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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八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总集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共一百一十八卷，为明代张溥编纂。张溥著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经著录。自冯惟讷编《诗纪》后，汉魏六朝的诗汇集于一编；自梅鼎祚编《文纪》后，汉魏六朝的文章汇集于一编；自张燮编《七十二家集》后，汉魏六朝的遗集汇集于一编。张溥以张燮的书为基础，又选取冯氏、梅氏书中著作稍多的人，把他们的作品编排并加以补充，编成了这部集子。卷帙既然繁多，难免贪求多收而失于取舍；编录也往往没有法度，考证也往往不够明晰。有些本来属于经学著作，却收入文集，例如董仲舒集中收录《春秋阴阳》，刘向、刘歆集中收录《洪范五行传》之类。有些本来属于史书，却收入文集，例如禇少孙集中完整收录补写《史记》的文字，荀悦集中完整收录《汉纪论》之类。有些本来属于诸子书，却收入文集，例如诸葛亮集中收录《心书》，萧子云集中收录《凈住子》之类。有些明显相互抵牾却没有辨析，例如张衡集中收录《周天大象赋》，其中称魏武帝时出现黄星之类。有些是非真伪相近而凭臆断定，例如陈琳传中有“袁绍使掌书记”一句，于是把《三国志注》中袁绍册封乌桓单于的文书收入陈琳集中。有些伪妄无据却滥加收录，例如东方朔集中收录《真仙通鉴》所载的与友人书及《十洲记序》之类。有些把甲家的作品移入乙家而没有察觉，例如庾信集中收录杨炯文章两篇之类。有些采录得不完整，例如束晳集中所录《饼赋》只有寥寥几句话，却不知道祝穆《事文类聚》所载的内容还多得多。有些割裂篇章而失去次序，例如锺会集中编成《侯命妇传》，《三国志注》把它分载在两处，于是将首尾分别拆作两篇之类。有些本来可以编成一集却遗漏未载，例如枚乗的《七发》《忘忧馆柳赋》《谏吴王书》以及《玉台新咏》所载古诗，可以编成一卷；左思的《三都赋》《白发赋》《髑髅赋》以及《文选》所载咏史诗，也可以编成一卷，却都被摒弃而没有收录。然而它按州分部、按文章归入作者、按作者归入时代，使唐代以前作者的遗篇都略略显现其大概，虽然是借助他人成就此事，终究不能说没有功劳。有些是非真伪相近而凭臆断定，例如陈琳传中有“袁绍使掌书记”一句，于是把《三国志注》中袁绍册封乌桓单于的文书收入陈琳集中。有些伪妄无据却滥加收录，例如东方朔集中收录《真仙通鉴》所载的与友人书及《十洲记序》之类。有些把甲家的作品移入乙家而没有察觉，例如庾信集中收录杨炯文章两篇之类。有些采录得不完整，例如束晳集中所录《饼赋》只有寥寥几句话，却不知道祝穆《事文类聚》所载的内容还多得多。有些割裂篇章而失去次序，例如锺会集中编成《侯命妇传》，《三国志注》把它分载在两处，于是将首尾分别拆作两篇之类。有些本来可以编成一集却遗漏未载，例如枚乗的《七发》《忘忧馆柳赋》《谏吴王书》以及《玉台新咏》所载古诗，可以编成一卷；左思的《三都赋》《白发赋》《髑髅赋》以及《文选》所载咏史诗，也可以编成一卷，却都被摒弃而没有收录。然而它按州分部、按文章归入作者、按作者归入时代，使唐代以前作者的遗篇都略略显现其大概，虽然是借助他人成就此事，终究不能说没有功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周亮工《书影》说：“西蜀杨升庵太史著书多达二百余种，豫章朱郁仪中尉著书多达一百一十二种，当时却没有听说有像茂陵那样求取遗书的事。”张天如虽然是一时的名流，然而没有多少著作。当时甚至见于章奏、有人请求搜求他的遗书，人有幸与不幸竟是这样如此。”这段话对张溥颇为不满。现在考察张溥的著述，不超出当时坊刻书籍的习气，确实可以任凭人们评论而无可讥刺。至于这部集子，保存了作品的原貌和根本，足以资助检阅考核，实在远远胜过其他著作。即使让它与那两个人的著作并列，也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第三十七卷 《杜预集》题词 《左传》有杜元凯，正如《六经》有孔子、孟子一样；当时的评论者还因为他质朴直率而轻视他，难道真的是重视古人而轻视今人吗？扬雄的《太玄》不被赏识，桓谭几乎拿它去覆盖酱瓿；杜元凯解释《左传》，若不是挚虞，也没有人知道它足以独立流传于天地之间。杜预集中完全没有诗赋，想来是因为把它们看作雕虫小技吧？他只愿贯通经传，自托于获麟之后的事业，因此轻视诗赋，实在是不想凭此获得名声。元凯曾说有三种不朽，希望能够立功、立言；这些事情他全都实际做到了。汉朝兴起时，辅佐开国的功臣如萧何，只不过是掌文书的刀笔吏；高密的儒生，也不免望见他们的尘影便下拜，章奏如同解释《尔雅》，全都是西汉的风格。经学造诣既深，其他文章都只是余事，不求工巧却自然工巧，这正是学者所谓培根固本的道理。以武库之才平定吴国，功劳足以享受庙祀；解释《左传》这一部书，又高悬在日月之间，为世人传习，他对于圣人经典，就像后世承接先贤、前后疏通依附一样。他成就的功劳超过扬雄太多了！太子为皇后降服，议论丧礼而受到讥刺，这是要通达世代变化来适合古人。《檀弓》中礼制有所变通而不加辞责，作俑之事不可以拿来同《素冠》诗中的人相互讥笑。目录 奏 上《律令注解》的奏 上《黜陟课法略》秦川军事 奏事 又 又 又 疏 论水利疏 又一篇疏 表 陈述讨伐吴国最佳谋略的表 再次上讨伐吴国表 请求署任羊祜所征辟士人的表 举荐贤良方正的表 又 又 议 皇太子解除丧服的议 答复卢钦、魏舒询问 皇太子居谅闇并终服制的奏 又 祥祫之议 书 与王浚书 与儿子贶书 年终帖 致亲友帖 序 《春秋左氏传》序 《律》序 论 《春秋长历》论 说 《春秋长历》说 谱 宗谱 令 遗令 杂文 酒论 钦定《四库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第三十七卷 （明）张溥辑《杜预集》奏 上《律令注解》奏 法律，大概是裁断事理的准绳和判例，并不是穷究事理、穷尽人性的书。所以文字简约而判例直截，审理省便而禁令简明。判例直截就容易看懂，禁令简明就难以触犯。容易看懂，人们就知道应当避开什么；难以触犯，就近于不用刑罚。刑罚得以减少的根本，在于法律简明直截。因此一定要审察名分。审察名分，就必须忍让小的义理。古代的刑书，把它铭刻在钟鼎、铸造在金石上，是为了远远堵塞异端，使人不能任意巧饰。现在所作的注解，都是网罗法律的本意，用名分加以规范，使使用它的人执持名分和判例来审定取舍，伸张准绳的正直，摒除像分析木柴那样琐碎的推理。上《黜陟课法略》

译臣听说上古的政治，顺应自然，虚心自处而委任诚信，以信任和顺从为原则，便能与神明相感、与人心相通，于是天下的道理就能得到贯彻。到了淳朴逐渐消散的时代，表彰美善、显露邪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来颁授爵禄，广泛宣布六典来详尽考察。然而仍然要依靠明哲之臣辅佐，设置忠贞之官，使名声不能超过功劳而独自显美，功劳也不能落后于名声而独自被埋没；一切都广泛咨询，采纳众人的意见。到了末世，不能考察长远而只在细微处求证，内心有所怀疑就相信耳目，耳目有所怀疑就相信文书。文书越繁琐，官场的名实越虚伪；法令越加繁密，巧饰就越多。从前汉代的刺史，也在年终奏报政事，不制定详细的考核标准，但清浊优劣大致能够显现。魏氏的考课制度，就是京房遗留下来的意思，条文可以说极其严密。然而由于陷入琐碎细节而违背了制度本旨，所以历代都不能通行。哪里比得上申明唐尧旧制，去掉繁密而趋向简约，这样既简明又容易遵行呢？至于把事物的道理宣扬阐明，使它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用人。舍弃用人而只任用法律，就会因此伤害事理。现在考核官员优劣，不如委任通达的高官，让各人考察自己所统辖的属官；官员任职满一年以后，每年评定优等一人为上第，劣等一人为下第，随即把姓名一同上报。这样持续六年，主管官员总汇材料，考察这六年中多次处于优等的人，破格任用；六年中多次处于劣等的人，上奏免职；优等多、劣等少的人，叙功任用；劣等多、优等少的人，降职。现在考课的等级，所考对象并不均等，确实有难易之别。如果因为任务难而评为优等、因为任务易却评为否定，主管官员本来就应当衡量轻重，略微加以升降，不必再曲从法令而把一切都规定尽。已丑年诏书认为考课难以实行，听任采用通荐的办法。通荐的道理，也就是取决于舆论声誉。六年才集中推荐一次，黜陟没有逐渐进行，也不是古代三次考核的本意。现在每年考核一次，就可以累积优等而形成升迁，累积劣等而实行黜退。按照士君子的心意来对待官员，六年中六次被黜退的，就是清廉能干而六次升进的，或是否劣之人。监察官司也将随即弹劾他们。如果让上下级官员互相公然包容过失，这就是清议大为衰败，对于黜陟也就没有意义了。秦川军事 臣曾听边地人说：“敌人专门凭借骑兵来侵扰，挖壕沟不如设置马坑。马坑的办法是：坑宽、长各三尺，交错着平面挖掘。敌人的骑兵如果不下马填平整治，就始终不能进入。又在外面的小路和要道，也可以随处修筑堡坞，把枪矛设置在坑中，最后薄薄地覆盖在上面。这样敌人就只能填筑地面前进，不敢轻易往来。” 奏事 臣私下考虑，籍田令本来是主管籍田千亩、十顷土地的事务，计算其巡视和周旋的范围不过数里；凡是宗庙祭祀的谷物、御用膳食以及供给群神的物品，都从这里取得。所征取的籍田户口，足以抵得一个县邑所供给的数量。这是极为重要的事务，应当重视亲自履行巡视。又 臣先前在南方时，听说魏兴西北的山中有野牛、野羊。大的牛有二千斤，大的羊有数百斤。试着派人四处寻找，如今各得到一头，并且头角、蹄子都保存着。考察它们的形状，与中原的牛羊不相似，但确实是野兽中少有的东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又 药、杵、臼、澡盘、熨斗、釡、瓮、铫、盘、钨、鋗，也都是民间急需使用的物品。又 臣奉诏办理制定新律的事情，律吏杜景、李复等人制定法律，都还没有弄清楚法律本末的意义。疏 论水利疏 臣私下反复思考，如今水灾在东南尤其严重，不只是五谷没有收成，百姓的居所和产业也一并受损；低洼处到处积水污浊，高地又多是贫瘠的土地。这就是说百姓的困穷正在来年到来。虽然诏书急切告诫长吏和二千石官员为此筹划，但如果不扩大规划、制定大规模的措施，取舍安排恐怕只是徒具文书形式，所能带来的益处大概很少。现在正值秋夏之间以蔬食为主的时候，百姓已经有供应不足的情况；到了冬春以前，野外没有青草，就必然要仰仗官府粮食来维持生命。这是一方的大事，不能不预先思虑。臣愚以为，既然百姓已经因水受困，就应当依靠鱼、菜、螺、蚌来供给；但如今洪水泛滥，贫弱之人终究不能获得这些东西。现在应当大规模毁坏兖州、豫州东界的各种陂塘，顺着水势所归而疏导，让饥民都能得到水产的丰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早晚都可以在野外取得食物，这就是眼前每日供给的好处。水退之后，被淤泥填积的田地，每亩可收数钟；到春天大量播种五谷，必然丰收，这又是明年的好处。臣先前启奏说，主管牧场的种牛不能供耕田驾车，直到老死还没有穿鼻，既无用处，反而徒然耗费吏士的粮草；每年送来的能够驾车耕田的牛很少，而且还不加以调教训练。应当大量卖出它们，用来换取粮食及赏赐的价值。诏书说：“繁殖的牲畜不宜减少散失。”事情于是停止搁置。臣询问主管官员，如今典虞、右典牧所掌管的种牛，大小相合共有四万五千多头。假如不能增加世间的实用，头数即使很多，耗费也会日益扩大。古代一匹马、一头牛，平时就用来耕田，出战时就用来作战，并不像猪羊一类牲畜那样只供畜养。如今白白养着本来应当使用的牛，最终却成为无用的费用，实在严重失当。东南以水田为业，百姓没有牛犊；如今既然毁坏陂塘，可以分出种牛二万五千头，交给二州的将吏、士人和百姓，使它们赶上春耕。等粮食收成以后，每万头责令缴纳三百斛粮食。这样就能把无用的费用转化为实用，取得沿水运输的粮食七百万斛；这又是数年以后的好处。再加上百姓从丘陵迁下、在平地建屋，将来公家和私人所得的丰饶，就不可计算了。留下的优良种牛一万头，可以立即命令右典牧都尉的属官饲养。人多牲畜少的地方，可以一并开垦牧地，并明确考核办法。这又能使三魏地区大约十年后重新收入数千万斛粮食；牛也都应当加以调教训练，行动时都可以驾车。这些都是今天可以保全的利益。又一篇疏

译所有想要修治水田的人，都认为火耕水耨最便利，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这种办法只适用于新开垦的田地和荒草丛生之地，以及同百姓生活相隔绝的地方。从前东南地区草创，人烟稀少，所以能够享受水田的利益。近来户口日益增加，而陂塘堤堰每年决口，良田变成长满蒲苇的地方；人居住在沼泽之间，水田和旱地都失去适宜，放牧断绝种畜，树木直立枯死，这些都是陂塘造成的祸害。陂塘多了，土层就薄，水势就浅，洪水不能向下渗润；所以每逢下雨，水就又横向流淌，蔓延到旱田。议论者不思考其中原因，反而说这里的土地不能种旱地作物。臣考察汉代的户口数来验证如今的陂塘所在之处，发现那些地方全都是可以经营旱地的土地。即使有旧陂旧堰，也应当坚固完整地修缮，不是如今所谓会给百姓造成危害的陂塘。臣以前看见尚书胡威启奏，应当毁坏陂塘，他说得恳切周到。臣近来又看见宋侯相应遵上奏请求毁坏泗陂、迁移运输道路。当时交给都督和度支共同处理，他们各自依据所见，因而没有听从应遵的意见。臣考察应遵所上之事，运输道路向东通往寿春，有旧渠可走，不必经过泗陂。泗陂在应遵的辖地内，毁坏土地共一万三千余顷，损伤了已经形成的产业。应遵县所统辖的应当耕种的人口有二千六百户，可以说已经很少了，却还担心土地狭小，不能充分发挥力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六百口〕 这些都是水所造成的祸害，本来应当共同忧虑；可是都督和度支又坚持不同意见。这不是因为所见有多么难以判断，而只是因为意见不同，便损害了事理。人们所见既然不同，对利害的感受又有差异，军队与郡县、士大夫与百姓，他们的意图没有一个相同。这都是偏重自身的利益而忘记其害处。道理因此没有得到充分说明，事情因此多有祸患。臣又考察豫州境内两个度支所管辖的屯田，其中有州郡的大军和杂役士卒，总共使用水田不过七千五百余顷。计算三年的储备，也不过二万余顷。按照通常的道理，没有必要大量积蓄无用的水，更何况如今水势泛滥、满溢，已经造成很大的灾害。臣认为，与其让水处置失当，宁可把它排泄出去而不要蓄积。应当发布明确诏令，命令刺史和二千石官员：汉代遗留下来的旧陂、旧堰以及山谷中私人修筑的小陂，都应当修缮以蓄水；魏氏以来修造的各种陂塘，以及因雨水决口泛溢而形成的蒲苇陂、马肠陂之类，都应当决开排泄。长吏、二千石亲自督促劝勉施工，各类靠劳力谋生的人，都一时参加工程。要让水在结冰以前大致干涸；对于实际参加并完成修治工程的人，都应当给予相应待遇。旧陂旧堰和沟渠中凡是应当修补堵塞的，都要寻找细微的旧迹，完全依照汉代旧例办理。预先做好区分安排，列出条目上报；等到冬天东南地区军队休战、交接时，各自留下一个月来帮助办理。河流沟渠都有固定的流向，地形也有一定的形势；汉代人口众多，尚且能够没有水患。如今应当顺着现有的祸患加以疏泄，以古代的事例说明近世的情形。这个大道理显而易见，可以坐下来讨论而得到。臣不能胜任愚拙的心意，私下认为这是今天最实际的利益。表 陈述讨伐吴国最佳谋略的表 自闰月以来，敌人只是严令约束部下，没有军队向上游增援。按照情势推断，敌人的困窘计策是力量不能两全，必定先守住上游，竭力保卫夏口以东，以延续喘息的时间，不可能派出很多军队向西进发而使国都空虚。陛下却听信过度，轻易放弃重大计划，使敌患继续产生。这实在是国家长远的谋略，即使发动而失败，不发动也可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试一试？事情应当制定周密的计划，务求完整牢靠。假如能够成功，就能开创太平的基础；即使不成功，也不过耗费一些时日，何必吝惜而不试一次呢？如果必须等到后年，天时和人事未必还能像现在这样，我恐怕那时会更加困难。陛下早已议定，分别命令臣等按照边界分路进兵，所采取的约束措施东西相同，这是万全之举，没有倾覆失败的忧虑。臣心中确实已经明白，不敢凭含混的见解给自己招来日后的祸患。唯愿陛下明察。再次上讨伐吴国表 羊祜的意见同朝廷大臣多有不同。他没有先广泛谋划，而是秘密同陛下一起实施这个计策，所以更加使众人产生异议。凡事都应当比较利害；如今这次行动十有八九是有利的，即使有一两分，也不过是没有功效罢了。那些说必定失败的形势，其实也未必能够成立；只是因为计策不是自己提出的，功劳也不归自己，各人都以先前的言论为耻，所以固守原来的意见。近来朝廷的事情无论大小，异议纷纷而起。人心固然不同，也是由于特别的恩宠使人不考虑日后的困难，所以轻率地相互表示异同。从前汉宣帝议论赵充国所上奏的事情，等到事实验证以后，责问原来提出各种意见的人，他们都叩头谢罪，以堵塞异端。自秋天以来，讨伐敌人的形势已经相当显露；如果现在中途停止，孙皓害怕而另生计策，或许迁都武昌，重新修缮江南各城，把居民迁得很远，使城池无法攻取，野外又没有东西可以掠取，并把大船聚集在夏口，那么明年的计策或许就来不及了。请署任羊祜征辟士人的表（羊祜开府多年，一直谦让而不征辟士人，刚开始有所任命，恰好去世，未能办理署任，所以参佐刘侩等人写笺到杜预处，杜预上表请求而未获允许。） 羊祜虽然开府，却没有配备属官，他谦让到了极点，应当予以显扬。等到他扶病征辟士人时，人还没有到任他就去世了。他家中没有继承人，官府也没有奉命任用的士人。这是本方的期望所在，也是我心中深深忧虑的事。慎重办理身后之事、追念远祖，正是使人的德行归于厚重。汉高祖不惜封给四千户，以安慰赵氏子弟的心。请下令议论此事。举荐贤良方正的表 考察苏赞，他的声名传播于民间，在乡里树立了德行，心志坦荡，意气正直。如果能够让他手执笔进入丹墀，推求访问他的正大言论，他一定会有直言不讳、以国事为重而不顾自身的节操。又 如果能够得到这样言论端正、仪态庄重的人，让他在太学总理、整理艺文，垂着冠缨登临玉阶，在紫宫议论治国之道，他确实是帝王宫中的瑰宝、清庙中的伟器。又 长史刘侩修治洛阳以东的运输水渠，通航时曾经使用赤马。议 皇太子服制之议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等到将要迁葬到峻阳陵时，依照旧制，下葬以后，皇帝和群臣便除去丧服而恢复吉服。在这以前，尚书祠部上奏，采纳博士张靖的意见，认为皇太子也应当依照此制，一同除去丧服。博士陈逵议论认为，如今所依据的制度，大概是汉代皇帝临时权宜制定的制度，因有事而兴，并不是礼制的正道。皇太子没有国事，应当自然服丧到底。于是下诏重新详细议论。杜预议论说：）

译古代天子、诸侯服丧三年，开始时都服齐衰或斩衰；下葬以后就除去丧服，居处于谅闇之中，内心服丧直到丧期结束，不同于士人和庶民的礼制。汉代承袭秦制，天下都归天子所有，于是为天子服丧三年。汉文帝看出这种制度不能长久实行，却又不知道古代的制度，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了祥、禫等除丧日期，除去丧服而恢复吉服。魏氏则直接以葬礼结束作为界限，继位的君主都不穿丧服而居谅闇直到丧期结束，学者非难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然而他们终究没有推究经传、考察实际行事，只是一味认为王者服丧三年，应当穿着丧服麻衣直到二十五月。继位的君主如果果真这样做，那么天子和群臣都不能除丧；即使心意在于居丧深厚，礼制也只能通行而不能实行。如今世上的君主都依从汉文帝轻减的典制凷处制者，这不是正确的制度。现在皇太子与尊亲同体，应当恢复古代典制，卒哭时除去衰麻之服，而在谅闇中居丧直到丧制结束。这样在道义上既不应当不除丧服，又不必采用汉文帝的制度，正是用来使丧礼更加厚重。答卢钦、魏舒询问 （当时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询问杜预所依据的证据，杜预回答说：“就是这样。”卢钦、魏舒于是命令杜预撰写议论并上奏。） 经传称三年之丧从天子通达于下，这句话是说天子对于旁亲断绝期服，只有三年之丧不绝，并不是说居丧时穿丧服三年，与士人、庶民相同。所以后来世子的丧事，叔向称说有三年之丧，是第二种情况。周公没有说高宗服丧三年，而说他在谅闇中三年，这是解释除去丧服而内心服丧的文字。叔向没有讥刺景王除去丧服，却讥刺他举行宴乐，这已经明确说明下葬以后应当除去丧服，却违背了居谅闇的节制。《春秋》中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佐郑伯，当时简公还没有下葬，请求免除丧事仪节来听受命令，君子认为这是合乎礼的。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物，《左传》说‘吊丧不能赶上哀痛之时’，这些都是下葬以后除去丧服、居于谅闇的证据。先儒的旧说，往往也能见到这些道理，只是学者没有认真思考罢了。丧服制度中，诸侯为天子也服斩衰，难道可以说要始终服丧三年吗？向上考察七代，还不知道有哪一代王者的君臣上下穿着衰麻三年；向下推及将来，恐怕百代的君王，道理也是一样。不是一定不能这样做，而是现实情势不允许，所以知道圣人不会虚设一种无法实行的制度。孔子说‘礼制有所减损和增益，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知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皇太子居谅闇终服制奏

译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司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叩头说：礼官共同议论，博士张靖等人认为，孝文帝权宜制定三十六日的丧服，以日代月，礼制有盛衰，礼仪不能完全保全。皇太子也应当割舍哀情，除去丧服。博士陈逵等人认为，三年之丧，是人子用来竭尽孝心的制度，所以圣人制定礼制，由上而下通行。因此现行制度规定，将吏凡遇父母丧，都给假二十五月，这是尊崇孝道、用来教化天下的办法。皇太子的至孝已经显现在内心，却在外表除去丧服，不合礼制所说的合乎真实感情，应当不除丧服。臣卢钦、臣魏舒、臣杜预谨慎考察张靖、陈逵等人的议论，各自只见到了所学的一端，没有统合帝王居丧贯通古今的礼制。从上到下，从尊卑贵贱，各种身份都有适宜的制度。所以礼制有以多为贵的，有以少为贵的；有以高为贵的，有以下为贵的，关键只在于合宜。否则，本末就不合于经常之道，实行起来也不能长久。天子与群臣，虽然哀乐之情相同，但所处的身份确实不同，所以礼制不能相同。《易》说：“上古时代，丧期没有定数。”《虞书》称：“三年之中，四海都停止奏乐，八音俱寂。”此后便没有文字记载了。到了周公旦，才说殷高宗居谅闇三年而不言；他的传文说：“谅，就是诚信；闇，就是沉默。”过了五百多年，子张对此产生疑问，便向仲尼请教。仲尼回答说：“何必要说高宗呢？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君主去世，百官总摄自己的职守，听命于冢宰，实行三年。周景王有嫡长子去世，安葬后便除去丧服而奏乐，晋国叔向讥讽他说：“三年之丧，即使身份尊贵，也应当按照礼制完整服丧。大王虽然没有完整服丧，但过早举行宴乐，也是不合礼的。”这些都是古文中关于天子丧事的记载。称说高宗时不说服丧三年，而说谅闇三年，这是解释除去丧服而内心服丧的文字。讥讽景王时不讥讽他除丧，而讥讽他过早宴乐，说明安葬以后应当除丧，却仍须依照谅闇之节制。尧去世，舜居谅闇三年，所以说“四海停止奏乐，八音俱寂”。由此说来，天子居丧时，齐衰、斩衰的制度，以及粗劣的丧杖、麻带，都应当完整服用，安葬以后除去丧服，以谅闇之礼完成三年的丧制。“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治道”，所以百官总摄职事，听命于冢宰。丧服已经除去，因此称为“不言之美”，说明不再睡在草席上、以土为枕，也不是要因丧事而荒废国家大政。《礼记》说，三年之丧从天子一直通行到庶人；又说，父母之丧无论贵贱都一样；还说，丧服和丧车都没有等级差别。这些话都是说天子居丧时的衣服礼节与普通人相同。内心服丧的礼制到三年结束，但也没有服丧三年的文字规定。然而继承帝位的君主，往往仍然荒废政事而安于丧居。自从废止谅闇制度以来，直到今天，高宗才在前代独自享有这一名声，子张也因此在当时提出疑问。这是贤人圣人所加以讥议的地方，并不是讥议天子没有穿丧服直到丧期结束。秦朝焚烧书籍，任意行事，抬高上位者而压抑下位者。汉高祖草创制度，因袭下来而没有改革，以至于天下人都服满重丧，早晚哭临，经历寒暑，禁止婚嫁，禁食酒肉。制度不合人情，所以孝文帝遗诏规定，入殓完毕便安葬，安葬完毕便依红禫制度除丧；虽然不合高宗谅闇的意义，却接近古代典制，因此传给后代。当时已经修建陵墓宗庙，所以入殓、安葬能够在浃辰之内完成，便据此制定制度。近至明帝，仍没有陵寝，五十天才安葬，怎么能还拘守三十六日呢？这正是当时经学疏略、不以先圣为师的弊病。魏氏改朝换代，以安葬完毕为除丧的节限，符合古代典制；然而没有继续实行内心服丧的谅闇制度，因此也受到与前代相同的讥议。自泰始开元以来，陛下追尊谅闇之礼，慎重办理丧事，居丧笃厚，确实达到了古代制度，超过了殷宗，天下人歌颂您的德行，实在不是靖等所能推究其本源的。天子、诸侯的礼制，理应已经完备了。诸侯厌恶这些礼制妨害自己，便删削了有关典籍；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士丧》一篇，戴圣的记载又杂乱其中，也很难据此取正。天子的地位最尊，国家万机政务最重大，群臣人数又最多，不能与普通人相同。所以大行皇帝安葬以后，在宗庙举行祔祭，便因礼制疏减而除去丧服。若不除丧，群臣就没有人敢除丧，所以天子屈己从宜而除去丧服，同时以谅闇完成丧制。天下人都说：“这是我王的仁德。”天子屈己而顺从适宜，众人都说：“这是我王的孝行。”除丧以后仍然内心服丧，我王尚且如此笃厚，普通臣子又怎能不勉励自己来尊崇礼制呢？这正是圣人制定制度、移风易俗的根本，高宗之所以达到雍熙，难道只是因为穿着丧服而已吗？如果按照诘难者的说法，另以权宜制度自居，怀疑屈伸、厌降的道理，想以职事来作判断，那么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一年，父亲去世后服丧三年，这正是以至亲的关系屈从于至尊者的道理。被父亲休弃的母亲去世，仍以至亲作为服丧关系；但长子不能独自制定丧制，这是因为尊体的道理，升降等差都要随从尊者，不敢独立行事。按照礼制，诸子的职责是掌管国子之副职，国家有事时便率领国子交给太子，听凭太子使用。传文说：“君主出行，便有人留守；有留守者，便有人随从。随从者称为抚军，留守者称为监国，这并不是无事可做。”丧服制度中，母亲为长子、妻子为丈夫、妾为主人服丧，都是三年；她们是内宫的主人，可以说没有国事要处理。考察汉代制度，孝文帝去世时，红禫结束以后，孝景帝就在未央宫除去吉服。薄后、窦后一定不能在别宫服齐衰、斩衰，这一点由此可以知道。何况皇太子是辅佐君主的至尊之位，与国家一体，本来就应当远依古礼，近合当代制度，屈己除丧来使下面的人宽解，协同完成一代的典制。君子对于礼，有时正直地实行，有时委曲地酬答；有时遵守经常之制而与众人同等，有时顺应情势而舍弃某些礼节，只把它存于内心罢了。礼所说的，难道只是玉帛吗？丧礼所说的，难道只是丧服麻衣吗？这既是臣等所说经常制度的大义，即使只从现实近情来说，也有不安之处。如今皇太子极其孝顺，发自天性，哀号思慕，匍匐来到殡宫。大行皇帝既已安葬，灵柩一去不返，他必定追想往日，徘徊于寝殿。如果不改变而实行谅闇制度，那么东宫的臣仆在义理上就不能除去丧服。这将使永福官属独自穿着丧服办事，出入宫殿、官署，也难以长久维持。如今将吏虽然蒙受与天子一同实行二十五月丧制的安排，难道竟要使大臣也被夺去自己的制度吗？从前翟方进自认为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超过国家典制，何况皇太子呢？臣等认为，皇太子应当依照前次奏议，除去丧服而实行谅闇制度。又。

译于是太子终于按照厌降的议论，遵从国家制度，除去丧服，以谅闇完成丧制。谅闇制度起源于上古，因此说高宗没有服丧的文字记载，只说他不言。汉文帝把丧期限定为三十六日，魏氏以后以虞祭完毕为除丧的节限。皇太子与国家一体，按理应当除去丧服，卒哭祭后便除丧。《祥祫议》《易》说：“上古时代，丧期没有定数。自殷高宗实行谅闇三年，不称说服丧；服丧三年而称谅闇三年，说的就是除去丧服而内心服丧。”《大戴篇》说：“从前武王去世，成王十三岁继承王位，周公居冢宰而摄政。第二年六月，安葬完毕，周公为成王加冠，带他到祖庙朝见，以会见诸侯，并命祝雍作颂。这说明三年之内的时序已经明确，所以如今礿祭、祫祭、烝祭、尝祭都在这期间举行。”从前仲尼制定《春秋》，依据鲁国史书来阐明王法，丧期中的祥祭、祫祭以及讥刺贬斥的文字，都记载在其中。《书》《与王浚书》皇帝当初命令王浚攻下建平，接受杜预的节制。王浚到达西陵后，杜预写信给王浚。王浚非常高兴，上表陈述杜预的书信。等到王浚将要到达秣陵时，王浑派使者邀请他暂时停船商议事情。王浚扬帆直行，答复说：“风势正利，不能停泊。” 您既然已经摧毁吴国西部的藩篱，就应当径直夺取秣陵，讨伐累世以来的逃寇，使吴人脱离水深火热。从长江进入淮水，越过泗水、汴水，溯河而上，整顿军队返回京都，这也是旷世少有的一件大事。（秣陵，《通鉴》作“建业”。） 《与子贶书》（杜预的儿子名锡，没有名叫“贶”的人。） 知道你很想求学，特命令随同归来的车子送到；随信附来的书可以登记收下，应当另放在一所宅院里，不要再借给别人。《岁终帖》十一月十四日，预叩头。岁末忽然已经到了，分别已久，思念更加深重。劳烦你跋涉远道，书信问候又很少。偶然得到来信，知道近来的消息还好。近况如果能像当面说话一样。（米云按语：真。） 《亲故帖》亲友屡次迁徙，我想祖父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你了。祖父如果来到您这里，说大事小事都已经说尽了。你是我的亲人，也应当常常附寄书信来安慰我的心。（黄伯思《法帖刊误》说：“道远书问又简，偶然得来说”，不是当时尺牍中的话，或许是江左人的书信；“亲故帖”恐怕是误题。“常常附寄书信来安慰我的心”也近于后世流俗语言。此帖是米芾所伪作。） 《序》《春秋左传集解序》

译《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事时，以事情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用来记载远近、区别同异。所以史书所记，一定以年为标志来开头记事。一年有四时，因此错举四时作为这部史书名称的依据。周礼设有史官，掌管各邦国和四方的事情，通达四方的意志。诸侯也各自有国史，大事写在策书上，小事写在简牍上罢了。孟子说：“楚国称它为《梼杌》，晋国称它为《乘》，鲁国称它为《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东西。”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能够称王天下的原因。”韩子所见，大概就是周代旧有的典章礼经。周朝的德行衰微以后，官员失去职守，在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明白昭彰，诸侯报告和史官策书中各项记载、注释，多有违背旧章的地方。仲尼依据鲁国史书策书已经写成的文字，考察真伪，记载典章礼制；对上遵循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对下阐明后世将遵循的法则。凡是教化意义所在、文字有损害的地方，就删削订正，以显示劝善惩恶。其余部分都沿用旧史。史书文字有质朴、华丽之别，辞句有详略之异，不必改动。所以传文说：“它善于记载。” 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呢？”大概周公的志意，是仲尼继承并加以阐明的。左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文，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书。所以传文有时先于经文来开始叙事，有时后于经文来结束义理，有时依照经文来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调和不同说法，随着义理而发明。关于体例中需要重视的地方，以及旧史遗留下来的文字，大略没有全部列举，因为那不是圣人修订经书的要旨。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典籍，一定广泛记载、详备说明。他的文字舒缓，意旨深远，是要让学者推究事情的起始和结局，寻求枝叶，穷究其极；使他们从容温习而自行探求，使他们充分饱览而自行趋向。就像江河的浸润、膏泽的滋润，直到涣然如冰消解、怡然使义理顺畅，这才算有所收获。他用概括性的开头来说明体例，都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制度、周公垂示的法则、史书沿用的旧章；仲尼据此加以修订，形成一部经书的统一体例。凡是使隐微显明、使幽深昭著、裁定义理类别的地方，都是依据旧有体例来发明义旨，并根据事情的记载来端正褒贬。凡是称作“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等类的，都是用来启发新旧之别、揭示大义的，称为变例。然而也有史书没有记载，反而以此来寄托义理的地方；这大概就是《春秋》的新义，所以传文不说“凡”，而是委曲地加以阐明。经文如果没有特定的义例，只是因事情而发论，那么传文直接说出事情的归趣罢了，并不属于体例。所以阐发传文的体例有三种，而成为体例的情形有五种：第一，隐微而显明，文字表现在这里，义理却从那里兴起，例如称说族属来尊重君命，舍弃族属来尊重夫人，以及“梁亡”“城缘陵”等类。第二，记载而含蓄简约，通过显示制度、推究而知其体例，例如“参会不地”以及“与谋曰及”等类。第三，委婉而成篇章，曲折地遵从义理训释，以显示最大的顺从，例如各种避讳的“璧假许田”等类。第四，详尽而不加污饰，直书其事，文辞完备而意义自见，例如“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等类。第五，惩罚恶行而劝勉善行，想求名反而失去名声，想遮盖反而显露，例如记载齐豹为盗以及记下三名叛乱者的姓名等类。推究这五种体例来寻绎经文和传文，触类旁通而不断推演，附会于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王道的正理、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有人说：《春秋》用错综文字来显明义理，如果像你所说，那么经文应当有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却没有相应义理的地方。先儒所传都不是这样。回答说：《春秋》虽然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但也必须用数句才能形成完整的表达，不像八卦的爻可以错综组合成六十四卦。所以本来应当依照传文来作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如今还能看到遗文的有十几家，大体上辗转相互承袭；向前不能成为错综经文以穷尽它的变化，向后又不能守住丘明的传文；对于丘明传文中不通的地方，全都埋没而不加说明，反而肤浅地援引《公羊》《穀梁》，只足以自乱。杜预如今之所以不同，是专门整理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经文的条理贯通必定由传文体现，传文的义例总归于“凡例”。推究变例来端正褒贬，删简二传而排除异端，这大概就是丘明的志意。对于有疑问、文字错乱的地方，就详备讨论而暂且阙置，等待后世贤者。可是刘子骏首先通达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前代儒者中的优秀人物。末后还有颖子严，虽然浅近，也算名家。所以特意列举刘、贾、许、颖四家不同的地方，以显示异同。把经文各年的内容同传文各年的内容相互附合，比照它们的义理类别，分别随文解释，名为《经传集解》。又另外汇集各种体例以及地名谱系、历法数目，合编为一部，共四十部十五卷，都彰显它们的异同，随着加以解释，名为《释例》。要让学者看到所汇集的异同之说，《释例》对此作了详细说明。有人说：《春秋》的创作，在《左传》和《穀梁传》中没有明文记载。有人认为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后，修订《春秋》，树立素王，丘明便是素臣。谈论《公羊》的人也说：贬黜周王而以鲁为王国，行为危险而言语谦逊，是为了躲避当时的祸害，所以使文字隐微、使义理隐藏。《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结束于孔丘去世，请问哪一种说法妥当？回答说：这与我所听到的不同。仲尼说：“文王已经去世了，周文难道不在我这里吗？”这才是制作经书的本意。他又叹息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就完了吧！”大概是为当时君王的政事而感伤。麟、凤是五种灵物，都是王者出现时的吉祥征兆。如今麒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徒有应验之象却失去了它应有的归属，这正是圣人因此感触的地方。在“获麟”这一句绝笔，是因感触而起笔，本来就是用来结束全书的。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呢？”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开始时的君王；隐公，是让国而有贤德的君主。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前后相接；说到他们所处的地位，都是列国之君；推本他们的开端，则都是周公的后裔。如果平王能够向上天祈求长久的国命，继承并开启中兴；隐公能够弘扬祖先的事业，使王室光大兴盛，那么西周的美政就可以继续寻求，文王、武王的业迹也不会坠失。因此依据年代历数，附录当时的史事，采录周代旧典，以弘扬、会通成王时代的义理，把法则留给后世。

译其中所记载的王，就是平王；所采用的历法，就是周正；所称的公，就是鲁隐公。哪里有贬黜周王而以鲁为王的意思呢？”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东周重新兴盛吧！”这就是其中的意义。至于制作经书的文字，是用来彰明过去、考察未来的，情意表现在辞句中；言语高远，意旨就深远；辞句简约，义理就显微。这是常理，并不是有意隐瞒。圣人已经周密防备各种祸患，创作完成以后，才反过来隐讳以躲避祸患，并不是我所听到的情况。子路想让孔子的门人成为臣属，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而加以斥责；说仲尼是素王、丘明是素臣，也不是通行的正确说法。前代儒者认为孔子制作《春秋》三年，文章写成而麒麟出现，这已经是妖妄之说；又把经文引申到孔仲尼去世，也近于诬妄。根据《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中小邾射不在三名叛乱者之数，所以我认为孔子因感麒麟而作《春秋》，创作起于获麟，文章也止于创作所起之处，这才符合事实。至于反转衣袖擦脸、说“我的道已经穷尽”，也没有可取之处。（“义起于彼”，五臣本作“起义在彼”；“讳辟”，善本作“避讳”；“若此”，五臣本作“若如有所善”；“作其所”；“公即”，五臣本作“公则”。） 《律序》律，是用来端正罪名的；令，是用来排列事务、制定制度的。这两者必须相互配合使用。《论》《春秋长历论》《尚书》说，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用闰月来确定四时，完成一年的历法，从而使百官办事有条理，众多功业都兴盛。因此天子一定设置日官，诸侯一定设置日御，世世代代修习这个职务，以考察历法的技术。这里举全数来说，所以说三百六十六日；实际上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一有余。日官应当会合计算日月运行的迟速，用来考定晦朔的交错变化，设置闰月。闰月没有中气，北斗斜指两个时辰之间，所以它不同于其他月份。积累这些差异来互相调和，使四时八节没有违误，才可以形成一年，其中的精微严密达到了极点。掌握这种精微，以符合天道，事情就能有条理而不违误。所以传文说：“闰月用来端正时序，时序用来安排事务，事务用来使生活富足；养育百姓的道理，就在这里。”然而阴阳运行随着运动而产生差异，差异不断积累，终于会与历法错开。因此仲尼、丘明每逢朔日、闰月就发明文字，大概是为了纠正得失，并借此阐明历法的数理。桓公十七年发生日食，日期确实是朔日，但史书漏记了具体日子，只写“朔”。僖公十五年发生日食，史书连朔日和具体日期都漏记了，所以传文根据史书记载的得失，一并指出当时史官的错误，也借此阐明其他问题。日食有时是历法失去准确造成的。庄公二十五年，经文记载：“六月辛未朔，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使用牲畜祭祀。”周历的六月，是夏历的四月，也就是所谓正阳之月。但当时历法有误，实际上是七月初一，并不是六月初一，所以传文说“这不是正常现象”。只有正月初一，邪气尚未兴起而发生日食时，才会用币帛祭祀社神、在朝廷击鼓；这里并不是正月平常月份使用币帛、击鼓，而是由于异常现象而引发对历法错误的说明。文公十五年的经文与此完全相同，却再次发明其义，传文说“不是礼”，说明前一传是要审定正阳之月，后一传是要阐明诸侯的礼制。这正是圣贤隐微的旨意，前代儒者还没有理解。昭公十七年夏季六月发生日食，平子却说这不是正阳之月，以此欺骗一国之人，近似于指鹿为马，所以传文说“已经不像君主了”，并且借此说明这个月份确实合于天正。刘子骏制定《三统历》来校订《春秋》。《春秋》记载有干支的日食共有三十四次，而《三统历》只有一次相合。它与各家历法相比已经最为疏略，而且每六千多年就无故增加一日。每年本来应当累积日数依次推算，却无缘无故增加日数，这是最不可行的做法。班固是前代著名儒者，却说它最为精密；不只是班固，自古以来谈论《春秋》的人，多数都转述错误，有的另造一家历法，有的采用黄帝以来的各种历法，推算经传中的朔日，都不能使日食与朔日相合。这正是上天验证经传的地方，而经传又记下了日食发生在朔日。这可以说是得到了天道的验证。刘氏、贾氏等儒者的说法，都认为日食发生在初二或初三，实在违背圣人明文；他们的弊病在于拘守一个元始周期，而不随着天道的变化而调整。我感慨于《春秋》的史事，曾经撰写历法论，极力说明历法运行的普遍道理。其大意是说：天体运行永不停止，日月星辰各自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都是运动着的事物。事物运动就不会完全一致，虽然运行的度数大体上可以测定和限定，但把日积累成月，因新旧相承而次序递进，不可能没有极细微的差异，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春秋》中有日食连续发生在相邻月份的，也有多年不发生日食的；按理不能把它们一概而论，却用计算来拘守固定的数值，因此历法没有不产生差误的。最初只差毫毛，还不容易察觉；积累多了，以至于错失上弦、下弦、朔、晦，就不得不修改历法制度来顺应它。《尚书》所说“敬谨地顺应昊天，推算日月星辰”，《易》所说“治理历法以明察时令”，都是说应当顺应天道来求得符合，而不是先设定符合的标准来验证天道。由此推论，《春秋》二百多年间，历法的调整变通一定很多。即使有关数术已经失传，只要再探寻经传中的微妙旨意，大体上就能知道当时历法的错误；这样经传便有验证，学者本来应当曲折地依循经传，以月、日的日食考察朔、晦。如果根据当时现象推验却都不相合，反而各自依据自己的学说来推算《春秋》，这无异于量自己的脚印，却想削短别人的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三日〕 我撰写历法论以后，到咸宁年间，善于计算的李修、夏显依照历论的体例制定历法，名为《干度历表》，上呈朝廷。这种历法符合日月运行的四分数，并稍微增加月亮运行的数值，采用三百年修改历法的意思；以二元相互推算七十多年，再接续以强弱之数，强弱的差异大概很小，却恰好足以长久贯通盈缩。当时尚书和史官拿《干度历》与《太始历》参照校验古今记注，《干度历》明显胜过《太始历》。如今这种历法的技术还完整保存着，同时又考察古今十种历法来验证《春秋》，由此知道《三统历》最为疏略。现在详细列出各时刻得失的数目，又依据经传的微旨，以证据说明失闰的道理，考察日辰、朔、晦来相互发明，作为《经传长历》。经传中的证据以及失闰时文字的讹误，都加以甄别阐发。虽然未必完全得合天道，大概却是《春秋》当时所用的历法文字。学者可以阅读它。《说》《春秋长历说》（与《论》大致相同。）

译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又十七分之七度有余。日官应当汇集计算日月运行的迟速，以考定晦朔，安排闰月。闰月没有中气，北斗斜指两个时辰之间，所以不同于其他月份。积累这些差异使之相互调和，四时八节没有违误，才能形成一年。其中的精微严密达到了极点。掌握其精微以符合天道，事情就能有条理而不违误。所以传文说：“闰月用来端正时序，时序用来安排事务。”然而阴阳运行随着运动而产生差异，差异不断积累，终于会与历法错开。因此仲尼、丘明每逢朔日、闰月便发明文字，大概是为了纠正得失，并借此阐明历法数理。刘子骏制定三正历来校订《春秋》。《春秋》记载有干支的日食有三十四次，而三正历只有一次相合。它与各家相比已经最为疏略，而且每六千多年就增加一日。每年本应累积日数依次推算，却无故增加，这是最不可行的做法。自古以来，谈论《春秋》的人大多转述错误，有的另造一家历法，有的采用黄帝以来的各种历法，推算经传的朔日，都不能相合。日食发生在朔日，这正是上天的验证；经传又记下日食发生在朔日，可以说得到了天道的验证，而刘氏、贾氏等儒者却都认为日食在初二或初三，公然违背圣人的明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三日〕 他们的弊病在于拘守一个元始周期，而不随天道的变化调整。我感慨于《春秋》的史事，曾经撰写历法论，极力说明历法运行的普遍道理。其大意是说：“天体运行永不停止，日月星辰各自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都是运动着的事物。事物运动就不会完全一致，虽然运行的度数大体上可以测定和限定，但把日积累成月、把月积累成年，因新旧相承而次序递进，不可能没有极细微的差异。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春秋》中有日食连续发生在相邻月份的，也有多年不发生日食的；按理不能一概而论，却用计算来拘守固定的数值，因此历法没有不产生先后差异的。最初只差毫毛，还不容易察觉；积累多了，以至于错失上弦、下弦、晦、朔，就不得不修改历法制度来顺应它。《尚书》所说“敬谨地顺应昊天，推算日月星辰”，《易》所说“治理历法以明察时令”，都是说应当顺应天道来求得符合，而不是先求符合来验证天道。由此推论，《春秋》二百多年间，历法的调整变通一定很多。即使有关数术已经失传，只要远远探寻经传中的微妙旨意，大体上就能知道当时历法的错误；这样经传便有验证。学者本来应当曲折地依循经传所记月日的日食，来考察晦朔，再根据时日推验；如果都不相合，却各自依据自己的学说来推算《春秋》，这无异于量自己的脚印，却想削短别人的脚。我撰写各种历论以后，到咸宁年间，善于计算的李修、夏显依照历论的体例制定方法，名为《干度历表》，上呈朝廷。这种方法符合日运行的四分数，并稍微增加月行的数值，采用三百年修改历法制度的意思：以二元相互推算七十多年，再接续以强弱之数；强弱的差异大概很小，却恰好足以长久贯通盈缩。当时尚书和史官拿《干度历》与《泰始历》参照校验古今记注，《干度历》明显胜过《泰始历》，比官定历法优胜四十五项。如今这种历法的技术还完整保存着，又同时考察古今十种历法来验证《春秋》，由此知道《三统历》最为疏略。《谱》《宗谱》别子，是国君嫡妻所生的儿子，即长子的同母弟。国君命他为始祖，他的儿子便成为大宗。大宗通常有一个主祭者，用来审定昭穆的次序，辨别亲疏的差别，因此百代也不迁移宗统。如果没有儿子，就由支子继承。即使到了七十岁，也不能没有主妇。如果夭折而死，就在兄弟的服丧等级中加重一等，由兄弟中的人代替他。夭折者不能对父亲形成服丧关系，兄弟之间昭穆相同，所以如此。死后都为他服[缺字]衰，服丧月份各自以亲疏为限。即使身份尊贵，即使已经出嫁，也不敢降低服制。亲属关系断绝，就为他服[缺字]衰三个月。如果是始封君相传的宗统，那么从始祖始封君开始，他的支子、孙子都尊奉大宗。这样说来，继承君位的君主具有中宗的尊位，支庶没有人敢以他为宗。因此命别子为宗主，全宗族共同奉事他。所以说，祖就是高祖。意思是，亲属关系还延续到君主，就归属于君主；亲属关系与君主断绝，就到嫡宗子家去。可是有些解释者说，君主世世代代都可以成为大宗；有的说别子的同母弟也可以成为祖；有的说命妾所生之子为别子，嫡妻之子则把宗统迁到君主那里，这些说法全都不对。别子的弟弟、子孙，无论贵贱，都应当尊奉别子的子孙为宗。小宗，是一家之长。同族的人就奉他为宗，所服丧服随着亲疏而定。姊妹出嫁，也不敢降低对她们的服制。五服以内的亲属关系断绝，便不再尊奉她为宗。《令》《遗令》古代不实行夫妻合葬，因为明白生死终始的道理，认为死后与不存在相同。中古的圣人改变做法，开始合葬，大概是因为区别与合并都没有固定之处，又借助生者的情感来显示教化。从此以来，大人君子有的合葬，有的不合葬；既然不能了解生，又怎么能了解死呢？所以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过去担任台郎时，曾因公事出使经过密县的邢山。山上有坟墓，我询问耕作的人，他说那是郑国大夫祭仲的坟墓，也有人说是子产的坟墓。于是我率领随从祭祀并观看。那座坟建在山顶，四面望去都很开阔；山势沿南北正向延伸，而坟墓却斜向东北，朝着新郑城，意思是没有忘记根本。墓道只堵塞后面，前面是空的，不把它填死，表示墓中没有珍宝，也不必挖得深重。山中有许多美石，却不用它们，必定收集洧水中天然的石头来筑墓；珍贵之物不劳工匠雕琢，而这种石头也不进入世俗的使用范围。君子赞赏它有情，小人没有利益可图而不能毁坏它，历经千年仍没有毁坏，这是节俭所达到的结果。我去年春天入朝，因郭氏丧亡，依据陪葬陵墓的旧义，亲自选定洛阳城东首阳山南面作为将来的墓域。所得到的地中有一座小山，山上没有旧坟；它的高度和显要程度虽不足以与邢山相比，但向东可以奉望二陵，向西可以远眺宫阙，向南可以看见伊水、洛水，向北可以远望夷叔，开阔地远望四方，正是心情所安适的地方。所以我最终亲自划定墓域、栽树、开通墓道，作为固定的制度。到时候都使用洛水中的圆石，墓道向南开，仪制取法于郑国大夫的墓葬，只是想以俭朴来保全自己罢了。棺椁器物以及小敛等事，都应当以此为准。（“达”一作“远”，“耕父”《御览》作“耕者”，“祭”作“登”，“有情”作“俭”。） 《杂文》《酒论》重酿的醇酒和甜酒，来自沃土的清泉；甜味和苦味没有固定，五种滋味彼此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