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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泊庵集》　别集类第五【明】提要 臣等谨按：《泊庵集》十六卷，为明代梁潜所撰。梁潜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年中举人，授任苍溪县训导，历任四防、阳江、阳春三县知县。永乐初年，被召修纂《太祖实录》，屡次升迁至右春坊右赞善，参与修纂《永乐大典》，代礼部尚书郑赐任总裁，升为侍读。永乐十五年北征时，仁宗监国，因陈千户一案牵连而获罪处死。事迹附见于《明史·邹济传》。本集前有王直、胡俨两篇序。胡俨序称此集由梁潜之子梁楘编成。考察萧镃《尚约居士集》所载陈循墓志，其中说：梁公潜因职务上的过失被逮捕，而且家产也被籍没，梁潜平日所作的诗文全被估价，连同书册一起卖钱入官。陈循派人访求，以高出原价一倍的钱赎回；如今刊刻流传的，就是陈循赎回的那些作品。如此看来，他的稿本是梁潜亲自编定的，因陈循而流传于世。胡俨序没有记载这件事，只说他的文章和遭际，大概是避讳谈及他被赐死之事。梁潜的文章格调清新俊逸，同时具有纵横浩瀚的气势，在明初可以自成一派。所以郑瑗《井观琐言》称他的文章丰赡委曲，也是当代的一位作家。杨士奇所作梁潜墓志称，他写文章纵横驰骋，司马子长、韩退之、苏子瞻的风格也间或出现；像庄子、列子那样奇特，力求去除陈旧的言辞，写出新意；古诗写得高妙之处，逼近晋宋诗风。这个版本只有文章，没有诗。集末有康熙辛酉年梁潜后裔孙天清续刻家集时所作的小引，说：“泊庵公的诗集已经埋入文冢，不再存留人间。”由此可知，旧本早已散佚。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泊庵集》序 梁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他的儿子▯官任县令，叔蒙任刑部员外郎，叔车编次遗文为十六卷，请我作序。我与先生同乡，又有亲属关系，年轻时曾跟随先生游学，承受他的教诲很多，我怎么敢推辞？先生在泰和是儒学世家，世代都凭文学显名，到先生尤其才俊卓异、不同凡俗。他曾跟随我的叔祖佥宪公王子启学习《诗经》，他的伯舅陈公仲述也因古文享有盛名，先生都得到他们的教诲。凡是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研究的；对于《左氏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尤其用心。关于性命、道德的深奥道理，以及文章著述的精妙，多有他自己领悟所得；又以奇异的气势充实它，以超逸的才华发扬出来，文思充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于是凭文章在士大夫间获得声名。同游的人虽多，唯独与少师杨公士奇最为友好，彼此有切磋砥砺之益。永乐初年，修撰《高庙实录》，先生从县令任上被征召，在其中执笔，依据事实直书，精确切实而详备雅正。书成以后，授予翰林官职。到修撰《永乐大典》时，又命先生任总裁，贯通古今，细大之事全都记录。当时太宗皇帝在位，德化大行，天地清宁，人民万物都得以安适成长，华夏和蛮貊无不归顺，和气充满，嘉祥接连降临。文学侍从之臣，都把这些盛况形诸歌咏。朝廷有所撰述时，先生与二三位阁老实在冠绝一时；四方来求文章的人，一定会来求先生。先生的文章，温厚和平之中蕴含着豪壮跌宕的气势，仿佛江河奔流，浩荡绵延；一旦遇到风，便波澜勃然兴起，鱼龙百怪时隐时现，令人可喜可惊，真是当代的杰作。仁宗皇帝在东宫监国时，素来了解先生并亲自任用他，曾赐诗来宠荣他。先生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平易正直，言语行为必定遵循正道。他在皇帝近侍之位，早晚恭敬谨慎，竭尽诚心而毫不隐瞒。凡是向仁宗所说的话，都以仁义为根本，其他事情不在他的言论范围之内。我私下曾评论：上天降生贤才，使他们以文章和品行闻名于世，像先生这样的人，实在关系到世道，并非偶然。当国家气运兴盛之时，清明纯厚的气象开始恢复，先生承受这种气象而出生；又加上世代德泽深厚，师友品德美盛，他专心立志、努力学习，于是成为名儒，铺陈开国创建的盛大功业，赞颂继承光明事业的伟大功德，把它们刻在金石上，流传给后世。而他余下的力量，又足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先生名潜，字用之，“泊庵”是他的号。起初以乡贡进士身份被举荐，任苍溪县训导，曾论说天下大计。后来擢升为县令，历任四防、阳江、阳春三县，都有治理的声誉，于是进入翰林院任修撰，升为侍读，兼任春坊赞善，最终卒于任上。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知道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评论他的时代。我因此详细记述这些，作为文集序，使读者有所考察。乡里后生王直作序。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一 明　梁潜　撰 应制 《驺虞诗》【有序】臣听说，自古圣帝明王治理达到极盛时，一定会有祥瑞。像麒麟、凤凰、醴泉、甘露，顺应时令而出现，都是用来符合圣明征兆、彰显至高德行的。永乐二年秋八月，皇帝的同母弟周王在钧州打猎，发现了一只异兽：白色的身躯上有黑色斑纹，狮鼻虎身，形状非常威严，不可逼视。周王命部下守候它；它的性情非常仁厚，于是驯服并把它带来，向故老询问此事，原来这就是古代所说的驺虞。只有君主具有至诚至信的德行，才会出现这种祥瑞。九月丁未，周王率领属下上表，将它献到宫阙之下。皇帝穿着皮弁服，驾临奉天殿观看；它不惊不动，自然地柔顺伏卧。皇帝说：“它作为嘉祥，我不敢说是自己的功德；只是它从兄弟之邦而来，我对此感到欣喜。”于是太子太师淇国公臣丘福恭敬地率领百官祝皇帝万岁。此后京师士人百姓高兴地聚集观看，都认为这是自古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今才出现的事情。臣梁潜有幸亲见这一盛典，不敢默然无言，退下后考察有关记载：驺虞在《诗经》中被歌咏，在《礼记》中有记载，在传记中有列述；有人认为它是义兽，有人说是仁兽，有人说是圣兽，至于把它当作嘉祥的说法，则各书记载都相同。

译传记说：“国家将要兴盛，必定会有祥瑞。” 伟大的皇帝继承登上帝位，完全遵循旧有典章，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恩泽充沛、义理融洽，天下都和谐安宁，并且推广到万物：禾苗在郊野一茎两穗，蚕在田野结成蚕茧；文犀、白象以及各种福瑞之物，越是推辞反而越多，越是拒绝反而越来，盛大到了什么程度啊！这难道不是上天借此昭示至高的德行吗？臣梁潜忝任记注之职，如果不把这些写成歌咏，流传示于无穷后世，就是失职。谨百拜稽首献诗说：多么庄严美好的圣明皇帝啊，安抚怀柔天下百姓。端正根本从家庭做起，深厚地亲爱周族亲属。恩泽充沛、义理融洽，如同春日的暖阳。至和之气冲和融洽，化为祥瑞。什么祥瑞呢？就是驺虞。它生在周王国中，正是皇帝德行的符应；周王将它驯服带来，献到皇帝的朝廷。白色的身躯、黑色的斑纹，如云舒展、如雾凝聚。皇帝于是观看它，它便收起爪子；皇帝于是询问它的来历。它践踏之处并不伤害生长的草木。啊，驺虞！外表多么威严，内心多么仁厚！它不是像凤凰那样有花纹，也不是像麒麟那样有角。啊，驺虞！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周王拜伏叩首，皇帝于是召见了它。皇帝的仁德，使百姓浸润到肌肤骨髓，宏大流畅，遍及四方，万物因此没有瑕疵。皇帝的孝友发自至性，万邦都来归附，万物也因此同类相应。皇帝称许说：周王确实诚信恭敬。周王已经具有麒麟的德行，何必要驺虞呢？皇帝说：“唉！百官在位，只有德行能够召来和气，不是外物本身就是祥瑞。”群臣拜手，祝皇帝万寿；各种祥庆都来聚集，美好的德音因此更加显著。《河清诗》【有序】永乐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黄河水变清，从蒲津上溯到韩城，共三百里。起初河水呈深青、苍黑之色，五色融汇，混浊未定。到了第二天，光彩向上弥漫，云气相互激荡，和气浓郁。俯身观看，奔腾的急流收敛声息，化为清澈的水，细小的波纹闪闪发光。划船游览的人互相传告，远近之人接连聚集。第二年正月，有关官员到宫阙下报告情状，群臣都叩首庆贺，都认为河水变清是太平的征兆。臣退下后考察传记：自古祥瑞降临，必定由于君主功德宏大普遍，暗中与天意相合而招致；而征兆之大，又没有超过黄河的。因此《般》诗歌颂美好时代，周代的诰命必说“允犹翕河”；《时迈》诗歌咏怀柔百神，也一定说“及河乔岳”。大概是因为黄河在大地中流行，是四渎之首，与五岳相配。黄河既然尽到了职责，群神便无不欣喜，天地万物也没有不安宁的。所以河清是太平的征兆，并非偶然。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洪武二年，龙门碛下黄河水变清；从此三十多年，天下安宁清明，大概就是这种祥瑞的应验。如今皇上入继大统，黄河变清又正值永乐纪元的第二年。啊，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这都是皇帝陛下功德教化的广大，能够承继并配合先祖，充满天地，遍及神人。所以上帝明察，发出这一祥瑞，开创太平，与高皇帝相同而共同彰显美德，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周代诗人对于河岳，传播颂歌，告知神明，盛大到如此程度。如今河清的祥瑞显著明白，怎么能不写成歌咏，垂示万世，流传无穷呢！臣谨拜手稽首献诗说：黄河水流浑浑，起源于遥远古昔，横贯万里；支流污浊如雷霆激荡，冲击昆仑山，跃过龙门，震动奔腾，流入无边无际之处。只有圣明的皇帝，百神才会显灵。浩浩荡荡的蒲津河流，刚开始变清时，水流混漾不定，如同矿石在熔炉中，五色光辉交相映照。等到完全清澈，静静的水影浮在空中，光彩向上照耀，明亮而融和；如同舀取后倾注，又如同含藏蓄积。元气默默融和，太和之气潜行流动，细小的污滓不再停留，深邃得仿佛澄澈；千座山峰倒映其中，清湛得仿佛凝固。蒲津水边，几乎延伸数万里；乌鸦飞翔盘旋，鱼儿惊慌逃去。正值阳光明盛之时，人们划船歌咏，祥风庆云无边无际地荡漾。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密集，消息传到了京师。京师的老少百姓欢欣鼓舞，击鼓起舞，嬉戏欢庆，列章上奏皇帝。皇帝不以奇异祥瑞自矜，说：“好处不在这些外物，只在于敬畏。黄河是大地的纲纪，是四渎之宗，是五行的源头。从前皇祖平定万邦，正是这黄河首先发出了祥瑞。如今我皇继承旧章，因此河水变清，正如车轨相合、道路相同。河水既清，万民因此安宁，四方都来归附，万物丰盛成长。看着这条河流，想到我皇帝的德行，向东渐被、向西覆盖，从家庭和国家开始，皇帝宏大的教化，功业超过三皇五帝。” 正如那黄河顺着大地向东流去，浩浩荡荡；哪里不是皇帝的仁德，浸润肌肤、深入骨髓，使万物都如同处在春天。河水洋洋，愿皇帝长寿万亿年，永远做百姓的父母。《瑞应诗》【有序】上天命皇帝统治天下，上至天神下至百神，都能享受祭祀。今年已经是即位第五年，皇帝严肃恭敬地承受神灵，越发戒慎而不懈怠。永乐丙戌十一月庚申，在朝天神宫举行禋祀，祭祀昊天上帝，同时祭告九庙中的皇帝、皇后。壬戌日，皇帝亲自献祭俯拜，仰面对越神灵，暗中使百灵相合；神明在这时显著降临，天空澄澈安穆，庆云祥风在上下之间荡漾，松柏竹树上遍布甘露，鸾鸟仙鹤飞翔起舞，离去后又回来。祭祀完毕，两天后的戊辰日，醴泉从神乐观涌出。此地离祭祀处很近，奇异的香气向四方流布，泉水如玉般清湛凝洁，神光腾涌喷吐，下彻厚土，醇和清冽，和甘美的酒醴没有不同。消息很快传到宫阙，皇帝驾乘大辂，率领近臣前往观看；扬动泉水，香气更加芬芳；斟饮泉水，味道更加甘美；不断汲取，也不会枯竭。于是取泉水进献宗庙，又遍赐群臣。刚饮下时，耳目视听通畅，精神清明爽利；泉水滋润所到之处，沉重的疾病仿佛脱落。第二天，又有甘露降在孝陵松柏上，枝条逼仄交错，甘露凝结缀连而浮动，香气浓郁，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相比。于是太子太师淇国公臣丘福恭敬率领百官上表称贺。皇帝驾临奉天殿，下诏说：“朕继承皇考盛大的事业，精诚祭享百神，嘉祥接连降临，这不是朕的力量，实在是皇考在启发保佑后人。”

译然而自古以来，治道长久、祥瑞聚集之时，更应当戒慎。你们群臣还应当努力辅佐我，以弘扬并承受这份美好功业。”群臣都拜手稽首，祝皇帝万寿。啊，多么盛大啊！臣梁潜退下后考察传记：圣人的德行上达太清，下达大宁，中间达到万灵，于是甘露降下、醴泉涌出。又说：“君主的德行达到上天，甘露就降下；德行达到深泉，醴泉就涌出。”皇帝中和的一德，充满天地极处，贯通幽明，所以六合之内没有一样东西不顺遂，没有一位神灵不降临，各种福祥全都来到。譬如春阳已经和暖，土脉都振奋，蛰伏的虫类纷纷苏醒，这是自然的常理。然而这些作为祥瑞，是世人共同知道的。至于我皇帝把这种诚心运用于一切政务，使四时交替运行，七纬顺行于轨道，山川各安其位，雨露按时降下，五谷繁茂，万物充足，四夷向风归化，这才是最大的祥瑞，却是亿兆百姓所不知道的。皇上虽然谦逊自抑，说自己赶不上这些功德，但是赞美盛德、告成功业，古往今来有的不能自已。于是臣梁潜拜手稽首献诗说：“啊，圣明的皇帝，能够配合上天；虔诚承奉郊庙祭祀，从不懈怠，反而越发戒慎，从不懈怠，反而越发戒慎，神灵都来享用；美好的祥瑞暗中降赐，于是聚集了众多福祉。” 神乐观高大巍峨，紧邻郊祀之地；有清冽的泉水，甘美如酒醴。高大的皇陵是皇考安居之所；苍翠的松树上，甘露浓厚。明亮的晨光照耀它，却不能使它干涸；如脂膏、似白玉，露珠缀连，甘甜如饴，遍布枝条树柯，滋润山岩深谷。是谁降下了这些祥瑞？只有皇考以嘉祥作出昭示。有清冽的泉水，深澄而清亮；取来饮用，越饮越甘美，舀取不见污浊。有清冽的泉水，凝寒而不冻结；彩虹般的光芒向上腾起，下彻后土。高大的神乐观，巍峨的皇宫，祥风庆云浓郁地冲腾。是谁酝酿，谁疏通了它的源头？是坤后和帝神开辟了它的先路。于是将泉水进献宗庙，赏赐朝廷群臣，又命人前往观看，城门内外人群填塞，城中满溢。人们既惊叹又震撼，拜舞欣喜。只有帝神圣明，这些神灵的赐予才得以显现。皇帝思念皇考，精诚明洁地祭祀，神灵显著降临；祥瑞的到来，正如回声应答。皇帝说：“好！这不是我的力量，唯有你们这些老臣安定恭敬，才是你们的职责。”皇帝又说：“好！不要放松法度，你们还要辅佐我，更加勤勉而心存畏惧。”臣拜首叩头，圣明谋略浩荡无边，要永远保存这份美好，垂示无疆。臣拜首叩头，祝皇帝万岁，永世不厌倦政事，四方万国前来朝见。正月六日游览灵谷寺，奉和御制诗二首。菩提的正觉超越幽玄境界，不落空有二边，打开禅门；顿悟三乘，超越是非之路，智慧的力量高远。它等同于昆仑山；昆仑山万仞高耸，倚天而起，千条灵妙的水源奔流成河。释迦自从辞别王家，当时便如同身在化城之中。想到众生沉溺于爱河，谁能凭一己之力遏止衰颓的波流？于是化身千亿进入东土，神光瑞气照耀弥罗。灵山的遗迹长久以来模糊不明，如今又在这光明盛世重新来到。端庄严整的真容，微妙而如如不动；圆通的佛法戒行处处实行。禅定能够生出智慧，智慧能够生出空性；六根全都清净，空与慧共同胜妙；以妙果悟入所见所闻，挥手便可进入佛法深奥之境。经历无数劫也不能毁灭；因为本来没有开始、没有根本实体，执著的想法又生出想法，于是把空花看成实物。刹那之间万紫千红；在旁边小路上投机取巧、轻易趋附，容易招来迷惑，就像蚕吐丝把自己缠缚。有眼睛的人回头看见佛日光明，高高照耀天下及万国。我皇帝的教化遍及东西极远之地，远近各国前来进贡，没有谁迷失；象、犀、虎、豹每天接连送来，车渠、火齐、青玻璃也纷纷进献；醴泉、甘露降在山岩深谷，嘉禾、瑞草多么光耀。皇帝心中所看重的并不在这些，真正的德行如馨香自然散发。近来听说佛塔显现毫光，大周天八极，细微处也照耀无边。又看见倒映的佛影进入空屋，从一片空明之中遍满长廊；各种形相玲珑，仅有尺许大小，太阳和月亮昼夜交替。人们奔走前去，叩头行礼，众人纷纷倒伏；千百个影像忽然散入千条缝隙。玉石雕成的芙蓉，黄金铸成的高台；雕饰的屋脊、碧色的瓦片洁净无尘。鸾舆降临巡幸，时常来往；龙章凤彩在云间展开。六丁神守护周防，百神环绕；彩虹般的光芒腾起照耀，天空明亮。自古以来佛法昌盛的气运与旭日东升相应，尘世也如同天明。谁能理解这微妙圆满的觉悟？弹指之间便可以超越无学之境。沧江顷刻间止息了暴烈的水流，水底摩挲泥沙，光芒灼灼闪烁；旋即来到超越之境，一切事情无缘无故地生灭。空中之花若沉溺于贪著，怎能出离而得以洗濯呢？应知自性如交芦一般相依，执著真妄便不能开演；浑如风烟辗转变化，自在之中哪里知道野兽踏过沙地，却甘愿缠绵作茧自缚。寻常修行，哪里容易竟得此身？以四种法门修行，便有两种便利的因缘；往来迅速而无有石壁阻隔，智慧善巧如陶轮运转。眼前谁是最为殊胜的人？那就是究竟通达真如微妙之理的人。只恐浮沤沉没于大海，观照空性时只见云腾鸟飞。忆及往昔鹿苑初次成道，大兴慈悲誓愿以觉悟众生。万法无言，哪里可以用语言说明？十方之中只要有耳朵，便都能听见这声音。自从灵山一别，经历了多少劫数，多少无明成为迷惑和业障，圣人与凡人也由此分成两条道路。始终应当知道，烦恼缠缚有五重。世人是多么有幸，竟能见到如来！祇园春暖，昙花开放；微妙之心已经进入虚空藏，挥手便直上光明台。如来前身释迦佛曾经说法，住在耆阇崛山；向西渡过恒河，越过渺茫水域，向东越过葱岭，凌空迅疾而行。三十二种相好具足庄严，一念清净便兼具众善。五色金光如同照耀千日，九秋的玉镜仿佛一轮孤蟾悬挂天空。每逢来到招提寺演说空法，四百名听众都欣然闻法，声音飒飒作响。不论干燥、潮湿之物，还是蠕动的虫类；不论防备升沉的众生，还是披鳞带甲的动物，都一概得到救济。佛塔倒映水中，光彩斑斓；高大的楼阁殿宇参差相接。多半是由于摄受众生，才显现出这般奇妙景色；其精巧简直夺取了造化的神工。温润繁盛的光彩从窗间流过，绚丽的色彩既不是烟，也不是雾。画师见了也收起画笔，不敢下笔描绘；文人拿起笔来，又哪里能够写尽。春风和缓，春日明丽；人间这一方天地，仿佛没有诸天之外的境界。愿众生永远安乐，普遍得到超度和救济，辅佐我皇家绵延万万年。《神龟赋》（有序）。永乐二年十月，皇上思念太祖高皇帝成就功业、具备盛德，准备在孝陵刻碑记功，以此告示万世。已经得到碑石，却没有找到承载碑石的神龟；后来获得神龟，于是也一并找到了碑石。臣潜百拜叩首，献上赋文说：

译有这样一种神异之物啊，盘曲回旋，晶莹闪耀。不是经泥坯烧冶而成，也不是孕育之后才形成；不夸耀六只眼睛，也不自矜三只脚。背部圆、腹部方，形状仿佛合乎阴阳；昂起头、拖着尾巴，像是要奔走却又停下。曾经经过雕琢吗？似乎施加过加工；细小的瑕疵却可以指出。这大概就是所谓神异的龟，而且禀赋形质格外伟大的吗？想来它是冲和之气陶铸而成，太和之气熏蒸而生；虚宿、危宿白昼闪耀，夜间凝结露气；驱走各种怪物，奔驰于百般神灵之间；排列地上的位置，罗列天上的经纬；照耀赤日，直射紫清。玄鼍吞食水沫，白蟾夺取月光；朱鸟收敛魂魄，玄武隐藏而降下精气。寒冷的液体沁入其中，沉静而晶莹；细小的苔藓缠绕盘旋。光芒明亮而深沉，颜色幽黑而苍青中带赤；含藏灵和之气，内在蕴含舒畅；彰显最精美的纹理，显露奇异的英华。回看荆山的璞玉也不能与它匹敌，磻溪的璜玉也不足以称道。然而山冈层峦隐约，丛生的榛莽遮蔽了它，使它伏藏而不能显露。是谁秘密收藏了它？众多工匠肩扛铁锹，又是谁开启了它的藏处？没有求取却自然得到，这究竟是祥瑞还是吉兆？大概没有什么感应不是相通的，万物虽有奇异之处，却并非怪异。伟大啊，圣明的皇帝，孝德纯厚而完备；深切思念皇考，使其德业与天地相配。德行超过历代君王，功业流传万世；文治谋略和武功功烈，怎么可以不加以记载？陵墓既然有碑，就必须由雕琢成的神龟来负载；碑石必须是珉石和珷玞一类的美石，必须完整而坚固。千重山崖高耸，却没有一处合乎尺度；高大的山冈绵延无际，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尽头。于是劳烦皇帝的心意，也使圣上忧劳思虑。心中忧闷，暗自筹划；目光深切，远远顾盼。幽深的思绪系在遥远的山冈之间，疲惫的遐想奔驰于烟雾之中。于是，在钟山南面、龙潭旁边，碧树环绕，春意回旋；紫芝映日，光彩耀眼。神异之气忽隐忽现，祥瑞之风荡漾流转。想来是皇上的心意感通了天地，确实是上天的旨意昭明显应。大概正是为了发掘真石隐藏的踪迹，所以先让这只神龟出现。于是众工匠共同欢喜，歌唱声浩大悠扬；虞衡官员飞驰报信，插着羽毛的文书迅速传来。辞别烟霞，登上明堂；金色的铺陈闪耀，沐浴在晨光之中。观看的人如山如海，惊惭而徘徊不定；叩首拜舞，欢庆非同寻常。景星灿烂地垂下光辉，威凤夹杂在群鸟中飞翔。把它献入寝庙，歌唱乐章；鼓奏万舞，声音宏亮。文教广泛施行，遍及万邦；四海之内全都前来称臣朝见。愿皇帝千万年长寿昌盛。

译《平安南颂》（有序）。安南从汉代起设置为交趾、九真等郡，到了唐末五代才开始窃据当地土地，宋、元两代因而对它实行羁縻。我太祖高皇帝最初平定天下时，安南最先前来进贡。高皇帝对它恩惠眷顾深厚广泛，长期涵养教化，近四十年间一直安定；安定日久之后，它却自行制造祸乱。其臣黎季犛擅自掌握政权，培植党羽，朋比结党，威权都出自自身。等到高帝升遐之后，他便杀害其君陈日煃，建立国号、改换年号，还扬言陈氏已经断绝祭祀，请求朝廷下令承认。不久，陈氏遗裔有人逃到京师，黎贼羞愧恐惧，请求迎接其返回本国，却又在途中设法截杀。边境附近数郡深受其害，他的狡诈日益积累，已经令人不堪听闻。皇上不得已，于是向中外发布诏告。永乐丙戌年秋七月戊子朔，任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统率各将领和八十万军队前往征讨。癸卯日，皇上在江边送行。圣明的谋略宏大深远，告诫部署周密严谨。又过一个月，军队抵达安南境内；另一支军队从滇池直捣富良江。贼军势力极为窘迫，便把木头连接起来筑成栅栏，沿江四百里把大船联结排列在水面上。我军派小船驶到其上游，借着大风在夜间焚烧敌船；大军随后赶到，大声呼喊奋力攻击，敌军大败，于是平定东都，继续进兵攻克西都。不到一个月，各郡县依次投降归附。于是发布告示，说明皇上吊民伐罪的意旨；交趾百姓和父老流泪感激，因为陈氏被贼人灭亡，便请求举国归属，愿世世代代不再成为夷狄，而接受唐虞时代的教化。皇上于是依照汉代的旧例，把当地设置为郡县，设置官署，如同内地归属的郡县。凡是黎贼用来威逼虐待百姓的措施，全部废除，交趾百姓非常喜悦。臣谨按大司马九伐之法，黎贼弑杀君主、欺罔皇上，蔑视抛弃典章常法，罪应诛灭，不可宽赦。然而他的国家远在万里之外，又从唐末直到今天已有五百多年；根基盘结牢固，上面沿袭、下面顺从，安然自得而不知畏惧。假如不是皇上具有神明的谋略和雄伟的决断，洞察事机，远远超过百代君王，哪里足以建立如此空前的特殊功业？臣潜愧居史官之职，依次记述这件事，叩首百拜献上颂文说：伟大的圣皇统御上天所赋予的天下，建立天下的准则，首先创立了人民共同遵循的伦理，使天下四海、天涯地角，无论大小之处，都得以生养，全都依赖皇帝。凡是遵循常道的，皇帝就接受他；凡是不遵循常道的，皇帝就加以纠正。这叫作上天的法则，并非皇帝出于私意。想到交趾在南方土地上向朝廷进贡，已经有多年，本来已经安定了他们的土地；只是他们的臣子奸邪，竟敢背弃常道，以欺骗之言充斥朝廷，希望侥幸求得安逸。上天的鉴察正在这里，皇帝遵奉训诫，顺应天命，出兵征讨不顺从者。圣明的谋略光辉赫赫，统率百万军队；勇猛的将士威武强健，如熊如罴。皇帝亲临江边为他们送行，笳声震天，挥动的兵器如雨。皇帝说：‘啊，来吧，你们这些将领，不要穷尽武力，只管前去吊慰我的百姓。’皇帝说：‘啊，来吧，统兵的将帅、参军和副将，各自辅佐，安排妥当。神机大军横渡海上，骠骑、游击以及鹰扬诸军，各自率领部属履行职责。’浩浩荡荡的江水，威武雄壮的军旅；整齐地平定所到之处，武威显赫。左江以西、桂岭的原野上，万座营垒如云聚集，万匹战马如闪电奔驰。王师到来之前，这里是虎穴狼窟，蜃气使白昼昏暗，毒蛇的涎沫使林木枯槁。王师到达之后，清风阵阵，飞霜覆盖原野，天空开朗，太阳晶莹。堂堂正正的军阵开进，道路畅通而毫不停留。各路将领分道疾进，于是砍断敌人的咽喉，劈破敌人的营寨。狂风飞卷，烈火焚烧，就像涉过小土丘一样轻易，哪里还有高山般的阻碍？富良江边，敌军徒众密集林立；一把火在夜间投入，群船便像鸭子一样纷纷焚毁。大江失去凭据，连片营寨一起戒备；于是荡平外城，夷平城池。两都已经平定，四郊于是安宁。收兵止戈，宣扬我皇帝的德化。于是下诏慰问众多鳏寡百姓，他们又欣喜又欢乐。有羊被牵来，有酒装满酒樽；百姓伸长脖子迎候，快步来到军门拜谢。交趾人来到之后，便告诉他们说：‘我们是上天的百姓，皇帝却把我们远远弃置。皇帝宏大的教化如天空一样浩大，难道竟说交趾百姓不在覆盖保护之内吗？’使者飞章上奏帝阙，皇帝怜悯并叹息说：‘怎样安定交趾百姓，谋划恢复他们最初的状态？从前汉、唐把它设置为内地，宋代教化失于宣扬，便把它交给了丑恶的同类。如今过了五百年，天运又重新转回，朕既然遇到这个时机，岂敢不顺应上天？于是从内心决断，选拔贤能，设置各类官署，由众多官吏统治；发布宏大的政令，勉励各级官员。交趾百姓困苦疲惫，你们要多施恩惠，不要使交趾百姓忧愁至极。’啊，盛大而美好！圣上的恩泽浩荡，从今以后，交趾百姓永远安康。交趾人安然自得，这是皇帝的谋略；交趾人前来归同，这是皇帝的功劳。刻石于泰山，向万世告示功业；亿万年之后，永远遵循已经成就的轨迹。《瑞应麒麟赞》（有序）。大海以西万里之外，有一个国家叫榜葛刺，那里生出了一头麒麟。国王知道这是祥瑞，却不敢据为己有，于是面向大海向东北方拜了两拜，说：‘这里不过是海岛上的蛮夷之国，在天地之间看起来如同九头牛身上的一根毫毛，究竟凭什么能够得到这种祥瑞？这大概是中国圣人宏大教化和盛大德行的征兆吧？’于是谨慎地选择日期，派使者整备船只，航行越过绝岛和大洋，把麒麟献到宫阙之下。当时圣上心情喜悦，万民都抬头瞻仰。它有龙的头颅、凤的颈项，麕鹿的身躯、龟的纹理，安闲从容，不惊不惧；声音从颈中发出，仿佛合乎钟律；它行走快步，也合乎规矩。它的性情确实极其仁厚，所以能够使百兽宾服。啊，多么盛大！考察往昔典籍，礼书所说的四灵，以麟为首，龙和凤在其次。《诗经》歌咏文王的教化，其赞美推扬之意寄托在麒麟身上，只说它的脚趾安定，而对于它的角只字不提。由此看来，麒麟确实是圣明时代的上等祥瑞。三代以前，麒麟有时出现在苑囿，有时出现在郊野沼泽，但都是因为圣明时代才出现。《礼记》说：‘中国有圣人，麒麟就会到来。’又把麒麟出现看作夷狄归向教化的征兆，这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然而汉武帝时代，麒麟出现在雍地，匈奴浑邪王也前来投降；

译宣帝时代，九真国以麒麟前来进贡，于是四方夷狄没有不宾服的。这样看来，古书的话确实可信；这些事情都见于经史，可以考察验证，并非虚妄。伟大的皇帝陛下，功业德行盛大，仁恩宏阔畅达；德化从皇室和国家开始，充满八方，所以近海内外、遥远的九夷八蛮，没有不仰慕风化、顺从教化的。大概自三代以来，中国的盛大，没有超过今天的。正因为陛下盛德积累充盈到了极点，所以融化成为醴泉，流布成为甘露，各种福瑞无不全部到来。盛德积累不止，于是又化为麒麟的祥瑞，在数万里之外出生，随后被送到宫阙之下；这难道不是上天借此彰明陛下逐渐磨治万国、使远方柔服而使近处亲附的教化吗？从周成王、周康王到今天，差不多两千年，麒麟出现也只有一两次，而臣独自有幸遭逢此时，得以欣然看见空前少有的祥瑞，这份欣喜和幸运哪里说得尽！谨叩首百拜作赞说：‘伟大的圣德啊，如同初升的太阳；覆盖九州，超越八方。广泛通达，感召最神异的祥灵；遥远西海之外，麒麟降临祥瑞。叹麒麟降临啊，极其神异而光明。五行精粹而美善，不是孕育而生；四灵合为一体，不是胎育而成。’ 它的性情仁厚啊，含藏和气，包涵贞正；跋涉万里，登临光明的朝廷。叹麒麟到来啊，这是圣人的征兆。龙头啊端正庄严，凤颈啊挺拔修长。九重宫门敞开，祥云在参宿一带浮动；紫鸾伴随玉虬，装饰圣上的文德，宣扬美好的祥瑞。千秋万岁之间，还有哪一种灵物能与麒麟匹敌？麒麟还有谁能相比啊，圣上的恩泽浩荡无边；龙游于宫中水池，凤鸣于朝阳之处；取丹穴山的泉水酿成醴酒，揉和玉山的禾苗作为粮食；扩充最仁厚的德行作为苑囿，以礼法作为藩篱。啊，你这麒麟啊，永远与群灵翱翔；愿上天长存而不衰老，愿圣上的寿命更加长久昌盛。《瑞应赋》（并序）。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丑日，皇上营建北京宫殿，祥瑞的光芒频频出现，辉映在殿柱之间。金水河、太液池的冰凝结成各种形状，千姿百态，奇巧精妙，无法一一列举。丙辰日，又有五色祥云出现，云中显现出圆如太阳的祥光，正对着御座。祥光之中灿然绽放五色天花，随后光辉腾起上升，向西越过宫苑，映照皇上所居的殿庭；浮动的彩色云气氤氲不散，整日都没有收敛。当时密云又来进献祥瑞的冰，像水晶中含有美玉，共有七块，与金水河中凝结的冰没有差别。工匠和执事人员，万众共同看见，无不欢欣踊跃。随后皇上命令把这些祥瑞拿给南京大小臣民观看，众人仰望赞叹。都城人士肩挨肩、脚接脚，彼此相互庆贺。因为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形。啊，正当宫殿开始营建之时，上天的祥瑞接连到来；这难道没有它的由来吗？伟大的皇上，功德盛大，无与伦比。至诚之道向上与上天相契合，圣明的谋略一经发动，便与上天相合。于是日、月、星三光完备，寒暑运行合时，四方夷狄宾服，五谷全部丰收。然后修明礼乐，彰明教化，实行先王之道，重视人伦的典章，隆重祭祀百神，施恩于鳏寡百姓，使海角边远、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地方，都相互安定而无事，和乐太平，充满六合之间。凡是醴泉、甘露、嘉禾、瑞麦、麒麟、驺虞等祥瑞，没有不全部到来。到了这个时候，天地的祥瑞在上下交相感应，大概就是所谓以和气招来和气；皇上盛大的德行确实因此感动上天降下鉴察，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啊，多么盛大！臣看见这样盛美的景象，欣喜踊跃到了极点，谨叩首百拜献上赋文说：‘敬仰圣皇登临帝位啊，天清地宁。于是追念丰镐，开始营建两京。明堂洞然敞开，玉阶和朱红庭院辉煌灿烂。黄帝居所高大巍峨，凌驾于幽深的紫府之上。上天深切眷顾，屡次赐下美好的征兆。祥云升起，繁盛纷纷；变化盘曲回旋，灿烂的五色形成纹彩。祥光明亮灼耀，洞彻金门；光辉腾上黼扆，庄严地奉献给至尊。圣上秉承元气而居于正位，实在正当国运昌盛之时。太液池深沉广阔，金水河水流回旋；冰凝结而层层堆起，玉一般的棱角重叠，玲珑剔透。外形如意珪瓒，内部含有璎珞宝网；奇异怪诞，几乎不像出自良工之手，大概是造化自然生成，用来符合太平国运的兴盛。神圣的土地啊，所积蓄的祥瑞已经很久；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决断啊，所谋划的事情深远。确实是上天造就、土地收藏，等待时机；圣上胸中宏大的经营和规划，规模宏远，超过周成王营建洛邑；国运绵延长久，超过商汤的景亳。’ 借此安定中原，借此威镇幽朔。光明盛大啊，大明照临天下，无论天上地下，一经照耀便不遗漏山丘沟壑。敬仰圣皇，仁德如天，智慧如神；聪明文武兼备，统一而圣明纯正。继承太祖革新鼎立的事业，接续周文王直到日偏西仍勤勉不息的努力。没有一件事不遵循既成的法典，没有一个念头不放在百姓身上。使天地六合广大而无边，使四海之内都如同春天。天涯地角，全都成为君主、臣民。振兴朝廷的礼乐，考察制度，按时巡行，以光明的治理教化天下，使三代的风俗重新淳厚。天命啊，诚恳而不倦；圣子啊，神明的后代。万万年，成为泰山般不可动摇的根基；万万年，成就洪河般长久的事业。衣裳垂挂在紫宸殿，功德镌刻在白玉册上。高大隆盛啊，这是天子的功业。颂曰：圣人营建都城，询问谋划同心协力；上天降下祥瑞，符合皇帝的心意。于是配合丰、镐，预示熙和雍睦；居于正位、体察元气，如同太阳正当中天。开创事业，垂传统绪，愈加高大隆盛；四方万国长久前来朝拜归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西域献狮子赋》（有序）。永乐十三年秋九月，西域带着狮子前来进献。它雄伟的姿态和奇异的形状，卓然不同寻常；顾盼之间，百兽都惊恐伏地。在此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动物。啊，远方异物能够到来，实在是皇上德化广泛施及的结果，并非偶然。臣潜看见这一盛美景象，谨叩首百拜献上赋文说：

译多么遥远而辽阔啊！在极远的西方边陲，有一种野兽，名叫狻猊。它毛发蓬松浓密，胡须蓬勃；神情凛然战栗，显得赫赫有威。它闪动着深青色的眼睛，如星辰低垂；安适地垂着绣尾，仿佛彩霞披散。它聚集了蓐收的精华，夺取了太白星的神奇。猛气棱棱，雄姿猎猎。声音如雷鸣，其中含有咿咿之声；牙齿像利剑，咬合时发出咔嚓之声。它怒气冲胸，似乎要喷发出来；愤怒地拂动颈项，谁也无法制止。于是它撕裂文豹，劈开玄犀，捕捉象和兕，剖杀熊和罴。养由基收敛技艺，远远逃走；中黄也扼腕叹息，不敢窥视。于是它从西方极远之地出发，腾越瑶池，翻过葱岭，渡过月氐之地，向东遥望扶桑，把它献到京城。此时九门已经开启，明堂光明盛大。金秋肃杀之气已起，秋风微微吹拂。它游行于红色宫阶之间，光彩灿烂。那里有一位老人，梳着椎形发髻，穿着毛皮衣裳，拜了两拜，叩头行礼，举拳捧献。他将进退反复、率舞低昂地说道：“皇上的仁德极其深厚，能够安抚远方；这只异兽多么伟大，竟然如此驯良。看见它的人，都因从未见过而惊骇；听说它的人，也只能想象徘徊。”由此可知，远方异物前来归顺，实在是因为圣德远播。箫韶声铿锵，鼓钟声宏亮。它伴随着麟趾之祥上下游行，跟随驺虞翱翔；与皇上的武功相合，成为天下太平的征兆；安定中原，使四方疆域清平。皇上的风化畅达，皇上的大道昌盛；圣上的寿命万亿年，与上天一同长久。《瑞应麒麟篇》【有序】永乐十二年秋九月，榜葛刺国派遣使者向朝廷进献麒麟。第二年秋九月，麻林国又带着麒麟前来进献。它们的形状都与《诗经》《尚书》以及传记中所说的没有不同。臣以为，麒麟是仁德的兽；中国有圣人出现，然后麒麟才会到来。如今这两个国家都在西海万里之外，相隔一年而麒麟两次到来。这是皇上盛大的德行广泛覆盖，恩泽渐渐施及远方的结果，绝非偶然。臣私下看到这一上等祥瑞，不敢默然不言，便把它写成诗歌，作《麒麟篇》一首，百拜献上。诗辞说：皇上的教化施行于万国，麒麟宾服而降临；这表明皇上的仁德已经传到若木以西、桂海之滨。玄枵之地光明闪耀，神灵忽然降下，化为麒与麟：头如龙，身如麕，背负龟纹，灿烂文采斑斓；行走合乎规矩，声音与韶乐相和；所生之草都不被折断。多么振奋啊，这祥瑞之物的降生！它们本来同属一气，应当成双成对，把美好的祥瑞贡献给紫宸。神光皎洁，射向太白星；又散作五色祥云，灿烂如锦。云气弥漫向上，与太微星直相连接。楼船辞别下国，祥风兴起，惊涛平息；十洲三岛遥相连绵，玄鳌紫虬都退避。它们飘然远举，飞上神京。神京大道平坦如砥，巍峨的双凤阙高耸入云，凌驾于紫清之上；琼楼玉殿间升起丹霞。麒麟到来，皇上的教化已经成功；两两翱翔，环绕丹墀。它们在圣明之世游行，归来便带来昌盛，彼此应和发声，就像雌雄两把神剑，远隔万里仍能重新合并。麒麟到来，成为美好祥瑞的符征。箫韶九奏，凤凰和鸣；狮子从西极进贡而来，驺虞在郊野游行；南田的禾苗一茎结九穗。皇上恩泽丰厚到了如此程度，万国都受到滋润，万物皆得以繁荣。麒麟到来，景运昌盛；它们伏卧在光彩壮丽的灵囿中，舞蹈于尧帝的台阶，脚步相连，姿态蹁跹；以玄圃的芝草为食，以瑶池的霞浆为饮，千秋万岁承受皇上的宠光。《泊庵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二 明代梁潜撰写 《高帝吕后论》有人说，高帝宽厚仁慈、爱护他人，却唯独因为吕后年老色衰而减退了对她的宠爱。既然曾在贫贱时结交，在艰苦中起身，一旦富贵之后，反而疏远抛弃她，难道唯独不记得当年楚军之间的情谊吗？高帝未免太薄情了吧？梁子说：不是这样。高帝识人的能力，是何等明察啊！他与吕后相处多少年了，难道会唯独不了解吕后的为人吗？她本来只是一个妇人，却有雄强多疑、杰出狡黠的性情，具备勇士般的肝胆。高帝因此已经知道吕后的内心了。养活年老的人尚且害怕杀害他们，哪里想到她竟会把国家功臣诛杀灭族，一个不留，像捕兽网中的兔子一样，从未显露为难的神色。吕后啊，为什么竟这样残忍呢？诛杀诸将，并不是高帝的本心，而是吕后所为。蒯彻教韩信谋反，贯高谋反的形迹已经具备，高帝尚且放过了他们，难道肯果断地杀死韩信、彭越吗？韩信、彭越虽被夷灭，但当年蒙受知遇之恩时，士人愿为知己而死的英姿豪气，仍仿佛在眼前。高帝半夜想起这些，难道不会有一丝动心吗？吕后连这种事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的呢？高帝之所以薄待吕后，不能明说出来，但痛苦就在其中了。不然，卢绾过去乡里的恩情尚且没有减少，难道对于至亲的吕后反而唯独薄情吗？考察一个人，不应看他厚待什么人，而应看他薄待什么人。高帝对他所薄待的人尚且如此，难道会薄待他所厚待的人吗？吕后对韩信、彭越残忍到这种程度，难道会厚待刘氏宗族吗？豺狼一旦得到可吞食的东西，就舔血摇尾，肆意贪食；如果没有得到东西，就会抓挠皮肤、撕扯毛发，以显出凶猛。诸将已经杀尽，灾祸不久就要殃及刘氏了。所以，杀韩信、彭越，诸将感到恐惧；灭诸将之族，刘氏也感到恐惧。高帝难道也曾和陈平谋划到这一步吗？听说樊哙依附吕氏，便立即下令杀他，采用了陈平的谋略。高帝到这时不仅是为刘氏忧虑，也在为陈平、周勃忧虑。高帝眼睛刚闭上，尸体还没有冷透，吕后却丝毫没有皱眉，便谋划诛杀诸将。今天毒死如意，明天斩杀戚姬；今天毒死齐王肥，明天杀赵王友；后来竟毫无忌惮，拥立别人的儿子为皇帝，又把他杀掉，再另立皇帝。吕后真是残忍啊，竟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在这个时候，汉朝已经灭亡了！唉，高帝难道不知道毒害会流传到这种地步吗？有人说，这是张良、陈平的教导；高帝往往忍受小害以成就大事。晋献公的骊姬、秦始皇的扶苏，高帝早已审慎考虑过了。然而我只是遗憾，高帝的明察仍有未尽之处：他只惩戒眼前的祸患，却没有惩戒长远的祸根。商朝灭亡，是因为妲己；周朝灭亡，是因为褒姒。高帝为什么不以此为戒呢？前代已经扰乱了嫡妾的分别，他却没有端正家庭的约法；于是殷切地把周勃托付给刘氏以安定汉室，把周昌安置在赵王身边以加强赵国。这就像滔天的洪水已经形成，才想用一只手去遮挡，唉，有什么用呢！

译《论平阳公主》唐武德六年，平阳昭公主去世，诏令增加鼓吹、班剑、武贲和甲卒为她送葬。太常上奏说：“按照礼制，妇人不使用鼓吹。”皇上说：“公主亲自执掌金鼓，兴起义兵来成就大业，难道能与普通妇人相比吗？”于是便采用了这些仪仗。梁子说：“世上确实有非同寻常的妇人啊！当唐高祖在晋阳起兵、进入关中时，公主率领精兵，在渭河北岸接应世民，并与丈夫柴绍各自设置幕府，号称‘娘子军’。她的气概和才能，隐然像一位奇异的男子，难道不是非同寻常的妇人吗？然而我私下认为，非同寻常的事情本不应有；即使有，也不是美事。按照礼制，男子出生后，便教给他干戈、俎豆之事，所以参与天地四方的事务，是男子的常事。女子出生后，教她学习纺织之事，给她看衣襟，以此使她处于卑下之地，所以修治闺门，而没有境外的志向，是女子的常事。妖狐白天出游，人们一定惊骇观望；鬼魅夜里长啸，众人便惊惧不安。哪里想到妇人竟在军旅中夸耀才能，成为宇宙间的事情，也实在可怪啊！高祖竟还想改变国家一贯的典制，来奖赏这种非同寻常的怪事，这是高祖喜欢怪异。晋阳起兵之时，难道偏偏少了这一个女子士兵吗？” 君主的举动即使细微，其影响也必然流传开来。所以，礼制上对蛤蟆发怒，勇士便会聚集成市；悬赏千金买马的头骨，良马就会得到。《易经》说：“脚下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这是说阴柔之势逐渐增长，不可让它继续发展。不久武后便出现了，她天性聪明敏锐，通晓经书史籍，改变唐朝国运，自己做了皇帝，诛杀征伐、号令天下二十多年；这才可以说是真正非同寻常的妇人。至于从前骑马执兵、面对战阵的平阳公主，反而不值得一提了。从此直到唐朝末年，非同寻常的妇人越来越多。《诗经》说：“有智慧的男子可以成就城邦，有智慧的妇人却可以倾覆城邦。”我看高祖创业之初的举措，也实在奇异啊！刘仁轨 少府监裴舒替唐高宗铸造镜子，在殿上与太子太傅刘仁轨一同观看。刘仁轨惊慌地快步走下殿，又跑上来询问原因，说：“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百姓不能有两个君王。刚才看见墙壁间有好几个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不祥的呢？”皇上立即命人把它们剔除。我认为，仁轨这话并不恰当。臣子劝诫君主，有时措辞委婉但含义有所指，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委婉进言；有时措辞严厉而毫不隐瞒，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正言。仁轨这话，是正言吗？还是委婉进言呢？他说“墙壁间有好几个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不祥的呢”，似乎像是在委婉进言。高宗继承并守住皇位，而武后掌握了政权，这样武后也算一个天子了。李义府任意施行残酷手段，天下人只知道害怕“李猫”，却不知道有朝廷，这样李义府又算一个天子了。至于武三思成为周公，威福大权又被他窥伺夺取，这样武三思又算一个天子了。政令从多个门户发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不祥的吗？可是仁轨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高宗也没有领悟这一点。那么既然不是委婉进言，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进言呢？应当从门边递进忠言，利用皇上眼前所明白的事情来劝导他。仁轨在这时应当进言说：“用铜作镜子，不如用古代作镜子；用古代作镜子，不如用贤人作镜子。”《尚书》说：“人不要以水为镜，应当以人为镜。”《诗经》说：“殷人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朝末代。”隋炀帝滥施刑罚、穷兵黩武，沉溺酒色，听不进忠言，小人结党进用，盗贼遍地横行。他自知不能免祸，便拿镜子照着自己说：“这么好的头颈，不知将来会被什么人拿去。”这说明炀帝只把铜当作镜子，而没有把古代当作镜子。太宗皇帝历尽艰难平定天下，亲自造成太平，乐于听取直言，善于采用良谋。皇后端正顺从，不干预外朝政事，常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人作镜子，可以知道得失。”这说明太宗把人当作镜子，而不是把铜当作镜子。陛下如果真能以隋炀帝为戒，以太宗为准则，那么就是社稷之福、百姓之幸。况且殿廷之上，难道是照镜子的地方吗？奸邪之人的内情，难道悬挂一面镜子就能看见吗？陛下应当把自己的内心当作镜子，不要让欲望使它昏暗，不要让私心使它蒙蔽；只要保持澄澈虚明，就能照察万事。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为何不舍弃那种做法而采取这种做法呢？不知道采用这一点，却把镜中的影像当作不祥，实在是错误的。《明本二十条》【有序】治理天下有道，只在于阐明根本而已。根本一旦确立，治理天下的道理也就确立了。深山中周长百围的大树，遮蔽山丘沟壑，排开风云，永远不被拔倒，是因为它的根本牢固。所以善于培育根本，枝叶就能长久茂盛。天下是一个重大的器物。天下安定与否，也只在于审察它的根本而已。

译《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 百姓就像国家的元气。人的身体元气充足，各种疾病就不会发生。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要保全百姓；善于调养身体的人，要保全元气。古今帝王保全百姓，不过是治理他们、教导他们罢了。仁义中正，是民心所具有的天理；礼乐启发引导，是国家的教化；政令刑法防范，是国家的治理工具。治理和教化，没有不是顺应百姓本有的天理的。用道理教导他们，是防止他们的内心产生尚未发生的过错；用法律治理他们，是惩罚已经表现出来的过错。惩罚不能过于严密，防范不能过于疏松。防范疏松，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流荡沉溺。惩罚过密，就会使人轻慢法令；轻慢法令就会苟且欺骗。沉溺则教化不能建立，欺骗则治理不能纯正。没有良好的教化、没有良好的治理，百姓心中的天理就会日渐丧失，根本也就不能建立。根本不能建立，却想使天下安定牢固，能够做到吗？孟子说：“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所以我认为，端正内心、推究事物、达到至诚、使内外合一、厚重伦理，是家庭的根本；亲身实行礼让、树立廉耻、重视学校、致力于实学、珍惜贤才，是教化的根本；任用贤能、辨别邪正、亲爱亲族和百姓、敬畏上天、建立纲纪、确定命令、使贫富均平、减少刑罚、崇尚果断，是治理的根本。唉！彰明自己的德行，是为了更新百姓；修明正道，是为了建立教化。《诗经》说：“先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再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说的不过是把自己的这颗心推广到别人身上罢了。这样看来，教化和治理并不是两条道路，家庭和国家也不是两条途径。尧、舜以及三代的治理，不过如此而已。如今圣明天子在位，极其公正，极其明察，保全百姓的心情尤其迫切。所立的法律，比前代更加周详；所建立的教化，比前代更加优盛。良好的政令会使百姓敬畏，良好的教化会使百姓爱戴。如果朝廷大臣、天下方伯以及郡守县令，都能体察皇上的心意，同时尽到政令和教化的责任，那么与其使百姓畏惧，不如使百姓爱戴；与其使百姓不敢欺骗，不如使百姓不忍欺骗。这样来培植天下的命脉元气，根本就会永远牢固，社稷就会永远安定，百姓也会得到无穷的福祉。这些就是我的一点愚见，谨在后面加以论述，等待有见识的人加以取舍。家庭根本五 端正内心一 董子说：君主端正内心，才能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才能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才能端正万民。说得好啊！君主的一颗心，是万般教化的本源，也是臣民的准则。所以治理天下并不难，难的是治理自己的内心。这颗心一端正，万事都可以治理；这颗心一荒废，各种法度都会松弛，怎能不谨慎呢？正直的人侍奉君主，是存有正直的内心来施行正直的志向。君心如果端正，上下就会同心，自然会像云从龙、风从虎一样，气息相同、志道相合；谏言能够被采纳，言语能够被听从，政治教化便会兴盛。皋陶、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就是如此。所以唐虞三代的盛况，后世无法赶上。邪恶的人想要在君主那里求得进用，心中积蓄着不正之念，只想施展自己的意图，谋求个人的富贵，因此预先揣测君主的心思，暗中窥探他的漏洞，迎合他的意愿，乘机进言，以私下的小恩惠和细小礼节取悦君主。侥幸有一次稍微说中君意，大奸大蠹便会逐渐肆意妄为。君主没有察觉，反而信任并任用他们，那么正直的人日益疏远，小人日益进用，结党引类、互相依附，像苍蝇钻营、狗苟且偷生一样，此倡彼和，牢不可破，治理之道就毁坏了。政权一旦落入他们手中，很少还能收回来。汉元帝之于恭显，唐玄宗之于李林甫，宋神宗之于王安石，最终都误了国家，祸害百姓，给万世留下讥评。治乱的根源，确实就在这里，怎能不戒惧呢？所以君主的内心，应当时时保持清醒，自我持守，随时加以检察；真诚之中不容有一丝虚伪，极端公正，不让任何私心存在。持守内心不能只坚持片刻，应当以最大的仁慈宽恕自处，以最大的坦荡平易待人，以最大的宽广胸怀容纳众人。一旦念头不正，就应痛切地克制自己，猛烈反省；不要认为它隐藏得很深便放纵它，等到根须盘结、祸根滋长，就无法防范了；也不要认为它细微便懈怠防备，等到堤坝溃决、沟渠决口，就无法遏止了。所以在念头刚刚萌发时便检点自己，容易用力；已经放纵之后再收束它，就难以见功。从前宋太祖曾独自坐着，让寝门大开，说：“这就像我的内心，稍有邪曲，人人都能看见。”朱子说：太祖不用言语文字表达，却胸中自有一部真正的太极。所以君主的内心，应当像镜子一样空明，像秤一样平正，能够照察万种政务。推究事物二 君主推究事物，不可没有求学的功夫；这样才能考察往昔的是非，把它作为今天的龟鉴，观察前代的得失，为后世树立楷模。唐代宦官仇士良教导他的党羽说：“天子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们看见前代的兴亡废替，我们这些人就会被疏远斥退了。”奸人的用心，就是专门想使君主愚昧，那么作为君主，怎么可以不读书、穷究事理呢？但也应当谨慎选择正道和邪道，把心思放在正确的方向上。如果把心思放在道德性命的根源上，那么知识会日益增加，见识会日益广博，德行日益修养，治道也会日益兴盛。如果把心思放在异端邪说和奇技末艺上，把它用在政事上，对治理没有益处；用在自身上，只是白白耗损精神；传给后世，也不足以成为功业，治理的根本就会偏离。从前程子在经筵讲学，曾说：“君德是否成就，要由经筵负责；时政的得失，要由宰相负责。”时政对于君德，就像水的源头、树木的根本。想使水流清澈，不如先澄清它的源头；想使枝梢端正，不如先端正它的根本。时政能否治理得好，固然取决于贤能的宰相，但贤相的言论在于君主是否听取，他的谋略在于君主是否采用。君主的见识既然广博，闭塞蒙蔽自然就会消除；认识贤能既然深刻，任用贤能自然就会坚定。小人的偏邪见解和私下谋划，哪里还能得到进用呢？傅说告诫高宗说：“要始终把学习作为常法。”成王访问群臣时说：“学习能够不断光明自己的德性。”唉！学习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德性也不是一天就能确定的；选择正直的人，遵循正直的道路，从始至终不断积累、不断发扬，这才可以。郭泰见到茆容，便劝他读书；范仲淹听说狄青，便送给他《左传》。爱惜一个人的才性，更希望他能够学习，何况是以忠诚侍奉君主的人，难道可以不引导自己的君主学习吗？达到至诚三 一心真实，是万物变化的根源。念头和思虑虽然细微，鬼神却森然罗列；天地明察感通，所以……

译臣子存有这样的心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志向和思虑忠诚纯正，说话吐气自然恳切深厚，足以感动君心；至于千条道路、万般途径，深藏的防备和曲折的思虑，都没有必要了。君主存有这样的心来对待他人、处理事物，就自然坦荡平易、公正直率，猜疑和隔阂自然不会产生；各种深重忧虑和过度谋划，也都没有用处。所以至诚之道，大到可以挽回天象的变化，小到可以使豚鱼都受到信任，细微到仆人、臣妾、侍御都能交付真心，下至普通男女都能得到真实情况。用至诚来奉祀宗庙，精神自然彼此流通；用至诚临朝听政，心中的思虑就不会隐藏；用至诚对付诡诈，诡诈的真情将自行穷尽；用至诚对待智术，智术的技巧就无从施展。所以《中庸》说：“至诚能够感动物类。”先儒又说：“至诚无需作为，却能使万物发生变化。”万物没有不具有真实的道理，用我真实的心去实行它，万物就可以受到感动。所以，真实之理所在之处，不必刻意有所作为；如果必须刻意作为，就不是至诚了。从前有人对唐太宗说：“坚持道理而不屈服的是直臣；害怕威势、顺从防范的是佞臣。”请陛下故意发怒来试探他们。太宗说：“朕正要用至诚治理天下，不这样做。” 如果内心虚诈，行为又怎能感动物类呢？只会白费心思，却得不到真实的道理。然而太宗想把大事托付给李勣，却先贬谪他，这其中仍有不诚实的地方；李勣听到命令便立即行动，也因此看出了太宗的心意。所以君臣之间，应当洞察彼此，以肺腑相照，以肝胆相激；如果再以恩义相待，即使是中等资质的人，也都可以使他施行君子的行为。如果表面上已经确定，内心却并非如此；口头答应，内心却不认可；上位者的心不真实，下位者的心就会怀有猜疑。这样，即使是仁义道德之士，没有不爱戴自己的君主的，也将无法安顿自身，无法主动效尽忠诚。所以振作天下士人的气节，尤其在于至诚。使内外统一四 诸葛孔明说得好：“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表彰、贬斥，不应有所不同，不应使内外使用不同的法令。”国家的根本在家庭，怎么可以自作偏私，使内外使用不同的法令呢？一个偏私的念头，如果不断积累，万物的道理就没有能够端正的了；一个细孔若有涓滴水流而不堵塞，最终就会形成洪波；一寸柴薪留下的余烬若不扑灭，就可能蔓延成燎原大火。《易经》说：“脚下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这是说阴柔之势逐渐增长，既然已有渐进的趋势，就不可不谨慎。六经所记载的，以及汉、唐、宋的兴亡，都可以作为鉴戒。所以我曾论说，君主之道配合天，皇后的德行配合地。天无所不覆盖，不偏私于任何一物；地无所不承载，也不偏向任何一物。君主治理外朝，皇后治理内宫，这是取法天地、顺应阴阳。天尊而地卑，阳主动而阴主静。静就无所作为，卑就不敢抗拒，所以君主无所不可以作为，皇后则听从顺承君主。君主不敢以此自作偏私，而必须一概听从于大公至正的法则。仆臣侍御，即使非常宠爱；妇人、宦官、内侍、妾媵，即使非常怜惜，只要有一处不正，就不能用私人的恩情来遮蔽它。为什么呢？因为法不可偏，公正不可掩盖。那么，处在宰相、丞辅、弼臣职位上的人，难道可以说“这是君主的家事，臣不敢干预外朝”吗？譬如一家之中，父母所做的事情如果有不恰当之处，做子女的就应当委婉而竭尽诚意，生出敬意和孝心，以此平正、纠正妇人、宦官、内侍和妾媵。如果他们不守本分，干扰正道，触犯礼法，更应及时匡正，不要让他们放纵到无法挽救。又如一家之中，婢妾女子做了错事，有时得罪父亲，暗中从母亲那里窃取权柄，做儿子的尤其应当再三向父亲禀明，直接把她们赶走才可以；不要让她们在宗族中失去节操，在亲戚间引起怨恨，最终使强横的奴仆偷走钥匙，打开门锁，窃取契约文书，招来外部侮辱，成为败亡家庭的根本。又如人的身体，寒暑从外部侵袭，服药就容易治愈；痈疽在肺腑中结成，治疗就困难。如果又没有良医，不严厉地告诫约束，任凭他沉溺酒色、贪恋厚味，等到后来才针刺肌肤、艾灸四肢，只是白费心力而无法挽救败局，又有什么益处呢？厚重伦理五 五常之道本于天理，具备于人的内心。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具有这个道理；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就是因为承担了维护这个道理的职责。所以人的内心一天也不能没有这个道理，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君主。六经所记载的，没有不是这个道理。周朝衰落时，这个道理发生了背离。孔子作《春秋》，用来端正名分，使乱臣贼子感到恐惧，于是天下的治理得以恢复。由此可知，治乱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把厚重伦理放在首位的。尧命令舜慎重彰明五典，舜命令契恭敬地施行五教。禹辅佐舜时，急切地把三件事作为职责，而三件事又把端正德行放在首位。成汤建立中道，用来表率端正万国；这个“中”就是此理。周武王建立天下的准则，用来敦厚典常、实行礼制；这个“极”也就是此理。德行没有比尧舜更高的，功业没有比汤武更大的，而他们治理天下的方法，全都不超出这个道理。因为上天把这个道理赋予百姓，使百姓不丧失它，是君主的职责。所以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真正聪明的人被立为元后，元后成为百姓的父母。百姓不能放纵欲望而败坏这个道理，否则即使有君主，也只是徒有其名罢了。一天没有君主，残害、奸邪、祸乱就会一同发生，百姓无法安居生存；放纵而不治理，就会成为夷狄，成为禽兽。所以，能够与天地并立的，就是君主和这个道理。唉！天理存在于百姓心中，从古至今都不可磨灭。这些百姓，就是三代的百姓。使他们富裕并教导他们，难道不是百姓赖以上承受恩泽的原因吗？振作他们、兴起他们，君主亲自作表率来引导他们，用岁月逐渐磨砺涵养他们，用教化加以防范约束，用廉耻维持他们。使丈夫成为丈夫、妻子成为妻子，使父亲成为父亲、儿子成为儿子；近处使兄弟亲爱，旁及故旧大臣，远至四海万国，都有待于君主推行恩德。孟子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诗经》说：“先给妻子作榜样，再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从三代直到今天，兴盛和衰败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教化根本五 亲自实行礼让一

译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礼让，是道理的实际体现。意思是说，用礼的实质来治理国家，那么还有什么困难？唉！用兵器斧钺可以夺取天下，却不足以治理天下；用奖赏、升黜、刑罚可以治理天下，却不能安定百姓的意志；尊卑贵贱可以安定百姓的意志，却不足以使百姓的心地善良。想使百姓的内心善良，只有君主亲自实行礼让。譬如大河之水，分流可以成为渠道，疏导可以成为沟渠，散开可以成为小水沟，积聚可以成为湖泽，蓄存可以成为陂塘，都足以带来利益。如果堵塞而不疏导，就会水漫山丘，堤岸崩塌，城郭污损，庄稼漂流，房屋被水冲击冲毁，泛滥淹没，没有不造成危害的。所以水可以疏导而不能强行堵遏，百姓的本性也是如此。善于疏导的人，顺应百姓本有的恭敬辞让之心，使他们在侍奉亲人、尊敬长辈的礼节中曲折周旋，在笾豆、罍爵之间行走升降、拜伏起立；争斗、侵犯的风气不再发生，而和顺从容，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完全的陶冶。不会疏导的人，使百姓积聚成怒目相向、疾视他人的勇气，挺身形成挥袖攘臂的习气，放纵成醉酒裸露、忘乎所以的过错；或者委靡而颓堕，或者沉溺于安逸，或者卑下而谄媚，或者放荡而毫无羞愧，或者残忍而达到刻薄残酷的地步，这些全都是率先示范者不谨慎造成的。天下的人，难道有本性不善的吗？关键在于上位者怎样引导他们。上位者如果真能亲自实行礼让，以熏陶、蒸化、陶冶、铸造的方式等待百姓自行变化；逐渐磨砺、涵养，等待他们自行成就；长久积累，等待这种教化透彻周遍，使自身与礼让相安，行事与礼让合一，深入肌肤、浸透骨髓，那么礼乐就兴盛起来了。宋代胡氏有句话说：“君主在上面亲自实行礼，公卿在下面作表率，把明白并践习人伦作为要务。”这就是三代教化的实质。唉！时代有古今之别，道理却没有古今之别，人心也没有古今之别。教化如果真正实行，三代的治理完全可以恢复。树立廉耻二 管子说得好：“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项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唉！廉耻，是国家用来防止百姓欲望的屏障。礼义不兴，廉耻就不能树立；廉耻不能树立，就是国家的大患。那些贪污、谄媚、顽劣、愚昧鄙陋的人，即使在尧舜的时代，难道能保证一个也没有吗？只是尧舜时代教化流行，所以礼义彰明；礼义彰明，所以廉耻树立。那些贪污、谄媚、顽劣、愚昧鄙陋的人，即使存在，也不能迷惑众人，不能扰乱风俗，不能妨碍贤才，不能危害国家。朝廷内有三公以及百官，朝廷外有牧伯和众位官员，无不是忠正盛德的贤人、清廉自守、节操伟岸的士人。因此，处在下位的人即使具有无耻的资质，也常常不能施展无耻的伎俩。三代的盛治，全都采用这种道理。秦朝灭亡，在于廉耻没有树立。百姓之所以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能够为节义而效死，不过是依靠《诗经》《尚书》的道理来树立君子的行为、彰明小人的志向罢了。哪里有焚烧《诗经》《尚书》、坑杀君子的道理呢？《诗经》《尚书》的道理废弃，君子和小人就无法辨别。所以秦朝灭亡得极快；汉朝兴起后，到文帝亲自实行德政，长者开启游学的开端，公卿大夫形成崇尚学问的风气，诚恳笃厚而不喜谈论他人过错，于是汉朝的治理差不多达到了成王、康王时期的盛况。大概到了成帝以后，王氏窃取权柄，君臣上下之间形成谄媚之风，但最终还不足以使汉朝灭亡，是因为文帝亲自实行的德行还没有消失。光武帝一声号召，四方忠贞守节的士人便争相起兵辅佐他；激浊扬清的道理，光武帝也实行了。明帝、章帝时期，尤其知道尊重礼法和师傅，所以汉朝国运虽然衰微，士气却更加刚烈。等到众多士人相继去世，汉朝社稷便随之倾覆。由此说来，政治有道之时，正直的人在朝廷受到任用，无耻之人便能约束自己的内心；国家将要倾覆之时，小人肆意施展威势，君子则困顿失意。小人的威势一旦肆行，法度必然混乱；君子的恩泽一旦受到阻塞，国家必然灭亡。董子说：“衡量才能授予官职，记录德行安排职位，那么廉耻就各有归属，贤能与不肖也各处其位。”任用君子固然可以，但小人也被任用；罢退小人固然可以，但君子也被罢退。这样一来，贤能与不肖混杂，百姓当然不知道君子的行为一定可以做，小人的行为一定不可以做。百姓没有确定的方向，风俗凭什么变美？三公六卿，是天子改变容色、以礼相待的人，本来不能轻易进用，也不能轻易抛弃。只有确属贤能，才让他居于职位；既然获罪，也应以礼退职，这样才能尊重朝廷，并使众人逐渐习见这种做法。这就是贾谊向文帝所说的道理。那么，对于今天的急务来说，没有比等待君子用礼相待更重要的了；把小人置于无用之地，不要无端尊崇贤人，也不要滥施惩罚于恶人。这样，行善的人有所凭恃，不害怕受到无辜的责罚；作恶的人有所惩戒，不能侥幸逃脱。人人都会改变行为，遵循德行，知道什么是羞耻。

译重视学校三 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得到贤才，就像不耕种却等待收获，不雕琢却要求有文采一样，是不可能的。《易经》说：“圣人培养贤才，以此惠及万民。”养育百姓，没有比培养贤才更优先的；培养贤才，没有比教化更重要的。教化与贤士同进同退，贤士与治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教化之道彰明，贤士就会增多；贤士增多，治道就能实现。所以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必定重视学校。《论语》说：“百姓已经富裕了，还要增加什么？”回答说：“教导他们。”孟子说：“吃饱饭、穿暖衣，安逸居住却不接受教化，就接近禽兽了。”圣人忧虑百姓，从来没有不设法教导他们的。三代治道的隆盛，取决于人才的兴盛；人才的兴盛，取决于教化的根本预先确立。汉帝兴起时，东征西伐，兵器还没有收起，经过鲁地便举行祭祀，光辉显著。唐太宗削平僭伪，大规模召集名儒，多次亲临太学。这两位君主都是旷世英主。他们在停止武事之后，来不及顾及其他事情，却急切地知道尊崇圣人、重视礼教，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实在是因为天下的治理有待于贤士，所以疏浚人才的源头以使贤才长久流布，灌溉人才的根本以等待他们结出果实。假使汉文帝、唐太宗能够得到像孟轲那样的三代真正儒者，让他居住在中国，赐给宅第，以万钟的俸禄供养他的弟子；在上面，君主拜他为师而不把他当作臣子；在下面，公卿大夫亲自率先接受教导；用周公、孔子的道理取代黄老之言，用修身齐家的方法除去辞章的鄙陋，用诚意正心的重要原则抑制好大喜功的心态，那么唐虞的治理又怎么会超过他们呢？不过，三代的学问，都是用来彰明人伦的。上位者的人伦明白了，下层百姓就会亲爱和睦。如果只是根据科举名次的多少来检验教导是否有效，根据文章辞藻的优劣来决定俸禄职位的高低，那么对于性命道德的根源一定不会讲求。把华美文辞看作高尚，把质朴真实看作庸愚，把努力实践看作空文，把才干看作首要事务，那么彰明德性、更新百姓的功效必然无法完成。所以重视这个，便会轻视那个；致力于这个，便不会趋向那个。这就是三代的教化不同于这种做法的地方。如今朝廷教养士人的用意，超过前代，求学的人本来就应当知道应当怎样求学。选取天下真正的儒者，作为太学的师表；选择太学中的贤能士人，分赴四方施教；德行和文艺兼顾本末，务求收到长远成效，不追求眼前功利，这是今天的急务。致力于实学四 朝廷想得到真实有用的人才，应当先除去追求华丽辞藻的学问。天下这样广大，难道没有实行笃实的士人吗？关键在于上位者怎样教导、培养和选取他们。教导必须务实，培养必须从平素做起，选取不能苟且，这样真实的人才才能被发现。成周的大司徒按照乡里的六种事务教导万民，并举行宾礼推举贤能，先教六德，其次教六行，再以六艺参合，无不是重视实际德行、切合日常使用的内容；这样的教导可以说是务实了。从家塾到党庠，再到遂、术，最后到国学，用礼乐诗书、弦歌诵读和舞蹈歌咏来启发引导他们，以周密的规范防范他们，直到用激励、振作和鼓舞来培养他们，一切都有节度；这样的培养可以说是从平素做起了。命乡里评议优秀士人，提升到司徒那里，称为选士；从选士中的优秀者提升为俊士；从俊士中造就为造士；由造士进为进士，评定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之后才给予俸禄；不苟且追求虚名，不急于求取眼前成效；这样的选取可以说是周详了。教导务实，学习就没有不笃实的；培养从平素做起，德行就没有不周全的；选取周详，不成材的人就没有进用的机会。自从乡里推举、闾里选拔的道路废止以后，后世教养人才的方法和选取士人的制度，就无法完全恢复古制了。然而汉代按各种科目选取士人，仍然可以说接近古制。”}], 到了隋代，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变化；历代沿袭它，天下读书人纷纷随风而从，争相以浮华文章胜过质实，以夸饰的空话劳费心力，把冰刻成工艺品，把朽木雕成巧物，难道不也该在根本的学问上用心吗？所以依我的愚见，把经义和论策作为取士的一种途径，是可以的；把它作为天下教育培养人才的准则，却不可以。为什么呢？天下的人才，器量格局各不相同，资质禀性各有差异：恭敬谨慎、质朴诚实的人，或许短于才华文采；文思新奇的人，或许流于轻浮；操守有余的人，智谋或许有所不及；正直过人的人，才干或许稍有不足。近来又观察到，北方学者有的长于讲说而疏于辞章，南方学者有的对于性命之学较为疏略而长于文辞；长处短处、工巧拙劣本来就各不相同，哪里能把天下资质不齐的人才都变成文章之士呢？把他们置于政事之中、让他们办理事业，固然不能任用毫无学问的人。然而只会用虚夸来修饰言辞，并不是真正的学问，对实际政务又有什么益处呢？况且能通经义的就说他有成效，不能通经义的就说他没有成效。依我的愚见，被说成没有成效的人固然不少，而号称有成效的人也未必都通晓经义、完全明白古人的道理。朱子说：“自隋唐以来，专门用文章取士，崇尚德行的选举就不再出现了。积累到今天，这种流弊已经到了极点，形势不能不加以纠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耗费天下教育培养人才的费用，去沿袭积累已久的弊病，而不谋求实际成效呢？成周所教的三种事务，都不是文章；孔门所设的四科，各自依据人的才性。治理天下像成周那样，教育人才像孔子那样，也就可以了。如今想使迟钝的人全都变得敏锐，使质朴的人全都变得文雅，这就是要胜过三代、超过孔子了。我没有见过这种事能够做到。朱子的学说当时不能实行，而积习造成的弊病，至今也没有改变。因此依我的愚见，适合当今并且可以流传永久的办法，没有比逐渐改变隋代的鄙陋、稍稍恢复成周的制度更好的了：以三物的教育施行四科的设置，难道不是一代的盛典吗？至于选择贤能的师长，尽力督促劝勉，那又在于上位的人了。有二程的教导，后来才有二程的学者；有安定先生的教导，后来才有安定先生的门人。假如说这样可以推行于风俗教化之中，或许也会有些小小的补益。爱惜贤才五

译贤才存在于天地之间，实在不是容易得到的。勤于培植之后才能成就，广泛寻求之后才能得到，彼此相合之后才能任用，互不猜忌之后才能成功。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保养贤才就像防护自己的四肢一样，逐渐磨砺他们、熏陶他们，用恩泽使他们充分融洽，用教化鼓舞他们，用亲身实行的办法督导他们；他的培植可以说是勤勉了。然而如果不加任用，仍不过是空器。于是选择而任用他们，但如果还不能得到其中最为杰出的人，就又在同类之中考察，考核他的言论，询问他的事情，观察他的进退，然后才任用他；寻求贤才可以说周详了。等到任用他时，又不一定符合自己的愿望：我所想做的事，他往往违背我的意思、触逆我的心意。于是再次考察他，发现他办事没有差错，又能合乎众人的情意，并且有功劳；他的心志专一，忠诚爱国长久显著，确实是贤能之材。于是君臣欣然相合，之后才能成就事业。进用一个贤才，竟然这样艰难，怎么可以不加意爱惜他呢？疏远他，恐怕会使他感到过分逼迫，这不是任用贤才的道理；怀疑他，恐怕会使他感到过分专擅，这不是任用贤才的道理；听信对他的厌恶，恐怕会使处理过于急切，这不是任用贤才的道理。他一件事稍有玷污，就一定要更加详细地审察，不能把他交给法令处置；他一句话稍有不合，也一定要更加详细地审察，不能把他交给法令处置；一件事稍有不当，也一定要更加详细地审察，不能把他交给法令处置。诋毁他的人接连而来，要担心他们是在从中挑拨；毁谤没有事实依据，要担心他们是在搜罗细小过失。坚持公道自守，有时仇恨他的人就会出现；正直而不阿谀，有时罗织罪名的人就会出现。所以英明的君主往往推诚相待，与他肝胆相照，使他的内心完全明白；小人自然没有缝隙可以窥伺，君子也能够舒展四肢、施展才能。况且天下的小人无穷无尽，而天下的贤才却有限。今天斥退一个小人，明天再斥退一个小人，不断斥退，小人自然就会少了。今天排斥一个君子，明天再排斥一个君子，不断排斥，君子自然就会少了。小人得志，那么中等才质以下、原本可以成为君子的人，有的会转变成小人；君子得志，那么中等才质以下、可以使之成为君子的人，有的会仰慕而成为君子。世道的升降，其关键又在这里。既然如此，在进退人才的时候，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这就像种树的人，从萌芽长成两手合抱的小树，再从小树长成几人合抱的大树，辛勤劳作不是一天的功夫，而求取它的功用要在十年之后。高山深谷之中，万头牛牵引重物，千名壮夫相助呐喊，把它运到这里并不容易。却在一天之内抛弃它，把它当作一截朽木，任凭懒惰的奴仆、怠慢的差役拿斧头砍来当柴烧，难道曾经想过前日的辛勤吗？所以贤明的君主总是想到培植贤才。培植贤才并不容易，自然会深深地爱惜他们。治理的根本十【缺五条】任用贤才一 治理天下的首要事务，只在于任用贤才罢了。使三公各得其职的是天子；使六卿各得其职的是三公。至于使百官都得到合适的人选，那又在于六卿和天官。由一个人来裁决，可以；由一个人来治理，却不可以。所以君主应当勤于寻求贤才，而安逸于得到人才。端正表率、统摄六曹之地位的，不是三公吗？三公的职责，是辅佐谋划于天子，负责进退天下的贤才。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众官；众官能否得人，取决于天官；天官能否得人，取决于三公和天子。所以三公要特别关注天官，天官要特别关注众官。唉！识别人实在太难了。明察也有照不到的地方，智识也有达不到的地方。凭张柬之的见识，处置武三思，却不如薛季昶；凭司马君实的贤能，识察王安石，却不如吕诲。因此广泛阅览、广听众议，也是任用贤才的首要事务。天子的职责，应当委任大臣而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委任得当，所任用的人就会精良。如果众官不能治理好，过错在六卿；六卿不是贤能之人，责任在三公。台谏可以发表意见，天子可以加以察考，公论可以使他们退职。天子应当经常选择三公，三公应当经常选择六卿，六卿应当经常选择众官。上面举起纲领，下面治理众目，任用贤才的道理就得到实行了。辨别邪正二 李德裕说：正人把邪人指为邪人，邪人也把正人指为邪人，关键在于君主的辨别。自古以来君主任用邪佞之人，没有一次不是把他们当作忠良；抛弃忠良，也没有一次不是把他们当作邪佞。汉武帝是明君，却认为公孙弘是贤相，而排斥董仲舒的正统学说；宋真宗是贤君，却认为王钦若厚待自己，而排斥寇莱公的刚直。那两位君主尚且如此，何况唐德宗不能察觉卢杞的奸邪呢？所以君子能够斥退小人，必定由于君心明白；小人能够排斥君子，必定由于君心迷惑。启发君心、使它明白，君子很难取得功效；蛊惑君心、使它迷惑，小人却很容易做到。君子侍奉君主，君主心里所想的事，他一定不顺从，恐怕使君主陷入非礼；君主心中所趋向的事，他一定不阿谀迎合，恐怕使君主陷入不义。他爱护百姓的心总是胜过其他，所以不肯剥夺百姓的利益来换取宠幸；他忧虑社稷的心总是迫切，所以不能顺从君主的意愿来保住职位；他畏惧名节的心始终存在，所以不能窃取君主的权位来苟且求取俸禄。他考虑事情周密而严谨，忠诚爱护真实而深厚，不能用利益诱惑，不能用权势屈服；他哪里肯用佞言谄媚来求取君主的欢心呢？内心不怀有阿附之意，对外不作谄媚之行，如果不是君主了解他，他势必被疏远；所以小人排斥君子，常常很容易。小人侍奉君主却不是这样，他们常常设法窥探君主的心思，以迎合他的欲望；默默揣摩他尚未发出的机心，预先料想他将要萌生的意图。君主的意图所在，他们常常事先迎合；君主心中所趋向的地方，他们就乘隙而入。君主所厌恶的，他们便窥探隐秘而加以诋毁；君主所喜爱的，他们便满脸谄媚地加以称誉。君主意在贪求财货，他们就耗尽百姓的膏血而不顾；君主意在穷兵黩武，他们就危害国家社稷而不怜恤；君主意在加重刑罚，他们就使怨恨深入骨髓而不闻问。有时迎合色欲，有时迎合土木营造，有时迎合封禅，有时迎合神仙之说，想要迎合君主的欲望，使君主迷惑于非正之心，以保全自己的富贵，没有不为自己打算的。君心一旦改变，政权掌握在手，于是堵塞进言的道路，蒙蔽君主的聪明；群小像刺猬聚集一样聚集起来，一个人倡导，百人应和，势必发展到杀戮虐害忠良、屠害宗室，使自己的威势得到施行而无人敢议论，使君主的势力孤立，而自己一天比一天受到亲近。更严重的，甚至到了君主父子、夫妇这些最亲近的关系之中，彼此的感情也有不能相通的地方，唉，真是可怕啊！所以小人一旦进用，很少有能够退除的；如果不是君主及早辨别，后来将后悔也来不及了。

译唐玄宗末年，天下大乱。他后来悔恨说：“我没有任用张九龄，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于是派人到曲江祭奠他，那又有什么用呢？汉代的恭显，唐代的李林甫，宋代的秦桧，凶恶残虐得令人咬牙切齿。当时并不是没有忠良，即使剖开他们的心胆，又能把君主不醒悟怎么样呢？既然如此，生在汉、唐、宋以后的人，可以把这些事作为鉴戒了。亲近亲族三 维持国家的根本，没有比封建诸侯更好的；维持封建制度，没有比亲爱亲族更好的。《传》说：“亲爱亲族而后仁爱百姓；封建诸侯，也是帝王推及亲爱的恩情来仁爱百姓。” 上古时代制定制度、治理国家、保全邦国，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长久而不灭亡。它后来灭亡，并不是封建制度的过错，而是失去了亲爱亲族的道理。君王拥有天下，不敢把天下私有，分封子弟，使他们各自保有土地，以安宁当地百姓。做诸侯的，也不敢把土地私有，而是替天子守护疆土，保护当地百姓。上下之间，就像树木凭借枝干来防护根本；根本滋养枝干，使枝干茂盛，枝干被剪除，必然伤害根本；根本被拔除，枝干必然枯萎。荣枯相互关联，哪里能自己毁坏防护，反而伤害根本呢？所以砍伐大树的人，一定先砍落它的旁枝；毁灭他人国家的人，一定先消灭他的同类。先王知道这个道理，于是使内外相互维系，使首尾彼此制约。内部的权力足以平息外部的变乱，外部的势力足以制止内部的奸邪。那一方有所畏惧而不敢放纵，这一方有所顾忌而不敢发作。长久安定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所以说：“维持国家的根本，没有比封建诸侯更好的。”叔伯兄弟，从祖宗的角度看，起初本来是同一个人的身体；从一个人的身体看，本来都是手足股肱。居于同一家族之内，合为一个人的身体，应当使身体中的气脉经常彼此流通。有时阻塞而形成赘疣，有时凝结而形成症瘕，停滞而成为跛蹇，舒展失常而成为痿痹，都是因为气脉不能相互流通，所以疾病显现在身体上，不能成为完整的身体，这是不谨慎防治疾病的过错。兄弟叔父之间的亲情，彼此常常互相了解，不至于产生猜疑之心；志意常常相通，不至于彼此隔绝；恩情意气常常融洽，不至于疏远猜忌。这样一来，藩篱坚固，谁敢踩踏墙垣、挖穿根基来毁坏我们的墙壁呢？所以保全封建制度，没有比亲爱亲族更好的。有人说：“周朝衰落时，诸侯互相侵伐，没有安宁的时候，天子降低到与列国相同的地位；封建制度的弊端竟然如此。”唉！这不是封建制度的过错，而是亲爱亲族的道理没有实行。国家危急了却不知道扶持，倾覆了却不知道搀扶；上面连礼乐征伐都忘掉了，下面连礼乐征伐也一并窃取了。然而还足以长久存在，是因为枝干虽然强大，终究不足以拔除根本。到了秦灭周，诸侯没有谁顾念周室；周灭亡而诸侯也随之灭亡，根本既已被拔除，枝干跟着灭亡，是形势所必然。秦吸取周朝的教训，把诸侯分列为郡县。楚人一声号召，秦就灭亡了，仿佛反过来锄断朽枝来振动它一样，因为秦没有枝干来遮护根本。汉吸取秦的教训，大规模分封诸侯王，却又犯了腿比腰粗、手指比大腿粗的弊病，也失误了。汉朝在其中途。可是如果像汉文帝那样笃行亲爱亲族的道理，吴楚之祸又从哪里发生呢？以秦亡为鉴而制定封建制度，以周、汉的教训来笃行亲爱亲族，治理天下的道理是不能改变的。爱护百姓四 孟子说：“取得天下有道，取得百姓；取得百姓有道，取得百姓的心。”这话意义重大啊！民心就是天下的根本，是国家的元气。根本倾倒，身体必然痿弱；元气耗尽，国家必然灭亡。失去百姓的灭亡，得到百姓的昌盛。自古以来，拥有天下数百年的，必定有数十年爱护百姓的实际政绩，有深厚的恩泽用来牢固凝结民心而不可解。所以后代子孙即使不免昏庸暴戾，但没有达到毁坏前人恩泽的地步，百姓都不忍心离去。这是因为培养得牢固，根本已经树立，不可能轻易摇动。所以想要保全天下，没有什么比保全百姓更优先。《书》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又说：“是可畏惧的。”如果用刑罚使百姓害怕，他们反而更加犯法；用威势压迫他们，他们反而更加怠慢；用法律束缚他们，他们反而更加放肆；愚弄他们，他们反而更加机智；暴虐对待他们，他们就会离心；阻遏他们使其无路可通，他们就会溃散。正因为百姓有可畏惧之处，所以不能轻慢他们。不能轻慢百姓，便可以没有所畏惧的事了。试从周、秦两朝的事情来看：周朝日益积累仁德，国力虽然日益衰弱，享国年数却最长，这是因为得到了百姓，又得到了百姓的心。秦朝日益积累威势，国力虽然日益强盛，后世却嘲笑它，这是因为秦得到了百姓，却没有得到百姓的心。秦朝施用法律如雷霆一般，把诛灭三族看作拨去余烬那样轻易；然而百姓不害怕刑罚，刑罚最终无法施行，奸邪最终无法禁止，这就是用刑罚使人恐惧，反而使人更加犯法。秦始皇虎视四方，威势行于天下，三十七年可以说达到极点了。然而那些佣工耕作者，竟敢停下锄头放声说大话而不顾忌，这就是用威势压迫人，反而使人更加轻慢。刑罚甚至施加到丢弃灰尘，禁令甚至涉及同室之人，国内法令不可说不严密；然而有人在殿上挟带匕首，有人在沙场挥舞铁锤，却没有听说他们有畏缩的样子，这就是用法律束缚人，反而使人更加放肆。焚烧《诗》《书》，烹杀学士，想使人愚昧；但张良、陈平之类的人，智慧超过学士，怎么能把他们变愚昧呢？秦想使国家富足，搜取财物甚至细微到锱铢，结果一旦四方蜂起，就终于无法控制。暴虐的手段怎么能施行呢？六国的土地并入秦国，六国百姓中，聪明的人无计可施，勇敢的人无处施展，只能彼此相望而不敢张口；秦又施行因内心非议、暗中腹诽而治罪。于是积蓄的愤怒一同爆发，仿佛鼓动奔腾的巨浪冲决毁坏的堤坝，秦对它再也无可奈何了。阻遏民众的办法又怎么能实行呢？这就是秦朝特别可笑的地方。文王、武王、周公的道理却不是这样：用德行安抚百姓，百姓没有谁侵犯他人；用礼制整齐百姓，百姓没有谁放肆；使政治坦荡平易、公正直率，百姓没有谁防备；开发他们的智慧，使他们充分学习穷究事物、探求义理的道理，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节制徭役，使鳏寡孤独者都有供养；沟通他们的情感，使君民有共同的好恶，使他们有所庇护、有所依靠。因此仁心仁政广泛而周遍地施行，百姓归附它，就像婴儿爱慕慈母一样，即使割断衣带、离开了他，也会急忙奔走追随。既然如此，拥有天下的人将要以什么为戒呢？以秦为戒就可以。将要以什么为法呢？以文王、武王为法就可以。治理国家，没有什么比取得民心更优先；爱护百姓，没有什么比施行实际政务更优先。实际政务没有什么比任用仁德贤能的人更优先，举用文王、武王、周公的道理，世世代代守护并实行它，没有不长久安定的。敬畏上天五

译君主经常存有敬畏上天的心，天下万事就都可以治理。所处的君位，是上天的君位；不敢怠慢这个职位，就是敬畏上天。内外百官，是上天所授的职任；不敢荒废职守，就是敬畏上天。四海的百姓，是上天的百姓；不敢轻慢百姓，就是敬畏上天。凡是上天所安排的典章、上天所规定的礼制、上天所命令的事务，无不顺应天道，那么天意就得到体现了。《书》说：“皇天并不偏爱亲近谁，能够敬畏它的，才是它所亲近的。”《诗》说：“敬畏啊，敬畏啊，上天是如此显明。”知道上天没有偏私，就不敢不敬畏；知道天道极其明白，就不可不敬畏。不敢不敬畏，是畏惧上天；不可不敬畏，是明白上天。明白而又畏惧它，就能顺应上天。顺应上天的人，必定能得到百姓。既然得到百姓，天下还有谁能动摇他呢？况且所谓天，不过就是理罢了。天与人相互关联的地方，不能不谨慎。违背理，就是违背天。所以人事的得失，天道总会作出回应。何况君主是天，父亲吗？那大地是母亲吗？上天眷顾君主，一刻也不会忘记，就像父母思念子女，一会儿也不会舍弃。一举一动之间，昊天都在其中；一游一息之间，昊天也都在其中。这是因为上天体察万物而没有遗漏，难道可以说它高远而察觉不到我们，因而心生怠慢疏忽吗？即使只是片言，只要说得好，上天的听闻也近在咫尺。感应的道理，确实就像呼吸彼此相通一样。所以圣哲谋求肃敬治理，雨水、晴天、寒冷、温暖、风都会有所回应；达到中正和谐，天位也会稳固，万物也会得到养育。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我们的气就是天地之气，我们的心就是天地之心。所以君主生出一个敬畏上天的念头，他的精神常常与天地相互流通。商汤列举六件事情责备自己，大雨于是降临；太戊修明先王的政事，桑树、谷树生长而成为祥瑞。这一方感应，那一方回应，为什么这样迅速呢？由此看来，天与人相互作用的机理，实在微妙而紧密。况且商汤和太戊，难道一定有违背政道的事吗？而他们所遇到的情形却如此，就像子女所做的事没有过失，父母却有时仍然震怒来使他恐惧，本来是为了使他坚定坚忍，不至于产生非分之心。况且天意所在，多数不是人所能知道的。就像老成的人考虑事情有不妥之处，后生少年未必能察觉；家庭虽然安宁，却总是先想到防备祸患，事先郑重嘱咐；对于衣食的忧虑，也常常预先估计并告知。大概爱护子弟的心，没有什么感情不用到极处。子弟能够恭敬顺从，父母也就能预先防备了。汉文帝治理天下达到极盛之时，日食、地震等灾变也并不少；如果文帝不能恭敬顺从，怎么知道不是灾异征兆的回应呢？只是文帝能够恭敬顺从，所以虽有这些现象，却没有相应的灾祸。唐明皇在安史之乱酿成到极点的时候，天变却几乎没有，大概是上天的意旨已经稍稍厌弃并断绝他了。明皇最终仍未醒悟，于是导致了祸乱。所以天变出现，不一定都有灾祸的征兆；天变没有出现，也未必不值得恐惧。如果不致力于修养德行，或者专门施行厌胜之术，或者故意制造某些事情来应付天变，这不只是不了解天意，而且是在求取灾祸的征兆，必然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况且一阴的增长，常常开始于阳气盛极之时；一阳的产生，常常开始于阴气极盛之日。君主处在极盛之时，应当想到保持盈满并不容易；遇到亨通嘉美的时运，应当想到保持安泰很艰难。事先忧虑，就没有值得忧虑的事情；想到祸患并加以防备，就没有需要防备的祸患。谨慎地结束，如同开始一样；敬畏啊，敬畏啊。《泊庵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三 明代　梁潜　撰 记 《竹所记》梅冈南塘的上面，渡过石桥，沿着浅堤曲折回转之后才进入的地方，是王君伯亮的住处。土地不满一亩，房屋只有几间，竹子却有几千竿。从外面经过的人，只听到鸡鸣狗叫、儿童的说笑声和织机的声音，喧喧然充满人间烟火；住在里面的人却看不见外面的景象。桑木作门轴，蓬草作门户，低头才能进去；抬头看去，只见长长的竹梢、挺直的竹节向上拂入云汉，烟霞、雨雾纷纷披散，竹子挺拔，或遮蔽、或迷蒙、或显露、或亏缺的形态，片刻之间就会变化万千，有时清风徐徐吹来，压住邻居父老的闲谈，止住童子未完的诵读。拂衣安坐下来听，仿佛四壁之外丝竹和钟磬相互发声；涧水声、鹤鸣，以及樵夫的歌、牧人的歌谣，好像一呼一应、一响一答。王君大概以此为乐，便自号为“竹所”。王君为人简朴平易而刚正，不随意与世俗交往；对方如果不是具有清雅情怀和高尚气度的人，也不会到他的门下。我曾经拜访他，他戴葛巾、拄藜杖，穿白绢袍而没有絮绵，却怡然自得。于是他和我一起观竹，进入他的屋里。我笑着问他：“您的屋中有什么呢？”他笑着回答：“山珍海味中的奇异佳肴，熊掌豹胎这样的美味，我都没有。至于钓上大鱼，葫芦里装着芥菜，酒满缸而在午间酿熟，鸡啄食黍米而在秋天肥壮，这些我却都有。”于是取酒斟饮，醉后谈论他先世豪华奢侈、盛大美好的事情，如今却再也看不到了。竹所的东面旧日是寅宾楼，楼下面是濯缨亭，亭外是驷马门，向北走几十步就是梅冈。梅冈下面是万丈楼，宋丞相信国文公为他的五世祖约斋先生所书的“履恒谦益四德”就在这里。当它兴盛的时候，屋脊相连、栏槛重叠，花木丰盛，宾客游乐，几乎没有一天空闲。等到它废弃之后，一旦成为丘墟，蔓草丛生，禾黍长满其间，经过的人没有不感慨叹息的。唉！盛衰的到来，又有谁能拒绝呢？而人之常情不能没有欣喜和忧戚。王君亲眼见过他家族兴盛的时候，如今老了，却能这样安然处于贫困简约之中，难道不是贫富都不能改变他的志向吗？竹子不因寒暑而改变节操，王君不因穷困显达而改变志向，那么王君极其喜爱竹子，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居处的安适、内心的深厚快乐，外表超脱污浊，外在牵累不能介入其中，那么王君独有的所得，又在竹子之外了。王君不把这些说给别人听，别人也很少知道，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作为《竹所记》。

译《清风楼记》都城的浩大繁盛，是天下最为繁华的地方。万夫往来的道路、百货流通的所在，人肩摩肩，拥挤得无法回转。而文鼎所居住的地方尤其如此。因此他筑起高楼，高出闹市之上，用来遍览四方，脱离尘世纷扰。中书舍人王君孟端是我的朋友，他在楼的四面墙上画了几千竿竹子。王君非常爱惜竹子，却唯独在这座楼上画得如此之多。大概是他兴致酣畅、意气舒适，挥笔迅疾横扫，仿佛驱使龙蛇从风云雨雾中出来；竹子挺然而立，竹节清脆作响，爽朗的声音随之发出。使登楼的人看见它刚劲正直、超然出尘的操守，如同看见壮夫烈士的形貌，如同进入长林大谷，忽然遇到幽仙羽人，使人的精神情态为之改变，想要和他们相处，而各种忧虑都消融了。这是多么美好啊！于是王君与文鼎在楼中饮酒，酒意正浓时回头看四壁，仿佛有清风飒然吹来，于是便以此为楼命名。第二年，王君随从护驾来到北京，请我为它写记，说：“清风楼，是我画竹所在的地方。我曾经请您作画，却没有得到。听说您画了这里，感到奇怪，说：‘您为什么能得到王君的画呢？’您也笑着说，于是替我说道：‘一个人如果不被富贵贫贱所困扰，那么天下所有外在事物就都不足以牵动他的感情；他的胸襟浩大而自得，超然独立，没有什么能与他相伴。像从前的务光、鲁连、严子陵、陶元亮那样的人，他们的清高风范本来就在天地四方之间自然而然地流传而无穷无尽。然而如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人了。唯独您振发自己的高尚韵致，显现在所画的竹子上，大概也是把心意寄托在这里。至于您对于文鼎，又因为情感爱好所集中、意气相投而不自觉地倾泻到了极点。人的内心本来就不是别人能够测度的。世上一定有能在忘言之外体会到您的心意的人吧？但这不是我所能完全知道的。’王君为人气度高迈，仿佛不肯向世俗一世俯仰。文鼎与王君交情深厚，为人安静正直而谦退，擅长画山水，善于书法，能够作赋，却把自己的踪迹混杂隐藏在市区纷扰之地。唉！那些在得失之间汲汲营营的人，忧愁思虑天天交集于内心，即使离开尘世而独立，即使超脱世俗而自命清高，也不过是表面上留下这样的痕迹罢了，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芙蓉山房记》我回忆从前在青原、白鹭之间放舟，远望文江数十里之外，郁然秀美、突兀而出的山峰，就是芙蓉峰。云霞时开时合，群山环绕着它而朝向它，没有哪座山能和它匹敌。世代相传，它的下面有丹砂、空青、琥珀之类的东西。又说这座山就是幽冥地狱，所以又名天狱。这些地方拘系鬼物，是极其荒谬的说法。然而喜欢怪异的人尤其喜欢传播这些事，郡志所记载的也把它当作事实，却不知道其中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唉！有像芙蓉峰这样的山，却不能在其中游览升降，尽情领略它的清幽胜景，竟然相信这样荒诞虚妄、错谬悠远的说法，也实在可笑。庐陵数百年来忠贞节义和文章典籍兴盛，天下没有不仰慕向往的，都认为山川神灵确实孕育了这些杰出人才，人人都想来观览它的胜景。有来不及的人，就把这看作遗憾。唯独胡氏居住在这座山峰下面，已经历代相传。如今胡有初又因此给自己所居的山房命名，大概他并没有因为长期熟玩而忽视它的美好，也没有因为看惯亲近而厌弃它的可爱；他的喜爱可以说极其深，快乐可以说极其浓。所谓荒谬而无从考察的说法，自然不足以夺去他长久不变的爱好之情。至于他人的仰慕向往而未能前来，如今却让有初独自得到并专享它，不也令人快意吗？胡有初的家世出自公霸之后，忠简、刚简遗留下来的功烈，大概和这座山一样高峻而不磨灭。山顶上老子的宫观巍然矗立，喜欢奇异景观的士人常常登到山顶，遍览四周。他们一定会指着胡氏的居所，询问胡氏先人的功烈，感慨地生出仰望高山、追慕贤人的叹息吧？有初的儿子【某】来到京师，便通过翰林庶吉士胡防请我作记，于是我替他写下此文。胡防，是有初的侄子。《世节堂记》吉水曾希升来到京师，跟随他的舅父翰林编修周君孟简来拜访我，便感慨流泪地说：“遭遇家门的不幸，连续三代都早早去世。明辉，是我的曾祖父；居中，是我的祖父；仲持，是我的父亲。三代所娶的妻子都姓周。周氏是乡里的大族。曾祖母是西园先生方大的女儿，守寡时年仅二十八岁；祖母是元东宫说书志远先生方大子的女儿，守寡时年二十七岁；我的母亲是子敬的女儿，又是志远的侄女，守寡时才二十二三岁。三位母亲都以守节自持。只是我的曾祖母去世已经很久了，幸好另外两位母亲身体康健、没有灾病，正准备把她们的事迹上报有关部门，以求得到旌表节义的典礼。但如果不符合两位母亲的志愿，我又不敢这样做；又担心她们最终默默无闻，无法在世上显现，这样不孝的罪过就太大了。因此我用这件事给堂命名，请先生作记，这就是两位母亲的志愿。谨请托舅父代为引见请求。”我听了他的话而悲伤。三代盛世，家庭教育的修养，从闺门乡党推广到邦国，用来教化天下；所以不只是公卿大夫之家，即使平民百姓家的女子妇人，也都能亲身践履礼节，凭此自我防守。这是教育使她们如此，并不是她们的资质天生如此。三代以后，家庭教育不能实行，里巷中的女子妇人没有可以取法的榜样；即使有值得称道的人，也不是教育使她们如此，而是她们自身的资质使然。由教育来看，即使普通人也可以使她成为贤人；由资质来看，即使贤人也不能保证她没有过错。既然如此，后世女子妇人的行为有值得称道的，难道不是更加难得吗？曾氏三位母亲都出自同一门第，三代之间没有间断，大概又是世所罕见的事情。至于她们想要默默无闻、不愿把事情上报当时，即使是士人中明白礼义、审慎于轻重内外之分的人，也很难做到。正当女子教育无人谈论之后，却有像三位母亲这样的操行，理应为她们作记，不只是为了彰显三位母亲，也将用来警戒劝勉千百代。希升为人诚实笃厚，他的远祖三聘、三凤，在宋朝末年都有卓异的操行。三凤当时被视为伪学之士，是吕祖谦所列三十一人中的一人。志远担任东宫说书时，他的母亲命令他回去，他当天就辞职离开，不再顾念职位，当时的贤者都推重他。两家先世的风节如此凛然，三位母亲的操行本来就有受到熏陶渐染的缘故吗？因此一并写下，使人用来记载这座堂。

译《勤有堂记》世上爱护子女的人，常常有无穷的谋划，其中尤其自以为得意的，是积聚金珠、象牙、犀角、货物珍宝，营造富丽住宅，置办车马，使子女一生不至于贫困匮乏。然而他们不知道，金珠、象牙、犀角等珍宝，在世间不断地迁移、交易；藏得多、积得厚的人，很少有不最终败落的。《六经》、百家典籍、圣贤的教诲、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都完备于其中。探求它，可以深入到极致，而人不会认为过分；索取它，可以穷尽根源，而人不会认为奢侈；充实积累它，可以达到极盛，而人不会认为泰然自满。只是见识浅陋的人，宁愿拿这种东西去换取那些财货。等到慢慢考虑后果，最终被世人讥笑，这又是多么不思考啊！平昌人吴仁济取韩文公用来教训儿子的意思，给自己的堂命名为“勤有”，他的心意十分恳切，对后人的期望也极其深厚。不久他的儿子绍生在乡试中举，考中进士，又被选为翰林庶吉士，这已经足以慰藉他父亲的心了。第二年，仁济来到京师看望儿子，停留几个月，将要返回平昌，请我写文章记载他的堂，他的心意又是想用来勉励后人。仁济留给儿子的东西就是这样，而他的儿子最终也因此显达。唉！那些在金珠象犀、车马住宅等遗产上斤斤计较的人，果真能使子女守住这些东西而不被别人夺走吗？不只是不能使子女守住这些财物，即使他们本人想守着这些财物直到老，也未必能够。因此，把连自己都不能守住的东西遗留给子女，如果只是偶然得到、转眼即逝，却不知道它不值得依靠，可以说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了！仁济的见识和器量远远超过这种人，所以我替他写下这篇文章。《竹轩记》进士颜大和任广东四会县县令，前后六七年没有调任，于是在官署后面建了一座轩，种下竹子。稍有空闲便退坐在轩中，潇洒闲适，竟不知道炎热的风和瘴气的雨有多么烦苦有害。他那高雅刚正、超然独立的操守，仿佛与这些竹子在偏远之地彼此欣赏；而他那凛然清虚、淡泊少欲的气质，正是诗人隐士所自负并推崇的，他将这些全都兼有了。他的可喜之处，哪里是流俗之人所能比得上的呢？我曾经做过四会县令，知道那里百姓很难治理：强横的人倚仗气势逞豪，小民则凭借怨愤争斗；用威势面对他们，抵不过他们售弄奸诈；用恩惠抚慰他们，又抵不过他们的威胁欺凌。严重时，他们甚至凭借山谷险阻自比蛮獠，使我的号令、文书、法令等手段全都无法施行。如果不能清心寡欲地治理他们，就很少有不陷于困窘的，何况希望像大和那样，在一轩之中任情赏玩自己所种的竹子呢？大和有闲暇在一轩之中自我调适心情，由此看来，他治理地方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大和来到京师，因他的朋友翰林侍讲陈杲请我作文章记载他的轩。我曾经喜爱《淇澳》的诗，因为它把兴致寄托在绿竹上；诗中说君子学问的功力、自治的严格、道德盛大和品德至善，后来又用“有斐，君子终不谖兮”来说明他确实具有这样的君子之实，而百姓不能忘记他。它寄托在竹子上的心意，都是君子成就德行的重要道理。大和的志向，就在君子之道上。治理一个县固然不足以充分显明他的志向，但从来没有不能做好小事却能做好大事的人。大和如果确实能够爱护百姓，将来就会看到百姓爱戴他而不忘记他，把他的竹子看作召伯休息过的甘棠，那种爱戴难道会有止境吗？我不能忘记四会的颜大和，而他又告诉我，他的百姓中有人没有忘记我，所以写下这些话，让人记载他的竹轩。四会百姓中秀美而有文采的人很多，他们读到我的这篇记，大概也会知道我的心意吧？《洞慧观记》庐陵城四面那些拔地而起的山，像虎豹麟凤一样雄壮秀丽，即使在数百里以外也都能看见。只有靠近城边、隐约呈偃月形状的一座山，名叫月山。月山中较小的一座离城最近，但它的地方实际最为优胜。依傍这座山而建的道观，就是洞慧观。在此之前，元大德年间，郡人刘宜中营建了这座道观。建成后，他又把全部资财都施舍出去，并且抛弃家业，跟随道士陈秋崖学习道术，终老其中。刘宜中号无隐。当时又有徐石心，是山东人，听到无隐的名声而来，做了他的弟子。于是洞慧观的景胜之处，重重宫观、深邃屋宇宽大宏丽，游览之士在那时接连不断。到了元朝动乱之时，栋宇和神像日益毁坏剥落，历经数代将近七十年。直到现在，主持这座道观的是欧阳梅溪。梅溪没有沉溺于道流旧习，而是在月山中读书作诗、教授学生，并且尤其精通驱除邪祟的法术。一天，他拿出自己所有的资财，重新营建道观，从殿堂到廊庑、山门，以及三清和群真的神像，全都修整完毕并加以装饰；四周环绕修筑墙垣，种植松柏。后来又建造休息宴饮的地方和宾客的居所，挖地为池，引水注入其中，在室内栽种兰花，在台阶旁种竹，把图书聚集在庭院里，凡是可以供给日常奉养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具备。加上太平日久，所栽种的松柏一天比一天茂盛，营建的宫室一天比一天完备，四方来游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于是，洞慧观的胜概，比从前更加壮观。永乐十四年冬天，该里人吴道弘来到京师，因胡绍武请我写文为此作记。我本是同郡人，却从未到过月山；听道弘、绍武说起那里的情形，便欣然想象它的景致。道家的学说，以虚无恬淡为宗旨，以炼气化神为根本。至于施行道法，召唤风雷，驱使鬼魅，祈祷寒暑，也只是想兼济万物而为它们发挥作用，把功效显现在幽冥之中，并不想在当世自我炫耀。这是这种教法所以如此的原因，也是流传沿袭日久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至于修建宏大的宫宇来奉养自己，又取决于门徒的才力，像梅溪就是这样的人。梅溪是欧阳氏中的贤者，虽然披上道士服而隐迹，却有值得尊重的志向。欧阳氏在庐陵的后人已经没有什么声名了，而梅溪却在这里失意，在那里有所成就。我又一次替欧阳氏感叹。把这些话刻在石上，使后人知道洞慧观由衰败而能够复兴，是从梅溪开始的；知道使它由衰败而复兴是多么艰难，也就知道继承并守护它，绝不可轻易改变了。

译坦端堂记 原吏部尚书刘公崧因年老请求退休，高皇帝答应了他。既赐诏让他回乡，又用诏书加以宠荣。刘公回乡后，在私第左边修建厅堂，命名为“坦端之堂”，大概取自诏书中“坦怀端志”的话。唉！高皇帝对刘公的眷顾是多么深厚，始终没有改变。到了功成名就、退居之后，宠爱眷顾反而更加隆盛，皇帝亲笔书写的珍贵诏章光辉灿烂，显然照耀着他的蓬门陋室。君臣相知相遇的情形，也多么盛大啊！当初刘公由儒生被授予兵部职方郎中，拜为北平按察副使，改任礼部侍郎，代理知吏部尚书事。他的文章和功业，都在当时显著，地位声望已经很高了，却谦卑得好像从未做过官；但他并不故意激烈以至于与世人断绝，品行却更加高峻；也不诡诈随俗以迎合众人，众人却没有谁认为他怪异。他专一守诚，安于天命；刘公所以被皇上记在心中，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自古以来，臣子若不能被君上知遇，就不足以在下位施展自己的志向。高皇帝对刘公了解得深，所以一句话就概括了他的一生，即使尧、舜知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刘公因此一直铭记不忘，离开官位之后，仍用这句话给自己的堂命名。刘公归乡的第二年，又因司业之职被征召。等到刘公去世，皇帝赐予的恩典诏章更加厚重，真是生前荣耀、死后哀荣。古今像刘公这样的人，也很少见。刘公居住的地方叫珠林，距泰和城五里。刘公去世后不久，他的居所便荒败失修，长久如此。他有一个儿子又早早去世，孙子名叫并，年长而通晓学问，能够继承家业，于是改建并修饰了这座堂。此时距离刘公去世已经三十年了。于是琼州太守王伯贞为它大书匾额，刘并请我写记。我从童年时就曾在刘公床前拜见他，刘公不因我是小孩而不加抚爱。我曾感慨刘公再也不能复生，因此为他写下这篇文章，来记述这座堂。皆春堂记 天地在春天用最和畅的气息孕育万物，凡是万物在春天蓬勃生长的，都是这种气息充盈的结果。弯曲的得以伸展，郁结的得以舒畅，遭受挫折而屈伏的，枯槁而困顿憔悴的，只要遇到适宜的时令，没有不振作而复苏的。这大概就是天地的心意、造物主的仁慈，本来就是如此。然而我曾默默探求其中的缘故，天地用来酝酿成就这种和气的过程，也很深刻。严冬极寒，霜雪极其严酷，冰凌凛冽，摧残压迫万物，使它们的生机收敛，一丝一毫也不遗漏。假使这种时节对生机的摧残收敛有所未尽，那么春天所发出的生机，又怎么能够如此广博宏畅呢？君子的道路，常常使造物主的仁慈存在于心中，使天地的和气、万物的春意常常与自己相接，这大概就是仁道流行的征兆吧。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镇江有一位学习医术的人，名叫何彦征，凭借医术在太医署任职，安静谨慎而不妄为，他的气质十分柔和，医术看起来与古代的俞跗没有不同。所谓针刺、砭石、桥引、按抚、熨治、搦髓、揲荒等方法，遇到应当施治的病症，便立即施展本领，丝毫不停。因为这样，那些号叫呻吟、痛苦难受、无所依托的人，都能安然平静，欣喜快乐地享受生命，心境广大清明而进入太和之境，仿佛领会了造物主摧落万物而又使其发舒的奥妙。彦征于是把他的堂命名为“皆春”，并请我为它写记。唉！彦征推及万物的志向，是多么宏大啊！病人得到痊愈，彦征便为此高兴，就像万物舒展通达而呈现在他面前一样；所谓“皆春”，不用多说，也可以看出其中的意义。我唯独惋惜世上没有遇到彦征的人太多了，难道只是没有遇到彦征吗？那些隐忍姑息的人，不肯竭力承受一时的痛苦，宁可抱着终身的病痛；见到这种情形的人，都会为之悲伤酸楚。大概遇到彦征却不肯采用他的医术的人，尤其多啊。因此我为这座堂作记，并为之叹息。止斋记 我的舅父陈仲亨先生居住在泰和城西柳溪之上，利用旧屋建了一间房，命名为“止斋”。陈氏的祖先历来显达，当家族兴盛时，宾客和骑从众多，光彩显赫，常常使乡里的道路都显得狭窄。后来遭逢离乱，连一间遮蔽的瓦屋也没有，而先生的兄长仲述又因进士身份遇逢圣主，成为著名的御史。当时陈氏子弟中做官进身的，也渐渐兴盛起来。然而先生却慨然叹息，认为盛衰交替，忽然而去、忽然而来；继承先人的事业固然艰难，能否在后世立足也不可预料。因此他不因一时升沉而改变自己，以和谐嬉游的态度观察世事；不与流俗断绝感情来显得高傲，不矜持意气来驱使志向；也从未有过那种凌厉振奋、显赫地希求超越常情的声誉，或高高在上地谋求非分愿望的行为。他以敬畏谨慎约束自己的志向，以淡泊来修养自身，以礼义教训后人，并且给书斋命名来表明自己的心意。先生的年纪已经老了。今年春天，他的儿子公余改任枣阳教谕，来到京师，请我为他的书斋作记。我哪里足以了解先生呢？即便如此，先生孝顺友爱的品行出于本性；他敏锐而沉默，见识深刻，能够穷究事物隐秘细微的道理，把思考推到精深之处，有些方面是别人所不能及的。他之所以如此退让自守，难道会是毫无见识而这样做的吗？关于时而行动、时而停止的道理，见于《易经》的艮卦，可以由此推知其中隐含的意义；世上那些自取失败覆亡的人，往往都是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开始的。如此说来，先生难道不就是所谓懂得进退存亡之道的人吗？这实在不能不记下来。书斋前后种有修长的竹子和美丽的花木，足以游赏；而我的居所又与先生相近，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跟随先生在其中游赏，向他请问知止的道理呢？

译云山草堂记 奉议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建安人杨公士美，是如今翰林学士勉仁的先父。杨公贤能而有才略，曾经被举荐来到京师，皇上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在朝廷任职，便赐诏让他回乡。他居住在县城西面云际山下，于是把住所命名为“云山草堂”。杨公在这里徜徉游赏，直到终老。他去世已经几年了，翰林学士思念草堂的胜景，又感慨先父不能复生，便请中书舍人王孟端绘制《云山草堂图》，并请我为它作记。学士说：“当初我先父在这座山中游玩时，我年纪还小。然而他渡过涧溪，登上山冈，拄杖携琴，带着酒壶酒杯等器具，在云烟竹树之间上下游行；我没有一次不跟随故旧朋友，有时也和他一同前往，常常在泉石之间饮酒，醉后便把所见所感写进歌咏之中。那声音铿锵有力，而其中的快乐大概是陶然自得的。高大的松树和修长的竹子，直冲云霄，遮蔽太阳。松涛声飒飒，泉水声淙淙。猿猴和仙鹤鸣叫，岩谷处处回响。先父曾静坐聆听，神情中有油然而生的自得意味。到了闲暇日子，他召来我兄弟，教导我们诗书礼义的训诫和勤勉、忠厚的道理；他的话尤其反复详细，诚恳而恳切。自从我侥幸取得科举功名、进入翰林，遇逢圣主，受到隆厚的眷遇，共十九年，才得以推恩给先父，加上赠官的典礼。荣耀显赫，装点了山谷，可是先父和先母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只是宠荣已经到来，我内心却更加悲痛，于是追念往昔，感慨先父在幽谷中的长远遗踪，想起草堂的胜景，悲伤惊惧，无日不在心中往来。我心中的怀念，正是这幅图所以绘制的原因。至于我的悲痛，有些不是图画所能完全表达的。请您替我写下来。”唉！古人不忍忘记父母，思念他们居住的地方、谈笑声音、志向心愿和嗜好，没有一件事不用尽自己的感情。学士绘制《云山草堂图》，难道就是所谓极尽爱心、极尽诚意吗？他的用意并不在山水之间。即便如此，欣赏这幅图，看见其中的山川草木，好像登上他的草堂，听见先父的容貌声音，那么思念之情由此兴起，也未必不在这幅图上。因此我详细记述他的话来为这幅图作记。醉吟楼记 我的同乡刘仲良在县城南十里夏村的溪水旁建屋，修有几间楼房。仲良每天在楼中饮酒吟咏，把楼题名为“醉吟之楼”。当时仲良年近六十。我于是想起他壮年时俊秀敏捷、聪颖超群的气概，光彩焕发，足以在当世驰骋；如今却老了，便颓然放任自己于山水之间，并且认为醉中吟咏足以使自己心情舒适，于是把这几个大字写下来，悬挂在居所的楼上。仲良难道真想纵情酣饮，借此忘掉尘世吗？还是本来就与白乐天所谓的“醉吟”相同呢？当年白乐天退居洛阳龙门八节滩之上，歌童舞妾、宾客宴饮的供奉，是多么快乐啊！但他内心其实并非如此；吟咏的意趣随着所遇之事而显现，悲慨、愤懑、叹息的抒发，其中情意深切，并不是忘却尘世、逃避到物外的人所能相比的。仲良喜欢饮酒以使心情舒适，忧愁、悲伤、欢愉、喜悦积聚在心中的情感，也时时在诗中显现。然而他幽居在夏溪之上，对当世已经无须费心。抚摸长松、观赏茂树，不是交游的人便不与之接触，不是自己的事情便不放在心上。他仿佛忘记了仲良，仲良也想同整个世间相互忘却。这一点，他的情怀与白乐天不同。即便如此，夏溪之上土壤肥沃、泉水甘美，幽香的花草美丽的花卉遍布道路和田畴。登上他的楼，远望群山之外，便见西阳、三顾、金华、武姥诸山在前后耸立。仲良在这里醉后吟咏，确实足以忘怀世间万事吗？我自从在朝廷做官以来，被公务牵累，不能完全知道北京是否合乎他的心意，只能感慨地思念他的山川，凭想象而叹息。仲良的儿子士皆考中进士，如今任河南按察佥事，请我为他所说的“醉吟楼”作记，因此写下这些话，告诉仲良；还希望他把自己所作的“醉吟”诗篇拿来给我一看。清白轩记 云南按察佥事茹良玉，取汉代太尉杨震留给子孙的训诫，把他的轩命名为“清白”。良玉的祖籍世代在晋阳，自元末客居蜀地巴县，长久不能回去，便在那里定居。那里位于巴渝之间，如今属于重庆府的属县。重庆从前是明氏僭越窃据的都城，巴蜀的水流到这里汇合，向下形成三峡，流经一千多里后才到达夷陵；其形势壮阔而险要，天下没有超过它的。我曾经取道经过那里，观览山川，于是访问当地的遗老。太祖皇帝平定四方，最后才攻取蜀地。当他用兵时，一路从汉中进入攻取成都，一路从夷陵进攻瞿塘。成都既已溃败，瞿塘也披靡不能支撑，于是直捣重庆。明氏君臣被迫系颈出降，兵马、粮饷、府库和财物，以及远近各属县的物资，全都封存上交主管官府。当地没有完全受到战争的扰害，所以百姓直到今天都称它富足完整。当地读书人受到礼义教化，才力充足而气质完备，在当世做官往往取得通达显贵的地位；这难道只是山川的高深造成的吗？也是因为当地安定聚集、富足完整，又遇上太平盛世，加以诗书涵养，流传的风气和遗留的习俗没有消亡，所以得以受到这种教化熏陶，在当世取得显荣；他们才质的成就，自然有其来由。良玉文采灿然，具有当今学者的文章才华，却又坚定地以古代君子清廉自守的操行勉励自己。看他用来命名轩的意思，想象他的气概宏伟超卓，难道不是贤者吗？难道仅仅如此就算完了吗？如果他确定志向而不改变，充实自己的操守而不可夺取，那么在事业上显现出来的成就，必将光耀他的山川，永无穷尽。这样看来，他所谓的“清白”，又与古人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我自从离开蜀地以来，在京师和两都之间往来，匆匆将近二十年，志气衰退消耗得很厉害；但我仍常常想念那里的山川，希望见到当地士人的志向节操。只是离开那里已经很久，与当地人接触也越来越少；听说良玉耿介而清白，又身居掌管风纪的职位，足以施行自己的志向，真令人喜爱，真值得尊崇啊！良玉请我作记，于是我根据那里的山川风俗来由，为他的轩作记。

译贞节堂记 贞节堂，是泰和刘彦桓和他的弟弟彦湘奉养母亲孺人的堂屋。刘氏是乡里的大族，彦湘的父亲仲坚尊长，好学而有才华；他的兄长号称吟所，尤其擅长诗歌。孺人嫁到刘家十年，二十八岁时丈夫去世，留下两个儿子，长子才三岁，又遭逢家中多次变故，迁徙流离、家业倾覆，一门中的壮年男子几乎没有存活的。有人劝孺人改嫁，以保全两个儿子，孺人总是大为悲痛，几乎要寻死；她守志更加坚定，终于抚养孤儿直到长大，教育他们直到成才，共四十二年。刘氏家族的后嗣能够不断绝，靠的就是孺人的力量。节义是人所难以做到的事，士大夫如果平素不明白义理，一旦面对利害关头，很少有不丧失操守的；女子生长于闺门之中，却能够终身践行节义而不失守，难道不是更加艰难吗？孺人姓萧，是元代御史方厓君的曾孙女。方厓君正值壮年时，适逢元朝盛世，任江西儒学提举、佥宪广东西，拜为监察御史，弹劾奸邪，所到之处都使人凛然。当时他的刚正之气，评论者甚至把他与丞相文信公并称；一百多年来，没有人认为他的言论是错误的，可是他三十八岁便去世了。唉，这就是我们庐陵所以兴盛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诸位贤人的忠节显著，又有像方厓君这样的人。可惜史书传记失载，不能把他的事迹彰显给后世；乡里的父老虽然能够讲述，也已经十件中丢失了八九件，他的子孙又迁徙流落，知道他的人很少。听到孺人的贞节，使人感慨地追念她；世家流传下来的余韵和影响，其中没有泯灭的，难道还存在于这里吗？从前香山县丞彭叔介曾经做刘氏私塾的宾师，替他们把堂题为“贞节”；琼州太守王伯贞又大书“贞节”二字悬挂其上。彦湘又请我作记，乡里的人若想知道方厓君的壮烈，读了我的记，所得就不只是孺人贞节这一件事了。溧阳县学乡贡题名记 进士科从隋唐直到今天，已经将近千年，贤能豪杰和才俊之士由此出身的，多得无法计算。圣明的君主统一天下，诏令各地建立学校，既每年贡举其中贤能的士子，又通过进士科取士；这与成周时代乡里推举、闾里选拔的制度并行而不废。因此今天得到人才尤其兴盛。至于熏陶教化，使人人自然趋向善良；禁制防范，使人不失本性，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从未有过的事。由此，即使海边偏远之地、万里之外，也都欣然响应，更何况溧阳县靠近京畿，它受到教化，难道不是最早而且最深的吗？古代的教化，从格物致知直到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其中先后本末的详细次序，不容易完全掌握。但求学的入门，没有比六经和孔孟的言论更重要的。如今的科举，在六经、孔孟的文章、文辞和章句之间下功夫，绝不可以草率停留。然而，仔细研究章句，便会日益达到义理的精微；认真钻研文辞，便会日益探究圣贤的深奥。广泛求取而简约领会，勤勉实行而不懈怠，那么从竭尽心力、认识本性直到通达天命，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达到。对于天地古今的奥秘、人情事理千变万化的缘由，以及三代君臣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微言深意，都能领会于心，举而施行，难道还会没有充分的恩泽遍及天下吗？如果对这些道理探究得不深，所说出来的话就浅薄；讲解得不周密，表达出来就疏略。那么求学的人面对这些，难道真可以轻易求得吗？由此看来，科举对于教化，似乎是浅近的事情；但一千多年间人才如此兴盛，其中大概确实有它的道理吧？我的外弟陈公余佐在溧阳主持教育三年，汇集自洪武以来由科举进身的士子，总共若干名，把他们刻在石上，立于学宫之中。这不只是为了劝勉后来的人，也使人看见当时的士子受到圣人教化涵养，最早、最深地得到成就的情形。我的弟弟本之曾经在那里任教，公余因此请我作些话，所以我把听到的情况写成这篇记。他们中间一定会有深刻通晓六经、孔孟之道的人，出来承担辅佐君主、施惠百姓的责任，难道仅仅是会文章、文辞和章句而已吗？偃雪轩记 车的两侧车厢叫作轩，凡是屋檐、房宇之间可以凭靠远望的地方，也叫作轩。郭仲辉因为船中有可以远望的地方，便把它命名为轩。船相当宏大坚固，里面的舱室高达八尺，长宽各加八尺；剖木制成承接雨水的水槽，上面架设梁椽，再铺上木板作窗，两旁便成为轩。轩中空敞，可以出入；坐下时可以倚靠，站立时可以凭栏远望，用来疏散烦闷燥热。遇到波涛烟雾相接的景象，就浩然如同坐在厅堂台阶上，眺望郊野的空旷。仲辉大概喜爱它的疏朗通达，却还没有给它命名。我当时与他同船，从济阴前往北京，忽然下起大雪，平地积雪数尺，光彩明亮，轩内通透清澈。住在船中的人，有的仿佛平躺在雪中；凭轩远望，只见树林在川原之间高低错落，野鸭、鸂鶒、鸥、鹭在洲渚之间出没，凡是随处遇见的都能看见。船行不停，来到轩前的幽深奇异、壮伟怪诞的景物也不断变化，层出不穷。我心中很是喜悦，回头对仲辉笑着说：“从南方水乡所见的雪，本来就有这样的吗？何况局限在丘园和关闭的门户之间，处在一隅近处，想要纵览流观、尽赏万里胜景，不用提衣登山，就在这座轩中全部得到，真没有比今天所见更好的了。” 我替你把它命名为“偃雪轩”，不也可以吗？仲辉听了欣然大喜，取酒与我对饮，说：“先生一定要替我作记。”我从前曾在广海一带做官，苦于瘴气暑热，遗憾没有雪来洗涤自己；如今承蒙国家恩典，忝居侍从之职，能够游历两都，在黄河、济水之间观览奇异胜景，所得的喜悦和幸运也已经达到极点了。仲辉曾跟随先父读书，他胸中的见识远远超出流俗，又长久居住北京，眼前可供欣赏喜悦的事物，大概不止这些。即便如此，人对于从未见过的事会感到惊异，对于玩赏惯了的事却会厌倦，这是人情无不如此。以我所感到惊异的景物来看，只怕仲辉会对它们玩赏而厌倦，所以替他作记，使仲辉知道我所喜爱的正在这里；即使长久居住，也未必会厌倦。

译春熙堂记 庐陵张思恒的居所原来是一片水池。思恒得到后，便挖去污泥，填入土石，筑成厅堂，宽敞爽朗而幽深清静，四周转身、行礼、起立都容得下众人；又在上面合族建成楼房，曲栏回槛相互连接，倚靠通行都很方便。楼高可以接近烟霞，俯览山川壮景；楼下向下临着清池，池上建有园圃，名为“乐圃”，方圆数亩，种了数千竿竹子，又用芳杜、猗兰覆盖其间，用荇藻、莲、芡点缀水面。烟雾收敛、雨停之后，缓步远望，只见汀洲沙渚之外溪涧连绵；轻风刚刚吹来，悠扬的声响便旷远传开。它的景象没有穷尽，可爱可乐之处也没有尽头。思恒从小学习诗书礼让，不幸早年丧父。兄弟四人，先是失去大哥，不久又失去弟弟，活着的只剩下哥哥思忠。思忠耿介谨慎而厚重，非常疼爱弟弟；思恒侍奉兄长也恭敬和悦，一道甘美的食物，只怕兄长不能在场。他对兄弟伦理如此深厚，大概是出于本性。因此在堂的西面建轩，名为“二难之轩”。他的兄长和弟弟去世后，留下两位寡妇在家，一人有儿子，一人没有儿子；然而她们共同居住二十多年，最终都能发誓不背弃各自已故的丈夫。因此在堂的东面建堂，名为“双节之堂”，特意大书匾额。两处光彩相互映照，凡经过他们乡里、登上这座堂的人，都肃然起敬，回头注视；张氏子弟无论年长年幼，都欣喜恭敬，日久之后受到熏陶，仿佛内心有所获得，神情明快，仿佛外物自然丧失；等退下来游览园圃，又无不兴致勃勃，疲倦了还忘记回去，离开后仍不能停止感动。因此把这些合起来命名为“春熙之堂”，张氏在这里积聚的福庆真是盛大啊。唉！四方得到治理已经很久了，街巷百姓却只知道在住宅、车马方面奢侈，彼此争斗凶狠、愤怒乖戾，没有一天安宁，这种情形到处都是。只是其中能够用孝顺、友爱、礼让在家中敦厚实行，使良好的风气流传给所有人，用来补益世道、匡正教化，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我走遍四方，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却在思恒兄弟身上见到了。俗话说“家难而天下易”，像思恒兄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在家中就已经做到了吗？假如说把这种道理推广出去反而困难，我是不相信的。思恒有两个儿子铉、镳，还有一个孤侄钟爱，对他们都毫无间隔地教导。他们请我作记，想把文章给几个孩子看，并以此勉励他们的将来。我既游览了他们的园圃，喜爱那里的山水；登上厅堂，又确实看到了他们孝友品行的凭证，所以为此作记。涌翠楼记 庐陵城北几里之外，可以望见群山环绕，江流贴着山脚延伸到尽头，看不见它流向哪里。然而那里平地很少，荒废营垒的女墙和人家的竹树，郁郁葱葱地分布其间，因此可望见的山还没有完全显现。张思忠居住在城北，便顺势建楼，凭借高丘而立，越出尘雾，俯临广阔的原野。这样一来，远在百里之外的天玉、瑞华、青原诸峰都能看见。它们的岩壑苍翠，山势高低纵横，好像鱼鳞聚集、粟粒堆积，又像沧海的波涛。那些孤立的山峰和重叠的石壁，森然高耸而突出的，如同虎豹从草木丛中跃出。风雨昏暗时，光影相互依傍，景色倏忽变化，形态更加奇异。因此把楼命名为“涌翠之楼”。至于浅坡平地延展开来、起伏相连的地方，仙宫佛寺往往占据其中，若隐若现，远处沙滩尽头和水浦之间，还可以看到帆船离去、桅樯停留。水流溢出之处，便筑堤挖成水渠；渠中种荷，堤上都种柳。风吹来时荷花飘香，烟雾消散时柳色妩媚。居住在那里的人以及平常在其中游玩的人，都不知道它的胜景，只有登上楼以后才看得到。仿佛胜景在于这座楼，而不是那片土地本身，也真是奇妙啊。天下山川美丽的地方常常很多，真正喜爱它们的人却很少。即使喜爱而居住在那里，也常常偏僻得无法尽情领略。有人在四方做官，有人在遥远的江湖经商，心中有事无暇顾及；偶然一见，心里已经厌倦。等到真正适意时，又往往只有游赏喜爱还来不及，忧愁和离别的思念却已经牵系心头。寻找一个能够常与山水相处的地方，又有闲暇和力量建楼来尽览它的胜景，早晚饱览，反复玩赏而从未厌倦的人，百十个人中也只有一两个罢了。张君就是这样的人。他所喜爱的是这样，志趣和气度超越常人，也远大得很啊。永乐癸巳年秋天，我有机会登楼纵目远望。然而我当时正要上京师，随即又告别离去；所谓心有余而无暇顾及的人，不就是我吗？诗意楼记 永嘉谢廷循，他的祖先曾在宋元之间凭文学显达。到了廷循，更加喜爱学习而且擅长绘画。永嘉多有名山，华盖、紫福、松台诸峰环绕城池，远近排列形状像北斗，所以世人称它为斗城。其中尤其秀美的叫谢山，因为晋代康乐公曾游览其间而得名。廷循家住城中，建楼高出城外，每当画画疲倦，便凭高远望。山中有值得喜爱的景物：层层岩石、重重沟壑，有的分立在远方天空，有的高耸着近在眼前；云气来往，光影卷舒，浓郁而幽深，明亮而清朗，使观赏的人神清气爽，心中自得。即使是能作赋的文士，敞开胸襟、舒展情怀，也只是从眼睛得到这些景象；其中郁积的情感，口头本来就难以说出。因此好事者给楼题名为“诗意楼”。廷循请我为它作记。古人的诗并不只是描摹事物的形态，更在于寄托深远的意旨；不是学问深厚的人，不容易写好；不是博学多识的人，也不能铺陈。然而古人也常借助山川的清丽秀美，来舒畅自己的性灵。以我不擅长作诗的能力，怎么能登上这座楼，借山川的助力，希望偶尔为它作一篇赋呢？不过我又认为，环绕排列在楼外的景物，我还是能够描写的。我本来就能作画，从绘画中得到的感受和从诗歌中得到的感受，其意义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廷循如今居住在京师，我曾到访他那里，索取他所画的草虫、花卉、鸟羽之类，聚放在一张榻上观看。只见它们纷纷披展、振翅舞动的姿态，有的昂首饮水，有的俯身啄食，有的愤怒争斗，有的鸣叫呼唤，真像读古诗《邠风》并为《尔雅》作注一样，那么哪里还不是诗意呢？本来就不一定非要在楼外才有诗意。廷循懂得读书，又有很多这样的才艺，所以我一并叙述他的长处来记这座楼，使那些登高能作赋的人，也许能在这里同时得到绘画和诗歌两方面的感受。

译重修白沙灵祐庙记 庐陵上游三十里有个地方叫白沙，那里有座灵祐庙，相传是祭祀宋代高阳关都部署康公保裔的。考察史书，康公起初凭彰国节镇守高阳；契丹入侵，范廷召向康公求援，康公赶到时，范廷召已经连夜逃走。敌骑兵把康公包围了好几层，左右部下请求换上便服逃走，康公说：“面临危难，不能苟且求生；今天正是我以死报国的时候。”于是大声呼喊着投入战斗，连续交战数十回合，杀伤敌人很多。箭已经射尽，他仍奋力用空拳击打敌人，终于战死。康公死后二百年，宋朝失去旧都，而康公的神灵也迁徙到南方。康公是洛阳人，死在河间已经很久了，但他的英魂毅魄仍然如此凛然不可玷污。当时有些身为将相、享受富贵尊荣的人，却忍心背叛君父而投向仇敌，与康公相比，他们该多么惭愧啊！史书称康公谦逊谨慎而厚重，尊崇儒学、爱好礼义，那么他对于生死、去就的道义，必然有深刻见解，难道只是寻常凭武力作战的人吗？康公既然在南方显现神灵，他精气神魂寄托于万物的力量就更加显赫，阴威惨烈，确实能使鬼神奸邪惊惧伏服；百姓奔走奉祀，也不敢有丝毫懈怠。水灾、旱灾、疾病、瘟疫，向他祈祷往往立即得到应验。唉，康公的神灵真是光明盛大啊！只有古代那些雄勇忠烈之士，秉持重大节操，面对大难奋不顾身，死后神灵上通于天，来辅助上帝；到了香火烟气、凄怆感人的时候，他们的精神显现得明白显著，有不可遏止的力量。大概他们一生光明正大的精神，自然不会随万物一同消尽，而是与阴阳造化共同运行，屈伸变化不可测度；有时人们以至诚感动他们，也没有不应验的。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道家一派说康公是掌管瘟疫部门的统帅，察看善恶而主持瘟疫，这未必正确。行善便由上天降下各种吉祥，作恶便由上天降下各种灾祸，这是天道，也是人事必然的结果，康公有什么参与呢？那些巧妙祈求、曲意祷告，想借此免除惩罚、侥幸求得恩惠的人，全都是迷惑。康公自真宗时被赠官侍中，南渡以后，各地郡县又有人请求以康公为封号，于是进爵为王。康公的父亲名再遇，后周时跟随宋太祖征讨泽潞，也奋力作战，战死在大行山下，百姓在那里建庙祭祀他。白沙建庙，始于宋绍定辛卯年；庙宇毁坏后又重建，已经多次了。近来当地百姓又重新创建，工程完成后，主持庙事的某人请我写文作记。我担心百姓只畏惧康公的威严，却不知道康公的忠烈，所以叙述这些事情，叫人刻在石上，使祭祀康公的人有所考察。静轩记 泰和沙湖以北有个地方叫源塘。群山隐约连绵，苍松古柏高耸入天，望不到尽头。进入其中深处，才发现一片清幽开阔的境地。山冈丘陵盘旋回绕，溪流山涧相互连接。溪流横贯，桥梁伸出；山涧流过，泉水鸣响。渔人快乐，耕作者安乐，山人隐士曳衣徒步来往其间；杨世冲所建的静轩就在这里。霞光烟霭云雾之中，可以看见他的屋宇宏丽。老人含颐而歌，儿童抱书而读；游走的野兽不惊惧，啄食的鸟儿不惊飞，池塘中吐沫的鱼，好像跃动在江湖的波涛中。凡是映入眼睛、传入耳朵的，没有不可爱的。坐在轩中而能从轩外得到的景致，全都是这样。杨君性情和易愉悦，既不与外物抵触，也不羡慕世俗。因为不与人抵触，所以很少对人有所怨恨；因为没有什么值得羡慕，所以常常悠然自得，安闲宽舒，与整个世间在无事中相忘。杨君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够保持宁静。人的内心之所以妄动，是因为有外物扰乱它。看见可爱的便羡慕，看见可憎的便愤怒，外物激荡于外，内心动荡其中，使平和之气消失而日益憔悴，唉，难道不值得感慨吗？杨君没有这些情形，所以虽然年老，面色仍然润泽，好像正当壮年一样。孔子说：“仁者静。”又说：“仁者寿。”庄子说：“无为便会和乐，和乐便会长寿。”我由此知道，杨君将来会眉毛斑白、头发雪白，享有很多福气。子弟见到他会称颂庆贺，乡里听说也会感叹羡慕。这难道只是今天所能看见的情形吗？杨君的儿子都很贤能，几个孙子也已经懂得求学。他的小儿子孟完来到北京，已经请翰林林先生书写“静轩”二字，回去后悬挂在轩上。因为我和杨君是同乡，他又请我作记。我喜爱杨君建造这座轩，既能够得到山川的胜景，又能够以此安息晚年，所以替他作记。退庵记 退庵，是王子朋所居住的庵，人们也因此把它作为王君的别号。王君居所四面都是山，苍翠跃动，好像大海的波涛。其中隆起高出的，是梅冈。梅冈以南，两座山横向分开，曲折相连；飞云经过，鸟儿飞翔，望去没有尽头。元代马九皋先生曾为两山之间题写名称，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梅冈占据群山中最盛丽的景色，两山又占据其中的要处；王君的庵独自处在它们之间，所以尤其优胜。王君年轻时意气豪盛、才质奇特，气概足以挫败豪强武夫，智慧足以击破奸诈谄媚之徒。家中藏有万金，一旦散尽，也不放在心上。曾跟随萧求已先生学习书经，慨然把求取功名进身作为自己的事业。后来遭逢时局动乱，被世故羁绊，而今已经老了，颓然置身山林水泽之间，削去棱角，变得平坦宽和。听到别人有过失，便包容遮护；有时用浅近的话寄托深意。即使他的子弟不以这些为意，他难道还会有意于世事吗？给庵命名，大概是表明自己老后的志向。然而我的朋友尹昌隆曾称赞王君虽老而气概不衰。等我来到梅冈，更时时听到他的议论。王君虽然隐藏锋芒、屏居山林，但他的行为尤其足以感化降服乡人。有人发生争执，县官不能裁断的，大家听王君说一句话就停止了。王君大概是收敛自己的果断刚毅，使之归于中和，又消磨自己的锋芒，使其泯然无迹而无人看见。如此说来，王君难道是寻常人所能测度的吗？把这些写下来作记，希望后人知道他给庵命名是有原因的。

译澄心堂记 钱君喜爱文章，家住吉文以西、汉水之上；汉水向下游流去成为濴水。濴水、汉水这两个名称，起初为什么这样命名，都没有详细记载。两条水道也不是船桨能够通行的，但疏浚分流之后，可以灌溉乡里的田地，面积将近万顷。正值春雨积聚，众多溪流汇合注入，浩荡起来有江河的气势。等到雨停，积水退去，便成为平沙浅滩，水声清泠可爱；有时水流经过急涧，受到断崖阻挡，波浪跳跃飞溅，水声轰然相激。到了水势澎湃汹涌、呼啸喷薄的时候，就像山崩而山谷回应，又像风雨急骤而来。并且它处在空旷宽闲的原野，没有城郭车马往来的喧闹；山林中隐居的人，以及奔走尘世、厌倦烦嚣的人，能够借此洗涤心志，那么即使江汉的雄伟深广，也有人不愿拿来交换。钱君喜爱这里，不只是因为这些。水流接近他的居所时，深潭停蓄，水流停止，积存起来等待供人使用；俯身照看，可以看见自己的眉发。钱君说这很像我的心境宁静，因此借它自号“澄心老人”，又大书其名，把堂命名为“澄心之堂”。钱君年近七十，正将要平息各种思虑来使自己安逸，每天在两条水流之上徜徉，在万物之外泰然自得。所以，从水中有所取法的道理就是这样。唉！世上欲望多的人，常常有外物来牵累自己的心；欲望迷惑得厉害的人，甚至把身外无穷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假使让这种人经过汉水之上，登临您的堂屋，他难道不会恍然觉察到自己的形体是多么污秽吗？您的学问以道德为志向，诸位弟子都以阐明经义为务，也有凭科举登进而在朝廷做官的了。您喜爱居住在二水之旁，取得水的利益来奉养自己，又取水的清澈来命名您的堂屋，我为此写下这篇记。还要说明水的奇异变化，也希望尽量写尽水的各种情状，而不只停留在您所喜爱的方面。《琴益轩记》礼帽、冠冕、冠带和缨络，都是用来装饰身体的，而玉佩是其中重要的装饰。笙、磬、箫管和籥，都是用来发声的，而琴瑟是其中重要的乐器。所以，古代君子借学习步履进退的仪态，依靠佩玉来涵养德性，依靠琴瑟来涵养心性。德性对于琴瑟，就像身体对于玉佩一样。因此，君子没有特殊原因，玉佩不离身，琴瑟也不离身旁。然而，步履进退只是浅近的事情，佩玉行走时必定要使宫、羽、角、徵诸音和谐，使《肆夏》《采齐》一类的乐章相似；既然如此，用来成就全身仪态的举止，怎么可以有丝毫急躁疏忽呢？琴瑟所起的涵养作用，必定使人达到和平的境界，攻克、排除邪曲之心，消除粗鄙、顽固、傲慢的习气。大概有人操持乐器，内心便肃然端正；听到乐声，思绪便油然而生。玉佩用来约束外在行为，琴瑟用来涵养内在心性，二者交互发挥作用，古人真是善于涵养自身啊！吉文钱君喜爱善道，从年轻时便专心致志于学习，希望通过六艺、礼乐穷究古今万物变化的根本道理，曾经兼通六艺的文辞。年老后对世事没有兴趣，只喜爱琴，于是以“琴益”命名自己居住的轩。钱君说：“操琴就像手执玉佩。”我喜爱这句话，因为它与我的看法相合。然而世上懂琴的人很少，哪里能够理解您的琴呢？只是可惜您深深懂得琴理，而且善于说明它的意义。然而您又喜欢赋诗，长篇短章，寄托于文辞，运用比喻类比，善于曲折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这样看来，您所涵养的和平之心，并不只在琴上表现出来。假如懂得您的诗，大概也就能够懂得您的琴了吧。您的学问由此可以看出；至于您的才华，又不止于此。可惜您已经老了。写下这篇文章来记述您的轩。《善安堂记》刘君文复，是西昌的善人。他虽然外表颓然，任性自适，内心却坦荡平和。全世界的是非，都不能扰乱他的思虑；忧患、疑虑和得失，也不能进入他的内心。因此，他能够泰然自若地把自己遗忘在恬静安逸的境地里，傲然自得地度过一生。他把自己的堂命名为“善安”，正是用来表明他一生的志趣。然而文复年轻力壮时，意气英发，游历江湖之间，观览山川胜景，结交知己，以求一时快意。如今老了，对世事已经无所作为，却仍认为自己能够安居田里的原因在于行善，始终恳切不忘，于是用“善安”命名他的堂屋。那么，他胸中的见识，哪里是常人能够比得上的呢？人行善，就像农夫播种粮食；播下种子，等待它成熟，必然能够享受它的利益。行善久了，也必然能够享受它的报应，这是常理。文复从壮年到老年，始终一心行善。如今有儿子长大成人，懂得学习；又有孙子聪慧可爱，那么享受善报的，难道只在他自身，还会在他的子孙身上。世上那些心机万端的人，终年没有一天安宁，却只对文复叹息感慨，这大概就是所谓没有播种却盼望秋收、没有耕耘却要求收获，实在可笑。文复住在城中，他的堂屋很深远；堂前有一座小楼，可以俯视城外浩渺的江涛，隐约可见龙洲；云帆、鸥鹭飞扬出没，冈丘、山阜、林木挺拔而苍翠，也都可以远望看见。他的居所之所以优美，堂屋之外还有这样的景致。文复与我交往，他的儿子举善因书法优良被选入禁林，奉父亲之命来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喜爱他命名堂屋的用意，因为其中足以警醒世人，所以为他写下这篇记。

译《守拙轩记》吉文钱君习静，在住宅东面开辟了一间轩，命名为“守拙”。钱君说：“古代君子，学问可以穷究万物变化，却不知道它的深处；贫困到了极点，却不知道自己身处困境；富贵尊荣，却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想要学习他们，却没有做到。我的才干、谋略、志向和思虑，既比不上古人；而在随机应变、适应变化方面，想要像今人，也相差很远。我的谋划浅薄，计策迂拙，只是招来讥笑、引来嘲弄，却还不知道改变思虑来迎合世俗、改变意趣来同流合俗。这就像蝜▯爬上山沟，商讵凭借河水一样，显然是不自量力。我这样拙劣，也实在太过分了。正当壮年、意气旺盛时，本来足以奋发而登上青云之上，却仍然不能有所作为；如今将要老了，淡泊而无所经营，茫然不知道归宿，也不敢放言以凌驾世人、以危险的行为激怒世俗。至于守护祖先的事业，栖身山岩沟壑，喧然自得而满足，即使饥寒临身也不忧虑，那么以我的拙劣，大概还做得到。诵读圣贤的话，寻求其中的要旨却没有获得，于是便寻找拙者作为朋友，与他们交游。早晚讲论这些道理，若对内心有所防范，便欣然喜悦。既用这些道理教诫自己的子弟，又用来教化乡人，大概是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可。拿起酒壶酒杯独自饮酒，登上高丘远望；到了兴致畅适时，称述事物、寄托情感，摹拟自然的造化，陶冶抒写万般形态。虽然做得不十分工巧，却也是拙者的真情，不能默然不说。那些机巧圆滑、侧身献媚、阿谀迎合，借以修饰品行、向人求取声誉的人，我却以他们为可耻。所以用“守拙”命名这间轩；轩虽然简陋，却正与我居住它相称。”唉！钱君的话如此，他难道是寻常之士吗？士人洁身自立、坚持志向不变，平日往往与世俗相违，世俗也常常轻视改变他们而不加察觉。然而哪里知道，那些超绝世俗的士人，也曾经怀有凌驾世俗的志向；只是他们与世俗不合，又有什么可伤心的呢？世人想要寻求卓然有大节的士人，又从哪里能够得到呢？所以我对钱君另眼相看，按照他的言语写下来，张贴在轩中，以等待真正了解钱君的人来察看。《容膝轩记》钱君习容，居住在吉文汉水之间。那里山高水深，住宅非常狭窄。他又建了一间轩，空间更加狭小，命名为“容膝”。客人经过，问道：“怎么这样狭窄呢？凭您的胸襟气度，似乎可以容纳万间房屋，却偏偏把它建得这样低小，为什么呢？”有人说：“不是这样。观察事物大小的角度没有穷尽，万物都是如此，难道只有您的轩是这样吗？”因此，以大泽来看礨孔，礨孔就是小的；以泰山来看拳石，拳石就是低微的。然而从天地之大来看大泽，大泽也不过是一个礨孔；从九州的广大来看泰山，泰山也不过是一块拳石。何况四海之外、八极之表，还有比天地和九州更大的存在，又怎么可以给它限定大小呢？那大鹏飞翔盘旋于南溟之上，是因为它所凭借的地方广大。然而又怎么知道大鹏不会认为南溟太小呢？那群蚂蚁争斗，争夺蜗牛角尖，是因为它们所凭借的地方狭小。然而又怎么知道蚂蚁的争斗不会认为蜗牛角尖还不够广大呢？您的轩如此低小，又怎么知道您不会因为自己的胸襟宏深高广，惋惜这间轩剩余的地方还没有用处呢？况且您的轩确实很狭窄，但装下一张琴，放置百卷书，备一箪饭、一壶饮料，便欣然快乐了。假使您每天要吃方丈之食，排列百个瓮来充当九鼎，让人手持棨戟在前面呵喝开道，那么将要修建高大的门楼来容纳四匹马拉的车还来不及，哪里还能在今天这间轩中自得其乐呢？您没有这些要求，轩屋即使低小，也没有妨碍。钱君听了笑道：“我闭上眼睛端坐，不知道自己身处六合之内；对于我来说，轩屋又算什么呢？”客人恍然，却不能揣测他的意思，便来问我。我也不能完全明白。然而我知道钱君为人孝顺友爱，欲望少而勤于学习，用自己的学问教导子弟，乡里人也都受到他的善行感化。所以经过他乡里的人，都说钱君虽然贫穷，内心所积蓄的却很富足。因此记下他的话来记述这间轩，让那些认为他的轩简陋的人看看。《积善堂记》同乡李仲贵，恭敬谨慎，诚实温厚，和人交往尤其和蔼平易。他不施展机谋深计，也不显露巧言浅行。称赞他的人说：“这是本乡的善人。”仲贵也亲自用“积善”命名自己的堂屋。有人问他：“善行积累得怎么样了？”仲贵说：“我只是不作恶罢了，善行积累了多少，我自己并不知道。然而，那些穷尽欲望、不断追求，奢侈逐利、贪得无厌的人，我曾经深深害怕他们，担心自己也会沉溺其中而不自知。这就是我给堂屋命名的原因。”人生活在乡里，不担任任何官职，没有施行恩惠、仁爱和德泽来惠及下民，也没有用自己的力量救助困顿憔悴之人，那么善行的积累从哪里显现出来呢？别人称赞他，又从哪里称赞呢？过去有人说，阴德就像耳鸣，正是说人不能知道自己已经有了阴德，只有自己能够感知。仲贵所说的，不只是别人不知道他，连自己求诸内心也不知道，那么他所积累的善行，不是已经很深厚了吗？如今有人有一件值得称道的行为，就明白地宣扬它，唯恐不能传播；即使所作的善行也很浅薄，何况还未必真是善行呢？这就是我对仲贵以“积善”命名堂屋颇为赞许的地方。仲贵喜爱同士大夫交游，见到别人有不善的地方，必定恳切劝告，直到使他行善才停止。他又不只是独善其身而已。古书说：“行善，天就降下各种祥瑞。” 又说：“天道常常站在善人一边。”仲贵行善而不懈怠，积善而不停止，即使人们不知道，难道唯独上天不知道吗？善报有时不在他本人身上，而在他的子孙身上；这就是天道以福报善人的道理。写下这篇文章来记述他的堂屋，并把它告诉后来的人。《泊庵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四 明代梁潜撰写 记

译《萧氏南薰书院记》泰和东南三十里有一条溪流，名叫桃源；溪中有一块石头，宽大平坦如砥石，叫作石台。萧氏居住在溪边，兴盛已有数百年。自本朝初年起，安常处士和他的几位兄弟依凭祖先留下的资财，喜欢与名士、游士往来，桃源一带来往的人更加多了。当时东园刘先生子彦因为博学笃行，在这里设馆授徒。他的哥哥尚书公年老归来后，也时时经过这里。东园公给书斋命名为“南薰书院”，尚书公亲笔大书，悬挂在门额上。当时桃源、石台之间，光彩照人。此后在书院受教的人相继而来，而且必定是贤士。他的弟子中曾经受业的有德颢、德嘉、德贯、德资，如今都已卓然成才、出类拔萃。东园公离开这里出仕当时的朝廷，直到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安常去世也已经十多年，而弟子更加众多，讲学更加兴盛，谈论道德、诵读诗书的人，没有比现在更多的了。这是乡里的美事，难道只是萧氏一家的兴盛吗？永乐壬辰年春，乡里的陈公培来这里任教。公培是尚书公的外孙。于是德颢兄弟想到先辈勤勉笃实的遗志，又感念东园公的恩惠和照顾，希望不使这一事业中断，于是请公培托我记述书院创立的始末。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党、庠、术、序、家塾的教育遍及天下，而才能出众、可以升入王宫国都的人，必定先从自己的乡里产生。因此，居家时廉耻之道得以树立，出仕当世时仁义的政治得以修明。后世乡里的教育废弛，保存下来的只有州郡学校。至于白鹿、鹅湖、岳麓等书院，虽然当时有大贤彼此讲学，但圣贤之道的振兴尤其有赖于这些地方。如今南薰书院的建立，萧氏本来只是用来教育自家子弟，却也有古代党塾遗留下来的意义。何况尚书公兄弟的声望、气节和风范尚未泯灭，仍然能够使人振奋；德颢兄弟又曾亲自接受他们的教诲、听闻他们的议论，理应恳切不忘。只是我的言辞浅陋，哪里足以使前代贤哲的恩泽流传久远呢？如果将来有人从这里成长，通达郡县，升入太学，在四方显赫有名，那么这座书院就不算徒然设立了。写下这篇文章刻在石上，使后来的人受到勉励。《水竹轩记》人平日居住乡里，安闲地面对山丘沟壑，每天和老朋友、子弟欢聚，亲密无间，茫然不觉这就是快乐。等到离开江湖故乡，四顾萧然、百无聊赖，或者被仕途束缚，心中充满羁旅愁苦，然后才怀念离乡的感受，触动从前的记忆，即使在梦中也不能停止。难道不是因为相处熟悉时彼此忘情，离别之际又彼此珍惜，这是人情不能没有的吗？我尚未出仕时，如今任左春坊谕德的杨君士奇，正借住在城南彭氏的水竹轩中。彭氏子弟中最年幼的叫季肃，当时正抱着书每天学习句读；谕德君早晚坐在轩中，看见江山秀美妩媚，慨然生出远游览观四方的志向。当时我也多次经过轩中，和谕德君谈笑，直到疲倦后才离去，哪里知道后来会如此喜爱、欣赏并留恋这座轩呢？等到我们二人一同在朝廷做官十六年，日夜思念从前纵情戏谑的时光，却再也不能得到。思念刻骨，谕德君甚至写诗在白绢上寄给季肃兄弟，我也挥笔联句作赋，篇幅累累，不知不觉感情已经深到了极点。这以后才知道，人情在熟悉相处时彼此忘怀，在离别之际彼此珍惜，确实有不能掩饰的一面。季肃如今已经长大，喜爱文辞，尤其深切地怀念谕德君，曾把这些诗放在轩中，靠着栏杆长叹的闲暇，便朗声吟诵，久久不止。他的这种心意也值得怀念。轩外可以看见鸥鹭飞翔、帆樯往来停泊，烟霞、洲渚时而昏暗时而明亮、不断变化，更使人舍不得离去。季肃的祖父和几位伯叔父过去曾在这里徘徊，如今却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是谕德君还没有闲暇归来，而我也将要离开这里了。因此写下这篇文章来记述这座轩。《益斋记》县学学生萧暹为人恭敬谦逊、诚实谨慎而又好学，能够写作文章。他把住宅朝南的一间房屋治理为“益斋”。萧暹进则到乡校游学，退则在自己的书斋学习。于是来请求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告诉他说：“君子求取益处，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了。学习的道路，是用来达到明白事理的。天地万物的本性，人伦的道理，尧、舜、三代的教训，周公、孔子、子思、孟子的教导，全都精微奥妙。天地万物开合变化的道理，以及推演而施用于治理天下的道理，都是道德的发挥；用文辞表达出来，都是仁义的光彩和恩泽；落实在自身，在行动舒缓或紧张的时刻，古人的善道美德和美好行为，也都成为自己的德性。它所带来的益处就是这样。舍弃学习而不求取，或者虽求取却不专志于学习，都是没有益处的。有的人虽然学习了，却用急躁、疏忽、简慢、傲慢的心态，逞强纵欲，昏乱狂妄，仍然等于没有学习。”圣人对此大概早已忧虑，所以在《书》中写下受益招损的道理，在《易》中写下消长吉凶的征兆；又告诉人们有三种有益的朋友和三种有害的朋友；还告诉人们有三种有益的快乐和三种有害的快乐，这大概已经把道理说尽了。又把这种道理刻画在放置于座右的欹器上，使观看的人不必等到听到言语便能深深明白，使那些懒惰而不能学习的人，都懂得用它来自我警戒。圣人忧虑人、怜惜万物的心意，大概就是这样恳切。学习的人怎么可以忽视它、轻视它呢？萧暹是我的姻亲之子，正在锐意进学而没有停止。他将来的成就和益处不可估量，我本来就担心他懈怠而停步。因此为他说明损益之间的道理，并深深表达自己的意思，希望他不要在那一边有所失误，而能够在这一边获得益处。

译《游龙神寺记》梅冈在本县东面四十里，涧溪、陵阜环绕相连，都是近处可以游览的地方。西面临着澄江，东面是平缓的山峦和漫长的坡地；更远处有突兀高耸、苍翠深秀，早晚观看都不会厌倦的芗城山。南面有三座山峰隐约独立于天边，形势仿佛要飞去，名叫匡山，世代传说是仙人王子瑶曾经游历的地方。远望这些山都很可爱，只是远方的景色有时不能亲自游览。唯独西南面有一处所谓龙神寺，寺院不详建于何时，但那里幽静而开阔，层层山峰环抱，茂盛山麓延伸，清涧横贯其间，附近没有商贾住宅和农家屋舍；水中有菰蒲，林中有楩树、槠树，草木蒙茸，枝叶遮蔽，挺拔的古松老柏含着云气、引来风声。即使盛夏，也完全没有炎暑蒸腾之气；幽密的轩窗、清静的屋宇，没有尘俗喧闹和争竞能够侵入。因此可以纵情放意，眺望无边的远山，目送暮色中归飞的鸟儿，听松柏间无数孔窍发出的怒号，也没有什么不是可乐之事。这里距离梅冈仅二里，景色虽然很美且近，但每次从梅冈眺望它，都不能像看见芗城山、匡山那样清楚。远处的景物，望得见却不能游览；眼前的龙神寺，虽然望不见，却幸而很近，我可以亲自游览。游览而得到其中的胜景，那么那些远在他处、不能游览的景色就令人惋惜；如果远望也不能看见，后来却得以游览，那么既不能远望、又不能游览的地方，岂不是更加令人惋惜吗？苏东坡曾经遇到美好的山水，遗憾没有僧寺。如今我在这里既得到梅冈的胜景，又得到龙神寺可以游览，可以说两方面都得到了。然而仍然认为还有值得惋惜的地方，人情难道有穷尽吗？同我一起游览的有王君退庵、他的弟弟樵雪、他的外甥钱君稽稼，以及他的两个孙子。王君兄弟二人都是高年之人，喜欢谈论文章、吟诗作赋；他的外甥和孙子都勤奋学习、能写文章，将来的成就不可估量。寺中僧人叫定成、慧济、海潮，都是名家子弟，也喜爱文章而善于说笑。天晚后大家一起赋诗归来，我不能作诗，于是为他们写下这篇记。《永思堂记》桂阳宋任贵先生在高安任佐教，题写自己居住的堂屋为“永思之堂”，并写信托我作记，还说：“我幼年丧父，知道要靠自己努力学习，幸而取得科举功名，正准备在都院任职，不久却因获罪被贬到云南。临行时，我还有老母亲，悲痛得不忍分别，徘徊在道路旁，旁观的人都流下了眼泪。过了十年，老母亲去世，从此我的悲痛没有边际。想到往日孤苦的遭遇，又遇到这样的坎坷道路，幸而当时脱离了颠沛危难，勉强依靠一份官禄足以养活自己，然而鬓发已经全白了。壮年时不能在青云之上扬名，以偿还旧日的志愿；老了又留恋俸禄而被官职束缚，不能在故乡尽情地歌咏长啸，舒展自己的愤懑之气，那么我的思念没有止境，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我命名堂屋的原因。唉！我读到他的文章，哀怜他的志向，也悲叹他的困穷太甚。然而我听说古代士人，学习并实行圣贤之道，必定能在一时获得光荣、在后世留下声誉，但这些并不是一定能够得到的。因此应当守持自身，坚定地相信道义而不迷惑，即使贫穷患难，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并且把这些看作命运的安排。孔子和颜回以此为乐，终身不改变，不过如此罢了。正因为不让穷困和显达进入内心，所以用这种道理修养自身，就能获得荣誉和吉祥；用它侍奉父兄，就能做到孝顺和敬爱兄长；用它教导别人，别人就会信服并跟从。任贵既然能够安然接受自己的遭遇，那么即使贫穷而年老，他的志向也算实现了。他的志向既已实现，那么即使自身贫穷卑贱，也没有什么妨碍。写下这些话来记述他的堂屋，使读者不只是哀叹他的志向、悲悯他的困穷，还知道任贵有能够不遗弃亲人的地方，这是今天的士人所不能比的。” 《慎密斋记》广东佥宪李公某由内翰出任掌管风纪的官职，他言语表达一向小心敬畏，大概从《易经·大传》“君子慎密”的意义中有所领会，于是用它命名自己的斋室，并命我阐明其中的道理，写成记文。我虽然不聪敏，却知道李公存心自持，已经得到了戒慎的道理。节卦上为坎、下为兑，兑有口舌的象征。节卦初九，虽然刚正，却还没有达到甘于节制的吉祥境界，所以尚不可有所行动，故有“不出户庭”的象征。家有门户庭院，就像人有口舌，所以《大传》发挥其中的意义，用来防范君臣处理事务时的过失，因为一切都以言语为阶梯，并以慎密作为戒诫。唉，言语是招致荣辱的东西。说出善言，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说出不善之言，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背离。慎密的戒诫，对君臣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是小事吗？《中庸》认为显露出来的迹象昭然明显、不可掩盖，所以教人慎独。后世到了周子，认为不仁、不义、不合礼、不合智、不合信，全都是邪；邪念一动，就会招致耻辱，所以又教人慎动。独处时，迹象尚未显现；行动时，意念的端倪已经发动。如何在言语行为上做到慎密，大概都包含在其中了。李公用此命名斋室，其中的意义深远啊。即便如此，还不能止步于此。事物由动而静、由静而动，物并不是出了户庭便停止不动的，也不是只画地自限。慎密也不是默然不语、把自己封闭起来。行动的道理常常根源于静，因而慎密不外露，又正是使道理显著呈露、振发流行的本体吗？不是潜心体察道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些。过去刘器之得到司马温公“不妄语”的教诲，退居后自我检束，努力实行十年才有所成。如今佥宪得到《大易》慎密的道理，从自我防范、学习、增强品行一直到现在，已经有所成就，大概还不止十年了。然而他的存心更加慎密，自我操持更加严格，防范意念更加周密；我知道他不到达到至诚而感动万物的境界，是不会停止的。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慎密斋记》。

译《存心堂记》安成王仲良把自己居住的堂屋题名为“存心”。他的府中伴读友人经过我这里，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写记，并说：“仲良喜爱学习，资质厚重而不加外饰，不因荣誉利益改变自己的操守，他的志向大概在于追求古人，而且没有停止。”唉！我曾经读到关于操守和舍弃的言论，从来没有不深深留意的。人凭借微妙的一心，面对无穷的变化，是非交错出现在眼前，得失在内心扰乱；如果不加以涵养，就不可能守住这颗心。李延平先生说‘常常保存这颗心，不要让事物战胜它’，难道不是先用静来涵养它，然后才能在动中控制它吗？士人身处山林时，评论是非善恶，像镜子照物、秤衡量物一样，即使毫厘的得失也没有差错；这不是用静来涵养心性便不能达到的。等到出仕担当天下事务，往往同平时所说的几乎完全不同；不只是不同，甚至还把是非颠倒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静的力量没有达到极致，于是被事物所战胜，不能战胜行动中的诱惑吗？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下，凡是学习圣贤之道，能够承担重大责任、决断重大事务，见识明达、行动有力的人，内心必定有所主宰；既然如此，怎么可以不守住自己的心呢？” 仲良对此有志向，而山林深邃寂静，没有外界诱惑扰乱他的内心；他又从圣贤的言语中求取这种道理，并用它命名自己的堂屋，这可以说是志向笃定的人了。内心虚静而行动正直，难道只有仲良能够做到吗？仲良应当继续努力。《楮巢轩记》丁亥年秋季，七月十六日，有位客人漫步禁城，渡过秦淮桥，经过王先生的轩。他俯身进入，环顾四周，既惊讶又奇异，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估量它的纵横，不过满一寻一尺；外面没有棱角，里面没有厅堂台阶，上面没有梁和椽，旁边没有柱子和础石，不规整也不方正，中间空空洞洞；又以楮纸代替墙壁，里面明亮，外表疏朗，洁白无瑕，像晨光照耀、积雪发光，吐出光辉而凝住影子，于是以“楮巢”为名。大概抱守质朴、守持素淡，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轩外竹子并列挺立，间杂着佳树；风吹来，竹树清冷地摇荡，众多声音交相鸣响，猿与鹤彼此应答，确实很像鸟巢得到了适宜的处所。先生正穿着粗布短衣，倚着几案隐居其中，有时吐气叹息，有时大声呼喊吟咏，有时拥被打鼾而睡。他的精神大概遨游在八极之外，却在尘世喧嚣中保守光明；纵情于鸿蒙的境界，却忘却自己处在卑陋之地，又很像有巢氏的人民那样自得。客人观察后感到疑惑，走近问道：“外在建造的形态，是内在心性的形迹；寄托于外物的痕迹，是内心的符号。况且驰骋于通达大道的人，不会局限于蚂蚁丘；听过《箫韶》的人，不会满足于破木棒的声音。先生学习圣贤之道而通晓时务，在王门讲论经义，本应接续进入石渠阁，获得缙绅的声誉，却偏偏寂寥地守着拙朴，卑微地自我评价，难道不是所谓只重视内在而不追逐外在吗？还是要闭藏自己的德性根机，故意作出这样局促不安的样子呢？希望听到其中的道理。”先生说：“唉，你说得多么颠倒啊！你认为这楮巢，是高还是低，是开阔还是狭窄？它将像无边无际的丘陵那样空旷，还是像深井边缘那样闭塞呢？况且你认为那种巢，飞翔在青天，栖集于高阁，发出和鸣、振翅之声，是适意还是不适意呢？它如果满足于一根树枝，振翅而上、侧身而下，不过是几尺长的蓬草、半亩地的蒿草，却啁啾着自以为满足，这算适意还是不适意呢？所寄托的地方虽然不同，但使自己适合于自己的适意，终究是相同的。”于是客人无言以对，最终起身道谢离去。先生也怡然躺在轩中，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记述此事。先生字可贞，是溧阳人。《刘氏族谱记》刘氏的祖先从湖南迁到万安，有一位名为四十一承事的人，又从万安迁到泰和的马迹塘；传到第三代，名叫珪，迁到菜园，后来又迁到源口，直到务耕另居蓝溪。从珪到务耕这里，大概已经九代了。务耕的儿子旭来到京师，带着他家居所修订的宗谱，请我写记。我与务耕有姻亲之好，不能推辞。唉！自从战乱以来，我乡文物衣冠的兴盛局面，子弟足以继承宗族、遵循礼法、践行道义而不辱没祖先的，已经很少了。然而乡里百姓仍常常喜欢谈论故家之后，即使是托付姻亲，也一定要寻求对方祖先门第的声望，以此在庸俗之人中自我夸耀；至于其他突然兴起而富贵兴盛的人，反而不去过问。这也是乡人喜爱仰慕高尚风致的一件事，更能看出故家有后代值得尊重。源口的刘氏，是乡人称赞仰慕的家族；而居住在蓝溪的这一支尤为兴盛。我曾经过蓝溪，看见务耕在溪边修筑楼房，楼很高爽，有几十名童仆，环绕溪流有数百亩田地。务耕既隐居又耕作，自然而然地感到满足。然而务耕意气豪迈、以自我为雄，蓝溪西面的大山中有许多逃亡的盗贼，在村落间行劫，官府不能捕捉，常常把这件事交给务耕办理。务耕常常率领家童把他们捆绑后送交官府，总以此自我夸耀。当时唯独旭为人循循温厚，越发使人喜欢。如今旭也有了儿子，俊秀聪慧而可爱；一家三代都是这样，我又知道刘氏居住在蓝溪的这一支，其恩泽将没有穷尽。唉！没有前人的余庆，就无法庇护后代；没有仁义，就无法承继祖先。刘氏的子孙，希望你们努力！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记述他的族谱。

译《富春堂记》严君宗旦，质朴厚重而温和宽厚，有古代长者的风范。他在泰和江南面修筑房屋，题名为“富春之堂”，大概是仰慕汉代严子陵崇高尚义、不愿出仕、隐居富春的意义。所谓身处百世之后，听闻他的风范而奋发有为的人，宗旦大概差不多接近他了吧？他的侄子文祐来到京师，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曾经评论子陵的事，认为西汉灭亡，士大夫不能说完全没有罪过。当时那些极力称赞秦朝、歌颂王莽新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呢？他们倒拿太阿宝剑，以至酿成汉室的危局，后来又能怎么办呢？只有隐迹穷居，不接受王莽的俸禄，内心难道能没有惭愧吗？等到光武兴复大业，先前隐居避世的人，又贸然听从诏命出来做官。曾经认为贤明如严子陵，会肯混迹于这些人中间吗？聪明英明、才识超群的君主用来治理天下，必定有雄伟的谋略和长远的计划，笼络天下豪杰，使他们欣然离开那一边而归附这一边；又使他们凛然畏惧大节大义，心志既已坚定，即使用威武震撼也不改变，用战争劫夺也不动摇；国家的根本规模，也会有所凭借。子陵与光武平日相处时，难道曾经谈到过这些吗？” 严子陵正是在王莽新朝佞臣谄谀之后，昂然高举而不加顾念。子陵的用心，本来另有所在。有人却说，子陵年齿、德行都很尊贵，而皇帝安置他的方式没有完全做到尊敬隆重，所以子陵决定远远引退，使自己与长沮、桀溺、丈人一类人相同。像光武这样礼遇士人的周到殷勤，难道也是容易得到的，却还要这样说吗？我认为子陵必定不会如此狭隘。子陵大概认为：我把自己的行为用于自身，已经足以帮助当世的治理教化，那么我又何必出仕呢？子陵的见识，因此卓然高出众人，很少有人能够与他相比。所以我谈到子陵，总是深入考察他的志向。宗旦的祖先，都是大德显宦，在当世著名。宗旦虽然隐居不仕，却纵身于烟霞之间，不让世事牵累自己的内心；逍遥于山丘沟壑，不羡慕当时的教令。他用诗书礼义教育子弟，又率领乡人谨慎厚道、知廉耻。这样看来，他又有什么地方会愧对严子陵呢？我评论严子陵的事，并将它表彰出来，用来记述这座堂屋，使世上那些只知追逐富贵的人看见后，或许能够稍稍停步；凡是自称严氏子弟的人，更应当知道取舍。” 《思养堂记》鄱阳王佐把自己的堂屋命名为“思养之堂”。中书舍人吴君用篆书写成匾额，悬挂在堂屋楣上。他通过朋友李君原纹来请我写记。我与原纹相交，有不能推辞的理由。孔子说想要奉养父母而父母已经不在了，古今之人没有不为此悲痛的。何况在家室富足安乐之时，甘美的食物已经具备，那么内心更有无法停止的感情。王佐正是因为这种感情不能停止，所以用它命名堂屋，使它映入眼中，用来安慰内心。这就是所谓让父母长存于心、永不忘亲的一种表现吧？世上那些沉溺财货、偏爱妻子儿女而不顾奉养父母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比王佐惭愧得多了。然而我听说，子女思念父母，还应当想到父母的志向、心愿和喜好，并不只是奉养衣食这一件事。我听说王佐的尊翁傅岩，曾经因德高望重被选为乡里的老人，对乡民教导得十分认真。凡是经过他的乡里、进入他的闾巷的人，都看见他的子弟侍奉父兄从不怠慢；读书的人勤奋学习，农民和工匠从不荒废职业；田地一定整治，播种栽植从不误过农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回答说：“这是傅岩的教导。”有争竞、斗殴、诉讼的案件，守令不能裁决，就交给傅岩裁决。问人们为什么服从傅岩，回答说：“因为他的内心真诚，裁断公平。” 傅岩去世后，他的教诲本来仍然存在于家中的子弟和乡里的子弟之间。王佐不忘奉养父母，和不忘记父亲的教诲，这两件事哪一件轻、哪一件重呢？如果舍弃父亲的教诲而不思考，只急切地想着满足父母口腹身体的奉养，即使每天进献三牲、陈列五鼎，仍然是没有益处的，何况只是口头说思念呢？王佐读书求学，大概正是有意继承父亲的教诲，因此片刻也不可以忘记。我于是把这些一并写下来，王佐应当努力。《筠阳读书处记》进士潜彦鹏起初是瑞阳郡学的学生，跟随我的弟弟本之学习。他容貌气质温和文雅，学习十分勤奋。后来考取科举功名，居住在京师；与他相见时，观察到他的内心并非只是空言。今年夏天，彦鹏来请我为他家居所题写的“筠阳读书处”作记，而且因为我的弟弟曾经教导过他，我自然不应推辞。我也喜爱彦鹏能够学习，所以为他写下这篇记。君臣、父子之间的美好关系，仁义中正的实质，不读书求学就不足以了解。六经、诸子、百家所说的话，都要从书本中求取而在心中得到；探究其中的奥妙以追溯根源，扩充根本以振兴、贯通事物的端绪；认识明白了，才能获得深厚；获得深厚了，才能推行它来应对无穷无尽的万事。像这样，又加上涵养的功夫，使举措施行都是诚意充实的结果，推行起来都是志向和思虑真诚纯正的表现；这样就可以感动上位者，也可以教化下位者。这就是古人学习的方式，所以他们的功业自然超过常人。彦鹏凭借已经做到的方面，更加努力于尚未达到的方面，那么他的成就又哪里是今天的人能够比得上的呢？然而彦鹏现在以进士身份在都院观政，每天都有审讯案件的烦扰，有人或许怀疑他没有时间读诗书。君子的学问，不过是知和行罢了。紫阳朱夫子告诫任行甫说，即使事务繁忙，也一定要用书册不断浇灌心性，这样或许可以不使自己的志意被淹没、坠落；这只是希望学习的人使知与行一同进步罢了。我因为爱惜彦鹏，所以详细论说古人求学的道理，告诉他，并且把这些话作为这篇记。

译《存诚堂记》古筠司训周仲翼先生写信到京师，告诉我说：“我的祖先世代居住在锦水历山之下，先兄闻礼曾经建造堂屋来奉养父母，元代进士丁之干先生题匾为‘存诚’，大概取自《易经》‘闲邪存诚’的话，并且已经为它写过记。当时老母亲还健康强健、没有灾病，我和兄弟们早晚侍奉堂上，答应进退，欢喜和顺。退下来便向丁先生讲学，求取守持自身的方法，小心戒惧，只怕辱没父母。渐渐懂得自立之后，母亲和兄长却相继去世。如今我将要老了，想起往日在膝下承欢的快乐，已经无法再得到，只能拿丁先生的记来阅读，悲伤之情油然而生，自己也不知道。堂屋如今已经倾圮，我重新修葺它；因沿用旧名而不敢更改，希望重新为它写一篇记。”唉！先生的志向高尚啊！世上有父母在世却忘记他们的人很多，何况父母去世以后，还能对一座堂屋如此牵挂吗？况且所谓存诚，难道不是断绝邪僻的念头，以涵养天理的真实本性吗？而这种道理必定应当从恭敬开始。程伯子说：“恭敬就是真诚，恭敬就是真诚的保存。”五常之首、百行的根源，都在这里。古今圣贤之所以建立功业、赞助天地化育，也都由此而来，只是很难做到罢了。” 然而，他的操守始终没有间断，足以看出他身体力行是有根本的。先生这样守持自身、侍奉双亲，始终不懈，难道不是因为在这方面有所体悟吗？难道向下先生请教的人，只有他独自得到其中的端绪吗？古人说，做人子女侍奉父母，供养他们并不难，难的是恭敬；恭敬也不算难，难的是始终如一。所谓始终如一，不只是恭敬父母的身体，即使终此一生也仍然恭敬。像先生这样，可以说是恭敬而且始终如一的人了。恭敬而始终如一，难道不是由于诚意没有间断吗？由此可知，先生能够不忘双亲，在存养诚意方面的体会很深。因此我为他作了这篇记。藜辉堂记 离泰和城北十里有一条溪，名叫敛溪，水流幽静深长，甘美清洁，贯穿四季而不干涸。溪上有山，不很高峻险要，然而四面环绕而立，端正厚重，很是可爱。山外则有三顾、金华、武姥等山峰，争相呈现秀色，高耸在云霞之中；虽然彼此相距稍远，山势不能全部看见，然而形状更加奇异。山中地势平坦开阔，尤其适宜耕种；筑堤引泉使水向上流出，开渠使水向下流去，所以田地常年丰收。这里的土地不能轻贱地取得，居住的人都勤劳用力以自给自足，没有争斗喧闹、诉讼纷争的习气。刘君晚成自先世以来居住在那里，已经[疑为“凡”]数十年了，而刘君尤其不羡慕外界，建造厅堂来居住休息，题名为“藜辉”，大概取自刘向在天禄阁校书的遗事。堂前堂后松竹茂密，花卉成排种植；在其中游览吟咏的故交宾客，大多是敦厚之士，彼此谈论一定以礼义为根本，因此居住在敛溪的百姓，都知道敬重仰慕刘氏。有人说，刘向在天禄阁校书、太乙神君手持青藜夜访的故事，深远而且无法确切考据，千余年后刘君却取它来命名厅堂，这又是为什么呢？刘君说：“不是这样。厅堂本来就是刘氏所建，所以对刘向有所仰慕；况且炎汉末年，王纲松弛，士风颓败，唯独刘向持守道义而不改变，引用《诗经》《尚书》论说祸福，反复辨析诘难数千言，用来匡正辅佐君主，却不爱惜自身，他的忠心多么耿耿啊！” 千年以后读到他的事迹，仍使人悚然起敬，不敢产生懈怠之心，这就是我为他的厅堂命名的原因。如今做士人的人，正值太平极盛之时，只想求取高官厚禄，以获得显达荣耀，却平日不知以忠诚自持，这怎么可以呢？于是听到这番话的人，也都知道刘君为厅堂命名，含有教人尽忠、改善风俗的意义。同乡杨仲基先生来到京师，向我讲述这件事，并且称赞刘君贤能，说我应当为此作记。我过去游历敛溪，喜爱那里景色优美；如今又知道刘君贤能，他所建的厅堂与当地景物相称，这件事值得记述了。城南草堂记 昆山赵模，字宗范，因为擅长书法被选入秘阁；我与他相处数月，见他恭敬谦逊而诚实谨慎，从不忘记我很喜爱他。有一天，他把自己居住的城南草堂托我作记，并且说：“我赵模是昆山的穷人。先父一生好学，即使严冬酷暑也不停止，最终因而成病去世。父亲去世时，我刚九岁，还有两个弟弟也都很幼小；老母亲当时才二十八岁，因为我们兄弟，自誓不再改嫁，辛苦养蚕纺织，把我们兄弟抚养成人。然而家里贫穷得像空悬的罄，我又天资迟钝、才能低下，学问不足以超过别人，品行不足以扬名，漂泊江湖，困守岁月，仅仅能够自给，而母亲一天比一天衰老。我害怕损害先父的名声，辱没老母亲的教诲，于是不敢远行求取功名。家门附近有几亩田，我亲自耕种来供养母亲，又教小学生约束自身，不敢以贫穷为辞，事情就是这样。幸而遇到圣明天子盛大的制作教化，我得以混在士子之中，每天听先生、学士们讨论问答，听他们阐发校勘之学的宏奥，也已经十分幸运了。后来承蒙恩赐还乡，城南简陋的草堂和低矮的房舍，回头看正是我这样的穷人所适宜居住的地方。愿先生屈尊赐下一篇文字，用来增饰它的简陋、装点它的卑陋，或许能使我不再穷困。” 唉，宗范确实是穷困啊！天下人的困苦悲戚，有谁超过他呢？然而我听说古代的士人，才华丰厚、德行通达，集祥瑞而汇福祉，这样的人并不少。难道是他们的才智谋略足以承受这样的美好福分吗？像赵模这样才智谋略不足以承受这些美好福分，那么他贫穷也是应该的。能够安于贫穷吗？安于贫穷，是知道天命。能够知道天命并安然接受的，大概只有君子吧！我怜惜他的贫穷，却又欣喜他能安于贫穷，于是为他作了这篇记。

译居安堂记 我的同乡徐君应麒，凭才干被举荐，正在京师候补，已经[疑为“凡”]三年了。与他相见交谈，只见他一心务求笃实，哪怕丝毫不合礼的事，带有侥幸性质的事，都不肯做。因此凡是在京师做官的人，都敬爱他，把他看作乡里的长者。今年冬天，他的儿子以铉来探望父亲，顺便到我的旅舍来；看他的言谈举止，勤恳诚实，很像应麒。应麒生性喜欢饮酒，整天饮酒也不失态。以铉来时，带了几瓮酒，为应麒祝寿，同时也请我以及两三个善饮的朋友喝酒。我不能饮酒，但既然遇到了旧友乡亲，而且酒又是乡里酿造的，于是尽情饮用，竟比能饮酒的人还畅快。酒兴正浓时，以铉起身说道：‘家父有幸承受国家恩命，得以随从二三位君子之后；老母亲又在家中身体康健，没有灾病。以铉在澄江南面建了一所房屋，周围有几亩幽静的田园，四面都是平坦开阔之地，许多良田、池塘和水泽错杂分布，可以捕鱼，可以灌溉，嘉谷长满田畴，即使年成歉收时，粮食也足以食用。孩子长大加冠，成人结婚，都可以供给费用；亲戚间的庆贺和吊唁，宾客的往来，都可以周全其情谊；四季闲暇时，还可以游玩欢悦，以求适意。’ 树林深厚茂密，树荫可以用来休息；花木竹子成排罗列，观赏它们可以使人喜悦。瓜果蔬菜繁多丰实，可以剥取、敲击而进献食用。这些都是我父亲平日规划经营、留给我们兄弟的，因此我们能够守住它，也使父亲不再有后顾之忧。所以就以他居住的厅堂为依据，命名为‘居安之堂’，愿先生屈尊赐记，并且给以教诲。”唉！近世在外做官的士人，往往荒废自己的产业，他们的子弟没有可以凭借的资产，只能跟着父兄匆匆奔走，仰赖父兄在东西各处供养；一旦罢官归来，甚至没有办法置办家业，这是做官之人的普遍忧患。我看应麒父子这样善于创立、守成和谋划，难道能不令人羡慕吗？我既赞美应麒，又因此深深感慨当今做官的人不能像应麒这样。以铉于是进酒，再次斟酒；斟完后，我写下这件事作为记述。重荣桂轩记 永乐丙戌年夏季，文周君公明因文学才能被征召进入翰林，与人共同编纂秘阁文集。他趁闲暇来拜访我，谈到祖先的事迹，有些地方不能不令人感慨。原来从他的高祖湖田居士凭儒术起家以来，子孙承继这一事业，到如今已经二百年了。庭院中央有几株老桂树，是湖田亲手栽植的。湖田生有蒙泉，隐居不仕，教几个儿子各自学习一部经书。他的小儿子沂溪尤其笃实守行；那时距离湖田已经五十年。桂树茂盛如云，枝叶布满整个庭院，而周氏家族也极为兴盛，宗族有[疑为“凡”]数千人，一门子弟和宾客往来，在树下歌吟欢笑，日日不断。到了元朝末年，住宅被兵火焚毁，桂树所植的四面屋檐和栋梁相连，烈焰炽盛，桂树枯萎成朽木，再没有生机；而沂溪也已去世，周氏家族也渐渐衰落。等到大明军队平定天下后，不到几年，桂树蓬勃地重新茂盛起来，周氏家族也重新兴盛。沂溪的后代、溪间处士，就是公明的祖父，又在旧址上建屋，题名为‘重荣桂轩’。他每天与弟弟仲方先生招来故交老人，在浓密的树荫下设席，仰望高大的枝柯，大概也是在追念前人栽培桂树，感慨兴衰接连变化而不能长久不变。从前乡贡进士、安成刘云章先生已经为此作过记。到如今溪间处士去世，又过了十多年，活着的只有仲方先生，而且也已经老了。于是公明再次托我作记。唉，世事变化本来就屡屡发生，而周氏的桂树经历数代却独自保存下来，开始与先代草木一同生长，后来又恰好与人的遭际相应，不也奇异吗？难道不是由于先世栽培得深吗？然而李卫公《平泉草木记》说桂有三种，陆务观却认为自己没有见过。等到我看朱子解释《楚辞》时引用《本草》说‘桂花白、叶子像竹’，那么我在岭南所见的桂树，大概与这个说法相合。山巅水边也有很多，正当春天开始开花，难道陆公唯独没有见过吗？陆公又说，春天开花的叫桂，秋冬开花的叫木樨，那么周氏栽种的恐怕不是桂树。然而孙少魏《东皋杂记》说岩桂初冬开花，这就是陆公所说的秋冬开花的木樨；那么把木樨称作岩桂，流传已经很久了。周氏所栽的，大概就是岩桂吧？我正准备到文江之上，采摘它的花朵、佩戴它的芳香，来歌颂周氏桂树重新繁荣。所以考察叙述这些事情，为它作记。耕训堂记 从溧阳向北走一舍左右，有一条溪，名叫濑溪。溪水贯穿四季而不枯竭。凡是用溪水灌溉的田地，收获必定加倍，不论丰收歉收，产量都没有增减。那里又平坦开阔，地势舒展，树林茂盛，出没在云烟中的范围无法看清尽头。洮湖在它东面五里处，溪水涨满、洪水汇集时，就向湖中泄流；天长久不下雨，田间小沟都干涸时，湖中蓄积的水足以阻挡溪水下流，供给它剩余的水势。因此一乡的土地依赖这条溪而肥沃，而溪水的宣泄又依赖洮湖。凡是湖上、溪外以及京师东南那些远得看不尽的群山，都可以坐着看见。游泳于湖中、嬉游于溪边的人，又与烟光水色一同茫茫相融。所以从溧阳往北，只有濑溪最为优美。郝君景高居住在溪上，尽情享受山水之趣，放任身心。督促童仆耕种溪边数千亩田地，每年收取一万多斛粮食，独占江山美景已经[疑为“凡”]四十年。有个儿子叫嵒，稍微长大后知道求学，便送他到县学游学，成为生员。他又把自己居住的厅堂题名为‘耕训’，于是我的弟弟本之托我作记。凡是心中没有牵累的人，足以使自身快乐，并且能够尊崇自己的志向。汉代诸葛公有桑树八百株、田地十五顷，亲自耕种以供给自己。看他用来训诫儿子的内容，都是圣贤的格言。景高如果确实仰慕那些人，那么他用来教训儿子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嵒跟随我的弟弟本之学习《书经》，进退举止安详文雅，言辞温和平易。古语说‘处在乡野而不隐藏自己的秀异’，说的不就是嵒吗？由此便知道景高教子的用意了。这篇记就这样写成。

译乐庵记 君子的快乐不在外物，而是从内心求取并获得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从内心求取却一无所得，就不会快乐。快乐在内心，所以外物不能夺走它；快乐在自身，所以不能拿给别人看。外物夺不走、又不能拿给别人看的快乐，就是我的朋友日孜给他的庵命名的原因。日孜在壮年通过占卜决定出仕，辅佐乡邦教化，能够不离开自己的家，亲戚故友看待他就像他从未做过官一样。他的职务又主要在于教育，不像其他主管事务的官吏那样政务繁多，外界的忧患不能进入他的心怀，而道理又可以施及他人，确实是值得快乐的事。然而日孜的心意并不在这些地方。他摆放了一百多卷书，上自唐尧、虞舜的典籍，下至近代名贤端士的文章，以及医药方技和诸子百家的学说，日夜研究探索其中的精微，自认为至高的道理没有穷尽，若不能在心中有所获得，就不能停止。那些小的方术和技艺，如果有人能够掌握其中的道理，也都能获得快乐；何况圣贤之道广大无边，与天地并立，若能有所领悟，将超出万物之上，不受拘束。日孜在这方面竭尽心力，一旦豁然贯通，那种快乐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他的所得浩大充盈，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应对万般变化而没有穷尽，收摄在方寸之心，却看不见它有什么外在形迹。所谓外物不能夺走、又不能拿给别人看的快乐，就是这样。仲尼和颜子所以快乐，也正在于此。然而世上的求学者，正陷在文章辞藻的末流中，耗尽自己的力量，最终却一无所用，难道不可惜吗？日孜的八世祖槐，在宋宝祐年间以平民身份参加科举，登名第一，出任吉州太守。宋朝灭亡后，入籍泰和江南；他当年的讲学门墙旧址，父老中还有很多人认得，只是如今早已被别人夺去了。日孜居住在城中，房屋高大宽广、深邃开阔，这就是所谓的乐庵。仰慕前人的盛德，又有志于圣贤之学，日孜将来所能达到的境界，哪里可以估量呢？灵山县改建儒学碑记 灵山是个小地方，它的风俗比其他县邑尤其鄙陋。延平人李善初担任县令，刚到任就为此忧虑，思考改变当地风俗。他说：‘朝鲜处在东方夷狄的最边远之地，箕子居住在那里，百姓便受到教化，如今还保有先王遗风。柳州是南方蛮地，柳子厚在那里教导百姓，他的子弟都知道学习文章。灵山难道偏偏不是人吗？’于是专心致志地做这件事。当时旧学宫已经破败，殿堂只剩茅草覆盖，墙面黑暗，色彩漫漶，倾圮狭窄而且丑陋；并且面向西方，不合尊崇先圣孔子的制度，李善初便想改建它。正赶上朝廷正在用兵，长江以北五大藩镇的学校全都因战乱毁坏，各种劳役和供给使南方疲困不堪。善初不敢因此加重百姓的困苦，于是到县中文学林某某那里商议，林某某大力赞成。又同各位父老商议，父老们高兴地出力相助；资金方面又由诸生捐助并勉励他们，诸生全都踊跃欢喜。于是梁柱材料由生徒拿出，雇工费用则从善初自己的俸禄中支出；只役使那些有余力的百姓，百姓都忘记了劳苦。于是选择县城东南的土地，在辛巳年闰三月开始施工，八个月后庙宇建成。从正殿到厢房，从厢房到大门，全都焕然一新，完全遵循当今制度，比其他县邑没有什么逊色。大殿东面是堂，堂下东西相对设两斋；簠、簋、罍、爵、钟、鼓等礼器，以及仓库、厨房之类，没有不齐备的。后来文学林某某到京师朝见，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托我写记刻在石上，并且说：‘过去治理灵山的县令，往往把百姓看作獠人，百姓也以獠人自居。唯独李君施加恩惠，百姓才懂得自爱。’唉，风俗不美，难道只有灵山如此吗？教化引导百姓的人，常常先从外在刺激他们，以改变他们内心；百姓还来不及像狼一样回顾、像老鼠一样拱手，又怎么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的教化呢？况且平日里，交通便利的大郡大邑，几乎听不到弦歌诵读之声；经过宫门阙下，竟没有一个人下车趋行致敬。灵山这样狭小偏僻，却在南北战事匆忙、物资无暇供给之时，仍能委曲尽心，把教化作为职责，难道不是懂得治理的首要事务吗？这件事值得记下，用来劝勉治理鄙陋地方的县令，也用来说明圣人想居住在九夷之地，果然是可以实行的。主持这项工程的是本地人某某，按法理本应牵连获罪，这里也应记下他的名字。我叙述完这件事，又作诗附在后面：‘啊，圣人的道，是百姓的最高准则，如同元气运行，一刻也不停息。啊，圣人的道，广大如天，没有遥远的地方不被覆盖。并不是只有灵山如此，灵山的鄙陋如河流而无人防护。唯有贤能的大夫向百姓显示应当尊崇的事物，于是尊崇斯文，于是新建庙学。庙学建成，屋椽刻有纹饰，飞檐舒展而庄严，仪容肃穆，丹漆灿烂，既明亮又彰显孔子。’ 从前的灵山，内部争斗，外部如猛兽般侵扰，不能使百姓成为百姓。[原文“弗民其”疑有脱误，语义不明。]民政违背教化，难道要拘泥于旧习吗？灵山于是有了这座宫馆，于是遵循当今制度。人们纷纷来归并共同参与，多么美好啊！灵山竟能达到这种境地，那些不是灵山的地方，难道不惭愧不安吗？多么美好啊！如玉石相击、金声玉振一般，以恩惠施及这个小邦，使它达到大成。

译重修净居寺碑记 大雄氏的教法从西方传入中原，在世间流行，到现在大约已有一千二百年了。它以无为为宗旨，以慈悲仁惠、坚强忍耐为道行，以圆融而不染著为神髓，又用祸福、果报的一整套说法来警醒感动门徒并引导扶持他们。它持守自身、应对外物的方法，也广大而周备。自从大雄氏的教法流行以来，尧、舜、文、武的道理，周公、仲尼的学术，有人引导百姓却不听从，有人禁止却不能停止；但百姓只要听到大雄氏的一句话，就会警惕地反省自己，畏惧之心产生，悔过之心萌发。这种感应的机理又是多么奇异啊！难道是因为它的学说能够感动人吗？然而世上聪明豪杰的才人从来不少。有人学习周公的言论，却还要作出学说来从旁扶助它，为什么偏偏如此呢？因为那种教法广大而又适宜，他们用豪杰之士的学说从旁扶助它，用雄伟崇高、盛大壮阔的言论来辅翼它，它能够如此兴盛，实在是理所当然。古代筠郡城西有一座所谓净居寺，世代相传认为是唐代良价禅师游历经过的地方。宋元丰年间，苏辙与郡守毛惟瞻曾经往来其中，吟诗作赋以求适意。当时有人撰写郡志加以考验，大概确实如此；直到今天，净居寺的胜景在一郡之中最为著名，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宋代苏轼、黄庭坚诸公在世时，他们的事业和文章并非不雄伟一时；然而他们相信仰慕佛氏果报的学说，终身都没有觉悟，难道是他们有所见识吗？元朝末年兵乱争战，寺院被战火焚毁，连一座完整建筑也没有留下。大明洪武壬午年春，郡中有一位名叫大机的吉祥院僧人，才开始筹划恢复寺院。起初建了若干楹堂屋，后来又建大雄殿，宏大宽敞而壮丽。从大殿到厢房、门、厨房和寝室，悬挂的钟鼓、排列的佛像，也都依次齐备。过了若干年，全部恢复了原来的规模。大机勤勉谨慎而且开明敏捷，又率领徒众努力实行、遵守大雄氏的教诫，所以所做的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我的朋友潜溟来托我记述这件事。唉，我的话并没有能力像影响大机或苏轼、黄庭坚那样影响大机，而大机也不需要借助我的话来受影响。我只是想到，我们这些人能够服膺圣贤的教诫，成就事业功绩像大机这样的人，实在很少。因此论述这件事，以显示大机能够自强而有所树立，也说明我同道中的士人有些舍弃这种道路而走入另一条道路，是多么可惜。阳春县学贡士题名碑记 广东一百多个县的地方，文章和功业方面的人才，大概可以与中原相当。至于地处偏僻鄙陋、瘴疠深重有毒，像肇庆的阳春这样的地方，即使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人，也很少见到。不只是文学方面如此，难道是土地风气有足以淹没人才的地方吗？还是前来治理当地的人，因为认为地方恶劣，在教导熏陶方面苟且从事而没有尽力，导致当地人的资质无法自行改变呢？唉，上天降下的中正之性，岭海远地与齐鲁近地是相同的，阳春难道偏偏有所不同吗？阳春从秦汉直到今天，已经有一千数百年，当地人明白礼让、服从教化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唯独没有听说过擅长文章和建立功业的人呢？从前的志书都这样记载，难道真的曾经没有吗？编写志书的人不知道采集记录，尤其奇怪。往年我暂任阳春县令，任职几个月，得到番禺吴君子育担任县丞。子育喜欢文章辞藻，闲暇时一定和我一起督课诸生，以此为乐。有一位姓崔的学生，名不详，能写文章，我和子育都喜欢他。离开阳春六年后，子育来到京师，高兴地告诉我说：‘崔生在戊子年秋天参加乡试，被有司录取；阳春能够凭文章辞藻中举的人，开始于崔生。在今天以前，从来没有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子育于是磨治石碑，刻上题名，使后来的人有所感发而受到勉励。因为我曾经做过阳春县令，认识崔生，他托我作记。唉，子育对于阳春的士人，用心真是深厚。假使子育把这样的用心用在齐鲁之地，他的功效将会怎样呢？不过说到阳春，如果治理阳春的人都像子育这样用心，谁知道有德行、有才华的人不能在当时显达荣耀呢？阳春虽然鄙陋，也就不再鄙陋了。子育已经[疑为“凡”]三考，将要离开阳春，不知道继他之后治理这里的人，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只有我皇上的教化遍及幽隐之地，如同春天来到，气息通达阴暗的山崖和寒冷的山谷，万物没有不舒展的。我知道阳春虽然鄙陋，从今以后怀抱道德、精通文章而进取的人，必定还会有人出现，不会止于崔生。诸位生徒和学者，应当以崔生自我勉励，不要安于鄙陋而自暴自弃。这就是记。

译重修江陵佑圣观碑记 江陵龙洲之上有一座道观，名叫佑圣，相传唐景云年间，雪庵李真人最初来到这里修建。后来有乐间赵真人继承并修葺它，房屋宫室焕然华丽，成为江陵的壮观建筑。元朝末年毁于兵火，大明洪武戊申年，玄灵陈炼师与他的徒弟某某重新筹建，经过[疑为“数”]年，宫门、殿堂、厢房的高深宏壮规模全部恢复旧貌。三清、天皇的神像，大乙、紫微、北极的祠堂，以及悬挂的钟鼓、宴饮休息的住所、宾客的房舍、井灶、厨房、浴室等处，没有不齐备的。羽人仙客和四方游览的人，或者做官疲倦后归来，经过江陵、走出龙洲，却不去佑圣观，都认为是一种遗憾。江陵跨越衡山、湘水而连接吴地、蜀地，自古大概就是重要的镇地。当太平盛世、天下无事时，当地百姓争相奢侈、竞相豪华，仙宫佛寺也极尽一时的盛丽。等到天下发生变故，兵戈之争正好独自冲击这里，就有承受不住祸害的；所谓豪华壮丽，忽然化为尘土，荒废成为丘墟，不经过长期太平的涵养，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唯独其中佛教、道教的信徒，兴起废败的建筑好像十分容易，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世间变故很多，但它们的恩泽独自流传；兴衰屡次发生，但它们的教法不熄，难道是因为维持它们的力量足以胜过变故吗？然而老子的道术不像佛教那样钳制人情、鼓动人们去追求外在功利；归根结底，它能够保全光明、收敛和气，抱守柔弱、安守幽暗，以柔胜强、以弱胜刚，使天子也不能把它当作宾客，万物也不敢把它当作臣属。因此，它清静、谦退、无为的道路，也足以补益世道、辅助治理，并不只是靠神灵变化飞升、役使神物、祈祷驱邪这些小术才如此。它的道路与尧、舜、文、武、周公、仲尼的道路不同；如果在尧、舜、文、武、周公、仲尼之道以外来观察，那么老子之道所以独立而长存，毁败后又突然兴起，以及佑圣观的建筑独自巍然成为太平时代宏伟奢丽的先声，就有其道理了。这件事可以记下来告诉后来的人。张侯某来任泰和县令，张侯是江陵人，请求我写文章回去刻在石上。我既把它的道理能够如此的原因告诉他，又作诗附在后面：‘龙洲绵延，神宫辉煌。灵台曲馆，幽深高大。笙磬铿锵，有鼓有钟。鸾车下降停驻，百神随从而来。金色旌幢、玉制符节，遍布广大的天空。丹霞紫气，层层腾起光芒。向下俯视九州大地，九州茫茫。西边极远是昆仑，向东遥望扶桑。混元的至高之道，无形无方。称为清，称为净，这就叫非常之道。’ 开合玄妙的造化，掌握乾坤的纲纪。向下贯通九幽，向上摩接三光；阴阳之气交融无间，推衍福祉，把庆福流布给圣明的君主。皇帝庄严盛大，与天同体，与上帝同行，恩惠施及众多百姓，使万物丰足安康。荆水北岸，龙山苍苍，万灵护卫它，呵斥驱除不祥；向上祝愿皇帝长寿，与上天共同昌盛千万年，以此征验这篇颂章。延真观紫微阁碑记 泰和西面有一座山冈，名叫黄茆，冈上旧有白鹤观。宋太宗改名为洞虚，英宗才赐名延真。道观东西环绕共有七座堂，其中东北面的一座叫仁静堂。如今道士赵希老、萧奉吾依据此地形势建造紫微宝阁，向上用来祭祀北斗九皇之神。按照《天文志》，紫微就是紫宫。北极最为尊贵，在紫宫之中称为太一；位于它南面的叫太微，处于太微北面的就是北斗。北斗第一星叫天枢，第二星叫璇，第三星叫玑，第四星叫权，第五星叫衡，第六星叫开阳，第七星叫摇光。斗柄牵连龙角，斗衡对着南斗，斗魁枕着参宿之首，用来统辖九州；雍州属于斗魁，冀州属于天枢，兖州、青州属于天玑，徐州、扬州属于天权，荆州属于天衡，梁州属于开阳，豫州属于摇光。至于十干、十二支和十二辰，也都有各自的分属，把它们作为七政的枢纽、阴阳的根本。道家又有把尊贵的帝星称作二星的说法，合称九皇；它们昼夜运行、安排时序，与天一同运行，所以说‘北斗是帝王的车，运行在中央，俯临制御四海，分别安排阴阳’。至于建立四时、调和五行、移动节气、确定各种纪年，一切都系于北斗。大概一切星辰，形体在大地形成，精气在天空完成，分列错落而高峙，各自有主管的事务。所以北斗的功用，在神妙变化方面有这样不可掩盖的作用。唉，九州的百姓，茫然得像尘埃、虮虱一样，然而说到他们的命运受北斗所临的星次主管，他们哪里知道呢？何况行为不合正道，会迅速招来灾祸降临自身；妄求非分之福，以僭越之心触犯常规；沉溺固执，终身有不能解脱的东西。于是修真行道的人怜悯他们，为他们祈求吉祥、请命延寿，转移灾祸；又因为他们出生的时辰也受北斗主管，便加倍诚意来祈祷。难道这些只是徒然的吗？大概是认为这样足以开启他们迁善改过的开端。至于希老建造这座阁，又取法太一、紫宫的形象，恭敬奉承它，也已经达到极致。然而百姓尤其有些昏昧无知，不明白迁善改过的道理；他们招来灾祸降临自身，难道不是更加严重吗？阁高[疑为“数”]丈，宽若干，深若干。永乐某年某月某日开始营建，某年某月某日落成。希老的师祖是萧公省庵，省庵之后是韦公志庵，志庵的三个弟子之一是王用相，另外两个就是奉吾、希老。奉吾和希老捐出自己的财产，命徒弟某到南市购买美材，于是建成此阁。能够自始至终辅佐完成此事的，是长道宫[疑为“观”]彭公海云提典观事和萧公惟中。希老请求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已经为他记述了，又作诗附在后面。诗说：黄茆山冈，神光闪烁；紫微阁凌驾云霄，向下俯瞰虚宿、危宿。贝饰的门窗仿佛天门敞开，金色屋角如霞光飞动。仰望太一尊贵的居所，太微宫巍峨高大。四门大道曲折绵延，通向九重天宫；独自运转七政，前后交替安排三台、四辅，先后导引随从。运转万物变化，平分四时。可叹百姓，他们昏昧无知。茫茫九州，谁统领管辖？赏善罚恶，谁参与掌握其中的机理？奸巧虚妄的构陷煽动，谁能察觉其中的隐微？权衡在无声中运行，节令法度暗中移动。赏赐他们，惩罚他们，掌管百姓的命运。绛色符节、丹色旌幢，仙童玉女，纷纷来到。百灵护卫扶持，启发那些偏僻愚昧的人，使他们解除谬误和迷惑，暗中辅佐皇帝的法度，与大道同归。皇道巍峨，皇风清平，万年长久，降下这样繁盛的福祉。

译用拙斋记 梁子早晨起床，步行走出西园，坐在刘先生的书斋中。先生把书斋命名为‘用拙’。有一个自以为机巧的人路过这里，看着它便自己吟诵道：‘机巧的人喜气洋洋，笨拙的人忧愁戚戚。机巧的人有所获得，笨拙的人只有损失。为什么不做机巧的人呢？机巧人的言语华而不实，行为能够获利；说话能使人高兴，行动就能得到利益。万物纷纷扰扰，只有笨拙的人昏昧；众人忙忙碌碌，只有笨拙的人局促。千万不要努力做笨拙的人。’刘先生听后，先咧嘴笑了笑，随后收敛笑容而疑惑，说：‘我是要做笨拙的人呢，还是要做机巧的人呢？机巧的人未必有所获得，笨拙的人难道全都失去吗？虽然如此，老子说大巧像笨拙；我年幼而且不机巧，哪里像大笨拙呢？况且机巧人的所得，正是笨拙人的祸害；机巧人的设计，正是笨拙人的捕鱼之网。难道宁可接受他们的捕捞和侵害吗？还是要离开这里，在机巧与笨拙之间另寻道路？刚才那人的话，难道没有用意吗？请你替我选择。’梁子说：‘唉，这话多么令人迷惑！上古时代，百姓怎么能够机巧？也没有所谓笨拙。机巧和笨拙尚未形成，这就叫得道。真正掌握道之根本的人，不机巧却自然机巧，这叫大拙。笨拙，是机巧的极致。离开古代已经很远以后，人们才用巧言互相欺骗，用巧行互相劫夺，用巧名互相炫耀，用巧实互相争胜，纷纷扰扰，不能安然度过自己的生活。’ 机巧越发滋长，笨拙也就达到极点。因此机巧人的机心，总被笨拙的人持守着。笨拙正是机巧得以成立的原因。收敛浮华、返归质朴，才可以在世上发挥作用。世间没有奇异卓越之士，谁能分辨机巧与笨拙？只有柳宗元想要抱守笨拙终其一生，而杜少陵想要运用笨拙来保存自己的道。杜少陵的笨拙，是被时势压抑；柳宗元的笨拙，也是因为机巧走到了尽头。机巧穷尽而归于笨拙，是形势使然；被时势压抑，则是由天命决定。先生难道可以因为一时的话语，就改变原来立定的志向吗？也只是尽自己的力量，然后听凭上天罢了。’先生说：‘巧言如簧，确实如此啊！我将终身运用自己的笨拙了。’于是那个机巧的人也不再说话，我便写下这件事作为记。先生字广渊。楮窝记 永乐七年秋天，我和翰林编修朱公文冕一同奉召来到北京。到达五云坊东面后，找到房屋居住；然而房屋紧迫在车马尘土之中，除了睡卧起居之外，没有一尺空地。邻近又有酒店，歌姬舞妓早晚喧闹。文冕为此苦恼，不得已便背向街道，把门安置在另一面，另开道路出入，以稍微隔绝市场的喧闹。他又厌恶房屋没有装饰，便捆扎芦苇作架子来承托天花板，用楮纸覆盖墙壁，左右两面也用楮纸糊饰；又朝向光明处开楮纸窗，楮纸洁白明亮，窗户也十分疏朗通透。于是整个房间明亮洁白，晨光穿透进来，角落深处也都白净。进入其中的人，看自己的面容也显得清洁明亮，众人都惊异。粗俗的顽童和仆人只在旁边窥视而不敢进入，清雅的宾客却天天来而忘记回去。这里没有令人憎恶的同伴，也没有违逆心情的事务，而且十分温暖严密，所以即使严冬酷寒，醉卧醒来，握笔吟诗，也不知道冻得胶折指裂的寒气能够侵入肌肤。虽然没有高山大树可供休息，但有时取来古人的赋咏、奇闻异见的记载，打开玩味，恍惚如同靠近幽深之处而进入深处，从混沌洪荒之外出来，遨游于广大无边的境界。谈论天地万物的道理，穷尽辨析其中的是非，那么即使外界喧闹，也好像听不见房间里面的声音。即使四面墙外弹筝击筑、歌唱呼喊、愤怒叫嚷，也没有什么能够干扰并使里面喧闹。正因为如此，文冕居住其中而感到快乐，于是命名为楮窝。他的朋友检讨王君希范已经书写了‘楮窝’两个大字，又托我作记。唉，文冕和我都能把居处这样巧妙地加以装饰，使平日潇洒自得的情趣，一旦超出卑陋狭窄、喧闹逼迫的环境，确实不必向远处寻求，就能得到非常奇异的境界。文冕处在这样一张小床榻之中尚且能够有所获得，若遇到比这更大的事情，让文冕来处理，凭他的才干、志向和精密敏锐的思虑，谁能比得上呢？所以我详细地为他作记。文冕如果离开这里南归，那么失去楮窝，也一定可以从我的记文中重新得到它。中泉记 百喜山在龙泉、泰和两县交界处，雄伟地挺立在高峻偏僻之地，本县的山很少有能与它相比的。每天早晨烟雾散去后，登上高丘远望它，仿佛匡庐、岷峨、壶峤等山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左右前后。有人叫彭仁贵，建造厅堂居住在那里。厅堂建成后，忽然有泉水从厅堂中央喷涌出来，水色深湛洁净、清澈明亮，捧起水来可以看见手指。试着舀取品尝，味道甘甜而清冽，比其他泉水好得多，于是欣喜地认为奇异，把它作为全家早晚取用的水源。即使淫雨成灾，泉水也不泛滥；即使旱灾干涸，泉水也不减少，并且不偏不斜，正好位于厅堂中央。于是南宫从事罗君仲举经过这里，来看这口泉，题名为‘中泉’，写下两个大字赠给他，并请我为它作记。我曾考察《尔雅》，其中说：‘水的本源叫源，甘美的水叫泉。’这就是孟轲所说的‘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然而泉水没有固定的处所，在地下流行，到处都有；凿地寻找，哪里都可以得到。唯独不必凿取就自行涌出，不必寻找就自然得到，这才可以说是大地的灵异和泉水的奇异。然而这也必定是由于人的德行有所感应，并非偶然。李广利忠于王事，拔刀刺山而得到泉水；姜诗孝敬父母，在住宅旁得到美泉。大概泉水涌出有源头，就像善行积累也有根基一样。仁贵居家时，兄弟和睦，慈爱幼弟，令父母快乐，质朴正直而纯厚，和顺安穆而慈爱恭顺，全家融洽，其中冲和的气息化成琼浆玉液，用来显明这一家的灵异。泉水难道是无缘无故涌出来的吗？不是吧？我知道仁贵对于这口泉，漱饮它会使神情清爽逸适，用它洗濯会使胸襟得到荡涤，以它照见容貌会使仪容端庄、神情严肃，饮用它会使寿命延长、沉重的疾病消除。在深山大谷之中、明窗净几之下，泉水有这样的效验，不也奇异吗？不也奇异吗？仁贵最好静心蓄养这口泉，疏浚使它深广，时时舀取饮用，不要使它混浊，不要使泥沙淤塞掩埋，希望这口泉天天汲取而不会枯竭。

译杏林清隐记 辛丑年春天，姻亲杨鼎来拜访我，说：“我的妻兄郭太素，世代以行医为业，治病多有奇效。越过门槛前来求医的人接连不断。他曾对人说：‘古人用药制方，有些是不可更改的，但也有些不能全部照用。大抵是根据那种病，制定这种方剂。病的证候各不相同，方剂的制定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太素的话就是这样，所以他的医术很有效，救活的人也越来越多。前进士萧子尚到他的住所，为他写了‘杏林清隐’四个大字，题在门额上。画史孙碧霄又为他绘图，希望我写一篇记。我以尚未能到杏林之下为辞，姑且等到以后再说。杨鼎又告诉我：‘杏林之外，群山秀丽挺拔。每当烟云散尽、雨过天晴，霞光绚丽，好像蓬壶、员峤并不在人世间一样。一条河水曲折环绕，沙鸥和渔船在数里之间上下往来。自从郭氏先世有父子一同登科，名声冠绝朝廷，所以这个地方至今称为冠朝。太素虽然不能成为儒者，却精通医术，怀有济世救人的本领，在一乡之中深受信任，利益恩泽惠及众人。人们观察他的治病方法，又觉得他通达开阔，不拘泥于陈旧说法，但也没有超出古人的准则之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他虽然未必能使死人复生，却确实从来没有把活人治死。’唉，太素的贤能竟达到如此地步，实在值得记述。病有可以治愈的道理，医生却没有使死人复生的方术。有些药方偶然碰巧奏效，便被父子世代守秘，认为是传家的秘密，却不知道地方有南北之异，时令有寒热之别；病的证候即使相同，人的身体又有虚实强弱的不同，不能拘泥于一端来判断。苏耽的橘井，哪里没有橘树？哪口井不是水？可是苏耽能够用它治愈疾病，勉强仿效苏耽的人，必定会误杀病人。这大概就是太素的医术不同于常人，而取得的疗效又多于一般人的原因吧？汉代程不识做将领时，严守军法，敌人不敢侵犯；李广做将领时，放宽法令之外的约束，敌人也不敢侵犯。人们只知道程不识的做法可以作为法式，却不知道李广更值得效法之处，正在于他超出常规、不能机械仿效。用药就像用兵，太素行医，莫非就是李广为将的道理吗？董仙救活人的方法，归根到底也不外乎此，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 重修龙城寺记 泰和县向东四十里有一座寺院，名叫龙城寺。大概它的山脉从西南数百里之外而来，山势像巨龙腾跃，彼此相连不断；到了寺院附近，山峦郁然环抱，形如城郭，所以寺院因此得名。寺后临着赣江，寺前的紫瑶、三顾等山峰都能望见。那里幽深遥远、空旷绝俗，在陡峭的山崖绝壁之间，苍翠无穷，清逸的韵致铿锵迸发。登上高处可以收览烟霞，松柏仿佛远离了人世尘土，天台山、庐岳也像在左右相接。它的胜景大概没有地方可以相比。至于寺院的创建，相传从前饶州福严寺有个僧人叫亚愚，以善于作诗闻名，自宋元丰年间开始住锡并经营这座山。元符年间，他向朝廷请求赐额，得到‘龙城’之名；所建殿堂、廊庑、门廊都极其华丽。元末寺院被焚毁，国朝初年，僧人肇象初和他的几名弟子建造了若干间法堂。永乐癸未年秋天，僧人定成、善仁、应机、惠济便谋划修建正殿。计划确定后，他们拿出所藏财物，购买木材，聚集工匠，在野外烧制砖瓦，在山中开采石料，众人一齐动工，不到两个月正殿就建成了。承担具体事务的人各自尽力，而总管其事的是定成。法堂在正殿后面，地势最高，从法堂登上去要走数丈台阶；从法堂到正殿再到山门，规模制度都比旧时有所增加。于是，游览龙城寺的人都喜爱它宫殿屋宇的宏丽，进入其中常常流连疲倦而不知返回，并不只是因为这里的山川最为优美。我来到梅冈后，多次赞叹定成聪敏而能作诗，他所交往的人又多是名士，前吏部尚书刘公崧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私下惊异地说：这与亚愚没有什么不同，难道是寺院创业兴起之时机到了，人才便出现，也仿佛有定数吗？寺院的建造能够得到这样的胜景，又能守持佛教，而且像这样不缺人才，那么它不至于衰落冷落是理所当然的。何况佛教本身还有足以感动人的地方呢？因定成的请求，所以为他写了这篇记。果确斋记 征士、泰和人余斯延，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明白古代先圣先贤的礼义之道；对于世俗颓靡的习气，他一定要抛弃它、归入圣贤之道，得之于内心并落实在日常行事中，绝不半途而止。起初他跟随元代进士刘云章先生读书，志向十分坚定。他看见世上那些追逐名声、求取进用，甚至贪污受贿而不知羞耻的人；又看见有些人的才能赶不上职位，却苟且敷衍、犹豫依违、顾盼留恋，对此没有不暗自惋惜的。于是根据周子《论诚》一章的意思，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果确’，从此操守更加坚定。洪武初年，他被征聘到京师，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归去，从此再没有做官求进的意图。他在幽静的田庄中，欣赏山水，雅歌饮酒吟咏，任意享受适合自己的乐趣。他曾拄着一根藜杖登上高丘，四面眺望，感慨地说：‘我竟能成为太平时代的幸运百姓，虽然在世上没有声名，陶弘景、樊寿昌，难道是我所羡慕的吗？’于是教导两个儿子，让他们竭力学习。过了很久，他的长子学防考中永乐二年进士，被选留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有十九人被选出接受教导，使他们更加进步于学业，写文章一定要达到古代作者的水平才停止。学防就是这十九人之一。他曾在闲暇日子到我的旅舍，把《果确斋记》的事托付给我。我一向了解征士，又欣喜学防能够继承他家的学问，所以不能推辞。虽然如此，‘果’是阳气的决断，‘确’是阴气的坚守。周子的学问，只在于以静为主。只有没有欲望才能安静，而果断坚确也只有无欲的人能够做到。这样才能断决天下极其疑难的事情，承担重大责任而内心不动摇。征士确实对此有所领悟；假使把它施行于天下，那将是多么宏大通达啊！可惜他已经老了，而世上了解征士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论述编次他求学、出仕和退处的大概，并在‘果确’二字上得到验证，知道他确实有所成就，于是写成这篇记。

译碧落清隐记 太学生瑞阳人梅鼎曾到我的旅舍，谈起他的乡人彭文寿隐居之处的胜景。我的弟弟本之教导瑞时，曾经跟随父亲到那里饮酒，十分欢乐，于是题写他的居所为‘碧落清隐’，并托我写记。碧落山大概在郡治后山的下面，是文寿居住的地方。考察《瑞阳志》，碧落山不见于记载，而凤凰山恰好在郡治之后，难道就是所谓的碧落山吗？山下有李八百洞，苏黄门曾经为它作诗。世代相传，蜀人李多真曾在这里修炼成仙；多真活了八百岁，所以山洞因此得名。又传说多真曾去拜访陈图南，到了门口却返回，陈图南追赶不及，遇见白鹿先生，便向他询问。白鹿先生说：‘我是神仙李八百，他行动起来能走八百里。’多真的女弟子明香也曾隐居在华林山的玄秀峰，凤凰冈就是她的故宅，即今所谓的碧落山。这里虽然紧挨着市街，但抬头望去，山色秀美明丽，松云竹雾，葱翠茂密，隐约高出烟霞之外；不出郊野就能得到这样的奇异胜景，实在可爱。文寿对当时的名利没有什么羡慕，安闲自得，尊重德行而喜好礼义，外物不能扰乱他的内心，所以他的居所之胜也更加奇异。然而神仙之说荒诞无稽，是君子不应谈论的；只是世上的名山大川往往借助这些传说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像碧落山，即使没有李八百，它的胜景本来就值得称道。写下这篇记，是为了让观看的人领略它的胜景，而不拘泥于那些传说，也就可以了。好古楼记 王樵雪从小就聪慧敏捷、豪放不羁，读书时仰慕古人的品行，认为满世间那些琐屑的人和事都不足以满足自己的心意。年老后与世俗没有相合之处，便安然独居在梅冈山中，在山冈上建了一座楼。楼四周的山势如奔腾的波涛、愤怒的跳跃，而楼又处在最高处，远望无处不见，所见之处无不令人喜爱。王君喜欢饮酒，酒兴浓时便吟诗；他疲倦时浏览文信公的故里，眺望胡忠简的故乡，慨然叹息，认为当今时代再也看不到古人功业盛大的情形了。于是把楼命名为‘好古之楼’，又在其中收藏了许多古书名画。王君选择古书画中议论精妙的、挥洒奇特的作品，欣然如同在精神上与作者相交，并与他们在其中遨游。而王君耿介挺拔、超出流俗的品格，难道又是今人容易达到的吗？如今汉王为他书写了三个大字，让人悬挂在楼上，字体雄伟飞动，观看的人都感到震撼。因此岩谷山壑之间，连鸟兽草木等细微之物也都光彩焕发，楼的胜景也巍峨高峻，少有可以相比的。啊，多么美啊！王君的六世祖约斋进士丞相文信公，是文信公的朋友，曾经跟随文信公在道体堂上讲《易》，文信公为他大书‘履恒谦益’四种美德相赠。到了他的曾孙秋涧，又建了万丈楼来收藏它。一百多年间，只看见它的遗址和荒芜的地基，草木丛生而已。至于文信公一时往来交游的文章墨迹，也零落殆尽；在人事兴衰的关头，实在令人感慨。然而唯独王氏的恩泽从未泯灭，这座楼的建成更加雄壮伟杰，它的声名、光彩、气势和烈烈风采足以追比古人。所以，虽然忠臣的遗墨已经毁坏，贤王的玉翰却在百年之后重新出现，这难道也算是追踪继承今日的美事吗？安止轩记 西昌曾贯先生在住宅后面建了一座轩，命名为‘安止’，取意于《尚书·益稷》篇中的话，并托我写记。人的内心应当止于义理。只有君子不陷入人欲的危险之中，所以能够安住于义理的正道而不改变；能够安住，才可以止。内心安定而有所止，所以常常无欲而安静，进而驾驭各种活动、主宰万物变化；以此为根本修养自身，推及侍奉君主、治理百姓，再加以扩充，便能使神人与人和谐、安定天地上下，并感通神灵、招致祥瑞，这一切都由此而来。先生对于这些道理，大概还没有时间完全实践，但用它来修养自身，却已经十分充裕。先生从少年到壮年，勤恳认真地读书以明白义理，持守自身，从没有过失。他居住的房屋只有几间，仅仅能够遮蔽风雨，但他的心胸却旷达得仿佛没有边际。把鱼养在池塘里，在菜园中种菜，在北郭之外耕种庄稼，他本人安闲自得。闭门独居，不随便同人交往，而世上那些轻浮妄为的人也无法同先生交往。他用学习来教导儿子，儿子进入县学，凭《春秋》被举为乡贡生，他对儿子的教导更加尽心。虽然十分贫穷，却不因贫穷而改变自己的操守；虽然年老而且疲倦，志向仍然如故，没有改变。又把轩命名为这个名字，那么他内心所存的境界，哪里是寻常人容易达到的呢？世上那些因受到外物感动而趋逐利益的人，心志和思虑片刻之间就为外物改变，匆忙奔走而不知道自己应当止于何处，实在可惜。先生比我年长十岁，我深知先生闲居时的情形，曾经拜访他，我们相互交谈的内容都切实可行，足以奉行终身。他又精通地理、阴阳、禄命、数学等学问，兼通其中的义理，并且钻研到了精深专门的地步。即使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也比不上他。为他的轩作记，因此一并提到这些。《泊庵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泊庵集》卷五 明，梁潜撰 序

译杨氏家乘序 《杨氏家乘》是现任翰林学士杨士奇所辑录的。自他所修的家谱，以及他的曾大父、翰林待制以下历代先人的遗文，还有当时名公大贤所撰写编次的文章、史官所记载的文字、碑刻所记录的内容、通家文献中可以考证的材料，直到往来唱和的诗歌、书信中那些不可以舍弃、也不忍舍弃的东西，全都记录在这里，留给他的后人。又因为这些都关系到杨氏世代的德行，所以托我为它作序。全书总共二十卷。杨氏的先世有德行盛大、才识杰出的人，他们的文章和政绩，在当时声名显著。到了后来，遭逢世道动乱，仓皇奔走于山林水泽之间，悲歌流泪，他们的言语也足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太平时代，贤者都能顺应时势而被任用；到了乱世，他们都受到阻塞而困穷，这是形势必然如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大明盛世，杨氏的后人又凭借学问兴起，直到今天，学士君受到皇帝眷顾和知遇，于是掌管诏令，又兼任侍奉青宫的官职。他的清正操守和雄健文章足以追继先烈，皇帝加给他的恩典，也光耀了前人。从翰林待制到今天，一百几十年间连续显扬、继承美德，这是多么盛大啊！可惜历代作品大多在丧乱中散失，保存下来的大概只有千百篇中的一两篇。然而学士君本来就对此深深挂念，为什么呢？古人对于祖先遗留下来的器物和衣裳，尚且共同谨慎收藏，在祭祀供献之间陈设出来，留给子孙，以激发他们的孝思。何况家族世系和文章所在之处，后人得以看到它们，将会为之徘徊感慨，想着以此自我奋发，甚至有人会因此哀痛悲伤、追慕先人。所谓不可以舍弃、也不忍舍弃的东西，都在这里，难道还能忽视吗？我曾经为君作过他所修家谱的序，君又把这部家乘托付给我，大概是因为我和杨氏世代交好，对他们了解很深，于是没有推辞，恭敬地写下了这篇序。西清余玩序 翰林侍讲曾子启曾在闲暇时取出所收藏的山水、竹石、草木、鸟兽图画，装裱成册，给我观看，并且托我为它作序。君和我都以侍从身份侍奉于宫中秘阁，曾经参与讨论制作典章的事情，偶尔稍有闲暇，又被世俗所谓应用文章的事务牵累。我年纪已老，志气也疲惫了，只有君仍然锐意奋进、毫不懈怠，所以能够用余力做到这些。即便如此，难道只是徒然玩赏吗？他喜爱得十分深厚，往往能够得到其中的精妙。每次观看它们，就像行走在山溪间听水石潺潺，登上旷野眺望浩渺烟霞，像听见猿猴和仙鹤的鸣叫，观看鱼鸟的浮沉，又像笺注《尔雅》、诵读《豳风》；这些东西能够疏通郁滞、忘却疲倦，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喜爱到了极点。从前苏东坡所说的画卷和画笥，确实没有什么不同。因此题名为《西清余玩》，并且以后常常去同他观看，不停止。唉！古代君子对于视听，都有用来涵养它们的东西；所以佩玉、和銮、钟鼓、琴瑟的声音，用来涵养耳朵的，没有不具备；藻绘、绛绣、黼黻等纹饰制度，用来涵养眼睛的，也没有不具备。如今的君子未必能具备供耳目涵养的这一切，于是便随所玩赏之物来满足自己的爱好；尤其可喜的是，虽然爱好深厚，却不足以扰乱我们的聪明。像侍讲君这样，只可惜我的爱好虽与他相同而力量有所不及，所以为他写下这篇文字。送郭推官序 推官是裁决一郡诉讼案件的人，对于一郡的事务没有不应当处理的，不只是诉讼案件；太守也是如此。推官的职责专门，太守的责任全面。然而郡中事务有处理不好的，推官固然不能完全不承担责任；诉讼案件只要有一件没有处理好，太守也不能没有责任。因此，一个郡的治理即使有贤能的太守，如果没有贤能的推官专门审理狱讼，也没有见过能够治理好的。琼州作为治所，位于南海之中，环绕其边疆作为巡逻防守之地的地方，大约有三千里。戍守的士兵和耕作田地的百姓杂居，加上山谷深险阻隔、蛮獠盘踞，他们好争讼斗殴的习气尤其难以治理。近年来能够治理得当、使百姓安宁的，太守是王公伯贞，推官中的贤能之人则是郭公彦佥。王公宏大明达而宽厚仁恕，彦佥通达敏捷而周密，二人都是我们泰和人。彦佥的先父也曾和王公一同奉命出任试佥事，所以王公把彦佥看作子弟，而彦佥看待王公如同父亲和兄长。又幸好二人都没有调任，因此能够相处总共十五六年；正因为如此，琼州虽然险远在海外万里之外，他们善于治理的声名却日益传到京师。自从王公因服丧离任，彦佥也因其他事情受到牵连而来到北京，获释后又返回琼州。王公的儿子王直任翰林修撰，和大家一起请求作诗为他送行，并把作序的事托给我。我一向同彦佥交好，不能推辞。虽然如此，彦佥这次离去后，他所遇到的太守能否仍像王公一样贤能，却无法知道。从前苏颂任推官时，欧阳公担任太守，郡中事务全都交给他办理；这固然是苏颂贤能，也是因为二人相互契合很深。陈希夷任推官时，担任太守的是丘公崇，希夷每天都同他争辩，过了很久事情才得以办成；这固然是丘公的过错，也是因为两人相互了解得浅。彦佥起初和王公志同道合，互相补益，可以说相契很深。如今他所遇到的太守，或许彼此了解还不够深，那么他难道能不通过争辩来求得自己的意见一定实行吗？只希望他竭尽自己的心力，不能苟且停止。

译送尹同知之任诗序 永乐十三年，正是皇帝巡狩北京的第二年。当时四方安定，达到了极好的治理境界。皇帝在处理万机的闲暇之时，便留心六经，探究尧、舜、周公、孔子的学术源流，认为礼乐政教必定根本于性命道德的道理。于是下令开馆，选拔儒臣，挑选四方之士，搜集濂洛诸家的书籍，参照近代名儒的学说，穷尽其中的精微，督促他们使著述焕然完备。第二年书成，赐名为《性理大全书》，下令刻板印行。凡参与编纂的人，都加以赏赐。太学生中因善于书法而被选中的十七人，全都赐予官职，啊，这是多么盛大的事情！自道当时在十七人之中，获得云南澂江府同知的官职。留在京师的旧友为他作诗饯行。监察御史欧阳和是他的内弟，于是请我写文章作序。自道和我是同乡，年轻时曾跟随我读书。自从我离开家乡、在当时领取俸禄以来已有二十年，而自道也从县学学生成为贡生进入太学，不到一年便遇到这样的恩典，出任相距万数千里的大府副职，他的意气可以说十分壮盛了。希望自道把自己所学施用于治理，传播朝廷惠爱远方的心意；这是我对自道的期望，难道不也是自道用来报答圣上深厚知遇的方法吗？前往云南有两条道路：一条从大江沿夷陵而行，经过三峡，渡过泸水向南；一条从江西登上庾岭，经过东广进入苍梧以西。如今自道的双亲都已年老而安康。他的尊父子厚先生曾任上海教谕，过去参加过翰林院修书，因年老退休回家，如今已经八十多岁。自道如果取道江西，经过故乡，拜见双亲，在高堂上献酒，使乡里故人举杯畅饮，为双亲祝寿，并且以此为他们增添荣耀，那种欢乐哪里说得尽呢？我因自道此行而欣然欢喜，又感慨自己不能像自道这样，实在有可感叹之处。新喻萧氏族谱后序 右边这部是《北京行部主事萧仁实君家谱》，共一卷。始祖从唐代宰相萧瑀说起，十世孙萧扆迁居长沙，在马氏政权中做官，任神勇将军，号称八大保；他的儿子萧处钧开始居住在新喻。历经宋、元直到今天，传了十七世，共有五百多年。谱中所见，如刑部尚书贯、太子太师正肃公燧、大山先生、小山先生，他们的功德文章都在当时显著昭彰。世代越久，族人越繁多；然而按照谱图考察他们的亲疏、分合，即使分支不同、年代有异，也都可以看见。这样的谱牒是乡里平民不能拥有的，而旧家大族还要依靠它来了解自己的先世。像萧氏这样，也真是兴盛啊！古代诸侯从嫡子依次传承，设置大宗以尊重根本，设置小宗以联系支系；四时在宗庙祭祀时，子孙兄弟没有不参加的。用来统摄宗族、团结族人的制度，周代已经如此完备，所以百姓亲爱亲族、重视根本，趋向厚道而不趋于刻薄，是有原因的。自从宗法废弃、祭祀制度不明，百姓开始离散涣散而没有统属，疏远亲族而忘记根本。因此士大夫在这种时代不能没有谱牒，认为统摄宗族、团结族人的做法或许接近古制，而重视根本、亲爱亲族的道理，确实就在这里。唉！古代的制度已经很久没有在世上实行了。萧氏在新喻的族人最显达兴盛，而族谱又记载详尽；能够统摄宗族、团结族人，实在是有原因的。写下这篇文字为它作后序，有志于古道而不忘记先祖的人，可以从中考察。送哈千户序 皇帝巡狩北京的第二年，因为北方边境聚集人众、骚扰不安，皇帝亲自率领六军前往惩治他们。当时，平凉镇抚哈文济率领陕西精兵三百人来到中军，跟随军队渡过清水原，攻打胪朐河，于是长驱越出边境，追击并击败乌格布尼雅实哩的军队。军队返回时，在静远镇追逼阿噜台，双方军队正要交战。皇帝亲自登高眺望，精锐部队从四面会合，阵势无边无际；骑马奋勇冲在最前面，大声呼喊着冲入敌阵的，是文济的部下。文济奔驰射箭，射杀数人，生擒一人，众军更加振奋，敌军因此大败。推究这次功劳，以率先冲入敌阵为首，而最先陷阵的是陕西兵。因此皇帝返回时，论功行赏，奖赏激励、慰劳抚恤，尤其优厚于陕西兵。文济于是凭功劳被授予武略将军、副千户。所有从塞上返回的陕西兵，都神采焕发、面有光彩，甚至有人想求见文济的容貌。文济身高不过五尺，相貌不超过普通人；但他能拉开强弓，纵马射中数百步以外的目标，百发百中，人们都认为他神奇。至于他爱护士卒，和他们同甘共苦，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在平凉边境时，连极细微的奸情都能察知，数百里之内商旅住宿，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然而他屈居偏将校官，已经将近二十年了。那时四方正安宁无事，所以文济怀有奇才，也没有机会显露。等到遇到提拔任用的机会，从长期郁积之后奋发出来，声名便大大显著，这是多么幸运啊！恭敬地想，皇上统率百万大军，越过万里沙漠之外，雄伟的谋略和胜利的筹算都出自圣心，而指挥号令在片刻之间便取得胜利。事情成功、战事平定后，又把功劳推给将士，连偏远的人也不遗漏到如此地步。这就是奔走效力的臣子欣喜踊跃、争相奋勇、各自求取机会效力的原因；像文济这样的人还很多。文济返回平凉时，他的朋友俞君行称述他的事迹，请求我写几句话为他壮行，所以写下了这些文字。

译庐陵曲山萧氏族谱序 居住在庐陵曲山的萧氏，先祖从长沙迁来；到今天的翰林修撰时中，共传了十三世，在这里将近五百年。全族人口多达数千，记载在族谱中的有干派、坤派，分开各自居住，大约有五十多房，这多么兴盛啊！他们有的修养仁德，有的分出财物赈济贫困，有的凭诗书自我奋发，因科举登第而出仕；又有一些人有卓越的善政可以记载。到时中时，他竟以进士第一名进入翰林，成为侍从之臣，显达的人又是多么多啊！大体说来，世族延续得久，人口必然繁多；人口繁多就会分支，而有才干、有贤德的人也会从其中出现，这是形势必然如此。只是古人面对人口众多的情形，总有办法来统摄；面对分支离散的情形，又总有办法来团结，所以有宗法，也有祭法。居住时在宗族中统摄族众，祭祀时在宗庙中团结族人；这样一来，族人虽然众多，次序却不混乱；形势虽然分散，却能在灌献、祝嘏、奠荐之时彼此恭敬、悲悼、追慕，总有办法启发他们敦睦宗族、尊重根本的心，从未停止。自从宗法废弃、祭法不明，哪里只是浅陋苟简而已，实在是礼制丧失得太严重了！活着的人众多，却到了无所统属的地步；分散的势力，到了无法团结的地步。于是欺诈、暴戾、傲慢的习气日益滋长，而仁慈、忠诚、孝顺的心日益减少，风俗的衰薄、教化的悖乱，确实都是由此造成的。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既然如此，士君子修订族谱，就有不能拖延的地方，大概只是希望在统摄族人、团结族人的方法上稍有契合而已。萧氏族人很多，而族谱完备地记载着他们，仿佛族人都在眼前；一家之内那些分散分支的人，形势上虽然不可阻止，但知道他们本来同出一人，只要按图查看便可立即明白。曾经修订这部族谱的，是时中的六世祖萧麟；重新修订它的，又是他的先父乐存先生。时中奉召来到北京，便把族谱带来请求我作序，大概是知道其中所关系的意义重大而不可迟缓如此，所以我为它写下了这篇序。赠医士李士文序 人的疾病发生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和九窍之间，看起来似乎很近而容易了解。然而其中气机宣化、顺逆、升降的道理，必定要通晓天地、阴阳、五行、六气的精微。它深奥如此，怎么会不难呢！世上行医的人，只抱持荒谬空泛的见解，在茫然昏暗之中揣摩推测。等到病人困顿危急，便把他丢下离去，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他们当然不肯自己承担责任，而病人最终也不明白其中原因，实在可叹！今年夏天，书舍人庞振舒患了伤寒。当时邻近几舍有几个人也患病，大致相同。医生没有掌握要领，甚至有人因无法医治而死亡。振舒的病正危急，一时前来诊视的人，有的说他的病不能治，有的说应当用大寒的药剂强行攻治。只有士文说：‘病还没有深入，不能投用重剂。’于是给他服用缓和的药剂，过了很久病就痊愈了。众医相互对视，都认为自己赶不上他。唉，医术的功效之所以不能在世上显著，是因为医生不明白医理，不能深入医道。从前扁鹊诊察齐桓公的病，知道病在腠理、血脉、肠胃、骨髓各个阶段，见解都清楚明白，丝毫没有差错。所以扁鹊的医术如同神明，后世没有人能够赶上。如今的医生固然不能指望他们拥有扁鹊那样的奇能；然而不知道疾病所在就用药治疗，就像想要用兵却不知道敌寇在哪里一样。如今的医生，大多就是这样。那么凡是患病而到了危急地步的人，岂不是更加可怜吗！振舒感激士文，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的，于是请求我写几句话，我便为他写下了这篇文字。送熊自诚南归序 北京占据幽州、蓟州的形势，拥有伟大壮丽的景观，是古人所说的地势险要、形势优越的都城。生长在南方的人，常常因为不能前往游览那里而引以为恨。大理评事熊仲彝因随驾居住在那里，他的尊父自诚君前来探望他。君当时已经五十多岁，须发洁白，却能把万里之遥视为轻易。他从家乡吉水出发，泛舟大江，渡过淮水，经过徐州，越过吕梁险地，来到这里。到达以后，并不把跋涉险远看作困难，反而把远游观览当作足以欣喜的事情，他的志气可以说很壮盛啊！我和君同郡，而我离开家乡已经三年，所以听说君来便感到高兴。君为人和蔼温厚，年老以后，嗜欲已经不足以动摇内心，唯独喜欢下棋。即使风雪苦寒的夜晚，也不停止。我不擅长下棋，心里暗自为此高兴。每次和君下棋，总是败北，却从未因此厌倦。当时侍讲邹仲熙、曾子棨也喜欢下棋。邹君略逊于我，只有子棨棋艺精湛，超过常人；多次和我下棋，总是屡屡获胜。自从君来以后，子棨多次同君对弈，君让他感到有些为难，而胜负常常均衡。君还曾帮助我赢过一局，子棨于是大笑，认为很有乐趣。古人用外物来调适性情，在六艺之外，还有所谓投壶的游戏，并把它载入礼制文献，作为平日闲暇时的高雅游戏。下棋这种游戏，也是平日用来役使心智的。孔子说：‘不是有博弈的游戏吗？’但有些人心思不专一、审察不坚定，便都不能精通，像我和邹君就是这样。虽然如此，我和熊君相交友好，难道只是因为下棋吗？只是因为远离故乡，忽然能够一起欢娱游戏，于是完全忘却寄居旅舍的思乡之情，仿佛就在乡里乡党的近处，这种快乐哪里说得尽呢？快乐既然深厚，到了他离去时便会产生不忍分别的情态，这也是人的常情。于是子棨带头作诗为他送行，我便叙说平日相处的快乐，作为这篇序。至于君在头发已经斑白的年纪享有俸禄供养，能够遍览两都的胜景，他所得的好处难道仅仅在于这些吗？

译送熊训导之任景陵序 丰城熊子维先生在都昌辅佐教化十多年，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吏部援引惯例改任他为景陵县学的佐教。当时子维已经五十多岁，收敛了年轻时的锋芒，归于平实，温和易处，坦然把人情世故置之度外。他的学问随着年长而日渐成熟，气质也因历时已久而更加平和，本来不是世上那些年轻时锐意进取、锋芒凌厉、骄傲倨慢的人所能相比的。他刚到京师时，曾把先父所书写的乡先生教学程法托我题写识语。这些方法大体都本于紫阳先生平时向魏元履等人所作的指示，以及向他的儿子、后来到东莱先生门下求学者所作的教诲。子维并不只是因为保存了前人的手迹才重视它；他曾经暗自用心，勤恳遵循奉行，以继承先父的训诫，而他教导学生的内容也都在这里。我写完后面的文字把它还给他，后来又得到子维所作的几十篇古文，读后更加喜爱。文章用意深厚而词句不浮泛，阐明道理清楚而议论不诡异，考据详尽而文思层出不穷，这些都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难道不是因为他所学习的东西有法度可以作为遵守的阶梯，而他的造诣从未懈怠吗？否则怎么能达到这样呢？只是如今求学的人不知道有这些方法，等到他们推衍这些道理来教人时，也从未知道根本在这里，实在可惜啊！从前胡安定在湖学施教，当时东南的士人没有不前往跟从他的，后来甚至取用他的教学方法在太学推行，大概是因为他的教育中有古代圣贤遗留下来的精神。我知道子维将来的教化，难道只会使景陵的士人蒙受恩惠吗？一定会有人取用他的教学方法，向上推广实行，这也未可知。子维将要出发，请求我写几句话，因此为他写下这篇文字。送韩伯承还姑苏序 太医院判韩公达随驾在北京的第二年，他的侄子韩伯承来探望他，过了一年才回去。他的朋友李士文和大家一起请求作诗为他饯行，并把作序的事托给我。我同士文交往，听说伯承的为人，因此能够知道他的贤能。人不能凭自己就成为贤者，必须有贤者辅佐，然后才能成就。院判君具有谨慎诚信、笃实厚重的资质，受到圣上的知遇，恩宠更加隆盛，而内心更加谦下，这本来就不是寻常那些沉溺于权势利禄的人可比的。士文凭借才华，气度伟岸，远远超出同辈；虽然寄身于医者之列，但他的好名声日益传到公卿大夫之间，并不只是因为医术如此。那么伯承的贤能，也就可以推知了。伯承在京师时，脚步从未走出外门，也不随便结交一个人，可见他对自我要求很高。他内有贤能的父兄，外有良善的朋友，从两方面辅佐他，使正直的地方更加挺立，使偏曲的地方得到纠正；反复琢磨、磨炼砥砺，使他达到成就；振奋激发、扬厉精神，以迎合他的志向。这样一来，伯承即使想不成为贤者，能够做到吗？我又听说伯承是宋代魏国忠献公的后代。忠献公的事业在当时没有谁能超过他，距伯承不过几代，流传下来的风范和余烈尚未泯灭，可以想见。世人所称道的燕地之函、粤地之镈、妢胡之劲笴，质地专精、品质极美，其他地方的产品不能夺其优长，是因为产地不同。既然如此，伯承出自韩氏，他凭什么不同于这些器物呢？我希望他将来显著建功，被人人仰慕；对于伯承，我也正有这样的期望。希望你努力吧。溧阳史氏族谱序 溧阳史氏，是汉代溧阳侯史崇的后代。史侯是宣帝外戚的后裔，辅佐光武帝中兴汉室，被封在溧阳，能够把恩惠施及百姓；整个汉代，承袭侯爵的共有八人。吴、晋之际，封侯的又有几人；传到第十八世，为常州刺史史仲谟。仲谟以后更加显达，如宏文馆学士玄道、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寔；寔连续三代担任蔡州刺史。万寿年间，史氏族人繁多，分居四方的共有十五支。至于宋代丞相史浩、丞相史弥远、丞相史嵩之，属于明州一派，这里都没有记载。族谱所记的只是溧阳一族，但见于谱中的也已经有数百人，在当时做官的更是数不胜数，又是多么兴盛啊！溧阳最初受封时建立的宗庙，四方史氏都把它作为宗族所宗奉的地方，称为祖侯庙。即使当地百姓，直到今天仍然特别奉祀它，饮食必定祭祀，遇到水旱、疾病、瘟疫必定祈祷，而且祈祷往往应验。史侯在世时，他的功劳在于汉室，他的仁爱足以庇护封地；等到他去世以后，他的利益恩泽又足以惠及百姓，使他们不白白享用这片土地，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从史侯到今天，已经四十五世了。史常是史侯的第四十四世孙，因为凭《诗经》登上永乐乙未进士第，被授予行人，居住在北京，于是拿这部族谱请求我为它作序。唉！自两汉兴起以来，将相大臣因军功封侯的，不知有多少人。有人只延续到自己这一代，有人传到两三代便灭亡；寻求能够终汉一代始终不失侯爵的人，已经很少了。何况经过一千几百年之久，子孙仍然显贵，绵延不断像史侯后代这样，大概从来没有过。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像江河的水流，横贯万古而不枯竭，是因为源头深；山涧溪流的水，忽然盈满、转眼干涸，是因为源头浅。史氏难道不是世世代代都有显著德行的人，来疏浚自己的源流吗？在宗庙祭祀来团结族人，把世系写在族谱上来联结宗族；我知道，凡是史氏的后代，他们孝敬父兄的心一定没有穷尽。

译橙溪处士挽诗序 唉！士人如果生不逢时，空有才干，困顿憔悴于山林之中，最终因而在后世默默无闻，这种可悲的事，我见得太多了。那些立言之士，有的怜悯他们的不幸，便把他们写进文章，用来抒发悲慨悼惜之意，也使他们郁结而不能自我显扬的心志得以伸展，希望这些言论能够流传，而他们的志向也可以借此著于后世。然而，这两者相互遇合也很难。他们的言论能够流传，有时却遇不到合适的人；遇到了合适的人，有时又未必能使言论流传，这实在令人叹息啊！橙溪处士去世，大概是有幸遇到了能够立言的人，希望因此可以不朽吧。处士名及，字汉广，姓刘。他为人胸襟开阔，壮年时很有才略。元朝动乱时，他曾以大义折服群盗胁迫之势，最终保全自身和家族，没有失节。他又曾谈论乡里的水利便利之处，有司把他的建议上报，修筑堤堰蓄水，百姓至今仍以为便利。他还通晓《诗》《书》，与士大夫交游，所作诗篇编成《行乐集》，其中的言语尤其有深意。只是没有得到时世任用，君子无不为他惋惜。然而自他去世安葬以来，如今国子祭酒胡公已经为他的墓基作铭，翰林学士金公又撰文表彰他的墓了。至于共同作哀挽诗词，来彰显他的志向、哀悼他的不幸的人，又都是当时声望显赫的士人。处士所托付的后世声名竟是这样，难道还会湮没无闻吗？处士的儿子全节考中进士来到北京，便拿他所收集的哀挽诗词来请求我作序。我自知文章浅陋，正是所谓不能保证它流传的人；但全节是我主持考试时录取的进士，不能推辞，于是替他作了这篇序。处士的先世有许多显达之人，居住在豊城的艾冈。艾冈有溪，溪上种了许多橙树，所以号称“橙溪处士”。赠赵主事考满序 任职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以后才决定升降，这是唐虞时代的制度，实行到今天仍有不可改变的道理，为什么呢？各部门的各种事务，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后才能治理，而人的贤能或不肖并不容易立即看清。廉洁退让的行为，有时会被流俗憎恶；谄媚逢迎、取悦他人的人，有时反而会得到众人的依附；独立不阿的操守，有时会触犯常人；而那些委曲降意、厚颜取容的人，有时上下都不能察觉。这就是古代圣人常常感叹知人之难的原因；在任用官员、决定升降时，必定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周密的考核，希望公论既已确定，贤能与否自然显现，而一时好恶的私情不足以掩盖是非的公正，所以才这样做。唉！这种制度可以说周详到极点了！可是即使如此，对于人的才与不才，仍然未必能够完全了解，岂不是很难吗？北京部工曹主事赵汝梁任职三年，考核得列优等。于是他的同僚郎中刘子玉、员外郎刁翀霄，为汝梁能够胜任职务而高兴，请求我写文章记述这件事，并且借此向汝梁道贺。汝梁为什么能从同僚那里得到这样的评价呢？往年汝梁曾以进士身份参与秘阁修书，他为人温和安静而谨慎，气度平和，才干敏捷通达，而且又用廉洁、谦恭、逊让来持守自己。所以如今汝梁不只是因为能够胜任职务而闻名，在天官考核的时候，即使是他的同僚也这样爱护他、称誉他。这样说来，汝梁可以称得上贤能了吗？如今京官百职的政绩考核，都是先由主管长官核定他的成绩，再移送吏部；吏部核定他的成绩后，再移送台宪；台宪评定以后，又移送吏部记录他的政绩，等待复核。三次考核全都如此，然后才决定升降。考核竟然这样详细严密！所以凡是经过考核而获得称誉的人，通常都认为这很难得。汝梁出身科举，一次考核便获称誉，确实值得庆贺。但我认为汝梁的成就不止于此，同僚们对汝梁的期待，难道也会仅仅止于此吗？走一千里路的人，常常在走到一半五十里时就懈怠；筑九仞高的山，常常因差一筐土而功亏一篑。正因为最后完成最难，更应当努力。那么我对于汝梁，本来就应当以将来的成就来期待他；同僚们屡次向他道贺，难道会就此停止吗？汝梁是南豊人，那里是我的邻郡，因此写下这篇文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百里〕 送汪伯彰诗序 北京部刑曹郎中汪敬夫的二哥叫伯彰，奉母亲之命来到官署探望弟弟敬夫，数月后将要回去。能作诗的人都作诗为他饯行。敬夫请求我作序。我同敬夫是旧交，不能推辞。起初，敬夫以行人身份参与秘阁修书，他的两个哥哥轮流来探望他，没有一年空缺。当时敬夫住在南京，他的家在衢州金溪之上，来往还不算太远。等到他调任这里以后，家乡已经远了，但前来探望他的人仍和在南京时一样；想到路途艰难，便不禁动容。他们兄弟三人，敬夫最〔字疑误〕幼，也最受母亲疼爱。他的母亲已经年过八十，敬夫日夜思念，不能放下；母亲也日夜想见幼子，眷恋之情不能停止。所以伯彰收拾行装，不远万里前来，希望能够慰藉母亲的心。等到见过弟弟将要回去，向母亲报告时，又依依不舍，仿佛不忍离开弟弟；兄弟母子之间深厚缠绵的亲情，可以想见。难道孝悌之情发自至性，竟有这样不能自已的吗？我往年在馆中见到敬夫，他讨论文章时用心极其勤奋，和人交往也循循有礼。后来我又见到了他的两个哥哥，距今已有五六年；如今又在这里见到伯彰，他温和恭敬、平易近人的气质，仍然和当初见敬夫时一样。汪氏怎么会有这么多贤者呢？《诗经》说：“正因为自身具有这种美德，所以才能相似相承。”难怪了解伯彰的人要把他的品德传播到歌咏之中。伯彰回去后，一定会有经过他家、前来慰问劳问的人；他若拿出所得的诗篇同他们讽诵，那么孝友之心必定油然而生。

译廖氏族谱序 廖氏的先祖最初从金陵迁到和〔字疑误〕，到今天的海康教谕潜仲为止，共十五代。编写这部族谱的，是潜仲的祖父愚寄先生，即自强的父亲。后来又附系一图，对本宗记载尤其详细。这是先生的曾祖父梅涧所作，梅涧说是仿照楼参政的谱图编成的。但楼氏所作的谱图，梅涧其实从未见过。愚寄的父亲又根据梅涧的旧图重新续编，于是两图的详略可以相互参照。从梅涧以下十二世，有寔翁、本翁。寔翁就是愚寄的父亲。愚寄在国初任我县学教谕，本翁的儿子伯先，洪武初年任翰林编修；伯先的儿子季习，如今也任松溪教谕。潜仲的儿子谟，如今又以进士身份选为翰林庶吉士。廖氏的先世真是兴盛啊！然而自从丧乱以来，家世日渐衰落，现存的只剩两位老先生的后代。但他们都能凭文学继承家业，在当时出仕，而且都成为学者的老师。唉！他们家世代流传的德泽还没有衰竭，难道原因正在这里吗？梅涧娶梁氏，她大概是我六世祖凤翔公的妹妹。因此我把我家的族谱合起来参照。凤翔公曾任兵部郎中、知制诰，出任凤翔知府，而这里说是“权府”，难道他当时本来就是权知凤翔吗？谱中又说凤翔公名蕃，但考察我家族谱所记，却说他名君崇；所谓“蕃”，大概是他的科举名，而我家族谱所记的是他的字。廖氏家族过去同我家相距很近，但梁氏的先祖居住在县里的光化亭，这里却说在东门，恐怕已经不是光化亭的旧址了。光化亭入元以后改为龙洲书院，元朝灭亡后书院废弃已久，如今那地方已经漫无可辨；偶尔还有人知道那里是龙洲书院，却再也不知道曾是梁氏的故居了，实在令人深为叹息！先世收藏的文字几乎全都散失，再没有可以考证的材料，故老也都不在了；因此参照这部族谱，年代世次都相合，却还有这样的不同。大概凤翔公与梅涧是同时之人，当时又正在议定婚姻关系，他们所记的事情一定不会虚妄。自梅涧去世至今将近二百年，两家居住的房屋、园林池沼成为他人住宅的，不知已经更换了多少主人。唯独依靠这部族谱留存下来；尤其可喜的是，有幸文脉没有坠失，世代友好的关系仍有迹可循，子孙得以共同珍藏它，也因此知道先世曾经如此兴盛。潜仲从海康考满来到北京，请求我题写文字，于是替他写下这篇序。送杜千户还阳江序 交趾距离中国有万数千里，但自唐末五代以来，一直俨然以王者自居；中国对它不过实行羁縻而已。看待它彼此杀戮、争夺、残害的行为，似乎认为那是本来如此，从未深加追究。也许只是侥幸没有遇到神武之君，能够不把中国的命令放在眼里，所以才放纵其僭越强暴的习气，而没有人加以纠正吧。那么，黎氏杀死君主、夺取国政而毫无顾忌的行为，它逐渐积累形成的势头，难道是没有来由的吗？我皇上以文武兼备、聪睿圣明之资，雄断出于天授，王师所到之处，各郡各邑都被平定，于是把黎氏父子捆缚起来献到宫阙之下。其余党羽败亡后又重新兴起的，也很快被诛灭。这样不只是海边被沦污的百姓重新得以看到更新的教化，中国数百年来衰颓的威势和命令，也因此在当今重新振作起来。唉！这是多么盛大啊！古代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到了饮至庆功、论功行赏的时候，一时之间将校纷纷受到显赫赏赐，又是多么幸运啊！当时，广东阳江千户所镇抚杜某因功升为副千户。他后来赴京朝见，将要回去时，同知绍兴府的徐季也是阳江人，在京师遇到他，于是请求我写几句话为他送行。唉！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连绵的城池和堡垒中，熊虎般勇猛的将士相望而列；然而骄惰安逸、沉溺嬉游的风气却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们哪里知道，平定僭逆、在万里之外的荒远之地取得功名呢？杜某这次回去，守卫海上百里城池；在长期安然太平的环境中，闲暇时彼此谈论他冲破坚阵、奔赴敌阵、仰仗神妙谋略，深入敌境、穷追猛捣的锐气，也足以令人振奋了！这是大丈夫报效国家的可喜之事，听到的人将会为此踊跃振奋。曾氏奥台遗编序 奥台在庐陵以北八十里，是上杭训导曾宜勉的居所。自他的八世祖栖闲居士开始迁居这里，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然而凭借《诗》《书》出仕于当世的人一直没有断绝。名为《奥台遗编》的书，是宜勉收集先世所作诗篇编成的。作者共有四人：一人名愚谷，是宜勉的曾伯祖。他在元代任吉州路教官，和他交往的刘须溪太傅、刘岳申提举、龙麟洲仁夫等人，都在他的诗中留下了往来痕迹。一人名殷岩，是愚谷的弟弟。殷〔字疑误〕的侄子名慥庵，他们都任萍乡州教官。一人名西塞翁，是慥庵的弟弟，也是如今宜勉的祖父。西塞翁任元代大冶县学教谕，精通医药，曾游于威顺王门下，置办田宅，得到吕文德遗留下来的庄园。后来在大冶去世。他的文章温和雅正、深厚朴实，没有雕琢浮艳的姿态，都可以作为学者的老师。读他的诗，可以想见当时交游的盛况；而那些在篇章之间一唱一和的人，也无不谨慎而不放纵，因而能够得到真实自然的情感。唉！到今天寻找这样的作者，大概已经无暇顾及了。他难道也是深深担心后来的作者走得太过，而不愿亲自作为先例开启这种风气吗？他的言语怎么这样简约而接近质朴呢？但我又听说宜勉的父亲如今已八十多岁，喜欢作诗，不随时俗而改变；难道是因为他从家学中有所继承，所以没有稍稍改变最初的风格吗？这种持守内心、用心作诗的境界，都不是容易达到的。宜勉对先世遗留下来的墨迹怀有深厚感情，在残缺散佚之中搜集整理，又请求我为他继承家学、延续先志的做法作序，这也可以称得上贤能了。

译泥田周氏族谱序 居住在吉水泥田的周氏，本是吴国将领周瑜的后代。周瑜的次子都乡侯胤，被贬谪到庐陵，于是就在这里安家。胤的后代有人迁到袁州，其中第十三世任隋代会稽刺史。汾又从袁州迁回庐陵的乌东，再过六世有沂滨，才开始从乌东迁到泥田。这部族谱之所以详载沂滨以下，是因为那是他们居住泥田的开端。从沂滨到现在已有四百多年，共二十四世，族人日益繁多，分支另立门户的有十八支：如卢兜、网村、官洲，如长沙、安福、永新等。虽然已经分支，有的仍详细记载世系，有的只记载最初分支的缘由，都是根据能够知道的情况；不能知道的，则在分出的支派中详细记载，使人可以相互参照而看清。泥田一支尤其兴盛，连片居住的常有一千多人，凭借诗书和科举显达的，多得数不清。益国文忠公周必大，过去也曾与他们互通族谱。十多年来，像台州同知仲方、黄州教谕公明、云南按察佥事彦珍、国子学正岐凤，都曾同我来到京师，我才认识他们。其中有人在远方任官，也有人未曾出仕而在家中隐居，这些不是我所知道的还要多得多。唉，真是多么兴盛啊！难道不是世代有培植德行、施行仁义的人，从而培固了根本吗？岐凤如今任长洲县学教谕，他的儿子叙中考中乡试，没有立即赴礼部参加贡试；岐凤于是命他修订旧谱，完成后请求我作序。古人很重视世系。春官的小史掌管诵读礼仪、教导瞽蒙，掌管诵诗，并且兼掌世系的奠定，大概是希望族人和同于孝悌，彼此安处于和睦之中，所以以礼乐为根本，用来作为移风易俗、长久安定的谋划。后来汉代太史公采集《世本》而作《史记》，详明周代谱牒以记载世家，那么小史所掌管的制度到那时仍有存留。自太史之官失职，小史之官废弃以后，保存下来的只有《氏族志》中公卿大夫的世系还可以考察。如今连这些也都亡佚了，那么士大夫所保存的族谱，幸而没有湮灭，像周氏在泥田的族谱，就理应珍藏而不敢使它失传。岐凤殷切地命令儿子修谱，其中大概又有更深的用意。希望周氏后人知道，要使族人和同于孝悌、彼此安处于和睦之中。送吴员外知均州序 均州横跨荆襄一带，其中山色最优美的只有武当山。所谓逍遥峰、翠华峰、三公峰、五老峰，以及龙湫、虎岩、清洋涧、白云洞，都像刀削般秀丽，挺拔而幽深隐秘，人迹无从到达，真是神明的府第。至于楩楠、豫章等木材，苍松翠柏等树木，森然茂盛，浓荫蔽日，远望没有尽头，走近也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处。即使天台、武夷、泰华、衡庐这些古今所称最优美的地方，也没有超过这里的。我曾考察图志和道家书籍，书中说，从前北极虚皇以王子的尊贵身份，在这里修行积累至高的德行，后来超然远举，升入冥冥之境。但他当时所立的教训、所垂示的规范，至今仍足以暗中辅佐治道，默默庇护百姓于无穷。如今他的故宫遗址所在之处，神灵的风雷闪电常常赫然显现，没有什么能够冒犯它。唉，真是灵异啊！难道不是因为他所修行的都是至诚之道，所以能够同天地一样长久，自有不可止息的力量吗？皇上像抚养子女一样养育万民，与上天同体，与神明同功，将要替百姓向上天祈福，于是大规模修缮武当山的宫观。命令下达的那天，百姓争相前往。因此，琼宫桂馆、层台杰阁，很快都修建齐备。随后又命令百姓迁居到宫观附近，共五百多家。第二年，又任命刑部员外郎吴防文为均州知州，专门安抚最初迁来的百姓。防文为人谨慎，有意仰慕玄默之教化，皇上选择并任用他的用意，大概正在这里。同僚们已经为他高兴，于是请求我写文章赠他出行。我曾想象武当山的胜景，却没有机会前往。但防文此行，正要周遍游览那里的山川，远远体察神灵教化所发出的幽微感应，舒解心情，涤荡胸怀，以迎接绵延的祥瑞恩赐，使天下和谐太平，并向上报答圣天子以神明教化安民的道理；这样难道只是泛泛地治理一个郡而已吗？《诗经》说：“神明降临，不可测度，何况可以懈怠吗？”这就是防文的职分，不能不谨慎。所以特意写下这些话告诉他。至于安定便利百姓，使他们繁衍生息，以达到天下大治，我就不必多说了。送萧照磨之任高州府序 今之府，犹古诸侯国也。建官自太守而下，其属备矣。而又置照磨、检校，以通稽一郡之政事，综覈簿书，勾考纎悉。其职若易，而任尤要。其秩虽卑，而权未尝轻。茍非眀于法而审于治体者，未易以居也。鸿胪属萧子敬氏，以九年秩满，改髙州府照磨。子敬居京师十五六年，以侍臣之宻立殿陛之下，齐肃百官，盖尝能其职矣。于夫教化万民、赏亷治奸之意，又闻之熟矣。朝之贤士大夫，行髙而徳美，才优而任大。子敬亦尝窃观其措置谋议，心有所择，意有所取，得之于中者，而岂少乎哉？夫积宏伟之见者，所负也。髙所负之髙，则见之行事者，必有以过乎人，而子敬又毅然刚介，蓄其所欲施张之意，沛然如河决下流，莫之可遏。则夫心志思虑之发，其可茍焉以自放？政治乖违之机，其可忽焉而不察哉？所谓眀于法而审于治体者，子敬固当勉焉，而深致其意也。予与子敬居同里，将行，求予一言以为别，遂书此以赠之。

译康氏族谱图序 康公之先本某处人，徙泰和莆田者，自泰然始。由泰然距今凡几世？其旧谱毁于兵，重为之图，而谱其可知者，泰然之几世孙某也。某为人谦约自守，而不求知于人。其从孙曰荣，今翰林学士杨公士竒甥也。荣从其舅氏读书于京师，因以其图求予序。莆田在邑之南十里，予尝过焉。有水曰莆溪，莆溪之傍室屋鳞次，皆康氏族也。康氏盛时，诸长老风流笃厚，好尚文雅，与之遨逰往复者，皆一时贤士大夫，如前吏部尚书刘槎翁，槎翁之弟曰东园先生，予先君畦乐公，又尝馆授其家者也。今皆不复可见，而某亦老且病矣，其可叹也哉！某既若无所求于世，独以善道率其子弟，至于修其谱，则又知慎重其事，而无夸妄之失。于乎！谱所以眀乎先世之本源者也。世逺而繁，而知其出于一人者，未尝异，则其情之所当厚，自有不可已者。怎么能安于虚妄，用这些虚妄来欺骗自己的祖先呢？这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我应康荣的请求写下这篇文字，使康氏后人还能知道修撰家谱的人用心多么深切。送郑御史序 鉴察御史郑景曜以选赴北京，其同官故旧相与之厚者，皆为之贺，且求予文送之曰：「景曜始以乙酉科进士擢江西道御史，日以亷洁有声。旣而改山西道，出按治山东者四年，威着恵行，山东之民至今称其能。及奉命亷狱于辽东，隠伏必得其情，其同列皆以为莫之及也。盖为御史者十余年，其识益广，其才益成，其所至诚末可量也。今被命以行，愿一言以着之。」嗟夫！士于平居之时，措心积虑，皆卑谄污下，无可纪之行，而常有过髙絶人之望，欲以欺世而盗名，亦何其不思之甚耶？景曜防被宠擢，翘然而独出，盖其素所蓄积者如此其宏伟也。夫岂侥幸于茍得者可比哉？吾尝患进士之用无显效于时，或者琐琐不立，反取讥诮于庸俗之人，今而得景曜，心窃为之喜。景曜其尚勉之，圣天子方将重任焉，慎无负士大夫之所素望也。送邵亷使之任江西序 鉴察御史邵公以九年考绩擢江西按察亷使，始公以考绩上北京，御史数人属予为文饯之。今其之江西也，又以属予。言曰：“江西之故，予知之。其病于民者，必公之能理也。予言之，公能理之，予又何以惜其言之复也？”夫江西大藩且盛地，自匡庐而之庾岭之东，山水之清，何如其美也？舟车之会，商贾之凑，居民室屋之繁富，仙宫佛宇之台榭，何如其盛也？士之诵诗书、慕礼义者，进而防被乎圣恩，退而歌咏乎太平之盛化，其眀周孔之道，探六经之绪，或见之文章事业，或忠节行义，埀之百世而无愧。盖又数百年于此矣，有以作于前，有以承于后，未尝乏也。独今所谓病于民者，非习之然，激之使然欤？弱之食，强之取，饥寒颠顿而渔夺之未厌，若之何而责▯畆之民之安其分耶？夫自古为民病者多类此，顾受天子之命而牧民者，宜有以处之。邵公之贤，闻于朝久矣，一朝承命而徃，吾民之病庶其有瘳也哉？夫居髙位而求下之安，其道之难也。姑息者尝养患，猛厉者尝过之，不姑息猛厉而民安焉，非邵公其谁欤？异时政化修行，使强暴者革，善柔者立，礼义之俗兴，而民知所愧耻，则夫大江之西，山川之伟杰，与邵公之声华并着不朽也。吾其待之，书以为之赠。送史参政之任广东序 国朝之设布政司，即古所谓方伯连帅之任，以縂领郡牧之政者也。内建六卿，外设布政之司者十有三，内外之政体于是乎有统纪焉。至于择贤而任之，则天子常自择六卿，他官虽贵且重，不敢与闻布政参政之任。人则天子或以命之，六卿亦不自任其眀是以其任至重，而任之者常得其人。号令法度之施，大纲常举，而其小者自无所违也。今年夏，吏科给事中史寿以选赴北京，特拜广东布政使司参政，还至南京，其交游之士皆为赋诗以饯其行，而以求予序。某始以国子生入馆阁，预纂修之任，予知之旧矣。为人温然有和气，不为峭拔险絶之行，其中常亷洁无所私曲。又为人小心处烦剧，综理宻而不紊，其材称于人者众，故一旦拔而任之，而人皆以为宜。虽然，予有以告某也。广东之地，为郡者几为州与县者又若干，海濵之利，鱼盐百货之所产，海人蛮蜑风防浪舶，疾驰于万里而交凑城府之下，象犀珎寳之贡，嵗往来于风涛之中而不已，则其势固不能不使其民奔走于其间也。岂惟其民，虽吏于其土者，亦乌能以独安耶？此特其事之一耳。其赋敛所需，土地所产，民力所致，有所当供而不缓者，又乌能皆中于常经而不疾其民哉？然则朝廷简拔之意，诚有在矣。非精达于事，亷洁无私曲者，不能也。某之拔而出也，人既以为宜，其任广东，则又以为未有加于某者。予故备道其事，序其诗以饯其去。

译察洋陈氏族谱序 陈氏之先，河南人，世仕宋。宋南渡，陈氏从之。为禁兵千戸者四世。宋之走闽入广，以讫于亡，千户某皆从之，与俱亡不返。一子韶，方弱冠，独与母徐氏避兵闽之福安山中，事定居县之北鄙，曰富春。子宗烈，又徙县之西鄙，曰察洋。宗烈生显祖。显祖子四人，曰玉，曰生，曰成，曰道。玉之子即今江西按察佥事琦也。自韶至今，凡五世。五世之上，一世即千戸从宋亡不返者，此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不强道也。佥事君来京师，以求予序。昔老泉为苏氏谱，因其可知者而纪之，才五世，五世之上亦一世而止。然自今称为谱之法，必取之苏氏，盖以其立法之善，纪例之精，尊尊亲亲，隆杀之节，有宗法之遗意，非深于礼者不能。故在当时，苏氏与欧阳氏之谱皆有法，皆百世不可易也。今陈氏之世次与苏氏无异，其阙疑谨审不妄之意，又皆有得于苏氏之遗法，于乎！世之失其先世之系者常多矣。然必欲旁求强附，必不肯如苏氏五六世而止。及其为谱，求其能几于苏氏者，则未尝有何其见之谬耶？然则如陈氏之谱，有足尚者矣。佥事君有材能，方将立功业于时，而且留心于其谱如此，其知所重者哉！椿隂书屋诗序 姑苏姚宗善，名其读书之所曰「椿隂书屋」。既以属画者绘而为图，能诗者又为赋之。久之，积成巻。宗善以求予序，曰：「愿因以自勗。」予何以告宗善也？宗善，今太子少保寿椿公之子。予尝从公于秘府，讨论于文字之际，知公特深。公以豪杰之见，先知之眀识，今圣上于潜邸委身效忠，卒以成功，名垂之后世，有不可掩者。公之遭遇于时者，可谓至矣。及其退然怡情于道徳守仁义之用，自信而不可回，此又公之性然也。夫乘时以立功者，才智之士所可能。功成而能以道自乐，虽贤者有所难能也。公之所以受知于圣上者，信乎非常人之所可及也哉。公既老，上不欲烦以政，故公益得以自适，谢絶人事，玩诗书以穷道徳之防，探造化以尽物理之变。观公之意，不独油然乎物表，其亦欲推之以及于人也。然而望下风之士，毎趦趄而未暇。宗善之为子也，奉杖屦，侍起居，承▯于温凊之余，耳目闻见所及，岂不安然？志有定而业有方者哉？培之以待其成，养之以俟其化。人生之至幸而可乐者，孰有大于此？此宗善之所以名其斋也。嗟夫，世之学者，或负笈千里，跋渉于风波道途之险，而又未必能得贤者而师之，以遂其所愿。欲其视宗善相去甚逺，然则士大夫咏歌于宗善者，宜乎其意之厚也。宗善尚其勉之哉！诗曰：「式谷似之。」予其有望于宗善云。旣以告之，遂为之书。杨氏家乘序 进士庐陵杨黻集其先世行事之实，自几世祖忠襄公邦乂，几世祖文节公万里而下之遗像，及史传所书，墓碑铭文所纪，与夫一时追封褒防之典，合为一帙，而类分之为若干巻，题之曰《杨氏家乘》，以求予序之。夫忠襄公始以通判建康，受命于仓卒之际，能嘅然不屈以死；文节以侍从旧臣，虽致其仕而去，而其心未尝不在朝廷。闻韩▯胄之啓边衅也，痛哭上书，力诋其奸邪，至愤愤不食以死。二公所处之地与时皆不同，而其志节未尝少异如此。于乎！人事得失之际，天道存亡之几系焉。然于夫死生变故之顷，则惟君子之守可见也。悲夫！宋之亡也，士之气非不振，而沮于邪佞之説者常多；君子之公论非不眀，而遏于小人之势者常甚。确然独防之智，不由乎上之眀，而进退予夺之权常移于其下。于是时也，虽有忠信眀智之士，亦何以行其道而伸其志也哉？反覆乎二公之行事于其死亡之际，盖又可惜也。夫君子之大节，书之史册，足以为世之劝戒；而于其一言一行之防，在后嗣子孙尤当深识而不可忽者，此杨氏之后人所以拳拳于此而不敢失也。予少时尝拜二公之像于乡校之祠，盖自欧阳文忠公而下皆在焉。其后来京师，拜于晋将军卞壶之祠，则唯忠襄公配享其中。于乎！拜其像貌，心犹凛然有生气，况又读其行事之详，其能不低佪感激，想见其人于千载之上而嘅然叹息？夫当时变故祸乱之相防，何其痛哉！二公之后多贤，其学问之渊深，道徳之眀备，载之史册者，皆可于此而防见之。黻盖忠襄公几世孙也，其尊父东平州守，治有能名，尝以此属其二子，俾采録之。于是黻与其弟翼相与访求搜阅，发其旧所藏与今之所得者，总若干篇。其用心盖勤矣，而其收辑犹未巳也。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逺。」杨氏子孙于夫立身行已之道，其尚求之于此编，思以继其先世，而无忝其家可也。

译送常熟学生赴春官序 古之士，习于道徳眀教化之大防，知亷耻羞愧，以有自重之心者，皆上之教使然也。所谓闾师、党正、州长以至于大司徒、大司乐，其教也有素。中和圣义、孝弟恭逊、尚齿尚功之说，礼乐诗书之文，所以节其过，以养之于中者，又非浇诡浅陋、溺情于文辞功利者之比也。至于简其不率，移易其居，屛逺之于郊于遂也，犹必有耆老长者，习之于礼，俾从大司徒周旋升降于献酬拜起之间，以作其志意，而俟其诲化。自乡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升之学，谓之賔兴者，盖于是有蔼然之礼文，将之以恭敬之道，其所以绌恶与崇徳者，盖如此其备也。故其不为不善，非有所强，由其习于善者之深也；其不为不义，非有所兾由其习于义者之固也。今之士，培之之久，教之之详，其学非不成也；抱其能，售之有司，舎什百而得一二，择之非不精也；于夫尧舜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氏之道，非不深求而力究也；于夫亷耻羞愧之心，非不知所以自持也。然而以之立教，以之修政，求其守之固而不夺于外者，常少焉。岂所谓劝惩之典未至，所谓绌恶与崇徳者未尽耶？岂习于末者重且周，而探夫本者轻且畧耶？何为其异乎古之士也？则凡任之治教者，亦当深致其思矣乎！进士傅玉良为常熟知县，劝学教民之意，盖切切焉。今年秋，其学生举于乡而获选者凡几人，将上之春官。玉良来南京，为求予为文以送之。予知玉良之用意有以然也。昔常衮为福建观察，其民有能文词者，亲与为賔主之礼，而闽人翕然皆化。玉良之心，其亦若是也欤？其所以重之者，亦将使之自重也欤？于乎！今之为令者，有能用心于其民如玉良者乎？予既嘉玉良所为，而又有望于今之士子也。故为之言。《哀王处士诗序》安成王处士士隆四十九岁去世。去世十八年后，他的儿子彦登考中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于是拿各位先生哀悼处士的诗作来请我作序。我读了这些诗，才知道处士的贤德：他去世已经很久，声名却更加显著；他施恩惠泽于人，即使时间久远，人们也不会忘记。不过，处士善于修养自身，德泽及于家族，施惠于乡里之人。他的家人和乡里人，本来就应当有所不忘。如今这些人同处士时代相隔已久，地域相距遥远，又不曾亲见他的容貌，没有与他欢然相交的情谊，却为他悲悼伤痛，甚至形诸言辞，这是什么缘故呢？人的言语发自感情；若是积累了欢乐友好的情谊，那么言语便有所偏溺，不能公正；有的人不曾接触过那个人，与他没有平生的欢乐情谊，那么谈论他时，往往能合乎天下公论，得到感情的正当尺度。处士有君子的品行，但施惠并不广泛，恩泽没有流布四方，声名也没有特别显著。那些君子常怀赞美善行、憎恶恶行之心，唯恐处士的名声与世俗一同泯灭，便想办法彰扬他而为他作诗作文；这样本来就不受私人感情牵系，能够符合公正的道理。从前卫国人哀悼二位贤人，秦国人哀悼三位良臣，都把感情写入诗歌，因而没有忘记他们。那两位贤人和三位良臣，难道曾在短时间内施有隐微的恩泽，以少许恩惠收结人心吗？只是他们的志向值得悲悼，他们的死亡令人惋惜，他们的国人共同为之悲哀；感情一经发出，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地方。既然如此，如今人们哀悼这位处士，难道也一定有发自感情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吗？《送大尹颜君复任四防序》四防位于广海之间，地方空旷而偏僻；那里的百姓秀美有文采，风俗崇尚礼义，喜欢廉洁，鄙视贪婪欺诈，而在是非问题上，往往喜欢拿贤者和不肖者的得失相互比较，以此自我夸耀。他们的意气一旦激烈，便愤然相争，形成不可平息的气势；上级官员如果不能端正自身来取得实情，很少有不导致失败的，所以当地风俗号称难以治理。从前我任那里县令时，也害怕这种情形。住了几个月，了解了他们的实情，便任意处理事务而简化法令；于是那些曾以援引法令为豪的人，也都相互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我不久便离任了，有几十人争相请求挽留我，我对此很惭愧，因而叹息自己离去得太快，不能看到最终结果究竟怎样。距今十五年，颜大和以进士身份被选任为那里县令，在天官考核中两次都以称职闻名。他的百姓爱戴他，比爱戴我更加深厚。听说大和治理他们的方法，大体也与我没有不同；由此我更加知道当地百姓并不难治理，只是治理他们的人未曾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大体说来，广海的百姓，并没有不同于邹鲁的百姓。假使治理者曾放纵自己的贪诈之心，任意施行偏邪的行为，在赏罚和是非上失去常理，那么即使以强大威势临制他们，以严峻法令钳制他们，即便是邹鲁的百姓，也很少有不怨恨的。假使治理者使自己的行为正直，处事平易，在赏罚和是非上取得实情，那么即使是广海的百姓，也没有不能治理的。大和是闽地龙溪人，来到京师询问我过去治理当地百姓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不久，他在朝廷任职的朋友们相继作诗为他饯行，于是通过翰林编修李君子固请求我写几句话，我便为这些诗作了序。大和此行，难道还会凭借我的话来观察他的百姓吗？

译《瀛洲别趣图诗序》《瀛洲别趣图诗序》是翰林典籍郑叔美先生所作。叔美以任职九年考核成绩合格而上京，如今右春坊中允吴平仲先生和中书舍人某等几人，便画图作诗献给他，又篆写“四大字”，嘱托我作序。按说瀛洲，是世代相传的海上三座神山之一。人们从未到过那里，认为都是仙人居住的地方。翰林所谓玉堂之署，是天子用来储备文学侍从之臣的地方；其环境清雅高峻，大概与瀛洲没有不同。自唐初设置▯文馆学士以来，当时被选中的人，世人称他们为登瀛洲，这种说法流传已久。翰林之臣优游于宫禁秘阁，仰承清明圣光，聆听天子玉音，确实是千载难逢的际遇；称为登瀛洲，实在并不过分。只是处在这个位置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罢了。浦江郑氏，世代多有笃行修洁之士，全家同灶而食已有十三代，世人称为义门。叔美对于礼义之道，出于本性，受教于家门，亲身践行起来自然而安适。他在翰林，官职虽低而事务最为简易；所掌管的宫禁藏书，从上古直到近代，从九州四海以外的记载，到天经地纬、阴阳奥秘之书，没有不完备的。他时时查阅其中的内容，如同进入宝藏玩赏奇珍异货。至于幽静闲暇、清雅胜绝的境界，各种纷杂事务往往全都被抛开，没有什么能够干扰他。那么，所谓仙人居住的地方，难道还有超过这里的吗？叔美大概曾经对此欣然自得，以此使自己快乐；与他相处的人也曾私下为他高兴。唉！那些沉溺于世俗事务、被得失之情牵累的人，即使身处可使人快乐的地方，也会如同处在忧患之中；使人的内心总像处在忧患中，那么即使乘着清冷的风，驾着浮动的云，也只是像追逐尘埃而遭遇混浊一样。假如能够像叔美这样自在遨游，使自己的性情得到舒展，人们本来就会把他看作仙人。既然如此，这幅图所描绘的景象用来比拟叔美的品行，难道也是有深意的吗？因此我为它作序。叔美所交往的，如中允诸位先生，也都是摆脱束缚、超脱世俗的人。诗作总共有若干首。《夏氏族谱序》交阯夏氏的上代，本来是会稽人。汉建和年间，方任交州太守，威严仁惠；去世后当地百姓祭祀他，称为惠公。后来贾琮、李进相继任州刺史，惠公的儿子谦辅佐他们，谦升任日南太守；他的弟弟规也辅佐他们。他们都有治理政绩，百姓歌颂他们，并把事迹刻在惠公祠的石碑上。从此以后，夏氏后代世代在当地成为豪族。五代初年，有广、渊、齐三人，分别居住在三江一带。李氏统治时期，夏氏中因文学显达的人更加多了，有翚、焘二人。母亲杜氏双目失明，翚、焘割臂取血、割乳祈求，想尽各种办法仍未痊愈，便一起到惠公祠祈祷，约定如果母亲不能痊愈，兄弟二人各自剜去一只眼睛来祈祷。母亲的眼睛因此复明。母亲去世后，兄弟二人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焘独自留下不走，住了十五年才去世。有慈乌飞来聚集，有水獭送鱼来祭奠。李氏对他们极力褒奖显扬。继李氏而称王的是陈氏，篡夺陈氏的是黎氏。朝廷派兵平定黎氏后，设置郡县治理当地，焘的曾孙时中首先被选拔任用为翰林典籍。永乐十五年春，时中拿出家谱，请我把它写下来。唉！交阯百姓被遥远的地域阻隔，五百多年不能沾受王者教化，到今天以后才得以看见中国礼义的盛大。时中又承蒙皇恩眷顾，进入禁中侍从之列；皇上不让他承担具体的官守事务，而优待他处在儒者汇集的场所。皇上的德泽能够施及远方，是多么深厚啊！交阯既然自行脱离中原而归于夷狄之地，那里的政治得失、贤士大夫以及忠臣孝子的行为，都不再大体见载于正史。我曾经为此惋惜，借着时中的请求，特意记述他的先世功业，又对他曾祖、父辈的孝行反复致意，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是远方之人而能够这样吗？是因为时中能够在当世得到机遇，使这些事得以托付在中国贤士大夫的文字之间，从此不会再湮没无闻。将来夏氏后人读到我的文章，难道不会因此感动吗？《杨先生寿七十诗序》泰和杨仲基先生，是今翰林学士杨君士奇的堂兄。先生曾到京师，与他的弟弟学士君相互慰劳，情意十分融洽。各位见到他的贤士大夫，也都欣然喜悦。他离开时，大家作诗送到都门之外。如今他已有数年没有再来京师了，苍颜白发，遥远得仿佛不可再见。学士君每每思念他，各位贤士也感慨地想见他的情状。听说他今年刚满七十岁，大家便一起作诗为他祝寿。大家爱戴先生，希望他长寿，又用诗来表达，这些全都是最真挚的感情。我与先生尤其亲近厚重，不能没有几句话，于是写下这些话。学士君为这些诗作序。按礼制，凡年满七十岁称为老。人活到这个年纪，精力已经疲惫，筋骨也已倦怠，不能勉强从事事务。因此在官位上就交还政事给君上，在家中就把家事传给子孙。如今做官疲倦而归乡的人，有的还未能有闲暇。把事情传给家中，若子孙贤能，便可以任意安逸地享受晚年。像先生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得到呢？先生刚毅方正，坚持操守坚定不移，从年轻到老年始终不变。无论贫富贵贱，都不因处境而改变自己的操守。乡里的子弟仰慕而敬畏他，不敢放纵自己。三王奉养老人，都要先按年龄选取。大概是因为老人众多，不可能全都供养，因而逐户查考年龄，以求得那些可以供养的人。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在按年龄选取的典制之中吗？至于供养与否，已经没有闲暇去谈论。如今学士君掌管诏令，职任都很尊崇。古人所谓三命之臣，族人不敢与他论齿序，只有年满七十岁的人，才不敢排在他之前。如今先生年满七十，又有像学士君这样贤能的弟弟，兄弟相处周旋而不敢排在先生之前。这种快乐，又哪里是常人所能比得上的呢？这些都足以向先生祝贺，只是令人惋惜的是，我离先生很远，不能举杯斟满酒来为先生祝寿。因此为这些诗作序。

译《竹间堂诗后序》庐陵张君思忠在郡城东面种竹建堂，把堂中的居所命名为“竹间”。这里距离城邑不过几步，但幽静清爽、竹木森然、环境寂静，仿佛长山大谷与烟霞相接，开阔得好像没有尽头。堂外可见江水向东流去，江中隆然突起的地方，就是白鹭洲。白鹭洲之外，天玉、华盖、青原、螺浦诸山，苍翠秀美、草木繁茂，都是一郡最美的景色，在四方闻名；从竹间堂看去，更觉得格外优胜。堂中没有多余的物品，只有古书和名画罢了。我曾与客人经过这里，有时举杯饮酒，有时拿琴弹奏；有时徘徊倚立，听风声、泉声和各种自然声响，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可是张君在接待应酬之间，更加勤勉，顾不上自己，而看他的子弟也都肃然敬谨，没有懈怠。宾客有时看到这种情形，都相互对视而惊讶；有的人原本喝得酣畅，举止放纵而超越礼度，也都自行收敛，不敢放肆。唉！这座堂的优胜，难道仅仅在于山川竹树吗？古代喜爱竹子的人，以晋人为最多；而纵情放荡、超出礼法约束的人，也以晋人为最多。君子对此有所不取。把竹子用来比拟学问德业，只有卫武公《淇澳》诗所写的情形能够做到，所以孔夫子记录下来，用以垂教万世。张君确实从这里有所领会吗？看他接待他人的时候，可以发现他把自己的德行比拟于竹子，确实有所表现。因此又知道当时那些吟咏此堂的人，未必没有取法《淇澳》诗遗意的地方。这些诗应当保存并记载下来，等待后人观看辨析。《张氏东皋十景诗序》庐陵城东北螺川、鹭渚之间，山川秀美，是全郡最优胜的地方。一时的文人墨客以及游兴疲倦的游客，经过那里，往往流连终日，不能离去。何况从前贤人豪杰的声望、风节和气概流传不尽，他们遗留下的踪迹旧事中值得感叹的，还有很多保存至今。至于仙翁、僧人的居所，与龙蛇所居的水府，也杂然分布其中。豫章楩楠等树木，名花异草交相掩映、丛生繁茂，也足以寄托傲情，享受闲暇。然而游览之士，有的怀抱忧愁和离思，有的肩负天子的文书，即使经过这里，也没有闲暇享受登临观览的乐趣。唯独张君思恒长久居住在那里，专享其胜景。他生逢盛世，即使闲居独处，也怀有超然拔俗的志趣。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和闲暇的日子里，他与宾客故友一起飞翔游览，难道只是为了宣泄逸兴、舒畅和气吗？那些地方的奇特胜景隐秘而未被彰显的，将由此显现出来。因此思恒既把景色绘成图，又分为十景，与善于作诗的人共同歌咏。又大书“东皋舒啸”四字，悬挂在他所居的楼中。楼很高，登楼眺望十景，同时阅读这些诗，实在非常壮观。唉！天地之间的奇景胜境最终湮没而无人知遇，像思恒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惋惜吗？我上京师时，经过思恒那里，想访问十景却没有闲暇。将要告别，便为他的诗作了这篇序。《东昌志后序》东昌方圆不过十里，却有人为它编写地方志。虽然这是出于一时的好事，但前代正直人物留下的遗迹，如苏内翰、黄大史、周益公、欧阳秘书等人的高尚风节和伟大操守没有泯灭，有的还会因此显现出来，难道只是徒劳吗？经过那里的人能够得到这部志书来阅读，有时可以想见那些人物，产生思慕之情；对于教化的补益，难道是小事吗？世上的名邦大郡，有的即使处在海角边远之地，豪杰的功业没有被记载收录，也都泯灭无闻，实在令人惋惜。东昌虽然小而偏僻狭窄，既然在记录中有这样的内容，又怎么可以轻视它呢？搜集编纂此志的乡里人曾君未完成便去世了，继而编写的是他的儿子子鲁。子鲁博雅多学，得到了家学传承。周益公有读书台，临近他的居所，世代保护使其不毁坏的，是曾氏家族；如今又编写这部书来使它流传不朽，这些都值得喜悦，所以为它作后序。《庐陵胡氏族谱序》胡氏的先祖，是有虞氏阏父，曾任周武王的陶正。周武王封他的儿子妫满于陈，胡公娶大姬为妻，于是命令他以胡为氏。经历秦汉，到吴国时有名质的人，历任官职，做到护国将军、荆州刺史。蜀建兴年间，他居住在江夏，迁到丹阳，不久又迁到袁州宜春。又过七代，有个叫盛的人，宋干德年间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身份，被授为殿中侍御史，由宜春迁居庐陵芗城。芗城有胡氏，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建炎末年，有个名百顺、任邵武县事的人，是殿中君的几代孙。适逢当时境内有盗寇，于是另居郡城北面。百顺是忠简公的侄子。又过三代，有个叫耕乐的人，品行笃厚。他的母亲张夫人二十岁便守寡，守节到老。欧阳巽斋曾为她撰写墓铭。从芗城迁来这里，已经将近二百年了。当家族兴盛时，一门之中显达的人很多，声名显赫。秦桧权势炽盛之时，上下都屏住气息，而忠简公上书请求斩秦桧之首，天下听闻此事，无不凛然。后来又有刚简公死节，于是我们郡的忠贞节义便光照万世。时间久了，即使闺门中成长的妇女，也仍然知道以贞洁诚信自守；而才华卓异、名闻当世的人，也比比皆是。根基大的树木，枝梢一定茂盛。所谓合抱的大树，不会生长在只有一步高的土丘上；拥有千金的子弟，也不会出自三家小市。我由此相信这些话确实如此。绍武是耕乐的五世孙，恭敬谨慎、喜好学习，懂得重视根本；他因为亲近族亲而来到京师，拿家谱请我作序。我考察阅览了他们世代传承和迁徙的详细情况，又得到他们先世留下的文章，读过之后，相信这份家谱没有错误；而且这个旧家族的文献足以作为凭证，所以替他写下这些话。

译《寿陈赞善母七十诗序》古代著名的贤人和才士，品行成就、德性修养，往往可以从他们母亲的贤德中看出来，传记中记载得很多。然而等到他们的母亲年老，亲眼看到儿子得到君主知遇，安闲地行走在忠孝之间，并以此作为奉养母亲的志愿，爵禄也随之而来，公义得到彰显，私情得到满足，那么母亲长寿、福分兴盛、安乐富足、尊贵荣耀的快乐，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如今右春坊赞善陈君伯载，他的弟弟叔远不久前以吏部侍郎身份代理征南行军司马，王师所到之处，交阯已经平定；于是凭借铨选衡量官员的重任，便宜行事，镇守安定边疆，已经八年了。他的功劳十分伟大，而赞善君学问尤其宏博，博闻强记；起初从平民出身，被荐入秘阁，主持编纂《永乐大典》。天下士人中参加编馆的常有二千多人，都推重赞善君有才能；最终他被授为赞善，与太子少师姚公共同监修成书，其中赞善君的勤劳最多。赞善君兄弟已经在朝廷显贵，更加恭谨畏慎、忠诚尽职，他们的作为足以使当时人信服，因此他们的太夫人十分高兴，乘板舆来到京师。京师的人都为两位君子感到荣耀。陈君家在常州武进，太夫人回乡时，当地人又都认为这是武进的荣耀。太夫人已经七十岁，身体康健强壮而没有衰退。永乐癸巳年冬十月，正好是她初生的日子；她的小儿子叔达尚未出仕、留在家中，便写信来告知他的兄长。于是秘阁和春坊的士人，凡是与赞善君相处过的，都作诗为太夫人祝寿，并把这些诗交给我，请我作序。爱戴一个人，希望他长寿，是古代的道理。何况是故交的母亲，如果没有时间登堂拜贺，便用称颂祈祷来表达，形成诗歌，这也是感情达到极点而不能自已的表现。《鲁诗》诗人歌颂鲁公，从他的妻子说到他的寿母，甚至以“三寿作朋”祝愿她，可见这种传统由来已久。这些诗的创作，难道没有得到《鲁诗》遗意的启发吗？宋代陈尧啓、蔡君谟兄弟，都在母亲在世时显达；当时士大夫为他们记述此事，直到今天仍特别认为这是美事。何况赞善君兄弟都贤能，太夫人福泽盛大，本来就足以使人欣喜而称颂呢？这些事情应当记录保存下来，传给永久。至于太平盛世之时，做臣子的人得以涵泳圣恩，使自己的孝亲之情得以实现，难道又不应借此略微表明他们拳拳的心意吗？《庐陵北溪刘氏族谱序》居住在庐陵北溪的刘氏，本是汉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从湖南丰陵迁来，旧谱记载至今已经将近三百年。宋元之际，这个家族最为兴盛；诸位长者都风流儒雅，在朝廷做官的虽然官职不高，却都有廉节；子弟也都学习熟习诗书。他们居所中的台榭池塘、花木栽植，盛丽一时，所以当时著名的游览之士，经过庐陵时往往到北溪而不愿离开。自从遭逢丧乱以来，房屋全部焚毁，诸位长者也几乎都沦没了。有个叫季弘的人，入赘到我们县篠溪郭氏家，久而不能归乡；他的儿子孟璜长大后，才立志回到故居，访求诸位伯叔，寻找先世文字，所得遗谱能够考知的只有几代，而他们宗谱失散已经很久了。孟璜对此感慨惋惜，不断寻求，于是把无法考知的部分空缺出来，只根据能够考知的内容加以修辑。从孟璜往上共九代，他的先世曾把儿辈列在父辈的位置上，如今都予以订正。孟璜来到京师，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请我作序。唉，孟璜可以说懂得修谱的方法了。谱牒是用来区别亲疏、辨明尊卑等级的；根本虽然常常相同，分支却不能混淆。统合宗族的心意，应当自然融洽而没有隔阂，但长幼大小的节次、上下尊卑的次序不可紊乱。不以自己的父亲为父亲，却把祖父作为父亲来祭祀，孔子早就批评过这种做法。刘氏先世虽然受到当时习俗影响而沿袭此事，但这种错误难道还算小吗？孟璜编修族谱，一举便把它订正了。他端正名分的意旨，严肃凛然；重视根本、尊敬亲人的道理，也在这里完全体现出来。若不是学问达到深厚境界、见识十分明澈，哪里能做到这样呢？这部族谱的优点，大概不用说明也可以知道了。因此为它作序。《送许鸣时诗序》中书舍人许君鸣鹤随从皇帝到北京，他的弟弟鸣时前来探望，过了一年才回去。中书舍人庞君振舒与他早有交情，已经作诗为他饯行，又请求我写文章作序。鸣时年纪正壮，资质美好，温和恭敬、孝顺友爱，正在勤奋学习写作文章，以求通过科举进取。他意气锐利，却从江以西跋涉数千里到达燕蓟，能够仰观天子两都的盛美，遇到山川胜景，登高作赋，这也够壮阔了！古人认为，不读书万卷、不行地万里，不能不从杜少陵的作品中去求得。难道是因为杜少陵学问丰富，广泛阅览经历，穷究人情物理变化的根由，能够使自己的志意奋发吗？他的文章精工，自然足以流传不朽。因此，安于小溪小涧的人，不足以同他谈论洞庭湖的广大；安于低矮土丘的人，不足以同他谈论泰山、华山的高峻。所见狭小的人，不足以同他谈论宏大之事。如今鸣时在外能够扩展见闻，在内能够充实智慧和思虑，那么他的所得将会浩大而使自己更加充实吗？还是心中仍有不足而感到欠缺呢？他的思想表现为文章时，将会充沛而有余吗？还是仍然有难以表达、尚未通达的地方呢？君子的学习不能自我懈怠；如果不断进步而不停息，那么他所达到的境界必定会深厚。我看鸣时怀有自觉不足的心情，他回去后将要闭门读书，以求达到古代学者的境界；那么他的将来哪里能够估量呢？我与鸣鹤交好，深深喜爱鸣时，所以说这些话来振奋激发他的志气。鸣时应当努力，将来学业有成、随计偕试来到京师时，我和鸣鹤都对他抱有希望。

译《送王典籍还南京序》金华王君文英在翰林任典籍九年，按照考核成绩和惯例应当加以升擢，恰逢当时圣上巡狩北京，王君因病没有成行。过了很久，我服完外艰丧服来到京师，王君的病也痊愈了，约定一同前往。王君当时虽然年老，却善于清谈，喜欢雅正的玩笑，心里以为旅途足以彼此取乐。等到我辞别青宫动身时，我忽然奉命出行；王君将先行，我心中不能不感到惆怅。不久我又得到允许追赶同行，可是王君已经先到北京了。到达后，我们相邻居住，早晚往来，共计三个月，于是都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这时我暗自高兴，以为先前未能实现的事，如今应当可以实现了。不久我又被留下而没能成行，王君再次独自出发，于是我感慨地说：“人生的聚散，难道也有定数吗？为什么彼此背离到这种地步呢？”由此可知，凡是人事中的得失和变故，往往突然发生，不能预先料定，都是如此。有人却凭借智虑的末枝，揣摩窥测、希望侥幸，想在茫茫不可知之中求得必然结果，那也是迷惑了。虽然我没能与王君同行，但王君此行能够观览山川胜景，在风涛云霞浩渺出没之间，都可以把所见写入诗歌；并且他在年老之时还能再次优游于清禁之中，沐浴圣上无穷的恩泽，他的快乐又哪里说得尽呢？只是我与王君交情深厚，在来往聚散之间不能没有遗憾，所以他出行时，交游之人都赠诗给他，我便为这些诗作序。《雅南集序》诗歌用来表达人的性情，而能够得到性情正道的作品一向很少。《诗经》三百篇中风诗、雅诗的盛况，足以看出王道恩泽。到了后来发生变化，王道恩泽衰微了。然而其中忧悲欢娱、哀怨之情的抒发，在歌咏之间尤其能够使人心灵震荡、感动奋发，难道不是因为这种恩泽深入人心，历久而仍未泯灭吗？自汉魏以来，诗体多次变化，音节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到了唐代，作者更加兴盛，但都是对这种古意有所领会之后，才能在诗歌上造诣深厚。三山陈思孝，拿他的先父江山县令仲进所作《雅南集》一编，请我写几句话。诗中温厚和平的声调，赞美和讽刺之间的抑扬、感慨，反复曲折，但都没有超过节度。读来有可爱的地方，仲进之所以能做到这样，确实是领会了古代作者的旨趣吧？然而仲进曾任宜阳、韩城二县县丞，最后在江山任职终老，很有善政。那么他的可称道之处，又不只在诗歌。他施行政务的范围有限，却唯独在诗歌上造诣深厚。思孝曾任罗田、浮梁二县县丞，能够继承家业；又因擅长籀篆而进入翰林，并因此与我交往，所以我为此集作序。《林氏族谱序》林氏的先祖，出自殷王子比干的后代。比干进谏而死，他的夫人当时怀孕，因害怕而逃到长林石室之间。不久生下儿子，等到武王攻克殷后，寻找比干的后代，找到了他所生的儿子，便封赏他；因为他出生在树林中的石头上，于是赐姓林，取名坚，这是林氏得姓的开始。历经汉代，到汉太子太傅林尊时，林尊因以《尚书》在石渠阁讲论，开始居住在济南。晋永嘉之乱，黄门侍郎林颖跟随中宗南渡。林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懋，任下邳太守，居住在下邳的林氏都是懋的后代；一个叫禄，曾任散骑中常侍、合浦郡太守，后来改任晋安，于是就在当地安家。到了唐代，居住在晋安的林氏尤其兴盛。高士廉等奉诏订定天下氏族，共列九十八家，林氏在晋安首列，所谓“林黄陈郑”就是指此。后来族人更加繁多，散居在邻近各郡，许多林氏大概都是禄的后代。禄的第十五代孙是饶州太守林宠，宠的儿子是披，披有九个儿子，同时任州刺史的有八人。其中有端州刺史苇，开始居住在莆田前埭；所谓前埭林家，就是苇的后代。苇的第八代孙是蕡，蕡有三个儿子，分别叫矩、伯林、国华。如今这部族谱从蕡以上，已经总绘一图，用来统摄世代次序；从矩、伯林、国华三人以下，因为人口增多，又另绘三图。至于先世出仕或退隐、显达或隐默、言语行为、生卒年月的大概情况，则按世代详细记载在图后，源流始末最为清楚。这部族谱因袭唐代旧谱而增补续写，没有改易什么；所以与欧阳氏、苏氏两家的族谱在编排、分合上的做法相比，自有不同的义例。国华的几代孙崇璧，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请我作序。崇璧于永乐丙戌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任修撰，不久选为侍讲；正凭文章在当时显名，却不屑于汲汲追求声名利禄，对于敦睦宗族、重视根本、孝敬兄长、友爱亲人，始终自然真挚而没有穷尽。世人只知道仰慕他的文章，却没有完全了解他的品行。然而他的伯叔兄弟中，成为当世名臣的很多，也不只是崇璧一人；只是我对崇璧了解最深。崇璧既然与我一同奉命来到北京，早晚往来相处，我因而看到了他的族谱；想到他的先世显赫、功业光明，又有像崇璧这样的人，都能够继承家业，于是摘取其中的世代次序和源流来为它作序。

译《赠医士汤孟祖序》古代君王的医师隶属于天官，年终考核他们的高下和贤能与否；他们的职责并不轻，要求成效也不是随便的。上古以来，做官多有世袭俸禄，可以传给子孙，所以学习讲习有根底，志向思虑专一精深。人的身体受到情欲、劳逸的影响，遭遇雨晴、暑寒的变化，内外受到冲犯，病变无穷；但世代有良医，能够为人治疗，仿佛从袋中取物，伸手就能得到。因此即使病重而危险，人们也能够顺从正理来接受治疗，是因为医师扶持救护、保养生命的方法能够使他们这样。自从世道衰落、医道败坏以来，事情不能达到古代水平的，哪里只是医术一事？人们不能保全生命、顺遂天性的，也有很多，实在可悲。听说丰城汤孟祖氏因为擅长医术，被选任为大医院医士。他的先祖浩溪先生、父亲橘泉居士，都读书明理，并以医术闻名，所以他的医术学说有所传授承继，取得人们信任也不是一天了。他来到北京时，御史张君思寿偶然患病，换了几位医生都没有治好；御史吴君叔润与孟祖同乡，便把孟祖的名声告诉张君。张君请孟祖治疗，疾病便痊愈了。张君于是请吴君代为求我写文章致谢，我本来就对世上的医者很有感触。医书数量浩繁，其中隐微难言、深奥难尽的地方，即使长期耳濡目染，终其一生也有不是用言语能够完全表达的，何况那些没有师承授受的学说，只凭剽窃和浅薄的见解来夸耀欺诈、眩惑他人，从中窥伺求利，这样一来，人的疾病哪里还不危险而濒临死亡呢？我因为多病，想见古代的医师却不可得；如今听说有像孟祖这样的人，可以无愧于古代医师。孟祖既然得以列名大医院，或许将来有人能够考核他的高下和贤能与否，那么我的话也可以得到验证了。《李氏兄弟倡和诗序》安成李时杰先生把他的弟弟时勉所作的两首诗给我看。时勉已经和作了兄长的诗，同时交游之士中在翰林任职的人又相继唱和，积成一卷，托付给我作序。我与先生同郡，知道先生孝顺友爱，在家族和乡里都很有声誉；时勉又因为很早失去父亲，对待兄长尤其恭敬亲爱。后来时勉考中科举来到京师，与二十八人同时被选入秘阁读书，学习写作古文辞，受到的恩遇十分优厚，声名大为显著；于是人们都知道先生有一个贤能的弟弟。永乐七年秋，时勉承受皇恩被召赴北京，出发后写信报告先生。先生回信，虽然非常高兴弟弟得到宠遇、荣耀显达，但因为弟弟离去遥远，内心也不能没有忧伤，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他问候消息十分勤密，不仅担忧弟弟独居远处、寄寓异乡的情形，甚至连寒暑风霜的变化、人情交际的细节，也都替他预先料想、过分担心。后来又作歌诗来表达自己的思念、慨叹和感伤，真挚的感情和天性中的亲爱缠绵往复；读这些诗，即使相隔万里，也能自然看见他肺腑中没有说尽的情怀，感到他忧思深切而无穷。这正是因为爱得深，所以表现在言语中的感情不能浅薄。而那些同时唱和的人，又能够表达他们的情感志趣；讽诵这些诗，确实可以使人受到感发。自三代盛世以来，教化兴盛，然而像《诗经》中脊令之歌、埙篪之咏，以及彼此亲爱、相互友善的言语，情意恳切、反复叮咛，孔子都保存记录下来，用以垂训万世；何况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大道已经流散之后，世上还有像先生这样笃厚重视伦理情谊的人，他所作的诗又怎么可以废弃呢？可惜世上没有孔子这样的人，他的诗言便不足以因此得到特别的尊重。然而先生的志向并不向世俗求取什么，只是把自己的道理教给乡里；乡中子弟接受他的教诲，时间久了就没有不受感化的。将来从他的乡里走出的孝友之士，难道不会又听闻先生的风范而有所作为吗？《彭氏族谱序》彭氏的先祖居住在清江，自宋代宝谟阁学士彭龟年因被列为伪学党而贬为安福县丞起，他的孙子沂居住在安福葛洲，于是世代成为安福人。这部族谱从宝谟君以下开始编写；宝谟君以上的世系只记到清江，有些来不及深入考察。经历历代变故，恐怕其他族谱记载不实，若贸然混入，反而会失去真实，所以谨慎处理，不敢妄自续补。族谱的编排有一项特点，仿照欧阳氏小宗谱的体制，每五世另绘一图，图后又创作各世小传，记载其行事始终的大概情况。对于像宝谟君这样功德显著的人，史书既然已有传记，便抄录附在图后；有的当时已经有人为之撰写铭志，也按类别附录。大概这部谱始于他的十世孙敬宗的修集，如今由他的儿子敷询开始编成完整族谱。敷询来到北京，便通过他的朋友、翰林庶吉士李君时勉来拜访我，请我作序。我既喜爱敷询能够谨慎编修族谱，又认为他编排次序条理严密而有法，能够完成父亲的志愿，他的用心实在贤善。至于宝谟君曾在朱、张二位先生门下讲求道学，出仕朝廷，成为当世名臣，却在当时被指为伪学，按例遭到贬黜夺职，后世自有公论，这些不必再计较了。我只是敬仰先贤有贤能的后代，希望世上的求学者听到这件事后，能够坚定地信奉正道，不被压倒正论的邪说迷惑；而他们的子孙也应当知道有所勉励。因此为这部族谱作序。

译《赠周主事考满序》士人怀有才长，却苦于没有人知道。然而即使是高才豪杰之士，要认识到他的才华也并不容易。何况学问和政事，很难两方面都擅长。能够兼擅其长而因此声名显著的人，他的才华见识必定超出常人，智慧思虑卓绝，有很高而不可企及的地方。钱唐周宗武，起初以进士身份被选为翰林庶吉士，当时参与修纂《永乐大典》。天下有文学才能的人，怀抱技艺、贡献才能、奋发志向而专心办事的，大概都云集在秘书省。凡是博闻多识的人，以及与周宗武交情深厚的人，都称赞他的才干。等到他离开翰林任兵部主事，奉行职务往返于两京之间。两京之中自负才华、炫耀技艺的人，每天在各衙门来往不断。他在这些人中执笔作文，竭尽心志力量办理事务，也很不容易。然而凡是与他交往融洽的人，又都称赞他。像在翰林时一样，他在兵部也得到称许；既然他兼具学问和政事两方面的才能，并且都因此声名卓著，那么他的才华见识超出常人、智慧思虑卓绝，原本就不是容易达到的吧？唉！如今的士人对于学问之道，以及施惠于人的事业，寻求能够内在充实而又显达于外的人，一个也没有。难道所谓豪杰之士，本来就难以被人认识吗？还是怀有才能的人确实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呢？为什么所见到的这样少啊！周君在兵部任职，经过天官两次考核，都以称职闻名。于是他的朋友中书舍人某，以及几位与他交情深厚的人，趁他考核成绩之时，一起作诗赞美他，并请我作序。我不足以完全了解周君，但了解周君的人也不一定非要是我。名声是实际才能的表征，也是爵禄所归属的依据。何况像这样认识、称许他的人又如此众多呢？我为他写下这些话，等待他将来的成就；周君应当努力啊。《送邵御史序》如今各部门的职任中，担任御史尤其困难。既要称量事务、考察法令，暗中推测以查出奸邪悖逆；又要审察情势、思虑欺诈，不能只追究表面而不探究其意，不能只凭文书办事而使违法者逃脱。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一般儒者没有闲暇深入思考、推测细微之处的；要能由眼前推想到长远，略去表面迹象而推求真实情由，简化文书而以道德仁义之意来持守，又是文法吏所不能做到的。过去这两方面有时并用，也有时互相非议。然而担负风纪职责，在得失之间，二者的差别就显然不可掩饰了。我们的圣上深知这一点，开始下诏规定，任用御史必须从有文才、有儒学的人中选拔，凡出身刀笔吏的人一概罢免不用。从此，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更加知道自重，以名节相互勉励。兰溪邵以先，是进士中的贤者。他的尊父守拙先生，曾在椒峯山下读书，用来教导以先的，全都是笃实之道。以先考中进士后，又蒙圣恩，允许他回乡荣耀乡里，以成就自己的德业，因此学业更加精进。他做御史几十年，在议论、施政和举措之间，都依据自己的学问加以推行，所以他的作为有些是文法吏所不能相比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曾有长官缺额，众人都推举以先为能胜任的人。他又曾奉命到广东、河南、浙江、鳯阳巡按查事，所到之处必定宣扬皇上的教化，回来有所奏报时，他所说的话也一定得到实行。以先不仅是贤能的进士，也是贤能的御史。君子的学问，从格物直到修身，大的方面既然做到尽善，小的方面也从来没有违背。那些只会操弄文牍、琐琐屑屑地计较簿书稽核细节的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如果当今的士人都能像以先这样，那么谁还敢议论我们儒者不能任用呢？以先到北京接受考绩，御史某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以先还要更加努力，不要毁掉已经取得的成就才好。《一乐堂诗序》王三纲，是个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他的双亲既健康强壮、没有忧患，他的弟弟三已也正直守礼，知道学习和修行是三纲的快乐。于是他取《孟子》所说的“三乐”之语，认为自己已经拥有其中的一乐，便把他的堂取名为“一乐”。他来到京师，能作诗的人都为此歌咏。三纲请我写序。父子兄弟之间的欢乐，是人人深切希望得到的，但从上天那里能否得到，却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即使有幸得到，也未必知道其中的快乐。至于兄弟之间隔着墙壁互相争吵，这又是家庭中令人悲痛的事情。三纲家有许多良田，督促僮仆努力耕作，每年收粟千斛；果树蔬菜一畦连着一畦，松树竹林连成片；所畜养的牛羊充满山谷，还能泛舟河川、游泳洲渚。湖海般辽阔的心胸，即使到幽深险阻之处去探寻，也能傲然享受山川之乐。美味芬芳出自家中的厨房，不一定非要有水陆珍品；子弟宾客登堂拜贺，一同举杯祝寿。所以亲朋知己，有时放声歌唱、大笑傲游，尽情任性，完全忘却尘世外物。这些都可以称为快乐。但三纲的心意却不在这里，难道不是因为凡是人力所能到达、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都不是感情最深处的满足，只有上天独自赐予的东西，才是深切的安慰和至大的幸运吗？这样说来，他的快乐哪里说得尽呢！凡是人力所能达到、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我都不认为是快乐。由此推究他的用心，即使富贵声名，也不足以改变他的志向，贫贱也不能使他改变志向。这正是君子学习圣道所难以做到的地方，也是孟子所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所在。三纲知道以此来勉励自己，他的快乐又该是怎样的呢？三纲的尊父樵雪居士，我曾经见过他。他在京师豪饮狂吟，谈论诗歌从不停口，尤其喜爱收藏名画古书，游历江湖时就把它们装载在船中。看他的喜好，就可以知道他的胸襟气度了。我做官游历在外，离开家乡十五年，见到乡里故旧，真像在空谷中听到足音一样难得，何况还有像三纲这样贤能的子弟呢？所以高兴地为他写这篇序。诗共若干首。

译《寿菊诗序》世上本来就有不修养身体却长寿、不吃粮食却肥美的人。草木的生长，也有不扎根却能生长、不培植却能茂盛的。这些都是道理上无法追问究竟的事情。它们或许是聚集了阴阳的精气，吸取了天地最纯和的气息，因而显现出神奇之处，本来就和寻常同类不同吗？世人所说的神仙，不能确定究竟有没有；即使有，大概也不过如此罢了。但我心中始终不能没有疑问。今年秋天九月，修撰王行俭在秘阁从中书舍人许鸣鹤那里得到一枝菊花。秘阁中没有花盆，行俭不忍心把它丢弃，便随意用楮纸浸水使它保持湿润，把剪下的枝条放在座席之间。过了好几天，浸润它的水已经干了，它却没有枯败。后来皇上到郊外巡视，秘阁上锁，〔原文“锁阁者两句”疑有脱误〕。皇驾回来后，人们才进去查看，只见它仍然浓艳芬芳，像刚折下来时一样；而那些栽在土里的菊花反倒枯萎憔悴了。于是看见的人都惊骇诧异，认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这才相信，东西即使不扎根也能生长、不培植也能茂盛，正如不养生却长寿、不吃粮食却肥美，确实是有这种情况的。世人所说的仙人，也未必不存在，只是偶然还没有见到罢了。行俭于是给它取名为“寿菊”，并且相互作诗，请我写序。我听说南阳甘谷的人饮菊潭之水，能活到一百几十岁；又有康生曾经服食菊花而成仙离去。菊花能够使人长寿，世人过去就因此相信它。然而至于菊花自身能够长寿，像今天所见的这样，世人或许还未必知道。难道草木金石之所以能够辅助滋养人，也正是取其质地和性情坚固、长久不坏的缘故吗？这虽然是极微小的事物，其中的道理却值得辨析。又有人说：万物都有先于事情发生的征兆，可以预示吉祥。行俭的尊父琼州公年近八十，仍然健康强壮、没有忧患，容貌气色盛美。如今任期已满，将要来到京师，这正是预示琼州公长寿的征兆，无疑了。行俭听说后更加欢喜。看到父亲晚年仍然光荣，又长寿而不衰，怎么能不高兴呢？大概行俭是个孝顺、友爱、忠诚、守信的人，自己的感情感动了事物，事物也因此有所回应，难道是虚妄的吗？于是我为他写序，又在后面附上诗。奇异的花只自顾自地鲜艳，经过时日仍然灿烂如同刚剪下，难道不是它的本性如此吗？艳丽的色彩始终不改变。清冷的玉堂官署中，严寒冰冻之后，残余的花英久久更加芬芳，柔嫩的花茎仍然没有枯萎。料想它没有土壤肥力的滋润，哪里有雨露来浸濡？它保守冲和之气，吸取其中的和顺，自然使生机舒展开来。有如丹丘的仙人，不进食五谷，形体反而更加丰腴。北风凋残百花，旧日的种类一天比一天荒芜。想到你得到这件佳妙的玩赏，使我的形体和精神都舒畅。想到那长生的道理，难道不正与你相同吗？愿长久保持独特的操守，这份心意也将与你同在。《送陈正言防试序》我曾经查阅陈氏家传，其中记载陈氏进士题名，从宋、元直到今天，历经四百多年，共有六十多人。其中因功业和品行显著的人很多。比如潭州司理陈某，和他的弟弟国子监簿陈某，最终都考中进士，这位司理就是正言的七世祖。他后来历任官职，做到浙西参师；丞相文信公登第时，参师公恰好参与考选士人。所以丞相拥旌麾向南而行时，参师公正在家中退老，丞相便到他家拜访，并且替他改建居所；如今正言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当年的旧址。本朝盛时，正言的伯父硕望先生士瞻，在壬子年考中；叔父士启在甲申年考中进士，任礼部仪制郎中；如今正言又考中乡试，这是多么盛大啊！在乡邦中以科举成名的人，陈氏最为兴盛；而正言本宗兴盛到如此显著，那么凡是拿科举荣誉来向正言夸耀、铺陈美誉的人，都不值得一提了。士人遇到政治清明的时代，本来就将树立声名以显耀于当世，何况正言承继累代留下的事业，继承前人的家业，学问十分丰富，品行十分笃实，才干器识高大，声望又日益显著，那么，他用来继承家世、光大前代名人的事业，已经有了基础。难道他会把科举的荣誉当作美事而自我夸耀吗？把科举荣誉当作美事来自我夸耀，也不是正言的心意。我同陈氏有世代交谊，又曾和郎中君一同参与在秘阁修书，所以对于正言此行，有一些话要劝告他。有为正言作诗歌送行的人，于是我写下这篇序作为诗篇的开头。《送郭公绪赴陜西佥事序》公绪以进士身份被选任为陜西按察佥事。凡是与他交情深厚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说说公绪的事。我是老朋友的儿子，对他尤其厚爱，难道能在他离去时不说一句话吗？宪台用来监察百官，责任极其重大，不是平素明白道理、懂得大体的人，不能胜任。有人或许熟悉法令，能把轻重、出入等情况分析得极其细密；在统属使令之际，又能承顺敏捷，行动都符合上级意图，从常情看，确实有令人称快之处。然而圣上慎重选拔人才，本来不在这些方面，实在是因为明白道理、懂得大体，正是进士平素所学的。皇上的意思如此，不仅是看重宪台，对于进士的重视也已经到了极点。进士处在这种职位上，难道可以不振作精神、超拔而出，思考怎样来报答皇上的眷顾吗？学问明白道理，是为了应对事务。对道理的造诣如果不宏大而深厚，那么处理事务就不会精密而广博；像这样学问浅陋的人，难道不只是不能担任风纪之职，凡是天下的职任也都不能胜任吗？公绪气节高尚卓越，浑厚正直地处在公卿大夫之间，将来独自超出常人，也未可知。他的几位伯父、叔父中，担任风纪教化之责的，往往一门就有数人。所谓平素明白道理而懂得大体的人，除了公绪还能是谁呢？对于道理进行探究，必须宏大而深厚；处理事务，必须精密而广博。公绪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以报答皇上的眷顾。这样期望公绪，不只是我的心意如此，所有朋友的心意也都是如此。

译《赠段舍人赴都司教练序》自古以来，即使天下治理达到极盛，武备也不能有片刻松弛。军队不一定要多，但将领不能不精良。军队的作用在于将领，而将领能否胜任，在于平时是否有教导、训练是否有方法。当海内山岳安宁，尘埃不染，专心崇尚文德，不再留意武事时，士兵不知道编伍，将领不知道军队，有准备和没有准备也就没有区别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文武并用才是好的谋略，军粮兵员不是万不得已就不能废弃吗？这就是贾大傅所以叹息，而山巨源独自知道其不可废止的道理。如今圣明天子在位，凡太阳所照耀、皇帝所到达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将近三十年，百姓没有见过战争，但良将精兵却有增加而没有减少，训练军队、教导士卒每天讲习而不停，并制定为固定制度，使各地守御官员分别派遣子弟，按时到都卫听受教练，评定他们的高下并考核成绩，区别其能否以资鼓励，文事武备一并兴举，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今年夏天，吉州镇御千户段公的儿子段广将到江西都卫听受训练。我表弟杨相时是郡学的生员，和段广稍有交游，段广临行来拜访我，请我写序。我听说段侯威严而不苛刻，防守严密而处事公正；段广质朴强健，和气而不轻佻，孝顺友爱而谦逊。因此，士大夫和江右的良将，一定都把段侯视为最优秀的；谈到各位将帅的子弟，也一定把段广称为贤者。江右是一个大的都卫防区。段广前去，可以拜见大藩的守将，结交各府的俊杰，访求江山的胜景，并且讨论过去成败的原因，进一步增长见闻，补足自己所未及之处。这样一来，不仅军中的豪杰会更加看重他、与他相互称许，也将使军帐中的元老改变脸色而称赞他。希望他努力修养忠义，想着将来在燕然山策立功勋，在麟阁下绘图留名，不辱没父亲勤劳报国的事业，不辜负皇上优待世袭武臣的美意。至于坐作进退、击刺攻防的训练方法，大概只是余事罢了。《秋江送别图序》我的朋友刘添元从二十岁起游历燕赵，纵览都邑的宏伟壮丽。到了壮年，他向东游历洛阳，向北越过河西，进入潼关，越过太行和盘谷，遍览山川的胜景、人物的盛况、风土的不同宜适、习俗的美好与丑陋，乃至草木、鸟兽、昆虫、鱼鳖以及各种珍宝玩物和奇异之物，还有平日从未见过听过的事情。他曾经夜里剪烛相对而坐，谈个不停。我虽然没有来得及游历四方，但因听添元讲述，恍惚如同亲自经历过一样。前年他进入长沙，去年游历京师，今年秋天又将前往长沙。他的同乡萧仕信为他绘制《秋江送别图》，请我写序。我看见漳江江水清冷，向下可以看见沙石，渔歌从江心传来，大雁飞过几行。在这种时候，心中能够不感到悲伤的人大概很少。然而添元正兴致盎然地驾着小船，挽起衣袖迎着江风，船帆像奔跑的马一样，他满心欢喜，哪里曾想到离别呢？大概是因为他平日往来熟悉，胸襟开阔，情怀洒脱，把四海当作乡里，把船桨当作房屋，即使相隔千里也如同庭院一般。假如添元拘束地待在一个城邑、一处山谷之中，本来就有不能忍受这种束缚的地方，又怎么能够像这样呢？古人曾因没有读完万卷书、没有行走千里之地而感到遗憾。像添元这样的见闻和志趣，难道只是走过千里之地而已吗？庆守郭先生，是汉阳乡中先辈中的名人，添元曾去拜见他。郭先生告诉他说：“从前张翰住在江东，见秋风吹起，便有思念故乡、想要归去的感叹。如今我在秋江之上，却产生远游的快乐，所遇到的情形或许不同，人情却是相同的。先生认为怎么样呢？” 《赠曾子敏序》洪武二十六年，皇帝命使臣巡按吉、赣、袁、临等郡。这年秋天九月，使臣从赣州回来，便到公馆集合诸生，以学业考试他们。参加考试的二十人全部中式。使臣非常高兴地说：“江右是士人的渊薮，从吉州的西江来看，确实如此。”于是命诸生推举学业和品行都美、可以担任教导职务的人各一名。潜和县学同学萧善本因舆论一致，首先推举乡里的曾子敏来推荐。子敏推辞而不能获准，于是接受聘任，前往赣州石城。今年夏天六月，他到京师参加翰林院考试，取得优等，于是回乡。他从京师回家途中，国子监生刘子敏恰好因省亲来到家乡，众人相继作诗赠送给他，仍然请我写序。我想，吉州、赣州是相邻的郡，距离并不十分遥远，百姓的习俗相同，士大夫的出处进退相同，衣冠语言、威仪举止也相同。只是科举和文学方面，吉州比赣州优胜。然而其中以功名事业见长的人，赣州和吉州又并驾齐驱。文艺是末节，而赣州每每屈居吉州之下，为什么呢？不是他们的才干不足，也不是他们的资质不相当；有贤能的父兄、贤能的子弟，或许只是没有良师益友的缘故。子敏，你去吧！上天所生的人才本来不完全相同，但也有人能够根据各人的才质加以教育，教育的道理并没有两样。教育真正到位，不同的人就可以趋于相同。吉州和赣州的士人，彼此有什么距离呢？孔子说：“风吹过草上，草必定倒伏。”何况子敏资质美好而品行坚定，志向锐利而学习勤奋，是忠节之家的后裔，也是诗书科第世家的子弟；他本来就具备受教成才的条件。希望他以真诚不断积累，压制浮躁、消除邪念，涵养内心的中和之气，这样心智通达、明白道理，不必向外寻求，文章自然会有可观之处。将来可以看见如董生帷中、马融帐下那样昂然自得、卓然有成的士人，与玉虹翠浪一同增加声誉、腾达声价，没有穷尽。请拭目以待吧。

译《赠刘氏二生序》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商颂》说：“邦畿千里，是百姓居止的地方。”自古以来创建基业、安定国家的君主，想办法安顿百姓，必定先巩固根本。像汉高祖、汉文帝把齐、楚的豪杰迁到京师，就是这样。汉高祖、汉文帝难道是在沿袭秦朝的旧路吗？他们是为天下长久安定作打算，本来就应当这样。如今圣天子早起晚食，日夜操劳，没有闲暇安处，只把安定天下百姓作为考虑的事情。于是洪武二十四年，下诏允许富裕百姓迁居京师，让他们自己经营生业，希望京师充实而天下安定。圣天子难道有闲暇去寻求汉高祖、汉文帝的旧制度吗？只是事情本来应当如此，恰好与他们相符罢了。诏令下达后，我乡的刘添详列在富民之中，将要让他的儿子允仕和侄子允诚代替他前往。两个年轻人曾跟随我的舅氏交游，资质都端正美好，来向我辞别，于是我告诉他们说：“帝王的都城，是美好繁盛的地方。有宫阙城池的壮丽，宗庙社稷和百官制度的完备，府库甲兵的丰盛，以及四方进贡的奇货珍宝，没有不向这里汇聚的。这就是苏子由年轻时想寻求天下奇闻壮观，到了京师之后才知道天下的宏伟壮丽；京师又是天下首善之地、万国所效法的表率，制度制作要向天下显示，必定由内而传达到外；教化逐渐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到四方，必定先从近处推及远方。这就是彭汝砺曾经论说四方人的语言、态度、长短、巧拙，都必定要问京师有何不同，并把不如京师的视为鄙陋。两个年轻人居住在天下首善之地，又能够成为首善之人，使自己的见识伟大、胸襟宽广，不也是一件痛快的事吗？苏子由的文章在当时称雄，彭汝砺也是宋代熙宁年间的贤御史。善于观察京师的，没有比苏子由更好的；善于论说京师的，没有比彭汝砺更好的。你们两人去京师看看，今后评论京师就不必烦劳别人了。我的伯舅在京师任御史，尤其喜爱古文，对于苏、彭二公的见解，他一定有所取法。希望你们还要恭敬地把京师的见闻告诉我。《辽东许某赠别序》太史公曾经说：“三代都做将领，道家认为这是忌讳。”难道真是这样吗？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孙贤能呢？但有些事情却不能一定得到。祖先的盛大声名足以盖过一世，盛大德行足以流传百代，可是不旋踵之间，他的儿子或孙子却拿着瓢在沟中讨饭。这并不一定因为连续三代做将领，也不一定是被道家所忌。唐代魏郑公难道是将领吗？况且像魏郑公那样操心处事、修养自身的人，大概可以免除这种情形。死后没有多久，别人便进入他的住宅。因此君子常常把这些事交付给无可奈何的命运，听凭上天安排。可是每当看见别人有贤能的子孙，也自然不能不击节赞叹。辽东卫许某的祖父许某，在前元时已经做了万户，后来跟随皇上渡江立功，赐给金虎符，仍授万户。到今年九十岁还健康无恙。他的父亲许某跟随大将军攻打福建，被授为千户，也善于善待士卒。他的叔伯父辈中因军功显达的，尤其不少于十多人。如今许某从容安闲，谈吐详雅，很有燕赵人的风度，却没有北方人的刚强暴烈，确实是良家子弟。确实是万户公有贤良的孙子，而许某有贤能的儿子。祖父、父亲、子孙三代相继处在将门之中，这是可以期待却是古今人不能必然得到的事情，而许氏得到了，难道不值得深深羡慕吗？今年春天，他因征兵来到泰和，将要回去，希望求得一句话来壮行远道。于是善于作赋的人就以泰和八景分题作诗相赠，并请我写序置于诗篇之前。唉！有像遂这样的儿子，就不必担心冯唐年老而不得志；有像陵这样的孙子，又何必忧虑李广始终不能封侯？不过，陵的奇异才能固然值得取法，但他的晚年操守却还不能肯定。还应当积累义理来涵养志气，端正志向来砥砺品行；讲习武艺之外，又要读书以博通古今。这样将来就能看见他运筹谋划、献上策略，斩将夺旗，在万里之外建立功勋、封侯爵位，使前人的功业更加光耀。还要努力，这就是序。《泊庵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六 明代梁潜撰写 序 《送邹太府诗序》中书舍人邹尚友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蜀地资县令。他的朋友翰林侍讲杨士奇，以及左春坊中允尹昌隆，都作诗为他饯行。因为我曾经在蜀地任职，对蜀地的情况应当有所了解，所以请我写序。尚友大概温厚、诚实、恭敬，谨守自身，约束行为，在别人面前没有丝毫失意，也没有丝毫因与人交往而感到不快。他即位以来，皇上继承大统，使万邦受到嘉靖，大封功臣，考察旧章，制定制度。只有几位掌管文辞的臣子，尚友能够尽力宣扬推行，更加勤勉而不懈怠。尚友在中书任职很久，熟悉旧有掌故；别人不知道的，或知道而不完全的，尚友一开口说明，往往都有依据，并非随意而言。治理百里之地的县令，能够得到尚友来担任，确实没有什么困难。然而治理百姓并为他们设置防范禁令，如果平素不知道朝廷事务的先后缓急，就不容易做到。像尚友这样，对于国家的深谋远虑，他都已经熟知了。资县又是小地方，民俗朴实厚重，一道命令下达，百姓立刻一致服从；一纸文书传召，很快就会到来。尚友即使安坐而治理，也已经足够了；至于禁令防范、施政的先后缓急，又有什么困难呢？至于登临山川的壮丽之处，以宏阔放达的胸怀尽情抒发情感，把自己的言论寄托在文章书札之中，那是尚友在政务之外所能得到的东西，我就不能知道了。然而朝中的士人没有不盼望尚友回来的，那么我知道他不可能在这个任上长久了。

译《送丁行人出使占城序》皇帝即位继承大统，已经将近两年，功业教化宏大广远，最和谐的气息熏染流布，祥瑞接连而来。驺虞、神龟、嘉禾、野蚕进献到宫阙之下的，无法全部记录。国内治理已经兴盛，外部教化更加显著。于是瓜哇、日本、琉球、三佛齐、西洋、▯里等国，都听到风声而屏息臣服，文犀、白象、玳瑁、珠玑之类，进献朝廷从没有空缺的日子。后来皇帝说：“凡是天地覆盖承载以内的地方，都是我的赤子。你们前去安抚他们的君长，使他们的百姓安定。”几位大臣恭敬地接受使命。于是选拔朝廷中贤能而有才干的人，依次等待任命。只有占城远在海外万里，于是命行人丁蕙前往。丁蕙叩头接受命令，在宫阙前辞行，不等待选择吉日，立即上路。他穿着绣衣，手持使节，策马出了都城门外。亲友故旧和观看的人，都纷纷避让道路，唯恐阻挡天子的使者，也真是壮观啊！从前汉朝初年，娄敬、陆贾都曾奉天子之命出使外国；但那时汉高帝刚刚平定秦朝，天下新近安定，匈奴和外夷都强盛得不能用文法制服，高帝只能采取羁縻而已，从未像今天这样威严地面向南方，使他们奔走劳顿地臣服。而娄敬、陆贾在那时只能凭口舌折服他们，也已经很困难了。丁蕙此次出行，占城君长正要率领臣子在郊外拜迎，而各部属官和首领惊惧骇愕，望着使者车马扬起的尘土疾奔而来。在炎热海边，楼橹所到之处，真像天神从天而降。他们与娄敬、陆贾所处的情形相比，差别实在太大了。我忝居史官之职，正看见国家隆盛太平的盛况，又私下感叹丁蕙正逢这样的时代，于是写下这篇序赠给他。《徐伯贞字序》国子祭酒鄱阳徐先生的长子徐恒，年龄已经到了加冠的时候。徐先生依据礼制为他举行冠礼，冠礼结束后，又给他取字“伯贞”。先生因为我曾经和他同在官署任职，便请我写序来勉励徐恒的志向，使他能够在道义上有所进步。唉，徐先生对儿子的爱真是深厚啊！徐恒这个名字的意义，在于长久地守持正道。所以《恒卦》的卦辞说：“利于守正，利于有所前往。”贞，就是正。长久坚持却不合乎正道，就不是正道；如果不是正道却固执守持，坚硬而不知道改变迁移，以求合于正道，那么不归入淫邪偏僻的小人之流的，就很少了。圣人的道，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关键就在于正。从洒扫应对，一直到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舍弃这些而另寻其他，就是老子、佛教的虚妄，管仲、商鞅的诈术，张仪、苏秦的纵横之术。舍弃正道而进入别的道路，离开正道而趋向不正，这些都被圣人所排斥。先生的心意就在这里，所以用“贞”来给儿子命名并取字，他爱护儿子的心意实在深厚。传记说：“爱护子女，就应当用正直的道理教导他们，不使他们走入邪道。” 这说的不就是徐先生吗？唉！古人从胎教到成年，用来使人习染而受到教化的，没有一样不是有方法的。所以人一出生，便逐渐归于做正直端方的人。后世做父兄的，不懂得应当怎样教育子弟，像决堤冲毁堤防一样，却希望他们免于洪水泛滥横流，也很难做到。徐恒，你要努力啊。《送陈大尹序》泰和陈善方，年轻时考取科举功名，侍奉太祖高皇帝，任户部主事。后来罢官离去，又起用为海宁令，不久因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授任江陵令。有人说：“江陵是事务繁重的郡县，善方性情简约平易，以这种性情处在繁剧之地，我私下替善方担心。”善方将要出发，有人把这番话告诉了我。我与善方是朋友，平素知道善方多才多艺，喜欢写行书，又精于绘画。兴致来时，拿一张纸画山水云烟，都有深远的意味；弹琴作诗，直到夜里也不知疲倦。他又喜欢任侠，纵马奔驰，攀走堤岸，在陡峭的山坡上弯弓射中目标，把这些当作笑乐。人人都喜欢善方的才能。善方自己也因这些事情感到快意，难道是因为豪迈的气概受到压抑而没有施展，便在这些方面发泄出来吗？还是感情在内心滋长，不能自我抑制，所谓以玩物来调适性情，正是这样吗？这就是我替他担心的地方。可是人们本来都说善方简约平易。那么，善方暂且在外表上收敛自己，而在内心保持专一，难道不可以吗？从前刘昆治理地方有奇异的政绩，号称长者，史官说他处理政务简约平易。我不知道刘昆所说的简易，确实和今天人们说善方的简易相同吗？不过善方处理政务敏捷，博通古今，知道怎样爱护百姓，我担心他的地方，恐怕还不足以成为善方的缺点。我写下这封信告诉他。《五峯堂诗序》临川程伯成读书而喜爱礼法，在乡里受到尊重，于是凭借家资充足被选拔，历任天官所属职务；因他家在五峯山下，便把他的堂命名为“五峯”。士大夫为此歌咏，积成一卷，于是请我写文章作序。伯成是临川的名门大族。他的高祖楚国文宪公钜夫，凭借雄才和盛大声望，受到元太祖高皇帝知遇，当时许多公卿士大夫都出自他的门下；伯成的尊父又曾在临川主管征收事务，世代的衣冠恩泽也很盛大。伯成没有做官时，悠闲地住在山峯下，穿草鞋、披粗衣，仰望青云并招引五老峰；他当时高雅旷达的情趣，难道不与五峯山一样高远吗？各位公卿所作的歌咏称美之辞，则又多是在伯成任天官时写的。往来于天官之间的，是天下的士人；让天下士人为自己歌咏，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伯成却得到了。这样一来，五峯的胜景和伯成的情趣就更加相互映衬、共同高远了。而文宪公流传下来的恩泽，难道会有止尽吗？然而君子立身行事，必须亲自努力取得成就，然后才可以不朽；那么五峯的胜景真正有所凭借的，固然在伯成，而不在山峯本身。《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养他们的德行。”伯成应当以此自勉。

译《送王纪善诗序》大明统一万邦，疆域广阔，是古来从未有过的。于是考察古制，隆重建立藩屏，使亲近的宗室辅卫王室。王府属官的选任尤其谨慎，因为宗庙社稷藩屏的形势，暗中关系着王国的重大事务；而王的仁厚、明达、忠诚、孝顺、文治、武功和慈爱，又取决于王府属官能否尽心尽力。然而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必须廉洁威严以自重，而且平素有声誉名望，才能推行自己的职责。由此可知这种职任的重大。我来到京师后，有幸结交鲁府纪善王可贞先生。先生求学切实，通晓古今的深奥之处，明达万物事理的适宜；性情恬淡安静、文雅从容，从来没有丝毫仰慕外物的心。他在家中的行为、对下属的教导、对朋友的诚信，也从未有一天放纵。因此，无论乡党故旧还是相识不相识的人，都知道敬重仰慕他。鲁王听到他的名声，也敬畏服从他。先生不就是所谓廉洁威严、以此自重而平素有声誉的人吗？君子在朝廷任职，和在藩王国中任职，所遵循的道理没有两样。他接受君主的任命，靠俸禄生活，也是一样的。只有对外物没有贪慕，才可以推行自己的道；不向自己屈服妥协，才可以端正别人。凡是有所忌惮而不敢放纵、有所畏惧而不敢发作，也只是因为察知自己的内心不谋求私利，平素严守义理，平素声誉显著，不会被威势夺取志向、驱使改变。所以他卓然中立，不动声色，邪恶奸佞自然消退。我一直寻找这样的人却没有见到，如今终于见到了，难道不是非常可喜吗？从今以后，听说有在王国任职而能够推行正道、胜任职务的人，一定就是先生了。先生将要随王前往藩国，朋友们于是就他所经过的地方，取沿途山川的胜景分题作诗，为他饯行，共得若干首。因为我有幸同先生交往，又对他了解很深，所以请我写这篇序。《静学斋序》我在禁林任职七年，结交了两位医官：乌江蒋用文和姑苏赵友同。这两个人忠诚守信、慈爱厚道，又都以医术见长，都为皇上撰写医方，编纂《永乐大典》，整理编写古代医方经典。他们二人又总领这项事务，于是我得以朝夕往来，时间久了，关系很深。蒋君后来离开，去侍奉青宫，我也兼任春坊的官职，进朝时与蒋君一同任事并行走；退朝后则与赵君校勘书籍、讲学请益，彼此更加亲密。然而我不知道二人究竟依据什么来提高修养、成就道德，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猜想他们的资质任其自然。一天我经过蒋君的住处，看到他的书斋题名为“静学”，这才知道他进德修业的根本在这里。唉，静是德行的根基。先儒说，涵养达到至静的极点，就自然能够包容宇宙，贯通古今始终。濂溪周子继承孔孟的传统，他教示学者，也只在于以主静为要。所谓静，并不是静止不动。没有欲望便能安静，静之中就具备了发动的道理。所以即使古今相隔遥远、宇宙广大、千变万化无穷，说明它们的道理在我心中，也不觉得有多余之处。由此用来驾驭天下最剧烈的变动，却不觉得受到扰乱；治理天下最繁杂的事务，却不觉得纷乱。所谓深沉静默而雷霆奋发，就是说在动中包含静的道理，事物因此得以运行。以静为体、以动为用，静存于内而动施行于外，这正是诚意正心的功夫；蒋君能够通达这一点，胜过常人，是很自然的。诸葛武侯说“才能需要学习，而学习需要安静”，这句话难道不是取自周子的说法吗？然而我观察蒋君的贤能，更加证明了这句话。蒋君与人相处，坦荡开朗，不故作深沉隐秘，人人都喜爱他。只有赵君淡泊宁静，即使对于医术也不以为意。然而二人的内心情性非常相似，都擅长文章辞令，也都从静中有所收获。我因读到诸公所作的《静学斋诗》，高兴地为它写序，既把它赠给蒋君，也写下来请赵君指正。《迎薰楼诗序》泰和罗养吾修筑楼阁，命名为“迎薰”。他来到京师，请善于作诗的人为此作诗，又求我写文章作序。我曾经喜爱他所居住的地方，名叫洞源，离城邑稍远，而群山高耸在百里之外，远望尤其奇异。凡是居住在山下的人，面对这些山景就足以快乐，何况又有像迎薰这样的楼阁可居呢？按照传记所说，薰风是南方夏至时吹来的风，温薰和畅、融和舒展，使万物生长成熟，就是所谓景风，也是八风之一。《尔雅》说，王道平和通畅，就会招致景风。舜歌咏南风的诗，而天下得到大治。成王、康王四十二年之间，薰风暗中流畅，难道雍熙和平的时代，也正像这样的风吗？上面的教化施加到下面，下面受到教化而受到鼓舞振动，总的说来，与风吹动物没有不同。养吾生在太平时代，沐浴皇恩，以此安养自身，忧愁、忧虑、惊惧、思虑都不进入胸怀。我想象他登高远望时，气度闲逸而精神舒展；而薰风吹来，又蓬勃地正好与他相遇。风从外面吹动他的内心，彼此交相畅达、广泛融洽，他当时的舒适快乐是怎样的呢？真是太令人快乐了。然而养吾是否也知道这种快乐从哪里来呢？涵泳在太和之中却不知道那就是快乐，或者同快乐相忘而不知道快乐从何而来，这两种情形都可以说是快乐。从前楚王坐在兰台，有风飒飒吹来，吹开衣襟，他迎着风说：“痛快啊！这是我和百姓共同享有的。”不知道楚王当时所说的风是否果真如此，他的快乐是否与百姓相同。如今的人就不同了。然而养吾所享有的这种快乐，即使是王公大人，拥有爵位、名声和俸禄，也无暇得到；因此，即使像楚王那样，也仍然不能与他相同。正应当用这件事来命名他的楼，并把它传布在歌咏之中。我对于山林之乐，从来没有忘记，却不能亲自得到，只能取来吟诵他的诗作。于是为他写下这篇序。

译《送李昌祺还乡序》翰林院庶吉士、庐陵人李昌祺因回家省亲获准休假，准备返乡，他的同年朋友们各自作诗为他饯行，嘱托我为诗集作序。我和昌祺一同在禁林任职已有六年，看他约束自己、待人接物的严谨，从未有一天改变。昌祺正值壮年，意气刚强而且有才华，学问足以实现他的志向，品行足以实践他的学问；他对自己的要求又很高，只要不是合乎礼义的事，即使价值千金也不顾惜。达官贵人，即使是平生相识的人，他也不肯登门拜访，所以昌祺的傲岸之气更加高峻，而能与他相合的人也越来越少。有时有人与昌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那一定是刚正严峻、直率不阿的人；如果是苟且容忍、阿谀奉承的人，都远远望见风声便离去，不敢接近昌祺。像这样的人，哪里是当时寻常人物所能相比的呢？孔子曾说：“我还没有见过刚强的人。”孔门之中汇聚了德行和文艺方面的人才，所缺的难道只是刚强的人吗？可是孔子却常常把意旨寄托在这上面，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柔弱卑下的人容易变成奸邪谄媚之徒吗？还是因为读书人若不能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就不足以担当大任呢？孟子所说的“不动心”，正在于此。如果不是学问深厚精到，能够审察义理最精微详尽之处，并且切实奉行，就没有不屈服于欲望的。一旦屈服于欲望，就不能称为刚强了。然而做到无欲并不容易，我对昌祺寄予厚望，所以曾经既敬畏他又爱护他。邵雍说，与人相处时降低自己的意气最难。我想勉强同昌祺交往，却又每每向他降低姿态，只是不知道昌祺把我看作怎样的人呢？昌祺的父母都健康强健，看见儿子贤能而且有所成就，内心一定十分欢喜。想来昌祺回乡以后，山林泉石幽深之处宾客云集，宰羊杀鱼，举杯互相祝寿，那是多么快乐啊！我又知道，昌祺在这时一定会和颜悦色、态度温和。这就是序。严氏宗谱序 严氏是我乡里的大族。他们最初居住在县城东南一带。宋、元之际，严氏极为兴盛，亭台园榭临近郡城，俯临大江，雄伟壮丽，光照江岸。自从战乱以来，严氏诸位老人凋零殆尽，宗族也都分散到各处居住。然而乡里人提到严氏，尤其一定要说“城上严氏”，大概是为了与其他族姓区别开来，以显示其兴盛。今年冬天，思义奉从祖宗旦和父亲文祐之命，请我写文章为他们的宗谱作序。宗旦从城中分居到县南的小塘州，他的宗谱自兵乱以后散失错乱，凡是还保存下来的，他都不敢抛弃，总是加以缀辑；其中还有可以考察的，便勤勤恳恳地搜集编录。所谓思晦，是宗旦的几世祖，曾与胡忠简公铨交朋友。忠简公因直言触犯秦桧而被贬，取道庐陵，当时他的旧友和交游虽然都非常敬爱仰慕他，却害怕秦桧的淫威，大多迟疑退缩，不敢顾念他。只有思晦毫无顾忌，还把一个儿子托付给忠简公作女婿，所以当时士大夫都很敬重思晦，认为假使思晦处在忠简公的地位，一定也能成为像忠简公那样的人。忠简公哭悼思晦的诗，也亲自在诗后记下了这件事。观察古人所做的事情，便能看出今人远远不及古人。从思晦以后几世传到县尹某时，元初战乱刚刚平定，其他地方的战乱又兴起。县尹有力地教导本地百姓抵御防守，直到今天，本地老人还能够谈起县尹当年住在高门大厦之中，宅院深邃森严，气势深沉，常人很少能够到达；当时他的住所就是所谓的“城上”。从县尹到宗旦，总共传了好几代。我钟氏的叔祖元乡先生正是严氏的女婿，所以我对严氏的事情知道得比较详细。可惜这部宗谱不能把前代的事迹完整记录下来，都是略写。不过宗旦、文祐二人都敦厚宏博，靠自己的本领成家并积累了很多财产，又能用诗书礼乐教育子弟，像思义这些人都俊秀文雅。前人的美好光辉和伟大功业，正是后代子孙应当深入考察并敬仰的，所以我为他们叙述这些，使读者了解这部宗谱。至于考察世系、把宗谱补全编好，就要靠思义这些人尽心尽力了。姚老人的诗序 姚老人住在泰和县龙洲的上方。那里地势平坦开阔而幽深，树木茂盛，住宅四周都是肥沃的土地，连绵数十亩。老人既然不向世俗有所求，只是尽力从事耕作。麻、粟、黍、豆等粮食的收成，每年达到数百斛，家中粮食充足。他有时劳作，有时疲倦便休息，酿的酒装满了缸。东邻西社的老农、老圃，相互畅谈，尽情饮酒；醉后仰天高歌，声音呜呜作响，十分快乐。一天，老人慨然召集子弟，对他们说：“我刚到二十岁时，遭逢元朝末年的战乱，干戈相接，没有一天安宁，谁能料到今天会有这样的生活呢？如今我沐浴太平盛世的恩泽，能够优游于田野之间，难道敢忘记自己所处生活的由来吗？回想从前有人献芹，我和你们也请效法他。”于是他命人制作大筐，借来装载甘蔗、瓜、薯、芋之类的物品，共有几十筐，运到京师，抬到朝廷上，献给有关官员，请他们代为说明此事。皇上嘉奖他的诚意，不因东西微薄而鄙弃，便命人接受他的贡献。献上以后，又加以赏赐慰劳，遣送他回去。有人说：“尧帝的时候，康衢老人对于帝王的功德，只是不知不觉罢了。如今姚老人却独自有所感念，像是知道报答皇恩，难道是变得有知识了吗？”圣人在上，以恩泽涵养、温暖哺育百姓，如同天地覆盖承载万物，使没有一物不得其所。而姚老人独自知道感念皇帝的恩德，实际上无论说他有知还是无知，都是尧帝的百姓。从前邠地有人把小猪献给公，又有人把自己织成的布做成衣裳献给公子，《七月》诗中歌咏了这些事情，孔子把它列入《邠风》，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因此，姚老人的事情本来就应当传播在诗歌中，同时也借此显示圣人教化的盛大。于是众人作诗来记载这件事。翰林院庶吉士陈士启嘱托我为诗集作序。老人不知道他的姓名，年纪已经老了，所以只称他为老人。

译元故江西参政刘公挽诗序 公讳鹗，字楚奇，是吉州永丰人。公自幼专心求学，学业有成后，便游历四方，观览名山大川来增长气概，发而为文，文思充沛。曾在河南任教，任期届满后归来，修建浮云道院居住，学者称他为浮云先生。多次升迁后任秘书监郎，与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欧阳文忠公等名士每日相互唱和，他的学问更加大有长进。调任海门县尹，没有赴任，改任南雄路经历，升为翰林修撰，官阶为奉训大夫，因母亲去世离职。红巾军兴起后，东南各郡望风溃散；江州自李黼死后，百姓更加困苦，于是朝廷提拔他为江州路总管，改任瑞州路总管，但尚未赴任。不久升为广东廉访副使，到广东后修缮城池，整治军备，聚集粮饷，激励将士，调度安排多方筹划，上下同心，贼兵不敢逼近。调任韶州知州，授中宪大夫、广东行省元帅，又授嘉议大夫、江西省参政。过了两年，韶州蛮獠作乱，公分兵派将前去捕讨，赣州的贼寇却乘机突然到来。当时城中兵力很少，贼兵强盛，公虽然年老，气概却更加壮烈，于是亲自率兵登城防守，命其他将领带兵出战。公的儿子防子运也战死了，过了一个月援兵仍未到，城池终于陷落。公被俘送到赣州，贼人把他幽禁在慈云寺，当时他的次子刘述也在那里。公对次子说：“我一生立志尽忠尽孝，如今不幸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也不能瞑目了。”他作诗交给刘述，六天不吃东西而死，享年七十五岁。唉！公从儒生起步，历任内外官职，几十年后才受命镇守边疆，承担国家的重大使命。不幸国家命运日益危急，王纲日益松弛，公的志向、谋略和才干最终未能施展，却死于战乱，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公这样死去，自然足以使他的名节在百世之后彰明，也足以使叛乱者深感惭愧，又有什么遗憾呢？只是当时修史者失于采录，未能为公立传，列入《元史》忠义传之中。可是我曾经取道广东前往韶州，听韶州人说，城陷时死者还有很多，并不只有公一人；如今他们的姓名都已湮没无闻。古今死于节义的人，大概没有不是这样，载入史书与否并不值得计较。今年冬天，公的孙子某拿着公生前所作的诗文以及元代进士刘玉汝撰写的公墓志铭给我阅读，随后又把诸公悼念公的诗文托我作序，所以我叙述其大略为序，同时也用来弥补史官的缺失，或许读者可以有所考察。送医士郭彦和序 翰林院庶吉士袁可远曾到我的旅舍，谈到医师郭彦和救活了许多人，而且他的心意更加勤勉，从不倦怠。近来可远的妻子患寒病，经过众多医生杂乱诊治，都没有效果。最后郭彦和送来药，她立即痊愈。我听说后十分仰慕他，而且我自己也多病。袁公说：“彦和的祖先曾入赘居住在本地琑氏家中，琑氏乐于施舍。有一个僧人来拜访，琑氏待他十分优厚，长久也不衰减。一天，僧人拿笔画了一幅牡丹送给他，琑氏起初不觉得有什么奇异，过了很久再打开观看，花朵花瓣中都有文字，隐约可以看见，原来是古代医方。琑氏大为惊异，命女婿按照方子试着行医，果然都有奇效。僧人不久离去，最终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又有一个道人，让人聚集药材炼制丹药，不久看见炉上有一朵花，灿烂得像牡丹一样；丹炼成后像黍米大小的珠子，用来救人，即使濒临死亡的人也能苏醒。因此琑氏和郭氏的医术就像神明一样。”琑氏如今已经没有后人，郭氏的后代中有彦和。彦和大概是杭州人。太史公记载秦越人和长桑君的事情，都出自神秘幽冥之说，听到的人都不相信事情果真如此。杭州郭氏的事情，或许有如长桑君一般，难道医术的道理深奥隐秘到了极点吗？天地造化的奥秘，口头无法解释其意义，书籍也不足以传述其事迹，所以往往有神人揭示奥秘来给人看，也真是奇异啊！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长桑君的事情就可以得到验证，郭氏的医术确实有所传承，他能取得这样的疗效，也就有原因了。送陈教谕之官郫县序 泰和县学的生员陈所达通过科举，被任命到成都郫县任教，他的几位同年朋友都作诗为他饯行。因为我曾经在阆州苍溪县任教，所以他们嘱托我为此作序。蜀地在京师西南万里之外，山川高峻深险，波涛险恶壮阔，只要想象一下，就足以使人心惊胆战。然而我过去游历那里，有些经历不能忘怀；凡是亲身走过、亲眼见到的奇异伟大、雄奇绝妙的景物交相呈现在眼前，荡涤心胸，浩然之气足以增长并壮大我的气概。交游的朋友往来唱和，气势彼此相抗，言语相互逼迫，足以搜寻洗涤山川的胜景，抒发自己的情志。所以我在苍溪时，虽然悠然自得地带着经籍从事教学，完全忘记了自己官职卑下。窥探圣贤深奥的道理，探寻古今散失的文献，广泛浏览而择取精要，积蓄在胸中的便通过文书宣发出来，受到外物感动的便用诗歌尽情表达；精神舒适，意趣高远，优游而愉悦。因此虽然远离京城，对我来说心中并没有忧愁。岩洞的幽深奇特，草木的繁茂，以及笋、蒲等物的滋味，泉水和风籁的声音，全都是可以使人快乐的事。如今我即使想像往年游历那样放松心情、舒展形体，也已经没有空闲了，那么所达此行，难道能没有感情吗？所达年纪正当壮盛，意气正旺，又聪颖敏捷，富有文才；凭借他平素积累的学问，突然遇到那些幽深奇异的胜景，他的收获又应当怎样呢？他从外物得到感受而内心畅快，大概会超过我，而且不只是这样吧。或者人的性情、爱好各不相同，那么所达所遇到的景物，是否也会与我所喜爱的有所不同呢？其中如果有相合之处，希望他拿来给我看，使我不要忘记。与我友好相交的人，如今有的已经老弱衰败，有的任期届满升迁，有的已经默默长逝。只有山川风景依旧不变，我因所达离去，又生出一番感慨。因此作序。

译送陈教谕序 皇上神圣英明，文武兼备，超越历代帝王。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里，他端庄肃穆而无为自守，却又留心考察古代，召集天下通晓文学的臣子，开启秘阁图书，广泛整理人文典籍，亲自显示教化之机，制定法度，贯通统摄万类，编成三万七千余卷的书，择定日期进呈。进呈以后，皇上阅览后大为欣喜，赐名为《永乐大典》。所召集的四方士人，都加以赏赐，遣送回乡。湖口县学官陈廷杰先生，是现任翰林侍讲林环曾经跟随游学、拜师受业的人。先生将要离去，林君请求我写文章相赠。唉！正值国家文明兴盛、制作隆盛之时，如同日月运行在天空，河海流注大地，草木因之光彩焕发，山川因之得到滋润，这实在是旷古未有的盛典。先生能够跟随士大夫讲论其中最重要的义理，考察探求其中精微的内容，书成后又列名其中，足以使自己的声名光耀而不至于湮没。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赠给先生呢？即便如此，我的朋友国子监助教欧阳允贤，过去任兴化郡博士时，先生在郡学中任教，与欧阳君确实是同僚。欧阳君说：“先生气度宏大豪迈，喜爱功名，慷慨谈论天下大事，以大义折服众人的说法，气势充沛而不可遏止。” 我听说这番话，心里暗自仰慕他的为人，以为他一定相貌魁梧。如今见到他，却已经年老多病，身体瘦削，低着头，缓步而行，口中从不谈及壮年时的事情；偶尔作文，才把胸中的情怀抒发出来，仍然像他平生那样瑰伟奇杰，但很快又抛开不再在意。他只是有时到我的旅舍来，谈论他从事教育的方法。他一时培养成就的士子很多，如前任给事中陈道潜、林文从、现任刑部郎中黄重，都端正敦厚而聪敏明达；侍讲林君又以科举高第、学问宏硕而受到圣上的知遇。先生虽然没有取得高位，不能显露功业、在当时振耀声名，但受他教育而敬服他的人却有这样多。我因此知道，才华高、声望重的人，即使身处低微的卑官职位，也未必不能有益于世；又为先生年老而未能在当时得到任用感到惋惜。假使他当时得以任用，又会达到怎样的成就呢？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先生是莆田人。宜乐堂诗序 溧阳县令史仲川兄弟三人共同居住、共同吃饭，彼此十分友爱和睦。宗族羡慕他们的行为，乡里敬服他们的义行。仲川兄弟又担心时间久了或许会懈怠，于是取《诗经》中“宜尔室家，乐尔妻孥”的话，把他们的堂命名为“宜乐之堂”。他的侄子史常因为擅长书法被选拔到京师，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在闲暇时拿出一卷《宜乐堂文》，请我作序。我的弟弟本之在溧阳任教，史常曾跟随他学习，成为县学弟子员。本之常常称赞史常的贤能，所以我没有推辞，为他作序说：“人的心意所适从的地方，没有不能成为快乐的。富贵的光彩，池沼鸟兽的繁盛，车马声色的奢侈，全天下的人都争相趋赴、急切羡慕它们，就像江河向下奔流而汇入大海一样。但只有君子不以此为乐。他在严肃幽静的山谷中放任心志，仰望浮云，俯视清澈的深潭，外物不能牵累他的内心；他优游闲适，常常能够舒展心意、开阔胸怀。这是山林隐逸之士逃离尘世的原因，但也不只是这一点，这只是他们快乐的一端。大概逃离那一边，便安处于这一边；内心淡泊，便忘却外物。因此君子能够从这里得到快乐。端正自己的行为来整肃家庭，使自身诚实来敦厚道义，在闺门之内以及父子兄弟之间，都有和蔼雍穆的行为。使经过他们乡里、望见他们闾门的人，都知道应当敬仰他们。名位爵号并没有加在自己身上，但教化风俗的关键却在无形中受到影响。孔子所说的‘这也就是施行政事’，又是快乐中最高的一种；没有君子的品行，是做不到的。仲川兄弟以此为乐，又兼有最高层次的快乐，我因此深深仰慕他们。仲川的先世，是汉代溧阳侯史崇的后代。史崇辅佐光武帝起兵平定关中，分封土地于溧阳，子孙于是定居在那里，如今他的庙还在，邑人称为祖侯庙，大概就是说史氏的祖庙。历经晋、唐、宋，都有庙碑记载其始末，郡志中记载得很详细，这些事情也彼此相合。唯独《汉书》没有记载此事。古今有多少事情失传、没有记入史书，岂止这一件呢？史氏在宋代尤其兴盛，如丞相史弥远、史嵩之之类；如今散居在溧阳的仍有数百家，每年按时都聚集到侯庙祭祀。侯也多次显现灵异，乡里人没有不畏惧敬重他的。仲川我还没有来得及见到，史常则和我一同出入禁林，共有一年。他的堂兄史源，如今任骁骑右卫虎贲百户，都是温和善良、诚实厚道的人。仅从我已经见到的史氏子弟便如此，对于我还没有见到的，也可以由此知道了。一并把这些写下来作为序，使读者知道史氏的兴盛，其恩泽也是有所由来的。罗氏复姓序 姓氏在上古时代存在的作用，是区别出生、划分类别，关键在于不可混淆。春秋时鄫国国君娶莒国公子作为后嗣，圣人记载说“莒人灭鄫”，并不是说莒国灭了鄫国，而是说主持鄫国祭祀、祭拜鄫国祖先的人，竟然是异姓。子孙与祖先本来同出一气，精神自然彼此相通；如果让别的姓氏承继祖先，那么活人的精神和死者的魂气已经分裂为二，这就像董仲舒所说的，当时祝祭时请神降临的事情一样。莒国灭鄫，圣人怎么会不深深讥刺它呢？秦朝灭亡，是因为吕政；晋朝灭亡，是因为牛氏。汉代大将卫青、霍去病二人的姓氏，都是冒用的，并不是他们所承继的姓。后世的大贤如文彦博、真德秀，又因为当时有所避讳，把自己的本姓改掉。只有范仲淹能够卓然明白自己冒用的是朱氏之姓，这一点我以前还没有见过。承继祖先以统摄后代，使人的道德伦理不至于像夷狄禽兽那样涣散离析、无所归属，这对人伦教化的补益并不小。对此如果还不明察，怎么可以呢？我的先世也曾经给钟氏作后嗣，到我才开始恢复本宗。当时的故交和年高之人尤其惊骇奇怪，还不断讥笑责难我。现在看来，世上没有孔子，也是因为人们迷惑于世俗而从未考察古代的缘故吧。我乡里的罗孟昭，自从他的祖父入赘到本县刘氏家中，便冒用了外祖父的姓氏，后来刘氏又把某人的儿子作为嗣子。这和从前博士讨论贾充事情的情况没有不同。传了三代，经历几十年，到孟昭时，才和他的兄弟们一同恢复罗姓，向朝廷请求更改旧有的户籍，于是使罗氏的先世重新能够在冥冥之中享受后人的祭祀。孟昭可以说是不沉溺于流俗，能够遵循古人的正道。翰林院庶吉士陈孟京来请我写几句话作序，我很高兴他的志向与我相同，所以为他作序，使世上像我们两人这样已经恢复本姓而仍有未恢复者，读到这篇序后能够醒悟，希望不要沉溺其中而忘记回头。

译送江大尹诗序 江奚修是都昌人，是宋代丞相古心先生的族孙。古心长于文章，持论高出古人之上，只是做官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在朝廷任职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退下来后委身于世事直到去世，也真是伟大啊！只是我独自感到奇怪，丞相之后过了一百几十年，江氏竟没有显达的人。听说有个叫均霖的人，以能诗在都昌享有名声；均霖就是奚修的尊父，那么江氏诗书传家的恩泽本来就还没有衰竭。奚修从小承继家学，胸有抱负，富有才干谋略，在乡里卓然著名。洪武年间，他因荐举来到京师，奉命到闽越考察事务，留下了能干的声誉。但奚修不愿张扬自己，想暂时隐藏行迹，于是把自己混同于医士，凭借医术被选为太医院官员，又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出入秘阁将近一年。奚修精明干练而且学识博大，又勤勉谨慎、处事小心，所以凡是与他相处的人无不知晓他的贤能。求贤诏下达后，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便提拔授予溧阳县令。恰逢原任县令回任，便改任高唐的夏津县。古代君子甘心处在低位，虽然有时忧虑自己的名声显著，却也厌恶名实不相符。因此君子宁愿终身默默无闻而实践有余，宁愿一生不得志而笃实行道、内心无愧。我看奚修只是安然处在卑下退让的位置，难道不是所谓的君子吗？奚修治理溧阳时，正好我的弟弟本之在溧阳任教。本之说，溧阳人没有不爱戴仰慕奚修的，都想向府衙申明情况把他留下，府衙也想向吏部申报，让他与原任县令一同治理一个县，只是这样做不合成例，最终还是把他调走了。溧阳人无不愤懑叹息，只因原任县令在场，不忍明说。奚修任县令才一个月罢了，假如让他任满一年、三年，又会怎样呢？世上那些专务求取名声而丧失实际、只修饰外表而内里空虚的人，能够这样吗？我因此更加感叹古代君子很少见，也深深庆幸旧日世家的文献传统还没有湮灭。他的朋友、翰林修撰余鼎，带头作诗为他饯行，于是嘱托我为诗作序。杨氏族谱序 左春坊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把他所修订的杨氏族谱交给我，请我作序。我看后感叹说：多么兴盛啊！吉水、泰和两县的杨氏，都出自南唐虞部侍郎杨辂。虞部最初居住在吉安郡中，他的儿子迁居吉水。忠襄公、杨邦乂、文节公、杨万里都出自虞部，但这部谱不再记录他们，因为这是泰和杨氏的谱。从虞部传下四代，有一人叫允素，居住在泰和，到今天的侍讲君共十六世。他们的世系有时中断、无法连接的，详细考察世次后可以知道；无法知道的，就空缺不记。他们各支的分合以及称谓、官位、姓名，都有一定法则，并不苟且。在我乡的世家文献中，很少有超过杨氏的。宋、元时期，听说杨氏居处的亭台楼榭十分壮丽，与乡里相接；田园富足，连绵遍布田间道路。等到战乱兴起，凋零灭亡的多了。唯独诗书礼义的恩泽，长期浸润积蓄，充沛而没有穷尽。我有幸与侍讲君一同在禁林任职，他的曾祖吟窗公以廉洁忠厚闻名于前代，多次任翰林待制，后来退休，事迹载在《元史·循吏传》中。吟窗公的儿子，如平洲、如望之，都擅长文章。平洲的文章如同西汉盛世的作品，流转宏博而极为典雅合度。望之的文章颇为瑰伟，间杂庄子、列子的风格，而义理自然流出；二人都是当时人极力推重的，操守品行又极高，令人难以企及。然而他们都遭逢时局动乱，最终死于穷困，不能在当时大为显扬。如今侍讲君生逢太平盛世，位列清贵，正受到圣上的知遇，宠遇尤其深厚。他的侄子杨相又考中进士，任职翰林。父祖子孙历经一百几十年，已经衰败后又复兴，已经坠落后又重新振作，多么兴盛啊！我由此看到了君子恩泽的作用。编修族谱，难道只是徒然吗？我的祖母是杨氏，是云衢先生的女儿，正是侍讲君的族姑；我娶的妻子是明先生的女儿，又是侍讲君的族妹。然而从我祖母的亲属到我妻子的兄弟，都没有后嗣，没有留下继承人。云衢先生的后代大概迁徙到了其他郡，没有听说他们的下落，只能依赖这部族谱保存他们的踪迹。这样看来，汇合散失的世系、保存已经亡佚的记录，编修族谱的作用难道很小吗？所以一并说及此事。送罗秀才南归序 秀才罗同奉学官之命，带着公文到京师报告事务，临行将要返乡，请我写几句话，替他回复乡里的先生长者。太学生曾梦淛又来催促我写几句话相赠。我将用什么话来告诫罗同呢？我听说，近来我乡的子弟，资质优美、负有俊誉，带着才华进入乡校的比比皆是；他们引用文辞来诘问辩难，放纵意气来夸耀才能，提着衣襟并肩前进，连袂结伴群集趋行，手执纸笔登上先生讲堂，显得十分壮盛。他们进一步入朝做官，参与士大夫的议论，又一批批接踵而来，也很兴盛。罗同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已经可以自得了，还需要征求我的话吗？难道是因为我也曾经游学于乡校吗？《礼记》说：‘教然后知困，学然后知不足。’我到如今才知道什么叫困惑和不足。然而难道只有我如此吗？有人聚集各种财物储存起来，装满囊袋，堆积充足，似乎已经不需要凭借别人；但有时他在百家杂货市场上铺陈，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出售，回应人们的需求，十件中有八九件都不能满足，只好疲惫地奔走东西，勉强求取来供应别人，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被人讥笑呢？古代的教育，从王宫、国都到党、术、闾巷，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学校。君臣、朋友之间的伦理，视听言动的规范，无不有专门的教导，使人达到中和的极致，知道偏颇错误之处，消除忿怒暴戾、傲慢懒惰的习气，养成恭敬谦逊、廉洁礼让的风尚。必须在修养已经有成之后才施展，学问已经充足之后才任用，并不像后世那样耗费心思，只求在文辞和利禄上苟且取巧而已。这些道理都具备在六经、《子思子》和《孟子》中，后人又加以推阐、讲说，其宗旨极为深奥，终身求取也不知道哪里是尽头。罗同还要努力，不要让自己最终只是陷入困惑和不足，像我今天这样就可以了。我听说我的弟弟▯与罗同一起参加科举、共同起居，关系稍微亲厚，而▯正有一种浩然自足的心态，所谓‘伟大到已经登堂’的人，他也是其中之一。罗同回乡后，把我的文章拿给他看，替我回复乡里的先生长者。”

译赠别胡生序 古筠人胡振来到京师，在我的旅舍拜访我。我看他仪表伟岸，举止进退从容，说话有条理，因此本来就很喜爱他。胡生曾跟随我的弟弟学习科举之业，前年秋天和许多士子一同参加官府考试，因未能中式而离去。如今他再次来到这里，我看出他的志向更加锐利。像胡生这样的人，还担心不能通过科举吗？然而胡生的志向应当不在此。士人对于道，必须先有明白的认识，然后才能有极好的实践；而明白认识的方法，一定从学问开始。为什么不探求根本，却专门从事文辞呢？紫阳先生曾说：‘习惯于熟悉所见所闻，只知道有科举，却不知道有学问。’设置科举，本来是为了求取有学问的人；但它后来竟使人走到废弃学问的地步，难道不是失去了根本吗？胡生的资质非常优美，绝不能阻碍他追求更大的事业。我又听说胡生的祖父商隐君，操守耿介，见识超越常人。国初太祖高皇帝派大将军平定江西各郡，依次平定，唯独筠城的守将还不肯屈服。听说大将军另派将领来诛杀守将，便谋划把城中百姓全部杀掉，带领众人逃走。城中人都十分惊恐骚动，幸亏胡君竭力陈说祸福，守将才率城投降。大将军想任用胡君为官，胡君最终辞去，大将军也没有强迫他。直到今天，筠地人仍然没有忘记感念胡君。能够救活一千人的人，必定会有后代；如今胡君救活了数万人，自己却没有享受到这件事的利益。传记说：“福泽不在他本人身上，就会在他的子孙身上。” 我因此知道，胡生的福泽有其来由。胡生的资质如此美好，承受祖先的恩泽又如此深厚，却想在小小的功效上求得速成，这可以吗？想到先世的勤劳，用来成就他的大事业，我对他的期望非常深厚。因此在他回乡时，为他作序。习尚镛诗序 回想往年，我和习尚镛一同参加广东乡试。习君与我本来同郡，关系十分亲厚。后来发生变故，未能参加考试，于是各自离去。习君任长乐县令，我任阳春县令，两地相距一千多里，彼此久无音讯。后来朝廷举行正旦朝会回到京师，习君和我一同来到京城。我奉命任史馆职务，而习君离京十分仓促，想和他交谈几句也无法做到。然而岭南有人来，我常常就跟着去询问习君的情况。习君为政宽厚持平，像古代的循良官吏。长乐地势险要，民俗鄙陋，以前任县令的人都把治理它视为困难，唯独习君以能任职而闻名。后来他因考核政绩到吏部，经过我的旅舍，我听了他的言论，又读了他所作的诗文。大概是他的年纪更加壮盛，经历的事情更多，所以言语淡泊而义理精诚，气度平坦和易而心志坚定。我既考察他的行事，又知道他的文章如此，大概卓然超群，实在难以轻易赶上。习君援引成例重新担任长乐县令，于是把一卷诗交给我，请我作序。文学和政事，道理相同而事情不同。自古圣门的教育尚且不能使二者完全合一，何况距离圣人久远，后世从事教育的人又不知道依据人的才质来培育敦厚之士。生活在这个时代，即使耗尽心力专攻一端，仍然不足以适应实际任用，何况要求像习君这样能够兼善并美的人呢？习君的诗有若干首，读了它们，不仅能知道他的才华美好，也能知道他的政绩优良。他将要离任，姑且为他作序。习君名韶，世代居住在吉州永丰。黄逢源字序 我的朋友黄孟冈把他的堂弟浚托付给我，请我说明“逢源”这个字的意义。浚的父亲曾任都给事中、吏科给事中，与我是同朝为官的旧交，因此我为他谈论这些道理，是合适的。水源是泉流的根本，孟子所说的“从身边取用，处处都能遇到源头”，是在深造学问时一定要遵循正道罢了。然而水源又是河流的根本。江河如此广大，浩瀚汪洋，曲折流过万里而不可阻遏，是因为它的形势如此。尧、舜、文王、武王、周公的道，孔子的教化，能够与天地并立而无穷无尽，是因为它的源头端正而深厚。相隔百世之后，遥望千载以前，想要逆流而上探寻它的源头，不把功夫增加百倍可以做到吗？疏导它，是希望它通畅；引导它，是希望它通达；涵养它，是希望它深厚；积蓄之后再放出去，是希望它一日千里。这就是古人孜孜不倦、终身从未有一天懈怠的原因。能够达到古代圣贤之道的人，远远超过今天的人；沉溺于当今学问的人，距离古代圣贤之道也同样遥远。因此君子用力求学，不能停留在浅近之处。之所以不在浅近处停下，是因为内心存在着不能自行停止的追求。从名物、制度、度数的学问循序向上，达到性命、道德的深奥，怎么可以停下来呢？不断实践而不停止，不断进步而日益强盛，这样或许就能遇到源头了。遇到源头，却说古人不可企及，我不相信这种话。黄氏世代居住在兴化，自唐代以来出了许多名士。宋熙宁年间有一位名叫公度的状元，就是浚的九世祖。如今给事君正在朝廷受到宠信，那么浚所要承继的家学，就在这里了。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因此作序回复孟冈。

译石冈书院诗序 西昌县城东南三十里有一座山，叫石冈。萧自诚先生在这里安家，已经十多代了。松竹茂盛，庭院房屋幽深，这就是所谓的石冈书院。大概是先生的七世祖仪凤所建。宋朝末年毁于战火，仪凤的侄孙梅溪重新创建。元朝末年又毁于战火，梅溪的孙子三溪重新创建。三溪就是先生的父亲。前后百余年，书院毁坏后又重新建立，共有三次。人的事业有兴有废，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然而君子意志坚定、努力实践，乘着时机谋求不朽，便不受这些事情限制。仪凤考中宋代漕贡进士，最终做到显贵官职。他的儿子子安也在宋代做官，任诸王府掌书记。丞相文信公兵败南奔时，子安跟随他起兵。一时豪杰和仰慕义举的人，都听到风声而起兵。等到丞相被俘，子安也为之而死。千年之后的人听说此事，仍然为之感慨。我曾听乡里的老人说起丞相兵败时的事情：“当时死的人非常多，事情既然没有成功，他们的家人子弟害怕招来灾祸，往往忌讳谈论此事，所以忠臣的姓氏大多湮没不彰，不能列入史官的大史册，以便向后世彰明。然而直到今天，乡里人中还有得到丞相约定起兵时亲笔书信的，仍然层层包裹珍藏，不忍心丢弃。唉！遗留下来的墨迹和破纸，人们尚且如此珍爱。至于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为什么偏偏忌讳谈论，使他们默默无闻呢？像子安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特别令人痛惜吗？古人说志士杀身以成仁，只是求得内心无愧罢了。睢阳的将士跟随张巡、许远先后战死，难道一定都被史官记载了吗？只要内心无愧，载入史书还是不载入史书，也没有时间顾及了。子安的死，是石冈地方伟大的节烈事迹，也是乡里人应当仰慕的，何况萧氏子孙还守护着他的遗构旧业呢？自诚先生敦厚诚实、谨慎可靠，虽然年老，仍然喜欢讲述这件事，可见他的志向。今年冬天，他来翰林探望儿子省身，因为子安死去已经很久而书院还保存着，便请求当时的名士作诗歌咏这件事；又认为书院是教育的场所，而子安的事迹对名教关系重大，于是请我作序。我担任史官，正应当发掘隐微的德行、记述前代贤人，这是后辈的责任。我不敢推辞，所以详细记下此事作序。读这些诗，也可以受到感发了。送山东都转运盐副使萧公序 前吏部尚书刘崧的高足弟子中有一人叫鹏举。萧公曾侍奉我大祖高皇帝，任苏州同知，如今任山东都转运盐副使。经过三年考核后，他到京师接受考察，又重新赴任山东。有人说：“萧公年纪大了，在文书和期限防范之间计较利害，稍有不当，往往就会遭受重大的罪责。只有年少而思虑精明的人，或许还能胜任。”萧公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职分问题，却泰然处之。这时，赵府伴读钟启晦是他的外甥，来请我写几句话为他饯行。我想到，萧公从刘先生那里受学，已经很久了。刘先生的德行深厚广大，内蕴充足，却不显露痕迹；他施教时顺着学生的端绪加以引导，使其自行发挥，所以跟随他游学的人，都懂得端正志向来修养自己。萧公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大概很多。他在乡里时，操守严正，人们都称许他的长者风范。他做官时，不只是清廉，而且待人接物勤谨厚道。他写诗没有妩媚的姿态，即使十分贫困而且年老，仍然坚持自己的操守，丝毫没有衰减。萧公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实在太多了。君子的事业取决于志向；志向坚定，即使年老也仍然强健；志向如果自行毁坏，即使年轻而勇壮，也不足以成就事业。萧公不因年老贫困而改变平日的志向，像这样，当然能泰然处之而无所不可，又何必忧虑困难呢！我回忆自己年幼时，听说刘先生在萧氏家设馆授徒，常常喜欢游览吟咏来抒发胸怀；他所交游的人大多是名士。到金华之冈、武山之麓游玩时，骑马前往，乘轿回来，尽情饮酒，欢乐至极，只有萧公为此倾尽所有。所以刘先生的诗中，大约每十首就有两三首是为萧公而作的。如今读来吟诵，其中交往的情谊、彼此深切相知相好的程度，仍然可以想见。国家除赋税以外，只有盐的专卖最为重要。如今天官选任官员，必定是因为萧公正是合适的人选，难道没有深意吗？再过三年他回来时，人们吟诵他的善政，一定会推本溯源说：“刘先生的贤弟子就是这样啊。”那时我还应当和故乡的许多士人一起，在都门外等候并向他祝贺。《董太守诗集》序 海州知州董君厚英，编集自己所作的诗若干卷。水部主事曾君仲濬，嘱托我为诗集作序。我平素听说董公贤能，心中私下仰慕他的为人。得到他的诗后，还没有时间全部读完，偶尔取来吟诵，知道董公并不只是致力于音韵和谐、体制协调而已。外界事物触动了他，内心的感受便流露出来；有时曲折而畅达，有时委婉而通透，如同行走在空旷山谷中，独自领会幽深的意味。这不必完全让别人明白，正是董君自己的心得。所以董君心意所到之处，往往都表现在诗中。读他的诗，就可以由此了解董君。董君气度充沛，言论深厚；他治理海州，既严格要求自身，施行政治又果断有为。他在家中的行为足以作为法则吗？他的百姓大概接近古代的循良之吏了。啊！古人所说“登上高处能够作赋，就可以做大夫”，从董君身上看，难道不确实如此吗？然而《古诗三百篇》中，除去宗庙朝廷用于称颂、告诫的言辞，大多出自田夫野老在闲暇安适时的创作，而当时公卿大夫所作的却没有几篇。这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空闲吗？还是因为功业太大，足以惠及百姓，所以细小的文辞对世道没有用处呢？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董君真正伟大的地方，难道又不在这里吗？董君是四明人，曾在太祖高皇帝时任职，担任广西参议。年老以后，降任一郡的郡守。他曾与曾君同僚，所住的房间有一张床，题名为“澹游”。所以他的诗集叫作《澹游集》。

译《赠蔗境翁归教上海序》泰和尹务厚先生今年夏天因编纂事务被召入禁林，不久因年老多病获准休假，回去担任上海教官。皇上又加以赏赐，恩眷和待遇极为优厚，人们都替先生感到荣耀。先生曾把自己的轩命名为“蔗境”，后来又自号“蔗境翁”。他离开时，我暗中在城南门外为他送行，大家一起饮酒祝贺，于是上前问他说：“古人有句话，说做官就像顾恺之吃甘蔗，渐渐进入佳境；大概是说从低微的官职逐步升到显贵荣耀，从沉困淡泊进入甘美芬芳。这虽然是普通人所羡慕的，却也是命中注定、不能强求的。如果得到了，就可以称为进入蔗境。如今先生以七十岁之年，穷究一部经书，生逢圣明盛世，却不曾在公卿门下得到任用，出入于防府之间，吐露奇谋、献上计策，以求对圣政有所补益；反而只是降居低位，仅仅守住自己，既不能超过别人，也不能使自己富裕，竟还特别以甘蔗自我夸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是难以大步快走、长驱直入，于是反而倒退行走来求得自我快意吗？”话还没有说完，先生拍着手大笑说：“我同你相处已经很久了，你尚且这样说，何况那些不曾真正了解我的人，他们喋喋不休也就难怪了！即使如此，我守持节操又何尝感到苦呢？” 我刚成年时，正赶上元末战乱，奔走逃避战乱，没有一天安宁。幸好战事平定，我才知道带着书本呻吟求学，把这当作苟且安身的办法。后来我有了儿子，儿子又有了孙子，沐浴在太平的恩泽中，升任文学之职，也足以自我满足了。况且摆脱拘束而不受羁绊，可以安逸地度过老年；尽情舒畅而自得，做官之后的快乐并没有比从前减少，反而比过去有所增加。这就是我甘心接受的生活，谁说这不是蔗境呢？即使把九鼎摆在我面前，我也不会用它来交换这种生活。”说完又说：“这样看来，我使自己富足满足已经到了极点，又凭什么去超过别人呢？”说完，他又浩然大笑着离去，头也不回。我听了，收敛神色叹道：“蔗境翁的话真有意味啊！《易经》所说‘苦节不可贞’，又说有‘甘节’便吉祥；蔗境难道一定不是甘节，并最终达到甘节之吉吗？只是我哪里足以理解其中的道理呢！”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庆贺涂氏母亲八十寿诗》序 翰林庶吉士、黎川人涂君的祖母夫人今年刚满八十岁。涂君暗自计算她的年岁，高兴欢喜。然而他因为离家遥远，不能早晚侍奉在母亲膝下，心中歉疚，仿佛有所遗憾。他先把这件事告诉同乡中平素往来的朋友，又告诉相知亲厚的人，后来又告诉所有同年交游的士人。听到的人都替涂君助兴庆贺，于是各自作诗赠给涂君，让它作为祝祖母夫人延年益寿的礼物，也用来使他的志愿得到慰藉，或者也可以解除涂君心中的郁愤。这些诗积累起来有许多，装成一轴，涂君拿来给我看，请我作序。我和涂君一同出入禁林数年，看他气度平和、神色温润，一年到头从未听见涂君用急躁的话、露出急切的神色而使别人不快；别人也非常爱护敬重涂君。涂君真是纯粹孝顺的人啊！我又听说涂君的尊府曾考中洪武甲子科进士，入朝任给事中，只可惜早年去世，而涂君的母亲夫人如今也老了。两位母亲都已满头白发，一同坐在堂上；涂君却能从孤儿时代奋发自立，每天以诗书自我督课，终于考中科第进入翰林，成为当时的名士。涂君又确实能够用自己的志向来奉养亲人。儿子奉养双亲，如果能够以志向奉养，他们的意气就总能相通，如同肺腑彼此相连，自然没有隔阂；这样一来，涂君即使和双亲相隔千里，也并不算遥远。涂君谨慎行事，以纯厚的孝心奉养双亲，又能像这样用志向奉养亲人，以继承前人的声望光彩，身处清贵华美的内廷要地；他给两位母亲带来的荣耀和长寿，是多么令人赞叹啊！古人歌咏贤妻长寿、祝愿母亲长寿，以春酒祝福长眉寿，从来没有不把这些心意表现在歌咏中的。因此，凡是与涂君交游而为此事作诗的人，也就很合宜了。我因此高兴地为它作序。《寿安堂诗》序 我的弟弟本之曾去溧阳任教，和医学官曹君孟文结为朋友。孟文医术精深专一，用心诚实。今年秋天，他来到京师，经过我的旅舍，连续谈论了几天几夜。我知道孟文有一位老母亲，九十岁，身体康健，没有疾病，早晚起居仍然勤勉自持。她教导子弟说：‘一定要读书，做善人。如果不做善事，即使煮羊烤羔，我心里也不快乐；果真做善事，即使只喝豆汤、饮清水，我心里也快乐。’她虽然年老，精神和思虑却没有衰退，仍然如此。有的人犯了过错，孟文很庆幸母亲长寿康健，于是把自己侍奉母亲的居所题名为“寿安之堂”。孟文请善于作诗的人为此歌咏，因此托我作序。人没有不希望父母长寿的，但长寿有时未必一定能够得到；有的人虽然长寿，却受到衰老、疲惫、疾病的侵袭，不能安宁。即使长寿而且安宁，但如果时代不是太平盛世，家中又没有可以依靠的产业，孤寂困窘、无所凭借；或者奔走道路，长久远离父母的人，又有多少呢？这样一来，即使长寿而安宁，也不会快乐。如今孟文官职虽然低微，却可以不离开家乡，没有繁重苛急的政务；居处在老山林的幽静偏远处，田园又近，亲爱子弟，早晨相互问候，晚上聚在一起。用这些事情来使母亲快乐，使她的心志和顺，那么她长寿而安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孟文也是幸运的啊！不过我看孟文虽然年老，却淡泊而少有嗜欲，整天饮酒也不至于昏乱，谈笑嬉戏，精神气色安闲舒畅，这些也都是长寿的征兆。《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怎么会不长寿呢？”又说：“使贤妻和长寿的母亲长寿，三种长寿互相为伴。”这不正说的是孟文吗？于是写下这篇文章。

译《赠大尹戴君序》我代理阳江县令时，恰好莆田人戴君原性任我的僚属。戴君安静恭谨而不放纵，清廉谨慎，却越发贫困。然而他自认为年老成熟、资历较深，却降居低位，于是削去锋芒，铲除傲岸，把耿介自立的气概全都收敛隐藏起来。这大概不是他的谋划拙劣、计策窘迫，也不是受所处地位限制而姑且安守本分，而只是自我韬晦，求得不触犯外物罢了，难道这是他真正想要的吗？戴君虽然从未几乎在脸色上显露出来，我却不能不替戴君感到惋惜。况且阳江地处大海边，百姓多半豪勇强悍，混入军籍、以武力逞凶来保护自己的，到处都是。唯独戴君能够用道理加以劝导，使他们归向正道；任职两次考核期间，最终以能干称职而闻名。由此可见，戴君并非只为求得自我安逸，确实是所谓和谐相处却不随波同流的人。戴君又怎么会失去君子的品格呢？近来有人把他的名字推荐给朝廷，天官查得实际情况，上报皇上，于是提拔他为兴宁县令。唉！戴君此行，也可以施展他积蓄的才能了。奔驰在宽广大道上，和在蚂蚁封土般的小路上迂回转折，形势并不相同。戴君将要凌厉挺拔，显露锋芒以求高升，还是随波逐流、混同世俗呢？将要震耀奇伟，创立新政，还是因循依附、顺从世俗呢？承受上级的期望不容易，体察下属百姓的情况也不容易。以强硬的言辞坚持操守，和畏惧威势、奔命求生的人不同；用慈爱恩惠安抚百姓，和用刑罚整治百姓也不同。凡是处理事务、防备祸患，关键只在施行得当罢了。我过去曾从戴君那里得到帮助，就像古人佩戴熟牛皮来提醒自己柔韧一样。如今我用空话对他没有益处，难道真能对戴君有所补益吗？戴君一定自有处置自己的方法，这不是我能够完全了解的。因此趁他出行写下这些话赠给他，戴君可以选择其中有用的。《具庆堂诗》序 翰林庶吉士钱唐人孙君子良曾来拜访我，谈到他的朋友张用良的贤能，并且称赞他孝顺友爱深厚至极，同乡人中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我很遗憾没有见过用良。今年秋天，用良来到京师，我才在子良的住处见到他。他举止从容谨慎，气质清明，言谈慈祥和顺，确实如子良所说。后来听说用良的父母还都康健，几个兄弟也都有美好的资质，像用良这样孝顺友爱，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有人把用良侍奉父母的居所题名为“具庆之堂”，用良请善于作诗的人为此吟咏，于是通过子良嘱托我作序。人情所希望、事情中可喜可乐的，没有比父母兄弟平安无事更大的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三种快乐之一。因为这是人的快乐中系于上天的一种；凡系于上天的事情都有命数，不是人力所能保证的。人对于本来不能强求的事，如果从上天那里得到它，那么作为庆祥、福祉，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既然从上天那里得到了，却不能恭敬谨慎、顺从天意而尽到人的责任，那就是辜负上天。人到了辜负上天的地步，罪责、惩罚、悔恨和羞耻，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获得了庆祥福祉，却不能顺应它来享受快乐，最终又无法逃避罪责惩罚、悔恨羞耻，这是多么可悲、可叹啊！如今用良有父母兄弟，又能够笃守天伦的真情，尽到孝顺友爱的道理，不辜负上天，也不愧对世人，可以说是贤能了。用良和子良交情十分深厚，子良正直坚毅，很少轻易称许别人，却非常称赞用良。《左传》说：“不能取信于朋友，不能顺从父母。”用良已经取信于朋友，他在家中的行为也有根本。把这样的品德传播到歌咏中，谁说不合适呢？于是为他作序。《水天清意轩诗》序 我的弟弟本之最近从溧阳来到京师，对我说：溧阳杨公亮贤能，他和兄弟季友都笃实读书、谨慎行事，器度气量很高，不可以浅近地窥测。他曾在濑江之上建了一座轩，整天独自坐在其中。天光湖影，已经足以洗涤他的思虑，荡除他的心意；而鹰飞鱼跃的情趣，又仿佛油然而生，默默地蕴含在言语之外。因此他把这座轩题名为“水天清意轩”，作诗的人为它吟咏，求我写文章作序。唉！我如今正被繁杂的应酬纠缠在文辞末节之中，被争斗之事扰乱，没有片刻闲暇，又哪里足以为公亮发挥光彩、振拔超越呢？然而人的心能够神明地应对万物变化，只有学问可以达到知理，只有无欲可以主持内心的清静；如果不能幽居闲逸，稍微隔绝外物的牵累，也就不容易观察、认识圣贤和天地的气量。李愿中先生说：“常常存养这颗心，不要让事物战胜自己，整天端坐，使精神光彩明亮精明。”康节先生说：“修养到极其清静的境界，自然能够包容宇宙的始终。”古今之人保存自己的本性、达到功用之妙，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公亮年纪已经老了，辞谢繁华，断绝外界牵累也已经很久了。我想象他悠闲地处在一轩之中，间或吟咏短诗，远处取景，近处取材；山川因他而显出春意，草木含光而更加辉耀。他对于“水天清意”的领会，默默地有所心得，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因此我加以议论并作序，使读者知道外界的繁华纷扰并没有益处；而我面对山林中的隐士，也感到惭愧。《赠教谕康孔高序》康公孔高过去曾和我一同在乡校游学，一同考中乡贡，又一起赴春官，结果都落第。后来各自担任学官，分处东西，离开后几乎七年没有见面。等我来到京师，孔高也因朝正来到京师，我们又分别离去。不久，听说孔高因母亲去世而辞官。服丧期满后，他来到朝廷，改任沔阳景陵的教官。他离去时，我心中不能不感到悲伤。当时留在京师的旧友，都作诗为他饯行。我和孔高是老朋友，他嘱托我作序。孔高胸怀抱负，才气出众，卓异不羁；所有与他交游的人，无不羡慕他的豁达通透和卓绝不凡。我认为，如果让孔高发挥所长，用道理治理繁杂事务，他一定会声名显赫、才能出众，取得显著成效，受到当时人的敬重。可是如今他潇洒地抱着旧有典籍，每天和士子讲论学业、考课功课，低微拘谨地做着儒者的事情。孔高虽然自得其乐，我却实在惋惜他的才能。孔高积郁在胸中的东西，既没有机会宣泄舒展，我想他心中一定存在着非常不屑于此的地方。等到他的学生中有人在太学读书，听说他来了，都拿着酒食争相前来拜见，唯恐落后；他们都认为自从先生离开后，没有人可以考问、质疑和请教，茫然至今还不知道怎样做学问，甚至有人感动得流下眼泪。如果孔高真有不屑于教书的心意，怎么能使他的教诲影响学生，使他们感激、仰慕、向往到如此深厚呢？孔高积蓄深厚，却不急于施展；身处低微地位，却能够安然接受命运；竭尽自己的心力，却没有怨恨。内心像孔高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君子了。因此我又预料他将来一定能够被任用于世人，而不止于此，希望他更加努力。

译《赠刘仲戡省兄还家序》太学生、庐陵人刘君仲戬来到京师的第二年，他的弟弟仲戡来太学探望仲戬，将要回家。翰林庶吉士李君昌祺嘱托我写几句话赠给他，并且说仲戡孝顺兄长、恭敬有礼，志向高远，学业锐进，才能勤敏，并不比他的兄长仲戬差。我和昌祺一同在秘阁任编修，最后才认识仲戬，彼此都相知深厚。昌祺聪颖敏捷，意气刚正耿介，不肯稍稍屈服，不随便交朋友，别人也不敢轻慢地同他交往。像昌祺这样的人，却唯独和仲戬友善。仲戬从容而谨慎严密，少惹是非而多有才干。正忙于编纂校订时，书册像山海一样堆积，如果不是精力极其充沛，没有不感到困顿的。仲戬早晚从事其间，从未稍有懈怠。我依赖仲戬的力量，实在很多。如今又有机会结交仲戡，因为他的兄长而同时得到他的弟弟；又因为结交昌祺而同时得到这兄弟二人。同类相遇，同气相合，是多么快乐啊！昌祺和仲戬同住一室，从事相同的学业，嗜好、欲望和好恶没有不同。仲戬在家时，家中一切事务都由仲戬筹划处理；仲戬因此没有家庭内顾之忧，更能专心致力于学问。如今虽然远离家乡，仲戬又有什么遗憾呢？然而仲戬的才能，人人都知道并且仰慕，朝廷荐举他的名字已经很久了，却唯独不知道还有仲戬的弟弟。如果让人们知道仲戡，难道不会把仲戬的声望夺走吗？因为昌祺的请求，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给仲戡的文章。《欧阳助教重修族谱序》我曾经看过国子助教欧阳允贤十一世从祖、参军欧阳毅的诰敕和事迹，知道他曾被秦桧嫉恨，没有不为之悲叹的。等到看他的族谱，见到他的子孙宗族如此兴盛，又不禁羡慕君子恩泽的流传。起初欧阳毅以殿军长史的身份参与韩世忠、刘锜的军事事务，高宗一见就知道他贤能，派他出使北方；他言辞气概刚正，不可屈服。回来时，又在途中斩下金国将领的首级示众，这是多么壮烈啊！欧阳毅当时的功业伸手就可以取得了，却被秦桧排挤，最终没有得到重用，直到去世。自从刘、岳等将领被罢免以后，一时才华卓异、气节刚烈的人，降居低位直到老死，像欧阳毅这样的难道少吗？想要知道他们有没有后代，又不可得知。秦桧的罪恶太深重了！听说秦桧的后代独自繁盛，只是因为秦桧流毒所致，许多人忌讳谈论自己的出处。作恶不一定没有后代，行善也不一定必有后代；然而如果秦桧的子孙显赫，反而使后世断绝了对他的肯定，那么秦桧有后代也等于没有后代。秦桧即使死在地下，看到欧阳参军，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吗？欧阳氏的先祖，从吉州刺史欧阳琮开始，生有欧阳彪、欧阳彤、欧阳万。欧阳彪的后代没有继续传下去；欧阳万任福安令，传到第九世，就是文忠公欧阳修。欧阳氏的族谱最被称道为有法度，大概从欧阳公开始编修。欧阳彤传七世到宋代太尉、梁国公欧阳忠，奉诏葬于万安，他的子孙于是成为万安人。欧阳忠传八世就是欧阳毅，欧阳毅的弟弟欧阳德祖从万安迁居泰和蜀江，到如今欧阳允贤已是第十一世。欧阳氏族谱追溯源流、理清头绪，年代越久越显著，像这样毫不妄乱，大概可以和文忠公欧阳修的族谱并行。我曾经过蜀江，见到欧阳氏的诸位老人，如三峯先生某、观民、俊民兄弟，都宏伟博雅。后来来到京师，又每天和允贤往来。允贤的堂弟允俊以庶吉士留在翰林，一同参与编纂，也都才力强健、学问超过常人。允俊趁闲暇时把族谱托付给我，请我写几句话。我赞美参军欧阳毅的壮烈，又高兴地向他的后代宗族讲述这些事，使他们以此自我勉励。《赠欧阳助教归省诗》序 我来到京师的第二年，老朋友欧阳允贤从兴化郡博士升任国子助教。又过了三年考核政绩，天官援引成例，准许他回乡探望父母。所有在京任职的旧友，都替允贤感到荣耀，并且相继作诗为他饯行，嘱托我作序。我回忆自己还没有做官时，和允贤交情深厚。允贤考中科第，在四方为官，我们分别了几十年。后来他在京师做官，我们没有十天不见面的；一见面就畅谈深论，十分欢快。如今翰林侍讲杨君士奇和允贤尤其相好，每逢闲暇日，允贤从太学出来，杨君就总是派人奔走东西，邀请他前来。人一到，几个人便都来了，接连挽留，不听他离去；大家吟诗歌唱、谈笑嬉戏，尽情倾吐，往往直到半夜还不停，有时竟不能入睡，只得叫轿夫和仆役拿着蜡烛赶去上朝。分别时又是多么快乐啊！难道是因为外在没有触犯忌讳的嫌疑，内心又有彼此契合的乐趣吗？不然，就是沐浴皇上太平的恩泽，处在清闲安逸而清贵华美的环境中，心里没有牵累，因而放纵到这种极点吗？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然而允贤为人宽厚平易、诚信正直，不刻意削峭而显得严厉，也不苟且依附、胡乱随从。他写文章，也像他平日的气质一样，平和而意趣高雅；人们读了就知道是允贤写的。允贤每当看见别人的过失，又能诚恳而委婉曲折地指出并告诫他，一定要使对方改正才停止。因此我们几个人更加仰慕他，也希望同他亲近。唉！世上的士人彼此争逐权势地位，表面上故作深沉缜密，内心却怀着愤恨嫉妒来互相夸耀争胜的，多得很。假如只是坦率平和地相处，就会一起追求私利、迎合私情，很少有人规劝对方，那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这样看来，像我们几个人这样的人，或许可以避免这种弊病了。允贤家在泰和蜀口两江之间，两江相距数里汇合后向东流，成为金鱼珠浦；他的宗族繁衍，几乎有数千人，其中子弟凭科举功名出身的很多。如今他回乡，能够见到族中长老，接触子弟，遍览丘园的美景，心中的喜悦大概十分充盈。然而我们几个人一天也不能没有允贤，希望他回来时不要耽搁太久。

译《赠王纪善序》往年我和王君作昭一同在县学读书。作昭努力学习，写作的文章非常雅正洁净。他同人交往忠诚信实而平和易近，可以亲近爱护，却不可轻慢。分别很久以后，听说作昭考中贡士，赴春官应试，心中暗自欢喜。不久又听说作昭被授予在京师征收税务的官职，心里颇为郁闷不乐，并且叹息作昭没有得到好的机遇。然而作昭能够庄重恭敬地持守自己，又清廉洁白；即使身居低官，如果处在显贵职位上，也会凭借这种声望使名声大为显著。如今皇上继承大统，作昭于是被选拔任用为肃王府纪善。将要离别时，他来拜访我，说：“这次出行，我大概会有所收获。我听说肃州在陕西西北极远之处，万里之外有黄河的波涛，潼关的雄伟险峻，终南山、大华山的奇特高峻，都是天下奇异的胜景。沿途经过那里，可以仰观俯视，洗涤胸中的尘滞。而且我的学问还不够广博，正可借此扩大自己的见闻。”我想，作昭离开京都，舍弃故旧，前往万里之外，一定会有远别和艰难的情状；可是他的话却这样旷达，这难道不是胸襟宏阔、超迈不凡的人吗？士人要建立功业并取得成就，必定是因为他的气度充足；否则没有不被外物动摇、反而助长内心忧郁的。作昭在得失之间，能够如此洒脱地处置，确实是有办法涵养自己的气度。那么作昭从今以后，能够更加显著地建立功业，又哪里可以估量呢？于是写下这些话为他送别。《送吴县丞序》我代理阳春县令时，恰好吴君子育任县丞。子育是端正的人，慈爱善良而温厚；他用心做事，只怕违背事物的道理而使百姓受苦，常常歉疚得仿佛自己做得还不够。我喜爱他，同他交往特别深厚，志向和思虑也相同。子育曾巡行县中，回来时有时高兴欢喜，有时忧闷不乐，长久叹息，半夜还不能入睡。我看见子育的欢喜忧叹，不等他说话，就已经知道他的内心一定有这样做的原因；即使对子育来说，他也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我认为阳春是天下最偏僻的地方，但有了像子育这样的县丞，就不再偏僻了。我来到京师又过了一年，子育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虽然分别已久，见面交谈时却始终没有什么改变。在此之前，有人曾向朝廷推荐子育，召他到京师，准备加以提拔任用，却没有成功。等到天官考核，他的政绩列入优等，又准备提拔任用，仍然没有成功。于是他只能带着一个县丞的职位，孤单地再次奔赴岭海外地，人人都为子育没有遇到时机而惋惜；但我独自为阳春得到他而高兴。阳春如此偏僻遥远，却得到像子育这样的县丞，百姓因此安定。如果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和大邦中，担任郡守、县令、县丞的人都像子育这样，就可以稍稍符合我皇上为百姓忧劳、寝不安席的心意了。为什么偏偏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呢？然而阳春能够得到子育，那么交通便利的大郡大邦中，像子育这样的人一定很多，只是我偶然没有见到罢了。我又听说子育的父亲曾任广之廉山令，有惠民政绩，那里的人直到今天还在思念他。廉山也不妨是偏僻的地方，为什么吴氏父子所任职的地方都是恶劣之地，却都能有善政呢？难道地方虽然恶劣，上天却本来不鄙弃那里的百姓，一定多派贤人君子去教化、引导、惠养他们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吴氏一门就有父子两人了，难道不是命运吗？命运出于上天，凡人的行为符合天意，他所得的报应一定会昌盛、光显、荣耀，只是来得稍微迟些。这样看来，子育尽心竭力，等待上天给予的报偿就是了，又何必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呢？在他离去时，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

译《赠僧冰壶归西昌序》我回忆自己还没有做官时，曾在城东寺的地藏院读书。冰壶刚刚剃发出家，学习佛教，拜云间禅师为师。不久，他来跟随我读儒家书籍。他的资质淳厚高雅而温和敦厚，和他谈论道理、讲析古今，已经隐约显露出头绪。等到我把天、人物理之间的关系，以及礼乐人伦的重要道理告诉他，他也深深领悟了其中的所以然。我既喜爱他的资质纯粹，又惋惜他失去了这一边却得到了那一边。当时我和云间又相互友善，但云间把自己混同于尘世之中，颠倒嬉笑，傲然自得。一时的名士大夫都和他相交，忘怀形迹，成为莫逆之交；他发表精妙的议论、奇异的言谈，巧妙地讥刺而切中要害，使满座的人笑倒。有人不合他的心意，他就翻着白眼怒骂，也没有人敢对他怎样。唯独他极其喜爱冰壶，片刻不离；遇到佳客长者来访，就总是夸赞冰壶，把他叫出来给客人看。唉！云间去世已经十多年了，而冰壶如今已经长大，身材修长、眉目秀美，挺然站在丛林之中。可惜云间没有来得及看到他；如果看到了，他又会怎样夸赞、怎样喜悦呢？然而冰壶年岁渐长，品行也更加笃实，侍奉上级恭敬，接待下属有礼，大概是在世俗规范之内修行的人。云间以傲放为通达，冰壶遵循规矩、守持自我，虽然两人的规模不同，却都是高士。当时皇上为高皇帝祈福，于是天下的名僧都聚集到京师，冰壶也在其中。事情办完后，他接受赏赐回去，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所谓“散僧入圣，小禅自缚”，冰壶和他的老师大概都接近这种境界，而冰壶又不是自我终结、停滞不前的人。《送杨生刚归溧阳序》【代作】翰林修撰梁君潜的弟弟本之担任溧阳教谕几个月，凡是学校中松弛废弛的政教事务，一下子都振作兴起了。后来又因为学校书籍残缺不全，不足以供学生考查学习，便命令他的学生杨刚来到太学摹印，带回溧阳。修撰君因为知道我和本之交游友好深厚，想让我写几句话赠给杨刚送行，以鼓励杨刚求学，并且勉励他的弟弟本之。修撰君爱护弟弟，尽用这样的真情。然而我听说，君子学习尧舜文武之道、周公孔子的教诲，并不只是讲说和学习而已，必定要使内心得到的道理明白而坚定，这样施行于事务中才会正大而长久。正大，德行就会尊崇，道理就会显著；长久，教化就会周遍，百姓就会归附。古人的治理和教化，大概就是这样罢了。往年我曾和本之讲论这些道理，也用它们在内心自我提醒；然而我被外物扰乱的地方太多了。唯独本之以闲静涵养自己，没有外物扰乱内心；他所蓄积的丰富、所积累的宏大，使气势盛大而志意舒畅，我确实已经看见他将来会有壮伟光大的成就。杨刚跟随本之学习，资质非常美好，志向非常端正；他来到京师后，从未到市井店铺中游玩。神乐观有一位裘炼师，和杨刚同乡，善于弹琴；杨刚住在他家，两人整天一起清谈，没有一点尘俗气息。因此修撰君非常称赞他。我又听说杨刚的祖父公亮，老成而有学问，喜爱作诗，有古代长者的风范；那么杨刚在外接受本之的教诲，在内又受到祖父训诫的熏陶，对于尧舜文武、周公的道理，大概将会有所心得。得到天下英才而教育他们，古代圣贤尚且以此为乐；如今我看见杨刚，难道能不为本之击节赞叹吗？于是写下这些话回复修撰君，让它作为赠给杨刚的文章，并且告诉本之。又因此感慨自己的颓废无成。《送周如陵序》我往年在蜀地苍溪教书，沿夷陵逆流而上进入三峡，抬头看群山，像万仞高的墙壁直立；岷江向东流下，被两岸束缚，水势仿佛无法舒展，压抑阻遏到了极点，于是惊跳怒跃，逆流形成回旋急流，受激形成飞瀑，冲击形成奔涌的波澜。其中尤其险峻的地方形成虎头、鹿角般的地势，盘旋的漩涡有百尺宽，旋转如同车轮，轰然巨响，万山仿佛都在回应，观看的人无不眼花目眩，禁不住惊叹。经过防万而上到三巴，才渐渐看见平缓的江面和舒缓的水流；然而巴郡占据三江险要，依靠山石筑城，悬流飞瀑，在云雾中更加可爱。从这里向西走一千三百多里，才进入成都。那里平坦开阔，疏通江水成为渠道，分流灌注平坦的田野，绵延几千里；它的西面有云山洁白明亮，和清晨的阳光灿烂地相互映照，实在是天地间的奇观，只偏偏被遥远偏僻的国土独自占有，使傲游的隐逸之士能够时时登临远望，荡涤自己的心志，这是多么畅快啊！那里又有诸葛武侯留下的教化，关羽、张飞的忠节和刚劲气概，直到今天也没有衰减；还有苏氏父子的文章雄健，数百年来没有人超过他们。所以蜀地的胜景又不只是山川而已。我离开那里已经十年，到如今仍然思念不止。今年夏天，忽然庐陵人周君如陵从成都回来，来到京师的旅舍拜访我，极力讲述往日游历的情景，并且使我不知不觉间心情舒展、精神释放。如今如陵又将要去游览别处，可惜我不能和他一起在其中翱翔。即使如此，人的感情会因事情而受到触发，本来就不取决于所遇见的山川；杜少陵一生穷困忧愁、悲哀慷慨，始终不能排遣，难道只是蜀地的山水使他内心忧伤吗？那是因为他所遭遇的时代使然。既然如此，我和如陵在壮年时的游乐，又怎么能不知道它的由来呢？凡是和如陵交往的人，都作诗为他饯行；中书舍人吴君平仲又因为我曾经游历蜀地，在诗卷卷首题写“西川壮游”四个大字，嘱托我作序。

译《赠严元晏序》严氏是我们乡里的大族，而元晏是严氏中尤其贤能的人。他选择居住在金防山中，淡泊宁静，对世间没有什么仰慕；但一乡的是非曲直，必定要等元晏说一句话后才作决定。元晏既然同世俗谢绝往来，唯独喜欢谈论医药。我居家时，喜欢阅读《黄帝内经》和刘河间、张长沙诸公的学说，当时常常往来讲论的，只有琼州守王伯贞先生、白水丞陈孔立先生两人。这两人都喜欢和我交谈，而尤其能和元晏相得，几个人彼此成为莫逆之交。等王公离开去琼州任职，白水公仍然健在时，他每次出游都一定经过我在柳溪的居所；有时前往金防山，就一定留宿在元晏家。住在元晏家，必定久久停留而不立即离去，带着童仆遍游溪涧，遇到药草就俯身拾取品尝，有时描画它的花叶，默默染色摹写它的形态，叫童仆把它放进药箱才走；一路不停地走，谈话也不停，直到傍晚才攀着藤萝回来，快乐而陶然。大概琼州公和白水公洒脱而有趣，元晏则笃实而聪颖，我也旷达而不受拘束，所以几个人相处得非常融洽。我在外地做官，不能和元晏亲近交游，已经六年了。白水公已经去世，琼州公又被官职所阻，我们想像从前那样相聚谈论，再也不可能了。今年夏天，忽然元晏来到京师，我听说后心中高兴得不能自胜。等元晏经过我的旅舍，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他就起身离去了；即使我勉强挽留，他也没有停留多久，片刻之后最终还是告别离去。难道元晏如今对我有什么不能释怀的地方吗？难道他的志向思虑从前相同，如今却不同了吗？还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既然如此，我又怎么能让这件事在心中停止不想呢？将来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请求辞官归田，在困顿疾病之余没有什么可以自我供养，我一定要寻求医家书籍，和元晏每天一起阅读，以偿还我平生的夙愿，也不忘记山中的旧约。不知元晏对此还有没有兴趣，还是已经抛弃不顾了呢？写下这些话赠给他，也借此记下我的心情。《赠朱孔良序》皇上绍正大统以来，九州安宁，万机政务之余，端坐闲居而无所作为，于是寄情于文学艺术，召集天下儒臣，让他们编纂秘阁中的文献，上自唐虞，下至当代，天文、律历以及诸子百家，无不旁搜汇辑，按类别包举，以韵统摄，大概是想把万卷书归于一编，把万世的知识汇合于一时。然而这项工程浩大，功业不是按日月可以计算的，篇册比平常的各类书籍增加了万倍。皇上于是又命天下州郡凡能书写的人，都集中到文渊阁，让他们共同完成此书，精心抄写后进呈。泰和县学的生员刘俊入选其中。刘俊志向锐利、学习勤奋，又温和恭谨而谨慎缜密，凡是在翰林院中与他交游的人，没有不欣喜地爱重他。今年夏天，他的岳父朱孔良来探望他。我既与刘俊一同出入翰林院，又因此得以认识孔良，心中十分高兴。孔良世代居住在本县屯州，屯州朱氏族人繁多，贤能的子弟很多，其中又有像孔良这样老成的人。孔良来到京师，多次同我谈论，他的气质温和，容貌严肃，我更加知道孔良的贤能，只可惜自己认识他太晚了。刘俊是朱氏的女婿，人们都称赞他是佳婿；然而刘俊正谋求在当时得到任用，而孔良只专心于收敛、隐藏自己，不让才能自行显露，所以即使是我们本地，知道孔良的人也很少。孔良回乡时，留在京师的旧友都作诗为他饯行。我和刘俊正逢盛世文明，都有幸参与这项盛大典制，所以对于孔良的归去，斗胆夸说他的事迹，以此作为赠言。赠朱知县序 古筠人朱贵在永乐二年考中进士，被选派到都察院广东道任职。按照旧制，这大概是让他熟悉观察施政的难易得失，并不是真正把职务委托给他。朱贵因此承担了监察防察的重任，却没有正式任官守职的负累。接受命令后，他回了家。第二年夏天，他又被征召到京师，任职于大理寺。他在大理寺时，就像在都察院时一样。朱贵只凭一个进士身份，两次处在要职，亲自观察审讯案件的操纵，了解实际用法的权衡；这不仅足以增长见识、磨炼才能，也能使他以没有牵累的心情，纵观各种琐碎纷杂的现象以及人情事理的关节，必然会有深刻的见解。那些忙碌奔走而无暇旁顾的人，有时是因为心有所沉溺；譬如赌徒相对而坐，胜负的迹象一显露，感情就不能不受到惊动。所以只有无所牵挂的人在旁观察；有沉溺之心的人所犯的过失，我反而能够从中得到教益。从外界得到的见闻，已经在心中积累很多，时间越久，等到它们发出来，必将如水势充沛，无法阻挡。朱贵过去所经历并观察的事情，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如今离开京师去做唐山县令，又会怎样呢？唐山是个小县，地处偏远，没有迎来送往的繁杂；百姓质朴务实，没有争讼的扰攘，距离京师大约在千里之外。以朱贵平素有那样的经历，而如今所要面对的是这样的地方，他将会怎样用心呢？难道他的心也会因此改变吗？岂止不会改变，若加在他身上的事务仿佛从来没有什么命令一样，那么他的心就更不会受到牵累了。然而朱贵曾跟随我的弟弟本之学习经书，持守其心从未稍有懈怠；他待人接物时总是谦下而虚怀，因此即使心中没有负累，也必不会放纵自逸。他必将带着旷达自得的志趣，更加观察无穷无尽的人情事理。反复观察，反复有所收获，我不知道他将来会怎样把这些见识发挥出来。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他。

译送萧教谕序 我往年游历乡校时，听说庐陵萧君引之以端庄稳重、努力学习而闻名郡学，我未尝不爱慕他的为人，只是同他聚会的日子很少。只是时时能够得到他所写的文章，读来既有程式，又有典范法则，开阔宏大而不超出规矩法度，非常像引之本人。自从我出仕游历四方，引之通过科举成为武义县学官。皇上刚登宝位之初，他到京师朝贺，得以同我相见。那时我同引之分别已经很久了，乡郡旧友中在京做官的很多，引之平日与他们最为亲密；相见后谈起平生的欢乐，情意相合，没有一点抵触，在酒席间互相酬答，有时直到深夜还不停止。感情和志趣十分融洽，巧妙地讥刺，豪放地戏谑，委婉地讽谏，旁敲侧击地嘲笑，无不哄然放开。只有引之简约沉默，不能用意气扰乱他；有时他故意说些放浪的话，稍稍挫折众人的锋芒，但又未尝不切中要害。只是引之总是致力于收敛自己、郑重自持罢了。因此众人都推重敬爱引之；他是长辈一辈的人，我就更加不敢怠慢而同他交往。引之离开京师以后，因服丧回家；又过了三年，服丧期满回来，改任昆山县学官，众人作诗赠送他。翰林侍讲邹君缉熙因为知道我同引之相识，托我写这篇序。教官的职务和为师的道理，都是很难的。那些郡县子弟，年少而意气旺盛、怀抱锐利志向，正自认为无人能比；如果我想厚着脸皮做他们的老师，若不是平素有端庄谨慎的品行、真正积累的学问，就很难使他们心悦诚服而彼此之间没有抵牾。像我的引之，在为师的道理和教官的职务上，大概可以说没有什么惭愧的吧。对外把学问施于人，对内用它增益自己，以文章扩大情趣，以品行成就德性；这样一来，作为引之的师友弟子，就都应当彼此庆贺了。可惜我离引之很远，不能向他请教而有所增益。于是把这些话写在赠诗之前，共有若干首。耕读轩诗序 古代通达事理的人和有志之士，隐藏踪迹、涵养晦藏，使自身有所寄托而能够安定，使志趣有所归宿而可以尊尚，欣然把一生混同于平庸卑微之地，为什么呢？因为自处的位置浅近，所积蓄的东西就容易倾覆，所以常常有意自我隐藏，以使自己的积蓄更加深厚。曾君能济命名他的轩为“耕读”，拿他一时所作的诗二卷来拜访我，请我作序。我居家时，见能济还正在垂髫年纪，带着书往来于先生长者之间，求取教益。如今他已经长大老成，忽然见到他，我几乎不能认出。曾氏是我们乡里的大族，宋熙宁年间有名安强、安止的兄弟二人同登进士第；安强官至侍御史，在当时尤其有声望，蔡京嫉恨他，按例把他列入党籍，但他的名声反而更加显著。传了几代到鸥江先生，先生以文章品行自负，就是能济的高祖。先生的两个儿子方壶、方谷，在元朝盛时，松竹田园的优美景致，乡里宗族很少有能相比的。如今能济居住的地方有一座九成堂，是方壶先生所建，已经一百几十年了，但厅堂仍然保存着；乡里的老人多能讲述曾氏家族兴盛时的事情，可惜能济没有赶上亲眼见到。如今乡里的老人一天天减少，能够讲述这些事情的人也更少了。能济离开家乡，居住在庐陵，以耕田读书自得其乐，行迹同世俗越来越疏远。即使是我们乡里，知道能济的人也很少；能济自己还唯恐别人知道他。几年来，能济又泛舟江湖，同乡里的富商往来，以便把自己隐藏在吴地人和楚地蛮民之间。能济确实是想使自己的积蓄更加深厚，所以故意这样做来混同于世俗吗？然而能济资质非常美好，年富力强，又好学不止，我知道他一定能够继承并延续先世的事业。能济还要谨慎自持，不要让人有机会轻易倾覆他的积蓄，那就幸运了。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为他作序。友筠轩诗序 庐陵蔡君学渊和他的弟弟清源都喜爱画竹，一同向钱唐高士谦先生学习。高先生也画竹，画得很清秀俊逸，把竹子的各种姿态都表现出来了。然而他对此爱好极其专心，自己说画竹的方法是从顾定之那里得到的，顾定之又从李息斋的儿子遵道那里得到。如今李息斋只留下画竹谱流传于世，世世代代善于画竹的人仍把他奉为宗师。何况高先生所传授的技法渊源久远，不是只玩赏画谱的人可比，那么蔡氏兄弟所得到的本领也就可以知道了。我曾认为，竹子的荣枯、燥湿、形态和意趣，画谱有不能完全表达的地方，必定要靠画家自己从心中领会；如果不是穷尽精力，就不能自行领会。自高先生以后，常常可以看见蔡君画的竹子陈列在各家。如今他的弟弟清源又给自己的轩题名“友筠”，可见用心更加勤奋了。然而蔡君如今任吏部主事，清源又被选送到礼部。两人都孝顺友爱、诚笃厚道，又能写文章，所以并不只是会画竹而已。清源居住的地方，家人向他索求竹画的往往络绎不绝。蔡君笑着说：“文与可所谓的‘袜材’，如今是在我弟弟这里吗？”人们只知道他的一项技艺，却不知道蔡君品德深厚、才具深沉，可以在世上施展并用于政治的才能，并不在画竹这一件事上。清源为人清正刚劲、强健有力，很有高雅的情趣。他既然寄托心志于竹，又拿《友筠轩诗文一帖》来请求我作序，于是写下这些话为他作序。

译送刘教谕序 庐陵刘君仲镡考中乡试，进入太学。后来被选去编修《永乐大典》，在翰林院将近三年。当时学士解公和祭酒胡公总领这项工作，仲镡片刻也没有离开他们身边。搜查阅览秘藏典籍，遇到奇异的事情、隐晦的语句，就让仲镡记录下来给馆中的士人看。有需要考证探究后进呈的内容，一定要由仲镡书写才能进呈，否则不许书写，也不进呈。大概仲镡天性聪敏，又知道有所畏惧谨慎。别人勤奋的或许不聪敏，聪敏的又不能谨慎，只有仲镡既聪敏又谨慎，所以学士诸公都认为仲镡贤能。今年春天，在礼部会试，仲镡被选为沛县教谕。同馆之士多作诗为他饯行。翰林检讨解公文夫想请我写几句话作为序首。沛县是汉高祖的旧乡。当高帝平定四方、威势遍及海内而归来时，曾同沛地父老子弟饮酒尽兴，歌唱《大风》诗。一时气势强劲、风采雄伟，多么壮盛啊！然而高帝当时只是想得到勇猛之士，难道高帝在这件事上尤其轻慢儒生吗？鲁地两位儒生不肯前来，商山四皓远远隐退，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高帝经过鲁地而祭祀孔子，征召博士来制定朝廷礼仪，儒生渐渐得到任用，那么他所轻慢的，就只是郦生一类人罢了。沛地的父老子弟本来就知道高帝的心意吗？还是只看到了事情的开始，没有看到它的结局呢？士人的风俗，取决于上位者的意向。如今的沛地已经不再是汉代的旧乡了。天下既然已经仰慕文教，而沛地又得到仲镡来做老师。那些承接时代、主持制作，学问见识高深而有抱负的人，更会知道仲镡的贤能；我说沛中的子弟一旦见到仲镡学问深厚、品行温雅，一定会爱戴敬重他，欣然倾心竭力。凭借他们对仲镡的极度仰慕来施行教化，我知道他一定能够有所成就。这次前行，仲镡要努力啊！我同仲镡相处已久，彼此情谊深厚，又因为解检讨的嘱托，于是为他作序。送某知县序 蜀地人淳朴厚道，容易治理；信义道德不是每家都学习、人人都通晓的，但他们喜爱仰慕、尊崇敬重并乐于谈道，即使是齐鲁那些宽衣大袖的儒士，也未必比得上蜀人。至于讲究声律、切对、对偶，这只是儒生的末技，而蜀人中有终身不拿纸笔写作的；可是听到有人诵读诗书、讲说道理文章，便都知道那是贤能之人。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性如此吗？是因为长期耳濡目染，教化深入的缘故。做县令如果得不到百姓的拥护，就不可能有所成就；而百姓如果背负欺诈、挟持奸邪，好恶又不同于天理的正道，怎么能够治理呢？所以容易治理而容易教化的，只有蜀地人是这样。进士南康某人被选为顺庆府大竹县县令。大竹在巴蜀东南，四面都是大山，没有舟车往来，巡行各部的使者一年也未必到一次。那里的百姓尤其朴实，习俗尤其醇厚。凭某人的抱负才艺和进士中的贤名，一旦处在他们上面，百姓本来就已经仰慕他了。百姓有仰慕县令的心，县令的教化之道就一定能够施行，政事也一定能够成功。教化施行、政事成功，使每个人都懂得明经和求学问。这种治理百姓的方式，难道不是非常值得高兴吗？我往年在蜀地任教，用雕琢文辞的浮华标准去责求那些醇厚朴实的人，遗憾不能顺着他们的淳朴，同他们在无事中彼此忘怀，只是强行对他们喋喋教诲他们做不到的事，实际上没有益处。然而因为他们也有爱慕文教的心，又因为上级要求我完成职责，我的职分本来就应当如此，所以从来不敢懈怠吝惜。我还没有知道怎样教导，教了不久就离开了，没能看到成效。如今某人此行，或许能够同他的百姓相忘于无事之地。然而谁知道当地百姓今后不会受到教化，成为才华美好、擅长文艺的人呢？顺着他们真实的崇尚，启发他们发愤求知、诚心向学的意愿，治理他们并教导他们，也是县令的职责。我曾游历那个地方，教化的困难使我不能久留，但时间越久越不能忘怀。某人此行，南康县令黄绍祖请我写几句话送行，于是把这些话告诉他。《泊庵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七 明代梁潜撰 序 银浦唱和诗序 吉文以西一百里有个地方叫银浦，陈氏世代居住在那里。离银浦以西八十里是泰和的梅冈，王氏居住在那里。梅冈因王氏而著名，银浦也因陈氏而闻名；两地山水相连，云彩飞驰、鸟儿飞翔，彼此可以相望。只是奇怪两家的宾客足迹从不相通，这按人情事理是不应该的。等我来到梅冈，王君樵雪曾约我游银浦，却没有成行。那年冬天，樵雪独自带着子弟游览那里。樵雪虽然年老，却酷爱诗歌，每当遇到山势穷尽、水道偏僻之处，或霞光烟霭、花草树木、禽鸟景致的美好所在，从来没有不在其中徘徊的。然而世上精于诗歌的人已经很少，知道樵雪的人也不多。等他经过银浦，陈氏中的俊秀之士于敬，字子威，以及他的侄子清汶、清湘等人，都擅长诗歌，子威尤其年长而意气旺盛。于是两人一相见，谈论诗歌不止，都认为彼此相遇很难，而相知又太晚。在酒席之间情绪纵横流畅，长篇大章接连写成，互相唱和，直到情意拳拳，不忍分别离去。大概因为气质志趣相同、感情深厚，所以他们发之于歌咏，仿佛金石奏响而律吕和谐，又像凤凰鸣叫而声气相应。以至于在感情中彼此忘我，以心相互欣赏，以相互赞许为高尚，以相互夸奖来自我豪迈。虽然他们一时所作的诗有不能掩盖的光彩，但总的说来，都是用来表达自己的志趣，并没有什么害处。士人中笃爱文辞的人，能够彼此契合的本来就少。因此，在当世不能遇合，就期望在百世之后、千年之间得到知音。如今这两个人，居住之地并不遥远，又同处一时；从今以后，在梅冈、银浦之间载酒寻访奇诗的人，我知道他们将冲行在道路上而不会停止。后来樵雪把两人唱和的诗汇集成若干首，嘱托我作序。我正为未能同游而悔恨，读到这些诗却很高兴，于是为它们作序。

译孝友堂诗序 钱塘人潘孟温，才干足以治理百姓、处理邦国事务，却以一个驿丞的身份在泰和浩溪任职。浩溪不是交通要道，公卿显贵一年也未必有一两人到来，知道孟温的人很少。因此孟温长期滞留在那里，却能够迎接父亲奉养，又同弟弟极其友爱。于是就在官署后面建了一座堂，命名为“孝友”。他已经请善于作诗的人歌咏此事，又请求我作文章为它作序。孟温能够不因官位卑微、俸禄微薄而改变奉养父亲的志向，这样难道不是贤能吗？自三代盛世以来，社会风俗淳厚，轻慢傲慢懒惰的风气不起；教导百姓的人又把孝友的品行放在首位。党、庠、术、序中，充满诗书礼乐的教诲，讲求诵习，以明白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至于背剑携带物品、应答进退之间，也都有办法培养人的良知良能。等到有人不遵从，就用不孝、不弟的刑罚来督促。因此从孩提小儿起，没有不知道爱护父母的；等到长大，没有不知道敬重兄长的。当那个时候，闾巷百姓即使想不孝不悌，又怎么做得到呢？后世的士人既不知道应该怎样学习，所以他们的行为也不再有三代盛世的样子。孟温能够成为贤者，大概是出于他的本性。我喜爱他给堂命名的善意，相信他的行为有些接近古人，于是感慨三代的教化为什么偏偏不能施行于今天呢？古诗《小雅》多写父母兄弟的感情，至于赞美尹吉甫，就说到张仲的孝友，认为吉甫的功德、才华和美好品行之所以卓越、值得歌颂，就在于此。千年以后读到这些诗，仍然能够使人振奋，何况在今天能够见到这样的人，登堂诵读那些诗，难道不会受到感动而奋发吗？孟温既谨慎地守持官职，又温和宽厚、和蔼可亲。他的弟弟将要出行，担任楚王府伴读，也知道爱护他的兄长。送杨弘壁序 杨君弘壁，家族原本是西昌的大族。当家族兴盛时，一门父兄凭借累世积累的豪富，台榭池苑、花木以及金珠犀玉的财富，可以同封君、列侯相匹敌。等到遭逢战乱离散，家业一天不如一天，杨君也在江淮之间艰难奔波，终于在那里安家。当时杨君年仅十六岁，壮志锐气正盛，把离别看得轻易而不在意。等到年老，又想见到亲戚和祖先坟墓，日夜面向南方悲伤。这样在外漂泊大约五十年，后来才回去；那时已经面容苍老、头发斑白，颓然衰老，见到他的人惊愕不已，不知道是杨君。经过自家门巷，先问明道路然后才进去，说出自己的姓名，老人惊讶，年轻人怀疑。问起祖父的兄弟，没有人知道；问起父亲的兄弟，也只剩下寥寥几人。至于同辈兄弟中尚有活着的，不是年老就是有病，拄着杖后来相见。那些贫穷的老奴仆和粗鄙老人中还在世的，都是当年自恃勇力、认为无人能敌的人，杨君也只能勉强认出他们的相貌。旧居的遗址上，荒烟蔓草丛生，坟墓层叠，牛羊鸟兽的踪迹交错其间；那里全都是当年宾客歌舞欢乐的地方。杨君于是悲怆不已，想到往事仿佛在梦中，惋惜离开太久、回来得太晚。后来，他的侄子益智拜见杨君并慰劳他的辛苦，置办酒席会聚故人宾客，挽留杨君不要离开这片故土。但是杨君入籍凤阳已经很久了，只停留了几个月便要离去。临走时，他带着第二个儿子某人同行，因而对他说：“我老了，先人的坟墓在这里，你要谨慎记住它们，不要忘记。”唉！杨君出生于富贵之家，未到壮年便困顿于羁旅，年老了仍不忘故乡；如果不是他的内心深厚真挚，怎么能这样呢？人事的变故本来就没有常态，一个人的一生，荣辱升沉，近在咫尺的事情尚且有不能保全的，更何况远在数千里之外、相隔数十年，还能守住自身而不辱没先人，这难道不是内心深厚所得到的报偿吗？杨君年轻时曾跟随我的祖父心易先生学习，同先君有笔墨交往的情谊，所以众人作诗为他送行，我为他作序；之所以详述人事变故，就是为了显示杨君没有辱没先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垄云轩诗序 姑苏金君润夫寄居都城，给他的轩命名为“垄云”。善于作诗的人已经为它作赋，友人刘彦机又替他请求我写文章作序，并转述润夫的话说：“世上怀有非分欲求的人，常常会因此祸及自身。只有君子懂得适可而止而自我满足，所以常能安然自得。只是我的才干和力量，长期以来在世上无所作为，既然如此，便应当粗食贫困，随处寄居而安然自处；得失不能介意，是非不能进入胸怀。心意所到之处，感情自然得到舒展。登上高丘以开阔视野，在天边收取白云。这就是我给轩命名的原因，希望借此看出我的志向所在，而这大概同古人陶弘景所说的并不相同。”唉！润夫居住在京师这样富盛宏丽的地方，夸耀奢侈、争逐豪华的人接连出现在他面前；用金珠玉帛装饰器物，以肥肉精粮穷尽滋味，以华美屋椽、宽阔大厦求得安适，这些都随处可见。然而润夫独自淡然安于简陋节俭，又用这件事为轩命名。假使古今天下那些豪勇才杰之士，用心常常都像润夫这样，那么一生安享富足、尊贵、荣耀，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他的这种作为，也足以警戒世上那些不知止足、妄想非分之物的人。然而润夫喜爱诗书，重视信义，喜欢同士大夫交游。他戍守荆门时，自号“荆门野樵”，可见他的内心本来就有超过常人的地方，难道只是徒然如此吗？因此为他作序。

译赠小儿医邹孟义序 太史公说，扁鹊听说周人爱护老人，就为人医治耳病、眼病；听说秦人爱护小儿，就专门做小儿医。看如今的世道，难道没有爱护老人的人吗？可是医治老人的医生已经完全听不到名声，唯独小儿医往往专门从业、独擅一门，所以他们的医术应当很精了。然而他们所守持的有时违背医方，所讲说的有时不合医理，用来治病，得到一两分而失去八九分的，都是这样。这样说来，如今的老人和小儿，岂不是也很不幸吗？不生病就罢了，一旦生病想求好医生，又到哪里能够找到呢？邹君孟义，世代居住在庐陵西部，他的先世凭借小儿医闻名一方。四周地方患小儿病的，都到邹君这里求治，很少有不见效的；即使不能见效，邹君也一定预先说出病情会如此。因此患小儿病的人都说，在生死关头能够遇到邹君，就可以没有遗憾。自从我认识邹君以来，我乡里的乡亲邻里、故人亲戚，没有不仰慕邹君的。难道爱护小儿的人大多都像秦人，而爱护老人的人偏偏不像周人吗？还是爱护老人，只是像扁鹊这样为他们治病的人太少呢？我正年老体衰，渐渐多病，平日常常感慨叹息，遗憾邹君不再为老人行医。然而我的几个孙子正处于孩提阶段，在他们啼哭、遇到急缓之事的时候，我又怎么能不想到邹君呢？邹君恭敬厚道、诚实谨慎，轻视利益而急于救助他人，大概可以称为仁人了。因此写下这些话，姑且用来记述我的心意。南富王氏族谱后序 王氏的先祖在五代乱世时，有一位长者名该，从庐陵何山迁到安成连岭。长者之后五代有名扆的，又从连岭迁到泰和南富。南富有王氏，至今已有十代了。他们的族人既然兴盛，居住之地便容纳不下，有的住在南塘，有的迁到栗园，有的分居池头、石滩、槐下、岭上、楼下；虽然分居散处，但昭穆世系的详情没有一点混乱。推究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有族谱的缘故。到了后来，世代连续参加科举，交替升任优良官职，诵读诗书、遵行礼义的人，几百年间从未断绝；这又是乡邦中少见的事情，多么兴盛啊！我曾考察他们的家谱，长者后代中有泸溪监薄廷珪，在秦桧掌权时，作诗为忠简公被贬饯行，于是同忠简公一起获罪。前代正直之士说，这两位活着可以做人们的老师，死后应当祭祀于社，这说的就是他们。有名炳的，富有而好行义举；靖康年间，东都逃难来的士大夫很多都住在他家。乡里的显达人物、文信公起兵时，还经过南富访问他的后代，并题写其居所为“续槐精舍”，这些是较为显著的事例。其余不显著的事例，不能一一知道。那么王氏子孙兴盛而贤能，难道会没有原因吗？积累深厚的人，流传下来的恩泽长久而不会穷尽，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世上有人不懂得致力于此，却苟且希望后世光荣昌大，怎么可能得到呢？这足以使人重视这部族谱，也足以使王氏更加受到尊重。所以写下这些话，告诉王氏的后世子孙。王以诚挽诗序 王君以诚去世二十年后，他的儿子存性汇集各位所作的挽诗、挽歌，流着泪来拜见我，请我作序说：“先君的志向，在这些诗文中就可以看见了。”我悲悼他，于是为他写下这些话。王君的五世祖启宗，曾任宋代吉州教授，是乡贡进士；仲柔，是他的高祖。王君继承先人的志向，年轻时资质质朴迟钝，却能够发愤自强地学习。遭逢元朝末年的丧乱，四方学士困顿绝望，声名全无。王君长期徘徊于草野之间，过了很久，才重新诵习法律。虽然这并非他的志向，最终却借此在公卿之间施展了自己。他以一个捕盗小吏的身份，张开空弓进入贼境，捕获三十六名大盗并将他们诛杀。不久统领一千名士兵，守卫一方土地，被授为千户所吏目。然而元朝的政事日益败坏，于是他清白远离，昂然把志向寄托在湖山之外，优游饮酒吟咏，不因贫贱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又过了三十年。七十岁时，被乡人诬陷牵连而死。所以为他作辞的人，都悲伤他的志向没有实现，惋惜他的结局不幸，反复周详地抒发深切情意。唉！王君早年就负有才气，却不能依附托身于青云之士来显现自己；年老后隐遁于少过失之地，仍然不能免于祸患，难道不是命运吗？能够把一切交付给命运并安然接受，这才是君子。因此写下这些话，希望多少能够彰显王君的志向。重游龙城寺诗序 我来到梅冈，很高兴能够游览龙城。后来遗樗曾先生从欧乡来到这里，住在龙城。先生曾在朝廷做官，任秋官郎中，学问多、见闻广。寺中的僧人翠微师也能作诗，善于戏谑。我因此多次游览那里，不仅高兴得到龙城这个游处，又高兴遇到了遗樗。六月十六日以后，秋天的时序刚刚来到，火气逼近而金气初生，炎热更加炽烈。于是我同吉文钱君稽稼带着诸生再次游览，登上高阜，沿着大堤行走，漫步在高大树林的浓荫下。后来遗樗和翠微师也徜徉着出来，逍遥自在，舒缓自得。那时小雨刚停，山涧吐出白云，山谷中充满奇异的芳香，绿树引来清风，风声突然充满衣襟。谈笑已经融洽，饮酒也很频繁。到了深夜，天空开阔，明月从东方升起，万物的声响仿佛琴簧齐奏。于是欣然作诗，钱君最先写成。第二天把诗汇集成册，共有若干首。唉，同游的人即使把身心寄托在这里，也可能暂时离开而随即回来，这实在难以预知。我一旦离开而在朝廷被俸禄所羁绊，想要马上回来游览这里，能够做到吗？

译临清八景诗序 泰和县西部边远之地有许多大山，山脉连接荆、湘，直到广海。所谓津洞，就是刘君民望居住的地方。连绵的山冈和狭窄的小路，被茂密的草木遮蔽；走到深处以后，才豁然开朗。平坦的田野、浅浅的溪流，庄稼茂盛，蒲草荷花鲜美。俯身向下四处看，便见悬崖、长长的山麓，云霞落下，烟雾弥漫；仰头望去，高峻的山峰和飞流瀑布仿佛在天上。猿猴和仙鹤的声音传来，却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大概可怕、惊异、可喜、雄壮的景象，都集中在他的居处。那里又偏僻遥远、地势闭塞，不是交通要道，行旅中求售货物的人到不了，宾客故人如果不是喜欢探奇，也不会来游览。民望因此能够独自享有这里的胜景，尽情享受登临游览的乐趣。大概是他爱好深厚，而别人从来不知道。假使这里景色优美而游人众多，车轮马迹交错其间，民望本来就会厌恶尘埃、讨厌喧闹，又哪里还会觉得快乐呢？正因为它非常美好可乐，而人们不知道，只有民望能够得到这种乐趣，所以尤其胜过别处。民望所尊敬的君子英甫，怀抱才干却不求为人所知，如今已经老了。民望和他的兄长民瞻正值壮年，才干英伟，美好之处有不能掩盖的地方。那些追求仕进的人，往往把做官显达作为志向；而幽居疏散、平旷自适的人，往往把身心放纵在山水之间。放情于山水之间，即使任性尽兴，也没有什么妨害；以仕途显达为志向而沉溺其中，君子却不取。民望没有沉溺于仕途，只是放情于山水罢了，有什么妨害呢？在这以前，白水县丞陈孔立先生曾经喜爱这里的胜景，却遗憾它被幽深偏远所遮蔽。于是就围绕八景共同作诗来赞美它。他的堂弟彦伟又请孙君子宾绘成图。我回乡时，县学的生员王濂请我为此作序。观赏这幅图，诵读这些诗，再读我的序，难道还能让这里继续被幽远所遮蔽吗？我恐怕民望将不能独自拥有这份乐趣了。王樵雪寿诗序 王君樵雪，怀有雄才，意气旺盛，壮年时却不合于时，年老后便放任自己居住在梅冈山中。他洒脱不羁、豪迈的气概，没有机会自行显现，唯独常常表现在诗歌里。壬辰年九月十五日，是他的生日；因为君长于诗歌，善于作诗的人共同作诗为他祝寿，并且嘱托我作序。古代人对于自己深深喜爱的人，总希望他长寿，这一点在《古诗三百篇》中多有表现。然而平日偶然相遇时，情感志趣一下子倾倒出来，有时慨然举杯，唱剑起舞，甚至打开钱囊用尽千金，都属于为他祝寿；难道只有在吟咏颂歌时才如此吗？大概人的感情有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方，大多就是这样。君在这时，酒席盛大陈列，衣冠洁白壮伟，宾客纷纷而来，歌舞献酬、欢适尽兴，也是一时的盛事。至于这些诗的写作，铿锵中有从容和平的韵致，自然流露出尊老敬爱的感情，得到古诗祝颂的遗意。所谓千金美玉，不能暗中投掷；把作者所珍爱的诗文投赠给君，也就是作者的心意吧？至于君所享有的盛大福分、贤能的子孙以及孙曾俱全的福寿，并不是作者的言辞能够增益万分之一的。君字伯彰，号樵雪。继省堂诗序 临川曾绍鲁有一座堂，名为“继省”。危公大朴曾经亲笔大书它的匾额。善于作诗的人已经歌咏赞颂过它，绍鲁又请求我作序。曾绍鲁果真有意继承先贤的教训吗？还是将要考察其中的道理，施行于自身，再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如果这样，他的志向就不可估量了。孔门弟子三千人，七十位贤者，具有敏锐卓拔的才干、超越世人的资质，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当时唯独称赞颜子、曾子，为什么呢？颜子凭借聪敏，曾子凭借质朴。颜子不幸早死，最终得到圣人之道的人是曾子。然而圣人之道广大无边，茫然不知道尽头在哪里；想在百世之后求得它，除了子思、孟子还能从哪里得到呢？孟子从子思那里得到圣道，子思又从曾子那里承受下来，它的根源大概是有传承的。曾子一生笃实的要旨，是学者能够实行而且容易遵循的；又没有比“三省”更加切要的了。对此如果昏昧不明，不知道讲求，却想达到圣人的境界，就像渡过大河却忘了船和船桨一样，不可能做到。那么绍鲁登上这座堂，难道可以不勉励自己吗？绍鲁大概是圣贤的后代，还是曾经考察过这件事吧？曾子之子名元，元的曾孙名曾，曾的后代乐被封为汉代都乡侯；乐的四世孙曾据遭逢王莽之乱，才离开都乡，迁居豫章，而临川曾氏大概都是都乡侯的后代。欧阳公虽然曾经辨析其中不符合曾巩、舍人的地方，却没有办法加以补正。至元年间集贤学士曾小轩又认为，江南曾氏确实是大贤的后裔，于是上奏此事，请求建立沂水书院来教育他们的族人。自宋以来，曾氏显达的人也很多。绍鲁的祖父寄亭先生，在元代任国子助教，他的学问品行尤其值得景仰。这样看来，绍鲁对于这件事不只是用心于圣贤之学，大概还将继承发扬他的家学，使自己无愧于祖先。这难道不是贤者吗？从他的歌咏赞颂中看来，他大概也已经知道圣贤之道了。因此为他作序。梅冈王氏族谱序 王氏的先祖中，有人曾任吉州法曹，后来居住在庐陵甲村，时间久了族人日益繁多，分居于富田、六度、吉水的带原、固山、兴国的小春等地；迁到泰和梅冈的，已经有十六代，在这里五百多年了。如今甲村的族人已经没有什么名声，而散居四方的都成为大族；族谱不能全部记载，只记明从梅冈迁出者七代。其中有仲端，资财积累数万，曾经开采石料修治道路，从庐陵麻洲一直到兴国，共有一百几十里。他又曾命令度量官吏，所有出纳都必须用铸于钟上的标准衡量，并发誓让子孙不要更改，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后来他的儿子约斋考中绍定进士，他的孙子槐阴又在咸淳年间中第。从此一百多年来，像秋涧、兰亭以及益愚处士等人，都凭文学在世上闻名。约斋的几世孙尚德，曾经修订族谱，庐陵刘壶春先生为它作了序。后来世事屡次变迁，迁徙没有定处，于是约斋的六世孙退庵又增修汇集，比旧谱更加详尽，义例也尤其严密，不是浅薄的学者所能窥见的。退庵把兰亭看作祖父一辈的人；他和族弟樵雪也都风流高雅，是王氏宗族中的典范。唉，王氏经过长久岁月而越来越兴盛到如此地步，难道不是因为前代积累深厚而且根基牢固吗？我来到梅冈，既有幸同退庵、樵雪交往，又拜读了他们的族谱；其中世家文献有足以考证的内容，所以为它写得详细一些，希望后代知道先人的德行不会穷尽，能够产生亲爱族人、尊重根本的心意，使这部族谱也不至于成为徒然的作品。

译陈子威诗集序 吉文陈君子威，气度充实而欲望很少，把外在事物看作没有什么足以动摇心意的东西。即使困居山林，他的言辞也超逸奔放，仿佛无法追赶。慢慢考察，却见其端庄稳重、宽裕丰厚，旨趣深远，感情深厚，发出和平流畅的声音，多么美好啊！人的内心有所沉溺，也会表现在言辞中；有的人沉醉于富贵，为声色名利所感动；有的人穷困忧愁、悲伤怨恨，憔悴而令人怜惜。即使达到极点，仍然能够使人感慨羡慕，大概也是略去他们内心的沉溺，而喜爱他们文辞的优美罢了。总而言之，能够得到和平之气的，只有那些杰出豪达、天下万物都不足以牵累其内心的人；从古到今寻找这样的人，大概很少。我在银浦见到君子威，当时就能知道他的志趣；等读到他的诗，又知道他高迈超群。君子威虽然困居而老去，内心难道会有所沉溺吗？君子威有品行义举，又精通学问，假使他壮年时出仕而歌颂国家盛事，我又不知道他的文章将美好到什么程度！合上诗卷，我惘然不已，于是写下这些话为诗集作序。柳塘于氏族谱序 庐陵于孟逊君拿他所修的族谱来，请我写序。我看过这部族谱，知道了他先世兴盛的缘由，又相信他的文章书法美善，有足以考证的地方。原来，自唐代仆射于徽迁居吉州城隍冈，又迁到皂村。有位长者名叫范时道，一见到他便倾心折服，两人相互视为知己，范时道又给他丰厚资助，于是于氏便定居在皂村。当时人们称这两家为情谊坚如金石的交往，就是因为这件事。仆射生南仲，南仲生猷、谋。猷迁到防，谋迁到州里的柳塘地方，今属庐陵；只有谋仍然居住在皂村。孟逊距离谟，已经相隔好几代了。这次修谱，记载从柳塘分出的一支，而防与皂村没有收入，是因为它们各自已有族谱，既然分支不同，不能勉强合在一起；但它们的源流从来没有不同。往上追溯仆射，直到后周太师燕文公某、汉廷尉定国，都可以考查出来。在此以前，欧阳文忠公曾替他们撰写世系表；他的几世祖元高，也曾亲自为族谱作序，所以其中记载从受氏得姓以来一千数百年的来龙去脉，最为清楚。如今孟逊又加以修订汇集，他们世代的次序和迁徙经过，年代越久反而越详细。世家大族簪缨显赫，但子孙衰微而不知道自己出自哪里的人，难道还少吗？唯独于氏的先世能像这样不被湮没。这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的子孙贤能吗？还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托付给文章来流传不朽呢？唉，世上有值得记载的功绩，却不能托付给可以流传的文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于氏却得到欧阳公为他们撰文，使一千数百年来祖先的恩泽显赫光耀，全都由此而来，难道不是幸运吗？如今距离欧阳公已有二百多年，孟逊又把他的族谱托付给我。我诵读欧阳公的文章，惭愧自己的言辞浅陋，不足以替孟逊增重声望。然而孟逊有了这部族谱，又何必等待我的话呢？孟逊致力于学习，品行十分笃实，能够诚心珍视自己的族谱，他用心的深厚，由此可见。《庾山樵者诗序》古代有些士人，亲自从事卑微的事情，连庸人和鄙夫都不屑去做，但他们内心所怀的卓异才略，即使伟人和杰出见识者也未必能够测知。因此，大贤豪杰往往主动把自己放在捕鱼、煮盐、屠宰、贩卖之中；当他们正在从事这些事情时，人们当然不知道他们是大贤豪杰。等到他们乘时而出，功业足以施惠百姓、恩泽万物，那么天下人都仰望他们而无法企及了。所以，内心所负的才越深，越会设法隐藏自己；人本来就不能凭浅显的表象去窥测他们。陈君文或隐居在庾岭之下，自号“庾山樵者”。陈君并不是唱着歌背柴去砍樵，而是借用樵夫的名号来隐藏自己。别人不知道，但我有办法了解陈君。陈君博览经史，记忆力很强而且善于辨析，游历吴山越水之间，所交往的大多是俊秀有才之士；遇不到合适的人，便立即离开而不顾念。陈君怀有志向却生不逢时，又混同自己的踪迹以与众人相同，所以在山中砍柴、在江湖上放浪，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不可，又何必一定要让人知道呢？然而庾山东西连接闽、湘，扼守广海，凡是广东东部数十州进贡的玳瑁、珍珠、美玉、犀角等物，都要经过庾岭。至于做官的、经商的，带着妻子儿女、挑着货物，往来其间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这里是四方交通要冲、九条道路通达的交汇处，也是人们争相追逐声名利禄的道路；人们所害怕烦扰、厌恶居住的地方，偏偏陈君却想在其中砍柴吗？难道修道达到一定境界的人，竟然无暇选择居处吗？不过我观察陈君，他又怎么能够长久放任自己呢？陈君于是拿出诸公所作的《庾山樵者诗》给我看，我便为它作了这篇序。《乐圃诗序》庐陵张思恒君住在城北，开辟土地做成菜畦，在里面种菜，每天抱着水瓮去浇灌，也不觉得疲倦，于是自号“乐圃”。会写诗的人都作诗歌咏他。他的朋友郭实君请我为此作序。我家在泰和柳溪边，有几十亩菜畦、几千竿竹子、几百株桃李，以及芸、松、姜、蔗、蔊、芥、杞、菊等几十畦。到了阳春将临、时雨已经降下的时候，植物萌发而茁壮，生机蓬勃。采来煮食，真像摆列着几十种珍贵的鱼肉。至于在雪中采摘香美的苣菜，在霜后剪取短短的韭菜，那么即使熊掌、豹胎，也有不能换取它们美味的地方。心情舒适时，登高远眺，感叹古代贤人已经不再出现，放眼千古而寄托深远的情怀，却仍有与他们相契合之处，这就是我的快乐。张君的情形大概与我相同，还是偶然超过了我，我就不知道了。沉溺于外物的人，虽然能够满足性情，却也会丧失志向。不过我听说张君为人诚信重义、敦厚朴实，在乡里很有名声；他的几个子弟也都贤良而好学。他家靠近城郭有许多良田，住宅幽静雅致，花卉、松树、竹子的种植连接着栏杆、并列在台阶旁。宾客故旧带着酒往来，高谈阔论、风雅戏谑而不失分寸。处在清平时代、享有盛大福分，能达到这样的境地，难道是我能够比得上的吗？何况我如今正在朝廷中窃取俸禄，对于乐圃的这些乐趣实在无暇顾及。遥望青原、白鹭山，不能不感到怅惘。因此写下这些话为它作序。

译《望云思亲诗序》杜新世君是襄城人，凭军功起家，被授予山海卫百户。杜君虽然出身军旅，但品行十分笃实，谦恭有礼，具有君子的风范，侍奉母亲尤其孝顺。他因公事来到江西，距离家乡大约五千余里，不忍心与亲人相隔遥远，于是请善于绘画的人画了一幅《望云思亲图》，来寄托自己的思念。会写诗的人又作诗歌咏此事，请我写文章作序。杜君身披铠甲，骑马试剑于万里之外，这才是他的志向；可是他却低头徘徊、回首眷恋，有狄梁公望太行山思念亲人的感慨。这大概是天性的真情，由极深的感情自然流露出来，本来就有不可掩饰之处。然而狄公正处在唐王朝艰难危急的时刻，能够恭敬尽力，最终唐朝的社稷没有倾覆，这是狄公的功劳。《望云思亲》只是他偶然做的一件事，后世尚且不断传颂仰慕；但狄公的大功并不在这里。杜君所处的是天下太平、四海安宁、没有战鼓烽火警报的时代；然而立身扬名，使父母的声名永远显赫，这是孝道中最大的表现。杜君如果确实有这样的志向，使功业建立于当时，声名流传而不朽，那么《望云思亲》哪里足以概括杜君的美德呢？古书说：“要从孝子家中求取忠臣。”杜君应当努力啊！《送皮千户还辽东序》冀州的东北面叫幽州，那里的山叫医无闾山，就是今天的辽东。辽东以西原来是孤竹国，春秋时属于山戎，战国时期归入燕国。秦统一天下后，设置辽东郡、辽西郡。汉武帝开拓玄菟、乐浪等郡，辽东的地域更加广大。唐太宗盛世时，设置都督府，治理当地民众，后来却陷入契丹之手。终五代直到宋代，那片土地于是成为遥远荒僻之地。等到圣朝承受天命、统一四方，辽东地区平定后，又兼并三韩，连接碣石、瀚海，设置兵卫，成为王国的屏障，和内地郡县一样。如今已经四十年了，水陆交通便利，风俗日益开通；没有战争，习俗又恢复淳厚。大概中国的财货、金珠、麻布、丝绣之物，以及当地出产的海中珍品、人参、麝香、豹尾、兽骨等物，互相在这里流通交易；富商大贾往往白天赶路、夜晚住宿，不挑选地点而居。中原的文士，流寓在当地的也越来越多。唉！圣人的教化广泛施行，如同天地覆盖承载万物，凡是人迹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也都向宫阙叩首归服，哪里只是辽海附近呢？至于五代时期，河东、北晋、齐地仍然陷于契丹之手，这不只是塞外遥远地区的事情，也是中国政治治乱、国势盛衰的一个关键。千户皮德君从辽东来，按名册查找军队中缺额的士卒，经过泰和。人们都说皮君壮健勇武、意气浩然，难道是中原豪迈之士流寓当地，他们的奇谋高论每天激励了他，使皮君因此得到这些才识吗？如今神威所加，四海安宁，没有一处烽火警报；而边疆的将校中又有像皮君这样的人，还担心什么呢？大概中国之所以强盛，原因就在这里。皮君将要返回辽东，众人作诗赠送他，请我写文章作序，于是我为此写下这些话。《刘氏家谱序》刘氏原本是湖湘一带的人，五代时迁到庐陵的药溪，经过数百年，分散居住在四方，甚至有从药溪远迁到江淮之间的。迁到泰和巴山的，始于诚斋、明轩二人。经过元元贞初年，到如今已有一百多年，他们的族人又增多了。药溪旧有族谱，宋末毁于兵乱。诚斋的孙子名叫克俊，担心年代久远而世代次序失传，于是修订编纂它。然而能够知道的，只从六世祖文翁以下；在文翁以上有不可考的地方，克俊也谨慎地保留空缺，不敢妄自续补。从克俊到现在又隔了两代，有一人名叫庸礼，是明轩的曾孙，于是依据克俊旧谱搜集编纂成书。族谱共记若干世，请我作序。人的寿命长久，人口就会增多；人口增多，就会分散，这是自然的趋势。分散得越远，根本就越容易迷失。忘记根本，亲疏长幼的伦理便混乱而无法区别，孝悌敬爱之心也遥远了，彼此不能施行。名义上虽然还是人，实际上与犬羊鸟兽没有多少差别。古代圣人对此忧虑，于是因出生而赐予姓氏，用宗族来统属；设置掌管天下姓氏的官员，并由天官大宗伯统领。又设谱牒收藏在太史那里，这些制度可说十分周密了。自从宗法制度废弃，掌管氏族的官员失去职守，百姓便没有了统属。有了族谱的人竟至于窜改、冒认其他姓氏，妄自攀附显贵之家，这种失误哪里说得尽呢？看克俊用心修谱，确实可以说他没有被流俗污染，而是懂得先王的典章。他比一般人贤明得多。庸礼的弟弟名叫某某某，他们都诚信谨慎，懂得自我守持，不使前人的声誉坠落，所以我特意写下先王的道理来告诉他们。《临川胡氏宗谱序》胡氏的先祖原本是秦州人，始祖十七检阅在宋徽宗时凭明经考中进士，跟随宋高宗南渡，才在临川白千定居。经过四代，有一人名叫拱辰，考中嘉定甲戌进士。到第七世，有一人名叫希颜，历任官职，做到两浙盐运司同知，与谢叠山等诸公友善。北方军队南侵时，他与谢叠山谋划起兵以匡救王室，他们往来的书信至今还保存着。后来有个叫天祥的人，在陆象山先生门下讲学；又有个叫斗南的人，以能写诗闻名当时。吴文正公、虞文靖公都称赞他们的贤能。从最初居住在白千算起，传了十三世，共四百年，胡氏中涌现出的杰出人才数不胜数。难道不是因为积累深厚而且根基牢固吗？为什么他们的成就发扬得如此长远而不枯竭呢？胡氏旧有族谱，他们的十世孙伯广重新修订编纂；其体例本于欧阳公小宗谱的制度，而且尤其精密。做官、退居、生卒、安葬、婚姻、分合、品行义行等大概情况，没有不完备记载的。伯广又把先世可以流传于世的遗文附在谱后。唉，看看他的族谱，读读其中的文章，胡氏之所以兴盛，哪里是容易达到的呢？于是伯广的侄子俨拿这件事来求我写话，我便为此作序。俨也端正敦厚、很有学问，可以称得上是胡氏中优秀的子弟。

译《扈跸集序》永乐七年二月，皇上巡幸北京。当时，翰林侍讲曾子启君和两三位近臣凭借文学才能得以参加扈从，于是把沿途所经过的山河胜景、行宫连营、千乘万骑的盛大气势，写入诗中，共若干首，命名为《扈跸集》。我读了它，感叹道：“盛大啊！朝廷的政事，圣明君主和贤能大臣的嘉谋伟业，照耀古今的，史官能够记载。至于一时太平盛世的壮观、丰盛安乐宏大繁荣的气象、民情风俗的美好，以及下至原野鸟兽草木的光彩润泽，能够令人感动、兴发、欣羡，而史官没有记载或来不及记载的，就都要靠诗人铺陈描绘。若不是具有奇异的才华和高雅的思想，实在不能做到。”三代时期的诗歌，如《时迈》《车攻》等雅颂篇章，写入经典，读来好像亲眼看见了那个时代。汉代以后，学者大多不能追及古代作者，所以当时的事情也就晦暗而不显扬。有些人或许接近古代作者的水平，却处在不合适的时代，沉没隐匿在山林草野之间的很多。作者本来就少见，又不能依托显贵来彰显自己，那么后世即使想凭借他们的言辞来观察世道的光辉和政治的兴盛，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这就是我从子启的作品中有所取法的地方。子启既然学问广博、才能优异，又遇到了圣主治理的时代，所以他发之于言辞的内容宏大博厚，足以穷尽一时的盛况。百世以后，人们读它，仍会低回俯仰，想见当时的情景，追慕思考而不能自已；那么他的文章与古代作者相比，难道会相差很远吗？唉，这确实是可以流传的文章啊！子启名棨，是吉州永丰人。他的先祖有小轩先生，在元代做翰林侍读学士；又有亦轩先生，任编修。京城中的老人还能够指认他们遗迹所在的地方。如今子棨位列翰林禁林，又重经这些地方，世家文献得以不坠，实在值得称道。因此为他作序。《中秋宴集诗序》士君子处在四方无事、朝廷清明的时代，交游兴盛而志趣相同，出仕时没有忌讳顾虑，退居时又有讲学的益处，这样也足以快乐了。本来不在于一定要等到美好时令、盛大聚会、酒杯倾泻之后，才享受这种快乐。然而内心的快乐，如果没有借助某种事物表现出来，就无法被看见；一定要使志气舒展、欢欣流露，化为吟咏歌唱，使当时读到它的人都为之击节赞叹、羡慕，流传到后世，使后人想见当时的盛况而产生生不逢时的感叹，那么即使只是殷勤共饮几杯、偶然相遇，也固然是一时的盛会。于是永乐七年中秋之夜，翰林学士胡公与翰林院同僚，在北京城南公署后面相聚。当时凉露已经降下，清风悠然，明月刚刚升起，酒已传行，欢乐十分。胡公于是命令分韵赋诗，共若干首。吟诵其中和平高雅、深厚精妙的声音，可以由此知道他们遇到至治之世的快乐；体会其中刚劲端正、高远豪迈的气概，可以由此看出朝廷培植养育人才的功效。这些都是平日积蓄在心中的情怀，随着所感而在这里抒发出来的，难道不是盛事吗？其中有的因事寄托思考，含有超越物外、无穷无尽的情怀，兴发感动，成为为万世考虑而不尽的忧思，也足以看出君子的内心。因此作序，以说明君子聚会的美好，确实处在朝廷昌盛嘉美的时代；而这些作品，绝不是泛泛的词语小品。《西垣对雪诗序》古人作诗，有的经过十天数月的锤炼，深思熟虑、巧妙构思；有的仓促片刻之间忽然得到，但意趣精妙，有不可企及之处。总之，关键不在迟速，只希望它写得精工。写得快而且精工，就更难做到了。我来到北京后，与我相处的是侍讲曾君某。他常喜欢下棋，而我不善下棋，于是我认为可以把作诗当作游戏，抵当博弈，勉强去做难做的事，夺去他最喜欢的事情，这也不是没有益处。曾君却认为，要忘却外物、排遣忧思，诗不如棋。唉，诗和棋都妨碍事务，而棋尤其严重；曾君大概是不能忘情于下棋。那年冬天下雪，曾君夜里在修撰彭君家饮酒，参加宴席的共有七人。修撰余君某以“长安雪后见春归”分韵赋诗，当场以燃烛计时，规定不超过半寸，诗都要写成；写不成的罚酒，而且不能先在心里构思默作，凡是这样构思的也要罚。于是酒杯飞快传递，谈论不停，又从古诗中寻找句中字的首尾来相互顶接，围绕席间片刻不停，故意用这些办法使大家受苦，让人没有空闲思考。不久看见蜡烛烧到规定刻度，便各自拿纸立即书写；写成以后又命令一个字也不许修改，仅仅能够成篇，停笔后大家都欣然面露喜色。第二天，曾君、余君一同入值秘阁，想起这件事，两人相视忽然大笑。我问为什么，曾君便把事情的缘故告诉我。我笑着说：“为什么要这样彼此深深为难呢？”然而，正因为深深自我为难，才深深以此为乐。于是我说，把作诗当作游戏，这种快乐难道不超过下棋吗？曾君这才相信我的话。不过我原以为这种临时作成的诗一定不会精工，等到拿来一读，却都极其精致，有些地方不是思考能够达到的；这才相信所谓写得快而且精工，也真是奇事啊！古代君子即使戏谑也不苟且，这七个人大概也可以说是善于戏谑的人。卫武公《抑》诗的劝戒之意，就是从善于戏谑中表现出来的；如果把这些诗吟咏出来，那么七人的事情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又怎么知道后世的人不会把它流传下去，作为雅事呢？因此为它作序。

译《春闱倡和诗序》永乐七年春，翰林编修朱文冕参加考试天下贡士，在棘闱中共五十天，彼此唱和作诗，共三百余首。欢悦的情感，从酒席笑谈的余兴中流露出来；冲和、平正、温厚的气象，则在典雅法式和仪态规范中激荡。想到当时，天下士子二千人，聚集在三个考场，文章多如山海，考阅、辨析、讨论，计算其中空闲的时间，十份中还不到一两份，而所作诗歌竟如此之多、如此优美，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考场关闭严密，外人不能进入，外界事务不能扰乱他们的心，而内心自然舒畅，所以即使只有片刻空闲，情感有所适从，也不得不在诗中抒发；这是由于他们思考深、趣味远，才会如此。平时有几个人请我作文章，曾经经过几个月，最后只拿着空白卷子回来，一个字也没有得到，这难道是我故意这样做吗？是交接应酬的事情把我扰乱了。比如侍讲邹仲熙君，性情尤其不喜欢作诗，偶尔有人来求诗，远远望见对方，就摇头退避；实在推辞不了，便草草略写几句，让人拿走。如今他作为考官在考场中，连续赋诗，作品多得不可计数；平生不喜欢作诗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又会怎样呢？唉，假使诸位君子在翰林禁林中，也常常像在棘闱考试众士时那样，他们吟咏的篇章又该有多么多呢？由此我更加知道，深静、恬淡、安逸而不向外物羡求，百般技艺都可以进步；而声名、荣华、利益的纠缠实在太厉害了，它们会夺走人的兴致。文冕请我作序，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述。《九日防集诗序》永乐七年九月丙辰，正是重阳节，七位侍从同官之士相聚，到北京的旅舍饮酒，十分欢乐。酒喝到一半，检讨王希范君摘取“江涵秋影雁初飞”一句，立即分韵，各自作诗来记载一时的快乐。第二天，侍讲曾子棨君请我为诗作序。唉，我们七个人也真快乐啊！往来游历两京，遍览山河的壮丽，已经足以增长气概、荡涤胸怀。并且所任职业都是文章辞令，多参与朝廷的大制作，即使只是笔墨之事，也能预先分享其中的光华。平居虽对此怀有敬畏，从来不敢放纵，而外界丝毫的牵累，竟很少有能够扰乱内心的，这又是多么幸运啊！至于佳节闲暇，没有高山乔木可以任意登临游览，也没有歌声丝竹可以娱悦耳目；然而在酒食之间，闲暇时相互唱和，豪迈地嘲笑、文雅地戏谑，又都情投意合、志趣相同，与从前那些感时伤怀、悲怨寂寞、无所寄托的人相比，实在大不相同。这些全都是皇上的恩赐，怎么敢忘记呢？因此七人的作品更加宏大流畅，具有盛世和平的声音，正是所谓关系风化的作品，确实值得观览。我思考迟钝、才力浅拙，参加宴席的人中年纪独长，所以作诗之后，又不推辞为它作序。七人是：王君，钱塘人；曾君，永丰人，任侍讲；林崇璧君，莆田人，任编修；朱文冕君，南丰人；庶吉士陈光世君，四明人；李时勉君，安成人。作序的人是修撰梁潜，西昌人。《送任敬敏归南监诗序》我在外地做官，过了很久才回一次家乡，看见求学之人都俊秀美好，具有超逸不凡的姿态，气势锐利，才能杰出，有些地方是无法企及的。当时敬敏也是学生中的一员，却独独温和恭敬、循规守礼，说话总是选择之后才开口。凡是求学的人，远远看见他来，都退让着从心里敬重他；有疑问，一定拿来向他请教；有心得，一定拿来告诉他。敬敏也与他们相互切磋，诚恳尽力地帮助他们。我本来就欣喜学者能够自己找到老师；他们内心即使过于自负，志向却从未不自我谦抑；气势即使过于锐利，行为却从未不自我检束。我又知道敬敏的贤能，即使是当时像我乡诸士那样英伟杰出的才俊，也尤其敬畏佩服他；那么他超过常人的地方，难道不是很远吗？今年春天，敬敏以乡试中举者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会试，我恰好忝任考官，没能考取敬敏，心中非常自责。不久他被选入教官之列，我便为他高兴说：“这就是敬敏的志向。”敬敏也为能够成为教官而高兴，认为学习有了可以向道推进的条件。由此我又知道他超过常人，难道只是文章博大吗？他的气度宏伟、见识深远，也都不是容易达到的。不久，皇上下令复试四百人，在教官中的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得到二十四人，都赐予冠带，增加他们的廪食，让他们返回南方在国子监读书，敬敏也在其中。这样以后才知道，他这次的失意，是为了等待将来；而皇上对众多士子的恩德深厚、拳拳不忘，大概就是如此。那么敬敏怎么能不更加奋发自励，想着用实际行动来报答皇上深厚的眷顾呢？人在得失面前的情态可以看出来；得失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我唯独从敬敏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出发时，众人作诗为他饯行，我为这些诗作序。

译《处士萧公挽诗序》处士姓萧，字吾防，世代居住在本县高富里。从处士开始，另行居住在城西。处士为人性情平和易近，和蔼可亲。他与人交往时，骄傲自矜、愤怒暴戾的神气不显露在脸色上；与他交往的人，也不会以骄傲自矜、愤怒暴戾的态度对待他。他的言行诚信笃实，教导子弟行善时，循循诱导而十分用力；子弟要做不善之事时，禁止约束得十分严格。乡里人见到他，个个都赞美仰慕；朋友得到他的交往，也无不欣悦。这大概是因为他宽厚平易、和善体谅的气度，能够用来与人相处。处士的妻子，与我外祖母是兄弟姐妹关系。她的儿子建平，与我的母亲是姨表兄弟。建平常常接受先父的教诲，进则与我一同求学，退则与我交游相处。从先父那里得到的教诲，他曾经告诉处士；从处士那里听到的，也拿来向先父求证。处士喜欢读史，即使年老了记忆力仍很强，口中诵说的内容，查考书册都完全相同。处士没有别的子弟，只有儿子建平因事被谪往辽东，而处士死在家中。父子生死相隔万里，人生如此，悲痛哪里说得尽呢？这正是诸公深深哀悼痛惜、不能不发言的原因。挽诗共有若干首。建平从辽东回来后，请我作序。唉！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有忠诚信实的人；三家人家的集市上，难道会没有善人吗？我担心受善的教化很难，而受到不善的浸染却渐渐容易了。我在外地做官，十五年不能回乡。乡里像处士这样的人，都已经去世了。后生小子，还有谁把善道告诉他们呢？老人憔悴而没有人可以亲近，壮年人的傲慢、昏暗之心一天天滋长，这难道不可悲吗？我不只是为此悲哀，还认为风俗的鄙陋、教化的失误，都从这里开始，实在可怕。因此为它作序，并详细记载处士的品行，使读到它的人知道处士是善人，也借此说明如今的乡里不能没有善人。《会试录序》永乐十三年春二月，礼部将要会合天下贡士进行考试，于是把此事奏闻皇上。皇上下诏命尚书臣震、侍郎臣绶总理此事；翰林修撰臣潜、臣淇会同内外儒臣十人前往考察他们的文章，又命监察御史臣璚、臣健前往监督。当时皇上巡幸北京，天下士子跋涉万里前来的共有三千人。撤去棘闱后，选拔其中精粹，得到三百五十人。大概在北京举行会试，是从这时开始；而录取士子如此众多，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盛大啊！臣潜仰思皇上文治武功、功德超过万古，却又遵循太祖高皇帝的旧章，修明礼乐，熏陶四方，用《诗》《书》的教化引导他们，使他们进入仁义的境界。德泽施及远近，如同春日阳光养育万物。士人诵读《诗》《书》、谈论道德，人人都好像处在唐虞时代。这样的教化已经持续五十年了。《易》说：“圣人长久地实行自己的道，天下便化成。”《诗》说：“古代的人没有厌倦，赞美这些英俊士人。”由此可知，今天之所以能够如此盛大地得到人才，是有来由的。正因为培养长久，所以表现在文章辞令上的都宏伟而光明；培养得深厚，所以表现在议论上的都雄健深沉而有根本。这关系到国家气运的隆盛，并不是偶然的原因。士人在这里获得荣名，是多么幸运啊！既然文章辞令已经博通，那么对于圣贤的训诫，也一定有所心得；表现在事业上，也一定会有使君主受益、使百姓蒙泽的实际成效。所谓从百人千人中淘汰，只留下少数精英，就在于此。难道还可以不努力吗？因此把他们送进朝廷大庭，等待皇上亲临殿堂举行策试。《游长春宫遗址诗序》长春宫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代故城中白云观的西面。元代方士丘真人曾和他的弟子居住在这里。当时，琳宫贝宇的规模可以与帝王宫殿相比。如今宫殿已经毁坏，只有遗址保存下来，坐落在平地上，高耸而突出。登上去观览，仍足以尽览都城的胜景。东面是都城台阁、宫阙、府库的雄伟，祥光佳气灿然照耀天际；南面是空旷的原野平陆，在蓟门高丘之间可以看见的荒台、遗沼，都是过去辽、金曾经在这里经营建造的遗迹；西面是西山的山崖，雄伟险峻、拔地而出，苍翠青碧的色彩隐约在烟霞之中；北面是连绵高大的山岭，雄关壮阔地耸立。凡是在朝廷做官、住在城中的人，大概要在闲暇时登临这里，才可以真正领略这些景色。当时皇上亲自率领六军在阴山、大漠以北作战，所以留守京城和随从的臣子都清闲无事，于是彼此相约来游览。遍览景色并感到快乐之后，又因此知道国都雄壮而险要，确实是天然府库般坚固的地方。大概都城西北的群山，都起源于太行山，绵延连接到居庸关，经榆关、碣石，向东直到辽地才停止。难道上天用来限制疆域、安定中原的地方，本来就在这里吗？然而从五代到宋代的三四百年间，辽、金都曾强盛地占据这里，所以它造成的祸害直到宋代结束仍不能避免。到了元朝兴起，又过了一百年，圣明的朝廷才承受天命，把它们排除铲除。当地百姓既已休养生息，和乐地享受太平之治，而皇上又正在万里穷荒之外振扬神威。唉，他为百姓和社稷作长久深远的考虑，实在深厚啊！《诗》说：“树立纲纪，使朋友也得到安宁。”又说：“在职位上不懈怠，百姓因此获得安息。”这是说君主能够振作纲纪，在上位勤劳治理，臣民便依赖他而获得安定。由此看来，如今我们几个人能够安然快乐地在这里游览，究竟是谁的力量呢？假如处在五代和宋代之间，即使想在这里勉强立足，偷偷窥看山川城郭的雄伟，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士君子欢娱盛美的事情，大多发生在太平日子；如果能把它寄托在歌咏中，便可以流传久远。何况元代的诸位贤人，如虞公邵庵、袁公伯长，都曾到这里登临眺望并作诗吟咏。于是以他们分韵所得的“蓬莱山在何处”为韵，各作六首诗。同时赋诗的有翰林侍讲邹仲熙君、曾子棨君、修撰王时彦君、王行俭君、刑部主事周恂如君，以及我，共六人。六人的作品在文辞上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志气都可以说是盛大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大家相互抄录并收藏之后，我便为它作序。后人得到并读到这些诗，或许还能想见今天的盛况吧。

译《赠赵法师祈雨有感序》天地的化育与人的一身相合，只有有道之人才能用这一方感应那一方，这就是中和位育的说法。道家一流的人，有时凭借精神默默运转造化的机关，暗中开启玄妙的秘密，在一呼一吸之间，风雷便响应，这难道只是他们的法术造成的吗？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气与天地相互流通吧？永乐癸己年夏五月没有下雨，百姓正为此忧虑。江西经历沈寿之侯奉藩司的命令，与县令洪宗杰侯一起祈雨，又命道士赵希老用道教仪式完成此事，于是择定日期在延真观设坛，率领属下各自办理事务。奏章飞达帝廷后，便召集百神，让他们各以职分听从命令：约定某甲子日下雨，如果不下雨就要受罚。到了那时炎威更加炽盛，山川仿佛被洗过一样，而希老已经登坛等待命令了。他环顾四周，云气聚集，却没有下雨。希老说：“是百姓有过错，还是守土官员的罪过呢？既然有人承担这个责任，百姓有什么罪？”于是再次向上帝请求，约定一定下雨才停止祈祷，仍像先前一样立下期限。到期果然下雨，但还不够。希老祈祷更加虔诚，催促降雨更加急切，过了三天终于下起大雨，四野都说雨水充足，三农欣喜起舞，禾稼蓬勃生长，当年获得大丰收。唉，这不就是所谓他的气与天地流通吗？五行之气在天地之间交替运行，而下界的人事活动往往默默与它相互应和。我【原文“余不足以天然”有疑】曾常常在人事变化之际有所感触，像东海孝妇一类的事情都是这样。它们的感应机制就是如此，所以我知道挽回天意、使它转变，容易见效；而尽到人的努力以符合天心，却难以取得功效。世上祈祷的人，有的只任凭自己的法术而不加察考，这些道理是我用来告诉希老的。于是百姓父老严建德和掾吏郭以存请我写文章，来表彰他的美德。《京闱小录序》永乐十五年秋，应天府考试乡贡士，府丞臣铎谨慎地按照旧例将此事奏闻。此时皇上巡守北京，皇太子监国，命臣潜、臣全等人为考官，又命监察御史臣儒、臣贤严格监察。来自京师以及京畿所属郡县的应试士子将近二千人，选拔其中精粹，得到一百人。他们的文章辞藻美好明晰而光彩照人，清雅深厚而宏大高妙；他们的气质和平并且趋向礼义，也显得英秀通达、丰厚充实。唉，这难道是没有来由而自然如此的吗？想我皇上圣明神武的教化，广大到了极点；仁德所安抚的地方，恩德所怀柔的地方，礼乐所熏陶涵养照耀的地方，如同天地运行般抚育万物，万物自然生长。余泽所到之处，海角边疆、九夷八蛮的遥远地区，全都争先向往教化，仰望德行的光辉。甚至派遣子弟进入太学的，常有一百多人。何况京畿、帝辇所在之地最近中枢，诵习《诗》《书》，沉潜于仁义，以此向天下显示、为四方率先，本来就应当像云聚影随一样，四面汇集、共同进步，和蔼盛多地一同前来。美盛啊！唐虞时代，辨明百姓之事而使万邦协调和睦；成汤时代的百姓安居于京畿，于是开创疆域直到四海。圣帝明王教化之道的施行，自古到今都是如此。那么士人沐浴在圣明教化中，彰显人文而进入这次选拔，难道不是幸运吗？把他们送到春官礼部，在朝廷大庭答对，灿然如麒麟凤凰飞翔，谁能不擦亮眼睛快意观看呢？然而诸位君子迈向仕进，正是从这里开始，又怎么能不努力呢？

译《于氏祠堂记》古代拥有家族和国家的人，一定建造宗庙来祭祀先祖。祭祀的礼制，是顺应人的感情而制定成文的。后世的制度中，有些人不能建宗庙，于是为他们建立祠堂；其中的礼仪文饰，也一定仿效古制。效法古制，是因为世道虽然下降了，但人的感情不能随意压抑停止。古代祭祀时，有高祖庙的，曾祖的兄弟没有不在其中的；有曾祖庙的，祖父的兄弟没有不在其中的；有祖庙的，父亲的兄弟没有不在其中的。如今不能完备地实行这种制度，于是设置四个神龛：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又次之。古代诸侯中，嫡长子世世代代做诸侯，以承继祭祀。嫡子的次子称为别子，不能把自己的父亲作为正祭对象。别子死后，立为大宗的祖先；他的嫡长子继承他，世世代代相承，这就是所谓百世不迁的大宗。别子有庶子，庶子又不敢把别子作为正祭对象；别子死后，立为小宗的祖先，由他的嫡长子继承；亲属关系穷尽、神主毁去后，便不再以他为宗，这就是所谓五世便迁的小宗。没有庶子，就没有小宗；没有嫡子，就没有大宗。如今固然已经没有宗法制度，但神主的昭穆次序、迁徙和祧毁，仍然都是以这些原则为根本的。所以，继承高祖小宗的人，对自身来说是玄孙；继承曾祖小宗的人，对自身来说是曾孙；继承祖父小宗的人，对自身来说是孙；继承祢庙小宗的人，对自身来说是儿子。以宗法统摄他们，祭祀也各有次序。因此，继承曾祖小宗的，不敢祭祀高祖；继承祖父小宗的，不敢祭祀曾祖；继承祢庙小宗的，不祭祀自己的祖父。至于先君的子孙世世代代为诸侯的，属于大宗以下，也不得祭祀他们。如今的祭祀制度已经极为简略，但不是嫡长子就不敢祭祀父亲，仍然有这个意思。明确贵贱、区别尊卑、辨别嫡庶，竟然如此严格；但正因为尊崇祖先，感情没有不尽到的，礼制仪文也没有不完备的。后世宗法废弛，便认为统摄宗族的作用还在于谱牒；祭祀制度失传，便认为聚合族人的作用还在于祠祀。虽然比不上古代，却还算接近古制。若舍弃这些而不去致力，宗族就会涣散分裂，迷失根源，而对此毫无所知，能不令人慨叹吗！庐陵人于君孟逊对此深有见地，已经修订了自己的谱牒，曾请我为之作序。又依照旧祠，将毁坏的部分改建更新。至于迁祔、祧迁、毁庙的次序，升降拜跪的礼仪，以及罍、爵、笾、豆的陈列，也都仿照古制而不苟且。孟逊说：“这些全都是先君留下的训诫，我守护它们，不敢有所失误。”孟逊恐怕后人不能继承下去，于是又增加了若干亩田地，用来供给祭祀之事；创制并补全祭器，凡是尚未设立神主的也重新设立；又制作钟鼓，用来警醒昏夜。他还担心后人败坏这套制度而不遵守，所以请我为此作记，并把田地和祭器等事项全都刻在碑阴上。他统摄宗族、团结族人、重视根本、尊敬亲人的心意，像这样周全而详尽。唉！世俗的陋习是，祭祀祖先的人大都不效法古制，在感情上简略，在礼文上疏略。至于士大夫之家，也往往因循陋习、苟且从简，背弃礼制、扰乱法度，简直说不尽。唯独孟逊恳切地讲求古人的遗意，尽心尽力地去做。这难道只是尊敬自己的亲人而已吗？对于改善风俗，实在是很大的补益。假如将来还有人有所作为，难道不会把孟逊当作榜样吗？孟逊的先君文质敦厚，恭谨慎重，乡里都称他为长者。创建祠堂之初，曾让孟逊把这些事收集记录在后面。作为子孙，应当知道这些。因此一并记下。《泊庵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八 明代梁潜撰写 行状 竹亭王先生行状 先生名沂，字子与，竹亭是他居所的号，求学者因此也用这个称号来称呼先生。姓王，世系出自琅琊，是周代司徒敬宗的后代、晋代太傅王导的后裔。历代都有闻名之人，详细记载在家谱中。高祖叔可有孝行，理宗时荣王听说他的贤能，征召他掌管王府文书，并注籍国学等待补用。曾祖孟炎、祖父性夫，都有隐逸的德行而不出仕。父亲以道，正值元朝强盛时游寓淮、汴之间，带着诗作拜谒李韩公道，李韩公又推荐他到仁宗潜邸。仁宗即位后想授给他官职，他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职归乡。他的妻子彭氏，是乡里的望族。先生出生后，从小听到张南轩讲授孟子关于义利的学说，心中已经向往。长大后，更加刻苦自励，跟随乡先生杨升云、安成彭复初学习《易经》，研习科举文章，而对于性命之理尤其探究到精微之处，学业大为长进。元朝末年衰败，科举废止。至正癸巳年，江西行省参政全普庵撒里在赣州分设行省，于是重新设科取士，先生便凭《易经》考中乡荐。正值四郊多有战事，道路阻塞不通，行省将他的姓名上报京师。当时元朝太子抚军可以便宜授官，为谋求恢复，命令下达到抚军院，授先生福建行省照磨，他没有赴任。不久授任亚中大夫、吉安路治中，他也不接受。没有多久，江西陷落，当时是戊戌年夏天。国朝洪武庚戌年，在广东举行考试；第二年，防臣推荐他担任诸王说书，召到朝廷，留了几个月，授福建盐运司副使。先生以年老恳切辞谢，于是皇帝赐他归还乡里。从此隐居不再出仕。他居住在城西龙湾之上，那里有数百竿竹子，他每日在竹林中寄托傲情，招引接纳后学，在天理与人欲之间降低身份、和颜相接，反复恳切地辨析，一定要探究到精微处。求学者欣然前来，都有所收获。他写古文，宏大雄辩，广博浩瀚；构思既深，表达其意必定畅达；选择既精，遣词造句必定丰赡。至于论辨古今成败得失，驰骋贯通而从事理上加以剖析，如河流奔赴大海，如射箭命中靶心，大概与古代作者相比也毫不逊色。他尤其喜爱作诗，交游者都是当时的名士，如襄城杨伯谦、秣陵周浈、豫章万石、大梁辛敬、清江彭镛、刘仲修、乡先生刘尚书的兄弟、廖文学愚，以及寄寓陈海桑心吾；和先生的弟弟御史君子启，日日赋诗唱和，轮流酬答，把切磋高雅之道当作自己的责任。诗风温厚和平，出于自然；音调格律的严整又必合典则。兴致所到，常常登临游览。登高眺望，尽览山谷的胜景，然后才停止。可惜他所作诗文很多，而稿本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近来流传的《二妙集》，是先生去世后由名人萧翚搜集编纂的，实际上也不过是全部作品中的十分之一二。他的居所很狭窄，另建一室，仿照朱子《家礼》制作神主以祭祀祖先，法制极为完备。每逢岁时祭祀，跪拜、起立、升降，都合乎礼仪。先世的坟茔，他总是率领子弟祭扫，并且都有固定日期，即使风雨也不避。侍奉双亲极为孝顺，双亲去世已经很久了，每当想起他们，总是悲痛之情显现在脸色上。对亲戚尤其有恩义，始终不曾因贫富而改变感情。他与弟弟御史君极为友爱。御史君起初因获罪被谪往和州服役，先生听说后，整夜不得安睡。家中贫穷，没有钱财供给，便拿出所有田产来资助他的费用。不久又命人整理行装，亲自前往探视，过了很久才回来。后来御史君因赦免而返回，两人天天和乐地居住在一起，从未稍有分离。御史君也非常爱护先生。先生仪表魁伟，气度高远，但和气充满全身，浑然看不出锋芒。御史君相貌魁梧，威严整肃，兄弟二人平常从容出行，乡里人远远看见都敬畏他们。所谓《二妙集》，御史君和先生的作品都收录在其中。另有一部名为《竹亭退稿》的文集，仍有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先生平生自我约束严格，而待人极为宽厚，口中从不说别人的过错，不刻意求异于众人，但所作所为自然出于流俗之上；不违逆人情，而与人交往又自合于规矩法度。元代进士刘云章曾题赞先生画像说：“深沉啊，如同尊中盛着玄酒；凛然啊，如同大阿宝剑尚未出匣；清澈啊，汲取它也不会枯竭；温馨和煦啊，亲近它却不可轻慢。出仕时，拖着衣襟走入五侯之门，却不屑品尝腥膻的鱼肉；退居时，在七贤之林停车，却不放纵而越出樊笼。我曾在古人中寻求这样的人，大概就是不接受陈蕃征辟，只在他的榻上笑傲的那一类吧？如果让他进入孔氏门下，那么在舞雩台咏歌而归、端正衣冠而讲习礼乐，进退从容自如，也一定会特别看重与自己志趣相合的人。”评论者认为，这篇赞语足以写出先生正直的品格。临终时他勉强起身，扶着坐好，神色不乱，叫御史君来到面前，与他行稽首礼，说：“永远诀别了。”这确实是洪武癸亥年六月二十七日。他生于元至正丁巳年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二岁。先娶陈氏，已先去世；后娶李氏，二人都尽到了妇道。有三个儿子：长子伯贞，如今任琼州府知府；其余两人都早夭。有一个女儿，嫁给同乡严玄龄。孙子有两个：行敏、行俭，如今凭进士身份任翰林修撰。曾孙男子穟、防、铉、秬、稹，都是先生死后出生的。葬在千秋乡五十八都大径的原野上。唉！先生的才华和学问，足以担当大任，却遭逢时运不济，所以收敛才华以自我隐藏。等到天下已经安定，遇上太祖高皇帝的盛世时，先生却已经老了。他的道不能在当时施行，才华也来不及得到任用，君子们大概都为他感到惋惜。先生下葬后，墓上还没有铭文。梁潜与先生结有姻亲，又曾向御史君求学，是侍奉先生而了解他的人。因此伯贞托我写这篇行状。只是我的见识浅薄、文章荒陋，不足以了解先生的深厚，只谨慎地记录其大概，等待知者来选择采用。故监察御史陈公行状

译公名继先，字仲述，姓陈。陈氏的先祖，是周武王将虞舜的后代封在陈地后，才获得陈姓。秦代以来，陈氏多以功业著称；至于高寿而德行盛美的人，在汉代唯独以颍川长者著称。公的世系出自颍川，十三世祖某人开始从金陵迁居泰和。后来子孙繁衍，显贵的人越来越多。又有祖先菊存先生，是元代赣州路儒学教授，因儿子显贵而追赠万安县尹，是公的高祖。学礼，曾任赣州路儒学教授，累官至赣州路推官后退休，是公的曾祖。公的祖父名以道，任潮州路儒学教授。公的父亲有庆先生，专心治学，品行尤其高尚。推官公曾经白天睡梦中见神人拥着黑色旗帜，骑马经过事务厅前，不久公便出生了。推官公高兴地说：“这个孩子将使我家宗族显扬。”公稍长便聪明颖悟，格外非凡。一次宾客聚集，推官公叫他即席属对，公应声作答而且文理清楚，满座宾客都起身祝贺，当时他才七岁。推官公更加疼爱他。不久天下大乱，战乱刚平定，住宅又全部被兵火烧毁，家中的长老相继去世，家僮侍婢没有一个存活。公刚到成年，带着年幼的弟弟和老母亲居住，孤苦伶仃，很少有人顾念他们。只有他的姑父刘尚书崧前来抚恤他，劝他求学，于是公跟随尚书公学习《诗经》。几年之后学业日益进步，虽然贫困，仅能勉强自立，但气度高远，丝毫不肯降低志意。刘尚书非常器重他。过了很久，他更加努力钻研古学，诸子百家无不广泛阅览；积累既丰富，写出来便丰沛浑厚、博大而简洁严整、精纯凝练，气势发扬奋厉而锋芒又潜藏不露，一时的先生长者都称赞他。有人仰慕他的文章来求取，他总是欣然答应；退回轩中，握笔在小纸片上细写，字如蝇头，反复涂改，琐碎而不厌；遇到得意之处便朗声诵读，声音如同金石发出，大概已经忘了饥寒在身、贫穷逼身。后来他凭《诗经》考中洪武乙丑年进士，第二年授山西道监察御史，改任山东道，出巡山西、闽海之间的政务，声名更加显著。后来改任广东道。当时天下的案件大多集中到京师，加上太祖高皇帝慎重处理刑狱，审决案件的人只怕不符合皇上的意旨；唯独公审讯时不用威势便能得到实情，奸邪之徒无不震慑服从。他每天五更起身，深夜才睡。凡是宪纲章疏、奏章考核，多出自他的手笔；审讯之余便作文章自娱。当时与公交往的都是名士大夫，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陈古文”，而不直呼其名。可惜他所作的文章大多散失不存，保存下来的只有五卷。公生于元至正庚寅年某月某日，于洪武甲戌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任所去世，享年若干岁。去世那天，搜查他的行囊没有多余财物，打开他的箱子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床榻几案左右只有积满尘土的书籍。听说此事的人无不悲痛。夫人曾氏，是同乡曾绍有先生的女儿。自公来到京师，她留在家中侍奉婆母，恭敬顺从，安于贫困俭约。她比公早三年去世。儿子一人，名赏，考中永乐九年进士，出仕朝廷；女儿一人，嫁给士人严成仲。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品行出于天性。他额头宽广，鼻梁高隆，背部高起如同背负簸箕；步履缓慢，举止从容，真诚恳切而且身材魁伟。他傲然自得，忧患、得失从来不足以动摇内心。虽然平易自处，但诡诈逢迎、侧身献媚的人不能迎合他的心意；虽然质朴不浮华，但巧言投合、曲意迎合的人也无法窥测他的心意。他始终如一，从未稍有改变。公的才华没有完全得到施展，学问没有完全得到推行，寿命也没有达到下寿，但他成为有名的进士、贤能的御史，文章追及古代作者，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了。梁潜的老母亲是公的姐姐，曾经称述公的事迹，用来勉励梁潜求学，并告诫她的儿子赏，使他知道而不忘记。梁潜既蒙受公的教诲和爱护，对公了解很深，所以才敢为他写行状。文辞之所以不知不觉写得琐细，是希望能够稍稍像公而已；但因为哀悼公，拿起笔来多次写作又多次停下，终究不足以完全表现公的高明。只有真正了解公的人才能取舍。处士钟公吾隐行状 处士名与，字吾隐，姓钟，出自唐代越国公钟绍京，是其二十三世孙。十四郎名文正，宋代任朝奉大夫，从赣州迁居泰和柘塘，又从柘塘迁到西塘，生子德盛，德盛是处士的六世祖。德盛生敏叔，任州中的属官，很有声望。元初西部边境盗寇兴起，州兵很少，不能制服。宣差何公单骑奔赴属官处，命令召集乡人讨贼。盗贼平定后，他把事情上报朝廷，朝廷授敏叔防御民众的守帅之职，他辞而不受，当时众人都称赞他的节操。敏叔生政甫，政甫生圣可，圣可生渊伯。渊伯学识尤其广博，气度高雅，很多人仰慕他。渊伯生以敬，以坦荡平易待人，不存隔阂，就是处士的父亲。处士出生八个月，母亲郭氏便去世，由伯母涂氏抚养；十三岁时，以敬去世。处士虽然孱弱而孤立，但遇事却卓然有为，宗族都觉得奇异。元末兵乱，他携带全家远逃别处，途中遇到被军队拘捕、捆绑甚至杀辱的人不计其数，处士却能预先洞察事机，从未陷入困厄。大明军队平定后，他便治理田园，翻新房屋，选择贤能的老师来教育子弟。他说：“人的资质敦厚者难以成就，轻佻者却容易受到感染；只有以严厉的父兄来督导，以贤良的师友来交接，才有希望。”他的孝友出于天性。年轻时侍奉叔伯，完全尽到礼意；奉养继母尤其能使她欢心。当时涂氏二十岁左右便守寡，又没有儿子，处士侍奉她尤其诚挚周到，涂氏于是忘却自己守寡，终身守节而死。他的弟弟乐吾早年丧父，家业完全衰落，于是他便和堂兄兴吾、堂弟从吾努力谋求振兴，并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没有兄弟；幸运有了兄弟，却往往因为田地财物争斗，实在可叹。”因此凡是公共的收支，一概不计较；有外来欺侮，兄弟便相互赶去救援。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一概依礼举行，虽然不追求过分奢侈，却一定在情感和礼文上周全。他天性记忆力强，广泛阅览，擅长诗文，尤其善于四六骈俪；平素喜爱宾客，每次痛饮都喝到大醉，应酬却不感到疲倦。如今山东都转运盐副使萧君鹏举，是处士妻族的亲戚，居住在南溪，与处士住处很近。当时乡先生刘尚书槎翁退休回乡，开馆教授萧氏，处士立即派儿子亮前去跟随他游学。一时贤士如王征士子与、他的弟弟御史君子启，以及国子学录萧君子所，都彼此友善往来；有时在南溪，有时在西塘，也常常登上金华、武姥山，坐在草地上饮酒赋诗。得了诗句，便互相夸赞，先引满举杯，不尽兴便不停止。有时带着一群弟子到山岩深处奏乐，直到

译傍晚还忘了回去；幽暗的小路已经昏黑，无法行走，便命令童仆捆来干荻草，前后相连地点燃，一时之间的欢乐，远近的人都羡慕。槎翁先生曾说：“钟君对于山川的兴趣，确实很有令人喜爱的意味。假如让他担任一郡一邑的长官，未必不会成为雅正的官员。可是他竟这样自我隐藏，于是我写下‘吾隐’二字，题在隐堂上。”当时人都说槎翁真正了解处士，也善于观察人物。处士一生质朴诚实的品行、超迈高雅的兴趣，大多如此。洪武初年，朝廷命有关官府让百姓按财产计数烧制砖瓦，运送到京师。有些人积累十年，运送还不到二三成，朝廷没有治罪，唯独处士最先完成。恰有一个怀有私怨的人，按照惯例诬告他拖欠未交，于是他被拘押到京师，获证明白后，不久因病死在旅舍。当时亮任赣州教育官，只有次子亢在身边。临终前他对亢说：“我的病恐怕不能痊愈了，但幸而俯仰之间没有愧怍，死也没有遗憾。你们还应当敬重追念先世，不要使宗族事业坠落；把我的话写在简册上，回去给亮看。”接着又说：“一定要把我运回去安葬。”说完便去世了，确实是洪武戊寅年五月十二日。他生于至元己卯年正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岁。亢扶柩到豫章，因哀伤过度而染病，随后也去世了。他的侄子启初等人一起抬运丧柩返回，这年冬天十二月庚申，葬在同乡汪陂的原野上。处士平日虽然胸怀抱负，却只是以微妙的言论、精深的道理来讥刺怨忿、劝谕乡里。因此他下葬以后，乡人说：“人人都为他悲伤悼念，前来赠送助丧财物、祭奠的人络绎不绝。”他娶萧氏为妻，是隐士仁杰的女儿，也就是鹏举的堂姊。她熟悉书史，遵循妇道，性情严肃端正。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亮，次子长庚、月旦都早年去世，再次子就是亢。四个女儿，都嫁给大族。孙子八人：钧、铎、镛、锜、锡、铨、镐、铣；孙女五人。曾孙男子一人名浩，曾孙女一人。亮如今任三府伴读，已经显贵，更加痛惜处士未能享受他的奉养，急切地想请当代大手笔为父亲撰写墓铭；又认为原来所作的行状不足以取信于当时，所以托我重新写行状。我与处士是世交子弟，对他的了解很详细，按道义不能推辞，于是搜集事实写成这篇行状。先君畦乐先生行实 先君名兰，字庭秀，别字不移，姓梁。先世在唐长寿年间有人任征仕郎，从长沙迁到泰和。第九世祖均崇，宋代任凤翔知府；其弟均杰任黄州府同知，入朝充任史馆编修。他们居住在县城东郭，声望很高。凤翔五世传至昭伯府君，昭伯生才可府君，才可生彦卿府君，三人都以品行笃厚著称。彦卿别字心易，求学者称为心易先生。先生无书不读，尤其精通《易经》。当时同乡钟谨独是先生梁氏的外舅，因为没有儿子，便把先生作为自己的儿子，所以先生后来姓钟。先生娶杨氏夫人为妻，她是元代进士、新喻州判杨升云的女儿。先生的儿子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庭芳，次子就是先君，三子仲敏。先君天资端正敦厚，读书又聪敏警悟。七岁时侍奉谨独公，谨独公命他与众孙属对，先君应声完成，而且造语更加奇特，后来作答的人都比不上，谨独公大为赞赏惊异。稍长后，心易先生把《易经》传授给他，他更加勤奋学习，探究玩味，严冬酷暑都不懈怠。然而遭逢天下大乱，奔逃流离，没有安宁的年份。战乱刚平，心易先生便去世了，庭芳先生也已经先于他去世。先君独自接受杨夫人的教诲，抚养年幼的弟弟，虽然十分困穷，却始终和乐。居住在乡里，他谨慎小心，唯恐有得罪他人的地方，人们也无不敬爱他。他曾在深夜赶路，遇到乡人诉说仇家的怨恨，言语愤愤不平。先君反复劝解他。先君回到家后不久，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起身查看，原来是那仇家的儿子。他向先君下拜说：“您是长者。有人向您愤怒诉说我父亲的事情，您始终只说好话替我们调解纷争。刚才我跟在您后面，想要杀掉他；但因为有您这样的长者在，我不忍心下手，哪里敢忘记您的恩德！”第二天，他带来两匹缣帛表示感谢。先君谨慎厚道，大多如此。梁潜起初在保宁府苍溪任教，弟弟混也接受征召，在瑞州任教。瑞州离家近，梁潜曾去过一次，见混谨慎整饬，勤于教学，学生都欣然敬仰，很喜欢他，于是留下两个月，题写他所居小斋为“三乐”才回来。后来梁潜被推荐任广东县令，先君写信告诫四件事：“凡在州郡做官，只有减少嗜好欲望，才能廉洁；廉洁了，风节自然树立。但承接上级时必须恭敬谨慎，接待下属和百姓时必须慈爱善良。近来稍微知道自守的人，在这两件事上往往有所欠缺：既不能取得上级信任，又违逆下属和百姓，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又说：“凡是选择朋友，一定要选择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与端正正直的人相处，即使共同遭遇患难，也尤其光荣；若与不端正不正直的人相处，即使获得荣华利益，终身也可耻而且会败坏。”他平生见儒生出仕而曾被胥吏欺骗，便说：“求学而有格物功夫的人，对于人情物理、是非曲直，自然明白，胥吏之辈凭什么能够迷惑他？”见有人依仗才华而逾越义理，便说：“一举一动都用礼来自我防范，是为了守法并自重。如今越出放纵于规矩法度之外，即使有好的政绩，难道是贤者以礼治理百姓的道理吗？”他认为梁氏没有后代却冒用其他姓氏是不对的，便命梁潜向朝廷请求恢复梁姓。他在城西溪边修建房屋，四周种了数万竿美竹，中间开辟菜畦，近坞处筑浅堤，曲折遮蔽，引泉水作渠，萦回穿行于田间地块之间，土地肥沃湿润，桑麻茂盛。先君每天在其中悠然自得，有时新雨初晴、阳光和暖，必定拄杖穿木屐，深入竹树之间，牵引藤蔓、拨动竹竿，欣然自得，说：“看见万物生机蓬勃，心中也一同快意。”于是自号畦乐翁，乡里士人称他为畦乐先生。他教导乡人子弟，讲说精当，反复推阐，使用浅近的比喻，使深奥隐微的道理明白透彻。来求学的学生没有不领悟喜悦的。

译他偶尔写文章，简洁畅达而合乎典则；至于应酬书信、道教佛教斋醮祭祀之文和四六骈文，也都极其精工。他作诗尤其重视格调，冲和从容而高雅淡泊。晚年喜爱陶靖节，说：“靖节的闲适旷达、恬静安逸，正是我一向所仰慕的。”他曾作《西畦诗》，自然流露出田园情趣。翰林学士解公为他书写，置于卷中，名公相继作和诗，和作很多，都收藏在家集里。他所作诗集题名为《畦乐集》。因为梁潜兄弟已经在外做官，他便更加忘情于世务，很喜欢饮酒；家中有许多美酒，旧友来到就和他们饮酒，醉了才停止。侍立身旁的孙辈，他便借此使自己露出欢快的脸色；喜欢的言语、甘美的食物，一声呼唤便全都来到。有时闲暇小饮，让他们拿着菜肴奉酒，行拜礼、起立、进退，于是感叹说：“我的两个儿子在远方做官，我就借此自我娱乐。”他们有过失，便私下细细叮咛：“今后不可再这样了。”从未用杖责罚他们。他曾两次到京师，群公和众多士人都交相欣赏仰慕他。等到梁潜奉召前往北京时，先君两次写信，又作诗两章，欢喜地庆贺梁潜承受皇恩，并不因为梁潜远去而有丝毫忧戚。然而这时先君的病情已经日益严重。病中听说弟弟混生了儿子，非常高兴，给孩子取名从客。梁潜来问候病情时，他说：“为什么不祝贺我给孩子取名呢？” 他取酒斟给客人，自己却已经拒绝请医，也不肯服药。不久命人准备深衣和幅巾，说：“用这些给我入殓。”临终时有人问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回答说已到晚饭时分；他便命女仆们出去，又叫两个童仆和孙子楘扶持自己盥洗沐浴、换衣而坐，亲友轮流上前问候。有人想问他还有什么话，他说：“下葬和祭祀一定要依礼举行，其他事情我的两个儿子自然能办理。”说完便去世了。他生于元至正癸未年四月初一日，去世于今永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八岁。先君耿介自守，老年更加坚定；安于俭约，听凭命运而自信自守，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志向不肯强作笑容来博取不合真情的赞誉，也不违背自己的心意去随从流俗；终身隐居，没有丝毫羡慕外界的心思，所以常常自然地感到满足。配偶陈氏，是元代处士友庆先生的女儿、潮州路教授道山先生的孙女、赣州路推官梅村府君的曾孙女。她遵循妇道、具有母仪，在家族中极为卓异。儿子二人：长子就是潜，任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次子混，任溧阳县儒学教谕。孙子八人：果、楘、栗、榘、乘、楫、榆、枞；榘、乘、枞早夭。孙女六人。曾孙二人：翰、羾。将于明年某月某日选择吉日，葬在某乡某山某向。想到先君去世时，梁潜兄弟已经在外做官，长孙果也在京师。入殓的第二天，果才赶到。先君去世后的第四个月，梁潜从北京回来，才听到讣告，悲痛摧折，恨不能立即死去。仰念先君忠信的品行，在家庭中施行，在乡党朋友间彰显；他们都喜爱先君的平易正直。子弟蒙受他的教诲和爱护，甚至下至童仆奴婢等小人，也都欣喜而服侍他。然而先君终究没有得到一项官命，不能以功业显名并流传后世。这就是梁潜头痛心碎、呼号天地而无可奈何，却寄希望于世间大贤君子用一篇铭文来光饰幽冥的原因。悲咽哽塞之余，言语没有条理。恭请真正了解先君的人加以取舍。梁潜泣血叩首谨记。《泊庵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九 明代梁潜撰写 哀辞 南耕先生哀辞 先生姓许，名洪，字彦章，是吉水人。年轻时聪颖过人、记忆力强，十六七岁便能写文章，气势浩然。壮年时相貌轩昂伟岸，胸襟气度平易旷达。遭逢乱世，没有人了解他的才能。大明军队平定江西的第二年，先生便出而领受乡荐文书。第二年任横海卫知事，改任英武卫知事，升任浙江行省检校。当时左右司官员有缺，便兼署六司印信，声誉显赫。浙江一向被称为最难治理的地方，何况那时群雄割据刚刚结束，百姓离散，内心没有定向，官吏习惯于旧例而又变诈百出。先生内心明察，外表宽恕，遇到繁重复杂的政务，处理都能抓住关键；所以不用威势，官吏却没有不畏惧的；不苛刻对待法令，百姓却没有不怀念的。因此浙江东西各地人人欢悦，都认为先生的仕途不应止于此处。然而先生很快便以母亲年老为由告归。先生侍奉母亲孝顺，侍奉兄长尤其深厚。出仕后归来，仍然潇洒自如，仿佛未曾做官，每天和乡里的旧友逍遥往来，忘却世俗事务，自号南耕野人。先生大概接近古代那些懂得进退的人。归乡二十年后才去世，去世时五十八岁。唉！先生慨然有建立功业的志向，却没有尽展才华，果断辞官归隐，背负着高远的志向，最终却止步于此。这就是我的悲痛和哀悼。哀辞说：世道正处在混沌初开之时啊，士人无所依凭。若不是真正的豪杰啊，谁能知道归宿在哪里？可叹先生啊，见识绝伦，超出众人。遁离尘世而退避啊，谁能窥见其中的机心？乘时出仕啊，也是非常合宜的。才华何等高啊，做官却如此卑下。琐碎地追逐仰慕啊，世人都以为可耻。超然决然地离去啊，哪里有这样勇敢的人？青原的左边啊，文水的岸边。种植兰草和荪草啊，紫芝在其间荫蔽。侍奉母亲和兄长啊，家庭欢乐如同孩子般亲密。家庭以他为准则啊，乡党以他为老师。为什么他的德行如此丰厚啊，寿命却这样短促？积蓄的才德日益丰富啊，施展才德却受到阻滞。命运竟然如此啊，将要怎么办呢？死者还有什么遗憾啊，生者却悲伤忧戚。说是写下我的哀悼啊，姑且浅薄地陈述这些言辞。千年以后啊，还要在这里考察他的一生。正固先生哀辞 唉！先生去世，实在值得哀悼啊！先生的学问见识已经明达，而操守坚持得十分坚定。正直的言论、美善的行为，从家庭推及州县乡里；恭敬、诚信、服从的风气，从子弟影响到交游之人。他容貌丰盛，气势昂扬，脸色和悦，精神舒畅。他写文章温厚和平，心中想表达的意思，文辞也完全倾吐出来。他从小便孝顺父母，父母去世已久，每次谈到他们，直到老年仍常常流泪。他的学问和品行超过常人，便是如此。他曾因征聘来到京师，陈述十条建议，太祖高皇帝嘉奖他，授为潭王府长史，他辞谢不敢当，改任平阳府学训导。过了很久，得以回到家乡，求学者跟随他学习经书，后来很多人成为显达之人。唉！先生修养自身，施行于家庭，教化他的学生，如今都再也见不到了。假如先生没有去世，直到今天我们这一群士人，成就应当会怎样呢？这实在可悲啊！先生的儿子遵，博学而有才，文章宏大丰赡，确实是能够继承家学的人。先生去世三年后，遵因选拔任靖江王府长史；先生当年辞谢的职位，遵却得以担任。积累深厚的善报，不在自身实现，而在子孙身上，这大概就是天道。那些不愿行善、专门侥幸求利的人，看看先生，也可以稍稍止步了。先生曾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正固”，求学者都称他为正固先生。我用哀辞悼念他说：那些奔走聚集、求取功名的人啊，谁能收藏自己的光辉？那些安于淡泊、以忧戚自处的人啊，谁能邀游嬉戏？他们竟不知道最高的道啊，收放进退都在于自己。只有先生明净高洁啊，践行大道而从不违背。唉，龙门山啊，高峻巍峨！松竹遮蔽啊，女萝缠绕。感叹古道啊，如今已被荆棘遮蔽。遥望白云啊，路途实在遥远。吴先生哀辞【有序】吴先生字孟勤，是吉州安城人。我从小就非常熟悉先生的名声，到了史馆以后，才有机会拜见先生。先生虽然年老，面色平和，气度舒畅，善于讲说古今之事，整天都不知疲倦。当时正编纂太祖高皇帝的神功圣德，简牍浩繁，有些事情找不到头绪，有人便拿来向先生请教。先生用手按着书，口中诵读其中的语句，指出事情的端绪和条目，仿佛倾倒瓢水一样连贯，听的人如同亲眼看见那些事情。先生的见识高明，显然不只是记忆力强而已。他对于英豪伟杰之士的心志、谋略、施行及先后次序，也能自然地相互印证。唉！假如先生当时得到任用，把这些见识施于事业，成就将会怎样呢？然而先生正仰慕古代的廉士，自视很高，不肯向时俗献媚，因此与世俗发生龃龉，终身背负这种处境而自困，却始终不改。他写文章简洁质朴而温润，拿起笔便能立即写成，仿佛并未特别用心；写成后读来，即使苦思竭力构思的人也不过如此。史书编成后，先生得到皇帝的恩赐，授任河南开封学教授。大概圣上的意思是可以用这个职位优待老臣，哪里料到先生竟然离开这里，一去长逝而不再回来呢？他临行时，翰林诸公和交游之士一起为他饯行，无不举杯相劝，都说先生还会回来，届时一定会动容相候。谁知没有过多久，众人簪聚、牵袂相送的欢乐，竟变成了扼腕伤神的痛苦。唉，真令人悲伤！先生深厚的学问还没有完全施展，他为世所用本来是理所当然的；难道这不是命运吗？先生的长子善存，谋划把父亲的遗骨运回安葬，却没有实现。如今翰林学士解公已经为他撰写墓铭，我因悲悼此事，作哀辞说：高高的山冈啊，巍峨耸立；春天将尽啊，水面更加波涛起伏。蘼芜草绿了啊，桃花才开始开放；惆怅地独自远望啊，望向天的尽头。您不再回来啊，我因此悲痛叹息。学问茂盛啊，宏大畅达；承继先人、启迪后世啊，谁能不明白这一点？那些车马相连啊，充满道路；唯独您驾着一辆方轮车啊，要到哪里去？那些插着羽饰的车马啊，声势赫赫；唯独您收敛羽翼啊，闭口不再鸣叫。声名光耀啊，品行充实；世人不能任用您啊，自己反而因此困顿。考察古人都是如此啊，如今还有什么可疑惑的？汴水之滨啊，黄河险阻；洪涛浩荡啊，无法渡过。您独自滞留在此啊，不能返回；云横天际啊，大地漫漫。使我悲伤啊，忧愁万端。斟满清酒啊，盈满酒樽；陈列美味菜肴啊，借兰草祭献。神灵来享用啊，却不能与您同在。吉水啊，深幽无边；上面有丛生树木啊，枝条相互缠绕。您不思念啊，故乡的丘墓；秋霜覆盖原野啊，空旷茫茫，荒草留存。您为何不安息啊，故乡的屋宇？延平知府胡公子祺哀辞

译我从二十岁起，听闻先生长者谈论人物，每当说到胡公子祺的为人，没有不徘徊仰慕、留恋不已的，希望能在百代之前找到这样的人。他慷慨激昂、仰慕道义，如同孔北海；爱护百姓、笃实履行，如同黄次公；议论政事切实，如同马宾王。他的声望、风骨、气势刚烈，宏伟壮毅，足以在百代之后激励颓靡的风气。百代之后寻求这样的人，却在百代之前找到了，除了公还有谁呢？公未出仕时，隐居丘园，然而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声。公虽是儒者，勇气谋略却超过常人。当高皇帝渡过长江，派遣大将军平定江西各郡时，吉州城已经攻下，却又被其他盗寇攻陷。大将军准备把城中百姓全部杀掉，公到军门前，从容说了一句话，城中数万老幼百姓便依靠他得以不死。直到今天，人们仍称颂大将军的恩德和公的功德不灭。公初次领受乡荐时，当时朝廷中的旧交故友纷纷接连筹划谋略、献上建议。公与其他十八人一起进见皇上，皇上为之喜悦振奋；他们竭尽心志、精神契合，感应融洽，甚至与天象默然相符，这是多么盛大的情景啊！作为臣子侍奉君主，最难的是直言，而公却把它做得很容易。他连续历任外郡，治理都有奇异的政绩；例如毁掉淫祠、推倒宋元祐党人碑之类，都卓然出众，令人畅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他的温厚慈爱、抚育百姓，都出于至诚，所以他的遗民和故老谈起他的事迹，尤其为他流泪不止。这同古代的循吏有什么不同呢？何况假使公当时担任非常的职务，安坐而决断群防，他所建立的功业，又将怎样呢？只是当时天下无事，专心致力于休养生息，所以他的政绩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罢了。我往来向乡先生御史王君子启求学。御史君与公同任荐举，同为御史；他出任郡守，也与公同时，所以很了解公的事情。公身材高长挺立，眉目秀美，颧骨方正，平日言谈和悦，是位宽厚长者。他又说，公出生那天晚上，有一颗大星光芒四射，坠落在他的住宅；他去世时也有这种现象。公与御史君尤其亲密厚重。御史君也身长九尺，面色如赤玉，声音洪亮流畅，人们望见他，仿佛见到神明一般。唉！看御史君和公二人，就知道那十八个人都是这样，真是一代豪杰啊！御史君刚强劲直，疾恶如仇，执法从不稍加宽贷，大概与公略有不同。至于侍奉君主的诚意恳切，二人却完全相同。如今他们都已不可再见了。公有两个儿子，方大、光大。光大现任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读。唯独御史君没有儿子，实在可惜。公是吉郡吉水人，从监察御史逐步升迁，最终任延平知府；他的详细事迹，光大已经写文表述在墓上。翰林学士解缙，又在墓穴中为他撰写了铭文。公死而无憾了！如今的人，很少有像公这样的人。因此我写这篇辞来哀悼他，大概也是记载先贤、彰显隐而未显的德行之一端。城墙高峻啊，百姓的力量危殆。若不是公来惠爱百姓啊，谁能使他们安定？朝阳已经升起啊，凤凰的羽毛光彩披离。▯▯喈喈地鸣叫啊，和谐的鸣声正当其时。那颗星芒突然坠落啊，谁造成了这场灾祸？可叹忠言梗塞、诚信受阻啊，只有公还在朝廷。公在郡中时啊，枯槐也向荣。有喜鹊来筑巢啊，轻快地飞鸣。公的气概啊，非常昂扬；既有明智啊，又有勇刚。正要振发光辉啊，却突然受挫而退藏。我心中忧伤啊，怎能不痛切悲伤？遭逢神化啊，光辉却能够不灭。蕙草和荪草已经焚烧啊，它们的香气反而更加浓烈。公已经离去了啊，公却留下了恩泽。什么时候回来啊，慰藉我百姓的悲痛？镡津水势浩荡啊，九峰高耸巍峨。公不回来啊，我将怎么办？前去的人没有谁能够继承啊，后来的人又是谁？空旷地经历百世啊，永远以此作为期望。《教授萧引之哀辞》。引之是吉州吉水人。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对世俗的利禄很淡泊，喜欢写文章。他的性情质朴平凡，当时与他交往的人，大多是谨慎厚道之士；有些享有英伟俊茂声誉的人，见到引之，也一定会收敛容色。引之在洪武年间考中乡荐，参加春秋经考试名列第一，却在会试中落第，授任金华武义县学教谕。母亲去世服丧，服满后改任苏州昆山县学教谕。两县学校的学生一向懒于学习，又习尚浮华，听说引之的名声，都非常畏惧。时间久了，大家都安于接受他的教导；他离任后，众人仍依依不舍，不能忘怀。直到今天，两县称赞善于教导的人，一定说是引之。引之任满考核后，得以升任教授，在北京等待缺职；不到几个月，便因病去世。听到的人都非常惋惜。唉！以引之这样确实而切实的才能，难道只应止步于一个教官吗？那些交游中显达的人，难道他们的力量竟不足以举荐引之吗？可是他独自守着一个官职，近十五年，才按例升了一级，又未及赴任便去世了。他的困穷竟如此，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引之在世时，对交游之人都显得疏落，好像不曾挂念他们；等他死后，众人却都悲伤惋惜、叹息哀悼，不能自已。那么引之耿介独立的品格，又怎么能够磨灭呢？我一向敬爱仰慕他的为人，因此写辞哀悼他说：他深沉而沉默啊，文章却光彩显著。他退处自守，仿佛没有容身之地啊，他的操守宽裕而有余。难道是他在当时背离了趋向吗？还是他的用心不合于古代的法度呢？难道是他违背众人而独立吗？还是他任性而行其平素的志向呢？感慨文水浩浩荡荡啊，遥望昆山高耸巍峨。松树在幽深的树林中盘曲高立，仙鹤在山涧弯曲处翩翩飞翔。想到你归葬啊，道路实在遥远。波浪起伏出没啊，叫人怎能不悲伤？《泊庵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十。明代梁潜撰。墓表。

译钱处士墓表。处士名涣，字好文，姓钱，本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裔，自从迁到吉水已经好几代了。处士气质容貌端正稳重，恭敬谨慎，诚实自守；他说话一定守信，行事一定以义为根本，把它守持于自身，贯彻到家庭，再推及乡党，他的心意都诚恳周详。他从不欺骗自己，也从不违拂别人。处士勤于学问，从小直到老年都不懈怠。他最初受经并与之讲学的，都是当时的名师。至于搜求深奥隐微之理，考察探究其中的异同，而能自有所得，都是由勤奋不懈而达到的。他写文章，浩大奔放，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谈论古今人事的是非，都出自胸中的见解，听的人无不为之倾倒惊异。这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因为他的学习从未停止，所以他的造诣能够如此日益深厚。年过五十，侍奉母亲刘氏，仍然像童年时一样守礼恭敬；侍奉兄长，友爱尤其深厚。有士人困厄无所依靠，他长期收留也不厌烦。族人的女儿有流落在外的，他尽力接回来抚养。年成荒歉时，他便设粥救济饥饿的人；他一生所做的事，大多如此。他又施惠于人，终身从不宣扬，所以听到他丧讯的人，有的奔走数十里到他的墓前哭拜后才离去。唉！他真可以说是笃厚的君子了！他曾游览溪山，俯仰之间都有自得之意，于是自号‘澄心老人’。六十岁去世，葬在乡里的某山。三个儿子，叫森、埜、述，三人各自学习一部经书。后来述凭借《书经》考中进士，授任浙江按察佥事，尚未赴任便因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来到京师，便拿着他的堂兄、翰林佥讨习礼所写的行状，请求我写文章表彰他的墓。我曾经到处士所在的山中，与他遍览林壑，数日后才离开。离开三年后处士去世了，我为此悲伤。读他的事迹，仍仿佛能在山水之间看到他的仪容风范，我的感情实在不能自已，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唉！经过他的墓而诵读我文章的人，希望能知道处士的德行与这里的山水相互长久流传、无穷无尽啊！至于他的世系详情，现任文渊阁大学士胡公已经为他的墓穴撰写铭文，我可以略去不写了。厐弱翁墓表。弱翁姓厐，他的祖先是袁州分宜人，几世祖某人开始迁到吉州吉水，名叫希恺。元朝南康路左蠡巡检生公于南康，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长大后慨然以才略自负。他参加有司的考试没有中，便徒步进入闽中，去拜见闽帅。闽帅一见他就非常惊异，说：‘这是奇士，不能错过。’于是向朝廷推荐他，授任永丰县尹。不久他弃官离去，而天下也开始动乱。公既然在当时无所作为，便更加放纵精力于学问；与他交往的人，感情像金玉一样坚固，他一定要对方是有学问的人才结交。他曾经受业于永丰黄玉相先生。公对于师生之道尤其笃厚，先生曾寄居在他家。后来先生患病，公扶持他、请医送药，十分勤勉。先生去世后，公为他收殓停柩，选择善地安葬，所有事情无不曲尽周到；别人认为这很难做到，而公自己却觉得仍有不足。唉！世俗的刻薄已经很久了，做老师的不选择贤能弟子，弟子也不知道侍奉老师，早晨离开馆舍，晚上彼此相见如同路人的，到处都是，何况生死关头呢？对自己的老师尚且如此，何况故旧交游之间呢？公的善行不止这些，但这一件也还不足以完全称道公。只是想到风俗日渐薄弱，如今更加严重，想求得像公这样的人，又实在少了。所以我对于公，只选择这些浅近的事迹写下来，希望想了解公的人，能从他这些小事推知他的伟大；而世上有高尚志向、仰慕义行的人，若能因公的所作所为而感奋警醒自己的内心，使自己的厚重更加深厚、志节更加高尚，也或许可以成为补益世道、砥砺风俗的一端。那么我之所以反复恳切地说这些话，难道也是没有用意的吗？公去世时才三十七岁，一生大半时间都在战乱离散中颠沛。因此公的志意非常坚定，才器非常高，却因时势不能施展，实在可惜。公擅长小楷，诗文有《贻笑集》，收藏在家中。葬于新淦玉笥乡上富，妻子某氏，儿子二人，名某某，孙子一人振舒。振舒端正谨慎而贤能，因为擅长书法被选入翰林院，又擢升授任中书舍人。他与我交好，于是请求我写文章表彰公的墓，我不能推辞。所以我只说明他的生卒时间、世系详情，以及一生行为中值得记载的事情；这些在铭文中都已详细写明，这里可以略去。

译知抚州府潘公墓表。抚州有一位贤能的太守潘公，他的政绩止善而显著于当时，遗留下的恩爱仍存在于人心。自他离开抚州去世，已经十年了。然而抚州的故老和贤士大夫谈起他的政事，想到他简易的教化，仍有为他流泪的人。不是贤能的人，能够这样吗？公的儿子赐，以柔弱的儒生身份考中进士，后来历任显要官职，五次代表天子出使万里之外的外国，最终授任江西右参政。处理政务的闲暇，得以访求公在抚州留下恩德的人。但公去世已久，他悲痛不止，于是请求我写文章，准备表彰在父亲的墓上。公是闽地浦城人，从小聪明，有志于学习。刚满十岁时，遭逢战乱，失去了父亲；他出入兵乱之间，终于把父亲寻找回来。盗贼正把父亲捆在树上，拉弓搭箭对准他，希望得到重金。公远远看见，奔跑过去用身体像鸟张翼一样遮护父亲，并恳切悲苦地哀求。盗贼怜悯他，便释放了他们。不久父亲去世，公独自与母亲逃入深谷躲避，数年后盗乱平息才回来。公侍奉母亲尤其谨慎。他家原本财产很多，但非常喜欢施舍，因此家产渐渐比过去减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因此百姓都受到感化，案件没有积压的囚犯，家家没有拖欠的赋税，礼让之风在民间兴起，秀异的百姓也到学校求学了。部中的耆老李文保等人到朝廷上奏报告他的政绩，巡抚都御史袁公泰巡视郡县回来后，也把他的名声上报皇帝，于是特意晋升他的阶阶为中宪大夫，大概将要任用公了。又过了一年，公因办理公务而受到牵连获罪，百姓想前往请求留任，公竭力阻止他们，于是被贬到云中。过了很久，才因推荐而被征召起用，刚上路便突然染病去世。听到的人无不悲伤。他享年若干岁。前礼部尚书郑公赐一向与公交情深厚，恰好一同被贬；奉召后便把公的灵柩送回，安葬在家乡某处原野。公有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参政君。唉！世上治理政事的人，往往夸耀小聪明来逞强，自以为足以取得一时的快意，却不知道强横的奸人和深藏的恶人早已窥伺他的机锋，把它玩弄于股掌之间，像随手转动圆环一样。这样不只是自己落入敌人的计谋，百姓所受的祸害更是说不尽了。既然如此，哪里比得上公不把自己的明察全部施展出来更好呢？这不只是以长者的宽厚对待他们；他们本来就不能窥见我们的机心，不能窥见我们的机心而放纵妄为的人，是从来没有的。这样做的功效难道浅薄吗？古人所说的外表宽厚、内心明察，正是这种情形。所以我摘取公的事迹，写在墓表中，来告诉后世的人。句容教谕胡先生墓表。先生名琏，字商用，姓胡，世代是筠阳的望族。元朝末年，士人的风气一天天衰败，先生却独自抱持耿介的品格，讲学明道，不委曲迎合以求取容；他把利禄看得微不足道，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心意。洪武某年，他因文学被征召，授任句容教谕；后来以年老请求归乡，便闭门不出，只把侍奉父母作为自己的事务。他长着虬髯，身材高大，遇到事情不轻易发言，一开口就一定切中要害。穿粗布衣，吃粗米饭，终身安然自得。在这以前，先生的父亲名旅，死在括苍；当时各地兵争不断，白天杀人的事情接连发生。先生奔走千里，经历无数死难，最终背着父亲的遗骨回来，人们都佩服他的孝行，敬重他的品德。辛丑年，伪帅欧祥派右丞刘敬袭击筠阳，占据了那里。甲辰年，王师大败伪主陈友谅的军队，派遣别将讨伐江西，所到之处敌人闻风归附；都督府分兵进攻吉、赣，扬言城池不能攻下的，一律诛杀不赦。刘敬听说后非常恐惧，打算把子女金帛全部掠走，焚烧筠阳后退保新昌。先生知道事情紧急，便去见刘敬部下的伪院判雷均、正员外袁友德，向他们说明利害祸福；于是与他们一起去劝说刘敬。刘敬惊恐屏息地听从了，又派先生带着书信到临江，把事情报告给大将军。大将军非常高兴，立即赏赐他一套衣服。先生回到筠阳，刘敬便出城投降。大将军想授予先生官职，先生竭力推辞。当时城中按户计算有十万人口，按人口计算是户数的五倍，大家都欢欣庆贺，仿佛获得了新生。人们直到今天仍赞美他的功绩，感念他的恩德；这只是他的大事，小事就不再说了。后来先生去世，翰林修撰王君中羙已经记述他的事迹，并为墓穴撰写了铭文。修撰梁潜又摘录其大略，为他的墓表述说：‘唉！世人称说鲁仲连功成而不居，这是千年才有一人的事。假使先生处在鲁仲连当时的时代，遇到同样的事情，他的功业难道会在鲁仲连之下吗？可惜他所抱负的才能没有得到施用，得到施用时也没有完全发挥他的长处。古人说君子轻视出仕和退处，能够随时收放；富贵不能诱惑他，所以他的气概浩然，勇气超过孟贲、夏育。先生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我写下这些话表彰他的墓，也用来告诉后世的人。

译兰谷居士萧志立墓表。君名圣观，字志立，人们称他为立斋；兰谷则是他曾经自取的号。君为人意气豪迈，勇于有所作为，面对大义，慷慨而有远大的气度。即使遇到极其紧急的事情，也从未显出窘迫的神色。即使损失千金，也不放在心上。然而他刚直不阿，不肯迎合当时的人，多次因此招致他人的嫉恨、收敛和怨恨，但君始终不变。时间久了，人们也相信他内心并无其他私心，便一齐认为他是对的。元末大乱，君凭借骑射自负勇武。州守达侯正道，是位贤明的太守，曾命令君守卫北门。当时吉郡城已经陷于寇手，守城的人退到泰和；到达北门时没有凭证，君横刀拒绝，不让他们进入。传言达侯过了很久才得以进入，守门者低头大为惭愧，而当时众人都称赞君能干。他曾读史书读到汉朝中兴时的诸将，感叹说：‘如今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不能任用罢了。’达侯因为君年老，命令他的儿子轮流代替他守卫。不久代替达侯的人来了，整日沉溺酗酒，不理政事。君知道时势已经不对，叹息不止。不久达侯去世，君也去世，远近之人都为此悲痛。这确实是至正丁酉年三月的事。君去世三年后，东南大乱，乡邑都陷于寇手，人们都惊叹君有先见之明。萧氏自五代时迁到泰和禾溪，分居于南溪，历经四百年、十二代，传到祥甫；君的祖父是德济，父亲是君。君娶康氏，生三个儿子：自新、自成、自明，如今都已去世。孙子五人：鹏举、鹏南、鹏起、鹏翔、鹏汉。鹏南先已去世；鹏举出仕，任山东都转盐运副使，死于任所。曾孙十三人，玄孙十人。君起初葬在居所附近两塘的东面，自成曾亲自为他的墓写过铭文。永乐壬辰年某月庚申日，几个孙子把君与君的伯叔父德轩合葬在一起，并请我写话。唉！凭君雄伟的才略，生在草创昧暗之时，假使能够遇到豪杰而得到任用，他的成就不知会达到什么程度，却最终止步于此，难道不是命吗？然而在时代更替之际，人事衰败的情况很多；唯独君的后代越来越繁盛显达，这确实说明君在人世间虽不得志，却得到上天的眷顾，远远超过常人。君去世五十六年后，他的事业和影响仍如此不灭，那么即使不被世人赏识，又有什么可伤心的呢？我写下这些话表彰他的墓。

译王氏二良墓表。义乌王氏兄弟二人，哥哥叔盛，弟弟叔雍，都有美好的品行，却没有享得长寿便去世了。二人又都死在京师，后来送回安葬。他们的弟弟防因为我曾与他们的父亲博士君交好，便把自己所写的行状和铭文，写信寄到京师，请求我为他们的墓作表，并且说：‘两位兄长有老母亲，头发斑白；都有儿子，却全都幼弱。如今两座坟墓高高并列，葬在同一片原野上，经过的人没有不流泪、为王氏悲哀的。这两个人有幸得到先生屈尊赐下一句话，不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名声不朽，也希望老母亲和幼弱的孩子能够望着墓表，借此抒发他们的悲哀。’我悲伤这两个孩子有值得哀悼的地方，查考他们的行状如下：叔盛名某，从小读书，聪颖悟性超过常人；长大后机敏而善于谋划，慨然有远大的志向。但他与人交往恭敬谨慎，谦退低下，拘谨朴实；别人以非礼的方式对待他，他也不计较。他应对门户事务、抵御外侮，以及处理公私各种事务，都谨慎周密，很少有失败的事情；由此起家，积累了很多财产，在乡里最为富有，三十八岁去世。叔雍名某，气色平和，通达敏捷，秀美明朗，每天读书数千上百言，经史百家无不深入阅览。他选择朋友而交往，遇到胜过自己的人，一定想着赶上他才停止。他曾到成均一次，跟随堂叔博士君学习，见到他的人没有不敬爱他的，三十一岁去世。两人的志向虽然略有不同，但自我修养和待人接物却相同。至于侍奉母亲竭尽孝道，对兄弟尽到友爱，也是二人的天性。唉！二人同出于王氏，同样没有享得长寿便去世，去世的时间也相同，大约在永乐三年春夏之交，前后只相差十天罢了。古今才俊本来就不多见，何况同时出自一门；世人所说的‘机云二惠’，二人在这方面难道不同吗？古人有‘三良’的称呼，我对于二人也可以称作‘二良’吗？这实在值得王氏悲痛。王氏自五代时有一位名彦超的节度使，由会稽迁到金华义乌，于是成为义乌望族。元代石硖书院山长、名炎泽的人，是他们的高祖。曾祖良，任常山儒学教谕；祖父裕、父亲纶，都有隐而未显的德行。本朝官至翰林待制兼修《元史》总裁、名袆的人，是他们的堂祖父。上能承继祖先，使二人的志向没有辱没，那么寿命长短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我写下此文刻在墓碣上，用来让后人有所考察。处士罗与敬墓表【代舅父仲述撰写】。处士名敬，字与敬，姓罗。他的祖先出自豫章，高祖宗大从豫章迁到泰和，于是成为泰和的望族。宗大生有先，有先生文昌；文昌生顺可，就是处士的父亲。顺可起初没有儿子，便到豫章寻找同族的孩子抚养，给他取字与善，后来才生了处士。处士聪颖悟性远胜普通孩子，顺可高兴得不能自已。十三岁时，顺可去世；处士已经崭露头角，落笔写诗作文，往往俊逸焕发，具有英气。他侍奉与善，与亲兄弟没有差别，奉养他的母亲如同奉养自己的父亲。成年后，他出游荆襄、汉沔之间，慨然有远离尘俗、追求高洁的志向；于是向东游历秣陵、维扬，到达姑苏，经过钱塘，洒酒祭奠岳武穆的墓。后来又想北上黄金台，纵览燕都的壮丽景色，恰逢壬辰年兵乱，未能成行。从此在钱塘住了很久，有时往来豫章，与各位名士弹琴饮酒、吟诗作赋，没有一天空闲。当时江西行省员外郎木八刺沙带兵出临江，征召他掌管机宜文书；过了一年，授任雩都典史，他没有赴任。不久元朝国运日益衰败，四海沸腾，许多名士纷纷离散，处士也收敛踪迹退居田园，不再出仕。御史萧方崖亲笔大书‘东园学耕’，把它题写在他的别业门额上，正是这个时候。等到大明平息战乱，他颓然走向衰老，自号‘耕云老人’。有时又回到豫章，痛惜名士沉沦湮没，感慨楼台亭榭变成废墟，便写乐府诗凭吊古迹，情意极其恳切。不久在豫章的旅舍中去世，当时是洪武辛未年四月，享年若干岁。唉，实在可惜！原配朱氏，生两个儿子，长子崇，他的仪表与处士很相像，通过俊秀科举入仕，历仕三十年，五次任官都只是属官，当权者始终没有机会提拔他。次子瑜，早年去世。今年夏天，我的姐夫某人写了他的行状，来请求我写文章表彰他的墓，并且说：‘处士想仿效傅奕、杜牧，预先写好墓志，先把这件事托付给前进士萧子尚了，您应该为他作铭。’唉！我从幼年时就认识处士。那时他年轻，性情刚直，负有侠气，急人之急，忧人之忧，才干足以有所作为，却未能得到施展，真令人惋惜。到了晚年，他优游于山林丘壑之间，曾戴一顶铁冠，手执麈尾；方正的面颊、秀美的眉毛，稀疏的胡须纷纷张开，像画中人一样。他与我的姑父刘尚书、堂叔祖海桑翁、县学的廖文学相互往来，常常畅谈尽兴。醉后便仰望银河，呜呜地歌唱吟咏，洒脱自在，旁若无人。有人在座上用戏谑的话相互侵犯、互相讥刺，无法分解时，处士便瞪着双眼看向左右，默然不语，过一会儿又慢慢说出一句话，众人全都笑倒。他谈话偶尔微妙地切中要害，也足以解除纷争，难道不是这样吗？欧阳公说：‘与其享用别人给的俸禄，忍受羞耻而包藏惭愧，哪里比得上内心无愧，放任自身而获得自在？’这不正是说处士吗？这样就可以为他表彰了。《诗》说：‘他的游处超然，他的休息淡泊；他的造诣深厚周备，他的辨析清澈绵长。若是用提钩来取物，绝非雕刻镂空之功。像史书一样幽深，也随顺而有训诫。想要得到他的流风余韵，那么同类就很少；若说没有同类，又怎能追随他的车辙？怎能追随他的车辙？’我把这些铭刻在他的坟丘上，愿其如古人一样流传千秋。《泊庵集》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十一。明代梁潜撰。墓志铭。吕处士墓志铭。处士名炜，字文著，姓吕。他的祖先世代是历城人。自从忠穆公吕颐浩弹劾秦桧以来，秦桧对他恨之入骨。忠穆公被斥退后去世，他的一个儿子摭，官至秘阁，后来又被贬逐到梧州而死。秦桧死后，摭的儿子昭亮才得以回去，把祖先葬在诸暨，于是家居绍兴东城。处士大概是忠穆公的几世孙。他循循善诱而笃实厚道，待人宽恕，对自己却要求很严。他的性情又极其孝顺，侍奉父母，只要父母心情快乐，他就欣喜；父母不快乐，即使外表作出高兴的样子，内心也常常郁郁不乐。他的祖母去世时，因兵乱不能安葬，只能停柩在诸暨。他的父亲一想到此事就悲伤，处士也总是为此悲伤。战乱刚刚平定，他便徒步前往营办吉地，办好后才回来；那时他才十五岁。当初诸暨曾建有茔庵二百楹，墓田二千亩。元朝末年全部荒废，而且看守田地还要缴纳越来越多的赋税，全族都以此为苦，没有人能够前往处理，于是把事情托付给处士。处士慨然说：‘祖先的墓地所在，怎能抛弃而不顾？这难道是做人后代的道理吗？’于是离开绍兴，在靠近盘回的墓田旁搭建房舍，巡视祖先的墓地，访问故旧，尽力经营。时间久了，他终于全部收回了祖业；计算收入，足够缴纳官赋还有余，于是便拿出来周济族中的贫困者，而不据为己有。他如此重视根本、爱护亲族，凡是力量能够做到的事情，都不逃避艰难，大多如此。他的妻子是义门陈氏，很有妇德。处士与她相处，彼此像宾客一样恭敬。其子升任江西佥宪，改任山西佥宪，廉洁无私，风采凛然。处士仍多次向他提出告诫，从不停止。他内心仁厚，守义笃实，勤勉不懈直到老年。唉！从宋代经过元代直到现在数百年，江左世代显贵的家族中，能够不丧失礼法的，人们都知道称道吕氏。然而居家有笃实德行，出仕又秉持清廉操守，像处士父子这样的，也很少见。处士去世后，升写下他的行状，请求为他的墓撰写铭文。我与升一同在秘阁任职，知道他的贤能；又听说处士的德行，更加敬重他，所以根据行状为他作铭。他在宋代以荫补任校书、校勘，名学矩，是处士的曾祖；名菊逸的，是他的祖父；名某的，是他的父亲。儿子二人，长子珪先去世，次子就是升。女儿二人，都嫁给士人。他生于至正甲戌年六月四日，去世于今永乐壬辰年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九岁，葬于某山的原野。铭文说：‘唉！处士使他的家业长久不衰，以不坠失祖先的事业；亲自践行德行，希望能够成为后世的表率。’ 唉！处士虽然肉身已经去世，他的名声却不会止息。东园刘先生墓铭。先生名埜，字子彦，姓刘，是吉州泰和人。刘氏居住的地方叫珠林；东园是先生修筑的别业。东园本来没有山川的奇特景色，但先生的声名在当时很重，所以东园也因此显名；凡是求学的人称他为东园先生，不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知道所说的必是先生。先生容貌清瘦而神采清明，气质平和而品行峻洁。即使闲居贫困，对于天下事情成败的关键，他也常常唯恐失去思考；因此设身处地地谋划，好像自己就在那个职位上一样。对于古代治乱、贤能与不肖、任用与舍弃的关系，他常常反复感叹，仿佛亲身经历那些时代；他的学问因此更加丰富，所负的才德也更加高远。本朝初年，他任防昌教官，适逢朝廷下诏征召通晓古今、制定礼乐的人，赣州太守便以先生应诏。到京后，他分条陈述六件事进呈；主持此事的人厌恶他的话没有被采纳，最终让他罢职归乡。佥事李饮冰听说他的名声，聘请他担任临江教授。过了一年，他因病回乡，于是在东园东面修筑林塘书院，等待前来求学的士人。他的二哥尚书公也因年老获准回乡，头戴幅巾，手扶藜杖，逍遥于松竹之间；举杯饮酒，酒尽便停止，清雅吟咏，高声歌唱，望去仿佛超然尘世之外。恰逢尚书公以国子司业的身份被征召，求贤诏书又下达，县里再次以先生应诏。先生到京师后，皇帝在奉天门召见，下令到达的人都可以自行选择一个官职。先生便自行选择县令，皇帝答应了他；他回去等待次序，在家中候命。第二年入朝觐见，他又叩头说：‘臣已经老了，实在不能胜任县令，希望改任教官。’皇帝又答应了他，让他担任丰城县学教谕。他开导学生恳切周到，诸生争相努力求学。后来他又代理治理县中事务，几个月后，县政因此整肃，于是人们都相信先生确实可以任用，而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实在可惜。先生学习勤奋而广博，六经、诸子百家之说没有不完全通晓的；前来求学的人常常不止一个，人人各自执掌一经，有人提问，他都应答如回声一般迅速。他写文章不需要构思，意念所到，片刻之间便能写出千余字；文章宏大深厚、豪放博洽，连深思熟虑的人反而也比不上。丁卯年在江浙考选士人时，他正患病很久，整天困倦卧床，众人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等到出题，命人取来书籍，先生说：‘不必麻烦。’随即慢慢起身，拿笔写下五经数十道题目，没有一个字脱漏错误。当时茹某任参议，主持这件事，心想先生只是偶然熟悉这些内容，便请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出十道疑难题。先生又展开纸张迅速书写，探究深奥，搜索远意，纵横驰骋而贯通串联，几乎写了数千字。众人面面相觑，惊愕不已，对他极为敬佩。他住在丰城时，有一位鄢姓道士，擅长作诗。先生路过那里，道士指着墙上所画的松树，请他题诗，先生当即写下五十六字，文辞尤其刚劲险峻。道士惊讶地下拜，再也不敢多说。先生的诗，大概是因为他从学问中所得很深，所以言语无论用于何处都恰到好处。先生尤其孝顺友爱，笃实力行，和旧交相处时推心置腹，仿佛让人看见自己的肺肝；但平日里整天又总是战战兢兢。他的先世从金陵迁来，至今已经十七世；因科举功名显达的，共有三十七人。他名讳某，是宋国子待补先生的曾祖。祖父某，父亲某，都博学多才。某曾任州学训导。先生兄弟三人，都有学问和德行，而尚书公当时显贵。先生一生所作的文章，有《林下藁》《弃余集》《北平西斋倡和录》《清江集》《剑江集》，总共若干卷。洪武丙寅年冬天在丰城去世，享年若干岁。先生娶钟氏，是盟鸥先生的女儿；继室为欧阳某之女。生有两个儿子，名叫觯、觚；两个女儿，名为某某，某某是她们的女婿。去世第二年，归葬于家乡枫林，随后又改葬到沙溪木塘。觚又准备重新选择墓地，写成行状，请我为他作墓志铭。我年轻时曾以世交子弟的身份，有幸在先生门下接受教诲，不敢因为自己浅陋而推辞。因此作铭说：

译古代所谓博学，是不在外表上炫耀、不凌驾于人，而是探究至理，做到这样才算满足。若有不能知道的地方，便感到惭愧，心中不安。先生学习笃实，穷究古今万物的变化，没有什么能够逃过他的洞察；考订群言，恰如射中靶心。光彩明亮，到处都像未经雕琢的璞玉。身处困厄啊，志向却不因此退缩；精神舒畅、气度开阔，没有局促。今后还有谁能继承前人的足迹？沙溪木塘，今后屡次选择墓地的人，都应慎重，不可亵渎。故山东运盐司副使萧公墓志铭。公名讳[字缺]，字鹏举，姓萧。他的先世本是长沙人，五代时从长沙迁到泰和禾溪，又从禾溪迁到今天所称的南溪。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都没有做官。公很早丧父，由叔父抚养。自成曾因事被逮捕，公哭泣着请求代他受捕，自成也哭泣，坚持亲自去受捕；两人的情意都真挚恳切，听到的人无不叹息。公和弟弟鹏起，以及堂弟鹏南、鹏翔、鹏汉五人，彼此情谊深厚。庭院中有五株紫荆树，连根而生，是一件奇异的事。当时贤者、前吏部尚书刘公崧和四明乌期道，都为他的孝友行为作了论述，使之流传于世。公跟随尚书公学习，尚书公尤其厚爱他。洪武辛酉年冬天，公因贤良被征召入朝，奉命作《指佞草》诗，诗成后符合皇上的意旨，升任苏州府同知。在官任上共七个月，因秦府私自购买民间物品而未上报获罪，被贬往河南服役十八年，后来起用为山东运盐司副使。又过了十二年去世。公一生廉洁，在苏州时，人人不敢以私事求托于他。贬居河南时极其贫困，随从砍地时挖得黄金，便把黄金藏起来，请求离去。有人告诉公，让他把黄金留下，公听任他们离开，好像不知道他们得到黄金一样。他在山东只有一件粗布袍子；贬役时所到之处，贫困程度和在河南时没有不同。公这时已经年老了，而自守更加廉洁，竟能如此！世上那些忙忙碌碌追逐利益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受到饥寒困穷逼迫的，却不知道自行停止。假如真有饥寒困穷的逼迫，他们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只有饥寒困穷不能动摇内心，然后才会在患难变故中不被夺去节操；但这不是安于命运并以此为乐的人做不到。公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公待人有和蔼平易的气质，而内心极其耿介。施行于政事，有许多人所不能及之处；施行于家庭的德行，也足以让后人效法。他所作的诗有若干卷，读它们足以看出他的志趣所在。卒年七十二岁，卒于永乐庚寅年七月十六日。他生于元至元己卯年七月二日。娶郭氏，刘氏先去世；续娶郭氏，贤德有行。生有两个儿子：金、镃，都好学而端重。镃如今凭明经中乡试。三个女儿都已出嫁。孙子四人。葬于某山某向，卒于某年。金请我写墓志，我写下大略并作铭说：那些内心空虚的人，常常故意抬高声气来装饰外表，防备着劣马的脚力却想求得奔驰，磨利铅刀来炫耀锋芒。哪里知道君子的操守，来自礼义充实于内心；外物之所以不能夺去它，只是因为内心本来拥有它。百炼的猛烈，正是用来发扬干将剑的锋利；秋霜的刚劲，正是用来使徂徕山的松树坚贞。唉！那些借来维持形体的东西，大概总有耗尽的时候；而那种坚守不改的品德，我将把它记载到无穷无尽。林处士墓志铭。君名直宝，字玉成，姓林。他的先祖从晋代黄门侍郎林禄起，历任九任刺史，此后林氏在闽地日益兴盛。君是邵州刺史林蕴的后代，世代有显达之人。然而从君的曾祖直翁、祖父一龟、父亲崇起，几代都没有做官。君出生六个月便成了孤儿，母亲赵氏发誓不再改嫁，带着他投奔外祖父德贤。君幼年聪颖敏捷，性情极其孝顺。刚满六岁时，他看见外祖家每逢年节都拜谒祖祠，便问母亲：‘赵氏有祖祠，为什么林氏没有呢？’母亲说：‘是有的，只是你年幼，无法奉行祭祀。’君听后，立即请求回去拜祭林氏祖祠。拜过后流泪，见到的人都为之悲伤。到了十岁，他日夜向母亲说明想回去奉祀林氏祖先。母亲被他感动，带他回到故居。故居已经毁坏，便买了几间房屋居住。不久又被有势力的人家夺去，过了很久才在城东祖祠之外筑屋，仅仅能够遮蔽风雨而已。家里非常贫困，但人们都称赞他奉养母亲，虽然物质俭薄而爱心总是有余。仓促之间也必定依循礼法。有时他从外面回来，看见母亲脸色不高兴，便穿戴整齐站在旁边不离开，等母亲神色改变后才退下。他的妻子翁氏对母亲有不顺从之处，君告诫她仍不改，便立即休弃遣返，改娶宋氏。宋氏是大姓，君担心她再次这样，便恳切地私下教导她，她最终以孝顺闻名。母亲去世后，他办理收殓、安葬和虞祭等事，全都遵循礼制；祭祀时必定悲伤，和人说话时也一定流露哀痛。大概君的孝顺根本出于本性，并不是勉强自我约束；直到壮年和老年，他的心志始终如一。唉！世人侍奉双亲，有的供养丰厚而不能使父母心意舒畅，有的爱心深厚而礼数不周，有的甚至被私情牵制而违背大义，那就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能够明白礼义所在，又能把人事应当做的事情曲尽其善，像林君这样的人，世间哪里容易得到呢？君有才能，能判辨是非曲直，使人心悦诚服；但他安于淡泊，不追逐浮华，弹琴吟诗，在山水之间自得其乐，意趣自然流露。生于某年某日，卒于某月某日。娶宋氏，先去世；又娶郑氏。三个儿子：熊、羔、勋。两个女儿，长女嫁太学生郑源，次女嫁赵稔。熊中进士，如今任监察御史，以才能著称。听到讣告后返回，将在某年某月某日把君葬于本县某山某向。翰林检讨黄行中的行状随同送来，请求我作铭。君值得记载的事很多，我特意选择其中重要的写下，用来铭刻他的墓藏。铭文说：墓穴幽深，实际功德却极为显扬；光辉永不改变，使美德不断传布。啊，人伦纲纪，是百行的起点；谁来启发它？正是用它来教训家庭。啊，这位君子！琴逸居士钱公墓志铭。

译公名濬，字好善，姓钱，出自钱塘某王的后裔。迁居吉水已有好几代，如今所居的乡里仍自称钱塘，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来处。公从小资质聪颖敏捷，每天能记诵数百字，总能通晓大意。父亲汉滨先生送他入乡校，跟随前进士萧飞凤、乡先生王济学作科举文章。不久选入郡学，同县颜六奇先生任郡学教师，尤其称许他。没过多久因病告假回家，久而久之放弃所作的科举文章，专心致力于诗歌，夜里吟咏讽诵直到天亮。交游之士相互唱和，甚至忘记睡觉吃饭。从此不再有求取功名的想法，有时连续几年也不到城府去，只观赏山川胜景，在烟霞竹树之间遨游。他和兄长澄心先生都已苍颜白发，映照在泉石之间，快乐陶然。筑了一座轩，题名为‘琴逸’，说：‘我把心意寄托在琴上，并不一定要弹弦按徽，去追求宫、商、律、吕的协调。然而在放纵心意、消除忧虑的时候，即使古代的琴师也没有谁能超过我。’于是号称‘琴逸居士’。所作诗歌名为《琴逸集》。他一生持身恭谨，孝顺兄弟的诚心出于本性，训导约束子弟，举动都依据礼法。至于简朴放达以求自适，坦率平易地与万物相处，又是和蔼之气自然流露的结果，所以没有人不喜爱他。永乐甲午年闰九月在家中去世，享年若干岁。娶同乡旷氏，早逝；续娶刘氏。三个儿子：慎徽、慎仪、慎言。一个女儿，萧应潭是她的女婿。孙子八人。将选择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庐陵淳化乡某山的山源。慎仪来到京师，请我作铭。我曾到公居住的山中，饮酒赋诗，并为他记述所谓‘琴逸之轩’，留连数日不忍离去。离开一年多后，澄心去世，我为他撰文表墓；又过一年，公也去世了，我哪里忍心为公作墓志铭呢？唉，真令人悲痛！慎仪一定要我作，我无法推辞，于是作铭说：啊！所谓琴逸，逸趣并不在琴。它浩浩荡荡地放达，它的声音悠扬清越。汲取太古时代的纯厚和谐，抒写遥远深邃的冲淡胸襟。这正是他用来使自己的志趣快乐的方式，别人无法窥见他的内心。钱塘江边，山势高峻。超越百世而长久坚固，经过千载也不会磨灭。处士尹君墓志铭。君名昌，字原昌，姓尹，世代是泰和人。居住的地方叫甘溪，山水辽阔，风俗淳朴。住在这里的读书人，大多专心致志于学问，没有向外追逐、改换事业的过失。君就是其中之一。君天性聪敏，学习尤其勤奋；他的乡里素来有许多学者，所以君求学交游都没有离开本乡。本乡读书人考中进士或到四方教授学业的，每年都接连不断。唯独君穷究一部经书，足不出户。本乡做官的人劝君出仕，君不答应，说：‘学业没有完成就做官，就像还不能行走便想奔跑，很少有不跌倒的。’后来他的朋友王敬先任宜黄县学训导，写信招请他，他始终没有答应。他自我约束如此，志向坚定。侍奉双亲很孝顺；母亲晚年患病，君日夜小心侍奉，因而懂得了医术。他自处诚实谨慎、和蔼平易，从未让别人感到失意。有人发生争执，君替他们讲明道理，争执往往就此停止。他在甘溪上游种竹，住宅四周都是竹子，于是号称竹溪处士。永乐丁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家中去世。他生于吴元年丁未十月二十日，葬于乡里某山某向。曾祖德中，祖父仁寿；元末补任吉安路学训导。父亲名升远。君娶周氏，生四个儿子，长子崇高，次子某；三个女儿。君去世十年后，崇高中进士，留在南京户部任职，谋划把君改葬到祖先墓地旁边，于是凭翰林修撰陈德遵所写的行状，请求我作铭，说：‘先父专心致志于学问，不幸没有在世上留下声名。只有先生的言论能够流传久远，希望赐给他墓铭来覆盖幽冥之处，使他的名声或许不至于泯灭。’唉，我来不及认识君，但凡是了解君的人，我都认识。因此为他作铭说：那些内心空虚的人，只用华丽外表装饰自身；只有勤奋才能有所积累，才不会困顿闭塞。甘溪旁边，溪流浩荡，谁能阻挡它的光辉？我作铭使它永远彰显。故竹亭先生吴孔昭墓志铭。君子的德行修养于自身，道义施行于家庭，没有什么比孝悌更重要。所谓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其道理广大宏博，其恩泽施行起来没有限量。而追溯它开始的地方，不过就是孝悌罢了。古代贤人把它修养于自身，百姓受到他的教化，万物蒙受他的恩泽，他的声誉流传无穷。有的人不幸一生都奉行它，却最终功效消失、无人知闻，这难道不是令人悲哀吗？先生名嗣麟，字孔昭，姓吴。他的先世本是番阳人，后来迁到进贤。祖父存拙，元代任新建路儒学教谕。父亲本立。先生早年丧父，不久又丧母，侍奉祖父非常谨慎。元末战乱时，他的祖父陷入贼手，被捆绑掠走，贼人逼问他藏在哪里。先生估计祖父难以幸免，奋身冲入贼群，悲痛哀求以自己代替祖父，反复陈说不止。贼人选取刀刃刺他，鲜血流遍全身，先生毫不顾惜，言辞更加苦切。贼人怜悯他而释放了他，听说此事的人无不叹息。叔父本谦与他另立户籍，去世后留下一个儿子孔性。乡人诬告孔性是汉中卫军，将他逮送官府。先生说：‘这孩子哪里能够自己辩白呢？’于是亲自到公府，极力为他申辩，事情终于查明，孔性获释。后来孔性家中疫病严重，远近的人都害怕而断绝来往，唯独先生早晚前去探视，反而更加勤谨，最终也没有被传染。

译他对同母弟孔哲，友爱尤其深厚。孔哲去世后，他抚养孔哲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没有区别；教育他的子孙，恳切地以孝悌为要务。曾经亲笔大书‘顺德’二字，用来题写堂名。唉！先生在家中实行孝悌，像这样完备，却没有及时显扬于世，这正是我所说的可悲之处。然而孔子说：‘这也就是施行政事。’那么先生的德行即使没有显著于世，又有什么妨害呢？先生于永乐丁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娶陈氏，生五个儿子：彦中、秉中、和中、泰中、诚中；防中先去世。一个女儿，嫁同乡李伯恭。孙子十一人，孙女九人。和中是我乙未年主持考试时录取的进士。正要赴任桂林道时，听到讣告，准备在第二年某月某日将先生葬于乡里某山某向。凭刑部主事刘全节所写行状来请求我作铭。先生的善行很多，我特意只记载其中大的，使观看的人能够知道大的方面，那么小的方面也就不必再说了。铭文说：古代的君子，整饬自身而彰明德行；修养在自己，实行则听任天命。在自己心中没有亏欠，命运听凭上天；如果不去实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先生确实如此，尊崇孝友，只是他的恩施没有远播。在自身方面已经充实，墓穴幽深而高大的坟丘隆起。用铭文来彰明他的德行，流传到无穷无尽。曾处士墓志铭。君姓曾，名敬胜，字子尚。其先世是永丰的著姓。高祖父怀，宋代任承务郎、饶州军州事通判。曾祖父松龙，宋咸淳年间中进士，累官至兵部侍郎。祖父降岳，后来又考中咸淳进士，授将仕郎、吉州教授。父亲汝靖，文章在当时很有名。君幼年丧母，侍奉继母赵氏非常孝顺，友爱各位弟弟，人们称赞他，没有一句异议。继承父亲的教诲，专心致志而不懈怠。他天性又聪明颖悟，通晓事理，最终能够奋发求学，昼夜读书从不间断。长大后，写文章不追求华丽浮靡，而论说考索一定深入六经的奥义。多次参加官府考试都没有成功，于是放弃科举。全力研究古文辞，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不彻底探究。自元末战乱起，君已经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到本朝战事平定时，君已经老了，更加沉静简约以隐藏自己。官府多次以明经推荐他，他多次都以疾病推辞。乡里的求学者来跟随他学习，他从不拒绝。平时足迹不到城邑，但县中举行乡饮酒礼时，必定要请君担任正宾，否则全县士人都不高兴。等到君坐在宾位，众人仰望他，惶恐恭敬而不敢怠慢。他总共三次担任正宾，八十六岁以后才去世。曾经喜欢捕鱼垂钓来使心情自得，晚年因此号称尚渔翁。著有《尚渔集》若干卷。君一生恭敬谨慎，年老而健康安适，精神意态怡然，言语诚实而行为稳重，气度和顺，容貌舒展，见到他的人无不肃然起敬。等到他去世，听到的人都叹息悲悼，认为这样年高德劭、阅历丰富的成人，如今已经不多见了。君娶同县上罗陈氏，生二子：尽美、求俊。孙子六人，曾孙五人。他生于元皇庆癸丑年二月十六日，卒于大明洪武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去世两年后，附葬在先祖墓地旁。君的族孙子[字缺]，任翰林侍讲。我与他同官，曾听他说起君恭谨自守、笃志求学的事，遗憾没有亲自认识君。某任光泽县令，曾到京师考核政绩，托子启写成行状，叙述君的事迹。又过三年，他来京朝见，又通过子启请求我作铭。唉！假如君在壮年时遇到太平盛世，能够把自己的学问施用于政事，那么他施惠于百姓的成就，一定宏伟盛大，足以流传无穷。可是他最终困于丧乱，等到遇上盛世，又来不及施行抱负便去世了，实在令人惋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然而我听说，古代的士人在家养老，上级官员不敢用政事烦劳他，也不敢让他劳神于礼节；有事想请教，就亲自登门拜访。当时的士大夫也都自我尊崇，不肯降低自己的道术，到了乡射、燕饮、旅酬之际，都能够诵说先王的法度，以尽到请教言论、相互问答的礼仪。所以他们去世后，在社坛祭祀，称为乡先生。后世不仅不明白养老的礼制，做士人的老在家中，也不知道尊重他们的道艺；对于古代先王的法度，又从哪里考察和讲说？大夫和年轻人又从哪里观察、效法？风俗日益偷薄，教化日益废弛，大概都是有原因的。像曾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乡先生吗？对于请教言论、相互问答的礼仪，他大概可以用来教诏后辈了。他去世了，难道不令人悲伤吗？铭文说：古代的老人，道德崇高；人们向他们请教言论、相互问答，在瞽宗中接受教诲。大夫和年轻人，谁不恭敬？到了世道衰微的后世，假如知道尊敬老人，那么无论长幼，谁来辅佐？谁来教导？宰杀牲畜、节省醴酒，又有谁来敦厚古道？啊，曾君，是崇高的老师；他亲身彰明古道，直到去世后还在社坛祭祀，谁能说这不合宜？我把铭文刻在太史之中，希望它永远彰明不止。李通判墓志铭。君名铨，字彦庸，姓李，是唐代西平忠武王的后裔。有一位先人名某，在袁州任官；后来从袁州迁到▯水谷坪，族人最为兴盛。君的曾祖公范、祖父务任、父亲让翁，世代都没有做官，而让翁尤其富有资财。娶周氏，生下君。君幼年端庄稳重如同成人，天性极其聪敏。稍长后，和兄长镇都有才名。镇当时考中进士，有人又劝君求取功名。君慨然说：‘父母年老了，舍弃朝夕奉养，去图谋自身的荣华官位，这对二老怎么办？’于是专心把侍奉双亲作为要务。但也因此声名更加显著。过了很久，有人把他推荐给朝廷，姓名传到朝廷，便让他历任工部事务，因才能而获得声誉。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来到京师。如今的工部尚书宋公听说他到来，立即把他的姓名上报，令他代理主事。奉命到福建办事，所到之处耿介自守，丝毫不肯苟取。当时参政房公安认为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心中怀疑而不相信，派两个人跟踪在他身后察看。走过几个郡，他的操守和刚到任时一样。漳浦县令害怕有拖欠责罚，秘密送金钱给君，君大骂后退还，并揭发他的罪状离去。两人回来把情况告诉房公，房公大为惊叹。

译因此他还没有返回福建，声名已经传到京师了。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改授汀州府通判。到任后，发现狱中被长期拘押的囚犯很多，审查其中无罪的人，全部释放，不到十天，监狱便因此空了。藩省一向听说他廉洁，又知道他处理政务如此敏捷，于是发公文让他督管八州冶铸钱币的工匠。当时正值盛暑，疫病大流行，君为他们提供医药，接着又供给稀粥；百姓为他向神祈祷，患病的人都痊愈了，百姓歌颂他。然而各郡分管部门的工匠都是小吏，害怕君的声名，君又务必用严法约束他们，小吏更加不安，便相互诬陷构陷，向朝廷申诉，把君逮捕押送到京。君逐条申诉事情真相，诬告者屈服，事情终于查明，君回到汀州任职后去世。时间是永乐癸巳年正月某日，享年五十四岁。君仪表非常伟岸，长髯修美，善于谈论；处理政务疏通简易，常常恻然怜爱百姓。想到他的去世，百姓尤其悲痛。娶杨氏，有妇德，生三个儿子；孙子若干人。把他的灵柩运回故乡，葬于某山某向。又过一年夏天，某人带着黄州教谕周公所写的行状，因翰林庶▯士周某请求我作铭。唉！古代所谓廉吏，在汉唐时期，史传所记载的情况，大体可以在世上看见。像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古代所说的廉吏吗？可惜君没有充分施展才干就去世了。于是摘取他最显著的事迹，为他的墓作铭：古代的廉吏，是用来激励贪官的。如今的官吏难道不会厌恶吗？贪婪者所忌恨的人，平庸小人便纷纷议论而憎恶他；在炎热的海边远地，君却有声誉。可叹那些依附贪污、与污浊同流合污的人，难道君会同他们一样吗？于是他们反而因此招来罪过。大江源头作为君的葬地，江水浩荡流淌，世世代代都光彩不灭。萧母郭氏墓志铭。母亲姓郭，名某，父亲某，家住泰和江南。某人为女儿选择了归宿，便把她嫁给同乡萧以德。以德循谨踏实，一生从未有一句话违逆他人心意，别人也从未有丝毫怨恨厌恶他。推究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大家都说是因为家中有贤内助。以德的几个儿子都知道崇尚礼法，文才相互仰慕，努力做善人。长子叫士信，因为擅长写真，名声传到公卿之间；几个学习这种技艺的儿子，也都精妙绝伦。推究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大家都说是因为母亲在家中教育得当，内外相互协调，而没有溺爱他们。她扩充田园，增建房屋，凡是养生送死所需的物资，无不准备齐全。推究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大家都说是母亲内外积累、勤劳节俭的结果。大家又说，她对待姻亲、亲戚、邻里，无论亲疏都一律适当。家中人无论老少都安于她的贤德，大概就是这样。享年若干岁；生于元至正庚辰年二月三十日，卒于今永乐甲午年十一月二十日。葬于某山某向。三个儿子：士信、士行、士伦；两个女儿，嫁给某人。孙子四人：于乔、于渊、于丘、于京；曾孙三人。于乔来到京师，请求我为她的墓作铭。他认为自己幼年时曾跟随我的舅父读书，而他家知道我了解他的祖父以德；但距今已经四十年，以德已经老去，回忆往事又令人感慨，于是作铭说：谁能不死？又有多少人能够不朽？想到这些，所以从前为她作铭，使之永久流传。陈处士墓志铭。处士姓陈，名汉隆，字世贤。他的先世世代居住在温地，陈氏历代都有显达之人。自宋室南渡以后，迁到广东雷阳的遂溪。曾祖纯、祖父洙都没有做官。父亲宗达，元至正年间海寇攻打雷城，他招募民兵击退贼寇，使县城依赖此举得以不破。事情上报后，授任遂溪县尉，升任石城主簿，任内去世。处士性情宽厚而沉默，虽然隐居山林，才智见识却超过常人。元末遂溪盗贼蜂起，县中被迫协从的人很多，唯独处士全家逃走。后来被贼人抓获，捆绑拷打，贼人一定要他归附自己。处士发誓宁死不从，贼人防范他更加严密。到了半夜，他忽然自行解开绳索逃脱。听说的人惊叹，认为是神灵保佑。等到贼乱平定，曾经劫持处士的人远远看见他就害怕惭愧，逃避而去。处士召来安慰他们，人们更加推重他的器量。本朝初年，诏令天下兴办学校；当时郡县刚刚平定，百姓的财产、房屋荡然无存，有司害怕无法奉诏办理，便把此事告诉处士。处士听后慨然拆除自己的厅堂房舍，用来建造学宫，门和廊庑都齐备了，还派两个儿子入学成为生员。于是县中的贤士大夫都称道他乐善好义，在古人中也很少见。然而处士尤其勤于经营生计，所以家境日益富裕。他周济宗族中的贫困者，不能婚嫁的便替他们办理婚嫁。乡人贫困借贷而无力偿还的，他便烧掉借券。乡里发生争斗，有人来请处士裁决，听到他的言语往往立即停止，不再争执。所以他去世时，乡里无论老少都为他悲哀。北京国子学正曾君才鲁，与他是同乡交友，关系深厚，对他的了解尤其深入，便写成行状叙述他的事迹。他的儿子贞豫任北京道监察御史，因他的朋友监察御史欧阳允和请求我作墓铭，于是我依据行状作铭。处士生于元至正戊辰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于今永乐乙未年九月十五日，享年八十八岁。先娶黎氏，是主簿某的孙女，早逝；继室某氏，是巡检某的女儿。四个儿子：贞安、贞防先去世；在世的是贞谦和贞豫。一个女儿，嫁罗志忠。孙子八人，孙女六人；孙子都已长大，儿子也都贤能。贞豫任御史，尤其有能干的声誉。将于丙申年某月某日葬于古城山原。面向墓地作铭说：啊，海滨之地风俗淳厚而庞杂，谁来启迪教化？只有贤士。盗贼正盛之时，士人都丧失节操，唯独公凛然自守，发誓至死不改。学宫有了新的宫舍，谁来经营筹划？宏大辉煌，只有公值得人们思念。宗族思念他，乡党也思念他的恩惠。公虽然已经逝去，他的恩泽却不会穷尽。我把这些铭刻下来，用来征信于后世。前和州知州顾光远墓志铭。

译和州刚开始设置时，百姓众多而混乱，过了很久才安定下来，治理尤其困难。然而本朝初年，先后担任和州知州的有两人：一位是吴侯去疾，一位是顾侯光远。两位都是一时豪杰。顾氏先世居住在河南，自宋高宗南渡后才迁往南方，居住在姑苏嘉定。元末，有人知道顾侯有才能，征召他为京口掾属。太祖高皇帝攻下江南京口时，顾侯首先归附，侯在其中出过力，于是跟随高皇帝进入金陵，监理大军仓粮支纳三年，授任江西行省理问，随军征讨陈友谅，督办粮饷运输。第二年平定陈氏，升任龙阳州知州，当时正是甲辰年。他招抚归附者，安置来归者，革除积弊，百姓因此得以休息。过了两年，改任泰和州知州。龙阳的老人和孩子到道路上号哭，不忍心顾侯离去。等顾侯到达和州，前任州守就是吴侯。吴侯以百姓喜欢诉讼为由告诉顾侯，顾侯怅然说：‘百姓有冤屈，州守不替他们申理，百姓将向哪里申诉？’不久，诉讼者像雨点一样聚集。顾侯于是亲自写榜文，把纸连接起来长达数丈，恳切地教诲晓谕百姓。百姓争相前来观看，看完便离去，其中十二分的人不再诉讼。顾侯又让所有诉讼者住在谯门上，思考三日后才能申诉；思考不到三日便离去。这样不再诉讼的超过一半。于是选择一名纯厚谨慎的吏员，设置簿册接受诉状，并查考事情的始末；百姓确实有冤屈的，就替他们疏理；不是真有冤屈而愿意悔悟、自行停止的，也听任不再追究。不到两个月，百姓不再诉讼，吏员也害怕顾侯精明敏捷，不敢舞文弄法来祸害百姓。境内有老虎，正逢当时禁止百姓私自藏兵器，百姓无所措手足，便向顾侯申诉。顾侯为此草拟檄文告知此事，神虎一夜之间逃走。州境于是大治。因祖母去世服丧，他赴京入朝辞行，皇帝命他留在翰林院共同议定编纂《大明律》。律法编成上呈后，又命他监督编造天下均工图籍。不久回家服丧。嘉定任职不久，起复服丧期满，授任广东行省郎中。两年后，召入京师授任吴王府副相，留在京城。因其他事情被牵连获罪，正当被逮捕拘押期间患病，因饮水而得胸中结病，最终去世。临终前在墙上作诗，感叹平生，有‘白发归朝’的叹息，听到的人都为之悲伤。儿子存诚把灵柩停在都城南门外三里店。侯名某，生于元至元年某月某日，卒于今洪武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四个儿子：长子就是存诚，次子存仁，任河南偃师县令时去世；再次为存义、存信。存诚如今居住嘉定，存义、存信随侯在广东，于是留在那里成家。侯性情淡泊，不崇尚奢侈靡费；所居房屋简陋，没有多余物品，只种几畦蔬菜，吃饭只求填饱肚子，衣服只求遮蔽身体而已。至于治理百姓，无论事情大小，都一定尽心尽力。他在广东任职时，分别选用廉吏，均衡转运，疏浚城池壕沟，抚慰训练士兵马匹，安抚收容逃亡者。号令既已明确，赏罚又一定守信，远近的人都一致拥戴。等到听说他去世，大家争着要为他立祠刻石，歌颂他的德行，只因当时有禁令不能这样做，才停止。侯曾跟随元代进士杨仲宏先生学习，作诗气势豪迈，才思富赡，格律浑厚，尤其擅长七言诗。晚年自号蔗境翁，所作诗有数卷，题名为《蔗境吟稿》。说：唉！侯在草创混乱之初，能够卓然明白天命，攀附圣主而建立功业，可以说雄伟壮盛了。然而他的才能没有达到极致，功业没有在当时充分显现，只有施行善政留在百姓中的恩泽，百姓不会忘记。琼州知州王伯贞往来广东沿海，得到侯的两个儿子，访问他们，又一向知道侯的恩爱惠政，不忍让它泯灭，便为他的事迹作序，托请濳为他作铭。濳和王君都是泰和人，于是记述这件事的大概。吴侯是安庆人，任侍御史时去世。铭文说：百姓经历草野盗乱，穷尽奸邪盗贼；到了如今平息安宁，却又夸耀相互仇杀，大的吞并小的，小的被侵害，祸患何时才能痊愈？端正自身、惠爱百姓，国家有两位侯先后治理；施行政令多么从容优美！使隐蔽的得以显现，使受压抑的得以舒展；使暴虐者服帖，使柔弱者安定。海边之地因此感叹，也因相互羞愧。唉，我的侯爷，自古少有可以匹敌的人；身受恩宠光荣，谋略雄壮，恩泽流布充盈。爵位还未达到优厚，身体却永远离去；声名永不止息。故王母曾氏孺人墓志铭。泰和梅冈山中有位隐居君子，名叫王道济，他的妻子是曾氏孺人。曾氏是大族，而孺人从小不喜欢华丽奢侈，性情聪敏仁惠。母亲教她《孝经》《论语》《列女传》，她总能领会大意。道济早年丧父，他的母亲在兄弟中年纪最小，财产又最少；孺人嫁来后安于这样的境况，又能丰厚地奉养婆母。她纺织缝纫的勤劳，从出嫁之初直到老年都没有减退；她衣着的俭朴，从自身贫困到富裕也没有改变。她安于命运而有恒常尺度，就是这样。当战乱非常急迫时，道济带全家前去依附妻子的父亲家。不久，他的岳父、公公去世。那时道路上不断有抢掠者，道济打算找机会独自带着灵柩回去，孺人不同意，说：‘如果出行遇到盗贼，即使丧命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最终她和丈夫一起护送灵柩回去安葬，然后才离开，最终也没有遇到贼人。宁可牺牲自身，也不因而废弃礼法，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谁说妇女却能够做到，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道济性情豪放旷达，喜欢和士大夫推心置腹；孺人曾私下积蓄财物来防备他的匮乏。她深爱儿子，为儿子延请老师，即使贫困时也一定准备齐全而不简慢。道济去世后，众人都认为他的儿子不会有成就，孺人却预料一定不是这样，后来果然如此。因此道济的声名传遍士大夫之间，他的儿子也有了声誉；如果不是孺人的贤德，怎么能够这样呢？孺人名春，祖父叔庆，父亲君宝，家住庐陵新墟。她生于至正己巳年正月十五日，卒于今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七日。距离道济去世已经十七年了。有一个儿子环，三个女儿，都嫁给士人。孙子二人：冈寿、载璋。曾孙三人：熊，孺人还来得及见他出生；鹗；以及一人[字缺]，是孺人去世后才出生的。曾孙女六人，玄孙女一人。最初葬在住宅后面，后来改葬于吉水吱岭丑艮山未坤向，大约是在永乐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是环写成行状，哭泣着请求墓铭。我和环交情深厚，不能推辞。铭文说：既温婉又聪慧，足以匹配贤良之士。起初自身艰难，最终成倍地富足。闺门安静和睦，礼法诚信处处显著。不是早年勉强形成，而是因为天性明达。明珠在水泽中更加妩媚，美玉从璞石中发出光辉。她的墓藏幽深，她的德行彰显得极为明亮。萧母张氏孺人墓志铭。

译孺人名玉，姓张。父亲源春，住在和州城中。他对于世俗利禄，面对毁誉都淡然，对得失忧喜一概不放在心上，只是特别嗜好饮酒。然而他非常爱女儿，稍微喝过酒、放下酒杯，就常常叫女儿来教导她。《孝经》《论语》都是他亲口传授的。因此孺人年少时便懂得读书，到了成年嫁给同乡萧仲龄。她性情和顺，恭敬谨慎，循规蹈矩地自守。她悲痛父亲死于祸患，侍奉母亲更加孝顺；侍奉婆母如同侍奉自己的母亲，侍奉公公如同父亲而更加严谨。仲龄的兄弟都早早去世，孺人因为伯氏、叔氏已经去世，便比平时更加厚待妯娌；把那些失去父亲的侄子看作自己的儿子，并且更加疼爱。公婆去世后，她辅佐丈夫治理家务，家事更加繁多，处理得也更加严密。对内没有懈怠之心，对外没有不满的脸色。又尤其勤于周济邻里的穷困者，越来越周到融洽。因此她去世时，无论亲疏都悲伤哀悼，不能自胜。大概可以说是乡里的贤母了。生于洪武己酉年二月十九日，卒于永乐辛卯年二月九日，享年四十三岁。四个儿子：进、逢、通、迵；两个女儿，都尚未出嫁。一个孙子，名将。将准备在去世第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某向。于是进遵照父亲的命令叙述孺人的品行，前来请求我作铭。进读书并游学于县学，志向很坚定。我和仲龄交往已久，于是为孺人作铭：温婉和顺而快乐，不怕劳苦。抚育家庭，只以自身劳苦为忧，终于止息于此。止息于此，我为她的坟丘作铭，使它永远受到信验。故翰林庶吉士曾春龄墓志铭。唉！士大夫世家之后，能够继承先业，使家声显赫、昌盛壮大而光耀于世的，能有几个人呢？我的朋友春龄，具有丰厚、颖悟、敏捷的资质，正当壮年，考中科举，进入翰林，任庶吉士，本来已经有条件取得显荣昌大的成就了；可是他的仕途没有酬答他的志向，才能也没有得到施展，突然便死去了，这该是多么令人悲痛啊！在这以前，有一位汤如川君，也是我的好友。我为他痛哭，过了一个月，春龄又去世了。这两个人都出自乡校，都有贤德的行为；他们死时都没有享尽年寿，而且都有父母和孩子，孩子当时才刚会提抱。汤君死后不久，他的住宅遭遇火灾，连同棺柩也一并烧毁。春龄幸而有一个僮奴扶护他的灵柩回家，听到的人无不悲痛。这两个人，我正想写文章来哀悼他们的不幸，春龄的弟弟来到京师哭悼他的兄长，便写了他的事状来请求我作墓铭。唉！我难道还忍心为春龄作铭吗？春龄姓曾，他的先世有一位名延庆的，在唐朝任光州团练使，从金陵迁到防和，从此成为防和人。宋熙宁年间，有兄弟二人同榜登第，名叫安强、安止。安强任御史，很有声望。从安强数代传到传道，元代天历年间，两次凭《易经》考中乡试，学者尊称为东蒙先生。他的弟弟畊道，也凭《易经》参加乡试，成为金代儒学教谕。畊道生了九韶先生，国朝初年任沔阳黄蓬湖官；他的儿子伯高，都博学而笃实有德。伯高就是春龄的尊父。九韶先生辞官回乡后，在乡里授徒，春龄兄弟都从祖父学习经书，个个孝顺友爱、循规蹈矩，乡里的子弟很少有超过他们的。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一年是永乐乙酉，二人便一同在乡试中举；当时整个防和县的人无不说，曾氏兄弟继承祖父的事业，没有辱没先人。到了应当参加会试时，▯龄因病留在家中，春龄考中永乐四年进士，进入翰林后，一同参与修书，朝夕往来，正希望彼此相交直到长久。谁知还不到几个月，▯龄便患重病到了这种地步，享年才三十三岁。唉！那些浇薄浮靡、奸邪诡诈的人，早夭夭折本来是应该的；谁知像这样淳厚而茂盛的人，竟然也会如此吗？然而春龄去世几个月后，皇上命令在太学门外刻立进士碑，春龄的名字也列在其中。碑是用来流传长久的，何况进士碑人人都想指着观看其姓名，询问其乡里，以了解他的贤与不贤；春龄虽然死了，却因此获得荣耀，也不会被湮没了。人的寿命长短既然系于造化，那么一时的得失，又何必过分计较呢？春龄娶袁氏，生有二子一女。铭文说：活着便施行德行，丑陋又何必以长寿为贵？死后仍有德行流存，寿命长短又何必因此悲伤？明珠沉落在池沼中，池水波光涵映，仍然像高冈上的明珠一样尊贵；它的芳香却会传播开来。十里之内的乡墟，平坦如田地，高大如坟丘，这就是你的安葬之处。让你的福泽流传下去，把你的名字铭刻在太史的记载中，使它永远不朽。章母蔡氏孙人墓志铭 孺人姓蔡，是宁波鄞县人。她的父亲得源，元代任国子学录；母亲杨氏，辅佐丈夫、侍奉婆母，极有礼法。生下孺人后，孺人到了成年，嫁给同县的章景良。章氏是鄞县的大族。景良的父亲宗之，兄长景玄，在国朝洪武初年相继出仕，一时都做了显贵的官，但不久都因事被罢免。过了很久，朝廷命令凡内外百官中因罪罢官回乡的，全都迁往凤阳，于是全家相随迁徙，家中连一个壮丁也没有。景良的母亲正年老，景玄还没有儿子，景良的两个儿子也才会提抱，大的刚五岁。孺人当时年仅二十九岁。景良临行时，哽咽悲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呼唤孺人。孺人也只是痛哭。景良把老母亲托付给她，反复叮嘱不止。孺人说：“您不要再说了，奉养公婆，是我的职责。如果我辜负了您，神明一定会惩罚我。您只管勉强进食，好好安慰自己。”于是把自己的钱财和嫁妆全部拿出来，供景良上路。没过几年，景良去世，宗之、景玄也相继去世。一家之中，母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共有三个人在服丧。行路的人听说了，都替他们悲伤。孺人日夜忍住哀痛，奉养婆母，抚养两个孩子，教他们读《诗》《书》，亲自养蚕纺织来资助家业，又料理三具丧事归葬，始终依礼安葬祭祀，没有一点违背礼制。她侍奉婆母更加勤谨，从不懈怠。又过了十年，婆母去世。孺人悲伤章氏家道衰落、两个儿子年幼体弱，又哀悼婆母的不幸，艰苦悲辛，终于因而成疾去世。这是洪武丙寅年二月七日。享年仅四十七岁。唉，真令人悲痛！人生的不幸，难道确实有像孺人这样的吗？当她丈夫离家时，孺人用一句话向他作了保证，最终能够保全贞节，始终没有辜负丈夫。世上难道还有像孺人这样的人吗？这件事理应彰显记载，作为天下闺门的准则，也作为移风易俗的助力。孺人有两个儿子，长子敬先，才能出众而有贤德，如今任溧阳税务大使；次子名某。敬先已经把孺人与景良合葬，使她归附景良，于是拿着他的乡先生叶宗可所写的事状，和我的弟弟本之一同来请我作铭。铭文说：

译做人最大的界限，就是信义；号称士大夫的人，却不踏上这条正道。伟大的章母，能够保全贞节；这不只是闺门中的教诲，也是君子应当效法的榜样。刻写这篇铭文，用来使她的美德永远昭示后世。故大理评事熊君墓志铭 君名岊，字具瞻，姓熊，是抚州临川人。自幼气概豪迈，勤学善文，慨然有远大的谋略。曾祖某，是宋代国子监上舍生；祖父万，是元初进士；父亲伯颖，国朝初年被征召任国史起居注，以文章闻名一时，升任晋王府右侍奉使，出使招谕元王子多尔济巴勒，在途中被害。事情上报后，高皇帝非常痛惜，派中使到遇害之处祭奠。君的兄长企瞻前往收取遗骨，朝廷特加赏赐，并命令恢复他家三年的徭役。君当时还年幼。企瞻去世时，君才二十岁，既哀悼父亲的不幸，又痛惜兄长早夭，于是蓄积志向、奋发自励，想要继承先人的事业。但乡里有人在宪府任属官，排挤君，拉他一同去做宪府属官。君慨然长叹说：“我的先世都是显贵官员，我如果只做属官，难道不是辱没先父吗？”于是把父亲因公殉职的事上诉朝廷，请求不做属官，最终获授嘉兴府知事。嘉兴是大府，知事在府中僚属里地位最低，并不容易做。君任职后大有声誉，考核成绩优异，历任兵科职务，升为大理右评事。他遇事明察敏捷，辨析裁断细微之处也不苟且，随着事情发展从不妄加附会，众人都称赞他的才能。他因事被逮捕下狱，不久又被选派出使西南夷地麓川、缅甸，所到之处都称赞他上等的才能。皇上将要重新任用他，但君突然请求还乡，准备改葬继母章氏；尚未得到诏命，君竟因病去世了。唉，真可悲啊！君的先人以及君本人，学问品行高尚美好，受到高皇帝的知遇，本来将要大大建立功勋，用来施惠于百姓和国家，却突然死于患难；我想上天扶助善人，一定会在他的子孙身上体现。可是君又抱着未竟的志愿而死，难道所谓美名善行，正是上天最吝惜给予报偿的，而行善之人又不一定能得到回报吗？若不是这样，君和他的先人所积累的，都是忠信道义的根本，可是遭遇却如此浅薄，这是什么道理呢？唉，真令人感慨啊！君享年四十九岁，死于永乐己丑年五月壬申日。娶同县饶氏，生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女儿都嫁给士人。孙子四人，孙女若干人。君性情孝友，操守十分笃实，淡泊，不让外物牵累内心；所以即使身居卑官而且贫穷，也曾把自己的居所号为“云庄”。他的弟弟在禁林任职，参与编纂书籍，和我的儿子交好，于是凭翰林庶吉士陈孟洁所写的事状，请我作铭，准备把君归葬后将铭文放入墓中。我既哀悼君的不幸，又有幸结交他的弟弟，于是为他作铭说：天道赐福善人，这是常理。世代笃行善德，福庆却没有长久流传。上天如此，实在使我的内心悲伤。把铭文刻在山冈上，使人永远不会忘记。彭县丞墓志铭 永乐六年冬十月，香山县丞彭公叔介因年老请求退休，来到京师，寄居在我这里。又过一个月，公获准退休而疾病发作。过了几天，丙寅日，公去世了。公死后，我设灵位哭祭他，悲痛不已。不久，乡里的旧友中在朝廷做官的左春坊左谕德杨士奇、翰林修撰王直、国子助教欧阳允贤，以及凡是公的朋友，都来吊哭。每个人都尽情哀哭后才离去。离开后又徘徊叹息，都认为乡里像公这样老成博学的人，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大家商议把灵柩送回安葬，左谕德君认为我应当作铭，修撰王君便写了他的事状。唉！我从少年到壮年，蒙受公的知遇尤其深厚。我任县令四年，公授官时正好与我同时，又和我一同赴广东任官。了解公的为政之道，那么最应该作铭的就是我，难道还能推辞吗？公名志，叔介是他的字。他的先世从长沙迁到防和，世代都有显达之人。公的七世祖惟孝，宋光宗时曾到宫阙献赋，以讽谏时政。光宗一见，极为惊异，想立即授给他官职，他辞谢不受。同时代的知己如周文忠公、杨文节公，都联名上章推荐他的贤能。从惟孝传到公，曾祖景望、祖父顺轩、父亲德声，有的隐居，有的出仕，都是当时有名的人。公自幼聪颖敏捷，学问超过常人。壮年以后，浩然自负，气概盛大，不肯向世俗低头、对时人逢迎献媚。虽然屡次遭受困厄，疲惫后又重新振作，始终不改变，因此终身没有得到世俗的际遇。凡是与公交情深厚的人，都把这一点归咎于公，不只是那些对公了解浅薄的人如此。州县曾经以贤良的名义征召他，他没有赴任。过了很久，任万安县训导。子弟们虽然非常敬重公，但能与公相处并且志趣相合的很少。原来公曾跟随安成刘云章先生讲明理学，在内心大有所得。闲居时给子弟讲论，旁征曲引，通达透彻，听的人心神涤荡而忘记疲倦。正因为他内在所得越多、越能自我持重，所以在世间越少有相合之处。能与他相合的，一定是志向不同于常人、气质相同的人。然而世上志向与公不异、气质与公相同的人，实在没有几个；那些能相合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任香山县丞时，与县令不合，但百姓却感受他的恩泽无穷。有人把子女抵押借钱，长期不能偿还，死后便沦为奴隶的有二十多家，他们向官府申诉，官府无法处理。公到任后，全部替他们筹划解决，使他们回归百姓身份，百姓十分欢喜。县令对此深感惭愧。自广州以东，只有屯驻的军队最危害百姓，往往强占民田，而主管官员不敢过问。香山县得到公任职后，军队占有民田的，全都把田归还给百姓。县城位于大海之中，海盗每天往来抢劫，守城军队闭门不敢出战，有时与海盗相遇，也只是边退边走，百姓多半逃散。公为此制定方略并加强守备，诱捕贼船，把海盗全部拘捕；从此海寇不敢靠近，百姓依赖他得以安宁。几年后政绩声名大振，百姓甚至不忍心欺骗他。县里曾经大旱，公为此祈祷，三天后下了大雨；第二年又大旱，公再次祈祷，又下了大雨。县中发生火灾，火势逼近官署屋宇，烧得十分猛烈，公叩头面向火灾，火不久便熄灭。听到这些事的人无不惊骇。公所做的这些事，大概是由于他内心真诚，施及百姓，以至于感动神明，竟达到如此地步。可惜他的官位太低，恩惠不能广泛施行。公虽然离开香山，但旧友正等着他回来教导子弟，求学的人也正准备以公来规正自己的德业。谁知公竟因疾病突然到了这种地步，怎能不令人极为惋惜！公生于元至正戊寅年九月二十七日，享年几十岁。公生平极为孝顺，服亲丧时，吃素三年，酒一滴也不入口。对待宗族尤其尽心尽意，选择立身行事之处，若不合道义便不处身其中。

译诸子侍立身旁，整日屏住呼吸，不敢抬头仰视。公所作诗书若干卷，读它们可以了解他的气质，也可以看见他的平生。将归葬于某山某向，择定某年某月某日。公先娶同乡萧氏，很有妇德，先于公去世；后来又娶王氏，也已去世。儿子一人，名某；孙子四人，名某某。公去世时，只有▯和他的从孙诩况侍立在旁。将要为他覆面时，公命诩请我前来，说临终诀别的话，神色安适，气息平和，丝毫没有紊乱。铭文说：偶然与正道相合，却不能与世人相谐；内心充实，却不以外在装饰自己；君子的操守如此，谁说他的处境困顿呢？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左军督府左都督，太子太傅，成国公，追封东平郡武烈王圹志。王名能，姓朱，世代是凤阳怀远县乐河乡人。父亲名亮，任燕山中护卫副千户，去世后，王承袭了他的职务。洪武三十二年七月，皇上起兵平定内乱，王以藩邸臣属的身份，首先擒获奸邪，夺取九门，因功升任中护卫指挥同知，于是率兵攻打蓟州，擒获其将领都指挥马宣等人。进攻遵化，攻取密州，跟随皇上攻打滦河，击败大宁的军队；攻打雄县，首先率兵攻破东门，敌众败逃，追击并擒获其将杨松，又擒获都指挥潘忠，在漠州消灭残余部众。进入真定，长兴侯的军队败逃，王乘胜与敢死队三十多骑追到滹沱河；敌兵数万人列阵等待，王与骑兵望见便奋勇冲入敌阵，敌军大败，互相践踏而死的不可计数，投降的共有三千多人。九月回师，升任北平都指挥佥事，又跟随皇上进军永平，攻克大宁。十一月，敌兵窥伺北平，王又跟随皇上回到郑村坝，击败敌军，把驻扎在九门的营垒全部攻破。十二月，跟随攻取广昌。第二年正月，攻克蔚州，进攻大同。四月二十四日傍晚，到达白沟河，王任前锋，与敌将平安相遇，击败了他。第二天整顿军队再次交战，王又任前锋，大败敌军，攻克其营寨，长驱直入攻打济南；到达铧山时，敌军列阵，轮番交战，又被击败，投降的有一万多人。把投降者带到军门，皇上命令全部释放遣返；南军从此在危急时便投降，再也没有坚守的意志了。九月，升任都指挥同知，又跟随攻取沧州，攻破其东门，率兵从城门进入，斩首六万多级。敌军听闻后震恐，在东昌交战。不久跟随皇上回师。三十四年，到达夹河，皇上以王为奇兵先锋，大败敌将盛庸的军队。到槀城，又击败他们。到真定，在东门交战，斩首七万多级；掠取彰德后返回定州，剿灭西水寨。十一月，升任右军都督府佥事。第二年正月，进入衡水，率兵在德州追击敌军并击破之，进而攻克东阿、东平、汶上各寨。三月，在肥河设伏，击败敌将平安的十多万军队。后来连续交战，我军稍有不利，诸将请求班师，王劝皇上继续进兵，于是攻打敌军银牌兵，击败他们，又击败敌军的粮运军马。不久陈都督率兵来会合，王立即率军奋勇冲击，敌军大败。第二天进军攻拔敌军各营，攻克泗州，长驱渡过淮河；盛庸的军队败退逃入盱眙，攻下扬州。跟随皇上渡江，首先登城，攻克金川门，盛庸等人的军队望见后溃散逃走。六月十三日，皇上进入京城。京城及四郊既已安宁，四方也已平定，论定诸臣功劳次序时，王的功劳最大。赐号奉天靖难功臣，晋升特进荣禄大夫，勋封右柱国，爵封成国公，食禄二千五百石，仍命任左都督，赏赐十分丰厚。永乐二年某月，晋升兼任太子太傅。五年某月，授征夷将军，总兵讨伐安南。到广西龙州时，患病去世，是某月某日。生于洪武庚戌年四月六日，享年三十七岁。讣告传到皇上那里，皇上深为哀悼，因而停止临朝。追封东平郡王，谥号武烈。夫人某氏由成国夫人晋封为东平郡王夫人。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亮，都由成国公追封为东平郡王。曾祖母某氏、祖母某氏，都由成国夫人追封为东平郡王夫人。母亲某氏，由成国夫人晋封为东平郡王太夫人。诏令把他的灵柩送回北京，于是于洪武某年某月某日葬在都城西南防里某山某向。儿子若干人，长子名某，承袭成国公；次子名某某。女儿若干人。王凭借豪杰般的才干，抱有果敢的志向，明察地知道天命，深刻地洞察事机，因此能够协助圣上谋划，仰承皇上的神机妙算。因此，举兵无不攻取，城池无不攻克；在帷幄之中接受命令，却能在百万军队之中取得胜利。这正是所谓云龙风虎相遇的际会，终于平定了国家的大难，成为国家的元勋。他所得到的际遇之盛，实在是千载难逢。至于生死之际所享有的哀荣典礼，使光彩照耀地下，并延及后人，则又是因为王忠贞尽责、纯厚真诚，始终如一，所以才得到这些。难道是偶然的缘故吗？正因为王的功德如此，才应当把它刻在金石上，昭示将来，以彰明圣上知人善任的功效。像古代所谓刻在旂常上的铭文一样，现在姑且记载他的征伐大概、爵位官秩的次序，放入墓穴之中，用以覆盖幽暗之处，并把这些年月永远记载下来。

译赠成国公进封东平郡王圹志 公名亮，字某，姓朱，是凤阳怀远县乐河乡人。洪武初年，凭借善于作战建立功劳，任百户。后来升任武略将军、羽林左卫副千户。又过五年，改任武毅将军、燕山中护卫副千户。生于元至正庚辰年十二月初三日，死于今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六岁。儿子二人，长子名能，承袭职务任副千户。洪武三十二年，跟随皇上起兵平定大难，建立很大的战功，赐号奉天靖难功臣，授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傅、成国公；去世后晋封东平郡武烈王。公因恩典追封东平郡王。祖父某、父亲某，都由成国公追封东平郡王。祖母某氏、母亲某氏，都由成国夫人追封东平郡王夫人。公的配偶某氏，由成国大夫人追封为东平郡王大夫人。次子某，如今任某官。孙子若干人，长孙名某，承袭成国公；次孙名某，如今任某官。公培植德行深厚，经过长久才显发出来，生下贤良的儿子，成为国家元勋，获得高贵爵位和荣宠封赠，使光荣照耀地下。推究事情的由来，这些都确实是公修养德行、积累善行所得到的报应，并非偶然。因为公原来的墓葬不合礼制，如今礼典将要举行，便改葬他。于永乐十五年某月某日葬在北京都门外某里某山某向。于是考订并记载公的生卒年月、官爵始终以及所受恩典褒荣的极致，用来记载他的墓穴，并告知后人。唉，公之所以能够不朽，就在这里。杨母钟氏墓志铭【代仲述公作】孺人名惠，姓钟。父亲盟鸥先生，在元朝极盛之时隐居不仕。我和曾祖令尹仰慕李元爽、白乐天香山的胜事，联合缙绅诸公组成九老会，风流盛名一时。孺人质朴诚实的德性，从小便已形成。成年后，嫁给乡先生杨万泉。先生是儒者而隐居，端庄俭朴勤劳。孺人辅佐他从不厌倦，淡泊地侍奉继婆丘氏，尤其得到她的欢心。凡是经孺人之手准备的饮食，丘氏一定吃完。她说话诚恳实在，衣服用物朴素。她有足以成为众妇表率的母仪，也有足以冠绝妯娌的妇德。侍婢家僮无不欢喜而谨慎。体恤别人的疾病，像体恤自己一样；怜悯别人的劳苦，也像怜悯自己一样。元末大乱时，万泉死于兵乱。三子中，长子自申早死，次子自明游历在外，死后没有回来；他们都积学而追求高尚的境界。孺人哭悼丈夫，又痛惜两个儿子沦亡，憔悴衰老，没有一天面色和悦。后来一个儿子自良，起初学习儒业，最终放弃儒业，仰慕乌氏倮的经商之术，多次经商而获利数倍，家道因此富裕起来。于是孺人得以具备甘美的饮食来奉养母亲，可是她的心愿并不在此。长孙名谷，一岁时父亲去世。次孙名菊，一岁时母亲去世。两个孙子都是孺人亲自保护、抱养、抚育，直到他们成家。两个孙子最受她钟爱，她曾对人说：“我的儿子虽然富有，但家道不会昌盛了。”后来孙贵去世，自良又没有留下后代。每当想到家中事情，她便拍着胸脯，眼泪如雨下，悲痛得不能自胜。不久家难果然发生，全家被戴上刑具押送到京师。只有谷因为另立户籍而幸免，便请求前往告知并奉养祖母；有关官吏把他拘禁起来，不让他前往。孺人去世一年多后，他才得以来收取遗骨送回。而自良在孺人之前一个月去世，自良的妻子在孺人之后一个月去世。又过三个月，菊去世；又过五月，梧去世。梧是自良的继嗣。住在京师不到三年，一家便死了五个人。谷痛哭祖母，于是拜了两拜，拿着祖母的墓志来请求我撰写。唉，难道我忍心为孺人作铭吗？孺人比我的母亲大三十岁，而我的母亲又先孺人十年去世。我的祖母杨氏，正是孺人的族姑；孺人的长媳是我陈氏的族姑；我的伯姊嫁给钟氏，是孺人的表侄媳妇；孺人的孙女又是我伯姊的长媳。几代以来，亲情深厚，婚姻相连，居处相接，不只是近邻而已。况且孺人年纪虽高而身体更加康健，我们往来没有一天间断。所以了解孺人，没有比我更全面的了。既然如此，难道我忍心不为孺人作铭吗？孺人死于今洪武壬申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九岁。三个儿子，三个孙子，活着的只有谷。三个孙女都已嫁人，于洪武甲戌年某月某日归葬在某山某向。唉！假使孺人早一年去世，就不会遭逢这场灾难；假使孺人晚三年去世，还能活着回来享受期颐之寿。为什么不在更早时去世，也不在更晚时去世？经历了百年人世，竟然只能止步于此吗？她施予的恩德丰厚，得到的报偿却微薄。那苍苍上天，谁能向它追问呢？所以应当彰显她的事迹并刻写墓铭。铭文说：早年孝敬婆母啊，成为杨氏的贤德母亲；晚年遭遇艰难祸患啊，使家族流离、事业坠落。有个孙子名谷啊，把她归葬故土。唉，谷啊，你像屹立中流的砥柱；唉，谷啊，你一发之力足以承当千钧重担，这就是杨氏的福祚。陈母王氏孺人墓志铭 孺人字金，姓王，是我舅父陈仲亨先生的配偶。王氏在宋代有许多显达之人，进入元代后都不再出仕。先生的曾祖梅村公，当时以赣州路推官退休，几个儿子也都做官。孺人的祖父浩吾处士，以文章品行而受人尊敬，成为学者的榜样，所以两家都受到乡里的倾仰，被称为有庆先生。仲亨先生的尊父，就是我的外祖父，他和孺人的父亲实甫一同游学，又住得很近，常常往来，于是结成婚姻。到了元末兵乱，两家都化为灰烬、房屋破裂。孺人当时才八岁，已经完全失去父母，由堂兄仲隆抚养。成年后，嫁给仲亨先生。先生和他的兄长孤苦贫困，只能勉强自立，几间破屋不能遮蔽风雨。祖先留下的城郭近郊数十顷田地，都被豪强武人占去，全年粮食都不够吃。然而先生早出晚归，看见家人总是欣喜安适，所以一生安然自得，不羡慕外物。家业迁移和重建，都由于孺人的辅助；她安于贫困，并以此为乐。安于贫困而且以贫困为乐，即使是士君子通过学问、以道为乐，也很难做到；若说闺门中的妇女没有道德教养、天性资质便能做到，那就更难了。孺人的婆母就是我的外祖母，性情极其端严，但孺人始终谨慎敬畏地侍奉，从未稍有怠慢。

译她抚养孤侄直到长大，爱护恩待始终不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天性美好，感情深厚。从刚嫁入陈家起，家境由贫困逐渐达到富裕，如今已有高大壮丽的房屋，粮食储存在仓廪中有余，财物充满箱箧，又有儿子和孙子，家业将要昌盛，家门将要荣耀；与当初贫陋不足、孤立无援的处境相比，差别远远超过了。评论者又说，孺子作为陈家的媳妇，是有功劳的。我小时候多由外家抚养，外祖母疼爱我，任我骄纵嬉戏；稍长，懂得阅读古籍，有时直接进入寝室，撬锁打开箱柜，乱抽简册，拿了想要的东西就走，孺人从未说一句禁止的话。她疼爱外甥的深厚，在今天即使在别家也很少见。她勤俭持家、使家道复兴，儿孙应当知道这些。况且我和外家亲近，仰赖他们的恩爱，两家子弟也都应当知道这些，希望我们母族的亲情能够长久。孺人去世后，先生命他的侄子赏写事状，又嘱托我作铭。铭文既由我抒发了感情，便写下来给后人看。孺人生于元正至乙未年四月十九日，死于今永乐丁亥年正月二十四日。儿子四人，长子名余，任瑞州府高安县学训导；次子在乡里任教；次子名复；次子名邵尚幼，几人都风骨俊爽。可爱的女儿三人，长女嫁给刘并，是前吏部尚书刘崧的孙子；次女嫁给曾敏仲，我的妹妹还待字闺中。孙子二人，将于永乐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葬在某山某向的原野。铭文说：当初困苦艰难时，谁能安于这种处境而以此为乐？后来既然富裕安乐并享受成就，怎么忍心让她逝去而不再复生？享受长久的成就吧，应当有所思考而觉悟。魂魄啊，向远方飞扬遨游吧；但愿你的形骸有所依托。铭文由你的外甥撰写，言辞绵长，却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曾伯昂墓志铭 公名颙，字伯昂，本来姓刘，他的八世祖利宾后来承继曾氏，于是便改姓曾，世代居住在本县荷山。公自幼聪明颖悟，每天读书能背诵一千多字，读过几遍便能背诵。成年后精悍强健，喜欢谋略，善于谈论军事，能拉弓、骑快马，以此自豪。当时元末盗贼兴起，他散发金帛，聚集乡兵，来守护一方，百姓依赖他得以安宁。当时江西行省参政全普，提出军队守卫赣州，听到公的名声，征召他辅佐军幕。但群盗日益兴起，而全普正沉溺于声色，公知道他不足以有所作为，于是托病徒步回到荷山。洪武初年，因事被谪戍赣州，不久又因进言论事改戍辽东。虽然在崎岖艰苦的军旅中，气概却一点也没有被震慑。他额头宽大，鼻梁高隆，胡须浓密张扬；自己既以才干勇力自负，世人却很少了解他，他常常慨然长叹。有时遇到知己故人，便举杯豪饮，整夜不停，纵论高谈，听见的人都肃然惊异，称公为军中的隐士。他生前没有显赫名声，但公也不肯放纵自己，不愿苟且迎合人情，所以虽然财产很多，处世却很淡泊，人们更加因此推重他。在辽东十二年，终于在那里去世。唉，公真可以称为豪士了！假使他能够乘时而出，施展自己的长处并得到任用，他所能达到的成就会怎样呢？可是最终竟止步于此，实在可惜。公生于元至顺癸酉年正月初六日，死于今洪武丁丑年九月二十九日。曾祖英甫、祖父仁可、父亲以智，都有隐逸的德行。他的配偶杨氏，是元代清江主簿公望先生的女儿。儿子三人：暠、昱、晏。孙子四人：寔、贯、赟、资。曾孙二人：序、蕳。一个孙子还没有命名。女儿丽华、佛奴，都嫁给萧氏。公去世十五年后，才得以把他的遗骨送回，归葬在乡里的▯溪陈冡坑山原，巽已向。公的孙子实来向我请求作铭。我从小就知道公，于是为他作铭说：公所蕴藏的是豪迈的谋略，像识得价值万金的璞玉，却混杂在砂砾之中。公的高才，谁会不相信、不知道呢？若能出仕便会振发光耀，只是没有遇到时机，唉，实在可悲！故征士刘志崇墓志铭 君名升，姓刘，字志崇，本是汉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他的先世居住在安成密湖，后来从庐陵石塘迁到防和北门，至今才三代。君十岁时父亲去世，他侍奉母亲和兄长，已经能够委曲周全地尽孝尽敬。跟随三华萧先生学习，先生严厉而正直，却特别喜爱君；所教授的学业，君总能颖悟，和兄长一同承担劳作时，也常常抢先。君性情平和易处，与人相处和悦，不故意显得高傲险峻。然而遇到事情需要随机应变时，他深知审慎驾驭的方法，谋略即使久历世故的人也比不上。他喜欢饮酒，整日饮酒却不醉；所以故交有来访的，他总与之畅饮倾倒。看待声誉、华饰、权势和利益，他全然淡泊。由于被推荐，征召到京师，奉命出使陕西；回来后又前往袁州，不久再次派往北京；留在北京数月后，奉命押解逃亡的囚犯前往济南，经过封闭的各郡，转而到湖州，经过天台黄崖，往返赣州，路过家乡时得病去世，年仅五十四岁。唉！君奉命出行，周游四方，认为这增长了自己的气概、扩充了自己的胸襟，从未把它当作劳苦。他回到家乡时不肯久留，立即命人整理行装上路；到了豫章，因为一同领命的人还在其他州没有出发，便又回到家里，不到十天君就去世了。有人说，君没有死在道路上，也不是偶然的。君在南京时，多次到我这里来，寄居在进士曾与贤家。与贤谨慎厚道，最与君志趣相合。君来到北京时，寄居在我这里，每天和诸公饮酒，而他的心意相合，就像在与贤家中一样。他取道回家时，我也先因忧患回到家乡，我们相见后彼此慰劳，依依不舍，不能离去。谁知君一场疾病竟突然到了这种地步呢？唉，真令人悲痛！君生于元至正己亥年十月十二日，死于永乐十年七月某日。曾祖某，祖父集，父亲某；他的妻子某氏，贤能而有妇德。儿子三人，女儿三人，孙子三人。于他去世次年甲午十二月，葬在本县千秋乡龙门藕塘南园巽山之原，申庚向某。兄弟们因为知道我和君相交相知深厚，请我作铭，我不能推辞，于是作铭说：才华没有得到施展，又为什么不能让上天赐予长寿呢？这是命运吗？它的究竟又到哪里去探求？龙门山面向申庚，神气郁勃，作为君的葬藏之地。墓穴闭在极深幽暗之处，而君的光明德行仍然熠熠发光。看着这篇铭文，它的流传将更加长久。《泊庵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泊庵集》卷十二 明代梁潜撰 传

译一槎翁传 一槎翁是泰和人，刚到冠年，便进入台府任职，声名很大。不久进入礼部，将要奉命出使四方；他意气旺盛，英伟动人，被选为给事中，任命将要下达时，却因母丧离职。从此沉滞徘徊了三十多年，六次考核都只任卑官，最后任江都典史，不久又被罢免。皇上即位后，因为他是高皇帝的旧臣，按惯例加以赏赐，让他退休回家。然而一槎的须发已经全白，老了。他自认为在仕途漂泊之后，受到风波冲击，如同碰上枯朽之物而摧折，生命的生机已经耗尽，却仍像漂浮在水上的木筏，不知将停泊在哪里，因此自号一槎。他平生有超过常人的政绩，却都丢弃不提，不肯向别人述说。想起一槎年轻壮盛时，面容如玉如雪，眉清目秀，胡须稀疏，才华高超、谋略俊逸，雄奇豪迈冠绝一时；假使遇到知己，能够施展长处并得到任用，他所能达到的成就会怎样呢？如今已经衰颓老暮，却还时常精神振作，关心时务；性情喜爱饮酒，酒兴浓时歌声如金玉，嬉笑戏谑，机敏应答无穷无尽。然而一槎外表看似机灵，内心却朴实真诚；人们常常跟在他身后取笑他，一槎却不知道。曾有一次来到京师，我和他饮酒把他灌醉了，他慨然说：“我的木筏如今要停下来了！登上昆仑山眺望银河，世上再也没有了解我的人了；不如栖身沟壑，安然与漂流焚毁的枯木、聚集的浮萍相依，暂且稍作休息。我的木筏难道就停在这里了吗？”于是回去买了靠近城郭的田地，在旧丘上修筑房屋，穿着轻暖的皮衣，宽缓地束着衣带，每天和两三个老朋友往来漫游，欣然以此终其一生。一槎姓罗，字仲矩；因为年老，又称他为一槎翁。赞曰：我听河南欧阳佥政说：“罗君在江都任职时，办事宽简，不重文饰，却能洞察隐蔽和滞塞之处，学士儒生大多不喜欢他，但他却很得百姓拥戴。” 欧阳又多次询问：“罗君如今已经老了，还健康强健、没有疾病吗？”他这样关心一槎。可是我看一槎非常自得，脸上没有一丝不平之色。孔子称赞柳下惠不因官职卑小而改变自己，一槎大概接近他吧！因此为他作了这篇传。疾退子传 疾退子是泰和人。他在当时做官并不显达，又因失明而被废弃，所以自号为“疾退子”。疾退子年轻时豪迈聪敏，意气勃勃。他的五世祖邓复之是宋代神童。疾退子既凭借自己的才地而自高，又不肯向人低头逢迎，所以所交往的大多是一时的名士。他做官时，虽然官职卑微，却非常廉洁。等到被废弃归乡后，家境更加贫困，又把妻子儿女全都丧失了，而且已经老了。他穿着粗布衣，脚穿草鞋，在蓬蒿之间低回徘徊，巡行时拄着卓杖，歌声激越直冲云霄。然而有时遇到不平之事，仍会拍着胸脯愤怒不平。人们远远看见他，大多引开去躲避他。只有他所作的歌诗，人们得到后没有不喜爱的。他自认为对世间已经无所作为，于是推演邵子所传的先天数术，用来推测人的贫富、穷达、寿夭，也暗中验证这个人的贤能或不肖。有时推算得与实际相近，他便自笑自喜，嘴上却坚决不说。然而疾退子的命运尤其奇异。元朝乱世时，他曾与母亲一同陷入贼中。疾退子受伤倒在路上，气息将绝，恰好遇到另一伙盗贼怜悯他，便把木炭捣成粉末敷在他的伤口上，撕下衣服蒙住他的头，他的气息才开始苏醒，鲜血淋漓，流满脸面。他又背起母亲，四处张望，十分危急。忽然遇到贼军首领怜悯他们，把他们留在自己的住处旁边，让他作诗，给他酒喝，并慰劳他的困苦。第二天，贼帅直接派人把他们送出城去，众人都感到奇怪，认为这是被他的孝心感动了。疾退子一生所遭遇的困窘就是这样，而且终身贫穷孤独，这难道不是命运吗？人情中有些事情是不能忍受的，而疾退子看待这些事却泰然自若。古人所说的知命之人，大概就是疾退子吧？唉！世上那些耳聪目明、享有各种福禄、心愿无不得偿的人，唯独不能像疾退子那样在内心保持安然，这又是为什么呢？疾退子姓邓，字学诗。

译《胡敬方传》先生名直，字敬方，他的祖先本姓熊，世代是丰城人。父亲达天，元代做福州路录事，死在任上。先生幼年丧父，被古田县尹胡时中抚养，因此改姓胡，迁居成为吉水人。先生幼年已经聪颖明悟，稍长以后，记诵敏捷。胡公很喜爱他，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到了二十岁，更加刻苦自励，专心研究六经和孔孟之书；后来又致力于濂、洛周、程的学说，穷究阴阳变化，以探明性命的根源，考察道德的纲要，以阐明周公、孔子的学术源流。他立志宏大，所以用心高明；用力从未稍有懈怠，所以学问造诣深远。他居住在凤凰山西涧之上，求学的人称他为“西涧先生”。他曾独自坐在一间屋里，合上书卷沉思，思考有所得，便提笔纵情书写，片刻之间写下数百言而不停。他曾对学生说，古代圣贤凭借方寸之心的微妙作用，应对天下无穷的变化，把它落实在事业上，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后世豪杰之士，进退施设能够恰好合乎时机的，只不过偶然与古圣贤暗中相合罢了；若要寻求像古人那样明体达用的人，后世从未有过。因此他说，现在的学者如果想从事圣贤那样的功业，就一定要先明白圣贤之道，然后才可以做到。听到这些话的人无不叹服。先生尤其精通《春秋》之学，常常希望学生先根据王道、霸道的盛衰，明白世道的升降，然后再探求圣人褒贬取舍的纲要。他用意精微，造诣卓绝，所以他的见解不是一般那些局限于所闻所知的人可以比拟的。他又说：“不能在千载之上明白《春秋》的大义，却想在千载之下裁断人事和世局变化，未必合乎道。”大体上，他不肯做徒然的学问，而是希望裁断事理并付诸实行，就是如此。可是先生为人，虽然以简易的态度待人，却也以严峻的操守自我坚持；虽然嫉恶之心常常强烈，和蔼平易的气度却更加浓厚。听到别人有善行，他称许、推重、勉励他们，仿佛那善行是自己所有的；至于别人的过失，却从未说出口。他不因权势而违逆心意，也不对外物矫饰情态。即使乡里的儿童以平常态度对待他，他也一定以诚相待。他的文章擅长议论，心中想说的，往往浩博宏放，而一定以道理为根本。远近的人都知道并仰慕他的文章，却唯独不知道他在义理之学上的造诣尤其深。凡是跟随他学习《诗》《书》《春秋》并凭此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考中进士高等；只有先生多次被贡举，却总被黜落。有人读了他的文章，说先生应该稍微降低自己的主张来迎合众人。先生说：“不是这样。求学的道路必须追求极致；如果把自己的学说浅化就能与众人相合，我宁可不相合，反而认为这样更好。”为了便于奉养母亲，他请求做乡校弟子员。不久，他的儿子概以进士身份被选授为监察御史，先生于是由乡校贡入太学。一年多后，才考中应天府乡试。远近听说的人都非常高兴，认为乡贡士中得到先生这样的考生，确实符合公众的评价。赴北京参加会试，又因落第返回南方，于是请求告假回乡省视祖先坟墓。到家第二年，染病去世，享年若干岁。听到的人都痛惜不已。他所著的文章有《春秋提纲》《西涧稿》《钟陵稿》《诗赋杂稿》，共若干卷。先生参加会试时，恰好我担任考官。发榜以后，大家都惊讶于没有录取先生，纷纷询问原因，于是赶紧取出他的试卷来读。他的文章雄健浩大，仿佛长江的洪流，令人惊叹。当时因为偶然漏掉经题中的一句，按法不得录取，同考官拿着他的文章彼此相视，叹息而已。等我走出试院，一见到先生，先生拍着手大笑，于是吟诵苏东坡送李荐的话说：“难道不该牵羊带酒来向玉川先生道谢吗？” 他欣然自若，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士大夫因此更加推重他。没过几天他就离去了，我于是作诗为他饯行。当时是永乐十三年二月。唉！有志于道德的人，功名不足以牵累他的心；有志于功名的人，富贵也不足以牵累他的心。自从圣贤的教化不再明白，世俗学问的卑陋就严重了。假使他们的内心稍微知道内外、轻重的分别，就一定能够反省自身，去追求更大的道理。可是他们偏偏浅薄地把志向奔逐在文辞和利禄之间，茫然放荡，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真是可叹啊！在狂澜已经倾倒之后，若还有人能够卓然自立，不随波逐流而沉沦，他大概也接近古代笃实行道的人了。又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在后世泯灭无闻呢？所以先生去世时，我已经为他的痛惜、认为再也不可复得，于是选取他一生学问的大要，写在这篇文章中，使读到它的人不只是知道先生，或许也能因此受到感发，振作自己的志意。

译《王伯贞传》公名泰，字伯贞，姓王，是吉州泰和人。他的祖先大概有很多显达之人，只有公的父祖几代没有做官。父亲子与，元朝末年被授为福建行省照磨，改任吉安路治中，都没有接受。到了本朝初年，开设端本堂，召他入朝任说书，后来授为福建盐运司副使，因年老多病请求回乡。他居住的地方种满竹子，围绕着亭子，学者尊敬并以他为师，于是号称“竹亭先生”。公从小在家学习《易》，天性极其聪敏。当时安成刘云章先生曾跟随虞邵庵先生讲明理学，获得濂洛图书、太极的精髓，公前往拜他为师。当时一同求学的有几个人，先生唯独称赞公足以承担重任、远行有成。过了很久，公到任所探望他的叔父，遍览苍梧、三湘的胜景，逆流而上经过大江、三峡，纵览岷山、峨眉山的壮丽，气概更加浩大。洪武十五年，公因征聘来到京师，同时到达的共有五百多人。太祖皇帝亲自驾临奉天门考问他们，公所作的回答为第一。后来太祖与他谈论太极，公的学说尤其符合皇帝的心意，授为试佥事，出任广东雷州巡按。到任后，他向百姓询问利弊。百姓说，只有吕塘的水能够灌溉东洋田一万顷，那是寇准开凿的旧渠，不可以废弃。没过多久，公离任，而水渠又恢复了，百姓大受便利。改任工部主事，因父亲去世离职。后来起复时超过期限，被贬居安庆十年。又因推荐起用，出任琼州知州。公这时年将六十，精干练达的才能、博大通达的见识，深深蕴藏在内；而他的温厚平和之气，仍然蔼然可亲。在此之前，崖州黎民因报仇杀人，府、卫却上报说是谋反，并且夸大其事，希望借出兵从中渔利，于是调发卫所军队前去讨伐，整个地区一片骚动。等公到任，查明事实，以自身承担责任，最终逮捕了几个为报仇杀人的人，向朝廷复命，军队没有出动，崖州百姓因此得以平安。琼州田野一年通常收获三次，以赋税供给军队；然而军中收取没有固定时间，总等百姓匮乏时急迫征敛，便借机强求利益。公为此规定期限，让百姓分三次缴纳，这种弊端于是绝迹。甲申年，琼州大旱，公祈祷求雨，降下大雨。后来听说城南十五里直到精澜浦一带仍没有下雨，公又去祈祷；第二天早晨恰好前往精澜浦查看外国商船，雨也随之而来，百姓为此欢呼说：“这是太守带来的雨。”过了几年，他的政绩大为推行，诉讼停止，社会安宁。过去那些曾经从事奸利、危害百姓的人，全都销声匿迹，不敢再出来。有人想暗中等待公的过失来挟制他，过了很久也找不到，最终也被感化，成为良民。田野日益开辟，流民相继回来归附的有一万三千余口。郡中既然没有事情，公便整修学校，督促诸生学习，一心致力于教化。他在郡中大约十五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因病和往来道路上度过的。然而环绕琼州数千里之内，凡三州十三县，百姓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把公爱戴得如同父母。他因母亲去世离任时，号哭相送的人十余里不断。当时广东以东的人谈论贤能的太守，都把公列为第一。服丧期满，改任肇庆府知府，还没有出发就病发，死在北京万宝坊，当时大概七十五岁。公平生尤其孝顺友爱，他的叔父没有儿子，公侍奉他如同父亲；侍奉继母也尤其诚笃。他的学问无所不通，文章高迈而有古意；至于性命、道德的道理，则从师承中所得极深。我与公同乡，又有世代交谊。公任琼州太守时，恰好我任肇庆县令，连续调任三个县，听到他的事迹尤其详细。后来我在翰林任史官，公的儿子直也因科举入朝，成为同僚，所以公去世时，我已经作了祭文哭悼他，又取直所作的行状，参照我所听闻的事迹，为他作了这篇传。赞曰：我过去几次见到公，他的饮食与常人不同，志气伟岸，何等壮盛啊！如今却形容瘦弱，身体不能承受衣服，举杯略饮几口就停止，难道年老衰弱的人都是这样吗？然而我私下观察，公的形体虽然疲惫，精神却更加精明，直到死也没有稍稍改变；那么他平日修养的深厚，自然有不随形气消耗的东西了。可是我又听说，公在蜀地时，往来于青神、峨眉之间，遇到异人，得到一本颇为玄秘的书。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公所自得的学问，本来就有异于常人的地方吗？我不能完全知道，姑且叙述他治理地方的大概，等待日后太史氏撰写循吏时采录。

译《钱可大传》可大名瑛，姓钱，本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历经庐陵刺史钱匪，再传到钱和，钱和又从庐陵迁到吉水；再过四代有钱程，钱程的儿子钱诚可，都因科举而有声望。可大的祖父钱本和，号梧冈先生，是尤其笃实行义的人。可大出生十八个月便成了孤儿，稍长后天性聪敏，十三岁凭《书经》考中临江路赏试，后来又考中抚州路赏试。然而这时元朝国运日益衰败，红巾盗寇兴起，各地都争相称雄。从至正丁酉以后五六年间，士大夫颠沛困顿得很。可大奉养祖父和母亲，艰难跋涉以躲避战乱，逃到庐陵的富田，迁到泰和的梅冈，后来又逃到本县的大洲，不久又奔往雷州，最后到了庐陵的李坑。李坑道路极其险要，盗贼又追上了他们。梧冈被枪刺伤却没有死，盗贼把他捆起来带走。可大听说后，冒着刀刃奔去申诉，请求用自己代替祖父，盗贼便把祖孙二人一起捆绑。可大不停申诉，梧冈也哀求说自己没有儿子，只有这一个孙子。两人于是争着代对方去死，情景十分悲惨。盗贼怜悯他们的心意，于是把祖孙二人都释放了。可大刚刚脱身，当时他的母亲也被抓住了；可大的妻子张氏藏伏在丛草中，看到盗贼已经捉住婆母，便自己走出去迎上盗贼，说：“我的婆母年老了，请释放她，捆绑我吧。” 盗贼仔细看了她很久，便解开了她婆母的捆绑，转而捆绑张氏。张氏被捆好后，扔下所带的、藏在袖中的两只鞋，向婆母诀别说：“媳妇已经用不着这些了！”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婆母，等稍微走远，便开始辱骂盗贼，不肯再走，于是被杀死。事变仓促之际，一个人突然愤然求死以保全另一个人的生命，仿佛平素早已约定，这多么令人悲痛啊！本朝军队平定后，有司因为可大的贤能，先后三次推荐他，他都以父母年老为由推辞。父母去世后，他终身为此悲痛。梧冈从前所建的楼，可大每次登临，都流泪，于是命名为“思楼”。他的孝行深厚至极，世上大概很少见。可是他为人颇为豪迈刚健，慨然以气节自负。乡里有强盗，曾经杀人，有司害怕而不敢捕捉，便把这件事交给可大；可大立即将其捕获并杀死。享年若干岁，死于家中。有一个儿子名遂志，如今凭科举做官，任山东按察佥事。赞曰：我曾经过钱氏居住的地方，那一带如今叫钱塘。我喜爱那里的山水清旷，于是登高远望。它南面数十里之外，峻峭的山峰拔地而起，看上去远比群山高大；它北面就是宋丞相文信公的故居。几位老人说，丞相往事与史传所记大不相同，于是又说到可大避乱时，在那座山下居住最久，他被捕时也差一点不能幸免。我已经赞叹那座山了。又听说，可大曾想见到那个人，却无法如愿，于是为他作了这篇传。《徐孟昭传》公名旭，字孟昭，姓徐，是饶州乐平人。他的祖先是南昌人，迁居乐平已有十七代，世世代代以儒业为生。公幼年聪颖，稍长后跟随乡里的先生蔡仲渊学习《春秋》，文章已经高出常人。幼年出外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奇异。三十一岁时，考中洪武乙丑科进士，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入朝任礼科庶吉士，每日记录政事，侍奉皇帝左右。皇帝当时正关注天下进士，每次朝廷群臣退朝后，唯独进士留下接受询问；皇帝没有退下，进士也不得退下。有一天，皇帝召公到面前，准备任用他办理某事，但公奏答不称皇帝心意。皇帝认为他迂阔，命他分教涿州房山，后来又任凤阳教谕，都因服丧离职。服丧期满，提升为安王府纪善，因被推荐升任知州。入史馆后，上书议论天下之事，多数不合皇帝心意，公更加孤高自守、与众不同，无所顾忌，于是从史馆出任考功员外郎。今上即位后，升任郎中，参与编修《高皇帝实录》。第二年，授朝列大夫、国子祭酒。又过一年，罢为翰林修撰，后来去世。公在高帝时期，素来因笃学受到称许，多次议论政事切中时弊，高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皇帝想让他的才能暂时老成收敛，所以压抑他很久，没有任用他。在考功任上，他拒绝请托，压制侥幸取进的人，辨明是非，丝毫不让真情逃脱；尤其认为天下的治理和教化在于守令与教官，对于不称职的守令、教官，审查得格外精细，丝毫不宽贷。众人听到风声便喧腾起来，公却坚持得更加坚定。在太学任职时，也像在考功任上一样。然而公是纯正谨慎的君子，虽然威严盛重，内心却简朴质实；好恶都出于至诚。至于卓然自守，受到激怒也不动摇，遭到挫折也不屈服，世上没有超过他的人。他在太学只任职一年，诸生便战战兢兢地谨慎修饰自己，而他的同僚中感到不便的人已经喧哗议论他了。害怕他的人在下面侧目，嫉妒他的人又暗中背后阻挠，甚至彼此讥笑他的作为。公因此最终被罢职，改任云南按察议。君子无不为他惋惜。等到入朝陛见，皇帝察觉他没有其他问题，特命授为翰林修撰，使他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任副总裁。皇帝正准备重用他，公却去世了。当时五十二岁。皇帝听说后哀悼惋惜，下敕赐给棺材收殓，派礼部主事端礼前往宣谕祭奠。公终身坦荡平易，不事张扬；但他嫉恶如仇、刚劲不屈，有些人难以忍受，世人因此推重他，也因此与他不合的人很多。他求学时明白义与利的分别，写文章简约而明白，喜欢推荐士人，所推荐的人最多，而且多次主持科举考试，得到人才最为丰盛；他对父母尤其孝顺。自凤阳主持河南考试时，他入朝请假回乡探望母亲，当时母亲的病已经十分危急。公听说后，兼程快走赶回家。母亲的病忽然因此好转，几天后却竟然去世了。人们认为这是孝心感动所致。赞曰：考功与大司成，都是国家的重要职位；若不是有才能贤德、具有声誉和威望的人来担任，确实不可以。然而像公这样信守道义、笃实行道的人，往往仍然难以胜任。难道天下是豪杰群集之地，是非好恶汇聚之处，如果不是平素具有驾驭、笼络众人的才能，终究就不足以施展吗？自公在太学和考功任职以来，人情本来就多不依附他。等他去世已久，众人彼此称颂贤能的考功与贤能的司成时，一定会说是公。事情必须经过长久才能确定，这也是常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想到圣上像保护、保全公这样的贤士大夫，实在有无穷的恩德。我一向了解公，恐怕时间久了反而失去记忆，于是取他的行事加以评论编次。

译《义马传》义马，是应承完所骑的马。这匹马很俊逸，左右几个人拿着缰绳，也仅仅能够压制它；不是它的主人，便无法骑乘。然而自从归属于承完以后，它很是驯服。承完由国子监学生考中进士，任吉安泰和县令。泰和号称难以治理，承完到任后，揭发惩罚群奸，毫不宽恕。于是那些摇唇鼓毒、肆意作恶的人，一下子收敛踪迹，百姓因此得以安宁。郡里的胥吏来向百姓索取利益，往往垂头丧气地离去，不敢说一句话。然而承完质朴正直，才能不及中等，口吃，说话常常还没有出口，气势已经很盛；百姓反而更加喜欢他。郡中官吏更加憎恶他的作为，多次构陷他。承完长期不能平愤，便列举郡中十几件违法之事，屡次向朝廷申诉。有人说：“您口才不利，他们都是巨大的蠹虫而且狡猾，应当稍微忍耐一些。”他不听，后来竟不能把事情全部申明清楚，于是死去。郡中听说后，立即收买并运走他的马，按官价赔偿。马将要出发时，几次冲撞大门，随即返回；看守的人大怒，鞭打它，马总是直立很久，双眼垂下泪来，如同水一般，始终不能驱动。县丞亲自到马所在的地方，劝它暂且离开；马踉跄着勉强走出门去，步履蹒跚，众人都为之扼腕叹息。马也不再有从前的状态了。等到了郡城，离河约五里，马徘徊着回望来时的道路，悲酸地不停嘶鸣，于是不再渡河，死在水边。牵马的人把死马抬回来。君子说：“这匹马归来时，承完本来就是它的主人；它独独没有辜负承完，真是知道人不能忘记报答啊。”承完在县里任职不过半年左右，饲养它的恩惠能有多少呢？马不肯背弃主人、回去侍奉仇敌，宁死不从。世人说马可以比拟君子的德行，难道不是很恰当吗？《泊庵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十三 明 梁潜 撰 赞、祭文、墓志 《商山四皓赞》【并序】这幅画画的是商山四位老人坐在松树和山石之间，棋局刚刚结束，正在欠身伸懒腰，俯仰之间仿佛疲倦而想休息。后面有两个童子，像是在准备茶水饮料，笔意很不俗。然而不知道画这幅画的人是谁，可以肯定不是一般的作者所能达到的。四位老人处在秦汉之际，深深地隐藏自己；对于出仕和退隐、进用和退处，有凛然不可招致的气节。即使凭汉高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曾因为不能招致这四人而自感遗憾。他们的操守就是如此，所以最终能够折服汉高祖当时溺爱太子的感情，挽回已经不可逆转的局势，使其潜移默化、无声无息地消解，而天下安定的根本已经稳固了。唉，这难道只是靠一时喋喋不休地逞口舌之能的人能够做到的吗？士人想在天下有所作为，平时却不能提高自己的气节，又怎么足以感动别人呢？然而我私下奇怪，当时既然有办法招致他们，却偏偏不能让他们进到师臣的职位上，以此为朝廷所重视；难道是他们高出世俗的志向，又不是子房一类人所能羁绊笼络的吗？翰林待诏李君逊得到这幅画，很喜欢它，请我题写，于是我论述其大略并为之作赞说：“辅佐古代至人的人，不靠大声和声色。四位公高傲自守，功在邦国。我看四位公，仿佛潜龙飞凤，超然高举，身虽隐而名声尊重。” 云中松树倚靠苍天，商山高峻巍峨，四位公就在这里，永世不可磨灭。《春牧图赞》【并序】这幅《春牧图》，是元代赵文敏公所画。马一共三十九匹，姿态各不相同，而且各自都达到了精妙之处。平原肥沃平展，丰茂的青草遍布，黑马、黄马聚散不一，杂然如云霞舒卷；它们腾跃超越、雄健骏逸、纵情驰骋的姿态，或轻快奔驰，或奋发前行，就像从内厩中释放出来、不再受拘束，又像脱离束缚于天地间，伏卧着仿佛被放归华山南面一样，实在奇异！如果不是文敏公笔墨豪迈精妙，别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正值圣明君主登临帝位，天下各方没有忧患，紫燕、白羲等远方绝域进献的良马，多得无法计算。如今太仆卿晋城杨公正主持一时的马政，得到这幅图，因而珍爱宝藏它。我知道杨公进来纵观群马的神骏，退下后玩赏这幅图，二者交相辉映、共同达到美妙境界，不是很快意吗？然而这样说来，假如牧马之政有不能使马得到充分养育的地方，杨公本来就不能不放在心上。赞曰：房星降临啊，孕育出最灵秀的马；姿态纷纷啊，遍布郊野；黑马黄马杂处啊，多么骏健；鬃毛迎风振动啊，尾巴如流星；跃过飞电啊，追逐迅疾的雷霆；有的昂首挺立啊，矫健地长鸣；有的徘徊啊，姿势仿佛即将腾跃；有的愤怒跳跃啊，气势充满胸膛；眼睛明亮如悬镜啊，晶莹闪耀；高高昂首顾盼啊，姿态横生；转眼奔驰千里啊，所到之处毫不停留；笔墨已经困乏啊，神韵却更加精妙；宫门打开啊，黄道平坦；仪态从容啊，驾着云车；力量强健而又驯服啊，这就是你的良能。唉！谁会称赞那些劣马呢？伟岸从容的太仆卿啊，请珍爱这幅图而不要怠慢轻视；谨慎治理牧马之事啊，永远取得成效。《冰雪轩赞》【并序】右春坊谕德兼翰林侍讲金公彦孜，随从皇帝来到北京的第二年，修治自己的轩舍居住，并命名为“冰雪轩”。轩舍很小，四面墙壁都是白色的，公对此很喜欢。不久，他从雪中看见西山、居庸关的雄伟高峻，十分惊叹壮美，便命人把它画在轩舍的墙壁上。公于是进入轩中居住，就像处在冰崖雪谷之下。至于高松古木纷披倾折的姿态，飞泉瀑布淙淙倾泻、愤激冲荡的景象，山涧溪流、林木沟壑开合无穷的景色，都没有超出他的轩舍，坐在这里便可以从画中得到。因此这座轩并没有高深华丽的景观，但它所独具的幽静闲逸之美，已经超然于尘世之外了。公因此非常喜爱它，每当从玉堂官署退下，便住在这座轩中，以思考报答皇上的恩遇。有时宾客来访，便相互讲论，在闲暇日子徘徊其中，探求前代贤人的道德，考察他们的盛美；考查过去典籍中的典章训诰，发掘其中的精要奥妙。于是把这些化为颂歌，在铺陈扬厉之际表现出来的，也都在这里完成。那么公为轩命名并极力喜爱欣赏它，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不过有人认为，洁白明亮的东西容易受到污染；公在这里，难道不就是所谓的洁白明亮吗？公笑着说：“我本来就是借用它罢了。冰雪虽然极其美好，但世人没有把它当作宝物的，因为它作为一种事物，能够在转瞬之间融化，世上没有人把它珍藏。所以我借冰雪来命名轩舍，大概正是把心意寄托在这种无所用的事物上。世人将要嘲笑我不明白这些道理，那也就罢了，我还招来什么污染呢？”唉，公说的这些话，距离道理多么近啊！辞曰：天地的气息极其寒冷而凝结；雨凝结成为雪，水坚硬成为冰，本是至阴之气假借的形质，却晶莹璀璨而光亮清澈。正因为世人都不珍视它，或许这座轩才得到这样的名字。既然洁白明亮而光辉昭著，又虚静空明而高洁。回看灵台王府的湛然玄妙，确实与一榻的洁净清明没有不同。事物不受污染，根本在于自身的质地；即使投入尘土和墨污之中，也仍然保持本来的洁白。卓异的这座轩啊，难道只是用来赏玩奇珍吗？众人都抛弃它的快乐，反而超然自守，岂不可惜啊！昏昧的人收藏明珠、怀抱美玉，却使头发沾垢、把黑漆当作沐浴；看到这座轩，应当因此感到惭愧。

译《胡学士画像赞》他的外表温和，内心却刚强；他的根本舒展宽厚，仪容却庄重。他穷究六经的精微言语，以濂洛之学作为登临求道的梯航。既然远远探求学术的根源，便大力发挥，浩瀚无边。他掌管皇帝的诏制，所作文章如云汉天章；蒙受恩遇隆厚，令词林增辉。他乘扶摇直上青云，驾着华美的车毂行于朝廷。大概董仲舒的正学、陆敬舆的直言、杨公权的清操，隔了千年仍可与他相提并论。《胡廉使画像赞》他的姿态秀美焕发，灿然如红色荷花从清澈深水中出；他的气概英伟，隐约如豪杰曹操倚立秋天。他求学日益进步，如同三峡之水倾泻而下、浩大奔涌；若论他做官而显达，则如在康庄大道上奔驰，平坦自如。苍桐以西，崆峒山直插云天；绣有文饰的斧钺仪仗光彩煌煌，驾着四匹马的车子轻快前行。他将要磨砺秋霜般的节操，肃清瘴海上的烟雾；等功成名立之后，再在都门迎候您，与您共同往来周旋。《陈【缺】画像赞》【其居所在金华芙蓉山下】登上高丘远望大海，我不知道其中的空旷有多大；采摘黄花、舀饮清露，我不知道他的胸襟有多么旷达。吟诵三闾大夫的《橘颂》，怀想香山九老。金华山遥远而辽阔，芙蓉山高峻而繁盛。唉！大概是听说其人而得见其真实品格，我因此为之慨叹长久。《止斋先生画像赞》这是我的舅父止斋陈先生的画像。自从我离开家乡来到京师，已经四年没有见到先生了。先生的儿子公余，因在溧阳任训导考核期满，便带着这幅画像来到京师，于是我得以拜见先生的容貌。看着画像相似的面容，不禁感慨地想象先生寄情山林的趣味。为此作赞说：容貌纯粹啊，仪态恭敬。内心安泰啊，外表也与之相似。澄江以南，柳溪水边。怀抱遗留下来的经典而远游，矫正世俗情态而知止。鸿雁高飞啊，白云独自升起。又哪里能够跟随朗陵令，到高阳乡里拜见太丘公呢？《袁院判画像赞》他的气质温和蔼然，容貌舒展从容；虽然以简易态度来协调世俗，也与礼义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窥探岐黄之术的奥秘，穷究卢医、扁鹊的医书；乘着盛明的时运如龙附云，竭尽忠诚而不改变。药圃春日放晴，花径雨后初霁；他把精妙的生机同万物相通，享受精神情怀的洒脱。画家所不能知晓的，正是公的高雅志趣；它正与古人相同。《蒋院判画像赞》这个人啊，我曾见他采摘三次开花的灵芝，抚摸长松独自吟咏，听天籁的幽微声息，发出云霞般的高远兴致。他大概旷达而无所营求，坦荡而不与人争竞。等到遇上圣明的时代，承受皇上的恩命，从金匮中取出古代医籍，得到保养生命的宝镜。他用来保卫皇上圣体、使皇上达到太和境界的方法，与古代医师有什么不同呢？而且他的内心真诚，行为笃实，又根本出于他静心求学的修养。唉！他所寄托的责任极其重大，所承担的职任也不轻，难道只是可以同杏林、橘井一类医者相比而已吗？《赵长史画像赞》【并序】这是长史赵公季通的画像。公有文学，曾由教官任吉州永丰县令，入秘阁，授国子博士，升司业，又调任北京国子司业。后来因推荐出仕，特授如今的赵府长史。他一生施行政教的善绩，大概看着这幅画像，就仿佛可以得到它的神韵。赞曰：淡泊而无所营求，耿介而能自我持守；坦荡而不与人争竞，恭谨而自有仪度。辅佐太学教化，辅弼光大王宫。他的教诲正确，难道他的言论不是也由此而来吗？莫非他是用诚意感化人，又以自身行为引导人？从这幅画像观察他，大概可以接近有德之人的仪容了。《翰林庶吉士陈孟洁赞》【并序】唉！我的朋友孟洁，具有英伟宏达的资质，胸襟浩荡而任性自适。虽然考中高科，进入秘阁，人人都以此为荣耀，但孟洁的心情却仿佛没有一天真正舒适。只有沉醉酣饮、陶然忘我，仿佛将要委弃自身而不知道世间还有万物；难道他是故意想与世俗隔绝，远离纷扰，以在尘世之外抗拒外物吗？还是想收敛锋芒、随俗同流，在尘垢中磨灭自己的感情呢？凭孟洁的高才和宏阔谋略，遇到盛明时代，足以取得显贵荣华、建立功业，难道真是放纵懒散、贪恋酒味而逃避现实的人吗？孟洁年轻力壮时，喜欢选择天下士人交往；所到的郡县，人人都知道孟洁住在哪里、在哪里休息。登门询问的人络绎不绝。曾经与他一同游览西山、南浦之间，孟洁在江心放舟，斟满酒杯豪饮，从夜里一直到天亮。我在旁边看他的面容，神情兴致勃勃。分别十年后，孟洁来到京师，容貌已经憔悴，手拿酒杯，簌簌颤抖而不能自持，却仍然苦苦饮酒不停。看他所交往的朋友，已经只选择那些合乎自己心意的人了。我本来担心他将要疲惫不支，多次劝止他，孟洁却全不在意。又过了一年，孟洁去世了。唉！世上不饮酒的人，难道一定不会死吗？然而凡人的嗜好，一旦沉溺其中，必然会有损害；沉溺得深的人，将承受不住这种损害。孟洁只是沉溺于饮酒，却竟因此丧失了生命，真可悲啊！孟洁对父母孝顺，对宗族厚道，对朋友之义笃实；别人有急难，他就像自己身临其境一样。凭他的才能所写成的诗歌、文章和书法，都还留存着，但孟洁却再也见不到了。为他作赞说：世上沉溺的人，沉溺于声色、财货、名利，沉醉昏乱，最终因此自取灭亡。您沉溺于饮酒，不同于声色名利，但您的死亡最终也因为这个。刘伶、山涛难道各自另有用意吗？您才能豪迈，超脱于高下得失之外，怎么能长久把自己拘限起来呢？这个世间有生就有死，哪里有什么不同？一同泯灭而逝，千古以来都是同一条道路。就把泰山当作酒杯，舀来江水，和您一起倾尽豪饮。您已经不能起身，而我的怀念，哪里说得完呢？《龙赞》当它排开风云、鼓动雷霆，使霖雨遍布天下时，人们都知道龙的神灵。等到它隐藏踪迹于百仞深潭，使蛟鳄收敛威势，使泥鳅鳝鱼藏起踪迹，人们本来就无法测知它的神妙。在苍茫大海之间，唉！假如龙可以亲近、可以驯服、可以被测度，人们知道了它的神异，那么它将与寻常野兽一样，成为顽劣之物。龙难道还算神灵吗？

译《杨处士赞》他的容貌温和，他的行为循谨；不离开世俗以自绝于世，却能内含和气、怀抱真性。他居于湖山之间、霎水之滨，沐浴清风，依傍高大乔木，采摘紫芝，远望白云。他大概也想加入虎溪的社集，赴东老的约会，超然成为无功乡的居民吧？《祭榘儿文》你出生的第二年是丙子年，我以乡贡士的身份前往京城。又过一年，我离开你前往蜀地。戊寅年，我从蜀地回来。你的祖父带着你，在里门外等候，你快步到道路旁下拜。你的祖父高兴极了。没有多久，我又离开你前往外地。那时你渐渐懂事了，听说你的父亲要出行，边哭边挽留，却不知道这样做的缘故。我以举人的身份回到京师，被授任四会县令，带着你的母亲和哥哥一同前来；到达章贡时，船夫驾驶不慎，船几乎覆没而幸得活命。在四会任职六月，因为前任县令恢复原职，便调任阳江。七月到达阳江，初到异乡，举目望去没有一个亲近的人；炎热的风和瘴气侵入人的肌骨，染病而死的人接连不断。不久，你的母亲病了，你的哥哥病了，僮仆也都疲惫不堪，唯独你体质冲和、气息旺盛，精神舒畅，面色润泽，我心中又喜又怕。哪里想到母亲、哥哥和僮仆的病都痊愈了，唯独你竟然丧失了生命？唉，痛苦啊！那造物者既然生下了你，为什么这样迅速地夺去你的生命？难道真是你父亲的行为辜负了神明，所以降下的惩罚竟这样狠毒吗？你父亲做县令，丝毫不敢营私，只取俸禄的余钱，期望用来奉养父母。轻暖的衣服不能穿到身上，华美的食物不能吃到口中。你是县令的儿子，却与柴门草屋、蓬门桑户之家没有不同。我对你的抚养提携比往日疏少了，戒备约束却比这时更加严格。难道你父亲真有辜负神明的地方吗？还是你的命运如此？还是你父亲的命运如此？那苍苍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唉，痛苦啊！我来这里时，你与我一同来；我回去时，你却已经死了。你的祖父和祖母还没有听到你的死讯，假使他们听到了，肝肠寸断的悲痛会是什么样子啊？承继家业、光大宗族，本来对你寄予厚望，如今却全完了！全完了！我忍受着割舍不下的慈爱之痛，把你葬在官署的右边。你有知觉吗？还是没有知觉呢？希望你在那里安稳，没有恐惧，也没有惊怕。《女銮墓志》女銮出生于永乐乙酉年十二月十六日辰时，第二年丙戌年十月五日辰时，因为突然患内伤而得风疾去世。她出生和去世都在京师崇礼坊。銮聪慧温婉，会笑会说话，是父母最为钟爱的孩子。唉！假使她没有出生，我还不会为她悲伤；既然已经出生，却又早早夭折，那么我的感情实在无法停止。她葬在都城外凤凰台下。她的父亲、翰林修撰梁潜，为她记载墓穴说。

译《泊庵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十四 明代梁潜撰写 铭 《素庵铭》翰林侍讲兼左春坊左中允邹君仲熙，把自己居住的房屋命名为“素庵”，如今翰林学士胡公已经为它写了记。邹君说：“每天和我一同到素庵来得最勤的人，没有超过您的，应该请您为它作铭。”我和邹君相处已经十五年了，能够了解邹君的人，大概没有谁超过我。邹君所居的房屋，宽不过一丈，轩、楹、门、窗的通达，没有雕刻彩绘的装饰；盘、盂、床、几等器物，也没有奇异华丽的制作；早晚饮食、酒浆、干肉等供给，又没有牛羊等丰盛膳食和山中海里的珍奇。然而，其中罗列充满的，翻阅玩赏而不感厌倦的，全是六经、诸子以及各种书籍，还有秦汉以来九州四海金石上所刻的文字。他怡然自得，傲然忘怀。每天到了晚上而尤其忘记疲倦的，又都是当时的贤人志士与他往来讲论；探求这些学问时，不借助义理的精微，就选择文字的深奥雅正；不考察是非得失，就辨析问学的纯正与瑕疵。至于他为人坦率简直、浑朴无文饰，心中有所触动便立即说出口，没有曲折回避的嫌疑，而人们不把这看作缺点，大概也是因为他任性率真的本性，以及与人心意相契、交情深厚所致。邹君为人如此质朴，而所居之处又不加华丽装饰，这就是他的庵取名为“素”的原因。若不是我，还有谁能了解这些呢？邹君起初从南康星子县学的教官进入太学任教，又从太学选拔为翰林侍讲，不久又兼任侍奉青宫的官职。在十五六年间，荣誉声名和恩宠俸禄接踵而至，但他始终淡泊自安、恬淡自足。看待自己在太学时，和在南康时一样；任从臣时，和在太学时一样；始终如一，从未稍有改变。这样看来，所谓安于自己的处境而行事，不因富贵贫贱而动心，邹君大概差不多做到了吧？他的居室简陋，而内心能够自得其乐，实在是应该的。邹君一生尤其勤于学习，公务之余，手不停地翻阅书籍，每天抄书曾达万言。他的学问既然宏博，所以作文对于古代作者的旨意，领会得尤其深。于是我叙述他给庵命名的意思，作铭说：“太羹不调味，大圭不雕琢；破坏有棱角的器物，雕琢未经加工的玉石，古道就因此远去了。考察古代的圣人，他们内含中和而内心畅达，发而为极高的文章，光辉照耀万物。我看这座庵，浑朴而不加文饰；素琴没有琴弦，玄酒盛在尊中，用来使我自身愉悦，用来宴请朋友。文章之道就在这里吗？把它铭刻下来，使之永不朽坏。” 《崇德堂铭》（并序） 淦地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叫章厥谟。他为人清正修洁、自守不移，不被流俗污染；又好学而意志坚定，向道前进从不厌倦。翰林学士解公经过时喜爱他，于是为他的堂屋命名为“崇德”，又亲自书写“崇德”二字，让它悬挂在屋檐之间，使他早晚观看，以此自我警戒，希望能够看见自己的德行日益崇高。我为他作铭说：修养大道，关键在于崇尚德行；每天向更高处进步，不可因只差一筐土而功亏一篑。堂屋十分幽静，深远而宽敞；台阶上长着茂盛的草，佳美的花卉纷纷开放。君子的快乐，在于恭敬地遵守这些明白的训诫，永远如此实行。《敏求斋铭》（并序） 古人的学问，固然有因资质迟钝而获得成就的人；然而能够勤勉敏捷地求取学问，也是古人认为困难的事。生在当今时代，学习当今的学问，却不知道用古道来勉励自己，希望他最终成为古人那样的人，实在很少。古筠王子坚，向古人学习而又能够勤勉敏捷，于是进士濳彦鹏为他的书斋题名为“敏求”。彦鹏又请我为它作铭：“圣贤的学问，义理精微；只有敏捷勤勉地求取，才能得到它的要领。动与静之间，冲淡寂静而无形无迹；它的外在表现十分明显，它的根本却极其隐微。欲望之心越来越炽盛，道义之心越来越微弱；应当像雷霆奋发、迅疾决断那样，审察它最终归向何处。不要被欲望牵引，不要被私心阻挠；勇敢前进而不懈怠，敬慎之道就在这里。” 《玩易斋铭》为萧棻题写 有翼斋坐落在幽深的树林中，树木遮蔽，景色如春，泉水开始流淌。有翼斋四周环绕着美好的花草。那位研玩《易经》的君子，就在这里休息。左边是图，右边是书，书册纷纷摊开。卦象尚未画出以前，其中的根本规律还无法窥见。说的是诚而无为，说的是静而无欲；天地的本心，大概可以由此复归。山川含着春意，雨露应时而降；深渊沉默，雷霆奋发，谁能测知其中的玄机？鱼儿跃出深水，鹤在高空鸣叫。既然领会了其中的道理，便与言语相忘。素琴没有琴弦，酒尊中却有酒；姑且斟饮几杯，以助长眉之寿。《柳溪梁氏钟铭》（并序） 我梁潜凭浅陋的才能，遇到圣明的君主，侥幸在禁林任职，又兼任侍奉青宫的官员。虽然宠爱荣耀已经达到极点，怎敢忘记惭愧和恐惧呢？家中有老母亲，一个弟弟梁混，另有一人典教外郡。全家人口已经增多，向上侍奉父母、向下养育子弟的责任尚未完成。因此想到君主和亲人的恩德深厚，而报答酬偿还来不及，内心凛然，不能停止；可是子弟们还常常倚仗自己并不可靠的身体，安然不知戒惧，这怎么可以呢？于是铸造一口小钟，用来早晚警醒自己，并系铭文说：懒惰和骄傲，是我不曾听闻的德行；恭敬而谨慎，才能使自身富足。不要使心志分裂，要以仁人为老师；能够牢记这些训诫，就能长久保有自己的家族。《萧氏钟铭》（有序） 泰和城西柳溪之上，是乡里人萧玄辅居住的地方。玄辅改建房屋，使它宏伟高敞。于是冶炼铁来铸钟，放在家中，用以祭祀神明，也用来在黄昏和清晨自我警戒。他说，钟是八音之首、众乐之祖，可以调和神人与上下。于是来请求我为它作铭，并且让后世子孙知道铸钟的由来。玄辅为人和易而恭敬，侍奉祖母和母亲十分谨慎；五个兄弟彼此友爱，尤其深厚。经过他家门，进入他家中，孝敬友爱的声音接连不断。于是为他作铭说：房屋庄严而深广，堂上的楹柱高大挺立；精美的钟悬挂起来，发出洪亮的声音。它是众律的标准，是八音的法则。每敲击一次，百神便来感应；铿锵震荡的声音远扬，声闻于天。什么幽暗之处不能到达，什么隐微之事不能显明？只是善行不断积累，正气才达到和顺；气息感通，声音应和，降下的祥瑞就非常多。敬慎而不懈怠，福泽延及子孙；经过千百年的祭祀，永远没有穷尽。《泊庵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十五 明代梁潜撰写 说 《康惟中字说》龙泉康君秉恒，字惟中。他的朋友胄监生李士志拿这个字来请我阐明其中的意义。我认为，“恒”就是常；“中”也是常理所在。过头和不足，都失去了中道，也就失去了事物的常理。失去常理，那么各种事情颠倒而行、违背常道，就什么都不可预料了。父子之间的亲爱，君臣之间的义理，夫妻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次序，以及万事万物曲折细微的情状，不经过学习和思考就不足以获得认识，不具备真诚和敬慎就不足以使行为笃实。这正是惟中应当努力、应当明白的地方。唐、虞、三代的盛世，君臣世代守持这种道理而不失，所以它们的政治和教化有后世无法达到之处。周朝衰微以后，孔子的门徒守护这种道理，因此教化还没有坠失。等到黄老之学流行、异端学说兴起，百姓的耳目才开始有所沉溺。趁他们尚未沉溺而加以引导，《易经》在这方面的功效很大；等到他们已经沉溺，再去挽救，即使功效增加百倍，也很困难。孔子去世以后经过一千五百年，到宋代才出现两三位大儒，专心讲说这套道理，道理才重新显明。然而想把它推行到政治和教化中，终究还有做不到的地方，因为人们沉溺已久，迷惑已经根深蒂固。唉，这正是君子责成学者的事情，难道可以不知道怎样竭尽自己的心力吗？在文章辞藻和功名利禄方面苟且敷衍，在权谋术数方面纵横施展，在是非诡诞方面辩说周旋，使道理失去常态、行为失去中道，既危害百姓又损害大道，实在有说不尽的地方。惟中敦厚沉静而深沉，资质美好，又喜好听闻君子之道，那么对于这些道理，实在不可不认真考察。因为李士志的请求，所以我详细说明“恒”的道理和“中”的道理，不只是告诉惟中，也借此感叹世上那些从事教化和治理的人。《钟九成字说》遂江钟韶，字九成。他的朋友太学生李仕志拿他的字来请求我阐明意义。唉，韶乐的九成，是舜之所以盛大的地方。舜的德行感通天地，贯通幽明，延及昆虫草木，充盈周遍，畅达而没有间隔。因此它发出声音成为音乐时，击搏拊、敲击乐器，彼此感应；凡是有形之物，都受到鼓舞而跳跃，各自达到极致。庄周所说的“在山谷中便充满山谷，在坑中便充满坑”，以及“除去杂念而守住精神，以万物为尺度”的境界。庄子喜欢非难诋毁圣人，却这样称赞韶乐，正因为它达到了尽善尽美。相隔一千多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尚且为之忘记肉味；那么在当时，众多德行高尚、谦让有礼的人，又会是怎样呢？可惜时代越来越远，古代制作的情形已经无法知道。生在百世之后的人，只能想象其万分之一罢了。那么我凭什么又用九成来命名呢？我听说九成为人恬淡安静，不向时俗有所求，所以内心也没有什么牵累，常常能够自得。九成把这种自得之心充实到自身，实行于家庭，并推及乡党州闾；忠信、慈爱、善良的表现，和春天一样和煦，和气涵养万物，畅达流行，充满周遍而无不自得。这成为自身的快乐，还有什么能够超过它呢？程伯子看见一个小孩缓步行走而恭敬谨慎，说：“韶乐奏响了。”由此推论，便可知道音乐的根本。九成依此在自身求取，获得了韶乐的功用；将来可以看见芝草生长在岩谷，祥云覆盖他的庭院，这和九变而招致万物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还请姑且用我的话来体察它。《璜溪钓者说》孟璜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溪流，水声冷然，水质清澈。人们因为那是孟璜居住的地方，所以称它为璜溪；孟璜也喜爱这条溪流的美景，于是自号为璜溪。所谓“钓者”，是说孟璜性情温厚而有文采，诚信谨慎而敏捷，把自己所学传授给乡里的学生，乡里没有人和他相忤逆；又能安于贫困，不随意羡慕外在的事物。这条溪因此得名，而又寄托于“钓者”二字，是因为这正是他的志趣所在。有人对孟璜说：“您正值壮年，诵读诗书，奉行古代训诫，以明白仁义的归宿，将来一定会求取圣贤之道，把意念寄托在深远之处，玩味万物的规律而潜心于高明之道。如果确实有所获得，就把它推行于当世，这样大概可以使您的志向实现。若不致力于此，反而断绝世事，专享山林美景，在岩谷中抚弄松竹，观看鱼鸟浮沉，放纵自身于闲适安逸之间，把自己寄托在耕种和垂钓之中；这只是太平盛世中做官而疲倦归来的人，用来安度晚年、任情自适、恬然退隐的事情，难道是您所应当做的吗？”孟璜感慨叹息说：“您所说的，都是我心中想要的。舍弃富贵的快乐而趋向贫贱，昧于修养自身的方法而一心想着退隐，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只是我认为，若一个人从自身所得，确实有命运决定，那么安于目前的处境，也只是为了等待命运罢了。明知有命运却不能安于命运，这正是浮躁暴戾、贪婪冒进的人之所以可嫉恨、可憎恶的地方。您难道要替我希望成为那样的人吗？”那人听了高兴地说：“真是君子啊，孟璜！这不就是所谓安于平易的处境来等待命运吗？世上有郑公之谷、召公之墩、严陵之濑，都是因为那些人而受到后世无穷的推重。我知道在璜溪之上，那清风悠然、令人崇尚的品格，难道不就在孟璜身上吗？”我听说此事，便写下这篇说送给孟璜。孟璜姓刘，他的居所距离我的居所还有几十里；乡里的先生王伯洪，是他的岳父。王先生和我有通家之好，潜心笃学，却没有来得及出仕，又早早去世而没有儿子；有孟璜这样的女婿，却也没能见到他。《曾与贤字说》

译与贤，名叫启，“与贤”是他的字。他的名字和字有什么关系呢？大概是取“启贤”之意，指能够恭敬地承继贤德。一天，他请我作说，以此自我勉励。我和与贤一同在县学游学，喜爱文章，又是几代以来的通家。与贤的七世祖是通判忠愍公，他的妻子钟氏，正是我七世祖国子学录公的女婿家属。宋朝强盛时，两家都是显赫的士大夫家族，声名文采直到今天还在人们耳目之中。忠愍公去世时，他刚正守义、气节刚劲、奋发卓异，足以使百代彰明，激发余波而振兴衰颓的风俗。他和曾鸥江、萧清节一样，都是高风大节之士。每年在乡校祭祀他，神貌仿佛庄严得不可侵犯。即使樵夫童子、牧童、武夫悍卒，听说他的事迹也仍会毛发森然、寒毛直竖；何况作为后代子孙，难道可以不日夜磨炼自己，想着追随前代贤人的美德，不辱没他的功绩，继承发扬他的家业吗？何况与贤资质丰美、才华秀朗，像未经冶炼的金和未经雕琢的玉一样；一旦将其开采出来，冶炼锻造，雕琢成珩、玦、瑚、琏，铸造成豪曹、湛卢那样的名剑，能够刺穿犀牛和猛兽，达到天下最锋利的程度；又把它献入郊庙，使神明享用祭祀。这种将来有用的利器、今日罕见的珍宝，是多么美好啊！不愧对古人，才是不愧对忠愍公；不愧对忠愍公，才是不辜负乡校对他的祭祀。还希望你端正志向以振兴自己的气概，广泛取法以扩大自己的胸襟，谨慎选择所崇尚的事物，不要自行毁坏而随波逐流，不要停滞不前而不向前进取；这样就能延续前人的光明功业，使名声和实际都一同昌盛。这就是这篇说。《泊庵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泊庵集》卷十六 明代梁潜撰写 题跋 《题金谕德扈从北征诗》永乐八年春，皇上因北方边境骚扰不安，亲自统率六师，越过朔漠，深入万里之外，直抵极北荒远之地。大纛所指之处，神威武力和天子的威灵显赫震动边疆。当时以文辞任职而参加扈从的臣子共有三人，右春坊谕德金公防孜是其中之一。防孜平生只从事笔墨，长于记注；一旦身佩弓箭，随车载行于旌旗、仪仗、刀剑之间，军容的盛大，箫歌铙吹的纷杂，俘获敌人、献俘献馘的纷纭，都能尽情观览，这也实在壮观啊！难怪他每到一处，便总要把所见写成诗歌；凡山川风土的不同，触目而动心，情感有所感发而不能自已的，也都在诗中有所表现。诗共若干首，间或拿来给我看。我读到其中雄伟的篇章、杰出的作品，那宏大美盛的声音，洋洋乎、飘飘乎，所谓锐意进取、所向无前的伟大功绩，大概就在这些诗里吧？从前商朝征伐鬼方、讨伐昆吾，周朝平定玁狁、修筑朔方，当时人们亲眼见到这些事，便作歌颂传给后世，得以配合金石之乐，在清庙明堂之上演奏，直到今天仍不可磨灭。防孜所作，难道也是徒然的吗？百世之后，若有人想把它配入登歌、协和金石之乐，难道不会从这些诗中得到依据吗？《题罗氏先德记后》右边是庐陵新安罗西樵先生伯崇所辑录的罗氏先世铭文一册。他的儿子适均因泰和王君樵雪请求我为此文作跋。罗氏的先人中有一位融斋先生罗士友，是宋丞相信国文公的至交。丞相曾为他撰写墓志，称赞他忠信笃行；他的夫人萧氏去世时，撰写墓志的又是丞相。融斋的儿子存轩，在宝祐丙辰年与丞相同榜中贡，在庆元己未年又和丞相的兄长同年中进士。因此融斋先生有一位百岁母亲时，丞相曾带着礼物和酒到堂上拜见她；存轩去世时，丞相的兄长又作文章哭悼他。当时朋友之间，不仅情谊深厚，在文章翰墨以及尊贤敬老的礼节方面，也都倾尽心力、周备至极，世上未曾有过这样的情形。这也足以见出罗氏家族的盛况。唉！丞相的忠节与天地并立，他一生交往的大多是天下名士，何况那些交情特别深厚的朋友，不用说也可以知道了。融斋的曾孙求师，元代出仕为临江录事，后来弃官归乡，终身不再做官，他的品行尤其高尚。他的墓铭题为“圭斋”，欧阳公曾与他同年中进士。西樵是融斋的六世孙，和他的堂兄遁庵、芳洲都博学能文，读他们的文章便可以知道他们的品行。遁庵在元代任泉州路儒学教授，西樵任当今楚王府训导。只有芳洲没有出仕，但三人都已经去世。樵雪是罗氏的女婿。罗氏之所以兴盛，樵雪很能讲述其中的缘由。《题继志堂诗文后》自古以来，节操幽隐而高尚的人，刚直耿介、卓然自立；即使处在沉郁困顿、被废弃的境地，他们胸中所蓄积的志气，也终究不可夺取。我曾读《宋史·忠义传》和安公所作《杨氏忠节祠堂记》，知道宋朝之所以灭亡，以及杨忠襄公等贤人之死，他们刚劲的气概和正直的义理，实在足以与日月争辉，这是多么盛大啊！假使他们始终能够居于职位而施行自己的志向，宋朝就不会灭亡了。唉，真令人悲痛！忠襄公的第十二世孙汝济，因为书法好而被选入秘阁编纂文籍，闲暇时拿乡先生周君公明为他父亲仲伟所作的《继美堂记》和一卷文章给我看。我读了它，知道杨氏家族后继有人，忠襄公的声名、光彩和刚烈气节还没有泯灭。汝济沉静而好学，希望他更加努力。《题主一斋诗文后》右边是临川汪秉文《主一斋诗文总集》若干首。我读了它，因而知道秉文能够学习。所谓“主一”，就是以敬为主。敬，是德行的聚集。秉文涵养自己的心性，修治自身，并把这种修养用于接待万物、处理事务，全都由这种德行推展开来，那么他的斋名就不只是一个名称了。这正是圣人之学所以有始有终，以及程子教人“主敬”的地方。周子的主张静，张子向人显示礼，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根本却从未有差异。秉文应当努力，必须在这方面有所获得才可以。《题萧氏族谱后》右边是《萧氏庆源录》一册，由前乡贡进士萧云龙编纂。萧氏自梁国子祭酒萧子云起，传十六世到宋代某县丞，才开始迁居泰和；距今又传了十二世，全家大约已有数千人。每到岁时祭祀，诸位父老聚集在一起，全都须发洁白茂盛，衣冠整齐庄严，远远望去，使人不敢生出轻慢之心。当时侍立在旁的子弟，又都魁梧奇伟，具有超迈前人的气概，实在不可轻视，真是兴盛啊！他的孙子萧棻来到京师，因而请我题写。我既见到他家父老子弟的盛况，如今又看了这部族谱，所以为它题写。

译《书王修本遗墨后》右边是临川王修本先生所书写的李斯《上秦皇帝逐客论》一篇。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王英来请我写文章记述，说：“这是先人的手迹。先生如果肯赐予文章，那就是最大的恩惠。”文章和学问，不过是一件事罢了；然而要做好它并不容易。立言有一定的方法，而运用意旨的妙处，又在方法之外。李斯在这篇文章中，含蓄地寄托意旨、组织辞句，援引事物来寄托比喻，实在有不容易赶上的地方。王先生按照它的层次分段，在旁边加以标注，探究其中的脉络来阐明主旨，确实灿然明白。难道只是因为它的言辞有法度吗？也是因为体会到了它在法度之外的妙处。古代善于言说的人，无论到哪里都合乎法度，但他们所以这样说，却不是法度所能穷尽的。因此自唐尧、虞舜以来，言说者各不相同。谈论礼的不像《易》，《易》又不像《书》；周公、孔子的话不一定像皋陶、夔的话，孟轲的话也不一定像孔子的话。至于司马迁、班固以后，也都是这样。他们意趣的精深、思虑的隐显，有的由近及远，有的由疏入密。观者只是观看其中的妙处，就像武夫使用干将宝剑，抑扬回转、横斜排撇，千变万化而没有穷尽。果真可以只凭法度来求取吗？所谓大匠不能直接使别人变巧，也正是如此。这样看来，王先生对于这篇文章，虽然有意探究古人立言的方法，但他的用心并不专在这里，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唉！先生对于李斯这篇文章的言说尚且如此，何况圣贤精微的言论呢？他一定有自己独到的所得，只是还无法知道罢了。王英如今已是进士，能写文章，因选拔而任翰林庶吉士，把这篇书看得如同双手捧着的美玉一样珍贵；他的用心大概不减于尊父。我既为先生去世而悲伤，又为王英能够继承父业而高兴，所以为它题写。《题严氏族谱后》严氏本宗谱一册，上下共十八世，是其十六世孙元晏修辑的。如今翰林侍讲杨君士奇已经为它写了详细的序，翰林庶吉士王君直又让我题写后记。我近来从秘阁搜寻内藏的古今典籍，看见几卷我们泰和的郡志，急忙取来阅读，知道我们乡邦前代的文章、文献和忠义盛德，值得仰慕，也值得夸耀传述。等到考察他们子孙的贤能与不肖、能够继承家业的人，又不能不感慨悲叹。唉！前代兴盛而后代无人继承，古今都是如此。所谓值得仰慕、值得夸耀传述的，严氏就是其中一家。严氏先人中有一位名讳某的人，宋代任本乡县令。当时西境盗寇突然发起进攻，县令教导乡民谋划防守，城池因此得以保全，乡里的老人至今还能传述这件事。如今族谱没有记载，只在郡志中略有记载，大概元晏所修的谱只记到本宗，可惜没有看到完整的谱牒。然而胡忠简公铨所作《万顷先生退斋记》和挽思晦诗，郡志的记载与族谱相合。万顷就是玄晏的十世祖，思晦又是玄晏的十世从祖。当时忠简公因直言触怒奸臣秦桧而被贬斥，一时旧友都害怕，没有人敢和他往来；只有思晦毫不顾虑，还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忠简公作女婿。忠简公的挽思晦诗特别记载了这件事，读它可以看见古人的交友义气，令人凛然起敬。我从童年起就和元晏一起带着书册，跟随乡先生曾原友学习，见元晏长大后敦厚笃实、孝顺友爱，早已知道严氏的德泽是有后继的。我的舅父御史君因贡举来到京师时，有一个女儿还在襁褓中，便嘱咐家人说：“亲戚表亲中，谁有像元晏这样谨慎敦厚的？严氏的后代必定兴盛。我将要离开，如果为我的女儿选择女婿，一定要嫁到严氏。”距今二十年，元晏已经有了许多孙子，家族更加兴盛，而御史君去世已久；只是想到他如此准确地了解元晏，实在令人感叹。唉！我们乡邦像严氏这样的世家大族，难道还少吗？然而能够有像元晏这样的子弟，使家族前代兴盛、后代能够继承的人，大概就在这里吧？严氏越来越显明、越来越昌盛，我又可以由此预见了。所以一并写下这些话作为记载，使他的子孙读到后有所奋发。《题道统图后》右边是一册画有圣贤的道统图，是僧人道应作为礼物送给元代学士虞公邵庵的，经过三代传到今天。谢君把孔夫子列为首位，颜、曾、思、孟跟在后面；继而列出濂、洛诸位贤人，最后以紫阳夫子结束。唉！绘画者的用意真是深远啊！在百世以前创立道统的人，若不是孔夫子，就没有谁能够继承它；在百世以后探求道统的人，若不是紫阳，就没有谁能够折中取正。六经的述作，是用来描写圣贤的心；这幅图的绘制，是用来描绘圣贤的形象。形象各不相同，他们的心难道会有差异吗？不过，圣贤凭借道来传承，画者凭借图来传承。图在这里了，道也在这里吗？道没有方所、没有形象，即使是画者的笔，也有不能描写的地方。谢君笃信而好学，与神相接、与心相通，存在于这幅图之外的境界，即使我的笔也有不能描写的地方。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载。《题厚敬诗卷后》敬，是圣人之学；凭借敬来成就德行，无论修养自身还是接待外物，都不可片刻忘记，难道只是侍奉双亲时才如此吗？然而感情深厚的人，有时在礼文方面反而简略，圣人本来就曾以学者的这种失误为忧。秀才陈仲京在这方面用心，那么他侍奉亲人已经达到极致；至于修养自身、增进德行，以及圣人之学有始有终的关键，他又将每天探求其中的道理而不停止，他将达到什么境界，哪里能够估量呢？仲京又曾因书法好而被选拔，留在秘馆；那里是天下贤士聚集的地方，也是礼乐的府库。广大宏深的议论，制作礼乐的深微旨意，综合施展和收敛的各种方法，每天都接触于耳目，内在的涵养因此深厚，外在的学识也更加广博。我知道仲京的成就，大概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登上他的堂屋，读他的记文和序文词句，因此为他写下这些话。《题松斋处士潜德卷后》我过去代理阳江县令时，正好金华朱君思全在广东新会县任县丞。新会和阳江接壤，我听说思全为政开明通达而简易，想见他一面，却没有机会。过了很久，我们在新兴相遇，饮酒十分欢乐。等我来到京师，又过了三年，思全也来共同修撰《永乐大典》，出入秘阁，彼此往来，我更加知道朱君端庄安静而恭谨俭朴，他的才能足以整治政务、建立事业。我想金华多有名士，所以思全能够受到熏陶，才具器识达到如此程度。一天，思全经过我的旅舍，拿前太史苏君伯衡为他的先父松斋处士所作的世系和墓铭，以及学士解君缙所作的表文给我看。我读了它们，知道朱氏先世多有显贵，而松斋的恭敬诚信足以使乡里信服，友爱兄弟足以率领宗族。我由此知道思全的贤能，是有来由的。思全的侄子仲智，曾任我们吉安郡守，也廉洁公平而有威严，百姓至今还怀念他。

译《题姚通判望云思亲图》右边是《望云思亲图》。通判吉安府的姚君某在外地做官，不能忘记亲人，于是画了这幅图来记载自己的思念。通判君诚心爱护亲人，又能把这种爱推及百姓，所以郡中的士大夫都乐于称道通判君能够把孝道施行于治理之中，并为他作歌咏。吉安是大郡，百姓众多，治理它尤其困难；唯独通判君把爱亲之心推及百姓，所以百姓也非常爱戴他。《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作为百姓的父母而没有和乐平易的行为，怎么能使百姓不轻视自己呢？我观看这幅图，诵读诸位贤人的歌咏，不仅知道通判君的贤能，也感叹世上那些作为百姓父母的人失去了治理之道。《书南溪萧氏族谱图后》萧氏在五代时有一位名叫球的人，从金陵迁到长沙。萧球生下军巡判官萧觉；马氏之乱时，萧觉迁居吉州永新，后来又迁到泰和禾溪。他的儿子茂贞迁到卢源，茂贞的儿子▯又迁到卢滩。▯的长子大承事，才开始居住在南溪。从萧球到现在共十六世，居住在南溪的已有十一世。承事的五世孙鹏举，才因荐举任苏州府同知，历任山东都转运盐副使。他任官时清廉洁白，终身曾为先世修订族谱；谱中有把弟弟列在哥哥之后的若干人，历来沿袭而没有更改。萧君把这些全都列出并加以订正。唉！他修谱如此，他办事的大概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距萧君去世已经五年了，他的弟弟鹏翔不忍使兄长的善行湮没，拿族谱请翰林学士胡公为它作序。学士君和运副交情深厚，于是为族谱作序并记述他的品行，特意使观看族谱的人读到这篇文章，知道运副兄弟的贤德，也知道萧氏之所以兴盛正在于此。至于世上那些修谱时妄加混乱、乖谬错误，不知道订正，反而任意窜改、盗取、移动，以此自欺的人，真令人叹息啊！鹏翔把运副君的孙子凖列在儿子叔炎之后。学士君又把凖改名为封，他对运副君如此不忘旧情。于是连缀这些事写在这里，用来显示两人的交往情谊达到了极致。

译《题西园翁传》西园翁住在城西，我家又在他的西边，靠近柳溪，有几亩菜地，松竹云霞，渺然如同岩谷般幽静；这是先父畦乐公早晚吟咏、放情其间的地方。翁的园子不到一亩，横跨在大道旁，种蔬菜、栽药草，香气浓郁，过路人常常侧身张望。他园中所得到的适意，大概和先父相同。先父喜欢饮酒，翁也任意饮酒，因此两人常常往来；草径苔道上留下许多鞋印，不是翁的就是先父的。翁如今虽然已经老了，仍然像年轻时一样痛饮豪谈，唯独先父已经去世，真令人悲痛！翁的学问最为笃实，往年曾在三华萧先生门下学习经书；那时我还是儿童，还不知道学习。翁用所学在乡里教人，将近三十年；而我后来出仕，走遍天下，在朝廷列职，也已经十五年了。追念往事，恍如昨日；忽然得到亡友杨之宜为翁所作的传，读后更加有所感触。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传后的题记，此时距离之宜去世又过了一年。《题冠朝郭氏家录后》右边是《郭氏家录》一卷，共七篇。前吏部尚书刘公崧已经编录并订正其中的错误，区分篇次，又在后面题写跋语，刘公在这件事上真是用心了。郭氏从唐代汾阳王郭子仪传九世到郭仅，郭仅和他的儿子郭之美一同考中宋景祐二年进士。郭仅任祠部员外郎，死于任上，追赠太常博士；郭之美任屯田员外郎、定国军通判，编修国史，升为集贤学士后去世。家录中所收，有真宗赐给进士的诗，博士登第后所作的七言诗，以及仁宗时的诰词等。又有当时所作的一通彦常墓铭，读它知道他的父亲庆甫在嘉祐初年欧阳公主持贡举时考中丙科，和东坡苏内翰、南丰曾舍人都是同年。他的母亲陈夫人，是丞相尧叟的孙女；彦常娶南丰曾氏，是曾舍人的侄女。后来庆甫去世，为他作墓铭的是同榜第一名章衡，为墓额题字的是坡公，而为彦常墓作表的又是坡公的儿子迈。在郭氏兴盛的时候，一门之内的朋友、姻亲，没有不是显贵之人，仅由这些也可以看见其盛况。可惜文献所载散佚零落的很多，这些还只是十中一二罢了。博士父子的事迹，郡志所载也和彦常墓铭相合。然而从集贤学士以后，谱系被后人散失，世代次序有无法考察的地方，这又是非常可惜的。这部编录仅保存于集贤学士的远孙存敬手中；存敬去世后，流落到其他姓氏之人手里，他的侄子郭存又得到它，将其完整编辑起来。于是趁空闲请我写下这些话。宋真宗、仁宗时代的盛况，博士父子得到的际遇非同寻常，天下士人谁不仰慕而重视他们？诰词中所谓“名冠朝廷”，难道是虚话吗？那么，他们残缺的编章和遗留的墨迹中凡有可以考察的，都是本乡人士和读书人所应当珍爱重视的，怎么忍心看着它们消亡呢？这正是尚书公对此拳拳用心的原因，何况他们的后代子孙呢？因此为它写下这些话，以保存贤人的遗迹；从他在这件事上的用心，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题汤君如川潜德堂后》我读谢太傅称赞陆士云身长九尺、声音如洪钟的记载时，没有一次不悲叹。我的朋友如川也是这样。如川相貌魁梧奇伟，孝敬而慈爱，和人交往时气度十分和悦；即使随意谈笑、尽情倾吐胸怀，他对人的爱护和敬重也总是自然流露。如川去世后，当时和他交往的人都相继作文章来哀痛悲悼他的不幸。读这些文章的人仿佛看见了如川本人，大概是因为他们交情深厚、了解深入，所以文章中的言语和他平生没有不同。世上那些苟且追求富贵、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人，有时强行请求文人才子写下谬妄之辞来欺骗后世；读这些文章，和本人一点也不像，实在可笑至极。后世的人如果想了解如川，不必亲自接触他的面容，读这些文章就足够了。我和如川分别已有十年。我来到京师的第二年，如川由科举选入翰林，受到皇帝的简拔和优遇，恩宠十分深厚，正期待他在当世建立显著功业，以光耀他的双亲，然而如川已经去世了。他死后，连几尺长的棺材也未能保全，最终还毁于火灾。唉！世上贤能如如川而遭受这样惨烈灾祸的人，难道偏偏只有他吗？死生本是常理，君子一向修养自身来等待它们；其中寿命长短、得失成败，又何必深究计较呢？如川的心志、才质和品行，诸位公卿的作品中已经记述得很详细了，我姑且写下这些话附在后面，使他的双亲读到后知道：如川虽然已经去世，但他所托付、能够流传后世的东西，正存在于这里而无穷无尽，也就不必过分悲伤了。《题刘州判墓铭后》泰和人刘仲启，是前吏部尚书槎翁的侄孙。尚书公待人虽然和蔼随和，内心却极其简静庄重，很少赞许别人，但唯独喜爱仲启。仲启任陕州判官时，因一件事情被押到京师，案情没有查清，尚书公立即替他在朝廷上申辩。仲启年轻时很有奇气，喜欢带弓骑马，曾经成群结队到深山打猎，遇到猛虎，独自上前将它格杀，心里因此更加自负勇壮。后来他改变志趣，专心读书，跟随尚书公及其弟东园先生讲学，逐渐得到磨炼，才能更加振发；把这些才能施用于政务，显得非常宽裕有力。然而人们常称道仲启任州官时的一件事：州治旧有邵公祠，祠中有怪异之物，曾在夜里看见四名女仆，各穿华丽衣服、手持一支蜡烛出来，说是邵公，谁也不敢靠近。仲启知道这是怪异之事，便从祠堂旁边搜查，找到两只老狐狸，把它们杀了。不久又看见池中莲花颜色异常鲜艳，便命人除去，池水也因此变红，怪异现象于是止息。大概州里人都这样传说，他家的僮仆舆夫也这样说。翰林院庶吉士余学夔又替他写了传记，记载得很详细。唉，也真是奇异啊！《春秋左氏传》所记载的怪异事情很多，后世不免讥笑左氏喜欢谈怪异。孔子不谈怪异，难道是因为怪异容易使人迷惑而难以弄清吗？老子又说，治理达到极盛的时代，鬼怪也不能显灵。既然如此，假使以前治理陕州的人都像仲启这样贤能，怪异之事也就不会发生了。仲启既然英俊伟岸，又得到尚书公兄弟的培养和提携，他治理地方一定会有非凡的政绩，可惜州里人不知道，只传说这件怪事。事情奇异，本来就足以震动人的耳目；只是他们不知道，仲启对此不过是偶然遇到而已，他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在这里。仲启的孙子鲤考中乡试，拿山东按察佥事晏彦文先生所写的仲启墓铭给我看，我读到这里很有感慨，于是题写此文以记下这件事。题写《刘公辰宗谱》之后

译北京行部侍郎刘公辰的宗谱一卷，从刘公往上记到五世祖刘载为止；刘载以上的谱牒已经遗失，无法知道的内容，就不勉强续写。刘载生元代婺州万户府经历刘季，刘季生常州万户府知事刘良。刘良生刘毅。张士诚的军队围攻常州时，援兵始终没有到，刘毅带着蜡书乘船沿江取道到浙江行省求救，还没有回来城就陷落了。城陷之时，刘良独自不屈，全家十多人投水而死。刘良就是刘公的叔父。刘公的父亲曾把这件事告诉刘公，刘公自己也能讲述张士诚成败的经过以及叔父死时的事情，并记得年月，只恨当时的褒奖抚恤没有顾及到他。刘公为人喜欢谈论，对天下大事慷慨激昂，很有志向。当太祖高皇帝渡江时，刘公任另一位将领幕府中的属官。今上即位的第二年，编修高皇帝实录，刘公和我都参与编纂。凡当时征战取胜的功劳，有些宿将旧臣不知道，或者虽知道却不能完全说清的，刘公只要讲上一遍，听的人就好像身处当时、亲眼看见那些事情一样。退下来再查考记载，全部与事实相合。相隔几十年，记忆还如此强而不忘。史书编成后，刘公被任命为江西参政，任满归来，不久又升任现在的职务，但没有让他烦劳办理事务。大概皇上想多了解太祖时期的旧事，只有刘公能够讲述，所以才有这项任命。刘公在江西治理政务，尤其懂得大体，虽然年老，气概仍和壮年时一样。如今看他的族谱以及他的经历、遭遇和顺应时势的情况，连同他先世的忠贞节义都显著可见，可以说非常盛大了。我惋惜他的叔父死节之事没有载入史书，而刘公的出仕和退处，将来一定会有太史记录。因此我把这些写下来附在他的族谱之后，使它收藏在家中。题写《赵氏族谱》之后 这是天台木庵赵先生季通所修的本宗族谱，从恭肃王赵元俨到先生，共十三世。恭肃王以下到赵汝防，共九世；他们的世次在《宋史·宗室系》中记载得很详细，可以在那里看到。九世以后到先生，则不再见于《宋史》的记载，只见于先生所修的族谱；但其世次仍沿用先朝排列的字辈，依照他们所出自的宗支排列，所以先生尤其把这一部分记载得详细。然而族谱所载与史书所记略有不同，先生也不敢增删族谱来求得与史官所记相合。大体说来，族谱中从先世传承下来的记载，未必都是失实的；古今史官所记载的事情有详有略，也未必完全掌握了真实情况。这也是先生修谱时的深意。先生忠厚而有文才，起初任永丰县令，改任国子博士，第二年升任司业，又过两年改任北京国子司业，升为赵王府左长史。当时临川董公子庄也从北京国子司业升为右长史。两位先生离开太学已经很久了，但说到贤能的司业，必定把二公并称。等到他们任长史，士大夫又认为这是当时最优秀的人选，别人都比不上；他们真值得敬重啊！赵氏的后代，为什么这样兴盛啊！因为先生请求我为他的族谱题字，所以连同这些一并写下。题写《胡氏族谱》之后 户科都给事中胡濚和我一同扈从皇上返回，从北京回来后，趁空闲拿出他先世的族谱一卷，请我题写。考察胡氏的先世，本是南昌人，有个名特的人，被追赠为太傅、岐国公；他为躲避五代的战乱，迁居晋宁。三代之后有胡宿，侍奉宋仁宗、英宗，历任官职至枢密院副使，他的功业显著地载在史册上。从此以后，像尚书右丞宗愈、转运副使宗哲、端明殿学士世将，以及登上两府、列为侍从的人，大概都曾一个接一个地在当时显达。他们中名中立、任常州制置使的，就是现今给事君的五世祖。唉，真是多么兴盛啊！给事君为人温和安静而谨慎缜密，早晚侍奉皇上左右，承受的恩宠尤其深厚。大概他的先世积累深厚，所以恩泽延及后代也很长远。族谱是用来记载先世、告诫后代的。假使先世显赫盛大的积累足以流传无穷，而子孙却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来承继先业，那么没有不在世上逐渐泯灭衰败、自己也无法显现的，真令人叹息。因而看了胡氏族谱，我知道给事君的贤能，私下替他高兴；同时也由此知道，那些德行盛大、才能通达的人，受到世家庆泽的熏陶涵养而成就起来，未必不是由于先世积累的缘故。

译题写《为善堂》卷之后 同安、宿松人詹子渊在小孤山脚下建了一座堂，取名“为善”。永乐癸巳年秋天，我上京师，乘船途中留宿山下，遇到子渊，很赞赏他给堂取的这个好名字，便告诉他说：“人想要行善，就像农夫种谷；即使选择良种播下，也免不了会长出稂莠，而如今播种的竟是稂莠，想盼望它结出良种般的果实，可能吗？人不行善，却想祈求善行的报应，绝没有这样的道理。”子渊确实真诚地行善，而他的堂又特别优美。长江水流经九江，汇合南韶、西蜀、鄱阳、洞庭的水，聚集在一个山谷中；小孤山的山峰高耸，独自正当水流冲击之处，云霞飞动荡漾，蛟、鼍、鱼、龙出没，种种变幻奇怪、恍惚难测的景象，使看见的人都心惊目眩。子渊早晚在这里观览，也足以使自己快乐。堂名取“为善”很好，又兼有这样的胜景，所以我把行善的道理告诉他，并且说起这里的胜景，用来记下我游览子渊之堂的经历，也使两方面都得到记录。题写篆书《千字文》之后 如今的篆书，大体上本于秦人的小篆。秦始皇刚刚兼并天下时，命李斯创制这种文字，废除那些与秦文字不相合的写法，取史籀的大篆加以省略改造。因此字形稍微减少，常常借字来通用。汉代许慎编写《说文解字》，就是以此为根据的。然而孔子的六经、左氏所述的《春秋传》，都以古文字为根本，保存仓颉以来以及文王、武王、周公的旧制，所以那种文字未曾简略过吗？如果不以六经所保存的完整文字为依据，而专门遵从秦代的省略改造，那也就不足为怪了。许慎编《说文解字》，依据的是李斯的省略改造，却不知道文王、武王、周公以及孔子六经的旧制，这又是为什么呢？幸好六经还存在，自然可以考察出来；而秦代省略的部分，并不妨害经书的完整。学习古文字的人，大概应当从这里加以考察吧？或者有人能够扩展充实它，使篆书的形体和功用达到完整的极致吗？我的同乡刘彖喜欢研究篆书，我很喜爱他。于是替他求得中书舍人陈公登所写的《千字文》，让他把它作为学习规范，并且把这些话告诉他。虽然如此，三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物，在秦代湮灭、再也不能看见的很多，难道只有书法这一件事吗？题《鹡鸰图》近来有个边文进，擅长画翎毛。他替翰林周编修孟简画了一幅《鹡鸰图》，极其精美。大凡画鸟，要紧在于表现它飞翔鸣叫时的意态；而画鹡鸰，还必须有为同伴遭遇急难而忧心的神情，这又不只是形似飞鸣而已。边公画这幅画，笔法似乎也有些疏略，但仔细观察其中的意态，大概不是草率作画的人所能相比的。难道这就是欧阳公所说的忘掉形体而得到神韵吗？唉！诵读《华萼》诗，又在这里看到这幅图，真能使人感动而生出喜悦之情啊！孟简请我题写，所以写下这些话记在画后。题萧予乔行卷 从前苏东坡用灯光照着墙壁，亲自画自己的画像来问人，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都知道那是东坡。我曾对此感到疑惑：那些曾经见过东坡的人，当然知道是东坡；假如没有见过他，又从哪里知道呢？但我又想，像东坡那样英伟豪放的气概，难道一定要仔细辨认眉目是否相像以后才能看出来吗？予乔擅长写真，他来到京师，所遇到的人无论贵贱老少，凡是道人、剑客、书生、少年等人的形貌，他画出来总是很像。我曾请他画我的小像，我自己不能判断像不像，便拿去问别人：有的人平生与我熟识，仔细端详后却无法判定；有的人只是偶然路过，一看就知道是我。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于是仰头思考：难道那些反复观赏、仔细研究的人，只看到了外形是否相像？而那些一眼就认出的人，反而确实领会了神韵的妙处吗？外形不能不像，神韵却存在于相似与不相似之间，这是尤其难以做到的，而予乔做到了。他的技艺难道不好吗？我将请予乔画出山林幽谷的情趣，描摹烟云的遥远踪迹。他回去时，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等待他再次回来。题宋理宗墨迹 这幅墨迹中的“光风霁月”一语，是宋代太史黄山谷用来称道周濂溪先生的。宋理宗在处理万机之余，挥笔写字，竟然写到这句话。他尊崇道学的诚恳心意，从这里大概可以想见。可惜后来任用权奸，国事一天比一天衰败，实在令人叹息。尊崇圣学，没有比理宗更甚的；但用人一旦失误，宋朝的衰弱就更加严重了。得失的关键，可以从这里看出来。题写《袁镛死节传》士大夫在生死关头受到忠义激发，并不一定要负有治理百姓和国家的职责，只要合乎道理就行。只要做得合宜，即使是街巷中的平民，其志向节操之高也足以令人崇尚；与那些身居高爵重位、一旦遇到祸患便反而污浊卑屈、徘徊退缩、苟且偷生以求自保的人相比，他们的得失相距难道不是很远吗？宋朝有个士人叫袁镛，字天与，是四明人。他只是一名进士，在德祐丙子年间，国事已经无可挽回，彷徨而无所归；恰逢元军逼近他的家乡，于是奉他的朋友、治海制置使赵孟传的命令，慨然前去陈说大义，最终不肯屈服，遭到慢骂，死在烈火之中。唉！天与的死，可以说合乎道义了。宋朝灭亡时，死节之臣大多光明伟岸、卓异杰出；天与尤其有值得称奇之处，他不是那种享受俸禄却不肯躲避灾难的人所能相比的。至于全家十七人听说此事，也都投水而死，唯恐辱没自身而辜负袁镛，这就更加难得了。天与死后，只留下一个幼小的儿子泽民。泽民的孙子珙，因忠诚正直受到圣上知遇，任太常寺丞而终老。珙的儿子忠彻，如今任中书舍人。一门之内，父子都荣耀显达，上天对袁氏的报答，可以说并不薄。读了他的传记而感到惊异，因此写下这些话。

译题写《杨处士墓铭》之后 成为君子，只在于内心仁厚罢了。内心仁厚，那么从自身的行为推及家庭，再推及乡党，乃至鸟兽草木，没有不蒙受他的恩泽的。假如内心不仁，那么从家庭到乡党，也会有人受到他的祸害。想望他还能恩及万物，怎么可能呢？我看建宁杨处士，平生急于行义、乐于施舍，因此惠及他人的事情，从宗族到乡党，多得数不清。至于告诫人们不要毒害溪中的生物、赎买雏鸟幼兽，告诫春天不要焚烧山林之类，他对于万物的爱护，也无不周到。说他的内心不是仁厚，可能吗？至于只凭几句话就制止暴行掠夺，使城中老幼几万人得以活命，那么他的恩泽就更大了。平民通常担心自己的施为范围狭小，而处士所做的竟能达到这样；假使他有爵位、负有治理百姓的职责，所到之处又会怎样呢？处士的妻子姓阮，治理家庭尤其有法度。如今他的孙子荣，任职于禁林，又兼任侍奉太子的官，恭敬谨慎，少有能与他相比的。他将来的成就实在不可估量。传记说：“仁者必有后代。”难道不可信吗？因读诸公为处士及其妻子所写的铭文、墓志和行状，私下心生仰慕，于是替他题写这些文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题写《庞氏族谱》之后 这是吉水庞君文远所修的族谱一卷，从六世祖叔达以下开始记载；上面有无法考察的，就空缺不写。他们的先世中又有把叔父作为儿子的人，也都一一纠正。文远可以说懂得修谱的方法了。族谱是为了说明我们的出处；有所脱漏，宁可缺着，也胜过勉强补足。世俗往往牵强附会，强行承接别人的族系，以此断绝自己的先祖。至于尊卑次序这一人伦大事，反而忽略不顾。像文远这样做，他超过别人难道不是很远吗？庞氏先世最为兴盛，如今文远的侄子明叙，又凭善于书法入仕，任中书舍人。他为人循谨温雅，明叙是我所了解的；至于我不了解的，恐怕还有很多。先前兴盛的家族，常常担心后代不能延续。庞氏积累一百几十年，仍然这样日益兴盛而不衰，难道不是先世积德深厚所导致的吗？他们的族谱理应及时修成。族谱完成后，明叙带到京师，我看了它，于是写下这些话记在后面。题写《唐诗》之后 唐代各家的诗，除了襄城杨伯谦选录的以外，几乎都废弃不见于世了。我也认为伯谦选择得很精当，其余的即使不见，也没有什么妨碍。然而学习诗歌的人，对于名家的作品，本来应当通读全集。何况珠玉般的作品，即使淘汰瑕疵之后，仍有精华奇绝、尚未泯灭的篇章，值得喜爱而不忍舍弃。读者只要懂得如何取舍就可以了。这部诗编是我从翰林侍讲邹君仲熙和修撰王君行俭那里得到的，他们二人搜集编录得很勤勉。可惜其中五言、六言古体诗还没有来得及编入。我已经抄录成卷，于是写下这些话记在后面。题写《阴何诗》之后 这是阴常侍阴铿、何水曹何逊两家的诗，共若干首。我已经抄录成一卷，又把宋代秘书省校书黄伯思所作的《水部叙尾》一篇抄录附在后面。看《叙尾》中所称的两家诗，起初数量还很多，如今所录的，只是十首中失去了八九首之后的残余。保存下来的不过是零散的剩余，而世上又很少得到它们的版本，也实在可惜。诗歌发展到这两家，辞藻更加绮丽，但格调的卑弱也到了极点。所以古代选诗的人到这里往往弃置不录，并不是没有道理。虽然如此，唐代诗歌的最初声调，实际上正由这里发端。因此即使李白、杜甫那样豪迈的人，也不断喜爱、欣赏、称赞、仰慕它们；他们的诗句往往还有很相似的地方，那么又怎么能因为两家的格调极其卑弱就轻视它们呢？只是它们的音调距离古诗已经很远，距离唐诗又还没有完全纯熟，这就是它们成为两家作品的原因。近来大概有人仰慕并仿效他们，于是选择其中写得相似的若干首附在后面，也足以看出作者用心的地方。题写《柴宗礼传》之后 前任史官苏公伯衡所写的《柴宗礼传》说，柴宗礼安葬了死去的朋友金观，又安葬了三具无主尸体。我读到这里，感慨叹息道：“宗礼真是笃厚地奉行友道的人啊！”君子的行为，无论大小，只要合乎正义就可以了。正义所在，即使事情很小，也可以由此推知他的志向很大；即使是千驷万钟那样的富贵，以及杀身成仁那样的艰难，也都可以由此类推看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志本来就坚定在这里，只是当时引发它的事情不在于此罢了。柴宗礼所做的事，安葬死友这一件，并不是特别高尚难行的道义，但他的内心可以说急于实践正义了。由此推求，如果天下的事情有比这更重大的，确实能有像宗礼这样的人去做，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何况宗礼廉洁守节、行为美善，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假使让他在当时施展才干，就会看到他的雄名伟节流传后世而无穷。可惜他的成就止于此了！然而我看古代君子，难道一定都要在当时充分施展，才能在后世留下不朽名声吗？世上观察人物的人，往往惊异于人在平常中的非常表现，却常常忽略平常的德行而不加察看。宗礼的事情就是这样，这又是一件令人感慨的事。因此替他写下这些。宗礼有个儿子某某，在朝廷任职，后来由兵部武选员外郎升任江西参议，声名很显著。如今又调入朝廷任兵部职方郎中，据说是这样。题《寿乐堂诗》卷之后 南丰李宗桓的母亲夫人，年八十岁，既长寿又健康强健；宗桓亲自致力奉养她，供给丰厚洁净、鲜美精好，是当时极为难得的。于是又建造一座堂让她居住，取名“寿乐”。众人都作诗歌来赞美这件事。宗桓请我写几句话。世上有像宗桓这样孝敬母亲的人并不少，但想找奉养母亲能像宗桓这样的人，千百人中也只有一两个。宗桓任阳江县丞，处理政务开明敏捷、通达周详，凡是位居他上级的人都称道他。大概宗桓能够使自身显达荣耀，并把这种恩德施及亲人，也差不多可以说是以自己的志向奉养母亲了吧！诸位君子在堂中歌咏、赞颂、祈福，实在是应当的。我曾任阳江令，和宗桓同官，因而写下这些话作为记载。

译题写《胡学士扈从记》之后 所谓《扈从记》，是今任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的胡公跟随皇上巡幸北京时，在路上所写的记录。从二月壬午到三月庚午，虽然是在随车和行宫之间，但没有一个时候不在皇上左右。大概胡公因为学问深厚、忠诚纯正，被皇上记在心中；当时皇上谋划政事、明断决策、经营治理的深远意旨，有些公卿大臣不能理解、也难以说出的，胡公都预先承受并参与讨论，却从不凭借这些话去干预别人，别人也无法听到。我原以为他所记的正在这些事情，打开一看，却全是山川道路、耳目所及的见闻，直到起居饮食等细小事情，难道这些都是胡公平时不说的内容吗？还是想写而在义理上有所不便呢？古代史官执笔记录，士人记录言论；他们确实有所记载，才能流传无穷。然而史官所记的事情，士人有些不能参与；士人所写的事情，史官又有些来不及记录。唯独胡公如今以文章闻名当世，又遭遇非同寻常，因而得以兼具这两方面；对于朝廷盛美宏大的功业，既在记注中发扬铺陈，又形诸歌咏，足以显示给万世，使其在士人和史官各自职分所能记录的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可以说两方面都尽善尽美了。他又利用其余的空闲，从自己亲身所处的行动、停留、做事和休息之间，一直到与朋友交往同游、清雅议论和高雅玩笑相互接触，都详细完整地记录叙述，没有遗漏。在这里可以看出，胡公即使平日宴饮闲适、情绪放松而意气舒畅的时候，他待人接物、周旋应答之间的事情，也都坦荡得可以写出来给人看；并不像其他人闲居时所做的事，往往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想找出可以写出来给人看的内容，根本没有。唉！这就是胡公不可企及的地方，而皇上如此厚待他，也是有原因的啊。题写《葛氏族谱》之后 庐陵在宋崇宁年间，葛文康公任州教授。当时跟随他学习的有三百人，后来大都成为世所知名的儒者。葛公离任后，历任官职至中书舍人兼给事中，最后以国子祭酒的身份退休而去世。后来庐陵士人共同建祠，供奉葛公的塑像，并与欧阳文忠公、杨忠襄公、舍人王公并列，称为四贤。胡忠简公还为此写了记。当时距葛公离开州学已经六十年了。此后直到宋朝灭亡，庐陵忠贞节义之士接连兴起，在乡校祭祀的声名与天地同在，而葛公的容貌也仍然如旧。每到时节祭奠荐献，从没有懈怠疏忽。士人祭祀先师，在礼法上本来就是应当的；总的说来，是因为葛公的教诲存在于人心之中，不能忘记。距今三百多年，葛公的十一世孙太常寺丞清隐拿他的族谱请我题写。我想到自己常在乡校拜谒葛公的塑像，诵读胡忠简的记文，仰慕他的功烈；如今又和太常君因为同乡之谊一同在朝廷任职，看他的族谱，知道他的子孙众多而且贤能，怎能不更加敬重呢？因此写下这些话以作记载。题写《薛节妇传》之后 我读了翰林编修郑好义所写的《宁海薛节妇传》，不禁叹息！如今这个时代，闺门妇女的行为中，如果有合乎古代道义的，大概可以用来警戒世人。薛节妇年纪还不到三十岁丈夫就去世了，最终能够守节，发誓至死不改。唉！这正是共姜氏《柏舟》诗所以被圣人记录、垂戒无穷的原因。她不过是一个妇女罢了；至于杰出而忠烈的士人，世上难道没有吗？假如把他们的事迹记载下来，也都能够用来警戒世人。题《高闲云集》之后 这是《高闲云集》一卷，共有诗若干首。它是北京国子司业董君子庄的父亲养性先生遗留下来的作品。先生居住在山林之间，平生没有任何外物扰乱他的内心，所以表现在诗中的情怀，自然而然地旷达超脱，超出万物而无人能及。唉！先生去世已经很久了，读他的诗，可以想见他的胸襟气度。他也真善于表达自己的性情啊！先儒认为，人若能把真实情性涵养到极致，那么各种思虑自然会精明。先生大概就是用情性来涵养自己的人。假如知道先生所涵养的东西，那么他不可企及的地方，难道只有诗歌这一件事吗？《琼林万玉图》引 蔡君学渊还是秀才时，陈仲京为他画《琼林万玉图》，笔意精美雅致。京师所见尽收其中，就像渭川千亩竹林，使人的尘俗思虑顿时消散，茫然若失。学渊和仲京曾经一同参与修书，在秘府中和众多士人相处，出入雍容华贵的玉堂官署，显耀而荣耀。这幅图的创作，难道是别有深意吗？仲京是我的同乡，年少而有美好的资质，他在学问上的进步还没有止境。愿他像经受风霜的劲竹一样保持坚贞的节操，直上霄汉。将来我一定会看到他的成就，希望他努力。题《香山九老图》之后 我曾读南华生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天地的平和，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他又说：“无为就能从容自得，从容自得就能使忧患无从停留，寿命也会长久。”香山九老果真都是这样从容自得的人吗？九老中年纪最大的是元爽，年纪稍小的是乐天。乐天做官游宦三十年，退居洛阳，召集九位老人举行尚齿会。洛阳是天下最壮丽的地方，九老又是当时最风流的人物。在石楼、香山之间，龙门八节滩之上，少数如星的才俊光彩闪耀；衣冠人物高洁伟岸，宾客游人纷纷而来，纵情欢乐。有人弹琴奏《秋思》的商调，有人叫家僮演奏《霓裳》的大曲，有人命小歌伎唱《杨柳》的新词，兴尽才停；他们傲然谈论天下得失，哪里会让这些事情劳累自己的内心？即使与刘伯伦听到妻子的话却不理会、王无功游于醉乡而不愿回来相比，又怎能仿佛比拟他们快乐的边际呢？他们确实就是所谓从容自得的人。虽然如此，人们只知道九老已经年老，却不知道九老尚未老时的情况；只知道九老非常快乐，却不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忧虑从未忘记。当时唐朝纲纪已经松弛，藩镇跋扈，宦官擅权，士大夫因此被斥逐。

译即使有裴晋公以自身关系着国家安危，又哪里能够稍稍吐露胸中的不平之气呢？于是九老在岁月流逝中坐看自己渐渐老去。他们把自己寄托在流连放纵、任意抛弃世事之中，难道真是本心吗？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好勉强宽解自己罢了。何况洛阳处在天下中央，是四方用兵必争之地；一旦发生像前日安史之乱那样的不幸，那么台榭苑囿的美景就会全都变成茂盛的荒草，怎么能够保全他们的快乐呢？我知道九老虽然衰老，也未必不会想到这些。否则，九十岁的尚父姜太公还想着为周室筹划治理，八十岁的绮里季、东园公、夏黄公、甪里先生还参与为汉家确定储君。九老虽然衰老，难道果真可以对世事毫不关心吗？那么九老所谓的从容自得，其实正是所谓的忧惧不安。我因此特意把这一点揭示出来，使世上有志于侍奉君主的人不要拿九老作为自己的托辞。九老并非出于得已才如此；只是九老中有个僧人如满，如今已经去世，疑心原来应是弘文馆诸位老先生的图像，却遗失了一半，不知道是否如此。中书舍人解缙已经为它写了前序，给事中王子诚请我为它写后序，事情就是这样。梁用之墓碣铭 永乐十五年，皇上巡幸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宫监国。南京一切南方政务，只有文武官员的任免、四夷朝贡和边境警报调兵等事，才由皇上送到行在处理；至于祭祀、赏罚等一切事务，有关部门按照成规上奏，批准后施行，事情办完只需由主管部门把始末写成奏本报告。皇上后来生病，两京相距数千里，支庶中萌生异志的人在内勾结宠幸之臣，制造虚假言论进行离间，又有一两名近臣在外相助。于是宫禁近臣侍奉监国者都惴惴不安，只求苟活；朝夕之间，依赖皇上圣明，才终于保全无事。小人的计谋没有得逞，但他们的企图并未停止。当时南京有个陈千户，擅自夺取百姓财物，事情败露，命令把他谪戍交阯。过了几天，考虑到他的军功，又宽免了他，召回南京。有人对皇上说：“皇上所谪罚的罪人，皇太子已经私自宽赦了。”于是杀了陈千户。事情牵连到赞善梁濳、司谏周冕。二人被捕送到皇上面前后，皇上亲自审问，他们如实回答。皇上回头对翰林学士杨荣等说：“这件事本来就与梁濳无关。”另一天又告诉礼部尚书吕震：“这件事难道也是梁濳所为吗？”然而皇上仍未完全知道陈千户并不是奉皇上命令被谪罚的。两人都没有获释。有人诋毁周冕，多次说他轻佻放纵、不可任用，于是周冕和梁濳一同非正常死亡。事情发生在永乐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士大夫听说梁濳死去，都叹息惋惜，又共同出资把他的遗体收殓，安葬在文明门外。他的妻子当时随同在北京，因丈夫死于非命而悲痛，哀伤过度，几天不吃饭，也死去了。第二年，他的家人才开棺运回，与他合葬在泰和县北下龙门仰天湖原野。梁氏的先世原居长沙，唐代有个进士叫梁震，迁居荆南；又过七代有梁胜用，在南唐任征事郎，迁居今天的泰和；又过十代，有被追赠为知吉州的梁逢吉。梁逢吉的两个儿子都在宋朝做官：长子梁君崇历任起居舍人、兵部员外郎、直史馆、凤翔府知府；次子梁君杰历任黄州府同知，入朝任翰林院编修。梁君崇的五世孙梁蕃，景定三年考中进士，任太常博士、宣州知州，改任抚州知州。梁蕃生梁才可，才可生彦卿，彦卿生不移。不移娶陈氏，陈氏是元代潮州儒学教授以道的孙女。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梁濳，次子梁混。梁濳字用之，从小就喜爱学习，聪敏挺拔，有大人物的志向。他曾向乡先生王子启和舅父陈仲速学习经书，回到家后不断受到老师教诲的浸润。父子兄弟天天讨论切磋，没有一天空闲，因此他的学问大都超出同辈。用之刚满二十岁，文章议论已经能够与各位前辈驰骋抗衡。洪武丙子年，他被选中乡试；第二年授任四川苍溪县学训导。苍溪偏僻遥远，整年也没有几个使者经过，而当地山水虽然适合读书求学，此前却从未遇到明白的老师。用之乐于得到这个地方，早晚坐在讲席上开导、说明、辨析，必定把道理讲尽。诸生都欣喜振作，产生了向上求进的志向。稍有空闲，他就独自走在清流茂树之间，吟咏自得。又过一年，用之因推荐被授任广东四会知县，授承事郎。他推诚爱民，革除积弊，崇尚宽政，用平易的态度治理百姓，用礼让来引导他们，尽力抚恤教养。稍有空闲，便到学校亲自给诸生授课。一年多以后，百姓都欢悦服从，争讼平息，学校兴盛，流离迁徙的人回来定居，累计达几千人。县中有泷桥河，世间传说官吏若有廉平的政绩，河水就会清澈。自用之到任直到离开，河水一直清澄洁净，可以照见人影。又过一年，改任阳江知县，又改任阳春知县，治理方式都和治理四会一样。阳春有瑶族、獠族环绕居住，稍微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像野兽一样发怒跳跃，无法控制。用之把他们当作孩子一样对待，却不拘泥于成法；他们也都竭尽诚意侍奉县令，像尊敬父亲一样恭敬，唯恐不能及时执行命令。他所任职的地方，每当将要离开，百姓都拦在道路上挽留，使他无法前行，有的人甚至流泪。永乐元年，朝廷召他参与修撰太祖皇帝实录，书成后升任翰林修撰，授承务郎，赐白金五十两、织金衣一袭、文币四表里。永乐五年，命他以本官兼任右春坊右赞善，晋升儒林郎。当时正在修撰《永乐大典》，召集四方儒学中年高有成的人充任纂修和缮写人员，共约三千人。人数众多，事务繁重，特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总管此事。不久郑赐去世，命令礼部、翰林院在本院推举才学出众、众人信服的人代替郑赐，于是举荐了用之。用之办事公正明决，处理事务有章程；懒惰怠慢、放纵任性的人对此不满，便相互诬告他的过失。皇上询问，他们详细回答了种种情况。皇上说：“梁濳说得对。”于是依法惩治诬告者。当时用之以文章学问辅佐皇太子，尤其受到太子重视。皇上巡幸北京驿站，召他赴行在。永乐八年，南返。十一年，再次扈从皇上到北京。十三年，主持礼部会试。十四年，南返，升任侍读。第二年，皇上再次北巡，临行前亲自选择侍从监国的大臣。当时翰林院只留下学士杨士奇，皇上特诏尚书夏原吉、吕震、方宾推举一人辅佐，便任命了用之。

译他在皇太子面前多次进献有益的言论，都受到嘉许采纳，并得到赏赐。这一年主持应天府乡试，大概第二年就遭遇灾祸了。唉！用之开朗爽直、宏大刚毅，耿介自守；他的智慧足以洞察幽微，德行足以惠及万物，才能足以振兴治理；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重，不肯低于古人。凡是士大夫都为他悲伤惋惜。难道这是因为偏爱用之吗？用之的学问贯通各经，尤其长于《诗经》和《易经》。从十五六岁起，他就专心研究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的著作，成年后更加深入探究其中的精义。写文章时，纵横驰骋于司马迁、韩愈、苏轼之间，有时又从庄子、《离骚》中取法以求奇异，务求去除陈旧言辞，写出新意。古诗的高妙处逼近晋宋诗人。他所著有《史论》若干篇，《碑、传、记、序、铭、颂、赞、述》若干篇，五言、七言古体和近体诗若干篇，都可以流传后世。他与人交往，和蔼可亲，具有互相扶助的情义。有人有过错，他就责备对方，不为了依附讨好而曲意逢迎；等对方能够改正，便又像从前一样亲近友好。用之去世时，五十三岁。娶杨氏，生四个儿子：果、楘、楫、榆，都知道努力求学。两个女儿，长女嫁给袁俊，次女嫁给进士刘准。孙子有若干人，姓名文字原文作“某某”，都秀美聪慧、前途可望。造物者大概是用这些来报答他吧？梁氏、杨氏世代通婚，我年长于用之；一岁时便同学同业，成年后又一同在朝廷做官，同僚中了解用之的人，谁有比我更深的呢？所以他下葬时，理应由我为他撰写墓铭；我为他作铭，难道也是出于私人偏爱吗？铭文说：苍苍的楩木楠木，可以造车，可以架桥；灿灿的灵芝，是祥瑞之世的表章。为什么刚要举用他，又在中途毁弃他？既然因雕琢而毁坏，又怎能保持璞玉的完整？天理昏暗不明，行善者反而得不到保佑。颜回短寿，盗跖长寿，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事。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事，善良的人只能徒然悲伤；但尚且还有流传后世的东西，使他的名声永远不灭。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大学士杨士奇撰写。《泊庵集》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