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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柏斋集》，明代何瑭著。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栢斋集》。别集类第五。明代。提要。臣等恭谨考察：《栢斋集》共十一卷，由明代何瑭撰写。何瑭字粹夫，号栢斋，是武陟人，弘治壬戌年进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谥号文定。何瑭品行笃厚、志向坚定，他论学始终以格物致知为根本。集中《送湛若水序》说：“甘泉以存心为主，我以格物致知为先。没有存心，固然就没有格物致知的根本；格物致知达到极致，心的本体和作用就更加完备。”他一生的学问功力就在这里。因此，当时东南学者大多尊奉王守仁“良知”之说，唯独何瑭以亲身实践为主，不以道学家自居。他又关心现实政务，如《均徭》《均粮》《论兵》等篇，都能深刻切中当时的弊病。虽然他的文章质朴，不拘泥于格律和章法，但切实详明，不枝不蔓，仍保存着弘治、正德以前的文章规范，与那些浮泛空谈、剿袭陈说的文风相距甚远。全集中共有文章十卷、诗一卷，是嘉靖已酉年郑王刊刻的。他另有《阴阳乐律》《儒学管见》二书，由赵王摹印流传，合称《栢斋三书》，如今分别流行于世。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柏斋集》第一卷。明代何瑭撰。讲章。《尚书》讲章。禹说：“啊！帝王啊，你要慎重对待自己的帝位。”帝舜说：“是。”禹说：“安定你所当安定的位置，只在事情将要发动时谨慎，也在事情已经安定时谨慎。辅弼大臣要正直，只要一有所行动，天下就会大为响应，预先等待你的意旨，从而光明地承受上帝的命令。上天还会重复降下命令，以美善福祉加以眷顾。” 这是《虞书·益稷》篇，史臣记载大禹告诫舜的话，都是赞叹赞美之辞。“帝”指帝舜；“俞”是“对”的意思；“止”是说事物的道理都具备于我的心中，各有应当依据的至善之处，不可改变；“几”是事情开始发动的地方；“康”是事情安定稳妥的状态；“弼”指辅弼之臣；“徯”是等待；“申”是重复；“休”是美善。大禹将要告诫舜，先赞叹说“啊”，又特意称“帝”来引起他的注意，说：“帝王居于天子之位，如果有一个念头不谨慎，四海之内就都不得安宁；一天不谨慎，千百年的祸患就可能从这里开始，所以必须谨慎，不可放纵。”帝舜听了，便说：“你的话确实有道理，我应当依从你的话，凡事都谨慎。”禹想让帝舜明白谨慎的道理，又说道：“人的心灵，对于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一个至公至正的道理，只因私欲的念头在其中摇动，所以这颗心常常危险而不安。做人君的，凡是处理一件事情、接触一个事物，都必须一心一意专注于道理，这样才能安守其所当止的位置，不陷入人欲造成的危险。” 如果是事情刚开始发动的时候，就必须仔细思量，不要使念头发生差错；到了事务办成的时候，也必须安稳妥当，不可苟且施行，这就是“惟几惟康”。假如所做的事情有一点差错，陷入私欲，辅弼大臣又肯直言劝谏，不让君主陷入有过失的境地，这就是“其弼直”。君臣上下彼此警戒敬畏，谨慎的道理不过如此。天下人的心中都有这个道理，君主所做的既然合乎道理，那么凡有所行动，人心无不响应，甚至在君主尚未发意之前，就已经预先等待着了。何况上天给善人降福、给淫邪者降祸，都看人心的向背；这样光明地承受上帝的命令，上天难道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降下眷顾，给他以美善的福报吗？这就是谨慎所产生的效验。臣私下认为，大禹的话切合治理国家的道理，帝舜一听到便依从，并且见诸施行，所以天下太平，万世都称他为圣明之主。仰望皇上所处的帝位，正是帝舜的帝位，臣恭敬地希望您端正存心、作为施政根本，听取辅弼大臣忠诚正直的言论，使上下相互沟通、天人彼此应和，那么太平之治就可以与尧舜二帝相媲美，宗庙社稷的福祉也必能保持万年了。臣愚昧而忧思不尽，恭请圣明留意。奏议。关于史官职责的议论。

译关于整顿史官职责、以完备国家典制的事。臣听说，担任官职的人就应当想到修治自己的职守，负有进言责任的人就应当想到竭尽忠诚，这是臣下最重要的防守，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臣以浅薄的资质充任史官，恭敬地看到朝廷内外各部门都有职守，唯独史官仿佛无事可做。早朝参见之后，退回私室，对于国家政务没有丝毫补益，却还按月领取俸钱、每天支取廪给，既失去了官守的职责，又难以逃脱尸位素餐的讥讽。每当想到这里，臣无比惶恐惭愧。臣谨考察古代，王朝和诸侯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我朝祖宗设置修撰、编修、检讨，称为史官，让他们掌管记录，这是效法古制。臣谨按《国朝名臣录》所载，太祖时，刘基条列答复天象之问，皇上都把这些答复交给史馆。太宗时，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任记注，凡是应当记录的圣政、圣训，都记录下来以备编纂。由此推知，史官的职掌在国初还没有废失。不知这种因循废弛始于何时，沿袭到今天，仍未能修复实行。臣在接受职务之初就想上奏，只是自己没有考据依据，又担心人微言轻，未必会被采纳，徒然絮叨，实际上又有什么补益，只好含着惭愧领取俸禄，转眼已经过了许多年月。后来又想到圣贤相逢的时代，百废都能兴举，只要言论正确就采纳，并不因为进言者的身份而废弃其意见。处在这样的时代还不进言，就终究没有可以进言的日子了。正准备上奏时，不幸孝宗皇帝突然离开万国，哀悼思慕正为迫切，哪里有闲暇谋划这件事。如今山陵已经完毕，政治正在革新，臣恭敬希望遵循祖宗已经实行的制度，恢复长期废弛的史官职责，命令修撰、编修、检讨、直史馆等官，凡陛下的起居，群臣的论列，重大政事的因革、弛张，大臣僚属的升降、任免，都让他们及时记录，只据事实直书，不必另立论断加以褒贬；并在纸尾写明某官某人，把记录收藏在柜中，以等待编纂。史官职责恢复以后，国家典制就完备了：对上，圣君贤臣的嘉谋嘉猷不至于有所遗漏；对下，奸佞小人也害怕留下贻误万世的讥评，从而有所惩戒，不敢放纵作恶。公而言之，可以表明朝廷没有虚设官职；私而言之，可以使臣下免除尸位素餐的惭愧，事情非常便利。有人说，馆阁之地是用来储养杰出人才的，不必让他们各有具体职守。臣私下认为，培养人才的方法，应当使他们全面了解天下事务，才可以备日后任用。如今这些人对国家政务原本就不了解，即使想熟悉处理政务的方法，也无从入手；如果让他们在史馆供职，或许可以借记录事务的机会，熟悉政务的体制，日后任用时就不至于毫无准备。这项关于疏理、整顿史官职守的建议，实际上也包含培养人才的意思。臣愚昧而忧思不尽。关于战船的议论。

译关于议定战船、巡船处置办法的事。都水司呈报，奉本部送来的操江衙门咨文（内容略）到司。查得本部嘉靖六年造完战船、巡船八十四只，今年正在建造的又有一百零四只；按照规定，其工料和食用费用应由本部筹给，所需物料会有的由本部支出，没有的按例都摊派苏州、松江等府征收解送。查得嘉靖六年修造完毕的船只，其物料先前已经招商购买使用，如今还有四府未完；今年所需物料，各府都还没有解送到。又据咨文称，已经到使用年限而损坏的船有一百二十八只，按例应当修造；未到使用年限而损坏的船有六十三只，不久到年限后也应修造，这些物料都应摊派苏州、松江等府。恐怕民力无法承受，故呈请议定处置办法。文书送到本部后，查得南京内官监供应器皿以及装盛物料，神宫监、司苑局等衙门所需姜棚、姜芽竹篓等物料，本部供应器皿及修船物料，按例都摊派苏州、松江等府，估计银两在十万两以上，如今屡次催促都未能完足解送。这固然由于官吏违误怠慢，也因为百姓贫困，无法及时办纳。操江所管损坏的战船、巡船共一百八十一只，如果再行摊派，实在恐怕民力不能承受，正如该司所担忧，应当议定处理办法。查得永乐年间定额设置的战船只有一百三十一只，宣德以后逐渐增加到三百一十九只，到了成化年间只剩一百四十只，这些都载在《会典》中；当时没有听说误事。如今竟增加到四百只，比永乐年间多出三倍以上，应当酌量减去一半，这样或许可以稍微减轻修造负担，不至于年年摊派，使疲困的百姓更加困苦。有人说，船只多一些是有备无患，操江船只不可轻易削减。臣等议论认为，兵家的法则虽然说有备无患，但尤其应当估量敌情、衡量时势。如果强敌、大盗出没于江湖之间，必须用水战决胜，那么战船不得不多；如果强敌、大盗或者在北方想渡江南下，或者在南方想渡江北上，那么战船只需巡逻、拦截，自然不必很多，因为敌人一旦登岸，战船便都没有用处了。何况如今四方安宁，没有强敌、大盗的警报，出没江上的不过是盐徒和小盗；如果设置战船、巡船二百只，再加上府县巡司等船，已经足够使用，剩余的战船、巡船实在没有用处。即使大盗突然起事，兵部马快等船也不下四五百只，同样可以临时借用，并不算没有准备。如今却因为这些多余无用的船只而连年摊派，严重困扰疲惫贫困的百姓。这似乎不是妥善的办法。又查得新江口战座、巡哨等船，旧例是五年一修、十年一造。先前船只损坏，都是操江官军自行准备物料修理。天顺三年，南京内守备题请会同外守备及本部议定：座船二只，先使用旧有物料，不足的部分，如果库中有储备就支取，库中没有就购买，动用官钱，发给修理战船所需物料；费用按五成计算，官府准备二成，原船官军准备三成。经过会议题准后，一直遵行。到成化二十年，外守备奏请把损坏的船只只交南京工部修造。本部查核题准的事例后，具奏仍准照旧实行官二、军三。到成化二十三年，内外守备又题请，巡军比操军辛苦，巡船损坏应交南京工部修造。工部覆奏题准后，移文本部查照；既然没有其他议论，便将所需物料查明，有储备的支取，没有的购买，并委派一名官员严格督促龙江提举司的官吏、工匠以及南京中军都督府调拨的官军，与原船旗军共同用工修造。本部既失于查照题准、正在实行的事例而据理奏争，又失于查照原奏的具体情节，于是把巡船和战船一并交由工部修造，从此便成为惯例。弘治十八年，本部又奏准，改造战船、巡船等船只时，库中没有的物料摊派直隶苏州、松江等府州县办理解送；沿袭到今天，遂成为定例。各船旗军因为战船损坏都由本部修造，利害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于是把战船视为官物，不但不加爱惜，甚至暗中糟蹋，往往不到年限就已经损坏，到了年限又移文给本部修造，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臣等议论认为，运粮官军劳苦万状，运粮船损坏尚且由官府停征一半费用、出银修造；操江官军安逸得很，战船损坏却一文不出，只由本部修造，已经很不公平，又造成战船迅速损坏的弊病，实在非常不便。请求敕令有关部门会同兵部，按照臣等的意见议定；如果万一可以采纳，请将战船、巡船酌量留下二百只使用，其余全部送到龙江提举司拆卸堆放，等留下的船只损坏后就用来修造；不足的物料和银两，或者查照题准的旧例，按五成计算，官府出二成、军队出三成；或者比照运粮船的事例，由官军停征出资。战船既然减少，修造自然减少；操军知道爱惜自己的船，损坏就一定会延迟；修造越少，物料本部就越能筹办，不…… 必定摊派给各府，使疲困的百姓更加困苦，这件事似乎非常有利。关于织造的议论。

译关于议定织造所需丝料及弹劾不称职官员的事。都水司呈报，奉本部送来的守备揭帖（内容略）到部。查阅案卷得知，嘉靖四年（内容略），据铺户何辅等人控告（内容略）；又据南京丙字库（内容略）。查《诸司职掌》所载，凡是织造供应的袍服、缎匹以及祭祀用的制帛，都必须在内府设置织局织造；所用蚕丝、红花、蓝淀，应当从产地的税粮中折收，按年派人送入库中支用。由此可知，织造制帛所需的丝料，确实应当从丙字库支用，这是祖宗制定的正法。嘉靖四年织造制帛一万五千段，本部疏忽没有查照，竟把所需丝料作为库中没有，发文让应天府铺户购买，实在是违法，应当参照查处。铺户何辅所控告的事情，情状既值得怜悯，道理也很正当。既然丙字库中有可以使用的细丝，应当把原来打算发文让应天府铺户购买丝料一事改正，改为从丙字库支用。此事已经移文神帛堂遵照办理、选择使用，并条列送交南京礼部拟定办理、会同上奏。如今接到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高某等人的揭帖，其中说神帛堂堂长禀报，丙字库的丝不堪用于织造等事。臣等查察认为，丙字库内外官员、吏典等人，专门负责收取和支出物料，却把税粮折收的串五细丝滥换成粗丝，以致不能供织造支用。如果不是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也就是怠慢职守、耽误事务。查《大明律》“起解金银足色”条规定，凡收受各类课程、变卖货物而解送金银，必须足色；如果成色不足规定，提调官、吏、工匠各杖四十，并责令均摊赔偿、归还官府。对于该库内外官员、吏典等人，应当比照前述律条查究审问。但该库申称所收的丝可以使用，并且已经由守备官选定；现在神帛堂却说这些丝不能使用。参照铺户的诉词，其中恐怕还有其他情况，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议处：是否可以把该库内外官员等比照前律提拿审问，或者另作决定，一并奏请皇上裁决，等候圣旨后遵照施行。再看揭帖又称，神帛堂急缺织造丝料，要求从长计议、详加审察，实际意图不过是想照旧让应天府铺户购买。臣等议论认为，买丝既然违法，又使折收来的丝最终归于无用，公私两方面都受到损害，实在不便。本部既已知道这种弊端，怎么可以再次实行？但神帛堂坚持说该库收取的串五丝都不能使用，如果不赶快议处，往来驳难，难免耽误事务，请求敕令有关部门移文户部，再转行南京户部议处：是否可以从明年以后，将湖州府解到的串五丝直接送到神帛堂收用，同时移文丙字库使其知道数额；这样公私两方面都便利，或许可以长久实行。又查《诸司职掌》所载，蚕丝产于浙江湖州府，每年应折收六万觔。如今每年折收串丝、荒丝各仅二万两，计算起来各只有一千二百五十觔。神帛堂每年应使用的丝数，屡次行文查问，始终不肯报明，因此不知道具体数目。守备平时口头说每年织三千段，应使用丝二千八百十二觔八两。又查得内织染局织造诰勑所需的丝料，也应从丙字库支用，每年织一千道，计算应使用若干觔丝。如今折收的串五丝数量很少，支用不足，免不了又要议处，也请求转行南京户部议定。再查，如果神帛堂每年织造制帛三千段，那么串五细丝再加派二千七百五十觔，就足以供两个衙门支用；这是旧制，不算多事。又查丙字库现存近年丝料已经有三万五千余觔，年代久远的更不知有多少；既然各衙门都不支用，最终都将化为灰烬，似乎也很可惜，也请求转行南京户部议处为便。事情是关于议定织造丝料及弹劾不称职官员的情理（内容略）。制帛一段，长十八尺。所需串五丝十五两，平均每尺需丝八钱三分三厘有余。一品文职诰命长一丈二尺，所需串五丝一觔十二两六钱一分二厘五毫；二品长一丈，所需丝一觔六两八钱六分二厘五毫；三品长八尺五寸，所需丝一觔四两一钱八分七厘五毫；五品长六尺，所需丝一觔五钱一分二厘。勑命所需丝十三两六钱九分二厘五毫。武职诰命所需丝十三两一钱三分八毫。这些物料数目是织造时原定的数目；如今按制帛的重量、长度来计算，似乎多得过分，当时也想上奏请求减省，后来因为调任官职而没有奏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丈〕 关于民间财力空虚弊病的议论。

译理财以充足百姓财力，从而安定天下、保全圣明的统治。臣私下听说，治理天下的办法，重点在于理财。因为财用的盈余或不足，关系到百姓生活的安乐或困苦，而国家的安危、治乱也随之而定，这当然不能忽视。古人说过，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府就一定在百姓手中。去年因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山东、山西等地发生灾荒，各地抚按官员多次上奏，王府禄米、军士月粮大多拖欠，无法设法补足；军民饿死的人很多，也没有办法赈济。由此可见，官府和民间的财力都空虚不足，是可以想见的。臣私下认为，官府财力不足固然值得忧虑，但还不如民间财力不足更加值得忧虑。因为民间财力不足，即使丰收年也难免挨冻受饿，到了灾荒年更必然死亡。挨冻受饿、死亡的忧患从内部逼迫他们，而剥削、差役、科派的祸患又从外部逼迫他们，形势到了穷困极端的地步，盗贼必然兴起；这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忧患，并不是小小的利害问题，难道不值得深切忧虑吗？去年发生灾荒，幸赖皇上圣明，立即施行蠲免，大力赈济，民心稍稍安定，然而已经有很多人死亡。万一不幸接连几年发生灾荒，不知百姓将怎样承受，这实在不能不预先设法应对。臣以迂腐疏略的资质充任户部官员，承蒙负有理财的责任，私下计算官府财力之所以空虚不足，弊病有四项；民间财力之所以空虚不足，弊病也有四项。宗室日益繁衍，武职日益泛滥，吃闲俸禄的人太多，额外耗费太广，这是官府财力空虚不足的四项弊病。此外还有征收、追纳拖欠钱粮的弊病。官吏剥削，差役科派繁重，风俗奢侈僭越，人口繁衍过多，这是民间财力空虚不足的四项弊病。官府财力不足的四项弊病，本部已经先行具题；至于民间财力不足的四项弊病，臣谨慎地逐条开列奏报。恭请皇上怜悯百姓的困穷，考虑宗庙社稷的大计，敕令有关部门议定并切实实行，那么民间财力就可以充足，天下就可以安定，而皇上孜孜不倦求得治理的愿望，也可以稍稍得到满足了。臣愚昧而忧思不尽。一、官吏剥削。传记说，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员失去德行，是因为受宠和贿赂的风气公开盛行。官吏贪受贿赂，必然剥削百姓；百姓穷困不堪，小则成为盗贼，大则发动叛乱，于是国家的治理就败坏了，这是必然的道理。我太祖高皇帝出身民间，深知其中弊病，所以建国之初严厉惩治贪赃受贿，官吏罪行严重的立即诛杀，以快慰百姓之心。又制定《大诰》《醒贪录》等书来告诫他们，还制定官吏受枉法赃满贯处绞刑的法律来使他们恐惧，因此当时官吏畏惧法律，百姓得以安宁。晚年因为看到法令已经施行，贪污风气已经革除，于洪武三十年规定官吏受赃满贯的，改为杂犯死罪，准许收赎，大概是不忍因为财物的缘故伤害人的性命，这体现了圣祖宽仁体恤的心意。无奈官吏没有才德，不能体察圣祖的心意，逐渐助长贪赂的习气，积累到正德年间，弊病达到了极点。官职靠贿赂升迁，罪行靠贿赂赦免，京城之下公然行贿受贿，郡县之间肆意诛求，百姓所受的祸害，几乎不忍说起；百姓困苦穷乏，盗贼蜂拥而起，国家的事情几乎到了大败的地步。臣忧虑愤懑不能自胜，于正德六年上奏说：首先想要敕令告诫大臣，让他们守廉奉法，为百官作表率；其次想把贪赃害民的官员，凡是犯取受并侵吞入己的赃款满贯以上者，一律籍没财产，轻者贬为平民，重者充军；军职犯赃的也一并归法审断。臣所希望的是，法令严明，贪官知道畏惧，百姓的困苦可以缓解，国家也可以保全。当时议论的人都说臣的建议苛刻，难以实行。臣私下认为，用难以做到的事情要求别人，人的才智有限，确实不能勉强；如果一概加罪，才确实算苛刻。至于贪污还是不贪污，关键在于肯不肯，并不是什么极高、极难做到的事情。何况他们夺取百姓的财物，法律只是籍没他们的财产，情理和法律似乎相互对应，而且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似乎还不能算苛刻。议论者的意思，不过是说士君子在仕途上辛苦奔波，有所收受也是常情，如果因为犯罪而籍没财产，似乎值得怜悯罢了。臣私下听说，宋代范文正公执掌政事时，遇到没有才干的监司，便一笔勾销。富郑公说：“您只知道一笔勾销，却不知道有一家人要哭了。”范公说：“一家人哭，怎么比得上一路百姓哭呢？”富公当时也是贤者，他的话也近于宽厚，但他所看到的公私大小，远远比不上范公。何况官吏贪受贿赂，就会剥削百姓；百姓困穷，就会给国家留下祸患，情理既然可恶，关系又尤其重大；这和其他那些没有才干、耽误事务的官员不同。怎么可以过分姑息而不加重惩治呢？自从皇上即位以来，选用忠臣贤者，禁止贿赂，京城之下号称清明；然而府县之间的贪污风气仍然存在，诛求剥削至今没有停止。上级官员事务繁多，姑息纵容，不实行严厉治理；更严重的还互相勾结、收受贿赂，放纵私情，民间财力日益空虚，百姓生活日益困苦，其弊病的根源就在这里。这种风气不革除，却想使百姓安定、国家得到治理，断然没有这个道理。臣愚昧地听说，治疗久病要用毒药，革除积久的弊病要用重典，应当先向天下百官重申告诫，命令他们守廉爱民。命令下达以后，胆敢仍像从前一样贪赂害民的，凡犯枉法赃满贯以上者，一律籍没财产，照例充军；犯不枉法赃以及侵盗赃达到白银一百两以上，或其他财物折价达到白银一百两以上者，也籍没财产，照常发配为民；军职犯赃的，一并依法审断。如果上司官员接到控告官吏贪赃的事情而不受理，或者虽然受理却拟定判决不合乎法律，也都以不称职黜退；有赃罪的也从重论处。每年年终，巡按御史和法司都把审问过的赃官人数造册上奏，以便查考。对于奸诈顽劣、妄造赃情、排挤陷害官吏的人，除了按诬告罪论处，还要迁徙到塞外。贪官所爱惜的只是财物；如果只罢免他的官职，却不夺取他的财产，他仍然没有失去富有的生活，既然不知道羞耻，怎么肯改正行为？如果实行籍没财产的法律，那么即使不按死罪治他，他也会担心连原有的财产一并失去，必然知道警戒畏惧。这样，贪污风气或许可以革除，民间财力不再耗损，百姓的困苦可以缓解，国家的治理也或许能够长久保全。一、差役科派繁重。

译传记说，按照时令役使百姓、少征赋税，以劝勉百姓，这是治理天下国家的常道。治理国家不能不役使百姓，但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役使，不耗尽他们的力量，这样就可以了；不能不向百姓征取财物，但应当少征而不使他们的财产匮乏，这样就可以了。这是古代圣贤的明确训诫，是万世不可改变的道理。仰望我朝役使百姓的制度，除了里甲正办之外，如粮长、解户、马头、船头、馆夫、水夫、马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之类，没有不役使的，已经很多了。不过国初法令严明，编派有定额，所以民力还没有劳苦到极点。近年以来，在常役之外，各种杂派夫役纷纷出现，如斫柴夫、抬柴夫、修河夫、修仓夫、运料夫、接递夫、站夫、铺夫、闸夫、浅夫之类，因事编派，数目多得不可胜数。国朝征取百姓财物的制度，除了田土税粮之外，如盐课、茶课、金银课、铁课、鱼课、税商船钞、户口食盐、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类，无所不取，已经很重了。不过国初对于公用物料，尚且让百姓以税粮折纳，或者由官府出钱收买，所以民间财产还没有耗费到极点。近年以来，在定额征收之外，各种杂派物料又纷纷出现，如供用库物料、甲丁库颜料、光禄寺厨料、太常寺牲口，南京则又有供用器皿物料、战船巡船物料、内府各衙门应用物料，随时摊派，数目多得不可胜数。以上夫役和物料，只是臣所知道的；臣不知道的还不止这些。按例都从百姓那里办取，上级官员只一心务求把事情办成，至于民力能否承受、民间财力是否足够，都无暇考虑。贤能的地方长官即使有爱民之心，迫于上级命令，也不能自行施展自己的意志。不才官员又往往借此牟利，加上吏典和里胥多方收钱放免、额外科派，百姓所受的祸害，实在不忍说。民间财力的耗损、百姓生活的困苦，这也是弊病的大端。臣私下认为，前面所说的杂派夫役既然不能免除，就只应有定额、在适当时节使用，这样或许可以稍微宽减民力。为了使百姓得到一分恩惠，应当下令各州县一律查出人丁，大略仿照古代役使民力的办法，全年不过三日。除去因服役、占用以及优免而不应服役的人丁外，每五丁编派夫役一名，每年服役不超过一月，平均每丁各服役六日；不服役的，缴纳折合工食银一钱二分。南方按田亩征发夫役的地方，就每一百亩田折算一丁，按数编派夫役，都准照前面的例子办理。或者本地工程多而夫役少，如果工程可以缓办，就命令分年依次举行；如果工程紧急不能缓办，就命令邻近州县的夫役通融协助。大体说来，路远的出银，路近的出力；或者百姓愿意亲自赴工、不愿出银的，听凭他们选择。如果本地和邻近地区都没有工程，就宽免给百姓。至于杂派物料，应当仍然照国初旧例办理：属于远方州县出产的，或者让百姓以税粮折纳，或者用应征的税课钱钞收买，再派人解送使用；属于京师附近出产的，就直接用各地解到的税课钱钞收买，不必摊派给百姓。总之不许让百姓出资办理。各项物料中有不属于紧急使用的，还应命令有关衙门查出，酌量裁减。这样，民间财产可以少受损耗，百姓困苦可以缓解，国家的治理也可以长久保全。一、风俗奢侈僭越。《易经》说，节制要用制度，使财物不受损伤、百姓不受祸害；又说，穿戴服饰要用来辨明上下等级，使百姓的志向安定。用度奢侈，百姓的财力必然受损；上下等级不分，百姓的心志必然不定。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考虑的。仰望我太祖高皇帝，在开国之初，凡是官民的房屋、衣服、器皿等物，都制定了等级制度。上等可以兼用下等，下等不许僭越上等；违反的各依法治罪。居处僭越使用上等规格的，甚至处死并籍没财产。立法的意图可以说非常严厉了。那时百姓刚刚脱离战乱流离之苦，各种用度只求满足需要，奢侈僭越的很少。其间违反礼制而奢侈僭越的，不过是两三家豪门，圣祖已经这样严加禁止。自国初到现在一百六十年，太平日久，风俗日益奢侈，从贵近大臣开始，蔓延到富豪百姓，一切都以奢侈相互夸耀。单是一座宫室台榭的费用，就可用银数百两；一套衣服、一次宴享的费用，就可用银数十两；车马器用，务求极尽华丽奢靡。有财力的人以此相互夸耀，财力不足的人也跟着仿效，上下等级的区别荡然无存。风俗形成以后，民心受到迷惑，以至于里巷贫民平日看惯了奢侈僭越，婚姻丧葬的仪式、宴会馈赠的礼物，害怕亲友讥笑，也竭尽力量筹办，甚至借债来办理。官府习惯于耳闻目见，对此全都不加禁止。偶尔有一两个贤明的官员想要实行禁约，议论者却多说奢侈僭越的人花的是自己的钱，对治理没有妨害，反而讥笑禁止的人不通达人情。众人一起反对，法律怎么能够实行？他们却不知道，风俗奢侈僭越，不只会耗损百姓财产，还会扰乱百姓心志。因为风俗既然以奢侈僭越相互夸耀，官吏所得的俸禄、小民农商所获得的收入也都不多，哪里能够满足用度？所以官吏就务求贪婪暴食，小民就务求欺骗掠夺。由此推论，奢侈僭越一件事实际上会产生许多弊病，正是耗损民财的根源。臣愚昧地认为，风俗既已败坏，如果不严加禁止惩治，弊病就无法革除。应当命礼部查照祖宗旧制，再次申明。像婚姻丧葬、礼物妆奁、祭祀宴饮之类，旧制没有完备规定的，也分别制定制度。僧道死亡丧葬时的追荐、遭遇灾祸时的祈禳之类，或者一律禁止，或者让它们比照祭祀制度办理。制度确定后，通行天下，刻榜公布禁约。违犯的人除了依法治罪，还要把违法之物一律没收入官。饮食等物不能没官的，就按照所费财物处罚，以十分为标准，其中三分给告发者作赏金，七分用来赈济和补助贫民。

译用来补助粮差拖欠的费用，再犯的加倍处罚，三犯的无论官民，一律迁徙到塞外。如果管辖官员接到控告官民奢侈僭越的事情却不受理，或者虽然受理却不依照条例处罚，也都按照制书有违的罪名审问；完全不管理的，就以不称职罢黜。发布命令在君主，承受君主命令并使之贯彻到百姓则在臣下；臣下既然不奉行君主的命令，不称职就太严重了，罢黜还有什么可疑？有人说，给告发者赏金会助长告讦之风；没收犯人的财物，也可能成为贪官借机牟利的途径，这些都不合治国体制，难以实行。臣私下认为，命令贵在一定实行，禁令贵在一定止息。命令不能实行，禁令不能止息，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关于官民奢侈僭越，管辖官员必须先知道，才可以处罚。如果告发者没有赏金，人们都会认为奢侈僭越者花自己的钱，对自己没有损害；出面告发只是白白结下仇怨，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下层百姓既不告发，上级官员又从哪里知道？想让命令实行、使禁令止息，就很难了。圣祖在除奸革弊时都奖赏告发者，大概正是这个缘故。至于把违法之物没收入官，以及不可没官的物品按所费罚银，用来赈济或补助贫民粮差拖欠，这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官吏侵吞欺骗，自有正当法律可以处理，怎么能预先替他们考虑，反而使禁止惩治奢侈僭越的良法受到阻碍而不能实行呢？臣又听说，京师是四方的中心，君主是万物教化的源头，所以教化要从上面推行，法律要从近处先行。恭请皇上亲自奉行节俭，作为天下的表率，严格告诫内外官员节省用度、爱惜福分，不许过分奢侈僭越而败坏风俗；违犯的听凭科道官员纠察举发，一体处罚。这样，民间财力不受耗损，百姓心志不受迷惑，国家以礼教化百姓的治理就或许可以实现了。一、人口繁衍过多。孔子到卫国去，曾经有过感叹人口众多的话。冉有问：“人口已经很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因为人口多却不富裕，百姓生活就不能满足，治理的功业也不能完成，这是必然的道理。仰望我朝开创之初，战乱刚刚平定，人口稀少，土地所生产的物资，供养百姓自然有余。太平日久，人口繁衍增多，而土地所生产的物资没有增加，供养自然不足。再加上官吏剥削、差役科派繁重、风俗奢侈，百姓财力怎么能不耗损，生活怎么能不困苦？如今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前面三项弊病，如果蒙准施行，可以挽救其中一半。至于人口繁多，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充分开发土地的利益来资助生计和养育人口这一办法，还可以施行。如今土地狭窄的地方，贫民甚至没有土地可以耕种；而凤阳、淮徐、山东、登莱等地，荒田一望无际。近来臣下进言，想要命令官员劝导农民开垦荒地，他们的用意也都在这里。但是开垦荒地的办法，事情非常困难。因为招集来开垦土地的人大多贫困艰难，不能自给。荒废已久的地方人口稀少、地处偏僻，新迁集来的百姓既没有房屋可以居住，又没有亲戚可以依靠，也没有农具、种子可以使用；从事农业的时节又没有空闲经营其他事情，早晚的饮食，又到哪里去取得供给呢？所以百姓往往不能安居乐业，动辄又辗转迁徙。虽然设置了劝农官，最终也没有成效。臣愚见，设置官员劝农，如果不赋予他办事的权力，就无法使他施行自己的志愿；如果不以赏罚来约束，就不能使他竭尽心力。如今山东虽已任命劝农官，却没有赋予他们办事的权力；凤阳等地则都还没有任命官员。应当敕令有关部门选择熟悉农务的人，授予按察官的职务，赐给敕书，命他们专门管理劝农事务。或者查点拨用本地丁口多而田地少的人，或者招集外地流离失业的人，或者起用征取狭乡无地的人，都听凭他们酌情办理。凡农民所需要的房屋、农具、种子和赈济物资，都准许他们动用官钱置办。仍命他们兼管诉讼，凡收取的纸价和赎银，都听凭他们酌情使用。至于分头推行、催促督察，可准许设置老人负责管理。老人中尽心勤谨的，准许酌情赏赐慰劳；仍刊发《农桑撮要》等书，使各人都知道种植的方法。三年以后，土地已经成熟，每亩征收米五升，就用来补充该县逃亡迁徙者拖欠的粮额；官府按量升迁，仍留下来负责劝农。六年以后，农事大有成效，破格升迁授职；有的因循懈怠，三年没有成效，也酌情予以责罚降职。仍通行各州县官员：凡有荒地的地方，都命令他们教导百姓开垦；三年之内，土地开辟而粮赋完足的，考核为称职；土地荒芜而粮赋亏欠的，考核为不称职。这样，官员肯尽心，百姓肯尽力。土地的生产力全部得到开发，不仅人口繁衍后有了养活自己的条件，公家的用度也有了资助。○奏疏 东昌同知乞求致仕状

译臣因患病不能供职，乞求恩准放归田里的事情。臣现年四十二岁，属河南怀庆卫军籍，是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人，由进士出身，历任翰林修撰。正德五年三月间奏请获准致仕，正德六年二月间奉命起用复职，正德八年四月间因不谨慎获罪，改调直隶大名府开州同知。正德十年闰四月间转升现职，当年五月初十日到任。臣想自己才能迂腐疏浅，身体又多病，本来不宜长久处在仕途。先前已经得到放归田里的恩准，后来又蒙起用，但臣的病实际上还没有痊愈。只是想到从前忝居侍从之职，长久蒙受皇恩私恩，却没有一句话、一个行动可以报答，若离去，在人臣的道义上实在不安。又加上父母年老、家境贫困，公私两方面都受到逼迫，所以不得已扶病赴任。一是想竭尽犬马之忠，稍稍谋求报答；一是想求得微薄俸禄，以供日常生活。这就是臣的心愿。但臣才智短浅，言语行为多有违失，任职没有丝毫功效，反而过失不少，实在经不起人们指责。臣在道义上不能见机早退，以至因不谨慎获罪，仍蒙圣恩宽容，没有加重谴责，反而给了我一个好地方。起初还想勉力谋求以后的功绩，来赎前罪，但政务繁多，才智难以胜任，忧劳交相加剧，疾病更加严重。任职两年，患病超过一半时间。如果追究臣旷废职务的罪过，本来应当按罢黜的条例处理。臣却蒙恩破格升迁官阶，使我辅佐大郡。这大概是朝廷念及臣曾经忝居侍从，怜悯臣没有什么才识，所以如此优厚地任用我。臣虽然愚昧，难道不知道感恩吗？只是想到人臣的道义，是尽自己的力量担任职位，不能胜任就应当停止。臣先任开州时，事务少而地处偏僻，尚且有很多旷废职务之处。如今任东昌，统辖十八州县，道路正处于南北交通要冲，政务很多，应接不暇。像臣这样无才多病的人，哪里能够胜任？近来病势加重，心悸、眩晕，没有一天能够片刻安宁；咳嗽、呕吐，不时发作。又加上肢体疼痛，神志昏乱，举止屡屡失常，政务确实多有妨碍废弛。如果不预先请求退避，实在恐怕旷废职务更加严重，罪责难以避免。伏望圣恩怜悯，乞求敕令有关部门将臣放归田里，使臣得以免除罪责，苟延性命。臣感恩戴德、惶恐战栗至极。东昌再乞求致仕状 臣因患病不能供职，恳求天恩放归田里的事情。臣先前因患病不能供职，于正德十年九月间上奏请求放归田里，奏章下发后没有得到答复。臣私下揣度有关部门的意思，一定是认为臣的病还没有严重到不可救治，不忍心立即弃置不用。这固然是大臣爱惜人才的意思。至于臣在道义上不能不离去、在情势上不能再留下，有关部门大概还没有来得及察知。臣想到自己固执迂腐、疏浅狭隘而急躁，既没有治理政事的才干，也没有保全自身的办法，又加上疾病侵扰，神志全都昏乱，举止屡屡失常，职务实在多有妨碍废弛。只是上司曲意包容，没有立即纠察举发。然而包容是私情，纠察是公法。臣如果不赶紧请求退避，到了旷废职务更加严重、罪状更加明显的时候，上司即使想曲意包容，臣即使想侥幸苟免，也都不可能了。因为旷废职务获罪，对无才的人来说本来不值得惋惜，但公家的事情却免不了受到耽误。既然如此，哪里比得上在事情败坏以前离去更好呢？这就是臣在道义上不能不离去的原因。臣曾说，士人生在世间，有才的就应当被任用，忧虑百姓的忧虑；无才的就应当退居，享受自己的安乐。臣窃取俸禄已经十五年，从来没有丝毫补报，臣的无才已经可以知道了。何况疾病已经深重，神志已经沮丧，如果再长期留在仕途，辗转拖成沉痼，必将损伤性命。进身既不能有益于公家，退处又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俯仰于自身和世事之间，抱恨哪里有尽头？这就是臣在情感上不能再留下的原因。臣私下听说圣人治理天下，重在顺应人情，所以不以人所不能做到的事责求他，也不强迫人去做他不愿做的事。如今英俊之才多如树林，并不缺乏可任用的人，府中佐贰之官也是人们所羡慕的职位。若使无才多病的人退休归田，而英明强健的人驰骋仕途，那么对上既不耽误公事，对下又顺遂其个人心愿，大臣驾驭人才、端正风俗的道理，也就一举两得了。何必一定要留下一个无才之人，才算爱惜人才呢？臣实在是内心情势逼迫，言语冒犯，罪当万死。伏望圣恩怜悯，稍稍宽免斧钺之诛，敕令查照臣先前的奏章，放归田里，使臣得以免除罪责，苟全性命。臣感恩戴德、惶恐战栗至极。礼部再乞求致仕状 臣自陈年老多病、旷废职务，恳求天恩放归田里的事情。臣先前因患病不能供职，具奏乞恩放归田里，蒙圣上准许给假调理。除恭敬遵从外，臣想到自己禀赋浅薄，血气早衰，自新年以来，每当站立稍久，腰脊便酸痛；劳苦稍微过度，呕吐咳嗽便一齐发作，头晕目眩，心悸不安，每次感受劳累便发作，每次发作都加重。臣私下估计，既已衰老便没有再恢复壮健的时期，而居官又没有不劳累的道理。疾病稍一发作，职务必然旷废；职务既然旷废，罪责就无法避免。与其获罪以后再归去，不如见机及早退下。因此冒昧具奏，乞求恩准放归田里。承蒙圣恩，不立即罢黜，仍准给假调理。臣感激不尽，起初也想勉强调养，谋求报答。无奈病根已经深重，调理难以见效，至今过了半个月仍未痊愈。臣私下估计，病势如此，如果再贪恋皇恩，不早些引退，那么忧劳接连而来，疾病一定会沉重难治。不仅无法尽到报恩的忠心，而且将免不了有损伤性命的忧虑。这就是臣日夜忧惧、不知如何是好的原因。伏望圣恩怜悯臣年老多病，将臣放归田里，使我得以解除忧劳，稍延残喘，以便仰望观看圣上的治理教化取得成效。臣对天恩感激戴德至极。礼部致仕谢恩疏 臣为谢恩而上疏。臣先前因患病不能供职，具奏乞恩，放归田里，蒙圣上准许给假调理。后来又自陈年老多病、旷废职务，恳求天恩放归田里，事情承奉圣旨办理。何瑭屡次称有疾病，准许回原籍养病。谨此恭敬遵行。臣想到自己鄙陋疏庸，错误地承受任用，所受恩典超过山海，而报答少如尘埃。如今因年老多病请求归乡，又蒙准许养病，臣感激不尽。本想扶病入朝谢恩，当面辞谢；又想到病体尚且虚弱，眩晕时常发作，实在恐怕跌倒而失去仪节，深感不便。因此除向宫阙叩头外，谨具本章谢恩辞谢。伏望圣德更加崇高，皇上的谋略完全充实。臣幸而还没有僵倒，尚且应当和农夫樵夫一起歌咏太平，把这种太平传示到无穷无尽。臣感恩戴德、依恋仰慕至极。

译礼部第三次乞求致仕状 恳求天恩怜悯臣年老多病，容许臣照旧回原籍养病的事情。臣先于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因年老多病、旷废职务，具奏恳求天恩放归田里。承蒙圣恩，准许放回原籍养病。臣于五月初一日具奏谢恩辞谢，初六日出京回籍，初七日走到张家湾地方，接到吏部差人送来的咨文，其中说：节录钦差四川道监察御史毛凤诏奏请陛下的意见：近来准许礼部右侍郎何瑭回籍养病，如果蒙圣上爱惜这个人才，可以改命他留在京城调理，病愈后立即出来供职等情。随即奉圣旨：何瑭着在京城调理，病愈后仍出来办事，不许回籍，也不必辞谢。咨文全部送到臣这里，臣感激不尽。臣想到朝廷内外群臣中，才德学问超过臣的不可胜数，选择任用绰绰有余。陛下一听御史的话，就改命臣在京调理，病愈后仍出来办事，恩宠眷顾深厚，臣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只是想到疾病有轻有重，调理也有难有易。臣的病由于血气早衰，每逢忧劳便发作；由于血气衰弱，不是十天半月能够补养的，而职务繁重，又免不了忧劳。如果久病不愈，就会因旷废职务获罪。臣之所以恳求放回，是因为情势实在不得已。臣如今已经遵奉先前的恩命回籍，在途中如果再遵照这次恩命，重新回京调理，实在恐怕疾病没有痊愈的期限，既无法仰报圣恩，久病废职又不免最终遭受刑法。这就是臣忧惧悲伤、不知如何是好的原因。士君子进德修业，谁不希望遇到圣明时代，稍稍施展自己的志愿，享有爵禄以为光荣呢？臣年轻时读书也颇为辛苦，如今幸而遇到圣明的君主，得见富贵的乐趣，假如臣的病能够支持，心中没有忧惧，又哪里肯无缘无故请求退下，使自己处在贫贱之地呢？这样看来，臣的情由可以推知，而臣的命运实在可怜。伏望圣恩怜悯臣年老多病的痛苦，体察臣情势急迫的心情，仍容许臣照依先前所奉的恩命，放回原籍养病，使臣能够解除忧劳，稍延残喘，那么臣余下的岁月全都是陛下所赐。臣感激戴德至极。如今臣想回京，却因患病不能；想回籍，又害怕获罪而不敢，进退两难，早晚徘徊。辞免掌管都察院事状 辞免新的任命，乞求恩准容许照旧养病的事情。臣于嘉靖八年四月间，因年老多病、旷废职务，具奏恳求天恩放归田里。节录奉圣旨：何瑭既然屡次称有疾病，准许放回原籍养病。臣于五月初六日起程回籍，本月二十三日接到吏部咨文：吏部等衙门议定，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员缺，如今推举礼部右侍郎何瑭、兵部右侍郎黄衷，二人都能够任用。伏乞圣明从中选用一人，命其到任管理事务等情。奉圣旨：何瑭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管院务。臣恭敬遵奉，咨文随即送来。臣感激而又恐惧，立即想具奏辞免，只因正在途中，不便上奏。六月十六日，臣才回到原籍。臣想到自己因年老多病请求归乡，承蒙圣恩准许回籍养病，正庆幸苟延残喘，哪里敢再希望升迁？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职位，在职诸臣自然足以选拔任用，没想到有关部门推举臣并加以推荐，又蒙圣明选用，恩典出乎意料，事情非常规。臣感激不尽，只是想到臣正以年老多病请求退下，却突然蒙受非常的任命，内心实在不安。何况都察院是掌管纲纪的机构，都御史是风纪宪法之长；虽然两京政务有繁简不同，但百官共同仰望的责任彼此没有区别。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做到对事务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没有不进言的，这才差不多能够称职。臣想到自己才识迂腐疏浅，对于国家政务既不完全通晓，对于臣下贤能与否更是见闻很少。又加上如今疾病不断侵扰，神志衰败沮丧，心悸眩晕，没有片刻安宁；呕吐疼痛，一有感触就发作，哪里能够振举纲纪，仰助朝廷谋略？势必上辜负圣明选用的恩典，下辜负大臣推荐褒扬的期望，获罪于国家法纪，受到士林讥笑。臣实在恐惧不已。伏望圣恩怜悯臣年老多病，容许臣照旧在原籍调理，收回新的任命，改授给贤能之人，那么国家纲纪可以得到振兴，臣个人的心愿也可以得到安适。臣感激而恐惧至极。○表 恭上皇考献皇帝徽号贺表 臣伏思，教化从家庭和国家开始，昭示君主有道；礼制以孝敬为先，使万国共同欢心。凡属臣民，全都欣喜庆贺。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聪明是上天赋予的，英明睿智早年便已成就。上帝厚爱降生圣明之主，大宗入继大统，确实符合朝廷内外的心愿。道义上虽重在承继的关系，恩情岂能忘记亲生之源？因此隆重增加尊贵徽号，既完全尽到了常礼，又以丰盛礼物和特殊称号兼尽无穷的感情。事情因道义而兴起，众生都仰望仁孝的风范；恩泽从上而下流布，天下都承受广大深厚的恩惠。臣等亲身遇到这盛大典礼，喜悦超过平常的心情。只是职守限制在南方藩国，仍然一心倾向北阙。伏愿陛下极尽慈爱和敬意，笃厚奉养两宫；多福多寿，多生男嗣，使本宗万世昌盛。臣等瞻望天颜、仰承圣德，激切惶恐至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恭上昭懿慈寿皇太后徽号贺表。臣伏思，英皇配享舜帝，流传千古的美名；任姒辅佐周室，开创一代盛治。古来传闻如此，今日又欣喜地看到这样的盛事。恭敬地想到昭懿慈寿皇太后陛下，德性具备坤元之厚，圣明与上天相同。辅佐孝庙，在天下施行母仪般的教化；启发保佑武皇，在九州显扬母后的仪范。赞助宣扬先帝遗诏，迎立圣明之主，使宝位将要倾危而转为安定，使人心和合而安定。这固然是上天的心意所在，也由于圣德难以用语言形容。因此皇上想报答的心意无方无尽，致使徽号一次次增加而没有止境。臣民共同庆贺，夷夏同样欢乐。臣等职守外藩，心却飞驰到远方庆贺。伏愿太后端庄自持、和顺可亲，追踪周代太后的遗风；长享寿考、长保安康，不以汉帝后妃的陋习为法。慈闱有庆，在九重宫阙享受孝子的奉养；圣寿无疆，永远受到万国瞻仰依靠。臣瞻仰激切、惶恐至极。恭上章懿皇太后徽号贺表

译臣伏思，天命与德行一同更新，圣明君主际遇飞龙在天的时代；母亲因儿子尊贵，慈闱隆盛地获得宏大的尊号。臣工的欢呼声如雷震动，宫阙中喜气如春天萌发；这是一个朝代的盛事，也是千载难逢的奇遇。恭敬地想到章懿皇太后陛下，孕育坤元的秀美，凝聚月魄的灵气；美善温柔的德行一向著称，远远超过众人；真正和顺的德性早已成就，与承载万物的大地相合。因此上天的眷顾格外深厚，降生了圣哲之君；帝位既已端正地处在离明之象，大礼理应在长乐宫隆重举行。金书玉册，使尊号达到九州最尊贵的地位；海错山珍，奉养具备天下各地的珍品。臣等有幸遇到盛事，喜悦充满内心，思念桂殿而倾心致敬，遥望枫宸而献上祝愿。伏愿慈颜喜悦，家国万年永固；圣明的孝心昭然彰明，治理教化弘扬布及四海。臣瞻仰激切、惶恐至极。《柏斋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柏斋集》卷二 （明）何瑭撰 ○序 宗藩孝行序 曾子说：“父母活着时按照礼制侍奉，死后按照礼制安葬，按照礼制祭祀，这可以称为孝了。”夏、商、周三代以来，教化废弛残缺，做子女的在父母活着时侍奉他们，尚且不能完全合乎礼制，至于安葬和祭祀，更是尤其草率，有许多令人叹息之处。宗室郑王殿下天生具有孝顺慈爱的本性。先王早逝，他常常因来不及亲自侍奉而引为遗憾。侍奉母亲太妃，爱护和敬重无微不至。乙亥年正月，母亲患病，王不脱冠带亲自奉养，饮食、膳食和汤药一定先尝过才进献。母亲去世后，他呼号痛哭，捶胸顿足，昏厥过去又苏醒过来。凡是入殓时附着于身体的衣物、入棺时附着于棺木的物品，都一定恭敬谨慎。早晚祭奠哭临，比礼制的规定还要加倍。墓地在太行山脚下，距离府城三十多里，王徒步送葬。左右请求乘轿，他便哭着说：“我从此再也见不到我的亲人了。徒步走这点路哪里值得劳累？”下葬以后，左右请求按照以日代月的制度，改穿吉服，他又哭着说：“短丧不是古礼，是从汉文帝才开始的。父母的恩德没有穷尽，圣人制定三年之丧，只是表示有终止罢了。我怎么能舍弃它而遵行汉文帝的乱制呢？”左右于是再也不敢劝说。后来请求他饮酒吃肉，宾客宴席请求使用音乐，他都不答应，说：“这不仅是礼制所不允许，我内心也不忍这样做。” 大祥、小祥祭祀以及四时的荐祭，他都一定依礼举行并悲伤感怀，与初丧时没有不同。因此国内熟悉礼制的士大夫共同议论说：“活着时侍奉、死后安葬和祭祀都合乎礼制，即使士大夫也还认为难以做到，何况郑王生长在富贵之中，却能够实行长期废弃的礼制，这难道不能称为孝吗？”永远述说孝思，孝思就是法则，《下武》这首诗就是用来颂美周王的。没有不孝的人，自己求取那福祉，《思乐》这首诗就是用来颂美鲁侯的。大概上面有善行而下面不知道，是不明智；知道了却不加以称颂，是不仁厚。这并不是献媚，而是为了褒奖过去、劝勉将来。郑王的孝行如同古人，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众人都说：“好。”于是宪副吴道宁首先作诗颂扬，士大夫都接着创作。郑王的姻亲阎廷璧汇集编次这些作品，共有诗歌、乐府若干首。何瑭曾经充任国史官，于是受托把大概情形如上叙述。宗藩赵王殿下孝行序

译彰德儒士蔡绣介，我的朋友瞿贤儒和门生张继光来拜访，亲手捧着一编书给我看，原来是《宗藩赵王殿下孝行录》。我读完后，蔡生于是撰写此书并请求说：“绣没有才能，不能继承先人的志业；贤儒没有成就，承蒙国主殿下招到书堂，以士大夫的礼节相待，绣深深感激他的恩德，只是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想到国主孝行的美好，古今很少有可以相比的，撰写文章称颂，流传无穷，只是我的力量不能胜任。若能借重执事写一句话，实在是万幸。”贤儒、继光又相助请求，我不得已便告诉他说：“录中所记载的贤王殿下的孝行，有郡王的奏章，有有关部门的议论，有圣天子的敕令，有名公才士的歌咏、序文和论说，凡是用来彰明德行、流传久远的内容，已经完备而充分了，我还说什么呢？如果一定要说，就申明圣人立教的意义，破除世俗因循的说法，彰显王的美德，坚定王的志向吧。圣人立教，没有不是希望人进入善道而不流于恶行的，所以设立赏罚的典章。因为赏罚有时不能完全及于所有人，所以又设立圣人、贤人、愚人、不肖者、君子、小人的名目，以显示褒贬荣辱，使那些赏罚不能及到的人也有所劝勉和惩戒，自己努力向善而不流于恶，这就是圣人立教的深远用意。孔子说：“君子如果离开仁，又凭什么成就君子的名声呢？”孟子说：“美好的声誉和广泛的赞誉施加于自身，所以不愿意接受人为的文饰。”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孟子其他篇章中有关于喜好名声的议论，不过是说喜好名声而不是出于自然本性的人，真正的感情有时会显露出来，不如安然行善的人罢了，并不是说这种人是恶人。世上那些懒于自我修养、又嫉妒贤能的人，对于别人放纵、邪僻、奢侈、无所不为，一概不加过问；看到有人修身谨行、能够自立，往往就跟着诽谤说：“这是个喜欢名声的人。”这正是孟子所厌恶的。一人倡导，百人附和，终于形成风俗。贤人君子有志于行善却内心没有坚定见解的，也害怕讥讽和诽谤，不敢果断行善，甚至委曲求全、顺从世俗，只求免除讥讽和诽谤，结果自身也迷惑了。谁说孟子垂示教诲的话，反而会造成损害教化的祸患，达到这种地步呢？我私下认为，无意于求取名声而安然行善的，是圣人；有意喜好名声而因此努力行善的，是贤人；不知道名声值得仰慕却任意作恶的，是小人；盗取名声欺骗世人而实际并不行善的，是奸人。贤人借助对名声的追求而努力行善，虽然比不上圣人安然行善，但距离小人、奸人却远得多。议论者不去讥刺那些人，反而诽谤这种人，这是什么心肠呢？如今看赵王殿下侍奉祖母，平居便尽心敬重，奉养便尽心使她快乐，患病便尽心忧虑，丧事便尽心哀痛，祭祀便尽心严肃，孝行大概没有不完备的了。等到郡王奏请表彰他的孝行，他却具奏辞免，这大概就是安然行善而无意求取名声的人，是圣人的用心。有人说：“赵王虽然贤明，却不能马上称为圣人。”我说：“赵王固然不能马上称为圣人，但他的见解却是圣人的见解。贤能而借助名声努力行善，不断前进而不停止，怎么知道最终不能同圣人归于一处呢？”从前有人称孔子为圣人，孔子说：“圣人我不能做到，我只是学习不厌倦，教人不疲倦。”他推辞圣人的名号，却实践了不厌倦、不疲倦的实际，所以直到今天称孔子为圣人的人仍然没有减少。赵王还要努力啊！不要被世俗的议论所迷惑。蔡生说：“执事的话非常正当，请把它写下来。”绣将捧回去献给我国主，于是写下了这些话。郑王加冠序 嘉靖癸巳年正月三日，宗室郑王殿下开始加冠，庠生贾佩备办礼仪前来祝贺，并向何瑭征求贺辞。何瑭私下想到，人生长大以后就要加冠，从天子直到平民，没有什么不同。《仪礼》只有士人的冠礼，公卿以上的冠礼都缺失。有人说，人没有生来就尊贵的，所以即使天子尊贵，加冠也必须穿士人的服装，因此只留下士冠礼。考察史书，成王加冠有史佚的祝辞，鲁侯加冠具备金石之乐，赵文子加冠时，晋国各位卿大夫也都有颂扬和劝戒的辞章。由此可知，公卿以上的冠礼并不是本来没有，而是因为失传而亡佚了。我圣祖用礼制治理天下，从天子、皇太子、亲王直到品官、士人和平民的冠礼，无不制定为固定的礼制，垂示教化的意义十分深远。然而天子是天下的君主，天下人都依赖他；亲王是一国的君主，一国的人都依赖他，确实不是品官、士人和平民可以相比的。恭敬地想到贤王殿下，天性聪明，读书崇尚礼制，幼年时已经有君主的气度，国人早已归心。因此这次加冠，人人无不欢欣庆贺，实在是礼义不容自己停止的事情，哪里还需要借助贺辞呢？如果一定要说，那么圣祖本来已有训辞在，可以谨慎地叙述它来告诫王吗？初加冠时的祝辞说：“就在这个吉日，加冠成为成人；能够笃厚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福禄就会到来。”这是希望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以享有福禄。再加冠时的祝辞说：“冠礼已经举行，这确实由于德行成熟；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成为百姓的法则。”这是希望王具有使人敬畏的威严和可供效法的仪表，以治理国人。三加冠时的祝辞说：“冠礼至于三加，礼服和服章显明；敬奉神灵，侍奉君上，永远巩固藩国。”这是希望王主持祭祀、谨慎奉行朝享之礼，长久守护藩国。到了这里，君主之道大概就完备了。这本来就是国人的期望，也是贾佩前来祝贺的诚意。唉！贤王还要记住这些话啊！大司空静庵胡先生改任左副都御史、掌管院务序》

译静庵先生凭忠义和才略得到圣明君主的知遇，嘉靖初年，即由左佥都御史破格升任吏部右侍郎。不久因父亲去世回乡守丧，服丧期满后改任兵部右侍郎。由于素来患有痰火病，发作没有定时，上朝参见不方便，于是上奏请求致仕，没有获准。又上奏请求改任南京清闲衙门以调治，也没有获准。内阁诸老为他请求，才命令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当时是嘉靖五年秋天。今年夏天，选任他为南京工部尚书，不久又选任他为左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事务。先生听到命令下达，忧愁不悦，说：“我因为患病请求改任南京，如今病还没有痊愈，哪里可以再上朝？即使上朝，病体又怎么支持得住？还是回乡老死于田亩罢了。”于是具疏请求致仕，打算坚卧不起。同僚朋友有人劝他说：“士君子求学行道，得到君主知遇最难，有人终身也得不到。如今圣上对先生，可以说了解得深；对待先生，可以说优厚；任用先生，可以说重大。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何况君主召见，臣下不应等候驾车，这是礼制。如今疾病还没有严重到不能出门，却动辄想坚决不起身，还有什么比不敬更大的呢？应该赶快上朝，当面拜见我们的君主；如果病得不能支持，那是天意。到了这个时候才离去，在情理上也没有遗憾了，哪里可以预先担忧身体不能支持，便如此傲慢退缩呢？”先生惊惧变色，于是开始整治行装，准备出发。同僚朋友都作诗赠别，大家说何瑭忝居同僚之后，也应该写几句话。唉，何瑭还能说什么呢？我私下听说士君子议论，大多认为天下的治理在于各级官员都得到合适的人；各级官员升降的权力虽在吏部，但要考察他们是否贤能、有才或无才的实际情况，报告给吏部，则实在是巡按御史掌握纲要。近些年来巡按的御史，大多按次序轮流派遣，不再选择合适的人，所以常常用非其人；由此各级官员贤能与否、有才与否，往往不能反映实际。先生掌管都察院，也留意于此。如今巡按御史的派遣，应当只看是否合适的人，而不看次序；纲要一举，细目自然跟随，那么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天下的治理就可以坐等实现。我私下认为，先生是国家的大臣，君主的德行和朝廷的政务没有什么不应参与的；但议论者偏偏只以这件事相告，难道不是因为这是职掌中最紧要的事吗？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困难；实行而取得成功尤其困难；至于变法而能够成功，则是困难中的困难。大概人情安于常规而惊骇异变，习惯的事情即使有不善，也未必认为不对；惊骇的事情即使有很大益处，也不会立即认为是对的。《易经·革卦》说：“己日乃孚”，是说变法开始时，人们不会相信它，必须经过长久才会相信。又说：“元亨利贞，悔亡。”是说变法如果合宜，悔恨才会消失；否则就会有悔恨。这哪里可以轻易实行呢？宋仁宗在天章阁召集辅臣，询问治理之道，韩琦、范仲淹分别逐条上奏当时的弊病，刚要实行，诽谤议论便随即兴起，韩琦、范仲淹相继离职，于是宋朝的治理不能成功。变法的困难，大概就是这样。我朝吏部依据资格升降各级官员，都察院按名次奏请派遣巡按御史，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如今想要改变它，哪里可以轻易实行呢？先生的忠义才略得到上下信服已经很久了，处置这件事一定有办法。我曾听说，爱护君子的人，常常希望他取得成功，又担心他不能成功，所以只要有所见解，便立即告诉他，以备采纳选择；至于言论是否可用，暂且没有时间计较。大体说来，改变法制应当有渐进的过程，这样人们就不会惊骇。大寒不能突然变成大暑，大暑也不能突然变成大寒；天道尚且如此，何况人情呢？除去过分严重的部分，遵循可以上下调节的办法，宽缓地等待，坚忍地持守，时间久了就会融洽地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或者说，人情在意愿得到满足时，大多自以为是；功业成功时，大多自我骄矜。自以为是就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自我骄矜就容易招来别人的嫉妒。《尚书》说：“有话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在道义上求取根据；有话顺从你的心志，也一定要在非道义上求取根据。”又说：“只要你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能；只要你不自我夸耀，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功。”这些都是格言。先生记住吧！圣明君主的托付，天下人的期望，希望先生能够不辜负它。兵部侍郎石峯陈先生考绩序

译兵部石峯陈老先生在一年十二月到京师奏报政绩，任职南京的闽籍士大夫俞君、陈君、林君相继请我写文章相赠，并说：“石峯老先生，是我们乡里的希望。”嘉靖改元时，先生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第二年改任南京大理寺卿；又过一年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巡抚期间，地方安定；任大理寺卿期间，狱中没有冤民；在兵部任职期间，内外没有盗贼作乱的警报。这些都是人人耳闻目睹、明明白白的事情。如今三年政绩完成，入朝向天子报告，冒昧请求我写一句话相赠。何瑭敬仰先生已经很久了，何况诸君命我作文，我哪里敢推辞？只是害怕浅近的言辞不足以发扬先生盛大的美德。正德初年，逆臣刘瑾掌权，暗中排挤老臣，公开打击台谏官，天下形势大概危急万分。先生当时以御史在南畿提督学政，立即上言：“老成之臣不可不爱惜，狂直之士不可不宽宥。”言辞十分恳切周至，奏疏呈上后触犯圣旨，被贬为揭阳丞。南畿士人听说先生将被弃置离开，徒步追送，走了几十里仍不舍离去，到了岔路口才都流泪告别。在那个时候，先生忠直的声誉、宽厚的德行，大概已经感动朝廷并闻名天下了。何瑭心中记住了这件事，只是没有机会见到先生。近来来到南都，才有机会承受先生的容颜、听到先生的言谈，看见先生凝重如山岳，深厚如江海，真有所谓澄清而不混浊、搅动而不污浊，召唤他不来、挥退他不去的气度。我更加敬仰，认为先生深不可测。如今又听到从未听说过的事，才知道先生原来是有道的儒者，这固然不是浅近的见识所能测度的。我私下曾认为，儒者之道包罗天地，条理万物，没有什么不包括。因此学问达到闻道的境界，就能通达穷极与崇高、卑下、远近、大小，随处施展都能奏效。先生果真是有道的儒者吗？不然，为什么无论处在什么地方，功业都能成就并显著到如此地步呢？我由此又深有感触。古人说才难以完备，全面的才能尤其难得。唐虞之际，任命九位官员，本来都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然而掌管礼仪、掌管音乐、掌管教化、掌管刑罚的人，都长期任职，有的终身不更换，难道不是因为人的才性各有所长，所任职务各有所习，兼备一切才干很难吗？至于内总百官，外统六军，土地山泽无不掌管，只有禹、益能够做到。全才难得，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先生任巡抚不久就改任大理寺，大理寺任职不久又改任兵部，功业的成就就像仓公用药，随试随效；又像由基射箭，百发百中。先生才干的全面，大概可以追踪并匹敌禹、益了。此次到京师奏报政绩，受到天子的知遇，端正仪容站在朝廷之上辅佐成就唐虞般的治理，这种前景大概可以预先知道。只是想到近来当权者任用人才，主管钱粮的人任职不久又调动，掌管刑狱、风纪的人任职不久又调动，任用地方长官只按资历迁升，遇到空缺便授职，起初并不询问各人的长处和所习，难道不是把全才的标准用来要求天下士人吗？他们的用意固然深厚。所担心的是全才不可多得，如果任用不合其长处，那么王良拿弓，伯羿执缰，不仅没有功劳，反而可能败坏事情；这实在不可不深思熟虑。《诗经》说：“在左边就用在左边，君子能够胜任；在右边就用在右边，君子能够担当。”谨以此诗句作为赠给先生的话。又说：“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又说：“等到任用人时，要根据他的器能。”因先生此次出行，再诵述这些话。如果当权者听到后有所取用，也未必不是任用人才的一点帮助。狂妄之人的话，圣人尚且选择其中可取的，希望先生留心听取，不要忽略。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申台张先生巡抚辽东序

译士大夫身处艰难的处境而能够成功，并不只是因为他有才能、能够有所作为，大概还因为他有高远不凡的见识，以及坚忍不拔的操守。天下的事情纷纷而来，利害得失的关键之处，如果没有才能，固然不能办理。然而事情的轻重缓急，无不各有一定的次序。有见识的士大夫，总是先处理根本而后处理末节；虽然随机应变的事情不能预先谋划，但大体的规模却未尝不是先行确定的。规模既已确定，小的变故就不能动摇他，浮泛的议论也不能迷惑他，这样一来，事情不能办成的就少了。本朝的制度是，圣明天子高坐在穆清之上，至于巡行各地、察看民情的政务，则委任给掌管风纪的重臣，名叫巡抚。巡抚接受天子的托付，承担一方安危的责任，这个职位本来就很难完全胜任，而边疆地区尤其困难。内地的巡抚只需考察官吏治理的好坏，察验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困苦罢了，事情有通常的规章可以遵守实行；至于边疆地区，对外与强敌相邻，除了常规政务之外，又承担着用兵的责任。用兵虽有总兵专门负责，然而政令的宽严、军事行动的进退，巡抚这样的重臣和镇守的内官无不参与其中，稍有不同意见，行动之间就会彼此牵制，因而把事情办坏的很多。何况敌人的强弱盛衰没有常态，中国用来抵御他们的，关键只在士卒是否听命。对待士卒，抚慰他们不能没有恩惠，驱使他们又不能没有威严；威严过度，士卒就会离心，恩惠过度，士卒就会怠慢。在政令之间斟酌处理，使恩威不偏，让士卒乐于听命，这已经很难了。僚友和睦，士卒听命，然后才能抵御外侮、安定地方，这不是更加困难吗？然而有见识的士大夫，处理这些事情没有不讲求方法的。姑且用治理一个家庭的事情来说明：君主就是父母，僚友就是共同做事的兄弟，士卒就是家中的众人，敌人就是外来的侵侮。兄弟们的见解虽然有时不同，但说到希望父母高兴、害怕父母发怒，却是一致的。兄弟的见解有时不够妥善，我不必马上责备他，而应当告诉他说：‘这样做就会败坏家事，难道不会招致父母发怒吗？’委婉而恳切，不欺诈，也不激烈，有谁会不愿意听从呢？家中众人最急迫的事情，是饥寒困苦。如果对他们的事情一概不加体恤，只是一味责备他们必须听命，他们将会作何感想？我就增加他们的衣食，除去他们的祸患，使家中众人吃饱了、穿暖了，身体安适而没有忧患，即使这样，他们中仍有人怠慢。命令他们，再三教导告诫，他们仍不改正，那么众人就都知道他们的罪责所在了。然后惩罚一个来警戒众人，哪有不肃然听命、奔走效力的呢？兄弟和睦，家中众人听命，那么抵御外侮还有什么困难？我私下认为，巡抚重臣如果用对待兄弟的方法来驾驭僚友，就没有不和睦的；用治理家中众人的方法来驾驭士卒，就没有不听命的。外侮可以抵御，地方可以安定，功业的成就，大概坐着就可以获得了。申台先生！张先生由南京光禄卿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同乡中在南京任职的士大夫一起为他饯行，说我与您是同年好友，应当替您说几句话。他们说辽东是边疆地区，而先生的才识和操守都超过常人，建立功业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我把这些话告诉您。从前我们乡里的先生，如钧阳马公、灵宝许公，都曾在边疆建立功业，然后入朝在宫廷之上辅佐大政，直到今天仍然显赫地留在人们眼前耳边。申台先生，请您记住，不要让阿衡独自专有在有商之国的美名。同乡人本来就以此寄望于先生。仰止黎先生改任北京通政、提督誊黄序。嘉靖甲申年，我承乏任南京太常寺官职，才开始与大通政仰止黎先生相识，看见他谈笑自如，不故意摆出高傲的姿态，私下认为他和蔼平易、容易亲近。等到考察他任官和守身的情况，发现各方面都有规矩准则，毫无一点疏漏，便又认为他不是一个随便苟同的人。慢慢与他相处，听他议论天下之事，不激烈，也不随波逐流，整齐严密而且有条理，能够据此实行，这才知道他内心的蓄积不是常情所能测度的。于是便和他订交，行动起居相互商议，出入必定同行，大约三年间没有丝毫改变。今年夏天，吏部因北京提督誊黄通政职位空缺，推荐先生，诏书批准了这件事。先生将要启程，同僚朋友各自作诗赠别。函谷许先生嘱托我写序。唉！歌颂德行、叙述情谊，并期望先生成就远大，各篇作品都已经完备了，我还说什么呢？若一定要说，那就谈谈誊黄这件事吧。先生的才能，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他看待誊黄，大概就像用宰牛的大刀去宰鸡一样，实在不必多说。我曾私下说，君子的智慧，随着所处的环境而发挥，所以牧羊也可以治理万民，建造房屋也可以辅佐天下。何况誊黄所记载的，都是各位大臣建立功勋的事迹，其中也有国家开创基业的谋略保存着吗？誊黄所记的功臣，大多是开国初期的人；太平时代虽然也有功臣，却已经很少了。圣祖手提三尺剑而取得天下，虽然凭借勇武和智慧，也有各位大臣的辅助。誊黄所记载的公、侯、伯，是赞助朝廷谋略、专门承担统兵镇守任务的人；所记载的指挥、千户、百户等，则是手执干戈、冒着箭矢和石块作战的人。当时他们经历关隘险阻和百战，性命大概有时不能保全于朝夕之间，既劳苦而又危险。创业艰难，君臣共同经历。先生翻阅这些记载时，难道能毫无感触吗？论功行赏、赐予爵位，使他们与国家一同享受安乐；山河带砺的盟誓，圣祖从未把君臣区别对待。考察他们后来的情况，就会知道，有的爵位传到今天，有的被夺爵而家族覆亡，最终甚至没有一个活口。这些从誊黄中都可以看出。那些爵位得以传承的，难道不是因为忠孝敬信、得到朝廷知遇并受到神明保佑吗？那些被夺爵的，难道不是因为悖逆、骄纵、奢侈，得罪朝廷并受到神明震怒吗？祖宗建立功勋相同，而子孙的盛衰却不同；先生翻阅这些记载时，我知道您不能没有感触。由小事可以推知大事，由人臣可以推知人君，先生大概对此有所思考吧？将来辅佐君主、成就功业，大概未必不会从誊黄中得到启发。我对先生，是有所期待的。湛甘泉考绩序

译圣贤的学问，不过是彰明德性、使百姓更新罢了，没有别的道路。近世的学者，往往致力于广博通达和辞藻华美之间；不这样做的，就高谈性命，把它当作理学。至于彰明德性、使百姓更新的实际，却很少有人留意。弘治、正德年间，甘泉湛先生和一两位志同道合者，独自倡导古学，天下士人一致称说：‘甘泉先生是当今的道学家。’嘉靖三年，南京国子监祭酒缺员，吏部认为非先生不可，于是上报他的姓名，诏书批准了。先生到任后，严格规矩，申明约束，每天与各位士子讲解古代圣贤彰明德性、使百姓更新的道理；有空时就练习燕射礼和雅乐，歌唱、击磬来涵养心性，使他们不再向往外物，士人的风气大为改变。三年教化有成，先生将要上奏考核政绩，北上朝见，司业琴溪陈先生私下对我说：‘临别赠言，是古来的规矩。甘泉北上，一定会留下侍奉圣天子，不会再南来了。您平日与甘泉交情深厚，难道可以默然不说话吗？’我回答说：‘我过去也曾向甘泉请教学习。我把格物致知放在首位，甘泉则以存心为根本，所见略有不同。然而如果不能存心，就没有办法作为格物致知的根本；格物致知以后，心的体和用就更加完备了，大概二者有相互涵养、彼此启发的关系。这样从最终的结果来说，本来未曾不同。甘泉已经用自己的学问造就天下的英才，成为朝廷选用人才的储备，那么他入朝向天子进言，难道还需要从外面寻求什么吗？现在即使有话要说，恐怕也没有什么益处了。’琴溪说：‘确实如此，但古人临别赠言，难道都一定有益处吗？也不过是尽自己的心意罢了。’我说：‘是，是。我私下听说，臣子劝告君主和老师告诫弟子，道理虽然相同，方法却不同。老师告诫弟子，有时只启发开头而不追究结局，有时只提出纲要而不涉及细目，大概是希望弟子深入思考、自行领悟。臣子劝告君主却不是这样，详略相互配合，首尾全部说明，大概是希望君主能够立即看见并施行，不必再劳费心思。从前鲁国国君曾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把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告诉他：从修养自身、尊重贤者、亲近亲族、敬重大臣、体恤群臣，到把百姓当作子女、招来百工、安抚远方的人、怀柔诸侯，无不完整说明了施行的条目和功效的次序，又细密周详；其要点不超出“诚”这一句话，着手实行则从选择善道、坚定坚持这两个方面开始。唉，可以说是详尽而又简约了。圣天子励精图治，哪里是鲁国国君可以相比的？古代圣贤的道理，本来就是圣天子日夜所希望听到的。甘泉入朝奏报政绩，难道可以不知道应该留意些什么吗？在上位的听闻大道的要旨，在下位的蒙受至善政治的恩泽，我对此就有所期待了。琴溪说：‘这正是甘泉的志向，为什么不把它写下来，作为临别赠言呢？’于是我写下了这些话。少司成郭杏东考绩序 杏东郭先生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到今天已经三年了。教化推行而成效显著，于是北上向明天子奏报政绩。同僚朋友各自作诗赠别。甘泉湛先生说我是他的同乡，不可以没有几句话。唉，我还能说什么呢？离合的情感、规劝期待的心意，各篇文章都已经说尽了，我还说什么呢？那么就举出我们儒者平常谈论的道理来告诉他，可以吗？今天的国子监，就是古代的大学。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完整记载在圣贤经典中。它的纲领有三条，具体条目有八项。概括说它功用的最终目标，是使天下太平；追溯它开始用力的根源，则是从格物致知着手而逐步前进。这本来是我们儒者常说的，也是众人熟知的。我私下认为，天下的事物太多了，若想一件件都去认识，势必有非常困难的地方。孟子说过：‘有知识的人没有什么不想知道，但应当把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古代君子为什么学习？也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学习。那么格物致知中应当优先做的事情，本来是有所在的。自身如何修养？家庭如何整治？国家如何治理？天下如何平定？小到言语威仪，大到礼乐刑政，这些都是应当格物而不能拖后的对象。广泛学习并审慎询问，慎重思考并清楚辨别。一旦卓然形成确定的见解，那么所谓事物得到穷究、知识达到极致，也就在这里了。由此以诚心发之，以正道主持。然而自身不能修养、家庭不能整治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即使得到君主任用、取得职位来实行自己的志向，国家仍不能治理、天下仍不能太平的，也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大学的道理，也不过如此。至于追究它的根源，就是性和命；表现于著述之中，就是诗和文。这本来不是两条道路，只是缓急先后各有次序，不可混乱。如今的君子不明白这一点，刻意写作诗文，便说‘著立言论可以不朽’，认为这是英杰得以名扬当时、流传后世的原因；留心性命之学，便说‘无极二五，穷究神妙而知晓变化’，认为这是大儒得以继承往圣、开启后学的事业；至于有意追求快捷途径的学者，又说‘道理出自本心，心能存守则万理完备，我的道一以贯之’，认为这是圣人的最高境界。何必还要向外寻求呢？唉，提出这些说法的，都是天下豪杰之士。我哪里敢说他们不对？只是担心他们反而忽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于是所学不能适用于实际，实际所用又不能出自所学，在古人的道理上不免有所偏差。我平生的管见，以此为准则。过去曾经和朋友谈论这些，有人认为对，有人认为不对。认为对的未必深以为然，认为不对的则神色不悦，表现在声音和言辞上，这样的人都有。难道是因为这些只是平平常常的言论，人人都听惯了，所以厌烦而轻视它吗？因此我闭口不再谈论。如今杏东担任大学教育人的职务，而且很有志于古代君子的道术，所以我再次把这些话告诉他。不知道杏东最终认为这些话对不对呢？贺大司徒韩老先生八十寿序

译上天保佑国家，没有比赐给国家长寿的大臣更大的福分了。因为让他对上辅佐君王的法度，对下施恩于百姓，这个责任绝非小事。不过考察他们仕途中的进退离合，却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有的人始终在朝廷之上，有的人起初被任用而中途离开，最终又大受信任，使功业显赫于天下后世。这些事情都有命数存在其中，但作为上天保佑国家的用意，却没有什么不同。始终在朝廷之上的，伊尹、傅说等人就是这样。周公辅佐武王，平定四海，他的忠诚圣明，天下人都知道。到了成王时，召公还在朝廷之上，周公却因流言的变故避居东都。后来成王感应风雷之变，打开金縢之书，才醒悟过来，迎接周公回来，并大加信任。于是周公平定祸乱，安坐而使天下太平；他的功业隆盛，直到今天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仍像当日一样显赫。我私下认为，周公的功劳固然很大，但如果不是上天赐给他长寿的福分，成王还没有来得及悔悟，他就已经像草叶上的露水一样先行消逝了，又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呢？由此可知，周公的长寿，大概正是上天保佑周家的用意所在，并非人力所能造成的。后来周公把老臣辅佐国家的功劳告诉召公，归结为上天赐予长寿，平心体察其中的意味，可以看出他感受得很深。孝宗朝的质庵韩老先生，官至大司徒，以正直忠厚闻名天下。当今皇帝即位初年，太监刘瑾掌权，先生于是退居洪洞，至今大约已经十五年了，但起居仍然康健，聪明明达，志向思虑没有衰退。今年寿数达到八十岁，儿子士奇由凤阳贰守升任怀庆知府，顺路回家探望父亲。九月二十六日，正值老先生的生日，便举杯祝寿。怀庆同僚诸公听说后，谋划备礼前往祝贺。于是来向我求取赠言。我私下想到，老先生早年以进士身份入任谏官，历任内外官职，接近四十年，直到担任大任。他的忠义在朝廷，恩泽在藩省，声名在天下，本来不需要别人赞颂。而中间经历的变故，与周公避居东都的事迹相类似。如今黄发白首的元老，能够寄托天下希望的人，内外都很难多得。老先生却长寿康健而精神不衰，怎知上天的用意不在将来，让朝廷用蒲轮车迎接您归来，端坐在朝廷之上，赞助我们圣明君主实现太平之治，直到亿万年以后，正如周公在当时那样？这也确实是情理中可能有的事。上天的用意虽然还不能知道，但天下的士人本来都这样期望老先生。今天祝贺您长寿，大概是对上为了宗庙社稷，对下为了天下百姓，并不只是为了一个人、一家的私事。《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老先生本来就是天下人所仰望的对象啊！赠太宰玉峰朱先生致仕序 嘉靖六年，按照惯例应当考察京官。两京吏部、都察院奉命进行考察，已经上奏请示处分。朝廷大臣有人说：南京考察六科给事中，没有罢免一个人，是因为害怕他们的势力而不敢罢免。于是有诏旨命令再次考察。南京吏部尚书玉峰朱先生便上奏辨明，并请求罢免自己。大意认为：朝廷制定考察法，并不是要各衙门一律有所罢免。该罢免的就罢免，该留任的就留任，只以公道为准。南京六科给事中只有七人，确实没有可以罢免的，所以都留任了。说什么是害怕他们的势力而不敢罢免呢？如果一定因为有所畏惧而被嫌疑，务必要罢免一两个人来作为避嫌的办法，即使有所冤枉也无暇顾及，这难道能叫公道吗？然而所谓害怕，也没有别的，不过是害怕他们弹劾自己而导致罢职退位罢了。如果臣不自行引退，又凭什么向世人的议论解释自己呢？再按考察的条例：疲弱无能者应当罢免，有疾病者应当罢免。如果臣害怕权势而退避，正是所谓疲弱无能者，应当罢免，这是第一条。何况臣长久患痔疾，疼痛呻吟，精力日益耗损，实在难以勉强供职，应当罢免，这是第二条。伏望圣明俯察臣愚拙而真诚的心意，特赐罢免，臣不胜荣幸。奏疏送入后，诏旨说：‘卿既然有病，准许退休。有关官署每月供给米三石，每年拨给役夫四名供使用。钦此。’命令下达后，惋惜先生离去的士大夫都前往慰问。先生慨然说：‘铨选衡量人才的事务重大，我常常担心不能胜任而获罪。蒙受恩典获准退休，我知道可以免于罪责了。’脸色十分喜悦。士大夫既惋惜先生的贤能，又敬重先生的志向，各自作诗赠别。少宰蒲汀李先生私下对我说：‘部属诸位的诗，已经写好序了；同僚朋友诸公的诗，还希望您留意。’他再三请求，我以自己不善写作推辞而不能获准。我私下想到，孔子说过：‘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子，臣子用忠来侍奉君主。’臣子侍奉君主，竭尽四肢百骸的力量，奔走办理国家公事，勤勉不敢懈怠，这是忠；力量有所不能，义理上有所不可，就请求告老、退避职位，不敢欺诈附和、当面谄媚，把它作为取悦君主的办法，这也是忠。君主任用臣子，把腹心之事交给他，使他的言语和谋划得到采纳，让他修治自己的职务，这是礼；臣子因有缘故请求离去，君主体察他的情实而允许他归去，这也是礼；至于恩典优厚，施加在已经离职之后，那又是礼的更加隆重。先生用来安置自己的方式，圣明君主用来安置先生的方式，可以说各自都尽到了应有的道理。阐明君臣之道，彰显朝廷的美德，以此昭示天下后世，效法各位先生的作品，这难道可以停止吗？我又私下听说，本朝状元大约有五十多人，官位达到卿相的不过五六人，因守道而退职、又蒙受恩礼的更只有一两人。唉，先生可以说是福分完备了。我曾观察先生的为人，庄重简默，与人相处不嬉戏，议论和行事一定审慎后才发出。平日里恭敬谨慎，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等到面对重大节操问题时，却有坚定不移、不可夺取的气节。内心凝定，外表浑厚圆融，大概是德行完备的君子。各种福分汇聚于一身，难道是偶然的吗？推究德行与福分相互因依的道理，足以彰明天道没有差错。诸公的作品既可崇尚厚道、警戒浅薄，大概也有关系世道人教化的作用，并不只是彰显朝廷的美德而已。我不才，不能完全称述先生的贤德，姑且把这些话列在众篇美文的开头，用来完成蒲汀先生的嘱托罢了。如此而已。司空何燕泉先生养疾序

译九月初，公事办理完毕，司厅徐君以及四司正郎何君等进来拜见，说：‘燕泉何先生获准回原籍养病，当时各位老先生都作诗赠别。萧长山先生实际主持部务，于是请少宗伯类庵赵先生的文章置于卷首。文卷还没有完成，燕泉已经启程。不久，长山、类庵一时离职，代替燕泉的是信山韩先生，也相继离职。后来静庵胡先生、贞庵周先生接掌部务后，又相继改任他官，奉诏北上。如今文卷完成了，将寄给归乡的燕泉先生，但序文还缺少，冒昧把这件事告诉您。’我答应下来，作揖送各位离开，便取来文卷阅读，只见各位先生的作品都在其中。有长篇，也有短章，层层出现、交相叠出，好像进入盛满珠玉、光辉互相映照的琼林，简直应接不暇。我叹道：‘美好啊！燕泉的盛大德行和伟大功业，竟然受到人们如此敬仰、爱慕、歌颂！’随后逐一计算作诗诸公的情况，有的已经离职，有的已经去世，有的任官后离开南京，有的现在还在世的仅有一半。于是又叹道：‘人事变化无常到了这种地步，生死聚散之间，难道不令人感慨吗？’ 我因此广泛观察天地万物的变化，寒暑昼夜交替推移而运行，风雨烟云顷刻之间就会变化，大概没有一刻能够停止。飞翔的东西有时变化为潜藏的，植物有时变化为活动的，像蜃蛤、蛇雉、老枫、羽人、朽麦、蝴蝶一类，数也数不清。我又叹道：‘天地之气和万物的形体，全都不能永恒不变，竟是这样。世上的人对于偶然到来、暂时寄寓的外物，却把它们当成自己所有，想要永远保有而不失去，难道不是错误吗？古人把祸福、得失看作寒暑昼夜的更替吗？一概不放在心上，他们的见识真是长远。’又听说荣启期九十岁时，腰系绳索，边走边歌唱不止。有人问他以什么为乐，他回答说：‘能够成为人，能够成为男子。’天下能够成为人、成为男子的有多少？其中聪明博达的有几人？已经很少了。能够遇到时机、取得地位而身居朝廷之上的有几人？功业在当时得以施行，声名流传后世，并与古代圣贤同样不朽的有几人？大概就更加少了。燕泉先生幼年时聪颖过人，二十岁便凭文章考取高第，在天下享有盛名。后来任郎署之官，任藩司、臬司之官，又任巡抚，都有恩惠泽及百姓。后来进入铨衡部门任职，品评天下士人的升降进退。在朝廷上刚正直言，不阿谀奉承；虽然因为议论大礼触犯圣旨而改任南京的官职，但天下士人听到先生的名声，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没有不更加敬重他的。如今先生虽然因养病离职，但士绅歌颂他的德行功业，仍然接连不断。所谓功业在当时不断扩展，声名流传后世，可以与古代圣贤一同不朽的，不就是先生这样的人吗？从前一种情况来说，世间事情不值得计较；从后者来说，先生所得到的远远超过荣启期。难道还不足以使自己感到快乐吗？心中快乐，精神就愉悦；精神愉悦，气血就温和。我知道先生的病即使不服药也会自行痊愈，将来再次起用、辅佐圣明君主的治理，也未可知。先生难道也可以有这些事情来自我取乐吗？我过去曾受到先生的爱护，还没有来得及向您请教，先生就离去了。因此借着为诸公的诗作序，放胆说出以上这些狂言。先生难道也能给我一些教诲吗？赠少司空信山韩先生致仕序 少司空信山韩先生从初次入仕直到担任卿佐，一向以忠信清廉谨慎自守，没有一丝一毫的苟且。今年科道官被流言迷惑，弹劾先生依附逆瑾、侵吞克扣官银、丧失大臣的操守。朝廷还没有来得及查明，就命令先生退休，士人的舆论都替他感到冤屈。所谓依附逆瑾，是指先生任中书选给事中时的事情。中书旧来不参与科道官的选任，正德初年，刘瑾掌权，中书李宪是他的同乡，认为中书博士、行人都出自进士，而中书却独不参与科道选任，道理上似乎不公平。刘瑾认为有理，于是命令中书出身进士者与博士、行人一样选任科道官。李宪因此得到给事中的职位，第二年先生与两位同僚也被选为给事中。可见开创这一先例的是李宪，不是先生。因此刘瑾失败后，李宪立即被斥退，先生却独自没有受到异议；否则，当时的科道官哪里肯置先生于不问呢？所谓侵吞克扣官银，是指先生任总督时修建仓库的事情。修仓银两，由户部委派的官员主管，协同支出销用的是巡仓御史，先生不过考核钱粮出纳的数目罢了，从未亲手经管，怎么会侵吞克扣呢？因此士人的舆论都认为他受了冤屈，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子没有杀人，谁不知道？他的母亲知道这一点，本来应当比别人更清楚。但说曾子杀人的话三次传到她那里，她的母亲也丢下织梭、越墙逃走了。周公避开流言的诽谤，退居东都，成王还没有查明，也没有阻止他。等到查明后便迎接周公回来，哪里还肯等待一天呢？曾子的母亲难道不慈爱？成王难道不圣明？流言太多，本来就容易使人迷惑而难以辨明。科道官误行弹劾，朝廷命令先生退休，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人说：‘这固然如此，但制造流言的人实在可恶。’唉，也不必憎恶他们。借着一时的喜怒来诋毁他人的人，往往不合事实；喜怒平息之后，本来就有自己后悔、自责的。这样的情况都是常情，也可以宽恕。何况毁誉虽由人发出，但得失实际上由命运决定。孔子不憎恶公伯寮，他的道理很高深。我曾听先生说，他在学校读书时，一个姓余的星士告诉他，大运将至，已经应当转任亚卿；若能避开职位就是好事。如今验证起来，竟与符契相合，这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命吗？先生可以释然了。有人问先生：‘您守官廉洁，却厚待亲友故旧，俸禄所得多用于问候馈赠和周济救助，所以钱袋没有多余积蓄，家中也没有丰厚产业。’ 如今这次归去，贫困怎么办？唉，这不必忧虑。守正而不得志的人，上天会厚待他；至于没有给予回报的，是人罢了。上天和人所给予的，终究没有让人永远困穷的。周公的时代已经遥远了，少宗伯东江顾先生在嘉靖初年，流言说他向权贵行贿，科道官交相弹劾，于是退休离去。后来科道官知道流言不合事实，又交相推荐他，如今已经被征召任用了。先生离去，为什么要这样忧愁呢？先生将要启程，同僚朋友各自作诗赠别。蒲汀李先生嘱托我作序，静庵胡先生又亲笔写信来催促，于是我叙述士大夫的公论，把这些话送给先生，如上所说。唉，先生可以释然了。赠石龙黄先生致仕序

译经宪石龙黄先生，因为议论大礼而被朝廷录用，升任南京缮部员外郎。石龙早已有离职的志向，先前已经上疏请求退休，尚未得到答复。到这时又上疏请求退休，不等待答复就离去了。同僚俞君等人惋惜他离开而无法挽留，于是向我求取赠言。我与石龙交往已久，他离去时本来就应当赠送几句话，何况还有诸位先生的嘱托呢？我曾说，身处繁杂困难之中才能看出人的才能，面对利害关头才能看出人的操守，平日里的议论并不都可信。石龙在武宗朝开始做官，任后府都事，当时弊病纷杂，他把这些全都登记、整顿。其中有武职凭借权贵、侵吞官银达数万之多，没人敢过问，石龙最终揭发了这件事；权贵虽然记恨他，却无法加害。后来他请求退休离去。当今皇帝登极后，侍御朱守中因石龙有辅佐君王的才能而推荐他起用，升任现职。石龙执掌宪法、奉公办事，上下都倚赖他；在差遣、刑名、簿书、出纳等事务上，只求清廉公允，即使细微之处也必定尽心。适逢大礼之议兴起，朝廷大臣意见不同，彼此互相攻击。石龙认为朝臣不和就会使君心疑惑，上下之间的情意隔绝不通，造成的危害不小，于是上疏论说并加以救正，又援引古事证明今事，阐明大礼应当遵从的道理，论辨得十分清楚。后来大礼之议确定，凡是与皇帝意见相合的人都升了官，石龙心中并不以此为乐，立即上疏请求退休。等到缮部的任命下达，他离去的心意已经不可改变，于是便启程了。唉，石龙的才能和操守，也大略可以由此看出，若不是贤者本来就不能做到。有人说，石龙的曾祖父是职方慎斋公，祖父是少司空定轩公，父亲是文选方麓公，世代都有贤名，其中少司空尤其受到海内敬仰。石龙起初拜少司马石峰陈先生为师，学习科举文章；后来拜前少傅、宗伯方石谢先生为师，学习古文辞；之后又向当今大司马阳明王先生、大司成甘泉湛先生学习，讲明心学的深奥道理。诸位先生都是天下所仰望的人，而方石先生尤其是后辈所敬仿的榜样。石龙的贤德，确实有其渊源。我私下认为，古今名臣的子孙，不能继承家世的人很多；师友的影响，也往往不止一端。那么说石龙的贤德有其渊源可以，说他深入学习而独自有所领悟也可以，这些都不必深究。只是想到古代圣贤，无论出仕还是退处，没有不是有道理的；如今是因为道理不明：把隐居看作高尚的人，去了就不再回来；把做官看作通达的人，沉溺其中而不停止。有人说，与其求通达，我宁愿求高尚，这话大概是有所激愤，并不是最恰当的道理。孔子说：‘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就隐居。’又说：‘任用我就出来施行，舍弃我就退藏。’圣贤出仕和退处的道理，大概不应有这种偏差。春秋时期是什么时候？孔子却忙忙碌碌地不肯离去，难道是因为当时天下有道吗？还是因为列国的国君中有能够任用自己的吗？沮溺、丈人一类人，大概就是所谓天下无道便隐居、被舍弃便退藏的人。可是孔子不取法他们，这又是为什么呢？由此推论，出仕和退处的道理，本来不能用一句话说尽。我私下认为，士大夫一定要能够超然于富贵贫贱之外，一衣一食足以终老，一丘一壑足以自得其乐。富贵贫贱对我有什么损益呢？古代圣贤在这件事上的见解是清楚的。大道有可以施行的机会，就出来做官，经世济民以实现自己的仁心；对于天下人的心意，从容地开导，左右斡旋以求得成功，大概没有什么力量是不使用的。本来未曾因为一句话、一件事是否听从自己，就悻悻然立即离开。至于事情确实无法办成，形势将要发生变化，就应当察觉时机而行动，有时连一天也不等待。随着时势变化而变化，不拘泥于一种方法；其中神妙的机理和作用，大概不是常情所能测度的。古代圣贤出仕和退处的道理，大略可以知道了。他们超然于富贵贫贱之外，这一点与高尚之士相同；至于仁爱天下的心愿、救济天下的才能，高尚之士却未必能够具备。孔子对沮溺、丈人一类人不满意，大概正因为如此。当今世上的君子没有圣贤那样的心志和才能，在富贵贫贱之间还不能没有牵累，却动不动借孔子的名义来为自己辩护，我恐怕他们既不能使沮溺、丈人一类人信服，反而窃取了他们的名义。唉，我对于石龙的离去，又怎么能不再次深有感慨呢？唉，天下的道理广大深远，石龙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幸好不要因为认为那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人不值得交谈，就把我排除在外。御史司马鲁瞻巡视湖广刷卷序

译治理国家的道理，有依靠法令的，有依靠人的。古代的治理，依靠人；后世的治理，依靠法。依靠人的治理，并不是没有法令，而是法令只列出纲要，在细微曲折之处，进退损益，都由主管者加以裁制，只求事情得到治理、百姓得到安宁，不违背法令的本意，这就叫依靠人。依靠法令，并不是没有人，而是在细微曲折之处无不有法。这样就升进，这样就退黜，这样就减损，这样就增加，担任职务的人只需遵守法令。能够守法，即使事情繁多、百姓受到扰动，上级也不把他当作罪过；不能守法，即使事情得到治理、百姓得到安宁，上级也不把它当作功劳。这就叫依靠法令。本朝的治理，从朝廷之上到郡县之间，从黜陟刑赏的大事到钱粮工程的小事，无不各有一定的法令，有关官署谨慎奉行，大体上属于依靠法令。法令细碎繁多，耳目不能全部记住，所以一定要有簿书。簿书可能有欺骗蒙蔽之处，上下不能凭它互相保证，所以又有钩考之法。如今所说的照刷文卷，就是这种制度。朝廷担心有关官署结党营私、不能信任，凡是照刷文卷，都派一名御史前往主持其事。御史是朝廷的耳目，大贤之所以得到进用，大奸之所以被斥退，善政之所以推行，弊政之所以革除，没有不凭借御史的，其责任重大。照刷文卷又是奉特命办理的事情，难道能不思考如何尽心吗？只是文卷聚集在案头，像山一样堆积、像河一样铺陈，即使竭尽精神、穷尽日夜来考察，也未必能够完全发现弊病所在，可以说十分劳苦而且困难。议论者大都说，依靠法令的人劳苦而功效少，不如依靠人的人安逸而能取得长久成效，这固然有道理。然而依靠法令，是朝廷的制度；守法，是臣子的职责。生活在今天，却反过来实行古代的道路，难道可以吗？不如也考察法令之外的用意吧。有人说：日月的光明没有照不到的地方，但阴暗的山崖、遮蔽的屋子下面，有时也会遗漏；人们并不说日月不明，因为大的地方既已照察，小的地方可以略过。雷霆的打击，对于有罪的人也未曾每个人都击中；然而说到雷霆的威势，凡是心怀奸邪、身负罪过的人，无不畏惧而改悔，因为它的威势有时发作而且不可预测。侍御司马鲁瞻，是有才而贤能的人，奉命前往湖广照刷文卷，同时查验军器。僚友谭君希曾是湖广人，来向我求取赠言。只有有才而贤能的士人，才能体会并运用法令之外的用意，补救法令所不能达到的地方。雷霆的威势、日月的光明，本来正是司马君所长于施行的，也正是谭君深切期望的。我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出来赠送给他。唉，您可要记住啊！洛阳吴寿夫考绩序 洛阳吴君寿夫以进士身份受到提拔，担任南京山西道监察御史，到现在大概已有三年了。如今他赴京考核政绩，同僚粘某、乔某因为和寿夫是同乡，便来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我认为，做人臣的情谊是：有职守，就应想着修治好自己的职务；有进言的责任，就应想着竭尽忠诚。我朝的制度，在京城设置府、部、寺、监，在外设置司、府、州、县，各有主管的事务，这就是所谓以官职为职守。侍从官设六科给事中，掌管风纪宪法则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使他们评论陈述天下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进言为责任。我曾经说过，尽职守比较容易，尽言责的忠诚却很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官职的职责各有主管，依循礼制、奉行法令，政务没有缺失，职守就算修治好了。即使选举不清，别人也不归罪于他；户部管理财赋不节制，别人也不归罪于他；礼部的事本来不是他的职责，那么其他官员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至于负有进言责任的人，就不是这样了：对上，君德的盛衰；对下，臣职的修废，都是他应当进言的。因此，一项政令失误，一件事物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言官都负有预先察言纠正的责任。想要竭尽忠诚，这难道不是很难吗？况且人的品德贤能或不肖、政事的得失，分散在天下各处的很多，听闻和见识各不相同，爱憎的情感也各不一样；我们的认识有不真实的地方，却轻率发言，那么不但无益于天下的治理，有时还会造成危害。即使认识确实真实了，还要上面担心君心疑惑，下面担心群议攻讦，忧虑谨慎，害怕受到讥讽，战战兢兢地自我保全；有时含蓄不敢直说，有时虽然轻率发言却不敢把话说尽，于是天下的清议就会兴起。即使认识确实真实，也能够直言，有的人平日的行为还不足以取得上下的信任，有的人议论和匡正补救又未能尽其方法，那么他的话未必能够实行，反复激荡之下，有时甚至会给天下带来祸患。真正了解天下的事情，不是有智慧的人不能做到；敢于直言，不是勇敢的人不能做到；平日的行为足以取得人的信任，进言又能把方法说尽，不是仁厚的人不能做到。三种德行都具备之后，进言责任上的忠诚才可以希望做到，这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寿夫做御史已经三年了，天下的事情，他多次向同僚咨询，又多次向朝廷进言；他真实地了解情况并直言陈述，已经有很多次了，圣心对他的了解也很深，见于施行的意见，算来大概也很多了。这次出行，获得考核优异、升迁高位，大概是不必占卜就可以预知的。我私下曾听说，君子侍奉君主，心中总是不满足，所以职守即使已经修治好了，仍希望一天比一天修治得更好；忠诚即使已经竭尽了，仍希望一天比一天竭尽。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虽然教化治理清明，却未必没有一件可以进言的事情；凤鸟在朝阳处鸣叫，天下都侧耳倾听，我大概对寿夫有所期待。这也是同僚们赠言的意思。《柏斋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栢斋集》卷三。（明）何瑭撰。序。《赠许都事序》。

译南京前府都事、灵寳人许君廷章，是已故冡宰东崖公的第六个儿子。正德甲戌年，他凭父亲的荫庇进入国学读书，学业完成后回家侍奉双亲；当时冡宰公已经去世，只有太夫人在堂，于是廷章修筑寿萱堂来奉养老母、供给甘美的食物，又修筑栁溪书院，便以此自号。在承欢侍奉母亲的闲暇，他就温习旧日学业，因此所得的学问更加深厚，所养成的德性更加纯粹。嘉靖乙酉年，他参加吏部考试，列为第四名，授予现在的官职。丙戌年到任，同乡士人和在南京做官的人，相继前去祝贺。廷章穿戴官服出来迎接，客人看他的仪容，退让自持而已；听他说话，似乎也很木讷。等到入席坐下，他慢慢与人谈论古今事情的成败得失，却条理清楚。人们这才知道他胸中积蓄非同寻常，都更加敬重爱护他。大家说他是冡宰公的贤子，说我何瑭应当写几句话赠给他。何瑭私下想，积水洼地里的水，不会生蛟龙；蚂蚁堆成的小丘，不会产生虎豹。至于沧海、泰山，本来就有蛟龙、虎豹，这个道理是自然如此的。冡宰公凭借卓越的才能和正直的节操，成为朝廷的名臣，夷族和华夏无人不知，那么他在家庭中的教诲也就可以想见了。儿子们多有贤能，并不奇怪。弘治壬戌年，我何瑭有幸考中科第，当时冡宰公以少司徒的身份退休居家。次子廷纶任职于宫禁近侍之地，三子廷美任职于乌台，我才得以同他们结交。正德初年，冡宰公因朝廷大臣交相推荐，被征召授任大司马，不久又转任大冡宰。廷纶、廷美都因为是大臣的儿子，不适合任职言路，改任翰林，我才得以早晚同他们相见。廷纶聪敏通达，如同日月一般令人仰望；廷美端庄谨慎、温润可爱，如同圭璧一般令人喜爱。虽然两人的德行器度不同，但都是天下的祥瑞，这一点相同。听说他们的大哥廷言在癸夘年考中乡试，早早去世；小弟在丙戌年考中进士，另外五个弟弟都很贤能，只是我还没有见到。如今我又认识了廷章。他虽然官职闲散，无法充分显露自己，但他的才华是可以看出的。周朝有八位贤士，汉代有八位贤才，许氏兄弟可以与他们相匹敌了。盛大啊，盛大啊！孟子说过：‘所谓故国，并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有世代相承的大臣。’元恺在唐虞时代，伊陟、巫咸，鲁公、丁公在三代，都是卓然杰出、难以超越的人物。我曾经说，三代以后很少有世代相承的大臣；不是说爵位世代相继的人没有，而是说世代承载德行、不辱没前人的人并不多。如今冡宰公在前面振兴声誉，廷章兄弟在后面继承，世代相承的大臣大概就在这里了吧？廷章，你要记住啊！我不再多说了。《赠分巡佥宪郗公擢任陜西抚民叅议序》。佥宪郗公分巡河北，驻节怀庆，到现在大概已有两年了。由于吏部推荐，他被提拔为陜西抚民叅议。郡中副守张公一向受到他的礼遇，于是来请我写几句话赠别，以此报答知己之情。我私下想，古人赠言，体制各不相同。仲山甫奉命修筑齐国城池，诗人作《烝民》送他，详细列举他平日德行事业的盛美，对修筑齐城只说了几句话便停止了。韩侯奉命治理封国，诗人作《韩奕》送他，却完全不涉及他平日的德行事业，只说他早晚不懈，经营不服从的方国，以及修筑坚固城墙、深挖壕沟、丈量田亩、登记户籍之类，总之凡是勉励他整治、办理职务的事情，反复叮咛，似乎还唯恐说得不够，仿佛还有未尽之意。这是什么缘故呢？修筑齐城是平常事务，仲山甫又以元老重臣的声望承担它，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所以略说。韩侯治理封国，则承担着地方安危治乱的责任，职务非常重大，所以勉励他时不得不说得详细。赠言的体制就是这样。仰想佥宪公分巡河北，明察而果断，威严与恩惠并行，大概有如雷霆震动，也有如雨露滋润。他德行事业的盛美和任职经历的详备，显著地在人们耳目之中，不可能掩盖。临别赠言，即使不能全部叙述，谁又会不知道呢？我私下想到，您这次任职，是接受天子的命令，承担地方的责任，职务的重要性，大概超过韩侯了。那么属下的僚属和官吏深受您的恩惠，替您深思远虑，感情难道能够停止吗？有人说，抚民的职务面对三省相连之地，流民杂处其中，凶恶顽劣、放纵不法的人时常出现；宽容他们，他们就会轻慢而不服；严厉对待他们，他们又会受到激发而导致变乱；治理起来确实非常不容易。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百姓并不怕难以治理，只怕治理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罢了。龙尚且可以驯服，虎尚且可以驯扰，何况人呢？龙、虎之所以可以驯扰，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顺应它们的性情罢了。抚民的职务所面对的地方险易、远近，人民强弱、众寡，我不能知道。至于百姓的情性，却没有不能知道的。百姓没有不希望生存的，减少施加给他们的刑罚，百姓就可以生存；百姓没有不希望富裕的，减轻征收的赋税，百姓就可以富裕；百姓没有不希望安定的，禁止对他们的侵扰，百姓就可以安定；百姓没有不希望安逸的，简省加在他们身上的差役，百姓就可以安逸。不是合乎礼制而绝不可缺少的事情，不要强迫百姓去做他们难以做到的；不是违法而绝不可做的事情，不要禁止百姓去做他们容易犯的；不是罪行而绝不可赦免的事情，对于百姓因误触而犯的过错，不要加以诛罚。把这些道理明白地告诉百姓，用诚信来守持，用公正来实行，坚持不懈地执行。这样做而不能了解民情的，从来没有过。民情既已得到体察，即使有两三个凶恶放纵的人，又有谁会同他们结党呢？惩罚他们，他们就会服从；剿灭他们，他们就会消失。这有什么难以治理的呢？近处的人喜悦，远处的人来归，政绩成就、声名树立之后，再升任朝廷重职，给天下带来大福，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这些都是您能够做到的，也是属下僚吏对您的期望。我谨代他们说出这些话献给您，想来您不会因为这些策略平常而忽视它们。《赠佥宪郗公擢任陜西抚民叅议序》。

译分巡佥宪郗公驻节怀庆，担心本府人才委靡不振，想办法振兴他们，计划创建书院，选取府、县各地年幼而聪敏的生员，另选师儒分别教育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有所成就。恰逢朝廷颁布新令，兴办学校、培育人才，也正如郗公的计划。郗公高兴地说：‘我的志愿实现了。’于是命令府县选取年幼而聪敏的生员，共得到二十六人，便请济源学侯教谕、温县学张司训专门教导他们。郗公也时时加以训导，并多次馈赠蔬菜、米、柴、炭、油、烛、纸、笔等费用，用来振作培养他们。生员们都感奋而努力学习。不久，郗公升任陜西抚民叅议，师生不忍心让他离去，却又不能挽留，于是一起前来请我写文章歌颂他的德行，作为临别赠礼。我对他们说：‘鲁侯兴办学校，鲁人歌颂他，《泮水》诗就是这样。鲁侯是国君，兴学是国家政务中的急务；鲁侯实行这件事，并不算特殊的政绩，鲁人尚且歌颂他。我朝府、州、县各有学校，专门教导的有师儒，负责提调的有守令，奉诏总督的有宪臣；其他上司虽然也有兴学的责任，但这并不是他们职务中最紧要的事情。如今郗公竟能这样留意兴学，比鲁侯贤能得多了。’ 师生歌颂郗公的德行，为他赠别，大概也是人情所不能停止的事情；只是我不知道师生想说些什么，幸好请明白告诉我，我将择取其中的话来写。侯教谕说：‘我听说铨曹升官各有资历次序，有时安排不恰当，宁可让公论称说屈才，也不要让公论称说侥幸。因为称说屈才，后人一定会补偿他；称说侥幸，后人一定会压抑他，这都是事理的自然规律。郗公以前以御史身份因为进言而外调，并不是因为获罪；沉沦在郡中副职一共几年，才升任佥宪；任佥宪将近三年，才升任叅议。由佥宪升任叅议，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通盘计算他的资历，那么在公论看来就是屈才，铨曹一时没有来得及考虑到吗？前面受屈，后面一定会伸展，声名地位纷至而来，可以立刻等待。请把这些话作为颂辞，以安慰郗公的心。’张司训说：‘我听说君子处在仕途上，真正值得忧虑的不是地位不高、俸禄不厚，而是职务没有修治好、好的声名没有树立。郗公这次调任虽然还不能满足公论，但他明达果断，是朝廷公卿之才。只要对职务稍加留意，政绩成就、声名树立之后，成为一范、一韩、一夔、一契那样的人，什么都没有不可以。大位不归于郗公，又将归于谁呢？请把这些话作为颂辞，以彰显郗公的美德。’生员们说：‘鲁侯兴学的时候，淮夷正成为鲁国的祸患，所以诗人作颂说：“已经建成泮宫，淮夷于是服从。”’ 开始是想献上敌人的耳朵和俘虏来讨伐他们，中间是想使他们巩固自己的谋略而最终擒获他们，最后则是想修明教化，使他们觉悟。那种深远的觉察、长远的谋划和考虑，大概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我私下想，抚民治理的任务，驻节商州，南面控制襄郢，东面连接嵩邓，流民杂处其中，凶恶狡猾之徒时常作乱。他们成为地方祸患，虽然还没有严重到淮夷那样，但也有相似之处。郗公还请记住这一点吧！修整武备，以震慑他们的内心，使他们畏惧；宽缓简约条约，以安定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愿意接受；申明告诫劝谕，以开启他们的愚昧，使他们受到教化。又用不欺骗的态度对待他们，以不疲倦的精神施行这些措施，将会看到百姓对于郗公，必定有尊敬他如同神明、亲近他如同父母的。请把这些话作为颂辞，以表达郗公的谋略。我说：受到恩德而爱戴，喜爱德行而歌颂，是人的常情；爱戴而不忘记教导，歌颂而不忘记规劝，是君子的道义。师生的话很有意味啊！他们替郗公深谋远虑，已经完备了。我谨依次记录下来，作为临别赠礼。《南京刑部郎中刘振道擢任山东叅议序》。

译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刘君被提拔为山东布政司叅议，同僚张君、袁君来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我一向听说刘君贤能，却没有详细了解。于是询问他的家世和履历，他的同僚说：‘刘君字振道，是江西抚州府崇仁县人。尊父素轩先生曾在邵武等地主持学校，教育子弟一向勤勉，几个儿子都能有所成就。长子振迁在丁丒年考中进士，任礼科给事中；幼子振文在癸未年考中进士，任兵部主事；其次就是振道，在甲戌年考中进士，任祁门县知县，升刑部主事，转南京兵部员外郎，随后又转任现在的官职。不久前得到邸报，升任山东布政司叅议。刘君历任官职都有声誉政绩，如今赴任已有日期，希望您主持为他申说。’我私下想，刘君家世代以诗礼传家，父兄对他的教诲和告诫，可以说无所不至。如今即使有所进言，又能对他有什么帮助呢？如果没有别的，难道只是书生的寻常空谈吗？舜把天下分为十二州，每州设置州牧。他的戒告之辞说：‘按时供给食物，安抚远方而使近处亲附，敦厚德行、信任善人，同时谨慎任用人。’蛮夷因此大都归服。百姓最急迫的是食物，而获得食物最重要的是不误农时；对远方的人就宽待抚慰，对近处的人就使其受到安扰而习惯服从。治理百姓的方法大略已经完备了。但又说‘敦厚德行、信任善人，同时谨慎任用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殊不知天子面对天下之大、亿万百姓之重，不能亲自治理，所以设置州牧来分担治理。然而一个州牧所收管的不过一个人，州境广大遥远，百姓的事务也很繁重。州牧即使戴星出入、不怕劳苦，又怎么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妥善安置呢？所以还要有分担这项责任的人。在诸侯国中有公、侯、伯、子、男，在各级职司中有乡、遂、州、党等大夫、士一类的人，都是分担州牧治理百姓责任的。所谓德、元，不就是要尽心办理民事吗？我敦厚、信任他们，那么谁会不受勉励？所谓任用的人，不就是残害百姓的人吗？我慎重对待他们、不轻易任用，那么谁敢不受到惩戒？这大概就是抓住纲领、提挈要领的方法，也是州牧尤其应当懂得的。内部治理已经修明，远方的人自然会来，蛮夷大都归服，往往会有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如今的布政司，就是古代的州牧。唉！刘君还请记住这一点吧！山东的疆域，东面直到辽海，西北、西南与两京相接，土地广大、物产丰饶，本来曾以富庶闻名天下。近年以来，百姓颇为困弊，不仅远方不安，大盗也常常在腹心地区暗中出现。这难道没有原因吗？莫非赋税太重、徭役太繁，以致夺去了百姓的食物，妨碍了他们的农时吗？莫非法令不振，奸邪盗贼肆意横行，因此安抚和治理他们还没有完全合乎方法吗？唉！这本来是守令的责任。提挈纲领，使守令各自努力履行职务，又是谁的责任呢？唉！刘君还请记住这一点吧！刘君家世以诗礼著名，父兄在朝夕相处之间，什么没有讲到？况且他从前历任官职都有声誉政绩，这次出行，难道肯荒废时日、随波逐流，以庸庸碌碌自处吗？或者说，统摄纲领、督责守令，是布政官的职责；使布政官能够施行自己的志愿，则是抚按的职责。我听说刘君将分守辽阳，不知辽阳的巡按是谁？巡抚则是我的同年张申台先生。先生是当今贤能的人。我看见他们志向相合，山东百姓从此就会得到痊愈。《周侍御佥宪河南序》。山东周先生以云南道监察御史的身份，被提拔为河南按察司佥事，负责整顿颍上兵备。留在南京的河南士大夫共同议论说：‘按察的职责，是彰明法令、禁止奸邪、警戒整肃上下远近，可以说很难了；而兵备又兼有地方安危的责任，那就更加困难。颍上的治理，北面控制河洛，西面连接蕲云，南面直到江淮之畔，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地方广大，侦察奸邪就有困难；人民众多，争斗诉讼纷纷，即使费尽心力听理，也每天忙不过来。何况流民杂处，风俗强悍，如果安抚控制稍微失去时机，祸患就可能因此发生。再加上南畿、河南各有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而兵备的政令都同他们有关。这四个人的性情行为未必完全相同，方圆不能相合，一旦发生龃龉，不仅彼此牵制，使事情无法施行，毁谤议论也往往由此产生。兵备的困难就是这样，不知周先生将怎样处理？我们这些人难道能不替他忧虑吗？’光禄张先生说：‘各位朋友说兵备的职务难以胜任，确实如此。我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纷纷到来，不是明敏的人才便无法应付；有才能了，却有时仍会失败，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骄傲和放纵。’ 古代那些有才干的人，往往认为天下人都不如自己，所以大多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不期待骄傲却自然骄傲起来。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难办的，所以大多轻率从事；轻率从事，就不期待放纵却自然放纵起来。骄傲就会触犯他人，所以行事多有不顺，诽谤和议论也随之而来。放纵就会轻视事务，所以对于人情政体，考虑时有时不够周全，处理时有时不够妥善，嫌隙也随之而来。这样发展下去，侥幸没有失败的固然有，但想要政事成功、法令通行，使远近百姓都蒙受福泽的，大概还从未有过。先生担任台谏官时，已经有卓著的才名；我还没有来得及长久地亲近熏陶，完全了解他的深处，但曾经由一件事看出他的为人。兵备的任命刚下达时，我和一两位同僚前去拜访。先生穿戴冠带出来迎接，宾客礼仪和仪态十分庄重。道贺礼毕，大家各自入席就座。谈到兵备前任的政绩得失，先生说得清清楚楚，就像指着手掌一样；谈到当前事务，又井然有序、条理分明而不可紊乱，源流本末绵延不绝而不可穷尽。他总是深思慎处，从不轻易发言，这大概是有才干而又善于运用才干的人。他不骄傲、不放纵，已经明显可见了。这样发展下去，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我看他一定会使政事成功、法令通行，使远近百姓都受到福泽。上面不辜负朝廷的托付，下面又能满足我们同人的期望，这些都可以预先断定了。众人都欣然说道：“太好了！”先生出行的日期已经确定，于是大家一起在鸡鸣寺的凭虚阁为他饯别，瑭依次整理记录了众人的话，作为赠言，于是写下这篇序。赠陕西佥宪张履谦赴任序

译南京刑部尚书郎张履谦被提升为陕西佥宪，南户部旧日同僚林君、游君请我写些话赠给他。我认为，给人赠言，是广泛地提出忠告；只是有些话可以说尽，有些话却不可以说尽。有时交情还不深，有时那个人还不值得同他深谈，却偏偏把话全说出来告诫他，不但得不到信任，甚至还会招来他的恼怒，这是不可以的。交情深了却不把话说尽，这叫隐瞒实情；隐瞒实情就是不忠。那个人值得同他深谈却不把话说尽，这叫错失人才；错失人才就是不明智。正德辛未年，履谦以应试进士的身份留在京师，住处和我相近，我们多次往来，到现在大约已经十五年了。我们的交情不能说不深。履谦历任官职都有声誉和政绩，后来从户部调任刑部，而户部旧日同僚对他爱慕不已，由此可以想见他的心性品行；所以不能说他不值得深谈。那么，我又怎敢不把话说尽呢？我难道能够通晓天下所有事情吗？但我曾听过君子的议论：天下的治乱，取决于民生的安乐与忧患；民生的安乐与忧患，取决于守令是否贤能。监司，是守令的纲领；朝廷，是监司的根本。朝廷凭天下之大，尚且不能独自治理，而把责任分担给监司，那么监司所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是又重又大吗？天下的事情，从婚姻、户籍、田地、赋税、差役、钱谷、军械兵甲，一直到奸盗、欺诈、虚伪之类，监司没有一件不应当过问。然而监司所统辖的，凡有多少府？每府又有多少县？人民又有多少户？这些已经多得不可胜数；而政事正如前面所说，纷杂地出现在其中，纷至沓来，大概又多得无法计算。监司一人来听取和裁断这些事务，想要使每件事都合乎道理、使百姓安宁，不仅精神承受不了，时间也不够用。由此可知，监司把全部心力用在政事上，固然可以称为贤能，但若说他掌握了治理的关键，却还不能这样说。府的政事由守统辖，县的政事由令统辖。得到一位贤能的守，一郡的事务就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也没有不安宁的；得到一位贤能的令，一县的事务就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也没有不安宁的。不贤能的守令则相反，由此可知监司的关键所在了。但这并不是说把政事全都交给守令而不加过问。大致兴办一件事，要多次检查才能成功，这是古代的法则。我们把政事分给守令，检查他们的成效；如果各项事务都治理得当、百姓都安宁，那就是贤能的守令，既要以礼相待，又要进一步推荐举荐他们。贤能的人难道会不努力吗？如果事务不能治理、百姓不能得到安宁，那就是不贤能的守令，既要责备斥让，又要进一步罢黜惩罚他们。不贤能的人难道会不受惩戒吗？如果有人才干有所不足，事务有所不熟悉，我姑且教导告诫他，等待以后看他是否会努力；如果仍不努力并改正行为，再作处置。然而守令是否贤能，就像黑白一样容易知道；那些似是而非的情形却难以辨明。宽厚看起来像姑息，严厉看起来像苛刻暴虐，恭敬看起来像谄媚，正直看起来像傲慢。这类情况多得数不胜数。自己的好恶，有时会因此产生；他人的毁誉，也有时会因此而起。稍有不察，贤能与不贤能就会颠倒。因此尤其不能不加以留意。外表上的恭敬以及轻信传闻中的毁誉，姑且放在一边不要论说，先详细考察他的政事是否治理得当；否则，贤能与不贤能是可以辨明的。贤能的守令得到进用，不贤能的守令得到退黜，那么事务就会治理得当，百姓就会安宁，治理没有不成功的。监司的责任难道还有没有尽到的吗？朝廷对我们的期望，难道还有不能实现的吗？陕西的守令、政事和民情，我都无法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君子的议论大致如此。冒昧地把这些话全都告诉您，希望您能记在心上。履谦的贤能，自有公论；朝廷用来对待履谦的安排，自有公道。这些都不是赠言中最紧要的内容，所以略去不说。赠郝玉卿任四川佥事序 郝玉卿先生由刑部正郎升任四川按察司佥事，瑭前去拜贺，宾客都聚集在一起。瑭说：“蜀地遥远，距离朝廷万里；官吏治理的好坏，百姓生活的安危，疆土的安定与危险，都要依靠方面守臣和宪臣。您将凭什么治理蜀地呢？何不说一句，使我们这些同人知道呢？”玉卿笑着不回答。宾客说：“过去甲、乙、丙、丁四人讨论政事，我曾听到过他们的说法。甲说：‘最上等的办法，是能够用德行教化百姓；其次没有比严猛更好的了。火势猛烈，百姓望见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势柔弱，百姓轻慢亲近它，所以死的人很多。施政也不过是要严猛罢了。’乙说：‘施政贵在恰到好处，过于刚强就会折断，过于柔弱就会废弛。《诗经》说：“不争强，不急迫；不刚硬，不柔弱；施行政令从容宽裕，各种福禄都来聚集。”这就是中和，难道可以一味采用严猛吗？’丙说：‘施政贵在通达而善于应变，政令宽缓，百姓就会怠慢；怠慢了，就用严猛来纠正；严猛了，百姓就会受到残害；受到残害了，就用宽缓来施行。古书说：“大火星运行到中天，寒暑便退去，这是天道。” ’丁说：‘奖赏善人，惩罚恶人；任用有德者，讨伐有罪者，施行这些各有适宜，使用这些各有时机。我何必在其中存有偏私之心呢？风霜雨露交替出现、错杂施行，诛杀四凶，举用元恺，这些都是舜所做的事情；尧也何曾只偏重其中一项呢？各种原则并行而不相互违背，这正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地方。’我私下评论这些说法：甲所说的是施政的要领，乙所说的是施政的常经，丙所说的是施政的变化，丁所说的是施政的时宜，这各自都是一条道理。然而其中也不免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处，究竟谁对谁错，应该听从谁、违背谁呢？您能否在这些说法中选择一条，来给我们这些同人作个预示呢？”玉卿也笑着不回答。瑭于是为他作歌说：“山川啊，绵延悠远；蜀道啊，险阻而漫长；豺狼猪彘般的恶人纵横啊，百姓凭什么得到安宁？路途遥远而渺茫啊，我因此心中忧虑。”有宾客应和道：“山川啊，苍翠无边；蜀道啊，阻隔而漫长；君子的政教啊，极其美善；不吞纳柔弱，也不排斥刚强；豺狼猪彘般的恶人隐藏起来，鸾凤自由翱翔；千秋万岁啊，百姓谁能忍心忘记？” 叶正郎出任广南知府序

译掌科丘先生偶然屈尊来访，对我说：屯部正郎叶君，是时举，是我们乡里的名士。他在弘治乙丑年考中进士，最初授任福建浦城尹；任职三年将要考核政绩时，天官卿因为风宪官员有缺额而征召他入朝，正赶上太夫人去世，不能赴任；服丧期满后升任直隶六安州知州，一年后又遭逢先大夫去世，服丧起复后改任山西蒲州知州。正德辛巳年升任南京缮部员外郎，任职三年考核政绩，实授屯部郎中。癸未年七月升任云南广南府太守。时举天性平易率直，待人推心置腹、彼此信任，不诡诈，也不随波逐流；他处理政务多采取简便平易的办法，在州县任职时，屡次受到上司的表彰和特别评价。听说浦城百姓有人为他绘制画像，蒲州百姓有人留下他的靴子作为纪念；他的恩惠和爱护深入人心，直到今天，百姓见到这些遗迹仍然像对待父母一样。后来他在工部任职，职务办理得很好，大司空崔公更加器重他，部院都把他列为上等考绩。如今这次升任，公论都认为委屈了他。时举也因为远方郡守这个职位，按照惯例是用来安排资历声望较低的人，否则就是安排年老体弱、不能任事的人，再否则就是安排有过失而被贬谪的人。如今当道者竟然这样安排我乡的时举，可见其中的情况了。他本来想称病辞职，不去赴任；同乡认为时举年纪还不老，今后的事情尚不可知，都劝他前往，但时举还没有决定。希望您能说些话促成此事，那就太好了。我认为，您的进退自有依据，我这些微不足道的话哪里足以改变您的心意呢？然而我有一点愚见，恭敬地为您诵说出来，等您自己选择是否采纳，也就可以了。士君子处在仕途之中，任职经历哪里会有固定不变的呢？有时在朝廷，有时在郡县；有时在日月天子身边，有时在岭海之外。开始相同，结局未必相同；开始不同，结局有时也并不不同。大概不能用一条标准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您为什么动不动就因为广南遥远而意志消沉、自我沮丧呢？即使按照您的想法，远方郡守大多是用来安置资望较低、年老体弱或有过失的人，那么远方百姓不能得到士君子的光彩仪表，也已经很久了。您以甲科中的杰出人才身份，历任内外官职，政绩声望显赫，朝廷上的士大夫交口称赞，这本来就是人人都知道的。如今您前往广南，广南百姓大概会把您看作景星、凤凰，争先恐后地得见您而感到快慰。何况远方百姓长期困苦于贪婪残暴、懒惰废弛的政治，如今您前往那里，使他们承受仁厚的教化、沐浴丰厚的恩泽，让他们在圣明时代休养生息；这就如同把他们从陷阱中救出，使他们安卧在席褥之上，又如同把他们从豺虎的巢穴中救出，送入父母的怀抱。他们欢呼鼓舞，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歌谣兴起而德政功业告成，大概可以指日而待了。士君子处在仕途之中，虽然有远近之别，但至于那些巡行宣布政教的使者、监察临视地方的长官，他们搜罗贤能的守令，推荐给朝廷；铨部挑选其中最卓异的，安置在重要职位上，就不会因为远近而有所区别。俗话说：“彭蠡湖边，把鱼拿来喂狗；荆山的岩石中，把玉拿来投给喜鹊。”难道是因为鱼和玉可以轻贱吗？只是物产丰富的地方，人们见得多了，就不觉得珍贵，形势使然罢了。靠近京畿的郡守，贤能之人接连不断，也正是仕途中的荆山和彭蠡。至于偏远的郡，则贤能之才不可多得。巡行宣布政教的使者、监察临视地方的长官想要搜罗贤能之人推荐给朝廷，除了叶君还将选取谁呢？高爵位和重任，自然可以坐等而得到。由此看来，又怎么知道远方不能变成近处，暂时的委屈不能变成最终的伸展呢？从前文翁在西蜀，兴办学校教育；卫飒在桂阳，制定婚嫁礼制。他们都声名流传到朝廷，逐渐得到重要任用。优秀的史官把他们列入循吏，直到今天称颂仍未停止。学校教育、婚嫁礼制，也不过是通常的政务罢了；假如是在中原，这些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既然如此，偏远的边地本来就是士君子建立功业、传播声名的地方，也只在于是否肯去做罢了。您为什么反而因为路远而自我沮丧呢？”掌科于是起身致谢说：“听了您的议论，远方郡守的利害得失，已经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一样。时举可以欢欢喜喜地上路了。”他请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临别赠言，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文章。黄掌科出任严州知府序

译圣明的天子从外藩入朝继承大统，完全知道民间事务的艰难困苦。即位之初，他振作精神，图谋治理；朝廷大臣敬谨地承受皇帝的德意，认为宣布朝廷的恩惠、使天下百姓得到供养，职责没有比郡守更重要的。近些年郡守升迁调转得太快，没有时间施行自己的政教，所以百姓很少能够安定。于是请求延长他们的任期；有功效的，提升其职衔，仍然管理原郡事务；功效显著的，就不按常规破格提拔任用。皇帝批准了这一制度。天子又说，郡守的要务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像狼一样贪婪、像虎一样吞噬百姓，以及圆滑逢迎而不能尽职的人，难道可以让他们长久处在百姓之上吗？于是采纳廷臣的意见，下令两京三品以上的官员各自推荐三名能够担任郡守的人，把姓名一并上报；如果其中有人不称职，举荐他的群臣也要连坐。奉行命令的人唯恐不谨慎，全心搜访人才，只怕不能符合皇上的心意。士人和百姓盼望治理的人，大概都欣喜起来了。当时浙江严州府缺少知府，吏部便推荐南刑科北川黄先生。任命下达后，士大夫们相互议论说：‘北川在谏垣才三四年，指斥陈述政事的缺失，清楚辨别贤能与不贤能，对朝廷补益很多。提升为显官，升入高位，任公任卿，都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还要让他劳累于有司的事务呢？即使他的资历还不深，让他长久留在谏垣，他对朝廷的补益应当不止这些。况且把谏官调出去补任郡守，古人说这是忧虑末端而忘记根本，这次的事情难道不是接近这种情形吗？’有人说：‘不是这样，您的议论属于只知道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天下的事情，耳朵听到的不如亲眼看见的真实，思考推测不如亲身经历的熟悉。平民出身的士人，一旦越级处在公卿的位置，对于民情和事务，即使聪明博达的人，也未必真正了解；即使真正了解，在细微曲折之处，也未必能够完全掌握详情。何况没有经历过艰难险阻，思考往往不深，体察往往不到位，却突然让他裁决天下事务，决定天下百官的贤能与不贤能，想要一一合乎节度、处理得当，这怎么可能呢？’以北川的聪明博达，让他在郡县之间周旋，那么对于百姓的安乐忧患、事务的利弊，以及施行、停止、兴办、革除之事，即使有些情势不能完全如我们的心意，他自然也会全部真正了解。上下交往之间，他不谄媚也不轻慢；对于毁誉是非，他不被流言迷惑，以至于造成贤能与不贤能失实判断的情形，他也自然会真正了解其中曲折；在经历纷扰之后有所增益，在操持危险、深思熟虑之后更加练达。我看他的政绩声名一定会显赫，政事得到治理、百姓获得安宁，已经足以副合九重天子的心意；等功效大为显著，还将有破格的提拔。将来处在公卿的位置，在朝廷辅佐圣明天子，主持裁决万端政务，进退天下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当然会与别人有所不同了。先让他在外任上接受考验，然后在内廷重用他；虽然一时看来是受了委屈，实际上却能在永久的事业中得到伸展。既然如此，那么一次出任外官、一次入居内职之间，又哪里值得把它看得轻重不同、为之欣喜或忧戚呢？议论的人于是心悦诚服。不久，同僚大多作诗，题为《北川赠山东周先生》等，嘱托瑭写几句话作序。瑭不擅长文章，只谨慎地叙述所听到的士大夫们的议论来告诉大家。这些只是其中的大意罢了。至于严州的民情和事务，北川到任以后自然能够了解，这里就不再说了。王侍御出任汝宁知府序 汝宁是河南的大郡，统辖十五州县，政令事务既繁多，又处在南北交通的要冲，巡行宣布政教的使者和往来的宾客络绎不绝，所以接待应酬几乎没有一点空闲。因此，凡是担任这里的知府，如果没有明达果断的才干，很少能够胜任。嘉靖五年春，吏部全面考核天下的治理情况，根据是否胜任来决定去留。汝宁知府因为才力不足而被调任，吏部改选能够胜任的人代替他，于是推荐南京河南道监察御史王君汝学前往。王君一向有才干和声望，汝宁在南京任职的士大夫听到任命后交相道贺；他们先后一起到王君的私宅拜访，又一起请我写些话赠给他。我认为，人们赠送的话，是供对方采择的。王君从初次出仕担任县官，一直到被征召授任御史，历来都有声誉和政绩，任事经验已经很丰富。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哪里需要等待别人的话呢？光禄申台张先生说：‘不是这样。近世士大夫中身居高位而有大才的人，大多不愿意访求意见，唯独王君不自满。我们前往拜访时，他立即询问百姓的疾苦以及吏治的得失，孜孜不倦。我们已经把所听到、所看见的告诉他了，但还没有说尽，所以请你再补充一些，你怎么能推辞呢？’ 我于是仰头叹息说：‘您实在太喜欢询问、太喜欢考察近处百姓的言论了，只可惜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古人有句话说：“懂得怎样做儿子，然后才能做父亲；懂得怎样做臣子，然后才能做君主；懂得怎样侍奉别人，然后才能役使别人。”大概从自己所熟习、所实行的事情推求出去，并不困难。您曾经做过县官，您所服侍、听从命令的，不是有知府吗？知府的政令怎样，县里就能得到安定；怎样，县里就会受到扰乱，这些您已经知道了。如今您前往汝宁，只要实行那些能够使县里安定的做法，去除那些会使县里受到扰乱的做法，那么下属方面就没有不得益的了。您曾经做过御史，考察百官，表扬清正、抑制贪浊，本来就是您的职责。知府难道不在您考察、表扬和抑制的范围之内吗？知府的治理和政绩怎样，就成为贤能；怎样，就成为不贤。如今您前往汝宁，实行那些使人成为贤能的做法，去除那些使人成为不贤的做法，那么上级方面也没有不得益的了。上下都得到治理，政事就没有不成功的，法令就没有不施行的；其和乐兴盛的情形，就像风吹草伏一样相互感应，又像桴鼓相击一样彼此应和。汝宁的百姓难道会有不蒙受福泽的吗？’申台说：‘是。’我说：‘我朝考核官员、决定升降的制度不同于古代，郡守治理和政绩特别突出的，任职不到二三年往往就会升迁。我担心汝宁的百姓不能长久蒙受您的福泽。’ 众人说：“怎么办呢？”申台说：“见到贤者就想着向他看齐，人都有这种心，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会像今天这样呢？现在姑且为王君能够给我们的百姓带来福祉而高兴就可以了，将来的事情，怎么能一件件都替他操心呢？”申台说：“对。”于是把他们的话编排成篇，作为赠给王君的文章。司马公改任嘉兴知府序

译张凌汉、吴时之、范子仁一同来访，说：“郡伯司马公治理我们郡已经三年了，士民承受他的恩德，正把他当作父母，希望早晚都能见到他。如今因为吏部推荐，改任嘉兴知府，出发的日子已经确定。士民想挽留他，却做不到。何不写几句话赠给他，以彰显他的美德，也表达我们士民的心意呢？”我说：“好，好。”我私下想到，年幼时读前代史书，见到那些对士民有恩德的循良官吏，有的升迁，有的调任，有的因其他缘故离去，他们的百姓往往挽留不让离开，甚至躺在车辙中、攀住车辕，使他们不能出发。不是这样的官吏，情形正相反。因此我认为，众人的好恶可以用来检验官政的得失。后来读到孔子在鲁国执政，鲁国人却诽谤他说：“穿着礼服，披着小羊皮裘，把他扔掉也没有人过问。”子产在郑国执政，郑国人诽谤他说：“谁杀了子产，我就跟他一起干。”孔子是大圣人，子产也是贤能的公卿，他们的政事难道会不好吗？众人竟想把孔子扔掉、把子产杀掉，而且不只是希望他们赶快离去，这是什么原因呢？于是又怀疑，众人的好恶未必完全可以凭信。后来读《鲁论语》，看到子贡问：“一乡人都喜欢他，怎么样？” 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一乡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不如让一乡的善人都喜欢他，而不善的人都厌恶他。”我于是叹道：“一个乡里的人，不过是并肩站立的普通人罢了，他们的好恶尚且各自依据自己的类别。何况身居上位的大人君子，他们存心公正，施行政令公平，喜欢时便赏赐，发怒时便惩罚，虽然在劝善方面宽厚，在惩恶方面却也严厉，那么对于众人的感情，本来就不可能完全相合。甲所喜欢的，乙或许厌恶；这里所称誉的，那里或许毁谤。这难道能够完全一致吗？”这就是孔子、子产遭受诽谤的原因。等到时间久了，德政已经普遍施行，众人的期望都归向他们，诽谤的话自然就停止了。这就是孔子、子产最终获得美名的原因。那么，观察君子的政绩时，对于任政不久的人，众人的好恶，怎么能不考察其中的原因呢？司马公治理怀庆，虽然已经三年，但实际上并不算久。士民受到他的恩泽，固然把他像父母一样尊戴；而那些失望的人，也难保没有。瑭年老而且有病，不能到郊外远远为公饯行，三位君子还请留意这件事。公出发时，道旁的士民为惋惜他的离去而流泪；愿意挽留的人有多少，也请考察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因高兴公离去而欢呼嬉笑的人有多少，也请考察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一方面可以借此检验公的政绩，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我们这一类人的善恶。回来后幸望把情况告诉我，瑭当记录在简册上，等待日后把循良官吏的事迹传述出去，供任官者采择。张推官升任汝宁府同知序 治理政事什么最难？取得民心最难。取得民心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取得民心而又用正确的方法。自从和易慈惠的风气衰微，贪婪暴虐的政令相继出现，像苍鹰、乳虎一样的官吏，一个接一个地显达于世。他们任意鞭打，肆意杀伐，凶暴的威势既已树立，便剥取百姓的膏脂来充实自己的箱笼，还互相引荐提拔，逐渐升到高位。天下百姓如同坠入涂炭，这种情形已经不是一天了。所以百姓也把上司看作仇寇，痛恨他们。他们在位时，百姓只怕他们不离去；他们离去时，百姓又只怕他们不快走，没有一点爱戴、敬重和眷恋之意。这难道是百姓薄情吗？他们这样回应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说，取得民心很难。与此相反的官吏，又专门施行温和养育、姑息迁就的政令，以取悦下民。有罪不加刑罚，全都宽赦；各种事情不加治理，只是一味因循。还说：“我将要体恤百姓，节省费用。”其中巧于取悦人的，又施行朝三暮四的手段来笼络百姓。虽然嘴上不断说忧虑百姓，实际上却没有爱护百姓、使百姓获利的实际行动。纲纪不能建立，奸弊一天比一天滋长，虽然一时能使人欢悦，却不能长久实行。即使愚民一齐认为他贤能，君子也不取这种做法。所以说，取得民心而又采用正确的方法，最难。我们郡的节推张先生，以慈祥和易作为存心，以公平正大作为施政原则。听取百姓的诉讼，一定查尽实情；罪行的轻重大小，一概按照法律裁断，不任意宽纵或舍弃，起初就不用姑息笼络的手段。六县的百姓，都像敬爱父母一样爱戴敬重先生，难道不是取得民心而又采用正确方法的人吗？先生因为当道推荐，升任汝宁府同知，从怀庆任所前往汝宁时，路过孟县，官吏、师生和父老感念先生的恩德，惋惜他离去而不能挽留，于是绘制画像献给他，并请我写文来表达心意。我感慨于用正道取得民心的困难，又庆幸在先生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写下这篇文章告知他。唉！天下的百姓都是一样的，百姓所喜欢的就喜欢，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这才叫作百姓的父母官。先生努力吧！我看见百姓的爱戴敬重，将来在两地之间不会有什么不同。孟县刘大尹奖励序 天下的事情，实行起来很难；实行后的得失，困难在于自己；实行时能否被人遵从，困难在于别人。困难在自己，可以努力；困难在别人，所遇到的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又能怎么办呢？士人君子禀受天地间清正淳厚的气质，是人伦中的冠冕，谁不想在当世建立功业，使声名光彩流传后世呢？然而天下的事情，处置起来也实在困难。事情纷乱纠结，要把它剖析清楚；局势震荡冲撞，要使它稳定下来。稍微失去道理，就会像瓦片破裂一样无法挽救；即使处置事情没有失去道理，有时上面没有知己来援助自己，便会在上司的许可与否之间拘谨徘徊，在进退之间观望，又怎么能够从容施展呢？百姓看见他的地位和声势不够尊重，奸诈的人便善于挑拨诬陷，强横的人便敢于抗拒。他正忙于支撑应付、自我救助还来不及，却想建立功业、显扬声名，难道不是很难吗？所以我曾经说，士人想建立功业、流传名声，有志向的，或许苦于没有才能；有才能的，或许苦于没有职位；有职位的，或许苦于没有援助。各种条件都具备的，百人中未必有一个，所以功名能够建立实在很不容易。孟县大尹刘侯，是豪杰之士，志向高远，而他的才能又足以实现志向，处理繁杂事务、治理棘手问题，压制强暴、扶助弱小，都不费多少力气。当道因为他的才能，用礼物和财帛来奖赏慰劳他。怀庆府儒学的薛生尧佐，是孟县人，召集朋友来向我求文祝贺。我感慨于功名的艰难，庆幸刘侯既有志向又有才能，而且又得到上司的知遇，将来可以大有作为。因此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作为日后的凭证。修武冷大尹奖励序

译修武知县冷侯到京师述职，考核成绩为最优，返回任所。巡按御史汪公、分巡佥宪孙公各自用礼物财帛奖赏勉励他。怀庆府儒学的生员史学易等人是修武县人，来向我求文祝贺。我认为冷侯是君子。君子遭遇祸患不恐惧，得到福禄不喜悦。上司用一份礼物财帛来表彰奖赏，对于冷侯的贤能并不足以增损轻重，似乎不必祝贺。继而想来，其中也有值得祝贺的地方。君子立身行道，本来不依赖外物；然而修养自己，也常常要在别人那里得到验证，以考察自己所达到的程度。孔子告诫颜渊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必将达到天下归于仁”，告诫仲弓说“以敬为主，推己及人，必将达到家国没有怨言”，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君子处于下位时，所关联的事情又更加重要。君子得到职位、担任职务，本来就是要施行自己的道。上面责备恼怒，下面不信服，想使道施行，能做到吗？考察在位者是否贤能以及政绩得失，在毁誉尚未萌发以前，只有大人君子和有见识的士人能够做到，平民百姓本来未必能够做到。往往上司认为贤能，平民就跟着认为贤能；上司认为不贤，平民也跟着认为不贤。贤与不贤，正是政治废兴所系之处。孔子说“处在下位而得不到上司的信任，就不能治理百姓”，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冷侯的贤能，我曾经听说过。他深爱百姓，厚待士人，面对财物廉洁，处理事务谨慎。比如祭祀名贤以培养士风，编修县志以完备地方典章，在玄庙前建立“继往开来、化民成俗坊”来教导才俊，以及沿路栽种柳树来给行旅遮荫之类的事情，都超出簿书和期限事务的范围。然而这些事情，只有有见识的士人能够察觉冷侯的用意所在，从而知道他的贤能，四境百姓却未必知道。如今上司相继用礼物财帛奖赏他的贤能，四境百姓便在心中揣度、在口头称颂，一定会说：“我们的侯是贤人，不然上司为什么这样以礼相待呢？”百姓既然知道冷侯贤能，那么政令没有不执行的，禁令没有不停止的，行动没有不受感化的。冷侯的道将大为施行，政绩也将更加光明。这就是也值得祝贺的地方。而且万物没有不是有开端的：严霜使万物肃杀，是冻掉手指、折断胶的开始；东风使冰解冻，是金属熔化、石头熔化的开始。上司的表彰奖赏，也是升任高位、承担重任的开始。官员在功业将成时容易懈怠，这是冷侯所知道的，还请牢记！升进爵位于朝廷，功勋名声流传在史册，本来就是君子的事业。谨慎地写下这些话，作为日后祝贺的话。绛县县丞寗文威任职序 我年幼时读昌黎的《丞厅壁记》，他说，县丞是用来辅佐县令的，对于一县的事情，没有不应当过问的；又说，县丞按惯例因为避嫌，不能对事情表示可否，只能拱手沉默，自守其职。我私下认为，县丞和县令虽然名位不同，至于接受天子的命令、负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却没有什么不同。一县的事情，县令在上面主持，县丞在下面辅佐；县令在前面倡导，县丞在后面响应；可否相济，就像曲、蘖、盐、梅相互调和。然而政事良善、百姓安定，双方都获得美名，有什么可嫌疑的，为什么要拱手沉默、自守其职呢？古人说过：“还要询问樵夫，何况同僚朋友呢？”昌黎的话，或许是有所激愤，大概未必完全如此。后来我充任官职，历任中外各处，看到府同判侍奉知府、县丞和主簿侍奉县令，大体都如昌黎所说。我奇怪地询问其中原因，他们说：“顺从长官以成全他的美德，规劝讽谏以挽救他的过失，这是辅佐官侍奉长官的道理，我们这些人不是不知道。只是长官的用心各不相同，有的宽厚仁慈而明达，有的狭隘固执而迟滞。宽厚明达的人，听到别人的话不会认为忤逆，会斟酌可否而决定听从或不听从，所以政事更加修明，同僚之间的情谊也更加深厚。狭隘固执的人，听到别人的话就勃然发怒，不认为这是侵犯自己的权力，就认为这是暴露自己的短处，同僚之情因此不和，政事即使有失误，甚至导致败坏，他也不会悔改。” 世上的贤者不可多得，所以我们宁愿替前一种长官做事，而不愿替后一种长官做事。我听了这些话，深深叹息。我私下认为，做长官的厌恶听取别人意见，固然是错误；做辅佐官的如果没有一句话能够帮助长官，却动辄避嫌自守，也不能算做得对。程子说过：“主簿和县令不和，多半是由于私意。如果以侍奉父兄的道理侍奉他，有过错就归在自己身上，有善事则唯恐功劳不归于县令，积累这种诚意，应该没有不被感动的道理。”现在做辅佐官的人，或许在这条道理上还没有做到尽善吧？自己没有尽到辅佐之道，却动辄说县令厌恶听取别人的意见，难道合乎道理吗？友人寗文威先生被选授为山西绛县县丞，先生的儿子寗时中，学问广博而文章出色，受到朋友们敬仰。同窗张时望、王言道等人便来向我求文，作为赠给先生的文章。先生性情和易忠信，处在同僚朋友之间，能够确保彼此不发生抵触。我担心他顺从世俗避嫌的看法，拱手沉默、自守其职，所以用这些话告诫他。至于他的县令是谁，现在还不知道，也不能悬揣他的用心；我将从文威此行以后来验证。于是说了这些话。朱二尹退休序

译南通州耻斋朱先生出仕，任武陟县县丞。正德丙子四月，同僚因事被弹劾，先生也受到牵连。第二年丁丑，天下各司按惯例应当入朝觐见，上司查明先生的事情，证明他无罪，按例应当恢复职务。于是八月间把先生的姓名列入吏部名册，到期时仍因事情没有结案，不能入朝觐见。吏部因先生没有到达，怀疑他途中另有事故，于是命令他退休。怀庆的士大夫中与先生交游的人，听到命令后前往慰问，也惋惜先生无罪而被罢黜。有人责怪同僚的牵连误事，有人责怪吏部审查不明。先生却慨然说：“凡事都有命运，怎么能因此责怪别人呢？从前忠宣公被章惇排斥，获罪而罢相，家人都把责任归咎于章惇；有一次乘船行走，船翻了，衣物全都湿了，家人举火烘烤衣服，忠宣公回头说：‘这难道也是章惇害我吗？’大凡事情都有命运，先贤曾经这样做过，难道只有我如此吗？况且做官又有什么快乐？入内便处理簿书、赶赴期限和集会，出外便奔走在车尘马蹄之间，到了拜见上司时，跪拜、称呼，都和仆役一样，我早就不屑于这样做了。只是想到承受朝廷培育的恩德，幸而有治理百姓、守护社稷的托付，希望多少尽一点微薄之力，以图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按道义不应当无缘无故辞官离去来使自己享受安逸。如今既然被罢黜离任，也算有了正当理由；薄田可以供给稀粥，子弟可以供我使唤，山林泉石可以使性情舒畅，虽然没有俸禄供养，却也没有政事劳累；虽然没有爵位的荣耀，却也没有侍奉上司的屈辱。双方的得失大致相当，我又怎么能留恋已经打破的饭锅，怨天尤人呢？”听到的人都感叹佩服。后来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我。我的原籍是泰州如皋县，与先生是同乡，从前曾听说先生刚到任处理政务时，准备在五月中旬就任。士大夫说正月、五月、九月是火星当令的月份，不利于做官，所以很多人不在这些月份赴任。有人把这话告诉先生，他笑着说：“政事的得失在于我自己，职位的得失在于命运，天时难道会有不吉利的吗？”于是就在五月赴任。当时流窜的盗贼十分猖獗，同僚有人把家属送进郡城躲避，又暗中挖掘地窖，准备县城被攻破时潜藏其中以求免死。先生却奋然说：“朝廷设置官职，都是为了百姓；盗贼到来，即使人数不敌，也应当带领百姓守城。如今先把家属送走躲避盗贼，百姓还能依靠谁呢？况且城池如果真的被攻破，难道藏在地窖里就能免难吗？即使侥幸免死，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士大夫呢？”于是没有遣送家属。唉，在似是而非的处境中，才能看出人的见识；面对利害关头，才能看出人的操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九月〕 先生的见识和操守如此卓越，那么在得失之际没有忧愁不安的情绪，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唉！先生回归田园，可算快乐了！只是想到我们这些人，有幸多次承接先生的言谈神色，从今以后，再无日期能够瞻仰拜见，不能没有分别相隔的感伤。送别的酒已经斟好，出行的旗帜已经在路上。《诗经》说：“快乐的君子，保佑爱护你的后代。”请允许我用这句话为先生祝愿：不要把你的声音看得如金玉般珍贵，不要对我们怀有长久的疏远之心。请允许我用这句话赠给先生。《栢斋集》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栢斋集》第四卷 （明）何瑭撰 序 赠王邦佐分教宁海序 同学王邦佐先生器宇端庄稳重，学问广博而文章出色，多次参加乡试却未中，后来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因为父母年老，打算谋求俸禄来侍奉亲人，获得分教山东宁海州的职位。亲友许舜时等人来向我求文赠送。我叹道，我能用什么话告诫邦佐呢？求学和施教的方法，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圣贤经典和传记中都已经完备了，本来就是邦佐熟知的，我还能有什么可以补益他的呢？我只是想到，近世的学者大多从事于记诵词章的学习，用它来取得科第、获得显达，以为学问之道不过如此。老师这样教，弟子这样学，到处都是这样，知道圣贤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学问的人，实在太少了。有人认为圣贤之学困难，却完全没有想到圣贤也是人；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都是本分内的事情，只在于努力不努力。有人认为士人必须先放弃科举的事业，才可以从事圣贤之学；如今正谋求进取，怀疑二者有所妨碍，所以不敢这样做。唉，这又是极其不加思考。圣贤之学在于彰明美德、使百姓更新，什么时候禁止人求取功名了呢？只是要看求取功名的志向是什么。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修养自身，必然是为了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如果把隐居看作高尚，成为沮溺丈人一类的人，那么又凭什么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呢？” 其道理显然不是这样。邦佐要记住啊！天下的治乱在于人才；人才的盛衰，在于学校和师儒，而师儒正是学校的主导。师儒选得其人，学校就兴盛，人才就旺盛，天下就安定；选不得其人，学校就废弛，人才就衰落，天下就混乱。这个责任实在也很重大。古代那些以俸禄为生而任职的人，即使是乘田、委吏这样的低职，也不敢荒废职守，何况师儒呢？宁海距离邹鲁很近，孔孟的教化一定还有流传，怎么知道其中不会有豪杰之士出现呢？我的话就说到这里，邦佐以及宁海的士人，希望你们都能记住。蒋教授改任序 郑府真丘王教授平凉蒋先生，因为真丘王去世，改任周府封丘王教授。我约同缙绅士人前去为他饯行，他来向我求文，以表达送别之意。我认为士人君子处在仕途上，大都把儒学官和王府官看作落寞而不得志的职位。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曾经说，君子在仕途上值得快乐的事情，大体有两种：大的方面，是坐在朝廷之上，与天子讨论政事的可否，进退百官，以纲纪天下；其次，是处在藩、臬、郡、县之间，为百姓兴利除害，使百姓像敬神明一样敬重他，像爱父母一样爱戴他，这本来也是值得快乐的。或者道路与时势相违，才能与命运不相合，那么就在学校之中鸣铎施教，与英俊之士讲论道义，辨析古今事情的得失成败；或者在宗藩王府中曳裾求见，为贤王讲说经史，以启发他的聪明，不必劳于奔走琐碎之事，却有从容起居、俯仰自得的闲适，这也值得快乐。至于在上位不能施行自己的道，在次一等的职位又不能安顿自身，劳心于窥伺上意、逢迎顺从之间，形容憔悴于车尘马蹄之下，那么即使身居高位、享受厚禄，世俗固然认为荣耀，君子的内心却不会快乐。先生起初以国子生授任四川石泉县学司训，后来升任郑府真丘王教授，如今改任后仍在王府任职，先生难道也能从中找到快乐吗？” 所以借此向先生请教。先生名杰，字士英，品德淳厚，学问有根源和条理，因此跟随他学习的学生、聚集在一起的朋友，在他离别时都如此依依不舍，不忍心让他离去。致仕文安县主簿孟公夫妇九十寿序

译人的一生以百岁为期限，所以古人把活到百岁称为上寿，八十岁称为中寿，六十岁称为下寿。然而古代的圣人，有的年过百岁；后世却很少有人能够长寿。即使孔子这样的圣人，也只活了七十三岁。有人说，人的气质有淳厚和浇薄之别，所以寿命也有长短。远古时代混沌初开，风气刚刚形成，十分淳厚，所以那时出生的人大多长寿；后世太古的淳朴已经散失，风气一天比一天浇薄，所以那时出生的人大多早夭。宋代儒者苏氏子瞻曾说：蜀地有个老人住在深山村落中，和外界完全不相通，只吃粮食、饮水，没有盐、酪、酒、肉的滋养，那里的老人多长寿，甚至有人见到了第五代孙。难道不是因为深山穷谷之中，淳朴尚未散失，风气还保留着远古的遗风吗？近来风气更加浇薄，长寿的人尤其难得。以我耳闻目见的情况来说，活到九十岁的只有两三个人，活到八十岁的也不过十几个人。我们郡的士民何止数百上千万人，而活到九十岁的仅有两三人，活到八十岁的仅有十几人，这不是更加难得吗？武德镇致仕文安县主簿孟公和他的妻子张氏都活到了九十岁，有三个儿子：长子经，没有做官；次子纶，任驿丞；三子绍，任巡检。有十一个孙子，其中禄娶郑府新乐郡主为妻，任宗人府仪宾。曾孙男女五人，都侍奉在膝下。乡亲、宗族、姻亲都把这看作喜庆之事。姻亲张君英于是来向我求文。我虽然没有亲自见过孟公的容貌风范，但曾听说公气质淳厚，言语行动谨慎严整，家中财产丰足却能以礼自守，从不因富有而骄人。做官政绩成就后，便退职悠游于田园二十多年，直到今天。大概是在浇薄的时代仍保有远古的气质。近世活到八十岁的人尚且不多，而公竟活到九十岁；又能夫妇同寿，不是更加难得吗？东坡认为人生能够见到五世孙很难，而公已经见到了第四代孙，也差不多了。难道不是公独自得到淳厚的风气，所以能够这样吗？处在今天的时代却成为古代的人，孟公真值得敬重啊！我有感于世道的变化，所以写下这些话来表示庆贺。张千户承袭职务序 群牧所千户张侯奉命承袭职务，从京师返回。姻亲李拱之来向我求文祝贺，并说：“侯的先祖，是顺天府大兴县人。高祖开始从军，因靖难之功屡次升迁，直到金吾左卫副千户，改任郑府群牧所千户；以后传给曾祖、祖父，直到侯，世代相传已经很久了。侯如今刚开始处理政务，希望执事能够勉励他。”唉！有人说：“败军之将，不可以谈勇敢。”我何瑭因为迂腐疏懒而且多病，退居在乡巷之中，却喋喋不休地向人谈论做官理政的方法，谁会听我的呢？但我曾诵读前代正直之士的论说，请允许我把它说出来告诫侯：“人不要以水为镜，应当以百姓为镜。”本朝初年，因功封侯的功臣不下几十人，如今还在的已经没有几个了，难道不是因为地位高、俸禄厚，子孙骄奢淫逸，不能自我保守，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吗？张侯家族五代相承，历经一百多年而没有衰替所守的家业，难道不是因为世代忠孝勤谨，不自我放纵安逸，所以才达到这样吗？唉！侯可以说是贤能了。不要因为地位高就骄傲待人，不要因为俸禄厚就放纵欲望；侍奉上司要忠诚，接待士人要有礼，待下属要仁厚，处理事情要依法；不要沉溺于酒，不要迷恋女色，不要困扰于财利；早晚长久地这样自我警戒而不懈怠，若家世不能长久、名位不能显耀，是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做官理政的详细道理，书史中都有完备记载。我听说侯的祖父手不释卷，侯又继承家庭的教训，而且姻亲朋友也都是文质彬彬的文学之士。侯在听闻阅览的闲暇，留心于书史，在典籍中考察，在朋友中咨询，那么见闻会更加广博，心志会更加开阔，所得到的益处也会更多。侯还请记住啊！我又听说：“士人想在世上建立功名，有志向而没有才能，不行；有才能而没有时机，不行；有时机而没有机会，也不行。”如今盗贼蜂起，天下多事，士人想建立功名来显现自己，这正是时机。侯如果有志向，就应当积累学问、扩大才能，等待机会，也就可以有所作为。至于我何瑭，已经衰老，不能再有所作为了。贺单户侯掌理军政序 本朝治理政事的制度，文武并用。文官从科举中选取，武官从世代承袭的贵族子弟中选取。由科举取士，选择十分精细，所以取得很难；任职之后，自然不敢不谨慎。由世胄取士，安坐承袭，所以取得很容易；任职之后，多半不能自我珍惜。朝廷担心他们没有惩罚和劝勉，于是建立五年一次考核选用的制度。廉洁能干、公正勤勉、受到军士信服的，就选任掌理军政，让他在职处理事务；贪婪残酷、庸碌昏暗、为军士厌恶的，就降为剩员，让他领俸禄而从事杂差。这也算是鼓舞振作他们的良法。嘉靖丙申年，按例应当考核选拔卫所官员，从指挥直到户侯，各有升降进退。而户侯单大人确实被选入军政之列，舅父刘大等便和各位亲属一同前去祝贺，并向我求文。我私下认为，古代圣王的制度是，凡是臣下对国家有功的，便教育他的子孙；教育成材后，就授予官职；如果不足以任用，也让他们不失去俸禄。所以做官的人世代享有禄俸，却不世代承袭官职。我朝文职没有世袭，武职则从公侯直到千户、百户都世袭，待遇比前代优厚。建国初年，武职犯罪可以降职革职；如今这项法令虽然废止，但自从有考核选拔的制度以来，只有廉能公勤的人才能得到军政职位处理事务，否则就只能领俸禄担任杂差。这实际上与古代“世代享禄而不世袭官职”的本意相暗合。如今单户侯既然一向受到军士信服，获得选任掌理军政，确实值得祝贺。然而难道可以不知道谨慎吗？凡是朝廷的事情都有法令，合乎法令的就实行，违背法令的就不做，这就是在职处理事务的规矩。能够谨慎遵守这些，军政就会有光彩。户侯要记住，这些话就是用来祝贺你的。陈彦威生子序

译我自从隐居在荒野，百事荒废，早已认为自己与城市隔绝。忽然谢宗德和周彦实一同来访，喝完茶后起身请求说：“舍亲陈先生去年冬天刚生了长子，冒昧请求您写一句话来祝贺。”我因为久已荒废学业，推辞了好几次，却不能推掉。唉！我的话有什么可以阐发的，竟然劳烦别人这样诚恳请求呢？生儿子的可喜，年长以后生儿子尤其可喜，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能说，我拿什么来为陈先生颂扬呢？近来我熟悉了农事，姑且用庄稼来作比喻，可以吗？富人的庄稼，田地肥沃，肥料充足，耕作勤快，播种及时，所以禾苗生长得高大繁茂，空秕的少而果实多。穷人的庄稼却不是这样，田地贫瘠，肥料少，只得借牛来耕，难免粗疏；借粮食来播种，难免迟晚。所以禾苗长出来又短又弱，枯萎发黄，秕粒多而果实少。这难道是粮食的本性不同吗？是因为所受的养育不同。积善之家，父祖仁慈宽恕、忠厚诚实，已经得到上天的护佑；他们用来训导子孙的，又无非礼义谦让的事情，所以他们出生的子孙大多贤明而长寿。积恶之家，父祖强横凶狠、悖逆不道，已经得罪了上天；而子孙朝夕耳濡目染的，又无非是不合道义、不守法度的事情，所以他们出生的子孙大多顽劣悖逆而早夭。这难道是人的本性有不同吗？” 也只是由于所受的养育不同，所以才会这样。先生家从上世以来，世代忠厚；先生兄弟五人，都光明俊伟，卓然自立，受到远近人的尊崇。上天护佑陈氏的情形，已经得到验证。先生在兄弟中排行最长，却尤其谦逊厚道而不自夸；上天护佑他的福分，大概正要到来，而且还没有止境。这个孩子将来出类拔萃、飞黄腾达，大概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了。我过去在学校求学时，把先生看作前辈，先生与我交往，并不因为我是后进而轻视我，循循善诱、和煦亲切，对礼数和爱护都极为周到，我心中一直铭记。先生生子的喜事，本来就是我乐于谈论的，何况又有谢君的请求呢？可惜我荒废太久，不能把先生盛美的万分之一发扬出来，姑且用这些话祝贺。曹元善更名序 同窗曹元善先生，原名仁，因为汉代曹操的族人中有名叫仁的，厌恶与他同名，于是改名为希仁，请求提学宪副边先生，边先生答应了。朋友们想连字也一并改掉，来找瑭商议。瑭私下认为，天道没有比“元”更大的，人道没有比“仁”更大的，所以说：“元，是善的首领。”君子实行仁德，足以成为众人的长者；“仁”这个字，本来就兼有善的含义，其中的旨意深远啊。然而“希仁”和“仁”本是一回事，而且元善这个称呼亲友已经叫了很久，实在不必更改。如果一定要改，不如用可以劝勉、可以警戒的话来告诫元善。古代的贤人君子，不仅同宗的人以他们为荣，同乡的人以他们为荣，天下人也没有不以他们为荣的。孔子、颜回的名声，万世都仰慕，这难道是因为有所偏爱吗？奸邪小人，不仅天下人以他们为耻，同乡人以他们为耻，即使同宗之人也以他们为耻。幽王、厉王的恶名，孝子慈孙也无法替他们改掉，唉，难道不可畏惧吗？仁是各种善行的首领，本来没有什么可厌恶的，而元善一定要改掉它，只是因为曹操的缘故罢了。曾子极其孝顺，也不过在胜母这个地方的门前止步；墨子反对享乐，也不进入朝歌城。古人中有这样做的，元善憎恶邪恶的心，真是严正啊！孔子说过：“见到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 曹操之所以可恶，难道不是因为他奸邪猜忌、诡诈多端，对汉朝不忠吗？早晚思考这件事，凡是与曹操相似的事情，都把它们去掉，这就可以了。仁德一旦发于内心，首先表现为亲爱亲人，再进一步就是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把它的功效发挥到极点，就会达到天地受到感化、草木繁茂的境界，意义多么宏大啊！元善侍奉父母孝顺，对兄弟合乎义，与朋友交往诚信，面对财物廉洁，处理事情公正正直，他在自身实行的事情，大概没有一样不是仁德。将来如果有了职位，那么振奋天地间的元气，使雷声响彻四方，使百川腾涌、雨泽遍及天下，也不过是本分内的事情。元善要记住啊！责备朋友使他向善，是朋友相交的道理，所以我告诫你，不敢不恳切而详尽。元善要记住啊！”},{ 《张生入学序》嘉靖元年二月，钦差提学副使王先生在怀庆考察士子，选取子弟中才智出众的，补充为儒学弟子员。张生继光也在其中。处士熊世威，是他的岳父，前来请我写几句话为他祝贺。我想，我朝的制度是：选取士人依靠科举，培养士人依靠学校。选取士人时，考中乡试的称为举人；考中会试并在廷对中获赐进士出身的，称为进士；公卿和各部门的官员都从这里产生。可见选取士人的标准很重。培养士人时，刚入学称为附学生，稍有进步称为增广生，再进步称为廪膳生；学校教他们仁义礼法来培养德行，教他们文章辞藻来培养学业。等到德行养成、学业完成，然后再通过科举选取他们。可见培养士人是预先进行的。譬如树木，楩、楠、杞、梓等良材，必须先在山林、场圃中预先培育，培土、施肥、浇灌，经过多年，等到长成材料之后，木匠和石工才取来，用作明堂的栋梁，这本来就是自然的次序。张生如今刚入学成为生员，就像楩、楠、杞、梓刚开始在山林、场圃中培育一样，难道可以不思考怎样自我培养吗？要以庄敬中正来培养自己的心，以学习、询问、思考和辨析来培养自己的见识，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来培养自己的品行，以礼义廉耻来培养自己的操守。如果他在学校中成为有声望的士人，从科举出仕后成为有名的臣子，这才不辜负朝廷培养士人的用意，也大大慰藉亲友前来祝贺的心意。否则，我恐怕他会因只顾小处而失去大事，免不了成为士林中的负累。张生曾经跟随我学习，我喜爱他典雅聪慧，认为他有可以进步的地方，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张生应当记住啊！学问精微深奥的奥妙，应当由你自己去探求。言语本来就不能把它完全说尽。唉！张生还应当努力啊！《贾生入学序》

译贾生应奎，是文洪先生的儿子。他天性聪颖，而文洪教导他非常勤勉。他撰写文章，清新秀丽，令人喜爱。今年提学宪副王先生在怀庆考察士子，选取子弟中才智出众的，补充为儒学弟子员。府学一共补录三十三人，应奎实际上名列第一。他的岳父许舜民先生，担心他骄傲自满而不能进步，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我想，文章辞藻清新秀丽，对于后辈来说固然值得喜爱，然而这只是刚开始学习时的事情罢了。我们儒者所应当致力的事情，大概不只是这些。过去，鲁斋文正公年幼时跟随乡里的老师读书，曾经问道：“读书是为了什么？”老师回答：“为了参加科举取得功名罢了。”文正公说：“只是这样而已吗？”老师非常惊异，自己反省说，自己只是拘守章句的儒生，不配做他的老师，于是辞去了教职。文正公后来终于凭借道德和文章成为世人的师表。应奎身为舜民的女婿，在舜民家中拜谒文正公的祠堂，文正公遗留下来的教诲和声威，大概已经听闻很久了。他也曾经思考过这些吗？文章辞藻清新秀丽，即使发展到极致，也不过可以凭科举取得功名罢了。既然如此，那么所应当致力的事情，本来就不只是这些。国家用学校来培养士人，有关官员用文章辞藻来选取士人，其中的用意一定有所寄托；你也曾经思考过这些吗？古人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所学习和从事的事情各不相同。如今的府学、县学，就是古代的大学。你在这里藏身修业、交游休息，难道可以不思考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吗？如果确实思考并努力求取，那么自然不敢不求进步；将来的事业一定远远超过常人，考中科举、取得显贵，大概就不必再多说了。唉！你还应当记住啊！你还应当努力啊！父亲、老师、亲友之所以对你的期望，本来就不在这些之外。《蒙宗孟西归序》平凉的蒙生跟随父亲在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做官、求学，回乡时路过怀庆真丘王教授蒋先生家，蒋先生是他的岳父，于是便留在怀庆讲学。将要回去时，同窗牛生来向我索取临别赠言。朋友之间以善相责，是朋友相处的道理；临别赠言，不过是在相互劝善之外再说几句罢了。我能拿什么来告诫蒙生呢？如今世上士大夫讲学，大多以应对策问、考取科第为主。告诫人如果不说那些切近而紧要的事情，不是迂腐，就是欺骗人。但如果只停留在自己听惯、见惯的事情上而没有进益，君子也不会这样做。从前子张学习求取俸禄，孔子告诉他说：“多听，保留疑问；其余有把握的，谨慎地说，这样就少有过失；多看，保留疑惑；其余有把握的，谨慎地实行，这样就少有后悔。说话少有过失，行事少有后悔，俸禄就在其中了。”孔子没有斥责他求取俸禄是不对的，也没有说这是求取俸禄的方法，只说“俸禄就在其中”而已。这确实是圣贤告诫人的方法。求学是为了谋求圣贤之道，《五经》《四书》是承载道理的典籍。本朝在学校培养士人，使他们讲明《五经》《四书》的义理，然后通过科举选取，分布到各个职位上，以辅助政治，这其中本来是有深意的。唉！蒙生还应当记住啊！以《四书》为根本，探求道理的端绪；扩充到《五经》，使道理的整体充实；再参照史传，以通晓事物的变化。自身应当怎样修养？家庭应当怎样整治？国家和天下应当怎样治理？平日就应当反复体会、研习，务必使这些道理得到于心，验证于事；这样，发露出来就是精华，实行出来就是功业。通过科举取士，大概就不必再另求什么，自然会到来了。唉！蒙生还应当记住啊！朋友临别赠言的意思，应当不过如此。仇生北归序 正德末年，我辞官退休，居住在家。潞安的仇生奉其尊父玉松先生之命，来跟随我学习，不久便告别离去。嘉靖初年，我蒙受恩典，被起用出仕在外，至今大约已有十年没有和仇生见面了。嘉靖己丑（原文作“已丒”），我再次辞官居家。今年，仇生又从潞安来探望我。当时玉松先生去世，已经过了六年。相见之后，仇生先向我吊唁，悲伤哭泣不能自止；接着问他的几位伯叔父近况如何，又问他的学业到了什么程度。他感慨地说：“我病了三年，不能出门。如今病虽然好了，身体气力还很虚弱，不能承受劳苦，学业几乎全荒废了。”我认为仇生年纪正壮，身体虚弱还可以恢复，学业也还可以努力进步。仇生唯唯答应。过了几天，他将要离去，我想到平日对他没有什么帮助，而他却始终深情厚意地爱护我，不能没有报答；又想到自己已经老了，恐怕以后不能再相见，于是把平生所学浅陋的道理告诉他，这也是尽心尽意的做法。我私下曾认为，《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在于使人民更新，在于止于最高的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彰明德性的事；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使人民更新的事。求学的人对于彰明德性，应当无所不用其极。至于使人民更新的道理，只有在家中任职并取得职位以后，才可以施行于国家和天下。仇生居家有家规，居乡有乡约，修养自身、整治家庭，以教化乡人，这套道理大概已经实践过并且有成效了。我想到仇生正在积累学问，等待将来任用；以后出仕，就应当负有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责任。虽然说居家治理的道理，也可以移用于做官治政，但国家和天下土地广阔、人口众多，政务更加繁杂；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如果平素没有讲习明白，临时再拟议、推求而实行，恐怕不能合宜而合乎法度。那么，仇生在今天，难道能不对此加意吗？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所谓侍奉君主、侍奉长者、役使民众；有所谓兴起仁爱、推让之风；有所谓禁止贪婪暴戾；有所谓与人民同好同恶；有所谓不独占利益。它的大纲虽然明白，但具体条目及其曲折，不能用一句话说尽。仇生还应当记住啊！应当以《大学》的《传》为纲领，广泛考察经书、诸子、史书，再参照国家的法令，来穷尽各种条目的曲折，务必使自己对每一项都有确定的见解；这就是所谓格物而后知至。到了这个地步，明德的本体才开始完整。将来出仕，就随着职位所达到的范围，实行应当实行的事情，一切出于诚心，那么使人民更新的实际功用也会逐渐达到极致。功业成就、声名建立，可以流传而不朽；这和从前实行家规、乡约的作为，大概没有什么不同。唉！这就是《大学》的道理，也是我平生浅陋的学问。仇生这次回去了，还应当记住这些吗？还应当记住这些啊！仇文烈孝行序

译潞州义门义官仇文烈，是兵科给事中仇敏的六世孙，也是宿州吏目仇时济的儿子。他天性笃厚孝顺，六岁时母亲去世，便知道号哭悲痛，见到他的人都感到酸楚悲伤。长大以后，受家庭礼义教训的熏陶，侍奉父亲和继母，极尽孝敬。正德十二年，父亲患瘫痪，不能行动，仇文烈侍奉供养，求医祈祷，极尽诚心，三年之久始终如一日。父亲去世，他号哭悲痛，几乎昏死。下葬以后，他睡在草荐上，以土块作枕，不饮酒、不吃肉，完全依照礼制。每次祭奠都悲哭哀痛，如同刚刚丧亲时一样，直到服丧期满也没有懈怠，因此众人都称赞他的孝行。嘉靖改元，朝廷修撰先帝实录，下诏天下有司搜求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类，以备汇编。潞州学正王公首先登记仇文烈为孝子，以应诏令的搜选；乡里的老人郜经等也奉诏呈报举荐，有司上奏请求旌表他的特殊品行。于是仇文烈的孝行，上下远近没有不听说的。怀庆的士人中有和仇文烈的弟弟、庠生仇文光交游的，便相继来向我索取赠言。臣下侍奉君主、子女侍奉父母，忠孝之道，都只是各自竭尽本分罢了，并不是要等待外在的奖赏然后才去做。仇文烈的孝行，对于亲人、对于自己的内心，也正是如此而已。难道是因为上级的赏罚、世人的毁誉，才决定做还是不做吗？然而有司举荐他，士人朋友赠言称扬他，这难道也是没有道理的吗？唉！这大概是教化的开端、风俗转变的关键，是众人所忽略、君子所留意的事情。不等待奖赏就主动行善，不等待惩罚就自己不作恶，这是上等的智慧。受到奖赏却始终不行善，受到惩罚却最终不能免于作恶，这是下等的愚昧。至于可以引导、可以上下进退的，是中等资质的人。上等智慧的人不容易得到，下等愚昧的人也很少，中等资质的人却遍天下都是。一个人有一件善行，上级都奖赏他，众人都称誉他，那么不互相劝勉而趋向善行的人就少了。一个人有一件善行，上级都不加以察看，众人都不知道尊敬，那么不因此懈怠沮丧而转向恶行的人也少了。古代圣贤能够慎重对待这些事情，所以风俗淳厚美好，家家户户都可以受到表彰。后世忽略了它，这就是风俗不如古代的原因。仇文烈的孝行，士人朋友之所以急切地称扬，像不能停止一样，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风俗的美好，我从这件事上有希望了。张世台侍奉亲人赴封丘序 孟县县令张先生派他的儿子世台跟随我学习，不久，上级因为张先生的政绩显著，推荐他有才干、能够治理繁重事务，于是调任封丘的官职。世台将要陪同父亲赴任，同游的士人绘图作诗为他饯别，又请我写几句话来题写在篇首。我私下认为，引导指点，是老师的功劳；从容地规劝告诫，是朋友的职责。诸位士人因为世台远行，不能再享受群居讲习的乐趣，所以作诗赠别，表达缱绻不舍之意，这正是朋友之道。我浅陋不足以做世台的老师，然而曾经处在老师的位置上。每次看见世台有疑问，不能通达就不停止，我私下很欣喜他的志向专一、用心勤奋，认为可以和他共同进步，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启发他。如今他要远行，本来应当有话告诫他，何况他的朋友又来请求呢？唉！孔子说过：“可以和他共同学习，却未必可以和他一起走上道。”这就是说，求学贵在通达道；学习了却不知道通向道，仍然等于没有学习。当今的士人并不是不诵读学习圣贤的书，也在口头讲说他们所谓的道；可是听到“道学”这个名称，就彼此相视而笑，难道是认为道学不好吗？他们心里一定认为，圣贤之道必定先义后利，必定重视根本、抑制末流，而如今正写作文辞来求取俸禄、谋求仕进，还谈什么圣贤之道呢？唉！这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圣贤之道在于彰明德性、使人民更新，难道是把隐居看作高尚，像沮溺、丈人那样做吗？只要在出仕与退隐、进退之间不采取投机取巧的做法，就可以了。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圣贤也未尝不作文，只是不应徒然装饰车子的轮辕而不承载任何东西罢了。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真正懂得滋味。口渴时饮水、饥饿时吃饭，圣贤也不能不和普通人一样；不同之处，只在于懂得滋味是否正确罢了。如果说一定要断绝文辞、一定要抛弃俸禄仕进，然后才可以谈圣贤之道，这和闭着嘴、空着肚子才算懂得饮食的正道有什么不同？这也太不加思考了。世台要记住啊！应当在广泛学习、详细询问中用功，在谨慎思考、明辨是非时反求自身。凡是圣贤用来修身、齐家以及治理国家和天下的道理，都必须探究到极致；不要穿凿附会而自以为深刻，不要拘泥执着而固守一端，关键是合乎中正。既然自己已经有所领会，就把它发为文章以应对科举，施行于政事以建立功业，没有什么不可以。若不幸处境坎坷，就乐天知命，退隐于世而心中没有忧闷。圣贤之道本来就在这些事情之中，难道要去寻求隐僻怪异的行为吗？又有人说：“母鸡不能孵化天鹅的蛋。”我浅陋，不足以教化世台。三原的马伯循、高陵的吕仲才，都是世台家乡的前辈名士，他们的学问都有源流。世台在家接受父亲的教诲，出门后再到二位先生那里请教，这就对了。诸位朋友缱绻不舍的情意，也不过如此而已。唉！记住吧！赠石嵓处士仇时闲序

译士大夫之所以受到世人尊重，是因为他们见道明白，将义看得深重；至于隐居还是显达，并不在其中。古代隐居的君子，如封人、晨门诸位贤者，都在《鲁论》中流传名声；王彦方、管幼安、黄叔度诸位贤者，也在史册中流传光辉。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了，他们的言论、风范和旨趣，仍然使人景仰爱慕不止。世道衰落、风俗败坏，像这样的人大概已经很难多得了。若有和他们相近的人，难道可以不加以表彰，使他显名于世吗？正德年间，我罢职闲居林下，听说潞州仇氏的家法美好，却没有详细了解。恰逢仇氏宗子、沈藩仪宾仇时茂派他的儿子仇熙跟随我学习，我才得以看到他所制定的家范以及所实行的乡约。于是开始知道，仇时茂以及他的堂兄仇时济、弟弟仇时淳、仇时表、仇时闲，都因为孝悌礼让而受到乡人的尊崇，我心中暗自仰慕，却没有机会见到他们。嘉靖壬午年，我遭逢父亲丧事，仇时表奉长兄之命，不远数百里前来吊唁祭奠。我观察他的礼仪举止，循守礼法；听他的言论，条理严整，更加相信他们兄弟的贤能。不久分别离去，我曾想将来如果到了山西，一定要登门拜访，以尽情观察他们兄弟的仪范。后来承蒙恩典被起用，奔波于仕途，彼此没有音信已经很久了。如今嘉靖戊子年春天，仇时闲又奉他的二哥仇时淳之命前来拜访。他的礼仪举止和言论，和仇时表一样。问起仇时茂的起居，才知道他去世已经超过小祥之祭了。我们一起悲伤哀悼了很久。闲暇时我请仇时闲吃了一顿便饭，谈到家范、乡约，又旁及古今人物行事的得失，他都引用经史或儒家先贤的著述来回答，说明清楚而切实恳切，既不偏激，也不随波逐流。由此才知道他的见识高明，确实有士大夫君子的风范。我又感叹他的几位兄弟都很贤能，而且具有古人也难以具备的品德，于是更加敬重仰慕。仇时闲曾问我求学的要领，我回答说：读圣人的书，应当懂得其中的意义；实行古人的道，不要拘泥于他们的具体事迹。仇时闲认为这话正确。他虚心向善，大概正在不断进步而没有止境。他和古代隐居君子一同流传芳名，是可以期待的。他这次回去，姑且把这些话赠给他，作为日后的凭证。赠娄生东归序 圣贤之道，未懂得时，以求知为难；已经懂得以后，以实行它为难。有志之士读书穷理，能够懂得圣贤之道的人，时时都有；至于懂得之后能够实行的，一百人中没有一两个。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世俗的说法横亘在心中，利害的形势又从外部逼迫，于是迎合时势的打算产生了，实行圣贤之道的志向就改变了。唉！这就是道理不能实行的原因。世上的人看见小人得志、君子困厄，大都说：“顺应时势的人通达，违逆时势的人困穷。”因此不能不通晓事物的变化。士人被这种说法迷惑的，大概十人中有八九个。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困穷、通达、得意、失意，无不有命运在其中。从古到今，小人得志的固然很多，但失败的也不少；君子困厄的固然很多，但显达的也并非完全没有。由此可知，困穷、通达、得失都出于命运，不是单凭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所以君子总是实行正道来等待命运，不懂得命运，就无法成为君子。圣贤垂示训诫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有人疑惑说，这个道理广大无边，浩浩荡荡难以穷尽，想要完全认识并全面实行它，实在不容易；却不知道道有整体，也有当务之急。智慧的人没有什么不应知晓的，但眼下应当做的事最为紧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通过学习、询问、思考、辨析来达到真正的认识；既然获得了真知，把它蕴藏在心中就是德，落实到自身就是行，发之于言语就是文章，施行于天下就是事业。上等可以成为圣人，次等可以成为贤人，即使是下等，也不愧为士大夫君子。有人问推行这些道理的要领，我说：“以诚作为根本，以宽恕施行，严格要求自己，宽厚对待别人。”困穷、通达、得失，都一概听凭命运；遇到有所不能得到的，就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不因此改变志向，也不因此沮丧。懂得这些，道理差不多就可以实行了。娄生将要东归，前来向我告别。我想到娄生有志于圣贤之道，恐怕他有时会被世俗的说法动摇，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唉，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娄生还应当反复推究并推广这些道理啊。贾贤权署驿事序 本朝统一四海，政令的推行，有时由上级派使者向下传达，有时由下级派使者向上呈报，都发给驿券供其出行。使者到了驿站，馆人便安排住所，饔人便送上饭食，圉人便备好车夫和马匹。因此使者到驿站就像回到家一样，离开时也没有滞留困难的忧虑。政令的推行，比风雷鼓动还迅速，大概是有原因的。远近州县没有不设置驿站的，而河内万善驿在太行山脚下，道路通往山西，往来的使客很少，驿官又缺员，府县常常把其他官署的事务委托给他兼办，因为不是他的本职，所以往往废弛。正德十五年，义官贾贤奉府县檄令前往暂代驿站事务，各方面都尽心尽力，不因为是权署而懈怠，所以房屋修整洁净，饮食丰盛，士人吃饱后安乐，马匹在槽边腾跃，使客到来时没有供应不足的过失，上下都爱戴敬重他。他的姻亲张某等便来向我索取赠言表示祝贺。有人说，驿传的政务并不重大，驿官的品秩也不高，至于暂时代理其他官职，更可想而知了，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唉！不是这样。政务不在大小，品秩不在尊卑，只有能够对自己的职务尽心的人，才可以称为贤。孔子担任委吏时，账目计算得当；担任乘田时，牛羊长得肥壮。孔子是大圣人，账目计算得当、牛羊长得肥壮，这些琐碎小事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然而史官一定把它们详细记录下来，是为了说明大圣大贤也能够勤勉地处理小事，无论到哪里都不忘尽心尽力。贾贤暂代驿站事务，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谁说这不值得祝贺呢？众人都一致说好，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周总旗应役序

译仪卫司总旗周大渊，去年冬天开始承担差役。旗手千户张侯命令他分担司中的事务，周君以年老衰弱推辞。张侯说：“任事的劳苦，确实不是衰老之人所能承受的。但事务繁多冗杂，不是老成练达的人不能胜任。何况众人疲惫困乏已经很久了，其他任事的人免不了从中渔利，众人就更加困苦。你既然老成，熟悉事务，家境又富裕，不向别人取求，分担司中事务，除了你没有别人合适，不要推辞。”周君不得已接受了任命。不久，张侯把大小事务都交给他办理，他全都处理得妥当满意。上级没有怒容，下属没有诽谤的话，众人都称赞张侯知人善任，也高兴周君能够胜任事务。姻亲孟气之于是来向我索取赠言表示祝贺。我是周君的妹夫，所以不能推辞。我私下认为，事情不论大小，能够胜任的人就是贤者。事情如果能够胜任，即使只是乡里的差役，也足以在当时流传芳名，仇览等人就是这样。事情如果不能胜任，即使处在公卿的尊位，也免不了给后世留下讥讽，孔光等人就是这样。然而要做到能够胜任，难道还有别的方法吗？以诚心为根本，以勤勉去实行，以公正来处理，不过如此而已。诚实就使人不怀疑，勤勉就使事情不失败，公正就使众人都服从。把这套道理充分推行，即使是公卿的职位也没有不能胜任的，何况小小的职务呢？周君要记住啊！言语和行为彼此相顾，以此达到诚心；早晚都不懈怠，以此达到勤勉；差役和科派一定公平，以此达到公正。这样，上级就会喜悦，下属就会服从，始终如同一天一样。过去于公担任狱吏，办事从不苟且，曾经让人把他的门修得高大，并说：“我审理案件没有造成冤屈，后世子孙一定有兴盛的。”后来他的子孙于定国果然做了卿相。周君要努力啊！天道不偏爱亲疏，常常帮助善人。怎么知道您的子孙不会有兴盛的人呢？谨慎地把这些话写下，以留待后世验证。赠民安驿驿丞牛本诚赴任序 友人牛宗器的儿子牛本诚，由承差授任湖广公安县民安驿驿丞，将要赴任。庠友王子正是他的亲戚，于是来向我索取赠言。唉！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想要把古人做官的道理告诫他，那就迂阔遥远而不切合事务；想要把今人做官的道理告诫他，我又有不懂的地方，即使知道，也未必掌握其中的关键。然而王子正的请求不能虚应，牛宗器的深厚情谊，也有不能沉默不言的地方。姑且叙述我所听闻的来告诫他，由本诚自己选择，这样也可以。驿递官，大要以奔走承顺为职责。凡是朝廷贵官经过、上司巡历、公使往来，驿官都要办理相关事务。他们进退要恭敬，应对要敏捷，馆舍要洁净，饮食要丰盛，车马要齐备，一切安排都要一一适宜，本来就已经很难了。何况馆舍的安排，主管的是馆人；饮食的供应，主管的是饔人；车马的准备，主管的是圉人；而驿官实际负责总管。管理得太宽松，下属就不听命而误事；管理得太严厉，下属又可能不能承受而产生怨恨。或宽或严，都要各自恰当地合乎分寸，不是洞察人情、深知事务体制的人不能做到。这不就更加困难了吗？俗话说：“不熟悉做官的事务，就看看邻近州的旧例。”本诚的乡邻中，难道没有在驿递任职服役的人吗？驿官怎样办事，上官会高兴；怎样办事，上官会发怒；怎样办事，下属会喜悦；怎样办事，下属会怨恨，本诚计算起来也应当知道。现在赴任后，凡事都把这些作为效法或警戒的准则，那么上级没有不高兴的，下属没有不喜悦的，驿官的职务就不难胜任了。本诚家中富有钱财，日常进退的费用不依赖官府。而且本诚来见我时，进退举止、言语谈吐都淳朴没有虚伪，大概是个忠信的人。忠信就是诚实，以诚实为根本，再加上通达敏捷，驿官的职务就绰绰有余能够胜任了。不过我确实不了解今人做官的道理，所说的不知道是否可以采用。本诚应当到熟悉世事的君子那里再去请教，这样才好。这就是赠言。贺薛生入学序 嘉靖壬辰年，提学副使敖公巡视来到怀庆，选取子弟中聪明俊秀、资质出众的人补充为儒学生。薛先生的儿子尧民也在其中。曹四先生是尧民的岳父，于是来向我索取赠言表示祝贺。我想，尧民以儿童的年纪进入学校，德行和学业还没有成就，名声也没有显著，有什么可祝贺的呢？后来又想到，还是有值得祝贺的地方。楩、楠、杞、梓这样的木材，必须预先在山林中培育，之后木匠才取来用作栋梁；聪明俊杰的人才，也必须预先在学校中培养，之后朝廷才取用他们作为公卿。取用虽在后，培养却在先。如果没有培养，朝廷从哪里取用人才呢？这样说来，培养的开始本身也值得祝贺。然而人才成长却很难。善于培育树木的人，要使树根扎得深，培土平整，按时浇灌，还要剪去繁密多余的枝条，除掉荆棘，使土壤的力量不分散，再经过多年的等待，栋梁之材才能长成。善于培养士人的人，必须用虚明敬一之心作为根本，用圣贤经典传记的旨意培植，用明师良友的熏陶浇灌；还要戒除杂学、去掉污秽的行为，使心志不分散，再经过多年的等待，公卿之才才能养成。这些事情彼此相似，就是如此。唉！尧民还应当记住啊！培养人才，是朝廷的心意；以期望、劝勉和告诫来共同培养，是父兄师友的责任；崇尚德行、扩充学业，坚定决心前进而自我培养，则是尧民自己的责任。孔子说过：“好比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却停下来，那是我自己停下来的；好比填平洼地，虽然只倒下一筐土，却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在前进。”士人刚刚进入学校，也就是刚倒下一筐土。尧民还应当记住啊！我的话就说到这里。《栢斋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栢斋集》卷五 （明）何瑭撰 ○序 王教之端诗序

译《王教之端》诗册，共若干叶，是缙绅、大夫、士人为宗室郑王殿下的母妃所作。王妃姓阎，是竹山县知县阎敬之的女儿。凭借容貌和德行被选中，配为郑懿王殿下的妻子，册封为继妃。自从进入王宫，她谨慎遵循内训。当时她的舅父郑定王已经去世，祭祀一定严肃恭敬；婆母李妃正长寿康健，她对婆母爱护尊敬兼备，宫内宫外都称她孝顺。她辅佐懿王，举动都遵循典礼，宫中听不到嬉笑谈论的声音，内宫清静肃穆，宫内宫外都称她恭敬。懿王去世时，今王年幼，王妃代为处理国事，节省缩减盈余，修复兴办废弛毁坏的事务，修葺整理始祖靖王墓地的享殿，于是按时祭祀有了着落。她请求给庶祖姑、简王夫人张氏加封号，并且以礼尊崇奉祀，宫内宫外都称她恭敬。她周济抚恤懿王前妃顾氏的家人，不比照顾自己的家人少；抚养伯兄康王的女儿，如同自己的女儿，宫内宫外都称她仁惠。如今王才处于幼年，她勤劳细心地照看，以保护他的身体；王出宫跟随师傅学习，她就严格教训告诫，以成就他的德行，宫内宫外都称她慈爱。这些美好的德行，不能全部说尽。郑王承袭爵位以后，便和兄长东垣王一起，把这些事情详细奏报朝廷，请求赐予旌表奖赏，以彰显母妃的贤德，表达无穷尽的报答。奏疏下到礼部，礼部命抚按官勘察核实，奏报皇帝后，皇帝便派行人带着严肃的敕书前去奖赏劝谕，敕书说：“敕谕郑懿王妃阎氏：先前你的儿子郑王等分别奏报，说你竭力孝敬亲长，和睦厚待宗族亲党，救济饥民、抚恤死者，善行显著闻名等情。礼部复核称，已经由抚按等官勘察属实并奏报。现特降敕书旌表奖赏，仍命行人周汝员前往宣谕，以彰显你的贤德，并作为诸藩王内助的劝勉。你还应当更加敦厚地实行这些德行，永远安定家庭和邦国。应当敬慎遵行，特此宣谕。”郑王拜受诏书，捧入内宫。王妃设置香案，穿戴冠服，依礼拜受。由此，宫内以及外廷臣民，全都歌颂王妃的贤德，庆贺皇帝的诏命，无不拍手欢舞、欢呼雀跃，拜手称庆。缙绅、大夫、士人中善于作诗文的人，又作成诗歌，传播到远近各处，将要流传无穷。王妃的兄长阎廷琮于是把诗篇装订成册，请何瑭为册首作序。何瑭私下认为，周文王的妃子姒氏显著具有美德，宫人作《关雎》诗来歌颂她。周公采集诗歌，配入管弦乐器，以《关雎》作为宫中房室之乐，并把它用于天下。孔子删定《诗经》，给万世留下训诫，把《关雎》列为首篇。匡衡读到它，赞叹说：“这是纲纪的开端，是王道教化的起点。” 《关雎》不过是歌颂后妃的德行罢了，为什么能成为王道教化的起点呢？大概是因为王者的教化，最终要达到天下太平；而天下太平必定先从国家治理开始，国家治理必定先从家庭整齐开始。后妃有盛大的德行，宫闱就清静肃穆，家庭也就整齐了。没有家庭整齐却国家不能治理的，也没有国家治理却天下不能太平的。周公把《关雎》作为宫中房室之乐，并把它用于天下；孔子删定《诗经》，把《关雎》列为首篇，大概正是确立教化的深意。匡衡说它是王道教化的起点，难道过分了吗？如今贤妃侍奉先婆母，能够孝敬；辅佐懿王，恭敬奉事祖母，能够恭敬；和睦宗族姻亲，能够仁惠；抚养今王，能够慈爱。她的美德完整无缺，可以追配太姒。缙绅、大夫、士人所作的诗，大概也是继承《关雎》而作的。诗册的首题写作“王教之端”，取自匡衡的赞语。啊，多么美好！圣朝如果想采集民间歌谣，配入管弦，用来教化天下；或者想删定、编述《皇明》的一部经典，以给万世留下训诫，怎么知道不会从这些诗中有所取用呢？君子由此应当有所感悟。荣寿诗序 山西陵川府孤云殿下和他的兄长孤松、孤岩两位殿下，各自用道德互相勉励。孤岩早早去世，孤松于是和孤云率领子侄十人，共同组成一个会，创建会所，取名为《宗约》。大家都用道德互相劝勉，有过错就规劝，没有事情也读书。约中的一切世俗事务，全都屏弃不做。事情传到朝廷，朝廷赐予优厚礼遇，国主也不时前来慰问。不幸孤松也去世了，只剩孤云殿下今年寿数达到七十岁，国人都感到喜悦。大夫、士人中善于作诗的，各自赋诗歌颂祝祷。子某等于是把诗装订成册，题名为《荣寿》。因我的门生仇熙秀才来索取赠言，便为册首作序。我因为年老多病、不善文章，再三坚决推辞，但仇熙所请并不懈怠，反而更加诚恳。我私下想到自己已经老朽，言语有什么轻重，却使宗室英才如此勤恳请求，于是勉强作序说：“寿命，是上天所定的命数；爱与憎，是人的常情。爱一个人就希望他长寿，憎一个人就希望他早死，这是用人的情感改变天命。道理似乎不通，所以圣人认为这种想法会使人迷惑。不过其中各有道理，不能用一个方面说尽。大凡人有贤能而且有德行，上可以成为邦国的光荣，下可以作为万民的楷模，所以爱戴敬重他的人，总希望他长寿，大概是希望他的光荣和楷模作用长久流传、永无穷尽。《南山》诗说：‘快乐的君子，是邦国的根基；快乐的君子，愿他万寿无疆。’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不贤能而没有德行的人，大则祸害他人、伤害万物，小则庸碌无闻，就像深山里的木石、大泽中的龙蛇，即使活过很多年，对世间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憎恶、厌弃他的人，常常希望他早死，大概是不愿长久看见他。《汤誓》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愿和你一同灭亡。’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由此可知，爱一个人而希望他长寿，一定是因为这个人贤能；憎一个人而希望他早死，一定是因为这个人不贤。孔子删定《诗经》、审定《尚书》，把这些篇章保存下来而不删去，是为了给万世留下劝勉和警戒，确立教化的意义深远，这就是所谓各有其道理。何况宗室承受帝王的荫庇，世代拥有爵位俸禄，世人很少能与他们相比；因此败坏法度、败坏礼仪，往往成了他们的常态，能够避免世人憎恶的很少。像河间王那样喜好礼仪、东平王那样乐于行善的人，哪里容易多得？那么孤云殿下的贤德，难道不值得深深地爱戴敬重吗？歌颂孤云殿下荣德长寿的诗篇，连篇累牍，大概是人们秉持常性、喜爱美德的感情不能自已罢了，并不是没有缘由。将来朝廷举行采诗的典礼，怎么知道不会从这些诗中有所取用呢？这将使皇家谱牒增添光彩，使美好声名流传万世，河间王、东平王就不能独自专美了。这是我年老多病时说的话，不能深入论述，姑且写下这些，作为众多美玉般诗篇的先导。《鲁斋全书》序

译鲁斋许文正公，是元代的大儒。他的道德和功业，天下人本来已经仰慕佩服了。唯独他的遗著散失零落，很久没有汇集完整。正德丙子年，钦差巡抚河南地方右副都御史、西蜀梧山李公下檄给有关部门，命令他们表彰先贤。戊寅年，钦差总制军务太子少保、关中幸庵彭公退休经过河南，听说此事后心生仰慕，于是把搜集《鲁斋全书》的事情托付给李公。巡抚李公便把这件事交给河内县令、平凉高侯杰，开始又嘱托鲁斋七世孙婿、四川按察司副使郝先生玉卿办理；事情尚未完成，玉卿便去世了，于是又交给县儒学教谕宰先生廷俊。书编成后，又交给何瑭校正。我谨慎地为此序述事情的始末，以说明《鲁斋全书》的汇集出于两位公的意图，仅此而已。至于鲁斋那些启发后世贤哲、垂训后世的格言至论，读者应当自己领会，不需要我来赞说。怀庆府志序 编写地理志的传统由来已久。经书中可以见到，夏代有《禹贡》，周代有《职方》，都可以考察。秦汉以后，各郡国都有图志，仍然保留着古代的意义。本朝英宗时，曾经命令儒臣编纂《大明一统志》，上至皇都，下至司、府、州、县，外及四夷，没有不详细记载的，比起古代来更加完备。然而卷帙既多，人们不容易得到，所以府、州、县又各自编写志书，以便阅览，这大概是形势使然。怀庆府过去没有志书，弘治年间，前任太守长山徐公曾命儒士鄱阳郑芝和儒学生中有才识的人编集，稿本已经脱稿，徐公升任河南布政司参政，离开郡府，所以没有来得及刊刻。正德庚午年，我辞官居家，徐公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奉命在陕西办事，途经怀庆。我拜见他之后，徐公拿出志书稿本，托我校正。我于是订正了一两处错误，间或有所删改增补，但大体多沿用旧稿，没有全部更改。私人家中没有力量誊写，我又承蒙起用，向北赴任，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这部书。正德丙子年，我再次辞官居家，当今太守郯城周公与我是同年。偶然谈到府志的缺失，我便告诉了他，因此周公惊醒般地说：“这是我的责任。” 于是他选择书手，发给笔墨纸张，供给廪饩，让他们誊写；书写成后，将要付梓刊印，又托我为卷首作序。我谨慎地像上面这样叙述事情的始末，以彰明两位公用心勤勉以及志书完成之不易。至于编写志书的体例，有《禹贡》《职方》可以作为依据；其中删削、修订得还不精审，仍有待后来的君子。至于两位公其他的德政，因为不属于这部志书所记载的缘由，便都不再赘述。修武县志序 郡县有志书，就像国家有史书一样，其不可缺少是明白的。本朝已经有《大明一统志》，但把天下郡县汇集在一部书中，只能提纲挈领，不免过于简略，所以郡县又各自编写志书，详细记载各项内容。修武是河南的名县，过去没有志书。正德丁丑年，蜀地昌人冷先生以乡试中式进士来担任知县，在处理政务教化的空闲时间，询问并了解到这一情况，慨然叹息说：“志书不编写，文献就不足，政教之事突然没有可供取证的依据，这是我们有司的责任。”于是制定凡例，选取儒学师生中有才识的人，委托他们编排，并亲自考订。书编成以后，便准备辞章和礼物，派人来请我为卷首作序。我拿来阅读，虽然删改编定的精义还不能完全具备，但看它记载疆域，就可以见到土地区域的广狭；记载沿革，就可以见到时代的变迁；记载天文，就可以见到灾异祥瑞的征兆；记载地理，就可以见到山川的美丽；记载创建、风俗、户口、食货，就可以见到政教的兴废、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苦。至于职官、名宦、游寓，记载的是曾经到这里任职、居住的士人；选举直到方术，记载的是生长在这里的士人；艺文部分又记载鸿儒硕学，阐明这片土地的精华和成果，作为我们这些人的鉴戒。一展开书卷，政教施行中哪些可以缓办、哪些必须急办，人物的行为中哪些可以惩戒、哪些可以劝勉，无不详备明白。唉！编写志书，对于治理的补益实在太多了。况且考订文献、讨论礼制，通常都在从容无事的时候才能进行；如今政令匆忙紧急，士大夫全都劳瘁于文书和期限会集之间，以应付上级的要求，每天尚且忙不过来，而冷先生独能留意于此，他远远不同于常人。喜好古代、博学雅正的人，又怎么能不深受感动呢？上党仇氏家范序 人们有句常说的话，都说天下、国家。然而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不能整齐，却能够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古人整治家庭的方法，详细内容已经无法看到了。大略记载在《礼记·内则》中。宋代司马光的《家仪》、朱熹的《家礼》，以及近代郑氏的《旌异编》等书，都是祖述《内则》而有所创作的。本朝上党仇氏的《家范》，又是斟酌这三部书而有所增删损益的。古人整治家庭的方法，大概也可以由此类推，得到它的详细内容。沈藩仪宾仇时茂，是仇氏宗族的嫡长子，曾经命令儿子仇熙跟随我学习，间或把所作《家范》给我看，并且说：“希望您写些话来结束它，给后代继承人看。”我认为，仇氏《家范》的美好，以及治理家庭不贵在一味忍让而贵在遵守礼法的意义，大司成和顺王公、州守三衢徐公的序言已经说得很完备了。我还说什么呢？如果一定要说，那么把我曾经反复思虑的事情告诉他们，可以吗？制定法规在祖宗，守护法规在子孙。世人都说守法困难，我私下认为制定法规尤其困难。如果考虑得不周全，法令就会这样制定出来；如果不合乎人情、不适合事体，法令势必不能长久实行。既然不能长久实行，即使贤能的子孙也难以守持。所以古人制定法律，严格规定大纲而宽容对待细节；端正伦理、笃厚恩谊，是大纲；衣服饮食、财货交往之类，是细节。严格大纲，使世世代代遵守而不改变；宽容细节，使人能够随着时代加以增减，那么所立的法，大概就可以长久施行而不废弃了。唉！不是贤明的祖宗不知道立法，不是贤明的子孙不能守法。仇氏子孙还应当牢记这一点啊！《质庵存稿》序

译《质庵存稿》，是洪洞韩老先生所著。先生早年以进士名位入仕，任职谏垣，屡次升官至大司徒，在内外任职，历时四十多年，凡有所感触以及纪事赠答的作品，全都写成诗，他的存稿多达数百篇。他的次子来任怀庆守，重新想到父亲的手迹，于是整理为六卷，刻印流传，并请我为何瑭为卷首作序。我的浅陋，哪里足以为先生的诗作序呢？但情谊上不能推辞。唉，自从“明良喜起”的歌辞已经沉没，《清庙》中的“文王之什”少有唱和，朝廷大臣很少再有人留心于诗。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也都寂寂无闻。到了宋代，韩琦、范仲淹才有所作，但流传不多。其中以诗文名闻天下的，只有欧阳公一人。国朝大臣开始有凭诗歌著名的，不过多是馆阁中的老臣，其他官员也很少。难道功业和文章都达到极盛，本来就不容易同时具备吗？先生在内任谏垣，在外任地方长官，出则巡抚藩省，入则辅佐朝廷，政务繁重、责任重大，似乎应当无暇作诗；然而他的著作竟如此丰富，这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我私下伏案读它，只见其中意态温厚醇和，如春风美玉；句法清新，如行云流水。险韵唱和，竟达数十首，却句子稳妥、意趣新颖，没有牵强堆累的弊病；如层层涛浪，令人可喜可惊，而没有一首不是出于自然。唉，盛美极了！若不是先生性情端正、才思清明、学问广博，谁能做到这样呢？可惜我不是懂诗的人，不能完全领会先生诗作的妙处。先生以功业和节义闻名天下，圣天子登基之初，立即下玺书慰问先生；近来又加授先生太子太保，仍赐给一品诰命，录用一位孙子为光禄署丞，凡是优待老臣的典礼，没有不完备的。这样，先生的忠义大节就更加显明于天下了。既然如此，先生的一言一字，世人尚且应当珍藏并传诵，何况他的著作如此丰富呢？他的名声流传后世，是毫无疑问的。我的浅陋之言，哪里足以对它的轻重有无增减分量？谨在篇首拜书，姑且借此表达我仰慕先生的私意罢了。完了。《通鉴纲目前编》序 编写史书果真困难吗？根据事实直笔书写，我还没有看出有什么困难。编写史书果真容易吗？孔子编写《春秋》，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个字。那么说它容易，是不可以的。根据事实直笔书写，是可能做到的；考订史籍中的错误，完全揭示事物变化，使往古的踪迹在笔削之间清楚可见，使是非的实情在褒贬取舍之际不发生谬误，则不是学问精深广博、见识平正的人不能做到。这本来就不容易。我的朋友函谷许先生认为《春秋》终于获麟，而《纲目》开始于周侯三晋，中间断绝而不相衔接，达七十年，于是撰成《通鉴纲目前编》三卷，以补足这一缺漏。他参照考察各部史书，旁及经书和传记，对年月和事迹的错误，全都加以考订。至于用大字书写提要、分行小字详加说明，则取法于《春秋》和《纲目》。他的用心可以说很辛劳了。他偶然把书拿给我看，让我为它的卷首作序。我认为古代圣贤若获得职位、能够推行道义，就没有空闲著书。那些著书的人，大多是身处穷困困厄中的士人。因为他们的学问见识已经足以治理天下，而眼前的事情又触动了他们的内心，想起身治理却不能做到，所以不得已把心志寄托在著述之中。假使后世有人能够相信并实行它，那么施政的权力虽然不从我这里发出，道义却已经得以施行了。孔子作《春秋》、朱子作《纲目》，都是这个意思。函谷撰写这部书，难道是偶然的吗？函谷在孝宗朝任黄门给事，在武宗朝任翰林检讨，职位曾经显达。正值逆贼刘瑾掌权，他的尊父冢宰公因为坚持正道与刘瑾相冲突，于是辞官。函谷和弟弟松皋都被外放补官。刘瑾被诛后，朝廷征召函谷，授为尚宝卿；函谷于是辞去官位居家著书立说，仿佛准备终身如此。他编写这部书，不能说没有用意。不久因当权者论荐，朝廷征召他，授为南京通政司参议，渐渐将要得到重用。唉！圣贤之道，未获得职位时就寄托在书中，获得职位后就施行于当时，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我对函谷寄予希望。函谷的学问见识，具备编史所需的艰难条件，读者自然能够领会，我不再多加赞誉。姑且把这些话写在本书卷首，以表明他的高雅志向，并等待日后事实的验证。《六礼纂要》序

译侍御蓝田李先生奉命巡按江北，政务已经推行后，担心礼教还没有普及，于是发布檄令，命泗州判官侯廷训会同学正潘勖，编纂冠、婚、丧、祭、饮、射六礼；又命提调官知州薛祖学刊印成书，将发给按察司所属各府州县，使提调官督促教官和生员讲习并倡导实行，用来敦厚礼教、淳厚风俗、辅助政治教化。又命训导陈言来到南京，请求我为书首作序。唉！古礼不在后世实行，已经很久了。我曾私下认为，礼是因人事而制定的规范仪节。冠、婚、丧、祭、饮、射，今天的人日常使用而没有废弃，与古代并没有不同。唯独说古礼不可实行，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概礼有根本，也有形式：表达敬意以严明尊卑，表达爱意以调和感情，这是礼的根本，古今相同。衣服器物的制度、祭祀牲畜和礼帛的数量、升降揖逊、拜跪送迎的节文，是礼的形式。至于华美或朴素、奢侈或节俭、繁复或简略的不同，即使同一时代也不能完全一致，何况还有古今时代的变化呢？谈论礼的人不寻求它的根本，却拘泥于它的形式，所以即使贤明有智慧的人，也还怀疑古礼繁琐，不能实行于今天，何况普通百姓呢？他们却完全没有想到：礼的根本不可改变，至于礼的形式，则可以随着时代加以删减增益，使之合宜，没有什么不可以。孔子说：“完全节俭可以遵从，众人都在堂下拜却不能遵从。”这已经启发了变通礼文的端绪。可惜后来的贤者不能触类旁通、推广开来。如今李先生编纂这些礼仪，开头说先王制定礼法，必须上下通行；以《大易》为训诫，每每切合简易的原则；末尾又说士大夫不实行，乡人就没有可以取法的对象，学校不讲习，民间就无法受到振兴。这对于礼仪增减的权力、倡导推行的关键，大概已经抓住要领了。薛君等人又能够恭敬承受先生的德意，斟酌古今变化，充分处理增减的适宜之处，使礼文明白简易，人人都能使用而感到便利。古礼的实行，难道就在这里吗？或者我对于侯君关于使百姓富裕并施以教化的主张，又有更深的感触。使百姓富裕以厚实他们的生活，教导百姓以端正他们的品德，这虽然都是百姓希望上位者做到的事，但使生活富足尤其紧迫。假如上位者修明德政，使百姓都能安定地生活，那么百姓本来就会像爱父母一样爱戴他，像敬神明一样敬重他，只会相信他的言语。何况冠、婚、丧、祭、饮、射都是百姓的事务，本来就不可废弃；我们若用礼来教导他们，难道还会有不相信、不服从的吗？否则百姓看不见上位者的德行，即使反复恳切地用礼教导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何况百姓正处于救活性命尚且不能自给的境地，又哪里有空闲讲求礼仪呢？贤人君子想到这里，努力敦厚礼教，帮助成就圣朝政治教化的盛美，这样才大概不会辜负先生的心意吧！这就是序。《完名荣寿录》序 大司徒洪洞韩老先生以清廉忠诚、正直明达，历事三朝，天下士人本来已经敬仰爱慕他了。毅皇帝登基之初，群小当权，先生首先倡议府部在朝廷上议论此事，于是遭受诬陷而辞官。然而从此以后，先生的名声更加显重，天下士人有的把先生比作文富，有的把先生比作韩愈、范仲淹，有的把先生比作伊尹、周公，写成歌诗，发为序论，歌颂盛德、祝愿长寿的，实在数不胜数。今上继承大统，亟欲起用先生作为新政的助力，但先生已经八十一岁，于是以年老多病坚决辞谢。皇上又派行人携玺书慰问并致送礼物，而且希望先生把嘉谋嘉策上奏朝廷。先生的次子是我的同年，正在任怀庆守，感念皇上的恩荣和先生的际遇，于是汇集历朝诰敕以及士大夫祝寿的诗文，共编成一册，题名为《完名荣寿录》。大概是摘取玺书中“完名盛福”这句当今少见的话作为书名。不久他把书给我看，我私下认为士君子投身仕途，那些庸俗琐屑、奸邪谄佞的人，本来不值得谈论；其中有些人慷慨激烈，以功名忠义自许，是很伟大的。但有的人中途因利害而恐惧，不能守住自己，常常改变操守、改换道路，所以不能充分满足天下人的期望。像这样的人，即使官位达到三公或三孤，年过耆耋，世俗本来把这看作荣耀，君子却不以为贵。像先生这样始终保持同一节操，长寿安康，上下都敬仰爱慕，才真可以称为“完名荣寿”。况且国家兴盛，没有不以名闻当世的大臣作为辅佐的；唐虞时有稷、契、皋、夔，三代时有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汉、唐、宋也有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文彦博、富弼、韩琦、范仲淹这一类人。虽然他们的功德不能完全相同，但都是名闻当世的大臣。诵读他们遗留下来的谋议训诫文章，阅读史传中关于他们的评论，即使过了数千百年，仍然能使人受到激励。这部录既然流传，天下和后世的士人亲眼看见、口中诵读，谁不会仰慕本朝有如唐虞三代那样的盛况，并把先生看作稷、契、皋、夔一类的人呢？有志之士可以见贤思齐，而庸俗琐屑、奸邪谄佞之流，也可以自我悔恨、自觉惭愧了。《栗庵遗稿》序 濂溪周先生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又说：“文辞是技艺，道德才是根本。”专心于根本而兼有文艺，书写得美，就会使人喜爱；人们喜爱，就会流传。贤者能够由此学习而达到道，这就是教化。由此看来，文章不承载道，不能说它美；文章不美，却希望它流传，也做不到。文字可以轻率地对待吗？不过，日月星辰共同构成天，水火土石共同构成地。指着一颗星、一颗辰，一泓水、一块石头，说天地的全部都包含在这里，是不可以的；说一星一辰、一水一石不是天地整体的分散部分，也是不可以的。用这个道理来看天下的书，只要语言能够成为文章，又不违背圣人的道，即使是稗官小说也有可取之处，何况根本取自六经、祖述孔子、纯粹出于正道的文章呢？所以南京太常少卿栗庵郑先生所著诗文很多，他的女婿刑部郎中陈询将其汇集，曾经编次成集，不幸毁于邻居家的火灾。郑孟绳遍访乡里士大夫和四方朋友，只得到若干篇，将要刻印流传，请我作序。我拿来读后，看到其中义理精深而气势充沛，兴寄幽深而词句典雅，正是所谓根本取自六经、祖述孔子、纯粹承载道义的文章。它必定能够流传。古人又有句话说：先人有善行，子孙不知道、不彰明，是不明；知道了却不传扬，是不仁。孟绳担心先人的善行湮没无闻，急切地刻印成书，希望它得以流传，他的志向也值得嘉许。完了！先生名环，字瑶夫，别号栗庵，在天顺庚辰年谢一夔榜中考取进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南京太常寺少卿，至死任职。他一生的经历、志向和操行，详见礼部侍郎同年谢先生所撰的墓志铭，这里不再赘述。

译《陶氏家教》序 晋绛陶氏东溟子任怀庆府照磨。他的次子陶梓来探望父亲，因而请求向我求学。我因病不能接待客人，推辞阻止了他。但他的志向并未因此停止，遇到闲暇时便来同我讨论文章义理。陶梓先前跟随高陵吕泾野学习，也已经考中乡试，却仍然这样不知疲倦地好学好问。我看出他可以成就远大事业，非常喜爱他。嘉靖壬寅年秋天，东溟子因为官位低微，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向当权者请求辞官退休。当权者答应了他，陶梓又来告别，袖中取出一册书说：“《陶氏家教》，这是家父所著，用来教导我们宗族人的。谨请您写一篇话放在篇首。”我因衰老多病，已经很久不写文章，第二天东溟子又带着陶梓来，坚决请求我，我不得已答应了。后来取出这部书阅读，只见开头记录大冢宰三原王端毅公所注释的皇祖圣教，接着记录《大明律》中子孙容易触犯的十八条和十恶，并说：“十八条若不谨慎遵守，就将陷入十恶，能不害怕吗？”又记录少宗伯高陵吕泾野所修《大明会典》中士人和庶民的冠、婚、丧、祭四礼，末尾写有朔日朝见仪。我于是仰天叹道：“东溟子的用心真贤明啊！东溟子制定教法，真好啊！世上的做官人，没有不积聚金帛留给子孙的，唯独东溟子著述礼教留给子孙；他的用心与众不同，不是贤者，能做到吗？上天生育众民，人的禀赋不一样，有上等品性的人，有中等品性的人，也有下等品性的人。上等品性的人不用教导也能行善，中等品性的人教导以后才能行善，下等品性的人即使教导也不能行善。天下人中，上等品性的人不可多得，下等品性的人也很少见，中等品性的人却到处都是。圣贤制定教化，不过是希望人们努力行善、戒除恶行罢了。然而圣贤的话深奥难明，效果又悠远难见，不是聪明博学的人不容易领悟。如今东溟子所著的圣教、孝悌之类以及《会典》中的四礼，都是用来勉励人们行善的。能够遵从它的人，上等可以成为圣人，其次可以成为贤人，即使处于下等，也不会失去美名；这样的福报可以立即看到。读者难道不会肃然自省吗？至于圣教中的“毋作非为”以及《大明律》的十八条、十恶，都是用来告诫人们行恶的。触犯它们的人，轻则受笞杖刑，重则发配流放，严重则绞刑斩刑，性命也不能保全。他们的灾祸很快就会来到，读者难道不会凛然恐惧吗？这些事情显明易懂，效果近在眼前而且确有验证。东溟子制定教法，真是正确啊！这种道理，大可以用来教导天下，小可以用来教导一家。教化的实行，要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天下，是一个个家庭积累起来的。人人都能教导自己的家庭，那么教化天下也不过如此。东溟子因为官位低微，不能在天下推行，于是写下来教导自己的宗族，这是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实行应做之事。难道他的志向会浅薄吗？我听说陶氏宗族，做官的事业相互辉映，科举甲科接连有人考中；即使没有做官的人，也端正谨慎而可爱，大概正是能够实行家教的缘故。东溟子又把它写成书，使后世世代遵守，考虑得很长远。制定教法，是前人的贤德；是否遵从教法，则是后人的责任。陶氏宗族的人，应当牢记这一点，千万不要忽视。《萧氏族谱》序 古代有大宗、小宗的制度，所以即使相隔百代，世系也不会混乱，宗族也不会离散。周朝衰落后宗法开始废弛，但士大夫家族仍有族谱，用来记载世系、 объедин合宗族。唐朝衰落直到五代战乱，谱牒制度又废弛了；因此士大夫兴起做官后，在位者往往不知道自己世系的由来；对于族人中尚存的人，即使服制关系还没有完全疏远，大多也把他们看作路人，其中可叹的事情很多。宋代儒者欧阳氏、苏氏对此感慨万分，于是考察古代大宗小宗的意义，修订建立谱牒制度，他们的见识很长远。从宋代直到现在，士大夫家族大多遵循使用这种制度；但北方屡遭兵火，保存下来的族谱很少。姻亲萧君文敏富裕而好礼，自从他的先祖为圣朝建立功勋开始，便有世袭爵位传给后代，各支派都有贤能之人。萧君的祖先府宗和公担心子孙日久之后不知道自己的来历，慨然想修订族谱来记录此事，却没有完成便去世了。萧君继承先人的志愿，把族谱编成，偶然拿给我看。从萧君的始祖到他的子孙，共有八世；其中立功受爵的详情、世代传承和分支派别的次序，都清楚可见，隐约保存着古代大宗小宗的遗意。唉！在族谱长期废弃之后重新修谱，使世系不混乱、宗族不离散，萧君的见识难道浅薄吗？这确实值得嘉许。我对此又深有感触。苏氏编写族谱时，曾说：“看我们族谱的人，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横渠张氏也说：“宗法一旦在朝廷建立，大有益处。”有人问他说：“士大夫各自知道祖先的忠义，难道还会不在朝廷建立宗法吗？难道会没有益处吗？”唉！这就是先儒建立族谱的深意。《诗经》说：“不要不思念你的祖先，应当修养他们的德行。”又说：“如今世上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萧氏子孙还应当牢记这些啊！那么这部族谱的编修，就不是徒然的了。《张公祝寿图》序

译郡中处士张公今年七十六岁，十二月九日正是他的生日。他的女婿靳文佩画了一幅张公游乐图，前来祝寿，并请我为何瑭叙述其中的意思。我私下认为，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但真正长寿的人很少。有的二三十岁就夭亡，有的四十岁就夭亡，能够活到五六十岁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三四；能够活到七八十岁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能够活到九十岁、一百岁的，几乎绝无仅有。世上有时也有长寿的人，但如果饥饿而没有食物，寒冷而没有衣服，困顿流离而无人援助，呼号哭喊而辗转迁徙，这样的人即使长寿又有什么益处？也有长寿而且富贵的人，但如果凶狠暴戾、没有亲情，苟且卑贱、毫无羞耻，乡里人厌恶他，亲戚也鄙视他，也还不值得尊贵。长寿了，富贵了，而且还有美好的德行，但如果子孙断绝，宗族姻亲稀少，回头看过去、向前望未来，只有形影相吊，也还不值得快乐。如今张公七十六岁，身体强健而没有疾病，这是长寿；居所有栋梁屋宇，出门有骑马随从，饮食有肥美甘甜，衣服有轻软温暖，不受官府役使，也不拜谒公卿，这是富贵；幼年孝顺友爱，成年敦厚谨慎，老年而不失常态，宗族、姻亲和乡里人始终敬仰爱慕，这是有美德；内有子孙，外有甥婿，子孙如兰桂交相荣盛，品德如冰玉相互辉映，子孙穿着彩衣起舞祝寿，前来举杯祝贺的人文雅而众多，天下的福分大概全都具备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百岁〕 思虑淡泊，精神就清明；内心安定，形体就坚固。如今张公具备天下的福分，却没有一点忧愁，胸中平和宽厚，穿深衣、戴幅巾，悠闲自在地生活在太平时代，没有牵挂，也不蔑视他人；内心无愧，神色不惭，那么将来的寿命哪里可以估量呢？文佩起身拜谢说：“这正是您的意思，何不把它写下来作为给张公的祝寿文呢！”于是我写下了这些话。《烈妇李氏诗传》序 嘉靖七年，顺天府乡试时，东明县学生员杨琎和他的儿子生员杨舟、杨柳一同应试。杨舟突然患重病去世，弟弟杨柳于是没有入场考试，扶送灵柩回家。妻子李氏在家听到讣告，立即号哭悲恸，不肯进食，发誓要以死殉夫。她的父亲李放和婆母李氏苦苦劝阻，她都不听。听说丈夫的灵柩将要到达，便在寝室自缢而死。巡按御史将此事上报，礼部下令旌表其奇异节行。士大夫中善于作诗的人，各自写诗歌咏她。诗卷编成后，娄生枢前来请我写话，为卷首作序。我私下认为，谁不会死呢？但为义而死的人，唯独受到世人的尊重。所以俗语说，死并不难，处置死亡才难。李氏从容赴死、守义，确实值得珍贵。《柏舟》的诗，圣人把它记录下来作为世人的训诫，是取其能够守义；何况能够为义而死的人呢？李氏既然蒙受朝廷恩典而被旌表，那么国史自然应当为她立传，使她不朽。诸位所作的诗同《柏舟》诗一起流传，毫无疑问。对此我又深有感触：能够举起百钧重物的人，一定能够举起一根羽毛；连一根羽毛都举不起，却能举起百钧重物的人，从来没有。死生是大事，而李氏却能从容做到。假使她是男子，那么她在面对利害关头时，我知道她一定会绰绰有余。从前南齐褚渊以名节自我砥砺，萧衍发动变乱时却不能为难而死，于是丧失了所守的节操，不久便病死了。君子为他惋惜，大概是惋惜他因为怕死而失去节操，最终又免不了一死。然而死生和利害，是最大的事情。我私下看见世上的君子，平日以名节自许，到了面对一点小小的利害时，就仓皇失措，丧失了自己的操守，那么他们面对死生变化时会怎样，也可以预先看到了。可是躲避祸害的人未必能够免除祸害，害怕死亡的人未必能够免于死亡。可惜的事情，恐怕不只是一个褚渊。由此看来，李氏不只是比妇女中的一般人贤明，即使男子也有赶不上她的。身为男子却反而不如妇女，难道不是非常惭愧吗？读李氏的传记，诵读诸位所作的诗，我知道人们一定会有所感触。俗话说：“蚕会吐丝，而螃蟹也有蟹匡；范人会制帽，而蝉也有帽缨。”我对于这些诗，也要这样说。《张孝子闻木兴悲诗》序 我年幼时读前代史书，对于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传记，没有不反复阅读、叹息的。我原以为这样的人世上并不多见，等到考察他们一生经历的始末，却常常出自显贵官员和大族，出身寒微家庭的很少。难道上天赋予人的善性，只在那些人身上丰厚，在这些人身上吝啬吗？后来我参与编修孝宗皇帝实录，对于忠孝节义之事，凡亲眼见闻的都想一一编写。共事者都认为，没有上奏并获得旌表的事例，按惯例不能记载，于是我搁下笔长叹。唉！寒微之士，势力微弱，谁替他们上奏请求旌表呢？从今天比照古代来看，忠孝节义的传记多出自显贵官员和大族，也就不奇怪了。贤士君子立身行事，只求自己尽到应尽的道义。别人知不知道他的名声，能不能流传，本来是他所不屑顾虑的；但为世道着想，难道可以这样漠然置之吗？我对此又深有感触。我的朋友张存诚，往年失去父亲先生，悲伤毁损超过礼制。安葬以后，在墓旁结庐守墓整整三年。服丧期满后，仍有二十年不饮酒、不吃肉。分巡、分守官以及郡太守、佐贰官诸公都以礼相待。钦差巡抚都御史四川李公特意在他门上题匾“孝子”。但也没有上奏请求朝廷旌表他。交游中的人士赞美存诚的操行，又惋惜他没有得到表彰而流传不朽，便各自写诗表达心意。我认为董邵南的孝行，因有昌黎公韩愈作诗为之发扬，于是显著流传于世。存诚正要以岁贡生身份进入京师，游学太学，遍交天下英俊之士；他或许会进谒名公巨卿，哪里知道不会有像昌黎公那样的人替他发扬光大，使他的事迹流传不朽呢？谨叙述并编排他孝行的大概，希望将来大人君子想要发扬隐而未彰的美德时，有所考察。《三晋第一家》序

译上党仇氏世代居住在雄山以东，已经很久了。从他们的高祖兵科给事中公仇启创立家业以来，到宿州吏目仇时济，共有五代。全族百口同灶吃饭，庭院中没有隔阂争论。仇时济因家中人口越来越多，担心久而无所遵循，最终会离散，于是同他的弟弟沈藩仪宾仇时茂、义官仇时淳、监生仇时表、典科仇时闲谋划，编写《仇氏家范》，作为治理家庭的准则，让子孙遵照实行。仇氏孝顺友爱的声名远近皆知。又同乡人一起实行蓝田吕氏乡约，凡是所谓以德业相互劝勉、以过失相互规诫、以礼俗相互交往、在患难中相互救助的事情，都共同实行。又刊印太祖高皇帝的训辞，每家发给一册，诵读并身体力行；因此家家尊崇礼让，人人懂得廉耻，风俗为之大变。都宪虎谷王先生以名望品行闻名天下，曾经有志于恢复古代善治；他与仇时济相邻，深为嘉许赞叹，于是亲手书写“三晋第一家”五字，让人制匾悬挂在门上加以褒奖。仇时济谦逊推让，不敢承当，只把匾藏在家中，不给别人看。后来仇时济在辛巳年秋天去世，州守曹侯听说此事，请求观看，于是刻制匾额，悬挂在仇氏礼宾堂上，缙绅交相祝贺。乡约中的董祥、秦蓁等人于是撰写事状，备办礼物，请乡约中仇时济的表弟张叙来向我求文。我认为，三代以后，礼教废弛残缺，古人修身齐家的道理、孝友仁让的风气，已经很久没有在天下显现。幸而孔子、孟子在前面倡导美善，后来的儒者在后面讲明它；但不尊重、不信从的人很多。若有人能够从流俗之中挺身而出，认真实行古人的道理，以此倡导天下、厚化风俗，难道不应当深深嘉许并为之欣喜吗？因此唐宋以来，如博陵崔氏、河东柳氏、寿张张氏、江州陈氏、浦江郑氏，都受到当代人的崇尚，执笔之士也喜欢谈论并乐于称道，把他们列入史传，以示天下后世，这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因为实行古人的道理，不倡导就没有人跟随，不振兴就不能兴起；在这里表彰他们，正是用来激励劝勉那里的人。如今仇氏能够实行古人的道理，使家庭整齐，使乡里受到教化；缙绅名公于是推崇并扩大宣传，同道之士又吟诵歌颂、传播弘扬，普天之下、远近各地，哪里知道不会有人闻风而动、接踵而来呢？本朝政治教化的美盛，足以追上并匹配三代，我对此有希望了。谨把这些话写下，归还给他们。至于仇氏品行义举的美好之处，事状中已经写得清楚，人人耳闻目睹，这里不再全部记录。《栢斋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栢斋集》卷六 （明）何瑭撰 序 《天衢独步》卷序 《易经》大畜卦上九说：“何以登上通天的大道？亨通。”卦象说：“登上通天的大道，就是道义大为流行。”士大夫得志而在当时推行道义，功业辉煌，心意舒畅，豁达无碍，同在通天大道上行走没有区别，所以《大易》取此为象。但道义不能凭空流行，必须先蓄积，然后才能推行。《大畜》的卦象说：“天在山中，这是大畜。”君子因此多多记取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以此蓄养自己的德性。意思是说，士人本来没有不能蓄养德性却能够推行道义的。伊尹在有莘耕作时，诵读《诗经》、研读书籍，以尧舜之道为乐，一点微小的东西也不苟取不苟求，他所蓄养的德性很深厚。三次受到聘请而出仕，辅佐商汤讨伐夏桀，功劳上达皇天，名声流传后世，难道不是能够蓄养德性而推行道义的证明吗？巩昌漳邑的张生凤翔，跟随他的父亲审理先生学习和做官，在怀庆的学业已经完成，约定明年参加乡试，于是整理行装向西归去。朋友们各自作诗词为他送别，并题写卷首为“天衢独步”，大概是希望他得志后推行道义。张生也曾跟随我交游，我看出他心思缜密而学问深厚，有可能进取远大。现在他归去，我担心他只想着推行道义，却没有广泛蓄养德性作为根本，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唉！张生要牢记，多多记取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用来蓄养自己的德性，那么推行道义就不难了。《高车驷马图》序 通判刘公辞官后向西归乡，缙绅士人共同为他饯行，于是绘制《高车驷马图》赠给他，并请我为何瑭叙述其中的意思。有人说：“高车驷马，是仕途上才有的东西。刘公已经辞官，赠给他这幅图，岂不是会触动他对盛衰的感慨吗？”我说：“不是这样。富贵是偶然到来的东西，有时来临，有时离去，本来不能认为已经属于自己。且看天道就知道了。春夏时节，天地间的生化之气弥漫，草木中弯曲的开始萌发，带壳的开始破壳，长叶的开始舒展，开花的开始结果；有的红如丹砂，有的黑如漆点，有的黄如精金，有的白如美玉，有的彩色交错如锦如绣，繁盛可爱，实在数不胜数。不久秋风送来清凉，严霜遍布寒意，草木茂盛的凋零了，肥沃润泽的也枯槁了，原野之间一下子变得萧条寂寞。盈亏消长，是自然的道理，即使天地也不能违背，何况人呢？士君子年幼时，藏身修学、游息涵养，凡是圣人的经书、贤人的传记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无不取来阅读；低头读书，抬头思考，他的志向本来就是要有所作为。等到成年进入仕途，有的在朝廷，有的在郡县，乘高车、驾驷马，仆人车夫意气扬扬，前呼后拥；富贵的快乐，本来就是世人所艳羡并奔走追求的。然而阴阳暗中推移，人的形貌悄悄变化，原来黝黑的变白了，原来红润的变得枯槁了，原来强健挺拔的也衰弱懈怠了。于是解下官印，辞官休息，悬车息驾；人的出仕或退处、进取或退让，本来就是人道的常态，自古以来没有不是如此的。刘公明达通透，这些道理应当没有不知道的，哪里会有什么盛衰之感呢？况且人情是长久安静就想活动，长久活动就想安静。刘公在仕途上奔波了好几年，亲戚故旧没有相见也已经很久了。如今这次归来，渡过大河，进入函关，登上秦陇，亲戚故人有的在路上迎接，有的在门前等候；打开酒、摆设酒杯，握手谈论旧事，刘公难道不会欣喜快乐吗？在美好时节、优胜的日子里，登上凤山，眺望洋水；有时舒展长啸来迎接远方的清风，有时吟诵诗歌来消磨漫长的白日，心胸开阔、精神愉快，简直不知道宇宙有多大、万物有多少。回头看仕途上的高车驷马，真不过是黄粱一梦，又怎么能留恋已经倾覆的甑子，忧郁而不能释怀呢？”众人哗然说道：“这是通达的见解，请把它写下来作为赠给刘公的文章。”于是我写下了这些话。《儒学管见》序

译有人问儒者的学问是什么，我说：“《五经》《四书》所记载的，都是儒者的道；在这些典籍上学习，就是儒者的学问。”有人问其中的要领，我说：“没有比《大学》更重要的。”程子说：“《大学》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是初学者进入德性之门的途径。学习者一定要从这里入手学习，那么大概就不会走错了。”请问其中的旨意，我说：“人活着，没有不具有身体的，也没有不具有家庭的；出仕而居官位，又有治理国家和天下的责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各有其道，这就是道的实际内容。把这种道具备于内心、精神和性情之中，就是明德；把这种道施行于家庭、国家和天下之间，就是新民。明德是根本，而实际表现在新民的作用上；新民是作用，而实际根源在明德的根本上，大概是内外合一的。并且每一方面都有应当止于的至善境界。然而这种道理，如果不先认识它，就不能在后来实行，所以圣经有‘知道应止的境界，才能有所成就’的训诫。万物有本有末，事情有终有始，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这就是《大学》的要旨。”请问其中的详细内容，我说：“人出生以后，没有不具有心的，心以此作为身体的主宰；愤怒、恐惧、喜好、快乐、忧患，都是心的作用，也就是情。情还没有发出时就是性；正当它尚未发出时，心必须空明而大公，没有偏私倚着，心的本体才能保持端正。一旦有了偏私倚着，就不端正了，这就是善恶的根源。”有人说：“朱子认为心尚未发出时，如同空明的镜子、平正的秤，不能说有正或不正；一定要等它已经发出之后，正不正才看得见，所以《章句》说，心的作用运行时，有时不能不失去它的正。如今您却说心在未发之时已经不正，为什么呢？”我说：“心的正与不正，虽然显现在发出之后，实际上却根源于未发之前；如同镜子不明、秤不平，即使尚未照见物体、尚未悬挂物体，它的本体本来已经不正了。至于‘心的作用运行时有时不能不失去它的正’，是《修身章》中所说亲爱等五种情感的偏正，指的正是这个，也就是所谓已经发出而成为情的状态。如果说《正心传》中‘不得其正’是专指已经发出，那么《修身传》中五种情感的偏差又指什么呢？朱子的《章句》大概是一时的错误。”为什么把正心放在诚意之后呢？我说：“意念不诚实的人，明明知道善应当喜好，却不能实行；明明知道恶应当厌恶，却不能除去，这就是自欺的小人，又哪里有余暇讨论他的心正不正呢？” 有的人已经真诚地喜好善、厌恶恶了，但由于气禀和见识有所偏颇，内心仍有不端正之处，在与人交往、处理事务时，往往随着自己的偏见发作，不再加以察验；这样即使真诚地喜好善、厌恶恶，也难免有时违背义理，这就是君子也有所不能避免的。诚意之后接着讲正心，是希望他通过涵养和省察，使自己的心在尚未发动时没有一点偏私倚着；在受外物感动而发动时又加以察验，使情感的发出、作用的运行，没有一样不合乎义理。这就是儒者修养的最高功夫，也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事情。然而喜怒哀乐等五种情感，都发生在人与人交往、处理事务之际；无论接触家人、国人还是天下人，大概都没有不是如此的。但最先接触的是家人，所以《修身》《齐家》传中从家庭关系说起，并不是说对待其他人时就不是这样。情感端正就是善，不端正就是恶。施行于家庭，有孝、悌、慈爱，有仁厚、谦让，这是善；不孝、不悌、不慈，贪婪暴戾，这是恶。施行于国家，有侍奉君主、侍奉长者、役使民众的道理，有兴起仁爱、兴起谦让的教化，这些都是善；违背这些，就是恶。施行于天下，有同天下百姓的好恶、不独占利益，这就是善；把个人的好恶作为唯一标准而偏执行事的，是恶；专门谋求私利而使百姓、国家受害的，也是恶。所谓“格物致知”，就是推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真正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谓“诚意”，就是实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诚实地实行善而去除恶。至于天下的治乱、天命的得失，则是善恶造成的结果，也是给万世后人的劝勉和警戒；这就是儒学体用的全部大义。有人说：“《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怎么样呢？”我说：“《中庸》和《大学》互为表里，但它详于说明善而略于说明恶，有劝勉却没有警戒，所以比《大学》缓慢。至于《论语》《孟子》，有时是因某个人、某件事而发；《五经》各有自己的体系，也多因某个人、某件事而发，并不是统括性的论说。求学的人如果真能在《大学》上有所领会，那么三书、五经中所记载的，哪些属于修身，哪些属于齐家，哪些属于治国、平天下，哪些属于通论，就都可以贯通而没有遗漏了。儒者的学问，难道还有别的蕴藏吗？有人说：“谈学习可以了，那么治理政事呢？”我说：“学习和政事不是两条道路，学习以政事为最大的功用，其余只是小节。”天下的政务，总归于六部。考察《大学》传文，平天下所用的人才，是吏部、兵部的政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理财，是户部、工部的政务；治国、兴起仁爱礼让的善，是礼部的政务；禁止贪婪暴戾的恶，是刑部的政务。然而国家和天下本是一体，《大学》传文只是因距离的远近、范围的大小而交互举例，实际上并没有两条道路。吏部、兵部任用人才，能够和天下人共同以好恶为标准，而不循从个人的偏见；户部、工部理财，能够节约费用、爱护百姓，而不采取搜刮聚敛的办法；礼部、刑部能够兴起善行、禁止恶行，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贤能，担任公卿和各级官吏也可以了。以《大学》的道理作为根本，以国家的法律来实行，治理政事的道理，就已经想通一大半了。唉，这才是儒者的正学。有人却舍弃它而不遵行；那些只从事记诵辞章的人，已经不值得说了；而所谓道学家，又多把心思用在性与天道之间，以及存心养性的说法上，名义虽然好听，实际上却没有补益，这种可叹的地方太多了。功夫比小学多了一倍却没有实用，境界高过大学却没有实际内容，难怪朱子为此长叹了。有人说：“科举怎么样？”我说：“科举之学不怕妨碍功业，只怕夺去志向。”先儒对此已经有定论。儒者之学，在于明德、使民更新；使民更新的功效，必定要达到治国平天下。

译如果不出仕，凭什么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如果不参加科举，凭什么出仕？既然如此，学习举业以应对科举，也正是儒者的正途。《易经·乾卦》九三说：“君子整日勤勉不懈，晚上仍然警惕，如同面临危厉，没有灾咎。”孔子为它作传说：“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忠诚信实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饰言辞、确立诚意，是用来安守事业的。”九四说：“或跃起而未离深渊，没有灾咎。”孔子为它作传说：“上下进退没有固定常态，并不是行为邪僻；进退没有一定常规，并不是脱离群体。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是想及时而行。”深知这个意思，就明白学习举业以应科举正是儒学的正道了。唉，天理和人欲可以同行，但情实不同，求学的人还应当反复推究思考啊！《大学》的道理，以明德为本体，以使民更新为功用；本体就是功用的本体，功用就是本体的功用，如同耳目与视听一样，并不是两件东西。朱子阐发得已经很充分了，但还欠缺明白切实。西山作《大学衍义》，所说虽然切合劝善戒恶，但实际上并不了解《大学》的道理。各位儒者的议论，也多认为先治理自己、后治理别人，不免把体和用分成两件事。我担心学者不知道应当把心思用在哪里，所以写了《儒学管见》来纠正这种偏差。只是其中所说的简略而不完备，求学的人可以再详细考察。《乐律管见》序 我小时候读《西山律吕新书》，起初茫然不知它说的是什么。长久地玩味探索之后，才掌握了它的门径，却怀疑其中还有未能贯通之处。后来在翰林院读书，看到宋代陈氏的《乐书》，反复参究玩味，才好像有所领会。这样以后才知道西山的学说还有未达到的地方，只是当时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切磋，便把它藏在心中，至今大概二十多年了。近来看到士大夫的著述，其中有谈到乐律的，很可惜他们对于古人制作音乐、运用律管的本意，都没有阐发，于是把自己的管见记录如下。大概是想向天下的君子求得指正，希望古乐或许可以重新为人所见。阅读的人幸而宽恕我的僭妄吧。《阴阳管见》序 关于阴阳的学说，我小时候听说过它的名称，却不知道它的实际内容。反复研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出入于佛教、道教、医学、卜筮的学说之间，将近二十年。到三十八岁时，玩味伏羲的卦象，并用天地造化的道理加以验证，才好像有所领会。可惜各位儒者的论说，都失去了它的真实意义。我想写作来阐明它，但因为这不是日常生活中最急迫的事，又担心由此引发争端，便把它藏在心中，到现在大概十五年了。偶尔同一两个知己谈论，李东郭先生嘱托我动笔写成一部书，于是略写几条告诉他。王浚川、许函谷又提出了一些疑问，而且我著述的本意也还没有说明清楚，于是又在书中补写了三条。唉！性命之理难以言说，已经很久了。个人的一点见解，哪里敢肯定别人都一定赞同我呢？由此引申，触类旁通，纠正错误、弥补疏漏，大概还要等待世上的君子来完成。《阴阳管见后语》序 天地造化的奥妙，先圣已经有过论述。在《易》的卦象以及《礼记·祭义》《春秋》《左传》等篇中，都可以考察到，只是所说比较简略罢了。大概因为其中的道理微妙难明，担心学者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突然对他们谈起，反而增加他们的疑惑，所以平常不加论述。所谓“孔子不谈神怪”，“孔子很少谈天命”，以及孔子所说“性与天道”，都无法亲耳听闻，就是这个意思。但近世儒者没有察觉先圣的本意，尚未明白造化的奥妙，便动辄以自己的见解立论；他们的学说流传天下，后世学者习惯于耳闻目见，遂以为道理实际上只有这些，却不知道这是错误。我惋惜这种失误，所以写《管见》加以阐发，争辩便纷纷而起，大概是被先入之言所束缚了。我不得已，又写《管见后语》来进一步阐发，学者应当反复玩味、仔细考察。《医学管见》序 我平日喜好养生的方法，因为医道对于养生很切要，而且还可以寄托救济万物的仁心，所以留意于此。长期深入探究，颇有一些见解，其中有许多是前代贤者没有阐发过的。有时把它告诉别人，但能契合的人很少，大概因为他们平素没有留意，所以突然告诉他们，他们不能理解。我私下想到自己已经老了，不忍心让这些见解没有流传，终于无所用处；又担心其中或许有错误，无法借此得到后来的贤者教正，于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唉！医学不是小道，却可以寄托人的生死性命。士大夫平日几乎不加留意，一旦生病，便把生死托付给庸医，难道不是错误吗？在努力学习、处理事务的空闲时间，偶尔留意一下医学，大概未必不比广泛进行博弈更贤明。《家谱》序 何氏的先世是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江宁乡十五都何家保人，家谱已经散失，世系次序无法考察。从瑭的高祖忠一公起，明朝初年因从军开始迁居怀庆，所以如今成为怀庆人。高祖葬在府城东刘塞村的西面，高祖的叔父名兴，没有儿子，附葬在高祖墓的左边。高祖的子孙都随之葬在那里。何瑭想到从高祖到自己已经五代了，宗族日益繁盛、世代日益久远，担心日后分散而没有记载，于是编作族谱来记录。使凡是与我同出于高祖的子孙，每家都有一册，即使后来时势变化、宗族离散，也可以考见支派，追究本源，不至于失去亲爱亲族的意义，如此而已。《附谱例》五代以后，只记载与高祖同支的子孙，其余不再一并记载，因为服丧关系已经尽了。这是小宗法。然而族谱都把从始祖到五世子孙的世系列在谱首，其中也保存着大宗法的意义。子孙散居在不同地方的，即使服丧关系尚未尽，族谱也不记载，因为事实上无法实行。族人散居时，仍知道彼此不同；聚合时，仍知道彼此同宗，这样仁爱之情就达到极点，亲属之义也尽到了。《家训》序 古人治理家庭的方法，大略见于《礼记·内则》。朱文公编纂《家礼》，已经完整载录司马温公《居家杂仪》的内容，大概也是继承《内则》遗意而作的，都可以遵照实行。近世如浦江郑氏《家规》、肥乡郭氏《家塾事亲》、上党仇氏《家范》，也有可取之处。但《家规》《家范》所记赏善罚恶的方法过于明白，使人难以承受，这一点就不必实行了。在家庭内，恩情常常会遮蔽义理；有人有过错恶行，告诫而不改，就应当惩治；屡次告诫仍不改，就应当断绝关系。但不必把他的行为痕迹公之于众，大概还是希望他悔悟改正。这五部书，子孙都应当知道并遵行。此外，子孙中有聪明的，可以逐渐教他学习小学、四书、五经和各部史书。幸而做了官，就应当推行道义、建立功业，这是上等；守持廉洁、奉行法律，这是次等；如果贪婪残酷、奸诈谄媚，就不是我对后代的期望了。我担心自己一旦去世，来不及教训子孙，所以在闲暇中写下这些话留作训诫。我的子孙们，希望你们记住它啊！○引 《仁寿延恩诗》引

译我的乡里韩老先生，德行盛大、声望很高，向来受到人们敬重佩服。弘治乙丑年，享年八十，恰逢今天子即位之初，尊奉上两宫的徽号，恩泽遍及天下；凡百姓中年满八十岁以上的，都赐给冠帽和衣带，以此荣耀其身。先生接受诏命以后，亲戚朋友全都来祝贺。先生的次子韩佶当时正在太学读书，留在京师，与他交游的士大夫各自作诗赠送，为先生祝寿。秉仁将诗作装订成册，叶题为《仁寿延恩》，请我为何瑭作序。我私下认为，德行没有比仁更大的，福分没有比长寿更先的，这两者都是人人羡慕却很难得到的。世上固然有长寿的人，却未必仁慈；也有仁慈的人，却未必长寿。两者兼得，不是更加难得吗？还有更难的地方：自从宪敎中请求贤者进言的礼制废弃以后，尊敬贤者、奉养老人的心意就衰落了。何况在扰乱纷争的时代，强者欺凌弱者，尊贵壮年而轻视老人，白发苍苍的老人能够免于被抛弃，就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敢指望受到尊礼呢？偶尔有赐爵、赐帛的典礼，但隔很久才出现一两次，能够遇上的人不是很难吗？如今先生仁慈而且长寿，又生逢太平时代，遇到隔世难逢的典礼，难道不是最大的庆幸吗？这真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可是居住在穷困屋舍中的淳朴老人，即使有幸遇到这种罕见的恩典，能够受到恩泽的也不多。唉！这就是人们又认为拥有贤能子孙很可贵的原因。先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智秉贞，幼子斌秉德，都有士人的品行。秉仁节操高尚而器量宏大，学问充实而才思敏捷，将来显达扬名，难道会仅仅如此吗？这正是士大夫们反复称道的。我只是对能够遇到这种盛事的艰难有所感触，姑且写下这些作为引言。《棠阴去咏》引 《棠阴去咏》诗册，是怀庆郡的士大夫为分巡郄公而作的。郄公在这里分巡已经三年，禁止奸邪、革除弊政，凛然如秋霜；礼遇士人、接待贤者，和煦如春日。大概没有人不敬畏而又爱戴他。今年郄公因考核优异升迁，擢任陕西抚民参议，士大夫用礼物和财帛来祝贺的，他都拒绝接受；只有用诗文祝贺的，他才不推辞。于是卫挥使吴侯约集能作诗的士大夫，各作一首诗来颂扬郄公的德行，装订成册，题为《棠阴去咏》。他又请我为册首作序。我私下想到，《甘棠》诗是周人为召公而作的。召公巡视南方诸国，推行文王的政令，有时休息在甘棠树下；他离开以后，百姓思念他的德行，于是爱护甘棠而不忍砍伤，又作诗歌咏它。所谓“甘棠枝叶繁茂，不要剪它，不要砍它，这是召伯曾经休息的地方”，说的就是这个。诗册题为《棠阴去咏》，大概是把召公比作郄公，其中的含意深远。我对此私下有所感慨。自召公以后，写离任后思念之情的诗、歌颂遗爱之政的作品，历代都有作者，本来应当不止一人；然而只有《甘棠》诗广为流传，其余都没有流传，难道没有原因吗？《诗经》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说的是真实诚挚的感情不可掩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后来的各位公卿的德政，或许比起召公还有未达到的地方吧？这个流传而那个不流传，大概区别就在于是否真诚。孔子说：“诗可以感发人的志意，可以考察社会风俗。”郄公不接受礼物财帛而接受诗文，难道没有用意吗？观察前人的得失，把它作为自己的规范和戒鉴，受到感动而奋发努力，希望能够赶上他们，郄公的用意大概正在这里吧？不要让召公独自专美于前代，我对郄公是有所期待的。因此写下这些，作为诗册的引言。《萧母北堂庆寿》引 姻亲萧母太夫人享年八十，内外亲族和姻亲捧酒杯称庆，前后相继而来，贺寿的卷轴充满庭院，珠玉般的辞章满目皆是。萧锐等将它们装订成册，何瑭忝列姻亲末席，恭敬地在卷首题作《北堂庆寿》。又推究其中的缘由，认为自古以来人的寿命以百年为期，所以百年称为上寿，八十称为中寿，六十称为下寿；除去夭折短命的人，能够活到下寿尚且被认为是幸运，何况中寿、上寿呢？像太夫人这样的寿数，确实值得庆贺。德行和寿命是相互为表里的。有德的人固然可以获得长寿，然而必须既有德又长寿，这才可贵。否则，深山中的木石、大壑中的龙蛇，即使经历了许多年岁，对世间又有什么益处？败坏常理、扰乱风俗，残害人、伤害物，活一天就带来一天的祸害，活一年就带来一年的祸害。所以说：“年老了还不死，便是祸害。”像这样的人，长寿又有什么可贵？仰望太夫人慈爱仁厚、明达通晓，辅佐先君子，扩大家业，成为怀庆的巨室；又训导教育诸子孙，使他们贤明仁厚，成为当时有声望的人。这些都是人们共同知道的，不是姻亲私下的夸赞。太夫人的德行大概由此可以看见了。家规严明，内外都以她为法；她多活一年，就为一年树立规范；多活百年，就为百年树立规范。这本来就是人情所深深希望的。《诗经》说：“善人君子，正是国人的表率；正是国人的表率，为什么不能长寿到万年？”难道只适用于男子吗？请借这句话为太夫人祝寿。《行山别意》引

译郡伯司马先生，是南京士林中的杰出人物。早年考中甲科，随即被授为南台御史。当时母夫人还健在，先生退朝以后，便和几个弟弟一起奉上甘美食物，在堂上问候母亲的起居。虽然政绩声名震动海内，但本人实际上从未离开家庭。这是君子完整的快乐，也是人生中并不常有的事情。嘉靖辛卯年秋天，先生因铨部推荐来镇守怀庆，才开始同母夫人和弟弟们分别。第二年，他谋划迎接母夫人到官署奉养，母夫人因为顾恋家庭而没有成行。于是二弟洛瞻奉母亲之命前来探望，兄弟相见，情意和睦融洽。停留两个月将要离去时，彼此依依不舍，不忍分别。门下的生员瞿懋等听说此事，便作诗赠送，装潢成卷，题为《行山别意》。他们间或来请我为卷首作序。我私下想到，临别赠言自古就有；但所感受到的情感不同，所发出的言语也随之不同。想起当初先生刚授官时，每天和母亲、兄弟聚集在一堂之上，如今却只能相隔千里相望。兄弟有幸相聚一次，又不久便要离别，这种忧伤之情，大概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大丈夫生在世上，原本就要用桑弧蓬矢射向四方，本来没有终身不出门户庭院的道理。何况豪杰之士，把显扬父母视为孝，把光大宗族视为荣耀。如今先生虽然暂时屈居于小郡，但将来如果位至台鼎，实际上正是由此而进，那么用来大大显扬亲人的孝行、崇大光宗的荣耀，这里正是它的开始。母亲和兄弟虽然有离别的忧愁，也可以稍稍释怀了。各位朋友赠言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又或者，古人的临别赠言并不只是叙述感情，也有感发激励的益处。崧嵩《烝民》篇，恳切地以德业相互期望，所以申伯、仲山甫的贤能，直到今天仍有可信的见证。南京是天下英才聚集的地方。洛瞻在这里藏身修学、游息交往，所达到的境界一定很深。看过大海之后，其他水就难以称为水；不知道各位朋友的赠言，对他是否也有所感发？司马先生的先祖有太史氏，曾壮游四方，登临龙门，探访禹穴，在邹峄观察风俗，在矍相之圃观看射礼，没有不到的地方。游历见闻广泛以后，气魄更加豪迈，后来终于凭文章闻名天下。怀庆只是一个小郡，言语未必对我的洛瞻有益。然而行山、大河，也是天下的壮丽景观。洛瞻游历到这里，难道也会受到某种感发吗？将来又有一个像太史氏那样凭文章闻名天下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就是他呢？谨慎地写下这些作为赠言的引文，大概将来还要用它来验证后来的成就。《三晋第一家》引 上党仇氏以孝、义、礼、让闻名于三晋。大司成虎谷王先生应韶，是笃实有见识的君子。曾经把他们比作浦江郑氏，亲笔写下“三晋第一家”几个字赠给仇氏。虎谷先生从不轻易称许别人，因此远近的缙绅士大夫都相信仇氏贤能，没有不同意见。仇氏宗子、渖藩仪宾时茂，曾命令儿子熙跟随我游学，来到怀庆。怀庆的士人因为他是义门中的杰出人物，都愿意同他交往。而熙温和润泽、典雅端正，不凭自己的品行才能骄傲待人，因此没有人不喜爱并敬重他。于是大家各自作诗赠送，又请我作序。我想到，古代君子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所以从上至明君贤臣，下至平民百姓，美好的谋略、忠诚的谋议、完美的德行、纯粹的品行，往往都用歌诗传播来加以赞美，《诗经》三百篇中就可以考察到。圣人删定它们作为经典，给万世留下训诫；直到今天读它们，仍然可以使人受到感发、振作，甚至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诗大序》说诗的教化作用可以美善教化、厚重人伦、改变风俗，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如今仇氏以孝义礼让受到缙绅推重赞许，各位朋友于是作诗歌咏、宣扬他们，这本来就是古代君子的用心。赞美他们的开始，是为了规范他们的后来；褒扬他们的善行，是为了勉励那些还没有做到的人。读诗的人如果这样去理解，那么诗的创作就不是当面奉承了。《柏斋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柏斋集》卷七 （明）何瑭撰 ○记 《怀庆府重修儒学庙记》

译怀庆太守长山徐公，认为郡学中的孔子庙规制不相称，无法振作士气、使士人勇于向道，于是扩建并重新修整它。神像、礼器和乐器一时都齐备了。少师洛阳刘公已经为此作过记。学校的师生感激徐公兴办学校的高雅心意，没有穷尽地称颂，却又没有办法自行表达，于是派人来请求我作记，实际上是要彰显徐公的美德，使之流传无穷。我一向承蒙徐公知遇，又以写文章为职业，所以不能推辞。我私下听说，在上位者兴办学校，重在实际而不在文饰；士人使自己有所成就，重在根本而不重在末节。如今庙学大规模兴建，规制更加宏大。窥视它的门口，就能看见深邃严整的廊庑；登上它的堂，就能看见整齐有序的台阶和堂陛；进入它的室，就能看见圣像深沉肃穆。祭祀按时举行，俎豆陈设完备；钟鼓琴瑟在堂上和谐奏响，旌旗羽旄在堂下整齐排列。凡是可以震动耳目、愉悦心志的事物，都随着庙制一同得到增进。唉！盛大极了，不能再有所增加了。触及外在的文饰，就会触动内在的实质；修整外在的形式，就会要求内在的实际。徐公的用意，难道不在这里吗？孟子说：“庠、序、学校，都是用来明白人伦的。”上位者明白人伦，百姓在下位就会亲爱和睦。徐公的用意，难道不在这里吗？父子有亲爱，君臣有义理，夫妻有区别，长幼有次序，朋友有诚信，这些是人的大伦。我们的孔夫子将这些道理发挥完备而成为圣人，七十弟子的门徒继承修习它们而成为贤者。五经、四书所陈述的，都是这些道理。国家采用它就治理，舍弃它就混乱，完全抛弃它就灭亡。明显的成效和重大的验证，考察古代就可以看见。我国朝廷在天下普遍设立学校，都建庙祭祀孔夫子，使士人都诵习、效法五经四书，难道只是徒然吗？既然如此，徐公兴建新庙学的用意，就完全可以知道了。我们这些人，难道可以不知道怎样敬重承受这番用意吗？用经书来考察它，用事物来验证它，用师友来质询它，用心思来体会它。凡是父子所以亲爱、君臣所以有义、夫妻所以有别、长幼所以有序、朋友所以有信的道理，都要探究到极致。在下则把它落实到言语行为中，用来修养自身、整治家庭、教化乡党；在上则把它施行于政令教化，用于官府，通达邦国，推及天下。后世不幸遇到艰难扰乱的时代，就应当持守经典、衡量义理；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进可以生，退可以死，务必使人的大伦没有丝毫亏损玷污，以此立身于世，不辜负朝廷培养教化的用意，不愧对古代圣贤。这是求学的根本，也是可贵之处。否则只是窃取前人的见闻，装饰拼缀言语，以求取世俗的宠爱罢了，那就是末节了。这难道是徐公兴办学校的用意吗？徐公美好的德政以及营建的始末，洛阳刘公已经记载过了；对于徐公已经记载的事情，我不敢重复赘述，所以姑且写出徐公的用意，和我们这些人共同勉励、承受它。《河内县重修庙学记》河内县儒学文庙在县治西面。考察碑记，始建于洪武十五年，是知县姑孰陶晟所创建的。到现在将近一百四十年，栋宇不免倾斜，屋瓦不免脱落。主管官员虽然不时加以修葺，但只是因陋就简，规制仍不完备；春秋祭祀时无处瞻仰，实在无法符合朝廷尊崇祭祀先师的用意。教谕宰廷俊对此深为痛惜，于是同训导郑枢、汪振、王诏商议，呈文给县里，请求修理。知县高杰便向巡抚、巡按两司申请，得到批准，于是从府库中拨出白银六百七十两，购买木材、瓦砖等物，召集工匠，征发役夫，委托义官萧钦督工修理。正殿旧有三间，扩为五间；两庑旧有二十间，扩为二十四间；戟门、棂星门都拆除重建。三座棂星门都改用石材，柱门内有泮池，也用砖石砌筑。不久，知县高杰升任刑部主事离任，县丞苏征继承他的志愿，统筹办理而不懈怠，终于完成。工程始于正德十四年正月，完工于次年九月。不久，苏征也退休离任。如今知县王济民又修建扩充两斋，补足先前未能完成的部分，庙学的规制比过去完备得多。教谕宰廷俊等人来请求我写文章，以记载这项成就。孔夫子的圣德以及配享的贤者，功德都在万世；主管官员修庙致祭，都是恭敬奉行朝廷的德意，本来有不需要赞颂的地方。然而圣贤庙宇的设置、祭祀典礼的礼仪，必须在学校宫中实行，这正是朝廷的深意，也是不可不知道的。英俊之士在这里藏身修学、游息休憩，初一、十五参拜，春秋举行祭献，难道会没有所思考吗？同样都是人，他们为什么能够受万世祭祀？我们这些普通人为什么不能参与其中？反复思考并努力追求，不因挫折而灰心，不因困难而懈怠，那么或许就能有所收获。况且远行是从近处开始，配享的贤者中有鲁斋许先生，他难道不是河内人吗？立志要立他的志，学习他所学的；超过了可以成为圣人，达到他那样可以成为贤人，即使没有达到，也不能失去美好的名声，这样对于朝廷祭祀先圣先贤的用意，或许就不会辜负了。否则，殿宇高大宏丽，只是成为外观上的美好，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益处呢？《孟县重修庙学记》

译孟县儒学在县治东南，始建于洪武初年，正统某年重修，到现在又有八十多年了。庙宇、廊庑、堂舍、斋房和号舍都已接近倾塌。嘉靖九年，皇上把亲自撰写的《敬一箴》颁布给天下学校，命令刻在石上，并建亭覆盖。正值孟县缺少知县，县丞黄知常恭敬谨慎地奉行诏命。亭子建成后，还剩下一些材料。黄知常看到明伦堂是师生早晚讲习的地方，倾塌很不方便，便用剩余材料在旧址西北重建；两座门也一并修整。正准备申请全面修缮庙宇、廊庑、斋房、号舍等处，却没有成功。适逢他升任顺德府任县知县而离任。这年二月，钦差巡抚都御史徐公来到本县，巡视学校，恭敬拜谒先圣庙，见庙宇倾塌而没有修治，心中十分警惕。退到明伦堂，听诸生讲习，见大堂焕然一新、宽敞宏大，询问得知原委，心中十分赞许。司训张瓛于是把黄县丞想要申请全面修缮庙学但未能成功、后来升任离去的事情告诉徐公，徐公答应了，随即询问谁可以承担这项责任。师生一致推荐典史乔茂义，说他廉洁能干、可以担当，徐公立即委派他办理。合计木料、砖、灰等各项费用，估计需银二百五十两。因为旧址逼近城墙，于是购买民地三畆，向后拓展文庙，又增加两楹，共八楹、两厦。戟门比旧时更加高耸。棂星门改建为牌坊，开凿泮池并用砖石砌筑，规制大概焕然一新了。又在明伦堂后面建造馔堂五间，东西库房、厨房各三间，位置划分都各得其所。工程始于嘉靖九年八月，完工于次年九月。学校师生认为这次工程费用浩大，名义上虽是改建，实际上等于重新创始。若不是县丞黄知常，就无法开其端；若不是巡抚徐公，就无法完成其终；若不是典史乔茂义廉洁能干，也不能这样迅速而完美地完成。这些都不能不记载。于是托国子生潘伸来向我请求文章，将刻在石上，昭示久远。我想到，圣明朝廷的治理，以兴办学校、培育人才为先；从巡抚以下，县丞、典史等，都知道把修理庙学、振兴士类作为急务，恭敬奉行朝廷德意，已经到了极点。然而这些都是主管官员的事情；讲学明道，以不辜负朝廷德意，则是士人的责任。我们这些人，也应当知道所要致力的事情。帝王的治理根本在于道，帝王的道根本在于心。治理之道没有比明白人伦更大的，修养心性的法则没有比敬一更优先的，这是不可改变的论断。自先圣直到各位儒者之所以能够享受万世祭祀，只是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朝圣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明伦堂必定以“明伦”题匾，已经揭示了其中的要旨。我国皇上继承先志、述行先业，又以“敬一”申明箴戒，大概是探究到了根本。我们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应当自我勉励吗？以敬一的心来明白人伦的道理，最高可以成为圣人，其次可以成为贤人。出仕就实行这个道理来辅佐天子的治理，退处就阐明这个道理来辅佐天子的教化，共同承受朝廷的德意，这样才是不辜负。否则，栋宇高大华美，只是成为供人观赏的外表，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益处呢！《复许文正公祀田记》许文正公，是元代的大儒。推究他的学术渊源，实际上上承考亭一系的传统；考察他的恩泽施及人民之处，确实有以夏变夷的功劳。欧阳公所撰写的神道碑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许公的祠庙共有三处：一处在河内县儒学旁边，一处在县城东北李封村，许公的坟墓和子孙在那里；一处在景贤村，是许公的别墅。景贤村原有祭祀田二十八畆，后来被乡民占有。许公的子孙向官府诉告，官府却说：“你们的先世曾经把它卖给我，这里有契券存留。”年代久远，人事变迁，真伪已无法考证，官府也不能把田地归还给他们。正德丙子年，钦差巡抚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蜀李公下令有关部门，表彰先贤的祠庙和坟墓，倾颓毁坏的加以修葺，被侵占的祠田查理收回。许公七世孙、儒学生泰和于是把许公祠田的始末告诉李公。李公感慨地说：“许公的道德功业足以作为天下后世的师表，应当世世代代祭祀。创置祭祀田并不过分，何况原来就有呢？”只是考虑到这些田地长期为百姓所有，若一下子夺回，恐怕百姓不能承受，于是商议赎买回来。于是分巡按察司佥宪东吴韩公濓命怀庆府知府郯城周公举、河内县知县平凉高侯杰从库藏中拿出官银二十两，召集所有田主，按田价偿付，收取他们的契券，把田地交给许氏子孙泰和等人，使他们世代守护，用来奉祀许公。第二年，分守布政司大参东吴宋公冕、兵备分巡按察司佥宪金台王公镗、韩公濓、麻城汪公正、闽中范公嵩商议，认为这件事情既体现了君子尊敬贤人的礼义，又体现了爱护百姓的仁心，还体现了处理事务的义理，不可以不记述。这些田地如今虽然归还给许氏，哪里知道将来不会又归为乡民所有，许氏子孙不会又把它卖给别人呢？这件事也不能没有警戒，于是命令主管官员把它刻在石上，以示久远。于是知县高侯杰来请求我写文章。我私下想到，文正公的道德功业昭然存在于天下后世，祭祀田地有无似乎不会有很大的损益，但事情本身所涉及的道理却有不能不记载的地方。《春秋》成公初年记载“取汶阳田”，传文说：“所谓取，是得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称呼。汶阳是鲁国的田地，被齐国侵占；鲁国不请命于天子来端正疆界，反而借助晋国兵力来夺回它，这同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所以记载此事来表示讥刺。”我私下认为，晋国主盟诸夏，本来就是代替天子行事。诸侯中强者欺凌弱者、众多者暴虐寡少者，如齐国对鲁国那样，这本来就是晋国应当治理的事情。征讨齐国的罪过并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没有什么可讥刺的；可以取就取，难道能一概视为取得非己所有之物吗？难道说不是自己所有的吗？真正可以讥刺的，是后来晋国让韩穿来宣告把汶阳的田地又归还给齐国。巡抚公恢复文正公的祭祀田，应该同晋国归还鲁国汶阳田相比较：上面完全实现了尊崇奉祀先贤的用意，下面又没有白白夺取百姓所有的土地，权宜处理而不失正义，大概有前人未能做到的地方。分守、分巡以及郡守、县侯恭敬奉行德意，协力赞助而使事情成功，都不能不记载。对此我又有所感慨：郑国以祊田交换鲁国的许田，《春秋》记载了这件事。君子说：“由此可以看出郑国对鲁国有不亲近的心意。”这是讥刺郑国擅自把祖先分得的土地拿来同别人交换。用田地交换田地，尚且受到《春秋》的讥刺，那么把先祖的土地拿出来轻易交给别人，又应当怎样呢？唉！文正公的子孙难道可以不以此为戒吗！《元魏国许文正公庙祀记》

译怀庆府城旧有一座元代中书左丞、封魏国的许文正公祠庙，年代久远而无人修治。府同知王公修补使它完整洁净，又商议认为许公的道德功业受到万世仰赖，对风俗教化的补益很大，并不是普通的乡贤而已；只是还没有列入常规祭祀，恐怕无法充分表达后人瞻仰的诚意，而且庙中没有负责守护的人，不仅容易导致倾塌毁坏，市井之徒以及鸡犬之类也难免混入践踏污秽、亵渎神圣，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敬呢？于是拟定命河内县在均徭中编银六两，每逢春秋祭丁以后，由府官率领各级官员、师生前来祭祀；又在均役中从附近人户审查编定门子一名，责令他看守本庙，掌管开关门户，按时洒扫，希望庙貌常新、礼仪严肃，对风俗教化多有补益。议定后，请分巡佥事郭公向知府司马公咨询，两人都认为可行，于是向巡抚都御史徐公申请批准；巡按御史王公又将此事行文两司及提学议论，布政司左布政使于公、右布政使林公、按察司署印副使刘公、提学副使敖公共同议定，认为应当按照府中的方案办理，便将公文下达到府同知王公。王公于是来向我征求文章，记载事情的始末，并且说：“这不是府里擅自私下提出的请求，而是各位当道公卿的意思。” 我不能推辞，于是为此说道：“礼法施行于世人，就应当祭祀他。许公履行道德笃实，议论纯正，可以上承考亭一系的传统；而且恩泽施及百姓，功业尤其光明显著，是以礼法施于人的人，把他列入常规祭祀是适宜的。只是近世儒者认为许公不应当出仕元朝，这种说法不能不使人怀疑。我曾经写文章加以辨析，大略认为：舜、文王都出生于夷狄之地，但他们的道德功业为万世所仰赖；元主虽然不能同舜、文王相比，但敬天、勤民、任用贤能、谋求治理，大概也渐渐接近正道了。何况当时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元主能够知道许公贤能，想借助他来推行道义、救济时局，许公又怎么忍心不出仕呢？作《春秋》的不是孔子吗？《春秋》所排斥的国家，没有比楚国更大的；楚昭王聘请孔子，孔子也前往拜见。如果不是子西阻止，孔子本来就要成为楚国的臣子了。孔子是鲁国人，尚且可以做楚国的臣子；许公是元朝人，难道反而独独不可以做元朝的臣子吗？既然如此，儒者的说法就是错误的。由此看来，许公的道德功业都可以效法，他出仕或退处、进退取舍也没有违背义理，把他列入常规祭祀是没有疑问的。”同知王公尊崇祭祀先哲的高雅心意，以及当道诸公成人之美的深厚用心，大概都出于此，所以我替他们写下这些话，令其刻石。各位有志于道的人，或许应当考察这篇文章吧？《表彰先儒许文正公碑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人李公奉命巡抚河南，大力兴办文教，想用圣贤之道来教化激励各位士子，于是急切寻访前代儒者，加以表彰。河内县鲁斋文正公学问有源流，实在是上承考亭朱子的道统，于是命有关官员树立碑石来颂扬他的德行，修葺他的遗书来阐明他的学说，恢复祭田来供奉他的祭祀，建立牌坊来表彰他的乡里。县尹平凉人高侯恭敬谨慎地奉行德意，完成此事后，又在公祠大门外建立牌坊，在里面设置重门，使内庙的规制更加深邃严整。公的七世孙泰和等于是来请求我写文章，记载这项功绩。我私下认为，文正公道德的光辉，以及李公、高侯表彰他的高雅用意，本来就有不必赞颂之处；我在这里独有所感。圣贤之道虽然根本在于性命的精微之处，但实际表现于纲常伦理的彰明；虽然极致在于弥纶天地、参赞化育的功业，却也不遗弃洒扫、进退等日常礼节；它兼顾根本和末节，大小事情全都举措周备，切实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幽深昏暗、不可言说的东西。至于进入道的途径，就必定先从《小学》开始，用来树立根基；接着学习《大学》，用来取得成效，而且还有不可越级而进的次序。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道学失传；宋代诸儒相继出现，而考亭朱夫子实在集其大成，既为《大学》作章句，又搜集编纂《小学》一书。他向士子说明进入道的途径，可以说既明白又切实了。鲁斋幼年读书时，就立志学习圣贤之道；后来得到考亭朱子的《小学》《四书》，便完全抛弃旧日习惯，一心从事于其中。因此，他立身处世、在朝廷事奉君主，以及启发教导后进，没有一件不是以朱子为依归的。他把亲身实行学问看作当务之急，而不只是从事于言语文字；把道用于实际看作首要，而不只是探究性命的深奥。他所得到的学问，大概纯正无比，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益的了。近世有志于圣贤之道的人，往往刻意著述，留心性命之学；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以及义利取舍的区别，却多半忽略而不加省察。著述用来阐明道，圣贤当然并不废弃；但这并不是最急迫的事。性与天道，孔子很少谈论；而施行四教，必定以文、行、忠、信为先，那么他所重视的次序就可知道了。周子说过：“圣人的道，蕴藏起来就是德行，施行出来就是事业；那些只以文辞为事的人，实在浅陋。”有人问程子为什么不把《太极图》拿来给人看，他说：“恐怕会助长学者听进耳里、说出嘴里的弊病。”既然如此，那么刻意著述、留心性命，却忽略亲身实践和实际功用，岂不是近于浅陋并且有弊病吗？我为这种现象忧虑很久了，却未能挽救。巡抚公和县侯表彰鲁斋许文正公的高雅用意，难道正在于此吗？有志于圣贤之道的人，可以由此省察了。《韩文公庙碑记》

译道统的传承，来历已经很久远了。三代以前，像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君主，皋、夔、稷、契、伊、傅、周、召这样的臣子，都通达圣道而居于上位，所以圣道得以施行。三代以后，像孔子处于春秋、孟子处于战国，都困穷而居于下位，所以圣道得以彰明。道得以施行，天下就蒙受它的福泽；道得以彰明，天下虽然不能完全蒙受其福，也还依靠它匡正挽救的功劳，不至于陷入大乱。孟子去世以后，道理更加晦暗阻塞，权谋功利的学说纷纷扰扰地流行天下，异端的佛、老之说又从旁兴起，天下士人彷徨惊骇，不知应当听从什么，已经很久了。到了唐代吏部韩文公出现，才奋起加以排斥，异端稍稍止息，而我们的道也依靠他重新彰明，天下士人才开始明白地知道应当归依和前往的方向。文公的功劳在这方面实在很大，先儒也称许他接续孟子道统，大概是有缘故的。有人说，文公虽然有排斥佛、老的功劳，但对于圣人之道还不能算真正了解；谈论性，说性有三品；谈论道，说博爱就是仁，行为适宜就是义，都还没有达到堂奥的深处。唉，这话固然有道理。评论人物还应当考察他所处的时代。三代以前，圣人在上位，圣道大为流行，朝廷的施政设施、学校的讲习阐明，大概无不是仁义道德的发露；士人生在那样的环境中，耳目所听见、看见的没有别的事物，所以他们懂得道也容易。三代以后，圣道不明，异端争相兴起，权谋功利的学说数不胜数；其中最接近道理而扰乱真道的，没有比佛、老两家更严重的了。天下谈论性命道德的人，不归附老氏就归附佛氏，圣人之道所保存的，大概已经没有多少了。士人习惯于浅陋的见闻，想选择所应从之道，难道不是很困难吗？韩公独自以仁义礼智信为人的本性，由仁义而行就是道，仁义充足于自身，不须等待外在事物才称为德。他真实明彻的见解，大概不是别人容易达到的。我对此尤其有所感触：人的情感没有不趋向利益、躲避祸害，厌恶困穷、喜欢显达的；士君子受到劝勉或阻止，就关系在这种利害、穷达之间。三代盛世，圣贤在上，那些困穷失意、不能在天下施展志向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庸人；有志之士，谁不想用圣人的道来修养自己，以赶上太平盛世的机会呢？后世却不是这样，士人中知道用圣人之道自我勉励的，往往受到讥笑和诽谤，严重的还被排斥压抑，使他困穷至死，其处境实在太艰难了。孔子在春秋时代奔走不安，孟子在战国时代惶惶不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韩公虽然不能与孔、孟并论，但立言谨严、修饰自身行为，终究同庸人不同。他被流放到蛮荒之地，被贬到海上，颠沛流离、奔走各处，困穷也非常严重。所以《唐史》说：“学者对于韩公，开始时嘲笑他，中途排斥他，最后却一致跟随他并作出定论。”受到嘲笑而不因此沮丧，遭到排斥而不因此畏惧，最终能够自立，成为士君子所归依的对象。如果不是对圣人之道有卓越的见识，他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呢？韩公真可以称为豪杰之士了。韩公名愈，字退之，世代都是河阳人。河阳是怀郡所属的县，所以郡中有他的祠堂。正德丙子年，钦差巡抚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公务之余晋谒祠堂，说韩公是儒者中的泰山北斗。于是命怀庆府知府郯城周公举伐取石料、树立碑文，来歌颂韩公遗留下的功烈，来激励后世的人。他又征询分守布政司大参金台杨公志学、王公震、莆田陈公琳，少参东吴宋公冕，兵备分巡按察司佥宪金台王公鉴、东吴韩公濂、麻城汪公正、闽中范公嵩的意见，于是命河内县知县平凉高侯杰来请求我写文章。我因此详细论述韩公排斥异端、彰明吾道的功劳，以此来颂扬他。《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行走。”从韩公所到之处向上追求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道，天下本来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有志之士还请记住这一点吧！巡抚公名充嗣，字士修，别号梧山，由进士改任庶吉士，在翰林院读书，他的学问造诣很深，所以他处理政务，知道应当崇尚什么，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唐昌黎伯韩文公庙祀记》

译怀庆府城原有一所唐吏部侍郎、封昌黎伯韩文公的祠堂，年久失修，荒芜污秽。府同知王公将它修补得颇为可观，又认为韩公的道德功业受到天下仰望依赖，对于风俗教化的补益很深，并不只是普通的乡贤而已。只是还没有把它列入常规祭祀，恐怕不能充分表达后人瞻仰的诚意。而且庙中没有负责典守的人，不仅容易遭受损坏，市井之徒、鸡犬之类也难免混入其中，践踏污秽，亵渎不敬，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于是拟定命令河内县在均徭所编银两中拨出六两，于春秋祭丁之后，由府官率领各官员、师生前来致祭。又从均徭中查取附近人户，审定编派门子一名，责令他看守本庙，掌管开门闭门，按时洒扫，使庙貌常新、礼仪严肃，对于风俗教化的补益就多了。议定后，请分巡佥事郭公向知府司马公征询意见，二人都认为可行。于是申请抚按，巡抚都御史徐公准许拟办，巡按御史王公通知两司及提学共同议定。布政司左布政使于公、右布政使林公、按察使陈公、副使刘公、提学副使敖公、参议都认为应当依照府里的拟议上报。巡按王公也准许拟办，下发公文执行。府同知王公于是请求我写文章，记载这件事的始末，并且说：“这不是本府擅自私下提出的请求，而是当道诸公的意思。”我无法推辞，于是为此写道：儒者的学问，以彰明道为重。孟子去世以后，异端竞相兴起，佛、老的学说充满天下。老氏把虚无作为道，失去道才成为德；佛氏把寂灭作为本性，修养本性就是道。各种异说喧嚣纷乱，天下人茫然不知应当听从什么，已经很久了。文公于是独自把仁义作为本性，由仁义而行就是道，充足于自身、不须依待外物就是德。这些见解表现在《原性》《原道》等篇中，明白如日。由此天下人都知道异端是错误的，我们的道是正确的，他对于世间的功劳实在很大。有人说，文公把博爱说成仁，把作用指作本体，对道的认识还不够真切。这固然是求全责备的意思，但实际未必如此。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那么用爱来说明仁，本来就是孔、孟所不废弃的，有什么不可以呢？何况人的情志舒展，气势就旺盛；情志受挫，气势就沮丧。文公排斥异端，甚至被远远流放，气势却一点也没有沮丧，所以最终能够自立。直到今天，天下人知道佛、老两家的错误，大概就是由文公启发的。他对于我们道统的功劳，难道是小小的吗？史官说，文公排斥异端，比起孟子来，功劳相当而力量超过孟子一倍；这话虽然未必完全如此，但能够说出拒斥杨墨之言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文公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礼法施行于人，就应当祭祀他。文公大概完全足以担当这一资格。王同知尊崇先哲的高雅用意，以及当道诸公与人为善的盛大心意，都不能不记载。因此写下这些话，使它们刻在石上。唉！士君子中有志于道的人，难道不应当在这里有所考察吗？《孟县改建韩文公祠记》圣人的道，广大极了！它包罗天地，安排叙述万物，实在不是其他一才一艺所能相比的。所以君子学习，所忧虑的是听不到道；如果能够听到道，那么即使身处平民地位，世人也还应当仰望尊奉他，更何况地位显贵的人呢？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道学不明，异端的学说充斥天下。老氏说虚无是道，释氏说寂灭是道。天下士人迷惑于这些学说，茫然不知应当听从什么，这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到了唐代吏部侍郎韩文公，才明确辨析并大力宣扬圣道，说：“博爱就是仁，行为合宜就是义；由仁义而行，就是圣人的道。老氏、佛氏的道，不是道。”从此天下士人开始明白地知道我们的道是正道、异端是邪说；他对道的认识之明，确实已经超过诸子了。而且他又慨然把弘道自任，虽然受到讥讽、辱骂、嘲笑，也不畏惧、不沮丧。《论佛骨表》一文甚至触犯了天子的喜怒，被流放到南海，濒临死亡也不后悔，他信奉道的坚定，难道是世俗儒者容易达到的吗？到了晚年，道业成就、声名确立，天下学者仰望他如同泰山北斗。宋神宗元丰年间，终于把韩公列入孔子庙庭从祀。韩公能够参与圣人之道的传承，天下士人本来已经没有不知道的了。何况这是他的桑梓之地，遗留下来的风气和恩泽影响尤其深厚，生于此地、游于此地的士人，又应当怎样仰望尊崇他呢？韩公本是河阳人，河阳在本朝属于孟县，县西有韩庄，传说是韩公家族居住的地方。庄中有坟，传说是韩公的墓。韩公文集中又有《过河阳省坟墓》以及“我家本瀍榖，有地界皋巩”的诗句，那么韩公是孟县人无疑。唐史却说韩公是邓州南阳人，大概是传闻错误。弘治年间，大冢宰耿公首先表明韩公是孟县人，向朝廷奏请，建立祠堂祭祀他，他用来激励后学的心意深厚了。只是祠堂房屋低矮狭小，不相称，而且偏僻在深巷之中，来往的士大夫还有不知道的。正德丁丑年，县尹刘侯对此慨然有所感触，于是把祠堂改建在县治南门内孔庙的右边，建筑高敞明亮，既足以尽到虔诚之意、安妥英灵，又在祠前竖立牌坊，题作“乡贤韩文公祠”，大概是为了表明韩公有所得于圣人之道，并且是这个地方的人。来往的士大夫都能够拜谒祠堂、致以敬意，而耿公表彰韩公的用意也开始大为显明。祠堂建成后，想把改建始末记在石碑上，于是向太守韩公请命，韩公把这件事交给我。我私下认为，士君子流传后世而不朽的途径不止一条，但没有比能够听闻圣人之道更大的了。自孔子、孟子以来，世间儒者能够参与这种道统传承的，屈指数来就只有少数几人。而我们这一派竟得到两个人，就是韩文公和河内许公。上下千余年，却仅仅得到两个人，可以说实在太难了。有志之士拜谒韩公祠堂，难道能不有所感触吗？冢宰公名裕，是河南卢氏人；太守公名士奇，是山西洪洞人；县尹侯名澄，是陕西邠州人。他们都有志于圣人之道，所以所崇尚的达到如此程度。谨把这些附在祠记的末尾，使后人有所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赵烈女祠碑记》

译这位烈女姓赵，是怀庆府河内县人。她幼年时，父亲答应把她许配给同县儒学生王子聪的儿子王锦。不久，王子聪去世，家中贫困，王锦当时才几岁，由母亲张氏抚养，辛苦养大，学习写诗作文，常常有奇特的诗句值得诵读。不幸早死，赵女当时还未出嫁，听到讣告，悲痛地说：“我既已许配给王家，王家就是我的丈夫。丈夫死了，我还归向哪里？”于是前往哭吊，尽情哀悼，准备殉死；但想到婆婆年老在堂，又没有其他儿子侍奉赡养，按义理不能弃她而去。王锦下葬后，她便留下来奉养婆婆。破屋空荡荡的，不能遮蔽风雨；一尺绢、一斗粟都没有隔夜的储存，早晚供给婆婆的美食，只能勉强取得；她做女红时，旁人看见听见的，都为她皱眉，替她感到不自在，赵氏自己却安然自若。弘治十三年冬天，婆婆享寿而终，赵氏一并启出公公和丈夫的棺柩，送回祖坟安葬。回来后，她上吊而死。邻里把这件事上报府中，准备奏请旌表，历经数年却一直未能实现。长山徐公由工部尚书郎出任怀庆知府，政教已经修明，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有人把赵氏的事告诉他，徐公悲伤地说：“世上难道有志行如此卓异却这样被埋没的人吗？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极力向朝廷申报，请求加以旌表，用来向四方示范。诏令获准后，便在郡治东面建立祠堂，祭祀赵氏。外面又修建石牌坊，使人远远就能看见，因而产生追思。河内县令李侯大力赞助协助，工程落成后，请我把事迹记在石上，以流传长远，于是我叙述事情并作铭。铭文说：“古代有贞节的妻子，也有孝顺的媳妇。家庭已经和睦，却在半途遭遇离散。孝妇和贞妻，按照礼法本来就应如此；世上很少有人实行，却仍然著录在史册。可叹这位贞洁美善的女子，像冰一样晶莹、玉一样纯洁。迎娶她的车来得太迟，丈夫却已经陨命。她捶胸呼天，发誓要与丈夫一同归去；但又深深顾念婆婆年老无人依靠。一室空荡荡的，谁来供给甘美的食物？纺纱刺绣，劳苦艰难，她不以此怨怒，反而安然欢喜。婆婆也享寿年老，终于活到百年而终。新坟一座接一座，她背土将坟封好。丧葬大事已经完成，便突然长逝。与丈夫同穴而葬，没有违背当初的志愿。见到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发出叹息，她的风操节烈令人敬畏。贤能的太守上奏表章，天子从天上赐下命令；天子从天上赐下命令，金书闪耀光辉。新祠高高耸立，在大路旁祭奠她。可叹你们士人女子，谁没有秉持常性？谁没有秉持常性？为什么不鉴察此事而思考呢？” 《孟县潘侯祠记》潘侯祠祭祀的是晋代河阳令潘侯安仁。河阳如今是孟县，旧祠在县城南门外，县令刘侯把它改建在城门内大街的西面，是顺从民众的愿望。祠堂建成后，儒学教谕徐先生和同僚诸生商议把功绩记在石上，以流传长久，于是来请求我写文章。我认为所谓记，就是记载事情罢了，哪里需要多说？难道其中另有感慨和讽劝，所以才不怕烦琐吗？古今担任河阳令的人很多，为什么唯独祭祀安仁？考察传记，完全没有显赫得足以记载的功绩，只是说他喜欢种植桃树李树，春花盛开时，和百姓一起游玩取乐，如此而已。我私下认为，百姓虽然愚昧，但神明不能用文章欺骗；如果确实对他们有所恩惠，即使不颁布一条教令，他们自然没有不怀念的；不施用一项刑罚，他们自然没有不畏惧的。如果没有给他们任何恩惠，即使早晨聚集百姓告诉他们“我将养育你们的生命”，晚上召集他们宣布“我将成就你们的德行”，鞭笞扑打一天比一天严酷，杀戮一天比一天残酷，并说“我将铲除邪恶、辅佐善行”，最终百姓也不会怀念或畏惧他。现在关于安仁的政绩已无从考察，但料想他一定诚恳厚实而不浮华，和百姓相安无事；否则，为什么河阳百姓感念他而建立祠堂？如今上下将近一千多年，最终却没有人废弃它吗？”}], 凡是人们所褒扬、推崇的对象，一定是因为那正是他志向所在。刘侯新建潘侯的祠堂，难道也是有意于此吗？先生神情严肃地起身说：“这正是我想说却不敢先说的话。”河阳令虽然只是县令，实际上这里是古代的州治，向南通往云贵，向西连接川陜，政务和供应之事十分繁重，做县令有许多特别不容易的地方。刘侯自从到任以来，督促农桑生产，完备租赋征收，兴办学校，救济鳏寡，充实仓廪，清理监狱，直到修缮城墙、疏浚城壕、架设桥梁、平整道路，全都不动声色，却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他的才干大概远远超过常人。上上下下既然都称赞他的才能，然而刘侯内心仍不满足，常常认为如今百姓贫困、财力耗尽，而上级命令又严厉急迫，即使想像潘安仁那样与百姓相安无事，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新建这座侯祠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并不是偶然的。我说：“时代不同，施政未必相同，关键只在于是否仁爱罢了。饥饿的人容易得到食物，口渴的人容易得到饮水；只要能够宽缓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的恩惠。”《易经》说：“鹤在山阴鸣叫，它的子鹤也应声和鸣。”这是说真诚能够彼此感应。刘侯如果确实怀有爱护百姓、使百姓得利之心，怎么知道孟县的百姓将来不会像今天祭祀潘侯一样祭祀刘侯呢？潘侯名岳，字安仁，他的官职门第和仕历，《晋史》中有传。刘侯名澄，字静夫，是陕西邠州人，凭《礼经》在乡试中取得高等名次，起初授任开封府封丘县令，后来改授怀庆府孟县县令。《重修沁河堤记》

译怀庆府城北二里多的地方，有一条河叫沁河，源头来自山西，水势凭借高处奔向低处，水流猛烈湍急，令人畏惧。河的南面有堤坝，大概是用来防御水患的。最初修筑的年月已经无法考察，估计至今也很久了。成化年间，堤坝渐渐崩坏。成化十八年夏秋交替之际，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冲决堤坝，毁坏城墙，摧塌房屋墙垣，漂走的人畜数不胜数。当时日照人陈公任怀庆知府，征发劳役修筑，堤坝重新变得高大厚实、完整牢固，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却又逐渐崩坏。近几年夏秋交替时，每逢大雨，河水暴涨，常常冲到城下，城外许多房屋墙垣因此倾塌，居民总是战战兢兢，担心再发生成化十八年的灾祸。太守郯城周公商议想要修筑堤坝，但工程劳力和费用很大，于是请示钦差巡抚都御史李公。李公说：“修筑堤防来抵御水患，是政务。即使劳力和费用很大，本来也是不得已的。何况亲王在这里，更有不能拖延的理由，应当赶快筹划。”于是向分守大参杨公、王公，分巡佥宪韩公、范公征询意见，让他们筹划安排。计算应当修筑的堤段，西起回龙庙，东至真武庙，全长三百一十丈有余，高约二丈有余，厚薄宽窄各不相同。估计需要椿木八千根，由府库官银一千两购买六千根，再由本府筹办二千根。估计需要劳役三千人，怀庆卫派九百人，河内县派二千一百人。计划确定后，便委任府太守周公、推官张公、卫指挥徐公、贾公、县大尹高侯负责。府中总督又转而委任温县典史丘会督率劳役修筑。工程于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开工，当年四月十日完工。太守公又命令沿堤种植树木一千多株，大概也是为了保护堤坝。工程落成后，府县儒学教谕、训导宰廷俊、赵文隆等嘱托我把功绩记在石上，以流传长远。我私下认为，天下的祸患，如果在尚未发生时就预先防备，便能省力而取得加倍功效；等祸患发生后才谋划，不仅劳力费用无法估量，往往还会有来不及办成事情的悔恨。古人对于堤防沟渠之类，每年加以修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座堤坝如果在成化十八年以前就有人修筑，那么本可以免除淹没溺死的灾祸，为什么竟没有这样做呢？如今太守公趁河水还没有造成大患，先修筑堤坝加以防备，他为百姓积下的恩德非常厚重，但也劳力而且费财。从今以后，如果每年加以修筑、培土补缝，使这座堤坝不至于崩坏，那么我们淹没溺死的灾祸就可以永远避免了吗？所以我记载修筑的始末，又把这些话附在后面，用来告诫后人。至于太守公其他与这项工程无关的德政，便无暇赘述。义官中有在这项工程上出力的人，他们的姓名记在碑阴，也不再详细叙述了。《重浚广济渠记》沁水从山西流来，到怀庆府济源县王寨里出山，地方名叫枋口。嬴秦时期，在上游开凿五条渠道，分流引水来灌溉百姓的田地。年久之后淤塞了。弘治六年，河内县崇下乡百姓张志上奏请求开通广济渠，用来灌溉济源、河内、温、孟、武陟五地的田地。正德七年，利上乡百姓马荣又上奏请求开通利人渠，用来灌溉本乡田地。利人渠渠口地势平坦，水流顺畅，所以一直得到疏通；广济渠渠口地势高仰，水流艰涩，所以屡次淤塞。虽然每年加以疏浚，却始终不能畅通。一遇到大旱，名义上称为水田的土地全都变成焦土，百姓惶惶不安，却无处申诉。正德十五年冬，洪洞人韩公来任怀庆知府，整顿振肃纲纪，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河内县崇下乡百姓曹刚等便来告诉他，请求疏浚河渠。韩公感慨地说：“郡守是这一方百姓万物的主人，凡是有利有害的事情都应当兴办或革除。何况开渠灌田，是百姓衣食的来源，不是一般事情的利害可以相比的，难道能够坐视不管而不加以考虑吗？”只是当时正值严寒，还不能有所作为。第二年正月三日，他便率同僚贰守张公、通府黄公、刘公、推府张公以及河内知县王侯济民等，亲自前往渠口察看适宜的地势，准备大规模征发劳役，另行商议疏浚办法。到了上下山原之间，他们来回仔细勘察，发现利人渠距离广济渠不到一里，而渠水浩荡有余，于是商议斜向开凿一条渠道，把利人渠的水分流引入广济渠，这样两条渠道灌溉的田地都能得到充足水源，省力而功效加倍。利上乡百姓害怕自己的利益减少，争论不止。韩公便从容地劝说道：“渠水有余，即使分出一半流入广济渠，剩下的一半仍足以灌溉，不会损害这里，却能有益于那里，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做的呢？况且百姓都是我的百姓，假如这样会使你们受到损害，我又怎么忍心夺取这里的水而给那里呢？”百姓既已服从，于是命河内县估量征发劳役，委任管河老人韩彦、段广督率工程疏浚。过了一个月工程完毕，两条渠道水流畅通，灌溉都很充足。这一年获得大丰收，百姓感念韩公的恩德，踊跃欢呼，远近如一。老人韩彦、段广、张洗、杨纬，义官茹经，以及堰长高松、李铠等，于是来向我请求写文章，将把它刻在石上以流传长久，使人不忘韩公的恩德。我深切认为，贤人君子之所以能成就一时功业，固然根本在于忠诚爱民的志向，也在于明察决断的才能。近来士大夫大多忙于簿书和期限考核，对于为百姓兴利除害的政务很少再留意；有的或许有这样的志向，却因明察不足而不能看清，事情将要成功时又因不能决断疑难而中途停止，往往不能成事。广济渠最初开凿时，上级官员认为这会过度劳民伤财，极力阻难，但当时有通守施公赞助促成。利人渠最初开凿时，济源百姓害怕损害自己的肥沃田地，极力陈说不便，甚至上奏朝廷，连续多年没有停止；当时依靠郡守藏公、节府潘公才作出决定。由此看来，成就一时的功业，本来就很不容易。如今这次河渠的疏浚开凿，如果不是韩公在上面明察决断，又怎么能够办成呢？从前汉代杜诗修治召信臣留下的旧渠来灌溉百姓田地，当时百姓歌颂他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史册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作为美谈，韩公又哪里逊色于古人呢？柳公的尊父大司徒质庵先生从前曾巡抚河南，对于地方的利弊，大概没有不尽力关心的。韩公来任知府时，在庭训之间，谋划无不涉及；疏浚河渠来为百姓谋利，大概是其中尤其明显的一件。我担心百姓未必知道这一点，所以最后说明它。《东火乡改正祀典记》

译潞州东火乡宿幕人仇时济，往年曾和乡人实行蓝田吕氏乡约，就在乡里的东岳庙举行。后来认为东岳神不是庶民所能祭祀的，于是遵照太祖高皇帝关于里社可以祭祀土地、五谷之神的诏令，设置五土五谷神的神主，在东岳庙后殿祭祀；祭祀完毕，就把神主收藏在东岳庙前殿，锁闭殿门，不再开启。由此东岳神的祭祀便废止了。不久，时济去世，他的宗族弟弟国宾时茂继承主持乡约事务，间或与众人商议说：“祭祀之礼有一定的典制，我们祭祀土地、五谷之神而不祭东岳，按照礼法非常正确。只是东岳神的塑像还在，如今虽然不祭祀，怎么能保证后日不会恢复旧制？我想把它撤去，以堵塞重新祭祀的源头，怎么样？”众人都说：“可以。”事情尚未办成，时茂便去世了。他的二弟义官时淳认为哥哥的志愿不能不完成，又担心礼法上未必妥当，于是让他的弟弟医官时闲来到南都，向溪田马子、泾野吕子请教，并且询问我二人，说：“东岳就是泰山，在鲁国境内；按照礼制，诸侯祭祀境内的山川。季氏以鲁国大夫的身份祭祀泰山，孔子尚且认为是不合礼法的祭祀，神明一定不会享用。何况晋地百姓祭祀鲁地的东岳，神明不享用祭品是必然的。而且亵渎神明，法律有固定的禁令。土地、五谷之神的祭祀则是圣祖允许的。如今撤去东岳神像而修治土地、五谷之神的祭祀，考察礼法是相合的，考察情理是顺当的，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用这件事来堵塞东岳神重新受祭的源头，非常好。”我说：“你所说的道理是正确的。不过，东岳神的祭祀遍布天下，其中的缘故却不能不弄清楚。”《博物志》说：“东岳主管召摄人的魂魄；它的起初不过是说东岳属木、木主魂，大概是按照五行的类比来说明，并没有别的意思。”后来立说没有法度，昏昧的人不加考察，于是说人死后魂魄都归于东岳，东岳神将审治他生前的善恶并决定降罪赐福。世上受这种说法迷惑的人，往往建立庙宇祭祀，希望借此求福免罪，所以东岳庙的祭祀遍布天下，这种风气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前汉成帝废除不合典礼的各种祭祀，他的用意很正确；刘向却说各种祭祀都有神灵，不可废除。成帝晚年没有儿子，受刘向的话迷惑，又把各种祭祀全都恢复了。刘向是大儒，对于鬼神降罪致祸的事尚且有所迷惑，何况其他人呢？东岳神能治理人死后的魂魄并给人降罪赐福、祭祀它就可以求福免罪，这种世俗迷信已经存在很久了。这种迷惑不消除，即使毁掉庙宇，也会很容易重新建立，何况只是撤去神像呢？用这种办法来堵塞重新祭祀东岳的源头，恐怕还不能做到。时闲忧惧地说：“那么应当怎么办？”我说：“这并不难。事情应不应该做，要用道理来判断。说东岳能治理人死后的魂魄，并给他们降罪赐福，绝对没有这种道理。即使真有此事，它如果因为享用人的祭祀而在其中徇私，那也只是一个贪赃枉法的官吏罢了。光明正大的上帝，难道肯容许它这样吗？如果确实有东岳神，它必定正直无私，就像世间清正严明的官府一样；它还会厌恶愚民损害自己的名节，并因此加以责怒，何况肯享用他们的祭祀并赐福给他们吗？由此看来，说东岳神享用人的祭祀并私自决定罪福，确实绝无道理。从前孔子说泰山不享用非礼的祭祀，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只是他的话引而未发，所以我现在反复说明它。世上受迷惑的人，可以因此醒悟吗？”二人说：“明白了。”于是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时闲，让他回去刻在石上，用来告知后人。《仇氏祭田记》《家礼》中最重大的事情叫作冠、婚、丧、祭。冠礼、婚礼是人道的开始，丧葬是人道的终结。世人还知道谨慎办理冠婚丧事，至于祭祀祖先、追念远祖，如果不是好古知礼的君子，很少有人能留意。祭祀祖先，上可以尊重根本和始祖，下可以使宗族相合，大概是人道纲纪中的大端。古代盛世，从天子直到庶人，大概没有不祭祀祖先的。该祭祀而不祭祀，就会受到大辱，严肃到这种程度，怎么可以忽视呢？然而牲畜、祭器、衣服等不齐备，就不能举行祭祀。因此后世知礼的君子，有志于祭祀的，有时苦于没有财力；有了财力，又担心家族盛衰无常，子孙没有可以凭借、作为世代守护资财的东西。于是便设置祭田。此事虽然是因义理而创设，大概也是仿照古代官爵之人的做法，自卿以下都有圭田制度。已经有了田产，又担心子孙贤能与否不一，有的人不能永久保守它，于是又有训诫子孙的文辞。唉，他们考虑得深远，用心于礼，可以说很辛劳了。上党仇氏制定家范，用来训诫后代，冠、婚、丧、祭一概遵循古礼。又拨出常年丰收的田地一百五十亩，另行储存其租税，专门充作祭祀费用。又告诫子孙永远保守这些田产，谁有主张把它们卖掉的，就按不孝论处。他们对此大概是有见识的吧？宗子仇森谋划想把这些话刻在祠堂右边的石碑上，以流传永久，于是请我写记。我谨慎地叙述祭礼所应当重视的地方，以及祭田设置的由来，把它归结在这里。唉，仇氏子孙还请不要忘记先人的用心啊！一块田在阳堰，共八十亩；一块田在池西，共七十亩。《南湖记》

译桐城的钱生君溥，是我的朋友宪长公溥的堂弟。因为他的先父水南居士去世，他思念不止。水南这个称号，是他的父亲用来自称的。父亲虽然已经去世，水南这个地方却还存在。若自己的号仍沿用父亲的号，那么游览这个地方时听到这个称号，也许父亲就能常存于心吧？只是父子使用同一个号，别人无法辨别，于是他自号为南湖。大概是不忍远离父亲，又不想与父亲混同。前些时候他来到南都，把其中缘故告诉我。我说：“孝子侍奉父亲，父亲活着时就竭尽力量，父亲去世后就竭尽思念。竭尽力量还可能做到，竭尽思念则不是纯厚的孝子不能做到。古代孝子在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声音不会从耳边忘记，容貌不会从眼前忘记，嗜好欲望也不会从心中忘记。所以吃到杯、圈之类的东西，就想到父亲口唇留下的滋味；诵读父亲留下的书，就想到父亲手泽的遗留；居住在房屋中，就想到父亲建造房屋的功业；走在耕作过的田地上，就想到父亲播种收获的劳动。孝子的用心，大概就是这样。如今你生长于父亲取号的地方，思念不止，于是把它转为自己的字号，可以说父亲去世后仍能竭尽思念了。不孝的人能做到这样吗？你固然是孝子；但生长在这里，我又恐怕你的道德修养还没有充实。”钱生惊讶地说：“这将怎么办呢？”我说：“孝子侍奉父亲，奉养他的口体，使他的耳目感到快乐；父亲去世后，这些都已经无从做到了。还可以努力做到的，难道不在于顺遂父亲的心志吗？立身扬名，使自己显耀于世，哪一个父亲的心志不是这样期望自己的儿子呢？也只在于思考并实行罢了。”钱生又忧惧地说：“孝亲的道理既然听从您的教诲而知道了，那么南湖这个号该怎么办呢？”我说：“人的心志如果有所思念，那么随着所见所闻，没有一件不会触发感想。所以心志在于学习草书，即使公孙大娘的舞剑姿态也会像草书；心志在于养生，即使庖丁解牛也会被看作养生之道。何况南湖是父亲曾经往来、垂钓游览并用来自号的地方呢？如今南湖之水，源流有根本，会合流通有德性，像镜子一样照鉴而明亮，深广而有容量，波澜起伏而有文采；水气蒸腾成为云雨，恩泽惠及万物，又有救济时世的功用。凡是人子立身扬名来顺遂父亲心志的道理，南湖之中没有不具备的。关键在于你思不思考、勉不勉力罢了。谁说南湖对于孝心不能有所启发呢？”钱生欣喜地说：“太好了！您启发了我，请为我写下来作为记，希望我永远不忘。”我已经答应了他，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栢斋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栢斋集》卷八 （明）何瑭 撰 《温县知县王侯德政记》怀庆府所属的六个县中，温县最小。这里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因此前后任县令，大多用温和宽厚、慈爱惠民的办法治理，因循敷衍，苟且偷安，风俗更加懒惰苟且。到了正德十三年，山东人王侯以乡贡进士的身份被选任为知县。自从到任以来，他一概采取严厉果断的办法办事。凡是犯法的、耽误期限的、违抗教令的，以及与吏员私下通融请托、接受贿赂的，全都依法惩处。又派人侦察四境，百姓中有酗酒的、赌博的、以强凌弱的、恃众欺少的，以及有光棍、喇虎放火抢劫成为百姓祸患而无人敢于过问的，全都逮捕起来，按重法治罪。因此法令清明严肃，贿赂行不通。善良百姓有冤屈受到压抑的，有了申诉的地方；奸恶之民战战兢兢地害怕刑罚降临自身，看见王侯如同雷电鬼神一般不可测度，即使在私人房间里也不敢放肆说一句话，何况敢于大声叫嚷、横行霸道，成为普通百姓的祸害吗？法纪已经振作起来，于是修缮城墙和护城河，整治桥梁道路，种植数万株榆树、柳树以储备木材，修筑数百步长的河堤以防洪水，积储数千石粮食以备荒年，创建数十间养济院来赡养孤苦无依的人。百姓有耕种却没有牛和农具的，有婚娶却没有聘礼财物的，都酌量给予资助。流民从外地回来恢复原业的，也都酌情免除差役和赋税。有时还捐出俸禄煮粥来救济饿死者，尤其留意学校事务。有空时就考察诸生学业的勤惰，分列甲乙等次，加以奖励或惩罚。由于上级提学官很久没有到县里来，于是预先选取民间一百多名聪俊子弟，酌情免除他们全户的差役，让他们学习，等待选拔。河内举人范安侨居温县，他也为此立了牌坊，使后来的读书人有所警戒和鼓励。政绩声誉传到上级，各位当道者相互推荐他。到了正德十四年，乡试选任王侯为帘内官，他评定考生精确恰当，录取人才很多。因此当道者更加了解他的才能，于是推荐他有才干治理繁剧事务，改任开封府祥符县知县。士人和百姓爱戴仰慕他，却不能挽留。于是他们叙述王侯的德政，向我征求文章，准备把它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以流传久远。我想到从前子产在春秋时期，孔夫子称他为有恩惠的人；而他把政事交给太叔时，却说：“最上等的办法是用德行教化百姓，其次没有比严厉更好的了。火势猛烈，百姓远望便害怕它，所以很少有人被烧死；水势柔弱，百姓轻慢并玩弄它，所以被淹死的人很多。”我曾经对这话有所怀疑。如今观察王侯的政绩，子产的话大概是有所见识的，却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岂不是因为和乐平易的君子不用强力教训百姓，而以和悦使他们安定，所以百姓便像尊敬亲近父母一样尊敬亲近他吗？这样又何必使用严厉手段呢？还是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大概就是子产所说的最上等的、能够用德行教化百姓的人吧。最上等的境界已经无法见到了。以仁爱存心，却以严厉施政，像子产传授给太叔的办法，如今大概也很难得到。王侯难道真是贤能的人吗？王侯名民表，字道立，是山东登州府招远县人。浙江省北新关户部分司题名记

译财货，是天下的大计。国家的命脉和百姓的生命，都系于此，所以君子对此竭尽心力。太古时代，统治者的用度很节省，所以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很简略。中古以后，用度逐渐繁多，所以向百姓征取的办法也逐渐严密。考察《禹贡》《周官》所记载的情况，大致可以知道了。然而在国家强盛的时候，山林川泽的利益与百姓共享，商贾的税征也时常有所减免，百姓还没有受到太大困苦。到了后世，山林川泽的利益全都归官府所有，农民的赋税已经不止十分之一，而从事商业的人，既要按货物征税，又要按船车和缗钱计算征收，可以说连极细微的财物也都搜取尽了。百姓的困苦，哪里说得完呢！议论政事的人大多认为商贾的各种税可以废除，宋代儒者范仲淹却说，既然上面的用度无法减少，与其向农民征取，不如向商人征取，这样还不失厚待农业、抑制商业的意思；他本来并不是说这种办法尽善尽美，只是因为有不得已的原因罢了。本朝对于商贾，既按货物征税，又按船只征税，大概也是仿照近代的办法实行的。浙江省的货物天下第一，所以四方商贾都聚集到这里。货税、船税的征收和支出，往年只由有关官府办理。当道者担心有侵吞克扣的弊端，于是在弘治六年开始请求任命户部员外郎或主事来此监督，每满一年更换离任。然而钱财仍然是污秽之物。近来，那些以清廉自守的士大夫，大多把这种差事看作可疑而避嫌；稍不谨慎，往往就会招致舆论非议。嘉靖二年某月，徽州潘希平君以主事身份奉命来到这里，有人对此替他担忧。潘君皱着眉说：“财货是天下的大计。假如因为避嫌而不去管理它，那将把它交给谁呢？只不过处理它要有方法罢了。”于是命令税课司局的商税和北新关的船税收入，都寄存于杭州府库，只负责掌管账册并核查稽考。这一年赋税较轻，而税收收入比往年不止多三倍，听到的人都说潘君操守廉洁、革除弊端，所以才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众口一词地称赞他的贤能。潘君听到后脸色忧愁，很不高兴地说：“这不是我的本意。税收收入的增减取决于商船的多少。近几年北方道路阻塞，商人都聚集到浙江；而这一年江南发生大饥荒，前来的米商尤其多，所以税收收入最多。如果不察明其中的原因，竟把这一年的数额作为标准，必定要征收到这么多，那么将给后世带来很大的祸害。”于是详细上疏说明原因，陈述给当道者。听到的人认为潘君见识高远、考虑长远，不是一般人的情识所能达到的，更加称赞他的贤能。甲申年春天，潘君任期将满，想到古人登高游览的乐趣，尚且有时题名留存，以便后人有所感念；何况在这里任监督官，经历了这么多年月，其中任职者的贤能或不肖、得失，也不是没有可以效法或引以为戒的地方，而姓名却不能流传，后人凭什么考察呢？于是查考案牍，询问故老，得到曾在这里任监督官的共有若干人，全都刻在石上；石碑左边空着，等待后来的人补刻，对于不知道的则空缺不写。其间有人请我写文章来叙述这件事的用意。我并不是能写文章的人，不过关于财用轻重、本末的道理，颇曾听闻君子的议论。谨慎地写下这些，交付给他们。唉！仁人志士，大概也会对此有所感触吧？大概也会对此有所警戒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王屋山天坛玉皇庙记 王屋山，是天下闻名的山，在今河南济源县境内。山势形状像帝王的宫殿，所以名叫王屋。王屋山的山顶，就是天坛。图经、地志把它认为是第一洞天；它的地形胜景、灵异踪迹和古代遗迹，图志中都已记载详尽。世代相传轩辕皇帝曾在这里修炼，紫金岩、御爱松至今还存在，所以后世修道求真的人往往归依这里。到了大明弘治六年，道士张太素等人从山西来，在天坛顶上搭茅屋居住。他们偶然感叹说：“山以天坛命名，玉皇上帝是天神的主宰。三清有宫宇，而玉皇没有殿宇，凭什么竭尽虔诚、安妥神灵呢？这与名山原本的意义很不相称。”于是谋划修建殿宇，塑造神像，以严肃恭敬地奉祀。于是铲平险峻崎岖之处，砍除荆棘，开辟数丈地面，筑土作为殿基，高二丈四尺，宽六丈，纵深七丈有余。又考虑到殿宇建在天坛上，时间久了必然倾塌，重新修建不容易，于是覆盖铁瓦，铸造铜像，使其长久不动。计算工程，始建于弘治十二年正月初一早晨，落成于正德三年九月十五日。铁瓦殿共三楹，铜铸玉帝像一尊，真人、玉女像四尊。两边廊屋为琉璃殿七楹，中间塑天将像。又铸造铜灯、花瓶、钟、镜、香炉、鼎，全都极其精巧。这些工程所用的一切，都出自门徒和四方施主，完全没有动用常住的升米文钱。正在修建时，出现了许多光彩变化和祥瑞应验的事情。工程完成后，周溥、周澄兄弟作为我的内兄弟前来，请我写记。唉！天帝的尊贵，按照礼制只有天子能够祭祀，即使诸侯王也不敢僭越。张太素等人是平民，却崇奉玉皇上帝，可以吗？我凭什么来记述呢？但是周氏兄弟的请求又不能推辞。既然如此，只好这样说：天地是人的父母，人是天地的子女；天子，只是父母的宗子。古代祭祀父母，宗子主持，支子不能参加。所以《传》说“支子不祭”，是为了表明宗子的地位。那么祭祀天地，当然只有天子主持，诸侯不敢僭越，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祭祀父母，虽然不能参加，至于孝敬的心，却不会因尊卑不同而有差别。张太素等崇奉玉皇，这大概也可以吧？我听说道家的学问以恬淡自在为宗旨，独自往来于天地之间，对万物都不放在心上。张太素等是道士，却这样急切地崇奉玉皇，劳累筋骨，疲惫精神，难道不顾别人对此有所看法吗？还是说，他们有报答根本、追溯始源的道理，实在有不得已的原因呢？张太素等人用心的诚恳，门徒奔走办事的辛劳，施主共同成就此事的善意，都不能埋没。于是为他们写下这篇记，并附诗说：尊贵伟大的上帝，监察俯视四方；巍峨高大的天坛，坐落在那中央。天坛顶上建有宫宇，用来奉祀上帝。是谁建造的？是道士张太素。殿宇高大庄严，神像肃穆端严。进殿趋行、跪拜叩首，谁敢不恭敬严肃？只有诚心，只有敬意，才可以感通上天。上天降福给百姓，延续亿万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重修三官庙记

译武陟县木栾店东南巷口，过去有一座三官庙，大概是元代所建。国朝永乐初年，庙宇面貌倾塌毁坏，遗址还存在。正德改元丙寅年上元节的夜晚，市民毛雄、张瑄、郭洎共同商议修复，当时地主李豸也在场，慨然想把这块地捐出来，众人认为不可以，于是付一半价钱买下。土地东西长十一丈，南北长九丈。修庙的事情确定后，便推举道士郜某，以及居民曲洪、王聪主管此事。木材、瓦石和工匠费用，居民各自拿出所有来资助。于是建起正殿四楹，中间塑三官像；东边大王殿四楹，西边子孙殿四楹，前门四楹，道院房屋数楹，钟楼二楹。约计费用白银三千两。庙宇建成已经二十多年了。鳌山卫教授王先生世代居住在木栾，大概是预先听闻修庙事情的人。嘉靖十年春天，他因到府城办事，间或把修庙的曲折经过告诉我，于是请我写记。王先生是我的厚交，所以不能推辞。于是我对他说：“修庙的曲折，居民都知道，即使不记也可以。至于三官之神，世俗关于它的荒诞说法虽然流传于世，即使奉祀三官的人，也未必知道真相。请让我谈论一番，以消除他们的疑惑，可以吗？三官的名称，古代经典中没有见到，最早见于汉代《张鲁传》。张鲁在蜀地鸡鸣山以三官教化行事。凡有人有所祈求禳解，就把事情的状况写下来，三份中的一份在山上焚烧，说是通达天官；一份埋在山下，说是通达地官；一份沉入水中，说是通达水官。祭祀三官的日子，便以正月十五为上元节祭祀天官，七月十五为中元节祭祀地官，十月十五为下元节祭祀水官。我私下推究其中的意义，大概天属阳，正月阳气开始发挥作用，所以祭祀天官；地属阴，七月阴气开始发挥作用，所以祭祀地官；水在冬季望日前后旺盛，所以在十月初冬祭祀水官。这大概也是仿照古代冬至阳气产生时祭祀天、夏至阴气产生时祭祀地，以及祭祀大河大海的礼制。张鲁是张道陵的后代，张道陵出自道家，而道家以老子为宗。老子曾任周代柱下史，熟悉古代礼制，三官的名称或许是古礼有所传承，只是后世失去了它的真实意义。不知是哪一代的妄人，竟撰造所谓三官经典，说陈氏的女儿嫁给龙，生下三个儿子，都有神通，一个成为天官，一个成为地官，一个成为水官，可以说荒诞到了极点。人们之所以祭祀天官，是认为天官把神性分给我们，并且覆盖保护我们；之所以祭祀地官，是认为地官把形体分给我们，并且承载我们；之所以祭祀水官，是认为水官把血脉分给我们，又能降云生养万物，以供养我们。报答根本、追溯始源，都是礼的正道。若按照世俗荒诞无稽的说法，那么祭祀三官就成了淫祀，难道是礼吗？然而按照礼制，天子祭祀天地，即使诸侯也不敢僭越。平民祭祀天地，可以吗？回答说：这也许另有一种道理。平民在家中享祭帝王，本来没有这种礼制；然而天子出行时，百姓有时献上瓜果。君子不怪罪他们亵渎，而取其诚心，这大概是礼制的变通。平民祭祀天地，大概也与此相类似。况且先王制定礼制，尊崇上天而亲近大地，所以祭祀社神，百姓也可以举行。社本来就是地神。那么乡民祭祀三官，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大王，不详知是什么神；子孙神大概也是古代郊外祭祀禖神的遗意。因为它们不是庙中主祀之神，所以略过不论。重修玄帝庙记 天下的事情，都是有志向才能成功。大的如经营治理国家，小的如制作器物、办理事务，有的是创立原来没有的事业，有的是整治已经毁坏的事物。大概从来没有无志向却能够成功的。郡城东南过去有一处玄帝庙，考察碑记，是唐人谢景修创建的。最初名叫圣水观，后来改为现在的名称。屡经兵火，国朝天顺、成化年间，都指挥薛分命令耆老聂旺、陆恺等重新修整，庙宇面貌才恢复完整。弘治十年，我在庙中读书，当时只有前面的玄帝殿、后面的三清殿还存在，其余廊庑都倾塌而无人修治。庙中住持道士汪玄弼慨然想要修整并扩建它。我虽然赞许他有志向，但估算工程费用很大，担心他不能完成。这一年开始建外门四楹，第二年在前殿右边建圣母殿四楹。正德元年，在后殿前左边建三官殿四楹，右边建四圣殿四楹。七年，在前殿左边建帝君殿四楹。十一年，又在后殿前左边建转廊五楹，奉祀先天圣母和南斗星君；右边建转廊五楹，奉祀西王圣母和北斗星君。又在三官殿南边建廊屋四楹，奉祀五祖；在四圣殿南边建廊屋四楹，奉祀七真。嘉靖六年，又在前殿之前左右两边各建廊庑十楹，奉祀天将。在东边道院后面建殿四楹，奉祀圣父、圣母。其余真观祠以及钟楼、鼓楼，也依次修缮完美，栋宇华丽壮观，光彩照耀远近，盛大极了。我私下估算所用木材、砖瓦、丹青、绘画塑像以及工匠徒役的费用，没有数千两金子不能供给。奇怪它能够取得这样的结果，一定另有办法。后来向人询问，才知道：“没有别的办法。汪玄弼自从发誓修缮扩建庙宇以来，穿布衣、吃粗粮，不饮酒、不吃肉，凡是做法事所得的钱财，全都用来供给修庙费用，不经营自己的私业。”因此上至亲王，下至百姓，全都一致信服他，有的帮助钱粮，有的帮助木材，有的帮助砖石，像河水汇流、云气聚集一样纷纷而来，不待约请便自行到达。庙宇所以能够建成，就是因为这个办法。我私下感叹，汪玄弼只不过是一个平民，却能志向不变，尚且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大人君子有志于天下国家的事情，凭至诚去实行，长久坚持不变，难道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吗？为什么偏偏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呢？汪玄弼因为我曾在庙中读书，前来请求我写文章记载年月。我赞许他有志向，也为他取得成功而高兴，谨慎地写下这些交还给他，使后人有所考察，如此而已。至于考察记载典制的事，本来还没有闲暇深入研究。怀庆府重修城隍庙记

译祭祀城隍，古代本来没有这种制度，大概是后世依据义理创立的。古代圣王制定礼制，凡是对百姓有功德的就祭祀，起初并不区分功劳大小。所以天地覆盖承载万物，日月星辰照临四方，以及山川、社稷兴起云雨、生育万物的，都已经按照等级列入祭祀典制。至于水利防务、邮驿、表、畷之类，也不敢遗漏，这大概是仁爱达到极点、义理做到尽头。城隍用来保护百姓，其功劳不能说不大，只是过去没有享受祭祀；后世把它列入祭祀典制，大概是仿照水利防务、邮驿、表、畷等神的义理而兴起的。它开始于哪个朝代，我还没有来得及考察。近世祭祀城隍，不以神主而以塑像，并且加给爵号，穿上官服。我太祖高皇帝登基之初，全面更新礼制，认为高山深水不能用仪仗法度来表现，流动耸立之物也没有什么可以给它们加官服；况且百神都受命于上天，后世君主所加的爵号也有不应当加的，于是下令只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这可以作为万世不变的法则。然而各地祭祀城隍仍多用塑像，大概是沿袭前代旧例，还没有来得及改正。我曾经观察城隍庙，神像冠履肃然，侍卫森严整齐，大体像镇守土地的大臣。因此百姓都说，府、州、县官在明处处理百姓的是非赏罚，城隍之神则在幽冥处掌管百姓的善恶祸福。所以百姓祈求福气、禳除灾祸，以及冤屈不能伸张、隐情不能申明的事情，官府不能处理，就向神灵申诉；他们不等召唤便自行前来，不用加刑便自然畏惧，大概是有些事情官府有所不能控制。唉！圣人借助神道来设教，城隍庙用塑像祭祀，或许也是同一种道理。怀庆府城隍庙在府治东南，年久失修而倾塌。前任太守曲沃赵公铎想要重修，没有成功便离任了。现任太守郯城周公举认为侍奉神灵以引导百姓，是正当的典制，何况前人还有遗留下来的事业呢？于是全部拿出赵公积存的余财，购买木材、瓦砖等物，又筹措资金来补充，命令正术宋奎主管工程。百姓看见工程兴起，也各自拿出所有来帮助。工程开始于正德十二年夏四月庚子日，完工于十二年秋八月甲辰日。共新建大门四楹、二门四楹；正殿两廊屋顶瓦片脱落的予以修补，丹漆剥落模糊的重新彩绘。庙宇的规制更加严整，人们进庙拜谒神灵时也更加恭敬畏惧。乡老张让、李雄、许亨、张贵、郭锐，以及道士贺玄清、王静宣等人认为这项工程不能没有记述，于是来请我写文章作记，所以我叙述神灵祭祀等级的意义，并把修庙的月份日期附在后面。用来给后人看。白斋张先生修建碑记 山西白斋张先生于弘治六年癸丑年冬天来游天坛，喜爱这里的山水，于是结庐隐居。到了十一年戊午年，便在天坛顶上发心募捐，修建玉皇殿三间，面向南方。又在殿前建天将殿，左边三间，右边四间，面向东西。到了正德改元丙寅年，才完成工程。正德四年己巳年，奉郑懿王令旨，召他修建本府玉清宫的虚皇阁。工程完成后，又回到天坛隐居。正德十年乙亥年，省城周府胙城王孙、辅国将军因患病到天坛祈祷，获得感应，派使者携带书信和财物，命先生大力修建天坛顶上的三清殿，铁瓦铜脊五间；元君殿、王母殿各三间，都面向南方。左右排列南斗殿、北斗殿各五间，面向东西。中间修建轩辕授道三级瑶台一座。台下又建玄帝殿、三官殿、救苦殿各三间，四圣殿一间，左右云堂共六间，面向东西。各殿铸造、塑造圣像共一百三十四尊。天坛道院又建仙官殿三间、廊庑二十间，道院门徒居住的方丈房四十多间。到第二年工程完成。嘉靖四年乙酉年，本府孟县善士耿埙等人，请先生下山，在郡城北面的沁河上修建石桥。工程尚未完成，先生就去世了。门徒薛清濴、冯清善等人担心老师修建的功业久而湮没，于是前来请求说：“先师往年修建玉皇殿，您幸而赐给他文章，如今已经刻在石碑上了。后来修建虚皇阁和三清等殿，还没有记文，希望您赐给文章，这样先师的功业德行或许能够长久而更加彰显。”我的朋友任遐龄、宋文祥也帮助他们前来请求。宋文祥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告诉我，我既然不能推辞，于是为他们说道：“我听说道家的教义，以修养性命为宗旨，以精神为根本。即使治理天下国家，也还认为那不过是尘土般的细末和余绪，那么修建宫观一类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白斋先生却在这件事上竭尽心思和力量，为什么呢？门徒们又急切地想要凭此求得不朽，难道也有什么特殊用意吗？或者我又听太上说过：‘有，用来谋利；无，用来发挥作用。’所谓‘有’，就是治理天下国家以及修建宫观之类，是道的末端；所谓‘无’，就是性命精神，是道的根本。没有根本便不能建立，没有末端便不能彰显。观察天道，必然要凭日月星辰的文彩；观察地道，必然要凭山川草木的形态；观察人的道理，必然要凭借治理太平、兴建事业的功用，这就是说的道理。白斋辛勤劳苦地修建，门徒急切地请求立碑记载，他们对此是有所领会的吧！”于是编次记述事情经过，并附上这些话。唉！有道之士，对这些话大概也会有所感触吧？这就是记。汉孝子郭、丁二公碑记

译行为虽然有过分之处，却不妨害教化，这是众人所惊异而君子所取法的。道理贵在适中，愚昧不才的人既然达不到，贤明聪慧的人又有时失之过度，所以能够达到中道很难。然而君子却说：“与其达不到，不如超过一些。”大概减损过度而趋于中道容易，强使达不到的人达到中道困难，所以这样说。汉代孝子郭巨、丁兰的行为，难道就是所谓贤能却过于极端的吗？孝子的行为记载在史书传记中，天下后世议论他们的人，有人认为郭巨是担心幼子分去母亲的甘美食物，固然是孝顺，但难道没有其他处置办法吗？何至于把孩子埋掉？丁兰刻木为母亲的像来侍奉，礼数做得很周全，固然是孝顺；然而邻人侮辱他的母像，虽然令人愤怒，但难道就立即把邻人杀掉吗？如果没有得到黄金，难道就要把自己的孩子埋掉吗？母亲疼爱孙子，一定会啼哭悲伤；即使甘美食物摆满面前，本来也不能下咽。只供养亲人的口腹身体，却不能顺从亲人的心意，孝子的道理本来应该这样吗？假如木像没有流泪的异常，主管官吏不体察实情而宽免死罪，那么丁兰就会同邻人抵命了。即使母亲还活着，只是受到别人侮辱，如果不至于用死来报仇，也仍然应该权衡轻重来处理，为什么要因为一时的愤怒而使亲人断绝后代呢？况且后世侍奉亲人的人，必定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和自己才算孝顺，这能作为通常的法则吗？既然不能作为通常法则，难道还能作为教化吗？这两个人的行为确实过分了。君子却说：“评论一个人，应当先观察他的内心；如果内心值得取法，那么行为即使过分、不合中道，也没有大的害处。”为什么呢？因为举起三百斤的重物，对于能够举起一根羽毛的人并不困难；明察秋毫的人，看见整车柴薪当然绰绰有余。按照礼制，人子侍奉父母，对于衣服饮食之类，以及一切用来供养父母身体、使父母心情愉快的事情，没有不尽力做到的，从来不会因为妻子儿女的缘故而怠慢。因此，喜爱钱财、偏爱妻子儿女、不顾父母供养的人，世人称为不孝。大孝是使父母显赫，其次是不使父母受辱；所以纵情声色耳目的欲望而使父母蒙受羞辱，世人也称为不孝。两个人的行为虽然没有合乎中道，但推究他们的内心，那么礼制所说的孝，他们都完全能够做到；世人所谓的不孝，他们大概绝对不会有。论说道理贵在适中，不贵在过度；取用人物，则应当先看内心，然后再看外在行为。两个人的内心，哪里是平庸之人所能达到的呢？连杀死自己的孩子和牺牲自身都不顾，那么凡是能够对父母表达爱敬的事情，他们自然没有不用尽感情的。世上侍奉父母的人，假如能够体察这两个人的内心，并且用合乎礼的方式去实行，那么孝道就在这里了。这对教化有什么妨害呢？○论 均徭私论 有人问：近来有关官府审核编定均徭，以田土作为主要依据，这种办法怎么样？回答说：这不是祖宗的法令，只是流俗相传的错误。祖宗的法令都记载在《诸司职掌》中。户部职掌的田土条目说：‘凡各州县的田土，必须开列各户有多少田地以及地段四至；属于官田的，按照官田的法令征收赋税；属于民田的，按照民田的法令征收赋税，务必要编入黄册，以凭此征收税粮。如果有出卖的，买者听凭增收，卖者立即办理过割，不许把赋役摊派给他人或诡寄逃避，违犯者法律自有常规。’

译户口条目说：‘凡各地户口，每十年由各布政司、府、州、县共同编造黄册，编排里甲，分别列出上、中、下三等人户，遇到差役时凭此点名派遣。’ 赋役条目说：‘凡各地有关官府，每十年编造一次黄册，分别列出上、中、下三等人户，又分别列出军户、民户、匠户等户籍。除了按次序充当排年里甲之外，各种大小杂泛差役，都按照所分的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名派遣。’由此看来，田土负责缴纳税粮，户口负责承担差徭，二者并不混淆，这是很清楚的。如今竟然按照田土来承担差役，这难道是祖宗的法令吗？有人说：人户有上、中、下三等，大概是因为贫富不同。贫富难以明确，田土多的必定富裕，田土少的必定贫穷，所以照田土编派差役，大概是法令之外的用意，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回答说：户籍分上、中、下三等，大概是综合比较田宅、财产和牲畜来确定的，并不是专指田土。如果专指田土，那么对农民可以实行，对于工商之家以及放债囤积货物的人就都不能涉及了。古人立法是厚待农业、抑制末业，如今人立法却厚待末业、抑制农业，哪里是懂得治理之道的人呢？况且差役以人丁为主要依据，按照上、中、下三等比较他们的贫富，以决定差役轻重，这才是法令的本意。如今舍弃人丁而只谈田土，大概是失去了根本，怎么可以呢？有人又说：田土不应当承担差役，祖宗的法令固然如此。近来听说外县有寄庄人户向上级申请不承担差役，巡抚批示说：‘种田却不承担差役，违背租庸调的法令，应当按照田地认定差役。’那么，按田地承担差役虽然不是国家法令，或许是古法吗？回答说：这是巡抚没有考察清楚而错误批示。唐代法令是有田就有租，这就是本朝田土缴纳税粮的意思；有身体就有庸，这就是本朝户丁承担差役的意思；有户就有调，这就是本朝农桑丝绢的意思。种田却不缴纳粮税，说它违背租庸调法令是可以的；种田却不承担差役，说它违背租庸调法令就不可以了。如果田土既缴纳税粮，又承担差役，那么有田的人不只是有租，又有庸，而有身的人反而无差役可服，这不是错误得太严重了吗？有人说：按照田土承担差役，唐代法令已经知道不是这样。或者这是先王的法令吗？回答说：先王法令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考察。然而孟子说：‘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有布缕之征。粟米取自田土，就是租法；力役取自人的劳力，就是庸法；布缕取自园圃和住宅，就是调法。’由此看来，按田土计算来承担差役，既不是古法，也不是国法，而有关官府竟然实行这种办法，不是很荒谬吗？有人问：有关官府为什么会实行这种办法？回答说：这是周文襄开创这种先例的过错。宣德年间，周文襄巡抚南畿，担心民间运送的税粮不足，于是在税粮正额之外又多加耗米来补足。除办理缴纳税粮之外，多余的部分叫作余米。他又担心百姓因加耗太多而怨恨自己，于是规定民间户丁的差役以及各种物料的科派，都从余米中征取。这大概是朝三暮四的权宜之术。本传说，百姓虽然多交了耗米，但耗米之外再没有差科的骚扰，深感方便。东南地区大多沿用他的办法，后来又从按税粮征收改成按田亩征收，所以东南有田差、粮差的说法。南方士人在西北做官后逐渐推广这种办法，所以西北近年也有田土承担差役的说法。这大概是不考察祖宗法令，却被流俗传说迷惑的结果。有人说：周文襄的办法虽然不是国法，既然百姓认为方便，采用它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必拘泥于旧法呢？回答说：所谓百姓认为方便，也只是根据文人的传说而言，实际并不是这样。差役出自户丁，士、农、工、商各家，除了按条例应当优免的以外，其余户丁大概没有不承担差役的。如今只令从耗米中征取，那么士人、工商、商贾的差役就全由农民代为承担了，这难道是公平的办法吗？何况驿递所需的马、牛、车、船等差役，都出自田土税粮，农民已经受到偏重的负担，为什么还要用杂差再次加重他们呢？如今议论的人都知道东南百姓困苦于税粮，西北百姓困苦于差役，却不知道东南之所以困苦于税粮，是因为差役也出自税粮；西北之所以困苦于差役，是因为既有丁差，又有粮差。由此看来，周文襄轻率地改变祖宗法令，开创了增加百姓负担的源头，他的罪责怎么能够逃脱呢？有人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寄庄人户不承担差役，岂不都侥幸免除了？回答说：这是有关官府不知道守法的过错。假如有关官府知道遵守祖宗法令，在审核确定三等户则时，不论士、农、工、商，凡是田土、财产资本、商铺住宅、牲畜多的，都定为上等，派给繁重的差役，那么寄庄人户即使买了别州县的田地，也难以逃脱本县的差役，哪里有什么侥幸免除呢？如今只是因为不遵守祖宗法令，在审核编定均徭时舍弃户丁而计算田土，所以寄庄人户才有逃避差役的弊端。想革除这个弊端，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寻求办法呢？有人问：祖宗的差役法，如今还有实行的吗？回答说：北畿州县审核编定均徭，起初只审核三等九则的户门，并不注明应当承担差银的多少。审核确定户则以后，再综合计算三等人户，除去服役占用和优免的户丁，应当承担差役的共有若干丁；然后计算本州县银差、力差共需银若干两，才令三等九则户的户丁按等次出银，只求足以供给银差、力差的费用而已。这大概是遵循祖宗法令而又通权变通的办法。祖宗的法令只是按照三等户则点名派差，但差役少而户丁多，所征用的人不够用；点名派差时，没有轮到差役的人侥幸免除，正在承担差役的人反而负担偏重。如今令所有户丁都出银，差役较重的由多人合伙承担，那么人丁就没有不承担差役的了。这大概是均徭的好办法。河南旧例审核编定均徭，虽然没有以田地为主，也没有以人丁为主，人丁差银的增减，依据审核官的意图，多少没有一定的法则。少的没有不足二两的，多的有三五两，有的十多两，甚至有达到四五十两的。人丁多的户银子多，倒也不算过分；但一丁之户银子多，那么一次差役用不完，就必须分成几次差役，这就是一个人丁承担数次差役。难道是按照户籍点差的办法吗？只是上下都习惯于所见所闻，没有察觉罢了。近来听说巡抚吴公所制定的均徭则例，每一顷土地出银四钱，每一丁人，上上户出银一两二钱，以下各等分别按照户则出银，数额不等。

译如果该县银差多而差役少，就逐级减轻；银差少而差役多，就逐级增加。与旧法相比颇有一定规章，但偏重加累农民，还不能算尽善。必须改用北直隶的办法，对上不失祖宗法令，对下没有偏重加累的弊端，才是尽善。这大概是有识之士深切期望的。有人说：如今的富家，有的田地连绵千里，有的财产积累达数万，和小民相比，岂止多十倍百倍？如果只按照三等户则计算人丁来承担差役，那么人丁多的出银固然多，人丁少的出银却很少，岂不是让他们侥幸免除负担吗？回答说：古人为国家治理，把财富藏在民间，因为富裕百姓可以在官府有紧急需要时提供资助，可以救济贫困小民，可以应付年岁的灾荒和突然发生的战争，这本来就是国家赖以建立的东西。平时让他们按照上户承担繁重差役的办法办理，这样就足够了。实在不得已，则准照北畿的办法，上户人丁少的酌量交纳门银，也可以。难道一定要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取尽，使他们只和贫穷小民一样，然后才感到痛快吗？唉！应时实行薄敛，是先圣的格言；不要过度搜刮百姓，是后世贤人的深切忧虑。为什么如今在位的人却不思考呢？有人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谋划那方面的政事。您是退居林下的人，却喋喋不休地说这么多，恐怕会被当道者厌恶吧？回答说：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是大舜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听到别人指出过错就高兴，是子路之所以贤能的地方。我以圣贤的标准期望人，痛惜小民受到伤害，所以私下议论这些事情。这大概是遵循《庶人传言》中关于进言的教诲而写的，也希望当权者或许能够听到并加以改正。如果以过错为耻而继续做错事，听到劝谏就发怒，那就是小人。当道的诸位公卿，你们是想做圣贤，还是想做小人？一定有所选择。于是作《均徭私论》。均粮私论 有人问：“丈量土地、均平粮赋的办法怎么样？”我说：这是朝廷仁爱百姓的政事。只是其中的曲折，各有利弊；实行时如果不得其法，反而会伤害百姓，这一点不可不知道。有人问其中的缘故。我说：田地有上、中、下之分，粮赋便有轻重之别，这是自然的道理。《禹贡》把田地分为九等，税粮的轻重往往依此确定，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天下的田地我未必都知道，河内的田地却相当了解。上等田每亩每年收成不少于两石，多的有时达到三四石；下等田每亩每年收成不到一石，少的有时只有三四斗。大体说来，上等田一亩的收成，相当于下等田五亩。国初制定粮赋时，失于区别，一概规定每亩缴粮八升五合。后来官府因下等田的户籍人家缴纳办运不前，于是议定：起运的重粮多派给上等田所在的里分，存留的轻粮多派给下等田所在的里分，这也是取多补少、称量物力而公平施行的意思。虽然还没有完全恰当，百姓的困苦也稍稍缓解了。近年上司担心里书挪移粮赋、营私作弊，于是下令不分起运、存留，一律合并定为同一税率，这样上等田、下等田便没有区别了。虽说可以杜绝里书的弊端，但下等田的百姓已经承受不住这种祸害了。然而，按户摊派的办法每年还有变化，百姓所受的祸害有时还能够解除。若是丈量土地、均平粮赋，起初不审察上等田和下等田而一概平均摊派，粮额一经确定便不能再变，那么下等田所受的祸害，实在有说不尽的了。田地有上、下之分，所以税粮有轻、重之别；正如犯罪有大小，所以所受刑罚有轻、重之别，道理是一样的。犯大罪的人，即使处以绞刑、斩刑，也不算苛刻；犯小罪的人，即使只受笞刑、杖刑，也不算宽纵，因为各自得到了适当的处置。有人担心吏书舞文弄墨，于是把刑罚一概规定为徒刑、流刑，以为这样可以杜绝弊端，却没有想过：本应处绞刑、斩刑而改判徒刑、流刑的人固然是幸运，本应受笞刑、杖刑而被判徒刑、流刑的人，不也冤枉吗？如今不论田

译地的上下，一概按同样的粮额均派，和这有什么不同？从前我曾与巡抚徐公谈论此事，徐公深以为然，所以命令丈量田地，分为三等，均派粮额起初都以中等田为标准；下等田便稍微减轻，上等田便稍微增加，把下等田减免的数额用来增加上等田的数额，这也是所谓称量物力、平均施行的意思。听说近来有人议论，不准把田地分为三等，大概也是没有认真思考。若其他县的田地没有明显的上下差别，还可以这样说；河内的田地如果果真不分上下而一概均派粮赋，那么名义上虽说是均平粮赋，实际上却是不均平得最厉害的。这是利害关系极大的事情。再说，听到的事情中还有可以议论的。偶然看到巡抚公文说“除河路外”，大概是说河路不是可以耕种的田地，所以把它除去。可是承办的官吏不明白其中的意思，竟下令只除去丹河、沁河以及新开的引水灌田河道，却不除去河身所占的田地，反而一律让两岸有民田的人包纳粮赋。有人问这样做的缘故，便说：“引水灌田的户籍人家得到了利益，所以不应除去。”我私下认为，引水灌田的利益是大家共同享有的，并不只是两岸有田的百姓独自享有，却让他们包纳税粮，年年没有休止，这是什么道理？路只除去驿递大路，其余供人通行的古路都不得除去，所应缴的粮赋也让道路两旁有民田的人包纳。我私下认为，民田在道路两旁，人和牲畜往来践踏，本来已经受害很多了。古路是众人共同往来的地方，与驿递大路没有不同，却还要让他们包纳粮赋，这是什么道理？至于田里的坟墓，虽然上司没有明文规定，我私下认为，丈量土地、均平粮赋，也不过是丈量实际耕种的田地，按实际存在的田地来均派粮赋罢了。坟墓不是可以耕种的田地，不应征收粮赋，本来是不必多说的。如今却下令坟墓不予除去，有主的按地亩数均派粮赋；无主的则听任百姓把银子交给官府，铲平坟墓改作田地，再按数均派粮赋。我私下认为，先王有掩埋尸骨的法令，本朝设有漏泽园，而铲平他人的坟墓改作田园，法律也有明文禁止。这本来是朝廷恩及死者的仁政，如今却一概不顾，只说“我要借此均平粮赋”。不知道均平粮赋的最初本意，果真是这样吗？这三件事，也是利害关系的大端。百姓受害却不敢说，我们这些人又因为不在职位上而难以公开进言，所以私下议论，希望能够辗转传到当道的仁人君子那里，或许有人能够处理此事。变法本来是为了利民，却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在当道的仁人君子不知道，还可以有所推诿，知道了却不替百姓处理，怎么忍心呢？不过这不是我的职事，也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话就说到这里。有人担心田地的上下难以确定。我说：这并不难，某乡的田地是上等，某乡的田地是下等，县里的百姓大概没有不知道的。如今应当命令丈量土地，派官员到所丈量田地的各个区域，在每区下面明确写出是水田、旱田以及位于某个地方，然后召集县里的里老到公堂共同审定：某处是水田，属于上等、中等还是下等；某处是旱地，属于上等、中等还是下等，各自亲笔填写在审定结果下面。水田既确定为上等，就统一定为上等田；中等水田便规定其中五分按上等田、五分按中等田计算；下等水田便规定其中三分按上等田、七分按中等田计算。上等旱地规定其中七分按中等田、三分按下等田计算；中等旱地规定其中五分按中等田、五分按下等田计算；下等旱地规定其中三分按中等田、七分按下等田计算。田地的等级比例确定以后，再斟酌增减，把粮赋均平分派，自然能够使人心服而把事情办成。田地的上下等级如果不由官府亲自审定，而委托给里书办理，那么弊端既多，百姓也不会服气，这件事怎么能够实行呢？变法本来是为了利民，处理得不周详，反而会给百姓带来祸害。在当道的仁人君子，难道也可以为了躲避一时的劳苦，而不替百姓作长久的打算吗？

译《与杨邃庵论兵》五篇 论赏 用兵的办法，如果没有奖赏，就无法鼓励建立功劳，所以国家立法规定：凡是战胜敌人、杀死敌人的，都统计首级，按此行赏、升官。但这种办法可以施用于小规模的敌人，却不能施用于大规模的敌人。两军接触、兵刃交锋时，即使有杀伤，哪里有空闲斩取首级？即使贼军大败我军，如果一心只顾斩取首级，他们奸恶的首领必定能够从容逃走；即使斩首很多，战乱最终也不会平息。何况挥刀杀敌虽由一个人完成，取得胜利实际上依靠众人的力量。如今有首级的人才论功，无首级的人一概不予记录，这也不是让众人同心协力的办法。而且其中隐藏着危险：如果贼人知道以首级诱使士兵的办法，那么破坏军队、杀害将领，往往都可能由此造成，这尤其不能不加以考虑。如今应当另外制定奖赏标准，战胜以后，总计首级的多少，再分等级确定奖赏：将领为一等，首先登城陷阵者为一等，普通众人为一等。其中有显著建立奇功、众人共同看见的，另行奖赏，不受原有等级限制。这样，接战的机会和鼓励立功的办法就都不相违背了。论罚 当时朝廷议论，对于使军队失败、误事的将官，只下令记过，等事情平定以后再来处理。我认为奖赏和惩罚都应当迅速，或许将士才会畏惧法令、听命作战。我打算建议立即先革去他们的职务，命令他们戴罪杀敌；有了功劳，才允许恢复职务。其余的话很多，不能全部记下。论用兵策略 朝廷议论说：对于强大的贼军，除首恶不赦免之外，其余贼人只要滚鞍下马投降，便一律免罪。这固然是古代的法令，但时势不同，反而可能误事。大概是我军的威势已经振作，贼人的生路已经断绝，恐怕他们拼死拒战；即使能够剿灭他们，我军也会有所伤亡，所以才发布诛除首恶、赦免胁从的命令。这样一方面可以打开贼军内部溃散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全我方好生的仁德。如今我军正疲弱不振，贼势正猖狂放肆，却先把这道命令向外宣布，使奸恶之徒和穷困百姓没有什么畏惧，流贼所到之处，跟从的人就像回到家一样。其用意大概是认为：今天跟从贼军可以靠抢掠养活自己，贼势若进展，便可以图谋非分之事；贼势若退败，也可以投降而不死。这样，这道命令不但不能使贼党溃散，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党羽。命令既已发布，不能收回；如今应当再发布一道命令：凡四方有英雄豪杰之士，允许他们假装投奔贼军，或者传报消息，或者临阵替我军作内应，使他们从贼军阵中杀起来，那么贼众自然会惊慌溃败。这些人必须穿戴与众不同的衣帽，使我军能够辨认而不误杀。如果能够乘机擒获或斩杀贼首，便重重加以升赏。这样一来，贼首必然疑惧，不敢大量收纳奸恶穷民，而他的党羽也会日益孤立。论倡导 朝廷议论说：庸常之人跟随贼军，不值得忧虑；奸雄跟随贼军，才值得忧虑。应当下令天下各有司官员，把辖区内的豪杰笼络到我们这一边，或许就不会被贼军利用。但我想到，只有豪杰才能识别豪杰；如今有司中称得上豪杰的人很少，他们哪里能够识别谁是豪杰并加以笼络呢？何况这道命令又不能公开宣布，因为恐怕会挫伤忠义之心，助长奸雄的气焰。如今应当另立一种办法，向天下晓谕说：朝廷用一百五十年抚养百姓，恩德十分深厚。如今流贼只是因为太平日子长久，百姓不知道战争的缘故，纠合奸邪之徒，杀害善良百姓，扰乱天下，实在十分可恶。你们这些豪杰之士，固然难以凭一己之力抵抗，却坐等受害，难道不是错误吗？应当命令天下不论官民、师生、军民等人，凡是具有英雄才能的，都自行纠合乡里，演习武艺。贼势弱小时，就自行擒捕；贼势大时，就帮助官军从旁夹击；有了功劳，和官军一样升赏。这样人人都能够作战，各处都有兵力，流贼的势力自然削弱，而笼络豪杰的办法也就在其中了。论权宜之策 朝廷命令官员统领军队剿捕流贼，这是通常的办法。但事情没有统一的统属和纲纪：贼人在直隶，山东的官员就不管；贼人在山东，河南的官员就不管。盗贼即使有败退的时候，也能够向东向西逃窜，最终很难捕获消灭。如今必须设置一名总制官员，命令他跟随贼军的去向，随即督促当地官员，调拨军士，便宜行事进行剿捕；这样盗贼的逃跑路数自然会穷尽，平定的日期也就有希望了。《栢斋集》卷八。●钦定《四库全书》。《栢斋集》卷六。（明）何瑭撰。○序。《天衢独步》卷序。《易》大畜卦上九说：“何天之衢，亨。”《象传》说：“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士大夫得志而在当时推行道的人，功业辉煌，心意舒畅，胸襟豁达而没有阻碍，与行走在天衢之上没有不同，所以《大易》取此为象。然而，道不能自行通行，必须先有所蓄积然后才能推行。《大畜》的卦象说：“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因此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蓄养自己的德性。意思是，士人从来没有不能蓄养德性却能够推行大道的。伊尹在有莘耕作时，诵读诗书，以尧舜之道为乐，一介之取予也不苟且，他所蓄养的东西实在深厚。三次受到聘请而出仕，辅佐商汤讨伐桀，功业上达皇天，名声流传后世，难道不是能够蓄养德性而推行大道的证明吗？巩昌漳邑的张生凤翔，跟随他的父亲审理先生宦游求学，在怀庆的学业已经完成，预定第二年参加乡试，于是收拾行装向西归去。各位朋友都作诗词为他饯别，并题写卷首说：“天衢独步。”大概是希望他得志后推行大道。张生也曾跟随我交游，我看他心思缜密而学识深沉，有可以进取于远大事业的资质。他这次归去，我担心他只想着推行大道，而作为根本的德性蓄养还不够宏厚，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唉！张生要记住：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蓄养自己的德性，那么推行大道就不难了。《高车驷马图》序。

译通判刘公退休后向西归去，缙绅士人共同为他饯行，于是绘制《高车驷马图》赠给他，并请何瑭为此图的意义作序。有人说：“高车驷马，是仕途上的事。刘公已经退休了，却用这个赠给他，岂不是要触动他对盛衰的感慨吗？”我说：“不是这样。富贵是偶然到来的东西，有时来，有时去，本来不能认为是自己已有的。古远的道理，为什么不看看天道呢？春夏时节，大自然的元气氤氲，草木中弯曲的萌芽，外壳坚硬的破裂，长叶的舒展，开花的结果，有的红如丹砂，有的黑如点漆，有的黄如精金，有的白如美玉，有的色彩交错如锦如绣，繁华可爱得数不胜数。不久秋风送来清凉，严霜布下寒意，草木茂盛的凋零了，肥润的枯槁了，原野之间一下子变得萧条寂寞。盈虚消长是自然的道理，即使天地也不能违背，何况人呢？士君子年幼时，藏身修学，游息求知，凡是圣人的经书、贤人的传记以及百家诸子的著作，没有不取来阅读的；低头诵读，抬头思考，他的志向本来就是要有所作为。等到壮年进入仕途，有的在朝廷，有的在郡县，乘坐高车，驾驭驷马，仆人车夫意气扬扬，前呼后拥；富贵的快乐，本来就是世人所艳羡而奔走追求的。” 然而，阴阳暗中转移，容貌悄悄改变，原来乌黑的头发变白了，红润的面色枯槁了，原来强健挺拔的身体也衰弱懈怠了。于是解下官印回家休息，悬车息驾；出仕或退隐、进取或退处，是人道的常理，自古以来没有不是如此的。”“刘公明达通晓这些道理，应当没有不知道的，哪里会有对盛衰的感慨呢？何况人情是长久安静了就想活动，长久活动了就想安静。刘公在仕途奔走已经多年了，亲戚故旧没有相见的也已经很久。如今这次归去，渡过大河，进入函关，登上秦陇，亲戚故人有的在路上迎接，有的在门前等候；开酒设宴，握手叙旧，刘公难道不会欣然而快乐吗？遇到美好时节和胜日，登上凤山，眺望洋水，有时舒声长啸以迎来远方的清风，有时吟咏诗歌以消磨漫长的白昼，心胸开阔，精神愉悦，竟会不知道宇宙是多么广大、万物是多么繁多。回头看仕途上的高车驷马，真不过是黄粱一梦，又怎么会依恋已经打翻的饭锅而郁郁不能释怀呢？”众人哄然说：“这是通达的言论，请写下来作为赠言给刘公。”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文字。《儒学管见》序。

译有人问儒者的学问是什么，我说：五经四书所记载的，都是儒者之道；在这些典籍中学习，就是儒者的学问。有人问其中的要旨，我说：没有比《大学》更重要的。程子说：《大学》是孔氏留下的书，是初学者进入德性之门的著作。学习的人一定要由此学习，大概就不至于走错。请问它的旨意，我说：人既然出生，没有不拥有身体的，也没有不拥有家庭的。出仕而居官位，又有治理国家和天下的责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一件没有相应的道，这就是道的实际内容。把这种道具备于心、神、性、情之间，就是明德；在家庭、国家、天下之间推行这种道，使百姓更新，就是新民。明德是体，实际表现在新民的作用上；新民是用，实际根本在明德之体上。大概内外合为一体，但各自都有应当止于其中的至善。然而，这种道如果不能先有认识，后来便不能实行。所以圣人经书有“知止能得”的训诫。万物有本有末，事情有终有始，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这就是《大学》的要旨。请问其中的详细内容，我说：人一出生，没有不具有心的，心用来作为这个身体的主宰。愤怒、恐惧、喜好、快乐、忧虑、患难，都是心的作用，也就是情。”},{ 它在尚未发作时就是性。正当它尚未发作时，必须廓然大公，没有偏私倾向，心的本体才算得到了端正；一有偏私倾向，心就不正了，这正是善恶的根源。有人说：朱子认为心在尚未发作时，就像空明的镜子、平正的秤，不能说它正或不正；一定要等它发作以后，正与不正才开始显现。所以《章句》说“心的作用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有时不能不失去正道”。如今却说心在尚未发作时已经不正，为什么呢？我说：心的正与不正，虽然表现于发作以后，实际上却根源于发作以前。正如镜子不明、秤不平，虽然还没有照见物体、称量物体，但它的本体本来就已经不正了。至于“心的作用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有时不能不失去正道”，这是《修身章》中亲爱等五种情感的偏正所指的情形，也就是所说已经发作而成为情的状态。如果认为《正心传》中“不得其正”就是指已经发作，那么《修身传》中五种情感的偏差又是指什么呢？朱子的《章句》大概是一时的错误。他为什么把正心放在诚意之后呢？我说：意不诚的人，明明知道善应当喜好，却不能实行；明明知道恶应当厌恶，却不能去除，这就是自欺的小人，又哪里有余暇谈论他的心正不正呢？有的人已经真诚地喜好善、厌恶恶了，但由于气质禀赋和见识有所偏颇，内心还有不正之处，在与人相处、处理事情时，往往随着自己的偏向发作，不再加以察看；这样，虽然他真诚地喜好善、厌恶恶，却难免有时失去事理。这是君子也有所不能免的。诚意之后接着讲正心，大概是要通过涵养和省察，使心在尚未发作时没有丝毫偏私倾向；在接触外物而有所触动的时候，又加以察验，使情感的发作、心的作用和行为，没有一样不合乎道理。这是儒者修养的最高功夫，也是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然而亲爱等五种情感，都是在与人相处、处理事务时发生的；无论对待家人、国人还是天下人，大概都无不如此。只是所接触的人首先是家人，所以《修身》《齐家》的传文从家人说起，并不是说对待其他人时就不是这样。情感合乎正道就是善，不合乎正道就是恶。情感用于家庭，有孝、有弟、有慈，有仁爱、谦让，这是善；不孝、不敬兄长、不慈爱、贪婪暴戾，就是恶。情感用于国家，有事奉君主、事奉长官、役使民众的道理，有兴起仁爱、兴起谦让的教化，这些都是善；违背这些的，就是恶。情感用于天下，有与百姓同好恶、不专门谋取私利的做法，这是善；有依从一己偏好来决定好恶、专门谋取利益而使百姓和国家受害的做法，这是恶。所谓格物致知，就是探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真正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谓诚意，就是实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真诚地实行善、去除恶。至于天下的治乱、天命的得失，这是善恶所造成的结果，也是给万世的劝勉和警戒；这就是儒学体用的完整道理。有人说：“《中庸》《语》《孟》以及五经怎么样？”我说：“《中庸》和《大学》相为表里，但《中庸》详于讲善而略于讲恶，只有劝勉而没有警戒，所以相比《大学》显得疏缓。”《语》《孟》有时因一人一事而发，五经各自有自己的体例，也多半因一人一事而发，并不是统括的论述。求学的人如果确实能从《大学》中有所领会，那么三书、五经中所记载的，哪些属于修身，哪些属于齐家，哪些属于治国、平天下，哪些属于通论，都可以贯通起来而没有遗漏。儒者的学问，难道还有别的内容吗？有人说：“谈论求学可以了，那么治理政事怎么样？”我说：“求学与治理政事并不是两条道路，学问以施政为最大的功用，其余只是小节。”天下的政务总括于六部。按照《大学》的传文考察，平天下所用的人才，是吏部、兵部的政务；治理财货，是户部、工部的政务；治国、兴起仁爱谦让的善，是礼部的政务；禁止贪婪暴戾的恶，是刑部的政务。然而国家与天下是一体的，传文只是因为远近、大小不同而交互举例罢了，实际上并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吏部、兵部选用人才，能够与天下人的好恶相同而不依从一己的偏见；户部、工部理财，能够节约用度、爱护百姓而不采用搜刮聚敛的办法；礼部、刑部能够兴起善行、禁止恶行，这样就可以称为贤能，公卿和有司官员也可以做到。以《大学》的道理作为根本，按照国家的法令来实行，治理政事的道理就已经大体掌握了。唉，这才是儒者的正学。有人却舍弃这条道路而不走，他们的门徒只从事记诵和辞章，已经不值得说了；所谓道学的人，又大多把心思用在性与天道、存心养性之说上，名目虽然好听，实际上却没有补益，这实在有很多可叹之处。功夫比小学多一倍却没有用处，境界高过《大学》却没有实际内容，难怪朱子要为之叹息。有人说：“科举怎么样？”我说：“科举之学，不怕妨碍功业，只怕夺去志向。”先儒已经有确定的论断。儒者的学问在于明明德、亲民，亲民的功业，必然要达到治国平天下。如果不出仕，凭什么治理天下？如果不参加科举，凭什么出仕？既然如此，学习举业以应对科举，也是儒者的正道。《易·干》的九三说：“君子整日勤勉不懈，到了晚上仍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厉，没有灾祸。”

译孔子为此作传说：“君子增进德行、修治事业；忠诚信实，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饰言辞、建立诚信，是用来守成事业的。”九四说：“有时跃起，有时仍在深渊，没有灾祸。”孔子为此作传说：“上升和下降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并不是为了做邪事；进取和退处没有固定不变的常规，并不是脱离群体。君子增进德行、修治事业，是想及时而行。”深刻理解这个意思，就知道学习举业以应对科举是儒学的正道，已经很明显了。唉，天理与人欲可以同时运行，情状却各不相同，求学的人难道不应当进一步反复思考吗？《大学》的道理，以明德为体，以亲民为用；体就是用的体，用就是体的用，正如耳目与视听一样，并不是两种东西。朱子的阐发已经很深，只是还不够明白切实。西山撰写《大学衍义》，所说虽然切合劝善惩恶，但实际上并不懂《大学》的道理。诸儒的论述也多认为先治理自己、后治理别人，未免把体用分成两件事。我担心求学的人不知道应该把心思用在哪里，所以撰写《儒学管见》来纠正这种偏差。但书中所说简略而不完备，求学的人可以详细考察。《乐律管见序》我小时候读《西山律吕新书》，起初茫然不知它说的是什么。反复玩味探索了很久，才摸到它的门径，但又怀疑其中有尚未贯通之处。后来在翰林院读书，见到宋代陈氏的《乐书》，反复参照玩味，才好像有所领会。这样以后才知道，西山的学说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只是当时没有志同道合的人，无法相互切磋，只好把它藏在心中，大概已经二十多年了。近来看到士大夫的著述，其中有谈到乐律的，可惜他们对于古人制作音乐、使用律管的本意，都没有阐明，于是把我的一点管见记录如下。大概是想向四方君子求得订正，希望古乐还能够重新见到。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幸望宽恕我的僭妄。《阴阳管见序》关于阴阳的学说，我小时候听说过这个名称，却不知道它的实际内容。反复研读周、程、张、邵的著作，出入于佛、老、医、卜的学说之间，将近二十年。到三十八岁时，玩味伏羲的卦象，并用天地造化的道理来验证它，才好像有所领会。可惜各位儒者的论述都失去了它的真实意义。我想撰写著作来阐明它，但因为这不是日常生活中最急迫的事情，又担心会引发争端，所以把它藏在心中，到现在大概已经十五年了。偶尔曾与一两位知己谈论，李东郭先生又嘱托我写成一部书，于是略写数条告诉他。王浚川、许函谷又提出了一些疑问，而且还没有弄清我著述的本意，于是我又在其中补写了三条。唉！性命之学难以言说，由来已久。凭一己之见，哪里敢断定别人都一定会听从我呢？引申推类、订正错误和纠正缺失，大概还要等待世上的君子来完成。《阴阳管见后语序》天地造化的奥妙，先圣已经有过论述。在《易》的卦象以及《礼》的《祭义》《春秋》《左传》等篇中，都可以考察得到，只是所说比较简略罢了。大概是因为其中的道理微妙难明，担心求学者的见识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突然对他们谈论，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疑惑，所以平常不加以论说。所谓“孔子不谈论神怪之事”“孔子很少谈论天命”，以及孔子谈论性与天道，弟子们不能常常听到，都是这个意思。但近世儒者没有察觉先圣的本意，尚未明白天地造化的奥妙，便任凭自己的见解立论；他们的学说流传天下，后世求学者习惯于耳闻目见，便以为道理实际上只有这些，却不知道这是错误。我惋惜这种失误，所以撰写《管见》来阐发它，然而争辩纷纷而起，大概是因为受到了先入之见的拘束。我不得已，又撰写《管见后语》来进一步阐明，求学的人可以熟读玩味，仔细考察。《医学管见序》我平日喜好养生的方法，因为医道对于养生十分切要，而且还可以借此寄托救济万物的仁心，所以留意于此。长期沉潜研究，颇有一些见解，其中有许多是前贤没有阐发过的。有时把它告诉别人，能够契合的人很少，大概是因为他们平素没有留意，所以突然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领会。我私下想到自己已经老了，不忍让所见最终没有流传、毫无用处，又担心其中或许有差错，无法借此等待后来的贤者指教，于是把它记录下来。唉！医学不是小道，却可以寄托人的生死。士君子平日大略不加留意，一旦生病，便把生死交给庸医之手，难道不是错误吗？在努力求学、处理事务的空闲时间，偶尔留意医学，大概未必不比博弈更贤。《家谱序》何氏的先世，是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江宁乡十五都何家保的人，家谱已经亡失，世系次序无法考察。自从瑭的高祖忠一公起，国初因从军而开始迁居怀庆，所以现在成为怀庆人。高祖葬在府城东刘塞村的西面；高祖的叔父名叫兴，没有儿子，附葬在高祖墓的左边。高祖的子孙都跟随安葬在那里。瑭想到，从高祖到我已经五代了，族人日益繁多，世代相隔久远，恐怕后来分散而没有记载，于是编写族谱来记录这些情况。让凡是与我同出于高祖的子孙，每家都有一册，即使后来宗族变迁、族人分散，也可以考察出支派，追寻本源，从而不失尊亲爱亲的意思。《附谱例》五代以后，只记载同出于高祖的子孙，其余的不再一并记载，因为服丧关系已经尽了。这是小宗法。然而家谱都把从始祖到五世子孙的世系列在谱首，其中也保存着大宗法。子孙分散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即使服丧关系尚未尽，家谱也不再记载，因为实际情势无法实行。分散时知道彼此不同，合在一起时知道彼此同源；亲亲之恩到此，义也就尽了。《家训序》古人治理家庭的方法，大略见于《礼记·内则》。朱文公编纂《家礼》，已经详细收录司马温公的《居家杂仪》，大概也是继承《内则》遗留下来的意思而作，都可以遵照实行。近世如浦江郑氏的《家规》、肥乡郭氏的《家塾事亲》、上党仇氏的《家范》，也有可以取法的地方。但《家规》《家范》中所记奖善罚恶的方法，规定得过于明白，使人难以承受，这一点就不必实行了。闺门之内，恩情常常掩盖义理；家人如果有过错和恶行，告诫而不改，就应当加以惩治；多次告诫仍不改，就应当断绝关系。然而不必把他的行为痕迹公开彰显，大概还希望他能悔悟改过。这五部书，子孙都应当知道并遵照实行。此外，子孙中有聪明的，便逐渐教给他小学、四书、五经和各部史书，也可以。幸而得到官职，就应当推行道义、建立功业，这是上等；保持廉洁、奉行法令，这是次等；贪婪残酷、奸诈谄媚，就不是我对后代子孙的期望了。我担心自己一旦去世，来不及教训子孙，所以在闲暇时写下这些话留给后人。凡是我的子孙，还要牢记这些话啊！○引 《仁寿延恩诗引》

译我乡的韩老先生，德行深厚、声望崇高，向来受到人们敬重佩服。弘治乙丑年，寿数达到八十岁，恰逢今天子即位之初，尊奉上两宫徽号，恩泽普施天下；凡百姓中年满八十岁以上的，都赐给冠帽和衣带，以此荣耀其身。先生接受诏命以后，亲戚朋友都来祝贺。次子佶正在太学读书，留在京师，缙绅交游之人各自作诗赠送给先生祝寿。秉仁把诗装订成册，叶题为《仁寿延恩》，请我为之作序。我私下认为，德行没有比仁更大的，福分没有比长寿更先的，这些都是人人羡慕却难以得到的东西。世上固然有长寿的人，却未必仁厚；也有仁厚的人，却未必长寿。两者兼得，不是更加困难吗？还有更困难的地方：自从宪教中请求贤者进言的礼制废弛，尊重贤人、奉养老者的用意便衰退了。何况在动乱之时，强者欺凌弱者，尊重壮年而轻视老人，年老白发的人能够免于被抛弃，就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敢希望受到尊礼呢？间或有赐爵、赐帛的典礼，但隔很久才出现一两次，能够遇到这种机会的人，难道不是很少吗？如今先生既仁厚又长寿，又生逢太平时代，遇上隔世难有的典礼，难道不是最大的庆幸吗？这真是难上加难。只是穷困人家的破屋之下，那些淳朴的老人即使有幸遇到旷世恩典，能够受到恩泽的也并不多。唉！这就是人又贵在有贤能子孙的原因。先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智秉贞，幼子斌秉德，都具有士人的品行。秉仁节操高尚而器量宏大，学问渊博而才思敏捷，将来显达扬名，难道会只到今天这个程度吗？这本来也是缙绅们屡屡称道的。我只是感慨于能够遇到这种机会的艰难，姑且写下这些作为引言。《棠阴去咏引》《棠阴去咏诗册》，是怀庆郡的士大夫为分巡郄公所作的诗。郄公在这里分巡已经三年，禁止奸邪、革除弊端，严峻得像秋霜；礼遇士人、对待贤者，和煦得像春日。大概没有人不畏惧他又爱戴他。今年他因考核政绩优异，被提升为陕西抚民参议，士大夫带着礼物和财帛来祝贺的，他都拒绝不受；只有以诗文来祝贺的，他才不推辞。于是卫挥使吴侯便邀请士大夫中能作诗的人，各自作诗一章来歌颂郄公的德行，装订成册，题为《棠阴去咏》。又请我为册子的开头作序。我私下想到，《甘棠》的诗，是周人为召公所作的。召公巡行南国，来推行文王的政令，有时停留在甘棠树下；他离开以后，百姓思念他的德行，于是爱护甘棠树而不忍伤害它，又作诗歌咏此事。所谓“甘棠树枝叶茂盛，不要剪它，不要砍它，这是召伯曾经休息的地方”，说的就是这件事。诗册题为《棠阴去咏》，大概是把召公比作郄公，其中的意义很深远。我对此私下有所感触。自召公以后，歌咏离任官员、颂扬遗爱之德的诗文，历代都有作者，本来应当不止一人；然而只有《甘棠》诗广泛流传，其余都没有流传，难道没有原因吗？诗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说的是真诚是无法遮掩的。后来各位公卿的德政，或者比起召公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吧？这篇诗流传而那些不流传，大概就在于是否真诚的区别。孔子说：“诗可以用来激发志意，可以用来观察得失。”郄公不接受礼物财帛而接受诗文，难道会没有用意吗？观察前人的得失，把它作为自己的准则和警戒，受到感动而奋发努力，希望能够与前人相齐，这大概就是郄公的用意吧？不要让召公独自享有前代的美名，我对郄公是有所期待的。因此写下这些作为诗册的引言。《萧母北堂庆寿引》姻亲萧母太夫人寿数达到八十岁，内外亲族和姻亲捧酒祝贺的，前后接连不断；卷轴充满庭院，珠玉般的文辞满眼都是。萧锐等把诗文装订成册，我忝列姻亲末席，恭敬地在册首题名为《北堂庆寿》。又推究其中的缘由，认为自古以来人的寿命以百年为期限，所以百岁称为上寿，八十岁称为中寿，六十岁称为下寿；除去夭折、短命的人，能够活到下寿尚且被认为幸运，何况中寿、上寿呢？像太夫人这样的寿数，确实值得庆贺。德行和寿命是相互为表里的。有德的人固然可以享寿，但一定要既有德又长寿，这才值得珍贵。否则，深山里的木石、大壑中的龙蛇，即使经历了许多年岁，对世间又有什么益处？败坏常理、扰乱风俗，残害人、伤害物，活一天就造成一天的祸害，活一年就造成一年的祸害。所以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像这样的人，长寿又有什么可贵呢？我仰望想到，太夫人慈爱仁厚而明达通晓，辅佐先君子，扩展家业，成为怀庆的富贵大族；又教训诸位子孙，使他们贤明仁厚，成为当时闻名的人物。这些都是人们共同知道的，并不是姻亲私下的夸赞。太夫人的德行大概由此可以看见了。家法严明，内外都以她为准则；寿命增加一年，便树立一年的典范；寿命达到百年，便树立百年的典范。这本来就是人情深切希望的事。《诗经》说：“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难道只有男子才这样吗？请借这句话为太夫人祝寿。《行山别意》引。

译郡伯司马先生，是南都士林中的领袖。早年考中甲科，随即任南台御史。当时母夫人还健在，先生退朝以后就同几个弟弟奉上甘美的食物，在堂上问候母亲的起居。虽然他的政声震动海内，但自身实际上从未离开家庭。这样的情形是君子的完全快乐，也是人生中不常有的。嘉靖辛卯年秋天，因铨部推荐而来镇守怀庆，才开始同母夫人和几个弟弟分别。第二年计划迎接母夫人到官署奉养，母夫人因为顾恋家庭而没有成行。于是二弟洛瞻便奉母亲之命前来探望，兄弟相见，情意和洽融融。住了两个月将要离去，彼此依依不舍，不忍分别。门下士、庠生瞿懋等听说此事，便作诗赠送，装裱成卷，题作《行山别意》。他们间或来请我为卷首作序，我私下认为，临别赠言自古就有。但因感情所触发的不同，言语所表达的也随之不同。想到过去先生初次受官时，每天同母亲、兄弟相聚在一堂之上；如今却相隔千里彼此相望。兄弟有幸相聚一次，却不久又要离别，那种忧戚之情，大概是不能避免的。然而大丈夫活在世上，古人用桑弧蓬矢射向四方，本来没有终身不出门户的道理。”}], 何况豪杰之士，把使亲人显贵看作孝，把使宗族显赫看作荣耀。如今先生虽然暂时屈居于小郡，然而将来若能位列三公，实在是由此起步，那么用来大大彰显孝亲之道、提高宗族荣耀的事业，这大概就是它的开端了。母亲的兄弟虽然有离散违离的忧虑，也可以稍稍释怀了。各位朋友赠言的用意，大概就是出于此吧？还是说，古人的赠言，不只是叙说情谊，也有感发激励人的益处。崧高、烝民等诗，诚恳地以德业相互期望，所以申伯、仲山甫的贤能，直到今天仍有实证。南都，是天下英才聚集的地方。洛瞻在那里藏修、游息，所达到的境界一定很深。看过大海之后，别的水就难以称为水；不知道各位朋友的赠言，对他也会有所感发吗？司马迁的先人有太史氏，曾壮游四方，登临龙门，探访禹穴，在邹峄观察风俗，在矍相之圃观看射礼，没有不到的地方。阅历既然广博，气概更加豪迈，后来终于凭文章名闻天下。怀庆不过是个很小的郡，所说的话未必对我的洛瞻有益。然而这里有山有大河，也是天下的壮观景象。洛瞻游历到这里，难道也会有所感发吗？将来又有像太史公那样凭文章名闻天下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就在这里出现呢？谨书写这篇文章作为赠言的引文，大概将来可以用来验证他的后来的成就吧。《三晋第一家》引 上党仇氏以孝、义、礼、让闻名于三晋。大司成、虎谷王先生应韶，是笃实有识的君子。曾经把仇氏比作浦江郑氏，亲笔书写“三晋第一家”几个字赠给他们。虎谷先生从不轻易许可别人，因此远近的缙绅士大夫都相信仇氏贤良，没有异议。仇氏的宗子、沈藩仪宾时茂，曾让儿子熙跟随我游学，来到怀庆。怀庆的士人因为他是义门中的俊彦，都愿意同他交往。熙温润典雅，不凭自己的品行才能在人前骄傲，因此没有人不爱护并敬重他。于是各人作诗赠给他，并请我写序。我想，古代君子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所以从上至明君贤臣，下至平民男女，美好的谋略、忠诚的意见、美好的德行和纯正的操守，往往都把它们写进歌诗中加以赞美。《三百篇》中记载的这些事可以考见。圣人删定它们作为经书，把教训传给万世，直到今天读来，仍然能使人感动奋发、振作起来，甚至不知不觉手舞足蹈。传记说：“诗作为教化，可以使教化美善，使人伦敦厚，改变风俗。”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仇氏以孝、义、礼、让受到缙绅推重赞许，各位朋友于是作诗歌咏来宣扬它，这本来就是古代君子的用心。赞美他的开端，是为了规范他的结局；褒扬他的善行，是为了劝勉那些尚未做到的人。读诗的人若能这样理解，那么这些诗的创作就不是当面阿谀了。《柏斋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柏斋集》卷七 （明）何瑭撰 ○记 《怀庆府重修儒学庙记》

译怀庆太守、长山人徐公，认为郡学的孔子庙规制不相称，不能振作士人的志气，使他们勇于向道，于是扩建并翻新它，神像、礼器和乐器也一时齐备。少师、洛阳刘公已经为此写过记，学校师生感念徐公兴办学校的高雅用意，没有穷尽的表达办法，便派人来请求我写记，实际上是要彰显徐公的美德，使之流传无穷。我平素有幸受到徐公知遇，而且承蒙以文章为职事，所以不能推辞。私下听说，居上位者兴办学校在于务实，不在于文饰；士人求取功名，应当重视根本，不应看重末节。如今庙学大规模兴建，规制更加宏大；从门口望去，可以看见深邃庄严的廊庑；登上正堂，可以看见阶梯、台阶排列整齐；进入室内，可以看见圣人的容貌深沉肃穆。祭祀按时举行，俎豆已经陈设，钟鼓琴瑟齐声响在上方，旌旗羽旄排列整齐在下方。凡是能够震动耳目、愉悦心志的东西，都随着庙制一同兴盛。啊，盛大极了，不能再增加了。接触到外在的文饰，就会触动内在的精神；修饰外在的礼制，正是要要求内在的实际。徐公的用意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孟子说：“庠、序、学校，都是用来明白人伦的。上面明白了人伦，下面百姓就会亲爱和睦。”徐公的用意难道不正在这里吗？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夫妻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这就是人的大伦。我们的夫子把这些全都实践而成为圣人，七十弟子又加以修明而成为贤者，《五经》《四书》所陈述的，都是这些道理。国家采用它就治理，舍弃它就混乱，全部抛弃它就灭亡；明显的成效和确凿的验证，考察古代就可以看见。我国朝廷在天下各地设立学校，都祭祀夫子，使士人全都诵读并效法《五经》《四书》，难道只是徒然吗？这样看来，徐公兴建新庙学的用意，当然可以明白了。我们这些同道之士，难道可以不知道怎样恭敬地承受它吗？要以经书来考察，以事物来验证，以师友来质正，以心思来体察；凡是父子亲爱的原因、君臣有义的原因、夫妻有别的原因、长幼有序的原因、朋友守信的原因，都要探究到极处。对下，要把它落实在言语行动中，用来修养自身、整齐家庭、教化乡党；对上，则施行于政务教化，用于官府，通达邦国，推广到天下。后世不幸遇到艰难纷乱的时代，就应当依据经书、揆度义理；该进取时便进取，该退处时便退处；进可以生，退也可以死，务必使人的大伦不稍有亏损玷污，以便立身于世，不辜负朝廷培养造就人才的用意，不愧对古代圣贤。这就是求学的根本，也是可贵之处。否则，只是窃取前人的见闻，装饰拼缀语言，以迎合世俗、求取宠幸罢了，那就只是末节了。这难道是徐公兴办学校的用意吗？洛阳刘公已经记载了徐公美德政绩的美好以及营建的始末，我不敢再赘述，所以姑且记下徐公的用意，和我们这些同道之士共同勉励并承受它。《河内县重修庙学记》河内县儒学文庙在县治西面。据考碑记载，它是洪武十五年知县、姑孰人陶晟创建的。到现在将近一百四十年了，栋梁屋宇不免倾斜，屋瓦也不免脱落。主管官员虽不时加以修葺，但因陋就简，规制并不完备，春秋祭奠时无处瞻仰，实在很难体现朝廷尊崇祭祀先师的用意。教谕宰廷俊对此深感忧虑，于是同僚训导郑枢、汪振、王诏商议，呈文县里，请求修理。知县高杰便向抚按两司申请，得到批准，于是从府库拿出银六百七十两，购买木材、瓦砖等物，召集工匠，征用夫役，委托义官萧钦督工修理。正殿旧有三间，扩建为五间；两庑旧有二十间，扩建为二十四间；戟门、棂星门都拆掉重建。三座棂星门都改用石材，柱门内有泮池，也用砖石砌成。不久，知县高杰升任刑部主事而离任，县丞苏征继承他的志向，统筹办理而不懈怠，终于完工。工程开始于正德十四年正月，落成于第二年九月。不久，苏征也退休离职。如今知县王济民又修建扩展两斋，补足此前未完成的部分，庙学规制比从前完备多了。教谕宰廷俊等人来向我征求文字，想用来记载成绩。我想，我们夫子的圣德以及从祀诸贤的贤德，功在万世；主管官员修庙致祭，都是恭敬奉行朝廷的德意，本来有不必赞美的地方。然而圣贤庙貌的设置、祭祀典礼的礼仪，必须在学宫中实行，这正是朝廷深远的用意，是不可不知道的。英俊之士在这里藏修、游息，每月朔望来参谒，春秋举行祭奠，难道会没有所思考吗？同样都是人，他们为什么能够万世享受庙祀？我们这些普通人为什么不能参与其中？反复思考，勤勉追求，不因挫折而沮丧，不因困难而懈怠，那么或许就能有所获得。况且远行要从近处开始，从祀的贤人中有鲁斋许先生，他不就是河内人吗？立志要同他所立的志向一样，学习他所学习的；超过他，便成为圣人；达到他的程度，便成为贤人；即使达不到，也不失为有美好声名的人，那么对于朝廷祭祀先圣先贤的用意，大概就不会辜负了。否则，殿宇再高大，也只是徒然作为外观之美，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益处呢？《孟县重修庙学记》

译孟县儒学在县治东南，始建于洪武初年，正统某年重修，到现在又有八十多年了。庙宇、廊庑、正堂、斋舍、号舍都已经濒临倾塌。嘉靖九年，皇上把御制《敬一箴》颁发给天下学校，命令刻在石碑上，并建亭覆盖。正值孟县缺少知县，县丞黄知常恭敬谨慎地奉行诏命。亭子建成后，还剩下一些材料。考虑到明伦堂是师生早晚讲习的地方，倾塌了很不方便，便用剩余材料在旧址西北重建，东西两座门也一并修整。正准备申请全面修理庙宇、廊庑、斋舍、号舍等，还没有办成，恰逢黄知常升任顺德府任县知县而离任。这年二月，钦差巡抚都御史徐公巡行到本县，进入学校恭敬拜谒先圣庙，看见庙宇倾塌破败，心中非常警惕。退到明伦堂听诸生讲习，看见堂宇焕然一新而且宽大，问明缘由后，心中十分赞许。司训张瓛便把黄县丞想申请全面修理庙学、但尚未办成便升任离去的情况告诉徐公，徐公同意了，随即询问可以担当此责的人。师生异口同声推荐典史乔茂义，说他廉洁能干，可以担当，于是徐公立即委任他。合计木料、砖、石灰等各项费用，估计需要银二百五十两。因为旧址逼近城墙，便购买民地三畆来扩展。文庙向后退建，又增加两楹，共八楹两厦。戟门比旧时高峻。棂星门改建为牌坊，开凿泮池并用砖石砌成，规制大概焕然一新了。又在明伦堂后面建造馔堂五间，东西库房、厨房各三间，位置和分区安排都各得其宜。工程开始于嘉靖九年八月，落成于第二年九月。学校师生认为这次工程费用浩大，名义上虽是改建，实际上等于重新创建。若不是县丞黄知常，便无法开创工程；若不是巡抚徐公，便无法完成；若不是典史乔茂义廉洁能干，也不能这样迅速地达到完善。这些都不可不记。于是托国子生潘伸来向我征求文字，将要刻在石上，以昭示久远。我想，圣明朝廷的治理，把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在首位；从巡抚以下，县丞、典史，都知道把修理庙学、振兴士类作为急务，恭敬承受朝廷的德意，已经做到极致。然而这些都是主管官员的职责；讲学明道，以不辜负朝廷德意，则是士人的责任。我们这些同道之士，难道也不知道应该致力于什么吗？帝王的治理根本在道，帝王的道根本在心。治理之道没有比明白人伦更重要的，治心之法没有比敬守专一更优先的，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从先圣直到诸位儒者之所以能够万世享受祭祀，只是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的圣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堂上一定题匾“明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要旨。我们的皇上继承先志、完成先业，又用《敬一箴》加以申明，大概是探究到了根本。我们这些同道之士，难道可以不知道自我勉励吗？用敬守专一的心来明白人伦之道，最高可以成为圣人，其次可以成为贤人。出仕时就实行这道理，来辅助天子的治理；退居时就阐明这道理，来辅助天子的教化，共同承受朝廷的德意，这才是不辜负。否则，房屋即使高大华美，也只是徒然成为外观之美，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益处呢！《复许文正公祀田记》许文正公，是元代的大儒。追溯他的学术源流，实际上承接了考亭一派的正统。考察他的恩泽惠及世人之处，实在有以华夏文明教化夷狄的功劳。欧阳公所撰写的神道碑已经记述得很详细了。许公的祠堂共有三处：一处在河内县儒学旁边，一处在县城东北的李封村，许公的坟墓和子孙在那里；一处在景贤村，是许公的别墅。景贤村原来有祭祀田二十八畆，后来被乡民占有。许公的子孙向官府申诉，官府却说：“你们的先世曾经把它卖给我，有契券存在。”年代久远，人也已经亡故，真伪无法考证，官府也不能把田归还给他们。正德丙子年，钦差巡抚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蜀李公下令有关部门，表彰先贤的祠墓，倾塌破败的加以修葺，被侵占的祠田清理出来。许公七世孙、儒学生泰和于是把许公祠田的始末详细告诉李公。李公感慨地说：“许公的道德功业，足为天下后世的师表，应当世世代代祭祀。创置祭祀田产并不过分，何况原来就有呢？”只是考虑到这些田地长期为百姓所有，若一下子夺回，恐怕百姓不能承受，于是商议赎买回来。于是分巡按察司佥宪、东吴韩公濓命令怀庆府知府、郯城周公举和河内县知县、平凉高侯杰，从库藏中拿出官银二十两，把田主全部召来，按田价偿付，收取他们的契券，将田地交给许氏子孙泰和等人，使他们世代守护，用来奉祀许公。第二年，分守布政司大参、东吴宋公冕，兵备分巡按察司佥宪、金台王公镗，以及韩公濓、麻城汪公正、闽中范公嵩商议认为，这件事体现了君子尊贤的礼义，也体现了爱护百姓的仁心，还体现了处理事务的义理，不可以不加以记述。这些田地如今虽然归还了许氏，怎么知道将来不会再次成为乡民所有，许氏子孙也不会再次把它卖给别人呢？不可不对此加以告诫，于是命有关官员把事情刻在石上，以示久远。于是知县高侯杰来向我征求文字。我私下认为，文正公的道德功业昭著于天下后世，祭祀田地有无似乎没有大的损益，但从事情本身来看，却有不可不记的地方。《春秋》成公初年记载“取汶阳田”，解释《春秋》的人说：“‘取’，是取得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称谓。汶阳是鲁国的田地，被齐国侵占；鲁国不向天子请命来正定疆界，却借助晋国的兵力夺回它，这同取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所以这样记载来表示讥刺。”我私下认为，晋国主持诸夏盟会，本来就是代替天子行事。诸侯之间强者欺凌弱者、众多欺压寡少，正如齐国对鲁国，本来就是晋国所应当治理的事情。征讨齐国的罪过，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没有什么可讥刺的；可以取就取，难道可以一概说成取得非己所有吗？难道说它不是自己所有的吗？所可讥刺的，是后来韩穿来说明汶阳的田地，又把它归还给齐国罢了。巡抚公恢复文正公的祭祀田地，应当同晋国归还鲁国汶阳田相比：上面完全实现了崇敬奉祀先贤的用意，下面又没有徒然夺取百姓所有的东西，权宜处理而不失正道，其中大概有前人所未能做到的地方。分守、分巡以及郡守、县侯恭敬奉行德意，协力赞助而办成此事，也都不可不记。由此我又有所感慨：郑国曾用祊地同鲁国交换许田，《春秋》记载了这件事。君子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郑国对鲁国没有亲爱之心。”这是讥刺郑国擅自把祖先分封的土地拿去同别人交换。用田地交换田地，尚且受到《春秋》的讥刺，那么把先祖的土地轻易交给别人，又应当怎样呢？唉！文正公的子孙，难道不可引以为戒吗？《元魏国许文正公庙祀记》

译怀庆府城过去有一座元代中书左丞、封魏国公的许文正公祠庙，年代久远，荒芜污秽，无人治理。府同知王公修补后已经颇为整洁，又认为许公的道德功业受到万世仰赖，对风俗教化的补益很大，并不只是普通的乡贤；只是还没有列入固定的祭祀制度，恐怕不能充分表达后人瞻仰的诚意，而且庙中没有负责守护的人，不仅容易损坏倾塌，市井之徒以及鸡犬之类也难免混入其中践踏污秽、亵渎神圣，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敬呢？于是拟定命令河内县在均徭中编收银六两，于春秋祭丁之后，由府官率领各级官员、师生前来致祭；又在均役中从附近人户中审查编取一名门子，责令他看守本庙，掌管开门关门，按时洒扫，希望庙宇面貌常新，礼仪得以严肃，对风俗教化的补益就多了。议定后，请分巡佥事郭公向知府司马公说明，二人都认为可行，于是向巡抚都御史徐公申请批准。巡按御史王公又让两司和提学商议，布政司左布政使于公、右布政使林公、按察司署印副使刘公、提学副使敖公共同商议，认为应当按府里的拟议办理，便发文给府同知王公。王公于是向我征求文字，记载事情的始末，并且说：“这不是本府擅自私下提出的请求，而是当道诸公的意思。” 我不能推辞，于是替他写道：“按照礼法，凡对人有施益、值得后世效法的，就应当祭祀。许公践履笃实，议论纯正，可以向上承接考亭一派的正统；而且恩泽惠及世人，功业尤其显赫。他以礼法施益于人，许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列入固定祭祀是适宜的。只是近世儒者认为许公不应当出仕元朝，这种说法不能不令人怀疑。我曾经写文章辨析，大意是说：舜和文王都出生在夷狄之地，但他们的道德功业仍为万世所仰赖。元主虽然还不能同舜、文王相比，然而他敬天、勤于爱民、任用贤能、谋求治理，大概也正在逐渐接近正道。何况当时百姓困苦残破到了极点，元主既然能够知道许公的贤能，想靠他来推行正道、救济时局，许公又怎么忍心不出仕呢？写《春秋》的不是孔子吗？《春秋》所排斥的，没有比楚昭王聘请孔子更大的了；孔子也曾前往拜见楚昭王。假如没有受到子西阻挠，孔子本来就将成为楚国的臣子了。孔子是鲁国人，尚且可以做楚国的臣子；许公是元朝人，难道反而独独不能做元朝的臣子吗？这样看来，儒者的说法是错误的。从这里看，许公的道德功业既然都可以作为法则，他出仕、退处、进退也没有违背义理，把他列入固定祭祀便没有什么可疑的了。”同知王公崇敬祭祀先哲的高雅用意，以及当道诸公成人之美的盛大心意，大概都出于这个道理，所以替他们写下这些话，叫人刻在石上。诸位有志于道的刻石者，难道可以不对此加以考察吗？《表彰先儒许文正公碑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人李公奉命巡抚河南，大力兴起文教，想用圣贤之道来激励各地士子，于是急切寻求先儒加以表彰。只有河内县鲁斋文正公的学问有深厚源流，确实向上承接考亭一派的正统，于是命令有关官员树立碑石来颂扬他的德行，修葺遗留下来的书籍来阐明他的学说，恢复祭祀田地来供奉他的祭祀，建造牌坊来表彰他的乡里。县令、平凉人高侯恭敬谨慎地奉行德意，事情完成后，又在许公祠大门外建牌坊，在里面设置重门，使祠庙的规制更加深邃严整。许公七世孙泰和等人于是来向我征求文字，以记载这项成绩。我私下认为，文正公道德的美好光辉以及李公、高侯表彰他的高雅用意，本来有不必赞美的地方；但我对此独有所感。圣贤之道虽然根本在于性命的幽微处，却实实在在表现于纲常伦理的显明处；虽然达到包罗万物、参与赞助天地功化的极致，也不遗弃洒扫、进退等礼节。它兼顾根本和末节，大小事情全都包括，大概切实关系到百姓日常生活，而不是幽暗昏默、不可捉摸的东西。至于进入道的途径，则必须先从小学开始，以此树立基础；接着学习大学，以此取得成就；又不能越级而进。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道学失传，宋代诸儒相继出现，而考亭朱夫子实在集其大成；他既然为《大学》一书作章句，又搜集修订成《小学》一编，把进入道的途径教给士子，可以说既明白又切实了。鲁斋年幼读书时，就立志学习圣贤之道；后来得到考亭的《小学》《四书》，便完全抛弃旧日习气，一心从事于其中。因此，无论立身行己、在朝廷侍奉君主，还是启发教导后进，没有不以朱子为依归的。他把亲身实行学问看作首要，而不只是从事于言语文字之间；把道用于现实看作先务，而不只是穷究性命之奥秘。他所得的学问，纯正到了极点，不能再有增加。近世有志于圣贤之道的人，往往刻意著述，留心性命；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以及义利取舍的分别，却多半忽略而不加省察。著述用来阐明道理，圣贤当然并不废弃，但并不是最急迫的事情。性与天道，孔子很少谈说；而四种教导的施行，必定以文、行、忠、信为内容，由此可知他所重视的先后。周子说过：“圣人的道，蕴藏在内就是德行，施行出来就是事业；如果只把它当作文辞，那就浅陋了。”有人问程子为什么不把《太极图》拿给人看，程子说：“恐怕会增加学习者只听进耳朵、从嘴里说出的弊病。”这样看来，刻意著述、留心性命，却忽略亲身实践和实际应用的人，难道不近于浅陋并且有这种弊病吗？我为这种情况忧虑很久了，却未能挽救它。巡抚公和县侯表彰鲁斋许文正公的高雅用意，难道正在这里吗？有志于圣贤之道的人，可以由此省察了。《韩文公庙碑记》

译道统的传承，由来已经很久远了。三代以前，像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君主，皋、夔、稷、契、伊、傅、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都通达而居于上位，所以他们的道得以施行。三代以后，像孔子处在春秋、孟子处在战国，都困穷而居于下位，所以他们的道得以阐明。道得以施行，天下便蒙受它的福泽；道得以阐明，天下虽然不能完全蒙受它的福泽，却仍依赖他们匡正挽救的功劳，不至于陷入大乱。孟子去世以后，道更加昏暗闭塞，权谋功利的学说纷纷流行于天下，佛、老异端又从旁兴起，天下士人彷徨惊骇，不知应该听从哪一种，已经很久了。到了唐代吏部韩文公出现，才起而排斥它们，异端稍稍停息，我们的道也依靠他重新得到阐明，天下士人才开始明白地知道归依和前往的方向。文公在这方面的功劳实在很大，先儒也称许他接续孟子的道统，是有原因的。有人说，韩公虽然有排斥佛老的功劳，然而对于圣人之道还不能真正了解；谈性，说性有三品；谈道，说博爱就是仁，行为合宜就是义，都还没有达到堂奥的深处。唉，这确实是事实。但评论人物还应当考察他所处的时代。三代以前，圣人在上位，这一道理大为推行；朝廷的施政，学校的讲明，大概无不是仁义道德的表现。士人生在那种环境中，耳目所听见、看见的，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他们懂得道很容易。三代以后，这一道理不再明白，异端争相兴起，权谋功利的学说数不胜数；其中最接近道理而又扰乱真理的，没有比佛、老两家更严重的了。天下谈论性命道德的人，不归依老氏就归依佛氏，圣人之道能够保存下来的大概没有多少。士人习惯于浅陋的见闻，要想选择归依的方向，难道不是很难吗？唯独韩公以仁、义、礼、智、信为人的本性，沿着仁义而行就是道，仁义充足于自身，不须等待外物才成为德。他真正的认识和灼见，大概不是别人容易达到的。这里我尤其有所感慨：人的性情，无不趋向利益、躲避祸害，厌恶困穷、喜欢显达；在利害、穷达之间，正是士君子受到劝勉或沮抑的关键。三代盛世，圣贤在上，那些困穷失意、不能在天下施展抱负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庸人；有志之士，谁不想用圣人的道理修养自身，以赶上昌盛美好的时代呢？后世却不是这样，士人中知道用圣人之道自我勉励的，往往遭受讥笑、诽谤，严重的还被排斥、压抑，使他困穷而死，处境实在艰难。孔子在春秋时代忙碌奔走，孟子在战国时代惶惶不安，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韩公虽然不能同孔子、孟子并论，然而立言谨慎、行为严整，终究与庸人不同。他被放逐到蛮荒之地，被贬谪到海上，流离奔走，困穷也十分严重。所以《唐史》说：“学者对于韩公，开始时嘲笑他，中间排斥他，最后却一致跟随他并作出定论。”别人嘲笑他，他不因此沮丧；别人排斥他，他不因此恐惧；最终能够自立，成为士君子所归依的对象。如果不是对圣人之道有卓越的见解，他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韩公真可以称为豪杰之士了。韩公名愈，字退之，世代是河阳人。河阳是怀庆郡所属的县，所以怀庆郡有韩公祠。正德丙子年，钦差巡抚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公务之余到祠下拜谒，认为韩公是儒者中的泰山北斗。于是命怀庆府知府、郯城人周公举砍取石材、树立碑刻，来歌颂他遗留下来的功业，来感化激励后人。李公又向分守布政司大参金台杨公、志学王公、莆田陈公，少参东吴宋公冕，兵备分巡按察司佥宪金台王公、东吴韩公鉴、麻城汪公濂正、闽中范公嵩等人咨询，于是命河内县知县、平凉人高侯杰来向我征求文字。我因此详细论述韩公排斥异端、阐明吾道的功劳，以此赞颂他。《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要沿着韩公所到达的境界，向上追求尧、舜、禹、汤、文、武、孔、孟的道，天下本来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有志之士还请记住这件事吧！巡抚公名充嗣，字士修，别号梧山。由进士改任庶吉士，在翰林院读书，他的学问造诣很深，所以他处理政务时知道应该崇尚什么，正是如此。《唐昌黎伯韩文公庙祀记》

译怀庆府城过去有一座唐代吏部侍郎、封昌黎伯的韩文公祠堂，年代久远，荒芜污秽，无人治理。府同知王公修补后已经颇为可观，又认为韩公的道德功业受到万方仰赖，对风俗教化的补益很大，并不只是普通的乡贤；只是还没有列入固定的祭祀制度，恐怕不能充分表达后人瞻仰的诚意。而且庙中没有负责守护的人，不仅容易损坏，市井之徒和鸡犬之类也难免混入其中践踏污秽，亵渎不敬，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于是拟定命令河内县在均徭中编收银六两，于春秋祭丁之后，由府官率领各级官员、师生前来致祭；又在均徭中从附近人户中审查编取一名门子，责令他看守本庙，掌管开门关门，按时洒扫，希望庙宇面貌常新，礼仪得以严肃，对风俗教化的补益就多了。议定后，请分巡佥事郭公向知府司马公说明，二人都认为可行。于是向抚按两院申请，巡抚都御史徐公批准拟议，巡按御史王公让两司和提学商议。布政司左布政使于公、右布政使林公、按察使陈公、副使刘公、提学副使敖公、参议等共同商议，认为应当按府里的拟议办理并呈报上去。巡按王公也批准拟议，发文下达。府同知王公于是向我征求文字，来记载这件事的始末，并且说：“这不是本府擅自私下提出的请求，而是当道诸公的意思。”我不能推辞，于是替他写道：儒者的学问，以阐明道为重。孟子去世以后，异端争相兴起，佛、老的言论充满天下。老氏把虚无当作道，失去道才成为德；佛氏把寂灭当作性，修养性才成为道。各种异说喧嚣纷扰，天下人茫然无所适从，已经很久了。文公独自把仁义作为人的本性，沿着仁义而行就是道，仁义充足于自身，不须等待外物才成为德。他在《原性》《原道》等篇中的见解，明亮显著。由此天下人都知道异端是错误的、吾道是正确的，他对世间的功劳实在很大。有人说韩公把博爱当作仁，把作用指作本体，对道的见解还不够真切。这本来是求全责备的意思，实际上却未必如此。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用爱来说明仁，本来就是孔、孟不废弃的说法，有什么不可以呢？何况人的情志舒展，气势就旺盛；情志屈抑，气势就沮丧。韩公排斥异端，甚至被远远流放，气势却一点没有沮丧，所以最终能够自立。直到今天天下人知道佛、老两家是错误的，大概就是由韩公启发的。他对吾道的功劳，难道是小小的吗？史官说，韩公排斥异端，同孟子相比，功劳相等而力量超过孟子一倍。这个说法虽不完全如此，但能够发言抵拒杨朱、墨子的，就是圣人的门徒。韩公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按照礼法，凡对人有施益、值得后世效法的，就应当祭祀。韩公大概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王同知崇敬祭祀先哲的高雅用意，以及当道诸公成人之美的盛大心意，都不可不记。因此替他们写下这些话，叫人刻在石上。唉！士君子中有志于道的人，还请从这件事加以考察吧！《孟县改建韩文公祠记》圣人的道，广大无比啊！它包罗天地，安排万物。实在不是其他一才一艺所能相比的。所以君子求学，最怕听不到道。如果能够听闻圣人之道，即使身处平民地位，世人也应当仰望并尊崇他，何况身居显位的人呢？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道学不明，异端学说充满天下。老氏说虚无是道，释氏说寂灭是道。天下士人迷惑于这些说法，茫然不知应该归依哪里，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到了唐代吏部侍郎韩文公，才开始明辨并震动宣扬它们，说：“博爱就是仁，行为合宜就是义。沿着仁义而行，就是圣人的道。老氏和佛氏的道，不是道。”从此天下士人才开始明白地知道吾道的正、异端的邪；他对道的见解之明，确实已经超过诸子了。而且他又慨然以弘道自任，虽然受到讥讽、辱骂、嘲笑，也不恐惧、不沮丧。《论佛骨表》一文，甚至触犯天子的喜怒，被放逐到南海，濒临死亡也不后悔，他信奉道的坚定，难道是世俗儒者容易达到的吗？到了晚年，他道业成就、声名确立，天下学者像仰望泰山北斗一样仰望他。有宋元丰年间，终于把韩公列入孔子庙庭从祀。韩公能够参与圣人之道的传承，天下士人本来已经没有不知道的了。何况他的桑梓之地，遗留下来的风气和恩泽浸润得尤其深厚，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游学的人，又应当怎样仰望敬慕他呢？韩公本来是河阳人，河阳在本朝属于孟县；县城西面有韩庄，传说是韩公家族居住的地方。韩庄有坟墓，传说是韩公的墓。韩公文集中又有《过河阳省坟墓》以及“我家本瀍榖，有地界皋巩”的句子，那么韩公是孟县人无疑。《唐史》却说韩公是邓州南阳人，大概是传闻错误。弘治年间，大冢宰耿公首先表明韩公是孟县人，向朝廷奏请，在这里建祠祭祀，他用来激励后学的用意很深。只是原有房屋低矮狭窄，不相称，而且偏僻在深巷之中，经过的士大夫还有不知道的。正德丁丑年，县令刘侯对此慨然有所感触，于是把祠堂改建在县治南门内孔庙的右边，地势高敞明亮、宽阔爽利，既足以尽虔诚之意、安妥神灵，又在祠前竖立牌坊，题作“乡贤韩文公祠”，用来表明韩公有所得于圣人之道，并且是这个地方的人。从此往来的士大夫都能拜谒祠堂、致敬，耿公表彰韩公的用意才大为彰明。祠堂建成后，想把改建始末记在石碑上，于是向太守韩公请命，韩公把这件事交给我。我私下认为，士君子流传后世而不朽的途径不止一种，但没有比听闻圣人之道更大的了。自孔子、孟子以来，世间儒者中能够参与这道统传承的，只能屈指数出。而我们这一地区得到了两个人，就是韩公和河内许公。然而上下相隔千余年，却仅仅得到两个人，可以说实在太难了。有志之士拜谒韩公祠，难道能够没有感触吗？大冢宰公名裕，是河南卢氏人；太守公名士奇，是山西洪洞人；县令侯名澄，是陕西邠州人。他们都是有志于圣人之道的人，所以所崇尚的正是如此。谨把这些附在祠记末尾，使后人有所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赵烈女祠碑记》

译这位烈女姓赵，是怀庆府河内县人。她幼年时，父亲把她许配给同县儒学生王子聪的儿子王锦。不久，王子聪去世，家境贫寒，王锦当时才几岁，由母亲张氏抚养，辛苦把他养育成人；他学习诗文，常常有奇特的诗句可以诵读。不幸早夭。赵女当时尚未出嫁，听到讣告，悲痛地说：“我既已许配给王氏，王氏就是我的丈夫。丈夫死了，我还归往哪里？”于是前去痛哭，尽情哀悼，将要以死相殉；但想到婆母年老在堂，又没有其他儿子侍奉赡养，按义理不能弃她而去。王锦安葬后，她便留下来奉养婆母。破屋冷落萧条，不能遮蔽风雨，尺帛斗粟都没有隔夜储备；早晚的甘美食物全靠供给，女红劳作也被旁人看见听闻，人人都皱眉不自得。赵氏却安然自若。弘治十三年冬，婆母寿终。赵氏一并开掘舅父和丈夫的坟墓，将遗体迁回祖坟安葬。回来后，她上吊而死。邻里把这件事上报府中，准备上奏请求旌表。过了数年也未能获得批准。长山徐公由工部尚书郎来任怀庆太守，政务教化已经修明，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到兴办。有人把赵氏的事情告诉他，徐公悲痛地说：“世上竟有志行如此卓异却这样被埋没的人吗？这是我的责任。”于是竭力向朝廷报告，请求加以旌表，用来向四方示范。诏令已经获准，于是在郡治东面建立祠堂，祭祀赵氏。外面又建了一座石牌坊，使人能够远远望见，因而产生追思。河内尹李侯大力赞助并协助此事，工程完成后，请我把事迹刻在石上，以示长久流传，于是我叙述这件事并作铭文。铭文说：“古代有贞节的妻子，也有孝顺的妇人。家庭本来和睦，却在半途中遭遇离散。孝妇和贞妻，按照礼法本来就应如此；世上很少有人能够践行，却仍然著录在典籍中。可叹啊，贞洁美善，像冰一样晶莹、像玉一样纯洁。轩车迟迟而来，丈夫却已经去世。她捶胸呼天，发誓将与丈夫同归。她恋恋不舍地回顾思念：婆婆年老，今后依靠谁呢？家中空寂，谁来使她甘食美味？纺织缝补劳苦艰难，她不以为怨，反而以此为乐。婆婆也长寿年老，活到百岁而终。新坟一座接一座，她背土把坟封好。丧葬大事已经办妥，她忽然长逝。与丈夫同穴安葬，没有违背最初的志愿。见到和听到这件事的人都为之感叹，她的风操节义令人凛然。贤明的太守上呈奏章，天子从天上赐下诏命。诏命从天而降，金书闪耀光辉。新建的祠堂高耸挺立，坐落在道路旁边。叹你们士人和百姓，谁没有秉持常道的本性？谁没有秉持常道的本性？为什么不鉴察而思考呢？” 《孟县潘侯祠记》潘侯祠祭祀的是晋代河阳县令潘安仁。河阳如今是孟县，祠堂旧在县城南门外，县令刘侯把它改建在城门内大街的西面，这是顺应百姓的愿望。工程完成后，儒学教谕徐先生和同僚诸生商议把工程成绩记在石碑上，以示长久流传，于是来请我作文。我想，所谓记，就是记载事情罢了，哪里需要等待许多言辞？莫非其中有所感慨和讽谏，所以才不怕烦琐吗？古今担任河阳县令的人很多，为什么唯独祭祀安仁？考察传记，其中实在没有什么显赫可记的功绩，只称说他喜欢种植桃树李树，春花盛开时，和百姓一起游乐，仅此而已。我私下认为，百姓虽然愚昧，神明却不能用文辞欺骗；如果确实对他们有所恩惠，那么即使不颁布一条教令，他们自然没有不感怀的，即使不施用一次刑罚，他们自然没有不畏惧的。如果对他们毫无恩惠，那么即使早晨聚集百姓告诫说‘我将要养育你们’，晚上召集百姓呼喊说‘我将要成就你们的德行’，鞭打和刑罚一天比一天严厉，斩杀和惩治一天比一天残酷，还说‘我将要铲除邪恶、辅助善良’，最终百姓仍然不会感怀和畏惧。安仁的政绩如今已无从考察，我想他一定是诚恳朴实而不事浮华，和百姓相安无事；否则，为什么河阳百姓会感动而建立祠堂？如今上下将近一千多年，最终竟没有人废弃它吗？凡是人们加以褒扬、大力推崇的，一定是因为那正是他们志向所在。刘侯新建潘侯祠，难道也是有用意的吗？徐先生肃然起身说：‘这正是我想说而不敢先说的话。’河阳县虽然只是县，实际上是古代州治所在，南面通往云贵，西面连接川陕，政务和供给非常繁重，县令实在很难做。刘侯到任以来，督促农桑，完备租赋，兴办学校，救济鳏寡，充实仓廪，清理监狱，直到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架桥修路，全都不声张而办理，成绩卓著；他的才干大概远远超过常人。上下已经称赞他的才能，但刘侯内心并不自满，常常认为如今百姓贫困、财力枯竭，而上级命令又严厉急迫，即使想像潘安仁那样和百姓相安无事，也无法做到，所以新建潘侯祠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并不是偶然的。我说：‘时代不同，政务不一定相同，关键只在于仁爱罢了。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接受饮水，能够宽缓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恩赐。《易经》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说的是至诚能够彼此感通。刘侯如果确实有爱护百姓、使百姓获利的心意，怎么知道孟县百姓将来不会像今天祭祀潘侯一样祭祀刘侯呢？’ 潘侯名岳，字安仁，他的官职门第和仕历，《晋史》中有传。刘侯名澄，字静夫，是陕地邠州人，凭借《礼经》在乡试中取得高等名次，最初授任开封府封丘县令。后来改授怀庆府孟县县令。完。《重修沁河堤记》

译怀庆府城北二里多远，有一条河叫沁河，源头来自山西，顺着高处奔向低处，水流猛烈湍急，令人畏惧。河的南面有堤坝，大概是用来防备水患的。最初修筑的年月无法考察，估计存在的时间也很久了。成化年间，堤坝逐渐毁坏。成化十八年夏秋交替之际，连绵大雨，河水暴涨冲决堤坝，毁坏城墙，摧毁房屋和墙垣，漂走的人畜多得无法计算。当时日照陈公任怀庆守，征发民夫修筑，堤坝重新高大厚实而完备，至今又过了三十多年。如今又逐渐毁坏。近几年夏秋交替时，每逢连绵大雨，河水暴涨，常常流到城下，城外房屋墙垣大多倒塌，居民一直战战兢兢，担心再次发生成化十八年的灾患。太守郯城周公商议想要修筑堤坝，但因为劳力和费用重大，于是向钦差巡抚都御史李公请示。李公说：‘修筑堤防来抵御水患，是政务。即使耗费劳力和钱财，本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何况亲王在这里，更有不能拖延的理由，应当赶快谋划。’于是向分守大参杨公、王公，分巡佥宪韩公、范公咨询，请他们筹划安排。估计应当修筑的堤段，西起回龙庙，东至真武庙，全长三百一十丈有余，高约二丈有余，厚薄宽窄各不相同。估计应当使用椿木八千根，府库用官银一千两购买六千根，本府筹办二千根。估计需要民夫三千名，怀庆卫派九百名，河内县派二千一百名。计划确定后，于是委派府太守周公、推官张公、卫指挥徐公、贾公、县大尹高侯负责。府中又转而委派温县典史丘会督率民夫修筑。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开工，当年四月十日完工。太守周公又命令沿堤种树一千多株，大概也是为了保护堤坝。工程完成后，府县儒学教谕、训导宰廷俊、赵文隆等嘱托我把工程成绩记在石碑上，以示长久流传。我私下认为，天下的祸患，如果在尚未发生时就预先防备，便能省力而取得加倍的功效；等祸患发生后才谋划，不仅劳力和费用无法估量，往往还会有来不及办成事情的悔恨。古人对于堤防沟渠一类工程，每年都加以修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假如这座堤坝在成化十八年以前就有人修筑，便可以避免淹没溺死的祸患，为什么当时竟没有这样做呢？如今太守周公趁沁河还没有造成大患，先修筑堤坝加以防备，他为百姓所做的恩德十分深厚，但也劳苦而耗费钱财。今后如果每年都加以修筑、培土补缺，使这座堤坝不至于逐渐毁坏，那么我们遭受淹没溺死的祸患，难道就能永远免除吗？因此我记载这次修筑的始末，又把这些话附在后面，用来告诫后人。至于周公其他与这次工程无关的德政，就来不及详细叙述了。至于义官中有功劳于这次工程的人，他们的姓名记在碑阴，也不再详述。《重浚广济渠记》沁水从山西流来，到怀庆府济源县王寨里出山，地名叫枋口。嬴秦时，在上游开凿了五条渠道，分流引水来灌溉百姓的田地。年代久远，渐渐淤塞。弘治六年，河内县崇下乡百姓张志上奏请求开通广济渠，用来灌溉济源、河内、温、孟、武陟五地的民田。正德七年，利上乡百姓马荣又上奏请求开通利人渠，用来灌溉本乡田地。利人渠渠口地势平坦，水流顺畅，所以一直得到疏通。广济渠渠口地势高而仰，水流艰难涩滞，所以屡屡淤塞。虽然每年加以疏浚，却始终不能畅通。一遇大旱，名义上是水田的土地全都变成焦土，百姓惶惶不安，却没有地方申诉。正德十五年冬，洪洞韩公来任怀庆太守，整顿纲纪，所有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河内县崇下乡百姓曹刚等于是来告请疏浚河渠。韩公慨然说：‘郡守是这一方百姓和万物的主人，凡是利弊都应当兴革。何况开渠灌田，是百姓衣食的来源，不是一般事情的利弊可以相比的，难道可以坐视不理吗？’只是当时正值严寒，不便有所作为。第二年正月三日，他立即率同僚贰守张公、通府黄公、刘公、推府张公以及河内知县王侯济民等，亲自前往渠口察看适宜的地势，准备大规模征发民夫，另行商议疏浚。到达上下山原之间后，他们往来察看、仔细测量，发现利人渠距离广济渠不到一里，而渠水浩荡有余，于是商议斜着另开一条渠道，把利人渠的水分流引入广济渠。这样两渠的民田都能得到充分灌溉，耗力少而功效加倍。利上乡百姓担心这会减少自己的利益，争论不止。韩公便从容开导他们说：‘渠水有余，即使分出一半流入广济渠，剩下的一半仍足以灌溉，并不会损害这里，却能使那里受益，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做的呢？何况百姓都是我的百姓，假如这样会使你们受损，我又怎么忍心夺取这里的水而给予那里呢？’百姓既已顺服，于是命河内县酌量征发民夫，委托管河老人韩彦、段广督工疏浚。过了一个月工程完成，两条渠道水流贯通，灌溉都很充足。这一年获得大丰收，百姓感念韩公的恩德，踊跃欢呼，远近一致。老人韩彦、段广、张洗、杨纬、义官茹经以及堰长高松、李铠等于是来向我请求文章，准备刻在石上以示长久流传，使人不忘韩公的恩德。我深切认为，贤人君子之所以能够成就一时的功业，固然根本在于有忠诚仁爱的志向，也在于有明辨决断的才干。近来士大夫大多忙于文书和期限考核，对于为百姓兴利除害的政务，很少再留心。有的人或许有这样的志向，却不能明察事理；有的人或许能够决断，却不能解决疑难，往往因此半途而废，不能成功。广济渠最初开通时，上级官员认为劳民伤财，十分为难，当时有通守施公赞助促成此事。利人渠最初开通时，济源百姓担心损害自己的肥沃田地，极力陈说不便，甚至上奏朝廷，连续多年没有停止。当时依靠郡守藏公、节府潘公使事情得到裁决。这样看来，成就一时的功业，本来就很不容易。如今这次河渠的疏浚开凿，如果不是韩公在上面明断，又怎么能够办成呢？从前汉代杜诗修治召信臣旧渠，用来灌溉民田，当时百姓歌唱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史册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作为美谈。韩公又怎么会让古人专美于前呢？柳公的尊父大司徒质庵先生从前曾巡抚河南，对于地方的利弊，大概没有不用心体察的。韩公来任太守时，在家庭教训之间，考虑到的事情无所不及；疏浚河渠，为百姓谋利，大概尤其显著。我担心百姓未必知道这些，所以在文章末尾说出来。《东火乡改正祀典记》

译潞州东火乡宿幕仇时济氏，过去曾和乡人实行蓝田吕氏乡约，就在乡里的东岳庙举行。后来认为东岳不是庶民所能祭祀的神，于是遵照太祖高皇帝关于里社可以祭祀土地谷物之神的诏令，设置五土五谷神的神主，在东岳庙后殿祭祀。祭祀完毕后，就把神主收藏在东岳庙前殿，锁上门不再开启。从此东岳神的祭祀便废止了。不久，时济去世，他的同宗弟弟国宾时茂继承主持乡约事务，偶尔和众人商量说：‘祭祀礼仪有典章，我们祭祀土地谷物之神而不祭祀东岳，在礼法上非常正确。只是东岳神的塑像还在，如今虽然不祭祀，怎么能保证以后不会恢复旧制？我想把它撤掉，以堵塞恢复祭祀的源头，怎么样？’众人都说：‘可以。’还没有实行，时茂便去世了。他的二弟义官时淳认为兄长的志愿不能不完成，又担心礼法未必允许，于是让最小的弟弟医官时闲来到南都，向溪田马子泾、野吕子请教，也向我的两位兄长请教，说：‘东岳就是泰山，位于鲁国境内。按照礼法，诸侯祭祀境内的山川。季氏身为鲁国大夫却祭祀泰山，孔子尚且认为这是不合礼法的祭祀，神明一定不会享用。何况晋地百姓祭祀鲁地的东岳，神明不享用祭品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亵渎神明，法律有固定的禁令。至于祭祀土地谷物之神，则是圣祖所允许的。如今撤掉东岳神像而整治土地谷物之神的祭祀，考察礼法是相合的，考察人情是顺理的，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用这种办法堵塞东岳恢复祭祀的源头，非常好。’我说：‘你的议论是正确的。不过，东岳的祭祀遍布天下，其中的缘故却不能不知道。《博物志》说：“东岳主管召回人的魂魄。”这起初不过是说东岳属木，木对应魂，只是按照五行的类比来说，并没有别的含义。后来立言失去法度，昏昧的人不加考察，于是说人死后魂魄都归于东岳，东岳神将审治人在生时的善恶，并决定降罪赐福。世上被这种说法迷惑的人，往往建立庙宇祭祀，希望求得福佑而免除罪过，所以东岳的庙宇和祭祀遍布天下，这种风气形成也不是一天了。从前汉成帝废除不合典礼的各种祭祀，他的用意非常正确；刘向却说各种祭祀都有神灵，不可废除。成帝晚年没有儿子，被刘向的话迷惑，于是把各种祭祀全部恢复。刘向是大儒，对于鬼神降罪降祸之说尚且有所迷惑，何况其他人呢？东岳治理人死后的魂魄并为之定罪赐福，祭祀它就可以求福免罪，这是世人的迷惑，已经很久了。这种迷惑不消除，即使毁掉庙宇，也会很快重新建立，更何况只是撤掉神像呢？’ 用这种办法堵塞恢复祭祀的源头，恐怕还不能做到。时闲局促不安地说：‘那么应当怎么办？’我说：‘这并不难。事情是否合理，要用道理来裁断。东岳治理人死后的魂魄并为之定罪赐福，绝没有这样的道理。即使确实有这种事，那也是因为接受人的祭祀而从中徇私，这就不过是一个贪赃枉法的官吏罢了。光明昭昭的上帝，难道会容忍它吗？如果确实有岳神，它必然正直无私，就像世间清正严明的官府一样，甚至会厌恶愚民败坏它的名节，并因此加以谴责愤怒，怎么肯享受他们的祭祀而赐福呢？由此看来，说东岳享受人的祭祀并私自决定罪福，确定是没有道理的。从前孔夫子说泰山不会享用不合礼法的祭祀，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只是他的话有所引申而没有明说，所以我现在反复论述它。世上受迷惑的人，这样能解除疑惑了吗？’两位先生说：‘明白了。’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交给时闲，让他回去刻在石上，用来告诉后世的人。《仇氏祭田记》家礼中重大的事情叫作冠、婚、丧、祭。冠礼和婚礼是人道的开始，丧葬是人道的终结。世人尚且知道谨慎办理丧葬，至于祭祀来追念祖先，如果不是好古而知礼的君子，很少有人能留心。祭祀祖先，对上可以尊重根本和始祖，对下可以使宗族和合，大概是人道纲纪中最重要的方面。古代盛世，从天子直到庶民，没有不祭祀先祖的。如果应当祭祀却不祭祀，就会受到重大的羞辱，严厉到这种程度，怎么可以忽视呢？然而牲畜、器皿、衣服等祭品不齐备，就不能举行祭祀。因此后世知礼的君子，有志于祭祀的，有时苦于没有财力；有了财力，又担心家族盛衰无常，子孙没有可以依据、作为世代守护资财的东西。于是设置祭田。事情虽然是出于义理，也大概仿效了古代官员自卿以下必有圭田的制度。有了祭田，又担心子孙贤能与否不一，有人不能永久守护它，于是又制定训诫之辞。唉，他们的考虑长远，对礼法用心，可以说十分辛劳了。上党仇氏制定家规来训诫后代，冠、婚、丧、祭一律遵循古礼。又拨出常年丰收的田地一百五十亩，另行储存田租，专门充作祭祀费用。又告诫子孙永远守护，如有主张把祭田典卖的人，按不孝论处。他们对此难道没有深远的见识吗？宗子森谋想把这些话刻在祠堂右侧的石碑上，以示永久流传，于是请我作文记载。我谨慎地叙述祭礼为何应当受到重视，以及祭田为何设置，用来交付给他。唉，仇氏子孙，希望不要忘记先人的用心啊！田地一段在阳堰，共八十亩；一段在池西，共七十亩。《南湖记》

译桐城钱生君溥，是我的朋友宪长公溥的堂弟。他因为先父水南居士去世，思念不已。考虑到“水南”是父亲所用的号，是亲自为自己命名的。父亲虽然已经去世，水南这个地方却仍然存在。自己的号如果仍然沿用父亲的号，那么游览这个地方时听到这个号，或许可以使我的父亲常存于心吧？只是父子使用同一个号，别人无法分辨，于是自己取号叫“南湖”。这是因为不忍远离父亲，却又不想和父亲混同。近来他来到南都，把其中缘故告诉我。我说：‘孝子侍奉父母，父母活着时竭尽力量，父母去世后竭尽思念。竭尽力量还可以做到，竭尽思念则不是纯厚的孝子不能做到。古代孝子在父母去世后，父母的声音不忘在耳边，容貌不忘在眼前，爱好欲望不忘在心中。所以吃到杯圈之类的饮食器物，就想到父母口中的余味；诵读父母留下的书，就想到父母手上的遗泽；居住在房屋中，就想到父母营造堂屋的辛劳；踏着曾经耕种过的田地，就想到父母播种收获的劳苦。孝子的用心，大概就是这样。如今钱生出生在父亲命号的地方，思念不止，因此把它转为自己的号，可以说父亲去世后仍能竭尽思念了。不孝的人能够做到吗？这已经是孝了，不过生在这里，我恐怕他的孝道还没有充实。’钱生惊惧地说：‘这将怎么办？’我说：‘孝子侍奉父母，供养他们的口体，使他们耳目愉悦；父母去世后，这些都无法再施及了。那么还可以勉力做到的，不就在于顺从父母的心愿吗？立身处世、扬名于世，使父母显耀，哪个父母不以此为愿望而寄托在子女身上呢？也不过是思考并努力做到罢了。’钱生又忧惧地说：‘孝敬父母的道理已经听从您的教诲了，那么对于“南湖”这个号应当怎样呢？’我说：‘人的志向如果有所专注，那么随着所见所闻，没有什么不会引发感触。因此，志在学习草书的人，看见公孙大娘舞剑也会联想到草书；志在养生的人，看庖丁解牛也会联想到养生。何况南湖是父亲过去往来、垂钓游玩的地方，又曾经用来命号呢？如今南湖的水，渊源有根本，会合有德性，照鉴有光明，蓄积有容量，波澜有文采；水气蒸腾成为云雨，恩泽遍及万物，又有救济时世的功用。凡是人子立身扬名、顺遂父母心愿的道理，南湖没有一样不具备。关键只在于是否思考，是否努力罢了。谁说它对孝道没有启发呢？’钱生欣然说：‘太好了！启发了我，请您写下来作为记，希望永远不忘。’我答应了他，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柏斋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柏斋集》卷八 （明）何瑭撰 《温县知县王侯德政记》怀庆所属六县中，温县最小。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因此前后任县令，大多用温和慈惠的办法治理，因循拖延，安于玩忽，风俗更加懒惰偷安。到正德十三年，山东王侯以乡试中举人的身份被选任为知县。到任以来，一切都用严厉果断的办法办理。凡是百姓触犯法律、耽误期限、违背教令的，以及胥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的，全都依法惩治。又派人侦察四境，百姓中有酗酒、赌博、强者欺凌弱者、众人暴虐少数人的，以及光棍、喇虎放火抢劫，成为百姓祸患却无人敢管的，全都逮捕并用重法处治。于是法令清明严肃，贿赂不再流行。善良百姓受到冤屈，有地方申诉；奸恶百姓战战兢兢地害怕刑罚降临自身，看见王侯就像看见雷电鬼神，无法测度，即使在私室中也不敢放肆说一句话，何况敢于大声喧哗、横行霸道来成为普通百姓的祸害呢？纲纪振作以后，于是修缮城墙和护城河，整治桥梁道路，种植榆柳数万株以储备木材，修筑河堤数百步以防洪水，积储粮食数千石以备荒年，创办养济院数十间以收养孤苦无依的人。百姓有耕种却没有牛具的，有婚娶却没有聘礼的，都酌量给予资助。流民从外地回来重新置业的，都酌情免除差役和赋税。有时还捐出俸禄设置粥场来救济饿死的人，尤其留心学校；有空闲时就考察诸生学业的勤惰，评定甲乙等第来进行奖励和惩罚。因为上级提学官很久没有到县里来，于是预先选取民间子弟中优秀的百余人，酌情免除他们户内的差役，让他们学习等待选拔。河内举人范安寄居在温县，王侯也为他树立坊牌，使后来的读书人有所警戒和勉励。政绩声誉传播开来，当道官员交相推荐。到正德十四年，乡试选取王侯为帘内官，他评定文章精确恰当，录取人才很多。于是当道更加知道他的才能，便推荐他足以治理繁剧事务，改任开封府祥符县知县。士人和百姓爱慕他，却无法挽留。于是他们叙述王侯的德政，向我请求文章，将把它刻在坚贞的美石上，以示长久流传。我想，从前子产处在春秋时代，孔夫子称他为有恩惠的人；而他把政事交给太叔时，却说：‘最上等的办法是用德行教化百姓，其次没有比严猛更好的。火势猛烈，百姓望见便畏惧，所以很少有人被烧死；水势柔弱，百姓轻慢而玩弄它，所以死的人很多。’我曾经对这话有所怀疑。如今从王侯的政绩来看，子产的话大概自有他的见识，但也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诗经》说：‘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大概是说，‘岂’意味着用强有力的教化，‘弟’意味着使百姓喜悦安宁，这样百姓才会像尊敬亲近父母一样尊敬亲近他。这样看来，为什么还要用严猛呢？还是说，所谓岂弟君子，大概就是子产所说的最上等的以德行教化百姓的人吧。最上等的境界已经无法见到了。以仁爱为内心，却以严猛施政，像子产教给太叔的那样，如今大概也很难做到。王侯真是贤能啊！王侯名民表，字道立，是山东登州府招远县人。《浙省北新关户部分司题名记》

译财物，是天下的大计。国家的命脉和百姓的生命，全都系于此，所以君子对此尽心。太古时代，上层的用度非常节俭，因此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很简单。中古以来，用度渐渐繁多，所以向百姓征取的办法也渐渐严密。考察《禹贡》《周官》所记载的，大致可以知道。然而在盛世之时，山林川泽的利益和百姓共享，商贾的征税也时常有所减免，百姓还没有受到太大困苦。到了后世，山林川泽的利益全都归于官府，农民的赋税已经不止十分之一；从事商业的人，则既要缴纳货物税，又要计算舟船、车辆和缗钱，可以说连极细微的利益也被征取尽了。百姓的困苦，哪里说得尽呢？议论者多认为商贾的各种税可以废除，宋儒范仲淹却独自认为，上层用度既然不能减少，与其向农民征取，不如向商人征取，这仍然没有失去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这种办法尽善尽美，只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罢了。本朝对于商贾，既征收货物税，又征收舟船税，大概也是仿照近代的办法而实行的。浙江省的货物天下第一，所以四方商贾都聚集到这里。过去，货物税和船税的征收出纳只由有关官府办理。当道官员担心有侵吞克扣的弊端，于是弘治六年开始请求任命户部员外郎或主事来监督，每满一年更换。然而钱财仍然像油脂一样容易沾污人。近来故士中以清廉自守的人，大多把担任这种职务视为嫌疑；稍不谨慎防范，往往就会招致舆论非议。嘉靖二年某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身份奉命来到这里，有人对此感到担忧。潘君忧惧地说：‘财物是天下的大计。假如因为避嫌而不去管理，将要把它交给谁呢？只要处理得有方法罢了。’于是命令税课司局的商税和北新关的船税收入，都存入杭州府库，自己只负责掌管账簿并加以核查。这一年赋税较轻，而税收收入比往年不止多三倍，听到的人都说潘君持守廉洁、革除弊端，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结果，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贤能。潘君听说后，忧愁而不高兴地说：‘这不是我的本意。税收收入的增减，取决于商船的多少。近年北方道路阻塞，商人都聚集在浙江，而这一年江南大饥荒，前来的米商尤其多，所以税收收入最多。如果不察明其中原因，竟把这一年的数额作为标准而一定要达到这个收入，今后就会造成许多祸害。’于是详细上疏说明原因，陈述给当道官员。听到这件事的人认为潘君见识高远、考虑长远，是一般人的情思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更加称赞他贤能。甲申年春天，潘君任期将满，想到古人登高游览的乐趣尚且有时题名留记，以便后人有所感触，何况自己在这里监督任事、经历了许多年月，而任职者的贤能或不贤、得失成败，也不可能没有值得效法和警戒之处；如果姓名不流传，后人将凭什么考察呢？于是查考案牍，询问老吏，得到曾经在这里监督任事的人总共约有若干千人，全部刻在石上，左边空着等待后来的人，并且把不知道的缺列出来。期间请我作文来叙述他的用意。我不是善于作文的人，但对于财用的轻重、本末关系，也颇听闻过君子的议论，所以谨慎地写下这些话交给他。唉，仁人志士，大概也会对此有所感触吧？大概也会对此有所警戒吧？《王屋山天坛玉皇庙记》王屋山，是天下著名的山，位于今河南济源县境内。山的形状像帝王的宫殿，所以叫王屋。王屋山的山顶，就是天坛。图经和地志认为这里是第一洞天，山形胜景、灵迹古迹，图志中都记载完备。世间传说轩辕皇帝曾在这里修炼，紫金岩、御爱松至今还在，所以后世修真之士往往归附于此。大明弘治六年，道士张太素等从山西来到这里，在坛顶结茅为庐。他们有时感叹说：‘山因天坛而得名，玉皇上帝是天神的主宰。三清有宫宇，而玉皇没有殿宇，凭什么竭尽虔诚来安顿神灵呢？这与名山的本来意义太不相称了。’于是谋划建殿，塑造神像，以严肃地表达崇敬奉祀之意。于是铲平险阻，砍除荆棘，开辟数丈土地，筑土作为殿基，高二丈四尺，宽六丈，纵深七丈有余。又担心殿宇久在坛顶必然倾塌，重新修建不容易，于是覆盖铁瓦，铸造铜像，使它长久不动。考定工程始建于弘治十二年正月初一早晨，完成于正德三年九月十五日。铁瓦殿共三楹，铜铸玉帝像一尊，真人、玉女像四尊。两侧廊房为琉璃殿七楹，中间塑天将像。又铸造铜灯、花瓶、钟、镜、香炉、鼎，都极其精巧。这些工程所用的物资和人工，全都出自门徒及四方施主，并没有使用常住寺观的一升米、一文钱。正在修建时，出现了许多光明变化和祥瑞征兆。工程完成后，周溥、周澄兄弟是我的内兄，来请我作文记载。唉！天帝的尊贵，按照礼法只有天子可以祭祀，即使诸侯王也不敢僭越。张太素等是庶民，却崇奉玉皇上帝，可以吗？我凭什么来记载呢？但周氏兄弟的请求又不能推辞。既然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可以有一个说法：天地是人的父母，人是天地的子女；天子只是父母的宗子。古礼中祭祀父母，由宗子主持，支子不能参加。所以传文说‘支子不祭’，是为了明示宗子的地位。这样看来，祭祀天地只能由天子主持，诸侯不敢僭越，这是确定的。然而祭祀父母，虽不能参加仪式，至于孝敬之心，却不因尊卑而有差别。张太素等崇奉玉皇，这难道也可以吗？我听说道家的学问清静淡泊、自在超然，独自与天地万物相往来，不把世事放在心上。张太素等是道士，却急切地崇奉玉皇，劳累筋骨，疲惫精神，难道不顾及这会受到非议吗？还是因为报答根本、返回本源的道理，有不得已的原因呢？张太素等用心的诚挚，门徒奔走办事的劳苦，施主共同成就此事的善行，都不能埋没。因此我为他们作记，并附诗说：‘尊贵光明的上帝，俯察四方；巍峨高大的天坛，安置在天地中央。’坛顶建有殿宇，用来侍奉上帝。是谁建造的？是道士太素。殿宇高大庄严，神像肃穆恭敬。进殿趋行、跪拜叩首，谁敢不恭敬肃穆？只有诚心和敬意，才可以感通上天。上天赐福百姓，延续亿万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重修三官庙记》

译武陟县木栾店东南巷口，旧有一座三官庙，大概是元代所建。国朝永乐初年，庙宇倾塌，遗址还在。正德改元年上元节之夜，市民毛雄、张瑄、郭洎共同商议修复，当时地主李豸也在场，慨然想把这块地捐出，众人认为不可以，于是出资一半价钱买下。地面东西十一丈，南北九丈。修庙之事确定后，于是推举道士郜某，居民曲洪、王聪主持办理。木材、瓦石和工匠费用，居民各自拿出所有来资助。于是建立正殿四楹，中间塑三官像；东面大王殿四楹，西面子孙殿四楹，前门四楹，道院房数楹，钟楼二楹。估计费用白银三千两。庙宇建成至今已经二十多年。鳌山卫教授王先生世代居住在木栾，大概是预先知道修庙事情的人。嘉靖十年春天，他因到府城办事，间隙中把修庙的曲折经过告诉我，于是请我作文记载。王先生是我的厚交，所以不能推辞。于是我对他说：‘修庙的曲折，居民都知道，即使不记载也可以。至于三官之神被世俗荒诞的说法所误解，即使世间奉祀三官的人，也未必知道真相。请允许我加以论述，来消除这种疑惑，可以吗？’三官的名称，古代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张鲁传》。张鲁在蜀地鸡鸣山推行三官教，凡有人有所祈求禳解，就把事情经过写成三份：一份焚烧在山上，说是送达天官；一份埋在山下，说是送达地官；一份沉入水中，说是送达水官。祭祀的日期，便以正月十五作为上元节祭祀天官，以七月十五作为中元节祭祀地官，以十月十五作为下元节祭祀水官。我私下推究其中的意义，大概是天属阳，正月阳气开始发生作用，所以祭祀天官；地属阴，七月阴气开始发生作用，所以祭祀地官；水在冬季十五日最为旺盛，所以在十月初冬祭祀水官。这大概也是古人在冬至阳气产生时祭天、夏至阴气产生时祭地，以及祭祀大河大海的道理。张鲁是张道陵的后代，张道陵出自道家，而道家以老子为宗；老子曾任周代柱下史，熟悉古礼。三官的名称或许是古礼有所传承，只是后世失去了真实含义。不知哪个时代的妄人竟撰造三官经典，说陈氏的女儿嫁给龙，生下三个儿子，都有神通，一个是天官，一个是地官，一个是水官，可以说荒诞到了极点。人们之所以祭祀天官，是认为天官分给我们神气，并且覆盖保护我们；之所以祭祀地官，是认为地官分给我们形体，并且承载我们；之所以祭祀水官，是认为水官分给我们血脉，而且降云生养万物来供养我们。报答根本、追溯源头，都是礼法的正道。若按照世俗荒诞不经的说法，那么祭祀三官就成了淫祀，难道是礼吗？然而按照礼法，天子祭祀天地，即使诸侯也不敢僭越。庶民祭祀天地，可以吗？回答说：这或许也有一个道理。庶民在家中享祭帝王，本来没有这样的礼法；但天子出行时，庶民有时献上瓜果。君子不怪罪他们亵渎，而取其诚心，这是礼法的变通。庶民祭祀天地，大概也类似于此。何况先王制定礼法，尊崇天而亲近地，所以祭祀社神，庶民也可以举行。社本来就是地神。这样看来，乡民祭祀三官，大概也可以说是合理的。至于大王，不清楚究竟是什么神；子孙神大概也是古代郊禖祭祀的遗留。因为它们不是庙宇祭祀的主神，所以略过不论。《重修玄帝庙记》天下的事情，成就于有志向。大到治理国家，小到制作器物、办理事务，有的创立原本没有的事物，有的整治已经毁坏的事物。大概没有无志向却能成事的。郡城东南从前有一座玄帝庙，考察碑记，是唐人谢景修创建的。最初名叫圣水观，后来改为现在的名称。多次经历兵火，国朝天顺、成化年间，都指挥薛分命令耆老聂旺、陆恺等重新修整，庙貌才恢复完整。弘治十年，我在庙中读书，当时只剩前面的玄帝殿和后面的三清殿，其他廊庑全都倾塌而无人修治。庙中住持道士汪玄弼慨然想要修整并扩建它。我虽然赞许他有志向，但估计工程费用很大，担心他不能完成。这一年开始建外门四楹，第二年在前殿右面建圣母殿四楹。正德元年，在后殿前左面建三官殿四楹，右面建四圣殿四楹。正德七年，在前殿左面建帝君殿四楹。正德十一年，又在后殿前面左侧建转廊五楹，用来奉祀先天圣母和南斗星君；右侧建转廊五楹，用来奉祀西王圣母和北斗星君。其次，在三官殿南面建廊四楹，用来奉祀五祖；四圣殿南面修建了四楹廊屋，用来供奉七真。嘉靖六年，又在前殿前面的左右两侧各修建十楹廊庑，用来供奉天将。东道院后面修建四楹殿屋，用来供奉圣父、圣母。其余的真观祠堂以及钟楼、鼓楼也依次修缮完备，屋宇宏丽，光彩照耀远近，真是盛大啊。我私下估算这些木材、砖瓦、丹青、绘塑以及工匠劳役的费用，没有几千两金子不可能供给。奇怪的是，他能做到这样，一定另有办法。后来向人询问，才说：“没有别的办法。自从弼发誓立志修缮扩建庙宇以来，一直穿布衣、吃粗食，不饮酒吃肉，凡是举行醮事所得的钱财，全都用来供应修庙费用，不经营自己的私产。因此，上至亲王，下至百姓，全都一致信服他，有的帮助钱粮，有的帮助木材，有的帮助砖石，像河流汇聚、云彩聚集一样，不约而同地前来。”庙宇能够建成，就是这个道理。我私下感叹，弼不过是一个平民士人，立志不变，尚且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大人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国家的事情，用至诚去实行，以长久的心志坚持下去，那么哪里会有不能成功的呢？为什么这样的人却不多见呢？弼因为我曾经在庙中读书，前来请求我写几句话来记载年月。我赞许他有志向，也为他取得成功而高兴，谨慎地写下这些话还给他，让后人刻在石上，使后人有所考察，如此而已。至于记载典章制度的事情，我实在还没有时间详细考察。怀庆府重修城隍庙记

译城隍的祭祀，古代本来没有，大概是后世根据义理创设的。古代圣王制定礼制，凡是对百姓有功德的，都加以祭祀，起初并不区别功劳大小。因此，承载万物的天地，照临万物的日月星辰，以及兴云降雨、使万物生长的山川社稷，都已经依次列入祭祀典制。至于水防、邮表、畷等一类事物，也不敢遗漏，这大概是仁德达到极致、义理贯彻到底了。城隍用来保护百姓，其功劳不能说不大，只是以前没有享受祭祀。后世把它列入祭祀典制，大概是仿照水防、邮表、畷等祭祀的义理而创设的。它开始于哪个朝代，我还没有来得及考察。近世祭祀城隍，不以牌位为主而用塑像，并且给它加上爵号，穿上章服。我太祖高皇帝登基之初，全面更新礼制，认为高天深地不能用仪仗形制来模拟，流动的水和耸立的山也没有什么可穿章服的；况且百神都受命于天，世间君主所加的爵号，也有不可妄加的，于是下令只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这可以作为万世不变的法则。然而各地祭祀城隍，仍多使用塑像，大概是沿袭前代旧例，还没有来得及改正。我曾经观看城隍庙，见其冠履庄严肃穆，侍卫森严整齐，大体如同镇守地方的大臣。因此百姓都说：府、州、县官是在明处治理百姓的是非赏罚，城隍之神是在幽冥之中治理百姓的善恶祸福。所以百姓祈求福气、消除灾祸，以及有冤屈不能伸张、隐情不能昭白的事情，官府不能处理时，就去向神明申诉；他们不等召唤便自行前来，不加刑罚却自然畏惧，这大概是因为有些事情是官府所不能控制的。唉！圣人借助神道来设置教化，城隍祭祀使用塑像，或许也是同一个道理。怀庆府城隍庙在府衙东南，年久失修，已经倾塌。前任太守曲沃赵公铎想要重修，却没有成功，便离任了。如今的太守郯城周公举认为，奉事神明以引导百姓，是端正礼典的事情，何况前人还留下了未竟的事业呢？于是全部拿出赵公积存的余财，购买木材、瓦片、砖石等物，又另行筹措资金来补充，命正术宋奎主持工程。百姓看见工程兴起，也各自拿出所有来帮助。工程开始于正德十二年夏四月庚子日，完工于十二年秋八月甲辰日。新建大门四楹、二门四楹；正殿两廊屋顶瓦片脱落的地方予以补修，丹彩剥落模糊的地方重新鲜明。庙宇的规制更加严整，人们进庙拜谒神明时也更加恭敬而畏惧。乡老张让、李雄、许亨、张贵、郭锐，以及道士贺玄清、王静宣等人认为这项工程不能没有记述，于是来请求我写文记载，所以我先说明祭祀神明、整治礼秩的道理，再把修庙的年月日附在后面。把这些事情昭示给后人。白斋张先生修建碑记 山西白斋张先生于弘治六年癸丑冬天来到天坛游览，喜爱这里的山水，于是筑庐隐居。到弘治十一年戊午，便在坛顶发心募捐，修建玉皇殿三间，面向南方。又在殿前修建天将殿，左边三间，右边四间，面向东西。到了正德改元丙寅年，才完成工程。正德四年己巳，奉郑懿王令旨，受召修建本府玉清宫的虚皇阁。工程完成后，又回到天坛隐居。正德十年乙亥，省城周府胙城王孙、辅国将军因患病到天坛祈祷，得到感应，便派使者带着书信和礼物，命先生大规模修缮天坛顶上的三清殿：铁瓦铜脊五间；元君殿、王母殿各三间，都面向南方；左右排列南斗殿、北斗殿各五间，面向东西。中间修建轩辕授道三级瑶台一座，台下又修建玄帝殿、三官殿、救苦殿各三间，四圣殿一间，左右云堂共六间，面向东西。各殿共铸造、塑造圣像一百三十四尊。坛丁道院又修建仙官殿三间、廊庑二十间，以及道院门徒居住的方丈房四十多间。到第二年工程完成。嘉靖四年乙酉，本府孟县善士耿埙等人请先生下山，到郡城北面的沁河上修建石桥。工程还没有完成，先生就去世了。他的门徒薛清濴、冯清善等人担心老师修建的功业久而湮没，于是前来请求说：“先师从前修建玉皇殿，您幸蒙赐文，现已刻在石上了。后来修建虚皇阁及三清等殿，还没有碑记，希望您赐下一篇文章，使先师的功业和德行长久而更加彰显。”我的朋友任遐龄、宋文祥也帮助他们来请求，宋文祥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告诉了我。既然无法推辞，于是为他们说：“我听说道家的教义以性命为宗旨，以精神为根本。即使是治理天下国家，也还认为只是尘土和枝余，那么修建庙宇一类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白斋先生却在这件事上耗尽心思和力量，为什么呢？他的门徒又急切地想借此求得不朽，难道也有什么用意吗？或者我又听太上说过：‘有，是用来谋利的；无，是用来发挥作用的。’所谓‘有’，就是治理天下国家以及修建庙宇之类的事情，是道的末端；所谓‘无’，就是性命和精神，是道的根本。没有根本便不能立，没有末端便不能彰显。观察天道，必然要通过日月星辰的文采来表现；观察地道，必然要通过山川草木的形态来表现；观察人道，必然要通过治理太平和兴建事业的功用来表现，这就是这个道理。” 白斋勤劳于修建，门徒急切地求作碑记，正是因为他们对此有所领会吧！于是我编次叙述这件事，并把这些话附在后面。唉！有道之士，对这些话也会有所感悟吗？这就是记。汉孝子郭、丁二公碑记

译人的行为有过度之处，却不妨害教化，这是众人感到惊异而君子却取法的地方。道贵在中正，愚笨不肖的人既不能达到，贤能聪明的人又往往过于偏激，因此能够合乎中正是很难的。然而君子说：“与其达不到，不如超过一些。”这是因为减损过度来趋于中正容易，勉强使达不到的人达到中正却困难，所以这样说。汉代孝子郭巨、丁兰的行为，大概就是所谓贤能却过度的行为吧？孝子的事迹记载在史书传记中，天下后世评论他们的人，有的认为郭巨是担心幼子分掉母亲的甘美食物，固然是孝顺，但难道没有其他处置办法吗？何至于要把孩子埋掉？丁兰刻木为母亲塑像来侍奉，礼数周全，固然是孝顺；但邻人侮辱他的母亲像，虽说值得愤怒，难道就立即把邻人杀掉吗？假如没有得到黄金，他难道就会把自己的儿子埋掉吗？母亲疼爱孙子，一定会啼哭悲伤，即使甘美食物摆满面前，也必定无法下咽。只供养双亲的口腹身体，却不能顺从他们的心愿，孝子的道理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假如木像没有流泪这一异常现象，主管官吏又不体察实情、宽免死罪，那么丁兰就会和邻人以命相抵了。即使母亲还活着，只是受到别人侮辱，如果不至于用死来报仇，也应当权衡轻重来处置，为什么要因一时愤怒而使双亲断绝后代呢？况且后世侍奉双亲的人，难道一定要杀掉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然后才算孝顺吗？既然不能把这种做法作为常法，难道可以把它作为教化吗？这两个人的行为确实过分了。君子却说：“评论一个人，应当先观察他的内心；如果内心可取，那么行为虽过度、不合于道，也没有大的害处。”为什么呢？能举起百钧重物的人，举起一根羽毛自然不难；眼力明察秋毫末端的人，看见一车柴薪当然绰绰有余。按照礼制，子女侍奉双亲，衣服饮食之类，凡是用来供养双亲身体、使其心志快乐的事情，无不做到，起初并不因妻子儿女而懈怠。所以喜爱钱财、偏爱妻子儿女、不顾父母供养的人，世人称之为不孝。大孝是使父母显赫，其次是不使父母蒙受羞辱；所以放纵耳目欲望而使父母蒙受耻辱，世人也称之为不孝。两人的行为虽未合乎中正之道，但推究他们的内心，那么礼所说的孝，他们都能充分做到；世人所说的不孝，大概断然不会有。论说道理，贵在中正，不贵在过度；取舍人物，则应当先看内心，之后再看行为。两人的内心，哪里是平庸众人所能达到的呢？连杀死自己的孩子和自己都不顾惜，那么凡是能够向双亲表达爱敬的事情，他们自然没有什么感情不肯用尽了。世上侍奉双亲的人，假如能够体会这两人的心意，并用合乎礼的方式去实行，那么孝道就在这里了。这对教化有什么妨害呢？○论 均徭私论 有人问：近来各主管官员审定编排均徭，以田土为主要依据，这种办法怎么样？我说：这不是祖宗的法令，大概是世俗流传下来的错误。祖宗的法令，都具载于《诸司职掌》。户部田土条下说：‘凡各州县田土，必须开列各户有多少，以及田段的四至；属于官田的，依照官田的则例征收科税，属于民田的，依照民田的则例征收，务必编入黄册，以凭据征收税粮。如有出卖，买主听任增收，卖主立即办理过割，不许洒派诡寄，违犯者律法有固定的惩处。’

译户口条下说：‘凡各地户口，每十年由各布政司、府、州、县共同编造黄册，编排里甲，分别列出上、中、下三等人户，遇到差役时以此作为点派差役的依据。’ 赋役条下说：‘凡各地主管官员，每十年编造一次黄册，分别列出上、中、下三等人户，又分别列出军户、民户、匠户等户籍；除了排年里甲依次充当差役外，各种大小杂泛差役，都按照所分的上、中、下三等人户点派。’由此看来，田土负责缴纳税粮，户口负责承担差徭，二者并不混同，这是很清楚的。如今却按照田土派差，这难道是祖宗的法令吗？有人说：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大概是因为贫富不同。贫富难以查明，田土多的必然富，田土少的必然贫，所以照田土编排差役，大概是法令之外的意思，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说：户分上、中、下三等，是综合比较田地、房屋、财产、牲畜来确定的，并不专指田土。如果专指田土，那么只适用于农民，工商业者以及放债囤积货物的人就都不包括在内了。古人立法是厚待农业、抑制工商业，今人立法却厚待工商业、抑制农业，哪里是懂得治理之道的人呢？况且差役以人丁为主，根据上、中、下三等比较其贫富，以此决定差役的轻重，这才是法令的本意。如今舍弃人丁而只论田土，大概失去了根本，难道可以吗？有人说：田土不应当征派差役，祖宗的法令本来如此。近来听说外县有寄庄人户以自己不应承担差役为由向上申诉，巡抚批示说：‘种田却不承担差役，有违租庸调法令，应当按照田地认定差役。’这样看来，按田地派差，虽然不是国家法令，或许是古法吗？我说：这是巡抚没有考察清楚而错误批示。唐代法令规定，有田就有租，这就是本朝田土缴纳税粮的意思；有身体劳力就有庸，这就是本朝户丁承担差役的意思；有户籍就有调，这就是本朝农桑缴纳丝绢的意思。种田却不纳粮，说它违背租庸调法令，是可以的；种田却不承担差役，说它违背租庸调法令，则不可以。如果田土既缴纳税粮，又承担差役，那么有田的人不仅有租，又有庸，而有劳力的人反而没有差役可服，这不是错误得太厉害了吗？有人说：按田土派差，唐代法令显然不是这样。或者是先王的法令吗？我说：先王法令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考察了。但孟子说：‘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有布缕之征。粟米取自田土，就是租法；力役取自人的劳力，就是庸法；布缕取自园圃宅地，就是调法。’由此看来，按田土征派差役，既不是古法，也不是国法，而主管官员竟有这样的做法，不是很荒谬吗？有人问：主管官员为什么会有这种做法？我说：这是周文襄开创错误先例的过失。宣德年间，周文襄巡抚南畿，担心民间解运的税粮不足，于是在税粮正数之外额外增加耗米来补足；除办理应纳税粮之外多出的部分，称为余米。他又担心百姓因加耗太多而怨恨自己，于是下令民间户丁的差役以及各种料物摊派，都从余米中支取，这不过是朝三暮四的手段。本传说，小民虽然多交了耗米，但耗米之外再没有其他科差的困扰，深感便利，东南地区多遵循采用这种办法。后来又从按税粮征收变成按田亩征收，所以东南有‘田差粮差’的说法。南方士人在西北做官后逐渐推广这种办法，因此西北近年也有按田土派差的说法。这大概是没有考察祖宗法令，却被世俗传说迷惑的结果。有人说：文襄的办法虽然不是国家法令，既然百姓认为方便，采用它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必拘泥于旧法呢？我说：百姓认为方便，也只是根据文人的传述而言，实际并不是这样。差役本来出自户丁，士、农、工、商各家，除依例应当优免的以外，其余户丁大概没有不承担差役的。如今只令从耗米中征取差役费用，这就使士人、工匠、商人的差役都由农民独自代为承担了，难道是公平的办法吗？何况驿递所需的马、牛、车、船等役，都出自田土税粮，农民已经受到偏重的负担，为什么还要用杂差再次加重他们呢？如今议论的人都知道东南百姓困于税粮、西北百姓困于差役，却不知道东南之所以困于税粮，是因为差役也出自税粮；西北之所以困于差役，是因为既有丁差，又有粮差。由此看来，周文襄轻率改变祖宗法令，开创了加重百姓负担的端绪，他的罪责怎么能逃脱呢？有人说：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寄庄人户不承担差役，岂不是都侥幸免除了？我说：这是主管官员不懂得守法的过错。假使主管官员知道遵守祖宗法令，在审定三等户则时，不论士、农、工、商，凡是田土、财产资本、店铺房屋、牲畜较多的，都定为上等，派给较重的差役，那么寄庄人户即使买了别州县的田地，也难以逃脱本县差役，哪里有什么侥幸免除呢？如今只是因为不遵守祖宗法令，审编均徭时舍弃户丁而计算田土，所以寄庄人户才有逃避差役的弊端。想革除这个弊端，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寻求办法呢？有人说：祖宗差役的法令，如今还有实行的吗？我说：北畿州县审编均徭，起初只审定三等九则的户门，并不注明应出差银的多少。审定户则以后，再总计三等人户，除去应当服役和享受优免的户丁，应该承担差役的共有多少丁；然后计算本州县银差、力差共需银若干两，才命令三等九则户的户丁按等级出银，只求足够供应银差、力差而已。这大概是遵循祖宗法令而又通达变化的办法。祖宗的法令只是令按照三等户则点派差役，但差役少而人丁多，役力用不完；点派差役时，未被派差的人侥幸免除，被实际派到的人却负担偏重。如今改为让所有人丁都出银，差役较重的由多人合力承担，于是人丁没有不承担差役的了。这大概是均徭的好办法。河南旧例审编均徭，虽然没有以田地为主，也没有以人丁为主，人丁差银的增减听凭审官的意思，多少没有固定法则，少的也有三五两，多的有十多两，甚至有达到四五十两的。人丁多的户出银多，并不算过分；但单丁户出银多，那么一次差役用不完，必须分成数次差役，这就是一个人丁而承担数次差役。

译难道是按照户等点派差役的办法吗？只是上下各级官员习惯于所听闻和所见到的做法，没有察觉罢了。近来听说巡抚吴公所定的均徭则例，每一顷地出银四钱，每一丁上上户出银一两二钱，其余各项依次按照户则出银，数额各不相同。如果该县银差多而差役少，就逐级减银；银差少而差役多，就逐级增加。与旧法相比，颇有一定的规矩，但使农民承担偏重负担，仍不够完善。必须改用北直隶的办法，对上不违背祖宗法令，对下又没有偏重负担，才算完善。这大概是有识之士所深切希望的。有人说：如今的富家，有的田地连绵相接，有的财产积累达到数万，和小民相比，哪里只是十倍百倍？如果只按照三等户则计算人丁来派差，那么人丁多的出银固然多，人丁少的出银却很少，岂不是让富家侥幸免除负担吗？我说：古人为国家把财富藏在百姓之中，因为富裕百姓可以供官府缓急之需，可以救济贫困小民，可以应付年岁的灾荒以及突然发生的战争，这正是国家赖以建立的东西。平时只让他们按照上户承担较重差役，这样就足够了。实在不得已时，依照北畿的事例，上户人丁少的酌量多出一些门银，也可以。哪里一定要把他们所有的财产全都取尽，使他们仅仅和贫困小民相差不多，然后才觉得痛快呢？唉！适时实行薄税轻敛，是先圣的格言；不损害百姓生计、保障百姓生活，是后世贤人的深切忧虑。为什么如今在位的人却不思考呢？有人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谋划那个职位上的政务。您是隐居林下的人，却喋喋不休地说这么多话，恐怕会被当权者厌恶吧？我说：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是大舜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就高兴，是子路之所以贤能的地方。我用圣贤的标准来期望别人，又痛心小民受到伤害，所以私下议论这件事。这大概是遵循《庶人传言》的训诫而这样做，也希望当权者或许能够听到并改正。如果以错误为耻而反而坚持错误，听到劝谏就发怒，那就是小人。当权的各位公卿，你们想做圣贤，还是想做小人？一定要有所选择了。于是写成《均徭私论》。均粮私论

译有人问：“丈量田地、平均粮额的办法怎么样？”我说：“这是朝廷仁爱百姓的政策，只是其中曲折复杂，各有利弊；实行时如果不得其道，反而会危害百姓，这一点不可不知。”有人问其中的原因，我说：“田地有上、中、下之分，粮额就有轻重，这是自然的道理。《禹贡》把田地分为九等，税粮轻重往往以此为依据，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天下的田地我不能全都知道，河内的田地，我却颇为了解。上田每年每亩收成不少于两石，多的可达到三四石；下田每年每亩收成不到一石，少的只有三四斗。大体说来，上田一亩的收成相当于下田五亩。国初制定粮额时，失于没有分别，一概规定每亩粮八升五合。后来官府因为下田人户缴纳不及时，便商议下令：起运的重粮多派给上田所在的里，存留的轻粮多派给下田所在的里，这也是取多补少、按照物力公平施行的意思。虽然还没有完全合宜，但百姓的困苦也稍稍缓解了。近年上级官府担心里书挪移作弊，于是不分起运、存留，全部总定一个价格，使上田、下田无从分别。虽然说这样可以杜绝里书的弊端，但下田百姓已经承受不住这种祸害了。” 然而，按地摊派的办法每年还会变化，百姓所受的祸害有时还能够解除。如果丈量田地、平均粮额，起初不审定上田、下田，一概平均摊派，粮额一经确定便不能再改变，那么下田所受的祸害，就有无法说尽的了。田地有上、下之分，所以税粮有轻、重；犯罪有大小之分，所以所受刑罚有轻、重，道理是一样的。犯大罪的人，即使处以绞刑、斩刑，也不算苛刻；犯小罪的人，即使只受笞杖，也不算宽纵，因为各自得到了合宜的处置。有人担心吏书玩弄文字，于是一概定为徒刑、流刑，认为这样可以杜绝弊端，却没有想到本应绞斩而只得徒流的人固然是幸运，本应笞杖而被处徒流的人，难道不冤枉吗？如今不论田地上下，一概平均征粮，和这有什么区别？我曾经把这件事同巡抚徐公讨论，徐公深以为然，所以命令丈量田地，分为三等，平均粮额起初都以中田为标准，下田略微减少，上田略微增加，并把下田减少的数额作为上田增加的数额，这也就是所谓按照物力公平施行的意思。听说近来议论不许把田地分为三等，大概也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其他县的田地上下差别不大，还可以这样说；河内的田地如果果真不分上下，一概平均征粮，那么这种做法名义上叫平均粮额，实际上却是最不公平的。这是利害关系中最大的一项。听说还有可以议论的事情。偶尔看见巡抚公文说，除去河路之外，大概是说河路不是可以耕种的田地，所以除去它。但承办的官吏不明白其中意思，竟命令只除去丹河、沁河新开河道中引水浇田的部分，却不除去河身所占的田地，反而都让两岸的民田包纳税粮。有人问其中原因，他们说：引水浇田的人户得到了利益，所以不应当除去。我私下认为，引水浇田的利益是大家共同享有的，并不只是两岸有田的百姓独自享有；却让他们包纳税粮，年年没有停止，这是什么道理？所谓路，只除去驿递大路，其余供人通行的古路都不得除去，其中的税粮也让道路两旁的民田包纳。我私下认为，民田位于道路两旁，人和牲畜来往践踏，本来已经受到很多损害；古路供众人往来，和驿递大路没有区别，却又让他们包纳税粮，这是什么道理？至于田地中的坟墓，虽然上级官府没有明文规定，我私下认为，丈量田地、平均粮额，也不过是丈量实际耕种的田地，按实际拥有的田地征粮罢了。坟墓不是可以耕种的田地，不应征收粮额，本来是不待多说的。如今却命令坟墓不除，有主的按照地数平均征粮，无主的听任百姓向官府缴银，把坟墓平治成田地，再照数平均征粮。我私下认为，先王有掩埋尸骨的命令，本朝有设置漏泽园的制度；而把别人的坟墓平治为田园，律法有明文禁止。这本是朝廷恩及死者的仁政，却一概不顾，只说‘我将用它来平均粮额’。却不知道平均粮额的最初本意果真是这样吗？这三项也是利害关系中的大端。小民受到伤害却不敢说，我们又因为不在官位而难以公开发言，所以私下议论，希望能够传到当权的仁人君子那里，或许有人能处理这件事。变法本来是为了利民，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当权的仁人君子不知道，还可以有所推诿，知道了却不替百姓处理一件，难道忍心吗？不过这不是我的职事，也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了。有人疑惑田地的上下难以确定，我说：这并不难。某乡的田地属于上等，某乡的田地属于下等，县中百姓没有不知道的。如今应当命令丈量土地，把负责丈量的官员派到各区所丈量的田地下方，明确写出水田、旱田以及位于某个地方；然后集合县里的里老，当堂会同审定：某处属于水田，分为上、中、下哪一等；某处属于旱地，分为上、中、下哪一等，各自亲笔填写在下面审定。确定水田为上等以后，就把它统一定作上地；中等田则定为与上地五分、与中地五分；下等田则定为与上地三分、与中地七分。旱地上等，则定为与中地七分、与下地三分；中等，则定为与中地五分、与下地五分；下等，则定为与中地三分、与下地七分。田地的等级比例确定以后，再斟酌增减，平均征收粮额，自然人心能够信服，事情也就成功了。田地上下如果不由官府亲自审定，而交给里书办理，那么弊端既多，百姓也不会信服，事情难道能够推行吗？变法本来是为了利民，处置不周详，反而会给百姓带来祸害。当权的仁人君子，难道也可以避开一时的劳苦，而不替这些百姓谋划长久的利益吗？与杨邃庵论兵五篇 论赏

译用兵的办法，没有奖赏就无法劝勉功劳，因此国家立法规定，凡是战胜杀敌的，都计算首级来行赏、升官。但这种办法可以施用于小规模的敌人，却不能施用于大敌。两军接战，兵器交锋，即使有杀伤，哪里有闲暇砍取首级？即使贼众被我军打得大败，如果专门务求斩取首级，那么奸恶的贼首必然会从容逃走；即使斩首很多，动乱最终也不会平息。何况挥刀虽出自一个人，取得胜利实际上依靠众人的力量。如今有首级才论功，无首级的完全不予记录，这也不是使众人合力同心的办法。而且其中隐藏着危机：如果贼人知道以首级诱使士兵争功的办法，那么军队被击破、将领被杀，祸机都可能由此产生，这尤其不可不加考虑。如今应当另立赏格，战胜以后，总计首级的多少，依次确定奖赏：将领为一等，首先登城陷阵者为一等，众人为一等。其中有显著建立奇功、人人都看得见的，另行奖赏，不受赏格限制。这样一来，接战的机会和劝勉功劳的办法就两不相悖了。论罚 当时朝廷讨论，对于使军队失败、贻误军机的将官，只命令记过，等事情平定以后再来处理。我认为奖赏和惩罚应当迅速，或许这样将士才会畏惧法令、听命作战。我想拟定的办法是立即先革去职务，令其戴罪杀敌；有了功劳，才允许恢复职务。话很多，不能全部记录。论术 朝廷议论说，凡是强贼，除了首恶不赦免以外，其余贼人只要滚鞍下马投降，便一律免罪。这固然是古法，但时势不同，反而能够坏事。大概是我军声威已经振作、贼人的生路已经断绝，担心他们拼死拒战；即使能够剿灭，官军也会有所伤亡，所以才发布诛杀首恶、赦免胁从的命令。一方面是为他们打开内部溃散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是保全我方好生的仁德。如今我军正疲弱不振，贼势正猖狂放纵，却先把这道命令向外宣布，使奸恶之徒和穷困百姓无所畏惧，流贼所到之处，跟从的人就像归家一样。其心意大概是认为，如今跟随贼人可以靠抢掠来养活自己，贼势如果上升，便可以图谋不轨；贼势如果衰退，也可以投降而不死。这样看来，这道命令不仅不能瓦解贼党的势力，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党羽。命令既已发布，不能收回；如今应当再发布一道命令：凡四方英雄豪杰，都允许假装投奔贼中，有的传递消息，有的临阵为我军作内应，使他们从贼军阵中杀起来，那么贼众自然会惊慌溃败。这些人的衣帽必须与众不同，使我军能够辨认而不误杀。如果能够乘机擒获或斩杀贼首，就重重加以升赏。这样一来，贼首必然疑惧，不敢大量收纳奸恶穷民，而他的党羽也会一天比一天孤立。论倡 朝廷议论说，庸碌之人加入贼党不足为虑，奸雄加入贼党才值得忧虑。应当下令天下各有司官员，把辖区内的豪杰笼络到朝廷这边来，希望他们不被贼人利用。但想到只有豪杰才认识豪杰，如今有司中称得上豪杰的人很少，他们哪里能够辨认谁是豪杰并把他笼络过来呢？况且这道命令又不能公开宣布，因为恐怕会挫伤忠义之心，助长奸雄的气势。如今应当另立一法，晓谕天下：朝廷一百五十年来抚养百姓，恩德十分深厚。如今流贼只是因为承平日久、百姓不知道战争，才纠合奸邪，杀害良民，扰乱天下，实在可恶。你们这些豪杰之士，固然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抵抗，坐等受害，难道不是错误吗？应当命令天下，不论官民、师生、军民等人，凡是具有英雄才干的，都可以自行组织乡里，演习武艺。贼势小，就自行擒捕；贼势大，就帮助官军夹击；有了功劳，与官军一同升赏。这样一来，人人都能够作战，各处都有兵力，流贼的势力自然减弱，而笼络豪杰的办法也就在其中了。论权 朝廷命令官员领兵剿捕流贼，这是通常的办法。但事情没有统一的统辖，贼在直隶，山东的官员便不管；贼在山东，河南的官员便不管。盗贼即使有失败的时候，也能够向东向西逃躲，终究难以捕尽消灭。如今必须设置一名总制官员，令他随着贼人的去向行动，随即督促当地官员，调拨军士，按照方便的办法剿捕，那么盗贼的去路自然会穷尽，平定之日也就有了希望。《柏斋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柏斋集》卷九 （明）何瑭 撰 ○说 南京司礼监太监何公，字廷贵，说：

译嘉靖乙酉年季冬朔日，我凭关文领取制帛来到南京司礼监，当时太监何公正掌管监务。相见时，他的礼仪风度十分闲雅，公事办完后，我便到他的住处拜访，他待我情意十分亲切融洽。今年季冬朔日，我又凭关文领取制帛来到监中，何公的礼意更加勤恳。回去以后，何公便写亲笔信教导我，大意说：“我的名是绶，考察训诂，绶就是组。《礼记》说：‘绶组，天子用玄色，公侯用朱色，大夫用纯色，世子用綦色，士用缊色。’这是佩玉所用的丝带。应劭《汉官仪》说：‘绶长一丈二尺，以法十二个月；宽三寸，以法天地人。’这是佩印所用的丝带。字是用来表明名的，人道的常理，希望您替我考虑一下。”我私下思考，天子的尊贵至高无上；从公侯直到士，虽然名位不同，却都是人臣中尊贵的人。古代尊贵的人佩玉，而印不是平民所能使用的，所以佩印也是尊贵的标志。绶用于佩玉、佩印虽然不同，但都是尊贵之人的装饰。如此说来，公的字应当叫“廷贵”。古人佩玉、佩印，并不只是把它当作身体上的装饰，因为君子用玉来比拟德行，触及玉的外表便会触动内心，于是爱好德行的心便油然而生。佩戴在身上，大概是不愿片刻离开的。政令要上下通达，没有印信便不能取信；把印佩戴在身上，是表示不忘记这一点。以德为本体，以政为作用，君子因此能够在天下后世显得尊贵的地方很多，难道只是因为名位尊贵吗？何公应当知道自己该把心思用在什么地方了。我太祖高皇帝效法古制设置官职，内设监局衙门掌管内政，外设文武衙门掌管外政，体统彼此维系，内外相互配合，圣明的谋划实在宏大深远。司礼监每天侍奉天子，掌管御前一切文书，大概正是所谓辅养君德、主管政务根本的机构，一切都要有所依赖；它比各衙门更加关键，不是老成练达的人不能入选。公在这里任职已经有些日子，那么对于资助德行、资助政事的事情，难道会不知道该怎样用心吗？世上的议论者谈到内臣、外臣，往往各有偏向。我私下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可贵或可贱，只在于他是君子还是小人。侍奉君主忠诚，面对百姓仁慈，处理事情公正，就是君子；侍奉君主不忠，面对百姓不仁，处理事情不公，就是小人。内臣未必没有君子，外臣未必没有小人，议论者只需在这一点上加以辨别罢了。内臣、外臣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古人中，像巷伯那样憎恶邪恶，寺人披那样侍奉君主，吕强那样清廉正直，张承业那样忠诚仗义，都是内臣中可尊贵的人，即使是著名的公卿，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何公明达而温雅，具有君子的资质，在修养德行、辅佐政事这两方面，都应当更加用心。难道古人就不可赶上吗？在天下获得尊贵，在后世获得尊贵，我对何公是有所期待的。何公还请记住这些话！都指挥景公字汝忠说 都指挥景公绍宗承袭职务，到任已经多年了。我的同学锺大化等人共同商议说：“《春秋》的书法，王朝大夫通常记字，士才记名。景公身居方面大员的地位，如果按照古代大夫的身份只写名而不写字，可以吗？为什么不设法替他改取一个字呢？”于是相约来询问我。何瑭私下认为，古人取字没有不含有意义的。由取字为子路，是因为“路”是人所由行的道路；赐取字为子贡，是因为上面有赐予，下面就应当有贡纳来报答。公名绍宗，难道不是以继承祖宗事业为意义吗？子孙对于祖宗所应继承的事情，本来不可能只用一端说尽，然而其中必定有最重要的。举出最重要的，其他方面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公的祖宗辅佐我大明，平定天下，以至于获得爵位，并延及后人，难道会没有根本吗？有的出谋划策、决断军事来建立功勋，有的拔取敌旗、斩杀敌将来击破敌人。公的祖父又死于国难，大概无不是竭尽忠诚来侍奉所事之君。那么公所应当继承的东西，哪里有比忠更重要的呢？应当取字为“汝忠”。一个臣子把忠于君主存于心中，那么侍奉上级必定恭敬，安抚下属必定仁慈，处理事情必定公正，临阵作战必定勇敢；凡是用来增光前代功业、进一步承受上天恩宠的事情，大概没有一件不会有利。公还要记住这些话啊！我年老潦倒，厌倦多谈，话就说到这里。公还要努力。这是赠言。张克已修已字说 张本善先生的长子叫克已，次子叫修已，都已经行冠礼、成为成年人了。克已谨慎周密，口中没有妄言，行动没有妄动，循循然很有规矩；修已则刚强果断、明辨决断，事情来到面前能够穷究其理，事情发生时能够应对；他厌恶酒对事务的妨害，整整五年滴酒不饮。虽然二人的德性不同，但都是能够继承家业的好儿子，亲友们都爱重他们。于是给克已取字为宗元，给修已取字为宗道，请我说明其中的意义。我认为，天的德性没有比“元”更大的；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仁”。孔子说过：“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给克已取字宗元，是在探求仁的根本。人没有不想修养自己的，然而往往被感情触动、顺从外物，不能善始善终。孔子说过：“修养自己要以敬为本。”给修已取字宗道，是指出他应当归向的方向。唉！你们二人要记住啊！从家庭骨肉之间的相处，一直到衡量事务、治理万物的时候，视听都遵循礼，言语行动都遵循礼，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能克制自己，天德的“元”也就在自身了。大的方面是人伦，小的方面是事物的道理，都要务必做到所知没有不明白，处理没有不恰当；亲爱而合乎义，遵守次序、辨别名分、讲求诚信，不放纵自己而越出规矩准绳之外；凡是可能败坏品德、败坏家业的事，一丝一毫也不做，像古代圣人厌恶美酒那样。这样，道就没有不能实行的，而修养自己的功夫也就尽了。唉！天理的精微，在天叫作“元”，在人叫作“仁”；遵循仁而行动，就叫作“道”。它们同出一源而名称不同，就像兄弟同是一气所生而形貌不同一样，大概极其相似。你们二人要记住啊！这样才差不多不会辜负父亲给你们命名的心意和亲友给你们取字的期望。谢玘字说

译我的姻亲周彦实来请求我说：“朋友谢玘还没有字，在称呼上很不方便，希望您为他写一篇说明。”我想，幼年由父亲命名，成年由朋友取字，这是古代的礼制。谢君尚未有字，而彦实替他来请求，是合乎礼的。然而古今人的名和字往往都有意义，有的用来劝勉，有的用来警戒，使听到它、记在心里的人有所感发，并不只是为了称呼方便。我私下听说，玘是美玉。美玉温润而有光泽，纹理细密而坚实，垂挂时像下坠的样子，敲击它，声音清脆悠长。温润有光泽，是仁；纹理细密而坚实，是义；垂挂如坠，是礼；敲击声音清脆悠长，是乐。仁、义、礼、乐，是德性中美好的方面。古代君子佩戴玉，大概是要用它来比拟德性。那么谢君应当取字“宗德”。“宗德”这个字由亲友口中呼唤，进入谢君耳中，难道不会有所感发吗？对上孝敬父母，对下友爱兄弟，对外和睦姻亲乡党，仁的德性就修养成了；言语行为一定谨慎，取舍不苟且，从内心直到外在行为，无处不是这样，义的德性就修养成了；不凭财势向人骄傲，不以自己的善行自我夸耀，谦逊恭敬、兢兢业业，长久而不懈怠，礼的德性就修养成了；内心和顺，外表和顺，应对事务、接待他人，和蔼如春日的温暖，没有违逆和冲突，乐的德性就修养成了。德性在自身成就，声名在人们中间显著，那么谢玘就是玉中最美的玉，谢君也就是人中的美玉，难道不美吗？否则，如果内里只是石头而外表像玉，我恐怕优秀的商人也会把它扔掉。“宗德”这个字，要记住啊！范汝谦字说 同学王廷相来拜访我说：“学生范汝谦，字子仁，是侍御的儿子，也是我的女婿。他已经行冠礼了。今年提学副使敖公考他的文章，列入优等，升补为增广生。亲友聚会相见时，还都直呼他的名，没有字，礼上似乎不妥，希望您教导他。”我素来与廷相、子仁交往，所以不能推辞。伏羲创作《易经》，有“地中有山”的卦，命名为“谦”。文王为它系辞说：“谦，亨通；君子有好的结局，吉祥。”大地之中有山，为什么称为谦呢？山是万物中高的，地是万物中低的；以高而处于低下之中，这就是谦的含义。名位卑微、德性迟钝，退处在众人之下，本来就是他的处境，这还不足以称为谦。名位已经很高，德性已经敏达，众人都仰望而畏惧他，却仍不骄傲、不自负，谦卑自守，如果不是极盛的德性，谁能做到？这才是所谓的谦。这就是伏羲取象、文王系辞的原因。御史是朝廷的重要官职，天下的公论都在这里。言及皇帝，天子也会动容；言及朝廷，宰相便等待治罪；下至百官的贤能与否、各种政务的采纳与违背，无不由此而定。所以说它是朝廷的重要官职。范生又是侍御的儿子，所凭借的条件很优厚。他刚满弱冠，学业兴盛，受到同辈佩服，也为当权者所看重。德性又敏达，这两点正是骄傲自负的根源，也是众人共同嫉妒他的地方。要始终保持谦逊，实在困难。子仁给他取名汝谦，其中教诲他的意义很深。大舜称赞禹说：“你只是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能；你只是不自我夸耀，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功。”孔子也说：“假如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和美德，却又骄傲吝啬，那么其余的便不值得看了。”禹和周公都是大圣人，百揆、冢宰都是重要官职，却都以谦逊自持，何况其他人呢？他们当时被称为圣人，直到今天声誉仍不衰，这就是所谓“有终”，大概正是这样。因此范生的字应当叫“有终”，这是取义于《易经》。唉！范生还要记住啊！禹、周公都是我的老师，谁说山高不可攀？要想达到他们的境界，只在于努力罢了。科举名次和俸禄地位，就不必谈了。这篇文章是赠言。庠生萧鸾字应祥说 萧生名叫鸾，是名门的子弟。天性聪颖敏捷，父兄担心他安于受豢养的快乐，从而损害远大的志向，于是教他学习儒业。萧生于是感奋自励，渐渐为人所知，便把女儿嫁给了他。萧生后来跟从我学习。今年提学宪副王先生在怀庆考察士子，选取可以进取的人补为儒学弟子员，萧生也在其中。亲友一同来祝贺。有人对我说：“幼年有小名，成年行冠礼取字，是为了尊重成年人与他行礼。萧生已经行冠礼，如今又考入学校，不是乡里那些庸碌之人可比，不能不取字。而您是他的至亲，应当有话赠给他，并且借此教导他，怎么样？”我说：“好，好。”我私下认为，鸾是灵鸟，它的鸣声极其和谐，一鸣叫天下就太平，所以世人把鸾看作国家的祥瑞。贤人君子遇到时机而实现志向，向上进言，就可以使国家达到治理和太平，与鸾有什么不同？这样看来，鸾是鸟中的祥瑞，贤人君子则是人中的祥瑞。萧生的字应当叫“应祥”。我想，萧生虽然出身武官家族，但他的曾祖父叅将曾经凭才略考中武举状元，文学方面的祥瑞已经在他的先祖那里开始了。而他的祖父和伯叔兄弟又世代积累忠厚，古人说和气能够招致祥瑞，又说行善会降下祥瑞。萧生天性聪颖敏捷，难道可以说这是偶然的吗？学校之中，英才贤士汇聚，本来就是鸾凤聚集的树林。萧生要记住啊！不要在嬉戏中荒废时日，而要勤奋以精进学业；不要因随波逐流而毁坏自己，而要谨慎以修养品行。将来如果得志于盛明的时代，真能帮助成就太平之治，那么“应祥”这个字大概就不算辜负了。父兄教导子弟的心意，师友以善相责的道理，大致都在这里。唉！萧生还要努力啊！《勤庵说》

译萧公字应干，曾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义，把自己居住的屋舍命名为“勤庵”，可见他是有用来激励志向的。闲暇时他请我说明其中的意义。我认为，人生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士人的道德修养，农人的耕种收获，工匠的技艺，商人的贸易迁徙，大概没有不勤劳而能成功的。应干用“勤”给居室命名，是恰当的。不过我又听说，功业崇高在于志向，事业广大在于勤劳。有志向却不勤劳，志向虽大也不会成功；虽然勤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志向，即使有所成就也免不了浅陋。应干已经勤劳了，只是不知道他所立的志向是什么。人的志向，大致有三种：富贵、功名、道德。农民和工商人的志向，只是富贵。立志于功名和道德的，只有士人如此。应干已经富贵了，却仍然读书崇尚礼义，孜孜不倦，他大概是立志于功名和道德吧？以志向先行，再用勤劳接续，这样他的进步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了。有人说：“这话说得太低浅，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我说：“不是这样。圣人的道，普通夫妻中的愚人也可以参与知晓，普通夫妻中的不贤者也可以做到，何况应干这样聪明俊秀的人呢？”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只要有所作为，也可以像他一样。”只是看我的志向和勤劳怎么样罢了。应干要记住啊！这就是《说》。○书 与潘同馆书 考试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不能前去拜见，以诉说久别的怀念，实在怏怏不乐，实在怏怏不乐。略备薄礼，稍微表达我的心意。估计二十九日下午考试的事可以结束，不知您能否稍稍等候，以便相聚片刻？我这衰老之年还勉强在这里任事，实在没有什么兴味。只是把能够见到一两个老朋友看得很重，偏偏又遇到这样的阻隔，实在可叹，实在可叹。我在外省任职，按情理不能给京城写信；如果老朋友有人问起，幸望代为致意。恐怕最终不能与您相会，所以絮叨写到这里，希望您谅解。不再多说。与潞安仇氏书六篇 初春时远承您赐下教诲的书信，至今仍感激佩服。秋间又蒙您派遣令器远道来跟从我学习，只是我浅陋无能，不能有所启发，正因辜负托付而惭愧。又承蒙您赐给亲笔信，并赠送美好礼物，更加惭愧感激。山川阻隔遥远，无法前去拜见。每当想到您的盛德高风，只能向北遥望叹息罢了。粗纱一端，略表芹意。天气严寒，唯祝您台体纳福。不尽。屡次承蒙您赐教并赠送厚礼，深深感谢您询问族谱图一事。抄录下来详细阅读您所作的谱，和前人的谱有时不同。然而编写族谱如同编写史书，典据事实明白完备，这样才可以流传。体例不完全相同，并没有妨害。北方士大夫家族编谱的很少，我深为敬仰。遗憾没有机会当面相会，把所有疑问都向您请教。最后只愿您以道自爱，厚重的礼物按情理不能白白接受，谨此奉还原璧。只希望您体察我的心意，感激不尽。不再多说。听说您有治疗气病的方法：平心静气是上策，疏导气机次之，用药是下策。心是气的主宰，所以发怒气就上升，悲伤气就下降，忧愁气就郁结，喜乐气就散开。应当想到各种变化都是虚幻的，即使有不如意，也不过像寒暑、昼夜在眼前交替一样吗？这些都是自然的常理，不值得滞留在胸中。时间久了，心自然平静，气也自然调和。其次，也要用心来运行气，使它疏通而不滞塞。实在不得已，才用炒青皮、炒枳壳各二钱，川芎一钱，辅以白术、制厚朴各一钱，少加桂五分，空腹服用。必须服五六剂才见效。总的说来，还是以平心、导气为主，药物不过是辅助罢了。不再多说。屡次承蒙您的雅爱，深深感激您的盛情。我因为没有才干，朽腐之身却错误地蒙受起用，惭愧得不能承受。因此对于亲友祝贺和馈赠的礼物，远承厚意，却都不敢接受。您的美好礼物我深为感激，但一旦辞谢他人的礼物而接受您的，恐怕会得罪众人，谨此奉还原璧。幸望体察。令器体质虚弱，最应当加意谨慎。总的说来，应以静养为主，辅以药力，或许可以保全而获得最终吉祥。道路遥远，无法会面，临信惆怅。最后只望体察，不尽。屡次承蒙您的教诲，从中足见您的雅爱。朋友之道丧失已经很久了，能够用正直的话相互规劝，实在极难得到。我沉溺于见闻浅陋，做事多有违背礼法之处，每次读到您的教诲告诫，总感到羞惭。虽然还不能完全遵行，却也不敢忘记。“和易”“和节”这两个称号，都很好；选择一个自己心中安适的来作为自称即可。胡画士来时，详细说了您的雅爱；彼此情感相通，却不知何时才能会面，谨此陈述心意。最后只愿您以道自爱，不再多说。去年冬天承蒙您寄来《周守保甲法》，并请我写序，当时我正卧病，没有时间阅读。后来读到其中立法的用意非常好，但其中也有一两处难以实行。例如把居民分为三队，社长带一队守卫本村，社副带一队直接前往出事的村庄分头救护，社正带一队埋伏在路上拦截，这实在难以实行。估计十里之内必有数个村庄，居民分别隶属于社长、社正、社副三人，有警报时怎么召集？不如每村设一名庄头，把居民分为两队；有警报时，一队守卫，一队出去救援，都责令庄头召集。社长、社正、社副只考核他们是否听命，再据此赏罚，这样或许可以实行。社学的束修似乎太丰厚了，虽说是尊师之道，但按人情来说，筹办出来不容易，也就不能长久实行。似乎应当减轻，使它足以作为代替耕作的供养即可。如果潞安的风俗一向如此丰厚，那就依从厚礼也可以。社仓积存的粮食不必过多，恐怕会产生其他弊端，或者留下后患。只要积粮能够备足本社一两年的荒年需要就停止，中间按照以陈粮换新粮的办法，方便时实行即可。我近年对世间事务都感到厌倦，尤其不喜欢写文章，大概是衰老疲倦的缘故。序文草草写成以完成您的请求，紬已经收讫，奉上一端粗缎作为答礼。附带说明：听说您的疾病还没有痊愈，除了服药以外，调养的方法也应稍微留意。读书进学必须等身体平和之后才可以考虑。这些话不能尽述心意，只希望您体察。不尽。答娄生书

译古人说，死后而能不朽的有三件事：立德、立功、立言。欧阳子引用这句话赠给他的门人徐无党，又说立言不如立功，立功不如立德。他的议论很正确，可惜没有明确说明立德的方法，使学习的人无从用力，仍然不够完备。我认为，圣贤之学本于彰明光大的德性，而明德的方法开始于穷究事物、获得知识；从自身的心、身、性情一直达到家庭、国家、天下，没有一件事不各有确定的道理，都逐一穷究明白，使本心光明而没有什么不明白，德就立起来了。由此落实到实践，就是善行；施行于政事，就是丰功；发为议论，就是格言。得志时可以成为伊尹、周公，困穷时可以成为孔子、孟子，大概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没有不可为的。立功、立言大概都包含在其中了。至于后世人臣的功勋事业，司马迁以及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贤契感叹自己一生学习文章、探求道理、建立功业却都没有成就，也不过是把心放在这些方面罢了。功业崇高在于志向，事业广大在于勤劳；立下志向，再用勤劳接续，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即使从现在开始才覆下一筐土也可以，何况已经有了基础呢？不过，为了谋求不朽，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仍然只是从自我树立、教导他人的意义上来说的。大圣人的心并不是这样。他穷究神妙、通晓变化，独立于万物之上；在他看来，世人的毁誉、荣辱，不过像暑寒昼夜在眼前交替一样罢了，哪里会屑意于此呢？这些话虽然不容易达到，却也不可不知道。要记住，要记住。○移 表彰陈同父移 本道为表彰先贤，以彰明公论。查得故宋永康陈同父先生，才华高卓、志向忠贞，文章雄健、节操峻严，当时受到推重，后代为之景仰，旧日祭祀于本府乡贤祠内，合乎公论，也令人满意。近来巡按考试诸生，听说此前有人议论他喜欢谈论军事实务，不修饰小节，与圣门所学不同；当权者被这些说法迷惑，便停止了对他的祠祀。我私下认为，圣门施教，尚且分为四科；君子取人，难道能拘泥于一个标准吗？子路喜欢谈论军旅之事，子游、子夏也与他并列；宰我发表三年丧期太短的议论，闵子骞、曾子也同样配享。若依照浅陋狭隘的看法，他们都应在废黜之列。陈同父的言行始终，人们共同知道，我不再多说，只特意说明这个道理，以消除众疑。仰请抄录此案送回本府，责令有关官吏立即制作陈先生的神主，照旧迎入郡学乡贤祠中祭祀。仰请抄录此案的官员，先具文申报，保证不违背，依准施行。○跋 《云中激变论》跋

译有人问：代府宗室所作《云中激变论》怎么样？我说：所论很有可取之处，但只知道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往年军士杀死巡抚，固然是由于受到激发，但他们也是骄横强悍而没有见识的人。朝廷处置得过于宽松，失之于姑息，他们于是把杀害上官当成了常事。既然把杀害上官当成常事，那么上官稍微违背他们的心意，就都可以杀掉，这就是后来又发生李总兵之变的原因。李总兵被杀时，我曾经查访过其中的缘故，并不是因为他克扣粮饷，也不是因为有人说他滥杀无辜，不过是说他用法过于严厉，副叅以下直到军士都不满意罢了。总兵用法过于严厉，军士就敢杀掉他，已经是不合道义；何况其中难道没有暗中谋划、互相倾轧的机会潜伏着吗？杀总兵的人固然不是副叅、都司、指挥，但军士既敢杀总兵，也就不再把副叅、都司、指挥看作可畏惧的人；副叅、都司、指挥又坐视总兵被杀而不救，这其中的原因就不能不察看。副叅、都司、指挥各自掌握兵权，又同住在一座城中，救总兵并不困难，却坐视不救，他们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不是暗中纵容主谋，就是畏缩怯懦而错失时机，按军法治罪，难道可以免死吗？军士杀总兵，说是由于总兵虐待迫害而受到激发，这件事虽然不知道真假，还可以有所推诿。朝廷命将征讨，不过是想捕获首恶，大致只是一二百人，并不是要把大同的人全部屠杀。可是他们又抗拒不服，不肯交出首恶，甚至杀害官军，勾结各边，这难道也是朝廷虐待迫害所激发的吗？副叅、都司等人坐视不理，既不设法擒拿剿灭，也不禁止处置那些阻挠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议论的人还说军士没有反抗朝廷，他们的情形是顺从的；副叅等人没有参与军士的谋划，这种说法从何而来？等到朝廷派官招抚，他们才找出十几个没有依靠的人充当首恶来诛杀，其中的真情难道还能掩盖吗？朝廷却一概姑息对待，搁置不问；而马升、杨林这些有名的首恶，反而因“有功”升了官。既不能正当执行诛杀首恶的刑罚，又没有听说有什么善后办法，我不知道祸乱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天下的祸患，常常起于上面的人：起初认为下面的人不足畏惧，便任意凌虐；等下面的人受到激发而生变，又过分畏惧，不敢再治理。这正是奸雄窥伺空隙而生出野心的原因，也是天下的形势一旦败坏就无法挽回的原因。从前元魏时，高欢出行到洛阳，看见羽林军士相互带领烧毁大臣张彝的住宅，魏朝不敢严加惩治，高欢于是慨然说：“朝廷的纲纪到了这个地步，家产哪里还保得住呢？”于是散财结交宾客，后来终于成就霸王事业。奸雄历代都有，不能说今天的天下完全没有这样的人。议论的人说，军士杀总兵是常事，却想让朝廷慢慢处置，等待他们自行溃散，还把它比作毒疮，这大概是没有深思。譬如有人平日任意沉溺于声色，不知道谨慎，逐渐导致胸腹之间生出毒疮；不知道医治这种病，应当针灸、砭石与补养并用吗？还是只归罪于他平日不谨慎，害怕治疗的痛苦，便不再攻治而等待毒疮自行溃破吗？我恐怕毒气流注，脏腑全都患病，一旦毒发就免不了死亡。我的私意认为，朝廷处置这次变乱，应当彻底追究始末，把首恶全部歼灭；然后选用贤能的将领，以恩威并施的办法安抚，才可以平定。如今既然已经在前面失误了，如果想寻求善后之策，就应当明确说明朝廷不再追究过去的意思，反复告诫，使军士知道这种非常的恩典不可能屡次得到，各自都要改过自新、安分守法。如果总兵以下有人剥削、虐害军士，允许具奏逮捕审问；不许擅自杀害，违者全家处斩。还应重新申明军法，使总兵、副叅、游击、都司等人都必须抚恤军士，不许剥削虐害；有人告发或查访出来，都要分别逮捕审问。同时严禁各人所属的军士喧哗谋乱，不许违犯；犯者按军法从重惩治。有作乱者，立即互相配合擒拿剿灭；不听命者，立即按军法处置。总兵、副叅、都司等人如果不相互配合，以至于错失战机，各自按照责任归属定罪，依军法处斩，不予赦免。有司所属的民户、护卫所属的军丁，各自编结为保伍，选择人员管理；有变乱时互相配合，违者也各自治罪。这样，大大小小的将官同心协力，形成彼此制约的局面，祸乱大概可以停止。否则，即使有贤能的将领，也不能施行号令；事情受到激发，祸乱必然再次发生，天下的奸雄窥伺空隙而起，朝廷即使想一概姑息对待，恐怕也做不到了。近来又见宗室有人因为云中之变，上奏请求禁止并惩治贪婪残酷，担心酿成天下的变乱，他的话很有见地，但还没有探究根本。天下的根本在朝廷，朝廷的根本在君心；君心如果不知道治乱安危的关键，喜好阿谀、厌恶正直，那么小人就会进用，君子就会退处。小人当权，就会顺从君主旨意以巩固宠信，剥削下属而依附上级，无所不为；又以同类引荐同类，那么占据要害职位的就都是他们的党羽了。即使有一两个贤者，也不过谨慎厚道地自保，哪里敢正直地说出他们的错误？这样，即使有禁止惩治贪婪残酷的法律，谁来奉行呢？而奏疏中没有说到这些，难道是没有深入思考吗？还是有所畏惧而不敢说呢？朝廷有禁止惩治贪酷的法律，臣下却废弃搁置、不予执行，这确实是天下治乱、宗社安危的关键，并非小事。我私下认为，应当深切劝告朝廷以治乱安危为重，亲自任用忠臣贤者，斥退疏远阿谀奸佞之人；然后命令有关部门，告诫文武职官，都要守廉奉法，不许剥削虐害军民。违犯的，文官就依照题准的问刑条例审问；枉法赃满贯的，判处充军，不许只问革职。武官依照户部题准的事例，犯私罪杖刑、徒刑以上的，依法律分别降职、革职，不许只以立功抵免。违犯的，司法部门立即将原先审问的官员一并参劾究罪；罪轻的降职调任，罪重的罢黜，有赃的也判处充军。如果司法部门徇私不参劾，朝廷有时查出责问，也按罪轻降调、罪重罢黜处理；有赃的尤其加重惩治。

译如果一年之内完全没有审问到贪酷官员，也要通行查究，并且刻榜向天下公布。如果在外地的司法官员审判贪酷官员不依照禁例，允许任何人上奏告发，追究审问。这样，法令才可以实行，不至于成为空文；贪酷可以减少，军民各得其所，祸乱也就不会发生了。古语说：臣子对君主，三次进谏而君主不听，就离去；儿子对父亲，三次进谏而父亲不听，就号哭着跟随。异姓之臣可以离去，同姓之臣没有可以离去的道理，就像儿子对父亲一样。要记住，要记住！我这个退居林下的臣子，按法理应当闭口自守，不谈论时事；但区区忧国之心，还没有忘却。因为看到宗室的论奏，欣喜他有忠君爱国之心，又惋惜他还没有完全通晓事情变化的道理，于是在后面写下这些话，以备采择。阅读的人幸望宽恕我。《兵论》跋 我卧病退居林下，本来不应再谈论世事。但我想到敌兵深入，抢掠杀戮，关系到地方的利害，这不是一家私事可以相比的；又想到地方既然发生动乱，也没有哪一家能够独自安宁。因此不得已向那些了解事务的士大夫进言，希望能够转达给当权者，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这也算是我拯救时局的一点愚见。《守拙卷》跋 我幼年读周濂溪的《拙赋》，奇怪它的文辞过于简略，便向朋友询问。朋友笑着说：“你的固执太厉害了！难道不知道拙就是沉默吗？上天说过什么话吗？四时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我还觉得濂溪没有能够忘掉言语，你却反而奇怪它简略吗？”我无法回答。同僚潘希周先生给我看了一册《守拙传》，原来是各位名公为他的伯父傅润翁所作的文章。古今关于巧与拙的议论，大概都完备地汇集在其中了。我不善于文辞，不能有所发明，偶然记下从朋友那里听来的话，随意写在后面，不知道这与守拙翁的本意究竟是否相合？《镜中真赞》跋 他的神色温和，容貌庄肃，挺立如山，旷达如谷。在家庭中成就孝友，在宗族中显著诚信和情谊。身处富贵而不奢侈、不骄傲，处在乡党之中而不谄媚、不轻慢。像这样的人，即使反复用语言描述，也仍不足以完全刻画，何况丹青又怎么能画出他的内心呢？唉！这幅画像虽然还不足以表现您的全部德性，难道不能差不多让人认识您的大概形貌吗？嘉靖庚寅年，姻亲萧君文敏六十三岁，长子拱旸于是和弟弟凤、弟弟鸾、弟弟鹳商议，说：“古语说，父母的年龄不能不知道，一方面因此欢喜，一方面因此恐惧。父母年寿高了，固然值得欢喜，也值得恐惧。我听说做儿子的，即使走半步也不能忘记父母；我们兄弟各自居住，即使想早晚看见父亲的容貌也做不到，何况后世的子孙呢？何不请良工画下父亲的神采，我们兄弟各自收藏一幅，早晚奉持供养，就像看见父亲的容貌一样，怎么样？”弟弟们说：“太好了。”画像画成以后，拱旸又对弟弟们说：“父亲的容貌，是画工能够画出的；父亲用德行庇佑我家子孙，这却不是画工所能画出的。何不请名家叙述这些德行并写成赞，使我们的子孙看见父亲的容貌，就想到父亲的德行，或许可以永远无穷地仰慕他呢？” 弟弟们说：“好。”于是来请我。我感念应干兄弟的孝心，已经为他们写成赞，又附上这篇跋，使观看画像的人知道事情的由来。○策问 九问

译周子论说士人要仰慕贤人时说：“立志要以伊尹的志向为志向，学习要学习颜子的学问。”说“志”，说“学”，难道有所不同吗？对于伊尹说“志”，对于颜子说“学”，其中一定有原因；还是二人果真各有所长，却不能彼此兼有呢？希望您明确告诉我。关于救济灾荒的政务，古人说得很详细了。有的开仓发粮，有的招募百姓出粮，有的出售官职、出售度牒；哪一种可以施行于今天？至于赈济发放的方法，有的煮粥，有的发给粮食。然而煮粥的数量有限，等待救济的人却无穷无尽。假使穷困的百姓等候十多天，才得到一升一斗粮食，恐怕也不能真正救济他们。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可以呢？诸位学生如果有好的策略，请告诉我，我将把它转告给当权者。问：盗贼不停止，良民就不得安宁。浙中旧来号称没有盗贼，近来却到处响起梆鼓声，道路多有阻塞，过错究竟在哪里？古代善于治理盗贼的人，如晋国的随会、郑国的太叔，汉代的赵张、龚遂、虞诩之流，他们的事功详情，都记载在史册中。有的采用宽缓，有的采用严厉，有的使用钩距之术，有的用德化民，往往各不相同。哪一种可以施行于今天？诸位学生请明确告诉我，以便考察你们是否有有用的学问。海潮的成因难以说明，已经很久了。前人的说法，有的认为由于太阳，有的认为应合月亮，有的认为是气息的喘动，有的认为是大地的升降，有的认为是海蝤的出入，哪一种最为恰当？从前余襄公生长在海边，所以他关于海潮的论述独为先儒所取，大概是因为他真正了解海潮。诸位士子生长在滨海之地，怎么知道其中不会有像襄公这样的人呢？希望你们明确告诉我，以考察你们穷究事理的学问。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奋地寻求它。”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这是谦辞，然而孔子问礼、问乐、问官之类的事情，都完整记载在典籍中，那么喜好古代、勤奋求学，并不完全是谦辞。以孔子的圣明，尚且不能说是生来就知道，那么所谓生而知之的圣人，什么人能够当得起呢？诸位学生请明确告诉我。问：学校兴盛，人才就兴盛。富阳的生员很少，到了选送童生时又只取两人，可以说是不振兴到了极点。闽、蜀是荒僻鄙陋的地方，一遇到大君子在上面振作兴起，那里的文教直到今天仍未衰落。何况浙中是人才聚集之地，而富阳竟然如此，过错究竟在哪里？古语说：“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也仍然会兴起。”上位者用来振兴人才的方法，以及诸位学生为自己谋求进步的方法，应该从哪里入手？明确告诉我，我将选择其中可行的办法实行，请不要谦让。宋代的道学，没有比南渡以后更兴盛的了。大概自考亭朱熹从延平李氏那里得到伊洛一派的传授，南轩、东莱又与他同心协力，而象山、止斋、龙川诸位贤者也与他们上下讨论，所以这种道学得以大为彰明。这本来是天下后世共同知道的。然而观察他们的议论，有的以德性为主，有的以问学为主，有的把功业放在前面，有的把礼制放在前面，往往好像不能相合。难道道有许多方面，本来就是这样吗？还是因为各人的见识有浅深、得失的不同呢？温号称海滨邹鲁，诸位学生对于先儒的遗论，大概一定有人留心其中。请你们明辨后作答，不要空泛，不要简略。先儒曾说：“西汉的人才可以同他们一起趋向道，东汉的人才可以同他们一起有所树立，三国的人才可以同他们一起权变。”道理并不容易说清。两汉的人才果真可以与他们一同趋道、一同立身吗？至于权变，则是圣人的大用，更加不容易说明。孔门的高等弟子如颜子、曾子那样的贤者，尚且未必足以参与其中。三国已经是末世了，怎么会有可以参与权变的人呢？否则，就是先儒的议论疏略了。诸位学生各自根据所见作答，不要拘泥于成说。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就退隐。春秋时期，天下无道已经到了极点，他却周游四方而不隐退，为什么呢？既然说过这句话，却又自己违背它，凭什么取得人们的信任？荷蒉者讽刺他可以停止周游，大概也是无道便隐退的意思。可是孔子又用“果哉”讥讽他，为什么呢？从自己说这话，就认为是对的；从别人说这话，就认为是错的，岂不是好胜而强词争辩吗？这些都是诸位学生早晚讲习诵读的内容，请各自把自己的见解告诉我。○杂著 读韩柳文 韩愈的文章高妙，柳宗元的文章善于摹写，但比起韩愈来还是较差。读《审势》赏罚有固定的原则而不改变，人们自然就知道有所惩戒和劝勉。使用不可预测的刑罚，使用不可预测的赏赐，使百姓不知道该从哪里行动，那么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商鞅的法律可以使秦国强盛，也可以使秦国灭亡。然而他的法律仍有确定的制度而不改变，使百姓可以遵守，什么时候有过使人不知道从何而行的意思呢？唉！商鞅已经够极端了，苏洵竟然还想把他推崇到更高的位置吗？不过，这并不是苏洵立论的本意。读《田枢密书》他自以为贤能的地方，是文章和议论中谈论孔子、孟子，这不对。他想求得任用，便有所挟持而求取，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是权诈一流的人。读《律吕元声》

译《律吕元声》是莆田两山李文利所著。书中的方法认为，黄钟律长三寸九分，最短；蕤宾律长九寸，最长；宫音最清，羽音最浊，与古法大相反。我私下认为，这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探究它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律管的长短、声音的清浊，都是人所规定的；说黄钟是长还是短，说宫音是清还是浊，似乎都没有不可。然而现在之所以知道它不对，也是因为它的法象没有标准，类比关系不能贯通。古法认为黄钟律长九寸，大概是因为天地的阳气在冬至这一天开始从地下上升，但距离地面还很远，所以把九寸长的黄钟律管埋在地下来等待阳气；阳气到来，律管中的灰就飞出，以此作为验证。如果黄钟只有三寸九分，怎么能够与地下的气相接呢？如果说候气的方法是十二律的管子埋在地下时下端齐平、上端不齐，那么十二律的管子在阳气到来时应当同时飞灰，又凭什么区别黄钟呢？这是它的法象没有标准的第一个方面。律是用来候气、调和声音的，声音和阳气都属于阳；老阳之数是九，所以黄钟长九寸。如果说是三寸九分，就不知道依据什么取义。这是它的法象没有标准的第二个方面。乐声和人的声音各有五音，而人的声音尤其自然：喉音属宫，舌音属商，牙音属角，齿音属征，唇音属羽，这就是人声的自然规律。李氏也说这可以作为依据。喉音属宫，难道不是因为它发声深长而低沉吗？所以古法把长律的音定为宫，用来与之相配。唇音属羽，难道不是因为它发声短浅而清亮吗？所以古法把短律的音定为羽，用来与之相配。如今李氏却说宫音最清、羽音最浊，这就同人声中宫、羽的性质相反，这是第一处类比不通。李氏的方法说，数目少的音清，数目多的音浊；可是谈到五音的数目时，却说宫音五十，商音八十，角音九十，征音七十，羽音六十。宫音五十，数目最少，说数少音清还可以；商音次清，数目却是八十；羽音最浊，数目却是六十，这样又怎么能说数目少的清、数目多的浊呢？这是第二处类比不通。若说宫属土，所以数目是五十；羽属水，所以数目是六十，那么商属金，数目为什么反而是八十；角属木，数目为什么反而是九十？土浊水清的道理不可改变，如今却说土音清、水音浊，这是什么道理？这是第三处类比不通。既然把宫说成清、把羽说成浊，谈到乐调时却又说蕤宾为宫、夹锺为羽。这又怎么能说宫清而羽浊呢？这是第四处类比不通。这六点是音律的大要，其他琐碎之处还没有时间详细讨论。这样看来，他的方法错误是很明显的了。读《中原音韵》《中原音韵》是江西周徳清所著。他的方法说，平声分为两类，入声归入三声。所谓平声分为两类，就是认为平声字的读音有抑扬之别，分为阴、阳两类，如“荒、黄、青、晴”等字就是这样。词曲中应当用阳字的地方不能用阴字，应当用阴字的地方不能用阳字；如果违背这种方法，歌唱时嗓音就会受到妨碍。但这也只是近世的说法，古法并不是这样。古人歌唱诗歌有叶音的方法，大概就是借用其他字的读音来歌唱。因此，字形相近而读音有抑扬之别的字，本来就可以相互借用。何况周氏的方法说入声归入平、上、去三声，那么入声字在歌唱时也要借作平、上、去声来唱。只拘泥于平声却不拘泥于入声，难道能成为通用的规则吗？这样看来，周氏大概也是懂得音律却还没有通晓其道理的人。唯独他所记述的十二种曲调，还可以考见古代音乐的大概面貌，读者也不可把它全部废弃。唉！礼制失传了，只好到民间去寻求，这难道是出于得已吗？我已经写成《管见》，后来又看到神乐观所备的《中和乐谱》，才知道“合、四、一、上、尺、工”就是五音的别名。但四清只有黄锺、大吕、太簇、夹锺，没有林锺，这与《管见》不相合。然而四清完全没有实际用途，疑心是流传久远而发生了错误。大概这与五音相生的方法不相合。姑且记在这里，以备参考。○传 《和节居士传》《诗经·卫风·淇澳》这一篇，是赞美武公而作的。其中有这样的话：“善于谈笑啊，却不至于伤人啊。”朱子解释说：“这是说他和蔼平易而又有节制。”上党太学生仇时表仰慕武公的为人，于是把“和节”题作自己读书修业之室的匾额，并用它自称。他偶然请我为他作传。我私下认为，古代的圣贤并不废弃戏谑，因为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戏谑出于人情所不能避免之处，所以不加禁止。等到张子作《砭愚》来训诫学者，才恳切地把戏言戏行作为戒条。张子是传承圣贤之道的人，但他说的话竟像冰炭一样相反，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后来读《鲁论》，看到有子谈论礼的作用，以和谐为可贵，又说：“只知道和谐而一味求和，不用礼来加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这才开始明白其中的道理。大概圣贤盛德达到了极高境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合乎礼，所以他们的戏谑自然不会伤人。后世君子不能谨守礼法，若骤然把戏谑当作常事，很少有不失当的。这就是横渠恳切加以告诫的原因。朱子用“和蔼平易而有节制”来解释《淇澳》诗，含义深刻。旁考武公自我警戒的事迹，则有《抑》《戒》两篇；悔过则有《宾筵》这篇雅诗。他所以谨慎遵守礼法，可以说达到极点了。《淇澳》的诗人赞美他，也一定先说他经过切磋琢磨，继而说他庄重威严、光明显赫，然后才说到他的戏谑而不伤人；可见这些话本来是有次序的。既然如此，想要做到和蔼平易而又有节制，难道可以不知道从哪里用力吗？我曾读过时表家的家范，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到衣服饮食，以及言语行动的细微之处，无不合乎礼法。时表来见我时，举止循循有礼而严谨端庄，可供观瞻，也合乎法度；那么他对于武公和蔼平易而有节制的品德，大概已经深切体会并且自己有所获得了。他来向我请教，难道不是想把自己所得的这些体会同志同道合的人切磋，并共同奉行吗？时表名桓，世代是上党讲习《诗》《礼》的大族。他的兄长字时茂，是渖藩仪宾，有志于古代圣贤之道，曾经派他的儿子熈跟从我游学，所以对于时表的请求，我不能以才疏学浅为由推辞。○赞 《静乐堂赞》高大的厅堂深沉壮丽，雕饰的栏杆精美整齐，吞吐着阴阳之气，隔绝了风雨。堂中有如天人的主人，穿着衮衣，戴着章甫；左边陈列图籍，右边摆放书卷，俯察当今，仰观古昔。与造化相邻，以圣贤为伴。静乐堂，是清静虚明之所。《周审理像赞》

译研习古学，怀抱古心；仪容美好，神色端庄；在儒林中奋发进取，掌管王国刑狱；能够完全做到公正明察，上受君王赞许，下为众人所悦；冠帽衣带庄严整肃，差不多可以由此见到他的德行。《栢斋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栢斋集》卷十 （明）何瑭撰 ○碑铭 《追封郑定王碑铭》嘉靖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宗室郑王殿下派审理副周廷兰来告诉我何瑭说：“我的祖父东垣端惠王，是我的曾祖简王的儿子、伯祖僖王的弟弟、伯父康王的叔父。弘治十六年去世，承蒙朝廷赐予谥号，祭祀和安葬都已完毕。正德二年，康王去世，没有儿子，我的先父懿王按宗族次序应当承袭王位，承蒙朝廷授予册宝，进封为郑王。先父随即上奏请求追封祖父为郑王，有关部门以从前没有先例为由，将奏疏搁置不报。正德十年，祖母李氏去世，承蒙朝廷特赐祭祀和安葬，也只是按照郡王妃的典礼办理。先父懿王享国十三年去世，正值嘉靖七年。我的母妃追念先王的志愿未能实现，又援引唐府的先例，上奏请求追封祖父为郑王，蒙圣上恩准进封为郑王，改谥为定；祖母也进封为郑王妃，各自赐给金册。已经祭告宗庙并谢恩。现在想在墓前立碑，以彰显圣天子的恩德和母妃的孝心，来慰藉我祖父母及先王在天之灵，希望您为我撰写事情始末，刻在碑上昭示后世。”何瑭拜受了命令。我私下认为，做子女的孝道，没有比尊崇父母更大的；然而有时受身份等级限制而不能做到，有时受时势限制而不能做到，所以子女能够完全实现尊亲之孝，是非常困难的。仰想我圣明的天子，由宗藩入继大统，起初议论追尊父亲兴献王为皇帝，因为廷臣争论不决，也是过了一年才定下来，其困难大概就是如此。我东垣王追封郑王的恩典，先懿王上奏请求却没有得到；如今母妃上奏请求才终于实现。这固然是孝心相继的结果，但如果不是圣天子在上位，把自己尊亲的心意推及臣下，又怎么能这样容易地实现呢？既然如此，圣天子的恩德怎么可以忘记！在墓前立碑，昭示后世，今天郑王的志愿非常美善。何瑭谨拜手叩首，献铭说：“子女的孝，没有比尊崇父母更大的；孝心能够实现，天下有几个人？请求追封郑王，是懿王的孝心；有关部门议论不予同意，懿王至死都为此悲痛。王妃继承遗志请求，终于实行了追封；辉煌的金册，光耀于黄泉之宫。王妃的孝心，实在是懿王引导的；天子的恩德，又用什么来报答？如今郑王以此报答皇恩，在墓前立碑，叩首再拜，祝愿天子万年长寿。” ○墓志 《封太淑人何母刘氏墓志》唉！这里是我何瑭母亲太淑人附葬于我父亲工部府君墓中的地方。太淑人姓刘，世代是怀庆卫人，父亲名钰，字子珎，读书通晓大义，家法十分严明。继母郭氏有贤德，正是她生下了太淑人。太淑人天资既不寻常，又逐渐受到家教熏染，所以妇德和女工都有过人之处。十八岁时，嫁给我的先父工部府君，侍奉公婆能够尽孝，治理家务勤劳节俭而且有条理。家境曾经中途衰落，太淑人帮助先父辛苦自立，不向别人求助，只把教育儿子读书作为要务。弘治壬戌年，我考中进士；甲子年，授任翰林院编修，承蒙封先父为编修，封母亲为孺人。正德初年，太监刘瑾掌权，我与他不合，请求退休回乡。不久刘瑾失败，朝廷征召我复职；后来又因在经筵进讲时触犯皇帝旨意，被贬为开州同知，转任东昌府同知。丙子年，再次请求退休回乡，侍奉母亲膝下。辛巳年，先父去世。这一年，今上即位，因推荐者的言说，起用我为山西提学副使，但我正居丧而没有赴任。服丧期满，改任浙江提学副使；任职一年，升南京太常寺少卿，转任正卿。嘉靖丁亥年，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第二年，按照惯例加赠先父为南京工部右侍郎，加封母亲为太淑人。这年冬天，改任北工部，十二月到京；改任户部，过了三个月，又改任礼部，都是右侍郎，但这时我已经病了。请求归乡，承蒙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并准许退休，幸而能够侍奉太淑人膝下，前后十年，太淑人却去世了。唉！悲痛啊！太淑人性情严厉刚毅，我们兄弟有过错，她总是依据大义责备我们，我们常常因此战战兢兢，所以得以避免犯下大恶。如今再也听不到她训诫的话了。悲痛啊！悲痛啊！太淑人生于景泰丙子年九月四日辰时，嘉靖戊戌年二月十五日申时去世，享年八十三岁。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瑭，就是不肖之子我，娶周氏；次子叫璋，娶张氏。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处士秦子隆，次女嫁给府掾傅选。三个孙子：长孙叫光祖，娶薛氏；次孙叫显宗，娶刘氏，后又娶陈氏；次孙叫延祚，娶秦氏，都是生员。七个孙女：长孙女嫁给生员王世纶；次孙女嫁给生员刘廷佩；次孙女嫁给国子生萧鸾；次孙女嫁给国子生郝九畴；次孙女嫁给国子生傅良徳；次孙女许配官舍锺钥；一人还年幼。两个曾孙：长曾孙叫谘，聘萧氏；次曾孙叫询，聘张氏。七个曾孙女：长曾孙女许配郭钤；次曾孙女许配吴大英；其余都还年幼。已经择定四月十八日为先父工部府君墓开工的日子，将太淑人附葬其中。我因病不能行动，无法请名公大人撰写墓志，只能含泪谨慎地叙述太淑人的世代家行大略，刻在石上。极度悲痛之时无心作文，所以不再作铭。○墓志铭 《教谕张公配孺人王氏合葬墓志铭》

译正德八年冬十一月，刑部主事张孟复先生奉命审理刑狱来到开州，公务办完后，向我作揖并进前说：“弘治癸亥年十二月十一日，先父教谕公去世，葬在仪封县西留陈铺东面的原野，秉衡已经为他写了墓志。正德丁卯年四月十三日，先母太孺人又去世，因为河患未能附葬，现在正好顺路回去，将要办完这件事，墓志只为记载此事。您本来就会以昏乱、事务繁冗为理由推辞。”先生说：“墓志的事状我已经写好了，只麻烦您加以删节概括。”于是我接受了请求。先生到了仪封后，就派使者带着事状交给我。事状大致说：“先母姓王，曾祖名景春，祖父名亮，父亲名兴，都努力务农而不显露德行。先母幼年便有美好的声誉。先父丧妻后，妣李氏选择嗣子并主持家内事务，于是把先母嫁给先父。先母妇道十分严整，而且性情明达果断，有男子的气概；即使是内室以外的事务，只要有所参与，也都尽力匡正辅助。先父更加敬重她。成化己丑年才生下原明，当时先父年纪已大，先母常常斋戒祈祷说：‘我能够看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能够承担门户，就满足了。’因而对他教导爱护无微不至。原明稍稍长大，先父教他读书作文，先母常常分出纺织绩麻时的灯光，同他一起作息，所以原明不敢懈怠，年少时便努力立身，幸而考中弘治乙卯年的乡试。” 当时双亲都健在，两个孙子在膝下献上喜讯，希望得到微薄俸禄，稍稍报答父母无穷的恩德。不幸双亲相继去世，如今虽然我侥幸考中甲科而任职，却已经来不及奉养双亲了，悲痛又能说什么呢！先母十分孝顺，侍奉婆婆以慈爱恭敬著称。随先父任官时，每次寄东西给母亲都说：‘我的婆婆已经去世，我还用得着吝惜什么呢？’平日训诫原明尤其严格，病重将死时还说：‘你生长在太平时代，不要丢弃先人的志向，要忠于朝廷；我嫁到张家，也算有了一个好儿子。’这些话仿佛还在耳边，悲痛啊！先母享年七十二岁，儿子一个，就是原明，正德辛未年进士。女儿四个：长女嫁王郁，次女嫁李鳯，次女嫁李雍熈，次女嫁（缺），承贤，都是士人。孙子两个，叫立、叫可。先父世代家行、官职、寿数，已经详载于秉衡的墓志。先母于正德癸酉年十二月八日合葬。啊，多么美善！这位太孺人的品行，做媳妇孝顺，做妻子顺从，做母亲慈爱而善于教导，足以与教谕公的德行相匹配。同葬于此，还有什么遗憾？因此铭曰：孺人辅佐丈夫，敬慎自持而没有过失；做媳妇、做母亲，贤德声名四方传扬；既谨慎又旷达，这幽深的墓室，愿夫妻百年同藏，永远得到善终吉祥。《汝北县主墓志铭》嘉靖八年七月六日，汝北县主因病在正寝去世。孙子九成等择定嘉靖九年十月十日，开掘她祖父仪宾冯公的墓穴，将她合葬其中。事前，他们把姻亲张上舍所撰的事状送来，请我作铭。考察事状，县主是泾阳安靖王的长女。安靖王性情严肃，有家法；王妃张氏又有贤德。因此县主出生时，天性聪明、仁惠、柔顺、谨慎、沉静。刚满十岁，安靖王命她读书写字，凡是《皇明内训》《孝经》《列女传》等书，都是王每天亲自教给她的。直到今天，朱笔批写的字迹仍然清楚，县主接受教导便能领会大义。稍长以后学习女红，精巧细致超过常人。安靖王说：“你是王家的女儿，为什么这样勤劳呢？”县主说：“这是女子分内的事情，不能不知道，难道只专心读书写字就够了吗？”安靖王认为她说得对。安靖王有时非常愤怒，县主便用婉转的话劝谏，他也因此收敛怒气。十六岁时，受封为汝北县主。十八岁时，朝廷为她议婚，诏令下达后，选郑府仪卫司仪卫正冯宣的次子恕为仪宾，封为亚中大夫。仪宾的父母还健在，县主时常询问他们的起居、饮食、衣服，一定亲自侍奉，之后才进去，从来没有骄傲的神情。仪宾喜欢赌博下棋，县主便劝他弹琴读书；仪宾喜欢花草，县主便劝他种植；仪宾喜欢结交朋友，县主便劝他选择朋友。夫妻彼此爱护敬重，如同宾客，从未反目，而且不嫉妒、不猜忌。宫中的侍女都敬重爱戴她，从未有怨言。虽然身处富贵，她平日奉养自己总是节俭。姻亲中有贫困缺乏的，她一定周济救助，从不露出吝惜的神色。等到公婆相继去世和营造坟墓时，她务求厚葬；平时祭祀也务求丰盛洁净。内外之人都称贤。弘治五年，派儿子继勋到郡学游学。弘治九年，仪宾偶然患病，在正寝去世，县主服丧三年，从未露出喜悦的神色，并常常劝儿子说：‘你父亲早早去世，你应当及时向学，以求显达扬名，不要懒惰荒废，使你父亲在九泉之下忧虑。’弘治十五年，儿子继勋又去世，县主把哭丈夫的悲哀转移过来，又哭儿子。唉，悲痛啊！两个孙子还年幼，县主朝夕抚养，常对儿媳胡氏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烈女不改嫁两个丈夫，古人的这句话，实在很有道理。’胡氏感动悲号，发誓至死不改志，婆媳二人的节操孝行，使她们守寡居家而没有人说闲话。两个孙子已经长大成人，县主病重将死，召来两个孙子说：‘你们的祖父早早去世，你们的父亲也早早去世，你们都没能见到他。’ 你们的母亲也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们应当勤勉谨慎地孝敬奉养她；你们兄弟也应当和睦相处。这样我死也可以瞑目了。”除此之外没有再说别的话。说完便去世了。县主生于景泰六年六月六日，享年七十五岁。儿子一个，就是继勋，娶兵马指挥胡铭的次女。孙子两个：长孙九成，娶本郡沈鹏的女儿，后又娶本郡韩堂的女儿；次孙九思，娶本郡张约的女儿。孙女一个，嫁给兵马指挥阎敬的儿子廷琮。曾孙六个：尚仁、尚义、尚礼、尚智、尚信、尚温。曾孙女两个，都还年幼。唉！县主在宫中是贤德的女儿，出嫁后是贤德的妇人，最终又成为贤德的母亲，每一方面都卓越得无可超越。我年幼时读《诗经》，看到王姬庄重和美、共姜守持义节，没有不赞叹她们贤德的。后来读史传中所记载的姬姓公主，多半骄纵懒惰而不谨慎，便认为古代贤人的后代再也见不到了，因此没有不深深惋惜的。如今看到汝北县主，侍奉公婆竭尽孝道，对待仪宾尽到妇义，宛然就是王姬的庄重和美。她勉励儿媳以贞节刚烈自守，抚养两个孙子都长大成人，比起《柏舟》诗中女子自誓守节的行为，恐怕还要超过。由此固然可以看出人的本性善良，古今并没有不同；大概也由于我皇祖治理家族有法，所以宗室受到熏陶渐染，姬主的贤德才会达到如此地步。唉，多么美善啊！这本来应当有铭。铭曰：先王的教化，始于闺门；王姬侯女，都以礼义为重。到了后世，教化衰落败坏；放纵骄傲，玷污了青史。县主的贤德，使古代风范仍然存在；刻写在这块贞石上，用来告诫后世子孙。《宪副吴公墓志铭》

译嘉靖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退休的山西按察司副使吴公在正寝寿终正寝。儿子守诚等择定嘉靖十二年春二月二十九日，将公葬在祖坟旁边。事前，他们拿着事状请我为公墓穴中的碑石作铭。我在公面前是后辈，公凭借名望、德行、爵位和年长，是乡里达官中最受尊敬的人，却降低辈分同我交往。闲居相见时，对我教诲爱护无微不至。我虽然疏懒，不能每天侍奉在他的杖履左右，但心中实在敬仰归依。如今公已经不能再见了，我又怎么忍心推辞墓铭呢？公名道宁，字世安，别号继公。根据事状，公的祖先是浙江温州潭头人，明朝初年迁居南京晚市。父亲维，成化初年任温县教谕，曾梦见在黄河中流建造楼阁，于是说：‘我应当在河内起家。’遂把户籍迁到河内。公自幼忠厚笃实，从不妄言。与弟道隆一同受学，只求穷究义理，不崇尚文章辞藻的枝节。教谕公曾说：‘道宁求学如锤子钻毡，虽然缓慢，最终一定能钻透，而且不会迷失；道隆求学如锥子钻毡，一钻就透，却也一透即迷。’成化丁酉年考中河南乡试礼经魁，戊戌年考中进士，授任盐山县知县。他迎接教谕公来奉养，公务之余早晚省视。” 教谕公常常引用古语教导他说：‘只要保全方寸之地，留给子孙耕种。’所以公做官时总是以慈爱为根本，把节省百姓的财力放在首位。至于徭役一事，尤其用心，因此恢复旧业的百姓接踵而来。百姓爱戴他超过父母。任满三年，因政绩卓异升任监察御史，弹劾奸邪、振扬风纪，风采法度凛然。弘治初年，河内百姓上奏请求开凿广济渠，没有得到实行。当时公巡察河东盐务，正好勘察十万盐引是否应当充作河南官军的俸粮。公说：‘俸粮之事对我省有利，广济渠之事对我府有利，都是国家的利益，我要把两件事都办成。’于是把意见告知河南抚按，后来渠道建成，灌溉百姓田地十分广泛。公巡按真定等四府时，贪官酷吏闻风解下官印离职。此前开州有大盗，是一方的严重祸害，又勾结权奸，没有人敢追究。公设法将其捕获，在市曹处斩杀，人心大为称快。弘治十一年，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奉诏整饬雁门等三关的兵备，创建修筑宁武新城，设置宁武所和沿边堡寨，都招募军士充实，武备焕然一新，边地百姓因此得到依靠。后来因病辞官归乡，只以耕田读书为事。他常常训诫儿子说：‘你们的祖父三十岁以后才奋发读书，有时夜里没有油，就借着月光读书，尚且能够通晓《礼经》，考中乡试，刊刻文章。’ 你们年纪正盛，不必为灯火操心，正应当努力。”几个儿子有时不能背诵书文，他就合上书让他们朗诵。一遍之后便说：“我年过六七十岁，尚且能够背诵，你们这些后生反而不能吗？”几个儿子受到激励奋发用功，谨守中道，终于考中进士。正德初年，广济渠时通时塞，公于是逆流而上追溯源头，察看地势，一直到了五龙口，叹息说：“假使渠道从这里通过，就是数代人的利益。”不到二十年渠道就淤塞了，大概是最初开渠的人没有利用地势的便利。于是公把意见告知当权者，避开广济旧渠约三四里，另开一条利民渠，说：“旧渠是这样，所以失去地利；新渠是这样，才得到地利。”刁民千方百计阻挠，往返奔走五年以后渠道才建成，水利至今还依靠它。济水在明朝初年绕府城向东流入黄河，公因开凿利人河，看见它向南流，便说：“这是古代的遗迹，难道可以只兴办今天的利益而忘记古代的利益吗？”于是告知当权者，修建六座架桥，新水流从桥上通过，济水从桥下流过，两种利益同时存在而不相冲突。退居林下优游三十多年，身体康健，从未生病。八十五六岁时，每逢别墅花卉在春天盛美、秋天禾稼成熟，便扶杖观赏，往返步行数里。临终时来不及料理未完的事情，只对几个儿子说：“你们不必忧虑贫穷，只要教导子孙读书，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公生于正统癸亥年十一月二十日巳时，享年八十九岁。正妻金氏，屡次受封为恭人，比公早四年去世。侧室三人：职氏、黄氏、戚氏。戚氏早在正德九年去世。儿子五人：守诚任引礼舍人；守敬为生员；守中任广平知府；守和早逝；守经任仪宾，现改名为模。女儿四人：淑清嫁生员董志学，已去世；淑净嫁指挥刘杰，已去世；淑渊嫁指挥沈隆，已去世；淑贞嫁散官萧拱旸。孙子七人：大夏为生员；大韶、大让、大征、大英、大福、大节都还年幼。孙女十人：善琮嫁百户宋学；善璜嫁生员张思齐；善环嫁典仗焦继芳；善佩嫁生员孟永增；善琼许配指挥薛守直的长子；善琅许配守备颜龄的长子；善玕、善珎、善珠都还年幼。我私下听说，有大德的人一定会获得禄位、名声和长寿，但以世间事实来验证，却不完全如此，所以君子有时怀疑天道难以相信。如今看公做官时，名声和实际功绩都施加于上下；居家时，恩惠利益又惠及乡里，人们本来就已经爱戴而敬重他了。而且他忠诚信实、谦逊自抑，从不因尊贵而对人骄傲，即使乡里的儿童也都以礼相待，所以无论远近、大小，都称公为大贤君子。他官位达到一方长官，寿命达到耄耋，禄位、名声、长寿可以说兼而有之了。子孙又多贤能，还有超出五福之外的福分，天道难道真的不可信吗？这足以流传而不朽了。这本来应当有铭。铭曰：大德获得福报，是自古相传的说法；但以世间事实验证，有时并不完全如此。可叹啊！吴公是德行盛美的君子，名声留在宪司，恩惠留在乡里。有爵位，有俸禄，也已经显达荣贵；一生康健，享有高寿，获得善终。幽深的墓室坚固无比，不震动，不坍塌。愿公长久安宁，把福庆留给后世，永无穷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宿州吏目仇公墓志铭》

译渖藩仪宾仇公准备在明年二月初一早晨，把他的堂兄宿州吏目公安葬在祖坟旁，于是备好书状和礼物，派使者来到怀庆，请我何瑭作铭。我一向听说仇公兄弟贤能，又有幸忝列于相知之末，所以不能推辞。考察事状，宿州公名楫，字时济，世代是潞州东火人。高祖名敏，明朝初年任兵科给事中；曾祖名述芳，以行医为业；祖父名镛，援例授七品散官；父亲名鹤，任义官；母亲张氏，继母阎氏。兄弟三人，公为长兄；次弟叫朴，任义官，都是张氏所生；幼弟叫栏，任医学典科，是阎氏所生。公天性聪慧，八九岁就通晓算术，人人都惊异于他的敏捷聪悟。后来跟随陵川退休教谕姬先生彰学习，研习举子业，对科举很有志向。当时两个伯父都早逝，仪宾弟弟住在城中，几个弟弟还年幼，家中事务无人辅助料理，于是遵从父亲的命令援例进入国子监成为国子生，学业完成后便代替父亲总理家政，内外都得到家人的欢心。有一天，他的堂弟、监生桓偶然住在城中患病，城距东火八十里，公听说后冒着雪夜前往探视。到城下时，正值半夜，城门打开，他询问原因，原来是当道者传报有事。议论的人说：“王城的道路并非交通要冲，半夜开门，实在很难遇到；如果不是您友爱之情深厚，怎么会做到这样？”后来公出仕任宿州吏目，治理百姓、处理事务，不使用鞭打刑罚，只是讲明道理加以劝导；起初事情似乎不能迅速办成。太守黎公常常责怪他迂腐，说：“宿州百姓，难道你能用德行教化他们吗？”不到一年以后，百姓感戴他如同父母，凡遇到公事，百姓奔走而来，勤快得像子侄。黎公感慨叹息说：“我不如你。”黎公是君子，于是两人相契如同至亲。有一天因巡视境内灾情，公亲自到村落去，乡民都扶着父老到道路旁迎接拜见。公立即下马行礼说：“老人应当安坐，不应当让您这样劳累。”父老都说：“子孙每次从公府回来，都说衙门设立以来，爱护百姓最深的莫过于父母官，希望能见您一面。”居民到处都是这样。不久，上司颁发大字表彰，称赞他政绩勤能。任期还不到两年，父亲去世的讣告传来，公号哭悲痛得不能自持，吊唁者也都为之流泪。随即命家人收拾书籍回乡，太守依依不舍，如同失去手足；宿州百姓惶惶不安，如同失去父母；徒役差吏前来护送的，人马有好几百，途中多次命令他们回去，竟没有一个人先返回。公抵达境内，望见城门直到家中，几次号哭得几乎气绝；凡是送葬的礼仪，没有不极尽诚信的。当时乌鸦群集在屋上，飞走后又回来，持续了一个多月。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公孝顺诚笃所感召的。丧葬大事办完后，他不饮酒吃肉，也不回寝室，始终面容忧戚，直到服丧期满、禫祭结束，便留在家中不再出仕。他慨然想使一家一乡都教化成三代时的风俗，于是上孝敬老母，下友爱几个弟弟；修建祠堂，祭祀一直到高祖以下四代的神主；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诚意，无不充分表达。制定《家范录》，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到事物细微之处，训导后代、整顿家庭的准则，无不完备。在家中营建义房一所，诚恳邀请乡里的先生来教育宗族子弟，免除他们的束修；又在乡里创办义学一所，教育乡里的儿童，供给他们的柴薪和饮水；设置医药，救济穷乡患病的人；置办义冢，安葬逃亡人家无墓地的死者。制作礼衣、深衣、女轿、灯笼等物品，帮助人们举行冠礼婚礼；准备大布、手巾、香案、仪节等器具，帮助人们举行丧礼祭礼。又邀请几位乡中贤士，共同讲明《家礼》，让他们协助乡人实行。不久，一个乡中有两三户人家办丧事，全部不用佛教僧人；婚嫁也都不迷信术士。又刊印三原冢宰王公注释的太祖高皇帝《木铎训辞》数百册，本乡人每人发给一册，劝他们讲习并实行。正德戊辰年六七月间大旱，公率领邻村几千名父老，在山林坛庙斋戒沐浴，露着头，赤着脚，减少饮食，跪地焚香；当天便下起大雨，方圆数百里都下雨，三天才停止，人人都佩服他的诚意能够感动天地。辛未年，流贼进入境内，家人都躲避，贼人传话说听说仇家有很多马，交出马来或许可以保全，否则一定烧毁房屋。公说：“房屋可以烧，但不能拿马资助贼人。”贼人于是把他的房屋全部烧毁后退去。贼人刚来时搜掠妇女，其中有四人间或因守节而死；贼人退去后，公不悲悼自家遭灾，唯独怜悯四名女子的死亡，于是叙述事情经过交给仪宾的弟弟，让他转达给当道，后来朝廷旌表了她们的门闾。又实行蓝田乡约，每月望日举行一次集会，同约的人务必在德行和事业上互相劝勉，有过错则互相规诫。这个月某人做了什么善事，就记在劝善簿上；某人做了什么过恶，就记在惩恶簿上。登记完毕，便依次入座，谈论治理家庭、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事情；饮酒略有醉意便停止。有大恶的人就把他逐出乡约。公曾对乡众说：“奸淫盗窃之事是我最痛恨的；有人能够捕获奸盗，我赏钱一千；盗取田野里的谷物豆类，赏粟一石；盗取蔬菜，赏粟五斗。” 几年之间，盗贼销声匿迹，乡里的伦理秩序十分严明。平素酗酒的人即使醉得厉害也不再滋事，平素好打官司的人即使得到公正裁决也能够忍让。于是乡里和睦一片。当时有迁徙的大雁在门右停宿，古树与它应和鸣叫，直到天亮才离去。议论的人说：“大雁不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它的天性正直而有秩序。如今晚上来这里栖宿，是由于公修身睦族所感召的。”公居家以后，很少进城，即使乡饮酒礼也不去，说：“我对朝廷没有功劳，不敢白白接受朝廷的赏赐。”开辟乐休园一处，挖池塘种莲花，坐在知止亭上，明亮的窗户、洁净的几案，以琴书自娱。撰写八景，文人墨客常常题诗吟咏，有一部八景诗集收藏在家中。常常告诫子弟说：“衣食丰足就算富有了，何必积存很多金帛？凡是借贷钱粮，只收取很轻的利息，或许才符合古人贫富互相资助的意思。”他救济宗族，帮助鳏夫寡妇，周济贫穷、抚恤困苦，晚年尤其诚笃。到这时因病在正寝去世，前来吊唁的有一千多人，无不洒泪哭泣。公生于成化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卒于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享年五十三岁，葬在阳堰原，依从祖坟。

译公娶李氏，是陵川县礼义里旌表六世同居义门濯的女儿，早逝。继娶郜氏，是本州东关村士人训的女儿，也早逝。再次娶孙氏，是潞州卫千户舍人仁的女儿。生有三个儿子：勋，是李氏所生，任义官，娶义门义官玹的女儿；炳，许配本州荫城村知县李素曾孙夣阳的女儿；煌，许配梁家庄士民刘彦彰的女儿。女儿一个，叫德恩，还年幼，都是孙氏所生。孙子一个，叫塙，许配本州西火镇士民焦琦的女儿。孙女两个，叫弄瓦、弄碗，都还年幼。唉！我听说，仁人君子在一个乡里就能教化一个乡，在一个国家就能教化一个国家，在天下就能教化天下。观察仇公所实行的事情，他感动人心，可以说真是仁人君子了。然而他的官位只做到一名属官，寿命又不到六十岁，使他不能完成自己所筹划的事业，这难道不是命运吗？从前汉代陈仲弓任太丘长，名声重于天下，直到今天称颂他的人仍未减少。当时难道没有显贵的官员吗？难道没有长寿的人吗？可是天下后世所仰慕的，正在于陈仲弓而不在于他们。既然如此，仇公也可以没有遗憾了。于是为他作铭说：谁能像他那样亲爱自己的亲人，谁能像他那样仁爱自己的百姓？唉，仇公啊，是当今的古人。为什么他的施行如此微小，为什么他的寿命如此短促？苍天茫茫，谁来承担其中的责任？德行修养于家庭，教化推行于乡里，百世之后仍可流传，这就叫作不死。《仇母阎孺人墓志铭》阎孺人，是潞州东火仇氏兄弟的生母。嘉靖壬辰年冬十一月十六日，因年高寿终正寝。儿子朴等择定次年春二月十一日，将孺人附葬于她丈夫义官的墓中。事前，他们拿着侄子熈所撰的事状，备好书信礼物，派人来请我作铭。我一向看重仇氏家法的美善，也敬重他们兄弟的贤能；等看到事状，才知道这些成就都是孺人教导的结果。唉，孺人可以说是贤母了，这难道能不为她立传吗？考察事状，孺人姓阎，是潞西火镇处士素的第五个女儿。她天性聪慧，七八岁时，听到祖父阎三翁的训诫，就知道要以礼自守，无缘无故不走出门户。稍长以后，依随嫂嫂李氏学习女红；到了及笄之年，凡针线、炊事、纺织、养蚕、种桑，没有不精通的。祖父母和父母都非常疼爱她。别姓人家来求婚，都没有答应。成化十三年，义官仇君鹤的妻子张氏去世，仇君鹤的父亲散官翁于是托朋友李君祯，向阎三翁请求把她嫁给义官续弦。阎三翁慨然答应，说：‘我并不是贪图仇家的富贵，而是他们家孝顺重义，义官又是贤良之士，我的孙女嫁给这样的人家，正是得其所归。’张氏留下两个儿子，都还年幼。孺人举行合卺礼成婚的第二天，就把幼儿抱到自己的内室抚养，人们都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不久，两个孩子的衣服鞋袜全都焕然一新，舅父见了高兴地说：“我的两个外孙有了托付，我的忧虑可以舒解了。”轮氏轮到主持供给饮食时，舅父告诫她不要随意浪费米、面、盐、醋，又把创业持家的艰难困苦告诉她。孺人恭敬谨慎地听从吩咐。轮氏还负责碾米磨面，以及酿酒、制酱、制醋、腌制蔬菜、纺织、染练等事务，舅父也一再谆谆告诫她。孺人所做的事没有不精细洁净的，全都符合舅父的心意。舅父高兴地说：“我的儿媳能够听从我的话，一定能够成就我这个家。”从此以后，他也不再告诫她了。当时，舅父总管家政，伯兄贞笃先生主持钱粮，义官君兼管门户事务。成化十七年，贞笃先生去世，留下森甫十四岁、桓刚五岁，女儿还在母腹中。义官君独自承担家事，内有孺人主持，她收存财物，处处能够辅佐，绝没有私下借取、私下藏匿的议论。成化二十年，兄长的儿子森被选为内丘王府上艾县主的仪宾，营建府第；凡是工匠的饮食等需用之物，孺人全都供应，从不懈怠。府第建成后，义官君对孺人说：“县主将要出阁，首饰还没有

译备齐，你和二嫂各有金饰，可以各拿出几件来使用。”孺人立即把所收藏的金饰全部拿出来献上。义官君笑着说：“你竟能抢在二嫂前面吗？” 弘治九年，兄嫂去世，留下的女儿嫁给沈阳卫指挥张淮糚，嫁妆全由孺人经手置办，没有不丰厚的。这个女儿曾对人说：“叔母待我太好了。”孺人对亲生女儿以及子侄辈虽然慈爱，但教育他们却十分严格。众子弟都用合乎义理的正道教育。儿子栏刚八岁，就让他跟随老师读书。他有时贪玩，呵斥仍不改，就鞭打他说：“失去教导，就会成为败家子。”所以栏读书知礼，成为当时有名的人。弘治十五年春，儿子楫被选任宿州吏目。孺人告诫他说：“我的儿子，一定要清廉谨慎、勤勉恭敬，以报答国恩。”所以楫在宿州尽心办理职务，得到上司称赞其治理勤勉能干。弘治十六年七月，义官君去世。孺人于是忍住悲痛，率领众子料理家务，按礼备办早晚祭奠。九月，楫从任所回来，安葬完毕后，便与弟弟仪宾森以及众弟弟商议制定家规，以完成先父的遗志，并把此事禀告祖母陈氏和孺人。孺人说：“你们的父亲曾说，西院的大伯收藏了一本郑氏《旌义编》，是一本好书，成就家业的人应当把它作为准则。你们若能完成父亲的遗志，把它确立为长期遵行的家规，你们的父亲在地下也一定会高兴。”后来，楫推行蓝田吕氏乡约，以敦厚风俗；又兴办义学，教育子孙和乡里的优秀俊秀。孺人都对这些事加以奖励，同时劝勉告诫他们。正德六年端午日，有人报告说，一千多名流贼已经到了赵村。众子弟说：“母亲和各位媳妇可以到邻居家暂避。”孺人不同意，立即督促众媳妇从小路赶往州城。贼人到来后，众子弟也远远躲避；贼人派人传话索要马匹，众人没有给，于是贼人放火烧毁了他们的住所。孺人在州城住了三个月，与县主相处时以宗室礼节待她，县主则把自己当作侄媳妇，彼此世代亲爱。初秋，贼人逃走，王师凯旋，金鼓声震动大地。有人劝孺人出去观看，孺人说：“贼人烧了我的房屋，我的儿子睡在瓦砾上，吃烧焦的粮食来保全性命，我怎么忍心去看鼓乐呢！”贼人退走后，众子弟立即修缮房屋，稍稍完备，便迎接祖母陈氏和孺人回到旧居。正德九年，祖母陈氏寿终，孺人按礼节哀痛自毁。正德十五年，儿子楫病逝，孺人悲哭极其哀痛。孺人天性喜好节操义行，听说侄子森修建四贞祠，以及亲族中的生员阎诚之妻程氏在丈夫死后自缢、李晓之妻尚未正式成婚而丈夫去世后归到夫家守丧侍奉婆母，都加以奖励勉励。她尤其乐于周济抚恤，遇到荒年就给乡里的贫困者周济赈救，亲疏有所区别，却没有不遍及的。侄子森和儿子朴相继想要建造东山书院，聘请年高有学问的儒者来教育子弟和乡里的俊秀，以推广义学的宗旨。孺人又劝勉他们促成此事。嘉靖十一年七月七日，孺人因感受风邪患病，卧床不起。儿子朴想置办田地一百五十亩，用来供给义学先生的束修，便向孺人禀告。孺人又点头同意；这大概就是她教育子女、崇尚义理的心意，到老也没有倦怠。到了十一月十六日戌时，病情危重，于是去世。孺人生于天顺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时，享年七十三岁。儿子三人：长子楫，任宿州吏目，先去世，娶李濯之女，继娶郜训之女，又继娶孙仁之女；次子朴，任义官，娶王阳之女，继娶义官潞俊之女，又继娶董祥之女，都是前张氏所生；再次为栏，任医学典科，娶知县王纶之女，继娶李思聪之女。女儿二人：锦菊，嫁给千户申琇，被封为宜人，先去世；绣菊，许配郭邦镇，幼年夭折，都是阎孺人所生。孙子四人：勲，任义官，娶李氏；焕，生员，先去世，娶李氏；炳，娶李氏；煌，聘刘氏，先去世。孙女八人：第一季冬，许配李钧，先去世；第二德裕，嫁给武思彤；第三德恩，嫁给生员焦谟；第四德邵，许配李皆；第五德重，许配袁逐；

译第六德备，许配生员申去垢；第七德地；第八德慎。曾孙四人：第一塙，娶焦氏；第二阶，聘袁氏；第三培；第四壵。曾孙女五人：第一弄瓦，嫁给王充耘；第二弄碗，许配贾克明；第三弄枕；第四弄车；第五弄斾。我私下认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固然由男子在外主持，也由妇人在内辅佐。《易经·家人卦》把父母比作严厉的君主，又说男子在外正位、女子在内正位，这是治理家庭的要旨，流传的训诫已经很久远了。如今观察孺人，她侍奉舅姑恪尽孝道，侍奉丈夫恭敬有礼，待姒娣和睦相处，教育子孙遵循义理，在内宅和悦，在宗庙严肃；凡是妻道、妇道、母道，没有一样不尽到，可以说是贤德了。至于她身为主母，又能帮助制定并成就家规，率领众媳妇亲自在内实行，以至于家道有所成就，众子都称她贤德，更是值得称颂。从前文伯的母亲，以及孟母、范母、陶母，都因为善于治家教子而留芳史册，孺人大概也有可以同她们相提并论的地方，这难道可以不为她传述吗？因此应当为她作铭。铭文说：仇氏母亲孺人，一生德行完备；撰写铭辞刻在石上，流传于世世代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处士仇时表墓志铭 嘉靖乙未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潞安处士仇时表因病在正寝去世。占卜定于第二年二月十七日，将他附葬在阳堰祖坟的右边。他的堂兄义官仇朴，命堂侄仇熙撰写行状，于是备办书信和礼物，派使者来向我求墓志铭。我拆阅书信，悲痛悼念，想到正德辛巳年，我正在为先父服丧，时表奉他的兄长仪宾仇森之命前来吊唁祭奠；他举止闲雅，我非常敬重仰慕。如今分别已经十五年了，曾经想着再也没有机会相见，没想到现在他已经去世，痛哉，痛哉！既然托我撰写墓志铭，我又怎么忍心以年老推辞呢？处士名桓，字时表，别号和节居士。他曾任国子监上舍生，后来不以此自称而称处士，是遵从他自己的志愿。仇氏世代居住在潞安东火。高祖仇敏，任给事中；曾祖仇述芳，任医士；祖父仇镛，任散官；父亲仇鸿，饱学而未出仕。仇桓去世后，都宪虎谷王公私下谥为贞笃先生。他的母亲丁氏于成化十三年十月初十日生下处士。处士生性淳厚笃实，少言少笑。刚学会爬行、和一群孩子玩耍时，就从不争抢。十二岁时，补为郡学弟子员。郡守马公、掌教刘公都非常器重他。十九岁时，领取廪米。有一天，他和仪宾兄长去探望母亲，只有山兄身穿束金绣衣，骑着天赐的骏马驰行；处士穿着青色襕衫，仪表楚楚，光彩逼人，见到的人无不赞叹羡慕。一位姓李、号一山的老人说：“我是仆人，侍奉贞笃君最久，熟知他的盛德和广施恩惠，可惜上天没有给他长寿。如今两个继承人荣耀到这个地步，足以稍稍酬答他在地下的心愿了。”说完眼泪流了下来，听到的人都叹息。母亲生病时，他和兄长向上天祈求，愿意以自身代替母亲受病。母亲去世后，他悲哀自毁，超过礼制。他又想到父亲去世时自己还年幼，于是设立牌位，与母亲的灵位一起追奠，三年不饮酒、不吃肉。服丧期满后，他勉强振作，努力学习实践，期望大大显扬父母。多次被乡里选拔，却未能考中乡试，忧郁成疾。后来按照成例纳粮资助边防，在国子监学习尚未完成，叹息说：“我既然患病，还求取仕进，合乎义理吗？”当天便告假归乡，隐居山谷之间，教授学生，发誓不再求仕。叔父义官仇鹤去世，处士哭着说：“我年少时失去父亲，所依赖的只是叔父还在堂上，不时赐予教诲。如今又不幸到了这一步，悲痛啊！”他帮助兄长吏目仇楫完成丧葬大事，又一同商议推行家范、乡约等事。有少许闲暇，就阅读古人的书。汤阴冯氏的儿子因心病在太行山间漫游，处士考察他的文章，认为可以进取，便供他食宿。住了不久，冯氏的病痊愈，便努力学习。适逢乡试秋试，处士奉仪宾兄长之命，渡过壶口，沿羊肠小道亲自送他回家。那一年，冯氏凭《礼经》在中州乡试中考取解元，听闻此事的人都认为处士很有义气。处士又因为父母和叔父都已去世，只剩叔母阎氏在世，便极其孝敬地侍奉她，早晚问安、寒暖侍奉，如同亲生母亲一样。每逢得到四时新鲜物品，祭祀祖先完毕，就拿来奉养叔母。与各位兄弟相处十分和睦，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堂兄弟。叔母阎氏去世后，堂兄义官仇朴、弟弟典科仇栏为她修墓，处士为她守满丧期。处士率领再从子仇勲等人总理家政，凡是钱粮出入，遇到按时借贷的人，都一概遵守家规，以贫富互相资助为原则，不一味追逐利益；奉行丧葬祭祀，接待宾客，办理庆贺吊唁，周济贫困，直到办完子女的婚嫁、缴纳官府的赋役，通常还会有余裕，从没有一件事出差错。这是因为他天性宽厚，又笃守礼法，所以平日生活虽很俭朴，对财物却也没有什么吝惜。他生性不喜欢饮酒，但宴请宾客时一定让大家尽兴。治理家务从不疾言厉色，童仆有过错，常常怜悯他们愚昧而宽恕。教导诸子和各房子弟，总是谆谆以《诗经》《礼经》训诫他们，说：“不这样做，就无法立身。” 乙未年九月，他偶然患脾病，自料将不起，但仍勉强谈笑来安慰家人。一天，他把几个儿子叫到床前，嘱咐他们说：“你们读书，不要只是从事篇章文字来供口头耳目的资助，必须深入探求、玩味圣贤的话语，切实实行于自身，并在处理事情时表现出来，这才是善于学习。我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徒然活在世上，你们不要把我当作榜样。”又过了几天便去世了。前来吊唁、到了门口的人有一千多人，大家都说：“善人去世了！”没有不流泪的，这足以看出他的德行感动了人们。处士享年五十九岁。妻子李氏，是旌表义门涤的第四个女儿。儿子二人，都是李氏所生：长子火聘，聘娶西火镇程兰的女儿；次子炅，聘娶乡贤大司马荫城李公的八世孙珊的女儿。女儿一人，是侧室郜氏所生，嫁给郜同之女，母女都已先去世。火聘淳厚笃实，没有虚伪；炅聪颖敏悟，远超众人。将来代替处士显扬父母的，必定就是这两个孩子。况且两个儿子侍奉父亲病重时，亲自尝试汤药；守丧时能够懂得悲哀忧戚，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大家都认为这是处士教化的结果。我私下认为，古代贤人君子都把积累学问、修养德行作为当务之急，至于出仕或隐居，则随时势而定，例如庞德公、管幼安、王彦方、黄叔度等人，都隐居而不出仕。他们难道是碌碌无为的庸人吗？大概是因为胸中抱负远大，认为自己的道与时势相违，所以不屑于出仕罢了。因此，他们虽然隐居独善其身，但声望、风骨和气节仍足以感化当时，流芳后世。如今看行状中所记载的处士的言语、行为和志趣，他大概也是胸有抱负而不屑于出仕的人，难道是庞德公那些人的一类吗？因此应当作铭来传给后世。铭文说：贤人君子出仕或隐居，随时势而定；出仕而碌碌无为，和隐居的处士相比，哪个更好？处士始终隐居，情操高远；后世若要征求贤才，就看看这块幽静墓刻。封安人许氏墓志铭

译安人姓许，是元代鲁斋文正公的六世孙，皇明鲁府审理许伟的幼女，也是四川按察司副使郝玉卿的继室。审理名伟，字季高，娶霍氏，安人就是他们的女儿。安人天性聪敏，读书通晓大义，女工和闺门规范也都极其精通，父母十分钟爱她。副使的父亲名润，字汝济，任凤县知县，娶赵氏，生五子三女；后来又娶陈氏，生三子二女。副使排行第三，名绾，字玉卿，弘治己未年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历任四川按察司副使。他先娶程氏，程氏贤德有操行。玉卿在刑部任职时，程氏病逝；选择能够继承程氏为正室的人，亲族都说现在的安人最合适，于是玉卿按照礼节聘娶她。郝氏家族庞大而人丁兴旺，安人侍奉长辈、接待下人，都合乎礼法，众人都说她贤德，足以继承程氏。正德（缺）年，玉卿任刑部主事考满，追赠父亲与其官职相同，追赠母亲和程氏都为安人。许氏也被封为安人。正德己巳年，玉卿升任四川佥事，因道路险峻而骑马赴任，安人与妾李氏留在家中。程安人去世时，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名天，次子也病重。安人当时生下儿子九畴，孩子还在襁褓中；安人抚养教育他，极其辛苦，闺门内外整肃严明，人们都称赞她。甲戌年，玉卿考满升任副使，乡中有官员与他不和，恰逢那人在言官之列，便弹劾玉卿，于是玉卿辞官。后来，次子和妾李氏都去世，女儿嫁给举人程永吉。戊寅年，玉卿也病逝。当时九畴才九岁，安人悲哀自毁之后，抚养幼子，总理家务，备尝辛苦，日夜纺纱绩麻，所以家业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兴盛。九畴渐渐长大，安人教他读书，使他继承父亲的志向，于是补为郡学弟子员，渐渐走上进取之路；又为他娶我的女儿为妻，亲族都说安人从此可以安享晚福了。没想到嘉靖十年十二月因患病便去世了，正是这个月初九日。安人生于弘治己酉年三月二十四日，享年仅四十三岁。唉，太令人痛惜了！儿子九畴占卜定于第二年二月十七日打开副使父亲的墓穴，将母亲附葬其中，事先来请我撰写墓志铭。唉，我又怎么能不为她作铭呢？铭文说：人伦之道，以夫妇为首；内外协调，才差不多可以不朽。唉，安人啊，你的德行多么深厚；作为妻子尽了妻道，作为母亲尽了母道，众人称你为大贤，为什么竟不能长寿？夫妇同葬一处，愿福泽降临到你的后代。灵石儒学教谕王先生墓志铭 嘉靖癸巳年五月五日，友人王崇贤先生寿终，死于正寝。儿子王制等占卜定于当年八月三日，将先生安葬在先人墓地旁边，事先备好行状来请我作墓志铭。根据行状，先生世代是河内人，等等。瑭私下认为，读书人活在世上，本来就有幸运和不幸。凭先生的学问和品行，本可以走得很远，却只做到儒学教谕，年寿也不到七十，可以说是不幸。然而与那些猥琐苟且、庸碌终身的人相比，还是大不相同的，不能说是大不幸。古语说，善行积累深厚以后才会显达；先生家族从高祖直到如今，世代传承《诗》《礼》，世世崇尚忠厚，所积累的善行已经很深厚了，怎么知道他的后代不会大大显达呢？小儿子问臣蔚有才华声名，或许就在这里吧？或许就在这里吧？谨为先生作铭，以征验他的后代。铭文说：啊！先生学问广博、德行深厚，地位没有大大显达，这是命运，谁能责怪？官职只是儒学教谕，也不能说没有际遇；年近七十，也不能说不长寿。有儿子而且有才华，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啊！先生可以不朽了。萧生墓志铭

译秀才萧生因病死于正寝，父亲和兄长将于今年九月九日把他附葬在城东先祖墓地旁边，于是拿姻亲李拱之先生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唉，我难道忍心为萧生的墓作铭吗？想到萧生跟随我游学已经一年多了，他刻苦立志求学，渐渐不断上进，我本来希望他能够走得很远，却没想到竟止步于此；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感到凄凉悲恻。如今我又怎么能够拿起笔写文章，反而增加他的悲痛呢？又想到萧生跟随我游学时，只要听到我的一句话，心中有所契合，便喜形于色；如今他虽然已经去世，怎么知道他在幽暗冥漠之中，不会盼望我有话来启发他的心意呢？唉，悲痛啊！悲痛啊！萧生名鹍，尚未成年，也没有取字。他的先世是云梦人，始祖名荣，曾任伪汉陈友谅部下八卫指挥使，后来归附我太祖高皇帝，屡次凭战功授任黄州卫百户，升任太原卫左所副千户，死后葬在黄冈县。仇荣的儿子名忠，承袭官职，历任升为河南都指挥同知、掌印，死后葬在岳州。仇忠的儿子名诚，承袭任怀庆卫指挥佥事，死后葬在怀城东边。仇诚的儿子名敬，承袭官职，在正统八年考中武举状元，授任总戎副帅。仇敬的次子名礼，身材魁梧，气度宏大，隐居而不出仕，凭财力称雄乡里；曾遇灾荒年，拿出一千多石粮食赈济饥民，众人都感念他的恩德。仇礼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名锐，次子名鉴，幼子名鋐；娶武氏，她是本卫指挥俊的孙女，这就是萧生的父母。萧生从小沉稳庄重，少言少笑，不和一群孩子嬉戏；稍稍长大后，举止就像成年老人。刚九岁时，进入小学读书，每天能记诵千百字；十岁能撰写对偶句，懂得写四书的破题、承题；十三岁学习《尚书》，通晓其中的大义。有时曾拜谒督学宪佥刘公、宪副文公，请求考核入学，都受到优厚的奖励，二公命他更加努力读书；虽然还没有被录取，却没有人不认为他前途远大。乡里人都互相庆贺说：“萧家有后人了！”十七岁时，才开始跟随我游学，早晚讲习，即使隆冬盛夏也不疲倦，我非常喜爱他。正德戊寅年春天，我前往南尚村的别业居住，萧生也跟随我筑室求学，日益刻苦；每月只回家一次省亲，问候父母完毕就回来，不在自己的房间停留。夏五月，他患病回家调养，仍然手不释卷。秋七月，病情加重，他对父亲和兄长说：“我受到祖母、两位伯父的眷顾，以及父母养育的恩德，还没有一天报答过；如今命数到了尽头，这种终身的遗憾，难道能在地下闭眼吗？”话说完眼泪像雨一样流下，左右的人也相对大哭。过了几天，他去世了，时间是正德十三年戊寅八月初四日巳时。他生于弘治十四年辛酉十一月二十一日亥时，享年只有十八岁。娶葛氏，是本卫千户坚的女儿；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名月婴，还在襁褓中。萧生虽然生长在富贵之家，却对声色和玩好完全不动心，只是一心读书而已。他天性孝顺友爱，别人尤其难以赶上。上至祖母和各位父母长辈，下至同宗兄弟，没有不钟爱他的。即使家中的奴仆，也没有不得到他的欢心的。母亲曾患风疾，萧生早晚侍奉汤药，一刻不离左右，睡觉时也不解衣带。与人交往，广泛地爱护他人而亲近仁德之人，因此内外都没有关于他的非议。众人正期待他取得远大成就，他却止步于此。唉，悲痛啊！古人说行善必有后代，又说仁者长寿。萧生家世积善，这是众人共同推许的；而萧生本人又温润纯粹、恭敬谨慎，可以说具备仁者的资质。可是竟然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呢？阴阳交错运行，五行轮番变化，所以驳杂的事物很多，而纯粹美好的事物偶尔才出现一次。正因为这种偶然出现极为困难，所以它们大多不能长久存在。难道是得到纯粹美好之质却不能长寿吗？如果不是这样，又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地步呢？太虚不可能不聚合而成为万物，万物也不可能不消散而归于太虚。聚合和消散都有一定的时机，而精神却没有间断。在幽暗冥漠之中，如果你能体悟这一点，大概就可以释解终身的遗憾而闭目了吧？唉，悲痛啊！○墓铭 宁国府同知钝斋宋先生墓铭 史书传扬清廉善治的官员，诗歌称赞他们和乐平易；古道日渐沦丧，有识之士对此无不叹息。美好啊，宁国府同知竟能继承古人的传统！守职廉洁公正，治理百姓，爱护他们并使他们得利。看看那些善于钻营的官吏，奔走追随他们的人像集市一样多。他们把那当作荣耀，我却把它看作污秽。爵位即使不能与德行相称，对我又有什么惭愧？缙绅中没有第二个人不称他为长者。可叹啊，宜人能够与有同样志向的人相伴，便把铭文刻在坚贞的美石上，以告诫后世。西郊宋处士夫妇墓铭 在孔村的原野、沁河的岸边，西郊先生的神魂归于此处，夫妻同葬。愿你们在这里欢笑交谈，极其吉祥，极其安宁；愿福泽降临到你们的孙子后代。○墓表 诰封余姚郡主墓表

译圣人制定教化，向来急于彰扬善行，却总是缓于惩罚恶行。正因为急于彰善，所以善行即使很小也一定要宣扬；正因为缓于惩恶，所以一定要等恶行充分显露后才处罚。卫国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共姜守持节义，父母想强迫她改嫁，共姜于是作《柏舟》诗来自我发誓。妇女遵循夫妻之道，应当从一而终；丈夫死后不再改嫁，也是常行的道德。孔子删定、阐述六经，为万世留下法则，却特意选取《柏舟》诗记录下来，急切地唯恐它不能流传后世。这是什么意思呢？唉！如果没有短处，又有谁来称扬长处？礼教不加修明，风俗淫荡，像野鸡鸣叫、狐狸交媾一样的淫乱声音传遍远近，其中值得叹息的事情太多了。孔子记录《柏舟》诗，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称扬一个人的善行，是为了激励众人改正尚未做到的善行；表彰已经发生的善行，是为了给将来的人以劝勉和警戒。圣人立教的用意深远啊！我圣祖以礼教治理天下，下令民间妇女年幼时丈夫去世而能守义、年老而不改变节操的，要奏报朝廷加以旌表，这是取法古人的意思。至于皇家的妇女，则从乡君以上都按礼制不得再嫁，大概是希望宗室人人都纳入礼教之中，而不只是把她们当作普通百姓对待罢了。她们整治家庭、端正内室的教化，大概远远超过前代了。然而正因为如此，姬姓宗室女子的善行美德也往往不能流传于世，君子实在不能不对此用心。像余姚郡主，难道不正是有善行美德却没有流传于世的人吗？郡主是宗室郑简王的第九女，由夫人于氏所生。她的容貌、仪态、言语和德行都值得称述。十九岁时，选配给诰封中奉大夫甄廷辅公，两人相敬如宾，即使在闲居时也从未有过轻慢亲昵。甄公患病，郡主亲自侍奉汤药，从未离开左右。甄公去世，她哭泣跺脚，多次哭得昏厥；当时儿子济时才三岁，她哭着抚摸他的头说：“我之所以不能跟随你的先人到地下去，是因为为了你啊。”安葬之后，她便不再使用脂粉，不饮酒、不听音乐，只以祭祀祖先、教育儿子为事，闺门内外都极其严整。听说有人放荡而不谨慎，她就皱眉说：“怎么能辱没帝王之家呢！”绝不与这类人来往。因此，郡主操守严谨，内外无人不知。嘉靖癸巳年十二月初一日，她因病死于正寝。讣告传来，朝廷按制度赐祭并办理安葬。郡主已经与中奉公合葬。儿子济时又请我为她墓前作表。我认为郡主奉祀祖先、教育儿子、和睦亲族、善待下人，都值得称述；而她守寡的节操尤其值得敬重，所以特意为她作表彰扬，使她能够与共姜的贤德一同在风俗中流传不朽，希望可以有所劝勉。唉！美好啊，唉！美好啊！康修撰对山墓表 圣人的道，合乎经典却不迂腐，通权达变却不诡诈，是最为中正的道路。后世的豪杰之士，并非没有成圣的资质，只是学习功力还没有达到，所以对于圣人之道，有时得到其中一偏而不能没有过失。行为规整，步履合矩，一丝一毫没有差错，便说这就是圣人的经常之道；但对人情物理有未明白之处，处理常事不能抓住要领，遭遇变故不能通达权宜，这种过失就流于迂腐。排除困难、解决纷争，变化无方，便说这就是圣人的权变之道；但若倚仗才智、玩弄权术，颠倒是非、纵横反复，说话不考察最终结果，做事不探究后患，这种过失就流于诡诈。诡诈不足以使人信服，迂腐不足以救济世事；这就是古代君子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也是今天君子有所不及的原因。对山康先生，大概是学习圣人的权变之道却还没有达到境界的人吧？他的才华很高，气概很豪迈，性情很真率；他的言行不拘拘于规矩之内。他因此得到当时人的敬重，也因此遭到世人的诽谤；又正因为这样，他遇到能够讲明圣人之道的人，便同那人切磋，而且全心听从相信，去掉错误而使正确的更加纯粹，减少过失而弥补不足，那么他所能建立的成就，难道仅仅是这样吗？我又为对山没有遇到知音而惋惜。孔子评论人物，把中行之士看作上等，其次才谈到狂者和狷者；谨慎厚道、只求自保的人，他并不多加称许。似乎有德而其实没有德的人，他斥责为害道之人；患得患失的人，他鄙视为卑鄙小人；他的态度大概由此可以看出。对山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狂者”吧？对山的言行事迹，墓碑上已经记载完备；这里特意只论述他的人品，附在墓碑之后，使后世知道有一位对山康先生，这样就够了。白斋张先生墓表

译先生姓张，名太素，是山西万泉县绵上乡下樊村人。父亲某，母亲某氏。先生生来聪颖过人，稍长便从军，通达人情世故，历尽艰难困苦，同辈都敬佩服从。四十多岁时，慨然抛下妻子儿女，出家做道士，拜邵真人的弟子程守然为师。后来游历名山，广泛结交有道之士；丹经、诸子之书，没有不浏览的，而且吃清淡食物四十多年，盐和酥酪都不入口，人们都称他为白斋先生。弘治六年癸丑冬天，他来游天坛，喜爱这里的山水，于是结庵隐居。到弘治十一年戊午，他发心修造，在天坛顶上向各方募化财物，建造玉帝殿三间，坐北朝南，殿顶用铜脊铁瓦，并铸造铜像，侍女、炉鼎、花瓶、大镜等也都齐备。又建天将殿，东西两侧各三间，坐东朝西。到正德改元丙寅年，工程才完成。己巳年，他奉郑懿王令旨，召他修建本城玉清宫的虚皇阁五间。工程完成后，又回到天坛西面约七十里的西阳山，结庐修道。乙亥年，省城周府胙城王的孙子辅国将军因病，在天坛祈祷而得到感应，便派使者带着书信和礼物，命太素隆重修缮天坛顶上的三清等殿。第二年工程完工。嘉靖四年乙酉年，本府孟县的善士耿埙等人请先生下山，到府城北边沁河上修建石桥。工程尚未完成，先生便去世了。时间是嘉靖八年己丑冬十月十八日卯时，享年八十五岁。先生一生没有疾病，后来端坐着去世，见到的人都感到惊异。门人把他的遗蜕葬在沁桥旁边。到了合葬之日，四面八方的人云集墓地。门徒薛清濙、冯清善等人，担心先生的墓地日久会迷失湮没，于是通过我的朋友任遐龄、宋文祥来求我写文字，为他的墓作表。宋文祥又把他一生经历的始末写成行状交给我。我过去也曾和先生接触，见他温厚诚朴，谦退得像愚人，心中认为他是有道之士。向他叩问道术要旨，他却坚决推说不知道，寂然一句话也不说。从前太上老君有句话说：“知道的人不说，说的人不知道。”先生难道真是有道之士吗？这确实是不能用常情测度的人。姑且摘取他的生平始末，使之刻在石上；四方之人百年以后，如果有人仰慕先生的道行而想拜谒他的墓，也许还会从这篇文字中得到感触吧。○祭文 祭奠仇仪宾玉松 嘉靖七年，岁次戊子，三月初一日为壬申日，过了三天是甲戌日，南京工部右侍郎怀庆何瑭谨以牲酒等祭品，恭敬地明白告祭宗人府仪宾亚中大夫玉松仇先生的英灵说：有的士人即使当面相见也互不了解，有的人相隔千里却彼此感动，大概是因为两人的心志相同或不同。先生居住在潞州，我居住在河内，相距几乎千里。先生的贤德，我实在仰慕；我的不肖，也承蒙先生挂念。这难道不是因为心志有所相同吗？我曾想将来如果有事到山西，或许能够亲自晋见先生、请教道理。如今却再也不可能了，唉，悲痛啊！寄托这一杯祭酒，稍稍伸展我的哀痛仰慕之情。先生活着是贤哲，死后成为神明，希望您还有知觉，鉴察这份诚敬，尚请享用祭品。《柏斋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柏斋集》卷十一 （明）何瑭撰 自序 我幼年时得到杜甫律诗的虞注，读后喜爱它高古的风格，只是当时正忙于应试功名，力量不能兼顾，便放下不读了。弘治甲寅年，有客人拿郡中处士王锦尚絅所作的几首诗给我看，我喜欢它们清新可爱，于是作了两首诗赠给他，便与他唱和。第二年，尚絅去世，我不再作诗。又过了一年，通渭王老先生来任怀庆知府，平素喜爱吟咏，有人把我的姓名推荐给他，我便作了两首诗呈给他，但这并不是我所喜爱的事情。又过了两年，先生因母亲去世离任。壬戌年，我侥幸考中进士，又有幸和天下名士一起在翰林院读书，于是重新留心学习作诗。不久有所感悟，便没有继续学下去。后来我虽然滥竽充数担任词臣，有时应别人请求，写作一些诗文，但始终不能写得精工，所以都没有保存稿本。到近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回想过去与我唱和、赠答、寄诗的朋友，死生离合，许多人已经不能相见。闲暇时因追忆旧稿，只得到若干首，便把它们记录下来，时时观览省察，用来保存友谊。至于到南京以后所作的诗，则一并附在后面，大概是为了防备将来遗忘罢了。还谈什么诗呢！嘉靖四年四月十八日记。○拟古 《独漉篇》四首 独自涉水，独自涉水，水深得淹没车轴。不怕淹没车轴，只怕车辆翻覆。独自睡到半夜，清凉的风侵袭衣襟；无法向别人诉说，只能徒然伤我内心。洪水浩浩荡荡，大禹已经把它疏导；大概有人说水来自上天，那么四方的水域由谁来居处、治理呢？恶龙尚且可以驯服，猛虎也可以刺杀；难道竟没有办法，使我的心如此憔悴吗？○五言古诗 入院言志 幽深的环境隔绝尘世，险峻的山势邻近帝王居所。庭院里的槐树郁郁葱葱，窗边的竹子投下疏朗的清荫。剪取红花栽在栏边，清泉冲击着玉石环绕台阶。回想翰林院的清雅，哪里只是高大的房屋而已。幸蒙选拔收录，进德修业怎敢说慢。常常趋近座前请教，面对床榻互相切磋。探究幽玄，翻阅五经；考察古事，研习六书。华丽文辞要戒除浮薄，淳厚朴实要返回古初。圣贤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要追随他们，哪里肯止步于我？可惜年华将晚，日月催人老去。我的大道多么遥远广大，像沧海连接归墟。抬头仰望天盖的边际，低头俯视大地的疆域。稍有所得便骤然自满，与井底之鱼有什么不同？高风惊醒鹤的梦，天空使大鹏舒展翅膀。进退行藏都有规范，得到俸禄官位却惭愧自己平素空虚。走吧，走吧，去王屋山；抬头遥望承明庐。冬日杂兴四首 盖着重重被子仍无法入睡，在漫长的冬夜里辗转反侧。精神疲惫刚合上眼，忽然已经登上高堂。梦中问候衣裳是否暖和，跪拜着陈上酒浆。梦醒后鸡声纷乱啼叫，故乡已经遥远到天的一边。把天下看得如同草芥，感念父亲的教诲，忧思在胸中燃烧。回想父亲从庭院中给予的训诫，儿子应当辅佐虞舜和唐尧。故乡在千里之外，我早晚都梦见那里。门巷还和过去一样，邻里也没有迁移。亲朋为我的到来感到高兴，谈笑着相互陪伴。情意深厚而苦夜短，梦醒后恍惚间还疑心是真的。想来没有使离魂归来的法术，所见究竟是真是假也无从知道。徘徊回望庭院屋宇，默默坐着，像个痴人。年末时，霜和雪越来越多，北风惊动门窗。放眼观看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东西不衰败朽坏。松柏虽然坚贞，颜色也已经不同于从前。玉衡指向孟陬，触景生情，不禁回头望向故乡。五岳撑柱着四方大地，众山很难与它们比高。春夏时节泄露造化的机密，山涧峡谷披上青红色彩。任凭霜雪刻削碾轧，山峰仍高峻地盘绕苍穹。天地之间自有正气，使人的心胸豁然开朗。哭悼夭亡的小女儿二首

译我过去从外面回来，三个女儿在中门迎接；心里知道她们毕竟不是男儿，但姑且也能因这份亲情得到欢乐。幼女尤其聪明伶俐，是我一生钟爱的孩子。为什么忽然遭遇一场疾病，生命转眼就倾覆了？只能客死后葬在给孤园，烟草任其纵横。归来后我枕着书躺下，往事和她的声音历历在耳；起身寻找却什么也看不见，眼泪流下沾湿衣襟和帽带。女儿死去时还没有达到可以称为殇的年龄，她的母亲日夜哭泣悲痛；想到父女的恩情，我也同样酸楚悲鸣。亲友敲门前来安慰劝解，说：“有生就必有死，寿命长短在道理上也是一样的。”可是想到她年少夭亡、留下亲人悲伤，忧痛超过哀伤，难道不是因为迷惑吗？我含泪谢绝这些劝解的话，抬头看着白日，恨不得得到一千斛酒，整天醉得像烂泥一样。得到友人书信二首 白天睡觉时突然惊醒，敲门声充满耳边。急促的叩门声中开门一看，原来是乡人刚从河洛来；他从袖中取出一封短信，说是故人写的。打开信封，看见故人的消息，反而使我心中厌恶而战栗。致中家中屡屡贫困空乏，以致身体瘦削得像被削过一样。元善虽然平安无恙，却形影孤单，彼此离散。想到当年一同游学的情景，回忆从前的约定，沉吟良久无话可说，只能抬头叹息寂寞。去年致中去世，今年栗夫又死了；我含泪向苍天洒落，难道我们的道真的已经完了吗？送方士六首 先生来到覃怀，又要离开覃怀而去；惆怅地遥望，不能长久挽留。离去的魂影已经杳然，只剩烟雾笼罩的树木。回忆从前在读书舍，寄居在蓬莱宫。高大的松树挂着海上明月，低矮的草木留住春风。同窗四五个人，肝胆相照如同一体；虽然都怀有经世济民的志向，也同云萝一样亲近自然。先生有时前来，经过交谈欢笑，便拍掌相对。涉过赤水的波澜，讥笑象罔寻找玄珠。分别以来已经三年多了，相思之情只能徒然寄托在书信中。死去的人再也见不到，活着的人仍然各自离居。归来时见到故人，替我问一声平安吗？紫气映照着幽冥中的鸿雁，我夜夜频频回首。鹤舟 您家有一叶鹤舟，轻轻漂流在江中。停桨于丹凤山，划船到紫麟洲。想要渡救沉溺之人，便撑船到凤池边。世事常常不合心意，归舟难以长久停留。我家有一叶空舟，飘荡在河内水面。东风吹来，它也随之漂荡，偶然相逢，暂且徘徊。常常担心波浪会夺去生命，同蛟龙合谋。您离去是我所羡慕的，我留下来，您不必忧虑。解开缆绳还不忍分别，题诗记下我们深厚的情谊。以后能否再会无法预知，只能用商调歌声彼此相忆。赠方矫亭 末世之人看重功名，古人崇尚道义，志趣取向完全不同：这里取用的，正是那里舍弃的。谁知道人的心胸本来就是经营天下的所在？矫亭君的盛德多么卓异，我也蒙受他的庇护；拜读《治心篇》，才知道贤者圣人可以与他志同道合。和《暑中》诗的韵。端起酒杯，面对志同道合的朋友。推开窗户，看见庭院中的树木。天地万物的变化总是寂寥无声，草木的枯荣自有来去。七言古诗。楚昭王图。阖闾的铠甲兵戈在半夜发动，战鼓雷鸣般喧响，震动千里。火把照亮楚王的宫殿，楚王仓皇逃避，漂浮在江水之上。江心风起，翻涌起白色的波涛；鼋鼍时隐时现，蛟龙又多。小船承载的人太多，害怕沉没，楚王眼泪双双滚落。王弟、王妃和王子都在船上，关系疏远的人要下船，又能让谁下去呢？楚王亲手拉住弟弟的衣服，太子相互追随，慈闱也一同赴死。唉，浅薄的世俗真是不忍说起；兄弟之情哪里比得上夫妻儿女亲情？忽然看到这幅画，惊心于往日的事情；吟完这首小诗，更加令人伤神。在琴溪宅分韵，分得“纪”字。国子先生、前任太史，在大暑时节于佛寺中设宴。南风吹来凉意，颇为可喜。何况还有冰浆浸着的寒李。酒兴正浓时手执酒杯，徘徊起身，一句话相互约定，发誓终身不变。各位都是天下的士人，瀛海中的散仙哪里可以相比？人生百年如风吹过耳边，愿意竭尽丹心报答天子，让名声流传万古而不染污。不要笑我放声高歌像下里巴人，这四种美事、两个难得相遇的人，姑且用诗记下。五言绝句。钱生坟前八景（现今录下其中七首）。高峻的千仞山峰，宛如九苞凤凰。神游兴起的时候，便骑着它登上青云之上。右题：凤山翥云。怪石像秋日凌空的鹞鹰，形势仿佛要飞起；英杰贤人的神采非同寻常，仿佛能看见他们的光辉。右题：鹞石横秋。九座山峰像排列的戟，拱卫着立在墓门前。听说将来簪缨世家的后代，功名能够继承祖先。右题：九华列戟。溪水像环绕的带子，分明束在墓的腰间。追念从前游赏的日子，我拖着鞋走过险桥。右题：双溪环带。秋月映照着秋水，清澈得世上无可相比。仿佛仍能见到亲人的心意，眼泪洒落在枫湖水中。右题：枫湖浸月。英魂招唤不回来，应当仍在这里徘徊。红花绿叶与水波相互映照，真成了一片锦绣之乡。右题：芙蕖簇锦。秋日的芦花白得像雪，掩映着钓鱼的小舟。这里是先世嬉游的地方，经过时眼泪暗暗流下。右题：芦花喷雪。七言绝句。经过却金馆。拒绝金钱本来只是平常的事，凛然清正的风范却流传至今。假如仕途中贪婪的人少一些，伯夷、叔齐的姓名也会沉没无闻。赠给星命术士。杏坛寂静，很少谈论命运；沧海茫茫，只是徒然问津。今天见到您谈论甲子，原来守株待兔反倒成了高人。玉华山。故乡的王屋山可比瀛洲，我到中年还没有游过玉华岭以南千万里之地，不知何时才能飞舄到达峰顶。送别陈琴川。这次分别以后再相逢还没有日期，彼此东西相望，只能徒然相思。这一册书只是我的管窥之见，姑且拿来赠给你；你打开阅读时，应当就像面对面相见一样。杂画九首。小孩子在江边提水回来，山野之人在云外砍柴归来。悠闲的亭子里白昼漫长，红尘仿佛已经澄净；坐在那里看幽静的鸟儿自在飞翔。洞箫吹奏完毕，大江上的风回旋。曹操、刘备的事业如今都已成空。赤壁的仙翁究竟在哪里？青山依旧，在明月之中。正直之道难以容身，古今都是如此。江边有谁认识那位玉堂公？万言书还在，人人都在传读。彼此相看，不胜惆怅；这情景都在画中。争名逐利的人忙忙碌碌，真令人发笑；白水青林之间，姑且退隐藏身。想来雄心还没有完全消尽，于是又在棋局上争斗存亡。两地相思，见面很难。暂且把微薄的物品寄去，报一声平安。亲朋问起我这些年来的事情，我只是悠闲地看着渔翁手持钓竿。三只鸟不知道是什么鸟，彼此相对飞鸣，不肯停息。劝你们早些寻找高树栖宿，萧萧的芦苇经不起秋风。平野上烟霭与野草自然茂盛，南北东西的道路都不会迷失。牛已经吃饱，心情闲适，没有别的事情；扬起鞭子，笑着指向低垂的晚山。夜深了，只怕蛟龙争斗得厉害，赶紧慌忙背着渔网回去。不要说江湖能够远远地避开祸害，人生无论身处何地，都要懂得审时知机。独自坐在江楼上，思绪渺远。傍晚的云全都散尽，明月正悬在天空。同心相交的人来访，必定能够相见；不像山阴雪后乘船那样偶然。怀念陆子渊。和谁在空室中细谈玄理呢？向东望去，江上云气使人意绪渺然。回忆从前还是少年，如今已经老了！面对菊花时吟诗，实在不堪。赵子昂鳜鱼图。曾听说《鱼藻》之诗歌颂皇都，又听说杭州城的宫殿楼阁已经荒芜。却想起王孙挥笔作画的地方，想来也应回首思念西湖。梅雪卷二首。木柴燃烧后的烟气已经散去，纸帐中很温暖。梅花与雪的影子，共同伴着黄昏。兴致来了，我想闲暇时去相访；吩咐小童，不要关上门。梅花开放，雪花飘飞。矮屋斜对着一条小径，稀疏的松树顶上忽然听见玄鹤鸣叫。主人扶着手杖，深夜归来。次韵邹谦之《除夜》诗。为了珍惜美好的时光，暂且举杯。听说春光明年还会回来。凭谁来细细说明真实的消息？起身走向前轩，观赏早开的梅花。五言律诗。送秦世观到宣府督办粮务。

译清晨的太阳照着都门道路，春风送客远行。明主把事务交托给你，也以规诫相劝。故人的情怀和政务都很繁忙，事情稍有差错，嫌疑和诽谤便容易产生。至诚能够感动万物，本来并不在于声名。送张仲修到河东巡察盐务。河东的盐课关系军国所用；有了这些盐课，锦绮等物得以保存，商人也富裕。骑青骢马的使者地位尊贵，沟渠之间还怜悯百姓；身在霄汉，却与金门相隔。无限忧虑时局的心意，临行之际说不尽。送杨太常回乡省亲。您从卿寺升迁到高位，久居家山常常入梦。暂且辞别黄阁中的老臣，回去安慰白发双亲。路途上不必有太多忧虑，迎送之中自有故人。圣朝还需要您辅佐治理，不要留恋锦江的春色。送穆司成到南京国子监。南京是根本之地，司业是示范性的官职，今天必须请您前往；将来作为鉴戒，观察文章。回归古道、教化风俗，阻挡狂澜。临别之处令人惆怅，天气渐渐寒冷。归雁，次韵孟望之。什么地方最令人惆怅？归来的鸿雁声声嘹亮，声音越过关山千里；四时景物都牵动着人的心。雁影映入安静的春风，雁声传入深远的画阁。高远的霄汉之上，请不要再遭遇罗网。酬和孟望之的次韵诗。回忆从前在梁园相会，怜惜你的意气直上云霄。正要并辔同行于风浪之间，又一同乘舟；回首看去，黄屋已空，姑且举起清酒消解忧愁。贾谊如果早已明白世事，想来就不会去凭吊湘水。悼念林缵的妻子为守节而死。一旦结为夫妻，便期望白头偕老；她为丈夫殉节，于是死在闺门之内。可怜柔弱的身躯，却在此人身上显现出崇高的节操。月光照着鸳鸯帷帐，显得寒冷；新坟上的苔藓已经封住马鬣形的墓土。彝伦关系到政体，谁来替她上奏丹宸？挽诗悼念谢木斋。您是四海文章之宗，三朝倚重的柱石之臣。曾谋求在林泉间养老，如今归去，山岳也为之悲恸。门下依仰仁德已久，身在天涯洒下新的泪水。想要带束刍前往祭奠却无路可走，肝肠寸断在浙江水滨。题写杨宪长家藏手卷二首。万里青云仕途，先生一步一步走来。巡视山川，频繁按节出行；夷夏各地都知道您的名声。法令严明，豺狼也退避；恩德深厚，草木都欣欣向荣。您仍想着辅佐皇帝，策马奔向神京。右题：云程万里。您在科举黄榜中显露英才，年少时便在乌台建功立身；曾经手持缰绳澄清吏治，独自以忠直敢言而埋轮止行。功勋事业追及前辈，清正声名激励后人。九泉之下松柏凄冷，相互遥望，令人欲为之伤神。右题：激浊扬清。题写《侯氏忠义录》。忠义之名传遍海内。侯君世代有德，长久以来击盆而歌；居于静室，挥剑死于疆场。祠堂中的柏树凌霜而立，翠亭的梅花带着雪香。向南望见台山的地方，仿佛看见他的光辉。和郭杏东《除夜》诗二首。除夕之夜围坐，儿女都在高堂，却与年老的双亲相隔。我本来没有经世济民的方略，徒然成为离乡之人。功业且看我的朋友们建立，蹉跎岁月却叹息自身。家山与仕途之间来来往往，自己也嫌弃太频繁。岁月次序如流水，滔滔不肯停息。面对青灯相对而坐，暂且以浊酒挽留时光。此身此世将怎样安顿？才疏而又不善谋划。梅花在雪中开放，笑你全然不知忧愁。元旦，次韵蒲汀诗二首。怜惜自己身衰发白，羁旅栖居又感叹年华流逝。云霞预示着清晨的太阳，花柳向晴朗的河川献媚。家乡遥远，书信难以收到；归雁将要传来音信。频频登上高台极目远望，风景依旧如昔。风物迎来新年，望着关山便思念远游。与慈亲分别已经三年，独自留在官署。姑且借诗酒乘兴，烟花哪里能够消解忧愁？目光望尽飞鸟之外，魂魄断绝在仲宣楼。人日。以阴晴占卜一年的事务，清晨雾气清爽。天空呈现出熙皞的景象，风中传来欢笑歌声。丰收的消息传遍乡国，帝城的繁华也值得记述。客居他乡没有什么好心情，忧愁因牵挂百姓而稍稍减轻。次韵挽悼陈虚庵二首。虚庵如今已经不在了，向东遥望，满心悲伤。深厚的情意如三秋之月，刚劲如百炼之金。徐孺子的榻还悬在那里，谁来和伯牙弹奏的琴声相应？想要写一篇循良传记，却反而嫌这会侵越职掌。听说毗陵太守之中，没有谁比您更贤能。教化推行，风气便自行平息；百姓如草心安静，明月高悬中天。士人歌颂您是真正的君子，百姓歌唱这是大有之年。天下熙熙、万物皞皞，史官的笔恐怕也难以完整记载。送左都御史颜先生入京。圣明的君主坐在明堂，御史台振肃纲纪。老臣承受简命，南国因而倍增光彩。已经感觉到豺狼逃遁，遥望凤凰飞翔。离筵上回首之处，秋日的思绪正茫茫无尽。类庵宅。什么地方的洞天最美好？清幽可爱如水晶宫。宗伯设下华美的宴席，群仙醉饮碧筒酒。甘蔗汁凝在金碗中，带露的花摇动着翠色帘幕。何必一定要漂浮到沧海之上？瀛洲就在这里。在敝宅分题，分得“观音梅水”。远远映照着观音阁，梅花笼罩在寒冷的烟水之间。幽暗的香气充满断浦，稀疏的梅影落在轻轻的水波上。漱玉般的水声彼此应和；羹汤还带着半分酸味。瀛洲的景色与这里登临远眺有什么不同？我们一同倚着栏杆。挽悼西郊宋处士夫妇。以诗酒自娱，像陶元亮一样，寂寥地住在遥远的郊野。可悲啊，新坟一片惨白，面对旧日青山只能忧愁。同穴而葬，令人怜惜这一双美玉；传家之业，还在那一部经书。谈笑之间春意满座，人们共同把他们当作楷模。次韵杏东《元宵》诗二首。帝城元宵之夜盛况空前，灯火映照着深邃的画堂。节令无论南北都相同，人情却古今有变。怜惜山河在晚晴之后显得清丽，花柳却畏惧春日的阴霾。儿女们欢笑喧闹，反而使老年人的心更加悲伤。元宵之夜又逢灯火，像浮萍蓬草一样漂泊，感叹独居的寂寞。感慨时光，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得到诗句，便让儿子替我书写。酒少了，忧愁难以消解；年华衰老，遗憾却还有很多。天上的圆月，不知见过多少次像梳子一样的残缺。次韵《对雪》诗二首。夜里的雪深过一尺，春城阻碍出游。姑且斟酒浇解烦闷，不要登上望乡楼。牙齿头发实在值得感叹，声名不必流传。将要辞谢明主，归返故山之中。感慨时势，惊叹雨雪；抚念自身，惋惜精力。镜中的容貌已经不再是从前，身在天涯又迎来新的一年。忧愁来时便躺在枕席上，客人来访还要勉强戴冠束巾。聚散之间追思今昔，彼此相看，情意更加亲切。七言律诗。四月八日午门赐宴，次韵秉衡。节令令人惊叹，蓂荚已经出现；询问开国之初，浴佛的典故传自贝叶经书。龙陛上传来玉音，催促赐宴；凤凰楼摆设美玉般的筵席，宾客衣襟相连而坐。我有志于上奏章，像韩愈一样；却没有献赋的才华，仿佛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这并不是圣明的君主重视异教，而是想借奇异怪诞之事使我们儒者惊骇。宗藩孝行。宗室如玉树分枝，都是帝室的亲属。昭然可见的真诚孝行，超过群伦。寸心中的哀痛仰慕，穷尽天地也难以表达；长夜里的悲号，能够感动鬼神。高高的坟冢旁松楸森然，频频洒下眼泪；名园中的桃李徒然迎来春天。凭谁把这些写入丹青流传？广泛传播遗留下来的风范，激励后人。王教之《端册业》。慈亲的高尚德行可与南山并列，文母的美好声誉仍然可以追攀。孝子抄录奏书，骑驿马飞驰；圣君听到奏报，面容也为之动容。玉阶上遣使传达的诏令格外郑重，金殿中承受皇恩，羽扇在身旁轻摇。不要说这是寻常的内廷家事，帝王的风化正与此密切相关。送李守正回棠邑省亲。在仕途上偶然相逢，与你相同。又看见归去的旌旗，追随着断鸿。东观的月色明亮，清幽的梦却遥远；北堂春色正好，双亲的寿容红润。沧溟浩瀚，鱼龙与水面相平。野外萧条，草木在风中摇动。此行忠孝两全，实在是两方面都尽到了。极目天涯，思绪无穷。癸亥杂诗八首。

译黄莺出谷啼鸣，杨柳吐出丝条；客居之地的风景仿佛仍如往年。西山的冰雪消融，抽出新草；上苑的春色归来，进入旧日枝条。心中怀念旧日游踪，频频眺望；梦醒时只见残月，相思更加深重。无奈早朝催促，鸡鸣得太早；又跟随群英经过凤池。故园的门巷靠着黄河，牛羊散乱，草长满山坡。两岸夕阳中，行客划着船；一场春雨后，老农披着蓑衣耕作。拨开酒醅，酒已酿熟，宾主都醉了；敲击瓦缶的声音喧闹，幼童放声歌唱。一次分别远在天涯，已经过了几番芳草；梦回茅屋，只觉月色格外明亮。黄金台旁，太行山曲折环绕；千里风光，一日之间仿佛都回到眼前。白马渡口迷蒙，芳草连成一片；紫金坛遥远，晨烟散开。笙歌传到各处，留住人们使其沉醉；哪一家的车马来到坟上祭扫？坐着回想旧日游踪，真像一场梦；野花黄蝶，遍布蒿草丛中。盘谷燕川，二月仍然寒冷。马头溪水横隔，仿佛与天坛相隔。踏遍黄茅覆盖的幽人小径，白石烧炼成道士的丹药。风暖时野鸟清晨相互鸣唱，月明时松树与仙鹤在夜里彼此相欢。想要采炼真道，在峰顶建一间屋舍；引颈向西南，终日眺望。十里云霞锁住洞天，灵异的遗迹千古以来依然如故。老君池的水在春雨中显得深沉，黄帝松的树阴遮暗了拂晓烟霭。盘谷的断碑在芳草之外，玉川的茅屋在野花之前。离别以来，这里的胜景应当仍如从前；归去时却害怕鬓发已经满是霜白。目光望尽郊野，到处都是芳草花朵。清晨登楼，转眼已到夕阳。风吹动台阶上的花影，纷乱摇曳；雨水滋润土地，草芽长得肥壮。商山采芝的人如今在哪里？浔阳种菊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同窗旧友偏偏自得其乐，像海鸥在沙滩边一样共同忘却机心。听说商山老人采食紫芝活了百年，可短暂的光阴仍然令人不胜悲伤。满眼都是红尘，只能徒然怜惜自己；青史留芳，最终又属于谁呢？葛陂的杖化作龙远去，缑岭传来笙声，却迟迟等不到仙鹤归来。王孙草绿，烟笼晚汀；独自倚着高栏吟咏诗篇。回首青春，思绪悠长。王屋山高，沁水流淌。心中存有观国之念，却只能空自倚剑；思念故乡而魂魄断绝，独自登楼。夜月下悲鸣的笼中鹤，春波上泛游的海鸥。桑榆暮景寂寂无声，收敛着残余的夕照；丽谯楼上吹响号角，更使人忧愁。追悼挽念王户部。马鬃迎着西风，吹过野地的蒿草；向南遥望襄城，梦魂为之劳顿。想趋前尘拜谒却来不及，只能瞻望那犀角般的仪表；接踵而来的人徒然怜惜，只因认识凤凰的毛羽。玄武曾挂冠而去，头发依然乌黑；青云之志如倚天之剑，至今犹在。是谁把你写进巢父、许由的传记？却不说你在户曹任上的功名。追悼挽歌复斋王宪副 我曾读过复斋清新高雅的诗篇，眉宇之间仿佛亲见紫芝般的风采。回想你在翰苑、鸟台任职的往事，令人怜惜；青蝇玷污白璧，令人痛恨当时。平原上芳草满地，鹡鸰急切飞翔；孤坟长满荒苔，只有鹤来迟迟凭吊。我想招你的魂魄，唱一曲楚辞《招魂》，天地浩大渺茫，悲痛实在难以承受。遥望泰陵，依次庵的韵作诗 玄宫的门一经关闭，重重关门令人惆怅，再也不能攀援龙髯。绛色仪仗一定已经回到帝所，翠华仪仗再也不会来到尘世。乱峰映着残阳，玄猿哀哭；衰草笼着寒烟，石兽寂闲。执笔记事的小臣久久凝望，玉楼瑶殿空倚在山中。送罗户侯归成都 腰间系着锦带，佩着双龙宝剑；从万里以外向东而来，拜谒九重天子。怜你独自前往剑外风烟之地；想起我们曾在日边相逢，还是甥舅之亲。雪融之后汉水与长天相接，辽阔无边；春将尽时巴山云气浓重，仿佛沉入树梢。如今麒麟阁正等待建立功勋的人，莫要让韬略老死在藩镇封疆之间。送野汀去祭扫 道路上豺狼虎豹正肆意横行，你为什么还要冒险乘车归去？一身置于霄汉之间，明主把万里江山托付给你；老臣的情怀……云雾迷漫汴、宋之地，怀念松树柏树掩映的墓地。道路通入衡漳，收起旌旗回首望去；天门处纷纷传来羽檄。难道你还会眷恋乡社和莼羹吗？送潘仲鲁出使安南 在风尘劳顿的时节送你远行。像浮萍流水一样分手，百般感慨顿时生起。六馆中的交游，曾经因你而刮目相看；十年间的离合，最令人牵动情怀。山川遥远，通往蛮地的道路漫长；海上城池笼罩在昏暗的雾雨之中。玉册已经颁下，王事已经办完，便催促车马掉转归来的旌旗。酬答李序庵的和韵诗 骑马奔波于红尘之中，日日迎送，屡屡惊叹时序随着阴晴而变化。白衣苍狗，世事变幻，究竟有什么意义？高山流水之间，却有无限深情。过去曾带酒登临郑圃，如今又有谁和我同在韩檠下题诗？故人如果问起我近年的事情，只能说新添的白发正从镜中生出。赠侯汝立，依原韵作诗 在黄堂中陪同办公，岁月迟滞而过。提笔题诗，眼泪几乎要流下来。既然性情疏懒，自然适合陪伴鹿豕；又有谁还愿意奔腾追逐龙螭？茅斋夜月下，在谈玄的榻上闲坐；野店春风里，看卖酒的旗帜飘扬。如此便该挂冠归去，从此离开；回头望向帝乡，道路仍然曲折遥远。赠黄大行还京师 光彩夺目的使节从神京而下，又见归来的旌旗在拂晓时分出行。山斗般的声望徒然高悬，如今我的心意只在迎送之间，已经没有少年的情怀了。殷切嘱咐你像稷、契那样辅佐君主，费心调护国事；我这巢父、许由般疏懒的人，只能仰赖天下得到治理。凤凰阁、龙楼距离苍天不过咫尺，我在紫微垣下翘首遥望，直到暮云横空。同馆供职而在都城的共有十三人，因为“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作诗。我分得“花”字，众人共同分得“归”字。朋友们头簪相聚，重新相会，慰藉彼此久别之情。近年来仕途经历，使人渐渐觉得世道已非从前。紫微天极牵动心怀，明主正在青云之上；回头看去，故人已经稀少。半生岁月都在闲散中度过，十亩园林只能在梦中归返。孔子、孟子、伊尹、周公，如今都仿佛沉没无闻；不必彼此相对，我已经忍不住要沾湿衣襟。同年郁希正与我一同贬谪到开州，希正后来调任南京户部。偶然诵读《水东日记》中所载先生的送别诗，他说诗的辞意悲凉感伤，听到的人都会流泪，于是索求我的和作，我随意写下这首词。词语的高妙，哪里敢望前人？至于其中可悲的情感，本来就比前人更深。读者略去它的辞藻，只取其中的真情也就可以了。晚风吹着细雨，鬓发在风雨中萧萧飘动；往事牵动心怀，半杯酒也渐渐消尽。像浮萍流水般的两个人，康叔、《国风》以及风云往事，千载都令人想起孝宗朝。你高升了，值得为你欢喜，且因家山临近而欣慰；谁又怜惜我像蓬草飘转，在遥远的宦海中漂泊？杨柳和啼鹃，是我们分守之处；河桥上的愁情，仿佛洛阳桥一般。赠方时举少参，依原韵作诗 千年来讲论道学，总要说到二程。你从涪州归来，诏令催促你整装启程。也知道西监并不是崇高的官秩，只是清明之朝忌惮名声太盛。天姥山高，冬月显得短小；浙江潮涌，清晨云开天晴。归途中记下的兴致，都写在行囊中的稿纸上；风势便利，又何妨多寄几封书信报平安。悼念同僚许补之，依半塘原韵 才名远播，交游深厚。獬豸绣服光彩赫赫，受到的恩宠和任命都很优厚。身死之后，只空留下忧虑天下的谋策；时局危急，也难找到能够济渡天下的舟船。春意深浓，人们惋惜甘棠将暮；月亮落下，鹃声在宰树间哀啼秋意。手书才写下不过数日，我却惆怅不已，仿佛自己也化作蝴蝶，梦见庄周。依周半塘游天台的韵作诗 随州的诗句足以抵敌长城，何况登临之后逸兴顿生。瀑布泉水飞流，山色自然美好；在柏台公务之余，兴致尤其清雅。洞中云雾封锁，来人稀少；桥梁险峻，风势高急，飞鸟轻轻掠过。我笑自己只是尘世凡人，缺少仙骨；坐着肩舆，徒然遥望晚间的山峰而不能前行。送潘氏叔侄返回湖广 西风吹着细雨，正值重阳。征马萧萧，客人的衣袖感到清凉。兄弟之间的深情，更知道离别的苦楚；想起竹林中的归念，只觉道路漫长。南溟水面宽阔，大鹏正要振翅高飞；北极天空高远，孤雁断续成行。遥想你们满卷都是纪行诗，莫要带着幽怨去凭吊沈湘。赠伍松月致仕

译都宪先生拂袖归去，我在都门为你饯行，惋惜你的光辉。水汀上的花、岸边的草，随时节自然开放；野鸟沙鸥，任意飞翔。海上传说你平定了巨寇，江西至今还记得你攻破重围。韩信没有隐退，留侯却选择隐居；青史千秋都会称说你能预见时机。送邓二府致政归胶州 梦醒之后，黄粱一梦，万事都成空。倚着栏杆抬头远望，羡慕高飞的鸿雁。懒得再穿赤绂去做循吏，只想前往沧浪水边同钓翁亲近。孤鹤陪着我在夜月下吟诗，跛驴载着醉意走入春风。东西道路阻隔，音书稀少；林泉之下，不知还有谁与我一同谈笑。题《凤凰图》虞、周的时代已经遥远，太平盛世十分稀少。灵异的凤凰翩翩飞翔，如今要飞向何处？千载之后贤明的君王，正逢时运，挥笔书写；九重宫中的圣主，正垂衣而治。丹穴上云雾散开，风才开始平静；阳光升上青桐，露水还没有干。白发老臣怀念至善的政治，盼望五色羽毛的凤凰归来。题《淮浦卷》漫长的淮河之水向东南流去，美人家住在淮河上游。碧色水波与青石之间，含有深长的趣味；早晨读史，晚上读经，别无所求。东风吹来，侧耳可以听见黄鸟鸣叫；夜月之下，卷起帘子招引白鸥。看了这幅画，便想前去拜访；不知哪里有如陈登那样的主人，登临百尺高楼？再次和答石溪 美玉般的花朵繁密重叠，接连向人开放；我阴郁的胸怀因你而舒展。像袁安一样高卧，甘愿冷落；像何逊一样孤吟，只觉身心衰颓。寒气太重，怎能忍受肌肤起栗；饮酒太少，只能空叹酒瓮中还有酒。东阁不要嫌我没有好诗句，只因眼睛昏花，已经分辨不清雪中的梅花。斋居四首 斋馆里寒灯独照，我独自不能入睡。谯楼的更鼓声传来，晚风也随之传送。梦中回到家乡，嬉戏作彩衣娱亲，花朵就在门前；睡醒后推开窗户，明月正在天空。惊起的喜鹊向南飞，盘旋在夜色中的树上；远行的大雁向北去，消失在春日烟霭中。诗写成后想寄给知心朋友，又怕把闲愁惹到客人的身边。祥瑞的云气和光彩充满庭院，抬头高望黼座，威严的神灵俨然在上。赞礼官传令行礼，百官肃立；乐官奏起登歌，众乐暂时停止。面对圣容，只觉深沉肃穆；神驾降临，遥远而幽冥。身在江湖的我抬头仰望高空，却愁苦至极，孤臣两鬓已经斑白。公堂上的吏员散去后，我聚集到林雅斋室中端坐，免得再坐在衙门办公。春意充满禁城，偏偏这里最为浓郁；风中传来歌声管乐，不知是哪一家。遥望紫微天极，怀念天子的仪表；欣喜地看见彤云护卫着日光。像潦倒的扬雄一样，我还想着献赋，却又嫌自己的辞藻近于浮夸。在小斋中端坐，思念离居的朋友。佳句传来，使我重新振作。霄汉中的故人都已经老了，朝廷上的功业究竟还能由谁建立？我的情怀如杜甫，并不是沉溺于酒；我的行迹不同于虞卿，只是懒于著书。回头望故乡的山，清幽的梦已经断绝；三年尘土，沾满了远行的衣襟。秦淮一览阁二首 眼前的好景应当令人怜爱，画出来也未必能胜过它；这座小楼不只是为了观鱼。坐在这里邀请吟诗的客人频频登临欣赏，时常还有仙人一同起居。春水泛红，是在花落之后；傍晚的山色因残雪消尽而更加苍翠。这里并没有荔枝、卢橘，却令人笑说前贤所作的《子虚赋》也是空谈。彩绘楼阁临近流水，想象着有人题诗其上。倚着栏杆抬头远望，觉得天空仿佛压低了。无数名花侵入帘中，芬芳满室；多情的好鸟依傍门户啼鸣。近处的水路遥远，经过春雨后更加碧绿；远处的山影隐约，齐齐拂过云端。自古以来，做官与隐居就难以兼得；谁知身在城市，竟也惊似置身山涧溪流之间。挽悼薛处士，倒用旧韵 天边云色昏暗，处士之星已经陨落；寒窗雨夜，幽暗冥冥。灵车忽然从京师返回，乡里社众停下舂杵之声，想来都已知道。别圃烟花怀念主人，草堂中的猿鹤怨恨山灵。诗坛旧友想来还有许多人在，泪水随着东风洒到门庭。赠贰尹李大人致政西归 多年任职，吟哦松树，兴致仍然有余；一朝解下官印，你心里又作何感想？飞到高空而疲倦的鸟投向深树，雨后的闲云收拢在太虚之间。酒酿熟了便邀请朋友畅谈往事，心情清闲便教孩子读祖先留下的书。林泉自有无穷乐趣，哪里肯因浮名而为独居叹息。东津设宴相邀，以诗相赠，作诗酬谢你的厚爱 鸟儿啼鸣，百花开放，报告新年到来；对着酒谈论诗歌，兴致盎然。韩愈、欧阳修当年同登科第，李膺、郭泰也曾风流同舟。此时面对酒杯，怎能推辞一醉；他日寄来诗筒，也不要嫌传递得太频繁。人生离合本来就不可避免，回首时便在诗社坛边笑谈此事。送唐府丞送母亲还乡 用牙饰桅杆、锦缎船缆侍奉慈母，两岸人都夸赞你舞彩衣娱亲。听说你在京兆任职时以平刑宽政换来一笑；在帝城奉养老母的情景，仿佛还记得三山。长江茫茫，归舟风帆迅疾；落日高悬，飞鸟悠闲。京畿大地干旱焦枯，正盼望甘霖；石榴花开时，等候你归来。清风亭赏牡丹，依华泉原韵 上苑芳菲中最美的一丛牡丹，是什么时候移到礼台中的？可叹富贵已不是从前的样子，谁能相信清高之风还有旧日遗存？夜月明亮如银烛照耀，晓烟轻柔如碧纱笼罩。不必面对它频频惆怅，万物的荣枯都归造化安排。再次依韵作诗 花开时带酒来欣赏芳花，感慨又从惆怅的远望中生出。一片心意始终向着太阳；几年过去，枝条老了，实在禁不起风吹。今朝相对，惭愧自己已经衰老花白；明早再来，只能叹息落花。乘着兴致题诗，姑且博得一笑，哪里敢嫌辞藻还不工巧。依华泉赏黄牡丹的韵作诗 宝栏在春晓中灿烂生光，照得人眼花。花开正是艳丽的时候，阳唐世御袍还喜爱赭色；汉宫女子的粉额全都涂成黄色，更爱上苑风前的姿色，也兼有东篱月下的幽香。我年老已经厌倦妖娆，只喜爱清雅，几次缓步走过前塘。依仰止送周贞庵的韵作诗 四月南风吹来，锦缆斜牵，送行的冠盖聚集在江边。徒然叹息旅途劳顿，又高声吟咏，共同说诗坛上推让之事。家中樯橹的影子摇映在波底月色中，旌旗的光彩映照着岸边花朵。楼船所到之处，鲸鲵都退避；博望侯出使时的海上木槎，不过是徒然流传的故事。送张申台巡抚辽东 帝城东北就是辽阳，旌旗悠悠，前去的道路漫长。千里山川都归你节制，万年疆土要靠这里作为屏障。迅雷震响之处，能够惊醒闭塞的民俗；甘雨降落之时，滋润贫瘠的乡土。听说医闾山秀丽无比，政务闲暇时应当登上最高的山冈。圣节在朝天宫演习礼仪，依华泉原韵 风中马声萧萧，夜气森然。江湖与朝廷之事，几多牵动心怀。太平天子年富力强；衰老孤臣感念深重。过去在词苑中滥竽充数，令人怜惜；如今在奉常任职而叨受俸禄，实在惭愧。想献上千秋金镜，却无从进呈；只能遥同万岁之声，祝愿圣寿无疆。次日，在太常寺演习礼仪，没有参加第二次。依华泉原韵作诗。玉宇中生出清凉，万木森然。佩环声中奔走趋行，心里思念志同道合的人。风传鼓角，朝廷仪式肃静；云拥旌旗，帝座深处庄严。祝寿之声已经听到，频频令人想起往昔；还能唱和作歌，却羡慕不如从前。只是惭愧自己的下里巴人之曲，难以和黄钟大吕般的声音相比。东园亭上依华泉联句的韵作诗 细细的山风吹来桂花香，微微的江雨送来新凉。不要思量白发带来的千种愁苦，姑且面对青山痛饮一场。舞袖轻轻摇动，秋水安静；歌声高入暮云，悠长不绝。如此良辰美景实在应该珍惜，屈指一算，东篱的菊花又黄了。和郭杏东九日韵二首

译苦苦吟诗，偏偏愁白发催人老；故人为什么又寄来诗篇？篱边黄菊与我相对，客中自斟清酒。身在南国，姑且借此隐遁；北门当道，正需要有才之人。我感叹自己潦倒，已经没有别的希望，只能独立在西风中遥想钓台。重阳时节细读你写黄花的诗句，胸怀因你而暂时舒展。杜甫当年已经漂泊作客，陶潜今日正在举杯饮酒。身处异乡已久，登高的兴致荒废了；有谁怜惜我这双眼青睐的济世之才？向北遥望亲人的居所，愁肠几乎断绝；塞外鸿雁频频飞来，却很少带来书信。送贞庵进呈表章，分得“文”字作诗 星象显示营室星在运行，天文昭示世庙新开。圣君亲自入朝祝贺，中丞踏着驿路上的积雪送行。僚友怜惜江上云影，歌声放缓时，诗才刚刚写成；风力柔和时，酒已经喝到半醺。等待宫门报漏，寒意太重，不能成眠；凤凰楼上传来霜夜的号角，已经听了好几回。送寅长南屏老先生入朝觐见，依樾冈原韵作诗。官署中刚刚欢聚，陪食的新席还未散，却无奈马上因离别而伤神。三千里以外是朝天之路，四十年来以报答君主为己任。殿上接受询问，仰瞻日月般的圣明；淮南的歌颂，将记住这番阳春般的恩泽。工曹的营造忙如星火，休要再说你过去巡抚时的宽仁。因病归乡留别诸友，依浚川原韵 几年尘土沾污了华美的簪缨，归乡后想念南庄，树影深浓。朝廷和山林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趣味，野云沙鸟却最知我的心。不嫌邻居老翁挨着肩膀坐在一起，只怕明公屈驾前来寻找我。沉水香烟消散，芦荻帘子卷起；高高的绿槐上，一只蝉正在鸣叫。依凤凰台原韵作诗 春天来到，闲暇时登上凤凰台游览，极目远望，长江流向天边。紫气浓郁，笼罩着宫殿楼阙；苍色烟霭茫茫，覆盖着林木山丘。谁能把功名画入麒麟阁？空将辞藻传到鹦鹉洲。姑且面对青山倾饮绿色美酒，不要让明月嘲笑人的愁苦。送陈侍郎赴京师奏报政绩 少宰上朝面君，正值早春，群公在江津为他饯行。九霄宫殿高耸，皇都相隔千里；莺花盛开的驿路又换了新景。鳷鹊楼上传来刻漏声，凤凰池上听见诏书。袖中应当藏有山公的荐贤表章，听说君王正在访求正直之人。斋居依韵作诗 身在南国斋居，万般忧虑都减轻了。抬头仰望北辰，正牵动深情。紫坛香气和蔼，通向金阙；绛色仪仗穿过云层，降临玉京。笙箫奏起，声音传遍禁卫；圣驾回宫，车马挤满都城。人心欢悦，上天也享受这份礼敬；共同庆贺今年的大礼圆满完成。悼念前溪景伯，当时所作 车马穿过树林踏着清晨的晴光，面对荒坟，山河仿佛也挥泪掩面。幽暗的墓室里徒然刻下新的碑志，红色旌旗上还题着旧日姓名。文章才名在翰苑中流传百年，如今徒然；英灵闭藏在佳城之中，千古长存。凤凰台门外是我经过的道路，仿佛还听见月下鸣驺的声音。送樾冈 青春时节，旌旗照耀着长路；我在中丞赴上都时为你饯行。圣主临朝，求取治理天下的方略；远方百姓侧耳倾听美好的谋议。两淮烟水连接南北，三晋云山美如画图。听说你经过之处豺狼退避，直到今天樵夫农民还满怀歌颂。送松月 江西传来檄文，奏报奇异功勋；海上扬起旗帜，扫净盗寇的气氛。宪府论功，有谁能与你并驾齐驱？铨曹记录考绩，你的最优名次早已闻名。大同的金鼓惊动边地月色，甘肃的烽烟肃清陇山云气。自古以来全才都兼具将相之能，莫要让人说你不如范希文。同年殷佥宪迁居，伍松月有赠，因而和作二首。新买的华美居所靠近城边，流水桥南，连着茂密树林。车马稀少，可知地处僻静；烟花纷乱，才觉春意深浓。醉后扶着竹杖看鱼儿跳跃，困了便倚着藤床听鸟儿鸣叫。最爱三山正对着门窗，晚峰相对，翠色高达千寻。不受尘埃半点侵染，谁知道城市中也有山林？鸟啼花落，帘栊寂静；月色洁白，清风徐来，庭院深幽。酒酿熟时，邀请邻家老人来饮酒；诗写成后，闲暇时对着妻子吟诵。兴致来了便拄杖到园中去，任凭万紫千红，自己寻赏。听说苍谷来了 骑着驴出城，等待龙湫的奇异故事，流传的说法至今没有停止。苍谷打算把“怪事”改为“胜事”。可惜我有病，不能沿着前人的道路前往；又有谁能承受重任，继承前人的事业？春风满面，却隔着形貌不能相见；白发插满簪子，岁月催人老去。嘉靖九年元日，清晨经过怀州，晓风中的旌旗应该还记得此事。赠通渭王应祥 三十年前的老弟兄，如今一杯酒相对，眼神格外明亮。此去云山重重，依傍春日田陇；不知何时车马才能再回帝京？世道变迁，蹉跎了男子的志向；年老之后，更难割舍故人的情谊。关中如果有知己问起我，请替我说：近来正想避开名声。○五言排律 送王大归通渭 五月天气正炎热，独居时汗水如浆。你为什么急急忙忙要启程，使我的心意茫然无措？惜别之情难以止息，承受过的恩德哪里敢忘？先公曾打开仪仗迎我，我这个后辈曾侍立在门墙之下。礼数周到，只称呼我的字；才学浅薄，却允许我在文场上自专。那时你正值弱冠，容貌清秀高扬。你设醴酒款待，情意格外深厚；谈论文艺，兴致没有尽头。久别重逢惊叹岁月流逝，今昔之间又为生死存亡而痛苦。高雅的声望徒然留在丹棘，新的坟墓只能凭吊白杨。唱薤露挽歌徒然流泪，想献刍奠却被关梁阻隔。鹗荐使你发扬庭训，鸾鸟般飞入帝乡。可怜萍蓬般偶然相逢，却见你继承弓冶家业而大放光辉。翅膀低垂，云霄相隔遥远；归去的马鞭一挥，道路又长。离别的情怀正浩渺无边，时事更令人倍感凄凉。四海遍布豺狼，千秋难见凤凰。停止干戈只是徒然屈指计算，漂杵之说又使多少衣裳沾满血泪。济世必须依靠英俊之才，逢到时机更贵在奋发昂扬。到家后先去扫墓，每日调理饮食，登堂侍奉双亲。研习竹简上的学问，功业必须不断长进；棠花的颜色，也要与德业一同芬芳。两年之间朝夕相处，万里之外看你腾跃飞骧。挽悼贰守宋先生 年高德劭的人相继凋零，写一首诗咏叹也尽是伤心。前辈的典范还留给后进，想起当年的风采。有这样美好的乡邦俊彦，真可以作为才俊的老师。你赋梅的才华早已远播，渡蚁的善举至今仍有余庆。初任赤县官职时便接受考验，青云之上的声誉很早就驰名。高阳留下惠爱，仁寿之政振举纲维。鳏夫寡妇频频流泪，权贵豪强也惭愧低眉。阳城的考绩文书下达后，颜驷升迁却很迟缓。后来擢升为海畔佥厅，又被推举为江南贰守。铨曹评议正稍稍令人满意时，您的鬓发已经像丝一样白。服丧期满回到乡里，解下簪缨拜访故知。邹阳虽然曾被系狱，公冶长最终却没有徇私。还没有尽享鲲鹏般的远大前程，忽然就引发了鵩鸟般的不祥悲哀。神魂归去，只留下马鬣封土；传世的还有麒麟儿。回想过去承蒙在京中任职，曾经仰望您的美好仪容。等我回到家时您已经不在，怀念旧人，眼泪只能徒然垂下。寂寞地献上生刍祭奠，凄凉地面对有道者的墓碑。频频注目于松树柏树之间，看飞鸟落在高枝上。《柏斋集》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