田地。我和仲淳进入孔氏别业观看水磨，水磨非常巨大，不用几个人合力就不能转动，这才知道水势旺盛时磨会自行转动，水力强劲到了这种程度。又有一道泉水从元符宫流下，经过华阳洞，名叫洞泉；向西流到曲林馆，经过崇禧宫旁，从西风桥下流入赤山湖。又有一道泉水从第一峰后半山的天心庵流出，到关王庙下，经过曲林馆流入赤山湖。还有泉水从平地向上涌出，更为奇异，宛如历下的珍珠泉，就是民间所称的喜客泉。茅山凡是有泉水而人们不知道疏导引流，所以大多淤塞。所谓华阳洞，陶隐居说：‘这座山本来号称句曲，山下是第八洞天，名叫金坛华阳之天，周围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汉元帝时，咸阳三茅君得道后来居住于此。’既然这样，所谓洞天，哪里可以用尘世间的幻迹来求得呢？陶君所说的‘拓寓地空，亘涂水脉，辟闱风岫，通气云巘’，其中的意味，若不是仙灵，谁能到达？如今人们所称的洞有两个，一个在崇寿观后面，一个在元符宫东面，都没有什么不同于会稽禹穴的地方。人们又说洞口有石头遮塞，越往里走越宽，我都还没有来得及亲自验证。洞上面的树木生长在石缝里，看起来好像全是石头，没有土壤。洞泉到了五云观前，汇聚成方形水池。池边有一株连理树，上部合生，下部却分开。到了紫阳观，我访见道人左熙熙。他是本山以西的人，游历江南时家中遭遇地震灾变，无家可归，于是学习道术，进入茅山。紫阳观闭关不出已经数年，近来又在旧居旁结了一间小庵，昼夜端坐在一龛佛像前，听说有终老于此的志向。考察《茅山志》说：秦始皇登上句曲山，向北垂首叹道：‘巡狩的快乐，没有超过山海的；从今以后，确实可以称为常有了。’群臣都说：‘确实可以称为常有了。’于是把这座山命名为良常山。根据这一说法，良常就是句曲山。如今所谓良常山，距离茅峰十里，而且很小，是民间传说的错误。《姜氏义学记》

译义田和义学，事情是相互关联的。正如古代有井田制度，必然有学校。从王公以下直到士人和庶民，又没有谁不实行宗法来收聚族人，因此人心有所维系，教养的方法也能够施行。程子说：‘宗子没有宗法，朝廷就没有世代相传的臣子。’又说：‘立宗并不是朝廷所禁止的，只担心人们自己不能实行。’张子说：‘如果宗法建立起来，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来处，朝廷将大有裨益。大概公卿各自保全自己的家族，忠义哪里会有不树立的？忠义既然树立，朝廷的根本哪里会不稳固？’如今那些靠自己崛起的公卿，只能谋划三四十年的事情，建造一所住宅以及其他所有产业，死后家族便离散，家业不能流传；这样连家族都不能保全，怎么能够保全国家？两位先生的话，可以说深切极了。有宗法，就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私有财产，哪里会有义田这个名称？义田大概兴起于宗法废弛之后，为了调通族人之间的有无、统理族人，这仍然保留着古代的遗意。古代同闾同党的百姓尚且互相收养救济，何况族人呢？春天将要出工时，里胥清早坐在右塾，邻长坐在左塾，等大家都出发后才回去；晚上也这样。进入乡里的人一定带着柴薪，按轻重分别分担，头发斑白的老人不让他们提拿东西。这就是古人对于百姓，出门劳作、入室休息，一定有教导，何况自家子弟呢？宫保、大宗伯凤阿姜公，能够用宗法统理族人，又设置义田来供养贫乏者，设立义学来教育他们，并上疏请求朝廷，特别得到皇帝批准。这样，程子所说‘宗法朝廷不禁止，只担心人们自己不能实行’，姜公可以说是能够实行它了。我承蒙您不嫌弃，嘱托我为义学作记；您凡事都以自身作示范，族人向来信服并跟从，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即使如此，假如因为姜公的倡导，家家都有同姜公一样的志向，那么张子所说‘对朝廷大有裨益’，未必不能在今天亲眼看见。我恭敬地以此答应姜公的请求，为义学作记。《南京大理寺题名记》刑官在虞舜时称为士，孔安国说就是理官。在周代称为司寇，其属官仍称士。晋文公让李离担任理官，理官仍相当于士。秦代开始设置廷尉，汉景帝改名为大理，汉武帝又恢复为廷尉，汉哀帝又恢复为大理。后汉、晋、宋又恢复为廷尉，隋、唐又恢复为大理。名称虽然多次更改，所掌管的事务却是同一的。自从三省九寺并设刑部，又有大理、刑事等机构，主管事务颇不一致。到了我太祖高皇帝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六卿分掌职务，又设置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总称九卿，各自履行职务，不得相互压制，这些都载在《祖训》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号称三法司。周代以天上的贯索星象征牢狱，称为贯城。京师的贯城在宣武门西面，南京的在太平门北面。凡是刑名案件，都必须归三法司办理，其他部门不得干预。而大理寺专门负责审查复核两法司的案件；如果法律适用不合，罪囚喊冤，就驳回重审，再三复核，必定归于公平允当才罢休。这尤其体现了我圣祖慎重刑狱的深意。他告诫法司，希望他们以身心效法天道，使狱讼清明而无事，内心安静而精神安宁。用玄武湖的清澄水波映照钟山的苍翠，即使飞鸟巢穴高悬、走兽窝穴低伏，也没有什么能够隐藏丝毫。这是把刑官能够察见隐情比作玄武湖和钟山，作为训诫实在周到极了。按照旧例，历任官员的姓名刻在石碑上，而左方留空。自洪武以来，已有若干人。丰城杨公曾经作过记。万历癸巳年，前任卿乌程沈公之后，左方已经刻满，商议再立一块石碑。我恰好承乏继任此职，应当记下年月以等待将来。于是根据杨公的意思，进一步申述说：河东薛先生文清公，是本朝理学名臣中的第一流人物，他入朝任职的始末都详细载在国史中。他担任大理官时，只知道有法律，不知道有权势；只知道替天下主持公平，不知道自身祸福。这种操守有深厚的根源。仅仅说他执掌法律，还不足以概括先生。先生曾以‘敬’命名书斋，我私下考察先生修养道术、成就德行，以及把这种修养施用于任官和对待万物的根本，都从这里有所获得。先生的学问得力于敬，在理学诸公的言论中可以得到证明；他亲身体验所得的言论，则完整保存在《读书录》中。《尚书》说：‘应当谨慎地对待你所审理的案件。’ 《尚书》又说：‘敬慎戒惧，不要让有选择的话语留在自身。’这不正是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官，并且内心合乎皋陶之心的原因吗？听先儒说：‘心有所存，就叫作敬。’凡事都是这样，而对于刑狱尤其重要，所以说：‘君子一定要尽心。’尽心并不只是不要错判有罪的人，也要怜悯刑狱，寻求保全其生命而不可得；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无刑，做到这样才算尽心。这就是皋陶的心。先生在景泰初年，曾任南京大理寺丞。莆田黄公巩曾亲笔大书‘敬轩’二字，悬挂在厅堂，借此寄托仰慕之意。我樵谨慎地又把它立在寺后的堂上。我对于两位先生没有能力效法，私下认为黄公题写的匾额对我的教诲实在很多。早晚瞻仰面对，牢记在心而不丢失，希望能够在身心上效法圣人训示、使刑狱清明而无事，符合贯索星的象征意义，不至于辜负它。恭敬地把这些话请教右丞嘉禾朱公。朱公认为说得对，于是为此作记。《敬轩记》

译薛文清公曾任大理寺官，因此寺后的堂屋和官舍都有题为‘敬轩’的匾额，说明详见我的《题名记》。我在万历壬辰年十二月从光禄寺调任此职，前进处理事务，退下闲居，都与敬轩相对。唉，在这里如果不能有所进步，就辜负了这个匾额。如今任职，应当思考居处和求学中最根本的道理：即使是日常应酬接待，学习与不学习的人，所趋向的也不同。事情虽然很小，只要心放在上面，就合乎事理；心不在上面，差错就会随之而来。能够精细察辨事理的人，考虑事情就周密，何况重大的事情呢？学习实在是紧要啊。学习者不过是存养本心、求得知识罢了；存养本心、求得知识的道路，不过是敬罢了。义理和人心本来就固有，假如能够借此尊重国家、教化人心的场所，改变求学者的见闻，也并非没有帮助，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又在苍龙方位建造牌坊，用来表彰优秀人才的升进。牌坊本来由台院主持，是为姜公建造的。姜公谦逊，不把牌坊据为己有，而是公之于学校，把前后各位名流的姓名都列在上面。承蒙学谕朱君写信来见，嘱托我作记。大概因为我住在邻近地区，认为我能够了解本地的事迹，借以示范后人。只是我哪里足以承担这件事呢？既然辞谢而不能获准，于是拜手作言说：从前鲁侯建造泮宫，在《泮水》诗中有颂词。如今君上庄严地处在上位，贤才明德处在下位，凡是兴建的事情，都奉行宣扬圣德的意旨，无不是天子的功业。《诗经》说：‘光明的鲁侯，能够彰明自己的德行；已经建成泮宫，淮夷因此归服。勇武的虎臣，在泮宫献上敌人的左耳；善于审理的贤人如皋陶，在泮宫献上囚犯。’古代文治武功是一条道路，使百姓兴起贤能、教导百姓习武，都出自学校，所以接受战果、献上俘获和首级，没有不是在学校进行的。今天的天子能够彰明自己的德行，远远超过鲁侯。云阳的士人受到以宽厚仁慈培育人才的功效熏陶，无愧于《行苇》《芃棫》诗中所歌咏的盛况，又岂是鲁国众多士人所能望其仿佛的？将来辅佐成就盛美功业，文武兼备，惠及中原，向漠北伸张威势，献俘献馘必定都由学校培养出来。到那时若有人思念欢乐的泮水而作颂歌，一定会把这次建坊看作祥兆，把我的话作为征验；这件事怎么可以不记载呢？朱君名邦喜，是大器，前途必定远大。主持此事的是杨丞，名某；学校的事务若不是有关官员就不能完成，按惯例也应当记载。万历十九年夏四月十一日记。《阅外城记》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同内外守备、参赞以及六部大臣巡视外城。我代理工部事务，从太平门出发；尚书徐公代理兵部事务，从神策门出发。我在五更时到达观音门官厅。不久守备邢太监、泰宁侯陈侯相继到达，随后尚书徐公也到了。天亮时，沿城墙内侧向东行进。城墙都是国初用蒸土筑成的，极其坚固厚实。墙顶以蜈蚣木伸出檐外，再覆盖瓦片。年代久远，土墙有剥落、木料瓦片有毁坏，就一直修缮到今天，已经将近三百年。外郭周长一百八十里，包围山谷，确实是前代没有过的规模。北面一带借山势作为险要，凭江水作为防守。从观音门向东，绕过钟山后面，左侧都是连绵不断的冈阜。东北面称姚坊门，再向南称仙鹤门，再向南称麒麟门。地势逐渐平坦，从侧面看钟山成为山峰，横向看则成为山岭。摄山在后面耸立，青龙山在左边环绕，石城在右边对峙，天印山作为案山。在这里行走，很能看清它的形势，也知道我圣祖在金陵建都时，曾在钟山选择吉地，把它作为万年陵寝。圣明的鉴察高远，不是寻常人可以窥测的。这一天，从南面出发的有协同守备刘监丞、定西侯蒋侯，他们从凤台门出发。再向东是夹冈门，再向东是上方门，再向东是高桥门。南北两条道路都在沧波门会合，那里有一座官厅，叫阅城会所。内外守备以及兵部、工部两部的长官按次序就座，吃饭完毕。我与徐公进入朝阳门。路上仔细看见钟山蜿蜒起伏、扶持大地，群山环绕拱卫。南面空旷开阔，秦淮河流经前方，大江环绕后方。沿江诸山又都从远处拱卫金陵。它的面向形势与平常所见不同，大概只有从高处向下看才能看出。回来到了工部，与四司官员商议修城的事情，大家多说修内城容易，修外城困难。内城即使有崩坏，旧砖多半还在，用砖和灰修补，新旧便能连成一片，自然坚固长久。外城原来用土筑成，土层剥落后用土坯帮砌，不久就会损坏。后来改用砖，土墙外面帮砌砖虽可暂时支撑，但砖和土本来不能相互结合，不久也会崩坏。如果想永久不坏，必须像北京外城一样，完全采用砖城的方法。里面虽用土筑，外面却用砖实实砌成，不是帮砌的做法，所以能够坚固长久。但是北京外城只有南面三座城门这一面，南京外城则连绵广大，工程实在困难。《周书·毕命》说：‘划定郊外疆界，谨慎巩固边境防守。’ 《周礼·大司徒》说：‘于是营建王国，规定王畿方圆千里，并封土植树。’又有掌固、司险、掌疆等官，掌管封界；有官员掌管修治城郭、沟池、树木、渠道的防固，分派士、庶子以及众庶守卫城郭，这就是今天的外城。所谓沟池树渠的防固，大概大致相当于今天边墙的制度：有墙来隔限，有墩台来瞭望和拒守，有沟渠环绕，有树木加固。墙比城容易修筑，却也足以防守。说比城容易修，是因为用土筑而不用砖。要使它足以防守，就必须具备前面所说的四项，之后才能长久。至于具体增减，只在于主管者根据情况斟酌罢了。《阅内城记》

译这月二十五日，巡视内城，内外四名守备以及兵部、工部两部的长官在通济门会合。天亮登城，像前次一样分路巡视。刘监丞、蒋定西侯从西面经过聚宝门、三山门、石城门、清江门、定淮门、仪凤门；我们从东面经过正阳门、朝阳门、太平门、神策门、金川门、钟阜门，在净海寺会合。净海寺在城外，坐落在狮子山脚下。狮子山在城内，就是国初建造阅江楼的地方。这一天几乎看尽了金陵的大观，内外远近全都看到了。通济门外以秦淮河为护城池，城垛不太高，通道不太宽，仅能容两匹马，俯视下去十分陡峻，但城基其实宽阔。砖石砌成的两面墙厚一丈多，而贴着城墙的土坡是天然形成的长斜坡，宽十余丈，即使不设置敌台，也不用担心。到正阳门时下车步行通过，旭日刚刚升起，早晨的烟雾还未消散；向南看郊坛，向北看大内，仿佛在图画之中。从朝阳门向北，钟山在城外，隆广山在城内，城墙贯穿两山之间，环抱山势而过。孝陵中松柏参天，溪谷曲折，历历可数。隆广山大概是钟山分出的山脊，山石高峻，也有许多古树；巡山的官军跪下迎接。山上道路中看见松柏的枝干大多形成虬龙般的姿态，树皮像鳞甲；在动植物两类事物中，恐怕也是获得了相类似的气息吧？城墙随着山势而建，这里独自高耸，沿着台阶上行，向东北转折处是孝陵后门。从这里向西直到太平门，城墙都在冈陇之上。太平门位于隆广山和覆舟山之间，门外有数里长堤，是三法司面向城墙、临近湖面的地方，也在钟山脚下。玄武湖在覆舟山后面，城墙也环抱山势而过。从这里到鸡笼山，冈陇不断，城墙都依山而建，临近湖面。湖水逼近山脚，城与湖曲折相连；大概到了鸡笼山尽头，城墙不再向西另筑，城下沿湖向北就是神策门、金川门。到这里才是城的最北端。城墙在鸡笼山后降低一层，有便门，沿台阶向下。从这里开始，玄武湖的曲折才可以全部看见。新旧册库在湖中，这里水最深；湖面连接太平门、神策门之间，环湖村落密集，田地畦垄方整，宛如棋盘。从这里向西，大江曲折向东，绕到帝都后面；逆江而上，全是山。江山的险要，实在是天地自然造成的。《左传》说：‘天险是无法攀登的；地险就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而设置险要也要依凭地势的险要。’汴地是四面受敌的地方，所以不能建都。金陵以长江为险，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利用险要的方法，人们有时还没有完全明白。六代以及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就其守住一方、击退敌人并取得胜利来说，像周瑜、王导、谢安、韩世忠、虞允文这样的人，也都有运用险要的办法。从金川门向北绕过狮子山到内侧，东西两边城垛相对，又建有两座城门，叫钟阜门、仪凤门。金陵在春秋时本来是吴地，越王勾践灭吴后，在长干里筑城，民间称为越台。楚国在石头设置金陵邑，金陵有城邑从此开始。秦始皇根据望气者的话，凿开方山，截断长垄，使王气泄出；秦淮河有两个源头：一处出自句容华山，一处出自溧水东庐山，汇流进入方山埭，从通济水门进入都城，向南经过武定桥、镇淮桥、饮虹桥，向西从三山水门流出，沿石城到达长江，这就是今天所称的秦淮河。东汉末年，以秣陵之地封孙策为吴侯；到他的弟弟孙权占有江东后，筑石头城，依山作为险要，扼守长江，就是今天石城门一带，尚且保存着它的遗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后来把秣陵改名为建业。建安十三年，把丹阳郡治迁到建业，于是迁都于此。都城在淮水以北五里，凭借覆舟山，向西倚靠石头山作为重险，后面依带玄武湖作为屏障，前面以秦淮河作为阻隔；如今人们多说这里确实取得了面向和形势的正位。向南五里到淮水，有大航门；宫城后面有苑城，就是晋代所说的台城。赤乌四年，向东开凿水渠，名叫青溪，从城北的堑壕泄出玄武湖水，九曲流向西南，进入秦淮河，如今只剩下一曲。金陵建都，实际从吴国开始；它的旧迹大致都记载在这里了。《智居楼记》南京都察院后堂的北面有一座敬亭，立有洪武八年敕谕碑。敬亭的北面有智居楼，楼名取自敕谕中的话。澹庵朱公创建此楼，洪溪衷公帮助完成，但还没有人为它作记。考察敕谕说：“在玄武山的左边、钟山的北面创建法司。”这说的是最初建置它的用意。又说：“贯城仿效天上的贯索星，七星像贯串的珠子，环绕而成星象。”又说：“其中如果没有普通星辰，那么刑官就没有私心，邪恶的政事得以平息，诉讼得到处理，监狱没有囚犯，贯索星中空无一物。”又说：“如果普通星辰处在其中而有数颗，那么刑官不是合适的人。”又说：“如果其中有星辰明亮，那么贵人没有罪却被关在狱中。”这些话是说，设置贯城，是取法天象，希望刑官效法上天来办事。又说：“监狱清空而没有事情，内心安静而精神安宁。凭借玄武澄澈的水波，映衬钟山苍翠的山色，即使飞鸟筑巢于山巅、走兽藏身于山下，也没有什么能暗中动摇一丝一毫，因而显现真实情状。”有智慧的人居住在这里，难道不能敞开胸怀整日长啸，引杯和朋友饮酒，以畅快地享受今生吗？你们应当敬慎啊！这些话是说，刑官能够称职，才不辜负建置此处的本意。早晚都兢兢业业，使刑罚适当，罪人不犯法，那么监狱清空而没有事情，内心安宁而身体也安宁；这样才能配得上居住于此的“智人”之称，这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万历二十三年六月，我承蒙简拔任用为右都御史，在处理公务的空闲登上这座楼，圣谕中所描绘的景象便清楚地呈现在眼前。钟山盘曲郁结，紫气葱茏，这座楼都能从远处望见，尤其是玄武澄澈的水波在前面环抱、向右边绕行，也在这里可以尽览它的壮观景色。居住在这里的人，想到智人的意义，以自己的职务思考居所的职责，难道不又会有所进益吗？都察院的职责，是整肃百官、端正百事，国家纲纪所系、世道人心所依赖，其任责又岂止刑名一事。我王樵从刑部升任此职，害怕不能胜任，实在写下这篇铭文放在座右来自我警戒。又想到前任执政的两位公卿以智居为楼名的用意，不可以不加以彰明，于是冒昧作了这篇记。万历乙未七月癸酉，金坛王樵记。延陵吴氏祠堂记

译古代的宗庙制度，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如今的制度规定，品官可以建立家庙，士人和庶民可以建立祠堂。所祭祀的高祖、曾祖、祖、祢都相同，只有始祖的祭祀还没有确定的说法。前代正直的罗文毅公曾说：“人的情感不会忘记自己的根源，所以最初建造宫室的人要祭祀他，最初从事耕种的人要祭祀他，最初创造饮食的人要祭祀他，凡是对百姓有功的人都要祭祀，何况是我们自身的始祖呢？怎么可以废弃呢！”我感念罗公这句话，才开始建立始祖祠。只能从确切可知之处断定，从高祖以上共五世，其他就不能详知，也不敢妄自牵连附会，只谨慎地传述可信的事实。金坛吴氏，相传是延陵的旧家族。正统年间，乐清公才因仕宦事迹显著，事迹载于县志，家中已有祠堂，大体与我家相合。有一天，他的后代孙辈、文学宗周前来，请我作记。我想到程子曾说：“建立宗族并不是朝廷所禁止的，只是担心人们自己不能实行。”如今人家中最初迁居此地的人，以及最初获得封爵、开始仕宦而兴起家业的人，都可以作为始祖，准照古代的别子。又以他的嫡长子作为继承世系的长子，准照古代继承别子的宗子，世世相继作为大宗。统领族人主持始祖的祭祀，其余族人依次分为继高祖、继曾祖、继祖、继祢的小宗，这就是建立宗族的大法，是人人都可以实行的。建立宗族所可贵之处，在于大宗能够统率小宗，小宗能够统率众弟兄，彼此调通有无，目的是统摄治理族人，不让他们离散而失去正道。唉！懂得这个道理，就懂得祠堂并不是徒然设置的。丹阳大宗伯姜公置办义田，建立义学。我惭愧自己力量还不能实行，姑且因吴君的请求把这些话告诉他。作祠堂记而谈到宗法，传中说：“向上治理祖、祢，是尊敬尊长；向下治理子孙，是亲爱亲人；旁边治理兄弟，使全族聚合进食，按照昭穆排列，用礼义加以区别，人道就尽备了。”又说：“人的道理在于亲爱亲人；因为亲爱亲人，所以尊敬祖先；因为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子；因为敬重宗子，所以收拢族人；因为收拢族人，所以宗庙庄严。”唉！懂得这些，就懂得宗法与祠堂有着密切关系。《方麓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方麓集》卷八 （明）王樵撰 ○书 启上朱镇山抚台 今年发生饥荒，东兖尤其严重。又正逢景藩前往封地，途经这里，各种事情都很艰难，夜里连睡觉也顾不上。临清仓的粮食用于赈济，是皇上特别的恩典，即使一升一合也都应当谨慎珍惜，不采用里老报送的数字，而是责令正式官员沿村逐户核验实际情况，登记造册，再由本道复核确定数额，前往粮仓关领。百姓很称赞分配均平，但仍不能保证没有遗漏。饥民扶老携幼，流离迁徙的队伍满道路，实在不忍看见。本道亲自到粥厂监督，不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只要救活一个人的性命，就是办成了一件事。如今情况也稍稍安定了。山东归田后答曾鲁原宪使 先前承蒙两位抚台有赠送路费的举动，我认为您以前任职的几位公卿都任职已久，建立了功劳，接受这样的馈赠还算名当其分。至于我，任职时间才超过一年，公务上没有丝毫补益，所以呈文竭力辞谢，已经蒙您体谅。不料离任以后，又劳烦专门派使者跋涉千里，把礼物送到家中。虽然按情理难以再次推辞，但扪心自问，实在惭愧惶恐、极不安宁。私下揣想诸公的意思，无非是奖勉淡泊退居以鼓励清正自守，因而有了伤害您厚意的举动，而我也免不了成为非分的所得者。无奈我有薄田，足以供给稀粥；今年虽有水灾，节省开支，也足以度过一年。遥望云山，只是国恩还没有报答，百姓的期望还没有酬偿，良友难以再次相会；在简陋门屋之下，不能忘怀、深深眷念的，也只有这些罢了。山中有什么？山岭上有很多白云。只可以用来自我欣赏，却不值得远道寄给您。接到您的来信，心中惘然。答友人论学 《朱子语录》说：“如今的学者往往多数归向异教，是什么缘故？大概是因为自己这一边的功夫有欠缺之处，对这颗心无可奈何，不能使它安定下来，对于没有领会的地方也无从处理。又看见自己这边说得疏略，没有好的药方可以医治它，心中无可奈何。而禅宗的说法却认为有一个悟道的门径，一旦进入，前后际遇便一刀截断，说得这样现成、快捷，怎么会不跟随它而去呢？这其实是因为它确实想在心性上有所领会，却不知道自己这一边本来就有一个道理，不必向外寻求，而这颗心自然各自安止于它应在的位置。不只是今天的学者如此，就是程门中的高第弟子，看他们所说的下功夫处，往往也不精细切实。有人说：曾见人说，凡是从外面寻求而进入内心的，都不是正道。回答说：吃饭也是从外面寻求而进入身体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一定要在肚子里生病，怎么还能吃得安稳？饥饿而吃饭，是由内在需要发出的；读书也是如此，书本固然在外面，但读它而通晓其中的意义，却是自己内心的事情，怎么能都叫作从外面进入呢？如果一定要完全舍弃《诗》《书》而另外寻求道理，那就是异端的说法。”按朱子所说自己这边本来有一个道理、不必向外寻求而内心自然安止其所，正是学者应当体会并探究到底的道理。孔子循循善诱地教导人，用广博的文章来充实我，用礼来约束我；这就是应当体会领悟的地方，使人想停止也不能停止。我已经竭尽自己的才力，仿佛已经有一个卓然矗立的境界；即使想要追随他，也没有道路可走了。这是颜子说到学问的究竟处：大概是通过文章开启天赋的聪明，通过礼而上达天赋的德性；这才是圣学真正的门路。后世儒者不曾真正向这里参究，看见圆顿之教，便认为那才是圣学的宗旨，所以反而说朱子还没有悟道。与姜凤阿书

译小孙到了外祖家，没想到能够到尊慈膝下拜见，您抚摩他头顶的疼爱，我知道这是兄长与弟弟之间最深厚的情谊。弟妇和孩子们已经一同感激诵说了。又承蒙您继续赐给衣服，还特意派使者远道送来，我拿什么才能真正承受并铭记您的美德，岂敢不努力呢？礼物已经恭敬地拜受了。手谕中教导说，要培养孩子，应当用正道，不要让溺爱夺取正道；这是兄长最深的爱护和教诲，岂敢不奉行周全。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距遥远。”人家的子弟不是没有好的资质，只是全被习染毁坏；举目所见、侧耳所闻都是流俗。幼年不培养善根，想要成就美好的品德就困难了。父母的性情、气质彼此相通，传染教化尤其迅速；古人所说的身教，这一点更是第一要义。弟弟已经老了，惭愧自己未能做到，因兄长的教诲而更加汗颜惶恐罢了。不过终究不敢自暴自弃，以免辜负您的知遇和爱护。弟弟四个儿子中，下面两个还看不出怎样；上面两个中排行第二的颇为安静，可以培养，只是还没有遇到能启发他的人。寒山、拾得的诗说：“养育孩子却不曾请老师教导，还不如长安的老鼠。什么时候见过好人？哪里听闻过长者的教诲？”弟弟从前想迁居，大概也曾考虑过这个缘故。只是兄长以道义和骨肉之情相待，不肯永远抛弃我们，实在是大幸。小女从小性情极其柔顺，七岁时把曹昭《女诫》七篇教给她，她总能通晓大意，常常讲给她母亲听；讲完后神情忧伤地说：“这里所说的女子职责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可是这些话说得为什么这样悲哀呢？” 她又凄然落泪。嫁给马氏以后，公婆厌恶她，丈夫也厌恶她，各种事情都残酷恶毒，已经完全不合乎人情了。她想到孝道和贞烈，不愿让父母受到羞辱，真是悲哀啊，悲哀啊！这是弟弟没有善行，不能得到皇天鉴察，才有这样的遭遇，又能怎么办呢？又能怎么办呢？承蒙兄长怜悯挂念，不觉絮絮说了这些。承蒙您约我泛舟来访，深深感激您的厚意。只是我在第十日前患霍乱，上吐下泻，接着又呕血，幸而没有死，气息仅仅延续下来，还没有完全恢复。又患左足流注，膝部和腕部疼痛，几乎不能走路；固然是由于感情受伤，但老年以后恶劣的境况逐渐增多，寿数大概也可以看出来了。魏庄渠先生晚年多灾多难，有“畏天安命”的说法；弟弟虽然没有什么才德，也不敢不以此自我勉励。初秋如果不死，一定当亲自前往与您相见交谈。从前我曾发誓，中年以后抛开家事，只专心于书册，以此终了余生。如今遭逢小女的变故，留在心中的神思离开了方寸之地，不仅是纷乱而已，这是上天连读书卷这一件事也不容许我继续，而把它断绝了。对于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最终只能归于空寂，静静等待罢了。拙稿数册奉上。又 先前接到您的教诲，偶然疾病发作，便趁甥侄们乘船一同回去，于是来不及再次当面拜见。陆平老长期静心蕴蓄，如今忽然奋发而出，这次行动可以作为世道的庆幸。承蒙告知方山公想要会见前辈、留意后进，这是古人的盛大心愿。弟弟虽然没有什么才德，岂敢不恭敬承受？春初当亲自前往拜见。拙稿想来您在清闲宴坐中已经略加披阅，其中有错误的地方，幸望严厉地加以针砭订正。弟弟愚昧闭塞，罪过堆积如山，也想借此开启省悟，为晚年笨拙的修养寻一块立足之地。实在恳切，实在恳切。与赵阳溪书 从前我在西曹任职时，有幸侍奉并接受您的高雅教诲；即使相隔百年，彼此的肝胆也唯有平原可以照见。分别以后，想到沅芷澧兰，不胜感慨叹息。我闭门居家，忽然承蒙信使远道而来，亲笔教诲宛然在目，知道您已经移任广陵。承蒙您赐示佳作，温润如清风，使我的精神仿佛游历到您的身边，真是何等欣慰！兰嗣说已经长得聪慧高峻，却为什么失去了他？但上天昌盛善人之后代，一定会寻找并获得多生男儿的福庆，您不必深深介怀。我王樵没有什么才德，平生也颇有以身许国的愚诚，只是被微薄的命分所拘束，这就是我的病根。正如苏子瞻所说：“因病而得到闲暇，实在并不坏。”像您这样才华清美、涵养纯粹，自然应当成为宗庙中洁白的圭璋；愿您善自保养，以符合清明时代的期望，这也是故人的祝愿。治理县邑是非常好的事情，古人说它与百姓最接近，福惠所能达到的速度也最快，有志之士不可错过。这个官职是世间君子应当承担的，却有人急于摆脱它，可以说是没有认真思考。士人居住乡里时，仰望上级所作所为，哪件事对、哪件事不对，哪件事应当这样、哪件事应当那样，心中十分明白。等到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难道不应该使自己的心满意，也使人心满意，让百姓没有遗憾和非议吗？这话虽然非常浅近，但若不是您这样的朋友，又能同谁谈到这里呢？会面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先借此奉上谢意。因使者即将回去，想让他带回复命，所以时间仓促，来不及多抄录。抄录《登岱岳》三首奉上，幸望赐教，病中草草写成。与柯阳石书 先前承蒙您屈尊来访，在简陋的巷子和空屋中促膝对读，谈论考订十多天，所承蒙的启发，都是义理的大要，深深觉得自己有所进步。小孙的婚事，欣喜地知道已经订约；小礼仪准备在新正二十日举行。关于顺从世俗的告诫，岂敢不恭敬接受？到时还想劳驾您亲临，这本来不应当劳烦长者。不过开春来访，原本就是昨日的约定；为了您的厚爱，即使走一趟也不怕劳累。承蒙您想在敝邑择地居住，倘若不嫌荒僻贫瘠，城郊尽有幽静雅致的住处。虽没有奇特的山水，但竹篱茅舍远离尘嚣，冰炭之事不能扰乱胸怀，身心可以超脱于世俗之外。我的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您一来我们就成为邻居。怎么样，怎么样？一顶苧帽，是我妻子送给您爱女的，请代为收下，感谢。关于《周礼》的刊刻，先前凤阿先生很有意帮助，恐怕已经另有安排了。家乡的教法，我已经答应委办，不敢失信。《仪礼叙论》我还想看一看，求您抄一本寄来；前次请您为我出钱购买，实在很不合适。不过不敢违背您的吩咐，谨奉还钱款，以免辜负您的盛意，特此致谢。又 先前承蒙您亲笔来信，想在敝地寻找一处别墅；如今已经选得一处，只是必须亲自来居住才方便，若不来而靠陆路运输物资，几乎就像用一锺的代价运来一石东西了。我私下替您感到为难，所以很久不敢回信。只是再次承蒙您赐示：这里溪山寂静，难以常会良朋，闭门独坐时，每每深切地遥想您。近来凤阿先生回到家乡，相见十分欢快；然而这样来往交游的快乐，只是乡里人的幸事，对于国家大计又有什么帮助呢？想来您也同样感到惋惜。《周礼》听说已经刻成了，等待拜读。舍弟托人附上此信。与贺澹庵书

译小儿前往您身边侍奉，偶然夫妇二人都患疟疾，走到半途便返回了。想来您奉持旌节启程，应当不会早于初凉时节。敬想您在九重之上享有重要声望，又被简拔授予重任，料想不会因为路远而畏惧。私下听说这个郡的民性俭朴，诉讼简单稀少，只是百姓有四种职业，不喜欢耕种，只以采海为生。珠官的扰害，古今都是共同的祸患。以您的宏大经世之才，应当在国家根本和元气上格外用心一番，这将是百世享受祭祀的功劳。至于防备盗贼这一点，也只有训练本地人、严格实行保伍制度是第一要务。张南轩先生治理静江时，近来阳明王公治理赣州时，都是凭此立即见到成效，但人们有时忽略这一点，即使有所举行，也只是徒然应付旧例。所谓训练本地人，朱子评论江西山寇时说，这些人起初没有正规的行阵和部伍，依仗险要地势，在山谷间跳跃奔突，正好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官军却以堂堂正正的阵势与他们交战，地形和兵势方面，凡是他们的长处，都成为我们的短处。他说应当养成威势、持重待机，选择有利地形，筑坚固营垒等待他们；同时广泛招募本地人和乡兵，厚给钱帛，用恩意结纳他们，使他们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与这些贼人作战。这样，他们的长技正好与贼人相同，又依靠朝廷将帅的威望，以顺讨逆，向哪里进攻不能取胜呢？我私下认为，这个意见与今天闽、广的情势颇为相同。雷州、廉州接壤，不能不反复忧虑和推测，只有请您斟酌取舍了。本想奉送一些东西，忽然喉痛而病势骤然加重，这些心情只能悬悬地另行表达。绉纱、家葛等物聊表心意；总之，望您为国珍重，不一一备述。与张虚庵书 在北郊舟中追着为您送别，恍惚间还像是昨天的事情；时光飞逝，园中的柳树又变成鸣禽栖息之处了。彼此相隔万里，忽然收到您的亲笔信，得到安慰又如何呢？左边是金马山，右边是碧鸡山，万丈苍崖夹着昆明的碧绿水面，浩荡地向前展开，这里的景色实在不坏。您每天坐在黄堂之上，公务纷繁堆积，别人看起来仿佛没有片刻闲暇；这只是外在的迹象罢了。自古以来，山川的奇景都是供高人雅士欣赏的，因为他们胸中本来就有这样的情怀，不必亲身游历也能与山川相合；我私下认为，这正是您的心境。中华圣哲代代相继出现，他们所经过并教化的地方，成为声名文物之区，久而久之也会湮没；唯独南方中部尊奉马伏波、诸葛武侯，历久不衰，由此才知道偏远地方的民性，得到一个值得专心尊奉的对象，本来就不会失掉；孔子所说能在蛮貊之地推行的道理，确实得到了验证。仕途上不可错过的，是郡守、县令的职位，因为随时随事都可以施惠于人。我所任的官职还只是过客一般，您本来是金闺中的才俊，资历声望都已深厚，不久就会得到特殊升迁了。但弟弟之所以说这些，是知道您一旦处在那个职位上，所建立的功业本来就应当上追古人。不是妄言，不是妄言！故乡平安无事，您的尊府仙眷全家纳福，两位贤郎在文艺场中声名远播，秋闱中得捷可以预期。如今借贵使出行，附带表达一点仰望思念之意；您北行以后，我无比挂念。与姜凤阿书 弟弟这次出行，承蒙兄长驾船远送，特意到菱港为我设宴，赠送礼物，情意丰厚周到；我在那里徘徊了很久，兄长的教诲无不倾尽。这只是因为您了解我、爱护我深切，知道像您这样的人并不容易遇到。弟弟就任以后，因公事到了括苍，拜访何宾岩宪使，留坐山亭，从容询问兄长的近况，对您十分敬重仰慕。因防汛到了海上，顺道拜访陆胥峰年伯，吊唁湛泉的丧事；那时五台兄还没有回来。到了苕溪，看到那里风俗淳朴；经过一座庵堂和唐先生的居所，都在郊外水竹深处，矮门斗室，飘然自有古意。第二天写了几行信，从别墅寄出，同时承领《木锺集》的教诲。两位公的近况恐怕是兄长想知道的，所以借此一并说到。弟弟在乡里多年，如今又出仕，光景大概像辽阳的鹤一样。只是相信旧学可以应对世务，自己认为只有“操存”二字，或许稍稍可以不致错误。对待士人和百姓，平平实实地顺应事理，从没有预先横加一个念头。性情不喜欢鞭打决罚他人，但法律所规定的地方，丝毫也不宽假。不过仅仅这样已经会造成许多妨碍，将来一定会有人不高兴。曹务非常繁重，知道这是职分所在，所以不觉得劳苦；劳苦在于奔波，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心中也不以为意。弟弟的仕宦情况，大略就是这样。知道我、爱护我如兄长的人，还应当进一步教导我。不要说已经够了，切切盼望，切切盼望。使者返回，谨借此附复您的来信，恭敬领受。云间来人，我等待您的消息，千万不要失约，那就太好了。又 上月在蔡崇德处收到您的亲笔信，展开诵读，得到很大安慰。您一直居住乡里，想来房屋已经建成，凿池、种树也都安排好了。身边有图书，早晚与古代圣贤相对；贤嗣侍奉膝下，志同道合的人满在眼前，在清静中胜过参与经纶世务的全部情形，心境更加澄澈明净。这个时代一定会蒙受您的施益。弟弟所蓄养的功夫还不牢固，一旦舍弃清静而投入喧嚣，实在很不合宜。所依赖的是兄长时时切磋砥砺我，使我早日得到休息，不至于跌入颠沛之中，那就是幸事。关于《春秋》的鄙陋说法，方便时请您检阅后寄回。公务有闲时，我想再从事整理编纂。如今因于存素回去，便附带问候您的起居，不能详尽。与张虚庵书 初夏奉别时，承蒙您送我到河桥，厚重情意种种难以尽述。到任以后，各项事务纷杂，没能及时写信致谢。近来看到邸报，知道您请告归养的奏章已经下达。敬想您志趣高远、风韵清雅，正在静养冲和的胸襟；弟弟连其中一二也不能仿佛，而自己也颇以志趣相同而自附。只是弟弟正勉强再次出仕，想略尽微薄之力，而您却坚定自守、随意而行；内心本来相互期待，外在行迹却好像相反了。或者君子本来就应当像尺蠖屈身、蛟龙显现，随时势而动。料想您不久就会安康，召命也将到来，入朝参与国家议论，使像弟弟这样愚钝衰朽的人也借此得到保全归乡。这暂时看似彼此相违，最终却会彼此相合，正是弟弟对您的期望。怎么样呢？小价回去，附此问候，不能尽述。与贺澹庵书 承蒙您对我造宅一事格外爱护挂念，临行时事务匆迫，来不及再次告别；使者来后承蒙您的亲笔信，得知您道路上的起居清健顺遂，实在十分欣慰。弟弟到任两个月，地方事务已经得到大概的了解。这里是交通要冲，事务繁多，盐盗很多，许多事情都难以处理。所凭借的只有平生‘小心’二字：守官先把自己应尽的责任尽到，然后才能顺应事物而不违背。倘若没有违背，即使因为无妄之事而招人怨恨，也不在意。只是病体近来又添脚疾，转筋的病十天发作一次，这是平生没有过的病，恐怕是当地水土所致。桐山令兄屈居下僚，怎敢不加意附信答复，不能尽述。复宋阳山巡抚【自浙西回还将赴召时】

译恭敬读到您请求蠲免赋税的大疏，完全了解您体恤国家、为民请命的盛大心意。带征的赋税本来应当是小民乐意缴纳、容易办理的；只是积欠的旧税都是各级官司想要征完却未能征完的，加上连年灾害，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即使暂时遇到丰收，一年的收成也只够支撑一年的支出。若要在本年赋税之外再缴清旧欠，必定都是上户中的善良人家；这样的人又能有几个？如果一概责令他们缴纳，实在恐怕旧欠还未收完，新的欠税又积累起来，年复一年，最终没有了结。如果真能从今后丈量土地之后与百姓重新开始，那么百姓的困苦可以缓解，国家的财计也不会缺乏。您的忠诚恳切至极，上天一定马上答应，请您赶快上奏。谨此答复。纳币姜宅启 我王樵没有什么才德，却仰承您的知己之爱，于是结成婚姻之好。我的小孙男已经到了加冠的年龄，惭愧还没有学习成人的道理；您的孙女德性完美、贞静贤淑，早已熟习妇女应有的礼仪。纳吉既然已经得到同意，谨请举行纳币。特蒙您垂允，深深承受您玉成此事的恩德。如今恭逢亲家先生以孔孟为道统、以周程为学术传承，由累世积庆而生，刚好又生下有贤德的后嗣；彼此同心同德，亲谊深厚，视同骨肉；子女的愿望也视同一家。使我的长子、长孙早早见到两家共享的喜庆，除了门下这样的亲家，谁肯慨然成全呢？伏愿美满婚姻维持百年，良好姻缘传承百代，欢乐如朱陈两家的婚姻。我的儿子和您家的女儿，世世代代结为秦晋之好；称我为岳父的人，我也称他为外甥，直到无穷无尽。从今以后，所有微薄的聘礼，详列在另纸上。伏惟亲家慈爱鉴察留存，幸甚。与周念庭银台启 我王樵虽然涉足仕途，但中间因忧患和疾病在家食禄居住的时间占了一半，因此对于当世君子，有许多心中仰慕却未能承颜接谈。若是这种情况，实在不敢奉上一纸书信来冒犯不属于自己的身份；至于蒙受知遇却不知感恩，那就是名教的罪人，更不敢这样做。十一年，皇上曾下诏举荐遗逸之士，阁下实际居于谏垣之首，所举荐的都是一时的声望人物，而我的卑微姓名也忝列其中。对于阁下来说，我正是向来仰慕却未能承颜接谈的人。阁下采纳天下的公论来响应明诏，不论疏远、困顿或失意之士都不遗弃，这正是古人急切恐怕失去一位士人的心意。王樵虽不足以担当这份举荐，又久已没有仕进的希望，但对知己的感激实在不敢忘记。何况如今您近在留台，怎么可以没有一句话来通问？所以冒昧不避小人的书牍，代替亲自执弟子礼拜见。临风仰望门下，奔驰思慕之情无以言表。与姜凤阿丈 携带奏疏的小价已经回来，奏疏没有来得及上呈，等到到任以后立即上奏，听候圣旨。已经选定初九日到任了，不能再当面聆听教诲；想来违背您的教诲也不会拖延很久。先前见兄长也时常痰嗽，饮食似乎又比弟弟少，希望增加饮食，以补助元气，不要说只要保存真气、涵养虚静，就可以不借助外物。近来风俗人心，在下层已经大大败坏；凡是在人世间承担一天责任的人，都不能因为自己这一生未必看得到将来的事情，就废弃对尚未发生的忧虑。除了兄长以外，不敢把这些话告诉别人。太仓相公那里，弟弟不能前去了，此后只能写信问候。但胸中想要吐露的事情，又有不是尺牍所能说尽的，只希望兄长在会见时替我略略提及这些，感激之至，感激之至。光禄寺到任奉政府书 私下以为，五彩祥云呈现吉瑞，和暖的阳光迎来春日渐长。恭敬想老先生主持国家议论，使泰阶更加光明。台前起居一切万福。王樵长期像山林中的野人一样，早已甘愿清静退隐。恭逢圣明之主与贤良大臣同心同德，善类纷纷追随，却还广泛询问访求，不遗漏一个士人，使我从田野中被提拔起来，忝列九卿之位。承蒙这样的特别知遇，自己思量该用什么来报答呢？谨奉诏书，已经到任履行官守。谨此陈谢，伏望台下鉴察。王樵冒昧渎扰尊严，惶恐万分。与陆五台太宰 私下以为，余绪之风带来温暖，宜人的春光使白昼重新变长。恭敬想老先生主持士人的公论，精于鉴察人物。台前起居万福。王樵长期如山林野人，早已甘愿清静退隐。恭逢圣明君主和贤良大臣同心同德，朝廷和官府一条心，把人才的盛衰作为朝廷议论首先考虑的事情。凡是士人有一项长处，无不使他能够表现出来。没有想到像王樵这样愚钝的人，也列在其中。使我从田间起来，升入九列。承蒙这样的特别知遇，自己思量该用什么来报答。谨奉诏书，已经到任履行官守。谨此陈谢，伏惟台下鉴察。不再详述。又 先前携带本人的行状，草草陈述了我王樵浅薄的才质；如今已到晚年，借年老请求退职，实在是我本来的身份和愿望。承蒙圣恩留用，感激之下谋求报答，更应当比平常加倍努力。恭敬想老先生主持公论以辅佐国论，像权衡尺度一样没有私心，士大夫众口称赞佩服，而天下人暗中承受的福泽，恐怕已经很多了。如今太平之道刚刚开始，士大夫都应当以职务思考自己的职责，努力尽职，不要让奉养亲属和结党营私同时兴起；这样才差不多有百官互相师法、日日勤勉的气象吧？但现在似乎这种风气已经形成，恐怕会成为世道的忧患。不知老先生认为如何？如今借本寺携带本人文书的使者，恭敬写信问候，仰望台下鉴察。不再详述。与陈心谷少司马 我处在田野之间，久而久之距离郑乡很近，虽然没有能够亲自执弟子礼侍奉门下，但私下接受您的教泽，仍然如同早晚坐在您的席前。如果不能相见，我也会把您藏在心中，这样已经积累多年了。近来蒙受圣恩起用废退之人，才敢写一封奏记，冒昧登临名公大人的门下。听说老先生曾经垂念我，又似乎想引荐我进入可以与之相交的行列，所以冒昧写下这封粗陋的启事，作为请教的地方。各种颂赞祝祷的话，不敢在这里一一涉及，仰望台下鉴察。不再详述。简潘雪松邹南皋 虽然很早就想与您见面并倾心交谈，既然承蒙您不弃，难得有良好会晤的机会，这一天实在值得珍惜。我私下认为，可以在清静便利的地方，时常相聚一次，也不至于使我像浮萍一样孤单漂泊。这次相遇，谨此请教，不知可以吗？一切听凭您的吩咐。与侄孙顺德守

译分别以后虽然常常思念，却不能屡屡写信。遥知您仕途清顺，声名政绩正在开始显著，实在很让我欣慰。来人带来了您五月初三日寄出的信，更加知道了近来的情况。道路冲要，不足以使您劳苦。我过去在嘉禾时，应酬往来与邢郡没有不同；所到之处没有什么事情，未曾因此扰动我的心。只是对待士大夫应当如同一家人，对待百姓应当如同赤子；时间久了，彼此真诚相交，自然所施行的一切都会顺利。所担心的是边境多有忧患，地方遭受荒旱，这实在不能不预先了解。您所处地方训练武备、积储粮食，应当像种世衡守青涧城那样，种世衡就是我的良师，请千万留意。我们家在仕途中的人有四个，其中两人守掌名郡；实行自己的志向、不要辜负所学，正在此时，要努力，要努力。我老了，心中殷切期望的，只是眼前这三个人以及将来的后人罢了。家中大小都平安，书信不能尽述心怀，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寄去。这里各位公卿都知道我侄孙的操守和修养，附带让您知道。寄王塘南太常 弟弟自庚申年回到乡里，过了十四年再次起用到浙西；从浙西转入京城，又在戊寅年回乡，之后又过了十四年，没想到如今又奉到任命。对于年长的您，我们相交三十多年却长期离隔，再也没有相逢；如今竟然同被召用、同在一地，这种欣慰不用说也可以知道。恭敬想老丈清正如秋月，胸怀如冰壶而涵养如春日温暖，品德纯粹如玉；无论在野还是在朝，始终保持古人的心志和道路。天下百姓，已经盼望您出仕或退处不是一天了。如今朝廷一旦起用您，难道只是偶然吗？一定是要重用您。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实在不敢妄想得到万分之一的提携，冒昧地为您先行致意。没想到老丈最终还是没有出仕，使弟弟惭愧有余。仰望您的高风，只能徒然深切思念罢了。前信没有送达，如今借舍侄出行方便，谨此再次表达心意。舍侄承乏任职于大方，请念在通家之谊，各方面多加指教，那就更加幸运、更加感激了。略备薄礼表达远方心意，望您收纳以示爱护。不再详述。与陆五台太宰 曾有一封小启托附虞葑丈的使者带去，想来已经送到台前阅览了。弟弟再次上疏仍未得到允许，按义理不敢不在早晚勉强任事。但两京班行之中，像弟弟这样年齿的人只有我一个；若不是有深厚的德行和特殊的才能，凭什么处在这个位置上？实在一天也不能安心。只是自身的去留，虽然可以依据义理决定，而心中不能忘记国家，则不因出仕或退处而有分别。每当半夜起坐，没有一次不感到凄然。如今西方的贼寇还未平定，东方的倭寇正日益猖獗；有军队却难以使用，纲纪号令败坏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储备和训练想要在仓促之间办成，人人都知道困难。大概如今的形势，与嘉靖年间不同的地方，不止十倍百倍。小疏冒昧上呈，如果不能稍稍有益于天听，就请放我回去扛锄头罢了。从前齐国侵犯鲁国，冉有率领左师，樊迟率领右师，与齐国交战而取得功劳；这表明圣门之学文武本来同一方向。有事时就拿起武器保卫社稷，没有一件不是实际有用的事。弟弟一生只是空谈章句，对此惭愧太多。只是希望保全晚节，求得不辜负知己罢了。因令郎三哥回去方便，谨此表达心意，惟望台下鉴察。不再详述。与姜凤阿宗伯 去年两次承蒙相见，一次在府上，一次在仙舟。寒暑又轮转了一周，违背教诲的日子多了，思念倾注格外深切。小孙来此，详细说了您的福履光盛顺遂，我深感欣慰。弟弟请求退职没有成功，时间又这样拖延过去；我自己陈述实在不是出于得已，小孙应当会详细告诉您。如今西方贼寇已经平定，国家正把倭寇之事当作急务。弟弟愚见，幽蓟地势险要、民众强悍，比东南强百倍；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采用正确的方法，哪里是区区倭寇所能施展其有限伎俩的呢？至于东南沿海各郡，都是富饶地区，没有一处不能被敌人登岸侵犯。我们用来对付他们的策略，想坚壁清野却做不到，想迎面截击又不能保证一定取胜。古人说在海上抵御敌人，不让他们登岸，是上策。然而犁沉之策之所以能够施行，是依仗船大。如今敌人也造船来与我们抗衡，那么我们的水战技术就先穷尽了。由此说来，陆地上的防备也不能不讲求。讲求陆防固然不止一个方面，但人心容易动摇，尤其应当首先考虑。征收供给一旦急迫，穷困百姓无所依托，奸人乘机幸灾乐祸，往事可以作为鉴戒。既然如此，对外攘除敌患应当先从安定内部做起；人心受到激发，即使农夫揭竿而起也可以杀敌。这就叫作以安抚人心来抵御冲击，似乎不能说是迂阔。弟弟与翁丈同样深切忧虑桑梓之事，谨此请教。借着风便寄上答复，思念和期望不能尽述。大理到任后奉政府荆石王公 恭敬想老先生本着纯厚的孝心而成为大忠，苦心已经全部尽到；上有皇帝鉴察，下有海内无私的公论，神灵与人众共同辅助，台前起居万福。王樵在老先生的桑梓之地，虽然相距很近，踪迹却十分疏远；自己长久以来对世事懵懂，与外界事务相忘。不料圣朝收录起用，又有这次出仕；侧耳听闻士大夫的议论，说一二位遗逸之士的举荐，出于朝廷平素的议论和认可，这就是特别的知遇。自己思量该用什么来报答，只能仰仗老先生的教诲和成全。先前到任以及自陈的两次奏疏，都不敢写奏记；因为到任时已经迫近自陈之期，自陈之日又正处在待罪之中，所以不敢。如今借本寺携带奏章的人出行，恭敬倾诉候问之诚，伏惟台下鉴察。不再详述。与许少薇司谏 很久没有奉上书信，对您的思念格外深切。您在东征西讨之时，为天下发表正直的言论，对上坚定国家的议论，对下安定人心，所作的辅佐很多。从前韩魏公任谏官时，想让君主看见听取谏言的好处，保存了七十多篇谏草；他在自序中说：“劝谏君主，主旨在于道理胜过对方，并且以至诚来推行。”正因为这句话，魏公的进言无不实行，功劳惠及天下。您有功而不自居，推辞荐举甚至达到两次，这尤其体现了古人的用心。敝邑承蒙您从前的爱护，对我父子尤其深厚，我一直藏在心中，哪里敢忘。如今借携带本人的使者方便，恭敬问候您的起居。伏惟高明鉴察。不详备陈述。与吴翼云少参 往年我曾两次与先公同场任职，屋舍相邻，情谊亲如骨肉，既是兄弟又彼此知心。其间能够握手谈笑的时间，只有在符台的几个月罢了。如今有幸见到贤伯、贤仲，私下认为先公仿佛没有去世，实在是很大的安慰和幸运。昨日我从田间起用，本来打算一出仕就回去，所以对于相知的人大都没有写信。却承蒙您先行赐信，感激惭愧之情哪里能尽说。自到留都以来，耳中常听到您的美誉；忝列通家之谊，私下也增添了气概。至于您家乡纷扰的事情，我先前也听说了一些，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必过分忧虑。隆冬时节请为国家珍重保养，以等待朝廷召用。不再详述。与徐华阳大司寇

译距离郑乡已经很近，却没能亲自执弟子礼承受您的教诲，正深切思念。自从我在留都署理官署、待罪以来，忽然听到简命任用的消息，私下庆幸能够早晚侍奉左右，得以实现平素的仰慕；如今又承蒙署理部务，谨专程前来迎接，并表达我诚挚的仰望期待。伏惟台下鉴察。不详备陈述。与邓定宇翰长 分别以后一直没能恭敬地问候您的起居。公差回来，收到您的亲笔信，得知您已来到京口，门庭多有喜庆，侍奉也安好，承蒙您深厚不尽的余爱，还问及我这个愚钝衰朽之人，感激铭佩之情十分真切。小儿能够拜见您，领受您的教诲，依依不舍，不忍说分别。受到您门下的知遇和爱护，哪里是平常人能够得到的；而我们父子对您的感激，又岂是寻常言语所能表达的呢？我这个后学，只能晚年闻道，勉力以笨拙的修养自励，希望能够不辜负知己罢了。现借止庵先生出行的机会附上问候，不能详尽，统请您鉴察。与杨止庵银台 屡次承蒙您屈尊来访，领受您的教诲和厚爱。相聚的日子有限，而情意却无穷。我生平遇见您太晚，分别又太早，只能以晚年闻道、勉力修养自勉，希望长久不忘旧约，以求不辜负您的深情罢了。孔子、朱子二位夫子的画像，应当表装悬挂以便瞻拜。您阐发其中真义，给我的实际帮助尤其多，我对此十分感激佩服。想到您的车驾很早就要出发，恐怕不能亲自送行，谨在这里表达一点心意。另附上给邓定老的书信一封。与孙立亭大司寇 我退居田野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幸见到您的德行，却没有机会向您请教，而仰慕您的高尚品德由来已久。您出仕便使朝廷受到尊重，退居又使乡里受到尊重，哪一个人不仰慕您？这又何必论及认识与不认识呢？我自从再次起用、任职南方以来，还没有通一封信。如今承蒙任署部务，恰逢热审，有题疏上呈，请您次第审听裁决。恭敬问候起居，也请领受您的指教。伏望鉴察。与沈镜宇少司空 在白下相处，仅仅几个月，转眼说起分别，忽然已经一年了。每每想到岁月流逝之快，以及朋友聚会之难，实在不能不惆怅感怀。只是没有想到，我竟有这样的天幸，三次追随高贤的足迹，得到可以步趋学习的地方，因而免于迷失跌倒。又有幸自从与令叔观颐老丈共事以来，受到他的道义和真诚感染，使人长久积累的尘累都消散忘却。再次见到贤侄，温润如玉，俨然有老丈的仪范。像我这样不肖之人，怎么竟能在您家得到这么多福分呢？实在幸甚、感甚。樵年老体衰，想求退而未能如愿，在职一天，便如同踩着深渊薄冰。仰望老丈不要嫌弃我，时时加以教诲。现借顺风机会再次问候，统请鉴察，不尽。与邹南皋学宪 我在您门下，虽然见到您较晚，却承受您的爱护最深。在白下相处一年多，真如同道义上的骨肉亲人。仙舟即将出发时，停泊在石城脚下，我们相对交谈了很久，您的教诲至今仍温暖地留在耳边。此后我三次经过石城，追忆当初分别的地方；江水向东流，而我的心却独自向西。私下里对有道德之人的思念尤其深切。分别以来，伏望您侍奉安好，百福盈门。天下人所能希望的事情，极没有比以善德养身、以此为乐更好的了吧？这才是真正保持天真的人。对您仰慕不已，只能为您歌颂、祈祷。希望您不要因为顺风来信而弃置我，常赐数行教诲，我就十分幸运了。不才已在白下选择居所，如果能够建成，彼此自然可以寄信往来。不尽。答江兵宪 我自从承蒙起用以来，到现在违离您的风范，忽然已经一年有余。您对不才所寄托的深情，极其勤厚。如今承蒙升调，又收到您如金玉般的教言，简直不亚于百朋之赐。只是我这样浅薄低劣的人，凭什么承当，又凭什么报答呢？谨将这些铭记在心，永远不忘您知遇爱护的深厚情意。读到您另外的教诲，所说的都是地方上的石画长远之计。我估计敝府应当增设水陆兵力，设置一名游击将领统领，这样不但留都的门户能够巩固，三个县也都可以因此无所畏惧。近来操院上疏请求设置兵道，和您的高见正相同。至于乡兵，如果让百姓自行团练、各家自行守卫，就可以；若归属于某一官员统辖，平时便无事，一旦有事，先有扰民之弊，实际上又不足依赖。扩建郡城，工程稍大，事情也稍难。北固山临近城池，先年没有把它包筑在城防之内，一定有其中的缘故，还望再详细议论。增加兵力并不难，增加军饷才难。明公不想另行编派饷银，只想借支备用银和扣存的事故款，军粮方面尤其体现了爱民节省费用的盛意。想来台议已经一致同意，东南百姓将永远受到您的保障之德，幸甚、幸甚。借此便利草草答复，统请鉴察，不宣。与周友山大理 往年追随您在宫禁之中，如今想来仿佛隔着梦境。自戊寅年回到故里，藏拙遂意，宽松疏放地顺从本性，也不再做身处当世的梦想了。只是从来往书信中得知故旧的出处，才偶尔破颜一笑。实在没想到还会有再次出仕的一天。在南方勉强任事，没能写一封信。昨天得到新任命的消息，南方诸位高雅之士没有不高兴的。何况我又有幸让后嗣亲自依从您，得到您的教益，那种欣喜又该如何呢？现借迎接公差的机会，恭敬写信表达心意。统请鉴察，不尽。与杨止庵太仆 五六月间，我因暑热患病，曾让小儿到京口等候领受您的教诲，恰好那时小儿也病卧家中。等您的车驾经过茅峰，在那里停留了几天，小儿却来不及侍奉您的杖履，我也来不及派一名使者前去通报问候。承蒙老丈情意深厚，实在是推爱到了极点。您赐下扇面教言，更让我感受到通家之爱的深厚，谨当令小儿铭记在心，发誓不辜负前辈和同志。您的胸襟情怀真切之至，我已收到您的拙稿。《周礼》的《冬官》原本只是从《地官》中稍作分别，说这是地官的文字，那是冬官的文字。我的看法原本不敢补出《冬官》。《考工记》则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今后有可以请教质疑的地方，容我随后再陈述。先在这里致谢。旅途中只愿您顺时调养身体，更加保重节制，这是我说不尽的祝愿。作一首小诗，押您的诗韵奉上，以感谢您的推爱，以及您对小儿的厚意。我身在华阳古洞天，遥寄新诗承蒙高贤垂爱。传授经学的事业彼此深相勉励，好古的胸襟情怀长久而坚定。看您如鸿雁渐飞，直上霄汉；伴我如仙鹤归巢，隐居曲林之间。陶君昔日的旧隐居处足以终老，绿树萧森，丹灶闲置。曲林馆在茅峰深处，是陶隐居炼养真性的地方。我愚父子将要在那里选择地基建屋。我天性喜爱别人所不喜爱的东西，唯独老丈对此有所取法。所谓时间越久越坚定，说的就是这个。至于小儿，他尤其佩服您的教训；将来如果不堕入世俗的罗网，也当有所成就，可以拿来拜见您了。止庵来诗 这次来到华阳，已登上最高峰，指点着金沙在绿树之前。霄汉之上不妨正是鸿雁渐飞的道路，山间小径暂且伴着鹤巢的烟雾。儒学修养正与禅、玄相混杂的时代，文辞藻饰唯独尊崇秦汉的年代。寄语青春年少的王太史，经过庭院所传授的经说，足以流传后世。乔来到白下，得到方麓王先生的经学著作，尚未读完便分别登上茅峰。道士替我指点方向，说金坛在东南方，不过两舍之远，正是先生的故乡。仲君太史正闲居家中，却没有机会前去拜访，作一首小诗写在扇子上寄去致意。我的诗词并不擅长，是让书吏代为落笔，哪里值得博取您的讥笑呢？不过是借此表达我的心意罢了。上饶杨时乔。

译与顾海阳侍御 往年我这卑微之人承蒙诸位老先生厚意，赐以大作，曾经写信致谢，直到今天却一直没有继续通音问。我不过是山林中的余迹，长久甘心闲居退隐，没想到朝廷重新收录，又有这次出仕，尚未有所补报，内心实在十分惶惧。先前从邸报中看到您的大疏，论及慎重举荐和废止某一条款，您竟在我这固陋执拗的旧迹中，看到并称许清修，这真是深厚的心意，也真是古人的道义，我岂敢不努力思求报答？只是我因衰老多病，多次上疏请求退职，尚未蒙准许。既然承蒙您的知遇，唯有仰望您不吝赐下指引教诲。现借顺风机会恭敬问候起居，向东遥望，思念之情不能自已。奉内阁荆石王公 我先前冒昧提出辞职请求，承蒙皇上颁下恩旨，使我仍旧入列任职。又承蒙您的教诲和答复，仰知您知遇爱护之深，我怎敢不奉行您的教诲，与您共同努力，勉力图求报答。恭逢皇太子就傅，朝廷内外都欣喜地互相告知，认为天下的大根本既已确定，那么天下的大事就可以依次举行，这实在是国家无穷的福分。我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往往因长久安逸而废弛；安定内部、排除外患，务求实际成效是最急迫的；充实兵员粮食、修整根本政治是首先要做的。在今天说这些，会被认为迂阔而遭人嘲笑；到将来再谋划，又会嫌迟缓而来不及。相公今天替天下承担艰难，天下后日享受您所成就的功效，对您的颂德哪里有尽头呢？区区愚见，冒昧吐露，惶恐至极。现借送奏疏之人的便利，恭敬问候您的福祉，伏望鉴察，不宣。奉内阁瀫阳赵公 我先前冒昧陈述意见，承蒙您的教诲和答复。您忘却自己尊贵的德位，勉励我以身殉公的道义，我怎敢不奉行您的教诲，与您共同努力？唯愿老先生始终教导我，幸甚、幸甚。恭逢皇太子就傅，天下的大事一朝确定。虽然这是皇上的独断，但老先生谋划明达、辅弼协调的功效，也不可抹杀。谨为天下庆贺。现借送奏疏之人的便利，附带问候您的福祉，统请鉴察，不宣。奉内阁洪阳张公 恭逢皇太子就傅，天下的大事一朝确定，这是国家无穷的福祉，也是朝廷谋划辅弼的功效，谨为天下庆贺。我昨天冒昧提出辞官归养的请求，承蒙您的慈爱，过分地替我向皇上转达，使我接受恩旨，惶恐领命。伏望老先生始终教导我，幸甚、幸甚。现借送奏疏之人的便利，仰候您的福祉，统请鉴察，不宣。与黄明府 先前承蒙您赐下书信，远道匆匆寄来，草草答复不能尽写我私下的感谢之情。近来我因年老请求归乡，尚未蒙准许，仰望您的门庭，思念和向往更加迫切。现借晚辈回乡省亲的机会，谨以此信代为当面问候。保甲这一办法，往年王文成公在江西实行，不仅足以侦察奸邪，使民间的隐情全部得知，也足以消除盗贼，使外来之人没有藏匿踪迹的地方。这种办法十分简便，也不扰民，只在于实行的人怎样做罢了。至于团练乡兵，也不超出这一办法的范围。假使一县之中，教成几十名善于射箭的人，再让他们转相教授，善射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也足以各家自行守卫了。宋代种世衡在青涧城实行此法，已经有现成的明显成效。随意谈及这些。按院即将出境，我有一封信要感谢他的雅意，冒昧先来请托，希望您吩咐门房转达，冒昧打扰，惶恐不安。与许敬庵中丞 往年我任兵巡官时曾三次经过您的乡里，却没有机会领受一次您的教诲，直到今天仍以此为憾。自从出山以来，我自以为终于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每天都在盼望听到您的义论，正思念不已，忽然承蒙您寄来华美的书信，又专门派人远道送来佳集，仿佛从天上落下。打开信函庄重诵读，私下觉得由此可以看见您的心，也就如同亲见您的面容一样，欣慰而感动。既然承蒙您不弃，我愿冒昧有所请教，敢于就此陈述。古代把百姓编为什伍，大概是因为彼此素有联络，所以有事相互帮助，有患相互体恤，礼俗彼此成就；一人有罪邪恶，邻里也会受到牵连。使人民富足、使风俗良善的根本，实在就在这里。后来一变而成为相互纠察、连坐的法令，这层意义便没人理解了，但仍不失为防察奸邪的办法。假若连这种法也废止，就只听任百姓自行其是，而官府只把听讼、督促赋税作为事务，那也太末流了。管子制定内政，把军令寓于其中，说守卫国家不过是守住粮食罢了。年成丰收、百姓有余粮时，粮价低，君主便收购粮食使价格上涨；年成歉收、百姓粮食不足时，粮价高，君主便散卖粮食使价格下降。粮价轻重的权力常常掌握在上面，而有万户的城邑必定有万钟粮食的储藏。这就是齐国所以富强的原因。管子毕竟是霸者，所以见识只能到这里。若实行王政，就应使百姓拥有固定产业，不夺取他们的农时，用保息六条来养育他们，用本俗六条来安定他们，用荒政十二条来聚集他们，用职事十二条来使事业兴盛。粮食储积一定要做到耕种三年便有一年的存粮，耕种九年便有三年的存粮；不必等到丰年或歉年才决定收购、散卖，也能掌握粮价轻重的权力。把兵役寓于农业之中，按时教练，就可以使百姓既有勇力又懂得作战方略，也正由此而来。这样便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百姓也信服了；可以威服四方，又哪里用担心盗贼和灾荒的变故呢？因承蒙来信教诲而有所议论，不知不觉写得如此琐细，唯望您教正。四月十二日。寄陆太宰 自从令器三哥来到白下，我写过一封信以后，至今一直没有再通音问。每当有乡绅从您的家乡来，我便询问您的起居康健，常常因此感到欣慰。我私下认为，您的年寿在天下人中已经尊贵很久了，而年长者的年寿又受到天下人的尊重，就更加难得。太公八十岁时辅佐武王讨伐商朝，《诗经》赞美他像雄鹰奋扬，大概是赞其壮盛。卫武公九十五岁时还在国家中以箴言警诫，《诗经》保存了他的抑戒之诗，大概是赞美他的德行。能够受到赞壮、赞美的，只有有德之人；天命通达、年寿绵长，与德行相合，确有一贯的道理。所以诗人祝颂君子，常常祝愿长寿，甚至说万寿无期、万寿无疆。他们之所以这样称述愿望，实在是因为尊重有德之人。在朝廷便能使政治美善，在乡野便能使风俗美善。君子的年寿越长，他所维系的影响就越深远，难道不值得尊贵吗？老丈正是这样的人。这就是弟弟樵常常感到欣慰并向您致祝的原因。现特意让小孙代为表达诚恳心意，伏望慈爱鉴察，不宣。寄焦太史 古代早年接受教谕的人，贵在前后左右都是正人，并且早晚从不间断，这样才能养成明睿的德性。皇太子就傅十分勤勉，皇上面容也显出喜色，这是国家无穷的福分。程正公、范太史进讲之前，都要斋戒以积累诚意，可知您与他们虽处异代而心志相同。吏员回来，承蒙您的华札，得知您兼领史局，实在很好。立志完备一代的经制，这是您的本分之外又主动承担的事业；其余方面也不妨加意留心，更好。承蒙问及我的著作，惶愧的是虽有几种，只恐不足以流传，谨将书目呈上供您阅览。全书等以后有便利时再续寄，先此奉复，并一并致谢，不尽。与赵阳溪

译承蒙您记挂我的生日，特意作寿诗，亲笔写在便面上，远隔千里寄来。打开信函捧读，慨然生出感怀。读到“承翰墨三十年来，遥想丰神二千里外”这两句时，我高兴地说：“这是我们两人的心事，没想到竟让阳溪老先生先替我们说出来了。”您寄来的两种佳集，使我领受教益尤其多。老丈超越世俗的节操、经世济民的学问、独到的见解，以及平正通达的文章，自然足以和古人相抗衡。天下难道没有读到您的文章而愿意与您同时代的人吗？一定不只是江左的一个王生罢了。本朝前辈，北方有河东薛先生、月川曹先生、医闾贺先生；南方有枫山章先生、敬斋胡先生、整庵罗先生。身居台阁而有功勋名望的，则有李文达公、于肃愍公、王端毅公、胡端敏公。总之，他们都是孔门正统，所以我内心真正信仰向往的，只有这几位而已。此外即使是天下人都推崇信服的，我也不敢同列。若不是在吾丈面前，哪里敢妄自吐露这些话来招致罪咎呢？承蒙索取我的著作，余书谨以《绍闻编》二册以及拙集奉上请教。另有诗扇二柄一并奉上，祝您福多而无疆。虽然已经晚于岳降的日期，想来您不会怪罪。与抚台养愚李公 夏天曾有幸承受一次您的教诲，只是没有机会到吴门拜谒您。正深切地悬望仰慕，伏承您俯问敝邑今年的灾情。大体上与苏、松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为地势崎岖，水流不能畅通。起初赶上插秧的雨，高田都得到充分灌溉，没有不插秧播种的。没料到七月以后一直不下雨，那些来不及车水灌溉的田地，全都枯成荒草；只有水源不断的田地才获得全收。这类田在镇江三县中数量有限，所以说有相同也有不同。您所说灾情虽只有一二分，也不能算丰年，可以说是洞察了实际情况。如今米价已经跌到五钱上下，如果改折为七钱，民间似乎不便。至于带征一项，采取调停办法处理，固然没有一时追求足额的忧患；然而来年难以预料，恐怕年复一年，最终会成为积欠。统请裁量选择，万民幸甚。其余等以后再有见解，不敢不尽数陈述。与留台江仓屯营马政五侍御 我没有什么才能，却私下有幸亲近仁者，三次列在执法官的班列中，得以同高贤时时朝夕相处。高明宏大的议论，实在多是同心之言；报国的赤诚，可以比作截断金属的锋利。这些全是诸位君子的力量，惭愧的是并非我这个衰朽之人能够获得诸位的爱护帮助。我在台任职虽然不久，承蒙的爱护却已经很多。如今借您的庇护归田，还来不及派使者向您致谢，反而承蒙您寄来华美的书信和丰厚的礼物，专门派人远道送来。自想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并更加领受您的深情？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您的恩德铭记颂扬，也无法尽述我的感谢之情。匆忙写成此状，礼数不够庄重，统请鉴察。与焦太史 送本吏回来，收到您的亲笔教信，得知《春秋》稿已经呈给您阅览，承蒙您过分称许，感激而惭愧，感激而惭愧。古人得到不传之学，也只是说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中得到；有志之士按照自己的才分和限度去学习，说所得有浅有深，这还可以；若说舍弃这些经书而另求所得，我却不敢相信。我到白头也没有停止研究，成为世人所讥笑的对象，只是每天与儿辈反复讲说，希望他们不要堕入迷途罢了。没想到蒙知己赏识，何其幸运，何其幸运！仰望您始终教导，使我不至孤立；您勤于使人归于正道的一念，将使我们愚父子孙世世蒙受嘉惠。真切，真切。宋以前诸家的经说，我多年来一直访求，至今还没有得到，等有所得，当奉告您。小孙在台试中偶然落榜，正想让他休养以求精进，本来并不争逐这一时得失。承蒙您挂念，感谢。另有一事请教：长子启疆由漳州府学教授升任彰德府涉县知县，他自认为是儒生，不熟悉做官办事，想请求仍改任教职，以便侍奉双亲；恐怕需要援引一个先例，冒昧请求老丈替我查示，尤其感激，尤其感激。与同年黄少岷 从丁未年到现在，已经四十八年了。天下兄弟中能够凭音信互通的已经很少，何况见面呢？即使住在同一乡里，能够多次见面的也少，何况相隔遥远呢？其间升降、存亡，可感可叹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也都已经交给造物主安排。唯有长久相交而不忘记彼此，这一念不论何时何地，始终没有不相通的。弟弟我晚年再次出仕，没有补益，多次上疏请求退休而未能如愿，正战战兢兢，如履深渊薄冰。今秋南畿会试，各地英才以年家子身份来拜见的只有几人。晚些时候才承蒙令嗣拿着华美的书信来见我，我欣喜之情十分强烈。打开信函，得知老丈福寿无疆，又知道您归隐林下以后，才得以见到令嗣一次；看得出他是伟器，如此看来，他将来一日千里也是可以的。至于我和我的儿子，哪里值得一提呢？谨此答谢，不能尽述余情，今后还希望另行致意，统请鉴察。与许甸南司谏 去年您的车驾经过秣陵，停留了许多天，我本以为可以早晚向您请教，却惭愧地被尘世事务牵累，不能如愿，直到今天仍然惆怅，只能时时心向往之。偶然遇到令婿唐上舍，欣喜地得以寄声问候。先前收到您的大教，其中种种都是心学独到的见解，足以像日月一样照亮我这个蒙昧的人。过去二程先生得到千百年来失传的学问，也只是说从遗经中得到；而如今的学者多被圆顿法门误导，不知道通过文章来开启天赋的聪明，通过礼来上达天德，即使颜子也不过如此罢了。不才私下有一事相请：料想您还朝之日，即使我已经辞官，也应当前去见您一次。诸事都请您鉴察，不尽。与沈观颐中丞 我与老丈在三十年前便相互契合，山林中的行迹也常常相同。后来一起被起用到留都，同任光禄，僚友之间的情谊深厚，哪里只是当时相逢投合而已？实在是我终身所向往并赖以取法的天缘。使者来访，承蒙您寄来华札和多种礼物，打开信函如同当面相见，欣喜之情如何呢？您的大疏光明磊落，都是赤诚确切的话，我反复诵读，因而感慨不已。我比老丈年长十岁，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今年秋天应当能够获准。至于老丈，正深受众望，姬公所谓常人中的吉士，正要依赖您在门下树立赤帜。伏望您为上为下都珍重自身，以承受新的福佑，这是我的祝愿。我临写此信时，思念之情实在无法自持。与政府王荆老

译送本吏回来，承蒙您赐下教信，还问及小儿，仰感您道义上的深厚心意，铭刻在心。私下认为，太平交泰的时局也未免有艰难忧患；以老先生坚定的力量主持政局，又有天地人神相助，我恳切希望您以坚忍为上，为天下培护珍惜真正的元气和根本。公论从来没有不明白这一线元气的。樵不仅没有被远方的事物征验，也已经被近处的事情征验了。不合根本的事物从哪里兴起，知道的人渐渐增多，相信的人应当会后悔；这种道理亘古不磨，善类可以依靠，也许正在这里。何况老先生如青天白日，什么疑惑不能被您破除，什么艰难不能被您济助呢？樵是早晚请求退休的人，冒昧说到这里，唯望老先生取舍采纳，幸甚。与李渐老 送本吏回来，承蒙您赐下教信，还问及小儿，也知道了他的事情。从忌妒者那里仰知，老先生推诚待人，顾全事情大体，难道只是我们一家的感激吗？伏望太平交泰的时局，四海都在期待；然而议论最终仍归于一统，却有如您教谕中所担心的情况。樵没有什么见识，私下曾恭敬诵读《正人心，定国是，大章》，感叹佩服不已。认为在朝廷之上，谋议自然会确定；坚持这个道理前行，什么艰难不能济成？因承蒙您下问，冒昧说这些作为答复。唯望老先生体谅我的愚拙而采纳其中的意思。樵惶恐不安。与许司谏 拜读您的大疏，敬佩之至。我尤其希望朝廷能够把抗争直言交付廷议，分别辨明其中人物的邪正、言论的公私；这正是今天正人心、定国是的第一要务。皇上独自裁断，使进言者一概获罪离去，于是怀有私心的人也一概冒充直言者，侥幸等待将来的恩幸。这就是不交付廷议反而成为他们的利益所在，无法满足人心、平息议论的原因。那些放荡无检、越过节操的人，向来不知道名义是什么，却善于迎合、依附，能够使少数名流受迷惑而相信他们；他们反而借此增加自己的分量，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国家如果真想使小集团消散而形成大群体，只要辨别这种人，鬼蜮般的影响自然就会消失。我还没有当面拜见，便冒昧写下这些愚见，统请鉴察。与黄邑侯论地方事 为地方谋划，第一是攘除外患应先于安定内部。过去谈论善于守城的人，说长子城墙坚厚完整、邯郸仓库充实，都还不认为足够；唯独认为晋阳是尹铎所宽厚治理的地方，百姓一定会和睦地安居在那里，最终因此击败智伯、成就赵氏的事业。这就叫以安抚来抵御冲击，谁能胜过它？第二是充足粮食的方法，不必烦劳另求。米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有紧急情况时，让有粮之家自行申报，不论多少，按照开纳的事例各自给予偿付，或者另定优厚办法以示奖励劝勉，那么百姓就乐意输纳，仓廪也可以充实了。第三是团结乡兵，使各家自行守卫，这是有司的职责。选择要害之处据守，审察缓急而相互援助，这是将帅的职责。假使有司能够像宋代弓箭社那样教导百姓，将帅能够像种世衡守青涧城那样训练武艺、积储粮食，那么双方就足以相互发挥作用，没有一处不是劲兵之地。不过这只是眼前的谋划，并不是长远的谋划。什么是长远之计？古代把兵力寓于农民之中，所以能够充足兵力；把财富藏在百姓手中，所以能够充足粮食；教化在其中推行，所以百姓信服。三者大概都出于同一原则。自从兵农分离，士兵习惯于坐食，百姓困于供养军队，三者就全都失去了。平时打开府库，运送金帛来满足军队需要；如果有所欠缺，一旦供给不能接续，便想要成群喧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所以苏子瞻论述军制，认为汉代有服更役的士卒，郡国没有常年屯驻的军队，因此汉兵虽然不懂农业，而天下还不至于困弊，因为军队没有聚集。唐代设置府兵，选取四方精锐以备征伐，没有战事时便从事农业、积储粮食，因此唐兵虽然聚集，而天下也不至于困弊，因为没有无事而坐食的军队。只有宋代的军队不耕作而聚集在京畿的，以数十万计，全都仰赖县官供给，既有汉、唐的弊病，却没有汉、唐的利益。至于轮番更替、屯戍郡县，归根结底与数十万军队没有不同，都是三年才出征一次。这些话可以说完全说明了兵制的得失；后世想为军粮作长久规划的人，谁还能改变这个道理呢？只有我太祖高皇帝制定兵制，确实得到唐代府兵的遗意。天下平定以后，把经历百战的士卒分散，让他们各自归还本伍，并供给屯田。屯田制度完整地记载在红牌事例中，一卫军人用七成土地屯种，用三成土地负责城操；一军百亩的收入足以自给，而负责城操的军人也都不缺粮，因此当时东征西讨，军队兴发而没有空闲。每天这样却不担忧军粮，是因为预备早已具备。太平日子长久以后，军伍已经缺额，屯田政务又废止，军队和粮食可以说都不足，却仍然没有改变办法。所以天下正当全盛时期，却忧虑敌人、忧虑倭寇，是因为当事者只知道把应付眼前当作得计，没有余暇作长远谋划。甚至东西方用兵，也都以接受对方求和作为结局。敌人的求和果真值得依靠吗？不如趁他抗拒命令时，立即永远断绝祸根。这本来就是太祖神明谋略、深远见识，写在《祖训》中的本意。按照太祖的心意修整太祖的政事，军粮哪里用担心不足？人和哪里用担心得不到？国威哪里用担心不能振作？边疆哪里用担心不能安定？然而今天谈屯田，有人不认为迂阔，便认为困难。既然不怕竭尽百姓力量来养活坐食的士兵，却偏偏认为修复屯田困难，这是见识多么颠倒啊！赵充国讨伐羌人，孔明在渭水之上，都且耕且战；说士兵不能让他们耕作，就又错了。先朝大学士杨文襄公说，陕西土地肥沃，如果得到人力全部开垦耕种，三边军饷便可不烦劳转运而自行充足；说想屯田却没有土地，不过是害怕做事者的托词。因此，为今天谋划长远之计，没有比修复屯田更好的了。这虽然不是一个县的事情，但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一个县的事情都可以依类推求，得到解决。与姜凤阿司成 承蒙您寄示《春秋事义全考》，考证核实，义理精到，读后令人心胸开阔、眼目明亮，真是此前讲说经义的人所没有的。书中多处采用了弟弟我的浅陋说法，难道不是年长先生过分爱护而误用了它吗？但从此更使弟弟我有所进步，当永远不忘您的教导，以完成这项学业。先恭敬拜谢，另附信说：三礼之学久已废弃，无人讲习；朱子曾想整理订正，却没有完成。如今监本残缺模糊，已经到了无法阅读的地步。西川刘公瑞曾经在浙台刻印其白文，再过几年，恐怕连他的姓名也将无人知道了。希望吾丈留意这门绝学；如果监本还可以补全，或者别处有善本可以用来参校订正，请不惜多方访求。这是今天第一急务。不知吾丈认为如何？《方麓集》卷八

译《四库全书·方麓集》下，（明）王樵撰。钦定四库全书 《方麓集》卷九 （明）王樵撰 书 《与从子塈书》【十五则】五叔写信给各位侄儿：分别以来读书，想来你们都有很大进步。大侄参加今年科试，我是十分看好的。文章写得得意，自然不必再问了。我有读书的癖好，办理公事之余，始终不能放下书卷。遇到心领神会的地方，想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谈论，抬头却见不到你，塈，实在令人闷闷不乐。徐半闲和我相处了两年，两个孩子都很受益。半闲为人老成诚实，一点也没有浙人的习气，这是我尤其钦佩看重他的地方。如果鋋还没有老师，就可以把他留下。千万要勉励读书，你平素颇为懈怠，今年年纪已经长大，必须自己知道奋发。取法并不遥远，就看你的兄长；这是我发自肺腑的恳切嘱托，希望你加意听从。千万要坚定地完成学业，无论在什么地方、跟什么朋友、是否拜师，都要顺便写信告诉我，让我知道。贺桐山人回来时，曾附寄一封家书，想来已经送达。分别以来，旧有的咳嗽病很少发作，饮食比过去增加，也颇能耐劳。因为没有其他念头，只专心于职守，精神归并于一途，所以外界的事物不能干扰我。这些养生的道理、做学问的道理、应对世事的道理，将来应当详细告诉侄儿。可是我已经老了，孤零零一个人，又离开家在外，没有骨肉亲知能够朝夕陪伴左右，实在担心内心思虑有所遗漏，外在又积累过失罪尤。所希望的就在故乡，有听到什么事情便告诉我的人，还须侄儿替我留心访察。万万要管好三郎，恐怕他因失去父亲管教而被遣回，希望你严格督促他。听说家里的钱粮事务十分紧迫，自从均田以后，我们县的规矩我还没有详细知道，烦请贤侄写来让我了解一二。近来读邸报，看到一道圣谕，专门针对吏治、钱粮两项，现抄一份寄给你阅览。此前新生儿已经死了，万事都是空的；人生要能超然看破，便没有什么事情了。途中读《圆觉》《楞伽》《楞严》，风气很盛。大体说来，佛家对孔子的教化有所帮助，不可不看。现在寄去《六祖坛经》《黄檗心要》两本，侄儿试着参究一下，就会知道我的话没有错。我已经老了，精力一天比一天衰退，一天坐在案前读书、拿笔细写，都已经不能再做。我想从《尚书》《五经》《春秋》中摘取值得保存的内容，以及《周官》等书，合起来写成几条，仿效项平甫，总名为《王氏家说》，留给子孙。子孙之中一定会有像扬子云那样的人；今生得不到知音，后世一定能得到，所以这个念头始终不能自行遏止。因为贤侄了解我，所以告诉你这些。相互分别又有半年了。我年老客居官舍，每天退朝后，只在几步之内徘徊，想同侄儿痛快交谈却不能做到。近来任劳而少病，只是胡须头发比在嘉兴时又白了许多。官职虽然很清闲，但所管的并不只是御宝；凡御史出差、领取印信、缴还印信，大臣出镇、发给关符验凭，以及每天守卫等事，从上至公侯伯，下至各卫所千百户、大汉将军、力士，都归本司查点，关系也很重大。额定设置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这是正式员额，因恩荫增设的人员不算在正额之内。过去不管理事务，成化以来偶尔有管理事务的人，但也不掌印。每天与六科侍班人员共事，比旧时省俭；与同年故旧彼此更加亲近，也没有宴会。公事之余能够拿书阅读，但没有带来很多书，只把《书记》重新删补一遍，新的意思不断涌现，比旧稿又觉得明确，将来得到好的刻本，也足以传给家人了。很后悔印行得太早，各位公卿来求取的，只好给了他们，恐怕要留下笑柄吧？又从书坊买到《太平经国书》二册，其中很有发明，触发了我从前的想法，将《周礼》中重要的地方也抄出几条，很有条理。不知道侄儿什么时候可以北上，我盼望得十分迫切。听说家中钱粮事务很紧迫，这是通行而必须完纳的，决不可拖欠；但下面弊端很多，上面又没有另外照应，士大夫之家尤其吃亏，这本来就是常情。两个儿子还没有经历世事，恐怕我不在时应酬有所差错，身心也会放纵，我已经嘱咐他们凡事听从侄儿教导。希望侄儿不要吝惜提耳训诫，即使他们不能接受，也应当想到我，务必使他们不违背祖父的家风。至此祝愿，至此祝愿。我的情绪很多，笔墨不能尽述。马家侄女常去看望他们，十分平安。她的女婿已经选任府军卫经历，负责事务了，附带告知。很久没有通音信了，满心希望通过考贡得到一次相会。但宗师自从过江到北方以来，一直没有音信，不知道考贡定在什么时候、将在什么地方，相会又在何处。白下苦于蒸湿盐卤之气，如今渐渐适应了。服用肯堂丸药，觉得很有效，精神比平时还好。自己也更加留意节制谨慎，年老以后才知道清淡寡欲才是真正的境界，其中的快乐没有边际。白天没有其他念头，夜里没有其他梦。将来能活几年，便是上天所借给我的寿命。这种心情只能对侄儿说。手稿《尚书私录》已经完成，删去了日记的一半，又增加了一半，誊写已经到了《无逸》，只是没有人校正，自己又没有闲暇。完成这部书以后，还想完成《四书通鉴性理》；这不是为了科举，但做举业的人得到此书，才是真正的举业。等校完《虞书》，想先寄给侄儿阅览。长久没有见面，恐怕你想知道我的动静，所以附在这封信里告诉你。各位尊长那里，就不另写信了。收到初十日的信，才知道家中的近况。大体说来，年高之人患病，不论轻重，首先都须巩固、保护根本，然后再根据情况施治，自然会逐渐恢复。侄儿自有定见，再和你商量用药，肯堂一定可以保证无忧。三叔平素仗恃禀赋厚实，如今应劝他停止饮酒、断绝欲望。侄儿见到他时，再替我重申这一番意思。万万要督促学政公；江北的考试事情将近完成，按理一定会回京，考贡才方便相会。我和侄儿见面就在眼前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呢？下塘侄孙先前有信给他，地方事务已经大略说过。只是巡抚与我是同年，初次见面，似乎不能没有一封信，只需派人来取即可。其余事情一时说不尽，徒然劳烦他来，恐怕不便；阻止他来也是可以的。高年之人旧病复发，再发一次便是大数将尽了。上天对于善人的报答，竟吝惜到这种地步，这该怎么说呢？我的感伤，不只一个方面。侄儿平日的修养，可以和古人相比，愿你善自节制、顺应身体，以尽到通达的孝道，来慰藉祖父在天之灵的期望。这就是我的祝愿。

译来到这里不知不觉又到了漫长的夏天。衙门除了奉先殿祭享献纳以及进贡、供应皇上的物品之外，没有别的繁重事务，白白领着优厚俸禄。每当看到国事，往往都是臣子一天也不能安心的；可是身居其职，考虑到时机是否适宜，却都无从效力。就我所能做的来说，比如宁夏的事情：哱拜原本是投降的人，却被擢升为副总兵；他的儿子哱承恩官也做到都司。因为巡抚待他们傲慢，他们长期怀恨，便借口克扣粮饷赏赐，煽动众人杀死巡抚，占据城池反叛，又在外勾结边境敌人，势力十分猖獗。魏确庵曾经挫败贼军锋芒，尚且不能一鼓作气消灭贼军，决不可拖到秋高马肥之时。无奈荆老请求回家终养父母，屡次上疏，言辞十分恳切。皇上把边事寄望于他来任，又十分诚恳地说：“替朕出来一趟，等事情平定以后再回去奉养父母也不迟。”由此看来，荆老似乎不能不暂且安慰皇上的心意，只是不知最终会怎样。我虽然还没有老迈，但同僚中年过七十的只有我一人，按理也难以长久留任。第二封辞疏已经交给仲男，说五月间应当上呈。京城之中，士绅聚集；对于来访者，要以诚意接待，有可以交谈的人，就把自己的见闻全部告诉他。这番作为似乎也不是徒劳，算是替国家尽一点愚拙之力。至于百姓疾苦这一项，我侄可以详细写来让我知道。暮年之人，只求尽力排遣烦恼，这一点千万要留意。昨天收到侄子的信，劝我把《绍闻编》刻完，真是说得对，真是说得对。家里的经济固然不足，现在姑且只要把上司那里已有的书都交付刊刻，何愁不能完成？杨止庵借去书后，日夜抄录，不抄完不停止。我问他从哪里得到这些书，佐之多说，都是雇人寻找的。我说雇人寻找费用很大，怎么能办成这件事？他说：“我的本性是吃不起肉，也不穿丝绸；一碗粟米、一尺布以外的东西，都是多余的。如今所得俸禄，如果不拿来抄书，还能用来做什么呢？”我听了深深佩服，也深感惭愧。世间自有刚烈的大丈夫，如果不是遇到这种人，又从哪里认识他们呢？感叹，感叹！黄安来了，现在把上册《论语》二册交给他带去，再烦请侄子校对一遍错字。督促安朝专心负责积累刊刻的工作，已经付给安朝工钱二两，可以告诉他不要轻易花费，宁可买梨木板和饭米，令各房分担，切不可时断时续。《唐诗类抄》八本的书板在刑部，新印了几部，寄给侄子一部。又有先师和朱子的画像两幅，一并寄去，可以收下装裱，等以后选择一个洁净安静的地方悬挂，便于早晚瞻仰礼拜。这也是我侄平日所殷切关心的事。我和侄子在家时，大概没有一天不相见；遇到事情一定互相商量，彼此心腹相通，没有不同意见。祖父一脉相传的真正家业，我苦心竭力地保持着。除了我以外，只有仰仗侄子一人。侄子不必常常来信，但本房的事情，侄子年长而贤能，千万不要因为有我在前面就过分谦让退避。我只要有书信回来托付，侄子一定能够处理。九曜坟墓的墙一天比一天倾颓，必须及早修砌。四房买下的法堂，一直没有管理产业，不能不及早清理。虚庵所让出的土地，承蒙侄子厚意，想让我自己使用；如果使用，就应当按原价补还，大家仍然买田收租，作为修理各项费用。这些都烦请侄子提纲倡导，率领办理，并让我的几个儿子不要把它们看作不急之务。先考先妣安息之所，不仅受到亵渎，而且常常不能自保；每当想到这些，我就痛心。我在家时曾经划定界址，还要砌墙门，常常上锁，交给一房管理。每年的祭祀供享，或者交给一房主管办理，或者仍旧轮流管理，也烦请侄子从长远考虑作出决定，趁我还在时立为定规。来信承蒙你把刊刻《绍闻编》放在心上，感谢侄子的雅意。因为上册《论语》已经开始刊刻，必须亲自用工夫把这两册完成就停止；其余一半，等有成事的人再说。书记部分需要重新改写一遍，已经誊有政本，连同旧稿还想再刻。杨止庵想交给书坊，府基侄子想亲自抄写清本后交给相知的人，这些都听凭他们办理，不能保证最终是否真能完成。先前因为谈到九曜土地房屋的事情，也想到祠堂地基只要保存我在家时的体面就够了，并不是除此之外还另有很高的期望。只是坟墙不能不补缺处、支撑倾斜处。我早晚将归田，决意先把这块地基确定下来，也好有脸面在地下见先人。分别已经三年多了，想见侄子的面不亚于饥渴，请体谅我。分别又一年多了，陆续寄去的书信，你已经足以知道我的经历了。理寺的事务虽然很简少，但一件事情到手，就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以及罪名是否成立，决定都写在笔下，怎么能不尽心呢？而且临朝引审，凭片言只语作出裁决，更不是老练的官吏不能胜任的。我一向对法律事务颇为精通，用心到老年更加缜密，平反了几件案件，很合乎人心。现在把题名记寄给你阅读。各房因为和我分别已久，来这里探望，家中恐怕没有人主持，全靠年长而有经验的人镇定处理，特此嘱托你。近来家中无人，早晚劳烦你照管。黄安朝刻书已经全部结束，工钱和米都付给他了。但此人性情不耐清淡，又善于拖延工期，必须时时检查督促，再劳烦侄子多加留心。为祝仲男如果来到这里，所留的银两希望侄子收下，斟酌着给付。书能完成，也是我一直悬念在心的事。《漫塘集》现在得到一部，纸张和书板都很好，应当校订成善本，等待有力量的人来刊刻。侄子可以先读一遍，缺页的地方记下来，以便抄补；字句有差错的地方记下并改正。这是我们两人尚未完成的一件大事。我想作一卷年谱，以完成先父的志愿。侄子一向留心这件事，凡是刘氏家世以及文清公的一言一迹，有记载在其他书中的，请替我搜集汇聚起来，千万，千万。给再从子尧封的信【共三十七则，分信并附尧封自己的注释】

译重新订定《律解书》的记文都已经完成了，等《会典》读完后，还有想编入律文的内容。这部书如果完成，不仅有助于经世实用，即使想学习文章，也可以从中得到方法。先把它交给你，春秋稿在仲男那里。《易》正在誊写稿本，还没有定稿，都暂且慢慢来。《会典》因为侄子说不带走，所以留在这里；其中也有一遍需要下工夫的地方。熟悉典故，讲说时一定能对世务有所帮助，这样才不算白白读书。等有船方便时就寄给你。《律例》六本、《解稿》五本已经送到，查收放入。有没有人去京城？想托他寄书。二十八日，伯手书。《律解》初稿五大册，大概凝聚着我三十年的精力，而且是我的手迹，拿给侄子任官时作帮助。其中还必须把全部律文抄录进去；条例则另起一行比较妥当。舒继峯把它们合在一起，这对于颁行时的初步体例很有违背。高明的人自然应当看得出来。昨天的笺本和《易》抄本，一并先退还给你，等以后再次修订。这次分别的事情，必须长久记在心里。耿耿不忘，伯字。朱文的信，已经读完，交还给章君。难道就是给《易》作注的那个人吗？这个人值得敬重，本来就不必等到看他的书才知道。知道侄子自然有自己的处理办法。伯字【以上各信都是壬辰年赴南昌时所写】文集四册以及杂说三册已经刻完，虽然还没有达到最终完善的程度，但我一生的真实经历和心里话，也都详尽具备了。侄子慢慢阅读，有可以说的地方，见面时逐一告诉我；如果还能在后面附上一句话，就更好了。书记这一编，必须列出校刊者的姓名以及说明刊行的主要意图，文字不必多，但要直截了当、恰当得体。除了侄子，没有人能写出我的心意。伯字【以下各信为癸巳、甲午、乙未年所写，大致没有太乱】《多士》首尾有缺略，补上为好。《禹贡》中关于江源的一段，必须向藏书人家借来抄录。听说夏官明那里书很多，只是还没有见到。侯臣已经吩咐他专门办理一件事，不许他兼办杂事。熟肉、鹅鱼、果饼四盒，五加皮酒一尊，送去使用。伯字。夏、刘二位君子到了，立即见他们；抄过来的《易》稿三册、《春秋》二册、《周官》一册，交给来人。侯子所写的价钱，我已经记不清了。前些日子黄安朝当面说，愿意照这里所定的刻价，每一百字价银三分；抄写每一百字工银二厘；每块书板价银一分。给张节推处的礼物，千万不可缺少。我和侄子共同派一个人去，怎么样？伯字。给张四府的书信、礼物以及路费银一钱，烦请交给来人带去。《律笺》最近交给书役，再抄一遍。想把旧稿交付刊刻；侄子如果想看，只来取新抄的那份，仍替我校对一遍就可以了。以前交付的各稿，有已经看完的，就交给来人带回。因为抄写的吏员停手了，急着接着抄。春秋二本，杂录三本。伯字。郡公那里暂且只在刚到时致意一次，按旧称号行朝礼节，似乎属于虚文，不实行也可以。蔡君回信的手稿，封好阅读；侄子信中还有更详细的话。日记改本已经全在前面交给你的书中，只有三段是改在刻本上的，没有另行抄写，只照刻本抄就可以了。伯字。曾经特意派人到朱抚台公那里致贺，也给黄邑君写了信。因为这里仅有两个小童，没有人可以派遣，于是缺少北上候赆的礼节。但我的意思是：有礼物的话，本府和本县都各有一份；没有的话，就不应当一处有、一处没有。试录只剩福建、广东、云南三处未到。伯字。黄父母公的贤能之处，凡是可以替他宣扬的地方，我当然无不留意；但意料之外的事情是无法知道的。孔子、孟子来到这里，也只能用“义”“命”两个字占住立场罢了。官明君【名思广，德人】的信已经读完，交还给他，感谢他的美意。等取得《绍闻》后，再前去致谢。伯字。你所说必须等到有合适机会，才能专心办理邑君之事，我原本没有这个意思，前一封信里已经一并列明了。大计以后复命的人，与行在大计以前的人，事情性质完全不同；转托请求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律笺》第一册交给来人，其余等抄完后一起交付。这一件不必抄，眼下想交给书坊，部中不久也应当有人刊刻。伯字。把《绍闻》交给书坊很好，但《学》《庸》已经刻完，《论语》《孟子》已经抄清，如果一并捐出，未免可惜。交付刻本和誊本，又担心它们的式样显得小家气，不知怎样才好。我已经吩咐家中把刻本、写本都送来，等到了以后再商议。书记中壶口那一段不改，也没有妨碍。只是“冒”字一段有两处重复出现，读者自然看得出来。如果没有错误却强行改动，比如【云云】，就等于添上一块木瘤，招来别人指摘了。“疾敬德”增加陈新安一段，尤其觉得丑陋错杂，这一块板一定要换掉。又高兴青阳君得到荐举，从此应当可以交往密切了。伯字。刊刻书籍只有在抄写时应当仔细阅读、仔细修改；一旦上了书板，反复修改就太费周折了。壶口那一段不改也可以，但凡各处需要改动、拼接的地方，都必须交给我详细查看。随着文章内容增减，自然可以另出新意，不必拘泥于把旧日记和新别记强行拼合在一起。况且“合并”这个名称似乎也不雅。青阳君既然捐资列名，必定应当写一句话放在全书开头。律笺已经写完，也想再读一遍；附录一本寄去，便于抄写。伯字。你所说的事情应当留心，不过只是把它交给公正的人来权衡罢了【这似乎是因为同榜，何太吴侍御等诸君转托为都水赵年兄所误，所以这样说】。壶口那一段，改得是否如意？伯字。增改《禹贡》“导河”的一段，照现在送来的文本交付抄写；现在没有刊载的内容删去，只有末后一段关于治河的说法【云云】仍然保留。伯字。范氏来了，能够叙述江源的一段，可以收下交付抄写，补在《导江》下面的《律笺》中。如果想交给书坊，那么已经刻过的书板有几块，也一并给他，这样大约可以节省二两银子。其余要抄的，近日将要完成，经过我再次订正一遍后，交给侄子，以实现从前的承诺。以后在任所再刻，费用不会太多。伯字。“疾敬德”一段的文字已经妥帖，不必再改。其中“袁氏曰”的几句话，旧记中没有，而且语言犯重复，删去也可以。“相古”一节，如果嫌有两个“既坠厥命”，那么直说成一节，对全篇大体又有什么伤害呢？后面的“语一段”“警策一段”，切不可因为这些琐碎之处就随意节删缩减，千万不要动。《禹贡》中有些句子重复，各自就文章气势的便利处理。但既然已经刻成，也不必再换了。送来的四册，等我看完后再商量。伯字复。新刻的两大册，虽然已经复核过一遍，仍恐怕有遗漏之处，不妨再订正一次。改定的只有“冒疾”“敬德”两段，颇为满意。现在把《易》以外的其余部分送去，如果还有需要商订的地方，趁有空送来。伯字。

译校勘都非常精细，所增加的“元后作民父母”条目下面的一段，尤其足以补充我的疏略。“寝”字上面从宀，“窜”字从穴、从鼠，原本不是同一类。京城中的抄书人多依据《正韵》，侯臣只是俗手，又加上夹杂低劣手笔；凡是擦动原字以及不告知便错误填补的，都是这类人所做。任凭你处理，另一封帖中已经详细知悉。伯字复。印来的日记仍有错字。大概是刻工擦掉原字，便凭自己的意思填补后刻上去。刻了又改，最终却没有重新刷印，必须时时检查，免得白白浪费工费。伯字。送来的书仍有错字，现在先把《禹贡》一段送回去，请你查看订正，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改刻？等接连成册以后，再全部送来复核订正一遍，这样才没有遗憾。其余等见面时再说。伯字。送来的刊记五大本、一本小本已经订过，交还给你。其余还没有送来让我看的，全部看完就可以，等这件事完成。律笺附录一本，抄完后交给来人带来。这件事也有先后次序吗？会试录一本。伯字。书卷刻完后，等我看过再送回；早晚应当见面，有很多话想当面说。伯字。《易经》已经抄完，想要得到原本一部；《周礼》两部想交付抄写，都交给来人带来。特此嘱托。伯字。昨天所说的意思，是想先和侄子商量。其中有需要补的就补上，侄子可以帮助我完成。即使不刊刻，暂且也可以给我家子弟参加科举使用；对于资质好而大略已经懂得门径的人，很足以启发他们。书坊恐怕还不能交给它，既然已经给它看过，也不必指望它刊刻。等《绍闻》完成后，书坊印刷纳税时再想办法。已经和虚谷当面谈过，春秋和四书刻成后，都要再交给侄子看一遍、订一遍。说意下册送来阅读，《孟子》还没有完成，补上并不难。前册还要改几处，可以交给来人。奏疏已经吩咐印刷，有纸的话可以送来。伯字。王睿斋【旧日的县侯，名讳俨，当时任粤东宪长】的书稿，想交给书手抄写；恐怕有人把我门中的事情侦察外泄，烦请另找可以托付的人来抄写。封好并盖印后，交给唐君【名某，琼山人，是许司谏克一的女婿】即可。封送来书稿一本。伯字。节下收到的东西已经很多，为什么又烦劳侄子操办费用？药酒很有益处，你试过没有？随信附上煠鹅一只、煠兔二只、白鲞四尾、肉酢十包。其余等见面时再详谈。伯字。萧江院也说起昨天谈到的书记，说他曾经从各书坊买来，是翻刻本。我回答说，眼下正在重新刊刻，等完成后应当请教。不知目前能否得到一两部，以实现我当时所说的话？其中仍有一些差错，必须请侄子再仔细核对一遍，才不至于白费这一番心力。伯字。送来的书记四部，已经全部装订完成。其中卷数和篇目，都已经贴在书簿封面上。只有签题还没有得到，可以立即交送。手。伯字。夏官明已经来了，另行出发在下月初，只到操台为止；请求得到一面牌子和六匹马，以及双份口粮。徐州以北，官明自己说有相识的人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到达。金仁山的书记和文集，必须早些归还。我们家的书记已经送给他一部。《律》附录和笺的刻本，想订正一下，怎么样？伯字。《律笺》附录一册，务必索回。这里再没有别本，如果最终遗失，查找补正就很困难了。伯字。《律笺》：县里急需三至五部，烦请不拘用什么纸印刷装订，交给来人带来。特此嘱托。伯字。昨天不想把书板交给书坊，实在担心他们人手不齐，把书板看作不是自己的东西，难免损坏。如果没有这个忧患，就把书板交给他们刷印，以酬谢他们协力完成的劳苦，按道理本来就应该如此。不要停止刷印即可。《说意》的《论语》也不完整，《孟子》在《绍闻》中已经详备；现在想另外加以删辑概括，所以缺少的部分还没有补。侄子如果肯帮助完成，就尤其能省去我的力气，千万果断地做吧。谢恩本已经上呈，上次所说的辞职疏，过两三天就要发出。伯字复。听说你连日身体颇有不适，此时应当已经平复了。人到了五十岁以后，药物的帮助也不可缺少。辞职疏定于初八日出发，计划向东归去，不出阳月之内。实录送还后可以查收。我将把行李和书籍都运往江上，船上的《律笺》末册请交给来人带来。伯字。公除服后，应当早早到宫门拜见，这是臣子的敬意。不要说自己是左官，就可以借故高坐不理；应当尽心履行职务，这是臣子的礼节。我已经退休，在京城不宜再和人通书信。只有李克老恳切地托我寄送所著书，所以现在寄去两部。一封帖子中只写了书册的数目，实际上不是通候问安的信。至于止老所托的事情，等季男出行时就寄给他。你所说专门请求千万推辞《绍闻编》的事情，暂且分成两处印刷。八月十九日伯字【丙申】寄给克老《四书春秋说》各一部，帖子一封。退休的人写信不方便，希望他能够谅解。先前带走的《杂言》一册，请查找归还。伯字【丙申】茂六一生清苦，然而治家待人，事事都很有条理。由小事就可以知道大节；他没有得到一次贡生资格，固然是由于主考者的错误。他后来不再求学，人们颇为怀疑是他过于固执。他如果是别人，考试落第后仍可复学，照旧复学；这次没有成为贡生，下次成为贡生的人何止一个，唯独茂六认为既然不能考取贡生，按道义就难以再入学，于是自行辞去冠带。人们因此怀疑他迂腐。以前在郡志中略略提到过他，茂六不想在志书中提及自己，想等九月寿辰时，由我替他说明。我这件事放在心里很久了，现在高兴侄子在这里，可以和你商量。必须由侄子倡导办理，特此告诉你。伯字【丁酉】给长子启疆的信【共二十二则】

译读书人一旦踏上仕途，无论职位高低，大致都贵在遵守规矩、勤勉履职。教职又是清正有声望的职位，平湖又是我过去游历之地；如果你稍有不合家风之处，人们就会惊异不解。侍奉上司、交往同僚，不用等我多嘱咐；只是对下属要宽厚，却不能因此失于疏懈。用度应当痛下决心节约，有空闲就温习经书，体会义理，修身慎行，使品德在默默中日益彰显，将来的升进，谁能限制你呢？到任后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写来，让我知道。石成的妻子阿赦，恐怕会偷偷到任所去，应当预先断绝往来。墨卷一本，可以交还来人。殷雷回来，得知你到任后的详细情况，我这老人的心里宽慰了许多。大体说来，做官以清苦为根本，以顺应事务为要务。“俭”这个字，即使身居显位的人也应当遵守，何况儒官呢？毅所公的书已经写完，想专门派一个人去递送；只是没有可以托付的知事之人，现在附在周恩那里寄到。你可以自行选择方便的时候，慢慢等合适机会。我的原意是托一位士大夫转交，只是苦于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又恐怕耽误，所以只好写信给你，让你自己详细处置。怀南年伯的信已经写好，你如果方便就亲自递交，也借此答谢他的厚意。台翁听说将直接赴留曹，我应当在云阳等候他。各位年家兄弟以及沈晴老家的子弟，都应当尽情尽礼相待，不可有所失礼。至于门下诸生，乡里相近，就像接待我乡里的亲友一样，有什么不可以呢？做官期间，彼此相识的情谊是长久的，千万不要草率。书帷别记，现在保存的只有散帙二部，已经装订的共四部，交给周恩收带；可以检查，若没有损污就送回报告。如果要送人，等以后多印一些，再陆续寄来。楙锟的府学职位由学院自行决定，镇江的贽见礼有定规；你听说的，是师锡补廪的事情罢了。楙锟结婚后就督促他从事学业；而且新妇性情安详恭敬，尤其通晓世务，将来一定能替我家持家，使家业延续下去，实在可喜。你的身体一向不很强健，希望加倍保养；多吃少饮，节制欲事，俸禄少用多积，千万记住。一进入仕途，比做秀才时更应加倍刻苦，才稍微放松一步，悔恨和过失就会立即到来。不同于贫穷的读书人，人们还会宽容他；“疏懒”“直率”四个字，应当作为终身戒条。来信得知你的官场情况清白平安，又见各位上司的考语都很好，其中确实有了解我家世的人，尤其感到遇到了知己。对你来说，更应当加倍磨炼自己、戒慎自守，以不辜负上司栽培你的美意，不能稍有懈怠疏忽。做官就像在江心行船，这一点千万牢记。我一生仕途坎坷，家事又困顿潦倒，从来不敢怨天尤人。只说治家这一件事，用度没有打算，后来贫困潦倒，是自己造成的。家中的详细情况，前后几次信里都已经写明；总的说来，“勤俭”二字，无论做官还是治家，任何地方都少不了。我和你母亲幸而都还康健，能够亲眼看到你升迁两三次后回来，倾吐心怀，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大明律解》一部，共五本，是我的手稿；你可以趁空仔细读一遍，这是居家第一要务。我经过几次删改，还没有人誊写，肯堂等人又没有空顾及此事，所以特意交给你。你可以完成父亲的志愿，清楚地抄录一遍，以便刊刻。另有新修条例一部，也一并查收。曾孙彦浈出痘很少，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孙媳妇又生了一个妹妹，我这个老人的心里欣慰喜悦，实在不浅。这次借聚吾的亲家荣任之便，把这些事附带告诉你。又高兴你和聚吾共事，在一方互相资助的好处，应当更不小。你千万留意、加意。其余不多嘱咐。《律解》看完了吗？你的官俸微薄，特意为了嫁女儿分出俸禄，派人远道而来，知道你实在情非得已。台翁待你厚重，你要知道这位先生是和我以道义相知的，更应当用道义报答他。令尹公的事情，他自有身份体面，事情应当保密。如果稍有泄露，就会把恩德反过来变成仇怨，对你没有好处。仕途上绝不适宜沾滞拖延，何况是卑微冷清的职位呢？谨慎说话，节省费用、减少事情，记住，记住。前次寄去的《律解》，曾经看读过吗？我想让你校订抄录一遍，以便刊刻。如果你没有工夫，又缺少抄写的人，那么下次就封好退回，以免遗失。看到你寄回来的平湖诸友文章，其中有很好的。那里的作者远远胜过我们县，可以多找有好文章的大题、难题寄来。不只是平湖，邻近各县有好文章、好书，也务必借来抄录；这是在外做官游历时不可错过的事情。做官应当百倍谨慎，衙门里不可留太多人；不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不可轻易外出闲走。这层意思必须常记在心，时时加以防范。阿赦千万不要容许她到这里来，这件事尤其重要。我年过六十，痰火这一病始终没有减轻，家事又没有了结，免不了挂念；苦于没有好的情况，只依靠上天保佑，精神还算健旺。做官以自立为根本，急着求得上司通融，也容易招来悔恨和过失；何况不是彼此相知相厚到了极点，也很难开口求人，这些事情我自有分寸。你前后在疏处、厂处做的事情不止一件，大大不合做官之道，戒之，戒之！毅翁疼爱你，我当然知道，但不宜屡次派人送信，等有方便时托人转交为好。陆、韩二位年伯老先生以及各位相知，我都还没有写信，等从容时再补写。近来礼部上奏获准，各省仍派京官主持考试，不许外帘官干预阅卷。这一科取士，必定不沿袭旧规，必然会大有改变。这一次，你的才质本来可以进取，应当振奋志气，涤除精神上的懈怠，决心凭这一举来为二亲增光，也不辜负相知者的期望。特意嘱咐，特意嘱咐，千万，千万！居家以谨慎整饬为先，待人必须有分寸。大体说来，和气不可就达到忘形的程度，耿介也不可就达到傲视他人的程度；这两点都是你的性情容易犯的，戒备并记住。饮酒至醉，以及酒后多说话，是仕途中尤其忌讳的。不只在官僚面前，即使对待门下诸生，也不能因为彼此亲厚就犯疏放的过失，记住，记住！听说平湖的酒不好，容后从容寄来。凡事都要节俭用度；至于轻易向人借贷，做官尤其忌讳，今后不可这样做！你母亲六十岁时已经告诫各个儿子不要称寿，何况你远在外地任官，切不可花钱置办。这是你母亲最郑重的嘱咐，千万不要违背！我知道你的孝心，但应当致力于长远而重大的事情。

译读邸报，看见按台有荐举你的消息，欣喜宽慰非常。但人处在顺境中，容易产生懈怠疏忽，不可因此意气松弛，管得太多、说得太多。从前我在仕途三十多年，经历了多少挫折磨难，大概仍免不了这种毛病；今天不得不再三告诫你。前后的书信，必须集中成一帙，时时拿来阅读。我经历得多，为你作长远打算的，只有我。潘水帘老先生，一向没有听到他的起居消息；给他写的七十寿文已经完成，还在这里，没有遇到方便机会，你可以去拜访一次，把寿文寄给他；等收到回信，再另行寄到你的任所。其次是王古林老公祖，现在在家，不知什么时候到白下，也替我拜访一次，确实见到他。陆台翁想来眼下就要起程，我现在特意派人去等候，问你与他相见时可以转达我的意思。王勋弟来替储聚吾求情，希望借助你的庇护；现在把一封短柬附在信中，不过是说储丞承蒙在贵县任吏，仰仗你的庇护扶植罢了。告诉你知道，也替我向聚吾转达意思，来不及另写信。其余不多说，两个孙子应当能够详细告诉你。我本月二十一日中午，因为读书劳累，不知不觉在案前跌倒；扶起来后手脚都冷了，大概是痰厥，幸好立即无事。现在没有别的痛苦，只有左肩胛骨因为磕碰挤压而高高突起，似乎伤到了筋脉，也不很痛。随即请武春泉诊视，用药敷贴，渐渐消散，可以保证不至于残疾。但从此想谢绝人事，把一切都抛开，只寻访山水，逍遥忘世，来保全余年罢了。你在官署中，不必挂虑我；清修勤苦，这是祖父家传的衣钵，千万努力。家中的薄产，今年一定要分了。你房中的两个儿子暂时住在停厢，终究太狭窄；必须取得冯园作为出路，亭后老三房的空地，可以用来拓展活动空间。两个孙子也很知道留心此事，只恐怕力量不足。你的俸禄又少，必须加倍节俭，或许才能有所帮助。要记住并体察。我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精神反而觉得老当益壮；读书作文，勤勉不懈，还有长进的地方，这都是上天还没有厌弃我的征兆。做儿子的，只要做官时努力守职，做举人、秀才时努力进修，使父母喜悦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昨天那场病，也是由于抑郁造成的，现在已经放开胸怀。你是我的长子，能够知道我的心事，就足够了，不必过分挂念。寄来的火肉、对虾，都已经分给孙媳妇们了，因为牙齿咀嚼不了，只能吃饭喝粥罢了，我也没有别的嗜好。朝廷从三条途径选用人才，何况贡途和进士本来没有高低之分；我们乡里如丁少鹤，历任官职，都能卓然自立，声名显著。他做县令，只是通达民情、处理事情妥当，所以得到下民的感戴和上司的知遇，并不是靠哄骗就能得到的。你应当以他为法，努力。承蒙秦老先生两次寄信问候，现在有一封谢帖，你可以亲自去递送。祖父文集一部，也附带送去请教。一直以来家中大小都喜欢各自平安，我晚年的生活也颇为清健，只是长久没有得到你的官场消息，想来也是平安。现在借徐兄出行的机会附上这封信。徐兄想在平湖寻找一处馆舍，可以留心替我拜访一次。这位兄长久于学问，品行古雅，能带来的益处很多；如果果真促成这段缘分，我们双方就更加欣慰了。这里的人纷纷说你想请假回来替我做生日。教官虽然清闲，职务和差役却相同，擅自离任是有禁令的，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一定是传话人的错误。你的俸禄已经超过六年，又被荐举过一次，料想升迁就在眼前；可以安心办理职务，努力求进，以安慰年老的父亲。（缺七行） 关于海贼的报告，虽然并非虚妄，但中国防备抵御的方法，应当以镇静应对为根本，不宜先自行惊扰。如果水陆都有防备，以逸待劳，以重兵制约轻兵，那么那些跳梁小丑不过是自己来送死罢了，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你是远在外地做官的儒官，所忧患的不在这里；真正应当深思并作长远打算的，是父母年老、家境贫寒，百事都没有整理好，实在不是苟且度日的时候。“清、勤、省、俭”四个字，你应当努力实行。我和你母亲都很健康，衰老之年又承受国家恩典，我们父子将拿什么来报答呢？正值行李匆忙，书信嘱咐不尽。医书说：“用犀角搅拌饮食，有白沫竦然升起的，就是有毒；没有白沫升起的，就不是有毒。”读书人、平民和出外做官的人，都应当带着犀角；每遇饮食，就用它试验。犀角做成匙或筷子都可以。遇到方便机会，寄一件回家，不能让别人拿出去。日常蔬菜之类，只交给门子，按照时价公平买卖。外来的游客千万不要招引；一旦任职有司，更和教职不同。万一代理印信，那么钱粮的收支一定要清楚，下属的欺骗弊端一定要查察，这是最为紧要、切身的事情。一要勉力读经书，像我这样老了还不废弃读书，可以约束身心、增长见识悟性、培养德性和身体，都在这里。一我已经七十岁，还能努力进食、经受劳苦，你们怎么可以不自我整饬、自我勉励？一用度要思量，有节制，不只是爱惜钱财，也是处理事物的道理本来如此。所谓处理事物的道理，就是轻重多少一向有权衡，临时斟酌时一定要参考众人的意见，一定合乎人情，不要任凭一时的心意。一不可因为高兴就多说话。一《易经》需卦说：“守正则吉，利于涉越大川。”朱子说：“守正坚定，没有什么不利；但涉越大川尤其贵在能够等待，因此不要急于求成而冒险犯难。” 这些是远行之人最应当谨慎牢记的。我已经七十多年，在四千里之外与你分别；心里所有的话，不是语言能够说尽的。前面两条，你一向能够了解我的心意并身体力行，又哪里需要我多说？但分别以后，看见我的手迹，就如同看见我的容貌；相隔四千里的父子，也仍如同相见。绍嘉回来报告，说你在任所平安到达。家中大小都好，彼此可以不必远远挂念。近来仲男来信，说某公待下属无礼，你很不能忍受。这位先生已经到了升迁期限，你们相处不会太久，忍耐就是了。你平日心中稍有愠怒，马上就表露在外；不论侍奉上司，还是处世做人，都不应该如此。戒之，戒之！清白、谨慎、节俭，努力遵守家学，不必担心没有上进之路。父母都健在，兄弟没有灾祸，两个儿子都在上进；人生难得的事情你都得到了，不可不设法仰承、报答上天的恩赐。千万努力！送人回来报告，说你在途中以及到任后一切安好。做官只要能够守住自己、爱护百姓，努力实行而不改变，就不必担心上下之间不能相互信任。我一生就是一个样子，你要努力，努力；节省用度，努力进食，耐得劳苦，防备下属。

译我和你母亲都健康，家中大小都平安。彦浈聪慧端正谨慎，勤奋读书。九月十五日丑时，又生了一个男孩，福禄之相和彦浈一样，可以说是祥瑞相连了。其余没有时间多说，只愿你谨慎节制、爱护自己。我已经上告请求归田四次，都没有得到批准。侍郎将要考满，人们多劝我稍微留任，等待先人荫恩追加后的恩典。没料到又转任都院，到任后立即上谢恩疏；疏文下发后正想再上乞休疏，却被科道中人误传，竟然议论我留恋职位。听说南北清议都说我的精神还很健旺，处理事情精明，对我的离去深感惋惜。然而按我个人的打算，却觉得非常合意。我已经在九月三十日到家，一家大小都平安。两位老人将来似乎都还没有衰败，只愿你一心做个好官、做个好人，来安慰我殷切的期望。其他不能多说。做官清白谨慎，爱护百姓，又肯真心实意地办事，百姓没有不把这样的人像父母一样爱戴的；只是要始终保持一片真心，务必让实际的恩惠施及百姓。如果果真上下相得，这远胜于身居清要之职却虚度岁月的人。努力，努力！我的精神还很健康，你母亲脸颊有病，常常因为劳累而发作；只要戒除劳累，药力自然会见效，也不必过分忧虑。你明年冬天应当考满，得到一项封典，这是我一生未曾遇到的事，更应当安忍等待。今后再不必派人往来，也不要寄带任何东西，切记，切记！河南宪司承差樊嘉谟来告诉我：你和孙女都平安。又说：你革除了商税，革除了加耗，百姓十分感激称颂。因为你告假归家侍奉双亲，大家都到上司那里请求挽留你。又请求我写信劝阻你。若能让你在涉县再做一年官，实在是百姓的福气。我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特意写信安慰你。民心如此，实在不可以辜负。爱护百姓的事情，尤其必须贯彻到底，使实际的恩惠惠及百姓才行。努力吧！努力吧！我今年春天身体更加健朗，你母亲脸颊上的病已经痊愈，楙、锟以及各个男女老幼都平安无事。给二儿子肯堂的信【三十五则】

译三月初二日收到消息，不只一家人高兴，即使乡里人也没有不赞叹喜悦的。这是因为祖宗积德，而你平日积累学问，所以公众舆论才这样。由此看来，科举功名不足以使人真正荣耀，只有平素能够凭自己的修养和作为取得成就，将来又不辜负众人的期望，这才是真正的荣耀。你如今摆脱了科举功业的束缚，将来的事业可以凭自己奋发努力，谁能限制你所能达到的境界呢？这就是我的喜悦，而且又远远超出寻常。我和你母亲都清健，家里也各自安好，只希望你善于自我调养，克制性情，耐心忍烦。至于饥饱、劳逸之间，更应该自己知道斟酌，不能依靠仆人，也不能依赖家中的旧样子。路费如果不足，打算怎么办？亲友中有没有可以借兑的人？坊金等项，必须选择可以托付的人才能寄给你。这些都要等你来信说明以后，才能办理【己丑】如今的人参加会试，就希望考中会元；参加廷试，就希望考中一甲；不能列入一甲，便希望被选入馆。馆选固然美好，到了散馆的时候，又有一番说法。留在翰林的被认为最好，出任科道的次之。况且科道官由外官行取入京的，被视为最优的选择，而又有人对这还不满意。种种差别，都是由人的欲望没有止境造成的。却不知道一旦考中进士，留在京城可以任省曹官，出任地方官可以寄托民社事务，什么官不好，什么地方不能通达显要之地？也只是看一个人如何作为罢了。古代的豪杰，顶天立地，轰轰烈烈，做一个真金百炼、纯钢铸成的汉子，又何必依靠外在的东西呢？状元及第，三年才有一个；曹含斋，难道不是会元、榜眼吗？你如今摆脱了科举功业的束缚，从此可以完成平生的志向，什么书不能读，什么事业不能进取？真可说是大海任凭鱼儿跃，长空任凭鸟儿飞，谁能限制你所能达到的境界呢？我一生被口耳之间的文字所耽误，到老才知道后悔，虽然晚了，却仍然是幸运的。我恭敬地焚香告天，为你恳切地说这些话。一个读书人的自身尚且没有安顿之处，反而还要别人照管，这成什么样的人？譬如云游的僧人，在深山中独自打坐，与豺狼虎豹为邻，难道能不由自己作主吗？饥饱、劳逸自己斟酌，喜怒等七情自己排解；四面墙壁任凭风吹、雨打、雪扑到脸上，也自己承受。养德正在这里，养身也正在这里。达观上人，不是你所敬礼的人吗？道路虽然不同，但都要炼就这颗心，却是一样的。常常提起这件事放在心上而不忘，那么随遇到的事情都可以增进德行。努力，努力。我近来有所领悟，也只是从经书中得到的。在人事感遇上实际去做，即使年老也不做一个始终迷惘的人。凡事都要振作精神去应对，饮食、劳倦以及风寒暑湿之中都有工夫可做，那么疾病就不能侵入。粗浅的事情尚且如此，何况精微的事情呢？什么叫精微？就是说事情不使心受累，心也不被事情拖累。这种境界虽然难以达到，但做得少就有少的益处，做得多就有多的益处。心在事情上，这就叫作敬，这是胡子的话。事情来了便明白其中的道理，随着道理行动，常常在行动中保持安静，这是魏庄渠公的话。古人即使身在朝廷、任职处理政务，也把那里当作实行仁德、做自己修养工夫的地方。所谓侍奉贤能的大夫，亲近仁德的士人，就是这个意思。和仁德贤能的人相处，就像用利器自我雕琢修治，不知不觉间除去了多少毛病，增长了多少德性。如今的人只知道侍奉显贵、结交亲厚，却茫然不知道仁贤在哪里，于是仕途只成了使人沉沦埋没的地方，真可叹，也真应当警戒。近来学术和文章都把人引入歧途了。做官和做人又成了两回事。对于自家的规矩，必须站稳脚跟。至于人情的险恶，也不能只是一味相信自己而不顾及别人；也不能因为自己相信别人，就不防备意外。仕途上千条溪流、万条路径，尤其如此。我一生不知道如何明白这些道理，也不知道如何处置，直到今天还在后悔。圣人有明确的教训：不凭空揣测，不无端猜疑，贵在事先有所觉察。对自己要质朴正直、喜爱义理；对别人又要观察言语、察看脸色。这才是真正修养的地方，也是真正受用的地方。努力，努力。来信不要频繁地托仆人带来作为说辞，即使我在家中也只是这样罢了，只能安于命运而已。想要别人完全不欺骗你、完全可以依赖，是绝不可能的。《周易》的旅卦中特别阐明了这个道理，这尤其是你应当知道的。要克制性情，不要任性。即使是笨拙的人来教导你，也不能说他不值得交谈而懒得开口。我切切希望你胜过我，不希望你成为我的翻版。这就是我这样说的原因。从前我考中进士，列在三甲第十五名，最初选为行人，以为很快便可以得到差遣。不料被费锺石压制，守候了一年半才得到四川极远之地的差遣。轮到我出行时，费老已经先答应把四川的差事给同年徐承嗣了。等我前去交涉，他假装说亲爱我的话：“你到四川路途遥远。徐某是同年同官，把这个差事让给他也就算了。”衙门同僚认为我私自让出差事、扰乱旧规，纷纷不平。徐知公论不支持自己，暗中告诉费锺石，费锺石仍然把我派往四川任职。事情办完后，我带着家眷到京城，又得到大同博野王葬祭的差事。这本来是众人都不愿意去做的，所以是为了排挤我。那一年有敌军进入京师，家眷寄居在城外，差一点落入虎口。我更加知道万事由天，祸福有命，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同僚士绅来询问医药，各位老先生托我撰写文章，千万不要面露厌烦或为难的神色。只是因为这两件事一旦出名，大家都说你是有机缘才得以升进，这对你颇为不利。最好委婉周旋，妥善推脱。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前后，我占筮得到噬嗑变为节卦，所占卦象没有变化，得到下爻，爻辞说：“不出户庭，无咎。”我说：“应验了，只是恐怕你不能走出家庭旧有的窠臼罢了。”祖父丁酉年出生，丁卯年乡试中举，丁丑年中进士；如今你己酉年出生，己卯年乡试中举，己丑年中进士。丁丑年廷试时，祖父的对策有赏识他的人，却没有果断地把他列为高等。如今你又是这样，难道不都是命吗？蓍草和龟甲早已预知了。金坛父子进士相继三代，从前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这样，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只是祖父直到今天仍然守着“廉靖”二字，把它作为家法；那么就依靠上天的神灵，希望我的子孙牢牢守住它，不要失掉。占问仕进却得到“不出户庭”的爻辞，人们一定不会高兴。我认为这个爻阳刚得正，处在节卦初爻，能够知节而止，最终没有害处而且吉祥；只是美好之中含有警戒，不可不谨慎。所谓“以喜悦来面对险难，处在正位而知节制，守中守正便能通达”，只须安静等待时机。孔子说：“祸乱的发生，往往以言语作为阶梯。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的事情不秘密，就会导致事情失败。因此君子谨慎守密，不轻易说出去。”唉，圣人的告诫深刻啊！你第一次占筮就得到这个卦，大概其中包含了你一生的占示。你一生诵读它，一生守持它，也就可以了。

译六月二十八日，在完白人那里回来时，曾托人带去两张信。第二天得到你入馆选的消息，老人的心怀得到安慰，实在非常深。我的喜悦并不是因为这个选任清贵、将来又是可以到达的重要职位，而是因为你出仕以后还能继续读书求学，可以不辜负国家培养你的心意。上天如果真要使你大成，只有我了解你，只有你能够酬答我的愿望，这些话不容易对世俗之人说。读书忌讳泛泛浏览，必须从经学和世务上切实用功。大体说来，学问只有身心和世务两件事；把这两件事理解明白，什么事情都能办好。用义理涵养自己，只从旧有学问中重新做起，因为从前旧学成了应举的障碍，如今才想在身心上得到真正的受用。天命所赋予的本性，顺着本性而行的道路，以及修明这条道路的教化，都只在喜怒哀乐四个字上。惩治愤怒、遏制欲望，向善迁移、改正过错，就是进入圣贤境界的起点。其他谈玄说妙的说法，都是自己欺骗自己又欺骗人，不值得相信。焦从吾的名声我早已听说，恐怕他在心性修养上一定已经很有所得，可以亲近请教他。只在性情上互相切磋琢磨，便是良师益友。家眷出行不可草率。慕台兄虽然肯去，但我家不同于舅舅家，仆人个个不中用，件件事情都不能托付；若不是老主人亲自出行，确实很难办成。我托赖上天的神灵，年老而身体比从前还健朗，行走也已经不困难了。正在向操、巡两院求船，八月决定作出行的安排。如果不能如期出发，希望你暂且坚定心志，耐心处理事务。家中的米盐匙钥，固然需要家里人帮助，在外面也只能自己管理，这同样是求学进步的地方。二房大哥在家，大事小事也都亲自处理，我很敬仰他，只是嫌他性情太急。新纳的妾如果能够生子，关系到我们家不小；新妇也没有别的话，可以安心留下她，善加抚养对待。前信所说的，都是过分忧虑。馆中的事务，听说馆长最为劳苦，不是有才力的人不能胜任。二十二人中不知道谁会成为馆长。既然身处这个位置，对老先生不但不可缺少礼数，也不宜缺少情意，因为古代君子对待知己，也总是以厚道为主。所谓厚道，就是以道义相互成就；凭势利而能厚待人的，从来没有。说话要有所选择，施行事情要适宜，真诚的心意胜过表面文章。嫉妒之心人人都有，能够事先觉察并善于处理就可以了。时时防备，处处防备。首甲三人确定以后，人们自然心服，推举馆元为一定留馆的人。到了确定留馆的时候，又把前后考试名次的高低互相通报，于是便产生了竞争之心；这样一来，馆元而且历次考试名次又在前面的人，反而想谦让给名次在他下面的人。这不如首甲三人的名次预先确定。你的才华一向超群，只是担心在让给下位者这一点上会成为关键。《玉海》等书，似乎不必苦苦留下（缺页）。按惯例不应当回避，而按私人关系本应回避的，即使身处大众之中，也应当主动独自引退回避。一，差人往返所用的马票、牌、批文等物，一概不宜借用。一，每天起床上朝必须自己掌握时刻，不可专门托付给仆人；应以天象经过的时刻为标准，再根据所住之地的远近，估量起床的早晚。一，用煤锅做饭，恐怕有时难以及时做好，只有把隔夜烤的饼，早晨用面汤蒸热，才容易解决。一，长班的话也应斟酌后听取。若觉得颇有妨碍，不能马上相信，恐怕会被他误导。一，院吏想在馆中答礼，这个说法我一向听说，恐怕只需随众办理就可以了。一，京城人的性情有别，应当善待他们，尤其不宜任性、任意直来直去。一，凡事不要嫌麻烦而不向人询问。即使人在外地任二司官，除公事之外，一切时俗礼仪和文书，也免不了要向仆人询问。如果仆人不足以凭信，更要询问同僚朋友，千万不要懒得问人；一时弄错了，后悔也来不及。一，馆中向人举手行礼这件事，我曾听人议论我。我从前见过二三位前辈，都是在翰林、省台任职已久的人，却并不都是这样。由此可知，拘泥套式而自以为高明的人，见识并不高明。一，馆中按惯例不替人出具结状。癸丑年我告假养病时，凤翁曾替李检庵转托此事。一，家中的亲眷不必逐一写信，只是在泛泛应酬上白白耗费精神。给践石的信，承蒙践石把它带回来还给我了。大体说来，言语要简洁含蓄，庄重而不轻浮，做任何事都应如此。一，两种试录很难得到同样的版本。己卯年乡试录，恐怕没有留下好的本子，不知道仪部那里还能不能印？寄给家中的登科录，只要用刚连纸装订的就可以。范太府可以连同会录寄一册，写信感谢他送来座船。南京兆周毅老答应送一船，还没有到。这位老人情意很好，恐怕早晚会转往北方，见面时一并向他致谢。一，同年中被选任外官的，多半辜负别人的客气；留在内地任职的，尤其应当百般温存。在一群人中只和一个人说话时，神色不可专注在一个人身上。一，对大老先生尤其应当牢记“三愆”的戒诫。一，士君子在朝廷任职，应当从实际作为中表现出力量，不要只在言语上显露风采。家眷准备在开正出行，并不是不想早点走：一是河道还没有通，二是来不及收拾，即使养冲也免不了要在途中上岸。附寄《春秋》五册、《周礼》四册，都已经脱稿，可以仔细阅读。其中有错字、缺字，就替我校正；有疑问之处，以及阐发得不充分之处，另行札记，再把你自己的心得都记下来，不要忽略，不要忘记。这就是做一遍校读的工夫。《周易律解》也已经脱稿，等下次寄来。朝廷的典故，暂且以《会典》为主，参照时论，熟悉而深入地研究。这项工夫不可看作次要的事情。缪仲淳的大事还没有办成，实在令人挂念。我替他极力进言，杭州是喧闹之地，在那里卜居并不是好办法；他已经决定宜兴了。巢人孙竹墟与仲淳交情深厚，近来来这里看九曜地，说无疑是钤口穴。寺后和附近都没有空地，事情一下子就完全解决了，这是仲淳的福分。对于相知的各位老先生，如果要写信，就必须一并写；如今暂时做不到，有人来问候时，你只替我转达感谢之意罢了。仲淳说：京城下面的言语容易讹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关系到自身的事情，要藏在心里，千万不要表现在心意和行动上；关系到别人的事情，听进耳朵里，千万不要表现在言语上。这句话应当铭刻在心。我过去在仕途上，苦于得不到仆人的助力，看见别人家的仆人与主人同心同德，有好处唯恐不能归给主人；我家的仆人却相反，起初不知道原因，后来仔细观察，才知道别人家是用手段笼络仆人，用利益牵制仆人；我家却一味用正直对待他们，以忠诚要求他们，这就是想防止弊端反而更加造成弊端的原因。任性、任直，我一向都再三告诫你。今后家书往来，记得用纸订好。八月十七日亲笔。

译我近来身体健康，痰也少了。达观师劝我把一切都斩断，我已经焚香感谢并接受了他的劝告。你母亲在荷池上另外建了一间静室，今年可以完工，已经决定永久住在那里了。今日又写。姜养冲出行时托带的书信，想来都已经送到了。在完白人那里回来时，收到三张信，已经全部看过，知道了。你入馆以后，读书勤奋，课业、酬答和人事往来，都合乎我的心意，我非常欣慰。只是家眷这一件事，并不是我早晚不挂念；之所以还没有定下办法，一是年成荒歉，二是河道阻塞，三是我年老，既难以亲自前往，二弟、二侄又要防备岁考，除此之外还能托付什么人送上京呢？座船已经在南京、本府等三处寻觅妥当，只是勘合要向按院求取；如今按院来到本县，等到当面见到他才能说。这位大人待我和你都非常厚重，馆选之后还曾送匾额致贺，你不可不知道。新刻的《玉海》，德闲已经印得一部，应当催促他赶快寄来。今年冬收不足以具备粥食，到了麦子成熟时，一应器用，新妇都已经办妥。上司作兴所送的东西都送到你房中，只有赏钱中略有支用，账目都保存着。缪仲淳近来在宜兴找到了一块地，我劝他定下计策在那里居住。他因为带着奏章上京，便把这封信寄给景素；景素还没有到家，等他到后再另写一信，并寄去所需之物。家眷出行的日期已经决定，在开正送行；如果大哥能够调转过来，实在是一件便利的事。王燧已经升官，估计大哥也不远了。孟冬二十三日亲笔。这个月里，姜宅的人送来你的信，说因为家眷还没有出行，焦急劳苦得仿佛要生病了，何至于这样？何至于这样？还记得丙戌年，我听到消息说你因痰厥倒地，不知幸而复活，才有今天，承受上天、皇上和相知之人的恩惠，这些恩情应当怎样报答呢？我明年七十岁，虽然还算康健，但大势已经衰退，一年不如一年。等到了辛卯年，你授官以后，就可以慢慢安排省亲的计划；那么如今在馆中的这几年，正是你一心一意、仰面报答皇上培养之恩，俯首慰藉父母倚望之情的时候，怎么可以错过？怎么可以轻视？眼下督学公来考察镇江，已经定于正月二十六日三县同时考试童生，那么考生员应当在二月。我恐怕弟弟、侄子们不能护送家眷，应当和见素商议，务必不要耽误。慕台已经在宜兴选好地，年内决定办妥事情。《玉海》德闲已经寄还，只是还没有付价钱。廿一史和《通志》家中都有，似乎不必购买；只是这类书对于考试查检并不十分方便，又重而难以携带，不如就此作罢，怎么样？你虽然列在三甲之上，官府地位却在下，而亲眷乡族都有轻侮之心；一听说你被选入翰林，便又改变了脸色。世态一天比一天鄙陋，正可以付之一笑。然而我已经老了，一生含羞忍辱，如今才想借着你扬眉舒怀，纵情高歌长啸，显出精神矍铄的样子给世俗人看，千万不要再使出从前的性情，让我郁郁无精打采。寄信不必太多，免得劳神；家书即使是写给自家人，也要选择紧要的内容，恐怕下笔形成习惯，一时写给别人时，言语声气就会发生冲突。腊月十二日亲笔。在存素那里回来时，曾把心中想说的话通过信全部说尽了。如今因次序收到来信，摘录答复如下，希望你深深体会并记住。你来信说：劳累就呕吐，发怒就胸腹胀满。既然一劳累便呕吐，为什么不节制劳作？既然感到胀满，为什么不戒除发怒？你一定会说：劳累并不是不想节制，而是有不得已的事情；发怒并不是不想戒除，而是有不能忍受的事情。若是别人这样说，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你既通晓佛理，又通晓医术，到了这里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这只是能医治别人而不能医治自己，只能敬佛而不能做到当下这颗心就是佛。所谓当下这颗心就是佛，没有别的，只是炼心罢了。你从达观大师那里听到的教诲是什么？你从先圣先师那里学到的道理又是什么？我当初刚进入仕途时，一味任性，不善于待人，也不善于驾驭下属，同样受过百般苦恼。里衣的带子断了，都是自己缝补；在大同时不离开一铺炕，冻得多次几乎僵死。至于世态的寒凉、众人的侮辱欺凌，尤其没有比癸丑、丁巳两年更厉害的，但我从未因此动心。如今你所处的地位比我优越得多，随遇到的事情都可以磨炼自己，随处都可以增进德行。千万努力，常常把长远的大事放在心上，那么精神就会振奋，胸襟就会开阔。凡事要振作精神去应对，饮食、劳作以及风寒暑湿之中都有工夫可做，那么疾病就不能侵入。粗浅的事情尚且如此，何况精微的事情呢？什么叫精微？就是事情不使心受累，心也不被事情拖累。这种境界虽然难以达到，但做得少就有少的益处，做得多就有多的益处。你来信说，每顿饭不过吃一盂，又有痞痛、便血的毛病。你在家时，饮食太少，又常常便中带红，我一向为此担忧。但我想你能够医治自己，一定能够自愈，没想到在外仍然这样，千万不可忽视，必须寻求导致这些病症的根本原因，彻底治好它。我年轻时饮食也少，后来在仕途上有意自我矫正，于是习惯劳作并强迫自己多吃，到如今步行可以超过十里，每天粥能吃三盂，饭能吃一盂半。如果能够戒酒、少生痰，吃饭应当会更多。你既不饮酒，也没有声色货利方面的贪欲，所以从前的病患，多半是由七情所致；这一点必须下很大工夫。你来信说馆中的功课和屡次考试的名次，我一向不知道。功课究竟做些什么？如今你的信中又没有详细说，以后可以把所学的功课、试题和文章写来让我知道。你三次考试，一次第七，一次第三，一次第二，不能说不高，但也不要专注在名次上。第一要紧的是蕴藉涵养。馆元的文章如果方便，也寄来给我。你来信说所需书籍似乎太多，在京城买书实在不是好办法；只专心于紧要的地方，使学问有系统、有贯通。

译你来信说散馆以后打算回家省亲，这些都不必预先谋划。趁着父母双亲还康健，一心向前，谋求报国显亲，这才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这个官职很难得到，不可不自重。你的祖父、父亲郁积而未能舒展的志向，上天如果要借此开启你，以补足你家世中缺少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不自重？怎么可以不作长远打算？请假回家的话容易说出口，却深深伤我的心。任性而不能耐心做事，应当把它作为终身的戒条。家眷已经到了，你这种性情却还不改变，我心中的忧虑就不能消除。你中了进士，有亲眷近在同一城中，却连一次也没有登门；有亲戚经过三个月后才勉强来一次。等到馆元的消息传出，还有十分之六七的人不相信，又有人认为你名次倒退到第二，也有人希望这个消息不是真的；这些哪里值得挂在嘴上？但人情就是这样，我们父子难道能不战战兢兢、警惕自勉吗？人只有父子之间彼此相助最为真切，其次就是兄弟叔侄中有贤德的人罢了。除此之外，人各自希望自己的子女好，其次是兄弟，再其次是莫逆之交；其余关系平常的人都是隔在心外的东西，这是人情的常态，哪里值得深怪？我只是顺其自然，亲疏厚薄任其自然发生，而没有一丝一毫计较比较的心，这样才对。近来把请托看成平常的事情，也有人厌烦请托过于频繁而在言语上表现出来。我已经老了，应当设法挽救纠正这种风气。你的同年中在附近郡邑任官的，可以预先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你的二弟、二侄也一向能够体会我的心意，将来一定能成全你的美名。信中提到，唐完初这里所听到的情况不同，不过大体都是不好的话。我为此惊惧得汗流浃背。完初聪明，又有世代积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然而突然发生了，确实是命运难以预料。但谁肯把这说成命运，又会怜惜他的不幸呢？信中提到，家眷已经到来，人口增加，用度也应当加倍，怎么办呢？上司作兴所送之物都有账目，只有赏钱中略有支用，其余都送到你房中，想来你那里自有账目。我在家里节俭得厉害，若按照我的意思推想，对外不要违逆时俗，对内能够节省费用，也全在于你平日如何主持，临时如何斟酌罢了。明年我七十岁，前一年看日历时有诗说：“岁在庚寅寿七旬，百年又遇岁朝春。从今宇内春常满，不厌黄花晚更新。”我家历仕四朝，承受三代皇帝的恩惠，向上感念君主和宰相，饮水也知道感恩。若相知之人有问到这些事情，可以全部告诉他。晚年能够粗略安定，不敢忘记其中的由来，寄给赵阳溪老先生一封信，《书帷别记》一部，可以找到方便的时候赶快寄来。这位老先生在我们父子交游中情意真挚，又没有忘记久交的情分，你可以常常寻找方便，问候他的起居，以此替我报答。己丑除夕亲笔。你家眷这次出行，我费尽了心力。若见素夫妇花费重、用度厚，并且惠及仆人，景素极力赞成，又写信给督漕大参。存素在远方挂念，派差人探听消息，又派人到济上迎接，这些恩情都感激不尽。至于你的几个舅舅，甫调理刚刚出门，就肯送到淮河一带；声甫、润甫为了你家眷出行，在北园达观师那里多次会面，也多次得到他挂念你们的意思，这些都不可不知道。寄给存素嘉兴绢一端，可以重新封好寄去；另有《绍闻编》二册，选择可靠的方便机会寄去。若没有可靠的机会，不如暂且缓一缓再寄，恐怕途中被水污损或磨擦破损，这种情况是难免的。人们只看我的外表，认为我还健康，但我自己知道，这只是强撑出来的气力。梦中时常有魂魄脱离的征兆，这是因为魄不能约束魂，气血都虚弱的缘故。该死就死，对于去留并没有吝惜之情，只是为了子孙还没有能够免除世俗牵累罢了。任性、任直，希望你深深戒除；养德、养身，希望你努力。勉励人，如果不是天性亲近的人，就不宜寄望过重；人与人不是心意相同、义理相合，就不可和他深谈。有父子之间尚且不能彼此了解，何况恩情不如父子的人呢？爱人、知人这四个字，我到晚年才觉得它们力量很大。爱人却不了解人，即使父子也不能使这种爱得到完全实现；了解人，就随着对方的情况用合乎道理的方式相处，按各人的身份和本分对待他，同时不失去自己爱人的本心，这样两方面才能兼顾。如果了解对方却不能容纳他，那么我也就是不善于处世，岂不是两边都受到更多伤害吗？你寄来的馆课，我仔细看了一遍，文章都雅正醇厚，立意正大，有见识、有造诣。你虽然自认为没有发挥尽长处，但照这样继续下去，正如阁师批评的，将来必定能够进入曾王的门径，确实不是没有经过考验的虚誉。船上寄给我亲自批点的欧阳修、苏轼二位文忠公的文集一部，《通志略》二十本，祖父文集二部，《绍闻编》八本。《书记》因为见素嫁女忙碌，没有来得及印，等以后印完，托景素或府基带来。船上寄到的东西，你曾写信给赵阳溪，不知已经寄到没有？你九月下旬的考试，阁下录取为第一吗？以后务必把历次考试的名次都写来告诉我。其中两件寄给存素。杜甫诗说：“可怜心中的话都向人说尽，最忌最忌金坛人。”要友好地接待他，却少和他说话。我前几天所说的，是平日里趋炎附势的第一等人。我仍然友好接待他，不把话说破。若说破了，那么我们父子的相处也会失去意味。其余都是黄头小子的言语，有什么值得听的？西榭迟迟来访，是因为亲弟不中用，这也是人之常情；和那些因为新结交的情谊令人失望而闭门不出的人，完全是两回事。至于聪侄回到家，一味谦逊，并且推重佩服你宜中的品行，也很难得。曾王二集这次没有寄，是想等我批点完整后，和杜诗、韩集一起寄去。杜集、韩集和牧之集过去都批过，仍然应当仔细批点后寄去。我曾说老杜的诗，就是散文中的先秦两汉文章。如今学诗的人尊崇唐诗，尊崇唐诗的人又只推重它的华丽，却不知道这整部杜诗，首首都是大家之作。姑且随意举例，如五言律诗中《晴》一首、《闻雁》一首、《除架》一首，都不是王摩诘等人的语言。有的人说杜诗出于深沉凝重，不利于初学诗的人；这和今天谈论时文的弊病，正是同一套路。他们不知道，文章如果想要提出主旨并以义理为主，自然不能不深沉凝重。

译深沉凝重而意旨果真通达、义理果真高明，那么深沉凝重难道就是板滞的语言、沉重的语言吗？杜甫的诗首首都是实事，首首都是实情；当时所遇到的人情事理、世道变迁和艰难困苦，都一一铺陈得真实，抒发得畅达；其中的比兴、讽谕和直陈，也各自合乎体裁。因此我说，它就是散文中的先秦两汉文章，并不是偶然见到的轻率议论。熟读之后自然会明白。这是我泛泛谈论文罢了。馆阁中一时所崇尚的风格，我还不能了解；看前辈应制之作，也都是另一种体制，等熟悉之后便会像明珠在盘中滚动一样自然。大哥这次来信说，上科曾经被取入备卷，布政司发下朱墨卷，三场都有批点，因此又有再考一科的打算，希望得到合适地方的教谕，以便参加科举，不知道能否如愿？如今已经到了应当升迁的时候，但听说近来的情况是，这类小官没有人关照，很难靠自己升迁，未必是真实的。过去我因为没有人护送你家眷，对凤老说过，希望能够升任一个武学职事，使你们兄弟可以在一处。如今不拘是什么地方了，有可以任职的地方，你可以从容审慎地处理。二月二十八日信【庚寅】县里的人回来，收到你四月二十一日寄来的信，知道你在客舍近来的情况平安，感到欣慰。先前家眷出行以后，我本来就预料闸河水少，行程免不了迟滞。如果能够到达张秋，大名的人或许会把他们接到，可以从陆路前往，那么到时候再自行审察决定。昨天县里的人传话说，家眷已经去了大名；我想也许是大名的人接到他们后让他们上岸赴京，却被误传成去了大名。如果果真如此，那就太好了。我已经给存素写过三次信表示感谢。他的令郎出行时，曾托带家书，想必已经送到。现在借丹徒少尹张君解送物料的机会，特意寄这封信。张君是杭州人，亲自到金坛来拜访我，寻找机会替我带家信；我很感激他的雅意，接受他的情意之间，想来不能不希望你在某件事情上给他一个方便。先前徽州人程筱埜最终没有来我县，而吴京江想要兑取此物；我认为既然关系到财利，没有原主人和我家亲笔写的一个字，怎么能轻易转手给别人？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并不是对京江有什么轻慢。近来已经托府基大侄在白下访查，带话给他；如果他不来金坛，就在白下交还给他，岂不是更妥当？听说他常常往来白下，而从白下到徽州的往来人员也不断，所以才这样安排。新妇出行以后，我就搬到你楼下居住，你母亲搬到我原先住的地方。我们两人都平安健康。此时家眷到达，必定已经很久了，应当能够得到平安的消息，以宽慰我老年的心怀。所再丁 宁的话，就是前些时候交给新妇的红笺上所说的。燕性难以驯服，要靠上面三个人有处置它的办法，而其中最大的主脑又在于你。这是你身上的一件大关节，不可轻易看待。我早晚挂念的就是这件事。二月十五日、四月初一日两次阁试都考了第一。从今以后偶尔让别人考一次也没有关系；只是前信所说回避退让的主张，近来已经拿这件事询问凤阿、姜丈。姜丈列举同乡二人同一时期一并补官的事情很多，并没有馆元回避二甲第一名的道理。何况一旦退让，就必须两次题授，临时又要劳烦朝廷再斟酌一番，自己还要再经受一番锻炼，实在不是办法。算了，算了。馆试文章如果有方便机会，多寄一些来为好。前次寄到的书，是否都切合实用？还要什么书，可以写来，等府基船上带来。今年两季麦子收成加倍，插秧时雨水充足。楙铻生了一个女儿。夏至后一日亲笔。别人说的话即使逆耳，也不要立即放在心上；心里不以为然，也不要立即表现在脸色上。处理得合乎道理，君子就能以正道胜过小人的邪曲；处理不得当，小人就会以狡诈胜过君子的正直。应当厚望别人，却不要以厚道要求自己；应当以正直自信，也不要以正直去要求别人，这些都不可取。士人在朝廷任职，足以结交天下的善士。凡是见识、操守和行为与流俗截然不同的人，都应当具备识人的眼光，早早与他亲近切磋。尤其忌讳把所有同年外放的人一概疏远，更应当留心。我丁未年的同年，没有一个人与我交情深厚，归根到底是我的不是。赵阳溪老先生的信，曾经寄去了吗？来信时一并提到这件事。士大夫立身处世，脚跟要站得干净，自然就牢固。如果把攀附关系、结交权势、用智巧笼络掩饰看作有谋算，我只看见那是愚蠢，而他们平素也讥笑我的笨拙。同日亲笔。南京德闲那里派人送来你八月十二日寄的信，全部知道了。你的意思是，我和你母亲都仿佛得到上天的帮助，晚年非常健康。新妇近来能够以王氏为念，那就太好了，我非常高兴欣慰。（上缺）关于朝中列班的一件事，我在丁未年还看见庶吉士和本衙门的官员同班，排列在东阶末尾，靠近东廊下面而止。癸丑年仍然如此，不知道什么时候改变的。不过这些都不值得争执。在两个衙门中，必须以现任的前辈自居；庶吉士尚未授职，不应越过他们排在前面。这种说法容易得到各位老先生的认可。在本衙门，既然前面有旧例，后来却改变了，改变旧例的是错误，恢复旧例才是正确。但有一点，既然还没有授官，正是涵养修习的时候；而且列班先后对事情并没有太大损害，那么不争也可以。国家长期没有事故，一向有人臣喜欢因为小事而兴起争论，如今却不能说完全没有事情了。难道不应该为国事的紧迫操心，却有闲暇争这些吗？所以我认为不值得争。努力去办理重大而长远的事情吧，我已经是朝不保夕的老人了。只要你能够保全自己的名声，以此报效国家，我就会感到十分荣耀。夹在木板中的书记：八部巡抚周志斋送给你的折仪八两，中进士时各上司所送的旗匾贺礼账目一册，都可以查收登记。今后用度的支出和收入，都要亲自经手并亲笔记账，千万不可懒怠忽略。万不得已的费用，我固然知道你能够斟酌处理，但在多少之间一旦失于思考，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我一向有这个毛病，晚年才把这件事处理得很精细，每一文钱都不随意花费，并不是学吝啬，而是处置财物应有的道理，本来就该如此。我家的女子嫁到别人家去的很多，都竭尽力量替夫家操持；即使像某某那样有狗彘般的行为、豺狼般的心肠，下塘三侄女也为他尽妇道，同他争体面，直到死还念念不忘。我家做媳妇的，为什么很少有向着夫家的？某人用诡诈、媚惑的办法笼络家里人，而我家大多任凭正直行事。下塘人总脱不了一个“痴”字，所以容易被笼络。对于不能笼络的人，也未尝不能用礼来驾驭、用义来使他服从。

译《传》说：“夫妇相处的道理，不可以不长久。” 我认为，有礼就能够长久，冀缺和梁鸿就是这样。嫌隙大多产生于无礼；凡是亲昵而失去分寸、放弃防范而任性妄为的，都是无礼。也有彼此相敬如宾，却最终仍然失散的吗？《传》说：“丈夫是妻子的纲领。”又说：“丈夫合乎义，妻子就应当顺从。” 丈夫不能制定合宜的原则，就是丈夫没有尽到纲领的责任。妾妇哪有不反过来乘制丈夫的？凡是家中的政务，都必须出自丈夫；财物用度的收支、对下人的公平处置，都必须亲自作主，立即立下固定的规矩，这样下人就不会观望，进谗言的人也不能在其中挑拨离间。我的道义果真正当，她哪里有不服从的呢？《传》说：“上下和平就会快乐，有子如今成为……”没有儿子却蓄养妾，就像野鸡站在篱笆上，没有樛木垂下枝条以庇护下方的心意，下面也没有《小星》所说的报答上面的心意，那么哪里会有上下和平呢？上下都不和平，又哪里会有以有子为乐、以有人为乐的道理？既然不能以有子为乐，又怎么能承受上天赐予的福祉而产生《螽斯》所说的效果呢？刘日减日渐消瘦，背着父亲出家，越过关卡私自剃发，触犯三条明文规定，而且额头上有网痕，行踪可疑。别说民间没有容身之处，就是寺院也一定会盘问他的来历。万一被巡逻的人捉住，他所经过的地方都免不了受牵连，怎么能容许他进门呢？他写信给父亲说：“已经剃发做和尚了，王先生收留我读书。”我对沛说：“既然说已经剃发做和尚，为什么又诬赖小儿收留他读书？你可以去找他一找。”沛回答说：“我的下人都跑了，除非我亲自去。” 想起有这样的儿子，寻找他又有什么用？没想到那父子二人一旦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所谓可悲却不值得怜惜的人。府基大哥说：“他平时所趋奉的是于氏，有事情所指望、责求的是王氏。依我看，还不只是这样，而是凡事都想把我卖掉，以取得他们家的欢心。比如于南区的乡饮、肖玄的黄庄和教场，直到老祖的迟庵；老祖一生辛劳都在这里，并且有遗命要建祠堂。三伯父想扩建他的居所，于是改在别处另建，但仍不敢抹去老祖的名号。”刘沛近日竟替元墄作中间人，想把它卖给景素，幸亏景素没有接受。前天刘日减冒充考童生，捏造干城结状为他担保，说可以没有妨碍，这又是想害我家一个廪生。他的用心往往就是这样。如今我已经明白告诉他，与他断绝关系了。三伯父原来用田地交换我房的地，现在因为他们那一房想出售，已经说定仍旧交换回来。他们那一房得到田地，可以供给口粮；我这一房则不会失去老祖原先分配的意思。他们那一房已经无话可说，但近日又想把东角门续置的地卖给于润甫，润甫也曾来看过我，我不得已暂且把这件事留下。这块地靠近桑园，将来你可以把它做成园子，建书房，种花养鱼。所以把这些告诉你，让你知道；有方便的时候写一封信给元墄等人说明此事。李顺衡到金坛迎亲，于宅传话说李顺衡想屈驾来访，后来却没有来，原来是想让我先去拜见他。即使府基大哥也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我说我和顺衡素来没有见过面，他到了我的地方，若来拜访我，我没有不见他的礼数；他不来，却要我先去，这是什么意思？我四十年来只守住“自守”两个字。昨天董兄、刘兄替我写的两篇寿文，可以说深深合乎我的心意。我看近来的士大夫，立心行事，将来未必不会成为国家的忧患；这不在于贪污放纵、肆意妄为这种显而易见的方面，而在于那些已经有名声、得到众人期望的人。宋人说：“君子没有朋党。”这句话是对的。洛党、蜀党，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看来，君子也有朋党了。小人结党，能够倾覆君子，使国家败坏；君子结党，则彼此攻击，被小人乘隙利用，也会导致国家败坏，结果是一样的。为什么不以极其公正的心意援引同类来报效国家，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就像同船遇到风浪一样，哪里还有闲暇顾及私人的偏爱？厌恶之心又从哪里产生呢？日轴礼为董、刘二位先生写文章，各写一封信向他们致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丈〕 其余列有姓名和衔职的人，只给四位阁下各写一张帖子，说：“原任某官某，恭敬叩首，再拜奉上致谢。”其余各位，按照情况办理；像年家、通家之类，可以查访旧例，按应当实行的办理。前后写的家书，你可以汇集在一起，装订成一册，谨慎收藏，不要被奸邪小人偷走、毁坏，害了我们父子。《春秋》《周礼》两部稿子，要好好收藏。你参加会试时，在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前后，我占得“噬嗑”变为“节”，占卦本身没有变化，变在下爻，爻辞说：“不走出门户庭院，没有灾祸。”人们认为，占问求取功名而得到这一爻，大多不满意；唯独我说正合适。初九阳刚而得正，上面又有相应，处于“节”的开始，能够节制而止步，最终不会有害，并能亨通，所以《象传》说：“不走出门户庭院，是知道通达和阻塞的道理。”道路通达就前行，受到阻塞就停止；按道理应当出去时，自然就出去。人们只知道“节”是停止，却不知道停止也有通达的意义。只是说到以行动涉险，其中虽有美好之处，却含有警戒；所谓处在合宜的位置来节制，以中正之道达到通达，就是必须安静等待时机。所以爻辞既反复申说不能节制的叹息，《系辞》又再三强调不严密的戒惧，《彖传》尤其以节制、制定制度，不损伤财物、不伤害百姓为旨意。我认为，这就是你终身的占验，可以深思熟味，应当牢固守持并努力实行。九五处在合宜的位置来节制，就能节制自身所有的事物，并节制天下，使天下人甘心接受，这就是所谓以中正达到通达。人生中最容易失去节制的是言语，最难节制的是用度；由此推开，出仕或退处、言辞或接受，没有一样不合乎节度，这才是大人的安然守节，天下人悦服而归从的吉祥，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本月十八日，县里派了一个孙姓差人出发。我和你的各位弟弟、侄子都有信，其中所说的有详有略，但总都不是泛泛之谈。用权术来对待人，固然不是诚心直道；然而在诚心直道之中，难道就没有先知先觉的人吗？只是各因其人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对待方式。陆阜南把“呆直”两个字托别人来品评我。我检点平日，往往只是任真而没有机心。陆阜南这两个字，仍胜过那些直截了当称我为“痴”的人。即使如此，以“痴”来称呼我的人，仍胜过怀着险恶之心反对我的人。为什么呢？以“痴”称我，虽然有嫌恶我的心，却还认为我本来没有恶意，只是因为痴罢了。我看士大夫之间，彼此责望的人用“痴”来宽谅别人，十人中难得有一个；而直接说对方怀有害人之心、暗中中伤他的，却常有八九个。馆中同年替我做寿，若只送空白书信致谢，已经迟了；想略微表达心意，又还没有准备好；又恐怕散馆以后这件事更难办，所以必须在散馆以前办，才算妥当。大概南京扇、徽墨、湖笔之类，不久就会交给可以托付的人寄来了。陶石篑与我两代同年，他的尊翁泗桥老先生一向待我也很厚，你应当特别重视这份世交情谊，必须超出平常一等，才合乎应有的礼数，千万不要忽视。

译《春秋》《周官》两部稿子，闲暇时我也曾仔细读过一遍，你是否另有补充修订？日后将要依靠你来传承，希望你留心。 《绍闻编》已经写完，但刊刻所需力量和财力不足，也要等你看过后慢慢商议。《周易》按照古经传十二篇的次序，先说明卦爻的本旨，再列举各家的说法中有助于经义的部分，以充分阐发其中的蕴含，间或附上自己的一点见解；这些思想仿佛偶然受到启发，恐怕也很难磨灭。稿子现在有六大册，都谨慎收藏着等你，不交给其他儿子，是怕他们还受科举功名的牵累，不能不致散失。古人年满七十，家事已经传给子孙，何况外在的事务呢？如今我不但还在周旋外事，即使自身的事情也没有了结，只是贫穷而无力办理；不过安葬之地、终身所用的木材、安置神灵的祠堂，都已经各自有了确定的处所。近日薛古庵说，九曜寺后面的地可以另作一座坟，后巷的房屋应该朝向东方，既然身体坐落在厚实之处，背后又有高处可以依靠，这样才合宜；这些意见都不能不听从。因此趁便告诉你。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亲笔书写【辛卯】庶吉士读书已经三年，学业有了成效，按惯例应由内阁查考平日考校的先后名次，再加以考试，选取文章义理优长以及文章义理通顺的人，分为上卷、中卷，封送进御览，由皇帝裁定后发下，吏部照例办理：上卷二甲授予编修，三甲授予检讨；中卷授予科道、部属官员，按照原定次序分别拟题请示。这是固定的制度。你是馆元，入馆以后又屡次考试名列前面，并且曾三次被内阁选取第一，按理应当留馆；但听凭上天安排，不是我们应当预先议论的。不过你来信说，你和董玄宰都在应当留馆的名单中，只是天下合计留馆的不过三四人，而吴地一时留用两人，恐怕当权者会认为困难，必须有一人退让回避，等两次补官之后再说，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你身为馆元，也将近三年，学业已有成效；内阁查考平日考校的先后名次，再加考试来决定去留，也有明确的成例。你和玄宰若论平日考校先后，不相上下；若论馆中的次序，你是馆元。既然到了馆中，难道还要论二甲、三甲吗？你把玄宰看作二甲第一名，想让他排在你前面，恐怕没有这个道理。何况这件事也必须请教大臣。依我看，朝廷培养人才的意思，是要人人成材并得到任用；计较到这种地步，只知道考虑私人的打算，而没有把学业有成、报效朝廷放在心上，应当仔细思量。如今你的身体就是国家的身体，一言一行关系重大，怎么可以轻率呢？三月初一日，父亲书。向年家诸位先生致谢祝寿的信，都交给孙谦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够送到。如果到了湾，就让他先把信取上来，核对封数，亲自到诸位先生那里送去。近来馆试怎样？散馆恐怕要到秋冬时节，方便时写信告诉我。慕台已经把家迁到阳羡了，我们父子应当帮助他解决初来时的困难。等上司有差遣时，约计可以凑十金左右，我亲自去拜访并送给他。督学公计仲夏才开始考查四郡，郡县的生员、童生都已经考过了。五郎作文又不说空话，必定已经考取，只是下笔稍重，又因为写得少，很不合时宜。目屡次考试都排在后面，如今已经长大了，我免不了为他忧虑。三月二十一日亲笔书。发信以后，向肖老索取咨文的人回来了。收到你闰三月十五日寄来的信，知道了各件事情的详情，我这老人的心情很是舒畅。所缺用的一节，决定应当有所安排，你可以放心。只是衣服花费很多，势必不得不采取节省约束的办法。大红纻纱圆领袍，我都有，颜色还很新。儿子穿父亲的袍服，是仕途中美好的事情，只需换一块补子罢了。顾雍里贺诗说：“留下旧时的袍服笏板，再次在清班中侍立于御炉旁。”这应当永远成为我们家的美谈。董思白那件事，似乎伤于过分直露。况且他请假，补官应当在你之后；不加以温存体恤，反而因为这点小事追着让他退让，可以吗？我应当委婉转达，以使他家受到厚待。你也应当再三向在京的人表达情意，比对别人更加亲密，这才相称。刘云峤所托之事，等有方便时一同寄上。初七日亲笔书。陆台翁替我着想的心意，虽然不能当面致谢说明，但也应当使这份心意得到传达，不能一走便算了。守门人的话大多是虚套，完全不值得相信。我已经没有志向再出仕，对自己的处置也不是没有早已确定；只是台老一味讲求道义，不能只用泛泛的礼数对待他。陶石篑那边的事情，应当加厚礼遇，因为他的父亲待我非常厚重，而且他与你又有世世代代的美好缘分。缪仲淳迁居阳羡，我已经略加帮助，你可以暂且缓办，但书信不可缺少。初七日，又书。我一直想念景素，景素待我非常厚重，我对他感激很深。见面时替我转告，就不另写信了。诸位郎君县试已经脱颖而出，值得高兴。昨天见到素邀我在鱼池边，略微谈到信中所说的事情，极力辩说汤若士那一节是不实的。大概你的心迹何必等到自己来表明呢？而他的几个弟弟所持的意见早已确定；我不能和他们有相同的气味，就像他们不能和我调和宫商一样，只能亲近爱护他们罢了。燕妾最终因痨病夭亡，实在令人悲悼怜悯。听说南妾也有病，希望好好照料她。你和新妇尤其希望保重，保重。老母亲早晚跪在佛前祈祷，口中喃喃念着的有三个人，这份心意值得念及。对下人千万宽容。今年的考试名次以及你听到的、我想知道的事情，详细地告诉我一些。同日亲笔书三封。潘主回来了，带回家信；信中所说的流言，必定有制造和传播的人。如果有正式形成的奏章，势不得不自行辩白；如果只是流言，就任凭他们胡说。比如说昙阳妖异虚幻，又说淫乱私奔，哪里足以迷惑明白人呢？给王辰玉的信，就让孙谦送去，不知道这个奴才在什么地方逗留，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两件纻衣，托龚相宁捎带，听说他住在城外，想来已经派人取收了。纱绢之类以及银两，都等孙外甥北上时交给他，不会超过这个月。腰带暂且不必制成纯银的，我一生只有做五品官、用香带时用过一次，不过是牙花蒙金罢了。像海刚峰那样节俭正直，真有《羔羊》《素丝》所称的风范，谁还能议论他呢？近来士大夫很把服饰当成一件大事；对于真正高雅的人，不必故意与他们不同，也不必勉强与他们相同。这是随时代而行的通行办法，不只这一件事如此。儒臣应当立即把治理天下、管理万物作为自己的责任；近来的士大夫多喜好佛教，喜欢结交方外之人，你应当努力以此为戒。翰林前辈如章枫山，真是你的老师。十一月初四日亲笔书。

译自从朱承差寄信以后，王承差和景素派来的人又都带了信，不知什么时候送到，今后必须详细说到。王助回来带信，知道你替我配制丸药，孝心实在深厚。我以前的病只是在疑似之间，如今已经安好了；但在病未发生之前先行治疗，是前代贤哲所看重的，你开的方子尤其适合我，应当勤加服用。我和你母亲的晚年似乎都还没有衰败，正是你安心做官、卓然自立、不混同于庸常之流的时候。那样会给我增添很多光彩。家中人口开销很大，恐怕女眷不能安稳忍耐；为了长期居住的打算，不知道授官以后能否立即得到差遣？差遣回来见面，有许多事情可以商量，这是我所希望的；但恐怕没有遇到合适机会而白费周折，那我又不愿你这样做。大体说来，出身进入仕途，就如同站在风浪之中；只有道理明白、义理正确、脚根站稳，才抵挡得住。凡是容易动摇的人，都是学力不足。羽国献上的奏书指摘了什么事情？又因此牵连到你，缘由是什么？这次来信，希望把这些说清楚。大概谗人借题发挥，不过是说你和政府关系深厚罢了。君子以道义相知，哪里有不深厚的？关系深厚，正是彼此报答、彼此成全，哪里有不正大光明的道理？哪里有把合不合自己的私意作为标准，暗中结交死党；又把不合自己的私意作为异己，表面上却表示不是朋党的吗？我们父子孤单贫寒、安守拙朴，我们之所以同当权者相知，人人都可以看得明白。贪图荣华、急于求进、谗谄奉承、当面阿谀、沽名钓誉、卖弄正直，都是我们绝不会做的。为什么要忌恨我呢？也用不了多久，一切就会显露出来，像太阳出来后阴气消散一样。世间局势的变换，关系到否泰盛衰的大机运，哪里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揣度其中的？天下自有大道在，大家以公心走正路，办理正当的事务罢了。有人来，带来了十月初九日寄出的信。信中说交给本县的差人，但差人却转交给景素派来的人，幸好没有拆动。用廷杖责打言官的事情，前代已经有过；嘉靖年间，即使得到皇帝宠信如张永、长期掌权如严分宜，可以说掌握了威势和福祸之权，却没有听说过有人把廷杖的主意说成是出自下属。以张江陵的刚愎，刘畏所受廷杖，尚且有人上疏论救而获免。后来因为夺情一事，他同冯保表里相结，想堵住后来人的嘴，于是才有吴复庵等人受廷杖，并不是张江陵一人能够独自做到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王荆老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这样厚加诬陷？捏造诬陷到这种地步，难道是想说皇上是什么样的君主吗？况且这样做的人，不过是想阻止荆老再次出仕。大臣的进退，还是一个人的事情；但其中的是非却是天下的公论，关系到世道的消长，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有志于天下的人，难道能没有隐忧吗？你的辩疏不上呈是妥当的，因为不久之后荆老必定会自己上疏。即使荆老不自己说明，二三位大臣中也必定有人能够为他辨明。为什么呢？这不同于流言相互传递、从耳边一掠而过，可以把假的当成真的。既然已有奏章，就有依据；假如皇上想核实其中的话，公卿之间难道会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吗？对于你这样的新进之人来说，深沉厚重、安定稳重，更能显出你的德性和器度。那些激怒你的人，是从你的辩白中获利，千万不可落入他们的计谋。廷试时，你几乎列入鼎甲，却突然丢失了试卷，填到三甲中段才公布，这很像有人把你的卷子藏匿了。馆选时，荆老正因病请假不出；如果他又暗中推荐一个人，难道能瞒过众人的耳目吗？即使同乡王澹生，难道肯默默不说吗？他虽然怨恨荆老没有提拔自己，但最终不能把这种不公正的话说出口，只因为荆老确实没有干预，人人都知道，无法改变。忌恨你的人既然找不到可以追查的根据，便想借廷杖一事，希望一时煽惑舆论。你就像新媳妇，虽然最终没有沾染污点，但有了这种虚假的声名，导致还要费力解释；仅这一点，对初入仕途的人已经很不利了。昨天星士项子到某处，有人问你还有几年的官运，项子回答说还有二十五年好运；那人说，只怕会被王荆石连累。项子把这话告诉我，说戊六云：“仲男被王氏知遇，哪里比得上那一家被申氏厚待？前者甘美如醴酒，后者淡泊如水。甘美如醴酒的，因为形势改变、利益耗尽而生出变计，还自以为不会被他连累。” 淡泊如水的，开始时不因他而谋利，后来也不背弃他来求取名声。他若不做阁老也就罢了；恩怨报复，都不足以连累他，又怎么会连累我呢？说这话的人，意在威胁。大概是他们家结交新的援助者，急切希望获得新的福分，不利于你在朝中，恐怕会妨碍他们行事。没有办法迅速让你回去，便依靠这篇弹劾奏章；如果你上疏辩白，就能使你自己同言官成为对立面，他们的计策就成功了。因为即使辩白后得到昭雪，最终仍然应当称病请退；何况未必能够昭雪，而一篇分疏、一篇樊疏，接着一定还会有人继续发难。制造事端的人早有盘算，绝不会白白出手。君子贵在见到事情的苗头，而处理苗头贵在保密。我的孩子，忍耐它，勉励自己！忍耐它，勉励自己！我请求告老的奏疏，如果不能获准，免不了要出行；出行也不会白费，我要同二三位正直之人坦诚剖露心胆，挺直脊梁，为天地之间阐明一些道理，承担一些责任，使这种不可磨灭的事业，不至于始终被邪魔歪道玩弄。上天或许会成全我的志愿吧？我自己来占问它。我的气力筋骨已经确实不如从前，但智虑并未减少。下笔时仍有不断增进的思考，每每进入深奥之处也不需费力。索于存素即将升迁转调，而抚台却议论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三正人〕 观察朝廷处理这件事的情形，就会斟酌而必能得到真实情况。存素始终不背弃申氏，这也是他忠厚长者的一面。然而申老离职，存素却遭到弹劾，难道忠厚长者便没有作用，反而会挫伤人们行善的念头吗？不是这样。古今能够特立独行的人有几个？既然有所依托，那么便随着所依托者的兴衰而随机变化；即使能舍弃楚国而投奔秦国，也不能据此断定谁得谁失。他不能没有楚国，就如同这个人不能没有秦国一样。岳升说，刘、樊二位先生处置二位兄长，为什么不亲自去把心里话彻底说清楚？十一月二十二日，父亲亲笔书写，谨慎收藏。

译初十日，府基派来的人出发了。我曾专门写信为告老之事谋划，半个月可以送到。致谢阁部的信都已经誊写寄去请阅，恐怕写得不好，也不妨另找善于书写的人重写。但投递的早晚，这里不能决定；奏禀投递应当交给什么人，仍须等回信来领示。这里还没有找到可以托付的人。昨天访问本寺，到二月间才有携带奏本进京的人，这不算太迟吗？都由你斟酌办理。我这次来精神爽健，起身下拜也不像在家时那样艰难，仿佛有冥冥中的帮助。孙立峯、张震峯、沈镜宇、蔡调吾等相识者，都承蒙厚意。即使初次会面的朱澹庵、衷洪溪、刘复斋、余冲宇、孟莲洙、邹南皋，也都一见如故；其中南皋向我剖露心腹、表现情意，尤其可见相知深厚。王忠铭老先生情意真挚而礼数谦逊。我谈到你时，他反而先说起分别以后的事，问起你的缺失；我替你谦逊致谢，以后应当频繁地向他表达殷勤。刘复斋知道你是我的儿子，便致歉说投递名帖时没有写明通家关系。余冲宇问荆老什么时候出行，我回答不知道。冲宇于是说，这位老先生因为他儿子科场的事情而过于急躁；进言的人本来是为了别人，但这位老先生却替别人出头，免不了把没有来由的是非一肩担下了。余公这番话确实说得很准确。不过，责罪进言的人，是荆老的不幸；天下自有公论，哪里是一两个人的私心和歪曲言辞所能遮蔽的？不用奇怪，那些魔鬼妖孽一行动就会自行败亡，只是不应当由我们同他们作对罢了。你如今既然已经知道我早有见识、考虑深远，就必须逐条听从我这封信末尾所说的话，信中所说的都不应当做。我这次出来，礼节上顺应时宜，事务上脚踏实地；应当说话时就说，不失于沉默；说话一定合乎分寸，不失于过多。因此诸位老先生颇为敬重信任我，两处衙门的诸位先生也都有相知之意，不再是丙子、丁丑年所遭遇的情形了。但我已经老了，这次出来只是为你的事情，想替你有所申明罢了。我的心愿一了，就应当引退；见到台翁，可以恳切地对他说。台翁也只能替我们父子办成一件事情，其余的就不必提及了。选君如果应当有信，你可以按照意思补写。大凡人的品格如果低下，权术即使高明也没有用。如今某某乡的行官箴，一点也骗不了人，为什么还想钓取奇异、博取名声呢？所以我断定他的行动必然自行败坏；我只严格要求自己，再不要触犯他。正月二十日书【壬辰】孙外甥回来了，也带回本人寄来的信，都已经送到。上月二十八日，本寺携带本人出发的家书以及致各位相识者的信，估计四月中旬可以到达，想来都已经投送了。家书中所说的，只是我的大意；斟酌周全、具体办理，则在于你。我这次出来，和丙子、丁丑年相比，人情固然大不相同，但年龄已经不是从前了。从精神上说，处理事务仍不嫌繁杂；从筋骨上说，起身下拜已经觉得困难。你想让我倾囊倒箧，把所有长处都显露出来，不必像以前那样收敛。这样就涉及有意炫示，千万不可有这种看法。古人不是说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吗？我正想达到这种境界，你也应当自我勉励，不要忽视，不要懈怠。尔祝侄最近来到城外，很明确地说你才华丰盛、锋芒容易外露，而防患意识稍显疏忽。这是因为疼爱你才这样说，记住它，放在心上。让出差遣的事情办得很好，明年不妨再作打算。收到姜丈的信，说荆老向我们父子致意，言辞十分真挚，情意也很深厚。我这里自然应当专门写信通报致谢。你方便时写信询问，也不可不谨慎。山西王相公的信，称说通家关系，其中的话也很和蔼，是把我们当作相知来对待。回去以后，问候寒暖的信似乎也不能缺少。这次借梁公差人的方便，附寄几句话，又附上姜丈的一封小启一折，留下来，日后归还给我时收好。四月初十日亲笔书写【壬辰】到任的文书本来已经发出，阁部因为自陈之事临近，没有写信自陈；原来拟好的稿子也只在今天发出。其余的事情季子能够说明。常服的健脾丸一料已经服完，可以再制一料送到京城。医生虽然按照你的方子开药，但疗效似乎不如意，所以不再托付他。人参如果少了，应当买来寄回。前天你来时，我内心的话十成还没有说出一成。虞崶丈一再想同你见面，何况定宇、南皋恐怕早晚要北上。这两位先生对我们父子所加的情意，最为真诚深切。你再来一次，决不可少。一是为了送漪园出行，二是为了感谢联姻之事。十四日书【癸巳】清明日从陵上回来，大泻之后，服了朱医生的药，稍稍宽舒。后来收到你寄来的丸药，服下后，果然元气恢复。又收到第二次煎药四帖，每天服两盏，胃气渐渐充实。但这个脏腑受伤已经很重，药虽对症，气力却不足以承受，因而使药力运行时，腹中湿痰不时隐隐作痛，常常肠鸣，大便仍然稀溏，每天必须排便二三次，积滞才逐渐排尽，腹中才觉得宽快。不过终究还没有恢复正常，肚脐以下按压不痛，弹击却有声音。这是痞塞在下部的证候；所谓痞塞，并不是有实物，而只是虚气罢了。等你续寄的丸药送到，再逐渐调理，难以求得快速见效。我说病证已经很详细，即使真让你来诊脉，也不过如此。但我胸中想说的话，不当面说便无法说尽，始终盼望你来一趟。寄去一份新报给你看，仍请封好退回。初四日亲笔书。代巡公想把样本付梓刊刻，很好。但《大学》《中庸》的上论已经刻在家塾本中，样本只有下论《孟子》，不知道是只把尚未刊刻的部分交给他吗？那就不是完整的书；还是连同刻板一起交给他吗？那又似乎不妥。如果他再问起，就直接告诉他罢了。巡公如果留心此事，那么或者告诉后院，或者托付给有关部门，都没有不可；但我家却不能自己开口。红柜中的书，只要批点《诗大全》《礼记集说》《周礼传》和《仪礼经传白文》，其余的不需要。属于你母亲的丸药，可以先制，我晚些时候再办也不妨。

译徐老先生又上了称病请求归去的奏本，决意一定要回去；他和郝司徒又都被弹劾冒领功劳。吴小江再次上疏陈述衰病，不能再出仕。沈龙江被起用为南京宗伯，听说他不来。倭奴封贡的事情，朝廷议论不能确定，大体上事情决不会成功，但掌权者还没有确定的说法，只是因为先前一味苟且应付，所以使今天无法收拾结束。郑、宋两位经略，做法如出一辙，都只是在苟且应付。敌人还没有向我们表示归顺，我们却先向敌人表示归顺，前后不过用饰词欺骗朝廷。沈惟敬先答应以封贡相许，所以倭奴又恢复平壤、恢复王京，竟然这样容易。倭奴的狡猾，对于利害看得非常清楚，而中国反而不如他们。他们让出平壤、王京，并不是害怕威势，也不是悔改认罪，而是形势上确实不能越过海洋同时占有两国。即使说关白能够占据朝鲜，那么海上必定也会有人占据日本来反抗关白。这就是关白不得不回去的原因；而且又得到沈惟敬许诺封贡的利益，实在是出乎意料，事情的情形确实如此。我在光禄任职时上疏，早已预言过这些。朱丈极力称赞佩服，将来一定会有人看出这一点。王相公不接受信，前一封信也一直没有递进去。十四日书【甲午】我前后寄给你的信中，有许多可以保存，因为都是从肝膈中吐露出来，意趣表达得透彻，自然形成文章。留刻在家训之后，使我的心术和精神常常光明地呈现在子孙眼前，益处不小。你可以全部查找出来，封存放在一处，等我回来后亲自选择编定。《书帷别记》已经写好，也收入《尚书日记》中；其中似乎还保存着科举功名方面的话，也不应抛弃，所以想取你的稿子来补足，编成一部完整的书。你寄来的《虞书》一本已经收到，马上草拟定稿交给书坊。四书也想照此例编成一部书，因为书坊看见《绍闻编》受到士大夫喜爱，新刻的书又盛行，所以争相来求这两部书以及批点程文墨卷。书坊固然只是知道谋利，但我的意思是，即使是科举文章，也想向人显示正当的途径。你所著《四书说》可以查找出来，送来。母亲的病证，固然由于风热，也是气血都虚的缘故。如今使用你的药，从表里两方面扶助调理，有效后就应当告诉你。昨天得到徐华老的紫金锭，涂擦以后颇觉有效，但不能根除。若想根除，还须依靠丸药、散药的力量。给太恒的信已经交给差人送去了。抄录的书交给来人带回。傅君经过丹阳，必须再派人送礼致意六房园地之事。既然元墄等人这样做，就依照你的主张，必须把那块地割给戊六，使尖尾形成方正形状，然后才可以答应。西侧房屋的地与戊六对换，正好。如果因为这是我的旧地而不肯留下，那大哥也太拘泥了。赶快决定，先了结这一件事；只是恐怕这次吃尽之后，又想卖到住宅，那就明白告诉买方和卖方，我决不容许，以此杜绝他们的念头。按台刻书的事情，任之居士集必须完成。等《刻窗稿》刻完以后，可以交给刻书的人办理，不可再另外承揽了。七月初一日书。季隆回来并带来一封信。事情发生以后，下一次有便人时，千万寄一封回信来。大哥升任，想仍旧改任教职；查考既然有成例，而且相识的人也多说，涉县是冲要而疲敝、难以治理的地方，不适合大哥的才能。劝我决意采取原来的办法，但必须同你和两个孙子说定，写成稿本寄来。这里交给抄写本子的人来写，写好后就交给本部的人带去。具体比例必须查得确实。十四日书。陆老先生那里，两个孙子恐怕不能成行，只派人去，可以吗？也不能太迟。听说按院请乡宦，恐怕不只是你一个人，必须圆通变通，不可拘泥于原先的说法。如果就我而言，我有确定的见解；是否见面，并不是决定主张的关键。十五日字。送谢恩本的奏人初四日早晨到了，而科中有人说起这件事，也是当天晚上才听说，大概是孟莲洙公报告的。初五日早晨，就把疏稿交给他。抄写本子的到了初七日才可以发出，其中大意说：“我屡次请求归去，请下敕令给吏部，查核臣前后所陈的情由和言辞，容许臣解除职务。如果吏部议覆要留用我，免不了还要再上疏，必定能够获准。”焦、黄两位同年都有回信，现把初五日的信封好寄回。他的弹劾奏疏，是托邹徤庵送来的。他对徤庵说：“疏中没有别的话。”等看到他的奏疏，大意是说，都察院不应该让年老的人担任这个职位；又引用庄子“大块劳我以生，佚我以老，讥我以有限之年不为自全之计”，并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某人虽然一向享有清望，但对于知止知足的道理又如何呢？奏疏末尾参劾说：“做了五十年进士还留恋仕途，八十岁的老人怎么能够胜任风宪之职？”不过，他平生清廉谨慎，向来没有明显过错，或许应当加恩、加衔后让他致仕，以表示优厚安置。他的意思似乎同那些恶意诋毁、狠下毒手的人不同；但不知道尚未考满的人有没有加衔的先例。其中既然说“我在刑部时，所有文书和审讯取供，都只凭司官决定可否”，这不仅是完全不用心，而且根本没有过目。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他在刑部已经失职了。哪里有这样的侍郎，还可以加衔致仕呢？这位先生同我在这里相处了很久，每次见面交谈也很融洽。没想到他一转任都察院，攻击我的人竟然出自他。奏疏中说：“像这样的人担任总宪的职位，不仅会使职务荒废，而且恐怕群御史奔走于他的下方，而都御史却像木偶一样在上面充位，这成何体统？”

译这就是这个人心里不服、而公论又不能容纳他的原因。仔细玩味这类话的意思：所谓“不服”，一定是有人心怀不满；所谓“不容”，果真是公论吗？此前杨后山转任河道佥事，说这个缺应该由我补任。等到推举胡晋庵等诸位老先生时，他们又感到惊讶。有人问我历年服官的先后，我据实相告，只说：“晋老因操江任满回籍，资历就在我之前了。”等到吴小江准许致仕，佥事们又说这个缺一定要让我担任。推举叶龙潭等诸位老先生时，他们又感到惊讶。我说：“叶老先生在边地劳苦，平定宁夏不能说没有功劳；南部的调任，谁应当排在他前面呢？”这就是南都的公论。卢君所说的公论，只是被人误导罢了。大体上，自从我被起用以后，暗中算计我的人没有一天不存在；但命数自有定数，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所以我得以拖延四年，等到卢君而收场。我官至二品，最后能够安然归去，又有什么可怨尤的呢？这些只让孩子们知道罢了，遇到别人务必紧闭嘴巴。我第一封奏疏在八月初八日发出，估计十二三日到京，命人等候吏部题覆得旨，领咨文回来报告，约莫不出九月下旬便能得到消息了。第二封奏疏已经写定，得到第一封不准的消息后，立即再派人送去，约在冬月上旬可以抵达家中。住处方面，你母亲想住在祖楼；至于我，住在哪里都无妨。殷氏的母亲病得快要死了，她托话给你母亲，问能不能到瓜洲去探望一次。你母亲怎么可能让房中的人走出闺门一步？何况还要渡江呢！况且她连自身都无暇顾惜，哪里还有闲暇顾及父母呢？初九日亲笔写信。《方麓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十。（明）王樵撰写。传。杨忠愍公传。杨忠愍公名叫杨继盛，字仲芳。他的先祖是口外小兴州人。小兴州经常遭受寇患，明朝初年，有个叫伯源的人奉诏迁入内地，成为保定容城人。传到第六世杨富时，生下了杨公。杨公刚满八岁，就被叫去放牛；出门经过乡里的私塾，看见村里的孩子读书，心里羡慕，便请求哥哥让他去读书。哥哥说：“你年纪太小，还不能读书。”杨公说：“年幼能够放牛，难道就不能读书吗？”哥哥对他的话感到惊异，告诉了父亲，父亲便答应了他。他每天学习数百字，读过四五遍就能背诵。十八岁时补为县学弟子员，超过二十岁后在县中僧舍读书，常常读到半夜还不睡觉；灯油烧尽了，就在黑暗中坐着思考；寒冷时没有短袄，便起来绕屋行走，等到小腿以上稍微暖和了，就回去继续读书。嘉靖庚子年中乡贡士，丁未年考中进士，授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他向关西韩邦奇公学习乐律。庚戌年秋天，寇敌侵犯京师；第二年，杨公升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适逢朝廷议论马市，杨公上疏论说不可实行，大意说：“买马只是讲和的别名。寇敌践踏我们的陵寝，残杀我们的百姓，野心永远不会满足；若不进行一次大的整治，使他们终身受到创伤，就不足以雪耻。过去颁下北伐诏书，天下闻风振奋，争相拼死效力；可是朝廷一旦忘记耻辱，屈己求和，以此号召天下，最后却以和谈收场，那么豪杰之士谁不离心离德？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 况且边镇长期习惯于偷安，自从寇变以后才改变观念、愿意听命；一听到讲和的说法，便会像从前一样放松戒备、放纵自己。不仅积累的废弛永远没有振作之日，隐藏的忧患也将无法预料，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从前边臣私下与寇吏往来，还可以依法处置；如今互市将冲破中外界限，打开通敌之门，将来若有人勾结生事、挑起祸端，官吏便无法追究，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中国的险要、平易、虚实情况，都会被他们熟悉；他们可以在互市中使用间谍，不必派遣侦探就能得到情报，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他又陈述开市的三件事：一是要敌酋俺答爱子入朝为质；

译二是要敌人把掠去的人口全部归还；三是别部入寇，都由俺答担保。奏疏上奏后，世宗皇帝连续阅看三遍，说：“杨继盛说得对。”于是交给八位大臣议论。这八人是内阁大学士严嵩、李本，礼部尚书徐阶，兵部尚书赵锦，侍郎张时彻、聂豹，成国公朱希忠，咸宁侯仇鸾。仇鸾过去镇守大同，平素与敌人往来，实际上暗中支持这项谋划；皇上被他的话迷惑，于是把杨公下到诏狱，贬为陕西狄道县典史。当时被贬的官员往往受到上官优待，许多人自命清高而不办实事；唯独杨公主动向长官请求办事，于是上官竟把事务都交给他，事情全都办妥了。他有空便与诸生讲学。狄道有许多西番和色目人。他们熟悉番经，杨公便在圆通寺选取两人担任教读，教他们儒家经典。番人和汉人中读书的有一百多人，因此知道上进求学的有三十多人。边地百姓以织褐为生，苦于官府收购。适逢有人冒称巡按派来收购褐布，杨公把这个人交给属吏，于是官府收购便停止了。后来升任山东诸城知县，又任南京户部云南司主事、刑部湖广司员外郎，调任兵部武选司。此时仇鸾败亡，严嵩掌权，杨公上书说：“如今在外的贼寇，以边患最为紧急；在内的贼寇，以严嵩最为严重。贼寇有内外之分，进攻应当有先后。没有先除去内贼而能够消灭外贼的道理。所以臣请求诛杀严嵩，应当排在剿灭敌寇之前。”去年春天，雷声长久不响，占辞说这是大臣专权的征兆。大臣专权，谁有超过严嵩的呢？又有冬天下方出现红色，占辞说这是下有叛臣的征兆。凡是不把心放在君主身上、反而背叛君主的，都是叛臣。谁又有超过严嵩的呢？臣冒昧把严嵩专权叛君的十大罪状陈述给陛下。我们的太祖高皇帝废除中书省丞相，设置五府六部，分别掌理大政，并把这一规定载入《祖训》：“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一概不许设置丞相。” 臣下如果敢奏请设置丞相，文武群臣应当立即弹劾奏报，将犯人凌迟处死，全家处死。”严嵩身在内阁，却挟持陛下的权力，侵夺各部门的事务。凡是府、部、堂、司，都接受他的意旨。内外官员出入，必定要到内阁直庐等禁地拜谒，外出则到他的私宅，早晚门前像集市一样；车轿马匹堵塞街巷，甚至无法通行。京城人都说：“这是到相府去。”以至于士大夫都称他为“相”。即使严嵩自己也把自己当作丞相了。吏部尚书是百官之首，不是严嵩的亲信就不用。升降人才，必定先请示他然后才上奏。严嵩把吏部看作自己的属官。吏部尚且如此，其他部门更不用说了。这样，严嵩虽然没有丞相之名，却暗中掌握了丞相的实际权力，使天下只知道有严嵩而不知道有陛下；这是他扰乱祖宗成法的第一大罪。内阁票拟诏旨，虽然前朝已有先例，但机密事务关系重大，臣下不敢侵犯皇上的权力。如今陛下任用一个人，严嵩便说：“是我推荐的。”陛下宽赦一个人，严嵩便说：“是我救的。”如果有人不被严嵩允许，他或者激怒陛下来排挤此人，或者趁陛下不高兴时进献谗言诬陷。于是，天下获罪的人害怕严嵩而不害怕陛下，蒙受恩惠的人把恩德归于严嵩而不归于陛下；这是他窃取君主大权的第二大罪。陛下让严嵩票拟诏旨，严嵩又托付他的儿子严世蕃代为票拟，还援引严嵩的名义。其子赵文华潜入禁地，和严嵩商议共同票拟题覆，才上奏到朝廷，满朝因此纷纷议论。等到知道皇上的话已经下达，才发现先前所讲的竟然完全相合。比如锦衣卫经历沈炼弹劾严嵩的罪状，陛下发给大学士李本票拟，李本私下询问严世蕃，严世蕃立即自行拟写票旨，让赵文华藏在衣袖中封进宫去，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连弹劾严嵩的奏疏，严世蕃尚且能够票拟，其他事情就可想而知了。严嵩已经以臣子的身份窃取君主的权力，严世蕃又以儿子的身份玩弄父亲的权力；这是他

译放纵奸子的参与政事的第三大罪。边事败坏，都是由于功罪赏罚不明。严嵩身为辅臣，竟谋划垄断功劳，想让孙子在两广冒领军功。他先安排亲信欧阳必进任总督、平江伯陈圭任总兵、御史黄如桂任巡按，把长孙严效忠的名字偷偷写入报功名册，冒领所镇抚地区的升赏，又冒领琼州一人斩首七级的功劳。严效忠告病，便命次孙严鹄顶替，又把前后功劳一并上报，升任锦衣卫千户。严效忠、严鹄都是严世蕃收养的儿子，足不出闺阁，却冒报战功，滥窃功名爵位。欧阳必进因此入朝任工部尚书，陈圭回京掌管后府事务，黄如桂骤然升任太仆少卿。

译这样，严嵩既窃取陛下授予爵位赏赐的权力，用来使他的子孙显贵，又因为子孙的缘故提拔他的私党。谏官、御史明知此事却不敢说，是因为他的积威足以钳制天下人的嘴巴。这是他冒领朝廷军功的第四大罪。逆贼仇鸾任甘肃总兵时，因贪婪暴虐被弹劾革职。嘉靖二十九年，大同总兵张达等人战败覆没，正是敌人窥伺进犯之时。假使严嵩稍有为国之心，哪里肯任用这个贼帅来托付边疆重任？可是严世蕃却接受仇鸾三千金的贿赂，指使兵部推荐他为大将。等到仇鸾冒领哈■〈口冄〉儿部军功时，严世蕃也借此升官荫子。严嵩父子当时还曾自己夸耀有推荐仇鸾的功劳。等仇鸾的势力超过严嵩、反而轻视鄙弃他时，严嵩才开始后悔，认为这是引虎遗患。后来又知道陛下已经对仇鸾产生疑心，害怕事情败露而受牵连，才开始互相排斥诋毁。谋划勾结贼寇、图谋叛逆的是仇鸾；那么收受贿赂、引荐仇鸾的又是谁呢？严嵩父子误国的罪过，在这里又超过仇鸾了。这是他引进奸邪叛逆、几乎败坏国事的第五大罪。此前敌人深入境内，按照兵法，应当趁敌人疲惫撤退时攻击，这是一个极大的战机。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严嵩询问计策，严嵩却说：“京城边外和京城不同，在边外失败还可以掩饰，在京城失败就无法掩饰了。况且敌人已经满足，自然会自行退去。”因此丁汝夔传令不出战。陛下逮捕治罪丁汝夔，他便向严嵩求救。严嵩又说：“不要害怕，我已经秘密上疏为你担保了。”等到丁汝夔临刑，才知道被严嵩出卖，于是大声呼喊：“严嵩误了我！”严嵩以不出战欺骗国家，又以必能获救欺骗丁汝夔。这是他怯懦无谋、欺君罔上、不忠不义、贻误军机的第六大罪。黜免升降，是君主的大权。刑部郎中徐学诗因弹劾严嵩父子，被革职为民。严嵩在考察京官时，嘱咐吏部黜退他的哥哥、中书舍人徐应丰。幸蒙圣明洞察，徐应丰得以留用。徐应丰是陛下在内廷供事的臣子，严嵩尚且敢放纵私怨进行报复，那么在内廷遭他毒手的人，又怎么数得清呢？户科都给事中厉汝进因弹劾严嵩父子，被降为典史。严嵩在考察外官时，又嘱咐吏部黜退厉汝进。厉汝进是言官，即使言论不当，陛下既然已经降了他的官，他做典史也没有过错。严嵩却因为私怨想再次黜退他，那么在外任官员中被他中伤陷害的人，又怎么数得清呢？考察是朝廷的大典，陛下凭它来激励天下人心，奸贼严嵩却夺取它来中伤天下善类，这是第七大罪。如今府部的权力都受到严嵩的扰乱，其中吏部、兵部这两个部门在利益方面受到的干扰尤其严重。严嵩对文官武将的升迁任用，不论人的贤能与否，只看贿赂多少。那些人上任以后，也完全不把报效国家放在心上，只把每天向严嵩送贿赂当作要务。将官既然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剥削军士，所以军士大多贫困不堪。各部门官吏既然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加重搜刮百姓，所以百姓大多流离失所。利益归于一个人，祸害遍及天下，人人都想作乱，都想吃严嵩的肉。这样下去，臣恐怕天下的祸患不在境外，而在国境之内。陛下的仁德如同上天，一听到四方有水旱灾害和盗贼之患，哪怕有一个人不能安居乐业，便忧形于色；严嵩却是陛下心腹中的蛀虫，逐渐丧失天下人心，这是第八大罪。前朝居于内阁的人，如万安、刘吉、焦芳之流，虽然奸诈谄媚无所不至，但他们掌权的时间还很短，很快就被斥退。近年以来，没有谁像严嵩这样掌权长久。大概是因为严嵩柔忍而机变，尤其善于逢迎和刺探；凡是陛下身边的人，他都先用重金收买结交，托他们窥察圣意。陛下宫中的一言一动，他必定秘密报告给严嵩，严嵩总是用重金酬谢。凡是事情，严嵩都能预先知道陛下细微的意旨和倾向，以施展他逢迎的巧术，来取悦陛下的心。陛下只知道严嵩每件事都能符合圣意，认为他有才干，却不知道陛下身边的人都是严嵩的间谍。通政司掌管进呈言论的官员，严嵩想阻塞言路，所以任用义子赵文华为通政使。凡是奏疏副本，赵文华都先送给严嵩父子私下阅看，然后才进呈；稍有牵涉他们的内容，就替他们掩饰弥补。听说御史王宗茂弹劾严嵩的奏疏，赵文华扣留了五天才上呈。朝廷设置通政司本来是为了防止信息壅塞，奸党却竟敢这样制造壅塞，这是第九大罪。严嵩既然能在内外上下周旋掩饰，他所害怕的就是厂卫的侦缉访察。于是严嵩同厂卫官员广结姻亲，陛下只要追问严嵩的几个孙子娶的是谁家的女儿，立刻就能看出来。厂卫既已成为亲信，他所害怕的就是科道官员的言论。严嵩在进士初次授官、知县推官被选调入京之时，用求得知遇来诱惑他们，用交纳贿赂来胁迫他们，都使他们低头成为自己的门下。等到选拔给事中、御史时，先预先认识、替他们说好话，然后得到他们，暗中加以牵制。其他平日敢于进言的人，选用以后，有的入谒便留他们饮酒，有的出差便为他们饯行赠送路费；有时根据自己的爱憎，授意他们上疏弹劾别人；只要五六年不表现得过于突出，就升为京堂官，再下一步便任方面大员。他们既承受严嵩先前的恩惠，又像后面所说的那样依附严嵩以求取效用，因此科道诸臣宁可忍心辜负陛下，也不敢触犯权臣。厂卫本是陛下的爪牙，却全都成了奸贼严嵩的姻亲党羽；科道本是朝廷的耳目，却全都成了奸贼严嵩的私人。于是严嵩掌权越久，破坏纲纪越严重，败坏风俗越深，使天下士大夫完全丧失廉耻，实在都是严嵩造成的，这是他的第十大罪。严嵩有十大罪，谁不知道？但没有人把它告诉陛下，实在是害怕说了陛下不相信，不但没有益处，灾祸还会立即降临。凭臣的愚钝，竟敢拿出性命，讲出难以讲的话，攻击难以除去的人。伏望陛下察看臣的言论，试着秘密召见二王询问，必定可以知道臣所说并非虚假；那么为什么要吝惜一个严嵩，而不拿他来向天下谢罪呢？内贼既然降服，外敌自然退却。为什么呢？他们见陛下如此圣明，即使不交战，气势也已经被夺去了。奏疏上呈后，世宗皇帝一向英明刚毅，最受宠信的张永嘉也在其中；然而弹劾他的短处，却从未因此加以重罪。严嵩父子非常害怕，与党羽谋划自我解脱、倾陷杨公的办法，想尽各种计策仍然没有结果，便从奏疏末尾摘取援引二王的那句话，认为这是不应当说的话，暗中向皇上进谗诬陷。

译皇上果然因此受到触动，把杨公下到诏狱审问；但仅凭这一句话又无法给他定罪。司法部门于是把他的文章定作诈传亲王令旨，按照法律应当绞死。当时刑部尚书何鳌是严嵩的门生，侍郎王学益是严嵩的姻亲，二人都受严嵩指使，至于法律是否合适，根本不予顾及。杨公在狱中多年，受尽苦刑毒害，可以说经历了百死才最终死去。临刑时他意气慷慨，诵读自己所作的绝命诗，听到的人都流泪。那天是乙卯年九月晦日，恰逢地震。隆庆年间，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并在保定赐建祠堂，匾额题为“旌忠”。有两个儿子，名叫应尾、应箕。应尾因荫恩入国子监。评论说：太祖废除丞相一职，永乐年间才设置内阁，任用编修等官员解缙等七人供职其中。虽然说是掌管机密事务、参与秘密议论，但他们所做的不过是翰林官的职务罢了。到成祖一朝结束时，内阁大臣的官职不过五品，难道不是因为不愿改变太祖的意志吗？二位祖宗可以说是见识深远，足以成为百世不变的定制。到了洪熙、宣德两朝，内阁大臣才凭借旧日恩遇和年资劳绩升到太师、太保、尚书等官。三杨诸公号称一时贤相，却不知道引嫌避权，于是改变二位祖宗的旧制；改变旧制，正是从三杨开始的。孝宗朝时，内阁大臣不过代替皇帝起草诏令。六卿中掌政的臣子，如刘大夏、马文升等人，皇帝每天召见他们，商议大政，参与秘密议论。那时哪里曾知道权力在内阁呢？还是在六部呢？抑或既不在内阁，也不在六部，而是旁落下移到某处，由暗中掌握、默默运转政权的人控制呢？当时这些情况都没有。所以从长远说，应当以二位祖宗的法度自守；从近期说，应当以孝宗朝的做法为准。世宗对于杨忠愍的言论，虽然没有立即听从，但不久严嵩获罪，未必不是由于忠愍的言论。大理虞公传。虞公姓虞，名谦，字伯益。他的先祖是河南陈留人，宋朝南渡以后迁居金坛。虞公年轻时就具有非凡资质，见识气度超过常人。洪武年间，他凭借精通《春秋》而被贡入太学。太祖见到他后认为非同寻常，策试时符合皇帝心意，提升为刑部山东部郎中。三年后，升任杭州府知府。成祖平定内难时，虞公自行免官归乡。都指挥贺驴儿把他逮捕押赴京城，说他既然知道天命已有归属，却借口有病不上朝，请求诛杀他。成祖释放了他，没有追究。不久升任大理少卿。永乐己丑年，皇帝车驾幸临北京，虞公侍奉仁宗监国，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不久转任左副都御史。甲辰年，升为大理卿。虞公感念皇上的知遇之恩，凡事总是坚持大体。有犯罪而不应判死刑的人，主管官署却依据榜例判处死刑。虞公说：“法令既已确定，断罪就应当一概依据法律；否则法律便不能取信于百姓。”皇上立即听从了他。天津仓失火，烧毁粮食数十万，皇帝派御史审察，御史说主管者侵盗很多，又借火灾来掩盖自己，于是追捕逮问近八百人，判死刑的有一百多人，其余都被判流放、充军。虞公察明其中冤情，皇上便把他们一并改为减等论罪。他任都御史时，曾奉命巡视淮扬。徐州发生旱灾，他请求发放三十余万石粮食赈济百姓。官府出钱赎回那些被卖作奴婢的男女，皇帝都听从了。皇帝北征时，虞公在苏州、松江以及两浙各郡督运粮饷，按照丁粮多寡分为四等，确定输送的远近，百姓都感到便利。营建宫殿时，他在颍州、阳武督运大木，陆路运输到卫河；所督率的军夫有数万人，分派安排都有法度，人们并不觉得劳苦。成祖认为官吏多成为百姓的祸害，分别命大臣巡抚天下。虞公与给事中许能一同前往浙江，考察官员的清廉贪污，并提出十多项便利百姓的建议，大多得到施行。仁宗从监国时就很了解虞公，称赞他儒雅、公正明达，志在施惠于民，具有大臣的气度，特意上奏升任他为都御史。即位后说：“大理寺是天下审判刑狱、平反冤狱的地方，非虞谦不可。”于是任命虞公掌管大理寺。虞公曾上奏政事，有一句话没有在皇帝榻前秘密请求，而是在朝班中公开陈奏，皇帝认为他是在邀取恩宠，于是贬为本寺少卿。仁宗不久便后悔了，根据大学士杨士奇公的话，立即恢复他的官职。宣德二年，虞公随从皇帝征讨高煦。回来后，一天退朝，突然患风疾不起，享年六十二岁。虞公历事四朝，与三杨、蹇义、夏原吉齐名。他在属官中识拔周文襄公，在诸生中识拔于肃愍公，人们尤其佩服他的鉴识精明。他的子孙直到今天仍是当地的著姓。南洲段公传。段公名敏，字惟勤。他的先祖是汴地人，宋朝靖康之乱时迁居金坛。段公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孝敬母亲闻名。弘治庚戌年考中进士，任江西新城县知县，调任庐陵县。百姓受到他简朴厚道的感化，诉讼因此减少。升任户部郎中，督理九门税钞。当时逆瑾刘瑾专权，改变旧制，想增加征收，众人都不敢说话，唯独段公坚持不可，因此没有增加。刘瑾想招引段公成为自己的门生，段公又不肯前往。段公参与浙江藩司事务时，正值邻境盗贼兴起，他预先做好防备，寇盗不能侵犯。后来疫病流行，段公留下来救济赈恤，救活了很多人。他以副都御史身份奉命按察江西。那时李梦阳凭文学和气节享有盛名，但他意气用事、凌辱他人，迎合逆藩的旨意，又因私怨诬陷布政使郑岳贪污谋利，想置郑岳于死地。士大夫大多持两可态度，唯独段公平心处理，以大义折服他的气势，使他闭口。李梦阳虽然怨恨段公，却没有办法指责他。段公因操劳得病，死于任上，享年五十五岁。段公为人温和谦逊、冲淡平和，即使在仓促之间也不失常态；平时常拱手缓步，慢慢说话，不以脸色对待别人，人们看他像是软弱的人。然而他从不苟且迎合、随便顺从，遇到不能接受的事情，必定坚持实现自己的志向。他地位卑微时曾被人欺凌，后来显贵后在路上遇见那个人，那人想避开他，段公追到门后，向他道歉说：“您莫非认为不能对不起段某吗？” 他尤其重视宗族和姻亲，嫁出孤女，救济贫困，按照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去帮助他们，家中没有多余积蓄。临终时告诫儿子说：“我的俸禄余下的钱还足以置办棺材和丧葬，千万不要耗费公家的钱。”儿子依照他的话办理，同僚和属吏赠送的丧礼一概退回。直到今天，乡人称赞他清廉有节、厚道待人；凡是表里无瑕的人，必定说：“段公，段公啊！”段公擅长作诗，别号南洲居士，有《南洲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樗庵王公传。

译王公名晔，字韬孟，世代居住在金坛岳阳。他从小读书，就以古人为标准要求自己，刻苦努力、砥砺品行。乡试考中南畿第二名，嘉靖乙未年考中进士。任吉安推官时，审理案件明察而宽恕，并根据事情用礼义劝导，双方争讼的人都心悦诚服。建昌府缺少知府时，那里同知性情凶悍，令人难以接近；主管官员认为让王某去代理，他一定会有所改变；若同知遇到王某，自己也会更加进步。任满后升任给事中，在省中任职时风采凝重，即使同僚也敬畏他。他多次论奏政事，都十分恳切正直，曾受到一次皇帝褒奖，最终却因触犯大官而被排斥贬落。嘉靖初年，世宗想追尊生母张永嘉等人，因为他们在议礼中符合皇帝心意，便突然得到提拔任用。于是皇帝留心考察古代礼制的事务，又修建南北郊，举行亲耕、亲蚕等礼仪。后来夏言、桂萼等人多有附和赞助，于是沿用张璁、桂萼的旧例，从都给事中升为侍读学士，直到任礼部尚书并进入内阁。中年以后，皇帝留心祷告祭祀之事，认为这样可以延长寿命；严嵩便揣摩皇帝的心意加以迎合，尤其极尽谄媚巧诈。费寀是费宏的弟弟，他的妻子与逆濠的妻子是兄弟姐妹关系；他因为没有结交依附逆濠，颇得当时声誉，但贪图利益、险诈偏邪，并不比严嵩差。这三个人，王公都首先加以弹劾；其中弹劾严嵩尤其切中要害，并且牵连到他的儿子严世蕃。当时严嵩的奸恶尚未显露，世蕃的恶行也还没有被人完全知道；王公在吉安时大概已经有所预见，正好击中了他们隐藏的曲折心思，因此严嵩尤其痛恨他，却一时没有办法发作。王公升任山东武定兵备佥事，任期届满赴部超过期限，便被夺去官职；这是旧制度中没有的规定，是严嵩的旨意，后来竟成为成例。王公在山东时，曾陪同御史巡行所属地区。当时副使吴龙道病得很重，王公进见御史说：“吴副使病势危重，不能把他交给下人照料，非我亲自去看望不可。”于是辞别御史前往，直到今天山东官场的同僚还称道此事，佩服他的义气。王公侍奉双亲很孝顺，但有个弟弟像象一样顽劣，慈爱不能感化，严厉也无法约束，王公最终因此郁郁成疾而死。他做官多年，财产没有比贫寒时增加；当时子女婚嫁、修葺房屋，多向别人借贷。病中只有一张床，身上盖着遮体的布被。县令因而前来问病，见到这种情形，深深叹息并敬重他。近世讲学的人争相尊奉陆九渊、贬抑朱熹，号称在言语文字之外直接把握根本；王公不为所动，说：“我敢断定，他们都是收拢放失之心罢了。”临终时对人说：“圣贤没有自以为是的学问，古今没有只凭自用之意而成就的豪杰。” 同县人范楷，字子正，父母去世后守丧三年不进入妻室，王公终身以礼敬重他。唐治时性情刚直、意气用事，王公常常谦下对待他。王公有一间读书室，名叫“樗庵”。溪田马公曾为它作《樗庵铭》。王公死后，求学者汇辑他的遗文，称为《樗庵先生集》，共若干卷，流传于世。王氏家传。

译我们王氏宗族，自义五府君以上，先人的名讳已经失传，族谱也没有保存下来。义五府君生于元朝末年，靠务农起家，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己。夫人谢氏知道漫塘刘先生的贤能，常常用他来教训子孙说：“能够学成这个人的样子，我的愿望就满足了。”他们有三个儿子：长子荣，字子华；次子荂，字子辉；三子茂，字子贤。洪武年间，子华以人才被举荐，任杭州府同知，辅佐崇山侯开挖溧水县的胭脂河。河道正好经过富民的房屋，本应迁移；崇山侯接受富民的钱，因此把河道改弯。事情败露后，崇山侯伏法被诛。子华应当连坐，当时子辉府君年仅二十五岁，奋然前往，想救哥哥于危难。亲友都劝止他不要轻易尝试，说府君听从了未知的劝阻，最终奔赴京师击登闻鼓，上书请求代替兄长去死。皇上认为他有义气，准许他前往探视。子华已经赴刑场，临别时对子辉府君说：“愿来生投胎做你的儿子。”府君回来后，深厚抚养哥哥留下的孤儿，把管钥交给他，把藏金也让给他，直到第二代仍未分家。正统初年，他拿出粮食三千石帮助官府赈济饥民，皇上听说后赐敕表彰慰劳，表彰其门为“义门”，并仍然免除他家的徭役。六岁至今，我们王族只有府君的子孙最为兴盛。他有五个儿子：政，字以正；彻，字以通；敏，字以学；敡，字以振；敞，字以明。当初，子华因膑刑而死，以正府君出生后常常按着自己的膝盖称痛，人们对此颇感奇异。府君性情孝顺友爱，豁达大度，抚养三个庶出的弟弟，为他们安排婚姻和学业；看待他们的田地房产如同自己的，直到他们都成家立业才停止。族人中恭一这一支最为尊贵，但性情乖僻，难以相处，府君却能委曲周全，使他欢心。恭二十个儿子中，只要有谁不高兴，便率领十个儿子到府君门前争吵。有时还登上府君的厅堂，把窗户拆下来拿到市场抵押，府君却更加恭敬地对待他。府君治理家庭勤俭严整而有法度，每天天刚亮就起床，整理衣冠坐在堂上，子弟便都拱手站立等待吩咐。有一天，他的弟弟起床稍晚，不敢出来见府君，便假托有事从外面进来禀报，才得以免受责罚。他家的家法就是这样。景泰年间，他拿出粮食帮助官府赈济饥民。他有五个儿子：镇，字孟安；锺，字孟英；钰，字孟坚，是乡贡士，官至辽王府长史；钦，字孟寅；銈，字孟璋。孟安府君是三代嫡长子，才干谋略超过常人。他挑选能干的仆人和肥美的田宅，先分给各位弟弟，自己却取得贫瘠的部分；他努力耕作，收获加倍，还有余力分给生活不足的人；亲疏、贤愚各自得到适当的待遇；救济他人的急难，总是唯恐来不及；借给别人钱粮多半不取利息，即使有人欠债也不再追问。乡人敬重并爱戴他，称他为王大老。每次经过集市，坐着的人一定为他起身。他十六岁时担任税长，被巡抚周文襄公看重，无论周公到哪里都带着他，有事常常向他询问。遇到歉收、稻谷不足时，纳税户拿杂粮来缴税，其他税长都生气不肯收，唯独府君全部收下，并用自家的粮食代替上缴。第二年发生大饥荒，米价飞涨，府君拿出杂粮出售，百姓得到救济，官府应收的粮食也得以补足，乡人于是非常佩服他。成化初年，他拿出粟米二千石帮助官府赈济饥民，被表彰授予承事郎。继室许夫人也有贤德，虽然生活富足，却亲自勤劳纺织，每天常常做到半夜。每年农事开始，家人都在田里，夫人总是亲自烧饭，为劳作者供给饭食。有一个儿子叫瀚，字仲渊，赠承德郎、兵部武库司主事。他性情谦逊平和，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居家时谨慎祭祀，与人交往重视诺言。夫人冯氏额头宽阔、面颊丰满，不把世俗事务放在心上，整天端坐，从未显出疲倦的神色，活到八十九岁，精神明敏而不衰。一日子孙来到面前，她已经不能再辨认记忆，无病而终。她有四个儿子：长子杲，字汝阳，以监生身份做官，任江西都司都事；次子就是先君，名臬，字汝陈。正德丁卯年中乡试，丁丑年考中进士。起初授任兵部车驾司主事，因劝谏武宗南巡而触犯圣旨，和同僚一起在宫门跪着，分别受到廷杖，后来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服丧期满，授任兵部武库司主事；因母亲年老，请求在南京任职以便奉养母亲，改任南京户部四川司主事，不久改任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升任稽勋司郎中，出任东昌府知府；又以母亲年老陈情请求就近奉养，改任宁波知府，最后官至山东按察司巡海副使。再次是槩，字汝平；乐，字汝和，二人都是监生，未做官便去世。正德己卯年，廷臣劝谏南巡，先君在三月十五日上疏，十七日听说库部公去世，二十日奉诏跪在宫门五日，二十五日在朝廷受杖。正当内心悲痛欲裂、滴水不进之时，又遭遇这些事情，旧病和伤势格外严重；被抬到张家湾时昏死过去，后来又苏醒。在南京任考功主事时，曾为宋代张文简公、刘文清公、王正肃公请求修墓建祠。三位公都是金坛人，奏疏中说：“这三位君子著书立言，都对道学有功；他们在朝廷任职、立身行事，可以成为后世的典范。” 又说：“如今海内虽然文治兴盛，但修养心性、涵养德性的功夫很少；虽然杰出人物不断出现，但老成浑厚的意味却很淡薄，应当崇尚实学来砥砺士人的风气。”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名言。东昌府过去土地荒芜、人口稀少，于是召集百姓开垦；编入户籍的人有土著和迁民之别，田税的多少起初没有一定的规则，豪强奸猾之徒因此得以从中上下其手。富户耕种没有粮税的土地，贫民却缴纳没有土地所出的粮税。先君根据百姓的请求上奏，奉朝廷命令为他们丈量土地。先君生长于南方，深知丈量田地的弊端，完全在于委任了不合适的人。所以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百姓却先看到骚扰，有人反而借机作奸，百姓又受到严重祸害。先君从所属官员中选出知县张四维等人分别负责此事，自己亲自核查校验。巡遍一州七县，从未浪费公私一文钱，长期积弊顿时清除。均田之后，熟地有的三四亩缴纳一亩的粮税，荒地有的十几亩缴纳一亩的粮税。四方逃亡迁徙的人听到消息，渐渐回来恢复旧业。先君亲自率领属官，特别用心存恤百姓；安置他们，或替他们安排住处，供给耕牛和种子；禁止州县不按时滥派征敛。本府的夫役，除高唐、恩县、茌平三地陆路应付的差役外，沿河又设有聊城、临清两个夫役厂。

译每个夫役厂每年应当编派接递牌夫一千五百名。临清按照旧例，每名夫役征银六两五钱，全部解送州库，再按时雇募，年终送交兵备道考核。本府不得参与其中；只有聊城夫役厂全部由正式夫役承担接递，往往被无籍棍徒包揽，一人常兼数役，冒用空名，奸弊百出。先君到任以后，命令各州县按照应役人数，一半征银、一半服役接递，听凭百姓自行选择，不得强迫。遇到使者和宾客往来，先尽量调派现有夫役；如果人数不足，再发银雇募。嘉靖七年冬天，核算一年之间，已经节省夫役银三千八百余两。嘉靖八年重新审定均徭，具文申报巡抚，每名夫役减去银二两五钱。河下接递时发给盖印的长单，上水、下水的夫役人数都有定额，过往客人不得额外索取；夫役也不得逃脱。马公问庵曾任旧巡台，经过各县时，县官送来的夫役常常超过通常数额，马公总是退回，说：“这是为了成全贤太守的美名。”少师杨文襄公【一清】写信给先君说：“您到任以来，清简治理，爱护百姓，士人和百姓都非常归心。只是过往士大夫中间偶尔有人不高兴，大致是因为您接见他们稍微疏少，以及夫役接递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意。东昌是交通要冲，往来频繁，怎么能人人都接见呢？裁减节省夫役屡有明确诏旨，都是不值得忧虑的；但也不能不知晓这些情况，只要善于斟酌处理罢了。”郎中刘公【一正】写信说：“东昌的政绩声誉远播，而且停止河工的一篇奏疏，救活了数万生灵的性命，部堂诸位老臣都非常羡慕佩服。盛公把回咨交给我的兄长，竟然对奇异的政绩帖然服从。”征取便攻讦，这就是两位公因此失败，而我的兄长反而更加有名的原因【停止河工的事情，详见年谱及文集中给盛都宪的书】。前任海道副使冯公【时雍】写信说：“海道团操，是玺书中所载的制度，交给兵权，责任在于截击杀敌。设置中军、建立操练厂，是为了作长远考虑。怎么能因为小小的议论就废弃呢？一旦有警报，拿什么来应对？”又说：“议处车夫等事情，更可见老成周详的考虑【团操和车夫等事，详见文集】。先君性情真率，待人坦荡平易，但处理事情从不苟且赞同、曲意顺从。他一生不欺骗别人，说话时从不斜倚无礼，行走时从不左右顾盼。先君遇到自己认为不可行的事，仿佛严厉得不可侵犯，但气量极其宽宏，能够容纳别人所不能容纳的事情。先君生于成化丁酉年十月初九日，终于嘉靖癸丑年十一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七。” 先母封为安人，姓于，世代籍贯在金坛，是处士于宁的曾孙女、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于盛的孙女、前江西万载县知县、封兵部郎中并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于镒的女儿。都察公与先祖父库部公交好，又奇异于我父亲的才干，于是把安人嫁给了我父亲。安人生来贞静，长大后明敏聪慧，具有男子般的见识气度。我家与外祖家住得很近，外祖母芮太淑人与我的祖母年寿也相近。安人在两位母亲之间周旋，可以说做媳妇如同女儿，做女儿如同儿子。她与妯娌和宗族相处，都合乎礼法。兄弟中她最敬重长兄伯舅素斋公，公开地不废弃家人之间真率的情意，只希望他具有古人的道德功业，唯恐他有所失误。两位弟弟叔舅、季舅最年幼，但他们来到我家，对安人的恭敬完全如同伯舅，也没有废弃宾客之礼。伯舅壮年才有儿子，晚年才有许多孙子，安人为此忧虑，也为此欢喜，仿佛是自己的事，疼爱他们如同自己的子孙。她对各个子女虽然极其怜爱，却不纵容；他们所应有的饮食衣服，必定加以节制；教导他们的起居言语行动，也必定有一定的规范。及至我樵考中进士、任行人，她反复告诫我以任性为戒。我出使蜀地时，她虽然日夜盼望我快些回来，但我回来后，她又没有一次不勉励我赶快出发。我出发后，安人患了病；等我樵再次奉使回来，已经再也见不到安人了。唉，这种悲痛怎么能承受得住呢！父亲做官清廉俭约，安人能够与他同样守德，即使日常所用只是蔬菜和布帛，也从未私下买过一件东西。父亲在莱地任职时，一天夜里安人额头出血，病势很重。平日父亲出门办公时，我樵想请医生，安人不同意，只让人写信告诉父亲罢了。安人生于成化己亥二月十四日，终于嘉靖庚戌七月十五日，享年七十二岁。我樵兄弟五人，姐姐妹妹三人，都是安人所生。长兄名焘，字元度，早逝。二兄名点，字子与，是监生，未做官便去世了。他幼年就有端正的品性，不喜欢轻佻游荡，读书时口诵手抄各种经史，几乎遍及全部。先父晚年患了末疾，兄长构建爱日堂，每天请来相交友善的亲朋，一同陪先父娱乐，因此先父虽有病而仍然安宁。溧阳黄山张氏的儿子是他的女婿，成婚时他按照伯舅的意思把私田作为陪嫁给了他。张氏不接受，他便把田价送来；兄长收下后，又将钱归还给张氏。三兄名烋，字申甫，博览群书，擅长作诗，入国子监后没有参加选任便去世了。四兄名烝，字献功，是县学生，按年资本应被贡入太学，提学官却嫌他记诵太多而文字太大，压低等级录取，使他感到委屈。兄长有心计，长于治理家业，家产累积到万金，却不肯胡乱花费一文钱。晚年才捐出钱财创建祖祠，还打算逐步办理各种义举，但尚未完全实行便去世了。诰封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水南荆公行状。

译公姓荆，名辂，字子坚，别号水南居士。世代是丹阳的望族，起初居住在珥塘村。元朝末年，祥十公入赘皇塘，才迁居那里。传到第八代，便是公。曾祖名讳某，祖父名讳某，父亲名讳瓒，母亲王氏，是我樵的姑母。公幼年聪慧，教给他的书立即就能背诵。然而他自认为是独子，没有旁支兄弟可以共同支撑门户，于是放弃科举学业，一心料理家务。十七岁时，代父亲南庄公收取县里的丝价，同去办事的少年有人招呼他去参加不合礼法的游乐，公立刻羞红了脸，谢绝离去。事情办完后，他寄宿在一座道观里，不随便出入。辛丑年，母亲卧病，公侍奉汤药，昼夜不离身边，大小事情都亲自办理，从未假手奴仆。母亲病重不起后，他悲伤过度，完全合乎礼制。每逢岁时祭祀，他总是潸然流泪说：‘我的母亲出身大族，嫁到我家后能够自我克制奋勉，与我的父亲共同勤劳，安于清淡的生活。如今家业将要成就，母亲却来不及享受，我将用什么心情面对这件事呢？’戊戌、己亥年间，巡按吴地的人相继以打击为事。南庄公因诬陷构陷而被逮捕，公挺身到司法官那里代父申辩，事情最终得以查明。族人乘机挑拨，想谋取自己所要的东西，公装作不知道，反而善待他们，又以宗族情谊替他们出钱，帮助他们渡过急难，于是仇敌反而变成了友好之人。乙巳年发生大旱，县令委托公设置粥棚来供养饥民。别人承办官府事务，大多只是应付文书、敷衍塞责，唯独公对儿子光祖说：‘救济人的事情，我们本来有这个心愿，只是力量有时达不到；如今借助官府的力量，正是我们可以尽心尽力的时候。’每天五更便起床，父子与四五名老仆一同出入办事；汲取泉水必定重新洗涤器具，锅必定洁净；让饥民分坐在佛寺东西两廊，亲自拿勺子斟酌多少给他们。午饭时又这样做。如此持续一个多月，救活的人非常多。主管官认为他能干，又发文命公到江北买粮，限定十日内办完，并把数目报告给监司。公徒步日夜赶路，每天走一百多里，遍历偏僻乡村，所以买到的粮价公平而粮食优良。当时三县饥荒，都依靠淮麦救济；同办此事的人于是跟随公所到的地方前往，也都得到了所求的粮食。宗族承担里甲差役时，同役的族兄泽稍微侵吞了其中的钱物，按法律应当永远充军。族人互相构陷，想让他迅速发遣。公竭力替他周旋解脱，所以拖延了他的行期。泽得以因年老多病死在拘禁之中。既保全了他的性命，又没有牵连他的子孙；他的子孙至今仍然感激，而公始终不提这件事。公一生内心没有机心，对外没有棱角，质朴任性而自然。他与人相处，从不只求适合自己、便于自己。遇到事情众人议论纷纷时，公慢慢说出一句话，事情便能确定下来。别人无意中侵犯他，他从不争辩曲直，因此别人对他没有怨恨。有人带着善意来对待他，即使那人才能超过自己，他也不疑忌，从未有嫉妒之心。他勤劳节俭出于天性，治家有固定的法度，踏着霜、戴着星出门，亲自走在童仆前面，所以家事虽然不严厉督促，却能治理得井然有序。他自己所享用的不过是布衣粗食，一件衣服穿了几十年也不更换。家中没有妾媵，与妻子白头相守，一同活到高龄，终身没有一天稍有改变。他知道荆州唐先生、凤阿姜丈的贤能，便派儿子跟随他们游学。居家喜欢阅读书史，遇事善恶是非分明，但面对别人从不谈论，别人不知道他有学问。他因儿子光裕历任郎官，而获封与儿子的官职相当，却并不以此自知尊贵。乡里推举的宾贡之士进入仕途，也不因此自认为贤能。有了能够继承家业的儿子，却不因此放纵自己，难道不是因为他具有恒久的德性，不因外物而改变吗？公生于正德戊辰年某月某日，终于万历乙酉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九岁。妻子贺氏，封太宜人。儿子四人：长子光祖，丙子年被推荐，任云梦知县；次子光裕，辛未年进士，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云南按察司提学副使；次子光祚；再次子光祉，二人都是太学生。诸子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父亲迁葬到新选定的墓地，托我樵撰写他的行状，拜谢并哭泣着说：‘光祖赴任云梦，父亲家中的书信往来，总是勉励他保持清白、爱护百姓，尽到职守，不要因为我年老而挂念。如今这些话还在耳边，而父亲已经再也见不到了。除了您，还有谁应当记述他呢？’我樵没有才学，文字虽无文采，但叙述事情不敢不真实，恭敬地等待有名望的君子来采录。故沂州学训恢庵卜先生墓志铭。

译先生姓卜，名云吉，字允臧，学者称他为恢庵先生。他的祖先是河内人，宋代宣赞公最初迁居六合；国初教授公卜震亨又迁居宜兴任教授。震亨生冬官公益，公益生地官公友道，友道生秋官公祺，公祺生耆士公年。耆士公因为与长兄佥宪公一同在内外做官，后来留下奉养双亲，终身没有做官。耆士公生贡士西园公章，西园公生先生。母亲蒋夫人梦见羽士降临庭院，因此先生出生后就聪慧非凡。幼年便能书写径尺大的字，创作五言、七言诗，作对联常常出人意料。长者屠公爵把女儿许配给他。乡里的前辈多有不论年辈地与他结交的。十三岁时居母丧，极尽哀痛。十七岁参加有司考试，总是名列前茅，进入乡试。听说西园公得病，便徒步急忙赶回去侍奉汤药。西园公去世后，他悲痛双亲早亡，未能得到禄养，哭泣时常常昏厥。两个叔父生活艰难，他奉养他们从不懈怠；叔父在官府方面有债务，他常常卖掉自己的产业来偿还。宗族中贫穷的人，他分给衣食，彼此有无相通。有人读书却请不起老师，他亲自教导。四十二岁时，才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参加北畿乡试没有考中，授任沂州学训导。沂州士人质朴鄙陋而缺少文采，经学旨意和时文，经过先生指点教授的，大多能够有所成就。对于人的品德高下、行为修养优劣，他都能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启发引导，因此知道感动奋发、改过悔悟而成为善士的人非常多。癸卯、丙午年，他两次参加山东乡试。丙午年，他的门生孙奎在小试中偶然被遗漏，先生便把名额让给他，孙奎果然考中。共事的高士材死于任所，先生替他料理丧事，捐出俸禄资助他归葬。不久请求退休回乡，不让世俗事务萦绕心怀，只每天与门下士人订正旧学。先生年轻时以文章自负，从小读书，从六经、诸子、史书以下，直到音律、医学、卜筮、禄命、稗官、佛典，没有不涉猎的。他作文汪洋宏博，拿起笔立即写成，片刻之间便有数千字。人们起初把他当作文士看待。后来他自己悔恨说：‘学问如果不能用来治理世事，只是耗尽一生的力量，老死在文字之间，难道不是辜负了这七尺之躯吗？’于是完全放弃所作的文章，专心关注天下事务，深入研究各种利弊本末，对得失的谋划非常熟悉，尤其喜欢谈论军事。他与下邳汤将军交好，手持策杖到军门，设置奇谋，谋划屡次奏效，却从不谈论功劳，说：‘这不是书生应做的事。’然而人们于是称他为豪杰之士。大概到了晚年，他又为自己这句话感到后悔，说：‘学问难道是许多外在事务吗？只是治理自己的内心罢了。即使应酬交往有万般变化，处境有顺有逆，根本都应以无愧于自己的内心为主。’ 于是人们又把道德归美于先生，而先生却以此为耻。他不曾树立门户，只是随处体察认识，潜心独自有所领悟。考察他一生，表里没有差异，言行完全一致，尤其厚重地对待伦理道德。一个宗族中，无论饥饱、衣着寒暖、儿子成婚、女儿出嫁，全都专门仰赖先生一人。但先生家资本来微薄，凡是从公廪中得到的东西，总是拿来资助别人，而不为自己经营。唉！先生可以说是笃实行义的君子了。先生生于弘治丁巳八月二十日，卒于嘉靖戊申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二岁。妻子也有贤德，就是屠公的女儿，比先生晚三十年去世。儿子二人：长子以礼，是县学学生，后来在屠夫人去世一年后去世；次子以学，考中万历癸酉应天乡试进士。先生去世时，两个儿子还年幼，暂时把先生安葬在龙潭道路旁。庚辰年十一月，进士公准备把屠夫人与先生合葬，于是拿着前任教谕刘君自省所作的墓志，来请我写铭文。我一向仰慕先生高尚的志趣，又承蒙进士公深厚相知，不敢推辞。铭文说：‘从前万石君一家，不靠言说而亲身实行；如今在阳羡，也有两位先生。官位虽不显赫，道德却使世人赖有老成之士，后世将会有所考察。’ 难道不是要把这些遗留下来的典范保存下来吗？故登仕郎、鸿胪寺司宾署署丞南区于公与配偶蒋孺人合葬墓志铭。

译公名棐，字公忱，别号南区居士。他的祖先是汴地人。宋靖康年间，宣教郎安三公跟随高宗南渡；兄弟三人，长兄升居住在滁地，次兄暹居住在临安，幼弟显即安三公，选择在金坛王母观定居，这就是公的始祖。安三公生洮溪公茂，洮溪公生芳洲公纯。芳洲公有三个儿子，长子碧潭公本，任嘉兴府通判，因公事死亡，追赠同知，列祀名宦；次子清潭公宁；幼子月潭公润。月潭公生赠右副都御史渔隐公盛。渔隐公正是我的外祖父、【缺字】玄先生，名讳镒的父亲。玄先生精深于理学，成化甲午年中乡试进士，任万载县知县。因为我伯舅显贵，追赠两代都为右副都御史。于氏始从王母观迁入县城姚家巷，衣冠人物之盛，为县中第一流家族。古城公名泗，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因为次子肖玄公显贵，追赠监察御史。南区公则是古城公的长子。他年轻时就练达，善于治理家业，对上能够承顺古城翁的心意，对下能够成就肖玄公，使他得以专心求学。肖玄公考中进士入仕三十多年，不让家事牵累心神；从连房合灶共同生活直到分家，优良田地房宅、仆役的编制安排，都只听从南区公的话。兄弟之间友爱，完全没有你我之分。古城翁五十岁去世，南区公与肖玄公悲痛父亲未能享受福禄，侍奉母亲太孺人极尽孝道；对各位舅父以及亡姐、寡妹也都施以恩惠。后来肖玄公终于接受诰命，世代在内台任职，与长兄家族同样显赫，这都是肖玄公的力量。当我伯舅显贵时，南区公恭谨文雅，侍奉各位伯叔如同父亲，礼待所有堂兄弟，乃至内外亲戚，没有不欢喜得如同兄弟的。内外亲戚从我兄长巽谷公以下共有五人，年龄都相差一岁，曾约定每隔一年举行生辰会，轮流作东的次数无法计算，这也是亲戚中一段美谈。我最年幼，还来得及与肖玄公一同考中进士，在同一朝廷做官，退职后又能彼此相乐直到老年；年过七十将近八十，只有我们三人曾在王、于两家担任祭酒，难道不是尤其难得吗？我还记得在朝廷时，肖玄公正以监察御史身份巡视北畿学政，南区公以候选官身份到京城，租住在民舍里，别人不知道他是侍御的兄长。后来他被任命为鸿胪寺司宾署丞，每天接近皇帝，身份尊贵了，却反而不愿就任。不久便请假归乡，聘请老师教导儿子，经营田园，作为终身的打算。公府中从没有私下请托。隆庆四年，乡里有人因时政而稍有抑扬，便乘机谋利，用束矢作为总货的通行办法，终于形成风俗。公所受的侮辱不止百种，但他能够柔和忍耐以成就事情，一切听从司直的裁断。大概他散尽的钱财实在很多，只是公从不说。公生于正德癸酉正月二十五日，终于万历庚寅二月初七日，享年七十八岁。妻子蒋孺人，蒋氏确实是溧阳的名门，她的父亲是楚藩典膳乐静公珑，母亲是赠藩参凤桥史公的姐姐。孺人出生后，舅父太仆玉阳公疼爱她，到了成年仍养育在舅父家中。她常见富贵繁华、令人喜悦的事物，却淡泊无所羡慕，勤于女红，安于布衣素食。嫁到于家后，便解下嫁妆换成金银器具和美味食物来奉养公婆。公婆喜欢乡居，只留下孺人住在城中。自祖母芮太淑人以下，内外尊长亲属大约十多人，她在其中周旋，遵守礼法，尽到妇道，没有不合他们心意的。她与丈夫、妯娌相处和睦而庄重，终身没有离间之言。她管理奴仆，慈爱而严整，能够让他们尽力做事。一生从不谈论闺门之外的事情，也看不出亲疏厚薄的痕迹，难道不是女德有恒而且有始有终吗？孺人生于正德乙亥十月二十六日，终于万历庚寅十一月初七日，享年七十六岁。儿子三人：长子廷爕，考中应天庚午乡试，娶史太卿玉阳公的孙女，继娶宜兴徐文靖公的后裔之女；次子斗聨，是国子生，娶同县曹内翰含斋的女儿；再次子廷羔，娶宜兴吴文肃公的后裔之女。又有次子廷点，是侧室所生，娶溧阳彭光禄凤泉的女儿。女儿四人：长女嫁给我堂侄、辰州府经历三重；次女嫁给宜兴别驾玄圃吴公的嗣子达礼；次女嫁给诚意伯石圃刘公的后代尚忠；幼女嫁给内翰、武进履庵吴公的嗣子宗泰。孙子五人：长孙同庚，是斗聨所生，为县学生，娶无锡王太仆继山公的孙女；次孙长庚，是廷爕所生，娶同县举人和宇张君的女儿；再次应庚、闰庚、奎庚，都是廷羔所生。应庚聘娶绩溪大司马默林胡公的后裔之女。孙女五人：长孙女嫁给丹徒曹宪副肖厓公的儿子良宾，是斗聨所生；次孙女嫁给宜兴徐太学云汀的儿子、庠生锺秀，是廷爕所生；其余都还年幼，尚未许配。廷爕不幸早逝，斗聨率领诸弟能够继承父兄的志向，选择墓地，在近郊顾龙山山麓得到吉地，准备于十九年二月十七日一并办理两位亡人的安葬。为了大事，大家思量着要表扬亡者的遗德，错误地把这件事托付给了我。我忝列于堂兄弟之后，虽然没有文才，却不能说不知道义理，因此不能推辞。于是我采集依据自己所知道的事实，列述如下，并在后面附上铭文。铭文说：‘丈夫刚强，妻子柔顺，是常道；刚柔都合乎正道，才是美德。同德同寿，后代将会昌盛；同穴合葬千秋万代，墓在山的南面。’ 曹母王孺人墓志铭

译孺人姓王，是已故太史曹君大章的妻子，也是我的堂侄女。父亲名黯，别号水西居士；母亲高孺人，是金坛的官宦家族。嘉靖乙未年，先父从山东辞官回乡，旧宅仍与伯父北渚公共同居住。北渚公常住乡间治理农事，只把水西公留在城中，与先父相连居住。那时我才十五岁，水西公不计年辈，把我当作兄弟来接待。高孺人不幸早逝，水西公独自抱着幼子阶哭泣，指给我看说：‘寿命长短是命运，失去父亲的孩子怎么办呢？’又指着旁边一个女儿说：‘我的女儿们都不会失去嫁入富室的机会，只有这个女儿聪秀而有文才，是大人所看重、准备纳聘曹氏的，她就是孺人。’当时孺人还只是垂髫少女，在哀伤哭泣之中，接受母亲遗留下来的钥匙和管家事务，做事十分谨慎。水西公回到内室看不见高孺人，看到女儿能够这样做，脸色才稍稍舒展。到了成年，她嫁给太史；太史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舅父计部公，姑母蔡孺人以艰苦创业，到了晚年才生下儿子，因担心别人觊觎他的产业，便想尽办法把家业保护在他人爪牙之外，直到儿子成人娶妻，才非常高兴地说：‘按礼制，舅姑宴飨新妇时，舅母先从西阶下来，新妇从东阶下来，用来表示继承交替。’ ‘如今也到了新妇替代我的时候了。’她略微用家事来试验孺人，孺人样样都治理得如同一向熟悉。计部公夫妇于是更加高兴。丙午年，太史君考中乡试，而计部公死于任所。有人传言其中另有隐情；丧事归来时，随从中有人逃窜在路上，蔡孺人急切地想追查到底，孺人却用委婉的话替他解围。后来太史果然因暧昧之事被权要怀疑，几乎要加重罪名；他脱离刑具，逃到京城，考中南宫第一，事情才得以解释清楚。进入史馆才三个月，蔡孺人又因病死在家中。蔡孺人患病时，孺人也染了病，却不肯说出来，仍然侍奉汤药；若不是润医何君说起，家人都不知道，几乎因此无法救治。她扶着羸弱的身体料理终丧，封存并标记遗物，等待太史到来，家中一切仍像平常一样。太史既已因文章闻名四方，吊唁的客人没有一天中断；守丧期满后，他做官更加以豪华自我标榜，座客常常满堂，饮食如流水一般，有一席菜肴就花费数金的。内厨事务全都交给孺人，而孺人不觉得劳苦，连一点酒浆也必亲手经办。因此太史能够博取宾客的欢心，而孺人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薄。戊午、己未年间，我与太史一同在朝，每次到他家，进入内室，总看见孺人穿戴不过是簪珥和绢素衣服。逢年过节有时依照家人礼节，远道来到我住处象房旁的宅舍，看见我的房间空寂简陋，总不免动容，为此停留，与我的妻子亲切交谈，直到傍晚才离去。太史的举主是浔阳董公，太史依照门生礼节拜谢。孺人也时时向董公夫人通报问候，趁机传话说，担心太史或许有过失，只有董公能够匡正救助他，希望夫人从旁劝助。这件事是我在嘉禾时董公亲口告诉我的，我才知道。太史在朝廷任职只有一考，便因脚病解职归乡。不久因服用许多补气药，病发于肺，吐出紫色血液和异色痰。有两个儿子，到了弱冠之年，都是优秀人才，却不幸接连夭折。孺人便劝太史节制欲望、保养身体，以筹划后嗣，纳蒋氏为妾，生了一个男孩。孺人把他抱在草褥之间抚养，说：‘曹氏的香火危如一线，我的儿子虽然死了却又没有断绝；我的丈夫本来没有后代而现在有了后代，全都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怎敢不承担这个责任呢？’她为此付出的劳苦几乎超过抚养亲生子女。不久太史去世，长期积累的祸患纷纷聚集，都由孺人一人承担。太史曾被大盗郑盼劫掠，有人胡乱指称他把财物藏在广陵大商人韩生家中，韩生因此破费巨万。太史不服，向朝廷申诉，也因此被牵连除名。其他牵连之事久久不能结案，追捕呼拿的人每天都来到门前。何况又是孤儿寡妇，更容易被人欺侮，处境比太史早年还危险。孺人每天向太史的几个好友、门生王继山、张虚庵等公号哭求助。因此，在孺人去世以前，曹氏能够安定地保有家室，在上级那里得到保全，遗孤也能长大成人，全都是孺人的力量。曹氏兴盛时，孺人从未从家产中取一丝一毫为自己谋私利；曹氏衰败时，孺人不但没有因家族存亡而改变心志，反而确实对曹氏有功，历经坎坷而毫无怨言。人在失意时，即使兄弟也难免把过错归咎于孺人；有了善事却无不归功于太史，有了恶事则一定替他遮掩。到了晚年那些事情，太史也在内心对妻子感到惭愧，却从未不与她共同承担，把遭遇归于命运而安然接受，说：‘这也是命罢了。’太史死后，她的悲痛更加深重，最终因劳苦憔悴，未能享尽天年。孺人生于嘉靖乙酉七月十一日，终于万历乙酉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一岁。儿子三人：长子祖见，是县学弟子员，娶溧阳史太仆际孙女；次子祖闻，聘娶无锡安氏，二人都是孺人所生；次子祖鹤，游学太学，就是蒋氏所生，娶无锡沈氏女，另一人是孺人所生。嫁出的女儿是同县太学生于斗聨的妻子，今年三月二十五日与太史君合葬。祖鹤拿着我堂孙键所写的行状来见我，请求宫保、大宗伯凤阿姜公撰铭。姜公一向与太史交好，尤其了解孺人的贤德，墓志铭如果一定由姜公来写，或许足以使孺人不朽。恰好姜公外出，而安葬日期已经临近，不能等待。姜公一向以道义与我相互信任，出自我之口和出自姜公之口，应当没有不同，所以我不避亲属作铭的嫌疑，为她撰写铭文。铭文说：‘妇人的贤德，从前有敬姜；她嫁给季氏，丈夫早逝，言语不越过内室门槛，以礼法自我持守，孔子称赞她，百世都有光彩。继她之后，班氏有昭君，世代传承家风，也归于曹氏；不愧于班彪，能够敬重班超，在宫中传授经书，在朝廷辅佐政事，继续完成《固史》，作成汉代一部经书，是女子中的豪杰，大家都这样称道。人活在世上，什么重要，什么轻微？形体终将腐朽，流芳的是名声。令人感慨的是，孺人对于曹氏有功德，为丈夫、为儿子，抚养穆伯、文伯，辛劳三代，不遗余力，竭尽劳苦直到死亡，形貌也因此枯槁瘦削。唉！曹氏有这样一位妇人，却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她；王氏有这样一位女儿，我理应为她作铭，以此昭示后人，希望后人能够以她为鉴。’ 明故明威将军、杭州前卫指挥佥事王君墓志铭。

译君名在，字于京。先祖万八最初在金坛置家。万八生仁一，仁一生杰。杰以良家子弟的身份持剑跟随太祖高皇帝平定叛乱，有功。贾森璇因功升任燕山左护卫副千户，不久又因奉天征讨之功升任金吾左卫指挥佥事，历任升至浙江都司都指挥佥事。璇生钺，承袭杭州前卫指挥佥事之职，又因功升任浙江都司都指挥佥事，才开始把户籍定在仁和。钺生溥，溥生楷，楷生辉，都世袭此职。辉生君，君的母亲钱恭人，出自钱塘官宦家族。君家世代以武功著名，但君独独喜欢儒学。仪部巨石江公喜爱他，把女儿嫁给他，又给他胡氏《春秋》，命他与自己的儿子们一同学习。江氏向来多有贤人，因此君的见闻更加丰富。嘉靖丙午年承袭祖职。癸丑年倭寇侵犯闽浙，君能够勤勉尽职，在盛暑中一个多月不解铠甲。倭寇退去后，他请假就医，漫游山水之间，穿布衣徒步行走，竟忘记自己是官员。晚年喜好清静养生之道，有时默坐一整天，尘土积满房间也忘记自己的贫困。君生于正德戊寅二月初九日，终于万历壬午三月初五日，享年六十五岁。明故卫辉府推官邢君墓志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 明代已故卫辉府推官邢君的墓志铭 君名继本，字某。他的祖先在晋朝末年南迁，如今是高淳人。世代都有能人，因此成为特出的大家族。父亲世荣，任兵马副指挥、潞安府通判；母亲李氏，封孺人。君出生后，家族才因孺人而显贵。嘉靖辛酉年考中顺天府乡试，屡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考中。万历丙戌年选授卫辉府推官，曾代理汲、辉两县的县印。当时正逢旱灾蝗灾，他把漕运来的粮食煮成粥，供给饥民。逮捕七名盗贼，其中六人是被仇家指认，吏员严刑逼供把他们牵连进去。君查明实情，弹劾吏员，释放六人出狱。有十六岁的男子奸污十岁女子，君审阅口供说：‘这不过是因为幼女而制造成狱，把戏弄当成真实；况且那女子如今已经长大并生育，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向上级申明情况，赦免了那名男子。有三名盗窃犯误伤他人而被判死罪，不久其中一人死去，君说：‘这样也足以抵罪了。’于是免除另外两人的死罪。又有一个七岁女孩死在路上，查不出原因；君祈祷后得到梦示，有人授给他一本书，书中列出的姓氏第一个是赵。第二天追踪逮捕，果然查出杀人者是赵世强。部使者相继向朝廷推荐他，眼看就要升迁征召，君却因病去世。去世于万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距离他出生的嘉靖甲午六月初五日，享年仅五十四岁。妻子徐氏，是中山武宁王的后裔之女；继妻孙氏，是金陵人。儿子五人：长子仕辰，聘娶我县于文学玉鸣的长女，她是我舅父御史大夫公世元的孙女。仕辰准备于十九年某月某日把君安葬在本县立信乡南墟的南面，托于文学来请我作铭。铭文说：‘学问足以使自己显达，政治足以惠及别人，何必一定要钟鸣鼎食、华车朱轮？他自身积累的功德深厚，从世人那里取得的名利却很少。造物主不报答他本人，却会报答他的后代。君之所以能够永远安妥地安藏在这里，将不正在于有贤能的后代吗？’ 中顺大夫、南京鸿胪寺卿观吾史公墓表。

译从前椒山杨公下狱时，权奸摘取他奏疏末尾援引二王的一句话，认为这是离间，想一定把他置于死刑。刑部尚书何鳌、侍郎王学益都是奸党，争相迎合旨意办事。而此案归山东司审理，当时以员外郎代理司事的，是观吾史公。公坚持不同意，说：‘杨继盛有什么罪？’堂官知道不能改变他的意见，于是自己写好狱案交给山东司。给杨继盛定罪为诈传亲王令旨，按法律应当弃市。公却在奏疏末尾写道：‘杨继盛的话虽然误引，内心实在没有别的意图。伏望陛下怜悯他的狂妄愚昧，宽赦改为远地遣谪，以成全上天好生之德。’奏疏上呈后，公被贬为泰州判官。等到权臣失势败亡，公才得到叙复，升任南京大理寺丞、鸿胪寺卿，本将受到重用，却已经去世。大宗伯袁安节公曾为他撰写墓铭。过了若干年，他的儿子继芳又来请我写文字，作为墓道表文。我与公不只是同年进士而相知，他的尊父商崖先生还曾在金坛任训导，我因此在学舍认识了公。先生曾经做梦说：‘公宴请观吾公，与我兄弟列坐。’意思大概是预期我的兄长，没想到我在丁未年考中进士。我跟随公学习之后，果然应验了先生的话。唉，我与公的【缺字】交情并不浅，难道忍心不为他说话吗？公名朝宾，字应之，观吾是他的别号。他从小沉稳庄重。商崖先生厌恶近来科举学业空疏、没有根本，不让他到外面跟从老师，而是在家中建造书楼，让一群子侄住在那里，亲自教授他们。公与堂弟朝宜、朝富每天互相讲习。公思虑深沉，尤其自称是独自从迟钝中得到学问。督学朴溪潘公考试时，公名列第一；这一年考中乡试，第二年才刚满弱冠。此后四次参加礼部会试都落第，但自信更加坚定。嘉靖丁未年考中进士，在本房名列第一，廷试二甲第四，授刑部主事。因狱事获罪，被贬出京，当时曾写信给椒山说：‘我争论这件狱案，已经准备以死相拼；之所以还没有死，是希望能够把公从死罪中救出来。公幸自爱。’椒山便在信后写下答语：‘公的苦心实在深重，我和公就此诀别了。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挽救，努力不要懈怠。’这就是观吾公品行操守的大概。我由此有所感慨。嘉靖初年，皇帝的威权在上得到伸张，言路在下开放，一时皇帝的意向起初似乎难以改变，等到情形显露，罪责便立即加以诛罚。最受宠幸的没有谁超过张永，但也曾多次被嘉奖又被驱逐。只是他中年时羡慕长生，崇奉祠祷之事；严嵩却凭借谄媚巧言、顺承迎合而掌握权柄，长达十多年，攻击他的人已经很多了。只有椒山杨公列举他的十大罪状，使朝廷内外震惊；即使严嵩自己也知道无法逃脱诛罚，直到败亡，皇帝英武果断，最终诛杀了他。杨公的话大概没有一次不被实行。知道史公的人或许还浅薄。我看他对天伦情厚，对内在操守谨慎，平日沉默寡言，仿佛不能说出话来；但不可夺取的节操，遇到事情才显现出来。即使只是从容说出的几句话，虽然没有救下杨公，却使世人清楚明白杨公所受的诬陷并非他的罪过。他对正义难道没有帮助吗？难道不是吗？我看世间的议论者，动不动就说名节、气节。所谓节，不过是看义理所在罢了，个人意气没有什么可用，名声又有什么关系呢？如今所谓的节操，究竟是意气吗？是名声吗？还是另有企图呢？《方麓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十一 （明）王樵撰 ○金陵杂纪 皇城 工科给事中陈君洪烈到任，按旧例内府各衙门都要预备宴席，但多数人不到，我前往参加。出了光禄署，进入西上门，沿皇城向南，进入阙右门，与吏科新任官员会合；新任官员在左，我在右，其余人都在前面陪列。禁苑围墙中的古树大多有数百年，树木夹道而生，清凉的树荫与池水映照着阳光。陪都宫阙的制度十分俭朴，六科彼此相对，距离很近；宫阙前的修长广阔程度不到燕京的三分之一。从西华门沿池向北，古树交错成荫，池水深而宽广，内府各监局大多面向城墙排列。出玄武门，向东到朝阳门，竹树浓密，仿佛行走在山谷之中；向西到达御史廊，有一弯清流，三法司的衙舍多在山脚田垄之间。大庖在西华门内，尚膳监在西中门内，与御用监相对。御用监原来是丞相府，尚膳监左边是大烹门，门内是凉楼，是制造、置办供奉进上的物品之处。凉楼后面是光禄寺，前面排列着四个署，庭中的柏树多数粗到几人合抱。那里藏有十分精致的铜火炉，敲击它声音清亮悠长；还有直径大约一尺的大磁盂，端溪砚台颜色纯黑，很能发墨，都相传是国初的物品。大烹门内有两口很大的井，深得无法测量，上面覆盖着厚木板，凿有五个孔用来汲水。凉楼西侧是仓库。凡是向内府缴纳钱粮都非常困难，费用动辄增加数倍；经手过程中有索取财物的弊端，积年狡猾之徒又有包揽的弊端，至于内监局中的情形，更不知道究竟怎样。赵园 我与光禄胡大卿、进庵一同赴右丞虞葑、少司成具区的邀请，在赵太监园中饮酒。酒后登阁，阁子很小，仅能容纳几个人，平面对着街市，没有什么远处景致。只是当天下着小雨，窗户半开，我们四人凭着褥垫促膝而坐，对着雨景又是另一番景致。宾主彼此忘情，连续饮了几杯。我谈论名理，颇使诸公惊惧。听雨声淋漓不断，楼梯很滑，只得扶着走下来。观音阁

译万历壬辰年五月，我因要去鲥鱼厂，押送进贡的黄船，从太平门出城，沿贯城东边向北走，出观音门。这里依山筑垒，山势连绵不断，因此以观音山命名。出了城门就是大江，有三面临江的山，逆着江流向西的叫燕子矶；对着矶又有一处山口，里面就是弘济寺。寺的左边，沿江向西走是观音阁。阁在绝壁下面，俯视江流，近得几乎逼近山脚；江水只有中间一道，水势十分湍急，无风也会掀起波浪，两旁的水面却很平静。这天因为先有人在矶上设宴，我没能登矶，于是出了寺，又进入一座小山门，经过佛殿向西走，沿途都是背山面江的建筑，有矮墙可以倚靠。佛殿左边是大士下院，再往左有石洞，石洞左边就是阁，也就是大士上院。登阁远望江北诸山以及江浦、六合一带的景色，历历在目，仿佛都可以指点出来。面对江水独自饮酒，视野一望千里；远山相对，舟船来往，心胸眼界都开阔起来，这是我平生从未有过的感受。当时正值中午，暑气逼人，我在下院徘徊了很久。酒喝完后又登阁，坐了很久，暮色降临，才下阁到寺中住宿。第二天到了鲥鱼厂，距离住宿处大约几里路。宦官拿出鲥鱼和笋的样品，检验完毕后才出发。十多艘黄船停泊在江口。鲥鱼在三月捕取，五月贡船才开行，船上船下都铺盖着层层冰块。永庆寺 我和光禄胡大卿、进庵沈少卿、观颐一同游览永庆寺。寺在鸡鸣山西面、朝天宫北面。东边有竹林，十分幽静。佛殿前有一座塔，虽然不大却可以登临。谢公墩在寺的西南面，可以远眺。这天是为李明府士龙修撰《光禄志》，他邀请我们前来，以尽宾主致谢之礼。李君持斋戒，不饮酒，但清谈十分尽兴。李君虽然信佛，品行却很端正，又精通六书之学，所作《钟鼎书》和大篆都很好。凭虚阁 我和光禄胡大卿、进庵国子冯南厢、具区大理朱右丞虞葑一同在鸡鸣山凭虚阁饮酒。阁在山顶，向东南可以清楚地望见大内宫殿。牛首山高耸着，像向右回首而去；天印山平正地矗立着，像在前面拱手而来。这天由我做东，三位公因为我早到而留下来，直到傍晚才离去。寺后有塔，在山的最高处；山脚有一株两人合抱的大树。僧房与城相接，城墙临着后湖。从山上望去，新、旧册库与三芦渚共五洲相连，清澈的水面浩荡无边。从太平门西边曲折地向北延伸，直到神策门。湖水随着城墙曲折延伸，这也是凭虚阁后面的一大景观。席间谈到宁夏的事情，以及随佥事穆通政苟且求生的事，意见颇有折中。三位公都认为说得对。高座寺 我和前少司徒采山方公、前湖州贰守月川梁丈一同游览高座寺。这天由我做东。方公是徽州人，长期寄居在这里。有客人来，他穿着便服相见，不递名帖，不谈朝政、官府事务、人的长短，也把这些话写在屏风上，严格遵守。当天他让我尽情欢乐。方公平时很少饮酒，这天却接连饮酒，谈论也无所不至，大概是因为他将要回乡了。屏帖上所说的“专为居住在都城，兼为泛泛交游的人而设”就是这个意思。饮酒完毕，游览永宁寺，登上木末亭。游客纷杂，住持让他们引避。我们在亭中喝完茶，从后面进去拜谒方公的祠堂。方公就是正学先生希直。祠堂在聚宝山最高处，向北望去，便是都城十万户人家，楼阁掩映在烟花之中；向西远眺，长江如白练，浩浩荡荡地横在城墙之外。江北诸山像长城一样横向环绕，青翠连绵不断，所谓身处锦绣山河之中，不就是这样吗？从祠堂前下山，又进入高座寺，稍作休息，饮酒三巡便结束了。两位公都是我丙午年乡试的同年，天下的旧交已经像早晨的星星一样稀少。像我们三人这样，都在晚年有这次雅集，不知还能有几次。莲花庵 出了太平门，沿着长堤走几里，堤道蜿蜒如山冈；堤上是驰道，道路两旁全是高大的树木。堤道尽头向西转，便是三法司总门。进门后又曲折向北，有一座牌坊题作“贯城”。东边是大理寺，中间是刑部，西边是都察院，都面向南方。钟山高耸在左边，玄武湖映带在右边，这就是这里的壮观景象。夏天湖水澄澈碧绿，莲花盛开，红花与翠叶交相错杂；清风徐徐吹来，芬芳接连不断。今年尤其茂盛，一眼望去绵延数里，几乎与册库洲相等。堤的东边、山脚下全是田地，也有池塘种莲，但花多为白色。每次走在堤上，红白莲花夹着堤岸，也是一种奇景。于是我与中丞元冲张公、右丞虞葑朱公约定一起观荷，又同太常进庵胡公、京兆止庵杨公、符卿观颐沈公、少司成具区冯公谈起此事。四位公都欣然愿意同行。我们三人便做了观荷的主人，又高兴恰好凑足了竹林七贤的人数，早早在莲花庵准备好。庵在钟山脚下，也有莲池。我们写信邀请四位公，冯公以有病推辞未到，来到的是胡、沈、杨三公。先在庵中用饭，饮酒数巡后，移坐到竹林下。胡公、张公下象棋，沈公、朱公下围棋，都下了好几局。随后走出竹林，询问莲池在哪里，随从带路，经过几道山冈。冈上有开平常忠武王的墓，杨公先行辞去。我和其余五人下到平田，在茂密的树林下坐着。莲池中的荷花长得很密，正好与城内的隆广山相对。旁边有一块石头可以坐，我和进庵胡公先在那里休息。我们摘荷叶做成碧筒子，先饮一杯给进庵胡公劝酒。进庵饮了两杯，元冲又换了荷筒劝进庵饮酒。接着虞葑和我换座分饮。客人中话少的沈公推辞不能饮酒，于是起身返回，仍坐在竹林下。饮酒数巡，又下棋，直到傍晚才回去。新月刚刚升起，我们走在太平堤上，湖光与月色相互映照，人影与树影交错，又是一番佳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人〕 灵谷寺

译观荷两天以后，进庵胡公、止庵杨公、观颐沈公写信约我在灵谷寺相会。这天我从刑部散衙回去，虞葑朱公派人来告诉我，他因生病不能赴约。元冲张公已经先去拜访客人，派人约我说：“拜谒完毕，我就追上你。”我出了朝阳门，沿城向北走，又转向东边，止庵杨公也正走在路上，于是便和他同行。经过孝陵前，下马步行约二里，经过观音阁，又走了约三里，到达灵谷寺。还没到山门几十步，大雨倾盆而下，我和止庵在山门下避雨。 我对杨公说：“这是宝公迎接客人的雨啊。”过了很久，雨稍稍停了，我和杨公乘轿并行。道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松树和古柏，从前松柏下麋鹿成群，如今都看不见了。临近进寺时又遇到下雨，便在小门下休息，等雨停后才进去。登上法堂时，沈公已经等候很久了，说他到得极早。不一会儿张元冲也到了，说路上遇到大雨，没有地方躲避，随从的衣服全都被淋湿了。宾主相见后都喜形于色，说：“这场雨若早半个月下，岂不是更好？”这天胡公因腹病没有来。宾主四人促席相对，雅谈十分欢洽。雨时下时停，暑气顿时消散。饮酒数巡后，进入修长的廊道，登上佛殿，再登重檐的无梁殿。殿全用瓦砖砌成，采用建造城门的方式，宽、深、高都由洞室相通，与普通屋宇不同。殿后有塔，据说是宝志和尚的葬处。寺院占据钟山的左侧，开国功臣都陪葬在山脚，而这位僧人却独自占据一面山地，也是一件奇事。寺后有八功德水，从山脚流出，久旱时便不流。总的说来，这座山苍翠环抱，又处于禁地，绝没有游人杂乱往来，应当是城东第一禅林。回去时天色已晚而雨后放晴，新月将要升起，我与元冲同乘一轿同行。谈话间颇多涉及金陵的形势和前代防守的策略。张公为人正直而好善，通晓古今，所说的话多与我相合，这样的人也很难得。石城山 万历癸巳年四月，南皋邹比部因考核政绩出行，我出城为他送行。从永庆寺到清凉寺一带都是山冈，民居十分朴素，很像村落。驰道曲折蜿蜒，随着山谷上下起伏。南面是冶城，山后山丘相连不断。各种仓库都建在高地上，是取其土质干燥坚硬。城外的群山历历可数，其中牛首山、天印山尤其突出，露出山峰。出了石城门，到南皋停船的地方，便是古石头城的遗址。城依靠山势形成险要，下方凿削山脚，上方堆积石块筑成城墙，仰望十分陡峻，可以说地势险要，也难以攀登。我和南皋谈了很久，饮酒数巡，有客人后来到，于是告别。静虚亭 静虚亭在大理寺后堂的后面，刑部后堂的后面最为逼仄，唯独大理寺这里宽敞深远。可以看见江上的山和庭院，面积有几亩；高大的柏树遮蔽得见不到阳光，树干挺直，枝条盘曲。亭前的两株尤其巨大，两树并植，像桓柱一样。亭匾题作“静虚”，不知道是哪位公所建，题字的人是景公旸。亭中立着御碑。万历癸巳夏至，我斋居时曾与右丞朱公夜坐在亭前两株柏树下，说这里可以等待月亮升起。当时正是五月下旬，本来并不是适合等待月亮的时节；这句话是说这样的景色适合在这个时节观赏。紫薇堂 刑部后堂的匾额题作“紫薇”，是嘉靖初年尚书周公伦所立。紫薇树在堂北的勅谕亭后面，至今花仍然开得很盛。推想当初以此为堂命名时，紫薇一定已经繁茂奇异了。到现在差不多已有百年。堂左右的房间，是两堂官员闲居休息的地方，窗户都朝南。庭院中两株桂树尤其奇异，右边那株从根部发出九根树干，每根粗大的树干都周长约一尺，枝叶疏展，树荫足有一亩。这是各曹署中所没有的。栖霞寺

译万历甲午年仲夏，我偶然乘公务间隙，想完成游栖霞寺的心愿，因为一时没有同伴，便独自前往。出了太平门，经过佛国寺，中山、岐阳二位元勋的墓就在路旁。中山门恰好开着，于是进去登上享堂，堂上悬挂着武宁王的真像，戴着冕旒，穿着玄色礼服，面色润泽如玉，完全没有身经百战的刚猛气象，大概可以由此想见其为人了。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享堂后面就是武宁王埋葬遗骨的地方，只是在平地上，并没有高起的坟冢。从前名将有仿照祁连山起坟的，如今却既不封土，也不植树。听说孝陵也是这样，难道是圣祖隐微的用意吗？蒋庙在钟山北面，到这里便换衣登轿。轿子出了姚坊门，途中遇到下雨，越走雨越大，道路湿滑，人也疲惫。到了山门，太阳已经西斜。只在方丈中稍作休息，登了一下佛殿，便没有时间周游。方丈在半山腰，是登山的道路；石径分为东西两道，僧舍依山势高低排列；三面山峰回环相抱，松杉茂密。大体上只是东西两峰而已，我已经看到了它的概要。僧人供给山中蔬菜，随从拿出所带的酒，在雨中独自饮酒，丝毫不觉得寂寞。住在方丈，第二天早晨起来，沿着方丈左边行走，寺僧带路，有泉水从山上流出，叫作品外泉，据说是陆羽遗留下来的。再向东是千佛岩，岩洞十分奇特，但雕刻的佛像工艺不算精巧。再往上是白鹿泉，再往上是天开岩，景色逐渐变好；但雨后道路湿滑，又没有腰舆，我料想绝顶很难登上去，于是下山从东路进入禅堂。禅堂里有十多个禅僧，禅床连着帷帐，一顶帷帐中可以坐几个人。有一位金坛僧人带我向西走，从石径穿过松林，经过石桥，桥下就是深涧；有道路通向村落，时时遇到樵夫、牧人和拿着农具准备下田的人。走到一座新建的禅宫，那里有石碑，殷司徒题写匾额并立碑，殿宇十分宏伟，僧房也雅致洁净。金坛僧人留我再住一晚，我担心下雨，便辞谢了他。总的说来，摄山的胜景在于：长江三次转折，上游从池口起，下游到京口止，登上这里可以尽览其大势。黄天荡正在山下，摄湖在山脚，有水港可以通江；树林、绿荫和楼观之美，大概也仅次于牛首山了。陈轩《金陵集》中有摄山十题：白云庵、清风轩、唐公岩、天开岩、宴坐台、中峰涧、明站台、品外泉、醒石、磬石。《金陵志》说：白乳泉在摄山栖霞寺千佛岭下，从前有人砍伐树木时，才发现石壁上刻着六个隶书大字：“白乳泉试茶亭”，不知道是谁命名的。又说：天开岩在摄山栖霞寺后面，距离寺三里，石头多独立耸立，中间有石壁相劈相对。石壁直如刀截，大概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所以把这座岩石命名为天开岩。岩石左边有张稚圭、祖无择等人的题字。这次我出行因为遇到下雨，登临游览没有完成，等于白走一趟，心想要等再次游览后再记述。第二年初夏，因为有牛首山之行，我查阅旧志，考察核对所经历的地方，于是又涉及栖霞寺，便提笔记述其大概如此。至于笔墨无法写尽、兴致也没有尽头的地方，就还留待以后再说。五柏亭 五柏亭在南京京畿道中，京畿道位于三法司东北角。万历二十二年九月，我因会审囚犯来到这里。亭由御史安福张公鳌山修建，亭名由大司马白岩乔公宇题写，御史熊公相为它作记。到现在将近八十年，五株柏树仍然苍翠挺秀，枝叶繁茂如伞盖。乔公题名的用意，大概是认为木材没有比柏木更好的，而柏树在严冬后仍不凋零的节操尤其值得尊崇。士人是否有才干可供世用，可以从柏树的材质看出；树立世间风气的节操，也可以从柏树看出。我读了他的文章而有所感触，命随从官吏抄录下来带回去。因为这里人迹罕至，所以把它标识出来。蒋庙 汉代秣陵尉蒋子文御敌作战而死，至今人们祭祀他，这与蜀地祭祀梓潼神的事情相同。如今鸡鸣山十庙中，蒋尉已经列入祀典，而钟山北面又有一座庙宇。每年四月，士女云集，香火十分旺盛。至于护国的说法，尤其属于荒诞妄言。二祖渡江建立大业，都是所谓天授之功，哪里需要借助神力？至于靖难之事，推想秣陵蒋子文为国事而死的心志，也一定不会像民间流传的那样。观象台 万历二十三年，南京大雨雪，从正月到二月，连续十多天没有停止。礼部按照旧例，命各司分别到各神祠宇中祈祷。三法司应当前往城隍祠和古帝王祠，我与御史大夫后山杨公、大理丞顺衡李公早早起身前去办理。过了一天，天色放晴，气候温暖和煦。礼部认为祈祷已经得到回应，派各司前来报谢的文书到了，雪却又降下来。第二天才放晴，但阴云仍未消散。礼仪结束后，我们换下头巾鞋履，登上观象台。观象台就是鸡鸣山的最高处，四面景物都能看见。铜仪是元代郭守敬制造的，制度非常精密，只是被风雨剥蚀，如今观测占候已经废弃，仪器上方又没有遮蔽物，似乎应当设法处理。杨、李二公各自带了酒菜，我起初没有准备，便向山下的荆鸿胪省吾借用。我们三人坐在台旁的板屋中，饮酒数巡，都尽兴饮尽后才离开。燕子矶　三台洞

译游览燕子矶的人，一定要登上观音阁，才算看尽江山的胜景；登观音阁的人，一定要从山脚下去到三台洞，才算看尽沿江岩洞的奇景。我前些年曾到过观音阁一次，但燕子矶和三台洞都没有去过。万历乙未年二月将尽时，天气晴暖，四郊麦田青翠，村落中的桃李盛开。承蒙丹阳荆鸿胪、贺文学相约，去郊外游览。二位一大早先出神策门等候，我出了太平门，季子岳升陪同我前往燕子矶，太阳还没有到中午。矶前面是义勇武安王庙，庙中有亭，在最高处，春夏时节登亭远眺尤其适宜。亭后面是矶尾，倚着险石俯视汹涌的江流，江水离人只有几丈远。我们在亭上饮酒数巡，在道士的方丈中吃饭，又提着酒壶带酒来到观音阁。我回忆起当年登阁凭栏直到傍晚的情景，仿佛还像昨天一样，不知不觉又过了三年。下到临江的小殿，饮酒数巡，询问三台洞在哪里。僧人回答说在山下一里左右，只是担心道路泥泞难行，回去时应当从佛宁门进去；山路崎岖，有几里远，必须下轿步行。我说：“这有什么可为难的？”于是乘轿沿江边洲渚前行，那里十分平坦宽阔。沿江一带的绝壁高耸险峻，连绵不断；陡峭突出的地方有如削成一般，是天然的险要，成为金陵外部的屏障；稍平缓的地方便堆石筑成壕堑，大概外城和山势曲折起伏，也同样连绵不绝。从观音阁下去，经过几次转折，才到达三台洞。洞并不很深，却高大宽敞开阔；奇石倒挂下垂，都形成峰峦的形状，是人工雕琢无法达到的。左边还有一个洞，有石阶沿着台阶向上。这个洞虽然不如前洞宽广，深度却是前洞的两倍，其中有石室可以坐人。洞顶有三个孔穴，向上透出天光，仰头看去像星星，因此有“三台”的名称。距离洞三十多步，还有一个叫阖阳的洞，因为能够迎接夕阳而得名。这个洞颇像人工开凿，不如三台洞天然。西边有亭，可以稍作休息。从这里不再沿旧路进入佛宁门，而是走山谷到另一座山。山势果然陡峭，道路十分狭窄，于是舍弃轿子步行。遇到稍平的地方，又乘轿到达一处山口，向南望去全是平野。远远看见玄武湖浩荡无边，隐在轻烟绿树之外，误以为长江仍在眼前。嘉善寺在道路旁几十步处，进去稍作休息。方丈在寺后，竹林环绕，曲折的小径通向幽深处；有一座小佛阁，阁前有一块盘石可以坐，高约二丈，题作“玩云台”。旁边有杨止庵刻写的几行字，记载他因送邓定宇少宰来到这里，以及荆、贺二人同行的事情。二位从神策门进入，走的是西路；我仍从太平门进入，沿东路到官衙。太阳还没有偏西。牛首山

译山形中间凹下，两旁高耸；王涯所说的“云角而巘”的山峰，就是牛首山，在金陵城南三十里。旧志记载：山高一百四十丈，周围四十七里。梁代开始建寺，名为佛窟寺。本朝正统年间改名弘觉寺。寺在两峰之间，正处于中间凹下的位置。从山门到佛殿，有几重石阶，其中一段叫白云梯，拾级而上，恰好一百步。天王殿在白云梯上，左边有白龟池，右边有虎跑泉。大雄殿在天王殿后面，左边是观音殿，右边是轮藏。大殿前石栏下有一株文杏，树干粗大，合抱百围，树荫足有一亩。这株树本来两旁像是有从根部生出的枝干，依附主干向上生长，耸立成高大的树干，却仍与主干相连；从根部到分出枝干的地方，看不出差别，仍合为一体，也是一件奇异之处。寺左边是东峰，浮屠在山顶，是最近的建筑；高阁建在岩石之间，是最高的建筑。起初从山下仰望，似乎没有道路可以登上去，等曲折走到近前，献花岩就在面前，像一张几案，而浮屠的塔顶又已经在栏杆外的长松下面了。东峰的岩洞胜景以兜率岩为最，它位于千仞绝壁下，石室天然形成，确实像仙人洞窟。那里有舍身台，台下有殿，殿旁是凭虚阁，阁下有龙王池。岩石右边是文殊洞，洞下是舍利塔。旧时传说塔影映入禅堂的缝隙，倒垂在佛几上，无论阴天晴天都不改变，但我没有办法验证是否确实如此。东峰顶上有三茅行宫，左边是锡杖泉，右边是梁昭明太子饮马池。寺右边是西峰，那里有辟支洞。《建康实录》说：牛头山西峰中有石窟，深浅无法测量，古人相传说是辟支佛出世的地方。洞前有殿，殿左有方塔。野猪洞在辟支洞右边，禅堂在辟支洞下面。这次出行先由西峰再到东峰，东峰是全山最高处，山前山后的远近景物都看得清楚。向西是大江，舟船上下往来；当时风平浪静，满江张着船帆，船行驶起来仿佛没有移动。向东是天印山，近得像背靠屏风；向北是都城，隐约处在苍烟夕照之中；向南一望数百里，便是太平、宣城一带的地方。万历乙未四月三日，我和大司寇心堂赵公在礼部接完敕书后，出了聚宝门，换衣服坐帷轿，走了约五里，出了凤台门。群山连绵不断，大概金陵南境的美景到牛首山便达到了极致，因此它高峻突出也是理所当然的。自达摩入华后传至第三代，形成牛头宗；法融大师在此飞锡驻足，成为牛头宗第一祖，因此祖堂山、献花岩都由此得名。出了弘觉寺向右转向南走，回头望牛首山，仿佛在图画中。总共经过两座高山，山间都有砖砌道路，走了约十里，才到达祖堂山。山志记载：周围四十里，高一百二十七丈。寺在山坳中，名叫幽栖寺，是禅林中最幽静绝胜的地方。出寺沿旧路走，又转过一座山，便到献花岩。相传在献花岩上眺望牛首山，最能看尽它的美景。如今实地考察，大概也不能完全如此。不过两山也并不是正相对。所谓芙蓉阁，虽然在绝壁下方，宽度不到十步，形势又将要倾圮；至于远眺景色，还不及凭虚阁的十分之一。考察法融的事迹：他是润州延陵人，起初学习儒学，后来隐居茅山，剃发出家，进入牛头山幽栖寺北岩的石室，曾有百鸟衔花而来的奇异现象。唐贞观年间，四祖道信大师远远观察山中的气象，知道此山中有奇异之人，便寻访到山里。有个僧人说这里有个懒融，见到人也不起身，也不合掌。四祖于是进山，看见法融端坐自若，根本不理会他，便问：“你在这里做什么？”法融回答：“观心。”四祖说：“观的是谁的心，心又是什么东西？”法融因此有所领悟，从此接受顿教法门。事情的始末就是这样，但世俗流传的说法大多失实，实在可笑。例如把衔花说成献花，幽栖寺的石室本来就叫石室，如今却把它称作懒融洞。四祖见到老虎，做出害怕的样子，法融说：“还留着这个东西啊。”四祖就在法融坐过的石头上写了一个“佛”字，法融看见后肃然惊惧。四祖说：“还留着这个东西啊。”如今人们看见洞中有一块方石，刻着一个“佛”字，也神秘地说是遗迹。世俗传说中的佛教故事，大多是这一类。【至于塔影的事情，如果真是这座山独有的奇异现象，又何必关上门，又何必从缝隙中映入，还必须在佛几上看见呢？大概也是妄说。】智居楼 南京都察院后堂的北面有敬亭，亭中立着洪武八年颁下的敕谕碑，碑基高五尺，四周有栏杆。旁边有许多古树。敬亭北面是智居楼，左边是山，右边是湖，两面都空旷，可以远眺，尤其适合观山。钟山盘曲郁结，紫气山草木葱茏，早晚相对，可以让人忘却疲倦。听说山因为距离远而显得秀美，距离近才能看清真实面貌，这里可以兼得两者。只是看不见江上的山。考察敕谕的意思，其中说设置贯城，是取法天象，希望掌管刑狱的官员效法上天办事；又说狱讼清明而无事，心神安静而安宁。以玄武湖的澄澈水波映衬钟山的苍翠，即使鸟飞到山顶、兽跑到山下，也没有什么能够隐藏丝毫，能洞察一切真相。聪明的人居住在这里，难道不能敞开心胸整日长啸，引酒与同伴对饮，以畅快度过今生吗？你们应当敬慎啊！万历二十三年六月，我蒙受简拔，任命为右都御史，到任第三天登上这座楼，才发现圣训所描绘的景象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即使文士来描写，也不能如此准确；其中寓意的宽厚、训诫的深切，更是臣下应当深入体会的。若能早晚兢兢业业，使刑罚恰当，案件清明而没有冤屈之人，那么狱讼就会清平无事，内心安静而身体安宁，这才可以当得起“智人”的称号。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南都官舍

译南都官舍中，北面的属于三法司。相传国初时是刑部尚书开济修建的宅第，规模高大宽广，很有制度，名叫样房。都御史宅在它后面，占据山冈，地势很高，也相传是御史中丞刘基建造的，规模同样宏大。厂所在的街道叫都堂街。如今都堂街这个名称人们已经不知道了，只是按太平门官舍的旧例称作御史廊。南面有两处：一处叫尚书巷，在长安街，吏、户、兵三部的宅第都在那里；一处叫柳树湾，在正阳门东面，礼、工二部的宅第在那里。听说礼、工二部起初也在尚书巷，后来因火灾迁移，建筑规制便狭小了，大概受地势限制，不能再像样房那样高大宽广。御史廊本来名叫御赐廊，有编列字号的册籍，收藏在内府，三法司官员都有。祖宗旧例是不让官民混杂居住，如今御史廊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古人的宫室制度，只限于前堂后寝，即使宗庙和朝廷也不超过这种制度。如今朝廷有正殿、后殿，后殿后面就是宫室。各官府有正堂、后堂，后堂后面就是私衙，这些都是固定不变的制度。由此便可以知道外舍的规制了。所以南都官舍都只分两层，大门里面是仪门，仪门里面是正厅。正厅有的七间，有的五间，设有夹室供休息，设有川堂供退居，又有墙垣隔开内外，使声音互不相闻。后寝的制度与前堂相同，前后都有厢房、井、灶、厕所，空地还可以种蔬菜，各方面都各得其所。居住的人即使家属很多，也从未听说容纳不下。因此如今士大夫想把住宅修得广大、贪求兼并而不知满足，也可以知道哪些地方应当节省了。报恩寺 报恩寺大殿的宝座分为三层，露台有雕刻栏杆，石阶九级，红色台阶的宽阔完全仿照皇宫。殿后的塔极其壮丽，应该说冠绝古今。塔共九层，窗户向八面开设；每层都有碧色的檐、雕栏和彩绘栋梁，内部石阶十分宽阔。每登上一层，都可以从四面周览。到第九层时，都城内外，远至江上，历历在目，可以指出哪里是什么地方，一处也不会错。当时工匠不知道来自哪里，他们的技艺也是如今所没有的。用紫石雕刻天王、大士和各种菩萨的像，细致到毫发，没有一处不逼真，宛如活人，有些地方是绘画也无法达到的。可惜某年毁于火灾，未被烧毁的只剩下底层的一半。万历乙未年春末，我和大司寇赵公从牛首山回来，经过这里，因而记下这些。批诚意伯刘世延投牒 既然以家人的名义出面，就应当符合投递诉状的规定；既然说是照本部详文办理，就必须使用公文。哪里有听候审勘的罪人可以移文给六部的道理？又哪里有因为自己一次辩诉，便可以发驿站递送的道理？种种玩弄法令，大概是沿袭投递揭帖、借此挟制人的旧有伎俩，因而更加肆无忌惮。本部难道还可以接受他的说辞吗？难道不应当依法纠正他吗？除了他前面奏报中捏造的事情已经查明并上奏弹劾之外，现在这份诉词应当归入案卷，等候另行议定处分后施行。《方麓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方麓集》卷十二 （明）王樵撰 ○铭、赞、箴、颂、祭文 《周公桥铭》并序 《天官书》说：“东井是主管水的星宿。”两河与天阙之间，是关隘和桥梁。《诗经》说：“架船作为桥梁。”《周官》中的司险，掌握山川险阻而疏通道路。郑玄说：“疏通道路，就是山林有阻碍便开凿，川泽有阻碍便架桥梁。”《春秋左传》说：“凡是开通和闭塞，都要顺应时令。”杜预说：“门户、道路、桥梁叫作开通，城郭、墙垣叫作闭塞。”金坛县东南五里有钱资荡，承接县东北各处的水流，流入洮湖，那里有一座桥叫周公桥，是弘治年间知县周公楫建造的，因此用他的名字命名。桥年久毁坏，嘉靖甲子年巡按御史陈公瑞听说后，拨出公帑资助修建，桥才得以完工。桥从某月开始修建，到某月完工，父老请王樵为此作记，于是作了这篇铭文。铭文说：在远古之初，百姓还苦于涉水，圣人对此忧虑，才开始制造舟船和船桨。架船作桥，见于《周诗》，由司险官负责。开通和闭塞要顺应时令，司空察看道路，边境上必须有所准备。雨停之后修治道路，水干之后架成桥梁。先王的政事，无论大小都全部办理：设置井田、牧地和什伍编制，设立学校、庠序，修筑水泽堤岸和河川桥梁，道路两旁排列树木，凡是为了百姓，没有不准备的。王政衰败后，百姓才开始哀号；所缺少的哪里只是一座桥呢？有田野荒芜而无人治理，有百姓没有编入组织，有学校却没有教化；传舍和官府只把百姓交给官吏，官吏只知道吃当地百姓的供养，贪婪的只愿修筑土木，狡黠的则如豺狼一般。陈地的河流没有桥，郑国的子产尚且能让人用车渡河，谁能比得上陈公呢？他勤勉地修建桥梁，巡按监察明察，抚恤百姓仁爱，无论大事小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办理的。两税的缴纳、县里的柴薪，都必定要经过这里；享受陈公修桥的成果，呜呼，永远不能忘记陈公的恩德。桥身高耸而不移动，水流浩大而不会穷尽。《幼子圹铭》万历癸未年七月六日，这个孩子出生时我已经年近七十，孩子才七岁。人的寿命难以预料，但我只看到孩子骨骼奇异挺拔，额角丰隆饱满，见到文字就喜欢，鼓动下颌学习诵读书籍。人们说，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能够这样，是聪慧命格的征兆。我虽然已经老了，还以为能够看到他长大成人。谁料想他患疹病七天，突然如梦幻般死去，使我惘然若失，悲痛了整整一年。父子之情，骨肉最终归于黄土；在两个姐姐身旁，夜里做梦还常常见到他。以后日子久了大概会渐渐忘却，呜呼，悲哀啊！《虞母太孺人真赞》呜呼！太孺人已经离世了。只有这幅画像仿佛她仍在这里，画像中的人十分逼真。真实的人已经不可能再见，即使仿佛见到她，也只是这颗心的作用吗？太孺人的德行，留在人们心中而不会被忘记。她做媳妇时如同女儿，受到舅姑的喜爱；做女儿时如同儿子，是女子中的丈夫，勤劳能干。两家上下内外没有不称道她贤孝的。后人每逢岁时节日，都只瞻仰这幅画像，把她当作仍然在世。愿永远守视这些话。这位太孺人，是有道怀荆虞先生的妻子，也是我先父迟庵府君的长女。她的美德行为，另当有所记述，以流传不朽。只是这幅画像，大概是在她生前绘成的；她去世后留下孤儿，画像被取出悬挂在中堂，我悲痛欲绝。因此题写几句话，给两家的子孙看。万历壬午年春二月辛卯日，王樵题。《二松丈人赞》，为吴郡伯封君所作 冬日山岭上的孤松独自秀美，严寒中也不凋零。从前陶渊明曾抚摩它、在它旁边徘徊；君子的节操，伟人的宽厚，和它正有相合之处。由此放眼观看，丈人有两位：一位像拱手而立，一位像骖马并驾；丈人的贞正高洁，与二松合为三者。早晚在这里长啸吟咏，把傲然之情寄托其中。清风徐徐吹来，仿佛听见管弦之声；明月照临席前，仿佛与人相对交谈。丈人独自享有这样的境界，谁能把它宣扬出去呢？《贞烈赞》

译从前闽地有一位贞烈女子，是他山何君的继室，因丈夫而殉死。遵岩王公给她谥号“纯节”。善道啊，为什么闽地有这么多贤人！继她而起的，是郑家的林氏女子，丈夫去世后从容赴义。她年纪尤其小，哪里有什么旁系亲属可以继承家业？郑家的公婆还未老，这些都足以使她不必去死，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一死，死后才感到心安。她心里认为：“我既然已经把自己许给夫君，那么阴间阳世都没有两样，天地日月同样明亮。”难道忍心说到却不去践行吗？呜呼！这确实足以表彰人伦纲常，砥砺风俗教化。《惩忿窒欲箴》老子说：“专一精气而达到柔和，只有愤怒和欲望是通向祸患的刀矛。”《大易》明确训诫说：“克制愤怒，遏止欲望；戒除贪、嗔、痴，除去佛教所说的三毒。”不明白本性本空，妄自产生痴妄的念头，一切贪心都会成为欲望的障碍；事情不合心意便生怒，其猛烈如火，来不及顾虑思考，便会招致大祸。应当克制它，堵塞它；由戒律产生定力，由定力和智慧相互生发，行动之中常有宁静，这就叫性学，是圣人修养的功夫。修养它就吉祥，违背它就凶险，就是这个道理。《妇箴》夫妇关系，是人伦道德开始建立的地方；夫妻和睦居家，是万物化育的根源。因为欲望而丧失生命，因为愤怒而酿成祸端。床笫之间并不安全，大的恐惧就在近处。应当敬慎并戒惧，即使独处幽暗之中也要严格自守。家庭整齐，国家安定，天下都会以此为法。《写真自题》精神深藏，骨骼外露，外表如土木塑成；对于米盐琐事我不擅长，却长于把握大体和风度。邢御史推荐我时说，我外貌安详而内心刚强，处世显得疏落不拘，但接受善言时却十分真诚。邢御史没有见过我的面貌，怎么能描摹我的真实形貌？何况阅读我的著作，评论我所处的时代，了解我的为人，难道就没有所见吗？这难道不是可以使后来和当今的人产生感慨和想象吗？《双寿三难颂》，为少宗伯复斋刘公题。双寿三难，只有刘公可以与陈太丘、程太中相比，可以与苏编礼相比，也可以与陈秦公相比。有子女是其中一难，夫妻同寿是二难，寿命又都逢春是三难；上天造就的婚姻，竟有这样的三难。这样的福德，与传说中居于人间的木公、金母又有什么不同呢？《义姑颂》，为大京兆约斋张公题【以下同】共姜的节操，是尽节于丈夫；义姑的节操，是不改嫁而抚养遗孤。二者的事情哪一件更难？真是女子中的刚烈之人！丈夫不只是对张氏有功，对世间教化也有功，成为臣子和子孙的典范。处于危难时与之共同支撑，倾覆时与之共同扶持，国家有所依赖，二者虽道路不同，最终归于同一。过去齐国攻打鲁国，有个鲁国的义姑，宁可舍弃自己的私爱，也不抛弃跟随姑母的侄子。齐人认为她仁义，直到今天还祭祀她。这难道不是相隔千古却彼此相同吗？《两世名宦颂》古人说，县令对于百姓来说最为亲近；如果确实存有爱护万物之心，大概尤其容易施及百姓。以今天来看临桂张氏父子，他们两代任武平、信丰两县县令，百姓都为他们立祠祭祀。即使在他们离开县邑二十多年以后，仍可由此验证他们确实有德于民，长久而不被遗忘。百姓又是什么心情呢？这不就像从前的大冯君、小冯君齐享声誉，僧绰父子在县中也有声望一样吗？人们说傅氏有治理县邑的家谱，恐怕还不止于此吧？谱载世代德行的人，大概也有相应的谱牒。人们将来还会这样占断说：始于信丰，有儿子任武平，有孙子继承。祭祀始祖的祝文。按照礼制，在亲庙祭祀，祭祀止于曾祖和高祖；报答根本、追念远祖，于是又涉及已经迁出的始祖。祭祀始祖一定在冬至举行，是取阳气开始生长之意，报答根本而追溯源头。我听说，人道在于亲爱亲人；亲爱亲人，所以尊敬祖先；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敬重宗族，所以收合族人。今天的祭祀，列祖列宗在上面降临，子孙在下面聆听。只愿我们这些人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丈夫守义、妻子顺从；在官任上尽忠，谨慎遵守宗族规约，不触犯乡里的议论，成为礼义之家，永远依赖祖先的庇佑。愿我先祖的神灵在冥冥中启迪他们的内心，使宗族能够昌盛而不衰败。请享用祭品。将要赴任浙西时辞别祖先和父亲的祭文。我早年承受先人的遗训，希望一生进退都不愧对父母。昨天因病请求退休，居乡已经十四年。又蒙受圣上的恩典，起用废闲之身，让我到浙西任职待罪。按道义应当用余年报效国家，只是诚恐力量达不到，内心勤勉也不能弥补才力不足。愿我先祖的神灵在冥冥中启迪我的内心，使我不至于颠倒失误而给父母带来羞辱。至于委屈自己以求迎合世俗、违背道义以求进用，那是我决不敢做的。谨拜两拜辞别。到浙江任职时告祭城隍神的文章。读书人懂得求学，便曾在心中自我盟誓，一定要做君子，不做小人。等到登记入仕、向君主效忠时，又曾向君主自我盟誓，难道不是说要为君主、为德行、为下属、为百姓吗？今天，是我小子开始同一方百姓共事的日子；又敢向神明自我盟誓：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谨慎遵守为官的箴言。这是我小子所奉行并据以处事的原则，也希望神明与我相互应和。时而晴朗，时而降雨，共同为这些百姓造福，或许不辜负我自己的许诺。如果我丧失了平生的操守，举止违背公众议论，心术欺骗天地鬼神，那么灾祸就是我自取的，我不敢逃避。哪里敢把自己置身事外？谨此告祭。浙西祈雨文。维万历三年，岁次乙亥，五月戊戌朔，过了十六日癸丑，钦差整饬杭嘉湖兵备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分巡浙西道佥事王樵，谨敢明白告祭于浙西土地、谷神和山川之神说：今年蚕桑和麦子大多受到雨水损伤，百姓所盼望的，是赶紧获得秋收。可是现在秧苗刚开始栽种，及时雨还没有降下，烈日和热风使农夫苦于使用桔槔灌溉；高原和低洼之地，秧苗还没有栽种到一半，再过几天仍不下雨，农事就令人忧虑了。王樵等承蒙任职一方，切实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谨率同僚虔诚向神明祈祷，愿神明降下福佑，使甘雨应时而降，百谷因此成熟。这正是万民的愿望。谨此告祭。在乍浦检阅军队时祭告东海的文章。南到闽、广，北到登莱，都属于东海海盗活动的范围。海盗常常乘着汛期登岸侵犯，所以太祖初年设置沿海卫所，巡海的宪臣专门负责防御。浙西方面，对外要与浙东互相支援，对内要同苏、松共同巡哨。戈船顺流而下，虽然依靠人的力量，但潮汛、风势，却要仰赖神明的助力。神明一向灵验，默默鉴察我们的诚心并加以帮助，愿神明顺应所求。王樵等不敢不勉力而为，今天正逢汛期，军队将要出海，所以前来虔诚祈祷。谨此告祭。祭祀旗纛的文章。三军的耳目在旗帜和鼓声，而军队的命运掌握在将领手中。将领主持旗鼓，控制三军的进退。惟愿您这位神明能够帮助我们。正义所指挥的地方，军队到达便没有不能摧毁的；正义所指向的敌人，征讨便没有不服从的。现在正逢汛期，在海上列阵，水军相继挂帆出海，特来虔诚祈祷。谨此告祭。卸任时辞别岳忠武王庙的文章。

译大王的忠诚足以感动天地、贯通金石，却被人嫉妒。大王的才略足以平定中原，天却没有让他成功。然而大王的心志已经尽到了，大王的大义也已经伸张了。宁可功业不能成功，也知道自身必然危险；听到命令便立即班师，约束自身回到朝廷，而丝毫没有怨怒，这就是履行坤道的顺从。懂得这个道理的，只有郭汾阳、李西平和大王三个人而已。浙江按察司有大王的庙宇，因为按察司就是大王过去的住宅。王樵任官于此，多次有幸瞻仰拜祭。如今蒙朝廷命令调入京城，按礼应当到任所附近的祠庙辞别；我的办公处就在祠旁。我在祠下住了三夜，依依不舍，仍有余情。谨此告祭。辞别已故浙江按察使王公的文章。建文年间，有人拥有强兵、统率大众，受命持节专门征讨，却失败投降；有人据守一方，受到心腹重托，承担守护关钥的责任，却望风归降。王公只是文官，没有专门镇守一方的权力，却不肯以一座城献出投降，于是全家为守义而死；他追随并应验了忠武王的话，践履平素的志愿，绝不是虚言，这实在奇异啊！况且王公任少司寇时，因审讯燕王之事，秉持公正而被贬官，由此也可以知道王公的存心了。王樵任官于此，多次有幸瞻仰拜祭。如今蒙朝廷命令调入京城，按礼应当前来辞别；徘徊于遗迹之间，不能胜过心中的追念。谨此告祭。经过高邮湖时告祭神明的文章。《易经·需卦》说：守正则吉利，适宜渡过大河。解释的人说：守正坚定，没有什么不利；而渡河尤其贵在能够等待。也就是说，不要急于求成而冒险犯难，我却违反了这一戒条。船到了湖心，风势忽然转变，逆风牵引时，粗大的缆绳忽然断裂，船身倾斜摇荡，船夫全都慌乱了。我默默向神明祈祷，诚心没有不能感动神明的。后来风从后面吹来，仿佛在为我们送行，神明赐给我的恩惠实在深厚。我将用什么来报答神明呢？我听说，幽冥与人世没有两样，险境与平安也没有两样；只应当谨慎地修养自身，求得无愧于这颗心。宁可冒险受害而做君子，不要侥幸免祸而做小人。用这个来报答神明的恩赐，神明大概会允许我这样做吧？吊祭已故太宰古冲李公的文章。已故太宰古冲李公因病死在锦衣卫狱中。刑部主事王樵前往探视，来到他的住所，内心十分悲伤。第二天写文章吊祭他说：“癸丑年，权党中有人由通政使升为巡抚；那人正以为自己被排挤出京，科臣又议论他不堪任巡抚。权党上奏为自己申辩，触怒了皇上，因此被逐出。太宰当时是一名言官，皇上特地下诏把公从家中起用，命他恢复原职。诏旨下达后，权奸丧失了气势，从此嫉恨公的心更加深，谋害公的计策也一天比一天厉害，而公并不知道。公过去由方伯调入朝廷任司成，任少宰时历任清贵显要的职务，不久又登上宰辅之位，这些全都是圣明君主特别的宠遇。公正感激这种非常的知遇，他们却因为怨恨而诽谤诬陷公，真可以说是欺骗上天了。违背义理到了极点，倾覆也不会远了。公在道义上没有过错，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王樵出生得晚，没有见过公的面；因职务相逢，才在狱中庭院洒酒祭奠，以表达我的感情。公的英灵，即使死了也仍然如同活着。” 告祭已故武选郎椒山杨公的文章。乙卯年，九月最后一天，是椒山杨公结束生命的日子。两年以后，同年好友王樵才补任这个部门的官职，因提调审狱之事来到这里，询问公下狱时的情况。于是就在公过去居住的房间设灵位哭祭他说：“公议论马市时，樵正在为先母服丧；公弹劾权奸时，因癸丑年正月入狱，樵在四月补任刑部，随即听说先父病重，情况紧迫，急忙以疾病为由南归，因此来不及出面接受一次廷杖来救公。如今我再次来到这里，而公已经去世了。唉，真令人悲痛！”因进谏而触犯皇帝心意的人是有的，圣明的皇帝明知公无罪而仍判廷杖、拟处重罪的人也是有的，但从没有像公这样备受各种苦楚，历经百死之后才死去的人。肿胀时两条大腿相互摩擦，坚硬得像木头，不能移动；溃烂时血肉淋漓，筋腱露出数寸，只得用刀自行割断。即使狱卒也感叹公是铁汉，而公自己也说：‘忽然死去，忽然苏醒，像睡着又醒来一样，那么人的生死也实在是很容易的事。’公对于生死的道理已经彻底明白，对于取舍的分别大概早已确定了，所以从容不乱；死时还没有忘记国家尚未完成的事情，仍然希望后人来补救。唉，真是贤德啊！公的神灵升降往来，无所不至；以香酒果品祭奠，并用这些话来佐助祭享。虽然这里不是公的墓地，我仍借此表达私情，公灵想必能够鉴察。谨此告祭。” 祭祀荆川先生唐公的文章。古人所说的王佐之才，就是公啊。公在人道方面尚未完全施展，还是有他的心愿吧？公的心地明净高洁，如秋日照耀江汉。落实为事业，发露为文章。当公还未被任用时，自许有管仲、乐毅的才略，指挥若定，自比伊尹、吕尚。决策于两军阵前，箭石交相落下，亲自冲在将领和士卒之前，意气从容而不慌张。公若没有早死，敌寇哪里值得平定？为什么那些人悠闲地嫉妒公的成功呢？朝廷任用公，公也为时代所用；富贵功名，哪里能使公动心？不当的人来推荐，权贵之门张网罗织，公全都不沾染。正如水流入河，恰逢政治清明；即使功业和评价还没有定论，有人辜负公，公又有什么忧患？回想过去躲避寇乱时，公来到我的乡里，我才得以认识公，于是成为知己。公孜孜不倦地接引后学，希望人人向善。《贺氏夜话》一书中，公不停地教诲我，遇到事情便有所启发，都是为我开启端绪。惭愧我这个小子，安静面对公时却无言以对。自从见到公以后，我的学问似乎有所长进，实在是受到公诚意的感动，并不在于回答问题。王樵对于公，和当时一般人不同；虽然未能登门求教，却可以说是以公为心中的老师。匆匆二十年，才开始拜谒公墓；墓旁树木已经合抱，庭院屋宇却仍如旧。徘徊回望，不禁为之流泪。公灵请降临此处，鉴察我的诚意。祭祀二溪先生姜公的文章。我小时候跟随先生学习经书，蒙先生教导；先生一定让我尽展才能，使我一定遵循诚实。那时我虽然还不能脱离应举求仕的学业，但凡是先生用来要求自己的，无不以行为规范示范给我看。先生志向深沉而坚定，气质平和而澄澈；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声誉传于宗族乡党，廉洁安静的品德在茂州、茶陵都得到信任。先生曾到西南极远的边地，又历经潇湘、洞庭。麦穗一茎五岐，是他感应上天而得到的证明，确实可以相信。任官时三次遭到贬黜，为什么人世间的事情竟然如此不值得凭恃？难道不是人世间有意志，而上天却无情吗？有意志的容易偏私，无情的往往公平。因此我由此可以推知先生一定会有后代，又何必为先生的志向没有大行于世而遗憾呢？我曾听说先生想有所托付却没有实现，我也没有来得及请教。先生的志向本来就不在身后的名声；然而整理遗文、记述遗事，拿起笔来编纂叙述，本来就是弟子的职责，我也私下曾以此自我盟誓。还要等到将来有所凭借，来告慰先生的英灵吗？请享用祭品。宗族祭祀丙六兄的文章。

译愿您的神灵：禀性淳朴正直，学习而懂得方向，早年承受胄选，任罗江主簿。官职虽然卑微，但所伸张的是不屈的志向和义理。汉代有高士，不为利益所动，不为权势所屈。以古代人士为榜样，能够使自己达到高士的境界，不必等待外在条件。将要终身如此，曾不被细小琐事扰动；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懂得满足就不会受辱。许丞年老后仍能归隐，陶令长期贫困却能自得。坐下把素琴横放在膝上，出门便驾着山南的黄牛。花丛外驾着小车，任意前往。和农夫野老谈笑，兴味无穷。农桑之余，时时涉及兵书，壮志仍然存在。谁说您年老而迂拙呢？活到七十岁，这就已经有寿了；子孙满堂，这又已经有后了。惟有我们这些人从小一同游学，直到都已白头。正月还在堂上为您祝寿，年终却已经在灵柩前拜祭。人生怎么这样难以预料？只有美好的德行才能不朽。以这些话来慰藉幽冥中的神灵，愿您的神灵鉴察。请享用祭品。宗族祭祀丙十弟的文章。俗话说：有志向的人，事情最终一定能成功。您向来怀有侠义豪气，不肯处在人后；自身一定要戴冠束带，儿子一定要策试登第、成就功名，如同作战一定冲入敌阵，进攻一定首先登城。您的儿子能够继承您的志向，果然没有辜负自己当初的誓言。癸酉年在南畿考中亚魁，癸未年又在《壁经》中夺得魁首。虽然没有考中状元，任郎官也上应列星。任职银台考察政务，事务简要而官署清静。想到国家大事还没有完成，便急忙奉命南征。人们都说您虽死犹生，可以说活着时快乐，死去时荣耀了。将来还会封赠诰命、恩宠增加，崇高的官阶接连而来。日后在您的墓前焚烧黄纸告祭，荣耀不会止于今天。在祖坟旁占卜说那里吉利，现在送您长久归去。形体归于地下而神灵不灭。请享用祭品。祭祀静泉叔的文章。维万历七年二月初二日，侄子王樵谨以香帛薄奠，告祭于六十一叔、叔婶的神灵说：叔父和我从小相亲爱，一同学习、一同游玩，长达十年；在天下人中难得的，只是志趣相同。从前有管仲、鲍叔牙，虽然不同宗族，却以道义相互劝勉，彼此相通忧喜。一家两代，有高翁、迟翁。昨天我被起用，叔父面露喜色，带着酒为我饯行，期望我救济世道。叔父说：如今东南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了，你长期居家，亲眼看到其中的弊病；现在你要治理一方，不要忘记我的好意。我拜首受教，牢记这些话，勉力竭尽自己的才力，思考如何救济时世的艰难。后来我赶赴朝廷，没有时间与叔父见一面。等到昨天南征时，叔父已经去世了。唉！叔父才华很高，有学问有文章；在家庭中孝友，在亲族中和睦，在乡里被推为有义，在僮仆中得到感恩。虽然没有得到高位来充分施展才华，但有些东西是不朽的，后世会传扬它。凤阿儒宗答应为叔父写铭文和诗篇，百代之后可信的史书，大概就在这里。两个儿子都聪颖有才，成就功名可以期待。叔父虽说已经亡故，但没有亡故的东西还在叔婶身上。今天一同归来安葬，打开墓穴；这一杯祭酒，不能在堂上奉献。愿神灵鉴察。请享用祭品。祭女儿的文章。你的哥哥曾与马应图商议婚事，有个叫王炼的人，是马氏信任的人，因为有骆氏来做媒。我心里不愿意，但对方推辞起来很难拒绝；他们说王、马两家婚姻往来，我便替应图把你嫁去埋没。唉，痛苦啊！你从山东归来时，年仅十一岁；骆氏有官司之事，恳求我非常迫切，我没有答应，他才开始仇视我，后来求婚，我勉强答应了。应图有书馆，外甥在他那里一年，也已经尽了礼数；要求归来，终于得以归来，但他们始终不高兴。骆氏喝醉后发怒，鞭打陪嫁和仆人，斥骂我的名字，使我受尽羞辱。你在闺房中，还没有亲耳听到这些事；家人都咬牙切齿，说我究竟是什么主人，竟容纳猪狗一般的人，这个侮辱一定要报复。我说不是这样，这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后来他又当着你的面大肆侵凌，你这才受到疾病侵袭，像癎病、惊病一样；接着又患乳痈，加上产后血虚、毒气旺盛，脓血像漏水一样流出。平日里迎接你经历千难万阻，有一天一叶小船忽然到了南关，全家都很欢喜，你也忘了病痛，登上轿子进入房中；身体还很僵硬，到了床上仰卧，又开始辗转痛苦。各种药都试过了，最终仍不能痊愈。你母亲辛苦地不离床前，为你擦拭脓血、送药，半夜也不睡；伤口一收拢便又溃烂，胸骨已经露出。她忧虑你不能起死回生，祈祷也没有应验。后来得到你哥哥诊脉开方，你的病像消失了一样，身体恢复健康，扶你起来行走时，仿佛从天上坠落到人间。去迎接弟媳时，亲戚交相庆贺，全家聚在一起，锦绣绮罗光彩耀目；只有我看见你，心中独自暗暗悲伤。马家来迎娶，不能长久保全；父母、兄嫂当天欢笑，你也知道这些，连日流泪，后悔不能留下，造成这场失误。唉，痛苦啊！骆氏聚集一群小人，夜里饮酒直到天亮，早晨便昏睡，直到日头偏西，常以此为惯例。内外秽乱不堪，你却能守礼，能勤劳尽职，务必尽到妇道；希望以此感动他的心，如果做不到便死去，也不能辱没亲人。唉，痛苦啊！我把嫁妆、田产送给你出嫁，财物、儿女，究竟哪一样更重要、哪一样更轻？想到你前些日子死而复生，公婆见到你一定会高兴欢迎；谁料那恶公公仍然大吼大怒，恶毒之心没有尽头，你百般奉承也不能满足他，恶婿又乘机而来，恶行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你的心情无法排解，连日来给我写信，频频看我的书信，泪眼清冷，感慨之情终于决绝，认为以死为荣。唉，痛苦啊！我对你的悲痛，穷尽一生也难以表达。你的性情聪明，死后也不会泯灭；迎接你的魂魄来停留在我的厅堂，你安息的地方就在父母身旁。愿你事事鉴察我，安慰我徘徊不安的心。祭祀缪母的文章。维万历十四年，岁次丙戌，七月甲午朔，过了二十日癸丑，金坛通家侍生王樵谨以香帛之仪奠告于缪母周孺人的神灵说：‘唉！妇女的德行中，做贤母最难；已经是贤母，又有贤子，更难。敬姜是贤母，但儿子是公孙歜，因此君子感叹她的遭遇；范母是贤母，儿子是范滂，天下至今仍把母子二人的高尚并称。孺人生来具有美好的德行，嫁入贤德之家，辅佐丈夫、启迪后代，于是有了仲淳这样的儿子，志向品行高洁，有学问有文章。我父子与仲淳相交颇久，他常常以我未曾听闻的道理启发我，岂只是我们这些人的益友，实在是当今的古人。孺人健康长寿，都是行善的报应。我们正以百岁为期，准备登堂为她祝祷，为什么忽然听到她仙游的消息呢？然而孺人可以说是高尚明朗、善终而逝了！上天赐福于有德之人，不只在她自身；她早早生下聪慧的孙子来继承宗族，这就是我们为孺人身后祝愿、希望她永远有所慰藉的地方。请享用祭品。’ 祭祀曹氏侄女的文章。

译古代妇女中贤德的，有敬姜嫁到季氏家；丈夫早死，她说话不越过家门，以礼法自持，孔子称赞她，百世之后仍有光彩。继她之后，班氏有班昭名著于世；她家的风范也归于曹氏，不辱没班彪，能够敬谨于班超，在宫中传授经书，在朝廷参议政事，续成《汉书》，撰作汉代的一部经籍，是女子中的豪杰，班大家因此著称于世。人活在世上，什么重要，什么轻微？形体终将腐朽，流传芳名的才是不朽。感慨地想到孺人，妇德无所差失，辛劳服侍三代。对穆伯、文伯，无论作为丈夫还是儿子，都竭尽全力，劳瘁至死，形容枯槁；她自始至终保持同一节操，不辱没王氏之女的身份，也践履了古代贤人的足迹。然而寿命只有六十岁，福分还没有完全配得上她的德行，这是有见识的人感到悲痛、也是她的子女和女婿应当想办法报答而永远不能穷尽的恩情。用这些话来慰藉幽冥中的神灵，愿神灵鉴察。请享用祭品。祭祀顾观海的文章。维万历十四年，岁次丙戌，十月壬戌朔，过了十八日己卯，南京鸿胪寺卿致仕年眷生王樵，谨以香帛和各种祭品的礼仪，派儿子干城代为祭奠已故通议大夫少司马观海顾公的神灵说：公家世代显贵，丙丑重光；兄弟、祖孙相继在青锁、玉堂任职。公在其中奋发有为，光耀前人，造福后代，恩惠遍及鄱阳，威名行于广右。公在仕途顺利时急流勇退，居家多年，乡邦仰慕德行，朝廷舆论推举贤能。皇帝想到陪都南京锁钥重任，慎重选择人才，于是把这个职位交给公。文昌八座的显位早晚将属于公，未来的功业和声望正会隆盛，为什么忽然听到因小病而去世的消息？我想奔驰前去哭吊公，无奈被疮病缠身，不能远行，只派儿子代我鉴察并致祭。我的这片心意，公的神灵如果还在，请享用祭品。祭祀张虚庵的文章。过去同在学校求学，我和公一前一后。公的才华超群卓越，如孤飞的鸾凤。庚子年考中高科，年方弱冠，文章义理卓异，首先登上成功的彼岸。丙午年赴京参加会试，与公同船而行，意气相投，才开始亲密交往。我在丁未年考中，公却落第；在旅舍告别公时，公流下了眼泪。后来公的学问更加精进，文章更加高妙。到了己未年，公已经卓然成为独立不群的人物；我时时与公交往，依赖公的教益。我们一同在清源任职，不是一天两天。等到我南归，公却北调；司徒一职声望清高，学政是精妙的选任，早晚都应当属于公，为什么又发生差错呢？那些阻挠公的人，后来后悔也只是咬自己的肚脐。公出任滇南太守时，时局正多变故；公到任后安然镇定，平素就有治理才能，百姓和夷人都归服，正将看到他的成就，为什么部使者却嫉妒公的声名？公于是拂衣乘一辆车上路，搜罗公车中的人才。那些人真可笑！菊花开满三条小径，兰花长满九畦；亲朋频繁聚会，带着酒杯酒壶相携而来，公的快乐已经达到极点。惭愧我游兴疲倦，不能跟随公。庆幸公还健康，希望公长寿百年，使我能够追随陪伴香山社友，在林间水边，共享许多胜事；公为什么不等到那时呢？公厌弃尘世而仰慕蜡祭之神，像蚋、蛄争相叮咬一样，脱下鞋子离开尘世，作诗作为临终辞世之言。他人面对死亡总是悲痛，公为什么如此从容？李白、杜甫的文章光焰万丈，同当时的作者相比，公也毫不逊色。公虽然说已经亡故，但没有亡故的东西仍然存在。承继家业、使家族美好，有诸位郎君在。请享用祭品。祭祀王凤洲的文章。维万历十九年，岁次辛卯，春二月戊辰朔，过了二十二日己丑，致仕南京礼部尚书姜宝、南京鸿胪寺卿王樵谨以香帛之礼，致奠于已故大司寇凤洲王老先生的神灵说：周文王去世以后，孔子自任以传承斯文，子游、子夏各得孔子学问的一个方面。凡是古代经书、传记，从先秦以来博士所传授、太史所编录的，大都出自孔门，文章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无奈源流渐远，末流越来越分散；经学老师已经受困于专门训诂的狭陋，文士又不免文章压倒内容、博杂淹没内心。谁能光焰万丈，号称大家？一定要才华雄视一代，学问兼综百家，先有真实内容，之后才有华美文采。即使韩愈、欧阳修特然兴起，也还不能完全摆脱众说喧哗。明朝兴起以来，先正名臣以馆阁文为宗，典雅法则为美。到了凤洲公这里，奇特而合乎法度，端正而富有文采。诗歌有《国风》作者的婉转，也有《雅》《颂》的庄重，包罗各种诗体而又自成一体。赋作则与屈原、宋玉同样精工，与扬雄、司马相如各有不同风调，兼有楚汉辞赋的长处，归入弇州一派，却使《子虚赋》《上林赋》之类也不能因篇幅富丽而自夸。至于典册类文章，浩浩荡荡如江河，有吞没云梦、摧折太华的气势，却从不以此自我夸耀。有司马迁的雄奇，班固的法度，庄子的辩说，任凭心意变化，而不受范式束缚。人们看见关中的李氏、信阳的何氏，却没有见过像这样丰富的文章，不知道其中还蕴含着经世治国的学问。公真正有幸于天下的地方，不应只在文学这一科。姜宝过去在留曹任职时，和公来往颇为亲密；王樵早年因为同年登第，与公世代讲论交往已有多年。去年袁安节公刚刚去世，如今公又离开人世，不能不加重对遗老凋零的感叹。以这菲薄的祭品献在公面前，愿公的神灵幸而鉴察。请享用祭品。祭祀贺澹庵的文章。维万历十九年，岁次辛卯，九月癸亥朔，过了二十八日庚寅，姻生、前南京鸿胪寺卿致仕王某，率领孙楙、锟楙、铻楙，谨以刚鬣、柔毛、清酌和各种祭品，祭告于已故明朝前嘉议大夫澹庵贺公的神灵说：曲阿的废墟、荆溪百里，神秀之气聚集，降生了君子；谁能继承他呢？是澹庵贺公。公兼有文章、政事和武功。初次任官在莆阳，倭寇入侵内地，公以精神和谋略抵御敌人，使一城没有忧患；皇帝南巡时公掌管行驾，皇帝北归时公掌管计策，在清贵的官署中声望清高，本应彼此相得。为什么反而触犯上意，出任南康太守？文公的遗迹令人仰慕，景仰前贤的品德，都说公此行可以继承前贤。公四次掌管郡符，两次到海边任职；由廉州调往琼州，又渡过鲸波大海，始终清廉而通达，百姓因此和谐安乐。清廉则百姓服从，通达则百姓便利，公两者都做到了。后来应当面向八方持节，治理河东，镇守楚地，总督江西，可以预料将有五次开府建立功业；却还没有来得及酬报功劳，便在中途受到烦琐流言的阻挠，公又有什么可怨尤的？上天报答公，便赐给公繁衍的福泽：已有很多儿子，孝子也不会断绝。公年七十，足以抵得百岁；公的形体虽然蜕化，公的神灵却已成仙。平生的言语，尽在今天；我在公面前洒酒，眼泪纵横流淌。请享用祭品。祭祀于母吴孺人的文章。啊，美好啊！夫人遵循德行而不懈怠，聪敏而喜好修养，宁静而少有过失，持身如同有所畏惧，趋向正义却果断坚决。公婆喜欢她，说：‘她善于侍奉我们。’她辅佐丈夫，既和顺又恭敬，举止雍容庄肃，从始至终都为家族增光。父子二人都考中高科，一同赴南宫考试。夫人心中欢喜，认为内助的功劳已经发挥，今后应当享尽全福。为什么一场疾病竟使她不得善终？活着荣耀，死后哀悼，谁能继承她的芳踪？她留下的格言鲜明有力，尤其值得佩服。家门兴盛，子孙贤能，处于盛时要想到衰落，守持一切在于谦逊。上天使她德行富厚，为什么却吝惜她的寿命？有这些不朽的德行，便可说是安然归全。全美全福，含笑于九泉。湖熟的山中有佳美的墓地，秦淮河回环曲折，长江浩荡。墓穴安葬的日期已经确定，宗族姻亲都仰慕追念；献上这些清洁芬芳的祭品，希望神灵鉴察并享用。祭祀缨溪族叔的文章。

译叔父尊敬祖先、敦厚族人情谊，所以能够和睦族人；友爱兄弟并推及异姓，所以能够友善对待外亲；坚守耿介、崇尚道义，所以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人们看见他厚待来往的人、轻视财利，以为他富有而好礼，却不知道他其实贫困；看见他仗义直率，不向人假借言辞和脸色，却从未体谅他的内心。临终时口中不谈私事，只把祠堂放在心上。宗族彼此相顾、亲爱相亲，可以说自始至终保持同一节操，像冰一样清、玉一样洁。我私下正是由此深知叔父。唉！叔父已经逝去了，但有儿子能够承继家业，有聪颖的孙子，叔父还有什么遗憾呢？只是我们这些人失去了宗族盟约中的长者，从今以后，谁来与我们谈内心真情、互相亲切往来？想到往日，不觉眼泪鼻涕沾湿衣襟。唉，悲哀啊！请享用祭品。祭祀于见素的文章。正德初年，先母的兄长只有您与先父腾茂，实在都是家族的先导，很早便以才华声名远播；晚年辞官居家，被称为金坛二老。召集子侄聚会作文，同席砚台的只有中表亲属，于是相继登第；子孙绵延不断，继承本家学问的渊源，确实大为显扬、大为承继，以亲亲之情而更加厚重。亲情世代不衰，称为舅甥。神灵出生比我晚十二年，与我相交到白头；夫妻共同长寿，儿子又成为郎官和舅父，这也是金坛从未有过的事情。正准备在晚年共同娱乐，成为竹林七友，为什么一场疾病便忽然不起？难道齐同人的寿夭长短者，不把居世当作长久吗？从我以下，只把经历三世的旧交，率领各位同辈，以礼献上这点微薄诚意，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这份感情没有穷尽，托付我的言辞使它不朽。请享用祭品。祭祀靳太安人的文章。愿神灵出生于宰相之家，便是贤女；嫁入宰相之家，便是贤妇。侍奉公婆，调和鼎簠之间的饮食，能够辅佐父子，勤劳操持衣带。丈夫早逝，她教养儿子成才，能够守住先业，因此使北泠的家声不坠，成为卓越的典范。以穿戴纨绮为耻，以读图书史册自我要求。北泠去世时，幼子还在抚育；到了今天已有曾孙，幸赖有一个叔父，使家业根基没有倾覆，内外都安定服从。婚姻亲属之间，由她维持和睦。一个叔父、一个孙子，都依靠王太夫人。她辛劳抚养三代，调护孤儿寡妇，庭内没有离间之言，家政严肃整齐。可以说不辱没文恪，有功于文僖；既有德又长寿，经历四朝，见闻很多。她节操伟岸、品格清高，世代享受恩宠，祝愿和期望正长远，为什么鸾凤车驾忽然返回九重云霄？唉，作为仪范的身影已经消失，追思也来不及挽回。良辰吉日，灵车早已准备；诚意献上祭品，悲情深重而歌唱薤露，送夫人长归地下，仿佛仍能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的仪容。《方麓集》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十三。（明）王樵撰。解、问答、策问、杂说。《老子解》。

译可以用语言表述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可以用名称命名的名，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无名，是天地的开始；有名，是万物的根本。所以常常处于无欲的状态，来观察道的奥妙；常常处于有欲的状态，来观察道的边际。这两者同出一源而名称不同，都可以叫作玄妙。玄妙而又玄妙，是众多奥妙的门户。【徼，读作吉吊切。】朱熹《语录》说：“庄仲问：‘“道可道”应当怎样解释？’回答说：‘道如果可以说出来，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如果可以命名，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庄子说：‘以道为根本精华，以万物为粗浅末端，以有所积聚为不足，淡泊地独自与神明相处。’古代的道术中有符合这种说法的，关尹、老聃听到这种风尚而喜爱它，以常无、常有来建立它【就是本章所说的常无、常有】，以太一作为主宰，以柔弱谦下作为外在表现，以空虚而不损害万物作为实际内容【空虚，则每一物都能保全】。关尹说：‘自身没有固定的主宰【就是没有私人的主张】，万物的形态自然显现【使万物成形，而万物的道理自然显现】；行动像水，静止像镜子，应答像回声【就是说自身没有固定的主宰，万物形态自然显现】；与人相同就和谐【不同就会乖离】，有所得到反而有所失去【把无所得当作所得，有所得便有失】；从不抢在别人前面而总是跟随别人，不藏私，所以反而有余。人人都求福，自己却独自曲折求全；以深沉为根本，以节约为准则。坚硬就会毁坏，锐利就会折损。关尹、老聃，真是古代博大真人啊！’唉，得到老氏宗旨的，是庄子。因此在开头引用这些话，使读者知道老子所谓的道，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作道，而不是我所说的道；这样以后才可以理解他的学说。” 所谓可以说出的道，例如仁的道、义的道；所谓可以命名的名，例如命名为仁、命名为义。老子认为，这些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和名。永恒不变的道和名，本来就不可言说、不可命名。不可言说、不可命名的，就是无。把它命名为天地的开始，有了天地便有了它；把它命名为万物的根本，有了天地和万物，直到多得不可穷尽的万物，都永远以它为主宰。自身没有固定的主宰，所以常常处于无欲状态来观察它的奥妙；万物形态自然显现，所以常常处于有欲状态来观察它的边际。行动像水，静止像镜子，应答像回声；这样，它的有不失去无的奥妙，它的无也能成为有的边际。这两者之所以同出而名称不同，都称作玄妙。‘有’‘无’二字都是句读中的字。朱熹说，过去人们都把它读断为‘常有、常无’，不如只读作‘常有欲、无欲’。朱熹所依据的，大概是旧注。现在考察这句话，只应以《老子》原书为证；后文说：‘把有作为利益，把无作为作用。’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正是承接本章而言，‘有’‘无’已经明白说出。如果依照旧注读作‘有名、无名’，仍然与文义没有关系；读作‘无欲、有欲’，恐怕又妨碍宗旨。老子说无欲，如‘知无欲、无为、不见可欲’之类，我们儒家也说无欲；如果说有欲，那么我的学说和他的学说都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人一生下来便处于安静状态，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行动，是本性的欲望。说本性的欲望是可以的，单独说有欲望则不可以。如果把《中庸》所说喜怒哀乐已经发出，便当作老子的有欲，那么老子之所以不同于我们儒家，正是要把这些全都消除，又怎么肯说常常有欲来观察它的边际呢？况且情感发出而都合乎节度，才叫作和。如今把有欲当作情感已经发出，难道不必合乎节度，也可以观察它的边际吗？‘徼’字旧时都读作‘窍’，指山川的孔窍。朱熹只按字面读，认为徼是边徼，类似边界，是说相互应接之处。应接之处，就是太史公所说的以因循作为作用。太史公评论六家要旨说：‘道家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为作用【无中有有便是边际，无是根本，边际是应接】。’ 三十根辐条共同集中在一个车毂上，正因为有车毂中间的空处，才有车的作用。和泥制作器皿，正因为有器皿中间的空处，才有器皿的作用。凿开门窗建造房屋，正因为有门窗和房屋中间的空处，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形的存在可以带来便利，无形的空处才发挥作用。【辐，读作方六切；毂，读作古禄切；当，读作丁浪切；埏，读作夷然切；埴，读作昌志切。】辐，是车轮的辐条；三十根，《考工记》认为象征日月，就是这个意思。毂，是车轮的中心，外部坚实而承载辐条，内部空虚以容纳车轴。正因为中间空虚，才有车的作用。有人把车上乘坐的地方当作无，朱熹说：‘不是这样。’上文既然是就辐和毂而言，那么与下文门窗、和泥制器是同一例；大概无就是毂中的空处。正因为中间空虚，所以能够容纳车轴而无穷运转。《庄子》所说‘枢纽只有处在环的中空处，才能应对无穷’，也是这个意思。埏，是和；黏土叫作埴。把土和起来制作器皿，是陶工的事情。无，就是器皿的空处。《参同契》说：‘器物发挥作用，就在于空。’朱熹认为，器物有形体，但它的作用就在形体的空处，这话是对的。牖，是窗，用来通光。古代房屋东面是门，西面是窗；无，就是门窗以及房屋内部的空处。房屋没有门窗和内部空处，人便不能在那里居住。庄子说：‘房屋没有空虚之处，婆媳就会争吵。’车、器皿、房屋，都是有形之物，是为天下的使用提供便利的。所以说：‘有形之物用来提供便利；车容纳车轴、器皿容纳物品、房屋通行出入和采光的地方，都是无形的空处。’ 又因为这三者都有空处，所以才能发挥作用。因此说：‘有形之物作为便利，人人都知道；无形之物作为作用，人人却不知道。’所以老子特意用这三件事来说明，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把道的奥妙说尽了。天下的道理不能超出这一点。就近从人的身体来说，形体全都是有形的；使形体活动的东西却是无形的。然而从天地开始的角度观察，耳朵的听觉、眼睛的视觉、心灵的精明爽利，又都是有形的表现；至于使它们灵敏、使它们能够听见和看见的，却是无形的。无形之物就无法言说。它从无中产生，这就叫作天地的根；它作用于无，这就叫作众妙之门。这就是有和无同出而名称不同、又共同称为玄妙的原因。王安石说：‘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有辐和毂；无之所以能在天下发挥作用，是因为有礼乐刑政。如果废弃车上的辐毂、天下的礼乐刑政，却坐等无发挥作用，那也近于愚蠢了。’

译知道自己有所不知道，这是上等；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祸患。只有把‘有病’当作病，才不会有病。圣人没有病，是因为他把‘有病’当作病，所以才没有病。旧有的解释都没有领会老子的意思。本章“知病、病病、不病”是三个关键处。言语非常简约而意义十分包容，言语非常浅近而作用无穷，旨意非常容易明白但人们大多误解。老子常说“无知”，又说“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无知，是追逐外物的知识；不博，是向内观照的知识。所以这里说“知道却不知道”，是最高的知。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不知道而知道自己的疾病罢了。人多苦于有病，又苦于不知道自己有病。身体有病却不知道，哪里能说是有知呢？这就是“不知道而知道有病”之所以为高明。只有知道自己有病，才能把疾病当作疾病来对待；只有把疾病当作疾病来警戒，才能不生病。人对于疾病，尚未经历时便轻视它，已经过去后又忘了它；只有在正患病时，痛苦真切，才可以说是知道疾病，但又太晚了。假如平日就用这种心情戒慎，那么还会有什么病呢？圣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也不过是能够戒慎罢了。圣人虽然没有病，却从未不把疾病当作疾病来警戒，因此没有病，因此成为圣人。这些话极容易明白，也极容易实行，但天下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实行。它可以用来养生、修身，也可以用来治理人民、保全国家。“安定时容易维持，事情尚未出现征兆时容易谋划。” 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着手，在尚未混乱时就治理；在事情还容易时谋划困难之事，在细小处着手成就大事，这些都是“知病、病病、不病”的道理。唉！事情安定时容易维持却不去维持，往往等到已经出现征兆才想办法，而为时已晚的情况太多了。不推崇贤能，使人民不争夺；不看重难以得到的财货，使人民不去做盗贼；不显露足以引起欲望的事物，使人心不乱。因此圣人治理天下：使人民心思空虚，使他们的肚腹充实；削弱他们的志向，使他们的筋骨强健。常常使人民没有知识、没有欲望，也使那些自以为有知的人不敢妄为。以无为的方式行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事情。“尚贤”就是崇尚贤能；任用贤能而舍弃不肖，让贤者居上、不贤者居下，本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把这当作奇异之事而特别崇尚它，就会开启人民争夺的心。尧、舜急于亲近贤人，三王寻求士人，有任用贤人的实际，却没有“尚贤”的名目，人民将受到感化而自己还不知道，又同谁争夺呢？等到德行逐渐衰落，羡慕名声的人忘了实际，矫正偏差的人又走过了头，战国诸侯以得到士人相互倾轧，捧着扫帚到门口迎接，延请接待唯恐落后；崇尚贤能的风气在上层形成，于是那些修饰机巧、逞口舌之辩以求显示才能、钓取利益的士人争相奔赴。东汉崇尚节义，李膺、范滂一类人清正自守、嫉恶如仇，激扬声名，彼此品评推许；崇尚贤能的风气在下层形成，最终却招来了党锢之祸。由此才知道“不尚贤，使民不争”这句话，老氏的言语很有深意。正话反说，说的就是这一类。古代圣人未尝不凭借货物来养活人民，但贸易往来、调剂有无，完全是为了帮助人民解决衣食，并不是这里所说的情形。圣人有什么可贵重的呢？不看重奇异的物品，轻视只供享用的物资；不制造无益之物，不损害有益之事，使人民在衣食方面得到满足，盗窃的根源就会被堵塞。人生来本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后来扰乱而失去常态，只是因为看到了足以引起欲望的事物罢了。程子说：“欲望被牵引在前面，却想求得它停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艮卦的道理，应当止于背部；眼睛所见的东西在前面，背部却背向它，是看不见的地方。止于看不见的地方，就没有欲望扰乱心神，于是停止便能安定。老子的话，也就是程子的意思。崇尚贤能、看重难得的财货、显现可欲之物，世人所受役使，不出这三件事。各种事情聚集起来成为忧患，快乐的诱惑纷至沓来，舍弃这些，心怎么能空虚呢？心中充满欲念而精神之气不能内守，肚腹就会空虚。所求必定要实现，所期待的必定要成功，志向怎么能削弱呢？志向过强而精力耗尽在外物上，筋骨就会衰弱。这就是有知识、有欲望所带来的负累。因此圣人治理天下，使心希望空虚，使肚腹希望充实；使志向希望柔弱，使筋骨希望强健；常常使人民没有知识、没有欲望，有知识的人也不敢任凭自己的知识妄为。天下之所以多事，起因于有知识、有欲望而又敢于妄为；现在人民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就不会妄为；有知识的人不敢妄为，也就不会妄为，天下怎么会得不到治理呢？无知无欲，就是使心空虚；不敢妄为，就是使志向柔弱。

译过去那些得到“一”的，天得到“一”而清明，地得到“一”而安宁，神得到“一”而灵妙，山谷得到“一”而充盈，侯王得到“一”而成为天下的正主。它们达到这一境界，都是由于得到同一个“一”。天没有清明，恐怕就要崩裂；地没有安宁，恐怕就要震动；神没有灵妙，恐怕就要止息；山谷没有充盈，恐怕就要枯竭；侯王没有尊贵崇高的地位，恐怕就要倾覆。所以尊贵以卑贱为根本，崇高以下位为基础。因此侯王自称为“孤”“寡”“不榖”，这不正是把卑贱作为根本吗？难道不是吗？所以，把车上的各个部件逐一数尽，却没有一个部件叫作“车”；不愿像美玉那样光彩炫耀，也不愿像石头那样坚硬突兀。“一”是万物尚未分化时的名称，也就是所谓万物之母。“一”不能不生出“二”；“二”各自有一个“一”，于是又不能不生出“二”而成为“四”；“四”各自有一个“一”，又不能不生出“二”而成为“八”；“八”各自又有一个“一”。这就是造化无穷无尽的原因。“一”所贯注的地方，到处都是圆满的。“一”贯彻于覆盖，便是天所以清明；贯彻于承载，便是地所以安宁；贯彻于屈伸往来，便是神所以灵妙；贯彻于虚空受纳，便是山谷所以充盈；贯彻于治理，便是侯王所以成为天下的正主。“贞”就是正；正就是君，就是长。《尚书》说：“用我来端正四方，这也是由于贯彻了同一个‘一’。” 说的是天地、山谷之神和侯王所得到的“一”，它们达到“一”的道理是相同的。天没有清明，是反复说明上文的意思；所谓“发”，如雷震动、水泉涌出一类，是倾覆、仆倒的意思。“尊贵以卑贱为根本”以下，专门说明侯王得到“一”而成为天下正主的意义。侯王守住自己的“一”，公卿大夫各自依照等级，士、农、工、商各自安于职分；各方面得到不相同的“一”，合成一个整体，天下自然得到治理，庶民都会归附。由平民成为侯王，是庶民离开他；由侯王变成平民，是因为侯王的尊贵崇高以庶民的卑下低贱为基础。所以“孤、寡、不榖”都是困穷百姓、卑贱之人的称号，侯王用来称呼自己，是不忘根本。把车上的部件逐一数遍，却没有一个单独名为“车”的，意思是人们把车轮、车辕、车轴、车毂、车辐等一一数尽，数到最后，并没有一种东西名称叫作车。然而把众多不相同的材料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才是车所以成为车的原因。用来比喻侯王的道理：不亲自妄为，而把事情寄托给群臣百姓，因而成就事业。“碌碌”是玉的样子；“硌硌”，也写作“落石”，是坚硬而彼此不能相合的样子。意思是尊卑高下相互依赖才能成事，应当彼此取用、彼此谦下，就像车轮、车辕、车毂、车辐合在一起才成为车。不愿像玉那样光彩，也不愿像石头那样坚硬。玉虽然珍贵，石头虽然坚硬，却不能彼此嵌合，就不能把众多不同的东西合成一个整体而发挥作用。孔子也说：“说话一定要守信，做事一定要坚决完成，拘拘然的小人啊！”这是说明大人的道理，不应当这样。受到宠爱或受到侮辱，都像受到惊扰一样；把大的祸患看得如同自身一样重要。什么叫宠辱？受到宠爱是处于下位，得到宠爱时像受惊，失去宠爱时也像受惊。什么叫把大的祸患看得如同自身一样重要？我之所以有大的祸患，是因为我有自身；等到我不把自身据为己有，我还有什么祸患呢？所以，能够把自身看得如同天下一样重要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能够把自身爱护得如同天下一样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朱子说：“宠辱不过是细小的事情，得到它尚且像受到惊扰；像世间的大祸患，就更应当重视，不可触犯，如同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说‘宠为下’，是说宠爱别人的人在上位；对于别人施宠的人在上位，受到别人宠爱的人在下位。受辱本来不用说，而受到宠爱也不值得崇尚。如今得到宠爱尚且还像受到惊扰，更何况大祸患与自身合而为一，怎么可以不重视呢？假使人面对大祸患，都像祸患将要降临自身那样重视，就一定不敢轻率地损害自身，而会深切地预先参与天下之事。得到这样的人，把天下托付给他，那么他对于天下一定会像爱护自身一样谨慎守护，哪里还会有祸败降临呢？”现在考察各家的解释，本章多有妄解。朱子的这个解释，阐发得极为透彻，可以说深深领会了老子的意思。但末尾四句，似乎仍有可以商榷之处。大概各本有作“贵以身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的。朱子恐怕是依据这个本子来解释的。现在仔细考察，“贵、爱、寄、托”的语意重复，老子原文被后人妄自增删的地方很多。比如本章“失之若惊”下一本有“是谓宠辱若惊”六字，这六字是赘余，不加辨析也可以看出。只要寻绎它的语言脉络，以义理和文势来衡量，那么人心共同的情理，必定有与古人相合之处。“贵以身为天下”四句，大概是承接上文“无身”的意思。所谓无身，就是不把自身据为己有，也就是所谓“不以养生为事”，这比把生命看得尊贵更高明。自身是忧患的根本，知道畏惧大患却不能不偏私自身，还不能说是真正知道畏惧。所以凡是偏爱自身而以为是珍贵自身的，不是真能珍贵自身；偏爱自身而以为是爱护自身的，也不是真能爱护自身。善于珍贵自身的人，不自我珍贵，而是把自身看作天下人的自身来珍贵；善于爱护自身的人，不自我爱护，而是把自身看作天下人的自身来爱护。自身成为天下人的自身，那么自身就不属于我，而只是把它寄托在天下罢了。这就是所谓“无身”。没有了自我之身，还有什么祸患呢？不只是没有祸患，寄托于天下的人，天下本来就不能用宠辱来伤害他。

译从出生走向死亡，属于生的一类有十分之三，属于死的一类也有十分之三；人民本来可以活着，却自行走向死地的，也有十分之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把养生看得过分丰厚。我听说善于摄养生命的人，在陆地行走不躲避犀牛和老虎，进入军队不穿铠甲兵器；犀牛没有地方用它的角顶，老虎没有地方用它的爪抓，兵器没有地方容纳它的锋刃。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没有可置身于死地的地方。朱子说：“‘出生入死’这一章，各家的说法都不能使人满意，恐怕未必得到了老子的本意。现在只从‘夫何故’以下看，语意自然明白。就是说，人从生走向死，是因为把养生看得过分丰厚罢了。声色臭味、居住奉养、权势利欲，都是用来养生的东西；只是对此过分丰厚，所以反而被外物伤害。善于摄养生命的人，远离这些负累，就没有死地了。这说的只是眼前日常生活中的事，马上就可以接受奉行；既然它本来就难以完全明白，似乎也不必拘泥得太深。”我认为：生和死是两条道路，而“出生入死”说的是其中没有可供停留的地方。善于摄养生命的人，只是明白了出入生死的关节点罢了。陶渊明诗说：“草木得到自然的常理，霜露使它们有荣有枯。”这是说人最有灵性和智慧，却反而不如草木。善于摄养生命，并不是说他能够违背生死的常理而独自不死，而是说他能够不处在死地，这正是明白生死出入的关节点，从而善于保全生命。生的一类，是沿着生的道路走的人；死的一类，是沿着死的道路走的人；人民本来可以生存，却动辄走向死地，是因为好恶没有节制，所作所为常常足以伤害生命，这又是一类。三次说“十有三”，是说常有十分之三。天下的人分成十份，这三类占其中九份；趋向生存的少，走入死地的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把养生看得过分丰厚。另一章所说“人民轻视死亡，是因为他们求生太厚”，所以才轻视死亡。老子大概多次说到这个意思。善于摄养生命的人，知道生命不是靠珍视就能保存，自身也不是靠爱护就能保全；只有不把养生当作执着之事，才能没有死地。“在陆地行走不躲避犀牛和老虎”以下，是极力说明没有死地的意义。庄子说：“道德达到最高境界的人，火不能使他灼热，水不能使他淹没，寒暑不能伤害他，禽兽不能残害他。”这不是说他轻视这些，而是说他明察安危，安然面对祸福，谨慎决定去留，所以没有什么能伤害他。犀牛、老虎和兵器铠甲尚且不能伤害他，奉养和嗜欲难道还足以杀害他吗？然而人有一生不曾遇到犀牛、老虎、兵器，却死于奉养嗜欲的，常常十人中有八九个。庄子说：“那害怕道路的人，路上十个人中有一个被杀，父子兄弟就彼此告诫，必定聚集很多兵卒后才敢出门，这不也是聪明吗？”人们真正应当害怕的，是在床席之上、饮食之间，却不知道因此戒备，这是过错。庄子又说：“兵器没有比志意更惨烈的，镆鎁还在其次。” “盗害没有比阴阳更大的，人无法逃离天地之间。并不是阴阳主动残害人的心，而是人的心使阴阳成为残害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所谓“人民本来可以生存，却动辄走向死地”。能够知道因此戒备，就能够没有死地。使虚空达到极致，专守清静。万物一同生长，我从中观察它们的复归。万物繁多，各自回归自己的根。回归根本叫作静，静叫作复归生命本源。复归生命本源叫作常，认识常道叫作明。不认识常道而妄自作为，就会招致凶祸。认识常道就能包容，包容就能公正，公正就能成为王，成为王就能合乎天，合乎天就能合乎道，合乎道就能长久；终身都不会有危险。人生来本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因为本来没有任何一物，所以称为虚；虚与静是一回事。司马子微说：“心不接受外物，叫作虚；心不追逐外物，叫作安。”安也就是静。然而这只是达到虚静的逐步过程，还不是虚静的极致。庄子说：“圣人的安静，并不是仅仅说他安静，而是因为善所以安静。”没有什么外物足以扰乱他的心，所以安静。水静下来就能照见眉毛胡须，水面平整可以作为测量标准，大匠也取法于此。水静尚且明澈，何况人的精神呢？圣人的心安静下来，就是天地的明鉴、万物的镜子。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天地的平正，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老子所谓“使虚空达到极致，专守清静”。于是说到虚静，又用万物生长的道理来验证它。复，就是返回；芸芸，是万物众多的样子。意思是说，万物一同生长，我观察它们返回的情形，从而得到心之所归。万物繁盛，到它们成熟时，生长的意趣没有不返回根本的。回归根本后，生长的意趣闭藏在重重阴气之下，不再活动，这就是万物安静的时候，称为复归生命本源。命，就是使万物生长的东西。大概在生命开始之初，有一阳之气在幽暗中发动，胚胎的征兆在地下形成，然后逐渐上升、逐渐昌盛，直到万物繁茂。如今结成果实而完成，又返回到这里，作为再次生长的契机，所以叫作复命。观察枯木，如果生长之意不再归根，就不能重新生长，这就是生命本源不能复归。因此说“归根叫作静，静叫作复命”。万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众人纷纷扰扰，和外物一同奔驰，知道安静的人很少。厚重是轻浮的根本，安静是躁动的主宰，人们却喜欢背离它们、扰动它们。这正是老子所怜悯的。所以教导他们说：那些追逐外物、忘记返回的人，把妄为当作常道，其实根本不能长久；实在是愚蠢。只有复归生命本源，才叫作常；只有认识常道，才叫作明。不认识常道而妄自作为的人，没有不遭遇凶祸的。观察复归而认识常道，是本章的要领。下文又极力说明认识常道的广大作用。“知常容”，就是所谓不毁坏万物。空虚则万物都能完整存在，如同太虚一样。万物出自太虚，却不能妨碍太虚的空虚。做到这样，是因为他的心遍及万物而又无所偏私，这就是所谓公。“公”这个字，是王之所以成为王、天之所以成为天的根本，一切都在这里。天地之间，天大、王大、道大，而只有“公”能够完全体现它们；只有认识常道，才足以谈论这些，可见认识常道的意义多么广大。帝王的功业，是圣人多余的事情。功业遍及万物，而神明的虚静不变，因此终身不会有危险。本章所说，大概就是庄子所称的内圣外王之道。虚静的德性成就了，帝王之道也就完备了。汉文帝、张子房领会了这个意思，也已经看到了它的功效。然而他们还没有穷尽老子的学问。

译承载着营魄而守住“一”，能够不使它们分离吗？专一调养气息而达到柔顺，能够像婴儿吗？洗涤心灵、除去玄妙的杂染，能够没有瑕疵吗？爱护人民、治理国家，能够实行无为吗？天地之门开合运行，能够守雌不争先吗？明察通达四方，能够做到无知吗？使万物生长、蓄养万物，生养它们却不据为己有，施为却不自恃其功，长养万物却不主宰它们，这就叫作玄德。《易》说：“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魂活动产生变化。”这是说常人有生有死的规律。人的出生，是精气聚集而形成形体。气属阳，它的神叫魂；精属阴，它的神叫魄。精气旺盛，魂魄就旺盛；精气衰弱，魂魄就衰弱；精气消耗到了极点，魂游离而魄下降，和形体分离，人就死了。老子说：“承载营魄、抱守一而不使它分离”，只是想守住魂魄的结合。‘载’如魏公子无忌跟随车骑，空出左边的位置迎接侯生，侯生径直登车而载。‘营魄’就是魂魄。《楚辞》说：“承载营魄而登上高远之境。”王逸注说：“抱着灵魂向上升。”‘载’字本身没有什么功夫，功夫只在于抱守一而不分离。广成子告诉黄帝说：“最高道的精微，深远幽冥；最高道的极致，昏昧沉默。不要看，不要听，抱守精神而安静，形体自然会端正。一定要安静，一定要清明，不要劳累你的形体，不要摇动你的精气，这样才可以长生。眼睛没有所见，耳朵没有所闻，心中没有所知，你的精神将守住形体，形体于是长久生存。”这些都是抱守一的意义，其中“精神守住形体”一句，就是所谓“承载营魄”。“专气致柔”以下，都是在说抱守一的事情。婴儿还没有听闻、见识和思虑，他的气息非常专一。想要使气息专一而达到柔顺，就应当像婴儿那样，这样才能抱守一。“致柔”是达到柔顺的极致。只要有一丝一毫显露出来，就属于刚强，而这种气也就粗浊了。“能够像婴儿吗？”“能”字之下有一本加“如”字，那是不对的。总共有六个“能”字，大概都是说“能这样吗”；做到这样以后才算达到极致。“涤除”就是洗涤心灵。“玄览”就是常常无欲，以观察玄妙。没有瑕疵，就是没有缝隙。这样才能抱守一。善于爱护人民的人，任凭人民自行生长发展而不伤害他们；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任用万物各自的才能，不劳心劳力而使事情成功，这就是所谓无为。这样才能抱守一。天地之门开合，是造化出入的关键。我虽然运用它，却知道刚强的作用而守住柔弱，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这样才能抱守一。圣人的聪明无所不见，然而总是顺应万物的情状，让贤者、不肖者，是与非各自显明，自己不参与其中，这样才能抱守一。“生之畜之”以下，又申说爱护人民、治理国家而实行无为的意思。第一章同样称它为玄，阐明道的奥妙；本章则完备地说明达到这种境界的功夫，所以说“这就叫作玄德”。像抽出关塞、开启钥匙一样，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隐秘了。厚重是轻浮的根本，安静是躁动的主宰。因此君子整日行走，也不离开装载辎重的车。即使有荣耀的景观，闲居时也能超然处之。为什么万乘之主，却以自身轻率地对待天下呢？轻浮就会失去臣下，躁动就会失去君位。开头两句也是“承载营魄”的意思：心神潜藏于深处，不向外驰散，于是厚重常常成为根本，安静常常成为主宰。秦少游替他的外甥杨道孚作《真赞》说：“他的气息张扬而喜欢活动，他的精神驰骋而用于思虑。为什么不看看老氏的话呢？君子行走不离辎重，辎重、荣耀的景观以及万乘之主，都是比喻性的说法。”梵川作偈语写给答达观上人：“一丝一毫涉及动的境界，便形成这座将要崩颓的山势。”上人谈论平湖的事情，却举出这句话。自然的道本来是安静的，人是使它发动的契机。人生来本来是安静的，心是使它发动的契机。一丝一毫涉及动的境界，山都可以崩塌，海水都可以翻腾，形成的势头就无法挽回。利刃握在手中，没有人牵制我的手肘，就可以百战百胜、所向无前；也可以因一时愤怒斩下首级，恶气尚未消散，却守着自己的残躯。判牒一到，便消散得一无所有。万般兴起，万般灭亡，都要从这个道理来观察。又答。自然的道本来是安静的，人生来本来是安静的；这种安静不是和动相对而言的，正是所谓“一微之前”。大抵人世间先有不确定，然后才有争斗；有了争斗，然后才有混乱。混乱发展到势穷之时，事理必定归于安定。安定，就是事理。天下不过是事理罢了。事理安定，心就安定；我安定，别人也安定。这就是我们儒家通达根本、忘却情欲的学问。事情一旦归于确定，兴起和灭亡都不存在，连一丝一毫也不存在，所以说“咸”，都从这个道理来观察。策问。

译问：《大学》一篇混杂在《戴记》中，程子首先表彰并阐发它，认为这是孔氏流传下来的言论，凡是有志于此道的人，都必须从这里学习，然后才可以超越常人；前面引用的人的话并没有错。这又有什么依据呢？西山真氏又推衍其中的意义，也颇有根据吗？其中有格物致知的要旨，有诚意正心的要旨，有修身的要旨，有齐家的要旨，这些大略也可以说一说吗？推衍到齐家便停止，而不涉及治国、平天下两项，又是什么缘故呢？真氏的书已经十分详备，近来前代正直的邱文庄公又补充其义，他又有什么见解呢？其中宏大的纲领、重大的要旨，最切于治道的，有可以举出来谈的吗？《大学》传中讲治国、平天下，不过是“絜矩”二字，而后世儒者的著述阐明这些道理，好像多得不可穷尽；它们果真足以彼此统摄而不嫌简略，又足以彼此发明而不嫌详尽吗？请一一为我说明。特别恩典和铨选法不同。嘉靖二十二年，严嵩想升任他的儿子世蕃为尚宝司丞，文选郎中郑公晓坚持认为不可。少宰张公治说：“李序庵的儿子以白身直接授为尚宝少卿，世蕃以治中转任尚宝，为什么不可以？”郑公说：“特别恩典和铨选法不同。皇亲有以白身授都督的，这是特别恩典。世蕃既然以官生身份参加铨选，历任都事、经历、治中，自然有升任知府的资格；升任以后请求改任，才有成例。”不久严嵩亲自上奏：“儿子世蕃现任治中，是亲民之官，请求改授一个简僻的职位。”奉旨命吏部查明拟议改任，便得以改为尚宝司少卿。二十三年，吏部尚书许赞以儿子■〈亻与〉升任知府为由，请求降低品级，酌量改任京城清闲简僻的衙门，遂改为礼部主客司员外郎，仍在中书舍人衙门办事，服色仍按原来升任的等级。三十六年，大学士徐公阶的儿子璠以宗人府署经历升任云南广南府知府，徐公陈情请求改任，以前面两件事为例，改为尚宝司司丞。徐、许两家都是升任以后请求改任，也都降低了品级，与严嵩不同。世蕃以治中升为尚宝少卿，虽出于特别恩典，实际上破坏了铨选法，本来不能作为成例。所以许公替儿子奏请改任时，远远援引先年升任知府的汪登事例，却不就近援引严氏的事例，可知他知道严氏之例不能援用。汪登因为母亲年老，上奏请求降级改任，得以改任顺天府治中，皇上特别允许许氏照办，其他人则不许。至于二十七年，吏部尚书闻渊因为儿子思学任宗人府经历，任职满七年，按给由的成例应当推升，但因本人需要回避，便奏请皇上下令左右侍郎酌量议定相应职务，于是思学升任礼部主客司郎中，在中书舍人衙门带俸，这又是采用许氏的成例。以上几件事，虽然彼此递相援引比较，但都出于特别恩典，不能援引为通例。天子不服期丧。嘉靖二十八年，庄敬皇太子去世。礼官议论本朝丧服制度：父亲为长子服期丧；《仪礼》说臣为君主的长子服齐衰不杖期。传文说：“为什么服期呢？是跟从服丧，是说跟从君主服丧。”皇帝下旨说，天子不服期丧。况且十五岁以外，才列入殇服。朕若服丧本来就不合礼，只停止朝见十日。百官的服制可以不讲吗？谨按期丧有两种：有正统之期，即为祖父母服丧；有旁亲之期，即为伯父母、叔父母、众子、兄弟、兄弟之子服丧。正统之期，即使天子、诸侯也不能降等。然而古礼规定父亲为长子服丧也应三年。所以周穆后去世、太子寿去世时，叔向说：“君王一年之内有两次三年之丧。”本朝虽规定为长子服期丧，然而对于国家根本的重大意义来说，似乎仍有应当讨论之处。先朝既然没有定论，到了庄敬太子去世时，礼官本应详细考察后请皇上裁决，却只笼统引用期服制度？那么圣谕“天子不服期丧”这一句话，理应足以驳倒他们，使他们无言以对。建议安定储位。嘉靖三十九年，原任左春坊左中允、调任两淮都转运盐副使而闲住的郭希颜上奏说：为了报答天恩，处在君父与骨肉之间，愿意献上微薄的忠心。我退居田野，活着不能报答恩德，死了怎能瞑目？如今天下的谈论之士都说，边境以外的敌人才是中国的忧患。我深切认为，帝王想要安定天下，有缓有急，正如孔子所说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内部的事情尤其紧急。我往年恭敬地读到圣谕，说皇上想要建帝立储，道路上传言都以立储来祝贺。我推测说：立储是困难的。如果皇上确实想立储君，那么有重臣可以与皇上谋划；如果还没有这个打算，不如先安定储位。我想陈述忠言已经很久了。若建议被采纳，两方面都能保全并得到好处，是我的最大荣耀；若建议不被采纳，就是越位而获死罪，是我的最大恐惧。近来恰逢岁星发生变化、地震、大殿遭灾，这些都是上天垂示仁爱之意的征象。朝廷中错误的谋划，或许有人愿意拼死为皇上筹划，但至今没有人进行调护。我想避开死罪，始终不说；每次想到君主的恩德，感动流泪，忽然忘记了自身生死。而且我曾上疏请求罢除监国，后来有诽谤者一定追究罪责到我头上，那么不说也是死，是辜负国家；说出来即使死，也是报效国家。所以我不敢请求立储，只请求安定储位。为什么呢？君主和宰相相互信任，储位就安定；兄弟彼此保护，储位就安定；父子彼此体谅，储位就安定。相互信任有办法，就是解除疑虑；彼此保护有办法，就是分封；父子相体有办法，就是由皇上总揽大权。这三件事，是安定储位的急务。什么叫解除疑虑？我所说的，是有人论劾严嵩，并且请求皇上召来询问二王。臣担心辅臣疑惧而不能自安，那么哪里还有时间妥善处理后事？二王疑惧而不能自安，那么事情的可虑之处就更大了。皇上为什么不降下恩德，晓谕元辅，使他知道二王没有别的意思，也不必怀疑二王；再晓谕二王，使他们知道严嵩终究没有别的意思，也不必怀疑严嵩？这样以后，二王心中没有惶惑，就会依靠师保；大臣没有顾忌和躲避，匡正辅佐皇上的力量就会更加尽力。所以说解除疑虑，君主和宰相相互信任，储位就可以安定。什么叫分封？二王一同居住在京城，才智和年纪渐长，就会共同追求崇高的地位。防备措施若不预先设置，谗言和嫌隙就会由此产生。因此，年幼时亲近膝下，是为了加厚恩情；长大后出京就藩，是为了巩固根本。如今藩府已经建立，不应长久空置，愿圣明早日决断，遣送二王就国。所以说实行分封，兄弟彼此保护，储位就可以安定。

译什么叫总揽？如今四方边境多有战事，一天之内有万般机务；天意人心无不希望大圣人万万年垂衣拱手而治。分封的典礼既然已经确定，留在京城的意思也已经明白。臣愿皇上端庄安坐以顺应天意人心，从容地议论建立储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说总揽大权，父子彼此体谅，储位就可以安定。奏疏呈上后，内阁起初拟定交礼部详细审议。圣谕说：“如果采用他的话，那么郊庙告祭举行的事情怎么办？”于是改拟由礼部会同三法司参看议定。圣谕对严嵩说：“你昨天一见到他的奏本，难道不烦闷恼怒吗？只是关于‘疑’字这一点，还没有看见他怀有叛逆之意。奏本中‘建帝立储’四字，立儿子为储君，是所谓建立帝位，谁能与之相同？”两位辅臣把票拟送来。皇帝又说：“你们票拟想要交给有关部门议论，然而细想此等邪说，按理法必定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如今不忠的臣子、不义的百姓，都厌恶不能迅速推行新政、使君相长期在位，只是不说君主，只攻击辅相，大概都可以看出来了。部堂都是大臣，又说其中有阿谀之处，可以让言官看议。”于是下旨说：“这份奏本有‘建帝’的说法，不必交礼科，便概交科道官看议。”随即科道官回奏说：“仰仗皇上受到玄穹默默保佑，圣寿与天同长，内外大小臣工无不尽心仰戴。” “为什么竟有这样的悖逆之臣，妄自提出‘建帝’之说，以冒犯天听？”参看郭希颜的奏本，认为他因长期受到排斥而心怀怨望，暗中进行欺骗诽谤，意图倾陷谗毁，放肆说出狂悖之语；他的罪行不容逃避，依法应当从重追究。请求敕令法司明正其罪，以作为臣下欺罔的警戒。奉旨：“你们看他这些悖逆的言论，按道理和法律都不能容忍，命三法司依法审定罪名呈报。”刑部尚书郑晓、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延、大理寺卿马森等议定：郭希颜所犯，应依制造妖言、惑乱众人的法律处斩，秋后执行。奉旨：“这个逆犯依律立即命当地巡按官将他处斩，并发往各省枭首示众。”十八日皇帝对严嵩说：“你有空时出来一次，可以安心辅佐我，不要让事情功亏一篑。”又命法司行文，郭希颜这个逆犯不得由他人代替受刑，必须斩杀本人。自庄敬皇太子去世后，储位长期空虚，礼官四次请求册立都没有得到答复。皇上的意思没有别的，只是两位殿下都在京城，委实在事情安排上不方便。如果请求让裕殿下留在京城，景殿下到封国去，事情的道理就明白了。皇上究竟因为什么发怒，而郭希颜却妄自猜测、挑拨疑隙，突然涉及总揽大权的说法呢？那么圣谕所谓“厌恶不能迅速推行新政的人”，似乎确实有这种心意。考察四十四年四月的圣谕以及禅位问题，辅臣徐阶回答说：“我朝原本没有禅让的成例，即使在前代也多不美好，不必说取代一事。”至于摄政，如果摄行政事，也与禅让没有多大不同。唯一不应说的，是举行册立；这本是本朝廷的常规典礼，也是国家的喜庆之事。况且现在皇上只有一位殿下，即使不使用那个名义，实际上又有什么可以遮掩的呢？这件事必须由皇上亲自裁断，亲自下诏，使恩典从皇上那里发出，才可以这样办。由此可以看出前后圣意果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臣子不善于开导皇上，因此招致的罪责不必说；而那些奸邪反复、为了固宠的大臣，又从中激怒皇上，使皇上做出过分的举动，他们造成的祸患就无法言说了。郭希颜案件中，法司进入西苑，看到内阁会议的意见。严嵩已经预先知道此事，怒容满面地出来说：“朝廷十分震怒，现在拟定什么罪名？”刑部尚书郑公说：“拟按妖言律，秋后处决。”严嵩说：“可以等到秋后吗？”大概严嵩已经秘密上奏，而圣旨果然按他的意思下达。严嵩又对诸公说：“希颜只希望被逮捕审问，不过是充军；即使判处死罪，也不过暂时监候。将来新政一旦推行，他就能进入内阁，哪里料到圣明洞察了他的奸邪，立即把他杀了。”郭希颜死后不久，他所说的话就应验了，景王前往封国。严嵩想给郭希颜加上离间之罪，如果真这样，那么朝廷之上反而会留下彼此猜疑的痕迹，可见奸邪之人并不把君主作为真正的谋主。假使景藩像永乐年间的汉邸那样，局势早就不安宁了。幸而皇上自身还可以保全，但怎知下面没有像李邺侯所说的那种想要在舒王身上树立功劳的人呢？壁帖。

译我从年轻到老年，只喜欢读书。每天从早朝到傍晚，手不离开书卷。即使事务繁忙、应酬很多、闲暇很少，也从未停止阅读。在道路上、车马中，也从未停止思考。因此六经、诸史、百家，没有不融会贯通的。阐明义理，铺陈叙述事情，文章自然流出，不需要刻意安排。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熟练；所谓熟练，只是因为专心罢了。命运不在外物，人的事情做到尽头，命运也就随之而来。人的努力做到尽头，只在专心和熟练。你们诸位只要能像我这样读书，古人的事业也可以达到，何况区区一个科举功名呢？读书只在于反复遍数多，不在于勉强记忆。遍数果真多，即使不能当时就背诵得像流水一样流利，最终心与气相合，也已经熟了。等到心神安定、气息清明，再温习几十遍，没有不能背诵流利的；而且可以长久不忘。如果遍数不足，只求强行记忆，才思敏捷的人虽然容易上口，也只能应付一时的考校，随后又会忘掉，和没有读过没有区别。资质稍差的人，催得越急，心里越忙，连已经熟悉的书也会背得颠三倒四，大概是心忙气昏的缘故。所以读书贵在熟读，必须隔夜温习；多的读一百遍，少的读七八十遍，依照各人的资质而定。即使已经熟了，也宁可多读。这样坚持一年，还有什么书记不住呢？年幼时不读书，到了年长而书本仍然生疏，想要温习又怕别人笑话，这样就会终身耽误自己。懂得书中意思的人，阅读时也可以同时思考；懂得写作门路的人，阅读时也可以明白怎样作文。各种精妙道理的门径，没有不是由读书进入的。朱子《语录》因谈到十月是阳月，认为不应有一个月全无阳气，说：九月阴气达到极盛时，地下已经生出阳气，从十月开始逐渐积累，到冬至积成一爻；若不是这样，就成了突然产生一阳，也应当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况且天道运行，本来没有一刻停断，怎么会有一个月没有阳气呢？譬如树木黄叶凋落时，萌芽已经生出来了。不仅如此，冬天仍青的树木，也一定是先萌芽，然后旧叶才脱落。若论变化的时候，天地没有一时不在变化。【义刚录，见第十一卷】纯叟说：枇杷具备四时的气息，秋天结花蕾，冬天开花，春天结果，夏天成熟。刚成熟后，又结花蕾。先生回头对德明说：“这样看来，意思是说生生之理循环不息。”【德明录，见第四卷】以上是因观看庭中的山茶、牡丹而记下的：山茶叶子不落，冬天生出的正是花蕾；牡丹叶子早落，枝间长出的乃是叶芽，而不是新枝上发出的花蕊。阴极则阳始，万物生机循环不息，片刻也不容停息，这就是朱子所说的生生之理循环。我们难道不能因观察万物，也懂得用这个道理来反省自己吗？寒冬夜长，鸡还没有叫我就已经醒来，天还未亮便想起身；这固然是因为年老血少，也由于心神不能安定。甲午十月二十四日，早起到书房取书，经过门槛时失足跌倒，额角和鼻梁受伤，皮破流血，过了一段时间才止住。我责备自己“躁急”二字，这是平生最大的毛病，却不知道克制改治，白白辜负了手中的书，血点沾在书上，便让童子不要擦去，以此保存对自己的警戒。认识在先，就像眼睛先看见一样；实行在后，就像脚随后行走一样。说知与行没有先后，是错误的。说气有聚散而理没有聚散，可以；但应当知道，气的聚散，也就是理的聚散。理，就是气聚气散所以然的根据。佛教 说气有聚散，而知没有聚散。他们所谓的“知”，究竟是什么呢？明白地说，就是灵知；又明白地说，灵知就是本性。幻化的身体会毁坏，而本性不会毁坏，所以说本性没有聚散。在我们儒家看来，灵知仍属于气和性，也就是理。因此才有心与性的辨别、理与气的区分。佛教却不是这样：从迷惑的人来说，只有虚幻的心，看不见本性，所以说心与性是二；从觉悟的人来说，觉悟之心就是本性，并不是二者。他们的学说没有理气之辨、心性之分。请用圣人的话加以折中说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中”，就是天命之性，也就是所谓道心。它不混杂于形气，却也不离开形气。由形气的私欲所发出的，如饥了吃饭、渴了饮水之类，难道能说是人欲而要把它完全排除吗？之所以说它“危”，是因为没有道心作主宰，就会危险。道心之所以“微”，是因为人心胜过了它。所以必须精纯专一，然后才能守住中道。由此说来，心与性怎么能没有分别，而灵知也不能当作本性，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儒家说性就是理，所以说尽心、知性、穷理、尽性、存心、养性，都各有应当实行的功夫，万事万物也都是真实的。他们说灵知就是性，所以说明心见性、圆觉、寂湛、妙明；认为本来空无一物，万法都是空的。他们所谓空中自然有妙用，不过是在玩弄这种虚灵之知，并不是使万物各得其所、使万事各止于其应止之处的妙用。能够觉察的，是心的灵明；所觉察的，是心中的理。这就是心与性必须明确区分的原因。把灵知说成本性、把本性说成空，都是没有认识本性的说法。《彦浈字说》。曾孙彦浈，是我三世嫡长孙。家中大概有祖孙彼此不相识的，也有相识但侍奉不久、彼此了解不深的。如今我和彦浈相处，他能够在我尚且健康时认识祖父，又能够接受家学的口传心授。彦浈聪颖明悟，孝顺谨慎，接受我的教诲非常敏捷而坚定。我已经给他取了名，今年戊戌八月，督学使者考察他可以升学，便让他进入郡学。他年仅十四岁，按礼制本来还不应有字。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学校，朋友之间相互称呼，没有字怎么称呼呢？于是又给他取字孟原。水流不止而渐渐流入大海，是因为它有源头。浈啊，浈啊，等你知道自己应当前进的方向，我还要用“原”的道理为你详细说明。《方麓集》卷十三。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十四。（明）王樵撰。诗。出使蜀地【嘉靖戊申】。《巫山行》【从夔州沿江到巫山，峡道已尽；出了险地又想改走陆路，担心下游江面或许有风受阻。五月离开年老的双亲，约定初冬能够相见】。

译天空清朗，露水洁白，猿声悲哀。巫山宛如屏障展开，山峰回转，江流曲折，青色没有尽头。烟雾消散，雨停了，空对着阳台。我怀疑是峨眉山、青城山移到了瞿唐峡下；又怀疑泰山、华山、衡山、庐山飞越剑门而来。白云不知过了多少朝夕，巫山依旧青翠如故。隔江遥望南陵，正好看见通往施州的道路；道路幽远得像一条线，盘旋一百零八道弯，行人像蚂蚁一样在云边经过。夷陵渐渐接近，楚江分流。懒得向江头询问逆流还是顺流，想要改乘车马前往荆门。堂上双亲的约定不可辜负。江夏沌口。夕阳高挂，柳树旁有几户人家；芦苇丛中的沙洲笼罩着烟霭，百里之内一片苍茫，稀疏的景物间，时而可见浩渺无边的大江。《采莲归》。停下船桨，任小舟随风驶过彩绘的桥。夕阳低照着碧绿的水面，鱼儿跃出水面，像银刀闪动。出使代州【嘉靖庚戌】。《题弹琴峡》【峡谷在居庸关】。边城的春色来得晚，到了四月柳树才含芽；若不进入居庸关的道路，哪里知道这里还有落花？山涧的水清浅地流着，高高低低绕过人家。忽然听到像孤鸾别鹤般清越的曲调，清亮地从幽深的山谷中传来。水与石自然奏成声音，和美得如同风中的琴声。可惜没有钟子期来听，也没有伯牙施展琴艺。洗尽了我的羁旅愁绪，于是因此发出长长的叹息。大都商旅云集如市，雄关边地的告急文书纷纷如麻。大风撼动大地，白日昏暗，梦魂不得安定。听着胡笳，人人都说此地足以令人忧愁；不到边庭，鬓发就要变白了。哪有幽泉会改变自己的声调？高大的树木四时常青，山色自然美好。由此才知道桃花源何必一定在武陵之外。在昌平州与同年李检庵户部分别。我因为性情疏放而招来困累，却非常喜爱李兄的淳厚。像卫绾那样没有别的心肠，像德操那样言语温和。高堂上的父亲刚刚生出白发，穿上彩衣还赶得上青春年华。回忆从前在京城的寓所，偶然与君为邻；种了一两行花，堂前还安置着菜畦。扫净小路迎接嘉宾，互相劝酒酬答，情意格外真挚；又加上规劝告诫的话语，充分显出长者的仁厚之心。可叹如今分别已有半年，两鬓都沾满了边地尘土。忽然在这里相逢，如同见到我自己的家人。欢喜得彼此忘了言语，眼泪却沾湿了衣襟。感念你们父子之间的团聚：你的亲人还未老，而我的壮年父亲已经年老，又兼患病。相隔万里胡地，江山阻隔，白云深远。我并不是没有罗绮，也不是没有甘美珍味，只因亲人有病，不能享受我所得的俸禄，使我在君主的欢心和亲人的悲苦之间，感情相互激荡。你也为我皱眉，夜里归去不能到天亮，冒着露水奔驰在征途的车轮上。西曹【嘉靖丁巳、戊午、己未】。为受封为伯宗郎中的高翁题写卷轴。拂袖辞别西蜀，成为湘江上的一个散淡之人；所作诗篇无不风雅。有儿子胜过荀氏、陈氏的贤子，云气捧着诏书降下，鲜花迎接穿着鹭服的新贵。年老之后乐事更多，日日在山馆中延请宾客。为受封为子中主事的凌母题写卷轴。半生清贫自守，千年功业，都是一姓的功劳；五月里孤独地……今天的光辉，像什么呢？请看秋月照耀西湖。凤诰霞章照耀着白发，深堂中燕子呢喃，白昼沉沉；坐在那里看着孙辈和曾孙，他们都已经长大。寒灯夜雨之中，回想往年的心事。刑部狱官致仕后请求追赠。坐着，把膝横放在身前，弹起素琴；骑着黄犊跨过山南。许丞年老之后终于能够归去，陶令长期贫穷，却能自得其乐。康陵陪祀完毕，清晨出发在路上，回头遥望长陵。太行山像一缕长线，遥遥回旋环绕，成为夷夏之间的界限，沿着黄河而来；九龙从云霄中降下，万马奔腾，帝王留驻其中，等待圣人的气象。天下独钟此地，树林的光色不受拘束，秋日的松柏全都潇洒挺拔。《听游勾勾崖歌》，戏作呈给近溪罗子【阳溪赵子说，我只是听说此事，和罗子亲身游历没有不同，可以称为“听游”。我喜欢这句话，前人没有这样说过，于是采用它】。康陵斋舍中，宾客纷纷议论：“罗子骑一匹马来，为什么这么晚？”罗子向我讲述他游览勾勾崖、九龙池的经过：向西有一座远峰，起初寻找樵夫走的小路进入，抬头看不见白日。五月里阴风寒冷，背阴的山岩上还积着雪。走着走着，路似乎将要走到尽头，忽然同前山相通。在尘世之外得到了人的居处，古寺坐落在苍翠的山崖之间。独自登上悬梯，在石龛中坐下。老僧汲取泉水煮青松，抬头看见塞外，转眼间烟霞空濛。突然长声呼啸，震动山林幽谷。于是想凌空驾驭天风，乘兴独自来、独自回去；却不知悬梯下行更加艰难，慢慢又到了九龙湾。马头上方月亮升起，松陵关出现在眼前。送人前往皇陵。春风已经吹绿燕山的草，出征的衣袍又映着皇陵道路。昌平城外一座山峰斜立，天寿山前两根石柱隐约可见。青松绵延五里到达红门，麒麟与辟邪相对蹲踞。进入山中看山，山势更加美好；九重屏风般的山峰碧绿而险峻。远远看见翠微间露出黄色屋宇，那是烈祖神孙的陵寝，经历了不同的山谷。松林间的御道曲折如青蛇，山涧上的长桥横跨，洁白如玉。太行山向西环绕而下，八陵的祥瑞之气全都凝聚成龙。有时天子亲自来展谒，每年两次派上公举行明禋。庙门在傍晚开启，陈设好祭祀衣裳；木铎刚传出声音，金壶滴漏便催促得急。只听松涛声令人悲怆，又有泉声助添幽咽。泉声不断，漏声催促，五色云中仙人车驾到来。刚看见帷幄在金殿打开，又看见重门在玉台关闭。五台之后又是玉台，仙人车驾不再停留。千林灯火如同白昼，戴冠着裳的人分成两道返回。鸡鸣月落，燕山天晓，等待你到沙河碧水之隈。《寻泉》。寻找泉水来到野外寺院，两个僧人悠闲地下棋。僧人没有因客人到来而起身，我自己走向泉边。倚着松树看泉水翻涌，坐在石上拨弄潺潺的水流。几日来穿着木屐在山中行走，边走边歌，又独自返回。《望山》。城郭被春日阴云笼罩，只有我看山的眼睛清醒。积雪分出远处山峰的颜色，云气从几座青峰间升起。漫自想象那是莲花佛界，实在可以称作白色的锦绣屏风。想带着两只白鹤，一同登上望湖亭。《春日出城》。绿草沿着堤岸，杨柳稀疏；池塘添了新水，鸥鸟和野鸭飞落。城中修筑水池的人到池边汲水，走着看见城头有辘轳转过。《读书》。我的性情难以迎合世俗，只有诗书与我亲近。一座楼足以让我住上数月，万般事务都交给别人。领会书中意旨时常常忘记吃饭，兴起思考时仿佛有神助。停下酒杯等待明月，放下床榻请佳宾安坐。整日守在三茅峰顶，寒江边手持一根钓丝。愿意长久如此，已经认为快乐无比。容貌因戴上冠缨而改变，来往之人也因增添见识而面目一新。如今世人崇尚意气，骨肉亲人却在胡秦之地。曾笑陶元亮，那比得上郑子真？只是因为经营三径有所耗费，竟失去了葛天氏时代的淳朴之民。像邯郸学步那样局促，像西施皱眉那样惭惶。白白让双眼变白，平白招来几个人的恼怒。万物都自私地把虚假当作真实，一生一世总归落入尘埃。鷾鸸尚且有智慧，鸥鸟本来就难以驯服。快意使我从前梦中醒来，回头看时踪迹已经陈旧。停云悠闲地对着门户，足以和它谈论洗心之事。《喜闻侄坒到来》。十年间头发由黑变白，千里之外你竟能来吗？即使孩童也知道欢喜，书信却由他的手中封缄。打开柳树枝条，陶渊明想要隐居；谢家玉树凋零之后又重新栽种。你会领会中郎的心意，依依留恋正令人悲哀。《赠涞水唐令二首》。两年任职，治理三辅的繁剧事务；千里奔走，一身却觉得轻快。处世终究没有什么办法，对百姓却独有深情。壮志渐寒，在易水之畔到了晚年，笑看荆卿。想摆脱人世的踪迹，登上蓬莱山顶而行。王陵天生质朴刚直，李广屡屡遭逢奇异命运；身世像蝴蝶一样随时隐现，学鷾鸸那样不以功名为意。燕赵之地，岁月流逝，正逢圣明之时；不要生出归隐沧洲的念头，多多进餐，以安慰我的思念。

译与姜凤阿、王会沙二位内翰、胡庐山、邹颍泉二位比部、胡杞泉给谏，一同住宿在碧云寺。在招提寺境中住了一夜，今日琴与酒共同相伴。青山就在屋顶上，明月可以照入庭院。泉水流过门窗，池亭的曲栏彼此相通。高雅之人难得偶遇，清幽的赏玩意趣无穷。《登真觉寺浮图》。古寺不知建于哪一年，松竹自有天然情趣。老僧采摘春芽，老态龙钟地坐在高树旁。抚览景物已经悠然自得，哪里知道还有别样天地？登上三层石阁，五座金刚像相连。御府赐予的器物出自西番样式，白日照耀，光彩摇动。仙人掌形的器物原来遮住了双脚，古今都指点着如来的法身像。如来一笑，古今万事皆空；宝座千年镇守寺中。使人疑心这里就是青莲佛界，什么时候才能再长出玉芙蓉？《香山寺》。晨光照亮层层楼阁，春日天空澄净，映着翠色屏风。凭栏可见千树浓绿，门前迎入四山青色。远处寺院分布在树林间显现，流泉夹着道路传来声响。禅房中没有人来，花木竹林在白昼里幽暗深静。《西郊行》。出门不询问道路，只随着流水前行。流水来自西山，水流尽了，行程也该停下。名园、古刹、贵家村落，往往都有清溪正好流到门前。此去哪一座亭台最好？春天到来，丝竹管弦每天都喧闹。亭台和丝竹时时变化，一个人依着自己的情意观看，总也看不厌。请假辞官，刚刚离开朝廷如鹓鹭般的行列，明天又要登上麒麟殿。年年绿树在春风中摇曳，一道清溪掩映其中，幽静的赏玩足供人行三十里。溪水潺潺，又从凤城东面流出。《卧佛寺》。别院面对回廊，修长的门紧闭着，花木无人照料，自开自谢。空堂充满芬芳，清风无需召唤，自然穿行在深竹之间。姑且到绳床上睡一觉，等着茶煮熟。静静抚弄座中的琴，流泉在空谷中奏出声韵。前山暂且不必去，想留在这佳处过夜。《平坡寺》。绝险的石级凌驾于苍茫云气之上，禅寺被青翠山色锁在其中。问路时偶然走错，观赏胜景足以忘记归去。独自处在诸天之外，幽远得与尘世隔绝。回望可见来时的黄村，不知不觉已是暮烟迷蒙。《碧云寺泉》。两条螭龙相互吐水吞水，水气清凉得沁入人的骨髓。截取泉水浇灌竹林中的花，又分流映照岩石前的月亮。《望湖亭三首》。平坦的田野在门外，春雨洒向远寺；山西边夕阳映照，柳色遮暗溪桥；御道上的水势丰足，江乡的穜稑已经生长。孤村只有几户人家，隐在树木之间；一弯清流环抱着山。四月的城中，林梢还没有传来黄鸟关关的鸣声。垂杨伴着流水，石桥边有白马；穿青衫的人从来路而来，有人指给他看。倚栏应当欢喜，相约相会不会错过。【胡、王、邹三位已经先到】《翠华岩七真洞》。这里像我的华阳洞，什么时候才能住下？向僧人询问七真，僧人默然不答，只替我拂去石床上的尘土。《乐哉行》，赠胡汝原佥宪前往颍地。快乐啊！胡公有双亲相伴，一同看尽长安的春色。父母二人都接受鸾诰封赠，而且都还没有老。亲自拜谒玉阶，受到新的雨露恩泽。这样的盛事很少遇到，人人都羡慕。八月设宴，面对归来的大雁为双亲祝寿。新戴上獬豸冠，捧着玺书从麒麟殿下来。颍水春风，爱日迟迟。美好的游赏和清雅的观赏正相宜。遥想你侍奉双亲时欢乐很多，最好穿着银袍，充作彩衣娱亲。《赠别叶一沙司训》【嘉靖庚申离京时】。平原驿前，征马嘶鸣；御河东岸，柳枝垂在堤边。相交已有半年，今夜畅谈了三夜。你向西江而去，我向齐地而行。山东【嘉靖庚申、辛酉】。中秋日，与吴霁寰副宪、张瑞泉、周中槐二位佥宪登上会波楼。独自带着斜阳来到北郭，却不知明月已经从东山升起。翠色浮现在华顶山上，烟雾刚刚收敛；绿色布满平野，水流自然环绕。正高兴于登楼便能尽收眼底，也不推辞多次来此，竟忘了回去。诗赋写成后反而惭愧自己不如王粲，诸位前辈的高名哪里容易攀比？李北山、殷棠川来访，在寅宾馆略饮几杯。承蒙台中诸位大夫翩然来访，当即赋诗，押“青”字赠给北山。北山说：“我离开历下已经十年了，在西曹任职时，北山曾把住所借给我。” 空堂远远迎入历山的青色，坐着面对金华的两位使星。四海之内的旧交在今夜相逢，十年的故乡梦中又忆起重游。多谢你在京城的书信堆满屋子，也借我的幽居使满庭开遍花朵。既然得到这样美好的欢聚，就应当尽情醉饮；诗已经写成，也不要让酒杯停下。《登岱岳二首》。宫阙逼近清虚高空，千山积雪呈献晴色；徂徕山像在行拜礼，俯视汶水、泗水，水流依旧回旋缠绕。五更时分金色月光闪烁，三秋之际海上太阳升起。秦观山在温暖的晨光中显现，我独自面对明亮的紫霞。天地为什么要生出我？我终年只是藏在草庵中。如今我行走，像黄鹄展翅，一飞便看见圆满的天空。拱手向嵩山、华山致敬，太行山也像来朝拜一样。身体仿佛凌驾于倒映的日影之上，向下望去也是一片苍茫。《除夕》。尘世事务忽然消歇，身在他乡也到了除夕。对着镜子惭愧功名无成，暂且和儿女坐在灯前。德藩设宴，在连珠泉池塘泛舟。和煦之气回到梁苑，明丽的春风吹动习池。地中泉水如琼玉飞溅，座上宾客仿佛看见斗星移动。转动船舫环游三座岛屿，随着歌声按节拍游遍四岸。夜深了仍停留在水殿，等待月亮升上水中洲渚。《长清道中二首》【道路上有故山亭】。空有志向，白白过了三年；没有才能，也无法补报一个官职。早早休退确实是我的本分，决意离去又有什么困难？终究要归隐盘谷，像李荆州一样；且记住韩……几次在亭舍中直到傍晚，便把它当作故乡的山来看。我思念茅山脚下，那里营造居所，四周碧树成团。饱读书籍足有万卷，睡到日上三竿。有所作为时内心常常快乐，没有扰乱时连梦也安宁。哪里比得上风雪道路，只能跨上旧日的征鞍？《乌夜飞》。乌鸦夜里飞，游子还没有归来。年岁将尽，同行的人也稀少。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衣裳，心已经碎成百片，力气也很微弱。好好做人，人人都不愿留下余憾。青山白云的约期屡屡错过，为什么还不归来？青山不要求你一定正确，白云也不责怪你一定错误。乘车却日渐消瘦，哪里比得上步行反而丰肥？以忧愁换取饱足，不如快乐而忘记饥饿。前面有赞誉，不如后来没有讥刺。坐看白日的光辉消磨，明亮的诗书徒然捆在行囊中；为什么还不归来？不要像迷路的乌鸦失去树木，黄昏时飞进别人家中。《遣怀兼怀姜凤阿内翰二首》。我浅陋疏放，难以迎合世俗，忧喜只随着他人而动。到处寄身如同寄居，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己？兴致来了反而自己破坏，年老之后又想亲近谁？回头望高阳里，荀家有两位仁者。你本是与我同心的朋友，相约无论到哪里都志趣相投。官职的先后早有梦兆，没想到忽然分别，东西各行。剑阁的风刚刚变暖，瞿唐峡的雪正在融化。你什么时候能把辖区巡视遍？请托归雁捎来音信。《出门二首》。我一向没有出门的缘分，很少有称心之事；有时也想勉强做得好些，却随即又把它败坏。长处和短处不能相互补救，事情过去以后才思考，哪里能免除后悔和忧患？只能徒然长叹。遥想古代那位至人，姿态柔婉如安静的女子；动静之间没有阻碍，铅粉朱色各得其所。悠然自在地游于世间，真是值得大丈夫效法的老师。人生又有什么可贵？只要能与别人平等相处便好。失意时难以显得美好，得势时容易获得名声。任凭世事无情地来去，我却喜爱水上的浮萍。晚风依依吹起，春波淡淡生成。美好如同耳余之交，丑恶如同黡泽之争。事情即使一时奇异，最终也会反转，不如退让而以此为荣耀。别。《山东父老》。

译疾病使我思念故土，迎送应酬却辜负了你们。施行六条政令铲除强悍的官吏，以三尺法令剪除有名的豪强。百姓刚刚安稳下来，不要解开束缚苍鹰的绳带。我的小船一天天远去，回头望见岱山云气高高。家居前【嘉靖辛酉至万历甲戌】。承蒙赵江都阳溪子寄来登金山怀念我的诗作，姑且写成短歌奉答。海门啊，长风；江流中啊，孤岛。怀念美人啊，她在何方？放眼看大江向东流去。送客进入郢地，寄信问候旧日同僚高鹿坡，二首。尚子平生足以尽情游览，心中所怀念的只是岳阳楼。先忧后乐，如今还有谁能与我同道？月色洁白，天空空阔，江水不断流。赤壁之上，轻风中放船而行。兴致来了，谁还会回到碧萝之前？洞箫吹奏着月色，夜晚明亮如白昼。孤鹤横过江面，满天都是秋意。《窦灌行》。窦、灌二人守护贫困的旧交，以意气相互敬重。哪里知道种瓜的人，竟不再做东陵侯的梦？平生经历百战的心志，轻易就被一朝拿来使用。东边邻里车马喧闹，西边邻里箫鼓震响。不要恼怒亲戚往来，姑且忍受小人戏弄。北海的云涛兴起，并不由你来操纵。八月十六日在洮湖泛舟赏月。今夜月亮已经到了望日之后，圆满胜过昨夜；看澄澈的湖面秋色铺展万顷，涌出一轮紫金盘般的明月。中秋在大江上观月。空阔的江面远远与天空相接，月影摇荡，仿佛金色的虬龙。一叶扁舟凌驾万顷波涛，平生从未有过这样的中秋。《长平公主歌》。长平公主，就是平阳公主。长平侯卫青，原来是平阳侯家的骑奴。有人看相说卫青可以封侯，卫青说：“做奴仆出生的人，能够不受鞭打辱骂，就已经满足了，哪里能想到封侯的事呢？”后来卫青果然显贵。当时平阳公主守寡，按礼应当从列侯中选人娶公主。公主与身边人商议长安城中哪些列侯可以做丈夫，众人都说大将军可以。公主笑着说：“他是我家出来的人，平常只让他骑马跟随我出入罢了，怎么能用他做丈夫呢？”身边人坚持这样说，公主才答应下来。她把这件事告诉皇后，皇后又让人禀告武帝，于是武帝下诏，让卫将军娶平阳公主。不曾想到啊！当他还是奴仆和侯爵夫人的骑奴时，从未求取富贵；富贵反而主动来求他。不曾想到啊！当他还是奴仆和丈夫身份时，他的姐姐成为皇后，卫青已经不是从前的卫青，哪里还会把奴仆当作丈夫？你没看见吗？艾氏、窦氏太主的厨夫偃，后来生出了霍将军和冯子都这样的显贵人物。《赠华阳道者》。华阳真人坐在菊花斋中，饮一杯酒，又面对盛开的菊花。丹霞映满面容，双眼碧绿，笑看人间多少来来去去。符台【万历丙子】。《别黎正郎》【名天启，广东人，山东旧属官】。十七年前，我任五品官清闲之时，您的雅望寄托在夫君身上；相逢时不忍再说离别，只愿将来临风时思念故人。居家以后【万历戊寅年以后】简短赠诗给许邑侯 泰运已经转来，初春的阳气开始萌发。早晨相遇，穿着礼鞋；长久客居周南，歌唱福禄。汉代史书记载循吏，恰如及时好雨；关中农民欢喜，东风预示着年成丰收。您广种德行，与古代的桐乡令有什么不同呢？喜贺许侯被征召入朝诗 义门有郑氏著称，浦江有儒门许氏著称，东阳则有徐开道，潜在的德行绵延不绝。我们的侯爷早年发迹，正应文昌星；施行政道，自然非同寻常。两县爱戴您，如同桐乡百姓爱戴朱邑；我们县里暗中多种召伯所种的棠花，河阳全县都飘满香气。父老们时常登上节爱堂，举起兕觥祝您长寿无疆。大家都说仁政是上天降下的，康侯的德行难以报答，发誓永不忘本。由于婺女星降下祥瑞，皇帝用玺印封缄的诏书征召贤良。您如今在紫微宫旁执掌法度，安闲地在香案前侍奉玉皇。在青琐门与人相拜，被称为夕郎；在兰台执笔，推为南床。您的才干八面玲珑，无所不能担当；一旦上疏陈言，便使四方震惊。指陈国家大计，何等铿锵有力；把百姓的隐情全都传达到了朝廷。于是使这个时代达到虞舜、唐尧的境界，您的谋略功业将长久留在青史上，光耀不灭。祭祖乐章 初献 啊，王氏一代代都有贤能之人。春寿、胜义不肯侍奉污浊的君主。戊申年圣明的事业兴起，天地焕然一新。诚斋欣喜地亲眼看到这一切，饮水思源，心怀感恩。长兄没有得到安慰，因误挂吏文而获罪，便击鼓上书，远远叩击天门。皇帝说：“准许！”事情最终得到上报和答复；又抚养他的遗孤，使三代不分离，把钥匙交给他，把藏金让给他。后来又有文子，和他同心同德；积累善行，后代便有余庆，惠及我们的子孙。亚献 兴衰的效验，古代已有明证。通常都是由敦厚开创文明；文明既已开创，敦厚便逐渐丧失。把偶然当作常态，最终就会发展到骄纵放逸。沿着流水追溯源头，应当思念先祖。凡是我们的后人，都要恭敬地听从这些话。终献 宗族之人前来聚集，汇聚得像云一样。祖先看见他们，起初本来只是一个人；形体分开而血气相连，仿佛有一百个自身。谁说同宗之人可以不同心呢？愿我们永不昏昧，祖先就像亲临在场。每逢岁时都以美食祭享，愿祖先常常顾念我们并享用祭品。为戊三侄题写《秋林图》建屋读书，喜爱秋日的树林；因为它清幽，可以怡悦心情。一种天然的香气，有时散发出来；庭前的丹桂，五枝花木幽深。为族中夫妇六十寿辰作诗 百年人生恰逢又一个甲子轮回，九月里同时有两颗长庚星。田园生活已经尽享其乐，不再追求身外的名声。仙境之源通向句曲山，祥瑞之气连接荆城。将来定能骑着黄鹤，吹箫发出凤凰般的鸣声。悼念夭折的孩子 残冬时疫气盛行，只听见疫情传播；家家都传来哭孩子的声音。本来人既然来到世上就必然要离去，为什么偏偏我们这些人独自如此钟情、如此悲痛呢？无题 尧夫的车从花外回来了，茂叔庭前的草木自然迎来春天。长者幸而屈尊驾临，像陈仲弓的车驾来到；我们的交情并不是只在翟公门前趋附。洮湖纪游兴 涪山的黛色倒映在江流中央，月夜里乘木筏来到山顶。惊醒了山僧，他移动着短屐；我和他相伴，进入岩洞探访丹丘。向西面对三茅山，心情自然闲适。谁知道湖外还有青山呢？小楼可以建在平坦的沙滩上，回头从两面观望，兴致还没有尽。几次走到湖边观看日出，湖光山色都悠然自得。努力耕作、执竿垂钓，足以终老；湖边还有几顷田地。读书别业 教导农事，教导孩子，夹带着古籍，随处停船。来到杨柳树边，若有人问起，就回答：“这不是米家书画船。” 山居之人为什么偏爱住在林中？西边的田陌、东边的阡道，任意到处都可以去。精妙的思想还要从这里得到，不必像象罔那样寻找玄珠。与达观上人同游城东别墅 法师从南岳而来，心意仍然勤勉。指点真实本性，显明佛法门径。几次临近流水，谈论内心的所在；夕阳映着烟水，远处只有一座孤村。顾龙山赋

译不要说这座山小得像一只拳头，华不注山也同样卓然超拔。山体全是岩石而没有树木，于是特地从平原上拔地而起。苍翠的颜色郁郁葱葱，无论远近都很美丽。惟有上古所谓八大洞天，其中有金坛洞天、华阳洞天；三座山峰从西面环绕，众多水流从北面缠绕。江潮贯穿城池向南流下，洮湖在东边浩瀚渺远。是谁使它成为镇守之山？只有这座山把守着中间的险要。山并不高，却使远近景物纷纷呈现形态；水并不深，却有千顷平田，和山势相互曲折回旋。阳羡的金渊中，渔歌和钓艇相伴；吴地的船只发出欸乃声，在远水轻烟中彼此出没。南窑一年九熟，渔业和农业的利益兼收，在它的右边拱卫着。九里隔着河，百家人家的屋舍遮蔽在云树之间，正当它的前面。芦苇萌发，洲渚彼此相望；野鸭水鸟随风浮动，姿态淡远；菱角荷花高举，红色与翠色交错；芙蓉出水，姿态娇美；鱼在水草茂密处游动，白鹭习惯了圆沙滩。景物如星罗棋布，时断时连。凡是这些景色，都是这座山所拥有的，可以同济南的华山、鹊山并驾争先。何况高皇帝过去曾经驻跸于此，题写的词句同银河一样高悬，可以和周宣王的石鼓相配，即使历经万世也仍将流传。那么，这座山所凭借而得以不朽的，难道会像骊山因秦朝而蒙受羞辱吗？那些小而有灵性的山，莫非是在侍奉有仙人居住的地方吗？【南窑、九里都是地名】题写于见素南园 厅堂开向绿野，水面平静，映着水边石岸和栏槛；楼阁通向幽径，花朵铺满小路。水波淡淡，有时鱼儿跃起；柳荫深深，鸟儿在各处飞翔。坐在那里遇到高雅的谈话，酒杯传行得很快。月亮喜爱清朗的光辉，客人迟迟才散。从此处望去，荷花映红十里；不妨一路随行，沿途都能留下新的题咏。渡过淮河寄给内人 嘉靖戊申年，我出使蜀地，经过濠梁驿。庚戌年，我出使代地，恰逢敌军侵犯京师；先太夫人去世，我带着家人往返奔丧，再次经过这里。癸丑年，我北上。万历乙亥年，奉尚宝司的任命北上，又再次经过这里。夫妻如今各自都已白头。可叹我走到半途，又要远游。感念你为我送行，情意深厚。你亲手替我整理衣裳和被褥。昨夜秋风吹来，淮水流到角落。看见眼前景物便引起怀念，眼泪交相流下。从前我们曾相伴同行，车子停在这里。往返经过这里两次，遭受了百般忧患。如今我独自出行，你独自留下。淮水这样漫长，我对你的思念也绵延不尽。元旦试作诗篇偶然写成【万历丙申】嘉靖乙未年，我当时十五岁；先父刚刚辞去政务，兄弟们一同在庭院中生活。经过父亲庭前，接受严肃的教训，所讲求的只是六经。丁未年登上仕籍，双亲还都健康安宁。前后五十年，经历三朝圣明的君主；如今又逢乙未年，我告老还乡，惭愧地位列六卿。肯定是仲子继承父业，新宫恰好已经建成；迁居后整理旧日事业，耳目仍然聪明。灯下还能细读书，早晨鸡刚刚啼鸣便起床。平生很少有嗜好，这是上天赋予我的性情和灵性。六经已经读完其中四部，并不是为了求取身外名声。旷世之后仍有彼此感应，我的老师在考亭；怎能比得上汉代王吉，三代都传承他的清白呢？除夕【丙申年】长久放晴而不厌烦，细雨蒙蒙。一觉清静酣睡，直到半夜。睡醒后呼唤点灯，姑且试着写诗；新诗写完，才听见钟声。早早探得春天的消息来到：梅花在寂静的夜里开放，天气无风而和美。依旧在简陋的门庭前看燕子飞来，留台御史将近来还乡。灯芯没有剪，花香一重又一重，天气清爽温和，连雨水也显得可喜。七十六次循环，又逢一个新的甲子年，还看见邻家吹箫击鼓，热闹非凡。春天前下雪，雪后欣喜放晴 残冬时看见细小的霰，春天前降下大雪。欣喜四时节令正常，不必担心三等田地。何况又逢人日，放晴后显出明艳的太阳。汉室勤勉农事的诏书，应当传到皇帝身边。寄给白下的知交 坐着或躺着都悠然自得，同在一堂。深竹发出萧萧声，映对着幽静的窗户。为什么还在做留都的梦呢？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思念高尚贤者，情义决不会忘。安慰克加侄 百年人生容易走到尽头，何必辛苦劳累身体？骨骼强健，精神自然相守；心境虚静，身体自然平和。给子孙的训示 人生最忌安逸，清平时代也没有侥幸可求。读书人应当勤奋读书，农民应当努力耕作。真正的收益在于勤俭，真正的修养在于遵守天伦。没有谁不以厚待天伦为本；人一旦忘记天伦，就等于忘记自己的根。慈爱的父亲生出孝子，孝子生出慈爱的孙子；慈爱和孝顺并不是互相报偿，而是末梢繁茂正因为根本深厚。人有父母亲长，就应亲近贤者、尊敬贤者，并且亲爱亲族；亲近贤者而各得其所，这些道理彼此相通。大禹不看重一尺长的璧玉，却珍惜一寸光阴。太康丧失了先王的基业，正是因为安逸享乐。我的家产确实已经微薄，但我的志向确实也很勤勉。希望事业能够得到继承，希望言语能够传达我的内心。只要心意得到传承，我就不会死去；希望你们这些后人，不要把我的话听得轻忽，辜负我诚恳反复的教诲。与紫柏上人同游郊外，奉和他的佛法语 若一切皆空，哪里还会有妙处？一切妙处本来就空。落日映在云霞之中，茅山的翠色重重叠叠。第二首 本来原本没有染污和清净之分，这是子孙后来的因缘。大道没有名称，太和之气充满天地之间。《方麓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方麓集》卷十五 （明）王樵撰 ○《戊申笔记》我平生即使在道路车马之中，也从未停止思考；有所心得就记录下来，有所听闻也记录下来。始于嘉靖戊申年，共有若干条言论。万历己卯年，方麓居士题记。初次占筮，是远大事业的根基。人总会有所趋向，安详地专心于一端；一旦试行其方法，终身便劳碌不息。受一件事情拖累，后面有凭借还不如前面没有顾虑；有公开显扬还不如没有暗中遮掩；有别人带来的福分还不如没有因自己而失败。君子之间的交往难以结合，却能够有始有终；小人之间容易结合，却轻易彼此失去。只恨器量不够宽宏，应当自己忍耐。忍耐达到极致，就可以改变气质。见识高远，器量自然宽宏，不必等待忍耐便自行平和。唐肃宗急于平定安史之乱，便答应把玉帛和女子送给回纥；急于平定刘展，又答应把玉帛和女子贿赂田神功。这些都是苟且求成，志向并不在百姓身上。这样怎么能够使天下长久安定呢？祸乱暂时平息，也只是侥幸罢了。贺医闾谈论宦官时说：“譬如妇人，即使贤能，也不能让她掌管外朝事务。”

译谈论倡优时说：“他们都是赤子，怎么能把他们抛弃给禽兽呢？” 这些都是极其正确的话。凡是处理事情从容而缓和，人和事就都不会失当。君主喜欢正直的人，那么即使面对魏征也会觉得他妩媚可爱；君主喜欢谄媚的人，那么即使面对卢杞也察觉不到他的奸邪。可爱的事物，人们都知道珍惜。人的才质，是天地精华所造就的，是圣贤事业所由产生的，难道不能说是最尊贵、最难得的吗？轻易丧失自己的居所却不爱惜自己的储藏，外表修整城郭而内里使居处败坏，和万物一同腐朽后还得到“愚”的谥号，这是多么只知道爱惜外物、却不知道反省自己啊！唉！就现今的卫所加以整顿，军队可以通过招募而补足；但不应让士兵不耕作而坐食，必须给他们田地作为产业，三时从事农业，一时讲习武事，完全依照古法实行。这样兵农重新合一，兵额既然充足，便可以停止清查勾补。如今军官世袭，军士也世代充当；十年清查勾补一次，仍不能补足军队，反而更加扰害百姓。庄子说：“平和就是福分，人的福分在于平和。但人的情性不喜欢平和，却喜欢过度；过度反而不能得到平和。所以节制，是保持常态的道理。” 书本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能够领会心意的人忘掉言语也可以。若说心意无穷，所以还要不断增加言语，那就不对了。程子、朱子尚且是不得已才多说。后世那些多言的人，他们的用心大概已经流于外在了吧。盗贼的起因有两种：迫于饥寒而为盗的，是愚民，重要的是开辟衣食来源，使他们有业可做，并放宽法律条文来安定他们。天生不安分、并非都由于饥寒的，是奸民，重要的是要有法令制约他们，有途径收纳他们，有办法疏导他们。小盗之所以发展壮大，只是因为不致力于安定他们，却只求战胜他们，后来便把他们驱赶成大盗。大盗发生以前，只是因为没有办法制约、收纳和疏导他们，后来才发展到动用甲兵。用甲兵来制服盗贼，就像割肉杀伤来去除疮疡；即使制服并消灭盗贼令人痛快，在扁鹊、医和看来也已经晚了。利益特别丰厚的地方，不是机敏强悍的人不能趋赴；危害特别严重的地方，不是机敏强悍的人也不敢侵犯。起初是偷越禁令来经营私利，最后是盗用兵器以至于作乱。等到事情刚有苗头就治理，凭一名贤能官吏的力量就绰绰有余；错过时机而使它猖獗，便会连年用兵，耗费万计钱财仍然不足。明察难道能够穷尽所有奸邪吗？贵在掌握一个实情，用来抵御百般虚妄。法律难道能够惩罚所有罪人吗？贵在惩罚一个人，使千万人畏惧。嘉靖庚申年十二月初一，天将亮时，我从东昌的阳谷出发，遇到大雾，近在咫尺也分辨不清，道路两旁的林木全都看不见。等太阳出来，雾气收散，便看见树上像薄雪封住枝条，宛如形成了花卉；银白色的树木遍布原野，姿态轻盈婆娑，有些景致是绘画也无法完全表现的，不知这是什么祥瑞。初三日，从郓城早早出发，所见景象与前面一样：大雾弥漫，像霜却不是霜，像雪却不是雪，落在人身上，连须眉头发都变得像老人一样全白了。兵器没有比意志更惨烈的，镆铘剑还在其次。意志在于愤怒，就是愤怒之兵；意志在于欲望，就是欲望之兵。悲哀没有比心死更大的；不如别人却不知羞耻，有过错却不悔改，放纵自己的意气去凌辱别人，还被别人容忍而不自觉。古人畏惧上天的警戒，便修治人事；这就像谨慎对待疾病，慎重调养，审慎治疗。疾病产生于饮食起居没有节制，然后五脏才有接受邪气的地方；灾祸产生于喜怒和政事处理失当，然后山川星辰才出现变异怪异的征兆。事情虽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把灾异归于偶然，就像轻视疾病而不加治疗；用祈祷来禳除灾异，就像生病不求医而相信巫术。疾病不能认为是鬼祟作怪，灾异也不能推托给上天。所以恐惧反省、修治自身的道理，已经垂示在《易》象之中；纠正君王、端正其政事，也记载在《尚书》中。光武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明帝又明察细密。君主在上面勤勉，政事就能在下面责成完成。似乎当时官员一定要配备齐全、人数一定很多，但实际上却裁减合并，只剩七百多个官员罢了。由此可见，担心裁减官员会因此荒废政事，是不对的。英明的君主建立政事，不在于官员数量，而在于任用什么人。这一点自古就有记载。裁减官员人数，却提高俸禄；精心选择人才，长期任用，并考核其成效。这是不可改变的重要原则。上天所保佑的是善，人所帮助的是顺。不善、不顺，即使才能像申不害、商鞅，勇敢像韩信、英布，威势像王莽，能够继承其世业像曹操、司马懿、刘裕，小则杀身，大则灭族。如今小人凭借智力侥幸获得一时成功，便自以为得到天地和人的帮助，因而滋长自己的恶行，难道不是愚蠢吗？铁剑锋利，而倡优无能，这是楚国被秦国忌惮的原因；粮仓空虚，而监狱充满囚犯，这是无盐令被齐国诛杀的原因。韩愈懂得中庸之道，那么《原道》不写也可以。佛经有千万部，也只说得清“喜怒哀乐没有发作”这一句话。然而我认为那是情感尚未发作，而佛教却认为本来就没有情感。我近来读佛书，也知道它有可喜爱之处。然而一读便知道它与正道不同的地方。天下哪里会有两种不同的道呢？既然不同，那就是它错了。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建文帝没有守成的才干，当时执掌政事的大臣也没有辅佐天下的器量；即使没有成祖作为他的敌手，天下也必然会乱。为什么呢？承接太祖开创的基业之后，不把养育百姓作为事业，却琐碎地把更改制度放在首位，这同王莽有什么区别？太祖鉴于宋、元因宗室孤立而失败，所以大肆分封同姓宗室。至于分封过大，当时有见识的人本来已经预先忧虑了。要想处理这个问题，必须先使自己没有过失，再逐渐谋划。晏子谈论陈氏的祸患说：“只有礼可以消除它。”太史公评论七国之变说：“是由鼌错造成的，没有逐渐处理。”假如朝政清明，天下无事，那么怀德的宗室只会成为宁宗的城墙，根本不会依赖他作为辅弼，却担心他成为祸乱，这没有这样的道理。韩子说：“《春秋》的文辞谨慎严密。我认为不只是《春秋》如此，六经的文章全都以谨慎严密达到极致。凡是文辞，都受到心意的统摄；心意不能统摄文辞，就都不能算谨慎严密。” 《易》说“风雷益”，君子因此迁善改过。增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易》说“山泽损”，君子因此惩戒愤怒、抑制欲望。减损本身就是增益。礼以恭敬为根本。恭是不怠慢，敬是不忽视；约束自己、对待别人，都有一定准则，这就叫合乎礼。失去礼而怠慢、忽视，固然不可以；如果恭敬谦让却不合礼，同样也是失礼。所以说：“恭敬接近于礼，可以远离耻辱。”又说：“只有恭敬而没有礼，就会劳苦。”我的性情常有这种过失，不能不警戒。

译虺和虿，是远离人的毒虫；如果不是因为职分来螫人，人也不会主动接近它们。物来接近我，我必定挥打；我去接近物，物难道有不惊惧的吗？它惊恐地用嘴和尾巴攻击，这也是在挥打。苍蝇白天游荡，遇到东西就聚集在那里饮食湿润之物；蚋虫夜间游荡，以裸露的东西为食。正当它们吃得畅快时，肚腹鼓胀得仿佛要破裂，飞也飞不起来。秋天更加健壮锋利，遇到它们的人所受的毒害和蜂虿一样。不久，秋风吹来，翅膀凋零；豹足般的长足衰败，嘴也折断。它们得志达到极点的时候，也正是衰败开始的时候。唉！万物形体都有欲望，有欲望就都有追求；凡有欲望、有追求的，都带有毒害。人若无欲无求，没有什么可被他人欲求，万物就不能接近他。蝉吃空虚之气，龟以气息为食，却仍然不能免于伤害；它们确实没有什么追求。至于可供取用的东西呢？只有没有什么可被欲求的东西，才不可取；不可取的东西，才能使人没有取它的念头。能使人没有取它的念头，就达到最高境界了。称人“尔”“汝”，人们会厌恶；然而如果有“尔”“汝”的实质，比如用不合正道的招引来曲枉我，用没有来处的馈赠来收买我，这些都属于“尔”“汝”的实质。不接受那种名声，却接受这种实质；厌恶它的名称，却甘心处在它的实质中，这还算能够充实自己的品类吗？福分在于平和，但普通人不喜欢平和，却喜欢过度；过度反而不能得到平和。所以应当知道。平和就是吉祥之家。家庭先从节俭兴起，后来人们不羡慕节俭而羡慕奢侈；一旦奢侈，就很难再回到节俭。所以能够节俭的人，家业才能长久。不能成就古人的事业，不是今人所应受的责备；不触犯今人的忌讳，才是古人认为困难的事。天子在上，公卿在前，国家的祸福、百姓的安危，都系于是否进言。像这样就应当极力进言，是可以的。然而也有人因为有所顾忌而不说。私下居处延请宾客，捧着茶随意交谈，不知不觉就说了出来，自己忘了应当停止。李母告诫景让的话，难道可以不记在心上吗？问：“怎样做到谨慎而守信？”回答说：“不要说自己做不到的事，不要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 见到别人有所收获，就像自己有所损失；见到别人有所损失，就像自己有所收获。这是《道经》中的话，可以把它表彰出来，作为世人的戒诫。小人喜欢拿别人来试验自己的机巧，又以险诈来博取恩惠。古代的历法，在周公时代还流传着璇玑玉衡一类的仪器，想来当时也还存在；所以设置冯相、保章两种官职，掌管各自的常业，只是让太史统领他们罢了。太史本是掌管宾客朋友礼仪的官，却又是日官的长官，主管天道以校正四时。这是周公的深意，也就是唐尧、虞舜重视羲和的遗意。君王的财用，不应分成公私；只要内外不互相侵夺、扰乱，费用就有一定的经常制度，君主的奢侈之心也就没有机会放纵。用九种财用制度来均衡节制财物，这正是冢宰按照制度掌管国家财用、以道义辅佐君主的重要职责。有制度与没有制度，正是古今的分别，关系极其重大。如今也应当按照国家的大项支出，仿照《周礼》的制度条目，制定成长期遵守的法式。每年由大臣制定均衡节制的适宜标准，量入为出，那么财用不会受损，百姓不会困苦，王道兴盛而天下太平。百姓可以使他们遵循，却不可以强使他们知道。尧舜之道，是使人遵循；遵循之后能够理解，就在于各人自己有所领会，不是圣人能够强使他们做到的。佛教之道，却是使人知道，以为一旦觉悟便再没有别的事了。然而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周礼》一书，讲理财的内容占了一半，前代儒者有这样的说法。然而理财本来就是六典的根本，哪里只是占一半呢？为什么？人依靠土地来养活自己，土地依靠人来开发；人与土地互相需要，不能分离，财富便由此产生。圣人治理天下的制度，大概不出于此。司徒主管人民，司空主管土地。这两个官职分别治理人民和土地，无非是要使天下的人民与土地相配合，使士农工商各得其职，使地利没有不能尽用的罢了。所以《大学》说：“生财有大道：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得快，使用得舒缓，那么财富就总是充足。”详细考察《周礼》一书，大概都不超出这个意思。古代一夫所受田地的界限非常严格。六遂的上等土地授田百亩，另加休耕地五十亩；中等土地二百亩，折合上等土地百亩；下等土地三百亩，也折合上等土地百亩。先王把中、下等土地加倍分给人而不愿抛弃它们，是希望人人都尽自己的力量，使天下贫瘠的地方没有不被开垦的。后世井田经界制度不能实行，上等土地人人争相趋附，后来又允许买卖；中、下等土地全被抛弃，千里长满蒿草，游荡懒惰者没有职业，土地利益和人的力量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过去管仲治理齐国，使士农工商各有固定职业，不过是窃取先王遗留下来的部分成果，却仍然借此取得富强的效果。如果能够考察每户授田和任职的实际情况，实行先王的良法美意，财用难道会有不能治理的，天下难道会有不能太平的吗？后世田地既然掌握在百姓手中，富人便积聚财货买田，驱使贫民耕作，收取他们一大半的收入；富贵人家的子弟和僮仆大多不耕作却坐享其成，只知道进取而不耕作，农民退处而不从事士、商之业，于是成为最大的游手之徒，却不知道加以禁止，为什么呢？如今除了僧道和冗兵之外，富贵之家竟成了游闲之人的聚集地，而江南尤其严重。古人说：“一个人不耕作，就有人要因此挨饿。”前代儒者胡仁仲说：“上层奢侈靡费，而普通百姓都穿丝帛、吃肉，这是饥寒产生的原因，也是盗贼兴起的原因。” 魂，是阳气的神；魄，是阴气的神；形体，是魂魄的居所；神，是形体和魄的主宰。耳目的聪明属于魄【眼睛的瞳孔是形体，它的光明属于魄；耳朵的孔窍是形体，它的听觉属于魄。这是形与魄的分别。月魄就是月亮的整体，而发光之处是它的魂发散出来的光。这是魂与魄的分别】。气息的呼吸出入，精神的思虑作为，都由魂魄来检束。魂载着魄而不分离，魂就安静，魄就精明；火气不会燥烈，水气也不会泛滥。众人思虑纷扰，精神被形体役使，于是魂离开魄而自己也不知道。老子说：“载着营魄而抱守一，能够不分离吗？”只是想让精神守住自己的居舍。虚以实为基础，阳以阴为根基。金水是内在的光景，日火是外在的光景。道家说，太阳和火把光明发散到外面，所以太阳会有日食，火会熄灭；金水把光明潜藏在内部，所以能够无穷。道家以此作为养生的方法。所以说：“内在用来养护自己，安静而虚无；元始根本隐藏着光明，向内照察形躯；闭塞它的兑口，筑固灵根；使三光沉潜，温养元神之珠。”又说：“厚重是轻浮的根基，安静是躁动的主宰。君子整天行走却不离开辎重车，都是这个意思。”

译老子说：“增益生命反而是不祥，心驱使气就叫作强。生命的根本本来顺其自然，不损耗就是增益。刻意增益反而会造成损耗，所以说是不祥。心是上天的主宰；使这个天君清静，气自然会顺着正轨运行，这才叫作心志统帅气。气本来是常态，行动进退不依循自然，而是有所作为，这就叫心驱使气、叫作强。强行作为同样是不祥。刻意增益生命和心驱使气，如今治理方术却没有听闻道理的人，很少有不踏入这两种弊端的。” 《参同契》中“上德无为”这一节，各家都凭空臆说，只有朱子抓住了关键，而他的言语非常简略，人们不容易明白。如今姑且大略按他的意思解释，不知是否正确，暂且记录下来等待真正懂得的人。所谓“上、下”，是指阴阳而言：阴本来在下，却希望它向上运行；阳本来在上，却希望它向下运行。“上德”“下德”，大概是借用老子的话。阴阳得到道，阴向上运行而与阳交合，这叫上德；阳向下运行而与阴交合，这叫下德。火不炎盛，水自然上行，这是阴道顺行而不主动倡导。因此上德无为，不凭借察觉和追求来求取。圣贤千言万语，都只在于制伏心念。制心，就是治理火。知道光明而守住黑暗，神明自然到来。心火不向上炎烧，那么下方就顺从它的配偶，壬癸之精华得到火的温养而日益坚固，结成金丹，仅仅如此罢了。因此下德有所作为，其作用不会停止。所谓上闭，是不知道无为的道理而妄自有所作为，如同刻意增益生命之类；所谓下闭，是不知道有所作为且其作用不停止的道理，于是失去应有的作为，如眼睛被色彩牵引，耳朵被声音牵引，心被事务牵引，火便随之依附，使汞龙经常从水中出来，铅虎经常从火中出来，就像火焰在柴薪上腾起，哪里还能有出来后再返回的呢？这两种情况，无论说成有还是说成无，都是错误的。然而不知道下方，难道可以没有下方吗？下方不存在，上方就没有可以奉养它的东西。龙经常从水中出来，龙就飞走而汞变轻；虎经常从火中出来，虎就奔走而铅枯竭。如果火不向上炎烧，水自然上行，那么龙不会飞走，汞也不会干涸；上行的水，蓊郁蒸腾，像云气从泥丸宫中升起，难道不是上方得到奉养、神也得到居处了吗？人的性情有灵巧和笨拙之分，只有安静才能清明。收敛潜藏就能安静；如果不断向外驰骛，即使聪明也必然昏昧。潜藏的道理，以制约外物为根本。九窍所受的邪气，关键在于三要；三要就是耳、目、口。外物没有不接触的，但内心从来不起妄动，这就叫能够动静自如。自然之道本来是安静的，而人是它发动变化的契机。人生来本来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而内心是发动变化的契机。天与人一同发动，正是道所在的地方，也是天意与人情相同之处。天地虽然广大，能够役使有形之物，却不能役使无形之物；阴阳虽然玄妙，能够役使有气之物，却不能役使无气之物。所以，天地是万物的盗取者。万物并不是为了人而生的，但人依靠万物来养活自己，所以人是万物的盗取者。人盗取天地来生存，又盗取万物来满足自己的生命，然而从来没有不因为求生而造成杀戮的。因此，万物又是人的盗取者。这三种盗取者中，实际上人是主宰。假如知道天地万物没有一物真正属于自己，万物既非我所有，就不得不顺应它们；我也并非真正属于我自己，就不得不养护自身，那么这三种盗取就应当使天地人三才各安其位了。君子有机缘来成就他的善，小人有机缘来成就他的恶。天性本来只有一个源头罢了，人心追逐外物，便产生了万千分歧。圣人与愚人的区别，只在于能不能返归本源而已。返归本源，便归于一；归于一，精神就能与天地相合。寒暑之气到来时，金属熔化、胶质断裂，这是专一之极的表现。盲人凭听觉来辨察事物，也是因为专一。那些把作用专注于耳目的人，尚且能够精细，何况是心呢？“绝利一源”，是说断绝逐利之心而归于一源，是专一精纯到了极点。“用师十倍”，是说专一所产生的效果。“三返昼夜”，是说不断地返归本源；又说“用师万倍”，是深刻地说明这一点。用不专一的心来应对外物，就像牛刀解牛一样；用不能收摄的心来应对外物，就像在湍急的水流中索取镜子的映照。这就是“绝利一源”能够产生“用师万倍”效果的原因。禽兽之间的制约在于气，不只是同类之间存在异物相互制约的情况，例如却鼠刀就是这样。东坡有《却鼠刀铭》。天道是逐渐推移变化的，正如列子所说：“运转从未停止，天地在秘密地迁移，有谁能察觉呢？”凡是气不会一下子增长，形体也不会一下子亏损；人也察觉不到它的形成，察觉不到它的亏损。比如人从年轻到老，容貌、肤色、智慧、姿态没有一天不发生变化；指甲生长，头发增长，荣气卫气运行，没有片刻停止。众人都只能在变化显著时看见它，却不能在细微处看见它，所以不能任凭变化而只能经常随着变化而变化。阴阳之道，没有一天不相互胜负；一方增长，另一方就消退，彼此互为主客，发展到极点就转向相反的一方，循环不止。因此说：“阴阳相互推移，变化就顺利展开了。” 心因外物而产生，也因外物而死亡。佛氏所说“心无所住”，是指心不执着于外物；这样就能生发自己的心，而不至于死于外物。把心潜藏在深渊之中，精神就不会向外驰散。这样，厚重常常成为根本，宁静常常成为主宰。秦少游替他的外甥杨道孚作《真赞》说：“他的气势昂扬而善于发动，他的精神驰骋而用于思考。为什么不看看老氏的话呢？君子的行动不离开辎重。” 万历乙亥年四月初一发生日食。在这以前，司天官说日食应当达到若干分若干秒。这一天我在杭州，和三司官员举行救日礼，亲眼看见日食达到全食。星星出现在庭院的桧树上，乌鸦和喜鹊都回巢栖息。大概天文家说，太阳的轮面大，月亮的轮面小；太阳运行的轨道接近天而在上，月亮运行的轨道接近人而在下。所以日食达到全食时，四面仍有光芒溢出；而日食所达到的分数，远近不同的观测者所见也不同。比如北方看见全食时，南方才亏蚀一半；南方看见全食时，北方才亏蚀一半。像京口距离杭州仅有七个驿程，而所看见的情形已经不同了。只有月食的分数，八方所见相同，因为月亮小而暗影大。人人都知道日食是天变中重大的事情，而全食以及发生在元旦的日食，尤其是非常之变。然而夏历四月，称为正月，是因为纯阳当令，是正阳之月。日食发生在这个月，古人尤其忌讳。这一点近在《诗经》和《春秋》中，却没有人再提及了。

译宁王派刘养正到赣州拜见王阳明，暗中想与他结交。这件事记载在罗念庵的文集中，出自他妻姐的丈夫、所谓周龙冈之口：“龙冈曾经从赣州患病回去，搭乘庐陵刘子吉的船。刘子吉向来和阳明交好，正好遇到阳明的母亲去世，便前往请他撰写墓志铭，借濠州之事暗中邀请他结交，双方没有谈妥，刘子吉便返回。当时龙冈呻吟昏沉，以为他已经熟睡，便叫门人王储叹息说：‘起初本来专门倚靠阳明，两天之中多次用言语试探他；如果他不明白我的意思，更不肯答应一点关键之处，那就明白他不上这条船了。这件事难道就要这样结束了吗？’王储拱手说：‘先生气力衰弱，如今天下大事寄托在先生身上，先生怎么能推让呢？况且先生认为阳明是有才之人吗？我看他只是胆怯罢了。’刘子吉笑着说：‘这确实在我这里。’当时是己卯年二月。这一年六月，濠州反叛；七月，阳明起兵讨贼；八月，擒获宁王朱宸濠。当时议论的人纷纷说：‘这是依附朱宸濠并借此谋利。’又说：‘曾与刘子吉约定却中途变卦，这是出卖朋友。’罗念庵记载这件事，似乎想替阳明洗刷，但其中隐秘的实情反而更加显露。看‘起初本来专门倚靠阳明’和‘不上这条船’这两句话，除了平日相互勾结、后来中途变卦并出卖朋友，还能是什么呢？” 有人说宁王起兵向北，面对赣州军门，难道会没有后顾之忧吗？阳明既然想有所作为，就不得不表面上与他交好；如果不与朱宸濠交好而使机密先行暴露，朱宸濠一定会设法除掉他，那事情就无法办成了。我却认为，朱宸濠在江西的势力，哪里比得上安禄山在范阳、王敦在姑孰？假使阳明果真具有颜常山、颜平原、陶士行、温太真的精忠大节，那么也只能艰难地守持正道，暗中作好准备罢了。机密本来就不应先行暴露，使朱宸濠有所顾忌而不敢发动，难道不是国家之福吗？即使他不顾及我们而径直向东进发，我率领义军顺势讨伐叛逆，谁不会响应？凭借完整而厚重的势力从后面追击他，用来对付他那群乌合之众，谁不会瓦解？况且他还会在坚城之下挫败军队，进退之间如狼回顾；等他撤军自救，我们坐着就可以擒获他。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事情，为什么要先同贼人交好来图谋后来的功劳呢？然而，阳明一时之间也不能说没有功劳。王靖远在麓川之役中，世人还留有议论。仇钺起初听从安化王，诱骗他调兵入城，最终反戈将他擒获。这两个人都已经剖符封爵，世代相传，后来不再追究评论；其余的人就更不用说了。王新建难道本来就不能同他们相比吗？嘉靖年间削去他的爵位，隆庆年间又恢复爵位，人们认为这是恰当的。至于尊崇他的学说的人，又想把他推尊到孔子庙庭中配享祭祀，人们却又认为不可以。总之，议论要因众人参与而公正，因时间长久而确定，不是一时的个人好恶所能决定的。朱子说：“水是一，火是二。用魂来承载魄，以二来守护一，那么水火本来就能相济而不相离，所以能够长寿。”养生家说尽千言万语，说龙，说虎，说铅，说汞，说坎，说离，他们的法术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了。所以说：“承载营魄，抱守一，能够不使它离散吗？专守精气而达到柔顺，能够像婴儿吗？”如今的道家只是向外奔逐，哪里懂得所谓“承载魄而守一，能够不使它离散吗”？考察这实在是最切要的话，我们儒家养德与养生，大概并不是两件事。所谓养生，并不像炼丹术家所说的有所谓教外别传，分明指着【缺页】。【上缺】难道不可以另编成一部书吗？道理在于相互依赖，绝对不能缺少。因此唐代杜佑有《通典》，后人又接着编纂，像郑渔仲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如今都流传于世，并非毫无补益，只是详略也还没有恰到好处。杜佑考察精密核实，条理清楚，但事情多详于后代，本来没有经学根底，所以追溯上古时大多疏略，是非纷杂错乱，没有可以折中的标准。郑氏书中关于氏族、六书、七音之类的内容，他自己所得足以成为一家之学，盛意自我夸耀，确实并不过分。至于我，不过还是普通人罢了。马端临的能力远远赶不上前人，联缀比次没有方法，很欠缺要领。其中的议论不乏可取之处，但篇卷已经多于正史。总之，可以作为删削取舍的材料，却难以称为完整的著作。因此现在只以本史为主，删去繁琐的文字，提炼其中的纲要，补充其缺略；既有纲又有目，既有事实又有议论，兼采各家的长处，并以先圣先王治理天下的原则加以折中，使人查考时容易看见要领，是非不至谬误，所依据的道理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有人想要举而实行的，也可以立即采纳施行。天下有各种事务，处理事务的人和闲居无事以等待事务的人，是两类人。二者都不失去各自的操守，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处理事务的人，就是百官群吏；闲居无事以等待事务的人，就是君主。百官群吏各自处理自己的事务，而作为君主的人掌握任免、刑罚、奖赏的权力来统辖他们，这就是所谓闲居无事以等待事务。不处在无事的地位，就会每天劳心，与那些凭才智专办一官之职的人较量能力、争竞敏捷吗？不能。只有居于无事地位的人，才能有所准备来等待事务。那些百工和各类职官，正每天劳心思考，以办好一项官职、竭尽一项长处；而我在其中，只是不亲自办理具体事务，却有所准备来等待他们。所要掌握的简约而容易实行的原则，也不过是任用贤能、奖赏功劳、惩罚罪过罢了。孔子提出的“恭己”之说，世上不明白其意义的人也很多。恭己不是说什么事也不做，而是处于无事之位以等待有事。《礼记》说：“君王内心无为，以守持至正。”内心无为，就像镜子尚未照见任何东西，只是空虚罢了；像秤尚未放上物体，只是平衡罢了。因为极其虚明，美丑都不能隐藏自己的形状；因为极其平正，轻重都不能违背它的准则。这就是处在无事之位以等待有事。唐明皇初年，委任姚崇，认为任命和升迁郎官小吏之类的琐事不应上报请示，世人认为他懂得大体；我却认为唐明皇不懂得恭己之道。晚年把政权交给李林甫，他的病根在这里已经显露了。他难道会认为把任人的事情交给别人以后，君主自己就可以安逸了吗？

译任用官员，不就像大木匠制作栋梁一样吗？如果所任用的人不合适，换掉材料就可以了。担心一根栋梁不足以承重，就再增加一根；如果结构不能同时发挥两根栋梁的力量，就一定有一根是虚设的。有诸侯，就有牧伯；有郡守县令，就有监司。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事情应当责成守令办理，监司只需考察守令是否称职罢了。不是因为有关官员不能办理而由监司代替，也不是因为有关官员责任太重而由监司分担。后世任用人，不要求所任之人一定能够胜任，却喜欢设置两根栋梁，甚至在监司之上又设置官员来监督监司。既然让中级官员分担监司的事务，就必然让监司分担有关官员的事务。平时上下相互牵制，不能各自专断；一旦发生事情，上下相互推诿，很容易推卸责任。事业不能成就，变故不能应付，都是这个原因。事情既然应当责成郡县办理，那么守令的权力就不能不加重。把守令的权力还给守令，然后才能责成他们建立功业、应对变故。大凡养育百姓、培养人才、整治军队，都应当使郡县能够专门负责并竭尽其力，就像人必须亲自经营家业才行。郡县是朝廷的根基，从来没有根基牢固而国家危亡的。知道守令的重要，就知道不必设置过多的监司。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为天下得到一位宰相；一位宰相又为各路得到十多个监司。这十多个监司各自整肃所管辖的地区，使贤能者能够施展志向，使不肖者不能苟且容身其中；这样一来，天下即使想不太平，也不可能了。古代谈论诗的，没有超过唐尧虞舜时代的。那时说：“诗是表达志向的。”至于把诗配上八音，就能够使神人与之和谐，感动天地。诗的功用大了。音乐产生于诗，诗产生于志。人的志气与天地相通，发出声音，合乎音律节度。圣人为此制定律吕，不过是用来表现人心自然的和谐罢了。所以说：“律使声音和谐，声音依循吟咏。”律所调和的是声音，声音所依循的是吟咏；吟咏所产生的，是人心自然的奥妙。后世说诗本来就是为音乐而作，先确定音律再用诗去配合，这就成了吟咏依附声音。夏商周三代以后没有音乐，并不是没有音乐，而是没有诗。音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谐之气。君子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九种德行具备于自身；善政用来养育百姓，九种功业在下位得到次序。上下的和谐使内心有所感应，于是保存它就成为志，宣发它就成为诗，配上八音就成为音乐。这哪一样不是和平之气的感发呢？所以《大韶》的创作，起源于九功叙成的歌唱；《周礼》也把中和、敬慎、勤勉、孝顺、友爱称为乐德，把表现于兴发、导引、讽诵、言语的称为乐语。在虞舜时代，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也是乐德；发布五种言辞、歌咏九功次序，也是乐语。有了这种德行，声音自然合于律，九功叙成的歌和《大韶》的音乐就不必担心不能产生。志是诗的根本，音乐则是诗的末端。虞夏的诗，现在能够见到的，有帝舜、皋陶的歌，这是雅诗的开始；有五子的歌，这是风诗的开始。《诗经》三百篇由此产生。从这以后，表达志向的道理隐没了，诗的功用也不再被天下人明白。欧阳永叔说，三代以后，古代音乐已经失传，天地人和谐之气彼此相接，既然不能向钟磬等乐器发泄，恐怕就独自集中到人的身上了。他又说，自古以来诗人少有显达而多困穷，大概困穷以后诗才写得工巧。唉，难道真是这样吗？天地人和谐之气彼此相接，恐怕独自集中到人身上，这就把诗和音乐看成两回事了。诗既然不足以参与大乐的和谐，那么把诗看作幽居之人、守贞之士不得志于时，只能独自表达自己志向的产物，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但难道真是这样吗？【缺页】《传》说：云气触碰山石而升起，聚集成厚约一寸的云层，不到一个早晨就能降雨于天下，只有泰山的云才是这样。说的是它积蓄深厚，所以施布广大。又说：河水滋润千里，说的是它的源头遥远，所以它的水流长久。《易经》中说，天在山中是“大畜”卦。说天在山中，是从卦象来讲的；但其中也确有这样的道理。先儒本来就说天的气贯通运行在大地之中，大地之中无处不是天。山以艮卦之体蓄积乾卦之气，尤其深厚，所以云雨从这里产生，是因为它蓄积了天之气。人的积蓄，由于学习而壮大，从古代圣哲那里听闻大道而弘扬于天下，不也就是君子的大积蓄吗？大地有南北两条地脉，大河把它们分隔开。南方地脉又分为中部地脉，长江把它分隔开。它们在上面对应天汉，称为两戒。正因为说到水源，自古以来从没有人能够穷究长江黄河的源头。汉史记载张骞穷究河源，说天子查考古代图书，把黄河发源之处称为昆仑，可见那并不是真正的昆仑山。元人从吐蕃朵甘思之南找到河源，比张骞所指的地方近一些，大概也不足以相信。为什么呢？泲水能够穿入地下潜流，如今历下从地下涌出的全是泉水，都是泲水经过的地方。元人因为那里有上百处泉水，便指认它为河源，这又比张骞更浅陋了。宋人曾经穷究长江源头，发现它从蜀地岷山以西开始，那里大山广谷、峰峦重叠，远近无法详考；向西南延伸到蛮夷之中，都是岷山山脉。这两条地脉的源头都来自荒远绝域，绵延数万里以后才到达中国，吞纳百川而流入大海。关键就在于它们的源头。《传》说：三王祭祀河川时，先祭黄河，后祭大海，是看重它的源头。人的道理也正是这样。诗书礼义，是积蓄，是源头；子孙福泽兴盛，是施布，是水流。世人谈论盛衰，说人可以决定胜过天，天也可以决定胜过人，甚至说天命既已决定，只要在自身修德，向后世索取报应，就像拿着左券，双方交手便可兑现；这并不是懂得天道。人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是天道的一部分呢？假如认为天与人凭人数多少、行动迟速来分胜负，那就把天和人分成两件事了。君子安定于善，这就叫作我的天命已经确定。我的天命既然确定，就会勤勉不止，不能自我停止；因此想让自己的积蓄不厚、施布不大、源头不深、流传不长，是不可能的。

译张子说：“《大易》不谈有和无；谈有无，是诸子学说的浅陋之处。”这大概起源于老子，而庄子、列子又奉行它。考察六经，孔门对于道的论述已经很详尽。《皋陶谟》说：“上天安排了常典。”《汤诰》说：“伟大的上帝把中正之性降给下民，使他们具有恒常的本性。”《易大传》说：“一阴一阳叫作道，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子思说：“天所赋予的叫作性，顺应本性叫作道，修明道叫作教。”这些都是推究根本、穷尽源头，用来说明这个道理从哪里来，起初从未有过所谓“无”的说法。只有《老子》第一章说：“可以用言语说明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这是它立论的宗旨。此后又说：“三十根辐条共同集中在一个车毂上，当它空无时，才有车的功用。”又说：“天下万物产生于有，有产生于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有一种混然形成的东西，在天地之前就产生了。”我们的圣人谈道，就说它出于性；谈性，就说它受命于天。再往上不能谈，并不是有意隐秘而不说，而是道理本来不容言说。老氏却偏要谈它。道理本不容言说却偏要言说，是想自以为高出我们的圣人，却不知道这正是妄诞。既然说“有无两者同出而名称不同，都叫作玄”，那么有和无并非二物，也没有先后之分。但他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万物产生于有，有产生于无。”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既然说“在天地之前产生”，那就有先后之分了。从这里开始，列子又说：“有形之物产生于无形之物”，那么天地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太易，是还没有显现气的阶段；太初，是气开始产生的阶段；太始，是形开始产生的阶段；太素，是质开始产生的阶段。他又说：“易没有形体的边际，易变化而成为一；一，是形体变化的开始。”气与形质，或许确实有由微细到显著的渐变。所谓“易没有形体的边际”，究竟是不知道它与形、气从来没有分离，还是说它在天地之前产生呢？而且“易”这个字本来就是因阴阳变易而得名的，如果还没有显现气，怎么会有“太易”这个名称呢？庄子则说：“太初有无，无有无名。一的起始，有一而还没有形体，万物因此得以产生，这叫作德。”这些说法都和老子的话非常相合，正好可以看出它们的思想渊源。按照我们儒家的说法，一就是太极，二就是阴阳。程伯子说：“一阴一阳叫作道，阴阳也是形而下的东西。”但说“道”，只有这句话最清楚地划分了形而上下的界限。原来这就是道，关键在于人默默体会它。明道先生的话可以说是真正见到道的人所说的话；他的言论自有不同，而异端虚无荒唐的说法不值得相信，也已经很清楚了。老子说“三生万物”，本来是说万物背负阴而怀抱阳，以冲和之气使它们和谐，那么冲和之气就是二。“阴阳之交”不应当同二相对而成为三。朱子解释《太极图说》，本来是借用周子的言语来阐明最高的道理，一个字也不能改，但未必就是周子的本意。看《语录》中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并不是运动以后才有阳、静止以后才有阴，只是太极的运动就是阳，静止就是阴。”又说：“不是运动以后才产生阳，大概一运动就属于阳，一静止就属于阴。”这是替周子反复解释、周全其语意。然而周子明明说“生阳生阴”，什么时候说过“动就是阳，静就是阴”呢？又如“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朱子说：“这几句话非常精妙，是气与理相合而成为性。”考察张横渠曾说：“虚与气相合，便有性的名称；性与知觉相合，便有心的名称。”朱子认为这说法还不透彻，说：“有了心自然就有知觉，哪里有把性和知觉合在一起才产生心的道理？不知道所谓‘妙合而凝’，难道也接近张子的毛病吗？”又如有人问“动静是所乘的机”，朱子说：“理寄托在气上运行。”又说：“太极是理，动静是气；气运行，理也随之运行，二者总是相互依存，从来没有分离。” “太极好比人，动静好比马。”这不是后学敢于随意怀疑议论的，不过也请直接用周子的言论来验证。《通书》说：“五行虽然各有差殊，二气却是实在的；二气的根本就是一，一气实在；万物各有分殊，万物各本于一，各自端正大小而有一定。”这段话更看不出理与气相互依存的痕迹，同关于太极的说法很不相同。那么陆象山怀疑太极图说并非周子的定论，也不能过分非难。但朱子的解释，确实补足了周子没有说圆满之处，订正了周子没有说透彻之处；其中的义理终究牢不可破，不能因为“无极”二字而费力分辨，便据此议论它。《洪范》只是从五行说起，这就是《通书》所谓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因而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对应在人身上，第一是貌，第二是言，第三是视，第四是听，第五是思。貌表现为恭敬，言表现为顺从，视表现为明察，听表现为聪敏，思表现为睿智。这就是所谓有物必有法则，形色就是天性。郑玄说：木之神是仁，金之神是义，火之神是礼，水之神是智，土之神是信。这可以看出，道也是器，器也是道。所以说：“形而上者叫作道，形而下者叫作器。”朱子说：这句话最为确当。假如用有形、无形来说明，那么就把物与理截然分开了。所以说能清楚划分上下界限，只是把上下之间的界限分得明白。器也是道，道也是器，虽有区别却并不分离。我认为既然有区别而又不分离，又何必说“妙合”呢？而且凡是说不相离的，如人骑马、马承载人，仍然有相离的时候；如梁承托栋、柱承托梁，虽然不相离，实际上却是两种东西。至于道与器，是道就在具体事物之中；说“不相离”已经落在次一层义理上了，又哪里谈得上“合”呢？

译只谈性而不谈气，就不完备。张子提出气质之性的学说，因此有功于学术。然而《虞书》说：“人心惟危”，这不就是气质之性吗？又说：“道心惟微”，这不就是天地之性吗？这已经是上古圣人说过的了。口对于滋味，眼对于颜色，耳对于声音，四肢对于安逸，这是人心。性中也有受命的因素，君子不把这些称为性。仁施于父子，义施于君臣，礼施于宾主，智用于辨别贤与不肖，圣人对于天道的体察，这是道心。命中也有性，君子不把这些称为命。德胜过气，性就由德决定；德不能胜过气，性就由气决定。性由德决定，就是以道心为主而让人心听从它。因此，施仁于父子要达到极致，行义于君臣要充分尽到，行礼于宾主要恭敬，辨别贤与不肖要明察，圣人对于天道要纯粹而不止息。性由气决定，所以父子、君臣等关系，各随本性所接近的方向，有达到极致的，也有不能达到的。至于更低下的情形，有人内在的好恶没有节制，外物诱使知识受到迷惑，不能反省自身，以至于泯灭天理、放纵人欲。关于性命的学说，没有比《虞书》说得更明白的，也没有比《孟子》说得更完备的。这一章是因告子各章的言论而加以辩论，所以不能像本章这样说得完备。明道先生为他的儿子程端悫题写墓志说：“动静，是阴阳的根本。何况五种气交替运行，就更加参差不齐了。赋予生命的各种类别，本来就应当有很多混杂不一的，而精纯专一的人偶尔才会出现。因为这种偶然出现很难得，所以他们的寿数有时不能长久，也是适宜的。考察圣贤的出生，都属于所谓精纯专一、偶尔才出现的人。尧、舜处在气运昌盛之时，所以他们的寿命长久，而且得到君位来推行大道。孔子处在气运衰微之时，所以不能得到君位；颜子则寿数又不能长久，这都是精纯专一的人难以偶然出现所造成的。总之，昏明、寿夭、贵贱各不相同，取决于所遭遇的情况，而道理的根本却同出一源。因此君子对于早夭和长寿都不改变志向，终身奉事天道，这才是懂得天道的最高境界。”《西铭》把舜与申生、曾子与伯奇相对来说，含义最为深刻。舜完全尽到了侍奉父亲的道理，使瞽瞍终于欢喜，他的功劳很大；所以奉事天道的人完全尽到奉事天道的道理，使天心欢悦，也就是天之舜。做到这一点最难，这就是所谓必须得到君位、必须得到长寿，为国家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人。申生无处可逃，只能等待被烹杀，他的恭敬达到了极点；所以奉事天道的人不因寿夭而改变志向，修养自身以等待命运，也就是天之申生。” 这正是学者应当努力做到的。上天不偏爱任何私人；不能得到常理便怨恨责怪，是私意，是妄想。所以《西铭》最后一章专门说明这个意思。历法家说，太阳的光在望日时从远处夺去月亮的光，所以发生月食；太阳和月亮相会时，月亮遮蔽太阳，所以发生日食。大概一百七十三日多，运行到一次交点。不是交会时就不会相互侵犯，所以朔日和望日并不经常发生日月食。有虽然交会却不发生食的，有频繁交会而发生食的，但从来没有连续每月发生月食的。《春秋》襄公二十二年九月、十月连续发生月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连续发生月食。注家都不能确定其说法。孔氏说：《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三统之术，认为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为一次交会。若交会在望日以前，朔日发生日食，望日发生月食；若交会在望日以后，望日发生月食，下一个月朔日发生日食。交会正好在朔日，日食就达到全食；前后两个望日不发生月食。交会正好在望日，月食就达到全食；前后两个朔日不发生日食。凡是在交点前十五度、交点后十五度之内，正是可能发生食的范围。距离交点远，日食就逐渐减小；距离交点近，日食就逐渐增大；正好在交点上，日食就达到全食。假如前一个月的月亮在交点起始一度，发生日食后到下个月朔日，月亮仍在交点的末度，尚未离开食限，日食还没有完全结束。月亮运行一周后，又来追上太阳，或许还可以再次发生日食。假如前一个月太阳在交点起始二度以后，那么下个月再发生日食就毫无疑问。如今七月日食达到全食，八月又发生日食，按推步历法的计算，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大概古书已经磨损散佚，其中一定有错误。汉代也有连续发生日食的情况，高帝三年以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就是这样。天道极其遥远，如果拘守历数的常规，按照交会的度数来推求，本来就有不能完全解释的地方。《考工记》记载的是工艺事务，并不是设置官职，所以没有官员编制和品秩。开头说国家有六种职事，百工居其一。郑康成认为百工属于司空这一职官，在天地四时的职事中也占一项，这是不对的。它所说的六种职事，下面明白写道：“有的坐而论道，有的起而实行，有的审察曲直和地势，修治五材以制作民用器物；有的沟通四方珍异物产来资助百姓；有的努力耕作以增长土地的财利；有的治理丝麻以制成衣物。”坐而论道，指王公；起而实行，指士大夫；审察曲直和地势、修治五材以制作民用器物，指百工；沟通四方珍异物产来资助百姓，指商旅；努力耕作以增长土地财利，指农夫；治理丝麻以制成衣物，指妇功。这是说从上面的王公、士大夫，直到下面的农耕、妇织、商人流通货财，各自都有职分，而百工居于其中一项，彼此不可缺少。什么时候涉及天地四时的职官了呢？这部记载每次叙述一种工艺制度，都极其精妙，不是后人所能制作的，一定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书。但它的文体与《六官》不同。大概《六官》叙述官职，文体简约严整；《考工》叙述工艺制度，描摹形制精妙，显然不是同一部书。

译怎么可以用它来补足《冬官》的亡佚呢？玉人应当归典瑞统领，弓人、矢人应当归司弓矢统领，车人、轮人、盖人、辀人应当归巾车统领，函人应当归司甲统领，桃氏、庐人应当归司戈盾、司兵统领，其余也可以类推。这部记载大体上杂叙各种工艺，所以梓人、匠人各出现三次，舆人、车人同一件事却重复出现。梓人制作笋虡一章，把器物的精妙写得淋漓尽致。凡是考察车子的道理，必定从承载在地面上的部分开始，所以考察车子从车轮开始。凡是考察车子的道理，希望它朴实紧密而细微精到；不朴实紧密，就无法完整长久；不柔韧精到，就无法收缩迅速。“朴属”就是附着坚固的样子。“韦至”是说车轮接触地面的部分少，说明车轮非常圆。接触地面的部分柔韧，车轮就容易转动；所以不细微精到，就不能收缩迅速。“戚”与“促”相同。《春秋》传说：“大概因为掌握它，所以已经觉得迫近了。”后来《辀人》说制作辀：“劝马发挥力量，马力已经用尽，辀还能够再向前取得一程。”意思是辀制作得协调，就能促使马用力；马停下来以后，辀还能够向前再走一段路，说明容易前进。这些说法都把器物的精妙说尽了。车轮虽然破旧，三种材料却没有失去各自的作用，就叫作完整。三种材料，就是毂、辐、牙。毂用来使车轮转动便利，辐用来直指四周，牙用来牢固地环抱。车轮虽然破旧，只要这三者没有失去各自的作用，就叫作完整。只用五个字就把制造车轮的工艺说尽了，而妙处又在“不失职”三个字上。弓人制作弓，取用六种材料，必须按照时令。六种材料齐备以后，由巧匠调和制作。干，是为了使弓射得远；角，是为了使箭发射迅疾；筋，是为了使力量深入；胶，是为了使各部分调和；丝，是为了使它牢固；漆，是为了使它能够承受霜露。凡是制作弓，冬天剖析干材，春天软化角材，夏天治理筋材，秋天合并三种材料。寒冷时安定弓体，冰冻时剖析漆的纹理，都必须按照时令。郑氏说：“冬天取干材，秋天取角材，夏天取丝和漆。”弓能够射远，力量在干材；箭能够迅疾发出，力量在角材。角和干依靠筋而变得坚韧，所以射出后能深入。三者又得到胶，才可以相互黏合并固定；再用丝加以保护，以承受霜露之气，不被侵蚀动摇；最后涂漆。这六种材料虽然要按时令取得，但如果材质不美，就不足以相互资助而发挥作用。所以说必须得到这六种材料的完整品质，然后才可以制成良弓。“全”是说没有瑕疵毛病。材料虽美，工匠虽巧，但不得天时，也不能制成良弓。所以冬天剖析干材，春天软化角材，夏天治理筋材，秋天合并三种材料，都是顺应时令之气。三种材料，就是胶、漆、丝。秋天把它们合并，弓体就坚固严密。到了冬天寒冷时，把弓放入檠中【檠，是弓匣】，来定型它往返弯曲的形体，这样就不会再流动变形。又在大寒冰坚之时，再把它放入檠中，以剖析漆的纹理；定型以后，就不会再鼓动变形。考察古人制造一张弓，文理安排如此细密周详，大概全都是切实的道理。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把事情做好。从前我奉命出使大同，听边将说：“如今制造弓箭，不能违背这个方法。只有京师制造的，勉强还可以使用；在外地制造的，完全不能使用。大概是因为所取材料不好，工艺又不精，只图容易制成，却没有得到天时的缘故。” 陆务观记载渭桥的事情说：“中大夫贾若思，宣和年间任京兆栎阳县知县。夏夜因公事行走三十里到渭桥，夜漏将尽时，忽然看见二三百人奔驰在道路上，衣服头巾鲜明华丽；最后面的车骑、旌旗、传呼声极其盛大。贾若思赶紧下马，躲到道路旁百姓家中，并让随从官吏去询问。对方回答说：‘使者来察看都城的基址，汉唐旧城的王气已经尽了，应当寻找有生气的地方。这十里以内已经找到了，只是水泉不旺盛，如今又舍弃了。’说完便飞驰而去。当时正值太平时期，贾若思大为惊骇。第二天回到县里，急忙派人到府中打听，却根本没有这回事。”陆务观自己说，他从贾若思的孙子逸祖那里听到这件事，并说：“难道关中将要重新成为帝王的都城吗？”敌人谋划占据中原，已经积蓄了六七十年；王师一旦出兵，中原豪杰必定响应。此时决定计策进入关中，成就万世之业，正是时候。我认为宋朝南渡以后，已经不足以办成这件事。大凡山川之气，发泄久了就有时会止息，郁积久了就必定有时会发泄。如今燕都从辽、金、元直到我朝，作为帝都已经数百年了，依靠东南漕运供应，恐怕不是为万世基业筹划的办法。长安自唐朝末年废弃、不再作为都城以来，已经有八九百年。宋太祖和我太祖都曾有意迁都于此。上天保佑大明，国运将延续万年，议论的人认为应当修治汉唐旧都；否则也应当把它作为陪都。雍州、冀州占据天下的上游，自古帝王交替居住在那里，又有什么一定不变的呢？陆务观所记的事情涉及神怪，不可信。他所说关中将重新成为帝王都城，事情或许还要等待时机，难道不可能吗？陆务观说，周世宗先取得淮南，除去腹心之患，为什么不乘胜取得吴、蜀、楚、粤，却率领精锐军队去夺取幽州？假如幽州就此平定，四方还有什么不能平定的呢？刚刚取得三关，却因病返回，这是天意。后来中原先取得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后才取得幽州，于是军队已经在四方作战中疲弊，而幽州之功最终没有完成。所以虽然取得了诸国，中原的势力最终还是衰弱了。这样才知道周世宗原先的谋划是正确的。考察王朴的策略，他说凡是攻取之道，必须先取容易的地方，想先取江南，再取岭南、巴蜀；至于河东这个必死的敌寇，则认为应当暂且留作后来的谋划。何况契丹自石晋以来，占有十六州之地；在宋朝取得河东以后，契丹尚且还是敌国，那么在周世宗时，其势力难以对付，也就可以知道了。周世宗亲自率军讨伐契丹，是在王朴死后；当时连年对唐用兵，所谓军队已经因屡次行动而疲弊，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何况王朴谋划攻取南唐的策略，是说暂时不必大举进攻，先用轻兵不断骚扰它；而周世宗亲自率军攻唐一共两次，那么对于王朴的策略也没有完全采用。王朴的意思，就是伍子胥屡次练兵、疲弊楚国的策略，晋武帝平定吴国也采用了这个策略。

译南方一旦平定，那么岭南、巴蜀就可以通过传送檄文而平定，这些地方都不必动用大军，反而可以保存我们的全部力量；真正需要着力的，原本在燕、晋。至于幽州旧地，不容易凭兵力取得，从此应当养威蓄锐，等待对方出现可乘之机；招抚内附者，使其势力孤立，拖延几年，便可以万无一失地取得。可惜世宗有雄心壮志和杰出才干，却没有包举宇宙的气度，也没有以宁静达到远大目标的谋略，失于躁急，使功业最终没有成就。即使最后说是天命，也有世宗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宋太祖有取得天下的气度，假使多给他一些年岁，后来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至于太宗，才干武略不如世宗，谋划规模又远不如太祖，难怪只能取得河东便停止了。幽州不能取得，宋朝最终也就不能在外国面前争胜。唉，这是天意吗？还是人为呢？王安石变法，是想使国家富强，专门为了取得幽州、蓟州，却终于因此使宋朝灭亡。假使没有熙宁、元丰年间的兴革，哲宗、徽宗没有继承述行，那么宋朝就不会南渡；即使南渡以后能够修治仁宗时的政事，宋朝也不会很快灭亡。那么，幽州、蓟州难道不应当收复吗？回答说：幽州、蓟州并非不应当收复，也不是不可以收复，只是收复它有正确的方法。王安石所实行的办法，只不过是用来使宋朝灭亡罢了。唐代柳公度年满八十岁，仍有强健的体力。有人问他保持健康的方法，他回答说：“我一生从不让脾胃消化难以熟化的食物或过冷过热的东西，也不让元气随着喜怒而耗损。”这话，你应当把它当作格言，写在座位右边。富郑公年满八十岁时，在座位右边写道：“守住嘴巴要像瓶子一样严密，防止意念要像城池一样坚固。守口如瓶，就是谨慎言语、节制饮食；防意如城，就是惩治愤怒、堵塞欲望。” 《朱子语录》说：“俗话说佛灯，这其实是气势旺盛而发光，也恐怕是宝气。这里有人跟随汪圣锡到峨眉山，说在五更初去观看，开始只见白气弥漫，后来出现如镜子般的圆光，其中有一个佛像。然而那个人用手把头巾裹在头上，光中的佛像也就裹着头巾，于是知道那只是人的影子罢了。”如今各地有称作菩萨石的石头，像水晶一样，在太阳下照它，便会出现圆光。考察这件事，古人曾经辨析过，说如果是宝气，那么各座灵山大概都会有，为什么偏偏只在峨眉山见到？近来我的朋友姜凤阿登上峨眉山，亲自验证了所谓放光石，实际上与朱子所说相符合。这样看来，说光是从石头发出的，确实可信。光从石头发出，就是气势旺盛而发光；若说成两种说法，又不对了。这种道理与海市蜃楼相同，只是海市蜃楼唯独在登州显著。先父曾有过论说。关于吉州王公的世系和履历，见刘文清公所撰写的王公墓志，概要说：开禧改元那年春天，诏令催促新任吉州知州王公赴任，并让他把出发日期上报。王公敬受诏命上路，夏四月戊子，行至仪真，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这年九月乙酉，葬在镇江府金坛县上元乡白水塘原。王公名万枢，字赞元，世代居住在江州德安。曾祖父王韶，侍奉裕陵，任枢密副使，追赠太师、燕国公，谥号襄敏，国史有传。祖父王寀，考中崇宁甲科，最终任左朝奉大夫。父亲王彦融，最终任朝请大夫、直敷文阁，屡次追赠至金紫光禄大夫。王家开始在金坛置家，王公是次子。他凭父亲的任官恩荫入仕，共历十三次升转，最终任奉直大夫。他从平江府昆山县尉调任秀州崇德县丞，因五人举荐，改任滁州来安县知县；又任淮南路转运司干官、建康府通判，知兴国军及吉州，共七次更换任所，其中一次没有赴任。吉州夫人蔡氏也有贤德行为，另有墓志。吉州有六个儿子，适逢遂逊近来被选用。遂初字颕叔，真西山替他改名为去非。嘉泰二年考中进士，官至权工部尚书，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退休，死后谥号正肃，《宋史》有传。吉州的哥哥王万全，凭父亲的恩荫授任高邮县尉，后来做到辰州知州。王万全的次子王通，凭父亲的任官恩荫调任衢州江山县主簿，屡次升官至常州知州。小儿子王迈，凭父亲的恩典屡次升官至宁国府知府。三人都载入《金坛人物志》。户口、赋税增减的数目，考察历代已经发生的事实，便可以得到验证。若想核实，也没有什么困难。记载事情，一定要提取其中的要点；编纂言论，一定要探取其中的深意。这是韩文公读书的重要方法。《太平御览》采集编纂不精，分类编排也没有章法。宋朝三部大书，本想包罗各家著作，反而成了类书中极其鄙陋的作品。《御览》《广记》近来在吴下都已经刊刻抄本，错误相传，讹误叠加，没有人加以辨正。《广记》不合经义，不应当刊布。只有《御览》中所引的诸子杂书，有些是当今已经不存在的，似乎应当精心选择，另行保存。这是另有用意的做法，我知道并不是为了资助博览。山川方面的内容，应当在地理书之外另编一部书。《一统志》把山川附见于各州县中，因而有一座山、一条水在数个地方分别记载的情况。如今应当另编一部记载山水源流始末的书。何振卿的《山记》似乎也可以采录，只是他见闻不广，采录得也不精罢了。《禹贡》用山川来标明疆界，这是后世地理书记载界限的开始。《通典》《一统志》只涉及各郡；《福建通志》则各府、州、县都分别列出四至。这种方法可以推广到天下；四至分明，地理就不必绘图，绘图容易出错。驿道的里程数，有《寰宇通衢》一书记载，但后来若有变更，就必须查考补充。现在见到另有一书，附记道路的险易、关津和聚落。自从天地分判以后，万物就产生了。人们为万物命名，于是有了文章和文字。文字建立以后，便有了形体、意义和声音，能够穷尽天地万物的情状。把同类事物归在一起，就能得到天地万物的秩序。用六书来端正字形，用反切来确定字音，穷尽典籍中所有的内容，以完全表达它们的意义。用大字提纲挈领，用分注贯通各项事情，这是修撰地方志的方法，可以省去繁琐的文字。戴冠束带而闲居者，若其职位低于儿子，都按照儿子的官职封赠；若其职位高于儿子，则由儿子上奏请求，使其恢复原来的官职。只有退休的人，才允许进升阶品。本朝每年收入的数目中，漕运粮食四百万石，其中兑运二十四万石运往蓟州仓，改兑六万石运往天津仓，正额运入京仓、通仓的有三百七十万石。银两输纳的数目方面，正统以前，全国每年征收税粮总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其中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再加上盐课、商税等项目，每年共二百四十三万两。新增的数目中，嘉靖三十年加派军马银一百二十九万二千四百三十两；南京征取解送天下的没收赃罚银，以及开纳事例银，没有固定数目，大约从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六年，共收入八百五十余万两。

译万历四年户部出入的实际数目：供给内府金花银一百万两；解送两京各衙门粮豆六百四十万八千余石，绢布四十六万六千余匹，绵、丝、花绒、厨料、颜料二百三十余万斤，银九万余两，草三百零一万余束；额定拨派给边镇、民运盐引、屯粮等项目的本色粮料一百四十三万五千余石，折色银三百六十三万三千余两，草一千二百九十三万余束。云贵、两广、江浙、南直隶的江防、海防兵饷不在此数内。每年太仓收入钱粮的数目：夏税银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四十七两有余，秋粮银五十五万五千一百四十七两有余，马草银二十四万四千五百一十六两有余；运司盐价，两淮六十万两有余，长芦一十二万两有余，两浙一十四万两有余，四川五万二十五两有余，云南三万五千七百两有余，福建一万二千二百两有余；各项钞关料税及屯牧盐钞等银二十一万两有余。总计银二百九万七千余两。此外还有赃罚、历日、民壮等项目的银两，因查解尚未完成，难以确定数目。每年太仓支出的钱粮数目：供给边境主兵、客兵两项，辽东二十一万二千九百两有余，延宁甘固五十三万九千一百两有余，蓟永密昌易八十一万二千二百两有余，宣大山西一百万三千七十一两有余；各衙门官员折俸布绢等银一十一万六千二百六十两有余；各营料草、布、花及杂役等银三十一万一千四百两有余。总计银三百万四千余两。往年因有战事，额外请求拨给的常有数十万两，赈济、修工等项目还不在此数内。嘉靖三十六年查得的支出数目：在京文武官员折俸，每季大约八万六千两有余，除夏季折绢外，每年大约二十九万两有余；各营卫月米、食盐粮斗，每年一十万七千八十两有余；各衙门官军布绢银一十六万四千一十两有余；光禄寺供应及钱钞银四万 四千一十两有余；太常寺猪价银二万两有余；公侯、驸马、伯爵的禄米银一万七千八百四十两有余；神乐观麦豆银一千四百二十两有余；各仓、场、库、局商人的料草银四十四万四千一百一十两有余；各马坊刍秸及修理银一万四百六十两有余；各仓库搭架银三万四百两有余。【以上是在京支出。】在外各边，姑且以大同一镇为例：近年增加招募军队银六万三千二百六十两，又增加每年使用的银一十五万四千二百五十两，又增加本色粮料银一十万二千四百七十七两。嘉靖三十年发给大同银三十万四千八百七十二两，三十一年七十万三千五十六两，三十二年三十万五千二百二十七两，三十三年七十五万七千八十三两，三十四年一百一万二千七十七两，三十五年六十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两，三十六年五十九万二千八百五两。【以上是大同一镇。】总计太仓支出的银两总数：三十年五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二十两，三十一年五百三十一万八千四百一十七两，三十二年四百七十二万九千二十四两，三十三年四百五十五万五千七百五十九两，三十四年四百二十九万四千六百六十八两，三十五年三百八十六万三百六十七两，三十六年三百二万二千九百六两。往年除每年的用度之外还有盈余。京仓、通仓的粮食，嘉靖十年以前甚至有八九年的积存；太仓银库在嘉靖八年以前，内库积存四百余万两，外库积存一百余万两。往年各边额定供给主兵的每年常例银为四十一万两，后来每年增加招募军队的银两，又每年增加秋防时调动边军、设置伏兵所需的客兵银，数目越来越多。朱子集注的体例是：称程子为“子”，称其他各家为“氏”，如尹氏、谢氏、游氏之类，他们都是程子的门人。按今天的说法，“子”是老师的称呼。“氏”有两种：一种是不敢直称其字而称其氏，如尹氏、谢氏、游氏之类；另一种是自汉代以来，注释、传授经书的老师也称“氏”，如孔氏、郑氏、马氏、赵氏之类。至于同时代的朋友，则称字，如张敬夫、何叔京。若此人并非所尊敬的对象，只是取其解释经书的说法，便直接称名而已，如王勉、范浚【引自《心箴》】等。永乐年间儒臣编纂《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广泛采录各家的言论，一律称“氏”。又担心同姓者无法区别，便有时以郡名、地名，或书斋、庵号、别号冠在姓氏之前，可以说太滥了。吴康斋出仕和退处的情况，《天顺日录》中记载得很详细。但根据日录所载，康斋的贤能，李文达公既然自己知道，却没有亲自举荐他。假使这次举荐出自石亨，那么康斋绝没有可以接受任用的道理。康斋坚决推辞，原因就在这里。文达如果不明白他的意思，反而怀疑他有过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英宗皇帝北行被俘，于少保对国家社稷有大功，应当是本朝文臣中最杰出的人。只是景泰年间更换太子一事，没有听说他竭力争辩，这一点令人无法理解。后来有些人的功劳不如于少保，却封赏延及后世；少保的后代子孙似乎也仍应当得到一项恩命，以报答他的功劳。春帖子词，欧阳修、苏轼集中为朝廷所作的，都使用四句，例如：“阳气上升而君子进用，阴气消退而小人退避；圣明的君主面向南方治理，施行政教法令。”“新春共同说道十年没有腊月的雪，欣喜地看着三场白雪压在春田上。”“全都赶走南亩中扶犁的农人，稍稍打开中都朽坏钱贯中的钱。”这些作品不只是文辞、意义优美，而且一落笔便纳入忠言，随处都有箴规铭诫的辅助，难道是其他文人所能比的吗？

译《五代史》记载，周世宗曾在夜里读书，看见唐代元稹的《均田图》，感叹说：“这是达到治平的根本。”于是下诏颁行那套图法，让官吏和百姓先学习熟悉，限定一年之内把天下的田地完全均分。元稹的均田图法如今已经失传。宋代林勋的《本政书》颇为朱子所采纳，它的办法是以田地为母，以人口为子。我私下认为，像元稹的图法，今天天下难道没有能够讲求它的人吗？如果确实想均分田地，就必须颁行图法，让官吏和百姓先学习熟悉，然后选择适当的人主持此事；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最终不会有益。如今的办法按户计算，把田地系属于里甲之户，正是田地没有成为母体，因此奸猾豪强能够欺骗隐瞒、飞洒税粮，造成有田而无税、有税而无田。不是丈量就不能得到实情，不得到合适的人，仍然会落入里书手中。如今人的心境清明的时候少，散乱的时候多，即使想穷究事物、取得知识，也没有条件。因此程子说：“进入道的门径，没有比敬更好的；没有做到致知而不以敬为基础的。”这是说以敬为根本。程子又说：“涵养必须用敬，增进学问则在于致知。”这是说二者各自都要下功夫。总的说来，日常生活中必须时时刻刻照管自己的心，收敛精神，务必使它专一，使心中常有主宰，就不会被事物侵扰扰乱。朱子说：“既然自己有这个身体，就必然有主宰；先把主宰之理弄明白，然后按照自己的力量穷究义理、格物致知，把应当做的事做好，一点也不可放过。” 天理平等地铺陈在人情和事物的道理之间，但人往往与它当面错过。所以无论它存在于哪里，凡是具体的事情和事物，都可以作为格物的地方；辨别其中的是非，处理得当与不当，也都是格物。等到积累得多了，事情来到时道理自然明白，才能顺势应对。如果道理还没有明白，怎么能在念头产生的地方立即格除其中的不正，使它归于正呢？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说的就是道心。由此可见，道心兼有体和用，包含动与静。《虞书》虽然没有谈性，但“道心”一个词已经把它说尽了。子思子开始充分阐发其中的宗旨，“中和”二字把道心完全概括了。所谓“选择善道并牢牢坚持”，说的就是精纯专一。选择善道便能精纯，牢牢坚持便能专一。所谓“君子时中”，说的就是执守中道。“时中”一语，是圣人代代相传的真义。子思子首先拈出这一说法，到孟子才把它的内蕴充分阐发出来。若不是子思、孟子，谁知道执守中道就是时中呢？妄念一旦产生，觉察这个念头的心便随即出现，就应当斩断它的根株，不让它再次萌发，这才是慎独。颜子有了不善的念头，没有一次不知道；知道以后，没有一次再去实行。人们只知道他从不再实行不善，是颜子克制自己的力量，却不知道他的功夫还在于对任何不善都没有不知道的地方。颜子的心，就像极其清澈的水，哪怕细小的芥蒂也一定能看见。所谓正心，是颜子以上的工夫；明道的《定性书》所论述的就是这个道理。见到善，就像唯恐赶不上；见到不善，就像用手去探滚水，这是诚意以后的工夫。精神有余而内心不动摇，气就总是和顺。这是养生的要诀。【以上两句出自苏子由《老子解》。】邓隐峰终究是背负了一条人命，佛教的说法，怎么可以与我们儒家的说法相通呢？【“谓解释”】凡事哪一样不是以精神为主？精神一旦有所不足，日常的饮食也都足以成为疾病的根源。应酬人事，也容易因此出现许多差错。保全涵养精神的方法，也不过在“戒”和“谨”两个字罢了。戒除已经发生的，叫作戒；谨慎防备尚未发生的，叫作谨。任道器不必才智超过常人，只要希望回转光明向内照察，日常生活中常使精神胜过事务，就可以保全生命并享尽年寿。善类得到进用，这是天下走向太平的开端。所担心的是没有人才；有了人才来承担事务，天下的事情就可以逐步办成，又何必一定要我亲自去做呢？功业崇高在于有志向，事业广大在于勤勉。只有能够果断决断，才不会留下后来的艰难。王介甫说：“功业凭智慧而崇高，事业凭仁德而广大，决断凭勇气而实现；抛开志向、勤勉而说智慧、仁德，是为了迁就三达德的说法，实在不是经文的本意。”我曾经用实际事情来证明它：例如孔明把恢复汉室作为志向，假使他的功业能够实现，那么杜少陵所说“伯仲之间见伊吕，指麾若定失萧曹”，确实不是过分称许。土地虽然狭小，国家却凭勤劳节俭而富裕；人民虽然少，军队却凭节制而强大。“事业广大在于勤勉”，从这里可以看出。至于能够把握时机而果断行事，也只有孔明做到了。他出兵讨伐魏国，都有成算，所以决断而不疑惑。后《出师表》说：“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危、谋划计策，动不动就援引圣人，满腹狐疑，胸中充满众多困难。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就会使孙策坐大，终于兼并江东。”不果断的过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人和万物的盛衰消长，道理是一样的。从年少到壮年，元气充足而日益滋长，这是气势增长的时候。到了壮年而老，老而衰弱，元气就将回转而游散了。譬如太阳西斜，不能再回到正午。身体一旦被疾病乘虚侵入，元气便与外来的邪气相抗；元气好比油膏，外邪好比火。火之所以还没有熄灭，是因为油膏还没有耗尽。既然如此，对于将要衰弱的元气，怎么能不预先保养呢？事情安定时容易维持，尚未出现征兆时容易谋划。朱子请求修订三礼的奏札说：“臣听说六经的道理最终归于一处，而礼乐的作用最为急切。遭逢秦朝焚毁典籍、禁止学术，礼乐首先败坏。汉、晋以来，诸位儒者不断补缀，最终仍没有完整的书，保存得较多的只有三礼。周官一书，本来就是礼的纲领；至于具体的仪节、法度、数目，《仪礼》才是它的根本经书，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只是解释其义理的疏文罢了。”朱子与吕伯恭商议订定三礼的篇次：“《仪礼》附记上篇，从冠礼到觐礼，共十篇；《礼记》的《冠义》等篇，附在《仪礼》附记下篇之后，从丧服到有司彻，共七篇；《礼记》的《丧服小记》等篇，也附在后面。其余如《曲礼》《内则》等篇，分成五类，仍称为《礼记》。”朱子答潘恭叔的信说：“《仪礼》附记的办法似乎合适，只依照德章的本子，大概可以免得把《礼记》原篇拆碎。如果要逐段参照，就在一章结束处说：‘右边是《仪礼》第几章，即说明《礼记》某篇第几章应当附在这里。’对《礼记》也说：‘应当附在《仪礼》某篇第几章。’又如《大戴礼》，也应当收入；可以附在《仪礼》后的就附上，不能附的就分入五类。其他经传、类书中论说礼文的，也应当一并编集，另成一部书。”

译“《周礼》本来就是把祭祀、宾客、军旅田猎、丧葬等事项分别作为门类，自成一部书。”《语录》说：“《礼记》是秦汉时期各代儒者解释《仪礼》的书，其中又附加了其他说法。如今想把它编成一部书，可以先把《仪礼》的篇目放在前面，再把《礼记》附在后面。例如《射礼》就附上《射义》，像这一类已经有二十多篇。其余《曲礼》《少仪》，再另列一项，也按类别相从。如果疏文中有解释制度的地方，也应当采录来增益它。过去我曾把这个意思告诉潘恭叔，他也曾整理出几篇来。”朱子答余正甫的信说：“《周礼》是周道兴盛时圣贤制作的书；至于《国语》等书，都是衰周时代的文字，正是子贡所说的‘不贤的人只能记住其中细小的部分’。其中又夹杂着一时僭越窃取的礼制，加上执笔者用脂粉涂饰的荒谬言辞，这就是使周道日益衰微、不能振兴的原因。至于小戴的《祭法》，首尾都是出自《鲁语》，说禘祭、郊祭、祭祀祖宗，都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功而祭祀；层层枝蔓延伸，实在没有道理。这一类内容，抛弃它似乎可惜，保存它又不足以作为训诫。我私下认为，有一类繁杂、冗长、破碎、假托而不真实的内容，如今全部抄入类书，将来另作一类外书来收录，或许可以稍加甄别，不至于混杂紊乱。” 考察朱子整理、订正三礼的大体原则，就是这几封信所具备的内容。吴草庐的叙文说：“小戴《礼记》三十六篇，是我澄编排次序的。汉朝兴起时得到先儒所记的礼书二百多篇，大戴删削合并为八十五篇，小戴又有所损益，编为四十三篇。《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篇。马氏又增加《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接着为它作注，总计四十九篇，精粗杂糅的记载，没有什么不存在。秦火之后，零散搜集，所谓从千百篇中保存十分之一，即使不能全都是先王遗制、圣贤格言的醇正内容，往往也赖此而得以保存。只是各篇出自先儒完整著作的很少，大多是记事者广泛搜寻、旁采资料，剽取残编断简，汇聚成篇，不再有编排条理，读者大多以其杂乱无章为病。唐代魏郑公曾为此作《类礼》二十篇，不知这部书究竟怎样，却已经无法看到了。朱子与东莱吕氏商议订定三礼篇次，吕氏来不及答复，朱子也来不及完成。幸好大纲还见于文集，仍然可以考察。晚年编校《仪礼》经传时，其中的条例又与此前商议的不同。所附的《戴记》，有时删去本篇的文字而补入其他篇的文字，现在不敢这样做，所以只在原篇之内分科、分节、剔分条理，使同类相从，让上下章的文义相互连贯，并在左边标出各章的大旨，希望读者打开书卷便能明白。至于篇次，《大学》《中庸》既已由程子、朱子表彰，使它们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本来就不应再混列在礼篇中。《投壶》《奔丧》实际上是礼的正经，也不可以混杂在《礼记》中。《冠义》《婚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正是解释《仪礼》的，应另行辑为传，附在经文之后。此外还有三十六篇，称为“通礼”的九篇：《曲礼》《少仪》《玉藻》《通记》《大小仪》《文》，并附《深衣》；《月令》《王制》专门记载国家制度，并附《文王世子》《明堂位》。称为“丧礼”的十一篇：《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檀弓》《曾子问》六篇记载丧事，《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讲丧礼的义理。称为“祭礼”的四篇：《祭法》一篇记载祭祀，《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则讲祭祀的义理。称为“通论”的十二篇：《礼运》《礼器》《经解》为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为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为一类；《儒行》自成一类；《学记》《乐记》的文字典雅醇厚，不是其他各篇所能相比，因此把它们作为这部书的结尾。” 朱子的主要意思是：一，《仪礼》附《礼记》；二，把《礼记》分类；三，其他经传以及注疏、类书中只是论说礼文的内容，一并编集，另成一部书；四，《周礼》全书虽然不能拆分，但如果为了便于考察阅读，也可以把祭祀、宾客等事项分别列为门类，自成一部书；五，其他杂书，如《国语》《孔丛子》之类，另编为外书收录。这样既不会有所遗漏，也不至于混乱。若按照这个办法成书，就永远不会有遗憾了。《朱子语录》说：“子升问：‘《仪礼》的传、记是谁作的？’回答说：‘传是子夏作的，记是子夏以后的人作的。’子升说：‘如今的礼书再把后世变通的礼制附进去，也很好。’回答说：‘我有这个意思。’考察《仪礼·士冠礼》篇末另有《记》，《冠义疏》说：‘凡是称为记的，都是记载经文中没有完备的内容，同时也记载经文之外远古的言论。’《丧服记》是子夏为它作传，不应当由子夏自己造作、又自己解释其记，所以应当在子夏以前，只是不知道究竟是谁记录的。按此说，这是随经附载的《记》。二戴所传的也称为《记》，但原来并不附随经文。汉代《艺文志》说：‘《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一百三十一篇。’注说：‘是七十子后学所记录的。’这种《记》也不随经。朱子从此才想把它们附在经文后面，大概是因为经文多有缺失亡佚，取彼此参照，便于诵读；这自有深意，不是后来的学者所应轻易议论的。他想把后世变礼附入书中，后来又曾十分重视杜氏《通典》五礼中的各种议论。假使朱子能够完成这项事业，关系十分重大，可惜他来不及做成。《仪礼》经传中，王朝礼里有《王制》，从甲到癸共十篇，大概是因汉人《王制》一篇而扩充，但这是制度，不是仪节。” 朱子想要完备王朝的典章，那么分封土地、制定国家制度，以及军旅、田猎、刑罚，哪一样不是礼呢？

译礼乐废坏，已经两千多年了。若从大的数目看，也不能算太久远，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可以考察的地方。后来必须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出来，把这些全部拆开清理一番，只是不知道远近究竟在什么时候。如今世道日益衰败，恐怕一定会有个“硕果不食”的道理。汉代儒者解释礼制有不合之处，都推说那是商代的礼，这便是不讲道理的地方。南北朝是什么时代，而士大夫之间礼学并没有废弃；有考究礼制的人，说得也相当好。《通典》也很好，应该专门设置一科。又说，《通典》中间几卷的议论也很好。古代礼学是专门的学问，由专门名家从头到尾研究这件事，所以学者有传授，终身守持而实行。凡是要施行礼制而有疑问的人，常常前去请教，因此上至宗庙、朝廷，下至士人、百姓、乡党，典礼各自都分明。汉、唐时还保留这种意味，如今实在没有人了。我曾经说过，假使有圣王复兴，制定今天的礼，恐怕必定不能完全依照古代制度；现在只要能得到大纲就好，至于细节，也难以全部实行。河间献王得到古礼五十六篇，想来一定有可观之处，只是当时君臣之间有些地方不明白，最终没有流传下来。上古的礼书极多，像河间献王收拾得到五十六篇，后来藏在秘府中，郑玄一类的人还来得及见到它。如今注疏中有引用这些礼书的地方，后来却终于失去了传承，可惜，可惜。鲁共王拆毁孔子旧宅，得到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相同。郑康成给这十七篇作注，多次引用古文作为依据，我认为他当时也看到了这批墙壁中的古书；不知道为什么只解释这十七篇，而其余三十九篇不加解释，最终失传了。如今的《仪礼》大多是士礼，天子、诸侯的丧礼、祭礼都不保存其中，不过还有一些小型朝聘、燕享之礼。自汉代以来，都是把士礼增益改造，用来作为天子、诸侯的礼。河间献王得到的五十六篇礼书，却有天子、诸侯之礼，因此班固说它胜过把士礼推演为天子、诸侯之礼的做法。班固撰写《汉书》时，这部礼书还存在，不知在哪一年失传了。【以上都是朱子的话。】程子说：“学习礼的人，考察礼文一定要探求先王的本意；懂得了本意，才可以沿袭或改革。”又说：“礼的根本，出自百姓的情感，圣人顺着它加以引导罢了；礼的器用，出自百姓的习俗，圣人顺着它加以节制修饰罢了。”圣人重新出现，必定依据今天的衣服器用为它制定节文；所谓重视根本而亲近实际应用，也在于当时的君王斟酌损益。考察《礼书》，朱子编排分类的用意，主要在于保存古制；然而保存古制，也希望它能够施行于今日。古今的风俗气质不同，但其中的道理相同，所以古代的节文制度，必须能够施行于今日，然后才算合宜；今天的斟酌损益，也必须以古制为依据，然后才能不失先王的本意。这就是程子所说的“懂得本意才可以沿袭或改革”。至于叔孙通、曹褒以及开元、开宝年间的礼制，哪里足以谈到这个道理呢？周朝强盛时，洛邑与宗周共同属于王畿。宗周镐京，也是方圆百里的土地六十四块；洛邑成周，也是方圆百里的土地三十六块。东西长而南北短，长短相合为千里。因此周朝的王畿方圆千里，同时拥有关中和洛邑一带。大概是把关中作为根本，凭借地势来面对天下；把洛邑作为辅佐之地，居处在天下中央来朝见诸侯。后世并建两都，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周人以镐京和洛邑实际共同构成一个王畿，这是汉人以下的人所不能知道的。在此以前，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理，已经有这个意思。此后，周公、君陈、毕公相继分掌东郊，大概不只是为了治理殷民，也是把守朝廷门户和关键之地的重任，非重臣不能担当。所以《毕命》说：“重新划定郊外王畿，谨慎牢固地守卫封疆，以使四海安宁。”这难道不是共同划定王畿的明确证据吗？《康王之诰》说：“太保率领西方诸侯从应门左边进入，毕公率领东方诸侯从应门右边进入。”这难道不是分陕的隐微含义，以及二伯制度的明确证据吗？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时说：“周朝原来与秦国合在一起，后来分开；分开五百年又重新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七十七年后就会有霸王出现。” 当时的人本来就有人看出了这个意思。姐姐或妹妹的孙子称为从孙；外甥对父亲的舅氏称为弥甥，见于《左氏春秋传》。圣明的君王顺应天道，树立后世的君主和公卿，必定又设置大夫、师长来辅佐，设置官署、划分职掌，这种制度由来已久。所以即使唐尧、虞舜时代最为兴盛，也一定要考察古制来设置官职；夏、商虽然因时制宜，有繁有简，官职数目增加了一倍，但考察古制的用意也承自唐、虞。大概体制一脉相承，上下如同臂膀手指，内外如同肺腑，自上古以来都有意义，不可以轻易改变。然而圣明君王建立政制，不只在于官职本身，更在于每个官职都得到合适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即使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也仍然没有益处。成王这几句话，把其中的曲折全部包括了，把要领全部说尽。大体说来，设置官职应以周制为准；汉代官制多因袭秦代设置，正是傅说所谓“做事不以古制为师，却想成就长久事业，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其中像中书、尚书逐渐掌握权力，沿流发展到今天，更不能变动，实在难以理解。宇文周虽然曾经仿照周制设置官职，正与王莽更改郡县的事情相同，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天子一定要有宰相，百官一定要有总领。因此唐、虞时有百揆，商代伊尹、傅说都任冢宰。周成王时，周公以太师兼任冢宰；康王时，召公以太保兼任冢宰。政令出于一处，上下内外通透明白，没有隔阂。

译三代达到治理的根本，正是在这里。范氏认为，后世对人多有疑虑，宰相的职权被分割而不能统一；君主认为权力在自己，臣下认为政事由君主掌握，国家的治乱、百姓的安危都没有人承担责任，因此贤能的人不能施展所学，不肖的人反而能够苟且容身其中。我认为，汉初以丞相总领百官，以九卿分别治理天下事务，这种意思还比较接近古制。后来中书逐渐亲近君主，而丞相逐渐疏远外置；丞相失去权力，九卿反而轮流进用掌权，古制从此开始混乱。到了唐代，设置三省，中书起草诏令，门下审查复核，尚书负责施行，本想相互检束，防止宰相专权而分散其权力。然而李林甫、杨国忠任宰相时，三省何尝没有鼎立并存？弊病却仍然到了那种地步。我国朝廷废除丞相官职，天下事务都归六部办理，再由朝廷总领，不使宰相压制群臣；实际上合起来看，这正合于周代六卿分职的意思。假使能够使名义得到纠正、实际得到修治，古代的治理难道不可以恢复吗？太祖已经有来不及完成的地方，而六部之外又有内阁，担任谋划政务、代替君主起草言论的职责，隐约有内相的意味。人们都认为这是不给它宰相的名分，却给它宰相的实权；也正是不授予名分，使它没有前代宰相专权的祸患；暗中把实权给予它，使朝廷的腹心、喉舌有所寄托。从此以后，内阁就相当于中书，六部就相当于尚书和六科；门下省的遗意仍然保存着。但唐、宋的弊病已经全部革除，因此百年来相承不变，最终不再改变。太学应当采用程子的建议，广泛推访那些明晓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其次是意志笃定、爱好学习、才能优良、品行端正的人，都应以厚礼聘请，集中到京师，由贤能的大臣主持其事，使他们共同讲明正学。上等的用作太学教师，次等的分教天下各地的学校。这样，才可以希望达到古人培育人才、改善风俗的成效。古代世子也在太学受教，所以有按年龄入学的礼仪，有入学亲近老师、接受学业的节节；世子与众国子所从的老师没有不同，东宫与太学所设的官职也没有不同。古代太学的教育，是天子、公卿亲自担任老师，有关官署只是替他们办理这些事务，传授学业罢了。学业有四种，就是《诗》《书》《礼》《乐》。所以舜命夔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周成王时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用音乐的德性、语言和舞蹈教育国子。师氏住在虎门左侧，掌管朝廷中宣告君王美德的事务，用三德、三行教育国子。保氏掌管劝谏君王的过失，用六艺、六仪教育国子。大概因为为人师表之道很难，所以不专设教师官职，却无处不是教育；教育也不专属于某一个官署。后世太学开始有专职教师，却免不了成为徒有其名的人员，掌礼乐的官员也不再参与教育事务。大概礼乐只成为徒然制定的条目，既与身心性情的培养没有关系，教育也只是空洞的文饰，所以不足以成就德行和道艺的实际功效。士人原有的四种学业，如今只剩下《诗》《书》，而且也只是徒然诵读讲说罢了；这就是古今人才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太学祭祀孔子为先师，而把三皇、五帝、三王另外同汉、唐诸帝一起祭祀于帝王庙，似乎还不够周全。我私下认为，太学应当祭祀三王以上的圣王：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高辛氏、高阳氏应合为一庙；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应各自为一庙；周武王、周公、孔子应合为一庙，都建在太学。郡县学校只祭祀孔子，以颜、曾、思、孟四子配享。只有阙里遍祀七十子，这样才在礼制上相称，在义理上完备。古代不以“谏”命名官职，大概是因为进言的途径很广，没有谁不得进谏。然而师氏宣告君王的美德，保氏劝谏君王的过失，内史掌管八柄之法以告知君王如何治理，掌管叙事之法，接受询问并进纳意见以告知君王如何听政，这就是所谓近臣进献规劝。可见言路虽然广泛，但进言的责任也未尝没有稍稍寄托在某些官职上。古代各官都可以依据自己的职务进谏，所以不必用“谏”来命名官职。后世以“谏”命名官职，进言的途径反而狭窄了；其他官员进言，又反而以越职治罪，不知道事务各有职掌，而进言并不专属于某一职掌。事务各有职掌，那么各职掌就有应当进言的事情；担任该职的人不说，等别人来说，却又以越职治罪，这可以吗？孟子说：“有官守，有言责。”这里的言责，不过是随着官守而有的罢了。比如士师以刑狱为职，如果刑狱处理不当，就是士师所应当争辩的事。有官守就有言责，并不是两回事。公、孤之官评论政道，辅佐君王，就是《尚书·商书》所说的“早晚进纳教诲，以辅佐我的德行”。又设置师氏、保氏之官，官秩为中大夫、下大夫，而官名与师、保相同，职任也与师、保相互辅助。大概公、孤地位尊贵，以道义匡正君王，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便加以纠正，不必等到君王下诏、出现过失之后才进谏。师氏、保氏的职务接近君王，感情也亲近，因此能够从容地讽谏，因事直言。所以师氏居于虎门左侧，掌管朝廷中有关国家过失的事务；君王有所举动，师氏便跟随并听理政事，也是如此。这正是把进言责任寄托给近臣的明证。汉代东方朔手执戟站在殿庭，常常因事进谏，正是继承了这种遗意。君王行动，就由左史记载；君王言语，就由右史记载。有人说，言语和行动何必分开记录？不知道这大概是说史官分别执笔于左右时，担心记录言语的人记录行动不能详尽审察，记录行动的人记录言语也不能详尽审察，所以让左右史官分别记录，各自专管一事，便能够详细完整而不出差错，并不是说二者不能相互贯通。实际上，分别记录以后，言语和行动从未不相互联系、合在一起记载。左右并不是官职名称，但楚国有左史倚相，难道后来有人因此把它作为官名了吗？汉代羽林郎通常从六郡的良家子弟中选充。本来是武帝因为他们善于骑马而选用，腊日回来时住宿在宫殿台阶下的岩下室中，所以称为岩郎。周家凡有大事，都要到丰邑告祭，因为文王的宗庙在那里。武王迁都到镐，虽然迁了都，宗庙却没有改变。本朝南京的太庙，似乎也应当继续保存。难道不知道神灵究竟是在那里，还是在这里吗？嘉靖戊申年，我出使四川回来，经过承天，拜谒显陵，又拜谒献皇帝庙。如今官员到南京，只拜谒孝陵而已。南京太庙自某年遭灾以后，不再重建。我私下认为，太祖在这里开创基业，最初也在这里建立社稷、宗庙，难道忍心因为灾害而废弃吗？应当像周家保存丰邑、后代保存兴都那样办理，这样或许才算尽到孝思。如今的布政司就是元代的行中书省，所以民间仍然称作“省”，却不知道“省”并不是外藩可以使用的称谓。

译众人每天行走在危险的道路上，求取欲望并使它得到满足，便自以为快乐，能够知道畏惧的人很少。只有因为我迂腐而且笨拙，十件事有九件做错，后来才知道畏惧。既然颇能自我反省，于是值得畏惧的事情就更多了，却还担心这种心意不能持续，有时会忽然疏忽而忘记。因此我把自己的燕居之室题名为“独惧斋”。知道畏惧，就可以进步；进德修业可以用来勉励自己，却不勉励别人所不做的事情，而自己又与他们一样，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啊！因此写下这些话来自我警戒，也用来警戒我家的子弟。《春秋》襄公九年冬十月，晋国会合诸侯攻打郑国。《左传》记载：荀罃、士匄攻打剸门，荀偃、韩起攻打师之梁，栾黡、士鲂攻打北门。郑人请求讲和。荀偃想继续围困郑国，等待楚人来救援，再同楚军交战；荀罃则想答应与郑国结盟，撤回军队，以疲敝楚人。他说：“我们把三分晋军和诸侯的精锐，用来迎击来援的楚军，军队还没有疲病，楚国就不能取胜；这样总比交战好。”这是想把晋军和诸侯的精锐分成三部，轮番出动来等待楚军。杜预说：晋军每出动一次，楚国就来三次，所以说楚国不能取胜。后来晋国三次出兵而楚国不能与它抗争，就是采用了这个策略。所谓三次出兵，是指襄公十年在牛首驻军，十一年在向驻军，那年秋天又在郑国东门检阅军队。襄公九年的《左传》又说：晋人没有在郑国取得胜利，便和诸侯再次攻打它。十二月癸亥日，攻打郑国三座城门。啖助说：这是错误地重复记载。古代史书有的使用周正，有的使用夏正，所以出现两个月份不同的情况。大概作《左传》的人承袭两国旧史，月份数字不同，于是把同一件事记载了两次。啖助这话可以说是卓越的见解。大概这里的十二月就是夏正的十月，所谓“攻打三门”，就是前面记载的十月之事，却又错误地在这里重复记载了一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月〕 杜预没有察觉其中的错误，于是说：晋国果然把军队分成三部分，各自攻打一座城门。晋军各攻一次，郑国便三面受敌，是想以此使郑国困苦。前面既说分兵等待楚军，这里又说分兵困攻郑国，怎么会如此自相矛盾呢？杜预凡是用曲解来迁就《左传》的错误，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万历丙子年，御史刘台上疏弹劾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的罪状。张居正上奏请求退职，因而为自己辩解。大意说：隆庆末年，先帝临朝时疾病发作，亲手拉着臣的手说：“国家有年长的君主，是社稷的福气。东宫年幼，怎么办呢？”到病情严重的时候，又把臣等召到御榻旁。两位圣母在上方，皇上在旁边站立，司礼监官员宣读遗诏，先帝又恳切地嘱咐臣等辅导皇上。那时臣伏在地上痛哭，不能出声，深切想到士人为知己者死，何况接受了这样的重托，按义理应当怎样报答？自从主持政事以来，臣早晚战战兢兢，只把整顿法纪、申明旧章、剔除弊病、核实名实作为要务。不料那些弄权违法的人、心怀怨恨而失意的人，全都纷纷怨恨叹息，认为臣操之过急，彼此捏造浮言，日夜盘算如何中伤臣。至于刘台做这件事，也有他的缘故。旧例规定，各地方有事，巡按御史不许报功。嘉靖年间，巡按浙江御史杨九泽上奏报告海上战捷，奉世宗皇帝圣旨，降职调任外地。去年辽东大捷，督抚官员并未上奏报告，刘台的意图在于抢夺功劳、希求赏赐，于是越过职权报告战捷。按照前朝的事例，刘台应当属于降职调任之列。然而臣认为这是朝廷的一件好事，只请求下旨告诫他罢了。刘台于是因此怨恨臣。又因为御史傅应祯的事情，他无端惊疑，害怕将来自己也不能免罪，便认为攻击辅臣，既可以避免触犯公法，又足以博取正直的名声、希望将来得到任用。他所诋毁臣的内容，都是诬陷。首先说臣驱逐了前大学士高拱。高拱是奉中旨被谴责驱逐的，臣曾上疏竭力为他辩解，愿意与他一同获罪；他离开时，臣又替他请求恩典，发给驿站凭证，这能说是臣驱逐他的吗？不是吗？这件事皇上自己知道，不需要臣再说。后来有奸人持刀进入宫内，一经拘捕审问，便诬陷指认他。当时朝廷内外人心汹汹，都说大狱即将兴起。臣在文华殿面奏皇上，幸赖皇上天恩，俯允暂缓审理此案。如今刘台反而说是臣诬陷他、冤枉他。臣不惜用百张嘴为人脱离祸患，却仍不能免于责骂议论，那么臣的志向实在可悲。听说高新郑被驱逐，诏旨出自两宫，事情由冯保主使。江陵一向同冯保结交，因而得到他的扶持，内外相互倚仗，借顾命大臣的名义抬高自己，最终因此失败。刘御史说江陵援引蒲州，是因为看见父母年老，想把这件事作为日后起复的谋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江陵为自己辩解，只说四维的父母也都已超过七十岁，他自己忙于为父母谋划还来不及，哪里有空替臣谋划？却完全不提起复和夺情之事。夺情之所以错误，先年李文达的事情确实是朝廷眷顾挽留，并非李文达自己的意愿。然而罗文毅公关于端正纲常的一篇奏疏，仍然毫不宽假，甚至把他斥责为史嵩之，义理凛然；从此士大夫知道以夺情为耻。等到江陵的父亲去世，他完全没有离职的意思，只准备了一篇虚文和套话，说守制只是常礼小节，又说有非常之人然后才有非常之事；两次上疏没有获准，便自行请求留在京城守制。攻击他的人中，只有进士邹公元操的话最为切直，直接说居正把自己当作非常之人，却不知道纲常是什么，这篇奏疏可以继承罗公的那一篇。崔后渠记载，盐山王忠肃公告诫儿子说：“假使你的才能足以中选，我难道忍心不让你参加科举吗？只是你已经有门路可以进身，又来觊觎这条道路，便会妨碍一个贫寒士人。”这才是古代大臣的用心。前朝曾有大臣因为子弟没有中选而到朝廷诉讼，得到恩赐为举人，士人舆论都以此为耻。江陵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嗣修，中万历五年一甲第二名；次子叫懋修，中万历八年一甲第一名；三子叫敬修，也连续考中了高等。刘御史的话到这里全都得到证实，而且情形还更严重。他的辩疏说：“臣的几个儿子颇知道向学，然而言官后来议论说，他的儿子入场考试不能写完试卷，而他的同党割取别人的文章补足，因此得以中式。听说他儿子参加考试的题目都是事先得到的，却仍然不能写完试卷，那么他的才才能够想见了。”江陵接受别人进献的美妾，退朝以后极意沉溺于声色，最终因此得病不起。他贪恋权势，临死仍不肯放弃。等到议政于私宅以及他死后，几个儿子扶着灵柩还乡，把他的资财贿赂全部收敛起来，湖广运粮回来的船只仅仅足以装载，可见他的财产有多少。刘御史奏疏中所说他受贿的一节，大概还没有说尽。

译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题，题为《追论党恶权奸欺君误国恳乞圣明严正国法以彰天讨事》，弹劾原任大学士张居正。奉圣旨：张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极为优厚；他不思尽忠报国，反而倚仗恩宠营私，实在辜负了朕的恩眷。念在他是皇考托付、侍奉朕幼年十年辅治理政的功劳，如今已经死去，姑且宽免，不再追究，以保全始终。龎清、冯昕，着锦衣卫拘拿送镇抚司拷打审问。尤七，着锦衣卫派官校戴枷押解来京。今后大小臣工都要奉公守正，各自遵循职务，不必再追论往事。有关衙门知道。巡按直隶御史李廷彦弹劾吏部左侍郎王篆，说他借助张居正的声势，招引同类、结交朋党，攫取权力、收受贿赂。从督抚、总兵直到两司、知府等官，只要巧猾奔竞的人，有一半出自他的门下。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他的门庭像市场一样。今年六月以来，他自知靠山已经崩溃，公论难以容忍，又窥见冯保的气焰正盛，于是托冯昕送白金一万两，便同他亲近厚待。到九月间，又亲自到冯保的私宅拜望，望着他的尘影下拜，送玉带十围、白金二扛。奉圣旨：王篆着戴冠束带闲居。江西道御史李植弹劾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十二条罪恶：第一条是，内官张大受和书办徐爵，都是先年被论罪处死的太监李彬的亲信，因为盗窃大祀神祇的祭器，奉世宗皇帝圣旨，张大受发往孝陵卫充任净军，永不叙用；徐爵发往边卫充军，只是后来逃脱并杀了人。后来张大受已经回来，冯保却任用他作为心腹；徐爵逃回，冯保又收纳他作为亲信。张大受竟然得以留在宫中，升到乾清宫管事；徐爵则冒领滥取功劳资次，升到锦衣卫指挥。这使崇严的禁城成了逃犯藏身的渊薮。冯保的第一条罪。冯保掌管东厂，凡被罢斥而潜居京师的官员，本来都是他应当访察拘捕的对象。助教郑如瑾曾替人打点争袭爵位，被弹劾罢职；冯保却留他作门客，私自改授锦衣卫总旗。冯保掌管司礼监，凡有过失、得罪先朝的内官，依法本应严加拒绝。太监暨权曾经延烧永寿仙宫，被贬戍留都；冯保收受他万金，又起用他为南京守备。冯保的第二条罪。擅自进入宫禁，法律有明文规定。冯保与徐爵日夜共同待在值房，翻阅章奏；凡重大机务、秘密军情，未经皇上阅览、尚未送内阁票拟，徐爵已经先行知道，并泄露到外面。徐爵又窥伺皇上的起居，探察圣母的动静，戏言亵语无不参与听闻，并传播到外面。因此奔走钻营的人借此求得先行引见，用重金贿赂他家，门庭像市场一样，权势压倒朝廷内外，这难道不是冯保纵容他吗？这是冯保的第三条罪。去年永宁公主选配婚姻，冯保接受梁国柱一万两金钱，明知他的儿子命相夭折且有疾病，却曲意庇护，使他入选。成婚以后不久，梁国柱的儿子便夭亡，导致公主刚刚下降成婚便寡居。这是冯保的第四条罪。【第五条罪文省略】御用监每年购买珠玉珍玩等物，费用达十几万两金钱，冯保挑选其中低劣的进用，而贵重的全都收入私囊。赃罚库多年抄没逆臣家产，哪里止有数百万，冯保却全都用赝品调换真品，私自占有古器重宝。凡是节令进献给皇上和圣母的，也只是这些物品【不过拿出其中一二件】，用皇上的财物充作进献来取媚，又用来骗取皇上的赏赐，诈取皇上的恩礼。这是冯保的第六条罪。二十四监中的内官死后，凡是有富有名声的，冯保一定封锁其房屋，查抄其家产。如前太监郑真、曹宪、孟充、王臻等人，家财有数十万的，也有十几万的，却只把寻常物品遗留下来进献给皇上，而金珠重宝全都被冯保据为己有。冯保私宅所藏的财物，可以抵得上天下一年贡赋的收入。他的宅第、店铺、房产遍布京师，无法一一计数。他还在北山口营造寿地，建造的壮丽花园可以与西苑相并；至于堆叠莺石造成山势，崔巍奇巧，更是西苑所没有的。他在原籍的私宅，规模华美高峻，可以比拟王宫；数量有五千四百八十四处，名为“一藏”，却又比王宫更加不如其奢侈。皇上崇尚节俭，禁止扩建供游观的宫苑，不改变祖宗旧制，冯保却擅自僭越到如此地步。【第七、第八条罪合并】他恼怒临淮侯，便拘拿其仆从，用非刑夹打；他恼怒刘皇亲，便让对方到台阶下请罪，呵斥他叩头经过慈庆宫前；内官没有立即起身避让，他就竟敢高声辱骂，难道还知道有太后吗？诏令选纳九嫔，已经禁止婚嫁，冯保的弟弟冯佑却挑选两个绝色女子，纳为侍姬，难道还知道有皇上吗？【第九、第十条罪合并】他僭越使用黄色帷帐。【第十一条罪】近来潞王殿下分封，皇上想先选一块善地，命冯保列出各地呈览。冯保向皇上呈报的内容，和向圣母呈报的内容彼此不同，这是什么心思？他将使皇上、母亲、兄弟之间逐渐产生离间；这种欺骗皇上、怀藏奸心的行为尤其不可测，实在是应当诛杀的第十二条罪。奉圣旨：冯保欺骗君主、祸害国家，罪恶深重，本来应当公开处死。念在他是皇考所托付、效劳日久，姑且从宽，降为奉御，发往南京新房闲住，另外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他的弟弟冯佑等人都革职，发回原籍做平民，不许暗中居住京师。江西道御史江东之弹劾徐爵：不知道他担任什么职役，却出入宫禁；不知道有什么谋划商议，却常住值房。梁梦龙谢恩那天，立即到徐爵的私宅，感谢徐爵的引荐，饮酒到二更才回来，满朝都知道这件事。奉圣旨：徐爵这个家伙，充军后逃亡，竟敢冒滥显贵官秩，私自进入禁地，罪行严重，着锦衣卫拘拿送镇抚司，严加拷打审问。据说，是徐爵提拔吏部尚书并推荐给冯保的。

译兵科给事中孙玮弹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劳堪：他知道侍郎洪朝选得罪了权臣，便把普通事情文饰成不可赦免的罪名，将洪朝选投入必死之地，革除他的饮食，断绝音信，竟使他一句话也未能申诉，便死在监狱里；又扣留尸体不许安葬，以致虫子从门里爬出。洪朝选的儿子洪兢奔走数千里到宫阙下申诉冤屈，劳堪却写信并行贿给冯保，嘱咐一定要把洪兢置于重刑，以灭他的口。幸赖圣明在上，只判处廷杖并贬为平民。【其他暗中收受财物、祸害百姓的事情没有全部记录】又说，丈量田亩、清理虚浮粮额，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劳堪以急切求功、喜欢办事的心情，追求迅速报功并主张增加赋额，致使官吏望风承效，奸弊丛生，造成种种祸害，于是整个福建都骚动不安。我认为这种祸害不只是福建一地。贵州道御史赵楷弹劾吏部尚书梁梦龙，说他凭借权臣张居正房考门生的关系钻营到这个地位。如今徐爵已经招供，梁梦龙用五万两银子送给冯保，谋求补任铨衡方面的空缺；又把孙女许配给冯保的弟弟冯佑做儿媳。谢恩时就在徐爵家饮酒，冬至又在冯邦柱家饮酒。不知道梁梦龙还有什么脸面，竟然还想端戴冠冕、垂着绅带，扬扬得意地坐在吏部公堂上，任免百官吗？梁梦龙被弹劾以后，还送礼祝贺司礼监新任掌印太监，却被拒绝，礼物也不被收下。这说明内臣中尚且有人不把冯保当作自己效法的对象，而梁梦龙却总是拿冯保作为对待他人的标准。冯保赴南京时，他的党羽魏朝为他送行说：“不要忧虑有我在，我一定不会让您终老南方。”魏朝替张居正经营葬事，除了奏报所带的人马外，又私自带了投充的恶少一百多人，沿途凌辱官府，严酷拷打驿递人员，索取财物达数十万，连张居正家也用万金酬谢。郑如瑾原任南京国子监助教，接受魏国公徐氏兄弟的贿赂，谋求争袭爵位；郑如瑾因此被罢斥为民，便投入禁城，替冯保掌管文书，与徐爵共事，参与商议一切机密事务，后来授为锦衣卫总旗，借东厂缉事的身份出入而作奸犯科。他的罪恶不在徐爵之下，但名义上不过是总旗，是因为自己过去曾忝列乡科、冒充仕籍，担心人们议论他的后事。兵科给事中孙玮再次弹劾他，奉圣旨：郑如瑾着锦衣卫拘拿送镇抚司，拷打审问。吏科给事中陈与郊弹劾礼部左侍郎陈思育：他在密室设芳宴款待徐爵，奴颜婢膝地侍奉冯保，接受富豪汪可富等人数千两金钱，卖题卖举。太仆寺少卿于鲸称徐爵为契兄，拜冯保为干父。奉圣旨：陈思育留用；于鲸降二级调任外地。吏部知道。礼科给事中陈烨弹劾陈思育，陈思育被弹劾后不引咎请求退职，反而肆意强辩，甚至想同言官当面对理。梁驸马过去患有虚症，因向冯保行贿，错误地被选为驸马。陈思育借机诈骗得到二千两银子，导致公主成婚不到一个月便突然守寡。驸马死后，他的父亲索取先前的赃款，派人每天到陈思育居所红庙附近，扬言要上奏揭发，众人无不听见。父亲去世，却不能使他的母亲安宁，以致她改嫁。到万历元年，母亲去世，讣告传来；按照礼制，虽然未必符合服丧条件，但按情理实在应当服心丧，给假回籍。陈思育盘算资历，希望主持京城乡试，坚决不请假。同僚何洛文、范应期以大义讽谏他，他不得已才成行。他结交故相张居正的奴仆尤七，凭借吹嘘，于是制作一份亲笔试卷，题名为《楚宾清赏》，捏造写上同僚的姓氏字号，诗赋连篇，因此得到玉杯盘二副、古画四幅、犀带一围作为谢礼。总兵戚继光生日，他替戚继光撰文驰往祝贺，并联署翰苑二十多人的姓名。得到戚继光回报谢礼后，每人十金，都被陈思育侵吞隐藏，收入自己囊中。他两次主持文衡，卖掉二十多个举人的名额，每人收取数千多两。奉圣旨：吏部知道。吏部复奏，陈思育自行陈奏辩解。奉圣旨：陈思育回籍听候调遣，骑驿马离开后又再次被弹劾，奉旨罢官。山东道御史江东之弹劾佥都御史王宗载：王宗载先前巡抚江西时，想杀刘台以满足张居正的心意，便让门生和属官执行他的秘密谋划，唆使刘台的仇家诬告上奏。巡按辽东御史于应昌查勘后附和其说回奏，王宗载又诱使巡按江西御史陈世宝说：“这件案子如果办成，政府将以巡抚的罪名处置您。”于是议定把刘台发往远方戍守。刘台走到广西浔州府时死亡，衣被、棺椁都没有，过路的人都为他流泪。奉圣旨：“王宗载、于应昌徇私附权、枉法行事，实在残忍。这份奏章交法司公正议定后上报。”钦此。法司议定，奉圣旨：“王宗载、于应昌都回籍听候查勘。这件事情着各有关抚按官据实查明，立即上奏报告。” 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上题，题为《科场重典罔上行私恳乞圣明大赐究处事》。奉圣旨：张懋修等、王之鼎、王之衡，都革职为民，有关衙门知道。只是居正、王篆勾结冯保，欺骗皇上、营私舞弊，冯保的弟弟及其名下人员已经都革职治罪了。居正、王篆的各个儿子，无论是凭公还是徇私进取，都应一体斥退。后来王篆也革职为民。圣旨：刘台戍死，值得怜悯，着量情赠给官职；吏部复奏，奉旨赠光禄少卿。南京河南道御史方万山弹劾：原任南京兵科给事中、现升任光禄寺少卿且在丁忧中的王蔚，起初通过钻营求取进身，最终迎合权势以贩卖权力，揣摩迎合张居正的私意，甘愿做私门的鹰犬，诬害许多善良之人，积累的赃私达数万。原任南京户科给事中、现升任光禄寺少卿的傅作舟，是权门的姻亲党羽，为士人所厌恶，任用吴樵、石某等作心腹，转送财物何止万金，又收纳李仙人等为门客，延揽人物而不论身份贵贱。吏部复奏，奉圣旨：王蔚、傅作舟以原官降一级调用；后来二人都革职为民。

译南京湖广道御史孙维城弹劾宁国府已故生员吴仕期的冤案。据吴仕期的妻子贡氏呈文说：我丈夫吴仕期蒙受培养，却屡次在科场失败。万历五年游学金陵，偶然听说故相张居正不为父亲服丧，便写信讽谏。祸事恰好遇上芜湖县革退生员王律伪造海瑞奏稿、刊刻牟利一事；听说操江都察院批示太平府同知龙宗武审问。龙宗武秘密拘拿我丈夫到官府，威胁他说：“你既然上书奏稿，必定要替你制造严刑拷打下的口供。”并向操江都察院申报，逼迫我丈夫自尽；断绝饮食七天仍未死，又用装沙的袋子使他窒息。我的公公年过七十，悲痛儿子死于非命，三天不吃东西便去世等情。此事投诉到我这里，臣访（缺页） 【上文缺失】胜大之言，用来劝诱愚昧的世俗之人。佛学的大概内容，全在这里了。《楞严经》说：“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生死相续，都是因为不知道常住的真心、本性清净光明的本体，却运用各种妄想。这些妄想并不真实，所以才有生死轮转。”此后有七重征问破斥，都是说明妄心、妄见本来没有实体，由攀缘而生，这就是无始以来生死的根本，所以必须破除、断绝那种依附尘境而有的虚妄浮动之心；它本来没有实体。上文七次辨破的就是这种妄心妄见。烦恼障和所知障，称为二障。所知障妨碍正确的知见，烦恼使各种生死相续，成为虚妄的缠缚。如果知道寂静常住的心性，烦恼就不会生起，生死也不能变动，虚妄的缠缚自然就会解除。憍陈那【佛弟子的名字】因领悟“客、尘”二字而证得果位，说：比如行旅之客投宿在旅亭，有时住宿，有时吃饭，住宿、吃饭完毕，就整理行装赶往前路，没有空闲安住；如果是真正的主人，自然没有要去的地方。这样思考，不安住的叫作客，安住的叫作主人；把不安住称作“客”，就是这个意义。又比如雨后天晴，清明的太阳升起，天光从缝隙照入，显现出空中各种尘埃的形状；尘埃的形体摇动不定，虚空却寂静不动。这样思考，澄明寂静的叫作空，摇动不定的叫作尘；把摇动不定称作“尘”，就是这个意义。佛说的就是这样。“客尘”的譬喻有共同和分别两层意义。共同来说，它譬喻烦恼障、所知障，以及分别起的、俱生的两种迷惑；它们随着境界生灭，并非真实常住的本性，都是客。它们染污清净光明的本体，使澄静之心扰乱，都是尘。分别来说，客譬喻粗重的分别惑，尘譬喻细微的俱生惑。因为生灭不停，暂时寄托在五阴这所草庐中停留，所以譬如行旅之客投宿旅亭；生起迷惑、造作业行，舍弃旧处而趋向新处，所以譬如吃饭、住宿完毕便整理行装上路。真性永远寂静，本来没有这些事情，所以譬如主人没有要去的地方。粗重的障碍容易遣除，细微的迷惑难以明察，必须等到本性之天澄明如雨后天晴、智慧之日舒放光芒，透过五阴的缝隙照见本性空寂，才会觉察其中有虚妄的扰动。这种烦恼与身体同生，与心同时作用，细微幽隐，所以譬如幽暗缝隙中的尘埃。旅亭中的客人，驱遣他还容易；幽暗缝隙中的尘埃，拂除它还很困难。必须打破五阴的缝隙，使其豁然开朗、通达无碍，然后才能消散灭尽。因此俱生烦恼要到五阴灭尽之后，才可以彻底荡除。佛学的精微之处，全都具备在这里了。世间儒者从来没有真正用功于心性的人，不容易诋毁排斥佛学；没有曾经向内用心、实际有所体悟的人，也不容易知道佛学究竟是似是而非。朱子说，禅家只是把虚灵不昧的东西当作本性，却没有具备万理等方面的内容。我认为朱子的这句话最为确切，但如果不是对儒、佛两家都曾经实际参究过，也不能相信它果真如此。韩文公说，佛、老二家想要治理自己的心，却把天下国家置之度外，灭绝人的天然常性；做儿子的却不把父亲当作父亲，做臣子的却不把君主当作君主，做百姓的却不从事自己的事务。佛门中人说，韩公用来攻击我们的，不过是我们表面的行迹罢了。心能生出万法，我若能治理自己的心，那么在真实的理体境界中不沾染一尘，在各种修行行为中也不舍弃任何一法，无非都是我的妙用，哪里曾经把天下国家置之度外？这就是所谓善于说宏大高胜之言的人。他们抛弃人伦，大概自我推诿说那只是外在行迹；然而心与行迹本来是一体，哪里会有行迹错误而内心正确的道理？如今假使释迦牟尼得志，在中国推行他的学说，他能同尧、舜、三王的政治完全相合吗？一定不能。岂只是一定不能而已，他们的乖谬、错乱和败坏，大概立即就可以看见。《后魏释老志》说：汉武帝元狩年间，派霍去病攻打匈奴，到达皋兰，经过居延，斩获很多。昆邪王杀死休屠王，率领部众五万人前来投降，并带来了金人。皇帝认为它是神，陈列在甘泉宫。金人身高大约一丈多，不举行祭祀，只是焚香礼拜罢了。这是佛道开始流传的迹象。考察西域人的性情，他们喜欢杀伐，吃生肉、饮酪，男女不避种姓，因此佛生在其中，便戒除杀生、偷盗、淫欲，不饮酒、不吃肉。这就像岭南盛产毒药，有很多蛇虺，而各种治疗毒害的药也在南方，可以看出造化的道理。凡是禀受之气有所偏颇的地方，必定有胜过这种偏颇之物，作为它的对治；对治必定反过来改变原来的行为。佛大概是西域中的贤人智者，但也禀受了偏颇之气，所以不能学习中国的文化，也没有听闻圣人的道理。又说，等到开通西域，派张骞出使大夏回来，传说大夏旁边有身毒国，又名天竺，这才开始听说有浮屠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接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原听说这件事，还没有真正相信。后来后汉孝明帝夜里梦见金人，头顶有白光，飞行在宫殿庭院中，于是询问群臣，傅毅才用佛来回答；皇帝派使者到天竺，求得《佛经四十二章》和释迦像，又让精通佛道的人称为沙门，和使者一同回来。明帝命人在清凉台和显节陵上绘制佛像，把经书封缄收藏在兰台石室。考察金人祭天，是匈奴的风俗。佛生在天竺，修行证果，他的门徒把他当作神，所以也有金人的称号。孝明帝的梦，难道是偶然的吗？还是他此前也已经有所听闻？傅毅用佛来回答，可见当时早已听说西方有佛，于是派使者求取，只得到佛经、佛像和沙门回来。佛本人是无法得到的。假使佛还在世，他肯为明帝前来吗？也不过像后世高僧接受供养、礼拜，谈论佛法、劝人教化罢了，哪里能够帮助皇帝治理国家呢？所以佛道绝对不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既然对治理世间没有益处，君主又何苦尊崇仰慕、祈求它呢？如果说是为了获得福田利益，那么求取更多福分，应当没有比尧、舜、三王之道更好的了：建立天下共同遵循的准则，收聚这些福分；安逸少劳而享有长久的国运。这就像播种后必定收获，却不在这里求取，反而到那里去求，也可以说是迷惑得太厉害了。何况信奉佛教的效果，像梁武帝一类人的结局，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竟然从来没有人觉悟，这又是为什么呢？《方麓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方麓集》卷十六 （明）王樵撰 ○《紫薇堂札记》

译（缺少数页） 【上文缺失】有关官署考核射箭，应当仿照种世衡的方法，鸟铳之类也允许兼习。险要关口设置盘查，河港设置巡船，州县都不可没有。如今州县的防备极其废弛，郑盼之事可以作为鉴戒【先年大伙白昼入城抢劫库金坛事】。如果能够在团练乡兵、民壮、保甲中实行，就不必增加军队的费用，而武备也能得到整顿。古代治理朝廷，从来没有不把亲近贤人、接纳劝谏放在首位的。贤能的大臣，应当经常赐予召见、面对面回答咨询。我太祖一天三次临朝，无论小官、远方臣僚，即使粮长、年老百姓，也都能够当面觐见，尽情进言。永乐、仁宗、宣宗、英宗、孝宗五朝君臣之间，可以说亲密无间。在杨文贞公《三朝圣谕录》、李文达公《天顺日录》、刘忠宣公《宣召录》、李西涯《燕对录》的记载中都可以看到，由此能够想见当时君臣上下交往的情形。勤劳时，精神便常在运用，元气也能在体内固守；应当按照古法，分四时来安排作息。春秋鲁昭公元年，《左氏传》记载郑国子产的话说：“君子顺应四时：早晨处理政务，白天访察询问，傍晚修订政令，夜间安养身体。”这样就能节制并疏通自己的气。孔颖达说：“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有一定限度，不可长久使用。精神使用过度就会竭尽，形体过于劳累就会衰败，所以不能长久劳作；精神长期不用就会迟钝，形体长期不用就会痿弱，所以也不能长久安逸。应当节制劳作，使元气得到宣通疏泄。”考察今天御门常朝时奏报政事，正是古人所说的‘早晨处理政务’。自祖宗以来，原本还有午朝的制度，后来长期废止不行。弘治年间，刑部侍郎彭韶曾上奏说：“每天奏报的都是寻常事务，数目虽多，对政事没有补益。希望从今以后，午朝只议论治理国家的紧急事务，允许有关方面提前列出事项上报请求；皇帝不时出临便殿或左顺门，自吏部以下各按职掌，凡应当会议的事情，都在御前共同商议。若事情重大，一时难以决定，允许各官先在下面广泛讨论，等到御前再议定施行。还请求皇上和颜温询事情的曲折。”这样做，不仅天下事务会日渐熟悉，群臣的邪正以及才识的短长，也自然都可以看出来。我认为，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白天访察询问”。我朝历代圣主都遵循这一做法，以光大彰明美德，终于使自身达到太平境地；这确实是我对当今皇上的愿望。对于彼此不相知的亲戚，只要不要失去我亲爱亲人的道义，千万不要牵连自己而去顺从他们。把亲人当作仇怨的人，大多是从结合时不合正道开始的。漫塘刘文清公说：“董仲舒居家时，朝廷每逢有重大议论，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那里询问。史臣说，他回答重大议论时都能提出明白的法理，但他所回答的内容却一点两点也没有见于史书。如果他的议论果真关系到朝廷的重大利害，就不应当不记载；如果议论正确，朝廷又不应当不用他的意见而舍弃他。如果他的意见没有可取之处，史臣所记载的情况又不应当如此。大概是反复推究之后，才会得到这个结论。皇帝派去的人，不是张汤，也一定是张汤一类的人。顺着使者的意旨说，董仲舒本来有所不忍；若说正直的话，就必然已经违背使者的意旨了。那么他把这些话回复给皇帝，究竟会怎样呢？难怪他的功效没有完全显现，而董仲舒最终也没有得到任用。” 刘文清公作《陈修撰祠堂记》，叙述少阳先生事迹的始末，非常明白。这位人物和这篇文章，可以说彼此相称，都是同日月争光的。近来祠堂重新修建，应当寻找名家手笔，写成大字并深深刻镌，悬挂在祠堂中。唐代刘晏掌管财赋，他的做法中可作为后世准则的有三点：第一，治理财赋以爱护百姓为先；第二，各道分别设置官员，每十天或每月把各州县丰收歉收的情况详细报告给使司，丰收时提高粮价收购，歉收时降低粮价出售；第三，刚发现歉收的迹象，不等州县申请，就立即上奏实行蠲免，以应对百姓的急难，从未错过时机。我私下认为，这正是今天户部和各巡抚的责任。只要户部和巡抚都任用得人，中间又没有阻碍，使他们能够同心施行，实际的恩惠就能施及百姓了。古代礼制只是占卜日期。汉平帝时，在安汉公府迎娶皇后，宫门便选择吉时，上林延寿门入宫，到未央宫前殿；所谓‘便时’，就是等待吉时。这是选择时日的开端。《左传》注说：“防御边地的方法，不是一件就足够的。”意思是说，不能一件一件地满足他们的欲望。现在人沿用这句话，却没有得到它的本意，往往把它理解成“不是一个”的意思，这是错误的。又如“尤而效之”，意思是既然已经认为那件事不对，却又仿效别人去做。王文正公所谓“学他不是”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人习惯使用“效尤”一词，也是不对的。本朝祖宗家法的正确严密，超过前代的地方有两项，都详细记载在《皇明祖训》中。第一项是内令，共七条：第一，凡后妃以上以及所有大小妇女、各宫各位属下的使者等，所需衣食、金银、钱帛和各种物品，都必须由尚宫先行奏报，然后发给；内官监的官员还要复奏，才允许到库中领取。尚宫如果不奏报而含糊发放，内官又不复奏便擅自开库支取，都处死刑。第二，凡私自向外书写文帖，书写者和收受者都斩，知情者同罪，不知情者不治罪。第三，凡到庵观寺院烧香、降香、向星斗祈禳告祭，已有禁令；违犯者以及领香送物者，都处死刑。第四，皇后只许在宫中主持内务，各等妇女不得出宫门干预一切事务。第五，宫中若有人患病，不许召医者入内，只能口述病证取药。第六，宫闱内外必须谨慎，后妃不许群臣谒见；命妇只在中宫千秋节、冬至、正旦以及每月朔望入朝，严寒酷暑、雨雪天气免朝。第七，凡天子、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从良家子女中选择，以礼聘娶，不限地域，不接受大臣进送的人选，以防奸计；但凡倡妓，一概不许亲近。第二项是内官，共两条：第一，内府日常所用的饮食物品，官府上下传递文书办理，不能不向百姓征取，往往导致文书繁多、弊端滋生，所以在宫内设置酒、醋、面、织染等局。设置以后，偶然看到《周礼》中酒人、浆人、醯人、染人的职掌，也都使用宦官，这才知道自古以来设置这类官职已经很久了，取其不劳烦百姓而又便于使用。其他如各监、司、局以及各库，也都设置内官来掌管事务，很容易办理齐备。上述官名和设置既已确定，关键在于遵守，不可轻易更改。下一条详细列举内官的官名、品级和职掌，极其分明。纵观前代，后妃、外戚、宦官干预朝政、擅权专断的情况比比皆是。到了本朝二百多年……

译（上文缺失。）监司、局库以及各门，都应按照注定的规定修治并履行职掌，不许有丝毫干预朝政。凡在外镇守、监枪等职务，应全部召回。既然称为内官，就应当处在宫内；如今却布置在四方各地，名实不相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确实应当迅速改正，没有什么可疑虑的。考察正德年间，刘瑾掌权，镇守中官的毒害流布四方，几乎和汉桓帝、汉灵帝时没有区别。幸好及早诛除；到了天启、世宗时，一旦毅然革除，百姓永远承受其恩赐。直到今天，这类人不敢援引先朝旧例、觊觎非分之职，都是世宗遗留下来的威势和德泽，足以承受千万年。正德年间，镇守中官要按照地方大小交纳贿赂，之后才能得到差遣；到任后任意剥削，甚至取用官库财物，却没有人能奈何他们。即使被弹劾召回，家产也已经多得不可计算了。医闾公又曾评论时事说：“朝廷取得王宗贯的敕谕，才说得痛切，才有切实任用贤能的意思。王公素来以正直著称，不知道这次将如何处置？必须陈述意见，请司礼监批发圣旨，把权柄归还给有关部门，如同祖宗初年的制度，使政事不出于宦官之手，这才是第一等大事；这样以后，祸乱的根本才可以断绝，天下才可以太平。但不知道王公将会怎样。”考察起来，朝廷阅览章奏，应当有固定场所；进呈、批发，都必须一概经过内阁。每天退朝以后，皇帝一定要到便殿办理这些事，咨询、访察、裁决时，公卿都在场，这样才可以断绝偏听的疑虑，革除大臣私下传授意旨的弊病，哪里只是使政务的根本和传达政令的喉舌不旁落到左右近臣手中而已呢！今天的廷试，就是古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之科，只是还没有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不必说远大的文章，即使求得像二苏那样的文章，也还没有见到。假如确实不拘泥于旧有格式，不忌讳直言，使人能够吐露胸中的见解，再考定高下次第，品评做到符合实际，真正的人才就会出现。周武王的叔父被封国时，箕子说：“他的后代一定会兴盛。”周成王时，箕子还在世。《史记·吴世家》说：泰伯和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也是王季历的哥哥。季历贤能，又生有圣德的儿子昌。太王想立季历，并把王位传给昌，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便逃到荆蛮，文身断发，表示自己不能任用，以此避让季历。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了！多次把天下让出去，百姓竟无法用言语称道他。”朱子《论语集注》说：太王时，商朝的统治逐渐衰败，而周日益强大；季历又生了有圣德的昌，太王因此产生了剪灭商朝的志向，但泰伯不赞成，太王于是想把王位传给季历，再传给昌。泰伯知道后，便和仲雍逃到荆蛮。仁山金氏说：太王迁到岐山，是在商小乙时；到丁巳年高宗即位，殷道中兴六十年，经历祖庚、祖甲，祖甲在位二十八年时文王出生，那时商朝还没有衰败，太王怎么会有剪灭商朝的志向呢？我认为：不论商朝是否衰败，太王都不应有剪灭商朝的志向；即使商朝已经衰微，只要一日之间天命尚未断绝，君臣关系就仍然存在。文王在天下三分而有其二时，尚且还服事殷朝，何况太王时代呢？” 而且把这件事称为“剪商”，就是夺取商朝而取代它。推究太王想立季历、再传位给昌的意思，不过是认为昌的圣德足以使周家的世业兴盛罢了。所以《周本纪》记载太王的话说：“我们这一代应当有兴盛的人，大概就在昌吧？”一个人看到子孙有非凡的才干，就必然希望他们成就超出常人的事业，这是人情，又有什么可怪罪太王的呢？史书所记载的不过如此，起初从未提到他想夺取商朝而取代它。那么，《诗》为什么说：“《诗》说，实在是从此开始剪商；正如《书》说开始奠定王业的根基，都是追溯根源的话，哪里曾说太王有这样的心思呢？” 王文宪说，这一章沿用了古注编入其中，还没有来得及修改。《鲁颂》称“剪商”，朱子说，太王从豳迁居到岐阳，四方百姓都归附而来，于是王业的迹象开始显现，大概已有“剪商”的渐进趋势。既然说是渐进，就只是说事情逐渐发展到那种程度，并不是说他当时已经有那样的心思。朱子《论语》注说：“血气，是形体赖以生存的东西。”有一天我读到这里，深受启发。血气已经枯竭，就像火没有油脂，它还凭借什么来维持生命呢？年老的人，血气都衰弱了，各方面都不如从前，但志向和思虑还没有衰退，接受享用、应酬交往等事情仍不能逐渐减少，疾病就一定会产生。因此要节制饮食来保养脾气，节制言语来保养肺气，戒除暴怒来保养肝气，减少思虑来保养心气，断绝房事欲望来保养肾气。这五件事尤其重要，应当战战兢兢，随时戒慎，还怕来不及，何况可以任意放纵自己呢？这好比树木已经衰老，枝干凋残，尚未断绝的只有根部微弱的阳气。阳气尚未断绝时，根本的气还能够向上输达；即使不能周遍荣茂，也还没有完全枯槁，难道不应当秘密珍藏它吗？” 隋文帝、晋武帝虽然都曾统一天下，却只是因时势和机遇偶然成功。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只知道以天下的安乐自娱，明知太子暗弱，却又疏远猜忌齐王司马攸。司马攸不但亲近，而且贤能；观察朝廷群臣的才干，也没有谁能超过他。假使晋武帝能够把天下托付给司马攸，像宋太祖把天下托付给宋太宗那样，晋朝就可以避免动乱，中原也不至于沸腾混乱了。五代的君主都是通过篡夺取得帝位，有的不能终其一生，有的仅传到自己的儿子，最终都陷于动乱。宋太祖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没有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宋太宗。当时契丹正强盛，河东也不能用武力取得，四方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平定；宋太祖知道德昭的才干不足以处理这些事情。他的见识远远超过晋武帝。

译宋宣公舍弃自己的儿子与夷而拥立穆公，可以说是出于公心而有长远谋划。然而《公羊传》仍责备他说：“君子处理大事以正道为根本，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后来穆公不忍心在道义上辜负宣公，自己患病时，一定要把国政托付给与夷，并让自己的儿子冯逃居郑国。宋国的动乱，实际上由此开始，但这不是穆公的罪过。穆公如果不立与夷，宋国一定不能安定；吴公子光的事情就是例子。与夷继承穆公即位，称为殇公。他忌惮冯在郑国，决心除掉他。即位十年，发动十一场战争，最终被华督弑杀，事情才结束。左氏完全没有见识，竟说宋宣公可以算是知人。宣公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了这个安排，就称他为有义之人。这样看来，岂不是出于利心相互利用吗？哪里谈得上以义来安排呢？与夷不感念穆公立他的恩德，反而忌惮冯，最终因此自取灭亡，这可以作为不义的警戒。至于宋太祖、宋太宗授受帝位的事情，与此又有相同也有不同。看宋太宗对待廷美的情况，对德昭的刻薄，以及没有实行太原赏赐，等到德昭提出意见时，宋太宗却说：“等你自己来做吧。”德昭因此死去，他辜负宋太祖，和宋殇公有什么不同？但推究太祖和弟弟的本心，他们起初并没有左氏所说的“他的儿子享受了这个安排，称他为有义之人”的意思，所以辜负恩德、不合道义的罪过只在宋太宗，而宋太祖的心始终光明洒脱。陈桥事变时，宋太祖并没有存心谋求帝位，只要可以托付天下，就不把它据为己有；因此也不应拿《公羊传》“大事以正道为根本”的说法来苛责他。我的性情多急躁，却常常对事情看得迟缓；应当时时保持恭敬严肃。如果考虑安定之道，那么容貌恭敬、言语顺从，以及目光明察、听觉聪敏、思虑通达，也都包含在其中了。这就是修养自身以安定他人的方法。所以说：“使百姓安定啊！”明察就能作出决断，因此明察与犹豫相反；听觉聪敏就能详细审察，因此聪敏与急躁相反【《洪范·庶征》】。收藏书籍不必专门放在秘阁，天下的名山，如白鹿洞之类，都可以推类设置。主管典籍的官员，应当仿照宋代祠禄官的制度，专门用来安置有清望的儒臣，让他们讨论其中的学问，以等待四方求学的人。遇到朝廷有编纂修订的事务，也可以交给他们办理。司马公修订《资治通鉴》，随身设置书局，就是这种做法。异端学说容易传入并盛行，是因为它们的说法容易寄托，而圣贤学说的门户却难以进入；稍有败坏就容易被看见，却难以掩饰。因此，遵从异端足以欺骗世人，背叛圣贤又足以使自己便利，所以以此取利而去做的人很多。海刚峰巡抚江南，志在摧折抑制豪强，裁减削除不合制度的费用，一时确实严明有力。比如某位给事中役使的夫役过多，他径直革除，并惩治负责供给的人。一时间上下都知道谨慎畏法，可见只要有人果断行事，就能够有所作为。但他不太明白政务，滥受诉讼，以致百姓放下农事，争讼纷纷，往往成了奸诈之徒活动的场所，后来竟形成风气，直到今天还没有断绝。黄河、淮河同时作为运输通道，并不是黄河本来的水道。既然不是黄河本来的水道，怎么可以把它看作常态？东南漕运对黄河有依赖还是没有依赖，应当有确定的结论。如果依赖黄河，应当采取什么办法使它有利而无害？如果不依赖黄河，就应当观察河势所要趋向的地方，引导它恢复原来的水道；至于这在实际形势上是否可行，实行后有没有其他祸害，这些都是不能不研究的。丰收年百姓有余粮，粮价就低，官府应当收购粮食，使粮价提高；灾荒年百姓粮食不足，粮价就高，官府应当散卖粮食，使粮价降低。这样粮价就能保持平稳，丰收和灾荒都有储备。这件事应当责成巡抚办理。然而官员来去无常，人的贤能与否又不相同，下面欺骗舞弊的情况层出不穷，所以每次实行就立即受阻，最终从未有真正的恩惠施及百姓。等到灾荒已经极其严重，百姓开始饿死，才设置粥棚、发放粮食，想靠一升一斗来救活人，不也太困难了吗？万历十六年，南北方发生水灾和旱灾，米价暴涨，但富人还关闭粮仓囤积粮食，等待高价。如果官府实行平价收购的命令，不必另行劝说富户分粮，贫民就能得到救济。谨慎掌握权衡、审察度量，公布法令、平抑物价，是先王用来统一天下的方法。现在难道可以听任民间自行处理吗？富户有粮却不肯借给贫民，甚至有人聚众强取，这个先例不能开启。宋司马文正公曾想由官府发给印刷的借贷凭证，交给富民，让他们自行借给贫民，约定丰收年收取利息偿还；有不能偿还的，由官府替他们处理。这种方法很好而且便利，但也在于官府能否得到合适的人来办理。降低粮价出售，叫作“赈粜”。这件事可以勉励那些崇尚义举的人去做。连续多年疫气不断，有的人家夫妻、父子接连死去好几口，有的全家都病倒不能起身。百姓大多不遵守禁忌：如果在尚未得病以前，元气稳固，外邪从哪里进入？已经生病时，治疗有方法，即使患病也不至于死亡。口渴得厉害，只能喝汤；饥饿得厉害，也不能马上进食，必须等热退以后，先喝陈米汤，逐渐到稀粥，进食要循序渐进；调养休息超过一百二十日，才开始吃肉。人们多犯这些禁忌，那么他们的死亡未必全是天灾。《本朝名臣言行录》应当重新编纂，采用编年体和列传体，都不适合施用于本朝。读书有三个要点，就是读得熟、看得熟、做得熟。没有做到这三点，却能把义理弄精通、文章写得畅达，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兼得读、看、做三方面的妙处，就是亲手抄写。手写到哪里，眼睛也看到哪里，心也用到哪里。抄写时默默记忆，所以可以兼顾读。抄写并不妨碍思考，有时不刻意思考而新意自然产生，所以可以兼顾看。随着经书的内容产生见解，订正各家的说法，并不是有意写文章，但只要理趣所到之处，无处不是文章，所以可以兼顾做。我读《周易》《尚书》《春秋》《周礼》《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直到本朝法令，都曾用这种功夫，感到它的力量。然而古人求学之所以一定看重读书，以及书籍之所以一定贵在熟读、反复熟看，是要让书中的话都像从自己口中说出，书中的意义都像从自己心中产生，然后才达到极致；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反过来把这些道理落实到自身，并不是为了文字本身。

译在子孙的书房写道：“把心思用在义理之书上，足以收回放纵的心，涵养德性，开发聪明，增进道德、修治学业，直到成就圣人的事业，这些都是我们人分内的事情，并不是空话。如果厌弃这些道理而不去读，所读的不是诸子史书和杂家之书，就是放纵流荡、不合正道的书。这样就成了使心放纵、损害本性的斧头，其危害不只是读书没有成就而已，希望你痛切戒除。”孔子说：“整天吃饱了饭，却不肯用心，真是困难啊！难道没有博弈之类的事吗？做它，也还比什么都不用心强。”这句话是说，心一天也不能没有所用。人能够增进道德、修治学业，靠的就是这颗心。心之所以能常存而不放纵，是因为它有所用。心无所用，就必然陷入放纵邪僻奢侈。孔子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下棋游戏更好，所以是极力说明无所用心的不可取，并不是说博弈没有害处。如今求学的人每天坐在书馆里，到底把心用在什么地方？大概不但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父兄师长。假如确实能每天用我的话自我反省，努力去掉结交燕朋、形成燕辟的习气，专心于正当学业，那么在求学进步的道路上，谁能阻挡他呢？” 军队不坐吃空饷，就可以不依赖漕运；东南地区不依赖漕运，东南地区的黄河水患才可以治理。任用人，贵在先考察他的志趣趋向；趋向已经端正，再考察他的施政作为。即使才能有长有短，也未必完全符合人的期望，但总的来说不会毫无补益。相比之下，那些志向不在公事、反而以才能损害政事的人，多得多了。百姓如果不怕死，那还怎么用死来恐吓他们？假使百姓真的怕死，那么我把自以为奇异、违反常规的人抓来杀掉，百姓就应当不再做这种奇异的事了。天下从来不是没有刑罚，但做奇异之事的人仍然没有停止，这就说明他们确实不怕死。万物并不是人所能杀死的，只有主管杀戮者才能杀死它们。所谓主管杀戮者，是指造物者。用死来恐吓百姓，就是想代替主管杀戮者去杀人。代替主管杀戮者杀人，就好像代替大匠砍削木材；代替大匠砍削木材，很少有不伤到手的。这样说来，掌握政令、刑罚、生死权柄，就以为能够驱使一世百姓服从自己，这恐怕是不对的【《解老》下条同】。天下人都说我广大伟大，却又说我好像不成材。正因为广大伟大，所以看起来好像不成材；如果像某种固定的样子，反而早就成为细小的东西了，哪里还谈得上广大？我有三件宝，别人不知道珍视，我独自持守并珍爱它们：第一是慈爱，第二是俭朴，第三是不敢居天下人之先。这三件东西，是人们所忽视的，却是我所珍爱的。为什么呢？因为慈爱，所以能够勇敢；因为俭朴，所以能够宽广；因为不敢居天下人之先，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首长。这就是我的道理看似不成材而实际上广大伟大的原因。如今舍弃慈爱而只求勇敢，舍弃俭朴而只求宽广，舍弃退让而争先，难道只是不能成就伟大吗？又凭什么使自己有好的结局呢？所谓“死了”，是说这种道路足以使人走向死亡。最后又专门说明慈爱之道的好处，以显示其他两点的意义。慈爱就会爱人，足以得到人心，也就能使人效力；慈爱还会使人谨慎小心，能够采用众人的谋略，考虑事情周密审慎。所以用来作战就能获胜，用来守御就能稳固。上天将要拯救谁，就用慈爱来保护谁。汉高帝就是这样。至于项羽，则可以说是上天将要灭亡他，用暴虐加速他的灭亡。旧有的食物还没有消化，新吃的东西又不断积累，怎么能够产生新的生机？饮酒的人尤其容易多吃，吃的时候不觉得，最后没有不因此生病的。积滞没有排尽，中焦之气仍未调和；中焦之气未调和，恢复生机的根本就还没有恢复。知道疾病从哪里发生，在起居和饮食方面谨慎，就可以不生病。如果已经生病却依赖医生，岂不是太晚了吗？读书、饮酒涵养有素的士人，把自己胸中所得的道理发抒出来写成文章，那么他的言论自然会与众不同。由他的言论也可以了解他的为人，这样或许不至于辜负国家选拔人才的本意。如今所谓文章屡次变化而不相同，主考官所依据的准绳也随之迁就而不固定。把文章刊布在外面，未必都能使人信服。文章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道呢？想要从中得到人才，难道不困难吗？” 万物都已经枯槁，但上天的心意还没有断绝对人的眷顾。今天早晨遇到一场好雨，生机又重新焕发。江南的习俗是，在水田里种稻；夏至后七天为第一时，五天后为中时，再过三天为第三时。超过这个期限还没有雨，河港又干涸，禾苗就无法插入土中，便会成为大荒之年。万历十七年，春季三个月雨水很少，两种麦子还有收成。入夏以后旱情严重，六月初十日得到一场雨，也仅仅能够滋润焦干的土地而已。万历十七年，岁在己丑，正月己酉朔日夜间，月食发生后从地平线上升起，还能看见亏缺的部分，像月牙的形状，过了一个时辰才恢复；看见的人很多。甘肃上奏说，天空中有天鼓鸣响，云中出现像狗一样的形状，发出仿佛群狗吠叫的声音。五月，边臣上奏说敌人向西行进，名义上说是要送还番僧，实际上是为了复仇。卫喇特从去年起派遣使者送来书信，想借道甘肃，请求抚恤赏赐。边臣设法劝阻，大意是说向西行只能经过边境以外，不许取道甘肃。后来又听说，原先在西海住牧的夷酋璸都台吉病死，敌人担心他的部落分散向西逃去，想把璸都的部落收回。敌人又说，敖拉都司威静招图喇台吉在甘肃边境作恶，恐怕破坏两家的大事，想前往平定恢复。切实说来，这些事情都不能开启先例；如果一概听任而不加防备，祸患就要发生。正月，甘肃已经出现异常天象，上天的意思也已经显示出来了。家家空虚，全年生计无着，只能嗷嗷等待，希望免除官租；太仓中的粮食已经发红腐败，连续多年积存损耗，才换来今年百姓高呼万岁。万物并不是专门为人而生，但人又不能不依靠万物来养活自己。上古时代，人们结绳制成网罟，用来打猎、捕鱼，难道圣人忍心杀生吗？难道一定要等到后世圣人制定耕种的便利方法，才免于杀生吗？况且说，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本来是一体的。既然不忍伤害禽兽，却不能不吃草木来作为养料，那么佛教的说法也不能贯彻到底了。既然认为有血气的东西有知觉，难道草木就没有知觉吗？既然认为有知觉的东西是同一体，难道没有知觉的东西就不是同一体吗？至于轮回之说，说人和禽兽交替转生作为果报，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道理，不值得相信，只能用来欺骗迷惑愚人罢了。

译让进士办理事务，是想用实际事务考验他们，以了解他们的才能适合做什么。古人得到士人后，一定先辨析讨论其才能，议论确定以后才授予官职。如今没有辨析讨论人才的方法，任官或在内、或在外，事务或繁重、或简易，全凭挨次选用的顺序，不再考察这个人的才性是否胜任。甚至有人还不了解民间事务，就直接管理百姓，很少有不成为百姓祸害的。况且使用得符合其才，即使是普通人才也可以使他努力进步；使用不符合其才，即使是善士也不能没有短处。等到事情失败，才议论贬黜、更换、调任，这就是官职和人才两方面都被损害了。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慎重选择呢？如今不如就在办理事务的过程中进行实际考验，区别他们的才能：有的适合任有司，有的适合留在内任；有的长于钱粮，有的长于刑名；有的熟悉边疆事务，有的通晓军务。至于一个人的性情刚柔、存心厚薄、涵养深浅，也一一了解并形成确定的评价，然后根据适宜情况授予任职。任官要选择合适的人，外任官不按照甲次挨次推选，应当经常优先；内任官则随着职位空缺的缓急推补，稍稍在后。又如才干适合任有司的人，还要进一步审察他是否适合当地情况，然后授予职位；这样用人就没有不符合其才的，人才也没有不适合使用的了。这对选官旧制本身并没有改变。比如京官、外官，朝廷原本没有规定谁优谁劣；科道、郎署，朝廷原本也没有区别对待，只是人们自己妄自分别，都是世俗偏见。这种看法哪里值得与杰出人才谈论呢？与其按次序选取，选到最前面的都成为京官，不如实行这种方法，使适合外任的人能够早日授官，那样人们都会心悦诚服。若说这样做会使权柄归于参与辨论的人，从而打开请托求官的道路，那么这就在于朝廷能否主持公正、当权者能否得到合适的人，不能因为人难以信任，就一概认为事情难以成功。人心危险不安，道心幽微难明。心难道果真有两个吗？孟子说：“口对于滋味，眼对于颜色，耳对于声音，鼻对于气味，四肢对于安逸，是人的本性；但这些本性又受命运制约，所以君子不把它们称为纯粹的本性。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主，智对于贤能与不肖，圣人对于天道，是天命所赋予的；但天命中又有本性，所以君子不把它们单独称为天命。”我认为，这就是人心、道心的学说。以人心来说，食欲和色欲也是本性，但君子不把它们单独称为本性；以道心来说，仁义也是天命，但君子不把它们单独称为天命。正因为本性中包含天命，所以把天命归于上天；天命中包含本性，所以责任要由自己承担，这正是以道心为主，而让人心听从命令。张子说：“德胜过血气，人的本性和命运就由德决定；德胜不过血气，人的本性和命运就由血气决定。穷究事理、尽明本性，那么本性就是天德，命运就是天理。血气中不能改变的，只有死生和长寿、夭折而已。”死生和寿夭不可改变，而气质可以改变，正是因为道心居于主导，人心听从命令。这就是孟子所说性善的原因。告子、荀子、扬雄的学说，只知道有人心；佛教“不思善，不思恶，认取本来面目”的说法，则不知道有道心。他们不了解本性的情况，是相同的。本性就是天德，所以对于口对滋味这一类欲望，君子不把它称为天命；天命就是天理，所以对于仁施于父子这一类关系，君子不把它称为本性。道心居于主导，人心听从它的命令。这确实是天命本来的状态。正因为天命来自上天，所以形体和血气不能脱离它，而道心必定应当居于主导。道心能够居于主导，人心就必定听从命令。人心可以听从命令，却不能使道心不存在；道心就在这里。因此说：“形体容貌就是天性。”这就是我们儒家穷尽本性的学问不同于佛、老虚无之说的地方。用虚无来解释本性，就好像把太空指作天然之物；日月星辰系属于其中，万物覆盖于其中，而这些无不是实在的道理。《中庸》说得很详细，何曾完全离开一切形相，去追求所谓的空呢？怎么能把凡是有形象的东西都看成法界中显现的幻物呢？齐国曾经攻破燕国，杀害燕国百姓，夺取燕国重器，因此燕人怨恨深重，感情上必然要报仇。所以愍王之乱时，燕国凭借弱小的国力攻破齐国，就像撕裂朽木一样容易。这不只是乐毅才干高强，也确实是因为齐国有可乘之势。假使乐毅有长远见识，能够和齐国民众谋划，拥立一位国君后就离去，回去复命于燕王，功成身退，不贪图齐国的所有，不贪恋燕国的宠信，那么大义就能昭明于天下，他的功劳将超过齐桓公、晋文公。可是他却沿袭齐人夺取燕国的旧有智谋，不估量自己的德行，不衡量自己的力量，不能把所有地方占有便不停止，这就是莒城、即墨所以坚守而不能攻下的原因。从前人们只惊怪乐毅最初攻取七十多座城池容易，后来攻取两个城邑困难，却不知道原因实际上就在前后做法不同。评论乐毅的人，似乎都没有真正了解其中的实情。救灾的方法，只要是合乎人心的事情，就努力实行；对于不合人心的事情，就迅速改正，这样上天的意旨或许可以挽回，灾害或许可以消除。否则，即使天天谈论修养反省，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呢？为复仇、讨伐贼寇的道义，诸葛孔明是正确的。自《春秋》以来，这种道义长期晦暗不明；到了南宋，衰败到了极点。帝王中有从旁支入继而承受大统的人，按道义不能顾念私人亲属。所谓不能顾念私人亲属，并不是说不把生身父母当作父母。继承别人的后嗣所承受的是重大宗统，所以为其加重丧服而服斩衰；对于生身父母，亲恩有屈于宗统之义，所以降低丧服而服期服。丧服可以降低，但父母的名分不能改变，因此经书明文说：“作为别人的后嗣，为自己的父母服丧。”这是三代以来通行而没有异议的制度。圣人把立后看作公事，所以不加忌讳；不加忌讳，那么兄弟的儿子仍然可以称为儿子，所继承的父亲和生身父亲都是父亲，也就没有两个宗统、两个父亲的嫌疑。小人把养子看作私事，所以有所忌讳；有了忌讳，就想让养子一心只做自己的儿子，于是改称其生身父母为伯父、叔父，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那么后世追尊生身父母，合乎礼吗？回答说：不合礼。大统不能被干犯，儿子没有给父亲加爵位的道理。从前舜从尧那里接受天下，所承受的是尧的大统，但他的父亲瞽瞍仍然可以做天子的父亲，所以孟子说：“做天子的父亲，是尊贵到了极点；用天下来奉养他，是奉养到了极点。”所谓尊贵到了极点，不过是做天子的父亲，由此可知不应再有其他爵号；生前不过是以天下奉养他，那么死后也一定不应在京师建立庙宇。

译这才是合乎礼的做法，汉代、宋代都曾讨论过。汉宣帝的父亲史皇孙，起初只称为“亲”，谥号为“悼”，只设置奉邑；后来魏相才改称“皇考”，并在京师建立庙宇，不久又因为不合经义而毁掉。宋代濮王追尊之议，也正是据此作出判断。有人说：周代追尊先祖为王，难道不也是推崇吗？回答说：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根基，王季勤劳经营王家，文王最终成就功勋，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夏地；他们的功德非同寻常，所以武王、周公特意依据义理创立追王之礼，以表明周家基业的由来，并不是凭空加给他们的。至于其他先公，也只是以上天子的礼制祭祀他们罢了。推广到诸侯、大夫以及士、庶人，曾听说父亲在世时是士、儿子成为大夫，父亲仍以士的身份安葬，而以大夫的礼制祭祀；却没有听说因为按大夫礼制祭祀，就追授父亲为大夫。秦始皇追尊昭襄王为太上皇，这是追尊的开始；汉高帝尊奉太公为太上皇，这是生前尊奉的开始。依照古礼推究，舜没有把瞽瞍尊为帝，并不妨碍瞽瞍做天子的父亲；商汤没有追尊主壬、主癸为王，也不妨碍用天子礼制祭祀他们。凡是没有功德却凭空加以尊号的，都不合礼。何况继承大统与开创帝业不同，给生身父亲加爵位，断然不可。《大明律》规定，官员承袭荫职，先尽嫡长子；嫡长子有故，才轮到嫡次子；如果没有嫡次子，才轮到庶长子；庶出子也没有，才允许立应当承继的弟弟或侄子。又有关于违法立嫡子的条文说：凡违法立嫡子的，杖八十。嫡妻年满五十仍无子，可以立庶长子；不立长子，罪也相同。《大明令》还有一条说：凡没有儿子的，允许立同宗中昭穆相当的侄子承继；先在同父周亲中选择，其次选择大功、小功、缌麻亲属；如果都没有，才允许选择远房及同姓人为嗣。如果立嗣以后又生了亲生儿子，家产与原先所立的嗣子平均分配，不许尊卑失序，以致扰乱昭穆。我谨慎考察：如今军官世系断绝，即使伯叔兄弟也都可以承袭，大概是因为重视最初立功的祖先；这样看来，本宗统绪和生身亲属本来就分得明白，并不是因为承继本宗统绪就抹杀生身亲属。本宗统绪所承继的是最初立功的祖先，那么生身亲属怎么能干预它呢？这个道理很明白，由此也可以推及上层制度。黄润玉说：“古代诸侯支庶别子的子孙，嫡系为大宗，庶子为小宗。小宗断绝，不为他立后；只有大宗断绝，才从旁支之子中立后。因为大宗是尊长一系的宗统，不能断绝。如今的制度是大宗断绝就立后，小宗断绝则不立后。庶民不知道朝廷的制度，凡是庶子一系断绝，都让人过继，只是为了争夺财产罢了。”邱文庄公说：“我朝亲藩最初受封时，若没有可继承别子的后代，封国断绝就不为他立继承人，这本来就是古礼。亲藩尚且如此，何况庶民呢？”详细考察律令的条文，其中说：“所谓立嗣以后又生亲子，以及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弃养子；如果后来有亲生子，或者生身父母无子而想要归还，都听凭其便。”这些说法都指人在生前立嗣，并没有死后追立嗣子的条文。圣祖的意思，大概是说兴灭继绝，必须是前代帝王、功臣、贤人的后代才可以这样做；礼制不下达于庶人，庶人没有这种制度。如果有人在生前自行立嗣，确实不违背律令，就听凭他自己安排。如今按照程子的说法，建立宗子制度并不是朝廷所禁止的，只是担心人们自己不能实行。现在人家开始迁居，或最初获得封爵、出仕做官而兴起的，都可以作为始祖，准比古代的别子。又以他的嫡长子继世，准比古代继承别子的宗子，世世相继，作为大宗，统领族人，主持始祖的立春祭祀和墓祭；其余各房依次分为继高祖、继曾祖、继祖、继祢的小宗。这就是建立宗子的基本法则，人人都可以实行。然而德厚之家，流泽光大；德薄之家，流传卑微。若不是有大功德的人，况且后代还有人，却想一概按照继绝立后的办法为他立后，便不合其身份，也不能实行。如今人家没有儿子，不衡量自己的身份和能力，不考察礼制和法律，却一概过继，往往成为不肖子弟争夺分割财产的凭借，那还不如没有过继更好。至于把自己的父母称作伯叔，乡俗相沿，竟不知道这是错误。有的已经考中科举、取得官位，却顺从时俗，既然做了别人的后嗣，不尊封自己的父母，反而尊封所继嗣者的伯叔；这样，他作为儿子的内心不能没有惭愧，这都是由于起初没有审慎决定所造成的。宋英宗在朝堂张贴的手诏说：“把生身父亲改称为皇伯，历考前代都没有典章依据；追封为大国，又不合礼制中不得任意加爵的原则。”欧阳修说：“谨按《仪礼·丧服记》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以报答父母；所谓报答，是服齐衰一年。’称为降服，是为了说明丧服可以降等，而父母的名分不能更改。又说：如今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做别人后嗣的人，必须看待自己的生身父母，好像他们从未生养过自己一样，一概按照所继父亲来确定尊卑亲疏。若照这种说法，那么宗族亲属的世代远近、关系轻重，各自本来就有相应的丧服，圣人何必特意制定降服制度呢？又说：自汉以来，由诸侯入继帝位的君主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现在姑且举出入继大统后追尊生身父母的两人：汉宣帝和光武帝。宣帝最初称他的父亲为‘亲’，设置园邑奉祀他，汉代儒者认为这符合经义。光武帝称他的父亲为‘皇考’，在南阳建立宗庙祭祀，后世没有非议他们。这都是进而没有妨害大统，退而没有断绝本亲，最合乎礼制。没有追尊生身父母的有三人：魏废帝、高贵乡公、常道乡公。” 魏明帝没有儿子，便收养齐王芳作为儿子，于是下诏说：“后世如果有入继帝位的君主，敢于追尊自己的父母，大臣们共同诛杀他。”所以直到魏朝灭亡，都谨慎遵守这一约定。下诏以后，连续三代都由宗子入继帝位，没有一个敢追尊自己的父母。第一位是齐王芳，在位十六年后被废，称为废帝；第二位是高贵乡公，在位七年，被司马昭杀死；第三位是常道乡公，在位七年，被晋朝篡夺。

译子夏说：“为别人后嗣的人，是继承谁？是继承大宗。为什么要继承大宗？因为大宗是尊贵统绪的所在。禽兽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野人说：‘父母算什么呢？’都邑中的士人就知道尊奉祢，大夫和求学的士人就知道尊奉祖，诸侯以及他们的始祖，天子以及始祖的所自出之祖，大宗就是尊贵统绪的所在，是收摄族人的，不能使它断绝，所以族人让支子继承大宗；嫡子不能继承大宗。”按古代大宗的制度，是为诸侯的庶子设置的；汉代以后，则也适用于天子。比如汉文帝以代王身份入继汉统，就是这样。汉哀帝时，皇帝向王太皇太后禀告，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又引用《春秋》“母以子贵”的说法，于是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中郎将冷裒又上奏说：“恭皇太后、恭皇后都不应再冠以定陶藩国的称号；车服、设置属官，也都应依照制度办理。”后来为恭皇在京师建立宗庙，大司空师丹说：“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以定陶作为称号，是母亲跟从儿子、妻子跟从丈夫的意义。想让她们设置属官、使用车服都和太皇太后一样，并不是用来彰明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的道理。” 按照礼制，父亲是士，儿子做了天子，祭祀父亲时按天子的礼制祭祀，但尸服仍穿士的服装，这是因为儿子没有给父亲授予爵位的道理。这样做是为了尊重父母。做别人后嗣的人，是替所继承者的儿子，所以要为所继承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而为自己的父母降服一年，这是为了表明尊重本宗始祖、重视正统。孝成皇帝的思虑深远，所以为恭皇立后嗣，使其承继祭祀。如今恭皇长久作为一国的太祖，万代不毁，其恩义已经完备。陛下既然继承先帝的帝统，承担大宗的重大义理，就不能再奉祀定陶的宗庙。现在想在京师建立宗庙，让臣下祭祀他，这就是没有主祭者。况且亲属关系终尽之后宗庙必须毁撤，白白舍弃一国太祖不可毁的祭祀，却举行无主而且最终应当毁撤的不正之礼，这不是尊重厚待恭皇的办法。如今考察师丹所陈述的意见，足以成为百代不变的定论。后世凡是由旁支入继大统的，多半是出于人的私欲，用鄙俗而不合经义的礼制，使其与生身父母断绝；这既违背天理人情，使人难以忍受，又因为礼学不讲、宗法久已废弛，君主只知道臣下有了爵位便可以推恩给父母，何况自己做了天子，难道反而不能推尊父母吗？却不知道今天所应重视的，是创业的始祖；大宗的统绪不可断绝，而对于生身亲属另有厚待的办法，并不在于冒犯礼制、极力加上尊号，以妨害正统。所谓厚待生身亲属的办法，就是不割断他们原有的称号；孟子所说的“做天子的父亲，让他享有天下的奉养”，就是这个意思。懂得这是尊亲、养亲的最高方式，就会知道给亲属加爵，反而是贬低亲属、欺罔亲属，是不能做的。既然已经为定陶恭皇立了后嗣，那么恭皇百世的祭祀就有主持的人了。只是传太妃丁姬现在还在世，如果想压制她，使她不能到京师，恐怕哀帝会有不能不迎接奉养她的礼制义务；至于正统和旁支，自然各有界限。如果当时礼学明白，宗法一向确立，那么这些事情也不用争论就能确定了。追尊太王、王季为王，卢植说：“王业由此兴起，所以追尊为王。”这个说法是对的，并不是因为“不可以以卑下压临尊贵”的说法。天子尊崇自己的生母。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把生母李氏尊进为皇太妃，徐邈写信向范宁询问此事，范宁回答说：“儿子不能给母亲授予爵命，必须端正名分，哪里可以用这种称号来称呼母亲呢？”后汉许慎《五经异义》说：“《穀梁传》说，鲁僖公把作为妾的母亲立为夫人，使她进入宗庙，这是儿子给母亲授爵；把妾当作妻子，是不合礼的。”郑玄说：“《礼记·丧服》规定，父亲为长子服丧三年，是因为长子将要继承重任；众子则服一年，说明不能有两个嫡子。女君去世后，尊贵的妾继为继室，只是暂时代行她的事务，不得再次立为夫人。鲁僖公把妾母立为夫人，是因为庄夫人哀姜犯有杀害子般、闵公的罪，应当贬黜，所以才这样处理。近来汉吕后杀戚夫人以及她的庶子赵王，因为不仁而被废，不能配享文帝；又尊奉她的母亲薄后，难道不是同样的情形吗？妾所生的儿子即位后便尊奉自己的母亲，礼制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袁准《正论》说：“当时世俗的议论说：庶子做了诸侯，就可以尊他的母亲为夫人。《春秋》的义理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考察隐公二年，夫人子氏去世；五年，为仲子的宫庙举行祭祀。上面称她为夫人，下面就不应再称仲子，这说明她是把妾当作妻子了。” 秦国送来成风的襚礼，却不称她为夫人，说明这种私下的尊奉不能通行于邻国。考察僖公的夫人，他的妾母在别国被称为夫人，秦国却不能不使用不同的称辞，只直书成风，是因为秦国不称她为夫人。《穀梁传》说：对外不称夫人，于是显现出正确的名分。别子作为祖，是说诸侯的庶子分别成为后代的始祖。所谓别子，是公子不能把先君作为自己的祢。诸侯的嫡子世世代代做君主，而第二子以下都不能把君主作为祢，所以称为别子。继承别子的人作为宗，别子的世世嫡长子永远继承别子，与族人共同成为百世不迁的大宗。继承祢的人作为小宗，小宗有四种先后关系。所谓继祢，是根据别子的子弟的儿子来说的；他与自己的兄弟成为宗，五代以后就迁移，所以称为小宗。尊奉继承别子的始祖，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尊奉继承高祖的，五代就迁移。别子的所自出之人就是别子，或者由君主所出，或者从别国而来；后世子孙永远继承这个别子，所以称为继承别子的所自出。继承高祖的，到儿子这一代成为五世；继承曾祖的，到孙子这一代成为五世；继承祖的，到曾孙这一代成为五世；继承祢的，到玄孙这一代成为五世，不再与四从兄弟共同为宗，只尊奉大宗，所以说五代就迁移。郑玄说：“迁就是变。”因此，上面的祖迁移，下面的宗改变。高祖的父亲已经没有丧服，这是祖在上面迁移；玄孙的儿子不再与四从族人为宗，这是宗在下面改变。

译尊重祖，所以敬重大宗；敬重大宗，就是尊重祖的意义。宗，是祖、祢的嫡正继体；因为尊重祖，所以敬重大宗，只有敬重大宗才是尊重祖。只有小宗而没有大宗，是说君主没有嫡亲弟弟，而以庶弟为小宗。只有大宗而没有小宗，是说大宗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小宗。有无宗而也没有人尊奉他，是说没有宗；所谓君主自身没有宗，也没有人尊奉他，是说君主有一个弟弟作为宗，却没有人来尊奉君主。孔颖达说：“世子只有一人，没有其他公子，没有可以作为自己宗子的人，所以说有无宗；也没有其他公子来尊奉自己，所以又说没有人尊奉他。”公子有建立宗子的道理。公子的君主，对于士大夫身份的庶弟，以士大夫身份的嫡子为宗；这就是公子的宗法原则。孔颖达说：“‘公子有宗道’一句，是为下文起头。‘公子之公’，就是公君，意思是公子的君主由嫡亲兄弟继承。‘为其士大夫之庶者’，是说君主的庶兄弟中做士大夫的人。‘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是说以公子中的嫡子为宗，和庶公子相互尊奉为宗，所以说尊奉士大夫的嫡子。这里的嫡子，就是君主与同母嫡夫人所生的儿子。‘公子之宗道也’，是总结上文‘公子有宗道’的意思。” 晋代贺循《丧服要记》说：“凡是诸侯的嗣子继世做君主，君主的众弟弟不敢尊奉君主为宗；君主命令自己的同母弟弟做宗，其他弟弟尊奉他，也称为大宗，死后为他服齐衰九个月。如果没有同母弟弟，就命令庶弟中年长的做宗，其他弟弟尊奉他，也和同母弟弟一样；为他服大功九个月。范宣说：只有小宗而没有大宗，是说君主的众弟弟都是庶出，君主命令庶弟中的长者做众庶的宗，于是称为小宗，这就是服大功九个月的情形。只有大宗而没有小宗，是说君主有同母弟弟，命令他做宗，众庶兄弟尊奉他，于是称为大宗，服齐衰九个月。同母兄弟关系亲近，又是庶兄弟中的正统者。有无宗而也没有人尊奉他，是说公子只有自己一人，上面不敢尊奉君主为宗，下面也没有兄弟尊奉自己。所谓公子有宗道，是因为按照礼制，诸侯对于不是正嫡的公子一概不服丧，众兄弟也不敢彼此服丧；既然没有相互统属的人，就不能不建立宗子，建立宗子以后才有服丧的关系，所以说公子有宗道。” 陈白沙认为贺医闾没有多少自己的心得，劝他读佛书。这样说来，医闾的心得难道还要借助别家吗？如今看来，医闾可以称为笃实行义的君子，他的言语行为无愧于圣门。他的教诲在家中实行，在乡里得到信任；出仕就想把自己的学问施行于朝廷，不合意便离去。在薛文清之后，他应当算是本朝第一流的人物。他第一次见到白沙，便深深了解并坚定信任白沙，终身以弟子身份侍奉他。罗一峰是他的同年朋友，佩服他的品行和义理，以师友之间的礼节对待他；他服膺善行的勇气尤其无人能及。白沙了解医闾，恐怕还不如医闾了解白沙。白沙的嫡传弟子是湛甘泉，清议对此有很多说法。由此可以知道白沙的宗旨了。诗歌一旦专门使用典故，争奇斗巧、锤炼字句、追求工整、摹仿前人、追求相似，诗格就越来越低，气势也越来越弱。不必说《诗经》三百篇，即使是杜少陵的诗，何曾有意于使用典故、追求工巧、摹拟前人呢？他只是随着事情触发感受，直接写出性情中本来具有的东西，自然形成文章，实在不是别人所能赶上的；其气势浩荡浑厚，大小篇章都自成格局，几乎可以说是诗中的先秦两汉。即使有李太白那样的仙才，也还处在下风，何况王摩诘等人呢？才说到持守敬慎，就应当把一切妄念妄动全部断绝。救济荒年的办法有三种：一是赈济，二是蠲免，三是补助。赈济，就是发放银钱和粮食借给贫穷的人，以及设立食局供养饥民。这适用于那些饥饿死亡、流离迁徙、早晨还不知道晚上如何度过，只能靠少量粮食求生的人。若是还能够自行生活的人，就不会来接受赈济。即使他们为了少量粮食而来，也免不了要向吏胥求情，还要承担道路费用，所得反而抵不上损失。税赋又不予蠲免，所以百姓宁可不要赈济。税赋如果不免，赈济再多，也无异于给了他们之后又夺走。因而不如直接用赈济的钱粮抵补他们本应缴纳的赋税，才是真正施惠于民。这三种办法，是用来救荒而不是备荒的。备荒有办法，只有积储粮食。积粮有上面实行的办法，就是常平仓、义仓；但主管官员不得其人，往往徒具文书形式，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成为小人侵吞的地方。积粮有下面实行的办法，就是社仓。文公朱子的制度，人人都知道它是好的，却不能经常实行，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我们县有刘文清公，就能够实行。如果有像刘公这样的人倡导，就会有仰慕而跟从的人。一个乡区之内，一定有富人，也一定有明白事理、仰慕义理的人；同他们商议储粮，建立征收和发放的制度，救济灾害、抚恤患难，这就是各家自己筹划，并不是难以实行的事情。上面如果有周文襄公这样的人，那么主管官员和士人百姓没有不敬重响应的。如今人们任凭情绪决定喜怒，嗜好欲望没有节制，五脏之气偏盛，有一脏受到克制，疾病就会加重。把这一切推诿给命数，都是自己冤枉自己，也可以说是抛弃天命。孟子说，尽到自己的道义而死，叫作正命；尽道义达到最高境界的，像圣贤一样，其次也一定知道保养身体、谨慎防病，气息经常平和，即使有疾病，也一定不像世人那样痛苦。即使说命数已经尽了，也一定安然平静地走到生命终点，不会像世人那样烦乱。所以平日谨慎保身、防治疾病，都是顺应正当性命的表现；不让人为因素伤害生命，叫作立命，并不是像佛家那样专门把生死看作最大的事情，想要逃避无常而求取寂灭之乐。气能够使形体正常运转，所以生命生生不息而没有疾病，饮食能够运化，风露也不能侵入。年老体衰的人，气不能充分推动形体，因此容易疲倦，还不到天黑就想睡觉；凡是力量还达不到的事，不可以勉强去做，脾胃不能承受的东西，也不可以胡乱接受。人禀受天命而获得生命，昼夜运行与天相同。只是众人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以至于在昏暗中行动、任意妄为而自己毫无察觉。所谓觉察，不过是让这颗心作主；心，就是本心。本心原本不在躯壳之外，就像水因为泥土而浑浊，停积久了自然会清。神气不昏乱，本心自然显现。本心明白显著，哪里会不能作主，反而被事物压倒呢？既有这副血肉之躯，就有形骸的拖累。甚至到了夜里躺下也不得安宁，白天厌恨白日漫长，不知道如何与时运一同运转而使生机不息，那么平生所学就都成了虚妄。想到这里，难道不惶恐出汗吗？

译所谓与天一同运行，道家修养之士运用它，就说是收摄心神、停止杂念，涵养元气、忘却形体，把它作为根基深固、长生久视的方法。对于儒者来说，就是“逝去的时光像这样啊，不分昼夜地流逝”；一切事物各自都有应然的道理，顺着道理行动，不被私欲从中阻隔，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天理的流行。其要点只在于谨慎独处时的意念；所谓独，就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时刻。得失都在这里，疾病由此产生，恶念由此发生。既然自己已经知道了，就应当及早辨明，迅速返回正道；这样便能做到“不远复”，不会有大的悔恨。蔡虚斋自视很高，但《蒙引》不过是科举应试之学；前辈的笃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若换作今天的人，一定会忌讳谈科举应试之学，反而把自己的言论说得高远了。《薛文清公读书录》平实而多有实践体会，都是自己心得之言。阳明文录中的《传习录》，先不论其中所得究竟如何，单看它的气象，就不像孔门。真正亲身实践的君子所说的话，就像明道先生一样，自然不同。古代的君子，默默地成就事业，不说话也能取得信任。一旦开口，就像天地化育一样，没有不对万物有益的。后世的君子，已经做到这一点却喜欢争强好胜地说话，既不足以阐明道理，反而会损害道理。那么，多说话又有什么可贵呢？《中庸》说“地振河海而不泄”，由此可见，地形所到的尽头，海水也到尽头。古人说海水在外面与天相接，并承载着大地，大概是不对的。水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像人体中的营卫之气运行在经络之中。海就是尾闾；水都不能流出人体之外，那么水也不能流出大地之外。至于天文学家所说的“四游”之说，是由于气机有所游转才形成的，并不是水承载着大地。天包围着地，地处在天的中央；形体坚实而气体虚空。地处天中而不坠落，是因为形体有边界而气没有边界，运行不息，这就是所谓“大气托举着它”。形体之中都是气，水也是有形之物，怎么能承载大地呢？所谓归墟，就是归于虚空。光明与地形一同到尽头；如果真有无底之海，那么大地便不足以容纳海水，反而会被水包围，这难道符合五行的道理吗？阴阳的精华，在上面成为日月星辰，都属于天；刚柔的实体，在下面成为水火土石，都属于地。大地的整体中，火、土、石占三成，水占一成；水不能承载大地，这是明白的。至于海水的潮汐，是水的消长，并不是由于大地升降。或许也可以用人的脉理来作比喻。保甲制度规定，一家有事，一甲共同援助；一家犯罪，一甲连坐。事情重大，就牵连到一保，这确实是消弭盗贼、安定百姓的好办法。但如果责令保伍捕盗，就未必人人都是强壮男子，形势恐怕难以做到；若责令保伍侦察盗贼，那么来历不明、行迹可疑的人，只要盘问一番就能发现，事情反而很容易。盗贼想要抢劫一家，不是一天就能谋划好，必定事先探听，也必定有所藏身埋伏。如果不能在事先察觉，等盗贼已经进门，四邻还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救援。他们一定会推脱说：“盗贼都是亡命之徒，四邻没有负责捕盗的义务。”力量既然敌不过，去了也没有好处。事情虽然如此，但乡邻家失火，尚且应当前去救援，何况事情涉及强盗，若让他们得逞离去，恐怕会逐渐形成不可遏制的风气。假如一家有盗，就在邻家敲锣，众巷都响应；挨家召集壮丁，人人拿着器械等候，听从官府号令，难道不是还可以做到守望相助吗？如果官府的责任是：不让盗贼上门是第一等，捕盗是第二等，驱逐盗贼是第三等，而这些都不做，这就叫纵容盗贼；盗贼还有什么顾忌呢？江南没有善于射箭的人，是因为平时没有训练。训练的方法，应先从近处开始，或二三十步，或四五十步，根据他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距离，确定箭垛来教他。拉弓发箭都有方法，依照方法反复练习，直到每一箭都能射中，再逐渐移远，达到一百步或一百步以外，这样就没有不是善射的人了。从前种世衡刚到青涧城时，那里逼近敌境，守备单薄，草料粮食都缺乏。种世衡用官钱借给商旅，让他们运送物资来，不追问货物从哪里来、运到哪里去。不久，仓库都充实了。他又教官吏百姓练习射箭，即使僧人、道士、妇女也都练习，并用银子作为靶奖，射中的就立即赏赐。后来射中的人越来越多，银奖的轻重仍和原来一样，但靶子渐渐变厚、变小了。有争论徭役轻重的，就让他们射箭，射中的给予优待。有了过失，也让他们射箭，射中的就释放。由此人人都会射箭，过了几年，青涧城终于在延州各寨中变得富强，不要求增加兵力粮饷，却被人称为精锐之兵，敌人不能侵犯。我切实认为，这种办法也可以在内地实行；如果真有仿照实行的，那么南方人都能善于射箭了，又何必担忧盗寇呢？“停审”二字足以穷尽射箭方法的奥妙【郭象《庄子》注中的话】。纪昌学捕蝉可以用来比喻学习，正如公孙大娘舞剑可以使人领悟书法一样。敌人侵入境内，朝廷应当正名出师讨伐，选择有威望的大臣统率军队，直趋临巩；这样士气会增加百倍，还有什么可疑虑的，为什么要以经略为名呢？陕西难道没有可以使用的军队，非要从大同挑选家丁不可吗？大概是起初就没有打算用兵，只希望敌人还可以晓谕退去；只是因为市赏没有送到，敌人便大肆行动罢了。郑洛长期驻守宣府、大同一带，是倚仗和议而放松防备的人。邱文庄公说：如今京畿以内有八府，其中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五府，实际处于京城脚下，辖有十七州八十九县。如果把现有的成年男子全部编为士兵，可以得到四五十万人。假如今天京畿之间有这样精锐的军队，国家形势自然尊严，国威自然壮大。他的说法不是毫无见地，但把所有成年男子都编为士兵，未免会使人听来过于突然惊骇。唐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计辖区户口，把壮年男子都登记为士兵，只让老弱从事耕种，几年之间便有十万人。这难道是治理太平之世的办法吗？至于百姓都成为士兵，那么民间一切差役科派都应免除；而官府各种需要的支出，则想实行户曹通计天下岁入，另行统筹安排，实在恐怕难以实行。所担忧的是，百姓既然成为士兵以后，州县的科差仍照旧，又承受官府劳役和出征之苦，这种情形一定会发生。依我的考虑，河北本来就是健儿聚集之地，只要处置得当，十万精锐甲士很快就可以具备。韩魏公在陕西刺募义勇，所以做得不好；如果招募那些自愿从军的人，以军功爵赏作为鼓励，又没有刺配、世代充军的忧虑，怎么会做不好呢？屯田制度记载在《会典》中，各地田亩都有定数；一卫军人七分屯种，三分守城操练。

译一名军人一百亩田的收入，除去每月粮十二石之外，其余粮食交到屯头仓，供给守城操练，官府不参与它的收支。太祖曾说：“我养兵百万，从来没有耗费百姓一粒米，因为屯田能够自给。”直到今天，江北各处屯田的遗迹仍然可以考察并证明这句话。国公汤和在开国初年用兵时，尚且督促军队屯田，使军粮不缺，实在是后世应当效法的经验，是不可改变的办法。孝宗皇帝末年，留心天下大计，例如革除内府没有名目的费用，恢复保定班操的军队，减轻司农、少府的责任，这些动辄以数十万计。在军政方面，他慎重选用将领；在边防方面，他首先着眼于巩固根本。他曾经想在京东、京西训练两支军队，作为保卫京师两侧的臂助，深谋远虑，都见于刘忠宣公《宣召录》的记载之中，从那里可以大致仰见他的谋划。只是百姓没有福分，不能看到这些计划全部实行。唉！可惜啊！孝宗皇帝想慎重选拔巡抚、巡按官，以此区别下级官吏，使官员都能让百姓受到他们带来的福泽，这就是范富《天章条对》的主旨。范富已经提出了这些意见，但皇上没有看见施行。若在今天，则这个主意已经出自皇上，而皇帝又不久便驾崩升天，果然是百姓没有福分，怎能不令人悲痛呢？天下的精兵本来确实在西北，但如果没有办法使用他们，就会逐渐消散而看不出来。唐高祖刚起兵时，准备率领关中的军队进临四方，于是设置十二军，督促耕种和作战的准备。从此兵马精强，所向必胜。后来玄宗以全盛的国势，却不能抵御安禄山之变；潼关险要之地仿佛没有人防守，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使用军队。上下安于太平，一旦仓皇出逃，在马嵬又发生变故，甚至想与子孙、中官单独徒步前往蜀地。这难道不是高祖的关中吗？嘉靖二十五年，都御史杨守谦上奏，请求讨论整顿全陕屯田以充足军粮之事。臣认为，古代把军队寓于农业，所以国家没有养兵的费用，百姓没有供应边防的劳苦。后世只有唐代府兵最接近古制，我朝屯田实际上仿效了府兵制度。然而制度实行久了弊病便产生，祖宗的良法美意逐渐丧失。近来外敌屡次大举入边，延庆防御的计划，必定首先涉及兵员和粮食。而内库所积的钱财，连年为宣府、大同、山西请求发放，已经很多，恐怕难以继续供给。现在唯一应当兴办的屯田，是当今的急务。查考《大明会典》红牌事例，陕西等地屯田军人，除每月粮食外，其余粮食交入仓中；仓设在各屯，名叫屯头仓。这是祖宗的制度，原本不向官府征收，而是以后再供给军队。一经征收和发放，其中的祸害便说不尽。军人把粮食交给官府，每石要扣耗粮五升，加上运输脚价、催粮旗甲用大斗加收等项目，大体上要十五六斗才能交足一斗。军人从官府支取粮食时，都驻屯在屯田旁边的县，远的有三四百里；而发粮又没有固定日期，势必不得不把粮食卖掉。若不是数倍获利，商人根本不会购买。有的军人八斗粮只能卖得银一钱六分，那么一石粮就只能得到二三斗的价钱。如果让每个军人拥有一百亩田，每年耕种自给，不向官府交粮，官府也不给他粮食，那么自己耕种一二十亩，可以得到花利六七石；其余八十多亩分给佃户耕种，可以得到二十多石，即使少也不会低于十七八石。这样常常有二十多石的收益，衣食有余，生活起居都不用忧虑。又说：计算西安左屯四卫的屯田二万七千多顷，军人一万八千多名；除去军人现已耕种的约一万七千多顷，还剩屯田一万顷。应当实行这样的办法：有军有地的，不交粮也不支粮；有地无军的，交粮而不支粮；有军无地的，支粮而不交粮。这样每年可以积存出附余粮三百万石。与现在每年拖欠军人三四万石月粮相比，共可积存六七万石。这些粮食都是从旗甲、知数、兑粮户【即买支者】三类人的侵吞、欺骗、隐瞒中夺回，归还官府的。这个办法对上有益于国家财政，对下便利军情；真正不利而加以阻挠的，只是旗甲、知数、兑粮户这三类人。又说：按照红牌事例，是十个人的田养活十五个人。后来边事渐渐兴起，屯种于是废弃，便按照田地征粮，一百亩征六石，交给官府；官府再发给军队时，每人收取十二石，这样就变成二十个人的田才养活十个人。于是田地开始不够，便只好借支粮食。百姓的粮食又不够，便实行折色。名义上说是折色支给，实际上是被侵吞罢了。所以折色制度实行后，军人开始贫困；借支民粮以后，百姓开始困苦。祖宗的屯田制度到了这里就发生了弊病。再加上交粮、支粮的危害，即使二十个人的田也不能养活六七个人，于是只好开始依靠内库供给。至于请求发放内库钱粮的事情接连不断，即使内库也不能供给，弊病就达到极点了。又说：现有屯田除去供给军人之外，还剩九千多顷；再除去军官、仪卫司旗校、无地军人的供给以及马料支出之外，还可以剩下五千多顷田。按照陕西现行的以得地充任军人的办法招募，可以得到五千多名军人。计算全陕西屯田不少于一百多万石，按这个办法推行，可以增加数万军队，少说也不低于两万人。这样一举就能使兵员和粮食都充足。谨按杨公这番话，如果首先在全陕西实行，必定立刻收到成效。陕西土地广阔，土质又肥沃，正如古人所说的沃野千里；如果能有人兴办屯田，实在不必向外寻求，兵员和粮食就都可以充足。再依次推广到其他地方，那么处处都能富强。姑且拿代北来说，唐代张仁愿修筑三座受降城，突厥不敢越过山地放牧。韩重华担任振武营田使，从振武一直到中受降城开垦田地三千八百多顷，每年收获粟米二十多万石，节省度支钱二千多万缗。由此可见，边地没有不能耕种的，凡事在于朝廷主持，有人负责，良法美意没有不能恢复的。又有什么边防不能整治、外患值得忧虑的呢？韩重华所开辟的营田，在今天的东胜州，敌人俺答居住在那里。如今袭封顺义王的齐哩克，就是俺答的孙子。宣府北路原额官军三万一千多名，如今现存只有一万二千人。原额马匹五千九百多匹，如今现存只有四千二百匹。只举出一路，其他各路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查考宣府一镇，不论额定军饷、抚恤赏赐，日积月累，费用无法计算。仅京城运输的年例，第一年不过五万，如今已经达到十二万五千。士兵和马匹损耗过半，而年例费用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其中虚报的军饷都被放到哪里去了？不是用来贿赂敌人，就是通过私下交往来润饰自己的钱袋。佛家所说的十恶，在身体方面是杀生、偷盗、邪淫；在内心方面是贪、嗔、痴；在口舌方面是妄言、绮语、恶口、两舌。我看如今人之所以能够成就他们的恶行，多半凭借一条舌头迷惑别人，取得信任。口舌之恶所以占十恶中的四项，正是这个原因。

译关系亲近却不能相互投合，是人情所忌；要避开阻碍，贯通各种道理，君子处理事物的原则，是切切戒除像风火一样的性情和意气，要保持铁石般的肝肠。老子说：“求学每天增加，道每天减少。”老子认为道的根本是无为，所以把求学看作多余。在圣人的教诲中，学习正是达到道的途径。有增加，也有减少，都是学习的事情，也是道所应然的道理。《益》卦说风雷益，君子由此迁善改过，没有比这更大的增益。《损》卦说山泽损，君子由此惩戒愤怒、抑制欲望，减损本身就是增益。所以说：“有减损也有增益，都是学习的事情，也是借此达到道的途径。”这两个卦，我们一生都可以运用。人生难得，所处的事情却常常顺遂。如果遇到难以相处的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因而触动心志、坚忍性情，那么减损自己，正是增益自己的办法。不能让天下万物扰乱自己；自己立定之后，才能处置天下万物。若不是明白道理、涵养安定，自己怎么能够立定？自己还没有立定，就会在与外物接触时发生冲突，每天都用内心去和欲望争斗；想不被外物扰乱，能够做到吗？像这样一味减损自己，才是应当戒除的。有些事情很难靠口舌争辩解决，宁可忍耐，等待它自行平定。这件事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对方。墙帖。我家祖先遗留下微薄的产业，我不肖而无能，不能增加一分一毫，谋求生计本来就很笨拙。至于自我守持的道理，我曾经从君子那里听受过教诲。持家应以勤劳节俭为先，立身应以廉耻为本。骨肉亲属之间，应当彼此视为一体，这才是深厚；一定不忍心把有余的财物私自据为己有，也不敢用自己的温情去要求别家。只希望各房的子侄体谅我的心意，听从我的话，勉力勤俭，守持廉耻，整肃政教，早日完纳官赋，各自努力使自己能够立身，相互扶持、树立门户，不辱没自己的父母。不要轻易典卖产业来资助游荡享乐，不要失去节制而使衣食缺乏。至于与人交往，不要因为别人有财物就迎合他的要求，不要资助他的花用而赞成他的错误；这样，他们的父兄难道会忘记你的恩德吗？中宪先君一生只有一座园子，从山东归来以后，把他的堂屋题名为“赐间堂”。水与竹环绕四周，他在这里读书、教导子弟，也常常同亲朋举行雅集；这些事情在人们的耳目中还没有远去。如今承接父兄的遗志，决定把这里建为祠堂，永远奉祀先灵。家中有贤能子弟，一定会继承这项事业而不使它废替；乡里有贤能的亲友，一定会经过这里，促成此事。请想先人在天之灵，实在明白地照察着这一切。而且人家的兴盛和衰败本来就交替发生，难道要舍弃现成的条件而一无所取吗？能够保存下来的，难道还会少吗？《朱子语录》中有一条说：“行为不一定非要表现在具体行事上，然后才叫作行。心中存有，就是此理的流行。什么叫作存？就是所谓惺惺，即所谓专一。心常常保持清醒，常常专注于一件事，那么这颗心就清澄明净，这个道理就灿然显著；其中没有一丝一毫是刻意用力的地方，也没有一丝一毫是完全不用力的地方。” 这不是喜欢争强好胜，而是喜爱自己的道理能够胜出。既然称为道，就是天下共同的道，并不是我个人的道；天下共同的道，应当和天下人共同讲明它，这有什么好争强好胜的呢？庄子说：“道隐没在小的成就【偏见】之中，言语隐没在荣华之中”，所以才有儒家与墨家的是非。把自己认为对的加在别人认为错的地方，又把别人认为对的说成错；想要使自己认为错的变成对的，又把自己认为对的变成错的，那不如用明察来辨别。偏见会遮蔽道理，浮华会损害言语，所以孟子阐明道理，必先做到知言。什么叫知言？他说：偏颇的话，要知道它被什么遮蔽；放纵的话，要知道它陷入了什么；邪僻的话，要知道它偏离了什么；逃避的话，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理屈词穷。这样，就能把是非所在之处正当地辨明，使虚假不能扰乱真实，使错误不能混淆正确，这就是所谓“不如用明察”。然而夸耀、称许庄周的意思，却专门想要抹平彼此、忘掉是非，所以说：“因是而因非，因非而因是；是也是彼，彼也是是。彼与是不能找到相对的一方，叫作道枢。枢纽一旦处在环的中央，就能应对无穷。”大概是不产生彼此之见，处在是非之外，那么万物便不能用不齐的变化困住我，而我能够掌握道的枢纽来应对无穷【开头说‘嗒焉似丧其偶’，又说‘今者吾丧我’；有我便有物，丧我便无我，无我便无物】。人们说庄周和孟子从未相遇；假如他们相遇而能够相互启发，一定会很有可观之处。我认为庄周一定会在孟子面前屈服，因为孟子所依据的是实在的道理，庄周不过是一个因愤懑而发言、才气雄辩的人。我如果和万物相对待，那么我也就是万物了。内在看不见我，外在也看不见万物，于是彼此都没有对待的一方，这就叫作“道枢”。“枢”是用来运转而没有穷尽的东西。掌握住环的中心，便可以应对无穷的变化。“环”就像圆环一样没有端点。“环中”是借用朱子解释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的话来说的。所谓“无”，就是车毂中间的空处；正因为里面空，才能容纳车轴，使车轮运转不息。又像伞柄上的木管，许多伞骨都聚集在那里；由于管子中空，既能容纳伞柄，又能使伞骨上下开合。车轮的毂也是如此。庄子所说“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是这个意思。我担任行人三年多，奉命出差两次：一次到四川蜀府，一次到大同代府，从未接受州县的一纸供给。每到一个驿站，只吃一顿饭，住宿也只吃两顿饭。王府所供给的东西，一概不接受。在大同，因为王府的丧葬之事尚未办完，暂且回来省亲。回来时，先母已经患病，我只在家停留三天便又出发。到了大同聚落堡，听说王府的事情仍未办完，便留下来养病，在堡中住了三天。每顿饭只吃一道菜和一根葱，驿站官员所供给的东西，也一概不接受。不久遇到庚戌敌变，家眷寄居在城外，生死难以保全，幸而得以保全；但先母却离世了。我看今天那些有所凭恃而妄自行事的人，只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其中的实情，所以只看见他们令人愤恨的一面，于是我们也容易做得过分，使他们无法心服。只有知道实情并用适当方式对待他们，丝毫不改变言辞和脸色，他们没有不自行屈服的。即使是心机深沉的人，也难以逃过沉静坚定的鉴察。按照道理处理，自然会平安无事。大体上，对待那些因势力相交、因利益结合的人，就像靠近胶漆一样，一旦沾上，便不能自行脱离。《易》说“天下有山，遯”，所以取其不憎恶而严肃自守的意思，作为君子远离小人的方法。【所谓“严”，是君子自我守持的常道，而小人自然不能接近。】孟子在诸侯之间辗转接受供养。“传”读作“直恋反”，是接续、递送的意思，就像所谓各县驿站接续供给食物。有人认为我年老还读书是劳累，恐怕不是养生之道。然而根据我自己的体验，并不是这样。读书时，心思专注在读书这件事上；所谓心安住，精神就安住，精神安住，气也就安住了，怎么能说这不是养生之道呢？如果一定认为闭目收心、枯坐不动才是正确的做法，那我做不到。《易经·小过》，程子在传中说：“鸟飞得迅疾，声音传出时，身体已经飞过去了。”一天读到这里，于是想起杜甫诗中的“身轻一鸟过”。使用“过”字，正得到了这句话的妙处。

译诉讼是用来沟通民情的。官民相接，只有在这个时候，百姓才可以从容地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不但能够使受冤屈者得到伸张，也可以充分了解民间疾苦，从而知道应当如何处置。敌人聚集进攻，我军分散防守，自古以来防备边疆，大多都陷入这种弊病。要有学问，也要有操守；我因星变而遭到弹劾，这是潘公见面劝勉我时说的话。潘公并不是随便说说，我樵某岂敢不自我勉励。德行和器度不足以承受自己所拥有的地位，如果不是狂妄放纵地行事，就会追求奇异以沽名钓誉。回想过去的事情，确实没有益处；但事情过去久了，心情会平静，年岁增长了，思虑也会改变。由于过去的错误而悔悟从前的过失，未必不能对将来有所补益。只有立志于明白道理，并切实反省自身的人，才不会陷入漫无边际的思绪。在独自明察的心中，才一回头反思，道理自然就从内心显现出来。顺着已经明白的道理，贯通自己所蒙蔽的地方，就能不断积累而达到光明境界。河西五郡，自从先前俺酋借道以后，就成了战马出没的地方。去年经略率兵向西进发，群敌惊恐。又收复了番族，严禁敌人借道，大家都说水泉、莽川两次胜利功劳很大。因此松山一带的宾兔、妻男、抄胡、把汉、喇叭等部，都从去年冬天起远远迁到边塞之外。水泉一战，使河西横行的敌人开始全部收敛；莽川再次取胜，使河南盘踞的敌人全都远逃。于是抄胡、把汉迁帐的骑兵有一万，揑工、莽刺销声匿迹达千里，两河百姓才开始有了重新活下去的希望。【以上是从邸报中抄录出来的，待查问事实真相。陕西巡抚叶梦熊却上奏说，郑洛经略毫无作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骑〕 边外各部中人共同进贡马二百五十匹，其中应当进献的马十匹，留在边地二百四十匹。套敌卜失兔等部进贡马二百匹，其中应当进献上等马二十匹，留在边地一百八十匹。都凭敌人的印信和表文，由宣大总督官会同三镇巡抚派官员，在秋冬之间代为进贡，按照腹地和边地的情势节制所接受的数量。这些话值得仔细考察。疲倦时不宜进食，晚上不宜吃得过饱；吃得过饱不可立即睡觉。白露时节，禾苗吐穗开花，最忌讳刮风下雨，禾苗会因此结成秕粒。西戎归顺安定，唐虞时代就已经如此。考察班固史书所记载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古今利弊得失的实际情况。按班固《西域传》说：西域在孝武帝时才开始与汉朝交通，原来有三十六国，后来逐渐分裂到五十多个，都在匈奴以西、乌孙以南。南北有大山，中间有河流，东西六千多里，南北一千多里。东面连接汉朝，以玉门、阳关为险要；西面以葱岭为界。又说：西域各国，大多定居，有城郭、田地和牲畜，与匈奴、乌孙风俗不同，所以都被匈奴役使隶属。匈奴在西部边境设置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让他统领西域。自周朝衰微以来，戎狄交错居住在泾水、渭水以北；到秦始皇排斥戎狄，修筑长城划定中原边界，但西面不过到临洮。汉朝兴起直到孝武帝时，屡次征讨四夷，扩大威势和恩德，张骞才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后来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部，降服浑邪王、休屠王，于是使那片土地空虚，开始修筑令居以西的城塞，最初设置酒泉郡，后来逐渐征发并迁徙百姓去充实那里，分置武威、张掖、敦煌三郡，列置四郡，凭借玉门、阳关两关据守。赞语说：孝武帝时代谋划制服匈奴，担心匈奴联合西域诸国、结交南方羌族，于是沿河曲设置四郡，开通玉门以通西域，用来斩断匈奴的右臂，隔绝南羌和月氏，使单于失去援助，因此远远逃遁，漠南便没有了匈奴王庭。按今天的地理，兰州就是古代的金城；渡过黄河向西六百多里到凉州，就是武威；再向西四百多里到甘州，就是张掖；再向西四百多里到肃州，就是酒泉；再向西出嘉峪关，经过沙瓜、赤斤、苦峪，直到哈密各城，都是敦煌的地界。洪武五年，宋国公攻下河西，于是放弃敦煌，以嘉峪关为边界。从庄浪向南三百里是西宁，就是古代的湟中；从凉州向北二百多里是镇番，就是古代的姑臧。这就是河西地形的大概。南有番族，北有敌人，道路只有一线，孤悬将近二千里。世人只知道这是汉武帝开辟的地方，却不知道它也是唐虞时代西戎归顺安定时的旧疆域。自汉朝以来，这里实际上就是西北边疆的要害。班固所说“与汉隔绝，道路又远，得到它没有益处，放弃它也没有损失，盛大的德行在我方，不必取用彼方”，特指西域各国而言，并不是说四郡，也不是说控制敌人的要地。我朝放弃敦煌，已经丧失了汉唐旧疆，甚至西海以内的腹地也任凭敌人偷占而不能驱逐。自从敌人前来通贡贸易以来，他们想向西行，我们就允许；想借道甘肃，我们也允许，怎么能不逐渐引起他们的窥伺之心呢？这种忧虑啊。有人说：从镇番遥望宁夏，绕到大小松山之外，接近一千里；如果使这一路的形势像踩在弓弦上一样紧张，那么凉州、古浪都可以囊括；否则，庄浪、射靖离敌人只有两天路程。听说汉唐旧日的根基都还存在，如果在这里打通道路，那么兰州便成为腹地，也可以乘此机会恢复旧地。只是敌人已经把它视为分给自己的土地，重新夺回必然引起争端，这也难以轻率断言。国初设置茶马羁縻番族，使其成为中国的外藩，近年来却不能再依靠番族作为屏障了。自从开始通贡以后，敌人借道南山牧马，时时抢掠番族，番族怕敌人如同怕老虎。番族既然害怕敌人，就必然会抚附敌人。从前俺答前往海边时，又把丙兔的一支部众留在南面，与宾兔、抄忽儿等部在南北两面相互呼应。从庄浪到甘肃，像黄羊川、打班、水泉儿、石峡口等地方，都是咽喉要地，敌人往来不止，那里没有安宁的日子。譬如一所房屋，从前敌人只掌管左边的门，现在左右两边都由敌人掌管，主人只能借着开门关门来出入。没有甘肃，就没有河西；没有河西，就没有临巩，而且还会剥及关陇腹地，这种隐忧是何等严重！打通道路的办法是：西宁作为庄浪的辅车，承担末端接应。西北方面听说甘州的红水、永昌的蹇占口等处，都可以经由皇城儿、宽沟、大通河通到西宁，路程只有数百里。

译趁现在考察各处的险要和平坦，依照地势高低，开辟荒地、疏通道路，设置堡垒和寨栅，陈列军队、聚集屯驻，防备设施一律按照东路办理；又调一名副将驻扎在适中的地方负责调度。敌人切断东路，西宁的军队就能到达甘肃；西路一旦打通，中间的山川便都成为内地，番族与敌人的距离也会更加遥远。丙兔住在西海，我们就能击打他的背部并扼住他的咽喉了。从金城向边地延伸的道路，全都依傍山势，真像天造的一样。负责此事的人却沿山修筑巨大的工程，在山脚平地上层层筑土为墙，中间设置瞭望台，而把沿途的险阻全都留给敌人占据。敌人据守山下，看见我军站在墙上，反而只能仰面承受箭矢和石块，弱小的部众有的望见风势便先行坠落。通贡以后，敌人全都把营帐迁到墙外；等到我军偶尔出外砍柴，他们反而责怪我军越过边界、侵犯地界。墙外远处的烽火墩，过去有相隔三五十里的，也有相隔一百多里的，如今全都弃置而落入敌境，守哨的军人多被敌人杀害。如果依山筑墙，山高敌低，我军居高临下，就能一眼望出千里，敌人的动静我军可以预先知道，而内地的虚实敌人无法窥探。这确实是以逸待劳、以一当百的长远良策。有人认为山势蜿蜒，依山筑墙会使道路很远、墙体很多，工程不是几个月可以完成的，而且毁坏后也难以修补；那么不如在山势断开的地方开挖壕沟，深度和宽度加到原来的三倍，在壕沟上多设瞭望台，彼此连接呼应，敌人难道能够飞过去吗？工程确实很大，只是每年接续完成，就能一步一步发挥作用，难道不仍然胜过因循不办、酿成后患吗？除此之外，还要充实兵员，筹议军粮，选拔将帅，作为有事时的准备，这些都是应当赶紧谋划、不能拖延的事情。班固《匈奴传》的赞语说：“边城如果不选用能够守卫边境、懂得军事谋略的臣子，不修筑障塞烽燧、准备边塞防御器具，不整治长戟强弩等武器，依仗这些来防备边寇，却只顾向百姓征收赋税，远行送交财物，剥削百姓来供奉敌仇，听信好听的话，守着空洞的约定，而希望边境的马匹不来窥伺，岂不是太过分了吗？”今天贡市和抚赏的费用，名义上说是酬报敌人，实际上就是贿赂敌人。敌人贪图厚重利益，表面上装出顺服的样子，而我们却因此想常常依靠羁縻的办法，可以说是错误了。县令的职位虽然卑微，但一县的事情都掌握在他手中，喜怒会直接关系到百姓所受的祸福。这个官职如果用对了人，朝廷的德意就能向下推行，百姓也能受到恩惠。汉代《循吏传》不记载县令，大概因为当时的县令都由郡守自行举荐任用；郡守选得其人，县里的事情就都能治理好，所以不必另行记载。然而汉代把郡和国交错设置，所以县对于郡，就像古代的下邑看待自己的国一样。魏晋以后，诸侯不亲自治理百姓，郡守和县令都成为王朝的官员，县令自然应当由朝廷选择。朝廷如果确实重视亲近百姓的官员选任，就应当特别委托大臣选择郡守，再选择县令，这是最急迫的事务。汉武帝时，董仲舒说：“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是奉承皇上的教化、宣扬政令的人。所以老师和统帅不贤，君主的德意就不能宣扬，恩泽也不能流布。如今官吏既不向下教导训诫，有的又不奉行皇上的法令，残暴虐待百姓，与奸人做交易，使贫穷、孤单、弱小的人蒙受冤屈和痛苦、失去职业，这非常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失调，灾异之气充塞，众生少有顺遂，百姓还没有得到救济。”宣帝时，任命刺史、郡守和国相，总是亲自召见询问，观察他们任职的缘由；退朝后再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情，以验证他们所说的话。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的，一定查明其中的原因。他曾经称赞说：“百姓能够安居在田里乡间，没有叹息忧愁怨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公正处理。能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吧？”他认为太守是官吏和百姓的根本，太守频繁更换，下面就不得安宁。百姓知道太守将长期任职，无法欺骗蒙蔽他，于是服从他的教化。因此二千石官员有治理成效，朝廷就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金钱，有的人甚至晋爵到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时，就从这些被表彰的人中选用，依次任用。因此汉代贤能官吏在这时最为兴盛。本朝大学士邱浚说：“郡守、县令兼负治理和教化的责任，并不只是让他们办理文书、督促赋税、审理诉讼而已。”后世君主只把吏治事务责成郡守、县令，却把教化看成空文，失去了古人任命官员的本意。汉代接近古代，而董仲舒是儒者，所以他谈论治理仍然有所依据，像这样。他又说：“上面有要求按实际考核的政治，做郡守、县令的，怎么敢不以实际成效来回应？”后来君主任用郡守、县令，一概交给铨选机构，铨选机构又只按照资历办理，上面的人丝毫不加以甄别。到了升降官员的时候，只顾遵循虚名，不考察实际成效，往往把贤能和不肖混在一起，真假各半。并不是没有赏罚的法典，只是不足以表明应当奖励谁、惩罚谁，所以郡县很少有清廉能干的政绩，乡里也因此多有忧愁叹息的声音。再说，今天考察各级有司官员的贤能与否，铨选机构所凭借的，是监临官的举荐。刺史的评语和考语，监临官对于各级有司，也不可能人人亲自看见他们的行事，事事查明他们的用心和成效，不过是从访察中得到大概，凭借某人的声誉而相信他，厚待那些有声望的人以便向上推荐罢了。百姓的聚居情况、田野的治理，进入当地就可以看见；赋役是否均平、财物使用是否合理、仓库收支是否清楚，通过考核查问也可以知道。至于曲直是否得到伸张、民间隐藏的事情、诉讼中可以通过详细询问而查明的情况，却从来不知道用心留意。因此，上面说某人廉洁，百姓却说他不廉洁，他的操守无法掩盖实际情况；上面说某人能干，百姓却说他不能干，他的作为也无法掩盖实际情况。想要得到真正合适的人，确实只在于考察实际成效。考察实际成效有方法，就是观察他的行事，同百姓公开谈论罢了。天下的县治理好了，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要寻求天下的治理，必须从县开始；天下的弊病，没有不在县里积聚的。姑且拿我县来说，奸民隐瞒的田地不下万数，多次丈量仍不能清查，而豪强反而借此机会作奸，弊病又产生新的弊病。因此百姓宁愿照旧忍受苦难，也不敢说出来。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清理呢？其他奸弊，只要有司得到合适的人，就可以全部革除，不必一一细说。唯独振举纲领大事，在上位的人很难做到，这才难以言说。

译言官应当确定自己的准绳。凡是朝政的得失、军民的利弊，法律都允许各人直言不讳，何况言官呢？至于各人不公不法的事情，则只有内外风宪官可以纠察弹劾。因为风宪官负有执法的职责，所以把这件事交给他们。如果其他官员也都可以互相弹劾，那么人人都是风宪官，朝廷又何必特意设置这种官职呢？况且听信传闻，或者因为有所激愤，其中本来就有事实尚未查明、心迹尚未明白、公论尚未确定的事情，却不顾大体而争相进言，难道是士君子应有的用心吗？至于风宪官弹劾案件，即使不是挟带私心，奏报事情也应当依据事实。若罪行本来不是故意而为，却说成故意而为；案件是在尚书调部之后才定案，却归结为收受贿赂，这位官员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呢？无意，就是随声附和，他的过失在于愚昧；有意，就是依附朋党、谋求胜利，他的过失在于急躁。这样的人还可以处在言路之位吗？言官弹劾事情、评论人物，按惯例交给有关部门详细审察、议论回复。评论事情，如果有旧有典章和当时的适宜情况可以依据、斟酌，既然已有定论，进言的人就不能争辩。只有评论人物难以确定，评论大臣尤其难以确定。大臣的去留固然取决于朝廷，但归根结底不能逃脱天下公论。如果只看公论所在之处来决定大臣的去留，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言论、一个人的见解不足以凭信，不如交付朝廷共同议论，让公卿和各条言路的官员共同评定所议论之事是否恰当。这样，大臣的去留和朝廷听取采纳意见的做法，岂不是都能做到明白、正大而两全其美吗？如果所议论的并不恰当，或者出于挟私报复，进言的人又怎么能逃脱朝廷公议的评判呢？这样可以平息进言者没完没了地争强求胜，也可以避免朝廷因替大臣拒绝言路而受到诽谤。百姓的丁口、财产和产业，官府一定有册籍；土地田亩排列相接，乡里一定有地图。依据地图核查土地的荒废或成熟，确定为某人的现有产业，田地就不能隐瞒；依据册籍核查某家某户占有多少田地、坐落在什么地方，税粮就不能逃欠。嘉靖九年，大学士桂萼曾经建议清理地图和册籍。户部查核后认为：所谓图，就是地地图，用来描绘田地坐落的形状。洪武二十二年核实天下土地，派监生丈量、绘图、编号，名为鱼鳞图。所谓籍，就是册籍，用来登记丁口和产业多少的数目。我朝每十年编造一次，名为黄册，前面列出里甲格眼，后面登记人户、丁口、产业和税粮，分别记载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已经成为定制。这两项应当交给各有关巡抚官查照施行。按丈量田地，必须像国初制度那样制作鱼鳞图，才可以杜绝奸弊。古代把田看作母亲，把人看作子女，所以容易考察。后世不再以田为母，反而把田地隶属于户籍；户籍有升降，田地有转移过割，欺骗隐瞒的弊病就由此产生。田土是不会移动的东西，却可以被飞洒、隐没；税粮是随着田地而定的，却有时有田没有税，有税没有田，因为全在里书的笔端，官府无法根据册籍了解实际情况。鱼鳞图把田地仍然作为母体。田地分有区段，各有四至，图内登记某人的现有产业；乡里有封界，又有大的四至，图内统计共有多少田地，从一亩到一万亩，从一里到一百里，都按照邻界依次排列，绘成一图。这样，一县的山乡、水乡、陆乡、洲田以及沿河有水利、常年丰收的田地，其中道路占了多少，都可以依据地图看见。所以《周礼》说土地诉讼要用地图来裁正，由此可见地图和册籍相互需要，不可缺一。地图是用土地统摄人口，用来建立里甲基层；册籍是把田地归入各户，用来核查常税、确定科差。桂萼请求清理地图和册籍，朝廷虽然最终没有实行，但他在湖州、武康县、广平、成安县都曾经整治图籍、均平里甲，百姓都称便。有司官员可以效法他的意旨。国初承接战乱之后，各地萧条；人口聚集的地方，土地才开始开垦，人口稀少的地方，土地也荒芜。土地没有主人就变成废墟，城邑没有人口就成为空城。所以州县不得不按户数计算，来确定里甲。比如江南华亭，是大县，却只编为八百里；四川遂宁也是大县，才编为十四里。这些数字都不是实际疆界的数目。县邑既然按户数确定里甲，所以册籍也把田地归属于户。此后沿袭这种办法，只要有司得到合适的人，欺骗隐瞒的弊病自然就会消失。即使进行丈量，也一定能得到实际数目，虚浮的税粮便可以豁免。只是丈量这件事，必须有聪明而有力量、能够耐劳并且肯尽心，又熟悉方田法的人，才能把事情彻底办好。事情办完后，鱼鳞图和归户册，县里的总册收藏在库中，由官府掌管；乡里的总册收藏在乡中，由里老掌管。都供丈量官使用，并由有印信的专官专门掌管。县、乡相互核对，总册分发相符，前后交付清楚，不让奸人有机会磨灭、改易，那么各处的田赋就能始终清楚。田赋有固定数额，不可以增加或减少。朝廷难道不知道吗？后来有新开垦而获得收益的土地，按例应当升入税科、开始征税，但宁可把这些收益留给百姓，让他们用来补足亏欠，只要不减少朝廷固定的常额就够了。从前王端毅公巡抚江南时，认为各处临湖、沿江、滨海的田地，东边塌陷、西边涨出，名义上叫作新增加的田地，实际上并不是旧有定额。于是把这类钱粮不列入黄册，另造白册，用来补偿小民代人包纳赔补的负担。这种做法值得效法。丈量田地，是为了核实实际数目。核实实际数目，是为了使百姓不承担虚假的税粮，使国家不损失原有定额。难道是把增加出来的数目当成功劳吗？有些昏庸无能的有司官员，听信奸人的话，担心税额有所亏损，便缩短丈量所用的弓和步的长度，以至于田地量到道路都没有空隙，还把田外的沟渠田埂留下不计。这难道是朝廷当初核实实际情况的本意吗？

译盐法败坏已经很久了。如今想恢复祖宗的办法，让商人到边地输送粮食，发给盐引作为补偿，实在担心主管此事的人会觉得困难，商人也不再肯这样做。霍渭厓曾经说：“把粮食输送到边地，利益归于边民；把银子输送给户部，利益归于户部。”户部盐银按一万两计算，还要加耗银一千两。我认为最初的条例是：商人输送粟米二斗五升，才值银五分，支取一张盐引，给出的价钱很优厚，正是为了鼓励他们前往边地。因此商人日益聚集在边地，日益开垦自行开辟的土地。后来输银的条例是，缴纳课银四钱二分，支取一张盐引；这是官府用一张盐引，换来八张盐引的收益。户部每年收入把它看作固定正额，各边请求发给银两作为年例，这种做法沿袭已久，谁还肯改变？何况边政日益废弛，边地日益荒芜，商人也认为输银便利、输粟困难，想让他们像过去那样到边地自行开垦，已经做不到了。不得已而谋求充足粮食的办法，应以兴办屯田为上策，招募百姓耕种次之，开挖运输渠道又次之。招募百姓耕种边地确实不如召集商人买粮容易，但没有米的时候，召集买粮也困难。韩重华在代北开办营田，释放赃罪官吏九百多人，给他们农具、耕牛和借贷的种子粮，让他们偿还所欠的粮食；一年大获丰收，于是招募百姓组成十五屯，每屯一百三十人，每人耕种一百亩。这确实已经证明招募耕种是可以实行的。先朝大学士杨一清说：“陕西土地肥沃，如果能得到人力把土地全部开垦耕种，三边的军饷就不必烦劳运输，自然会富足有余。” 只有存心、致知这两件事，今天的人才没有真正去做。心一放纵，到遇到事情时就完全不能自己作主。所谓有主宰，只不过是让私意作主；它所处理的事情，难道不是他用来应酬交接的吗？这种所谓主宰，其实不正是放心吗？存心的方法，孔子、孟子说得很详细。致知的方法，经书中有明文，关键只在格物。这是孔孟的真传，也是程子、朱子的实际所得。只是传文有所残缺，近代儒者又妄自提出不同见解，使后学受到迷惑误导。他们大概认为程朱的格物说是不向内心求取、却向外物求取，却不知道古人所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正是格物致知的事情。子夏又说“仁就在其中”，这难道是不向内心求取而向外物求取吗？所以朱子曾说：“义理是人心本来固有的，只要得到涵养，没有物欲的昏蔽，就会自然显现清楚，不需要另外寻求。格物致知，也只是顺着它的明处使它更加明白罢了。”又说：“大体而言，‘敬’字是贯通上下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其中逐节次第进步的地方。”这同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话，完全相合。顺着它的明处使它更加明白，并不超出涵养之外；所谓逐节次第进步，也不离开一心敬慎之中。这当然不是漫无边际地向外物寻求，也从来没有说只向内心求学问就够了。人生活在世间，从来没有抛开万物而独立存在的。就一个人来说，从孩提一直到白发老年；就一天来说，从鸡鸣起床一直到天黑安寝。凡是交往接待、应对酬酢，没有一样不是外物。有这样的外物，就一定有使它成为这样的外物的道理。面对外物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无法顺应性命的正道，恰当地处理事物。所以重视格物，是希望就着具体事情和外物来探求其中的道理，并达到极致。比如思考而分别真假，办事而辨明是非，判断处理是否恰当，都是格物的开端。朱子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是自己没有察觉罢了，如果认真体察，应当格的事物多得很。”这话可以说是在唤醒人。但人们从来没有一天真正用功，却只凭明心见性的一点余绪，想要混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及约束自己、遵守礼法的明确教训。这就是某氏得罪圣门的原因。如今只有这篇文字残缺，这门学问受到遮蔽侵蚀，所以义理不明，品行事业不敦厚，人中没有真正的儒者，做官没有实际的政绩，即使参加科举的人也没有真正的举业。唉！如果有人责怪我，大概就是因为这些话吧？一草一木也都有道理，不能不加以察考。比如京师的草场，有一天冒出烟、燃起火来，赶紧派人查明，原来是因为堆积日久，湿气腐败、郁积蒸发而产生的。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把失火归罪于守场的人。货物最怕被丢弃在地上，应当使它得到适当的使用；什么东西没有用途呢？这都是事物的道理。使用不合乎它的道理，即使是烧火的柴薪也不免被白白浪费。这些难道能说不是一草一木也都有道理吗？这哪一样不关系到人事中最切近的事情？可是有人却说，曾经按照朱子的学说，想从竹子上穷究它的道理，却无法得到；这位先生连这两句话尚且误解，哪里懂得圣贤格物穷理的学问呢？司马光的《稽古录》，朱子曾经称赞这部书，认为学生读完各部经书后，便可以接着读它。我私下想依照朱子的《通鉴纲目》，抄取其中的重要语句；这样比《稽古录》稍微详细一些，内容又连贯，读起来容易。朱子曾经请求修订三礼，但没有成功；到现在又超过三百年了，难道没有人继承他的志愿并把它完成吗？因为已有成书作为依据，再编成这部书也比较容易，应该向朝廷请求，特命人详细审定并交给合适的人办理，这样或许可以商议。士人确实应当重视气节；如果身在馆阁，有气节却没有德行器度，就失去了馆阁的体统。士人确实应当先重视德行器度；如果身在台谏，有德行器度却缺乏气节，就失去了台谏的职责。《方麓集》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