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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七。《湛园集》，别集类第六〔本朝〕提要。臣等恭谨考察：《湛园集》八卷。本书为本朝姜宸英所撰。姜宸英号西溟，慈谿人，康熙丁丑年进士，官任翰林院编修。他起初自行编定文章为《湛园未定稿》，秦松龄、韩菼都为它作了序。这一版本是黄叔琳重新编订的，共有古文八卷，另有《湛园札记》二卷。姜宸英年轻时学习古文，直到七十岁才考中，学业精深，勤苦用功，所下功夫很深。集中有一封写给洪虞邻的信，谈到选录两浙十家古文的事，说两浙自洪武、永乐以来三百多年，不过只有王子充、宋景濂、方希哲、王阳明三四人，其余如谢方石、茅鹿门、徐文长等，也只是具备文章的规模而尚未醇厚。不应认为浙东浙西一水之隔，某一时代便有十人之多；他不愿把自己列入这九人之中。大概正因为他能够不沾染标榜求名的习气，不以求一时声名为务，所以他的文章宏放纵肆、雅正劲健，往往具有北宋人的意味，也是有原因的。本集前两卷都是应酬之作，取舍之间未必符合姜宸英本人的意旨，但大致情况也略具于此。集末的《札记》二卷，据郑羽逵所作《宸英小传》，本来单独刊行，如今也另行著录，不收入本集。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湛园集》序。我的朋友慈谿人姜子西溟，具有耿介不阿的气节，保持正直清白，自我操守甚严，与世俗少有合拍之处，唯独喜爱阅读古人的书。他常常把古人的行事逐一比较，评论其是非、成败、得失，必定以义理为准则；言辞说尽而意趣充沛，仿佛还有余意。他所写的其他文章，也都不苟且地随人高下，近世的作者没有谁能超过或赶上他。西溟年轻时精通科举文章，却屡次在有司主持的考试中受挫，因而更加不喜欢诡诈逢迎、侥幸求取功名。前些年曾有人把他的姓名上报朝廷，恰好受到成例限制，不久便报罢了。因此我曾对西溟说：你爱好古学，近乎成了癖好，却不能让时文决定你的荣辱；你的名声上达九重，却不能同同辈争得一时的机遇。西溟听了这些话，完全不放在心上。他每天来听我谈论，说：古今文章都有一定的准则，即使分毫尺寸也不可逾越；至于学习的人，则应当随着年龄一同进步，随着时代一同变化，终身都没有可以停止求索的固定方法。由于这番认识，他更加发愤，想要完全屏弃人事，专心从事这一道业。适逢朝廷下令纂修书籍，他便准备行装北上，把前后所作汇成一集，其中删去的文章不少于十分之三四。书集完成后，准备携带上路。我看他的才力雄厚而丰富，却始终遵守法度；即使模拟古代作者，气量也宽博有余，然而他仍亲自题作《未定稿》，由此便可知道他的志向了。无锡秦松龄作序。《湛园集》序。我认识西溟先生三十多年了。固然不能完全知道天下的贤人豪杰，但默默数来我所见过的人，认为没有谁能赶得上先生；而在仕途困穷方面，困穷而且长久，时间越久越能自我坚强，越是不能显达，也没有谁像先生这样。三十年间，人事变化很多，姑且不说那些凭借声势气力求取功名、志满意得而离去的贵游子弟；即使是穷困衰老、失意不得志、羁旅孤独、困顿不平的士人，在科场中屡屡受挫、长期困顿，到了晚年终于得到一次机会，以免辜负自己平生的豪气，这样的人也比比皆是。然而先生却独自始终如故。困穷又有什么害处呢？但到了这种极点，也实在少见。先生意气极高，不肯随波沉浮、俯仰逢迎，难道也有人嫉妒他而排挤他吗？竟然总是这样与机遇相左，真是奇怪。当年征召博学鸿儒时，朝廷大臣可以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我急忙想推荐先生，院长叶文敏公约我一同署名；恰逢叶公被宣召入禁中等候了两个月，等到我独自把推荐呈给吏部时，已经赶不上期限了。睢州汤先生后来主持浙江乡试，感叹着对同事说：‘暗中仔细搜求，不要错误地遗漏姜君。’最终也还是没能录取他。从此以后，每次榜文公布，诸公无不因为失去先生而引以为遗憾，直到他的名声终于传遍朝廷。圣主已经知道他，却受到防范；在防范之中最终又有人阻挠他。至于那些诵读南山诗句、在旅舍中傲然自持的人，他们的不遇就更加奇特，也实在令人深为悲哀。然而先生一点也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愈加用力于诗歌和古文辞，凭借自己高洁、超脱尘俗的骨韵，出入斟酌于古代大家之间，一句话、一个字没有安妥，便不轻易写出。过了很久，他自行确定古文若干篇，仍然题名为《未定稿》，向我求序。我私下叹息道：凭恃才华而傲视一切、心意轻慢万物的人太多了。把衙门官吏当作部属，把长子当作老兵，哪里能成为风流人物，不过是资助轻薄之人罢了。丁敬礼曾说：‘后世有谁能相知并确定我的文章呢？’王文宪曾拿出自己的作品，托任彦升修改定稿，说：‘后世有谁知道是你替我确定了文章呢？’文章对于大道，并不是不尊贵；心中对文章的理解，等待后世来判断，哪里容易轻易说已经定稿呢？先生大概是以孤独的造诣深入微妙之处，用心也更加细密。他的心意直追古代作者，上下推求，只怕有丝毫缺漏、不能圆满；他取用精华，可以说要求过高，也可以说已经贪求完美了。造物所给予人的禀赋不能两全，而对于才华和声名尤其吝惜；成全了这一方面，往往就亏损了另一方面，他的困穷本来就应当如此。即使得到机遇，也未必就不困穷。古代考取上等名次而做朝廷官员、又以文章自立声名的人，他们颠沛狼狈的，难道还少吗？唉，困穷或显达有什么值得说的，真正应该悔恨的，只是没有读书罢了。像先生这样的人，足以以读书自得而安度晚年了。长洲韩菼作序。钦定《四库全书》。《湛园集》卷一。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序。恭敬颂扬。巡视淮河。

译《临幸江浙诗序》。臣听说，巡狩之制见于虞、周，有五年一次和十二年一次的区别；遍访四方诸侯，因而留下陈述诗歌、采纳市价的文献。虽然时代有所不同，但所举行的事情无不有其意义。总的来说，都是效法上天运行不息，寻求百姓疾苦而使天下长久安宁，体现神圣君主深切不倦的至意。然而有时千乘万骑纷纷驰行，必然会造成各部门供给设置的更多扰累。恭敬地想，我皇上德泽光耀上下，政治达到太平，文物声名极为盛大；谋略功业的兴盛，即使是用兵征伐，也无异于开国创业的奇功。至高无上的教化广泛施行于无边之地，祥瑞征兆也同有形之事相互应合。只是淮扬下游，是河运漕运的要地，过去…… 巡游到达时，圣上内心仍深为忧虑…… 圣上拿出内帑，开凿中河，沿海岸疏通下游淤塞；漕运已经没有忧患，河道也逐渐得到治理，直到今天还在向上游追溯治理。距南巡的年月，又已经过去十年了。水势变化无常，渐渐形成下游溃决，百姓正为尧帝时洪水泛滥那样的灾患而忧虑…… 皇帝随即深切体会禹治水的忧思，于是颁降…… 明白的诏令…… 亲自前往巡视，并在今年二月癸卯吉日，恭敬奉迎…… 皇太后的銮舆南行，同时省察民情、观看民俗，皇上对此感到喜悦。皇太后慈爱的心情，与黄帝、尧帝、姚姓帝王东巡的时期相同，也成为春日发布政令的开始。船只像鱼贯一样相连，岸上断绝了骑马奔驰。于是包裹好干粮，全部预先储备齐全；驿递免除了停顿安置的辛苦，役夫也有充足的车马鞋履费用。因此所经过的郡邑，桑树柘树的行列没有扰乱，市场店铺的街道安静得如同篱笆村落。欢呼声同船歌一起沸腾，老人孩子都目送圣驾，随着帆影一同远去。然后…… 皇帝驻跸在河岸，沿着水流上下巡视…… 命令司空授予治河方略，与河神约定完成疏浚排水；规划经营一定要做到万全，不容许苟且从事而留下日后悔恨。堤防都要期望能够长久，不要吝惜费用而使百姓再次承受兴工之劳。既然庆幸治理水患有适当时机，仍然担心百姓的衣食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下诏截留漕粮，先后拿出二十余万石，赈济借贷给各个受灾州县，所用银米不可计数。考虑得这样周全，恩德这样深厚。于是吴越父老盼望皇帝临幸的心情更加迫切，士大夫们接连上章请求。皇上俯察民情而怜悯他们，于是不辞遥远跋涉，委曲顺从他们的心愿。亲自奉迎…… 皇太后渡江南行，遍览山川，只奉行…… 皇太后始终面带喜色，并回顾沿途所见百姓聚居的情形，认为同过去相比稍有不同，便说有司安抚养育百姓还不够周全；于是奖赏廉吏、惩治贪官，以整肃官场风气；减免税收、停止征发，以缓解农民困苦；裁减关卡征收的额外数目，使旅客聚集、千船通行；停止煮海盐业增加的输纳，使万灶炊烟重新升起；宽免误犯之罪，赦免灾荒之中的罪过，以开启人们行善的道路；扩大生员名额，校阅骑射，以开辟人们求取功名的道路；又恭敬修缮前代帝王陵寝，优厚赏赐百岁老人；诏令早晨发布，文德超过西汉；奏章晚上仍在发出，皇上勤政到超过周文王；并褒奖贤德，下达…… 皇帝的文章全都是如丽日照耀、云霞辉映般的翰墨，面对江山而发。皇帝睿智的诗咏，无不是高天厚地般的胸襟气度；大概…… 皇上以乾德为体，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 圣人的学问超过千古以来的隆盛…… 神妙的谋略远远超过历代帝王，而且又以至诚为根本，以大孝来推行，所以銮舆尚未到达，儿童老人就已经前来欢迎。翠色车盖将要回转时，道路上已经满是攀援挽留的人；在十年之内兴办如此盛大的事业，充沛地…… 恩泽在三个月中广泛施布，河淮已经完全安定，齐鲁全都受到滋润。自古帝王教化所到、神明所存的奇妙，确实没有比今天更盛大的了。臣过去因编纂书籍之余，错误地应选参加射礼，恭敬承蒙…… 皇上想到臣这个老生领取俸禄已有多年，越过同辈而把臣置于特别的科第；臣自惭衰老无能，没有地方报答称颂，谨制作七言律诗八章，上以祝颂…… 皇上的仁慈长寿，哪里敢私下比作扈从之臣？仿佛亲自见到皇上的光辉，拿起书卷便多有惭愧，濡笔书写更增惶恐。恭敬撰写《荡平沙漠恺歌序》。臣听说，王者的军队出征，是有征讨而没有战争；不得已而用兵，不是为了替百姓消除祸害、给万世留下安定，就不应举兵。我的…… 皇上文武圣神的德性超过前古，自…… 登上帝位以来，削平三藩，消除了藩镇势力尾大不掉的忧患；在内地开辟郡县和海疆，对外控制扶桑等万里之国。神妙的枢机开合，出入于天上地下…… 庙堂的谋划指挥，像雷霆行动、暴风奔驰一样，本来已经远方到达、近处安定，内外都得到安宁，福祉垂及后世，成为世世无疆的幸福。厄鲁特噶尔丹过去承蒙国家庇护，却不知道感恩，反而放纵爪牙，多次受到惩罚仍不悔改。皇上于是悲悯地想到要替百姓除掉他，认为祸患不可滋长；若不一次劳作，就不能获得长久安逸。于是上观天意，内省于心，便颁下…… 亲征诏令，命有关部门把军需储备准备周全，并将军队分为三路。皇帝的车驾居中运行，举行祃牙祭的日子，祥风前来响应。军队出境时，属国群臣都来瞻仰。自从开始出发，直到…… 回銮前后总共才八十天，已经越过大漠，渡过克勒河，向北遍踏贼境，抵达拕诺山，逼近巴顔乌喇。贼军这才惊骇，仿佛我军从天而降，连逃跑都来不及；而…… 皇上派出的西路大军，已经分兵迎击，在昭木多地方大败贼军。皇上亲自屈尊乘万乘之车，远临绝远的边野，劳累身体、减少膳食，为百姓排除祸患，这是至仁。大计一经决定，便不被众多阻力动摇，也不回避艰难险阻，平定大漠如同从枕席上经过。军队随着黄钺一挥，所向披靡，三个月之间便完成扫荡，这是至勇。至于选拔将领、授予军令，在帷幄中决定胜负，乘机应变，使鬼神也无法测知；这不是天下最明智最圣明的人，便不足以参与其中。臣身居草野，地位卑微，蒙…… 皇上把臣置于史馆，参与纂修《明史》，又分担编纂…… 《大清一统志》，多次因…… 皇上顾问而提及臣的姓名，至今领取俸禄十五年，想到…… 君主恩德深厚，却不知道从哪里图谋报答。如今大功告成，军队回师，举行饮至礼，天下四方无不额手称庆，庆幸遇到太平时代。至于撰写文章，来宣扬盛大功业，臣忝列翰林词臣，也有职责参与其中。谨考《周礼·大司马》说：‘王师有功，以恺乐献于社。’《大司乐》说：‘王师大献，则奏恺乐。’恺乐，就是后世铙歌鼓吹的来源。汉代称它为恺歌。臣愚昧，不敢妄自比拟前人的作品，与雅乐同列，于是写成恺歌十章；虽然辞义浅薄，恐怕不足以发扬皇上的功业。这不过是臣对圣上功业万分之一的欢爱之诚，内心感怀不能停止。或许也能使天下仰慕圣上美德、希望承受圣上余光的人认为：臣身在车驾附近，亲耳亲眼所听见、看见的事情，比起日后刻在金石上、流传于竹帛中的奏章，也有足以供后世考察取信之处。臣谨恭敬叩头，撰列如下。

译《东祀草序》。丙子年秋。皇上北征凯旋，为祭祀告知武功成就，派遣使者分赴四方。翰林院侍读学士溧阳史先生奉…… 命祭祀少昊、帝尧陵寝和先师孔子的阙里。当时，先生已经十六年没有走出京师了。自从脱去布衣、任中秘校书以来，他在内殿记录起居，活动于钩陈、豹尾之间，写枚马之赋、颂苏李应制诗，此外游览登临，并不多见。等到他执辔走出国门，云山进入眼帘，奇异的思绪横溢奔流，几次含…… 奉命上路的那天，到事情办完回到朝廷，共得到诗六十四首。他所专门拜谒陵庙的诗，肃穆严整；凭吊山川的诗，俯仰之间充满悲壮。酒宴文会之作，情绪激昂而意趣超逸；思念亲人、怀想远方之作，情调凄怆而感情深厚。各种诗体都擅长其美，不拘守旧有常规。然而先生的诗，实际上并不是在前人之外另有变化，只是天然自得的情趣根源于性灵，又以学问修养加以文饰，到了这时才畅快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罢了。张燕公、王右丞难道曾经专门学习山林枯槁的习气吗？可是张燕公居住岳州时所作的诗，声调凄婉，具备骚人的情思；王右丞的《望春》《兴庆》《陪宴》《从驾》，以及他在辋水、云溪、竹洲、花坞之间的逸兴，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古代通达的贤人君子，把泉石烟霞作为性情困穷或显达时的寄托，无论到哪里都存在这种情怀。即便如此，假如山林中枯槁的文人终日含笔，只求模仿他们所写的萧散闲远之趣，也必然会显露出寒窘的姿态。何况清庙明堂中的煌煌巨制，难道可以勉强装作写成吗？如今…… 圣人治理有道，天下安宁。二三位儒臣，出朝奉行诏书，入内辅佐皇帝启发圣心，把这些感受发为诗歌，洋溢着太平时代的声音。天下后世将会羡慕他们所处的盛世遭遇，仿佛那是上古时代一样遥远而不可企及。顾某凭着老年浅学，仍得以在他们后面徘徊，承蒙先生为这次出行作序，又拿出我荒疏的文章，使我得以窥见作者的心意，哪里不是很幸运呢？《史汇》序。太史公司马迁改变《春秋》编年体例，撰成《史记》，后世史家都仿效它的体例。因《史记》而成书的著作又有几十家，有的阐明义例，有的诠释音韵，有的训释名物，都得以用自己的名义列传于后世。江都前孝廉元长先生的《史汇》，也属于这一类。孝廉把《史记》所载内容分为十集，设立治原、正学、将略等门类，文章和事实各按类别归入，使读者知道太史公所作之书，对于治理国家、端正人心是如此关切，如此不苟，可以说是司马氏的功臣。然而司马迁遭受灾难困辱，在自序中说明自己著书的缘故，援引文王、孔子以及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人，说：‘这些人都心意有所郁结，不能贯彻自己的道，于是退而著述论说，以舒发自己的愤懑，希望留下空文来表明自己。’孝廉遭遇时局变迁，凿坏隐居、退处三十年，他所寄托的心意全在这部书中，这同太史公著书的缘故有什么不同？而孝廉的苦心，更有难以同流俗之人言说的地方，读者应当从文辞之外自行领会。孝廉有个孙子叫绳武，字存恕，担心祖父手泽不能流传，便到处请求有力量的人，谋划刻印他的书。因为他与我有文字上的交谊，所以不远数千里来请我作序。司马迁之后，只有外孙杨恽有声誉；孝廉于是有了像贤能祖先的孙子，如同我认识的存恕这样的人，这可以说是幸运了。《晋执政谱》序。古代贤能的执政大臣，在不同时代相继出现，传承数代而不绝，没有哪一国像晋国这样兴盛。大概晋国以上卿兼任中军将、执掌国政，必定广泛谋划于众人之后才施行，所以任用人选不会失误。自晋文公、晋襄公以后，世代成为诸侯盟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执政大臣用人得当。考察《春秋左氏传》，晋国在整个春秋时期共有十九位执政。晋文公四年，在被庐举行搜军，谋划选任元帅，赵衰推荐郤縠，说：‘喜爱礼乐，敦厚地研习《诗》《书》。’城濮之战，先轸原任下军佐，越级担任中军将，这是崇尚德行。箕地之战，先且居代替父亲统军。晋国在夷地举行搜军，任用狐射姑；阳处父后来又在董地举行搜军，废黜狐射姑，立赵盾为中军将。任用执政大臣如此慎重而困难。赵盾之后，是郤缺，再后是荀林父、士会、郤克、栾书、韩厥、荀罃、荀偃、范匄、赵武、韩起、魏舒、士鞅、赵鞅，直到春秋结束，而晋国也随之分裂了。这十九位卿大夫，大半都是晋国精选的人才。当时能同晋国匹敌的国家，没有谁比齐国更强，但齐国高氏、鲍氏一族却没有声名。楚国设置令尹，其历代任用的姓氏都可以考察，但贤者和奸者交替任用，治理和混乱各占一半，不能同晋国相比。晋国自赵文子以后，政权落在奢侈的大夫之家。韩宣子执政，不能谋划使诸侯归附，于是执政的权力开始转移到大夫手中。大夫多半奢侈，欲望无穷，他们的弊病都从执政者开始。韩宣子从郑国接受州田，又把它换给乐氏；范献子从季孙那里收取贿赂，晋国因此失去了诸侯的拥戴。楚国的囊瓦贪图私人皮裘马匹的利益，囚禁唐、蔡两国国君，两个国家因此叛离，楚国几乎亡国，这些都是贪图利益所造成的祸患。利益对国家的危害，实在太严重了！大概执政者喜好利益，百官就会责怪却又仿效他，只知道谋求利益；下则搜刮百姓的膏脂，上则奉承君主的欲望，这样国家必然贫困。执政者喜好利益，群臣都贪婪冒进而不知羞耻，风俗便会败坏，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情义便会衰微，抢夺偷窃、盗贼作乱的祸患便会发生。士大夫的廉耻不能树立，小民又被饥寒所逼，轻易触犯禁令而作乱，那么国家距离灭亡还能有多远？赵文子游历九京时说：‘我死后所归依的，大概是随武子吧？他使自己的君主获利，却不忘记自身；为自身谋划，却不遗弃朋友。’赵文子本人活着时也不结交逐利之人，死后也没有把财产留给儿子，因此能够光大辅佐晋国。范宣子是贤能的执政者，子产尚且告诫他说：‘不必忧虑没有贿赂，而应忧虑没有美名。’何况比他更差的人呢？所以我依次排列郤縠以下的执政者，综合考察他们的行事，编成谱录，观察晋国由此兴盛的原因，追寻它由此衰败的踪迹。《诗经》说：‘秉持内心，宣扬谋虑，考察谨慎其……’用来考察晋国的盛衰，也可以成为拥有国家者的明鉴，难道能不谨慎吗？

译《唐贤三昧集》序。新城先生已经把古代五言、七言诗各编成若干卷，又有《唐贤三昧之选》。编选五言、七言诗，是为了把古诗同唐诗区别开来。然而诗歌到了唐代已经极为兴盛，开元、天宝以来，更是兴盛中的兴盛。选编《唐诗三昧》，是为了把唐诗同宋元以后的诗区别开来，尤其是为了把盛唐诗同唐代其他时期的诗区别开来。从前孔子删定《诗经》，并没有排斥郑、卫之诗；但《三百篇》中有淫靡的辞句，也有鄙俗的辞句。鄙俗发展到无所不尽，既然心中没有含蓄蕴藉、停蓄深厚的意味，那么写出来的话必然不能求得依声而歌、和乐成声。郑声应当放弃，是因为它淫靡，但它的声调毕竟还存在。诗歌如果鄙俗到无所不尽，连声调也会一同丧失，于是风雅就会衰落。朱元晦所以说今人的诗像乡村杂剧，正是厌恶它的鄙俗。然而如今厌恶唐律诗的人，必定会说那是宋诗，而且把新城先生也算在其中；这只是知道表面现象，却不知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先生为这部选本作序时说，它另有取法于司空表圣、严沧浪诗论的意旨，选取盛唐诗中尤其隽永的作品，从王右丞以下得到四十二人。近来善于作诗的人常常极力批评严沧浪以禅理比喻诗歌的说法不对，同时又依据高廷礼划分四唐的说法，按当时诗人的生年和创作年月加以驳斥，说：‘张燕公在曲江的诗既属于初唐又属于盛唐，孟浩然既属于盛唐又属于初唐，钱起、皇甫冉既属于中唐又属于盛唐。’ 诗歌不能这样论定。我拿《毛诗》来考察，作《诵》的家父，在鲁桓公八年鲁国来聘、十五年鲁国求车时已经见于记载，他是东迁以后的人。他写诗，却不妨碍他成为《小雅·黍离》《行役》中所写的那类大夫；等到他见到西京失乱，又曾经成为东迁以前的人。他写诗，也不妨碍他成为周王降为诸侯之风中的人物。所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也只是概括而言。盛唐诗确实有不同于中晚唐的地方，但并不只是中晚唐如此。自汉魏以来直到今天，有谁能超过它吗？大概从诗歌气运来说，这是正当中天、极其兴盛的时代；而从作者心思所寄托之处来说，常常有超出盛唐本身的意味。它所写的不涉入固定的义理路径，不落入言语解释的窠臼，话语虽有尽头而意味无穷；拿禅来比拟，正是所谓透彻的觉悟。不在这里求取，而只放宽诗体、模仿浮响缓句来充作气象，又把它托称为盛唐，这正是嘉靖以来称论诗歌者的过错。对于前人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唐代的文章和诗歌又怎样？’我说：‘论唐以后诗歌与文章不同，古文从韩愈、柳宗元开始变化，但并不是他们的门徒全都能够继承。’又经过五代战乱，几乎湮没不传；宋初柳穆，首先阐明了它…… 尹洙、欧阳修等人后来继承它，于是这种学问才大为流行。大概唐与宋正是相互承接而形成的。诗歌到了中晚唐，已经稍稍发生变化；王元之等人名义上以杜甫诗歌改变西昆体，欧阳修、苏轼又各自成家，西江另成为一派。到了南渡以后，街谈巷语竞相混入诗歌六义之中，能够以唐诗自立一家的，除陆游、范成大以外，难以多得。有人认为这反而不如西昆体的浮艳，因为它的声调还保存着。那么这部集子重新使唐诗复兴，在一千数百年以后恢复已经坠落的声韵，难道不是学习者的大幸吗？我听说先生居住乡里时，写文章超过百篇，曾说现在学习唐宋而写古文的人，只追逐外貌而失掉精神。我的文章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弊病；或许谈论今天的文章，也正到了应当变化的时候吧？但我多次请求，先生仍把文章珍藏起来，不肯拿出来。所以现在所论述的，只能说到这里。《奇零草》序。我在定海得到这部书，命谢子大周抄写另一种本子带回来。书中共有五言、七言近体诗若干首，如今已经很久失传了。我姑且回忆它的大概，为它作序保存下来。唉！远在边塞，风寒凛冽，军书纷至沓来，亲身经历军旅生活，却在穷荒绝岛之间沉落星光、耗损气概，仍然能够自行发出光焰，使有眼之人悲喜交集而庆幸得见。即使一时受到压抑，终究也应当等待百世之后；想让它最终永远昏暗，是不可能的。客人对我说，公在军队中时，没有一天不读书。他遗留下来的文集只有十多种，被巡逻士卒取走了，或许还有流落民间的。这部集子，是他在甲辰年以后将要解散部伍、归隐落伽山时所作的。公自从督率军队以来，从未受强藩节制。等到从九江逃回，渐渐受到牵制，才郁郁不乐。他归隐海南时，自己置办了一具棺材，把粮食装在里面，发誓粮食吃完便死。巡逻士卒来到门前，忽然有两只猿猴跳跃哀鸣，牵住他的衣襟阻止他。公于是毅然出去接受拘捕，随后被羁押。城中远近人士，下至市井中的屠夫、贩夫、卖饼的孩子，没有不拿着纸张来到羁所，争相请求他的墨迹。守卒贪图钱财，很高兴替人请求。公随手挥洒应酬他们，写下的全都是《正气歌》。读到这些作品，很少有人不流下眼泪。只有士大夫家中，有的颇为害怕收藏他的书，认为这不吉祥。他们不知道，君臣父子的本性根植于人心，在事业中表现出来，又发为文章；即使经历变故灾难，也越来越不可磨灭。遍观前代，沈约撰写《宋书》时，曾疑惑是否应当为袁粲立传。齐武帝说：‘袁粲本来就是宋朝忠臣，为什么不可以？’欧阳修没有为周韩通立传，君子讥讽他。元代听说湖南人为宋朝忠臣李芾建立祠堂。明成祖长陵没有因收藏方孝孺的书而治罪，这些都是帝王盛德之事。作为臣子，处在没有禁忌的朝廷中，应当想着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使臣子各自忠于自己的君主。凡是一切胜过国法的言论，都不值得回避忌讳。我想稍稍搜集公遗留下来的事迹，写成一卷传略，以备正史采录之求；还担心搜访不够周遍，材料将会每天继续散失。可悲啊！

译《尊闻集》序。这是《韩退之集序》。文章，是贯通并承载大道的器具。先儒驳斥把文章和大道本末倒置的说法，这是正确的。之所以说文章是末，是因为文章不能同大道一起存在。周敦颐说得好：‘文章是用来承载大道的。文章不是大道，凭什么承载？车子的轮子、车辕和装饰之所以不成为空车，是因为它所承载的是大道；能够承载大道的本身也是大道。文章只不过是形而下的东西罢了，难道能说大道自是大道，文章自是文章吗？’然而车子不装载东西，才称为空车；只要有东西装在里面，就不是空车了。文章不承载大道，而诡谲、荒诞、放纵、淫艳、剽窃的言辞占了上风，即使有所承载，难道不可以称为虚言吗？既然称为虚言，那么它离大道就更加遥远，把它视为末流是应该的。如今写文章的人，大致有两种：一种写诡谲、荒诞、放纵、淫艳、剽窃之作，常常轻视先儒的学说，认为没有用处，凭它不足以成就一家，反而被看作迂腐；等到考察他们所写的文章，按其内在来看，里面并没有任何东西。另一种想纠正这种弊病，便奉行某位先生的话，亦步亦趋，唯恐失误，却不知道世间还有超越群伦的境界。若说他们心中确实有内容，其实也并没有。像这样，难道还不能称为空车吗？尚书、泽州人说严陈公曾以此为忧。严陈公写文章，起初沉浸于六经和四子之书，排斥佛、道二家的虚妄，驳斥儒家中的异端见解，一概以新安朱氏为准绳，选择其中最精粹的来确立自己的学说。文章法则以左丘明、先秦、两汉为根本，朱子的书在体例方面无不取法，又参照唐宋元明的作者，没有不完备的地方。即使这样，他仍不敢自信。过了很久，文集才刊行，诗、文、经解、杂著合计共八十卷。我得到它而阅读，看到其中义理充盈于内，文章显露于外；所说的都得自性情的正当状态，所叙述的无非仁义道德的道理。这可以说内容丰富了！它确实是承载大道的文章吗？不过，没有东西可以承载的车，称为空车是可以的。车子既已装饰，所承载的东西也很美，驾车的人却跟随着不同方向，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即使整天奔驰也到不了目的地。严陈公正以大道匡济时世，他在实践方面的笃实、在事业方面的表现、施惠于百姓的行为，哪一件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记录在书册中的文章，就是这些。它不向东又向西，不向南又向北，而是遵循大道，随着所到之处前行；即使道路遥远、负担沉重，难道还有到不了的地方吗？读这部集子的人，可以庆幸严陈公有这样的遭遇，也不必担忧大道难以施行。《日下旧闻》序。古代地理志《九丘》所记述的内容，土训官在《诵训》中所传授的内容，如今都无法听闻了。《禹贡》首先列举帝都所在的冀州，只用两句话概括；其余各州所涉及的范围，可以由此知道它们的疆界。这是借此显示尊重京师、表明王者无所不包的意义，也是这部书的体例。商颂称亳都说：‘景员维河。’‘景’是山名景山，‘河’是大河，‘员’是说大河环绕景山。文字虽然只有四字，但山的高大、水流的回环、形势的雄壮险固，都清楚得如同指掌，这是立言的方法。周文王治理岐山和丰地，《二南》所歌咏的事情大多在江水、沱水、汝水、汉水之间，没有一句谈到岐、丰的土俗；由远处举例，便可以看见近处的情形。大概《诗经》《尚书》的言辞简约而周全，意义幽微而显明；至于记载地理的著作，属于史家一流，意义在于详尽核实，文辞中有些并非一定要如此简约。我观察自古帝王建都之地，持续时间长、建置数量多的，没有比关中更多的；如今则只有燕京。关于关中，除汉代《西京黄图》外，像葛洪、薛寘、萧贲所辑的著作，不下几十家，唯独唐代韦述撰写的《西京记》，以及宋代宋敏求推演它而作的《长安志》十卷，最称博大精深。至于燕京，自辽代开始建都，历经金、元以及明代，改换朝代七百多年；它的名称虽沿用燕地旧名，但西面从恒山、滹沱、易水一带连接到邯郸，属于赵地；西南面的漳水、卫水一带，是魏国以及邢、卫的境界；东南从大河沿岸直到海边，是齐国的接壤之地。大概它兼有数国封域的范围，所以所记载的内容不得不广泛。它在五代纷乱之际建立国家，并不像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那样拥有开创的基业，也不像秦、汉、隋、唐以来具有声名文物的旧制，因此旧典残缺，搜集编纂尤其困难。我的友人秀水朱君竹垞任检讨，久居京师，于是广泛采集经、史、子、集近几千卷，以及游览所到之处，从遗贤和故老那里访闻所得，汇编成《日下旧闻》，分为十门，总计四十二卷，其中间或以自己的意见辨析疑似，援引证据精确，文辞雅正而意趣流畅，这是此前没有过的著作。大概从郡国、天下有记载以来，至元代才开始编成《大一统志》，明代又承袭修订；其中所记，不过是天文分野、户口贡赋、山川城郭、宫室坊市、津梁庙寺、陵墓的名称和数目，以及各郡邑的人物、物产，也只是记载大概而已。至于历代迁徙因革的不同，风俗好尚，图籍、史书、金石、彝器中深藏的资料，土地所埋、山上所刻、墓中所镌而剥蚀残缺仅存的遗迹，人事妖异、物类灾异，仙道佛教的怪诞传说，虞衡官署所记、灵异之事所录，以及禽兽草木的奇异形状，不是这部书就不能完备。假如能仿照它的体例，编入十三布政司的志书，各自配合这部书刊行，把各地志书作为经，这部书作为纬，大事小事都认识，兼收并蓄，学者打开一卷，便能坐见天下之内，穷尽古今变化，岂不是非常畅快吗？可惜竹垞已经老了，而这样的作者又不容易得到。这部编书所搜辑的内容止于前数朝的轶事，然而看它所记述的，并不只是为了夸示内容浩博。对于世道的兴盛衰败、君臣的谋划议论、政治民风得失的缘由，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至于其中可以作为效法和鉴戒的实际意义，并不在表面这些地方。与其说它是用来辅助经书、补充史书所不及之处，不如说这才是作者作书的深意，不能不加以体察。

译《姚石村南游日记序》起初，虞山姚子石村应粤东观察蒋使君的邀请，以甲子年八月从金阊乘船出发，十月抵达粤省官署。又过一年返回吴地，往返途中，所经过的地方必定有诗，每首诗又必先写小序，次序分明，详略得体，题名为《南游日记》，拿来寄给京师的我。我才打开一卷，万里江山便恍然映入眼帘，这难道不是所谓王摩诘诗中有画吗？石村本来善于绘画。昨天我经过慈仁寺海棠院，看见他画壁上的老松凌空而立，枝盖下偃，盘曲奇特。赵恒夫黄门在画旁题字说：“石村与王石谷山人都出自虞山，同受老师指授画法，所以彼此不相上下。”如今石谷的名声重于天下，而石村的旅居处境仍然寥落如故，所以当时常让他画壁，来抵当赵子昂的琴。名流如此爱重他。然而黄门所欣赏的，仍然只是绘画。我看石村的诗，虽然不以绘画见长，却也自有足以流传的地方。谨将蒋观察的序文附在这里。蒋观察命人绘制地图，特意招来姚子，主持这件事。又不知道观察欣赏石村的地方，究竟与我和黄门相比如何？观察去世已经很久，石村还在世；他把这篇序收入文集中，大概已经深深感受到一位知己相知的情谊了。《万青阁全集序》君子立言，内在必有真实内容可以遵循，外在必有事实可以凭据。内无真实内容，外无事实根据，然而言论竟流传下来，那么君子不要以为可贵。何况那种空洞的言论，即使流传，也终究归于虚无罢了。所谓真实内容有可遵循之处，是因为其中的道理自身充足，所以文辞自然从内心流露于外。像宋代儒者的学说，关中、闽中、濂溪、洛阳诸家的著作，就是如此，而且已经很高明了。所谓事实有可凭据之处，是因为对利害看得明白，所以判断成败十分审慎。像赵营平议论军事，贾长沙、陆敬舆谈论治道，就是这样。这些人，不正是当今尤其急切需要寻求的吗？如今看赵给事恒夫所著的书，大概就是这样吧。给事起初出仕，任交城县令。今年夏天，我的弟弟友棠到晋地游历，从交城来，替我转述当地父老的话：县境连接边塞，沿黄河绵延一千里。自明代末年盗贼盘踞聚集，逐渐成为三晋的祸害，历任治理此地的人都闭口不敢过问，只希望俸禄期满、平安无事地离任。自前任县令赵公到任后，便谋划铲除盗贼；已经查得他们的姓名和所藏财物，部署也已确定。一天，大肆设宴招待宾客，暗中告诉掌管巡更的人加紧筹备。半夜报五更时，宾客还未散去，他便整装出门，假装到县西静安堡阅军；同行的将士，连丞、尉都不知道实情。行军四十里，天亮时让军队休息，才下令分派骑兵和步兵进入山中搜捕。贼人的侦察兵发现官军没有从西路来，便从北面进入，于是大为惊慌，彼此奔走相告，各自逃散，坠入山崖、壕沟而死的不可胜数。军队在那里留驻二十天，把贼人的首领二十多人全部诛杀，其余的有的战死，有的投降，没有一个逃脱。而民间却安静得像什么也没有听见。百年来大盗的根基全部被铲除，县邑于是安枕无忧直到今天。他又想替百姓开通高离山，凿穿一千多丈的岩石，使水道通出龙门渠，用来灌溉田地十万四千多顷；工程尚未完成，他便离去了。然而全县到处都为他建立生祠，至今仍不断以尸祝的礼仪祭祀他。我听说这些事后感叹道：明朝末年，盗贼在秦、晋交界的诸山中兴起，逼近太原左翼一带，那里尤其成了盗贼聚集的渊薮。当时经略、督抚等大臣纷纷出任，却因安抚和剿讨失去筹划，使祸乱从一方开始，蔓延到楚、豫，最终天下都遭到糜烂。假使当时能得到一两个给事中，把兵权交给他们，让他们在其中彼此策应，那么皇甫真、朱防恢荡平盗贼的功业，也不难再次建立。可惜他们所施展的才能仅限于一个县，这固然是他们在世时的幸运，却不能说不是他们才华未能充分施展的不幸。他上给有关官员的书信以及檄文、公文、案牍，论述用兵的方略和贼平之后的善后事宜，条分缕析，句句切中要害，气势发越而令人震动，文采纵横奔放；这样的人哪里有闲暇沾沾自喜地做一个文士呢？学习文士的习惯呢？不刻意追求文章，文章自然会产生，这就是所谓对利害看得明白、对成败判断清楚。君因功劳被提升进入郎署，改授谏垣，后来受到谣言诽谤，便毅然远离官场。等到皇上知道他的冤屈，下诏召他入京，他仍在寓园中安闲休息，往来寄宿，常在僧寺中与客人饮酒赋诗，争奇斗险，一韵有时接连写出数百首仍不停笔。有人说，给事中对世事并非真的毫不关心，只是姑且借此消磨自己的壮志，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然而看他的诗文幽深渺远、峭拔刻削，又一贯承袭骚人的遗风，那么他内心所存的，必定有深沉的思考，默默寄托在文字之外；这就留待后来的君子来判断吧。董文友文集序

译我从去年冬天起就立意不愿再写文章，准备回去闭门休息。我的这个志愿一直没有时间实现。我不愿写文章的原因，曾经对董子文友说过，董子认为这是对的。从前元代黄文献公论文章说：“作文的方法，以群经为根本，以司马迁、班固的两部史书为波澜。根本不繁茂，就无法探究道的本源；波澜不广阔，就无法穷尽事物的变化。”这话简约而切中要旨，宋文宪公屡次称赞它，用来勉励求学的人。我年轻时喜爱读书，对于古人的微言奥义，也常常能够有所涉猎，进入其门径。后来投身科举之学，前后十五六年，看到当时所谓的科举文章，不仅无益于学习古人，即使声调节奏稍微像古人，同辈也群起指责，认为是哗众取宠的笑柄。还没有等到交给主管考试的官员阅看，自己就知道与古法相抵触了。于是姑且暂时放下所学，随着时俗曲意迁就，务求取悦观者的眼目。结果学业荒废了，所求反而更加不能实现。后来才想到，得失都有命运，少壮年华不可能再来，应当用尽余生，深入探究六经的旨意、二史的方法，然后扩展到诸子百家，使它们发而为文章，或许能使道理略有所闻，这样就可以了。然而我私下观察如今写古文的人越来越多，考察他们所写的文章，又与从前所作的科举文章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向人宣称“这是唐宋文章，这是西汉文章”罢了。只是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唐宋和西汉，果真不是全都错误吗？果真已经可以流传后世吗？如今从事科举文章的人，是我迟钝而他们迅速变化罢了。他们转而写古文而能够流传后世，怎么就一定不可能呢？我只管回去求索，等到学问达到一定程度，内心确实能够自信，不让毁誉和得失进入心中。这样做，即使终其一生也可以；能否流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对董子所说的就是这些。今年董子把自己的文集刻印完成，嘱托我作序。我读董子的文章，发现他征引繁富广博，根基扎在经史之中。我想对董子说的那些话，董子已经听惯了；即使董子自己还认为不足，但只要把变化推究到底，以求达到最高境界，我知道他不会轻易改变这一方向罢了。我和董子一同参加主管官府举行的考试，两人的年纪又相仿；可是董子独能卓然自信，成就一家之言，不必等我很久便知道自己的过错。这正是我对这位先生感到惭愧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六年〕 怀葛堂文集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我的朋友、宁都人魏徴君冰叔虽然隐居不做官，却更加努力读书，喜欢考察古代治乱的事迹，以此反推揣摩成败得失的原因。他所著的书中，已经略能看出其思想的，有《左氏经世》一编。康熙戊午年，有人以博学宏儒的名义推荐他应诏入朝，最终也不能起用。有一位弟子梁君，名份，字质人。徴君认为可以传承自己学问的就是他。徴君去世数年后，梁君来到京师，拿出所作的《怀葛堂集》给我看。他的著作贯通经史，包罗古今而立论，探究其中的旨趣归宿，常常慨然流露出济世利物的意愿，多么像我的魏徴君啊！假使梁君能够得志，那么徴君的学问就算得到传承了。然而梁君说老师的志向是退守清贫，年过四十也不求仕进，所以自身越发困顿，著述却越发丰富。如今徴君去世已经很久，而他的学问在天下越发受到重视，也有梁君的力量。梁君曾在西部边疆参与幕府事务，撰写《西游图说》，尚未完成成书。恰逢抚宁按察张公从前驻节西安，拿出千金资助梁君纵游塞上。梁君以一个体弱的书生身份，带着几名骑兵，整装出关，遍历河湟四郡，直到朔漠重地，考察那里山川、城郭的险要。回来后又逐一询问老将和戍卒，得到那些可以用来资助防守、熟习战守攻取的情况；凡是用兵之地，他所到之处都绘制了地图，每图都附有说明。西塞三边方圆二千里的形势，全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这部书我还没有看到，但从梁君平日著书以及他曾从老师那里听闻的学问来看，可以相信这确实是有用的学问。那些有智谋的人俯仰之间筹划谋画，乘着时机、利用间隙去追求功名，也时常发表论述，检验自己的主张是否有效；这样做，不过是谋求自身的私利和胜算罢了。只要有利于自己，他们就不难粉饰利害关系，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迅速被采用而已。梁君对世间没有什么要求，对自身也没有什么不足之感，而且见识足以权衡变化，笔力纵横驰骋，足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又能说出别人不能说的话，那么他的书写成之后，对世间产生利益是毫无疑问的。我更加高兴魏徴君的学问有了传人，因此连带说到这些。红兰室诗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里〕

译红兰室主人有三种诗集：一是《红兰室集》，一是《玉池生集》，一是《出塞集》。他和门客朱君襄、顾君卓校勘订正，已经编定为一部，共若干卷。我曾考察汉代的贤王，称得上河间王、东平王两人，他们都喜爱经书，奉行儒术；然而河间王传习《离骚》，东平王能作赋、颂、歌、诗。此外，只有长沙王、广川王见于《艺文志》的赋数篇，仅仅保存了篇名而已。可见创作文章是很困难的。我私下感到奇怪，唐代以诗取士，在六代淫靡文风之后振兴了《诗经》所代表的风雅传统，杰出的文人代代兴起，四百年间，宗室中有属籍的人却很少见到什么文章。即使汝阳王、汉中王兄弟曾与高适、杜甫诸公交游，所谓文雅之风显现在天伦之间，按理说他们都应当有所作品，可直到今天留下的篇什仍然寥寥无几。难道是先前有作品而后来失传了吗？还是王侯之家声色奢靡，足以改变他们的志气，即使有超人的文采资质，也会沉迷其中而不能脱身吗？如今 当今皇上天赋神圣，深思六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年〕 皇上的睿智文章所覆盖之处，仿佛银河明亮、江河奔流。其间在皇帝左右执笔记录、唱和赞颂的盛况，蔚然汇成一代的著作，足以与《雅》《颂》相媲美了。只是作为屏藩的 王室确实有这样的人。红兰室主人，是先安亲王的幼子，也是当今王爷的弟弟。自从我留在都城以来，不敢轻易前往王府求见。主人两次邀请我，我也不敢固守不见贵人的礼义而拒绝。今年冬天，我才随使者来到王府，主人拿出自己所作的三种诗集，斟酒嘱托我为它们作序。我不揣浅陋，评说他两部诗集中的诗：体制兼具浓艳华丽与清新飘逸的，是李商隐、韩致光遗留下来的风调；情感奇崛慷慨，如急流奔涌、狂风激荡而不可遏止的，是《出塞集》中的诸篇，具有鲍明远的跌宕和高达夫的悲壮。主人年少而修身谨慎，除了学习古人之外没有其他嗜好，尤其喜爱以礼敬待文士，与平民结交深厚；凡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心满意足地离去的。河间王、东平王之所以得到贤王的称誉，只是因为他们能够读书行善。汉代诸王中以能作诗闻名的人，最终也没有超过他们。如今主人的贤德，比汉代两王毫不逊色；那么他的贤德发而为诗，本来就有一种不刻意求工却不能不工的境界。朱、顾二位先生都是吴中号称善于作诗的人，主人每天与他们唱和，对他们亲近礼敬十分深厚。曾经有人传说陈思王说过“文章要流传百世之后，才有谁来评定我的文章”这样的话，主人请我挑选评论诗中的优缺点，虚心到了这种程度；他的诗才正一天天进步，至今没有停止。既然如此，那么我今天所赞叹为极其精工的作品，哪里知道等到将来不会比今天更加大为不同呢？因此把这些话写出来，以作称扬。这样岂不是国家的盛大事业，并使这种文学达到两汉的盛况吗？他对自己的期许如此重大，我又哪里足以了解呢？古香斋集序 古香主人亲手编定了自己近期的诗作，从出居庸关到塞外忆念友人的各篇，编为《出塞诗》；又附上还京后的作品，合起来共为一卷。丙子年春天，皇上亲自征讨漠北，命令主人驻守归化城，防备奔逃的道路；任用亲近贤能之人，确实是贤明之举。考察归化城所在的位置，在唐代丰州、胜州的境内。主人和随行的学生徐兰依据图经考察，认为阴山绵延一千多里，草木茂盛，禽兽很多，是匈奴的苑囿。如今从大同起，西至阳河堡以外的山地，都已成为盐碱荒地，只有这座山土质温暖而幽深，夏天有许多奇异花卉，山脉又很长，可知就是古代的阴山。又据《地里志》，朔州有连山，山中有两座山峰高峻突起，名叫高阙，也与今天归化城西北山中所开的山阙相合。王昭君的坟墓就在这里，直到今天墓上草木仍然青葱。有人说阴山、高阙都在归化城境内；这里是从前赵武灵王经营的地方，也是秦代蒙氏父子、汉代卫青和霍去病等名将往来执戈用兵的所在。主人在治理军队的空闲时间里，按辔巡行，周遍察看险要之处，到处都有筹划经营，遭遇 皇上神武而得天授，军队出境作战，捷报屡次传来，谋臣猛将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智谋和勇武，于是主人得以在间暇中与客人登高临远，在枯草凋零之际怀古，极目所见一片萧条，感慨由此而生。每写成一首诗，便命壮士歌唱它；那声音激昂悲壮，听到的人无不握紧手臂、增添勇气，立志向伊吾以北进发。等到荡平敌患的捷报已经奏报，主人回去卧居朱邸，在桂苑的清凉长夜中独自长啸，神情萧然，仿佛不知道还有战事；他自号谷园，扛着锄头作诗，闲适旷达而恬淡自在，也正是这样。古代有道之人，能够随时舒展或收敛自己，不被外物所拘；即使只是他们流传下来的一言片语，尚且足以弘扬和奖掖风流，何况处在太平盛世，把这种情怀发为文章诗咏的盛况，难道不值得评论当世的人感慨仰慕吗？燕山偶草序 《燕山偶草》的序言 我在京城时，多次听士大夫谈到有位素堂禅师从南方来到这里；他虽然寄身方外，性情却特别疏放。京师老儒、宿将、诗翁和谈客聚集的地方，多半乐于跟随他游赏，谈论经书、议说剑术、饮茶赋诗；每天坐满床榻的客人有好几批。师父在他们中间挽起衣袖，豪气勃发而不能自禁，并把这些情怀酝酿成诗。他住在城西郭圆教精舍寺中，戒律精严，禅堂肃穆。有时师父与客人谈论吟咏直到深夜，挽留客人不让离去；笑声呼声传出门外，同伴甚至到了关门惊避的地步。第二天客人离开，诗也已经写成长篇短韵，迅速传遍人们口头。我从海淀回来，绕道去拜访他；师父一听说我到来，相见便如同旧友。过去刘梦得评论江右僧人的诗，说它像单弦孤调，渐渐进入人的耳朵，却不是大乐之音。贾法曹行道苦心吟咏，直到老年才有成就，也只流传下五言诗；哪里比得上师父触景生情，诗兴自然涌出，落笔如泉水奔涌，洋溢着国士的气概呢？师父面容瘦削而多病，饭量很少，我把涪翁服用菟丝子的办法传给他；一个多月后他来告诉我，近来胃气强健，已经每天能多吃几匙饭了。照这样看来，如今身体更加健壮，诗思也应当更加雄健。然而我因为头发牙齿都已衰老斑白，曾想抛弃书卷，寄心于清静之境。师父是学习佛法的出家人，正要汇编自己的诗作，却特意恭敬地向我询问序文，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我们佛教中以“不离文字而说解脱相”为第一门径；如果事情确实足以寄托我们的道，即使称它为解脱也可以。仅就他所谈的诗而言，已经比当今一般禅者高出一层了。

译《祭告纪行诗序》辽阳，是古代幽州的东部边界。自汉代开设四郡以来，历代都是战争之地。东汉的崔亭伯，三国的管幼安、邴根矩，都曾长期侨居此地，却没有留下记载。自唐代以来，士大夫往来这里的，题咏也不多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它偏处边远，风土荒僻鄙陋，无法激发诗人羁客的逸兴，也不足以帮助他们产生苍凉的怀古之思吗？所以即使如今志书、史乘家多方采辑，也没有什么能够流传。本朝在东部土地上建立基业。陪都与京城一并建置。陵寝、宫阙所在之处，周围营舍环列，官署如棋子般分布。田野中有巡逻守卫，馆舍中备有饮食供给。做官的人指着这里称为陪都，大概声名文物的盛况，比从前更加兴盛了。然而风雅诗作仍然寂寥，尚未听闻。戊寅年秋天，现任大鸿胪阮先生奉使命祭告辽太祖陵，他出雄关，经过长城，远望渤海，遥看医巫闾山，往返途中写得诗数十首。诗中有壮烈慷慨的语言、深沉郁结的辞句，杂用比兴，间有讽谏和劝诫，具有《诗经》作者的遗风。从此风雅诗歌接续兴起，已经指日可待。然而先生车驾所到之处，只限于锦州太守所辖之地；假使出使经过此地六百里，看到留都的天然险要和宏丽营建，感念丰、镐旧都的遗业，慨然作赋，可与班孟坚《两都赋》、张平子《二京赋》相比，难道不是伟大的作品吗？我读这些纪行诗，知道他的才力足以写成这样的文章并不困难，只是又惋惜他受所到地域限制，不能早日写出罢了。《王阮亭五七言诗选序》文章的发展流弊，是逐渐造成的。六经深厚，到左氏《内传》《外传》时，流变为衰世文章。战国继而出现纵横短长之说，孟子、荀子、韩非、庄子的著作奇崛纵横、恣肆铺陈地杂然出现，于是左氏文章委靡繁琐的习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次变化。此后先秦、两汉文章更加奇伟，到了两汉末年，体势日渐趋于衰弱低下。等到魏晋六朝，文章的弊病达到极点。唐代兴起，诸位贤者对此感到忧虑，却还不能彻底改变。到了贞元年间，大儒出现，才开始创作古文，改变排偶而趋于疏散，去除靡丽而归于质朴，竭力铲除六代浮华的习气。这又是一次变化。诗歌也是如此。自春秋直到战国，《国风》停止创作已有一百多年，屈原、宋玉等人继而创作骚体和赋，荀况加以唱和，风雅稍稍复兴，这也是诗歌的一次变化。汉初苏武、李陵赠答，古诗十九首以五言承接《三百篇》的余绪；建安七子更唱迭和，号称极盛；余波延续到晋宋，到了齐、梁、陈、隋逐渐衰颓靡弱，淫艳轻佻、雕巧浮薄的辞句大盛，诗歌的弊病达到极点。唐代承接其后，神龙、开元、天宝之间，作者纷纷涌现，大雅重新显现，这又是诗歌的一次变化。弊病达到极点便会变化，变化之后又复归古法，确实并不困难。然而变化必然复归古法，而所复归的古法并不就是古代本身。战国文章不能当作六经，贞元古文不能当作两汉文章，这是明白的。如今有人想把唐人的诗比作晋宋诗、汉魏诗，难道是学习古人的通行见解吗？我曾这样譬喻：富人的住宅，子孙不能整治，天天走向毁坏；后来又有一个富人住进去，门墙高大如城垣，屋檐飞翘如鸟翼，面貌不是没有焕然一新。然而寻究它的路径，如果不询问主人而只看旁枝末节，就已经无法辨认了。六朝的衰靡，本来也是汉魏的支流。唐人改变而使它翻新，面貌焕然一新固然如此，难道不也像富人更替居住而使原来的路径无法辨认吗？所以文章衰弊就必然变化，变化之后才复归古法；而古法的精微，仍然默默寄寓在变化之中。君子既要防范弊病渐生，又要忧虑变化失当。新城阮亭王先生所选的五言诗，大概正是深深看到了这一点。他对汉代作品全部选取，对魏晋以下逐渐严格、逐渐有所取舍，却仍不废弃齐、梁、陈、隋的作者。唐代只取五人，即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大概因为齐梁陈隋虽远离古法，却还没有失去古诗的余脉；唐代贤者的风气自成界域，只形成唐人之诗而已。这五个人的力量足以使古诗保存在唐诗之中，所以把他们归为一类，说明他们虽有变化却没有失去古法罢了。先生所选七言诗，七言诗虽然发端于柏梁体，但已经远离《三百篇》，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才思，意义不拘泥于一种格调，所以所抄录的作品涉及宋、元诸家。至于明代诗人，则另有编次。学者把这两部诗选合起来阅读，以辨析古诗的源流，并在风雅传统之间斟酌取舍，希望不被异说混淆。诗集中分别编排部次，都有精深用意，已经见于先生亲自撰写的凡例中，这里不再详述。《朱竹垞腾笑集序》《腾笑集》，是我的友人朱君竹垞为自己出仕以后所作的文章取的名字。我癸丑年在京师，叶文敏公得到朱君的文集，读完后感叹说：“古雅本来不必说，尤其难得的是没有一句夹杂俗语。”当时朱君还穿着处士的服装，混迹于公卿之间；文敏公所赞叹的，是他能够不写世俗语言。后来朱君通过制科起用，声誉显赫，从贵公子弟、豪门之家到五方文士，没有不想求得他一句话来增重自己声望的。朱君展开纸张提笔，每天写完好几封信，有的并非他高雅心意所想写的，疲倦时便随手应付，却都能满足来人的愿望，使他们满意离去，因此积累的文章非常多。朱君汇编成若干卷，给我看。我说：“这不能辜负文敏公的评价，应删去其中冗长的部分，只保存十分之五六。”等拿来阅读，便见文章的精神、血脉焕然显露，有的像高峻挺拔，突出于九霄之上；有的像清冽之泉，从重渊之下涌出。大概朱君十多年穷搜博取的积累，加上他从内心获得的东西，日日更新、月月变化，虽然追上古人并与之并列并不困难，但他寄托于高雅崇尚的情怀越来越深，始终耿耿不肯与尘俗一起泯灭；这与文敏公当年读到而赞叹的地方没有不同。朱君说：“王通说过：‘心与外在行迹的区别由来已久。’内心不是众人所能理解的，不过我自己知道它，你也已经知道它了。所谓行迹，是人们所追逐、众人用耳目观察的东西；我姑且借它来命名我的文集，难道还可以用来掩藏自己的内心吗？”我说：“可以。”

译《陈其年湖海楼诗序》诗虽然用来吟咏性情，却也可以考察一个人的居里、氏族，以及他一生遭遇的盛衰、君臣交游的离合。人的一生，有先荣后辱的，有开始困顿而最终得遇的，既然各不相同，那么性情在诗中的表现也各不一样。我遍观前代诗人，自建安年间的王粲、刘桢等人遭逢汉末政治失控，羁旅漂泊、困顿失意，有忧虑生命的感受；下至六朝分裂之后，士大夫常常流离迁徙，成为羁旅之人甚至囚徒。唐代自乾元、光化以后，一时文士抱着自己的文章，出外依附各地藩镇，寄身幕府，所到之处都是这样的人。其中强弱吞并、从此处转到彼处，片刻也不得安宁。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就像秋风中的竹笋外壳坠落，在狂涛万折之中辗转回旋，直到一同沉沦而无法停止，这是最可悲的。我读陈子其年的诗，了解他所遭遇的事情，因而想见他的为人；而今在广陵与他相逢，已经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其年生长在江南太平无事的时代，年轻时家势鼎盛，穿着鲜亮皮衣、骑着骏马，出门与五陵豪贵子弟相互驰逐，在将军宴席上纵情呼喊，醉倒在燕姬的酒肆中，意气之盛可以说无人可比；所以他的诗也雄健华丽、纵逸奔放，令人喜爱，充分表现出他的神采。后来四方多有变故，长江南北之间，残烽败羽，惊心动魄的变化天天传入耳目。回头看从前笙歌宴饮、促膝欢聚的地方，有的免不了被践踏成荆棘之地，迎受凄冷的风，所以他的诗也随之一变，变得激昂悲咽，常常含有悲怆的思绪，神情凄恻而悲伤，不知不觉进入杜少陵沉郁的格调，这也是时代遭逢变乱造成的。其年起身对我说：“我所搜集的诗，从十七八岁开始，经过如今将近三十多年，才得到诗共若干首。”这样看来，其年的性情就表现于这些诗中了。继而回想前代人物，他们遭逢时代不幸，以至颠沛失所；等到天下开始太平、不再用兵、文士重新出现时，这些人却已经困顿衰老，有的甚至死去而未能看见，难道不是命运吗？至于陈子，他正值壮年开始出仕，足以亲身遇到太平时代，实现自己的抱负。志意平和，音乐也就平和；因此他还将把激昂悲咽的诗调改变为朱弦疏越的清和之声，用来演奏清庙之乐、迎享鬼神，写出前代诗人未能见到的境界。这样看来，陈子在诗歌上的成就，大概将终其一生不断发展了。《严荪友诗集序》无锡作为县，处在苏州、常州两郡之间。居住在这里的人，往往成为天下的伟人、贞士；至于写诗的人，自南朝湛茂之、唐代李公垂以来，也历代都有闻名者。明代海内诗坛的体制，大约有几次变化，北地、信阳、琅琊、历下、竟陵相继兴起，创新诗体；本来像云雾山岚在山谷中时隐时现，听任它自然兴灭也就罢了，却有人竭尽气力奔驰，竟说能够走到太阳落下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路上因口渴中暑而死。唯独锡山的风气颇能不违背一时的好尚，所以其中足以流传的诗作常常很多，也由于当地人的性情能够不被浮薄风气所诱惑淹没。以前我在吴门，见到一部所谓《秋水集》的诗集，其中诗作以黄初、建安以来的五言、七言近体诗为宗，有时出入于温庭筠、李商隐的格调之间，繁茂而婉丽，卓然能够自成一家。到了锡山，才知道这是严子荪友所作。荪友为人萧散洒脱、冲和安静，意气浩然，有国士风度；他理应必定能写诗，而一旦写诗，自然不会陷于浮薄。我既高兴结识荪友，荪友遇到我也亲近欢喜，于是想到将要分别，便请我为他的诗集作序。我愚钝刚直，不合于世俗；虽然长期游历四方，熟知人情的变化，却志气坚定，越发不可改变。因此不论贵贱，人们常常认为我难以亲近，唯独荪友能够亲近我而不以我为怪，那么可以无疑看出他的性情不受当地风气改变。我本来不擅长文辞，尤其不善作诗，但偏偏对论诗十分严格，因为我认为世上那些随波逐流的人，都与诗人的事业无关。因此我虽不能作诗，却也始终不会被当时那些以能诗著名的人夺去判断。可是我唯独对您的诗心悦诚服；既然到了这个地步，那么您的诗不受习俗拘困、足以取信天下，也更加无可怀疑了。您难道不也因此更加知道自我珍重吗？您学问丰厚，所作诗歌也日益增多；我取出您已经编定的作品，为它作序。《王黄湄过岭诗集序》如今京师以诗著名的诗家，称得上两位王先生。一位是新城阮亭少詹，另一位是郃阳黄湄给事。新城的诗作最为丰富，编成的诗集有好几种，包罗百家而不拘一体。因此天下谈论诗歌的人，后辈各自随着心意所指向的方向趋附，都能自成超拔的风格，在当时享有声誉。然而新城多次称赞郃阳给事的诗，赞不绝口，还曾让跟从自己学习的人前去向他求教。甲子年大比，给事奉命主持粤东考试，事情刚办完，新城又奉命祭祀南海。两人所经过的地方，题写在山路水驿上的诗作，以及登临宴赏、酬答唱和的作品，一落笔就被人传诵，岭南以此惊叹为盛事。等到新城北返，我告假回乡探亲，京城谈论诗歌的人便专门推许郃阳给事。《过岭集》就是他奉使往返时所作。只是古代君子每次出仕或出行，都不会忘记君主。古代谏官并无专门设置，奉使出行的人乘坐轻车到各地，采集民歌，交给太史；于是十五国《国风》中用来褒扬、赞美、讽刺、批评，以感化讽谏君上的作品，无不具有进谏的意义。当给事出使时，他的文稿已经流传到皇帝的帷帐之中。皇上多次对侍从大臣感叹他的才华，因为当今 朝廷日夜勤勉地谋求治理，而从给事身上所取用的，难道只是他的文辞优美吗？想来他平日陈述政事、面见应对时所说的正直言论，必定深切符合圣上的心意，所以皇上能够从他的诗中了解他的志向所在。这样看来，给事诗歌中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这部诗集所收虽然只有一百多篇，但其中浓厚的忠孝之情，与《诗经》作者的遗风何其相似！天子如果真的能够吟诵这些诗，那么即使在万里蛮荒之外，民风土俗、政治得失，也可以打开一卷便清楚地呈现在心目之间；它所带来的益处，难道不大吗？新城以前给我看过《粤游诸咏》，我读其大意，和这部诗集大致不相远；但给事是谏官，所以我对这篇序尤其用心。至于其中铺陈排比、辞藻丰腴、音韵超逸，正是学士之家所喜爱赞赏、摹拟而不能舍弃的地方，这是人们共同知道的，我反而没有余暇全部叙述。

译《史蕉饮芜城诗集序》钟嵘论诗，从东汉东京讲到江南，大体经历了盛衰三次变化。由衰转盛时，必定有英杰出来作为领袖，如陈思王、陆机、谢客就是这样。元嘉以后，文体绮丽柔靡；到了唐代，陈正字振救衰颓的余波。五代末直到宋初，西昆体盛行，王元之、欧阳永叔又使诗文归于大雅。这几个人，难道只是才华与众人不同吗？是因为他们志气坚定，不被时代风俗改变。所谓世人无常，而徐公有常。因此我每次论诗，只取那些不被世俗改变的作品罢了。用我的恒常胜过他们的无常，大概时间久了，无常之风既已定型，风气渐渐有所归依，而暗中掌握其转移变化权柄的，往往在于这种恒常，不在于那种无常。如今世上称为上等诗家的，大多取法韩愈、苏轼；次一等便剽窃杨亿、陆游。才高气盛者固然无所不可；至于拙劣的人去写，弊病百出，险僻的辞语、单薄的韵脚，动辄写上千言；街坊俚语全都拿来充作比兴，根本不知道作者还有源流派别，只是彼此喧嚷罢了。在这种时候，却有人采撷王粲遗留下的芬芳，标举钱起、刘长卿的逸韵，想要大大改变长期积累的旧习。这就像迎着凉风、踏过清流，来洒润灼热之身，拂去尘埃，使人畅快而不知烦闷已经离开身体。他对这件事的功劳，究竟怎么样呢？我读《广陵蕉饮》史先生的诗，知道风雅传统已经有所归依。先生的五言古诗澄澈淡雅、精纯晶莹，直接窥见开元、天宝的风格；七言古调尤其能兼有汉魏风骨，乐府诗配以新声；近体诗取材丰富，洗炼清峭警拔；总而言之，没有一句尘俗语言。读他的诗而接触他本人，令人感到清冷高雅的世外欣赏。先生为人疏朗孤峭，不拘形迹，所以他的诗飘逸洒脱、绝非俗流，也正是如此。与他同时唱和的有汤编修西崕，两人的气质情谊和诗歌格调很相似，都是所谓守持恒常、不受世俗改变的人。假如仲伟再生，为他的诗作品评，把它列在古代作者之后，主客之间必定很难分出高下了。《遂初堂诗集序》韩退之论书法，说人的喜怒、困窘穷困、忧愁悲伤、愉悦安逸、怨恨、思念爱慕、酣醉、无聊、不平等情绪，一旦在心中受到触动，就一定会在书法中抒发出来。后人曾借此来谈论诗歌，说他们内心被情感燃烧，又在利欲中争逐进取，于是把这些情绪一股脑发泄在文字上；至于那些与淡泊相遇的人，则颓废委靡，溃败得无法收拾。若仔细考察这一点，那么退之就不能算真正懂得书法。书法达到神妙境界，只在于笔画有伸缩往复、藏锋而不外露，能够在笔墨之外取得神韵。张伯英、王逸少，风流品格高出世俗，所以他们的书法也精妙绝伦，冠绝古今，难道是靠追求剑拔弩张、强劲外露的姿态才达到的吗？由此来观察古人的诗歌：陶渊明、左太冲、张孟阳、韦苏州、白乐天，他们的人品都高洁，对世俗滋味淡薄，所以他们的诗也闲适淡远、真实率直，与他们的一生相称。至于潘岳的钻营求利、沈约的诡诈机巧、唐代沈佺期和宋之问的躁动拘谨，虽然才高辞丽，却使人读后索然无味，不能留下任何余思，正是因为没有淡泊的情怀。没有淡泊，志意就会浮动；志意浮动，根本就不能树立。他既然只求利欲，又怎么能回到正直的性情呢？只有以淡泊为根本的人，才能得到性情的正当状态，所以他的笔墨纵横驰骋，无论写什么都能恰到好处。纵观历代诗人，很少有人不把这一点看得重要。如今石峰先生，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先生二十岁时便能作诗，正值时局动荡，纵情山水，心中有游离尘世之外的意趣。后来迫于大夫的命令，出仕参加科举，在州县之间沉浮十多年，又从郎署出任齐鲁视学。计算他所经历的是非利害，纷纷扰扰、日新月异地出现在眼前，但他那种超然尘外的意趣，并没有与世事一同沉沦，时时还能在接触外物、触景生情之时显露出来。因此他做官时，所到之处都以治理有方著称，享有循良官吏的声誉；视学时，老师严正，道统尊崇，士人的风气也随之焕然大变。不认识他的人，只要看看他的诗，也都可以从一番吟咏中了解他。先生从山左归来后，挂车退休，不再出仕，整日坐卧在半隐园中；园中有霄汉楼，左边俯瞰大江，右边远眺龙川、百子诸峰，山峰罗列在几案之前。他与老朋友凭栏远望，在楼上饮酒长啸，完全听不到门外的世事；而且他的诗更加奇伟宏放，不能拘限于一种格律。我因此更加知道，淡泊对于诗歌来说，能使人舒展并发扬正当的性情；至于情感被利欲点燃、志气因得失而沮丧、终日营营逐逐的人，是不能参与这种境界的。听说先生年轻时积存的诗作最多，遭逢兵火而散失，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若干首。长公田子大人编次成集，拿给我看，嘱托我作序，这也是先生的意思。田子还给我看了先生手抄的杜诗二卷。大概先生任磁州知州时，曾得到明代赵王府的北宋御赐本《阁帖》，直到老年仍临摹不止，所以他写的字刚劲飘逸，具有晋代贤人的风致，足以同他的诗相互映发。《十峰诗刻》序 我年轻时就知道梁溪有一位钱先生。后来因人事因缘，舟船往来，却始终没有机会拜访请教。记得癸卯年秋天，我将要去润州，把船停泊在西郭下面，凭着船舷远望，只见江流环抱城池，曲折回旋如同带子；山色苍翠，隐约映照在数里之外。江岸两旁是疏落的篱笆和修长的竹子，随着水流曲折延伸。不一会儿，有一只小船从水门驶出，四十个人列坐其中，船上传来哀婉的弦乐和急促的管乐声，穿过夕阳，径直渡江。我目送它很久，默默地伤感叹息。当地居民能够这样自在自得，而我却因为贫贱而奔波，离惠山近在咫尺，却没有办法到那里去；每次回头望见先生的居所，就没有不把这当作深深遗憾的。等到我再次来到吴门，先生辱承来信，并把诗作寄给我，嘱托我作序。先生的高足秦对岩太史，是一位长者；他每次同我谈论文章，总说：“我从老师那里听到如此如此。”又说：“我的老师吟诵你的诗时也如此如此。”这样看来，先生对于我实在情谊深厚。难怪我先是仰慕他的人品，继而读到他的诗，便更加为之咨嗟叹息，不能停止。我起初读先生的诗，疑心它们仿佛是不经意间写成的；等读到他为《十峰集》所作的自序，才知道他的诗风几经变化，但总的来说以真挚深厚为宗旨；这样不断变化而日益提高，以求合于风雅的规范，不能不说既工整又历时长久了。所以我特意把这些情况表彰出来，用来使世上那些谈论诗歌的人惭愧，也用来记述钱先生与我的关系：虽然彼此不相识，却能相知如此深厚。将来有一天经过惠山山麓，饮着清冷的泉水，读他的诗而感到快乐，也可以由此看出，人生在朋友和山水之间所得到的乐趣，都在于领会自然；原本不一定非要亲自到那个地方、亲自同它周旋之后才觉得畅快。

译《李司空诗集》序 诗歌一定要以志意为根本，如今学习诗歌的人都知道这样说。然而实际情形有时并不完全如此：贫寒的士人整天吮笔，为别人作客诗，这同自己的性情有什么关系？而承明殿中的侍从之臣，手执笔在君王左右，铺陈赞美圣德，无不辞藻铿锵，文章华美；若说是应制诗，那确实写得工整了。然而这正是古人所说的“金华殿中的言语，与至高的境界无关”。只有身处朝廷之中，心却寄托在江湖之上的人，他的意趣所到之处，往往能从山水景物中获得特别的领会。这才是脱离尘俗、萧散闲淡、接近比兴之旨的诗。己巳年，如今的大司空庐陵李公曾经奉命外出祭祀岱岳，并远望祭祀东海，乘坐轻车往返，得到诗数百篇。后来又把癸酉年在京城所作的诗合为一集，辱承把它拿给我看。李公德行宏厚、声望崇高，深受皇帝信任；奉命时恭谨严肃，任职时毫不懈怠，具有古代大臣的风节，并不像世人那样在声律毛病之间争强斗胜。然而他的兴致和情思一旦发抒，便能挖掘奇异、呈现深奥，有专门的诗家即使苦心雕琢也达不到的地方。而概括他的诗歌大旨，则一概以冲淡为宗旨。读到所谓《咸菜二十首》，羔羊、大夫那种正直节俭的风气，仿佛清楚可见。李公长期在京城做官，从未买宅置第居住，只租住狭小低湿的房屋，曾经两年内搬迁三次，京城人士都为他的事迹叹息并作歌咏。他胸襟怀抱所寄托的，正是萧散闲淡而接近比兴的情怀。我曾经因此怀疑，诸葛武侯在隆中时抱膝吟咏《梁父吟》一曲，后来做了丞相、受封列侯，竟没有听说他再有吟咏之事。然而他自己说宁静淡泊，这正是他相业的根本，也就是作诗的根本。这样看来，武侯可以说是深得诗道的人了。李公如今声望正盛，不久将入任宰辅，想来他的事业、文章和根本都在这里。读李公诗的人，应当从这里去领会。《赵文饶诗集》序 嘉定进士赵文饶先生在家中等待任用时，遭逢师友之难，又被官吏牵连，几乎丧命。事情澄清后，吏部登记了他的姓名，但吏部把持不放，始终没有得到任用。他的同年朋友唐来江仪部邀请他一同寄居，住处离我的寓所只有几步之遥。于是我们三人经常往来，谈论诗歌无所不尽，确实不与外人一同交游。前后诗作共有数种，赵先生嘱托我评论裁定。赵先生的诗广博深奥而气势流衍，气息浑厚醇正，流露出来便奇异怪诞，如同颉文、籀篆，如三代的青铜礼器；纵情奔突，像堤坝崩决；刚劲强健，像弯曲的铁条。一句话概括，就是“古”而已。有人说赵先生的近体诗大半妍丽优美，不能一概用“古”来概括。我说：深山中的大树，树围百尺，盘曲纠结，形状仿佛神鬼；到了春天发荣滋长，繁花盛开，色彩艳丽，掩映于风日之间，凡是草木中美丽的都不能超过它。像这样，难道能说它不古吗？持怀疑意见的人才服气。然而赵先生的诗越古朴，他本人就越困顿。那些在字句之间争奇斗艳的人，潇洒自得；至于经过而不加理会的，同他们一类的人到处都是。果真古文在当今世上没有用处，也只有我和东江读着它，为之叹息而已。赵先生幸好自爱古道，这种精神最终不可磨灭。世上若再有像我和东江这样的人，力量足以振兴赵先生的诗，那么这部诗集难道会不成为扭转风气的先声吗？《徐芝仙出塞诗》序 徐先生芝仙善于作诗，前一年 王师向北征伐，芝仙也穿着书生的短后衣，跃马出关，经过榆林、土木，登上祁连山，渡过瀚海，向南望见北斗，踏访明文皇用兵的地方。所经过的沙漠和险阻之地，即使勇猛的将领、强健的士卒也喘息流汗、不能前进，芝仙却放慢马缰纵目观察，吟哦自如。他曾在夜间经过古战场，看见磷火遮蔽天空，像万点流星，忽明忽灭；其中有一团巨大的火光独自明亮，许多磷火随着它回旋转动，仿佛将领指挥部众的样子。不久又听见鬼哭啾啾，渐渐逼近人身，于是特意作诗凭吊它们。他的诗一向雄健，如快马冲入敌阵，气势奔腾不留行迹，一定要把心中所得全部写尽才停止。至于遇到奇花怪石、奇异的地方风俗，便琐细地搜集记录，因而格外富有风致。古人称鲍明远、岑嘉州擅长写边塞诗，像芝仙这样用歌咏代替纪述，是前人没有见过的。我充任史馆官员，看到《今一统志》之外的外裔考证材料，几年编排仍未完成，幸而从中采集了几条献上去，也足以作为博览的一点帮助。《樵贵谷诗》序 文章一定有所为而作，所以写出来才值得流传，而流传也才能长久。我曾经苦于替别人作诗序，已经立誓谢绝宾客，但求序的人仍然不停地请求。不答应，他们就生气；答应了，如果没有阿谀之辞，他们也生气；即使阿谀而不合他们的心意，反而更加生气。所以如今替别人作诗序，大多是因为害怕别人多怒，真正有所为而作的反而占大半。吴先生同我交游将近三十年，我一向佩服他篆书、籀书的精工，却不知道他还能作诗。有位客人刻印了他的《樵贵谷稿》，一天吴先生把它送给我。我打开诗卷，觉得其中颇有不同；读完之后，更加惊叹它的奇异。我认为，如今的诗人自新城王阮亭去世以后，很少有能同它相类似的。因此不等他请求，便主动答应替他作序。总的说来，吴先生的诗尤其擅长五言，才情声调鲜明华美，下笔浑厚深沉而自然进入古意，不必借道于中唐、晚唐和两宋来洗涤尘俗气息，同今天那些以盛唐、初唐为规模的诗作相比，差别十分明显。大概他不想凭诗歌自我扬名，所以如果不是内心受到触动、外物有所感发，他便没有闲暇写诗；既然连写诗都无暇，又怎么还会求别人知道它呢？这正是吴先生的诗不可企及的原因。不过，客人既然为吴先生刻印了诗作，我如今又替它作序来加以文饰，这真是倏忽兴起、忽然相遇于混沌之中的事情。吴先生也算是很会替自己作打算了。

译《周弘济皋怀诗钞》序 同乡朋友周弘济考中进士，三年后带着诗卷来到京师，拜访吏部等待选用。他同我谈了一整天，谈到诗歌时见解更加精妙，但很明显有厌弃轻视做官的意思。我回来后对人说：“周先生对于吏治，大概是很有余力的。”客人问：“为什么？”我说：“如今的为官之道，已经稍稍混杂而多头绪了，而县令尤其如此。那些急于做县令的人，竟急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真的能够替天子养护百姓。有的人纳资做县官，榨取百姓的民脂民膏，重重从百姓那里取回本钱；有的人设置许多手段，自称勇武强干、足以任事；有的人一味好意抚慰，善于侍奉上官，以此邀取声誉。总而言之，他们自始至终经营的只是一个官位，除此之外全无别的想法。这样一来，百姓怎么能不困苦呢？如今周先生看待官职，萧然无所牵涉；应付政务，也漫不经心，仿佛出于不得已。他不会剥削百姓来养肥自己，不会制造事端来树立名声，也不会克扣下属来奉承上司，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去掉这三种弊端，百姓所受的好处就已经有十分之八九了。”有人怀疑他只是喜好闲适而荒废政事，我很快读了周先生的诗，诗中冲淡闲远，确实有一种落落如世外之人、使人难以接近的气象；但其中寄托深远，常常叹息地方长官失职、民间虚耗，以及对百姓的饥寒劳苦缺乏体恤，而对于王道德化不能下达民间，则忧愤不已，仿佛不能承受这种忧虑。因此可知周先生并不是对当世之人和当世之事毫无心意。杜子美的“诗史”、白乐天的讽谕诗，其中寄托的意思无所不包。把这条道理推而广之，施用于天下百姓，难道不能有所济助吗？又哪里会以区区一县的治理为满足呢？唉！奔逐利益、追逐名声的人，到处都是，周先生所走的道路实在艰难。独自奏响琴弦唱着哀歌，激发太古的声音，来邀请世俗耳朵聆听，谁能不张口大笑呢？吏治日益不像古代，诗歌格调日益下降，其中似乎有沉默而相同的气机。我抚摩着这卷诗，实在不胜感慨。《张声百秦游诗》序 同年朋友张声百寄给我《秦游诗》前、后两集。所谓秦游，是张先生在西安使署拜见他的尊父观察公时所作。这次出行，从燕地经过晋地到达秦地，二千四百里之间，经过太行、井陉等天下最狭窄险要的地方；这些地方使行旅之人惊惧眩晕、回头不敢前进，唯独张先生意气勃发，骑快马驰骋上下山坡，见到触动心灵的景物，便当场吟成、随手记录。等到登上华岳，远望黄河，面对终南山，纵目远眺鄠杜、灞浐一带，那些从文王、武王、周公以及秦汉以来经营过的地方，因而写成咏古诗多达二十篇。他所叙述的古今事变，以及名臣硕儒、隐逸奇怪人物的事迹很多。他的文辞气势飘渺恍惚，仿佛不可测度；但考察其寄托兴致之所在，从阮籍以下、陈子昂和张九龄以上的诗人中去寻找，都各有一种磊落鲜明、不可磨灭的地方，而声百则为之坦荡地抒写古人的情谊，对朋友倾吐无所不尽。俗人或许不能理解它，我却对此体会最深。因此我说，他的诗之所以无愧于古人，也多半得力于此。去年我在津门读到他仲兄逸峰的诗，喜欢而替他作序，后来又赠诗同他相互订正。进入关中后，我因事情牵累终于未能成行，自己叹息此生已老，再也不能重游了。我因此多年来郁郁不乐，后来接到这卷诗，读起来恍惚像亲身到了那些地方，亲自同他在那里驰骋唱和，难道不是幸事吗？如今声百将要在季秋月底再次到皖江拜见观察公，推算他所经过的山川，大体都是逸峰诗卷中歌咏过的地方。声百游吴的诗从此应当更加丰富；至于逸峰《秦游》的各篇，听说也已经装满一帙了。两人的诗都得到了南北江山的助益，观察公又从旁得以观览。一时父亲、兄长、老师、朋友之间的欢乐，也完全可以想见。我为他们的诗作序，将来还不会只有一次。古人感叹年老和疾病一同到来，便把游历名山的图画挂在室内，用来代替卧中游览；我凭借你们兄弟如花萼相连的诗作来增加卧游的乐趣，同古人相比，大概也可以说没有遗憾了。《防木诗集》序 居住在京师，作诗大多苦于世俗低下，应酬之作失去高雅的格调。然而古人能够流传下来，也未尝不是因为这一点。孟郊说：“文章，是贤人的心气。心气快乐，文章就正；心气不快乐，文章就不正。在应当正的时候却不正，是心气虚伪。”如今的人把方寸之地横加封闭，用势力和利欲在其中设置栅栏，即使天地间清灵之气也无法进入，那么从心中发出的文字便成为混浊腐败的残余。因此内心悲痛、由此生病发热的人，很少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居住在京师已经苦于尘俗杂乱，又加上这种东西整天在其中喧闹，使人的胸怀始终不得舒展。如今看历城钟先生的诗，它们得到的是正当的心气，也能解除我的胸怀，使我昏暗的双眼豁然开朗，仿佛看见云锦般的文章；使我昏惑的耳朵清明起来，仿佛听见鸾凤的声音。钟先生的诗用于同俗人应酬时，也完全同别人没有不同，可为什么却这样像古代的作者呢？听说先生居乡时安于贫困、喜好古学，到京城后，隐居在破庙中，不随便结交一个客人；至于所交游的，必定都是天下贤士大夫。他做人既是这样，那么他在诗歌上难道会不是这样吗？所以心气既然端正，即使天天作应酬诗，也不妨碍它成为可以流传的作品。如果不是这样，见到权贵的车马便望尘而拜，整天乞求怜悯，那么即使面对清泉白石吟诗，也不可能找到不俗的诗句。《清苑令吴君德政诗》序 汉代薛宣任左冯翊时，上奏请求让粟邑令尹赏和频阳令薛恭互换县份，两人任职数月，两个县都治理得很好。如今顺天巡抚郭公采用这一办法来振兴和激励吏治。保定郡处在京畿之内，是西南道抚道驻扎之地，也属于汉代左冯翊的辖境，事务尤其繁多而难以治理。起初吴君任广宗县令，以称职闻名；但广宗是偏远小县，尚未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抚军于是上疏调任他为清苑县令。吴君到任后威严与恩惠并施，一时之间，老奸巨猾和积久的弊病都被铲除、隐藏的罪恶也被搜出，讼庭寂静，案牍没有积压，因此颂扬之声大起，人人都拥戴县令的贤能，认为抚军真是善于识人。我听说后深为赞许叹息，但私下还有一点进言：我认为如今天下府、州、县大小繁简相差悬殊，法律规定可以调任固然很好，但还应在调任制度中稍稍寓有古代升迁转任的意思，提高官员品级，增加俸禄，区别考核标准；等到任期考绩显示出成效后，再破格优先提拔。这样即使同样是守令，大小繁简的制度也会明显不同，任职者能够各自显现长处，获得合适的人才也就容易了。守令任用得人，天下清明和谐、各处得到治理，就不难实现。巡抚虽然不能参与朝廷的议论，又何妨不为百姓把这些话痛切地陈述出来呢？

译《陈濂村诗钞》序 从去年丙子年到今年丁丑年春天 皇帝三次亲自出动大军，军队出塞，亲自征伐而不稍有顾忌，扫荡漠北，整军凯旋而归，朝廷大臣进献赋和颂，歌颂这件盛事。上奏称颂皇帝功德的有百余人，唯独如今的大司农泽州陈公进献的册文，受到皇上极力称赞赏赐。当时长公濂村先生正被选授为庶常，先后上奏五言排律四十韵、七言近体诗十六章，并且都为它们作了序。京城内外传诵一时，以至纸张都因此涨价。大体说来，陈公的诗铺陈盛大德业，就像《清庙》《缉熙》；表扬武功，就像《江汉》《常武》，这是尹吉甫一类的著作。至于庶常所作的序，辞藻典雅丰富而有风采，可以媲美燕许；诗歌格律整齐华丽，叙事详尽确实，具有大历才子遗留下来的声调。天子常说陈公有儿子，只是考虑到他年少而才华出众，打算在散馆之日任用他。国书特意压下了他的名字，只是将要用民政事务来试用他，大概 皇上对司农公的待遇不只是把他当作家人父子，但对于他的子弟，皇上想要委曲成全并加以裁成造就，其中的用意深远，有不是愚昧卑微的我所能窥测的。我有幸因参与编纂而随侍司农公，蒙他不嫌身份悬殊，援引我作为忘却身份的朋友，已有十多年；《尊闻集》编成后，他曾嘱托我作序，并且奉 奉命进呈时，我那粗劣污秽的文章也得以上达，玷污 甲帐，得到皇帝亲自阅览。庶常不久将再次入朝任侍从，掌管校勘宫中秘藏的书籍，他的文章也应当收藏在延阁、广内之间。以我衰老迟钝之身，又能在篇末署名，这实在是陈公父子两代相继成就的盛事，而我也都借此得以不朽。《白燕栖诗集》序 我有幸同问亭先生结交，先生当即请我为《白燕栖记》作记。我答应了却一直没有写成，转眼已经十年。所谓白燕栖，是先生读书的书斋，因为曾有一对燕子来筑巢，而且羽色都是白的，所以觉得奇异，便用它来命名。我第一次到那里时正是春天，野草杂花蔓延开放，庭院台阶满地红白。第二年再经过那里，庭前两株榆树被霜风吹打，发出瑟瑟声，落叶侵入鞋齿。窗外苔花布满砖砌，蜗牛的涎痕沿着墙壁，左右看去都不见人；我站立了很久，才有一个跛脚的老门房出来迎接客人，让我几乎忘了这里原来是王孙朱邸。这就是白燕栖的大概情形。我当时还没有读他的诗，却已经知道他的胸襟澹荡而富有意趣，是深得诗道的人。今年二月，先生拿出他的诗作，多次请求我作序，又让我逐首展开阅读、编排次第；即使一个字一句话没有安妥，也一定停下来反复斟酌，决定保留还是删去。先生为人的品格本来就高，又加上钻研琢磨的功力，再加上虚心接受意见、不断积累，难怪他的诗清丽闲远，直似古人，并且日益进步，没有止境。古人评论诗歌，说游历不出五百里的人，不足以穷尽比兴的情致。如今先生禀受长白山的奇异灵秀，汇聚天潢的秀美，早晚在 宫阙之下闲行，郊外村墅并没有幽深广大、瑰奇特异的景观，足以舒展发扬他的心志。然而一旦下笔，便自然呈现重山叠岭、烟云回旋的气势。由此看来，假使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之辈没有遍游名山大川、尽览奇异胜景，难道还能写出诸位那样的诗吗？所以可知，立言之士所可贵的，在于他的精神超越世俗。俗语说：“不善于游览的人只致力于观看外在景物，善于游览的人则致力于观察内在精神。”这是因为耳目所取得的资材有穷尽，而精神所含蓄的境界难以穷尽，这就是有待与无待的区别。《高户部诗集》序 过去我曾往来嘉兴，得以遍交当地贤士。听说子修高先生的名声已经很久了，但每次到那里总是没有遇到先生。后来先生考中进士，在河北任官十多年，又调任郎署，来到京师。我恰好回乡，等到我再次入京还不到几个月，先生的灵柩已经上路了。当时听说先生任县令及州守时有惠民政绩，最终没能与他见上一面，我一直引以为憾。今年长公泾县君孝本，字大立，第一次到吏部拜见候选，租住的房子同我的宅邸只隔一堵墙。我久已仰慕先生的贤德，感叹先生已经去世，终究没有机会相见；而泾县君的文章和品行卓越出众，有人说我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先公的影子。幸蒙他不以我为鄙陋而辱弃，同我交往十分深厚。一天我问起先生，泾县君详细叙述了先生前后任守令时的事情，言语没有过分夸美，事实也很完备。我想把它记录下来，像唐人写何易于、元紫芝的传记一样；但泾县君拿出先生遗诗一编，命我作序。我读完诗集，更加了解先生的为人：淡泊自守、修身洁行、安于远离声名利禄，这些都在他的诗中显现出来。从泾县君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先生的为人；又从诗中深深看到了先生品格的贤美。这样说来，虽然我没有见过先生，但若同世人所称道的先生相比，或许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先生了。难道可以不说一句话，为先生这部流传后世的文章作序吗？先生任内乡县令时，那里同襄阳接壤。刚到任时，正值兵火之后，村落没有十户人家的聚居；安抚整顿两年以后，流民从四面聚集而来，炊烟彼此相望。他曾为安州打开粮仓赈济饥民，不等上报获准，便立即发放粮食。百姓没有人饿死在道路上，其他政绩也都很突出，因此原来两地的百姓，以及邻县中他曾代行职务的地方，无不把他像父母一样敬爱。等到他离任时，百姓在道路上牵衣挽留；他去世后，前往京城吊唁哭泣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先生任守令十一年，从未带家属到任所，离任时也只是随身带着衣囊和书箱而已。他清苦过人，也是出于天性。居家时同禅僧、诗友交往，时常裹着被子住在僧舍，连续多日忘记返回。他一生独立行事、依照自己的意愿，从不因为违逆世俗而改变。先生作诗始终以雅淡为宗旨，构思独到，疏淡闲远，自然同古代诗法相合。同世上那些争相标榜门派、在唐宋分界问题上喧嚣争论的人相比，完全没有共同之处。我之所以自认为深知先生，正在于此。泾县君又给我看《乐春轩诗》；《乐春轩诗》是他随任上谷、临行前所作的绝句三十余首，同先生的诗没有什么不同。这样说来，泾县君在泾县的政绩，难道有哪一点不如先生吗？古代有人凭借循良的政绩使家世流传，还编有治理县政的家谱，但终究不免带有世俗意味。官吏的事业，就像先生父子二人在诗歌上的成就一样，他们所形成的家谱，意义实在太大了。

译《绿杨红杏轩诗集》序 文章方面，古人早就推重韩愈、柳宗元。至于韩愈作诗，使用刚硬的句子，横向驰骋、另辟蹊径，是把文章的写法用于诗歌的人。如今谈诗的人争相趋从他，却只把萧散冲淡看作柳宗元诗歌的宗旨。若不是山林中退隐已久、沉溺于闲寂的士人，就没有人会专心研究这一点。我认为，萧散冲淡固然是柳宗元诗歌精妙之处，但柳宗元的长篇古诗、古律诗，探险出奇的七言古诗，锤炼精刻，实际上并不只以冲淡一家为宗旨。比如他酬答韶州裴使君的诗使用险仄韵，游南亭叙志的诗构思奇特而变化无穷，本来不是韩愈不能办到的；至于《汉家三十六将军》长歌的排突雄悍，更同韩愈争胜于毫厘之间。学习柳宗元，却不先认识他近似韩愈的一面，便贸然只在萧散冲淡上求取，便会像韩愈所说的颓堕委靡、不可收拾，诗家峥嵘的气象也会荡然无余。古人评论韦应物的歌行，说他起初也放纵奔逸，后来归于平淡；韦应物和柳宗元本是一体。因此，学习韩愈而能写得好的人，没有不能成为柳宗元那样的诗人的。蒋子静山研究诗歌，起初也以韩愈为根本，旁及苏轼；人们看见他的诗诡谲横厉、矫健奔放，无不认为他承接了韩愈、苏轼的传统。而我独独举柳宗元来说明，是因为平淡必定以绚烂为根本，即使柳宗元也是如此。蒋子正值盛年，气势壮盛，才华浩瀚而纵情奔涌，不可遏止，理应有这样的表现。谁又知道他经过长久的融会铸炼之后，不会最终归于萧散冲淡而不止呢？这样看来，自始至终善于学习柳宗元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蒋子。而且蒋子生长在柳宗元的故乡，对当地的所见所闻十分熟悉。我知道，他对于韩、柳两家的诗，一定能够有所领会并融会贯通。《野香亭诗集》序 人心中有情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就把它呈现在文章中，写在册籍上而已。已经写在文章和册籍中，却仍有不能尽情表达的，于是便有诗，用来表达那些无法穷尽的情感。古人有只有声音而没有文辞的情况；声音所受到的感发，即使不设置文辞也可以，但从来没有没有声音感发却能够成为诗的。因此我谈论诗歌，必定以意旨为主，以自身体验为用。我曾经轻视《毛诗序》和郑玄笺，因为它们不懂诗人比兴的意义；只有朱子《集注》在字句之间稍作转换，使人反复吟咏，自然受到感发，这才算把握到了要领。大概作诗的体制到唐代才大致完备，论诗的方法到朱子才开始明白。我一向相信自己的说法并非妄言。过去读诸城汪中允的诗时，曾引用这段话为他的诗集作序；后来又看到中允所见的《野香亭诗集》。《野香亭集》是合肥编修丹壑李先生所著。编修作诗，既以当今宰相的家学为根本，又经过深入搜求、独得心得，取境近而含义远，有陶渊明、韦应物、王维、储光羲的风致。至于才思流溢之处，间或旁及韩愈、苏轼诸家，只是借此开拓境界，并不是用来标榜自己另立诗法。我尤其喜爱他的乐府诗，古朴淡雅而委婉恳切，回环往复，值得诵读，即使张籍、王建亲自执笔，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的。我认为诗歌一定要这样，意旨和声调相互配合，才可以返回并恢复古诗的传统；这些话我曾经反复说过。编修认为这是知言，便嘱托我把它写下来。不过，编修出身于名门公子，年少登第，却滞留史馆十五年，淡泊自守，没有争相进取的意思；他的大部分兴致，常寄托在酒杯茶碗以及山村水野之间，难怪他的风格如此超脱。至于他在旅途中触景所感，凡是农家的疾苦、吏治的清浊，以及南北风土的险易厚薄，没有不熟悉了解的；所以他感触深切，寄寓讽谕，以忠厚之意发出，以和平之声传布的作品，又何止一篇。古代观察人物的人，往往从一个人的一番吟咏之间，便知道他有把天下当作自己责任的意愿。像编修诗歌中所表现的志向，我几乎不能只把他称作诗人了。《谷园续集》序 如今河南提刑按察使茨村胡君，是赠少保、少宰宛委公的令嗣，继承父辈的根基，年少便以能诗著称。先前有人把《谷园集》给我看，作序者称赞它飘逸清新，这是恰当的。近来我留在京师，有使者从中州来，送给我五言诗三章。我拆开信封，得到《谷园集》一卷；胡君不嫌弃我，命我作序，并以诗来表达他的诚挚心意。按察君从郎署起家，历任武昌等官职，在历下十多年；如今这部续编起于己巳年，南返会稽，祭扫先祖坟墓，调任河东，直到升任河南臬司所作的诗，前后不过五六年。他游历的地方遍及天下一半，经历的事情更多，所得诗作将近千首。大体说来，他的诗驰骋于杜甫的领域；同前面所说的飘逸清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尤其用心的，是因为自己年少失去父母，寄居蓟北，又刚服丧期满，思念故乡的情怀缠绵不尽，对《蓼莪》所表达的哀痛也十分凄怆，往往一连写出许多篇、铺满数纸，使人更加抽泣呜咽，不忍读完。又不只是这样，每当听到 朝廷宽大的诏令以及新创施行的各种盛典，他总是依次记叙其事，歌颂铺陈。痛恨官吏贪污，怜悯风俗浇薄败坏，也时时寄托在讽谕诗中。这就仿佛古代以稷、契自许的臣子。沿着这条道路可以施用于政事，所以胡君如今明察，谨慎用刑，声誉显赫；他在外台任职，难道不是深深得到了诗教的帮助吗？古代舜的臣子有二十二人，同舜在朝廷唱和歌咏的，只有掌管士人的皋陶一人而已，其余二十一人都没有参与。因为温柔敦厚，正是诗教。皋陶主管士人事务，便用诗教使人都知道温柔敦厚可以用来任职为官；至于彰明刑法、辅佐教化，则更不必说《诗经》三百篇了。那些律令格式，凡是用来赏罚、治理和处置人的工具，无不存有风雅之道。可惜庸俗的官吏不知道怎样运用它，后世能作诗的人又不明白它的根本，反而轻视政事，认为不值得做。按察使君对于诗歌，已经像这样表现在政绩之中了。将来他入朝在皇帝左右侍从，歌咏圣明君主的德行，媲美风雅诗篇，或许能够继承前人的事业。

译《一研斋诗》序 吴章获罪后，他的门人不敢再直称老师的名字。人们都说张禹做了丞相并封侯，人人却传诵他的《论语》章句；而我家逐渐被人看轻的文章，其声价却随着势利而盛衰，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就是祸患。起初，栎园周司农以雄浑深沉、坚劲峭拔的诗歌倡导后进，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等到司农失势，门生便渐渐离弃他。如今他去世了，谈论他的诗的人也少了。如今读吴介兹前后两集诗，诗卷还没有读完，那种雄浑深沉、坚劲峭拔的气色，远远望去便知道他是司农的弟子。介兹在司农势盛时，并没有趋炎附势、热闹攀附；如今距离司农去世已经三年，他的诗虽然变化而更加精工，却仍然守护老师的家法。他每次谈诗都称栎园，片刻不离口；等到同栎园的后人交往久了，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介兹确实是贫寒之士，假使他将来得志，在当时掌握权势和利权，他难道会改变操守、改变心志，抛弃生死之交，反过来落井下石吗？《尚书》说：“诗是表达志向的。”像介兹诗中所表现的志向，不仅使今天的学士大夫感到惭愧，也远远胜过古人。《陈集生诗》序 文章的道理，古人虽说有得到山川助益的，但朋友之间的往来、意气相互激发所产生的感受，进入人的内心更加深刻。你从《诗经》三百篇中所看到的，如“风雨凄凄”“鸡鸣不已”“中心好之”“曷饮食之”这一类诗句，都深沉而委婉，足以激发人的性情，触动创作者的思绪。然而春秋时期，各国使者往来，所到之处一定赋诗赠答，情谊十分殷切，但只不过取用古人的成篇罢了，并不一定要求诗必须出自自己。汉代称赞公卿喜好宾客，有汲黯、郑庄；汲黯、郑庄都没有听说能够作诗，整个西汉时代，像河梁送别那样执手相送的诗，也只有寥寥几章而已。可是宴饮、饯别、投赠的诗作，却大多出现在建安以后，这是为什么呢？毗陵陈先生集生擅长作诗，尤其喜欢交游；每天早晨出门，便到各位友人之间走访，干肉束帛的礼物、鸡黍饭食的招待，从早到晚接连不断，不因贫困而稍有废止。因此他的知交日益亲密，名声日益传播，诗作也逐渐积累到若干首。它们以盛大的意气为根本，发为和平之声，大概接近孔子所说的“可以群”的作用。陈先生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足以自我雄视了。然而如今天下谈论诗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我想其中必定有卓异而足以承当一代声名的才士，能够凌驾往古、领袖后世；可惜我特别迂腐疏浅、少与人合，搜罗到的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像陈先生这样博闻广见的人，如果还说自己一无所得，难道合乎情理吗？我同先生相处很久了，先生即使没有空闲作诗留给我，也何不把自己从贤士大夫那里听闻的一切倾尽出来，为我取酒截取片段而作诗呢？我将把它附在《诗经》三百篇的遗响之后。《吴虞升诗》序 吴门的吴子翊从二十岁起跟随舅父来到京师。他作诗雄奇华丽、纵横奔放，同当代作者不相上下；所到之处，许多名公宿儒都乐于同他交往，唱和酬答如同兄弟一样，然而他的内心却沉默郁结，始终很不得意。我听说，他的先曾祖父都谏吴之，诗作最好的时候正在万历朝。当时储位尚未确定，有人请求册封皇上宠爱的郑氏为皇贵妃；吴之的曾祖父奉常公任给事中，掌管户科，首先上疏强烈抗争，认为不可，并且请求早立东宫。皇上震怒，把他贬谪到云中任尉，从此沦落三十多年。同时，都谏也先后同张栋公、叶先春公争论储位之事，被削去官籍，归入军籍，世人所称的“东吴三谏”就是他们。后来先奉常在光宗时被召回朝中升迁，虽然不久又被罢免；而都谏最终竟因贬黜而死，可惜啊！自从国本之议兴起，朝廷舆论各有拥护和反对，门户之见纷然杂陈；于是宦官的祸患和外敌的气焰乘机萌芽，彼此相互助长。考察事情的始终，虽然罪责各有归属，但当时那些不顾自身安危的臣子也未免过分张扬，以致激成清流之祸，更何况其中还有成百上千随声附和的人呢？这同另一个时代诸公提出建言的本意相比，又怎么样呢？最终直到箭矢没入陵寝，战祸接连蔓延到京城；而光宗皇帝仪表堂堂的子孙，以及先前所说那位宠爱之子如意的子孙，也都同满朝廷的相互冲突、倾轧和消亡一起毁灭了，至今很少还有存留的人，真可悲啊。唯独先奉常年老后又被起用，却受到珰党薛鳯翔的排挤，很快便辞官退隐；而都谏也因早死而得以逃脱党祸。直到今天，在丧乱之后，两家的子弟仍幸运地没有失去世代守护的家业。他们在风灯雨馆之间相对皱眉，追念数十年来君子与小人此消彼长的缘由，以及胜败如何日积月累、祸患从何而来，这些都应当使人捶胸扼腕、长叹不已，并把感慨表现在诗中；并不只是记述游览的壮观，作为一时唱和而已。称颂先人、叙述祖德来相互赠答，是诗人的志趣。过去杜子美赠给闾丘僧的诗，极力称赞闾丘的祖先审言，说他与闾丘的祖父同年，并以得到皇帝恩宠为荣；然而审言幸而进用于武后朝，却谄媚侍奉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最终获罪而死，也是应当的；即使闾丘的祖父，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如今凭吴子的才华发而为诗，使他反复创作而不停止，又何必担心很快不如杜甫的儿子呢？即使远远落后于他，也仍然可以如此。何况吴子的家世也足以在杜子美面前自夸了。我只是和吴子互相勉励罢了。《夏无易诗序》夏无易，夏先生，对古人的诗没有不读的，但都把它们作为作诗的资粮，所以他作诗更加专精，对于古人所能做到的，也无不精通。他生性不喜欢做官，曾两次任职，视察施州卫学。那里处在山水奇险偏僻之地，人迹断绝，蓬蒿茂盛；他便收敛视线、屏息静听，精神驰骋于八方，忽然纵情挥洒文章，大放厥辞，写完又舍弃而去，乘兴游历京师。他忽然拿着一卷诗来见我，说：‘赶快替我作序，把它还给我。我将向南乘车出行，从今以后要到处游览，再不与你们相见了。’他的游历越发胜妙，寄托也越发深远，那么他的诗一定会越发奇异。然而我又担心他沉溺于尘世之外的景观，飘忽漫无边际，一去便不再回来。倘若他必将隐晦自己的踪迹，收敛自己的光芒而不显耀，那么这部诗集就不能不流传下去。

译《送高詹事归养诗序》皇上既从高詹事高公的乡里起用他，又命他总裁《政治典训》，并且三次随驾扈从。皇上亲自出征，荡平漠北，朝廷内外都安宁了。《政治典训》也在这时告成，太夫人也正在京师，获赐宅第。高公于是上书陈述实情，请求恩准归乡奉养。大意说：‘臣的母亲年七十三岁，只生了臣一个儿子，早年守寡，与臣孤苦相依。从前在京师时，颈上生了一个瘿，医药都无效。回到南方五年，南方是生长之地，水土温和柔润，才得以平复。如今来到京师，又重新发作，气力衰弱、食量减少，而且一年之中痰厥发作多次，如风中之烛，难以保全。想到回到故乡，凭借那里的风土，或许还可以希望病症再次消除，稍稍延长岁月。臣蒙受’ 皇上深厚的恩典，自然应当早晚不懈，努力修治自己的职务。只是母亲的年纪已经迫近暮年，急切地思念故乡。做儿子的如果把内心的想法隐瞒起来，不在君父面前说明，只为苟延岁月、希望侥幸获得升迁，即使旁人看见臣母子同住而不忍苛责，臣在清冷的夜里抚心自问，又凭什么能够安心？按照法律，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独子准许辞官终养。谨遵此例叩头请求，伏望 圣恩俯察，赐予怜悯。皇上看了奏疏，感到怜悯；过了五天，温和地加以奖谕，并且晋升高公的官职，准许詹事回乡侍奉母亲。从官署的道义来说，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老人的心情往往眷恋故乡，不只是因为一向习惯那里的风土。凡是亲戚往来、房屋洒扫，以及物产风味，没有一样不恍惚进入她的梦中。长久失去这些心愿，忧郁悲思，疾病很快就会产生。像这样，能够说是奉养父母的心志吗？至于那些忘记双亲、远赴异乡做官，直到年老也不归来，因而自取法律诛罚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奉养父母的心志是困难的。如今读高公的奏疏，情意至诚而深切，务求先体察母亲的心意、顺承母亲的志愿，只求得到母亲的欢心而已，当然不是徒然为了离职而夸耀自己。然而在恩宠正盛之时辞去下位，在即将离去之时又得到上位推恩，这种君臣相与的情形，古人不是也屡屡见过吗？大概 皇上正向天下广施推恩及亲的仁德，而高公又逢明圣之君，因而得以陈述自己的私情，以不辜负古人所谓奉养母亲的心意。因此恩典如此繁多，哪里只是高公一家之庆呢？借此改变士大夫的风尚，敦厚孝悌而教化浮薄，崇尚退让而看重廉耻，大概就要从这件事开始了。这一天，太夫人乘着象征八座高官的旌棨，前面排列骑卒引导，彩轿出了国门。詹事公放缓马缰跟在后面，供帐充满道路，万人肃然仰望，其喜悦可以想见。作诗作文来颂扬此事的，朝野上下共有若干人，而我特意作序为他送行。《汪中允秦行诗略序》我读中允汪先生的诗，不禁感叹，古代的诗风在今天还没有灭亡。诗本来是古代的乐章，以志意为根本，以声调为作用。志意见于言辞，便成为诗；诗歌咏唱起来，就有了声调。长短、清浊各不相同，于是按照三分损益法制定并运用音律，然后配入乐曲，用来协调八音、和谐神人与天地。孔子删定《诗经》三百篇，都是取来弦歌的；如果不能弦歌，孔子就不收录。后世乐经散失，作诗的人仍没有失去其中的旨意。汉魏诗有的五言全用仄声，有的全句都是平声，其中的音律仍然存在。到了唐代开元、宝应、大历以后，气格和声调都完备了。于是才人赋客，吟咏脱口而出，立即可以播入乐府；凡是称为诗的，都可以歌唱。如今却不是这样，眼睛接触到的都是浅薄文字，大多已经自以为是；无论市井小儿、乡村老妇骂街吵架的俚鄙言语，都强行取来押韵，称作诗。这是学究的鄙陋，借宋人来为自己掩饰。拿古人以诗言志的意义来衡量，可以说只是徒有诗的名言罢了，不知对诗还有什么取法之处；然而还一人唱而百人附和，喧嚣声充满耳中。它的弊端将使人束起书本不再阅读，风雅之道也会丧失，这正是中允所忧虑的。中允的才力深厚。他所作《秦行》诸诗，淘汰锤炼十分精纯，取法也极为古雅；王维、孟浩然的闲淡，高适、岑参的悲壮，杜牧的纵放激越，王昌龄的声调峻拔，他都沉思深究，采撷其中的精华。其间有不妥之处，便听取同道的指摘，有时反复修改稿本，直到恰当才停止。推求他的用意，他一定是不愿落入开元、宝应、大历以后任何一个字的窠臼。诗一定要这样，才可以称为正宗。我大概是从他的声调中体会到这些的。有人说：中允的诗，难道尽在声调吗？我说：诗有志意，也有声调。几十年以前，学者竞相追求浮泛声响，是志意丧失；如今竞相写俚俗文字，是声调灭亡。两种弊病都不好，而俚俗的弊病在今天尤其严重。古人论学，对于声调的探求，大概很详尽；沿着声调加以考察，可以得到诗人的志意。所以我用来揣测中允的，也就是这个方面。《冯梧州赠行诗序》自古以来，词人以文章吟咏唱和，自建安邺下以来，没有比京师更盛的。近来京城的诗学尤其兴盛，更是古代所没有的。其中年少而才名最著的，雁门冯君敬南就是一人。冯君姿态挺拔、才华秀茂，弱冠便考中进士，得以遍交年高德劭的大儒，与他们讲论研讨，深入探究古代作者遗留下来的旨意。因此他作诗尤其端庄雅正而有法度。人人都认为冯君的才华应当在翰苑，然而他仅仅由中书出任梧州司马而离京，几乎没有不替他惋惜的。只是冯君自己认为生长在边远郡县，足迹还没有到过东南。梧州处在岭外山水奇异绝胜之地，在都峤、勾漏之间，到处都有神仙遗迹，道家所传的福地洞天，我们都可以亲眼看见并据为吟咏的助材。对于这次出行，诸位君子难道不应当把我当作幸运之人吗？并作诗来为我的行程增光，这当然不会徒劳。于是同僚们听到冯君的话，无不称善，便共同吟诵叙述那里的山川之美、旅途登临眺望的乐趣，正如冯君自己所喜爱的那样，作诗赠送给他；最后希望他政绩告成、早日回来，这些愿望也常常见于诗篇。大概朋友的情谊本来就应当如此，也是古代诗人颂美祈祷的体式。我当时没有来得及参加，所以简略叙述冯君和诸位君子的心意，把自己的名字附在诗卷末尾。

译《郭高旭赠行诗序》文士的际遇，闭塞起来非常容易，而通达起来却非常困难。我考察《史记》《汉书》《经秦》《芟儒》以后，贾谊以平民身份发愤，想要有所改革，却被绛侯、灌婴阻止。赵绾、王臧建议兴办文学，太后却不高兴。元朔初年，平津侯与天子意见相合，制定制度，郡国贡士的法令才颁布，开设东阁来延请四方英俊。当时司马相如、枚皋、庄助、儿宽这些人，本来已经分布在朝廷中。后来严助、徐乐、主父偃等人上书宫阙，谈论政事的人更加多了。到了宣帝、元帝时期，任用儒者为相，风气一变而成为经术。西京的文章，甚至可以与《雅》《颂》争辉，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时代使它如此。假使这几位君子生在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时代，就免不了抱着书本郁郁不得志而老去，即使他们的文章也不能完全流传。如今班氏《艺文志》所载的辞赋作家，在建元以前的，几乎十篇中只能见到一两篇。国家初定。世祖向来重视文治，然而军队四处调遣，官吏士卒腰佩弓弩，奔驰往来于天下，络绎不绝。一时的文士仍不能完全显达，所以即使有我们郭子高旭这样深沉雅正、宏博的才华，也闭门深藏了十多年。如今皇上继承帝位，天下安宁，没有战乱尘氛的侵扰。朝廷议定恢复旧制，下诏有关部门像从前一样每年贡士。于是郭子才得以把姓名上报礼部，恰逢当今在位的士大夫中多是精通经术的大儒，他们孜孜不倦地引荐士人；观察他们的用心，并不只是汉代公卿可以相比。郭子凭御史之子的身份，带着行李游学京师，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诸公都作诗为他饯行，庆贺郭子遇到了合适的时代。诸公虽然善于写文章，大多沉浮于乡里之间，不足以为郭子铺设道路。如今郭子怀抱才器前往，等待贤明公卿的求取，他的道术和声名将更加光大显著。异日有称 天子读到他的文章，遗憾不能与他同时代，或者感叹相见太晚的，一定就是郭子这样的人。诸公都这样说，可见他们了解郭子很深。诗卷已经编成，于是为它作序。《柯翰周饯别诗序》柯子翰周再次游历京师，拜见他的尊父给谏公，将要回去时，士大夫设宴饯行，作诗赠行的有二十多人。翰周也亲自作了一首诗，答谢他们的心意。如今他回去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寄居武塘，距离京师三千多里，读到他的诗，仿佛亲眼看见宾主聚会的盛况，欢笑流连，反复叮咛，又爱惜不已。诸位君子作诗，本来可以说很工巧；他们所寄托的情意，也确实十分深厚。如今朝廷清明平和，给谏公凭借老成和久负盛望，受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皇上的眷顾，每当一篇封事上呈，天下人无不期待太平，希望亲承他的风采。诸位君子聚集在京城，相互推重，又喜爱公子的才华，想到他即将分别，因而父子前后相继、光耀相承。全诗之中，反复表达了三层心意，并不只是对简陋供帐的布置、握手惜别的感伤而已。难道公子能够不对这部诗集依依眷恋吗？公子和他的伯兄寓匏，前年往返南北，分别写有游历诗各一卷。我读后很喜爱；如今这部诗刻成，他又将带着它南游，从衡山、湘水一路经过大岭以南。我知道这些诗流传后，天下读者会仰慕给谏公的风采，又会为这父子的才华相继而高兴；而京师太平日久，一时杰出人物云集，饮酒赋诗，情义风尚深厚，那些隐居山岩洞穴的士人，一定有人会抚卷长吟，不能释然。我为此作序，私下庆幸自己的名字能够附在诗集之后。《广陵倡和诗序》广陵是古代淮南的雄镇。它兴盛时，上林、琼台、杨柳堤岸、龙凤彩船，延绵在重重江河和层层关隘之间，彼此环绕相连。诸公有的建立旄节，带着盛大的僚属随从；四方奇士共同选择胜景赋诗，歌咏太平。又如往昔韩魏公与荆公、岐公等人赏花置酒，一时主客聚会，前后相继执掌大政，传为盛事。天下太平时，做官的人得以在公务间隙从容享受宴饮游乐，并把它写成诗歌；百姓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多么大的幸运啊！然而一旦烟尘稍有警报，淮南一定首先遭受战争。鲍明远所说的‘通池夷、峻隅颓’的情形，曾经隔很久才偶然见到一次。而在风吼雨啸的战乱场所，诗人的吟咏声有时几乎也要消失了。如此看来，诗人的聚集，难道不是广陵盛衰的原因，而是天下与人的治乱由此产生的吗？前代的事暂且不论，自明代甲申、乙酉年间以来，车载残骸，白骨遍地。我当时经过它的废墟，蓬蒿茂密，满眼凄凉，这样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太仓端士王君的同年好友新城王君贻上来到这里任职，才渐渐披荆斩棘，致力于吟咏，以此相互号召。王君任期届满将离去时，乘小船渡江，大家一起登上昭明楼，寻找谢公的宅第，拂拭磨洗断碑，巡视旧日营垒；哪怕一字之可赏、一块石头的奇异，也一定低声吟哦到天黑才离开。因此王君所作绝句达到五十首，大概深受供奉、龙标的浸润，采撷了他们的佳胜。诗集编成后拿给我看，我读了高兴地说：‘这难道是太平的征兆吗？’大概从此广陵的风雅又振兴了。去年我客居江北，没有去拜访新城。阳羡陈子其年告诉我，王君见到我的文章便叹息，认为如今的作者遇到太仓，也会这样。我谦谢不敢当，然而两位王君了解我，我难道敢说自己不能了解两位王君吗？所以对于这部诗集，我姑且叙述自己所听到的。至于新城的诗，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合刻，但他的风流文采也大致可以看见了。

译《贺王子归娶诗序》王子十九岁，跟随父亲任职淮北，将要回乡娶亲。他的几个同学作诗祝贺并为他送行，于是请我作序。有人对我说：‘古代婚礼不祝贺，所以娶妻的人家三天不奏乐，以追思继承父亲。如今祝贺婚娶，合乎礼吗？’我说：‘为什么不合礼呢？礼书不是说过吗？向娶妻的人祝贺时说：“某人让我听说您有宾客，使我带着礼物来相助。”大概娶妻的人家不可以把婚事当作娱乐，但姻亲亲戚的情谊本来就有不可废弃的地方。不过不说“娶妻”，而说“有宾客”，好像只是说帮助乡党同僚朋友供给酒食费用而已，这就是它不称为祝贺的原因。’又有人说：‘我听说郑玄所说的进献给宾客的礼物，大概只有一壶酒、一束干肉和一条狗罢了，没有听说用诗来祝贺。用诗祝贺，也合礼吗？’我说：‘为什么不合礼？《诗经》说“间关车之舝兮”，解释者说：“宣王中兴，士人能够亲自迎娶，他的朋友祝贺此事而作诗。”这不就是今天用诗祝贺的祖先吗？周文王刚得到后妃，《关雎》便用来歌咏，也是同一类事情。然而《关雎》不过分表现哀乐，所以孔子赞美它。《车舝》五章，从未有一句涉及宴饮亲昵的私情，最后一章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值得践行。”’ 《礼记》说：‘诗歌喜爱仁德，竟然如此。’太史公甚至用这句话来比拟孔子的德行，而如今的人大多擅长写浮泛的辞藻，彼此随波逐流，失去了朋友之间切磋砥砺的意义。‘这些诗虽然也未免受到流俗浸染，但最终仍归于大雅；与古诗相比，还差不多可以了。’ 《张弘蘧制义序》我同张子弘蘧交往十多年，曾读过他的诗文，很看重他。去年张子以贡士身份进入京师，他所学更加精深，议论宏阔开张，远远超出当时同辈。然而我尤其喜爱张子的制义文章，每次见到都拿来诵读，舍不得放下。有人说：‘这只是张子才学的余绪罢了，您为什么如此深厚地喜爱它？’我说：‘不是这样。八股文的道理很微妙，学者把它看作功令而趋赴；它的体式是敷衍经文，措辞不能超出经文；拘守集注，义理不能旁涉。它的写法相沿下来，有上承下逗、前虚后实、单行复序、截章换字等方法。字句气势如候气量丝，传神像优孟，似乎排比却不是骈体，像议论却没有章法。学者从小学习它，乡村教师和迂腐书生一看就懂。万一功令重新改变，把如今所谓八股文废除，那么即使每天把陈王、唐瞿、薛氏的文章陈列在面前，又有谁能够辨认它们的门径、了解它们的旨趣呢？所以我说：时文是容易迅速朽坏的东西。’到了近世，金正希、杨伯祥、吴梅村、陈大士、陈卧子、黄蕴生诸公出现，才广泛取法先秦两汉及唐宋以来的文章，把它们充分发挥到帖括、经史子集之中；纵横驱使，钩连贯通，无所不可，而创作机杼自出，把前代作者的成法一扫而空。这就如同杜少陵对于诗、韩昌黎对于古文、颜鲁公和吴道子对于书画一样：古法虽然从此发生了变化，但天然的工巧和人为的技巧已经达到极致。所以这几位先生，虽然他们的文章不以制义命名，也完全可以各自写成一部书流传，并且能使读者在文字之外明白领会其中的意义。如今张子既然凭借自己从古人那里所得，沉浸于这几位先生的文章达到如此程度，那么我喜爱他的八股义文，正如喜爱他的诗、古文和辞章一样，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再说，明代制度重视馆选，曾经间隔一科举行一次，所以凭二陈的才华也没有能够参与；至于蕴生，本来就是他不愿意参加的。张子幸而年轻便得以窥见中秘，翱翔禁闼，那么他日后的著述，比起这几位先生来应当会怎样呢？那时我所喜爱、想要拿来诵读的作品，又将不止一篇两篇了。

译《李东生制义序》同年之间的情谊，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近来的制度是三年一次到礼部应试，所取士人只有一百五十人，比过去的名额少了。留在京师做官的不过三十多人而已；在这一百五十人中，人数越少，感情反而越加亲密。其中关系最密切的，彼此意气相投，感情相互感动，如同同胞兄弟。即使家庭中的琐事，也没有不能互相倾诉的。这就是蔚州东生李君和我的情形。我和他既然亲近无间，在谈论文艺的闲暇，也谈到科举制义。我私下看东生还年轻，却熟悉经传和诸儒的义疏，像一位老经生。他的文章兼有各家体式，似乎不是一时袭取就能得到的。我曾经追问他的由来，东生便拿着文章，神色庄重地对我说：‘我的学力浅薄，哪里敢说自己有这样的才能？我能够得到这些，都是因为连续受到主考官的知遇，而这一切又全靠我的伯兄元生教导。我父亲起初在朝廷任郎官，便把我托付给兄长，令他督促我成才。我兄长一向精通举子业，长久享受学宫的廪饩。后来中途放弃科举不再从事，独自承担家政，亲自承受奉养长辈的劳苦，使我能够专心读书。我感念他的心意，便比从前更加刻苦。有时偶然生病而停学，兄长就来问我病得怎样，慢慢对我说：“祖父还在堂上，寄托希望的只有你一个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祖母和母亲早已去世，如果不是你成才，就无法慰藉她们在地下的灵魂。你如果不爱惜自己，就是辜负我；我如果不把这些话对你说尽，就是辜负父亲的遗命。”我听了顿时警醒，即使困顿，也从未不勉强支撑着起身。乙卯年我考中乡试却名列副榜，兄长又责问我：“你的学问确实还没有达到吗？如今几乎得到却又失去，难道是品行上有什么缺失吗？”看着我的形貌，他忧愁得仿佛不能承受我的忧患。后来我中乡试，礼部会试落第回家，他像以前一样告诫我，而且更加严厉。如今我幸而考中一甲，兄长的喜悦可以想见。这部文集中的若干篇，是我十多年呕心沥血所得，也都是触手可及的我的心血。请您说几句话使它足以垂信后世，希望替我作序，说明并写成这篇文字。我认为，以东生兄长的才华，即使自己取得高第也不难；但他却辛苦成就弟弟的功名，直到不避劳苦、不辞烦琐，一定要实现祖父的愿望才停止。即使古代所传的孝友之人，又怎么能超过他呢？东生不因自己考中而喜悦，只担心不能把兄长的名字传布天下。他们兄弟的贤德，与古人相比也毫无惭愧。然而元生对弟弟的期望，原本只是科举功名。如今东生既已脱去布衣、出仕做官，正如元生所希望的那样；从今以后以自身报效国家，他所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比这更重大吗？假使东生稍有不慎，不能遵守伯兄的告诫，祸患很快就会到来。从前勉励东生遵从祖父的志愿，是一家人的事情；如今对东生的期望，必将是为朝廷建立重大议论、树立伟大功业，这是东生的才华所擅长的事情。他承担的责任既然重大，那么对他的期望也将更加迫切。这就是伯兄对东生的教诲永远没有止境。《诗经·小宛》是兄弟相互告诫的诗。第一章说：‘天明仍不能入睡，心中怀念你们二人。’元生便在其中。最后一章说：‘温和恭敬的人，如同聚集在树上；内心忧惧而小心谨慎，如同走近深谷。’东生也在其中。我看待东生，犹如兄弟。过去北魏赵郡李氏兄弟友爱，陇西李荣到了他家门口，感叹说：‘这样的家风，是天下所称道的，今天我才亲眼见到，真是我的老师；愿意与他们联为同类。’当天便改名为劳之。我虽然没有见过元生，但从东生那里听到关于他的事情，已经十分熟悉，不亚于亲自见到李劳之。如今这部文集一经刊出，受到有见识者争相欣赏，难道不会有人听到这种家风而仰慕效法，如同李劳之吗？假使人人求学都知道根本，以孝悌之道作为侍奉父亲、进而侍奉君主的资本，那么举子向来浮薄的积习，就可以立即改变。这未必不是东生托付我作序的本意。李给谏东生，名叫旭升，初次考中进士时，曾请同年金德嘉检讨为此作序，后来序文遗失，而金君已经回到故乡，于是托许进士念中转请我补作。我长久以来苦于替他人作客文，但感念他们一家孝友之德，是当今世上少有的，于是勉强写成此序，以答复许君，并仍把它保存到文集中。金君名德嘉，与我最为友善。许君名志进，如今赴任铁岭知县。《钱子文筠亭诗余小序》我年轻时曾与客人作长短句，也写过不少于一百多首曲子。然而读到周邦彦、柳永淫靡艳冶的词，心里暗自鄙视，不能最终学成。后来看到朱检讨竹垞论词，彻底洗去《草堂诗余》的旧习，独自标举南宋闲淡、婉丽、飘渺出尘的韵致，认为那是词家的正宗，并把白石、山人称为首要典范。那种勾唇戛舌的声调，清冷沁入心脾，虽然境界过于清峭，却终究没有一点庸俗艳丽之气。因为这个缘故，我对词学也不再心存非议，私下却奇怪如今这样作词的人极少。丁丑年五月，秀水钱子文特意来京师我的寓所拜访，拿出他所作的《筠亭集》，请我作序。我虽然喜爱他的词没有俗调，但早已戒绝替人作诗文序言，便坚决推辞钱子。后来他又请我的同年好友徐子个臣来劝说。徐子说：‘钱君是竹垞的快婿，您怎么可以不说几句话？’不过，竹垞论词已经很完备，钱子对这些话听得很熟，而且对于所谓闲淡、婉丽、飘渺出尘的韵致，也已经竭力摹拟，得到神韵上的相似。我即使想说，又能在这些基础上增加什么呢？只是听说竹垞近来住在林间，对于诗和文的议论尤其不同。我本来曾经从事这两方面，但都没有达到那种境界。你回去后，听到并把岳父的话告诉他，在这门技艺上应当会更加有所成就；将来他一定会有话告诉我。

译《黄心甫自谱序》黄子心甫六十一岁，患了病，亲自编写家谱，交给他的友人严子荪友，说：‘我一生喜欢学习，亲手抄写的书有几十种；参加有司的考试一共六次，最终都没有得志。如今到了这个地步，病也将危重了。如果最终不幸死去，世上还有谁会哀悼我？请您替我请求这件事。’姜子让我为这部谱写序，幸而还来得及亲眼见到它。我听了他的话很怜悯他，读他的谱，大多是平生交游往来、饮酒赋诗、登临嬉游的乐趣；但遇到失意之处，仍有愤懑不平的情绪。我听说心甫虽然年老多病，身体还算健壮，吃饭也还不至于因此死亡。然而假使心甫不幸终于死去，这副孤独的躯体，漫长百年也不过如同朝夕转瞬；即使弃置在土中，幸而没有被狸、貉、蚂蚁、蚊虫吃尽，然而再过几十年，连他的尸骨也会一同泯灭，全部归于无有，与瓦砾一起化为尘土，那时对于生前的聚散离合、爱憎喜怒，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使现在看他的谱中所记载的人，曾经得势而气焰熏天的有几人？文采灿烂的有几人？与心甫志趣相同而亲近，志趣不同而结仇的，又有几人？如今还活着的有几人？即使不等通达之人来观察，也可以知道他们与水面浮沫的一瞬、白驹过隙的一刹那没有不同。心甫写下这些却不能醒悟，那么他的精神就会在内郁结，形体气机在外凝滞，内外相互争斗而不停止，想要没有疾病，怎么可能呢？况且我听说佛、道二家的言论，最终都归结到保养生命、保存本性；而我们儒家的学问，也有不把生死看作聚散的道理。孟子所说的平旦之气，邵子所说的天心尚未发动，就是这个意思。心甫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到这些？心甫姑且放下这部谱，在自己的内心湛然寂然之处求取它；我知道这样一来，他胸中将会浩大空旷，没有任何事物成为芥蒂，只独自与自己的天性同游。从前那些纷纷扰扰的应酬往来，都与心甫无关了。严子可以试着把这些话告诉他，心甫也试着仔细听一听；我知道他的疾病会释然离去，不必等到严子把话说完。《大兴张氏宗谱序》宗族的谱系有经有纬。《尚书·尧典》记载亲睦九族。九族，注家认为是从高祖到曾孙、玄孙；这是以我一身为本，向上向下推求，所以称为经。《礼记·大传》说按姓氏相联系而不分离，按共同饮食相联结而不疏远，即使百世婚姻不相通，也是周代的道理。这是以我一身为本向旁支推求，所以称为纬。向上治理祖宗，向下治理子孙，向旁治理兄弟，这就叫有经有纬，谱牒的法则也就完备了。自周代历经汉代以及魏晋以来，即使处在南北朝横遭崩溃分裂的时期，世家旧族仍然能够讲明谱法，不失去世代守护的传统。到了唐朝衰败以后，氏族混乱，收合族人的方法渐渐衰微，是因为谱学没有建立。自明朝末年至今又过去五十年，这期间变革的原因很多。因此大兴张氏家族失去了族谱。如今奉直君辅公来到这里，连六世以上祖先的名讳都无法知道，甚至受赠奉直公的兄弟伯仲次序也还没有详细考定，大概是多次经历兵火、离散失传所造成的。今年春天我恰好来到津门，奉直公不嫌弃我，与我商议谱牒的体例。依照原先赠公亲手订定的世次，从高祖以下列出曾祖、大父、父亲及其子，共为六世，这就是本支。又旁及他的曾祖兄弟，直到从祖的子孙，得到八世，作为旁支。依次向上推，顺次向下延，本支为经，合族共同饮食，按昭穆排列；旁支为纬，亲爱亲族的道理便完备了。又对那些已经成人立业的人，搜集他们的行事经历，各自在后面附写小传，并附上封诰、铭状、表、赞、家传，体例灿然，足以流传久远。奉直公说：‘我家自曾祖中宪公以进士起家，成为有名的太守；后来考中科第的有四五人，列入朝廷名籍的又有几人。如今子孙分散各处，有的在大名，有的在河南，几乎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想要逐一访查，却还没有空闲。而那些仅存的人也琐碎衰弱、不能振作，我替他们料理衣食和栖身之处，适时为他们婚嫁，又挑选有才能的委任事务，聪慧的引导他们求学，总之只是尽我的力量所能做的事罢了。看今天所做的事情，在当今世上大概很少见。只是我还有话想对您说：大宗法很久没有得到讲求了。当初赠公来到津门时，您正好成为他的别子支系中的宗子；您既然能够凭借自己事务和力量所及尽心尽力，使之符合古代收合族人的道理，那么如果再创立宗法，修建祠堂，置办祭田，设置祭器，斟酌家礼来施行冠、婚、丧、祭的仪式，等到您的子孙繁衍起来，张氏的宗族风气将使北方士大夫之家 都必然有仰慕欣悦、前来取法的人。这是敦厚风俗、加强礼教、恢复古道的一件事，希望您最终勉力去做。

译《山西试录前序》癸酉年，天下又应当在乡里考察士人，主管此事的官员把担任山西典试的臣子的姓名列上来请示。皇上根据才能任用使者，于是命检讨臣【某】和内阁中书臣【某】前往奉命。诏令下达时是七月丙寅日，过了一天为戊辰日，臣【某】便整装出发，乘轻车星夜赶路，不分早晚。到达后将要进入考场，与守卫考场的诸臣在庭中相见，详细转述皇上兴贤育才、郑重对待这一大典的深意。一时间听到的人无不举手加额，欣喜地遇到盛典。随后惶恐地接受职事，各自尽自己的职责。当时巡抚右副都御史臣【某】实际负责监临，法纪整肃，为内外官员作表率；布政使臣【某】、参议臣【某】负责提调，统筹周密；按察使臣【某】监试有法。于是召来提督学道副使臣【某】，考取生员数千余人，与同考试官臣【某某】共同进行三场考试。臣再三告诫大家，天道可畏，人才难得，使臣心中牢记文书职责，只有公正和谨慎，不敢不共同努力。当时同考官十多人，各自耗尽精力，点燃蜡烛接续白昼，经过十几天，按名额取士四十人。出了考场以后，编辑三场试卷共二十篇进献。按例臣应当在书卷开头作序，私下想到 国家定都北平，山西实际上是古代冀州之地；云中、定襄、飞狐之口，与恒山镇彼此犬牙交错，不只是京畿附近的郡县。因此居住在那里的人，首先能够受到京师声教的熏陶；而俊伟雄秀、杰出不凡的人才，又往往奋发振作、凌厉而出。自春秋以来，声名著于诸侯的史籍；到了汉、魏、唐、宋，直到今天，不但没有中断，反而更加兴盛，这是应当的。然而臣所主管的是衡量文章，因此不敢另作引证，只就我所听闻的山西人文来谈。文章的道路各不相同，大致分为四类，而今天科举所作的文章不在其中。太史公记事，是史家的文章，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个例子；柳宗元的经术文章，宏博而不够纯粹，柳开、元裕之属于一类；文中子的《中说》是讲说理学的文章，薛文清《读书录》属于一类。至于薛道衡、王勃、宋之问、王维等人的辞赋文章，同类更是数不胜数。这四类文章，虽然在华美与质朴、纯正与驳杂上有所不同，但都能专心精通自己的事业，各自发挥才力所能达到的极致，卓然自立，不至于在后世泯灭；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这些人。然而词章之士和君子仍有人鄙视它。至于如今所谓的科举之学，距离圣人之道更加遥远了。臣只是乐于向众多士人告诫这些，大概是因为对欧阳氏的说法有所感触。欧阳修说，年轻时志气旺盛，正想从世间取得荣誉，那么不如顺应时势。所谓顺应时势，就是拾取剽窃、顺从流俗来写文章，正是今天举子最深切的弊病；但欧阳修又说：天圣年间诏书命令学者去除浮华，此后风俗大变，士大夫所作文章已有彬彬然的两汉之风。可见欧阳修所说的顺应时势，正是他用来恢复古道的方法。虽然如此，假使不是宋仁宗天圣极盛之时，排斥浮华、崇尚正道，使风俗大变，那么又有什么时代足以这样说呢？有这样的时代已经很好了；如果只是想与两汉士人并肩，仍然是不够的。如今我皇上的德行符合圣神，广泛阐明经学，在朝廷内外颁布讲筵解义和《孝经衍义》，修缮阙里孔庙，树立碑石、悬挂榜文，勉励学宫，和盛宋相比远远超过。诸位士人处在这样的时代，逐渐受到教化熏陶，研治一经，遵奉明诏，由乡试荐举送至礼部，备好羔雁礼物而拜见公卿的，所讲的都是五经六艺之言。他们入朝在大廷应对时 所具备的，都是正心诚意的学问；将来出仕任官、治理政事的，都是早晚讲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人。假使他们立志不改，锐意深入探求道德，达到四家以上的境界，并不困难。若只是小小地想与两汉士人并肩，臣知道众多士人必定不屑于此。臣是江右末等士人，私下庆幸能够充任驱使，使一方士人得以借此寄托以人才侍奉君主的道义。这部文集的二十篇文章，虽然不足以穷尽一科考试的盛况，但其中能够顺应时代、合于古道，不辜负所学的地方，或许可以借臣之手向皇上陈告，以回应皇上恳切造就人才的心意。按照惯例，凡是在此地任事的人，都可以一并记载。《湛园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湛园集》卷二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写 序 《送王少詹使祀南海序》岳镇海渎设有固定祭祀，都源自唐代《开元礼》。百川之水，只有海最为广大；南海处在水流汇聚的极远之处，从广州城南承受三江之水，分成东西两道：东南直达瓯关，西南抵达骆越，以及东西洋以往的各国，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在四海之中，它号称尤其广大，被称作天池，所以祭祀典礼独为隆重。南海见于《周颂·般》的乐章序，序文说巡狩时祭祀四岳河海而作诗，那么巡狩祭海的礼仪由来已久。如今是康熙二十三年，削平巨大的叛逆，朝廷内外太平无事。皇帝将按时巡行天下，于是考察古代礼制，分别派遣朝廷大臣到山川祭告，而派詹事府少詹阮亭王公前往祭祀南海，只是 国家统治着广大的疆域，大海之中，鲸鱼张口、鳌鱼跳跃，凭借妖异之气在波涛中发怒，山河因此被猛烈掀动，日月因此被阴霾遮蔽。这样的情形将近四十年；一旦风平浪静，纤尘不惊，依傍海岛的国家观察风向而来，濒海百姓含着食物嬉游，使我国 皇帝的德化广泛流布，无边无际；神明的功劳也十分伟大。南海之神既尊大又灵验，默默地护佑着我国。对国家来说，他的功劳尤其伟大。天子特意把祭祀之事交给您，难道会没有用意吗？据《广州志》记载：神庙在州城南八十里，那里本来不是岛屿，但陆路山径崎岖难行，不如从水路防卫便利。从前韩退之为孔戣亲自祭祀而撰写庙碑，竟夸赞这只是难得的举动，也是因为过去的刺史怠于职守，不亲自防卫，多把事情委托给副职，而孔戣独能稍稍表现出不同，因而值得记述。如今 天子既已颁下南巡的 诏令，只是岭南之地因为偏远，不能亲自到达，估计您此行，是去传布宣示圣意的。」 皇上谕示他忧虑百姓疾苦的心意极其周备，我知道五岭荒远边地的俚人、疍户，一定会像盼望看见皇帝车驾扬起的清尘那样，争先奔走而唯恐落后；百姓的气氛欢悦，神明也会享用祭祀。由此说来，那么海南万里清平安宁，呈献祥瑞、贡献珍宝，用来协助赞成我无边无际的 盛运，哪里会有尽头呢？亲自主持一次祭祀，本来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说道的。但这次差事，天子不把它交给别人，却一定要派您前往，果然不是没有用意啊。

译送郑庶常请假回乡省亲序 庞公隐居在岘山南面，回答刘表询问说：“世人对待子孙，都把危险遗留给他们，只有我把安宁遗留给他们。”于是带着妻子儿女隐居鹿门山，采药而不再回来。这是处在乱世中的办法，理应如此。如果生逢有道之世，却能使子孙不失去家学，恩泽施及百姓，才叫作把安宁遗留给他们。王霸隐居时，看见令狐氏的儿子来访，容貌服饰十分光鲜，举止得体；回头看看自己的孩子们，却是头发蓬乱、牙齿参差，连礼法都不懂。客人离去后，他惭愧地躺着，整天不起身。当时正值建武年间重新兴盛，圣人出现而万物被看见，世人争相凭文学奋发求进；生下孩子却没有才能，只能呵斥他去赶牛佣耕，正是可耻的事。他的妻子反而在旁边替他修饰言辞、加以解释，真是妇人孩子的见识。可是范氏把这件事夸张成美谈，过分了。我们邑里的郑平之先生，德行醇厚、旧学深湛，在乡里受到推重，自认为是前代遗老，不经营世俗人事，闭门绝迹，每天以读书养性为业，即使屡屡贫困，也安然自得。我的朋友禹梅，他的长子本来精通经术，善于写文章，努力追踪古人，并把学问落实到实际用途上，多次参加公车考试而未中；今年才凭经学考取南宫第一，列入馆选。皇恩广被，封赠他的两位尊亲，他请假回乡省亲，出发已有日期。替禹梅庆贺的人，还猜想这会是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样怎么足以了解先生呢？先生胸怀奇才、身藏珍宝，按道义不肯苟且求进；推想他的内心，从来没有一天忘记百姓。他把平生没有完成的志愿全都交给禹梅，这就是他感到欣慰的原因。我的朋友看戊辰科榜上父母俱在的人，大约有几十个，但他们都是少年得志、很快显达，并没有什么值得深深羡慕的。禹梅年纪将近五十，先生和夫人一起乘着鹿车偕老，徜徉在鹳浦水边，早晨起床、晚间休息，视力听力更加聪明，饮食也增进了一倍，这难道是人力能够做到的吗？如今禹梅回去不到一年，还将散馆后再次回来。从今以后，他或许请求回乡终养父母，或许在京师侍奉父母；出仕便享有佩印着绶的荣耀，回家便实现彩衣娱亲的奉养，事奉君主和父母，两方面都没有亏欠。我自认为像无用的樗木一样被弃置，俸禄还不足以奉养父母，替禹梅写下这些话，就好比口渴的人谈论酸味，津液流满脸颊，却对实际解渴毫无帮助，只能徒然自我伤感悔恨罢了。至于郑氏一家的快乐，哪里会有尽头呢！送王白民南归序 礼制中只听说来求学，没有听说往前去教人的。古代大夫、士人退休后居住在乡里，担任父师、少师。《仪礼·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中所说的先生就是这种人，他们教导自己的子弟，都不走出本乡。大概古代师生之间传授的是道；道在，所以弟子前来求学；道尊，所以老师不必前往教人。孔子自从有人送上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以来，从没有不加教诲的，却也不曾前往教人，这就是乡先生的意义。后来周朝衰败、道统丧失，老师的教化更加废弛。汉代从秦火余烬中得到遗留的经书，各位儒者人人自行解释。国家有重大议论时，一定要询问经义如何；弟子讲说经义，也一定要追问师承。一位大师门下的学徒，曾经多到几千人。御史大夫张忠征召孙宝为属官，安排住所，想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经书。孙宝自行弹劾而离去，引述礼制中不往教人的道理。张忠不敢强迫他。那时道虽然还没有彰明于天下，但人们知道尊重经书。经书若没有老师便无法传授，所以老师自我看待的方式以及别人对待老师的方式，都不能有丝毫轻慢，都是因为经学的重要而如此。古代尊重道，其次尊重经，都不废弃老师。后来科举之学兴盛，经学便更加衰落。国家选取士人不一定要求通晓经书，士人凭专门经学被录取，也不必追问他的家学从何而来。于是那些抱持经书而隐居的士人，忧愁不安而无从施展。乡间老翁积存十斛米，就能写一封短札把他们召来。北魏元钦性情鄙吝，曾托高僧僧寿替儿子寻找老师。老师来了不久便逃走，用这件事责让僧寿。僧寿性情诙谐，对元钦说：“凡人断绝粮食七天才会死，才经过五个早晨您就逃走了，实在不是舍弃饮食而求取信义的道理。”元钦于是非常惭愧。可见当时的风俗已经如此。如今孤单贫穷的儒生，常常不远数千里背着书箱来求做别人的老师，却还不一定能够得到聘用。幸而得到聘用，如果不是数代研习礼教的旧家善族，他们对待老师简直不如对待奴仆，呵斥讥笑，使老师出入困窘、饥饿如同囚徒，宾客亲友不得相通，奴婢还相互侮辱嘲笑，甚至有人流离颠沛，无处归宿。师道不能确立，并不是一天造成的。我的朋友王子白民，研究经学有方法，淡泊于仕进，尤其以诗歌著称。他在江湖之间往来已久，近来又在京师做了七八年童子师，年老发脱，奔走尘市，囊中不存一钱。今天早晨来向我告别，说要回去。我说：“走吧，赶快写诗为他送行。”又替他写下这篇序，说明其中的缘故。王子任性真率、快乐平易，在去留之间没有鄙陋失意的神色。我为他作序，并不是悲伤王子怀才不遇，只是感叹道术废弛、经学受抑，而时代不如古代罢了。送陈紫驭游永康序 陈先生在九月整理行装出发，游历永康，我为他送行并说：“您这次出行，是想借此报答知己吗？还是将要借此向对方有所求取呢？回头看您的神色，好像有所不屑，却又勉强前去，难道心中也有感慨吗？”我前前年被主管选官的官员赏识，和您相同；后来失意，也和您相同。计算您的交游中了解您的人，应当没有像我这样深的。我身份卑微，长期羁留在这里，所经历的人情险恶有各种各样，常常郁郁不乐；每天都想着买田种植，闭门读书，弹琴自娱，却仍不能舍弃这里而立即离开。可是我知道您心中必定有所感慨，因为我确实信任您。您姑且谨慎选择所前往的地方吧！婺州山水丰厚，人物敦厚朴实；宋室南渡以后，许多士大夫避乱而来，都出自这一带。宋元之际，朱学、吕学在八县传播蔓延，至今仍有流传。您具有才艺，修养仁义，重视诺言，凭这些前往，怎么会没有遇合的机会呢？永康的学术创始于陈同甫。陈同甫大体上性情粗豪，但朱子非常爱惜他的才华，同他往返辩难数万言，最终想使他归于醇正；他的余论和遗迹也流传至今。您游历他的乡里，大概也会空手而去、满载而归了。您的老师在那里做贤能的县令，清廉而仁厚，难道不也可以拿我的话去叩问他吗？人若不学习道，到了老年转眼便会死去，那么是否遇合又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呢！

译送冯孟勉西游序 这一年春天，我的朋友秦先生告别我向西而去。没过几天，冯先生孟勉也来向我告别，将向西前往吴地，泛舟大江，观赏洞庭、匡庐的胜景，然后在那里停留。二位都是当今贤能的君子。我若不是同二位交游，便不可能有一天快乐；如今他们相继离去，我的悲伤也就可想而知了。去年冯先生客居吴中，寄给我《葛屿十咏》。冯先生说：“葛屿距离吴江县东面五十多里，那里有禽鸟、鱼类、芦苇、蒲草的乐趣，有灌溉的富饶，环居在那里、靠它的利益生活的人家有一百多户。中间有唐代隐士张志和的祠堂，大概张志和以船为家，往来于苕水、霅水之间，料想这里就是他曾经游历的地方，后人于是为他建祠。冯先生应该是以此为乐的吧。”然而我读冯先生的诗，看到他为亲戚的离散、朋友的失散而自伤，愤懑哀怨，仿佛不知道文字足以带来快乐，也不知道贤人逸士的遗迹、遗风余韵值得喜爱并传之后世；由此可知，他心中一定没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即使按照秦先生所说，也是这样。我既为二位分别而悲伤，二位也反过来为彼此分别而悲伤。那么二位屡次奔走于西方，大概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吧？我并不是能够不因离别而悲伤，只是形势使我们不得不分别罢了。离别和相处，何必选择呢？秦先生归去时，有客人传授给他几支琴曲，替我演奏，声音铿锵而和谐，心志舒展而畅快，神情自得而放达。大概内心有所获得，就会忘记外在之物；内心所得越厚重，对外物就越轻视。冯先生前往西方后又以诗赠给我，我本来就知道他不是因悲伤而是因喜悦。述世德为魏南郑赠行序 我曾听朋友沈太史芷岸不断称道他的同年好友魏君的贤能。魏君自考取进士后便回乡奉养父母，十年之间先后为两位母亲服丧，礼数完备、哀痛至极，乡里都称赞他。如今他来请求选官，获得南郑县令一职，并不嫌弃那里偏远；他的议论常常在于救济事物、谦逊安静、勤俭自守，没有世俗的阿谀逢迎姿态。凭这些，我更加佩服太史知人，也私下庆幸能够结交贤者。八月，魏君暂且南归，谋划完成葬事，赴任前拿出他祖父两代的行状，请我撰写传记梗概。我读后感叹说：“魏氏有后代，真是应该的；原来他们积累的德行已经很久了。”魏氏长期居住在繁昌，自魏君曾祖光禄公开始，两代同居，官府在宅门上旌表，这就是所谓世德。祖父名之翘，字楚材，年轻时与兄长孝防君齐名，进入国子监读书，每天读书行善，还唯恐做得不够。孝防去世后，他抚养哥哥的儿子，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最终使其成人。族人曾有人想把肥沃的田产卖给他，后来后悔而无力赎回，光禄公便立刻归还契券，不取分文。享年七十二岁去世，曾说：“我家种植阴德已经超过百年，子孙一定有显达的人，可惜我不能亲眼看见。”他的儿子是待赠君一，公公名极，君一是他的字。崇祯壬午年，因皇恩选为拔贡生，礼部考试名列上等；人们认为光禄公的才华应当取得优等，后来却遭逢变乱而弃置功名，跟从饮酒之人游荡。晚年结庐于亭中，在那里休息，与道侣、诗客往来，吟诗作赋，从不谈及时事，更加沉迷经学，建斋供养僧人，每天以清谈为乐。然而他笃于孝友。楚材公去世时，他已年长，哀毁得骨瘦如柴。他的堂弟中翰遭祸，处境十分危险，他不惜脱身破产去救助，终于勉强使其免难；他还施粥救济饥饿者，收殓暴尸，设浆水供路上口渴的人饮用，家产几乎耗尽也不停止，也不把这些事告诉别人。徐孺人有贤德，早年置为侧室，把亭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亭，是南郑君自取的号，表示不忘祖先。光禄公去世时才五十七岁。自楚材公以下两代单传，继嗣不断如一根细线。南郑君二十一岁时，接连考中五子科，如今成为著名进士，在边远地区做官。当西南开始发生叛乱时，整个四川都陷入贼手，汉中是全蜀的咽喉要地，王师在那里苦战，百姓的膏血洒在刀兵之上，财产和力量耗尽以供军饷，至今十多年还没有恢复。天子下达优厚的诏书，重重抚恤并屡次选拔；太史所称的才华，应该由有操守的人来施展，朝廷收取他的才用，以减轻西顾的忧虑。君凭经术起家，初任县令，必定能够体察我的意思。您怀着仁慈惠爱、遗泽百姓的心意，多方安抚辑和，成为各县的表率，并且借此大大发扬您家世代积累的德行，完成您祖父郁积未能施行的善政，那么您的功业所达到的程度，哪里可以估量呢？只是说到您的旧德，已经有征验了。有人说：“万，是盈满之数；魏，是大名。”又说：“公侯的后代，一定会恢复祖先的地位。”努力吧！南郑的显达，或许就在这次出行吗？赠翁同知赴任黄州序 黄州在春秋时期是战争频繁的国家，到了三国时期成为西陵重镇。它的外部连接长江，南面通达云梦。宋代太平无事时，王元之、苏子瞻这些人喜爱它江山的胜景，开始相继撰文吟咏，流传后世。直到今天，外出做官的人仍听说那里遗留的风雅而以为乐。自从湖南用兵以来，三楚之间烽烟相连，百姓纷纷流亡在道路上。守土官吏供应军需，事务纷繁骚扰，连明天能否保全今天也无法谋划。然而在黄州任职的人没有受到刀兵的侵扰，可以从容处理案牍，成为 天子牧养百姓，丞的职责相当于汉代都尉的职任，才干强健的人担任它，其权力常常超过郡太守。近来选授此职，更被称为便利。所掌管的只是兵防和巡逻，催收赋税、审理案件的繁杂事务，一概不使它们劳累心神。任职不满一年而考核上等，便可安坐成为二千石官员了。我的朋友杭州翁子武，原本请求选官而得到这个职位，所认识的人都作诗向他庆贺。翁子也面露喜色，却告诉我说：“这是我能够稍稍施展志向的日子。”即使如此，他一定还要得到您的话才会去施行。只是我本来就有话要进一步告诫翁子。如今丞的职务，虽然看似无事，但用来辅佐郡守、表率属吏的职责尤其重要。表率之道，没有超过使士大夫自我防守、清廉自好；这本来不是额外的事情。但今天说这些，似乎会被看作迂腐空疏、没有用处。然而我们这些人出身百姓，如果不稍稍做这种迂腐无用之事，那么谁应当替百姓做呢？大家相互带头而不做，百姓所受的困苦，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王、苏两位先生居住黄州，都是因贬谪而来，其中有忧虑谗言、害怕讥刺的心情，料想不能尽情施展自己想做的事，但仍然都被百姓爱戴，甚至长久不被忘记。哪里比得上您因选拔升迁而来到这里呢？他们的作为哪里可以忘记呢！

译族侄华林升任平阳郡丞序 我家旧日的族谱记载，淄川一族姓氏繁盛，分散居住在其他郡。我漫游河北时，每次见到山东同姓的人，总要询问并了解他们的风俗，也同他们往来。所见文雅雄俊之士不少，其中真正心意相投、期望他有远大成就，能够光大我宗族的，没有谁比得上如今的平阳郡司马华林。他的祖先也是从淄川分居莱阳，如今入籍奉天。他按照世系以叔父礼对待我，我也不推辞而同他交游，亲密得像亲人一样，这是顺理成章的。到了丁卯年 天子举行大比，对八旗中等待选用的人召至御前亲自考试。众人手持一尺长的纸，伏在台阶下面，风吹日晒，笔被晒干而无法落墨。众人正窘迫不安时，您走到座席上，展开试卷迅速书写，写成七言诗一章。声调铿锵，文辞繁茂。天子见后称奇，打破常规，把他的姓名交给吏部，选授为乐陵县令。乐陵原是疲弊之县，前任政务已经败坏得很厉害。您到任后奋然整顿，不把小小的诉讼数字放在心上；每天夜里亲自带着几名骑兵巡逻，盗贼一出现就能捕获，百里之内都震慑于您的威名，连狗叫和警报都没有。您洁身自持、奉行职守，听讼决狱明察公允；每逢朔望在学宫举行释奠礼，和士子讲论经义，按季度考察他们的学业，升降他们的等级，士人更加自行振作于文事。遇到佳客来访，便设席谈笑，间或吟咏；退朝用餐后清静无事，只闭门诵读罢了。六年之中，荐举的文书接连上报，今年春天终于因政绩卓异而升任平阳郡司马，刚要上路，邑人便拦在道路上挽留，使他无法离开。于是京师士大夫听说后，没有不替乐陵惋惜、替平阳百姓庆贺的。夏四月，正逢平阳四县发生地震的警报。当朝皇帝听到报告，惊惧悲痛，勘察灾情的使者早晨听闻、晚上便出发，边疆和地方的大吏仍因办事不敏而受到谴责。凡是地方上有事务的人，没有不战战兢兢地办理；但因为早就听闻您精明勤勉、练达能干，大家每天都盼望您到来，和您共同办事，以免留下差错。圣天子向西方关注，想到您以前在粤地任职时有政绩声誉，后来又治理乐陵，风采更加显著，而如今正好遇到这种盘根错节的职任。蒲州距离郡城六百里还要多，天幸保全了这一方土地，等待您来施展才干。您这次出行，怎么能够迟缓呢？近来朝廷鼓励吏治，常常越级任用人才，从郡县提拔起来，不到一两年便超越藩司、按察司而任督抚的也有人在。我期望您取得远大成就，正是这个时候。然而 朝廷正要借用您的才干来经营四方；而我们这些人小小地想把一家人的光荣恩宠据为私有，实在是因为亲爱您而没有止境。我这篇序，是替您写的。难道没有其他人不如我而同姓吗？去吧，去吧！我又将执笔记载您的政绩了。陈六谦赴任安邑诗集 戊午年冬天，我的朋友海宁人陈子六谦请求选官，获得安邑县丞之职。因他即将离去，赠行诗多达几十篇。有人说陈子的才华和资历应当得到优厚的仕途，不应沿着文书任命去做州县小吏。我读了各位的诗，知道他们对陈子的期望，或许并不在于此。安邑是过去汉淮阴侯韩信施展功业的地方，也是汉朝最早建立功勋之地。韩信的行事为君子所不称道，然而他的志向确实有过人之处。当他尚未建立功业时，本来与世间碌碌无为的人没有区别。他最初居住在淮阴时，一个市集中的人都嘲笑他的怯懦。后来他与赵军交战，背水布阵，赵人都大笑；与楚军在潍水边交战时，楚国大将龙且说：“我平生知道韩信这个人容易对付。”又说：“我本来就知道韩信怯懦。”市集中的小儿把他看作怯懦，是理所当然的。后来竟使敌国将领听到这种名声，也轻视他而不加防备。然而他最终正凭借这些取得大功，那么韩信之所以在市集中得到这个名声，难道是一日形成的吗？有志于道德的士人，本来就不会羡慕功名。那些立志求取功名的人，如果不是见识深沉、意志坚强而又急于自我显露，前往求取功名一定失败；不急于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人，反而一定能够得到功名。韩信就是这样。况且天下的公侯将相，不成为市井小儿所轻视的人，究竟有几个，却又急切地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呢？这不是已经过分了吗？陈子怀抱卓越才华来到京师，正逢 朝廷下诏求取贤士的日子；有孙阳那样善于识马的人顾盼一番，稍加自我推销就可以被发现。正当众人奔忙营求时，您却放弃而不取，说：“做县丞，是我的乐趣。”我暗中观察陈子，他本来并不是没有意向于功名的人，如今说出这样的话，大概同那些奔忙营求者走的是不同道路吧？那么他内心所存的志向，哪里能够凭意料估量呢！安邑旧日民俗俭朴，容易治理；新任县令周君是他的同乡，又很贤能，用陈子的才干辅佐贤令，治理容易治理的百姓，政绩的成就可以期待。弹琴理政的闲暇，二人可以一起登上魏豹故城，寻访魏豹当年的踪迹；再到夏阳用木制大瓮、瓦缶渡军的地方，然后拿着这卷诗歌吟唱。那时一定会在千载之上感到快意自得、实现了自己的志向；这不是俗人所能理解的，而各位作者的心意，也可能有不愿全部说尽的地方。这样我怎能不写下这些话呢？

译赠翁祭酒升任少詹事序 记载说：做一件事而具备三种善处的，只有世子罢了。这是说世子列入学校学习。古代大司成教世子和士人学习干戚舞，讲说《说命》、询问古人言论，都是由大乐正把篇章的数目传授给他们，然后大司成坐在东序讲论。这说明，凡是教大学，正是教师传授篇目而不负责讲解，负责讲解的是大司成。然而大司成的职责在于讲说，仍然离不开口授耳听的功夫。先王教导世子，认为单靠口授耳听不足以成就德性并尊崇教化，于是设置太傅、少傅，使他们在父子、君臣之道上受到涵养，然后才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志气，使他们渐渐习惯于善行而自己还不知道。所以说：太傅审察父子、君臣之道来示范给世子，少傅侍奉世子，使他观察太傅的德行并仔细向他说明，这就是次序。又说：乐正主管学业，父师主管成就；司成负责成就德行，尊称为父师，那么他一定不只是主管讲说、只在口耳之间要求成效，由此可知。能够广泛而善于启发说明，然后才能做老师。那些担任太傅、少傅的人，又怎么会同浅陋愚钝、学识少的人泛泛讲论父子君臣之道，像木偶一样只会行礼起立呢？所以我认为，两傅的职务，若不是司成、乐正那样的人，没有谁足以担当。古代天子的师傅大多兼任其他官职，何况世子的情形同古代所谓太傅的制度大略接近今天詹事的制度，而所谓少傅的职务，就是今天少詹事的职务。那么今天的祭酒，仍然相当于古代的司成吗？回答说：古代司成能够教导世子，后世入学行齿胄礼的制度废弃，而今天祭酒所教的，只是国家选拔的俊秀人才罢了，自然同古代不同。前年 皇上命令东宫出阁讲学 在文华殿特意 召回德汤先生到江南 命他以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事务，是为了看重德行。一年以后，苏州翁先生也从国子祭酒升任少詹事。先生作为六馆的表率，彻底革除了监中的旧弊；他所条陈奏请的各种教育方法，都以古代制度为准。当时的舆论可惜没有全部采用，如今才知道。朝廷任用先生，用意确实深厚；而他的职务，是按照古代司成的身份来施行少傅的事情，与古制没有不同。根据今天的职务，先生只需从事讲说便有事情可做；遵循古代制度，则要仔细向世子说明太傅的德行，使汤先生的道术不至于孤立，先生难道没有这个意思吗？唉！自秦汉以来，二帝三王遗留下来的事迹全都消失了，如今 圣明天子独自考察古代礼制文献，开始举行盛大典礼，选择人才而把职任交给他。先生恰好遇上这一时机，这就是我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尤其庆幸并尤其高兴他能同汤先生共同成就事业的原因。

译别叶编修序 从前鲍叔牙把管仲从囚禁中救出，又把他推荐给齐桓公，并且把自己的地位置于管仲之下，他的恩德很大。然而管仲显贵以后，从未拿这件事来夸耀；他所说的，反而是贫困时同鲍叔牙经商、追逐十一分利，以及沉浮于卑微杂役、同普通士卒奴仆相处的事情。难道真是一时的感激之情，比生死、贵贱更为深重吗？我曾经论述过这件事：士人固然有面对刀刃、轻视千乘之国而不顾的人。管仲虽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但他自我看待甚重，认为在生死、贵贱、危难时相互扶持、安定时相互携手，正是朋友的常道。只有平日里知己者在形迹之外对自己有所默契，而这种默契不能告诉别人，所以片刻也不能忘记。因此说：“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曾替鲍叔谋划事情多次陷入困境，而鲍叔不认为我愚蠢，知道有时机有不利的情况。我曾三次出仕、三次被罢免，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才德，知道只是我没有遇到时机。”我每每反复思考这话，暗自奇怪：凭管仲神妙如神的智谋，整个齐国任凭他使用、想做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唯独对小事糊涂，谋求自身却笨拙到这种程度？想到原因后，又不禁抽泣而起。我曾读《诗经·绵蛮》的第一章说：“绵蛮的黄鸟，停息在山丘一角。道路多么遥远，我劳苦得怎么样呢？给它饮食，给它食物，教导它，训诲它。命令那辆后车，说把它载上。”这是卑微劳苦而请求援助的人所作的诗。贤者失意时，甚至微薄的饮食也不能自己具备，只能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供给；这种昏乱困顿、颠沛失意的状况，一定有值得怜悯之处。然而自古以来，豪杰之士处于这种情形的，往往很多。旧日知我者、愚昧者得到我、失意者被人怜爱、厌恶者受到极端憎恨；举目投足，没有一件事不可能招致危险，这就是所谓“行动受阻而扰乱他的作为”，而管仲这样的才华和贤能，难道还不能免于这种情形吗？在这个时候，有人能给予饮食、教导训诲，就是幸运。即使没有这种人，诋毁侮辱、讥笑嘲弄也会随之而来，甚至无端加害，把人逼到极端；一个人若不是特别坚忍，很少有不丧失操守的。我曾以此考察古人，想找到像鲍叔对待管仲那样的人，为什么并不多见呢？幸而有这样的人，难道不应当为之流连感叹再三吗？因为我在这件事上遇到了您，如今您要离去，我不能没有感触，所以写下管仲的故事来表达心意。诰赠中宪大夫沈公崇祀乡贤诗序。此前，松江府学的诸生某等，把已故赠中宪大夫、按察司副使沈公应当崇祀乡贤的文状上报给府太守，再由太守上报督学使者。获准后，便设置神主，择定吉日，依礼迎请并祭祀。于是乡里的荐绅先生以及四方贤士，争相作诗歌来记述这件盛事，也借此悲悼沈公生前的遭遇，庆贺他死后得以显扬，并用来无限安慰宪副公的孝思。有人请我为此作序。我私下考察，沈公生在前代太平之后，怀有美才、蓄积奇志，却含藏不发。他死于崇祯十四年，哪里会想到自己有今天呢？然而沈公去世时，天下也已经大乱了。况且汉代永平年间迁徙流离以后，落第寒士中那些裹衣牵裳的人，尚且有卸下担子而位列郎署的四十六人。唐昭宗天复二年，皇帝车驾刚刚安定，便下诏选取五位年高有德者参加礼部考试，立即授予官职，当时人称为“五老榜”。可见古人在困顿失意之后，遭遇奇特机缘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沈公生在乱世，没有遇到机会而早死，是命运使然。然而古代像这样困顿零落的人，实在数不胜数。即使他们低头受学，不顾饥寒劳苦，只想着抒发胸中所闻所见，等到颠沛失意、久久不能成就时，便忧愁郁结而死；他们的魂魄寄托之处，所依附的阴风暗雨、松柏哀号，以及猿猴虎豹、木魅山鬼俯仰徘徊、悲鸣长啸的地方，又不知有多少。然而一个人生前既困顿挫折，死后又默默无闻，这难道不是他本人子孙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从宪副公开始，长子立即亲手拿着父亲遗书，含泪饮泣地阅读。后来他凭科举起家，进入玉壶，历任清要禁近之职，在嵩山、少室山和黄河之间持节任职，声誉显赫，仍然时时悲痛父亲，不能停止，因为未能以鼎食之养奉养父亲。面对客人时也悲惨凄切、不断抽泣。恰逢 朝廷也怜悯贤能者的劳苦，不忘记他的出身，特意按照宪副公儿子的官职追赠沈公。如今又在乡里为他设立俎豆，以春秋二季奠酒助祭而享祀他。这样以后，赠公的贤德和宪副公的孝心，才开始在人们耳目中光耀起来。这同那些身处荆棘、老病龙钟而仅仅取得一次功名的人相比，在命运方面究竟谁得谁失呢？有人说，沈公的孝行只在家中听闻，他的品行义行在乡里显著，乡里仰慕他德行的善人相望不绝。这难道就是符合古代“有功德便祭祀”的条件吗？我认为其实不必用这个例子来衡量。沈公并没有什么奇异绝伦的行为来震动炫耀于世，只要经过他的祠堂的人，看见他终身困厄阻塞而今后却获得这样的显荣，那么谁不会想到努力行善、教导家庭，以求身后获得声名？看见宪副公贤能而辛苦，使自己的亲人名列天下，谁不是人子？又有谁不想勤勉继承父志，希望不辱没自己的父亲，由此激发仁人孝子的思念并彰显出来。圣明天子以风教激励天下的盛意，都在这里了。这也是诸位君子共同作诗歌咏的心意。我才智不敏，恭敬地叙述其中的缘由。

译邹君针灸书序 古代高尚自守之士，如《伐檀》所歌咏的君子，以耕种、收获、狩猎为职业，诗人赞美他们，认为他们不是白吃饭的人；这难道只是说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吗？大概正是从他们坚忍的操守、刻苦的志向中，可以知道他们一定能够等待时机而有所作为，不至于把自己荒废成无用之人，所以说“不素餐”是恰当的。上天生养人，无论出仕还是隐退、尊贵还是卑贱，都希望他们共同遵循相互生养的道路。如果说只要志趣高尚，就可以放荡逸乐，听任别人自生自死于天地之间，像秦越人彼此相看那样，那么也只能说是白吃饭罢了。我在京师结识邹君，当时常常称述他的父亲闻望君；闻望君是隐居的君子。我去年疾病困顿，客人说用艾灸可以治愈，便请医生来诊治；邹君从旁指出几处穴位，时常加以驳难，医生也不能违背。于是我追问他的来历，他说隐君过去读书后既然自我放弃，学习医术却尤其精通针灸，凭借这项技艺几十年，能够使沉重的痼疾立即起效，实际从不收取病人一文钱，所以医术虽然高明，家境却更加贫困。后来我打开观看他的箱子，发现里面有他亲手编订的针灸、药物、脉学书各二卷；他的意思是因为没有资金刊刻流行自己的书，使父亲造福人群的道路长久郁滞而不能推广，希望我写一段话，向当世有力量的人说明。我曾感叹后世做事日益趋向便利，而古人的精神逐渐衰微，医学就是其中之一。比如《灵枢》《素问》等经书所说，针刺、砭石的方法必须同方剂、诊断、药物按照轻重缓急配合使用，然后才有效；而病在皮肤腠理的，尤其适合用针石治疗。然而到了汉代，砭石的方法已经失传，只剩下针法。如今医家所用的只是五苦六辛草木的滋味，在治疗人的方法中已经是末流；他们把针灸单独看成一门，学医的人反而视为旁门外道而不加重视，那么这种医术怎能不疏略呢？我本来不懂医术，也没有时间读隐君的书，却想依照太史公为淳于意作传、近代元遗山为李杲作序、明代宋景濂赠送周汉卿的先例，把他已经验证过的疗效逐条附在书卷前面，使人知道他的医术有如此奇妙准确的效果；这样一来，这部书流传后，救活的人必定数也数不清。隐君虽然颓然自弃，又有什么妨害呢？汉代郭玉说过：“腠理极其细微，要随着气机施展技巧；在针石之间，细微差错便会失效；精神存在于心手相应之际，这种道理可以领会，却无法用言语说尽。”轮扁回答齐桓公说：“我不能把它传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接受它。”邹君本来凭借善于下棋来到京师游历，然而对于他父亲的学问，确实已经在心手相应之间得到真传。了。跋家藏唐石兰亭序 这块石头背面刻有两种《兰亭叙》，前一面比后刻的低一字。明代嘉靖年间，吴门有位黄君，擅长画人物，偶然得到此石，知道是唐代摹刻石，于是伪称为宋人《清明上河图》，连同拓本仿照旧本献给一位贵人。那位贵人把它送给分宜相；后来装裱匠索要贿赂未能得到，便揭发此事，贵人因此对黄君产生怨恨，黄君也因这件事穷困而死。他的儿子名景星，字平泉，跛足而知书，也擅长绘画，同我家有交往，于是带着这块石头来慈老这里。这块石头过去藏在我三叔祖家，叔祖去世后，我在舂米的石臼之间寻得它。石头宽二尺，长一尺二寸，厚约一寸，质地光润可以照见人影。字体大多类似《圣教序》，大概是唐代僧人怀仁所集的本子。近来见到武塘钱孝防的摹帖，他叔父相国在跋中说：“在京师得到善本，前面有赵文敏的《萧翼辨才图》，于是摹刻了它。”我仔细观察，正与此前一面刻得低一字的本子相同，但神采气韵相距很远。后来又得到高丽揆文库收藏的本子，其中有宣和御玺，赵文敏的图就在其中。细看它的纸墨，确实是宋代拓本；它同背面刻得高一字的本子又丝毫不差，只是高丽本“盛”字上面的“成”字钩稍微上提，而此本径直带到下面的“放”字；高丽本用楷书、此本用行书；高丽本“静”字右脚低于左边的“青”部，而此本略有收缩，这些是不同之处。等到查看石头时，三个字已经损坏，于是用前面完整的本子嵌补，纸上的补痕仍然隐约可见。这样才知道这块石头是流传真实、历经一千多年的古物。我的子孙应当妥善收藏它，不要让庸俗的工匠胡乱摹拓，损伤它的真气。康熙已巳年九月初一，书于京师停舟书屋。许君印谱序 我很久以来听士大夫间说起许君默公的名声，只遗憾没有听到他的见解。即使是他所作的《谷园印谱》，我也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从前欧阳公一生只有一枚印章；名近、文董诸公的书画遍布天下，他们在作品末尾钤盖的图章，也没有见过有特别出色的。大概美玉自然突出，不需要繁复的修饰。凭我的姓氏如同泥土，却想把它附在美玉上以求不朽，难道合适吗？我曾为新安程君穆倩作《钟鼎刻说》，认为今天人的耳目应当稍稍接近古人，极力说明俗学家的诋毁讥刺是不对的。听说许君曾向程君请教奇异之学，那么所谓《谷园印谱》，我本来不必等到亲眼看见；它在源流上的契合，也不需要我再说多余的话了。

译已卯顺天乡试录序 皇上在今年二月南巡 车驾所经过的地方，恩惠广泛施布，尤其认为人才是治理得以实现的根本，担心有怀抱奇才、蓄积德行而隐居山林的人，便殷切地延请访求。至于穿着章甫、缝掖服的秀士，有人带着自己所著的书以及诗文前来献上，也总是停下来 使车驾显露和悦的神色来接纳他们，询问他们学问的根底，追问他们平日的操行，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并储备起来，作为天下国家的任用，心意十分盛大。回銮以后，过了一个月，恰好到了顺天乡试大比的日期。礼部大臣列出主考官的姓名上奏，皇上特意命【臣宸英】入闱协助主持考试；【臣】才识浅薄，听到命令后 惶恐不安了好几天，私下想到【臣】从前以布衣身份被推荐，蒙受 恩典领取俸禄，在史馆中位列编纂末席，至今将近十八年。丁丑年，得以参加南宫对策。在宫阙之下，【臣】的姓名列在第七名。皇上亲自阅览【臣】的试卷，把【臣】提拔列入鼎甲；【臣】的才华比不上平津侯，却在白首之年得到举用。凡是天下被埋没、滞留的年高宿儒，听说【臣】有这样的遭遇，没有不磨砺自己、想着奋发，也没有不庆幸遇到这样的时机。一旦时机明白，想到臣私心感激，愿捐躯糜身以图报答万一，又当如何呢？如今幸而得以参加宾兴大典，忝任考官，多少可以稍稍符合我皇上求贤若渴的心意。这些都是臣平素积蓄的学问，只是臣自知天性庸拙，加上年老力衰、精力疲敝，凭三寸笔管在糊名易书的考试中品评人才，又怎能保证每十人中选出五人呢？只是臣所硁硁自信的，只有一片至诚而已。臣与修撰臣蟠刚进入锁院，便同十六房考官在神明面前设誓，以国法使自己凛然，以鬼神诛罚使自己警惕。这是臣自做诸生时便早晚自我发誓、铭刻于心的信念，今日便把它质证于明神面前，也把这份心迹明白告诉我国君。皇上，臣既然已经竭尽自己的诚心，那么凡是臣心力达不到、目力不能周全的地方，同事诸臣一定有人能够竭尽精力和思虑，共同成就这一科考试的盛典。臣以诚心自誓，也知道诸臣会有不约而同之处，因为臣下以人事奉君主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可是，从文字中选取人才，怎么能保证被取中的人，其才识、品德和器量足以担当天下国家的任用，便说能够完全符合皇上求贤若渴的深意呢？不知道皇上求贤若渴的深意吗？文章虽然是末节小事，但任用人才的途径终究不会超出这一范围。古人说过：如果从贤良方正中求取人才，那么贤良方正就是这种人；如果从孝悌力田中求取人才，那么孝悌力田就是这种人。我听说过文章写得好而操行不能相称的人。若舍弃文章，另寻选士的方法，就如舍弃八股文，另寻写文章的方法一样，臣本来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必要。我 皇上圣学深广宏博，斟酌经书、考察史籍，阐明天人关系的精微奥妙，汇聚道德的精华。菁莪之教和雅正的教化，沾润了这些士人。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地，又是人才汇聚之处，他们受到皇上教泽的浸润尤其深厚。所以他们能够在风檐下短暂的考试时间里，略尽自己的长处，使臣等得以借他们的手向皇上陈告，希望稍稍免于罪责，这都是幸逢圣明长寿、善于造就人才的时代才如此。臣已经在卷末公开说明，又把这些话告诉诸位士子，他们尤其不可不知道这一切的由来。翰林院编修臣姜宸英谨作序。《寿宋牧仲佥宪序》。今年丁卯孟春月，佥宪宋公初度。他的属官州司马陈君和几位同僚，商量如何为他祝寿，宋公坚决不肯，他们便共同谋划说：“何不赶往京师，请姜君作篇文章呢？”宋公听说后面露喜色，派人来请我作文。我推辞说自己不才，但因为宋公辱与我交游文字已经很久，实在不能推辞，于是答应他的请求，为他作序说：世上防功立业、从民间崛起而能显露才干的人并不少；但春秋以前，著名卿大夫大都出自世族。至于西汉的韦平、金张，东汉的黄、王、袁、杨等名族，父子祖孙相继执掌政权，光耀流传在史册上。到了魏晋南北朝，更加崇尚门第。宋代欧阳公修《唐书》，曾作《宰相世系表》，说唐代宰相的子孙数代中屡有显达者，唐朝终世都没有断绝。这些家族盛衰的原因，虽然在于功德厚薄，并不在于子孙；然而子孙贤能，正是前代功业借以不坠的凭藉，难道不是尤其重要吗？我在唐史中唯独赞美李文饶。他以名公之子为耻，不肯以白衣身份参加科举；后来遇到雄主，文章和事业卓然耸出于唐代一代名臣之上。唐朝的社稷几乎衰亡而又重新振兴，他确实是所谓豪杰之士，后世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偶尔默默数来，实在如此。本朝的宰相事业，首先在归德太保宋公这里显露端倪，公完全当得起这一称誉。世祖初年执政时，任用前朝有旧德的大臣，宋公参与机密政务，天下正仰望他的风采。恰好他不久便拂衣而去，大业没有完成。当时佥宪公还很年轻，风度仪表清雅端正，学问广博丰富。当时见过他的人，无不相互敬仰推重，都认为若要做像公家李文饶那样的人，除了他还能是谁？不久，他由平民起用为黄州通守，处理政务精明敏捷，俨然有能任官职的声誉。后来任郎官、比部，审理判决精细明察，每次上奏疑难案件，都援引律令，并以经典加以说明，多数采取宽恕处理。上官常常屈意听从他，而属吏也不能借机作奸。自公任职以来，因他而得以保全性命的人不可胜数，因此有这样的声誉。天子惊异于他的才干，特命他持节担任监司，治理通、永一带，作为三辅的要郡，以观察他的施政，并准备重用他。公到任后，威严和恩德一同施行，请托之事断绝，属吏望见他的车尘便追随影子，个个屏息帖服，盗贼也销声匿迹，全境大治。当时公处理完公务，便闭门低头读书，手执笔砚，口中吟诵；兴致来了便出游，携酒作诗，主客亲近往来，互相清谈酬答。当时所谓的雪园文社已经衰落殆尽，公却在簿书繁忙、左右支应的间隙振兴了它衰颓的声势，士人也纷纷受其影响。这可以说是精力过人，并且兼有文章和事业的人。公年纪正盛，正值令节，开衙召客。想来那时分派座次、发给诗笺，歌咏九如、效法三祝的人，正使耳朵铿锵、眼目炫耀；而我却独自认为，公受家学浸染，能够把它施用于政事，仿佛古代世家风范，所以乐意跟随诸位之后，为他诵说。将来若有人把公列入宰相世系表，称为 本朝盛事，一定会验证我的话。

译《寿冢宰陈公五十序》。古代大臣辅佐天子治理天下，功绩高大充满宇宙，声名流传超越古今，本来似乎不应再有什么事情可以不满足天下人的期望了。然而，一个士人不得志，他们仍会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忧虑。这个士人也会想：我宁可一生抱守道义、坎坷贫贱，我的内心也能安定。他们如果真是贤能的公卿，却不了解我，那是我的耻辱；如果确实了解我，那是我的幸运。因此有人宁可抛弃万钟厚禄、视轩冕如尘埃，却只因得到一句知遇而感激，直到穷困衰老也不后悔。这不仅是公卿能够知人如此，那些士人之所以信任他们，也必定有平素积累的根据。即使这样，仍有得遇与不得遇的差别，确实在于个人的命运。君子对待人，只看这个人是否足以了解自己，得遇不得遇的说法，本来不存于他的心中。辛酉年冬天我来到京师，东海两位徐先生说：“何不去拜见泽州公？当今著名公卿中，能凭自己的学问使文章恢复先秦两汉盛况的，没有超过公的。”我心悦诚服，本来就愿意在公面前求知。然而初次见公时，只觉得他高峻如山岳，遥远得难以企及。等我进入史局，天天听到公的声音，公看了我所作的传记墓志而感到高兴。以后凡是得到我的文章，便总是拍掌称好。我私下已老，却不自量力，偶尔随俗写些时文，尤其受到公的赏识。公曾把我的文章放在衣襟袖中，遇到人便拿出来共同阅读，反复诵读。后来我好不容易得到职务又失去，听任命运而无可奈何；每次见公相对，他必定握腕叹息，总会凄然重新生出对我沦落的感慨。公对我的情意实在深厚。公如今任尚书吏部，考察古代职掌，便相当于天官冢宰的职位，足以进退百官。然而现在从黄绶官以上，都循着等级逐步升迁，吏部不能任意伸缩其进退，更何况能够开口推荐一个士人吗？可是朝廷内外都把辅佐宰相的事业归于公，没有不同意见，因为公不忍见一个士人不得志，并把它当作自己的忧虑，这确实是古代宰相的用心。过去孔子评价管仲，只举伯氏一事，终身没有怨言；司马迁作《晏婴传》，只记载他能够拔擢越石父；晋国叔向之所以得到君子的称誉，也因为他能感念堂下收取器物者的一句话。一个士人虽微小，似乎与天下无关，但考察古代宰相事业的人，一定会由此而观察其为政之心，怎么可以忽略呢？公的父亲太公被封为都宪，公今年为他称八十寿，我曾作文章铺陈扬美这一盛事。而公自己也在今年冬天迎来五十初度。从今以后，公将头发花白、背部弯曲，辅佐成就圣天子的宏伟事业，哪里会有止境呢？我谨叙述自己私下感恩的心情，代替管弦歌舞，借我的手在庭前为公助酒，也算承受公知己之意，不敢用浮华言辞来混杂。诗说：“神明听察，终将使天下和谐安平。”这是我一个普通士人的话，希望神明听察，想来其中的愿望正在这里吧。《阎征君六十一初度序》。如果只从事词章的学问而已，圣人的道便不存在了。圣人的大旨在六经，能够在经学上有所建树，才是圣道所重视的。韩退之说：“每逢学士真儒，我便叹息惭惶，内心生出惭愧，外表也变了脸色，不敢再把自己同别人相比。”以韩退之的才华，内心尚且如此屈服于儒者，那么经学难道是容易谈论的吗？汉朝承受秦代焚书之灾，诸位老儒凭口传和藏在墙壁中的经书，使斯文得以不坠。当时伏生传授《尚书》，年纪九十多岁；中尉培辕固传授《诗》，培八十岁，辕固九十多岁；胡母生任博士，传授《公羊传》，年老归家，推算年龄也应在八九十岁之间；张苍传授《春秋》，年过百岁，只有乐失去了传承。文帝时得到魏文侯的乐工窦公，年龄一百八十岁，献上乐章，就是《周官》中《大司乐》一篇。这样看来，经学没有灭亡，只是因为还有这些老儒在世。上天既然在秦代使经学遭受困厄，又把经学的传承分别寄托给各位儒者，默默相助而使它安全保存，使它不至于在危乱时代夭折。等到真正的圣主出现、文学兴盛，经学所系的意义难道还小吗？国家兴盛至今已经五十年，法令规定不是六经和四子之书，便不能用来进身。然而如今士子荒废经学、轻视古人，比任何时候都严重。浅陋的人抱残守缺，只求足以应付科举而已；一两个狡猾的人则钻研割裂、穿凿破碎圣人的微言，用来欺骗诱导后学，谋取厚利，博取高名，成为祸患而不知止境。唯独我的朋友、太原征君阎先生，在做诸生时便能摆脱举子业，闭门研究经学，也不喜欢聚集门徒讲学。他每天抱读古代经书，校勘传注的得失；辨明《古文尚书》并非真本时，所引用的书籍涉及经史百家；阅读别人的文章，喜欢指出其中的利弊，人们佩服他的博学，又畏惧他的辨析，最终没有人能够驳难他。先生对于诸经无不贯通，却不能拘泥于分寸尺度、绳墨规矩去迎合世俗文章，与世间词章之士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凭着这种勤苦不懈一直到老，今年六十一岁。此前一年，先生曾写信告诉他的亲友说：“先君六十岁生日时，因为我母亲去世还没有满禫期，不忍心夺去儿子服丧的时间来举杯祝寿，所以推迟了一年。如今我不能不遵循这个先例。”恰逢长子又服孝守制，在京师到了期限，便谋划归家祝寿，请我作文。我特意援引古代儒者先贤来为先生祝寿，认为经术寄托在先生身上意义极大，他的寿命应当远远超过古人，并不难达到。我将要回乡，路过淮阴，打算到先生居所拜访。平生读经时积下的疑难和滞碍，大约有几十处，希望能暂时留下来同先生相处，请他剖析裁决。曹孟德说：“年老而仍爱好学习的，只有我和袁伯业罢了。”我私下愿意把自己附会到这句话中，先生一定能够对我有所补益。

译《封君陈公八十寿序》。前两年。前年，天子广施恩典，海内士大夫都受到嘉惠。于是当今大司农陈公得以第二次加封他的父亲为都御史。到今年三月。诏令下达，门下士在京师的都举手加额称庆；但公却像有深重的思虑，沉默很久后说：“我的父亲……” 臣承受恩遇，际会至此，得以入内侍奉。在禁宫近处供职，准备承受。皇上的清问，出任掌管度支的官职，参与谋划。国家的财政，只是早晚不懈地努力，图谋报答皇恩于万一，却还没有找到方法；而我的父亲今年七月就要举杯庆祝八十岁了。我们兄弟五人，以及内外子女几十人，都排列跪拜在堂下。可是我作为长子，却不能在他身旁侍奉他洗手、承接他的脸色笑容，你认为我的内心能够快乐吗？”我们回答说：“这正是先生尽孝的方式。经书不是说过吗？‘孝始于立身，中于事亲，终于事君。’难道不就是因为得到君主任用而出仕，把自己修养和行事的原则推及天下，使没有一个人不能受到我君主的恩泽，并且借此使父亲的美名流传无穷吗？”仲尼期望曾子以卿大夫之孝来尽孝，正是这个意思。至于退居在家，每天早晚问安，谨慎地奉养父母，供给粗茶淡饭，那只是所谓士庶人的孝而已。孔子一定不会只要求士庶人这样孝敬父母。谁说太公愿意让先生这样做呢？况且我私下听说太公为人，年轻时仰慕汉代田子泰的风范，胸襟磊落，怀有济世之志。起初从事举子业，见长兄侍御公由此起家成为进士，慨然说：‘我可以不必再从事这件事了。’于是退下来料理家务，虽爱好施舍、救济急难，家业却日益丰厚。正值明末世道动荡、盗贼遍地，于是他拿出家中财产，率领亲族乡党筑土堡聚众自保，盗贼往来都不敢侵犯。后来又扩建土堡成为小城，恰好处在 国初叛将反据大同之时。叛贼听说太公的名声，极想招致他。太公却亲手撕碎来信，把他们送来的礼物和钱财扔在地上。叛贼大怒，增加兵力来攻，他登城坚守，几十天后得到援救，围困才解除。一村几千家最终没有陷于不义，是太公一人的力量。此事与田子泰坚决辞绝袁氏征辟，聚集众人在徐无山中，立誓约束，归顺朝廷，有什么不同？等到功业成就、自身保全，他穿粗布衣、吃粗淡食物，混迹于乡里，这又是田子泰不愿出卖卢龙来换取赏禄的义行。然而太公济世救物的志向一直存于胸中，即使老了，仍然不停地谈论天下政事的利弊。后来先生接连考中进士，在中书省任职，受到 两朝破格的知遇，又慨然说：“我果然可以不必再从事这件事了。”于是放下机杼、停止劳作，居处于十亩田地之间，教导督促子弟，致力于明理达用，希望凭所学向君主和父亲报答。到甲子年那次考试，次公某考中贤书，其他贤良子弟也纷纷兴盛起来。圣天子继承大统，享有无穷的美善；又有一两位老臣说：“实在不能忘记从前唐代杨于陵仆射入朝觐见时，他的儿子杨嗣复正主持贡举，便率领两榜门生到郊外迎接，在新昌里宅第设宴。嗣复引导门生分列两侧，元稹、白居易等名士都在座，赋诗以为荣耀。将来先生辅佐皇上的大化，使天下达到仁寿，而太公乘安车来到朝廷，承受宪乞之典。我们二百名门下士依次上前祝寿。公馆中一定会有像元稹、白居易那样的人，倡作歌诗，传播到乐府。这正是太平时代的嘉祥。” 这件国家盛事，不只是当时一家受到称赞和艳羡而已。大司农公于是欣然笑道：“有这样的事吗？这正是我父亲愿意听到的。”于是命人把这些话写下来带回去，并用来助酒。《大司农陈公寿序》。甲戌年春天，大司农职位空缺。天子认为度支是重要职任，非有学识、持重的大臣不能授予。当时泽州陈公在家守礼服丧已经三年。此前，公曾经主持这一部门，等到吏部把应当升迁者的姓名上奏。天子拿着司农印信，特意到六里之外，把印信交给有关官员，敦促他立即上路。公到宫阶前觐见。天子的脸色欢悦和霁，慰问优厚而有恩宠，朝廷士大夫都庆贺君臣相得的盛况，并且知道 皇上所倚重信任公，必定没有止境。公任职一年后，整治清理过去的弊端，告诫属官，以此约束吏胥；汇总天下会计的记录、朝廷内外收支的数目，像绳贯串、丝联结一样逐项整理，按时考察其盈亏，然后依次公布。但他的根本用意，无非是仰体 圣天子恭敬俭朴、仁慈惠民的德行，务求节省费用、节制用度，把财富留给百姓，为国家千万年的根本作打算。《周礼》所说天官冢宰和属官每天汇成、每月核要、每年考会，从而周知四方国家的治理，正是古代宰相所掌管的职务。因此自汉代以来，担任这一官职的人，都称为计相，而 本朝凭这一职务进入政府的，也有很多人。公凭借老练成熟、宽厚宏大的品德，第二次担任这个职务。天子依赖他，十四司拱手接受他的成规，诸般政绩都得到治理，大家都感念公的恩德，却不知道怎样报答。于是季冬下旬，正值公的初度，众人共同谋划举杯祝寿。台阶下又说不能没有文章先行祝贺。因为认为我最了解公，众人便一同请我写几句话。我对诸位君子说：“诸位今天承受司农公的庇护，知道这是他的恩德；但也知道公平日用学问陶铸、涵养自己，从而发扬光大、表现在事业上的根本吗？”公自从立志求学，便以圣贤自期，从乡里薛文清公的《读书录》中得到心传。等到取得仕籍，受到两朝知遇，任官 他在宫禁近处任职时，凡是进入讲筵，便陈述王道，排斥异端，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必定要积累至诚、感动君心才停止。总督宪纲，五次任部曹长官，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往往都成为法令。即使是自己认为不可行的事情，也能正直地坚持论说，绝不因利害而稍有顾忌退缩。他历任官职、建立事业，有如此深厚根本。至于他所著的《尊闻集》，诗歌重视风骨，文章崇尚体制和纲要。正因为他涵容古今，而表达出来纯粹精美，一切都禀承正道，其中有些境界连古人也未必达到。因此当时了解他的人，不敢只把他当作文人看待，都认为那是有德之人的言论。如今 皇上正值春秋鼎盛，公以魁伟的老成硕德寄托心腹重任，将要等待公从容论道，辅佐皇上达到太平，不再以政事烦劳他。我有幸列于同僚之间，希望能够充分听到公的议论，不至于有所失误，这是我所惧怕的。所以今天能够拱手接受公的成规，成为诸位君子的幸运，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幸运呢？因此我不推辞，作了这篇序。

译《李少司空寿序》。今年仲春之初。皇帝将要征伐漠北，已经选择日期举行告祭，于是派遣才望兼重的大臣分赴天下，祭告五岳四渎以及前代帝王的陵寝。当时少司空昭阳李公奉命前往南岳。刚过一个月，到了四月上旬，正是公五十初度，他的门下士中任职于 朝廷的人都说，公当能体察 圣天子尊重神明的深意，必定恭敬斋戒沐浴，妥善完成祭祀，接受神灵赐予的胙肉并得到福佑。朱陵之台是赤帝所居之馆，金简玉文是神禹所接受的神物，流传数千年直到如今。本朝的威势声命远播，盛德广大施布。皇上亲自驾驭六龙，来到大漠之中，疾驰如风、击发如雷；五岳之神必将奔走听命，连应命都来不及。它们带来的风雨、所享用的祭祀饮食，已经醉饱，于是用来保护辅翼我国。皇上的身体，荡涤群邪、安定华夏；到凯旋之日，神灵享祀的感应已经显著。此前公还没有到衡山时，湖海之间旱魃肆虐，禾苗尚未下种，千里土地仿佛焦灼，农夫放下农具叹息，守令忧愁地瞪眼坐叹。公到任主持祭祀，祝文告祭刚刚结束，阴云便聚拢而来，水气上升，不到一个早晨，雨水布满田野。蛮地百姓欢舞，异口同声向守土大臣报告说 圣天子的明德芳香远播，幽明相互应和，而公精诚的感通，也理应受到上天的保佑。督抚把这件事写入奏疏，随后又说 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盗寇不足以平定了。等到公返回，路过维扬，在庭下拜见太夫人；太夫人穿着华美的褕翟服，接受公以鼎烹美食奉养。亲族欢聚饮酒，为她祝寿，乡里人都仰望赞叹。公于本月吉日进入都门，恰好遇上 皇帝回銮、举行饮至礼的时候，而公因祭祀之事圆满完成，又被 命令拜受 赐予的恩宠，喜悦是可以想见的。公家世代担任台司，前朝穆宗初年，文定公确实首先登上宰辅之位，与新郑同心合谋，决定封贡之策。百年凶悍的敌人低头受缚，从此边境烽火永远平息，中原享受太平无事的福祉达五十年。等到文定公辞官归里，进入儿子住宅行温凊礼时，仍是黑头宰相，这在东南至今还传为盛事。公承受家学熏陶，器宇宏大，由侍从参与机密政务，辅佐赞助很多，转任冬官佐贰后，声望更加增长。这次出征，武臣奋勇果毅，侍从执鞭持弓，公也以清洁的祭祀奉使，协助成就大功。祖孙两代所遇机缘，前后同样，时论认为 皇上的眷顾正深厚，不久应当让公处在宰辅中枢，就像文定公当年一样。《诗经·江汉》不是说过吗？“虎拜稽首，对扬王休。”这篇诗是作给召公的，祝愿天子万寿。贤臣若能开显、继承先世的大功，那么天子也将敬举万年之觞；他本人受到许多福祉，更是毫无疑问。我同公有交谊，名列谱末，正逢公归来举行寿宴，公希望我写一句话来助酒。于是就根据公今日奉使之事，推溯先祖的功烈，加以铺陈赞扬。这是国家的盛美之事，即使在宾客宴席上奏告，用来配合歌声，也绝不仅仅是公一家之庆罢了。《京兆吴公寿序》。国家设置翰林院，用来储备宰辅人选，期望极其重大，待遇也极其优厚。每三年选取一批士人，进行教习；但到了三年散馆时，按惯例便有去留，出外任台省官、郎官的人相望于途。至于名列第三等的人，便无人过问，常常从容任侍从之职，不到十多年就登上台鼎，裁决国家大政。然而从容培养资历，不经历世务，议论者有时认为这不适合实际任用，所以前朝多次提出内外互调的意见。本朝顺治年间，于是选拔才望之士出任方面官。它的弊端是，一旦出外便不能再入翰林，而原先以才望著称的人，甚至沉沦于州郡，不免有积薪之叹。我 皇上锐意图治，尤其重视儒臣。三十一年，亲自选拔宫僚十人，改任为京朝官，使他们熟悉旧日典章，亲自学习处理政务；遇到皇帝出游或赐宴赋诗时，十人常常执笔随从，待遇礼数一如从前。这实在是使人才各尽其实际作用，而不至于有内外升沉之感的极好办法。当时语水匪庵吴公以司业身份得到通参的任命，随即升任京兆丞。京兆号称天下事务繁剧之地，京兆丞的职务在这里无所不管。任此官的人大多自恃尊贵，不亲自处理事务，认为这样是常态。唯独公亲自总揽文书，一切案牍都按时发下；民间诉状送到公堂，便立即审断处理，一一安慰遣送，百姓都能满意离去，属吏却像敬畏神明一样害怕他。京畿学校由京兆丞专掌，每次考试封门设围，请托一概不能通行；按照经术课程考察学业和品行，振拔幽滞、发掘埋没，才俊之士全部得到显达。公在此前任司成时已经如此，所采录的四方名士不计其数，他们相继考中乡试、取得高第离去；一时负奇才、抱伟略的人无不称述公以诗书砥砺人心、振兴名教，都自称为吴公的弟子。当时九月上旬，正值公五十初度，众人相约作词祝寿，来向我请文。我认为古代做大臣的人，必定是魁伟老成的硕学鸿儒。公当年考中进士时，已经凭学业和声望受到海内推重；如今虽然年力强壮，容貌丰伟，与往年没有不同，但士大夫之间相互推许他的老成和宿望，已经无不归心敬重于公了。皇帝出游临幸以及赐宴赋诗时，这十个人常常都带着笔随从护驾，所受礼遇一如当初。这大概是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实际才能，不至于产生内外升降沉浮之感，实在是很好的制度。当时，语水匪庵吴公以国子监司业的身份获得通参资格，不久便升任京兆丞。京兆府号称天下事务最繁重的地方，京兆丞的职务因此无所不管。任此官的人大多自视尊贵，常常不亲自处理具体事务。唯独吴公亲自总揽文书，所有公牍都按时办理发下；民间的诉讼文书送到公堂，他立即加以审断处理，一一安慰遣送，使百姓都能满意离去，而吏员们敬畏他如同敬畏神明。京畿各地的学校，是京兆丞专门掌管的事务；每逢考试，关闭门户，设置荆棘围栏，使请托求情无从通行，只依据经术学业考核，并以品行义行作为评判标准，振拔幽隐之才，发掘被埋没的人才，使才俊之士全都得以显达。在他此前任国子监司成时，就已经如此了；他从各地采录的有名望的士人不计其数，这些人相继考中乡试，取得高等名次而离去。一时之间，那些身负奇才、胸怀伟略的士人，无不称颂他以诗书砥砺士人、弘扬名教，都自称是吴公的弟子。当时是九月上旬，适逢吴公五十岁初度，我和同人相约作词为他祝寿，并向我询问祝词。古代那些成为大臣的人，必定是魁伟杰出、年高德劭的硕学大儒。吴公登第之日，便已经因为学业和声望而受到海内推重；如今虽然年力正强，容貌丰伟，与往年没有不同，但士大夫之间相互推许老成而有久负盛望的人，已经无不把尊重归于吴公了。凭借 天子平素所眷顾的近臣，贯通古今，通晓治国之道，又让他接受繁难事务的考验，所处职任无不恰当，更加说明他可以受到重用。经书说：“五十岁叫作艾，开始服行政事。”又说：“五十岁授予爵位。”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公施展才干，已经很久了。那些戴章甫冠、穿缝掖衣的优秀士人，恭敬屈身排列在台阶下，捧杯为公祝愿长寿，难道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爱慕吗？不也是仰体圣天子殷切的期望，希望亲眼见到明君贤臣相遇相得吗？这种心意实在盛大。我在政府中承乏任职，惭愧自己没有办法报答称职；只是以人事奉君的义理，不敢忘记。欣喜公的道术将要得到充分施展，而他的年岁恰好到了这个时候，所以不推辞诸位君子的请求，为他作序。

译《郡侯张公寿序》。寿文兴起于近世，是为了给老人祝寿而设置的。但我看《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君臣上下之间，往往以长寿相互期望，并不等到寿数已经达到才表达颂祝的心意。这大概是由于风俗淳厚，忠爱之情缠结于心，表现在语言上；语言不足以表达，又作辞赋来文饰它，本来就是合宜的。今年春天，郡大夫张公初度，我县侯方侯和五县属官请我作文祝寿。方侯看了我的文章而叹赏，认为其中合乎古代作者的旨趣；又惋惜世人不能完全理解，便对座客逐一指出文章离合、反正、起伏、转换、映带的法则，深入切中关键。由此可知，他用心研究此道已经很久。他能够把文章之道用于政事，使我县百姓受到他的德泽和教化，难道是偶然的吗？方侯年纪还没有到强仕之年，今年三月某日是他悬弧矢的生日，县中父老欢喜交相祝愿他长寿，正如古代诗书所说，又认为不能没有文章来表达，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方侯出生的乡里，是朱、蔡诸先生讲学的地方；方侯与尊父沛令某公一同考中乡试，等到参加选官而南下，刚一下车便询问百姓疾苦。他下令时如春雨润泽、阳光温暖，一旦审理案件，便如雷电交发，官署肃然清明，杜绝营私舞弊。因此县里连年歉收，到这时却获得大丰收，百姓都认为是公的德政所致。我曾感慨前朝士大夫的议论，苦于地方长官一概受资格限制，使有才干的杰出之士无法施展作用。如今世道不同，仕途复杂而多端，县令县长有时得到一位经学明达、操行修洁的人，百姓仰望他不亚于仰望吉祥，而其中又有不同。诗中说“丘中有麻，曰彼留子嗟”，是说他居于下位而亲近百姓，所到之处都能治理；接着说“彼留子国”，赞美子国的才能本来承继于父亲。史书称傅琰父子都任县令并建立奇功，当时人说他们家有治理县邑的谱系，他们究竟凭什么做到这样呢？不过是把经学世代传授罢了。汉代尹赏告诫儿子不要残害百姓，后来儿子获罪被废，才想重新起用；薛宣经过儿子任彭城令的官署，不教导他吏治，反而说吏能不能学习，这只是低级佐史的旧习，并非儒者所看重的。公既然生长在理学之乡，他家庭中讨论仁义道德、充分浸润其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凭此在一县小试身手，对我县百姓来说，幸运应当远远超过那些单门崛起、见闻浅陋狭窄的人。我听长者说，从前我县有治理县邑后离任而入朝为公卿的人，做官成功后，乡居时县中百姓仍相互约定带着馈问到他家，历年不断。我县风俗淳厚，承受公的施泽已经很久；将来公历任朝廷官职，郁然成为老成硕德之士时，在黄花白鹤之间，有人相互扶携、排列跪拜在公堂下，一定就是我县受过慈爱的人。请以今天的情形来验证这句话吧。《黄昆瞻先生寿序》。我在两馆之间任职，前后十年，所结交的人中，编修砚之黄先生与我共同商讨旧闻，常常有所创获。他为人年轻而沉静，不因才华和门第自我夸耀，唯独他的心所向往的，是古代忠孝廉节的品行以及讲学择友的事情。因此像我这样衰老失职、为人所厌弃的人，只有他仍能亲近交往，如同素日旧交。今年春天，我奉命与总裁东海公回南方编修《一统志》，同馆有人挽留他请求同行，编修私下对我说：“我也急切想回去，只是我父亲远在塞外做官，我每天在这里听到他的消息，衣食杂物所需接连送去而不匮乏，我住在京师也如同在他的膝下，因此不能再南归。”说完凄然变色，流露出难以承受的孺慕之情，我更加心服他的纯孝。后来问起此事，广平公任官和修身行事十分周详，于是认为编修君的贤能，平素得自家学；我因此又想到想跟随广宁公学习，却已经不可能了。编修说：“我父亲今年十一月下旬要举杯庆祝六十岁，您何不写篇序文，略述我父亲的生平，说明我不能侍奉赡养父亲的心意，并表达您对他的仰慕？这样就可以了。”我连声答应。公自戊戌年取得仕籍，至今已经三十年。起初任职于繁剧郡县，壮年时锐意办事，积压的冤狱，审问一次便立即处理。人们认为他具备代替守令教养百姓的才干，声誉卓著，自以为功名可以很快建立。后来因牵连他郡案件而被降级，而那个他郡的太守恰好是他乡试的主考官。当时上官多劝他申辩恢复官阶，但公认为不能用一官来交换对授业恩师的情谊，从此沉沦于幕僚之间，浮沉不定。皇帝命令他与总裁东海公一同回到南方，编纂《一统志》。同馆中有人挽留他，请求他不要动身，编修私下对我说：“我也非常想回去，只是我父亲远在塞外做官，我在这里每天都能听到他的消息，衣食以及各种日用品所需，也不断送去而没有缺乏；这样看来，我住在京师就如同住在父亲膝下，我不能再回南方了。”说完后，他神色凄然，仿佛承受不住对父亲的孺慕之情，我更加由衷地佩服他的纯孝。后来我询问此事，广平公任官时的行事为人十分详实，于是我认为编修君的贤德，向来就是从家学中承继来的；我因此又想到要追随广宁公交游，却已经不可能了。编修说：“我父亲将在今年十一月下旬举行庆祝六十岁寿辰的酒宴。您何不写一篇文章，叙述我父亲一生的大略，说明我不能在他身边奉养的心意，并表达您仰慕他的诚意？这样做可以吗？”我连声答应。广宁公自戊戌年取得出仕资格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起初任刑部推官，主管繁重的大郡事务；他壮年时锐意任事，积压的冤案和滞留未决的案件，一经审讯便立即处理。人们认为他具备代替守令施行教养政务的才能，声誉卓著，自以为功名可以很快建立起来。后来却因为其他郡县案件的牵连而被削减官阶，而那个郡的郡守恰好又是他乡试时的举主。当时上级官员大多劝他申辩以求恢复官阶，但他不肯用一个官职去换取对恩主的情义，从此便沉沦浮沉于幕僚之中。他所经过的黔地、筑地万里路程，蛮烟獠瘴，几乎不是人所能居之境。后来南下洞庭，向东奔赴辽海，算来人世间危险的地方，他已经亲历大半；但所任不过一县令，所到之处却总能办成政绩。如今在辽地数年，每天因边邑萧条、居民忧愁困苦而忧心，想稍加治理经营，却还没有完全得到施展的机会。他为此焦虑抚心而写入诗歌的内容，见识者把它比作元结《舂陵行》的诗作，都知道他怀有忧虑天下的志向。公是久负声望的老儒，众望所归，列卿台省的职位本来举足可到。如今贤能公卿满朝，一定会有人起来替公承担这件事，使父子接连在朝廷任职，光耀流传史册，确实是非常盛大的事情。有人说公怀抱归隐初志已经很久了；即使像太丘那样只任一县长，公卿两代相继，也足以传为美谈；即使江夏父子之间的名位有高下悬殊，也仍是公家的旧事。道德高尚而官位稍低，于道无损，又何妨？或许公会实行自己的志向，拄杖归乡，闭门居住在私宅，采摘商山紫芝，饮用南阳菊水，吐纳冲和之气，颐养精神性情，从容等待。圣天子以蒲轮车征召，难道不可以吗？编修君赶快带着我的话前去，一定能使公开口一笑。

译《大司寇徐健庵先生寿序》。戊辰年冬十一月，是大司寇东海徐公初度之日。他在南宫考试中取中的士人中，任职翰林的有三十七人，共同谋划如何向我举杯祝寿，并说：“公所喜爱的，是您的文章，您不要坚决推辞。”可是，公了解我，难道只是因为我的文章吗？何不就把我所了解的公说出来呢？我认识公二十多年了。公为孝廉时，便毅然以天下重任自任；后来屡次考取高第，历任三公之职，所经历的事变越来越多，胸中积藏的书学也越来越丰富。他入身修养，以孝悌仁义陶冶自己，像嗜好欲望一样唯恐不能得到；他出而弘扬人伦、扶植善类，又像饮食疾病在身一样急切；他做事谋划天下事务，对上求得君主信任，对下求得无事不能告知于人。这是我所了解的公立身的大要。等到他博览百家，依据六义发为文章，必定使文章实在能够建立诚信、成就事业、救治弊病、纠正偏差，而不被各种诡谲浮泛、毫无实际的说法所迷惑；这是我所了解的公立言的大要。然而还有我深知而世人所谓了解公的人未必完全知道的地方，那就是公对于这些事情，内心实在仍有歉然不满足之处。公自从遭逢际遇、分掌 内廷事务、综理各部政务以来，稍有空闲，日暮回到宅第，座客几十人请求询问，他为人解释文章、分析疑难，尽情应答酬酢，直到结束才停下。于是精力疲敝，对着饭食打哈欠，稍稍一看，鬓发已经渐渐斑白了；但他每天都这样，并不厌倦。今年春天，他想到自己秉持正道而触犯时宜，便上疏请求退休。天子念及他的诚恳。下诏准许他解除职务，主持各馆事务的总裁一职仍保留，照旧入值。公于是闭门谢绝宾客，每天取来周敦颐、张载、二程先生以及朱子的遗书，熟读精思。等到反复推求，融会解释，长期以后，才达到一种洒然通透的境界。等我再三拜访他时，只见他的气度更加安静，容貌更加纯粹，身心更加充实。《礼记》说：“君子庄重恭敬，日益刚强。”程明道说：“人不学习，便会年老衰败。”君子所谓强，在于道德充盈，并不在于气血强盛；君子所谓衰，在于德业不增长而将要衰落，并不在于年齿增长。文章只是小道，功业是外在所得。朱子说：“人常常有可以自我快乐的事情，那么在被任用或舍弃、出仕或退藏之间，随所遭遇都能安然。”这正是公先前内心歉然、不自满足之处；现在我才相信，自己对他的了解是最深的。如今 朝廷正在勤勉求取教化治理之道，正要以宰辅中枢的重任等待公，而公也不应怀抱道术、隐藏德行，对天下的重任漠然自我解脱。然而古代君子身处朝廷高位，内心却浩然与天地万物同游，他们确实不会因富贵而改变心志。依照公的志向，或许能在未老之时成就功业，退下来后倡明圣道，辨析道统脉络的细微差别，阐明幽深与显著本来一致；其学问的深入，必定穷究事理、尽其本性而达到天命，然后使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树立；其兼善并成，也必定使理学与事功相配，从而使体用不至于偏废。那么请允许我跟随诸位君子之后，努力完成这一事业。这样为公祝寿，难道还不算宏大吗？请把这些话进献给公。《定海薛五玉四十寿序》。如果有这样的人：不汲汲追逐声名利禄，不随世俗的好恶取舍而人云亦云，淡泊少欲而周游于世，那么就可以同我交往；本来若不是这样的人，我就不会同他交友。我早已听说薛君的名声，后来向东到了海上，暗中寻访我所说的那种淡泊少欲、不汲汲于声利、不随同世俗是非取舍的人。在几十、上百人中找到自己希望交往的人，几乎唯恐不能结交，原来我是在这里遇到了薛君。我听说薛君年轻时豪迈不羁，善于议论，所到之处都能使满座倾倒；同他登山临水，即使整日疲惫至极也不厌倦，料想他一定是慷慨自得之士，只可惜我未能亲眼见到。大概薛君今年乙未冬已四十岁了。有人说，薛君年轻时不得志于有司，如今正合古人所说强仕的年龄，即使现在还未遇合，也不算晚。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古人八岁便出外就学于外傅，到了十五岁，凡民间的俊秀都进入庠序，王公卿大夫士的嫡子都进入国学，教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以修养自身，再把这些推行到天下国家，将没有什么不具备的。之后升入太学，授予爵位官命；大概当时讲习贯通、服习章程的精细周密，还不到二十五年就已完成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四十岁才出仕，是资质处于中等以下的人。孔子弟子列传记载，樊须、公西赤年纪都很小，等到孔子在世时出仕，估计他们的年龄都不到四十岁；也并不是一定要像颜渊、子奇那样才可以早仕。即使真是这样，有才而没有命运、终于湮没无闻的士人，也多得无法记数。近几年天下争相用兵，灾异、疾疫、盗贼的祸患日夜不断，百姓辗转死亡、前后相望。这正应当使仁人君子内心悲痛，连席子都来不及坐暖，救济百姓还唯恐来不及。可是君子无所作为地到了四十岁，难道不可惜吗？假如薛君能使才华更加坚实，使见识更加老成，以淡泊少欲来成就事业，那么他给世人的利益就会更加深厚。我写这些话，也是想让世上知道薛子的人，珍惜他少年时英锐的气概，不要使英雄发出怀才不遇、未逢其时的叹息；趁他如今正当强壮、可以任用之时，使天下少承受一些仁人君子几十年利益的机会。那么凡是我愿意结交、几乎唯恐不能结交的人，若无所作为地到四十岁，或许也会少一些了。

译冯宗一寿序 我家住在县城东巷，和冯氏隔水相居，世代友好。从我十五岁起，就捧着经书到冯先生门下求学。先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孟勉，一个叫宗一。孟勉与我同年出生，小时候一起读书，长大后更加亲善。甲申、乙酉年间，经历战乱洪流，荒废了旧业；我和孟勉在辗转迁徙之后，整天拍掌高谈纵横王霸之术，完全不再考虑当世之事。其间又共同考订经史，旁及诗赋，常常天刚亮就出门，住在外舍的一张床上，相对而坐直到半夜，才各自回去睡觉；天亮后又照旧如此。这样过了将近十年，后来两家生计渐渐窘迫，我先出外游历，孟勉随后也去了。三十年中，计算我们相聚的时间，有时隔年也见不到一次，见面后又立即分别。等我旅居京师，孟勉向我辞行，前往广德。没过多久，元伯便托梦给我，生死已经走上不同的道路。此后宗一多次到京师，从没有不来拜访我；我见到他便握着他的手悲伤流泪，常常感叹：以冯先生如此盛大的德行，本应有好的后代，可孟勉的成就却止于此，真怀疑天道几乎不可询问。我私下又认为，宗一性情淳厚深沉，想来先生的报应和福泽将会落在他身上。今年我回到乡里，他的次子前来拜见，跪下请求我写文；问明缘故，原来宗一已在今年壬申春开始庆祝六十岁寿辰。他说：“我的父亲正客居济上，我们兄弟远在外地，无法按时省视父亲，希望带着先生的文章前去，在父亲面前为他祝寿，好让老人开怀一笑。”我认为宗一精神气力充实，志向谋略正当壮盛，发挥他的余力，足以完成父亲和兄长尚未完成的事业。如今不过年过六十，似乎还不足以大肆庆贺。然而我之所以不推辞他的请求，既是因为悲悼孟勉的不幸，又是因为欣喜宗一足以振兴家业。因此言语还不足以表达心意，又深深地写下祝辞来助兴，大概是因为两家世代交好的感情、亲爱友善的情谊，使我不能自已。” 侍读徐公与嵇夫人双寿序【代作】前年癸酉初冬，为吴兴侍读徐公庆祝七十岁生日。当时徐公的元配嵇夫人年过六十，二人白发相伴、彼此庄敬；宫谕君和他的贤能儿子以及诸孙恭敬地上前祝寿，礼成后设宴饮酒，和谐庄穆的风气，士绅们都称赞感叹。不久，徐公谋划辞官归隐山林，夫人也因为有儿子侍从朝廷，足以报答国恩，愿意一同实现鹿门隐居的愿望，彼此划船归去。他们疏浚池塘、种植园圃，拄杖漫步在苕霅之间，那里有许多古代高人的奇异遗迹：葛洪炼丹的丹灶，桑苎翁的《茶经》，以及王右军、陆鲁望一类人饮酒吟咏、感叹游赏的地方；也是张志和曾经泛舟漂泊、以船为家的地方。徐公乘蓝舆到那里，每次都流连至日暮夜深。回到家中同夫人相对时，便欣然忘却了贫困。时常和子弟坐在家塾中，诵读讲说经史，谈论先贤和故老的旧事。夫人则抱孙喂食，分灯督促纺织，身旁仿佛全无轩冕在身、祎翟耀体。她同世上那些奔逐势利、耗损精神、劳苦而不知停止的人相比，究竟如何呢？今年孟夏，夫人开始庆祝七十岁寿辰，同乡亲友无不啧啧称道夫人的贤德；看到侍读公以老成硕德同她一起享受五福之盛，又争相感慨羡慕不已。恰逢宫谕君远在京师，贤能的儿子任可在家代为祝寿，请我写几句话，邮寄过去助兴。因为我听说，夫人是有名的孝妇，平素熟习妇德教训；从亲自盥洗进食以来，侍奉周旋，一举一动都遵循礼法。某太夫人病重困顿时，夫人调理侍奉汤药达两个月，连衣带都没有解下；因此妯娌受到感化，全家和睦相处。考察她在内闱中的教化，即使古代列女也不能超过她。至于她辅佐侍读公成就声名，更是世人难以做到的事。徐公年轻时贫困而勤学，声名在士林中很高，所结交的都是海内才俊。后来家中屡遭忧患，家道日益衰落；然而即使住在柴门穷巷，门前鞋子仍常常满地，背着书箱来请教求学的人到处聚集成市。夫人全都庇护他们，准备整洁的饮食，尽力设法供应有无，而徐公并不知道。壬、癸年间，徐公连续考取高第，成为列位从臣。夫人更加谦逊自抑，对内外亲党以及村妇灶妇都尽足礼意，绝不显出富贵傲慢的神色。她同徐公相互警戒、彼此勉励的内容，只是早晚尽忠于公事的情意始终恳切。所以徐公在史馆时，凡是撰写进呈的文章…… 天子看了没有不称善的。他所培养成就的成均学生，以及京兆大比所取的士人，全都步履端正、举止周详文雅，学问有家法，远远看去就知道是南州弟子。侍读公所建立的事业，真伟大啊！或者也有很多是夫人相助的力量吧。自徐公归来至今三年，宫谕君的声望更加隆盛。皇上的恩宠优厚，将要大力展开徐公一生尚未完成的事业；可是宫谕君反而思念父母，向南遥望而悲伤，本来想借夫人介寿之期回去，在父母身边承欢。夫人便寄信劝诫他说：正值国家多事之时，臣子奔走效力，正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两个老人而挂念。我和徐公先后同朝为官，气谊最为深厚；我的两个弟弟又和徐公的家人同科，两家兄弟在交游群体中都有往来。因此每次见到宫谕君，我一定举出徐公家庭中的教诫来解除他的离愁，消释他独自劳苦的感受；又替他叙述从乡人那里听来的事情，备述赞美之辞，送到宾筵之上，作为祝愿长寿不衰的话。如今…… 当今皇上十分倚重宫谕君；只是我想，旧日的德望一定会重新得到施展，使徐公回到皇帝身边润色宏大事业，而夫人也将入宫朝夕侍奉六宫，成为命妇班列之首。到那时再把二老奉养到京师，从容地为他们祝寿，我知道士大夫们观感兴叹的程度，一定会比徐公七十岁生日时增加数倍；宫谕君又何必对归隐白云之下的父母如此眷恋呢？于是我按次第写下这些话，作为寿序。

译钱太君七十寿序 鄞县东南有一处地方叫甲村，那里的山脉从四明山发源，曲折向东延伸，回环环抱前后。水流从金峨分出两支，汇合在一起；王氏家族聚居其中，共有一千多户。有一位学业有成、天性至孝的人，寓居京师，常来经过我这里，对我说：“我们王氏的望族出自太原，从宋室南渡到现在，诗礼传统从未中断。不仅子孙相继有成，历代也都有贤德妇人。高祖总宪定斋公，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名臣；他的母亲金太淑人，以身作则，教子极严，遗留下来的诗文《兰庄集》数卷，都属于班昭《女诫》一类的文章。我们的子孙世代守持它。先父遭逢乱世，放弃科举，不经营生计，家境萧条。我的母亲钱太孺人，积蓄财物以备不时之需，家中没有互相责怨的事。先父因此更加忘却贫困，不幸在中年去世。当时我们兄弟三人还年幼。母亲以柔弱妇人之身支撑门户，足不出内室，对内外界限整肃严明，携带家产督课儿子，以礼法教训我们。我们兄弟勉强懂得一些文章义理，能够不堕入昏愚，不得罪乡党朋友，全靠母亲的教诲。如今我恭逢新命，幸而获得安人的封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篇〕 封诰使母亲膝下荣耀，我想借此献上祝贺七十岁的寿酒；只是如果没有先生的一句话，就不足以成为乡里的光荣和宠遇。我听后很赞许，认为太君的贤德，可以无愧于《兰庄集》的遗风。我自认为多年浪游，如今已经老了，家乡的名胜还有许多地方未曾走到。明年春天我决定请假，希望用残年遍游浙江的奇山秀水，先取道金峨、雪窦，拄杖走遍四明二百八十峰，访察所谓过云、石窗的胜景；出来后把船停泊在甲村，到堂上拜见寿母，住在您家中两夜，谈论农桑，遍行田间小路。太夫人一定能够减少茅容的饭菜来款待我吧。” 张母何太夫人寿序【代作】《蒸民》诗，是尹吉甫用来歌颂仲山甫的。第四章说：“早晚都不懈怠，以侍奉一人。”这显然说明仲山甫一生都在保卫天子。然而孔子作《孝经》，到了说明卿大夫之孝时却引用这句诗，为什么呢？我由此知道，仲山甫之所以成为忠臣，也正因为他是孝子。卿大夫的孝，并不一定急在早晨修治、晚上进膳。像诗中所说“保卫君王亲身，出纳君王命令，向四方施行政令”，似乎同家庭内部的行为没有关系；但一定要这样做，才称得上诗中所谓“早晚不懈怠”，忠孝之道也就全在其中了。今年八月某日，是当今京江相国的母亲何太夫人八十岁诞辰。太夫人当时在乡里，相国既然欣喜母亲亲自享有无疆之寿，又因为自己不能回去在她身边亲自奉养而感到惭愧，于是嘱托我们几个人各写一篇文章，叙述他所以在公事上不能立即归去的心情，并借此称述太夫人的德行，为宾筵增添一笑，也或许符合诗人的本意。太夫人起初嫁给吏部公时，家境儒素清贫，却尽力料理家中有无，从不自称劳苦。后来吏部公成为南国冠冕人物，接连考取高第，文章声价顿时在海内大为提高，这些成就都来自太夫人燃灯助读的余力。后来吏部公在内主持铨选，裁量人物；在外掌握文柄，乐于培养人才，终于因治理政绩被征召为天下第一。朝廷的任命刚刚更新，他却突然恢复了原来的服色和身份；这是吏部公高尚旷达的风度，也是太夫人能够帮助他成就此事，并且替他整洁庭院、准备菜肴美酒，共同从容地举案相敬，抱定终老于此的志愿。当时长公编修君已经在朝廷大廷考试中策论夺魁。相国和祠曹、民部两位弟弟，先后通过甲科起家。如今诸孙天门又考中南宫，选入中秘，诗书传家的恩泽接连不断。自吏部公去世后几十年，家门的鼎盛程度一天胜过一天，比过去更加兴盛；这难道哪一件不是太夫人内在德行所成就的吗？可是她从不自我夸耀，每逢子孙升迁，反而更加谦抑收敛，勉励子孙不要忘记先公留下的训诫。相国和他的两个弟弟一同谨守家训，以清白自持，用这些品德来承当上天和皇上的重任。皇帝的心意使天下安宁和谐，如今正是有夏之世；天下百姓每天受到相国调和治理之德的庇护，又哪一件不是太夫人的赐予呢？太夫人虽然寿逾八十，筋力却不亚于壮年时，曾乘车舆、坐画舫，在南北之间接受奉养。适逢今天的生日，三亲六戚和姻亲纷纷前来祝寿，乡里的子弟接踵登门庆贺；京师士绅和四方知名人士，也无不登上相国的门阶，效法华封人献上祝寿之辞。我听说，昔日三代盛世，乡饮酒礼、燕礼都在堂上击鼓奏瑟，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称为工歌三终，表明君臣相得；歌毕又吹笙演奏《南陔》《白华》《华黍》，称为笙入三终，显示家庭和乐。对外尽到君臣之谊，对内融洽家庭之欢，所谓“早晚不懈怠以侍奉一人”作为卿大夫之孝的意义，今天在张氏堂上看到了！如今…… 圣明天子正在孝敬奉养长信宫，尽到爱护和敬重，德教广泛流布；而相国正逢这样的时代，也能够把自己奉养母亲、不使孝心匮乏的心意献给生母。虽然相隔数千里，他同早晨问安进膳、晚上亲自察看母亲就寝，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才智不足，充任卿贰之官，幸而得以随在祝酒末席，欣喜地观看这盛事，因此写下此序。

译送姚子南归为其母夫人寿序 如今 国家制定的制度规定，做官而没有兄弟的人可以回乡终身奉养父母；凡是在京朝任官的人，任职六年，按例可以请求告假回乡省亲。这项制度起初在三代并不存在，大概三代的官员都不离开父母所在的邦国；如果不是出外服役，就可以早晨问温、晚上问凉，每天都不致废弃孝养，所以没有特别规定终养的典制。然而君主之所以体恤臣下，臣下之所以仰望君主，仍然都把奉养父母看作恳切之事；一旦不能做到，君主就担心无法役使臣子，臣子也免不了哀怨、思念、忧惧，不能尽心于职守，这就如《北山》诗所歌咏的忧劳和《陟岵》诗所表现的思亲之感。何况后世，离开父母膝下，越过数千里来侍奉君主，东西南北都听从命令；到了这种时候却不思考怎样审慎处置、曲意安慰他们，这是有国家者的过错。至于按例准许回去却不回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久居京师，所见公卿中有许多人把官署当作家；地位越高、俸禄越厚，决定离去就越困难，甚至有人父母未葬也不除服，几十年过去仍然照旧穿着紫衣朱衣。大概士绅的清议已经很久没有树立了；大臣如此，下面的人又看什么呢？因此风俗一天比一天苟且，而…… 盛朝光明、雄伟的功业，不能在世上显耀，这实在不是应有的情形。圣明天子以孝治理天下的心意，有一天，友人姚子历初来拜访我，向我辞行，我问他要到哪里去。姚子说：“我的母亲明年正月满七十岁，我要回去省亲，希望得到您的文章来助寿宴。”我说：“如今在京朝做官的人，绝少听说有人把母子相依看作人生的快乐。您以贫困客子的身份思念母亲，赶快收拾行装走出国门，心意不再回顾，天下名教的责任独自承担，这本来是应当的。”随后我又说：“您的母亲也幸亏您没有做士大夫；否则您也将像那些公卿一样，忙于以身许国，连空闲都没有。即使想回到简陋的茅屋，杀鸡煮黍，召集邻里，在老人身边祝寿，办得到吗？”您姑且去吧，要努力。然而姚子长期在外求取俸禄来奉养母亲，一旦因为母亲的缘故空着钱袋返回，却不把这件事看作心中缺憾，他的志趣远远超过常人。假如将来能够实现用俸禄奉养母亲的愿望，我想他的成就一定不会在古人之下。风俗的改变和清议的树立，我难道不对姚子寄予厚望吗？姚子的父亲尊甫文学公，是先父的朋友；我小时候曾多次到他的私塾，太夫人总给我饮食，把我看作亲近子弟，因此我很详细地知道她的内在德行。她自称未亡人以后，治理家内家外都整齐严明，收拾祭祀参议府君以上的祖先；失散的神主，数代都重新附祭，疏密有序，鱼菽等祭品一定洁净而真诚。大的方面尚且如此，那么其他足以留给历初兄弟无穷福泽的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 我客居在外而无所作为，先太孺人慎终尽礼的事情，匆匆拖延了多年没有办成；我常常捶胸徘徊，半夜也不知道怎么办。如今乐于称赞姚氏母子之间的情谊，难道敢以此期望别人吗？也不过借此记下自己的惭愧罢了。送申学宪赴任，经过乡里为茅太夫人祝寿序。如今佥宪申君任礼部郎，到了京师不久。太夫人在乡里，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总是思念不忘。恰逢粤西督学使职位空缺。朝廷商议选择合适的人选，于是越级把职位授予了您。您一点也不因此自喜，反而因为任所更加遥远而忧虑。太夫人脸上也露出忧愁的神色。又想到这次出行应当经过家乡拜见母亲再走，恰好遇上某月月初；那时太夫人正值八十岁生日，于是便向善于作文的人请求诗文献上，希望博太夫人一笑，以安慰她离别的忧思，并请我为这篇文章作序。我想，古代君子还没有出仕时，有为了奉养父母而求取官位的；等到已经出仕，又有因为不能实现奉养父母而忧虑的。因此当他忧虑自己不能奉养父母时，只恐怕出仕不够早；等到被王事羁绊、在道路上奔走，急切忧虑不能实现奉养父母的愿望时，他看待一官之职成为牵累，又只恐怕自己辞去得不够快。这两种想法都有过分之处。父母不可以没有奉养，固然如此；至于出仕还是不出仕，是命运，难道是我能够预先决定的吗？只有有道之人不是这样。时运没有眷顾我，就住在蓬门荜户中出行；用粟米和清水奉养父母，并不是俭吝。时运已经到来，道义已经施行，可是回头看自己仍有私事不能同时完成，那么就应当取法侍奉父亲时鞠躬尽瘁的精神；这样做起初也并不妨碍我尽孝。大概侍奉父母真诚，就能使父母忘记贫困；侍奉君主忠诚，就能使父母不以私情留恋自己的儿子。能使父母忘记贫困，是士人和庶人的孝；既能使父母忘记贫困，又能使父母不以私情留恋自己的儿子，这才可以说是卿大夫的孝。这就是古代君子推诚尽心、任凭时运，无论处在什么境遇都能自得的原因。难道还会把前面两件事看作值得忧虑的吗？我听说，太夫人原是吴兴副使鹿门公的孙女，后来嫁给相国文定公的孙子妇，辅佐先大夫成就声名，凭借盛德成为内外妇女的典范达数十年。她对于君臣、父子的大义，平素已有讲习，因此对于佥宪君此次出行，一定会欣然愿意让他离开，并乐于看到他的志向得以实现。君子由此想来，心中应当也没有什么不能释然的。粤西经历战乱之后，王化重新普及，文教日益兴盛。估计佥宪君三年大比之后考核政绩，便会再次取道乡门北上；那时太夫人正身体康健、饮食如常。于是他跟随计偕诸生，手执经书，恭敬地在阶下徘徊行礼，前后登堂祝寿，这也是人事中值得高兴的事。佥宪君对这次出行更加可以无所遗憾了。

译王母申太孺人寿序 康熙二十五年，苏州府、县学的诸生以王母申太孺人守节的事迹，请求朝廷表彰；文书从县里逐级送达巡抚衙门，不久便将此事上奏，奉命赐给银两，按照制度建立牌坊，乡里没有不认为荣耀的。又过了几年，太孺人年满六十岁。当时嗣子东发正凭才学被选入史馆执笔，暂时请假回家省亲。他的二十九位同年商议如何举杯祝寿，因为我和东发同在史馆任职，又详细知道两家世代的德泽，于是请我写几句话，附在东发的行程中一同送去祝寿。我看到太孺人苦守节操，又看到东发能够凭才学显扬母亲，使她最终在史书著述中留下声名，更加感叹文恪公遗留的德行影响深远。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八阉扰乱政治，大臣相继遭斥逐，国家社稷危在旦夕；文恪公刚入内阁，苦心调和，曾论述逆党，说士大夫可以杀死，却不可侮辱；他保全的善类很多，然而最终仍与时局不合，洁身远遁。当时大臣中能够明白进退、又不遭清议指责的，只有文恪公一人。他的自赞说：“贵戚显赫，不能攀附；权宦狂悖，不能逢迎。只要有一句违心的话，便超然离去而不受辱。”这确实是事实。从此以后，子孙承受并借助先人的德行，都能用名节磨砺自己。至于闺门肃穆、家法严整，更是吴门士大夫之家首屈一指的；像太孺人这样艰难守节至死，尤其显著。太夫人的曾祖父是文定公，事迹载在国史中；她出身显贵门第，早已熟习妇德教诲，嫁给先府君后，纺织并帮助丈夫读书，仍然完全保持寒素本色。刚满二十四岁便遭逢变故，当时就想以身殉节，婆婆哭着说：“我不忍心看着媳妇和儿子同时送命；即使这样，这些幼小的孤儿又能托付给谁呢？”太孺人受到感动，勉强进食。此后早晚奉养婆婆，更加勤勉而不懈怠；婆婆去世后，按礼办理殓葬，时节祭祀一定竭尽诚意。宗族亲戚内外都把先府君看作未亡之人，并且欣喜看到东发成才立业；等到考察他的学问积累，又认为若不是有严父的教诲，怎么能达到这样？大概太孺人对于王氏，自始至终都称得上没有辜负。如今听说她嫁到松陵沈氏的女儿，也早年失去丈夫，像母亲一样砥砺守节；由此可见太孺人的身教，不仅能成就她的孤儿，也能感化她的女儿。文恪公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泽真是深远啊！它滋润数代人的影响如此盛大，关系到人心和世道，并不只是夸耀一家之事。我听说，礼书说：“寡妇的儿子，若没有可称道的表现，就不要同他交友。”这不是为了告诫他的朋友，而是为了深深责备这个儿子。没有可称道的表现，就不要同他交友；如果有可称道的表现，就可以同他交友。东发年轻时曾游学京师，在太学中声名显著，长期享受官禄奉养；二十九位同年对他的赞誉没有不同意见。并且他们想把自己视同东发的兄弟子侄，到贤母身边代为祝寿，只怕不能得到她的欢心。这说明他家庭和朋友之间都有值得看重之处。因此我乐意叙述这件事并使它流传。赠董子为其母夫人寿序 从前我在吴仲湖上遇见董子，当时我不认识董子，董子也不认识我。我接触到他的容貌，觉得和善亲切，很容易亲近；同他坐久以后，即使身处同伴众多的人群中，也能由此知道那必定是董子。董子的父亲孝防公和母亲范孺人，都比我的父母年长两三岁；他们兄弟四人都读书修身，足以继承家声。每当在家中侍奉父母起居饮食，谈论古今成败之事，又夹杂着乡里前辈老人值得传述的事迹，往往每人提出一种见解，遇到不能决定的，就请教尊先生，然后才作出定论。他们一家以师友相处，已经足以这样自得其乐。可是我们兄弟三人没有什么技能足以称扬父母，且常常乘小船、住旅舍，动辄几年不归，有时相隔三四千里以外。每逢佳节到来，众人欢聚、唯独我在外饮酒时，便对着饭食悲愁思念；即使留在家中的人，也会怅惘得不知道如何快乐。因此我们远远比不上您的兄弟。然而董子说：“粗茶淡饭是我父母所甘愿接受的，而我的力量还不能备办。如今人们谈到奉养父母，总说孝在于心志，奉养何必要甘美？这是多么荒谬啊！这不过是窃取美名来自我标榜，甚至把自己的志向推到让天下人替自己节省父母的饮食，却全不顾及这一点。我不忍心这样做。因此我和三位兄长日夜刻苦攻读而不停止，希望稍微获得自己所想要的成就；那时便在山水之滨修筑房舍，准备车辆、舆具、几案和手杖，在野外射猎、在深潭垂钓，奉养父母直到老去。我难道是向父母有所求吗？只是我的志向恰好同您相似。”今年秋天，正值他的太夫人五十岁生日，他请我写一句话祝寿。我辞谢说自己才力不够，却赠给董子这些话，让他回去后替我跪下献上，也就可以了。

译颜母朱太宜人寿序 唐代李文公翱自称，他为高愍女杨烈妇作的序，不在班孟坚、蔡伯喈之下。他认为司马迁、班固叙事工巧，所以读者了解得详细，事迹也更加显著；并为后世作者不能都如此而感叹。这当然有道理。但我认为，古代忠臣烈妇没有违背自己的志向，义行光照日月，即使流传他们的文章不够工巧，也没有关系，何况他们本来就不必等待文章来流传呢？只是他们身处形势穷困、命运极端、濒临危亡之时，恰好遇到事机，又有上天的幸运，名节得以保全，身体也没有受损，直到富贵显荣、享有长寿；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愿望，也是古人所称的吉祥善事吗？那么即使他们的内心不需要依靠文章流传，后人也应当因事咏歌赞述，用来勉励天下；人们听到后，因而奋发兴起的，必定很多。我从年轻时便听客人谈起阙里颜太宜人在壬午年殉节的事，认为极其壮烈。私下想，过去见到古代传记中的烈女，间或有这样的人；近世以来绝不会再有这种事。然而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中已经三十多年。如今居住京师，同编修、考功两位君子交游，才知道两位君子都是太宜人所生，又是奉直公亲自教导督促而长大成人的。太宜人今年已到七十寿辰，我从前怀疑古代烈女传中才有这样的人，如今竟亲眼见到她，难道古今人的品格竟突然不能相比了吗？又看到她富贵显荣、长寿安康，这是上天报答善人的结果；不禁感叹古人所谓身名俱泰、吉祥善事，为什么不屡屡出现呢？甚至怀疑今人的际遇远胜古人。太宜人是已故奉国将军某公的爱女，凭天潢贵胄的身份，嫁给奉直公这一大贤世家的后裔；她平素熟习礼教。她当初出嫁后同奉直公一起遭难，被仓促押送她的差役驱赶；她一路不停地斥骂，差役打断了她的左臂，正要向她加刀，她披散头发、露出颈项，倒在道路旁几乎死去，过了几天才苏醒。她用手指刺自己的喉咙，因手指僵硬不能刺入，便取邻家女子所带的刀刺向颈部；当时人事不省，天气极其寒冷，梦中有神人替她覆上棉絮；第二天小婢来到她身旁，她忽然被呼唤声惊醒；有人留下奉直公的金创药，给她敷上，终于没有大碍。节义得到报偿，竟这样不迟而迅速；这正是三四十年之后，绵延的福庆更加不断、后代相继兴盛，仿佛有神灵在暗中扶助她的缘故。如今…… 朝廷的恩典一再加重，从最初封为孺人，连续三次晋封，终于到太宜人。京师士大夫中，有许多是编修、考功以及季子孝廉的世交故旧，他们作诗祝寿，数以百计。我惭愧自己文才不足，不能铺陈发扬这些盛大的事迹，刻在金石上并配入管弦流传。将来太宜人的年寿更加增高，国家太平的时间更加长久，到了岁时节日设酒庆贺，在高堂上会聚亲戚，抱着曾孙、玄孙在膝上，反复讲述年轻时经历战乱、九死一生的情状，历历如在眼前；那时这些事便会相互传述，成为太平世家的一件盛事，必定有像班固、蔡邕那样的人执笔记载她的烈行，正如李文公所说的那样。到了那时，大概也可以证明我今天所说的话了吧。徐母李孺人寿序 今年辛酉夏天，正值徐子亦沆的元配李孺人五十岁生日。孺人的父亲某公，同我的母亲是中表亲；她的祖父大理公曾经做馆甥于我外家孙氏，又同先父是忘年交。孺人的母亲姓叶，年轻守节，曾随婆婆回到迎车廐里第，和我的母亲居住，彼此情意十分亲厚。当时孺人才几岁，却已经能够洗手梳头、整理衣带，跟随母亲早晚省视长辈；对于姆母传授的《内则》《女诫》，也大略能够背诵，举止像成年人一样。后来她嫁给亦沆，我的母亲曾感叹说：“徐家有了好媳妇。”想到大理公德行盛大却没有后代，难道上天是要把报偿集中到这个女子身上吗？当时我的家乡刚经历兵火，巨室大族一天比一天衰落，大理公的旧业已经无法追问；亦沆的先人侍御公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入山，混迹于僧侣之中，亦沆也藏身荆棘之间，多次跟随父亲风餐露宿，有空便研磨灯油、整理笔墨纸砚，摘录编次文章，不顾家人生计。孺人当时是孤独的幼女，却支撑内外，处理租籍、田契和市券，亲自筹划、书写，一切都有条理；上面体恤姻亲，下边抚恤婢仆，恩意周到，没有不使人心悦诚服的。因此亦沆得以专心治学，声誉日益提高，又能用余力帮助丈夫督课三个儿子成人；如今三人都已补入学宫弟子名籍，并且有了声望。假如没有夫人，亦沆所经历的艰难本来必定要增加百倍。想来上天怜悯李氏而把报偿集中到她身上，恰好也因此成为徐氏的福气吧？今年春天，我寓居郡城，两个儿子泽、泳来拜见我，请求说：“我们的母亲天性孝顺友爱，想到外祖父母远隔在外，便在别业设立神像祭祀他们；每逢岁时节日，便带着各位外甥到坟上祭奠，整日抽泣，常恨自己最终没有兄弟，又因为公同中表亲关系深厚，常常希望您能细述我们家的事情；她一直希望听到您的话而感到欣慰。如今如果真能得到您的文章来助寿宴，或许足以安慰母亲的心吗？”我自从遭逢家难，精神耗损崩溃，从未替人写过文章；然而每次见到母亲一族的人，总会不断忆起我母亲的一生。所以能够替孺人祝寿的人，确实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了。想来孺人年纪才过半百，便能同亦沆从容举案相敬，三个儿子和睦，五六个孙子捧杯进献，乡里人传颂感叹，认为这是盛事。由此可知，上天集中报偿于她自身的福泽，确实还没有终止。若不是两个儿子来请求我，我难道能停止不说吗？《湛园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湛园集》卷三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 记

译重修嘉善县署记 古代治理政事的人，并不只是把处理文书、审理案件当作急务。水泽有渡口，河川有桥梁，宾客有候馆，郊野有亭障，凡是他们用心经营的地方，没有不到的。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劳役百姓。大概教化浸润而德行取信于民，百姓便不用等待号召，就会争先恐后地聚集来办成这些事。等到政事办成，官员离任以后，百姓还会歌咏思念他；即使是他曾经休息过的树木，百姓尚且互相告诫，不忍心砍伐它的枝叶，何况是他早晚居处、发布号令并亲自经营的官署呢？它联系民心的程度，自然更加深厚，不仅仅像设置渡口、桥梁、候馆、亭障那样罢了。而百姓歌咏思念、以欢乐传述他的功德，也不必等到他离任以后才发生。嘉善原是嘉兴县的地方，前朝宣德年间才分设县治并建立县署；县署建成后倾圮，倾圮后又重建，如此多次。我查阅县志，考察当时主持此事者的爵里姓名，大多无法查得，难道是因为事迹细小而被略去没有记载吗？或者他们用心做事不能完全像古人，所以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可称述的吗？嘉善本来是政务繁剧之地，自从我的老师莫公在此初次做官以来，人人都替他担忧。莫公廉洁奉职，革除旧日积习，对豪强奸猾严厉如霜，对穷困人家则和风拂面；提拔荐进秀良之士，讨论文章义理，民风习俗大为改变。在此以前，官署的器用常常取给于余剩钱粮；一遇到期限，便由团、里、次、甲等承担供应草料粮食。莫公把这些一概革除。家世居住阳羡，薪柴、米粮、酒醴以及运送船只的劳役，不到三舍便送到，除了一勺一杯之外，绝不再劳累百姓。夏秋两季的税收，使用文书下达到各里；文书一到，便依次轮流输纳，闾巷中绝无追呼之声，差役们抱着手倚墙站立，整天没有一个人来。后来各处通报的赋税成绩常常在各县中名列前茅。任职不久，大事小事全都得到审理。于是抬头仰看县堂，只见它已经坍塌剥落，逐渐倾斜，几乎要压下来。莫公说：“我替天子牧养百姓，县堂却不修葺，不是用来维系观瞻的办法。”于是开始同属吏谋划，择定日期召集工匠；百姓接受命令，挑着畚箕、扛着工具，争着运送，唯恐落后。不到一个月，县堂缺损的地方修好，蛀坏的地方加固，黑暗的地方粉刷，低洼不平的地方用砖铺砌。凡是帷幕、屋宇、仓库、廊庑之类，也依次整顿齐备。这次工程，节省开支筹集材料，不浪费城守的物资，不烦劳官府。莫公每天早晚都查看文牍，堂上的吏民按次序站立庭下，纪律更加严肃；老人孩子都很欢悦，顽固昏昧的人也洗涤了心思。有一天我受到莫公特别知遇，从千里之外来拜谒门下；刚到便询问父老，他们说自己活了六七十岁，从未遇到过像这样的县令，都认为这座县堂重修之后不能没有文章记述。莫公也因为他的用心所在，担心时间久了容易湮没，便命我记载这件事。莫公廉洁明察，声誉传到上级牧伯那里，多次受到褒奖旌表；最近又提出条陈改革漕运。六条意见颁发到各郡县作为法式，可见他如今受到的宠遇是多么优厚。朝廷正实行考察外任官员卓异的制度，将要以显要官秩待遇他；主管者早晚都要把莫公的姓名上报。这样一来，嘉善百姓也不能长久私自拥有莫公，那么这座县堂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自从嘉善分设县治以来，在这里做官的并不止一个人，而百姓拥戴莫公却特别不同于以前，难道不是仁爱之德结于人心、无法强求吗？假如后来的人忘记一贯守成的原则，专门致力于变更制度，那么小民还能指望什么？如果不这样，而是洁身奉职，使莫公的德行世世代代相继不断，那么我们的百姓终究有所依赖。这座县堂既建成过，又倾圮过，还重新修建过，本来就可以让人一俯一仰之间得到借鉴。我的身份卑微，承蒙列于莫公门墙之末，怎敢不恭敬地记下此事。惠山秦园记 天地如此广大，古人却把它看作一座旅舍。至于华美的宫室、优胜的亭台，也只不过用来供眼目游赏罢了。看它们反复变迁，或成或毁，兴盛衰败没有定数，特别只在转瞬之间。然而要使它传给同一姓氏，延续数百年之久，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我年轻时读本乡屠仪部的《惠山园记》，记载园中上接云霄、下荫数亩的树木，几乎有数百十株。有泉水从惠山寺向左流出，淙淙流淌，汇成清渠，日夜不竭。园中又叠石成细涧，分流并行，清洁可爱。此园原本就是秦氏所有。然而从端敏公到中丞公改修它时，计算起来将近百年了。屠公已经感叹这是难得之物。如今距离他写记，又大约过去了八九十年，而古树清泉，苍翠依旧不改。当时的建筑虽然未必全部保存下来，总之有拆除更新的，没有荒芜而不修治的。我当时常和宾客游览园中，有人指给我看山寺，说那里原是宋湛长史的住宅。山的南麓有唐代李丞相绅的读书楼，旁边相隔几步，是宋代尤文简公的遂初堂旧址。不仅那些房屋已经不存在，连他们的子孙也全都零落了。至于愚公谷，曾一时成为吴中绝胜之处，如今也将渐渐废弃，变成荒凉的废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章〕 万物有成有毁，这是兴衰消长的常理，有什么值得深论的呢？只有士大夫中有道德的人，能够持身正直，开创基业使家族世代延续；而子孙中贤良的人，能够修养德行，使前人的功业光大，这才是百世不会被遗忘的。如今若仅凭一座园子是否存在来判断秦氏的轻重，本来就不足以认识这一点。但由此可以知道秦氏世代有美德，那么后来在园中徘徊瞻望的人，一定会有所感慕而奋发兴起。庄子说：‘旧国旧都，远望它就感到畅然，难道不是因为人不能忘情吗？’如今这座园子归太史对岩公所有。太史每天在园中侍奉父母，读书以承欢，饮食一定洁净。他们父子兄弟常常整日和乐。由此便可以想到秦氏世代的德行是怎样传下来的了。

译《五园图记》奕美何先生家住山阴的峡山，距离兰亭旧址约五里。他曾想依傍山势、临近水流建造一座园子，在其中杂植花果、丛竹、蔬菜、药草和奇花异草，但在游历期间一直没有完成。于是请友人钟陵樊防公考察那里的山川，规划营造并绘成图，又嘱托我为它作记，希望日后时时观览，用来自我安慰。如今那些困居在蓬门荜户中、揣摩心思以求进身的人，白天想、夜里梦，所追求的无非是取得富贵、建立功名，以及拥有宫室田园、妻妾的供养和子孙的安排，无所不想。等到白天的思虑停止、夜里的梦醒来，回头看看自己的居处，仍然只是四面空墙，这真可以说是妄想了。至于所求的只是一丘一壑，是鱼、樵夫、麋鹿群居而自己独自游赏的地方，这又和造物主有什么关系呢？却好像造物主有所吝惜，不立即给予；想求取它，也并不容易得到，只能把它寄托在无聊的想象中。士人困窘到了这种地步，确实有令人无可奈何之处。这就是《五园图》创作的原因。即使如此，如果说图画是妄想，那么不只是功名富贵不可依靠，即使一丘一壑又有谁能真正占为己有，竟能执着它来认为自己有所获得吗？如果说这幅图并非妄想，那么古来本来就有人头戴冠冕、腰垂绅带，享受钟鸣鼎食和天下供养，仿佛那些本来就是自己所有的。君子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我知道何先生虽然厌倦了游历，但对于兰亭所谓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情趣，没有一天不存留在心中，只是把自己的兴致寄托在那里，所以无论到哪里都能遇到它。这样看来，对于这幅图，他大概也有足以欣喜的地方了。《持敬堂记》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营建宫室，有宗庙，也有寝室；寝室和宗庙之中，都有堂。古时候家中还设有塾，凡是乡里的子弟中聪明优秀的，都集中到塾中接受教育。《尔雅》说，塾是门旁的堂，就是所谓夹门堂。由此可知，堂也是古人施教的地方。古代一命以上的官员，都另立宗庙来祭祀；如今从公卿世家到士人、庶民，没有不在家中祭祀的。因此，迎神、献尸、灌鬯、登馂、撤俎等礼仪，都是为了明确人们趋走奔赴的仪态；宴请宾客，入席铺坐，进献食物，也都规定了回旋避让、上下进退、跪立、拜起的节度。冠礼有三次加冠，婚礼有六项礼仪，无不恭敬斋洁，而在堂上举行。礼制如此，所以君子进入宗庙的门、登上宗庙的堂，就不敢不恭敬。此前河南二程先生以持敬之学教导学者，主张以严肃恭敬、端庄谨慎为要点，功夫从仪容举止、端正脸色、言辞声气之间开始，推而至于穷尽本性、通达天理、知晓天命。这大概是成圣的根基，也是学者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的。南宋时有吴柔，独自从朱子那里传得持敬之学，回乡后教授乡里，以此使他的家学世代相传。如今长洲吴氏，就是他的后代。所谓敬，并不只是用来整饬自身而已；父兄教导子弟，和老师长辈教导学生，并没有不同。然而自从正道不再彰明，学问不再讲习，人们便不知道怎样整顿自己的家庭，教育也越来越失其本意，为什么呢？整顿家庭本来没有比教好子弟更优先的了。如今做父兄的，当然日夜盼望子弟成才；对于谋求利禄、猜测揣摩之类的本领，只要有一项不精，就忧愁惭愧，甚至愤怒。做老师的，也按照父兄的期望勉力教导。利欲熏染内心，得失纷扰于外，这就像驾驭马匹，给它套上缰绳驱驰，不能说不善于驾驭。然而如果离开五父之衢这样的平坦大道，放到江河中去试行，那么陷溺就会随之而来。如今不使教育陷入这种境地的，又有谁呢？我来到吴氏的堂上，因而有所感触。到了堂上，听到弦歌诵读、鼓乐歌唱的声音，便欣然喜悦。进入堂中观看图书史籍的陈设，以及师友宾主的议论；弟子们恭敬曲身，快步行走，台阶秩序和谐而整齐，这就是他们正在学习礼仪。吴君把先人曾经从老师那里听到的道理铭刻在堂上，又延请良师，率领子弟学习，以圣贤之道合于古人家塾的宗旨，可以说能够不使他们的心陷溺于世俗，或许可以达到严肃恭敬、端庄谨慎，进而穷尽本性、通达天理、知晓天命的境界。如今世上士大夫之家，屋宇华美相望，落成后为它命名，极尽五福之类的吉祥辞语，简直像世间巫师祭司的做法，这并不是所谓善于为子孙谋划。吴先生却能不把世俗所鄙弃的事情看作迂腐荒唐，努力使子弟学习圣贤之道，难道不是卓然有志的人吗？假如吴氏能够形成这样的家风，或许会有所改变吧？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加以告诫。我希望住在这座堂中的君子子孙，不要带着险诈、偏邪、傲慢的心进入，不要带着骄纵、乖僻、放纵奢侈的行为进入；不要以跛斜倚靠、懒惰疲倦的姿态来享受堂上的祭祀，不要让白天劳作、夜里宴饮成为这座堂上的常态，不要把放荡的朋友、亲昵的游玩、六博赌博、嬉戏玩闹和浮泛无根的谈论带到堂上交际往来。左氏说：‘有敬意就没有灾祸。’卫武公以恭敬端正自己的威仪，谨慎地说话，为子孙和百姓留下了可以继承的征兆，使国家长久兴盛，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圣贤之学在当今不彰明已经很久了，我对吴氏寄予厚望。

译《狄梁公庙记》贤人的恩泽流传得真是长远啊！八月，我向东乡行走，回来时到一座古庙的廊下避雨，抬头看见尘埃中的题额写着：‘唐丞相狄梁公祠。’我查考《唐书》，梁公曾以冬官侍郎的身份持节担任江南巡抚使；唐代贞观年间制定制度，把天下分为十道，明州属于江南道，是狄公奉使所到之地。至于他在这里受到私人的恩德，乡里为他立祠祭祀，也许是这样的吧。我行礼后下阶，对当地人说：‘你们知道这座祠堂为什么建立吗？神灵是什么人？’他们说：‘不知道。’相传他做宰相时，带着女后辈等人使天下归附唐朝，难道是古代的忠臣吗？我说：‘是的。’既然如此，他在这里享受祭祀，难道也有灵验吗？他们说：‘这怎么会没有灵验呢？往年有人对父亲不敬，见到神灵像是把他击杀，转眼之间就死了；有人做不义之事，图谋夺取他人的财物，事情牵涉到自身时，神灵也立即将他击杀。至于行善的人就没有这种事。我们春秋两季祭享，从来没有误过时候，这怎么会没有灵验呢？’我听后怅然若失。考察狄公一生，他第一次为宁州郡人立碑颂扬德行，救活被判死罪的二千人；那些人相互牵引，来到碑下哭了三天才离去。后来他又被奸臣诬陷，贬为彭泽令，县里百姓再次为他建立生祠供奉。后来他升任魏州，魏州人也感念他的恩德，为他建立祠堂。他所到之处都能得到百姓爱戴，竟然如此。当他出使江南时，毁掉淫祠数以千计，只留下四座。哪里料到在他身后一千多年，临海偏远的乡村聚落中，竟又有一位所谓狄公，受到像诸侯各国那样的祭祀，并且为当地赏善罚恶、降下威福？这也真是奇异了。当地人说：‘这座祠几乎毁掉了，我们正打算修葺，您何不为它作记？’我于是指着他们说：‘狄公是太原人，他任官时的足迹，恐怕未必亲自到过这里。然而自你们的祖父以来，大家都祭祀他，没有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忠于君主而施恩于百姓。忠于君主、施恩于百姓的人，即使不是在当地出生，也从未亲自到过那里，百姓仍会争相祭祀而不衰。若做臣子反复无常、不忠不义，做百姓的长官又贪婪暴虐，那么即使他出生在那里、亲自到过那里，百姓也会更加憎恨、怨骂，唾弃他。这难道不是做臣子的明鉴吗？’不只是这里如此。你们乡里有善人，即使他迁居到别处，本乡人也一定会说：‘某某本来是某先生。’其他地方的人也会说：‘某地是某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或是他的安葬之处。’ 谁不喜爱善人而想把他引到近处呢？如果有人违背道德，在乡里做了坏事而死去，不仅本乡人憎恨他，即使他的子孙也以他为耻。问起他的姓氏，大家便避讳得像没有听见；指到他的住宅、房屋或坟墓，便变了脸色，快步走过。谁不厌恶恶人而想把他推得远远的呢？那些曾与狄公为敌的人，如来俊臣、霍献可之流，如今都在哪里？居住在这里的人，难道还要等到善恶显现、祸福降临之后，才知道警戒，甚至不肯进庙来受到警醒吗？当地人说好，于是我把这些话刻在石碑上。《小有堂记》有一片林木郁郁葱葱，从几百步之外望去，隐约出现在连栋屋宇之间，这就是叶君九来半蠒的园子。在此以前，叶君的曾祖父孝廉公在城东南角开始营建，父亲工部公稍加修葺并扩建，园子的长宽几乎达到六十亩。工部公晚年把园子分成三份，分别给了他的兄弟们，叶君得到东边的一半。于是小有堂横跨两山之间，反而处在园子的中央。叶君居住在这里以后，更加努力修治，凡是一椽一石，都亲自经营安排，每一处位置都别有用意。嘉美的花木排列成林，清泉环绕台阶。客人来到这个县，叶君没有不设宴招待的；客人与他游览、饮酒、赋诗后，也没有不留宿一两晚才离开。算起来这座园子到叶君已经传了四代。与它同时建造的园子，有的已经荒废成荆棘丛，有的改了名称归了别人，而这座园子至今没有毁坏，反而越来越新，这是因为叶君能够不忘祖先的事业。有人说，以叶君这样的才能，本应早早显露自己，求取世间的荣耀宠幸，却反而退居山林自得其安，实在不是合宜之举。我说，如今那些急切自我激励、想成为当世有用之材的人，未必天性都已经沉溺于富贵利欲；其中也有想买山隐居却求而不得的人，只好隐忍着去适应现实。苏秦说：‘假使我有二顷田地，怎么还会佩带六国相印呢？’从今天看来，佩带六国相印和得到二顷田地，哪一样所得更多？何况还有有所追求却未必能够得到的人呢？叶君的贤明，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而且古代的君子，即使功业成就、名声确立，巍然成为天下人的寄托，仍常常把自己所喜爱的那一点小小事物，拿来和山人逸士在一泉一石之间争相欣赏；他们的寄托非常深远，不能用常情来衡量。

译《刘孝子寻亲记》起初在顺治乙酉年五月。清军攻破建昌城，明益王逃走。长史刘某带着家人逃亡，藏在山中，后来去世。他的长子刘某，就是孝子。他是诸生，先赴试后回到吴地，没有得到父亲的消息，忧愁哭泣而成病。戊子年才下定决心寻找父亲，来到旴江。当时战乱之后藩王府已经毁坏废弃，旧日的人没有一个还在。县中有张令公祠，他住在那里祈祷。梦中恍惚听见神灵说：‘寄居在石漈的人。’醒来后寻找这个地方却找不到，正在道路旁徘徊，遇到一位尼姑。尼姑对他说：‘石漈在闽、广交界处，如今正因兵乱道路阻塞，有一条小路可以偷偷行走，七天能够到达。’他便按照尼姑的话取道前往。所经过的藤峡、通仙、一线天，都是山谷深险、道路断绝的地方。他昼夜匍匐前进，走了数百里，看不见人烟。最后到达白石岭，只见山岭陡峭直插云霄，山坡道路狭窄的地方仅有六七寸宽，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溪流，只能摸着山壁通过，险绝无比。上山后又下山，踩着高峻的岩石，冲过虎狼出没之地，丛生的荆棘刺破皮肤，鲜血染红了脚。每当他仰天大声呼喊，阴风便飒飒吹来，山林发出悲啸，他多次濒临危险。走到山岭尽头发现村庄，寻找到父亲所依居的姚氏住所，母亲管孺人也在那里。进门后，母子相互搀抱哭泣。后来问明父亲已经离开一年多，他便号哭着昏倒在地，过了很久才苏醒。住了几个月，辗转用车载着父亲的棺木，又翻越山岭侍奉母亲回去。回去十年后，母亲去世。母亲卧病时，孝子侍奉汤药，连续四个月不曾解开衣带。起初，长史为躲避灾难多次迁徙，只有一箱祖先世系图册随身携带。到了戊子年，母亲时常听见箱中窸窸窣窣的声音，打开锁却什么也没有，关上后声音又响起。有一天，母亲看见几个穿绯衣的人缓缓从箱中走出，更加惊恐。过了一夜，孝子便来到母亲居住的村子，看见娘堡旧时相传宋王龙山的地方，在那里见到了母亲。事情真奇异啊！鬼神幽明的道理，是君子谨慎言说的。可是父子骨肉之间，在颠沛流离之际，征兆与应验却巧合得如此，往往好像有冥冥中的力量在帮助他们，并非偶然罢了。孝子的儿子某人因为岳父金进士谷似的嘱托，让我为此作传。我曾感慨，自明朝末年中原发生战乱，蔓延四五十年，其间父子分散各地，夫妻生死走上不同道路，怀抱忠孝节烈名节而填没沟壑的人不知有多少！其中有幸没有一同死去、偶尔被逃臣逸士记载下来的，也多因避讳而未能流传，或者文辞荒芜冗杂，不足以传世。如今为孝子表彰墓碑，有韩阁学的文章特别精美，再加上我的文字，那么使这位君子不被后世泯灭的办法，或许就在这里了。孝子字蓼萧，是苏州长洲人。

译《兰溪县重建尊经阁记》兰溪县学中的尊经阁，明嘉靖年间建成，已经很久了。后来倒塌而无人修治，经籍散失，士子无从考查，于是古学更加荒废。嘉善人陈霆万任本县教谕的第二年，才向前御史张侯请求，勘察旧址，谋划重建。工程始于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到七个月后完工。门窗疏朗，红色涂饰鲜明如新。收藏经书共十三部，旁边排列着诸子、史书和百家之书，规制整齐严密，比从前焕然一新。落成那天，士绅先生和县里的生员前来瞻望感叹，都认为文教复兴的征兆由此开始。今年戊辰春天，陈君进京参加考试，对我说这项工程应当有一篇记，以告知众多学者，并且坚持请我写作。我虽然没有文才，却不能没有一篇文章，以满足朋友的心意。从前孔子平日谈论《诗》《书》，遵守礼制，却说自己的志向在于《春秋》；学习《易》可以避免大的过失。那时还没有以‘经’来命名。至于六经、十二经的说法，见于《庄子》；汉代儒生记述礼制，才开始写出经解一类的篇章。班氏作《儒林传》，也有所谓经学。圣人教人，在于亲身实行，只说要学习而已。他一生求学的次序是：十三岁学习音乐，成童时诵读《诗》，二十岁学习《象》舞并行冠礼，开始学习礼；三十岁广泛学习而无所拘限，亲近友善的人以观察志向；四十岁才开始出仕，辨别事物，提出谋略并思考问题。按年份分别施教，第一年离析经文、辨明志向以后，又有第三年、第五年、第七年的考察，由取得小成一直到九年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意志坚定而不反复，这才叫作大成。按时令由乐正分别施教，春秋学习礼乐，冬夏学习《诗》《书》。因为《诗》《书》、礼、乐四种教育，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它们如同阴阳在四季交替运行，任何一项都不能间断；如同律吕分别构成八音，任何一种都不能缺少。它们内外交相培养，本末同时办理，施教有先后次序，取得成效也有先后，这是不能混淆的。等到教育完成，人的身心、意念和知识都得到其中的道理，便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把它施行于天下，就能陶冶人才，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这就是六经相互配合、首尾相成的功效。有人说：既然如此，大乐正的教导为什么没有涉及《易》和《春秋》呢？回答说：《春秋》尚未经过孔子的删定，而《易》的道理精微深奥，不是可以用语言说尽的。所以韩宣子到了鲁国，才第一次看到《易》的卦象；《春秋》显然也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拥有的。不过，《春秋》记载事情，这是书写史事的体例。学习达到触类旁通、通达事理，能够由此类推、穷究道理而达到大成，那么《易》的精微深奥之处，即使不说也会自然明白。所以《诗》《书》礼乐，方法虽然分为四种，实际上仍然是六经。六经归根到底只是同一颗心。古人研究经书，是为了涵养内心；因此缺少其中一经，本末内外便不完备，涵养内心也失去了凭借，才智自然担心不能成就。后世把一部经看作一部经，即使专门通晓一经，也足以凭此自称一家，向上应付功令的要求还绰绰有余，但实际上免不了陷于世俗学问的浅陋。这就是金溪陆先生所说的‘六经注脚’之语，而朱子也说：‘经书对于道理，就像传对于经书一样；传是用来解释经的。经义明白了，就可以不需要传；经书是用来阐明道理的，道理明白了，也可以不需要经书。’他们的说法，都是忧虑世俗学问的浅陋，希望学者反求本心，而不要只沉溺于口耳相传和死记诵读。然而陆先生的学说最终不能说没有弊病，是因为他施行学问没有次序，取得成效也没有先后。只知道穷究经书，却不知道返回内心求取真实；所得只停留在自己身上的，叫作俗学。知道反求内心，却没有读书穷理的功夫来验证内心的邪正，自己陷入茫然昏昧、不可认识的境地，这叫作异学。陆先生的学说并不是要追求异端，但它流传造成的弊病足以达到这种地步。既然如此，又怎样纠正世俗学问的浅陋呢？如果知道这两种弊病，而对于尊崇经书的道理又能有所思考，那么就已经理解了一大半。兰溪自从仁山倡导教育以来，在朱子之学传承一两代之后仍然守持它；那里的士子都质朴敦厚而喜爱修养自己，又得到贤能的师儒率领引导他们走向正道。我更加庆幸经书受到尊崇、正道得以彰明，人才容易成就、风俗容易改变，恢复到古代的风气并不困难。阁在敬一亭后面，三面都面对山峰，早晨的山岚、傍晚的烟霭浮现在几案之间；向西俯瞰城市，万家屋舍鳞次栉比，都可以供学者休息游览。协助办理此事的是训导曹洪然，主持工程的是诸生某某。陈君字紫驭，正以文章和品行闻名当世；他完成这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

译《白鹿洞讲堂图记》白鹿洞本来因唐代李渤读书的地方而得名，作为接受经学教育的地方，则始于颜翊。南唐在洞中建立学校，宋代南渡以后，朱子来任知军事，扩展土地建立书院。四方来求学的人日益增多，于是当时天下四大书院中，白鹿洞最为兴盛。元代的山长，多由隐士中博学多闻、具有道义的人担任。明代三百年间，山长的设置没有听说，书院时而废弃、时而复兴，最终没有纳入天子的经制，一直到今天。士大夫在当地做官，而知道把讲学作为职责的人寥寥无几。翰林院侍讲高公先奉命掌管法度，督察江右学政，刚一到任，就召集士子告诫他们说：朝廷尊崇儒学、重视正道，是为了兴起文教。高公特意趁着考校技艺的闲暇，率领士子到白鹿洞，祭奠先师；礼毕退到讲堂，陈列经书，铺设席位，钟鼓笙磬在堂下配合演奏，声音吐纳清朗通彻，揖让进退都合乎礼仪。观看赞叹的人都认为这是亲眼从未见过的景象。于是命善于绘画的人把这件事画下来，使它流传久远。从前《鲁颂》赞美僖公新建泮宫，前三章都说：‘泮水令人快乐’，泮水从三面环绕学宫，像玉璧一样，分明记载了它的胜景。接着写采芹、采藻、采茆，都是水中所产之物；又叙述出郊时仪仗的盛大，旗帜飞扬，车马壮盛整齐，鸾铃在道路上发出和谐而有节奏的声音。无论大小，都跟随国君出行，说明愿意求学的人很多；面带喜色、满脸笑容，不是发怒而是教导，这说的就是讲学行礼的事情。古人重视学校，就是这样。我没有能够跟随高公游览，如今打开图卷观看，只见浔阳江的九条支流从它前面流过，风帆往来，鸟儿飞翔，鱼儿游泳，一起在栏槛下呈现。泮水的形象，以及树木浓荫、莎草碧绿、苔藓青翠，可以游览休息、盘桓流连，使人产生采芹、采藻、采茆的联想。织纹般的旗帜和鸟章纹饰掩映在山脚，彩绘车辆停在林荫间，成群的马匹散在丰美的草地上吃草，伍伯和圉隶杂坐卧在旁边，全都面带喜色。旗帜飘动，鸾铃和鸣，马匹强健奔驰，这些都可以看见。掌管教化的官员弯腰曲背在前面引导，青衣领的青年士子，以及年老而抱着书的人，能够快步登阶的很少，体弱而被挤得不能前进的站在一旁，交头接耳的人肩膀相摩，靠着石头侧耳观看的人，好像有所领悟，数也数不清。无论大小都跟随高公而来。高公坐在堂上，对着诸生仿佛有所指挥，神情温和，显出快乐平易的容色；不是发怒而是教导，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从前鲁国的教化兴盛，泮宫修整完毕，颂歌便兴起。由此看来，白鹿洞书院难道又会像朱子时代那样复兴吗？高公认为我可以和他谈论古道，所以嘱托我这样写下这篇记。《拙闲堂藏砚记》海昌陈岱青公任司李时，在高凉有仁爱惠民的声誉。他曾亲口说：‘我把身外之物都看作多余，唯独天性喜爱砚台，甚至到了成癖的地步，常常遗憾自己不能克制。’当时卿士大夫中感念陈公德行的人，争相把好砚送给他。陈公精于鉴别，即使几位在广东做官的人把全部财物拿出来，也不能比得上他的收藏。我跟随他的弟弟子文去看收藏，取出其中一方题作‘卞璧’的砚，颜色纯正青紫，长五寸多，周围八寸，厚度和长度相当；数值不及前述尺寸的一半，右边向后削成斜面而中间凹下，中央的直径约可容三指。这块石砚是子文尤其珍爱的。陆冰修为它作了记；它和兔弦、白郡丞宣德旧坑的三枚，都是下岩石。又有题作‘龟巢’、‘端琼’、‘爽鸠’、‘桃核’、‘钟研’等名称的，合计十二枚；其中次等的已经淘汰，不再著录。子文把它们收藏在方形底座上，用绨锦包裹；每次给客人看，都先擦拭几案，郑重其事，整理衣冠后才拿出来，说：‘我并不是把这些东西当作珍宝，先君数十年的精力都聚集在这里了。’孝子对于父母，思念他们所喜爱的东西和所珍好的物品；这些铿然有声的石砚，难道不能算作我的钺斧、我的弓箭吗？希望您替我的孩子把这件事记下来。古书说：‘父亲去世后不能再读父亲的书，只因为书上还留有父亲手泽；母亲去世后不能再拿母亲用过的杯子，只因为杯上还留有母亲口泽。’所谓不能读，并不是嫌弃父亲的书而不亲近，只是思慕到了极点，拿着书卷徘徊不前，也像回旋踯躅、不能停止一样，这才是所谓不能读。不能读的心情，只有真正读过之后才能知道。如今您对于这些砚台，是要始终包裹收藏起来呢，还是要拿来使用呢？子瞻说：‘真正的砚台不会损坏，真正的手迹不会毁坏。真正的砚台既然不会损坏，难道就能保证它长久存在而不散失吗？所以聚合必然有离散，这是万物的常理。用您的真手去使用那些真砚，砚台便会借您的手发挥它精华美好的气息，使之充满宇宙，光耀于竹帛，这样即使经过一千多年也不会损坏。何况只是人世间俯仰之间的早晚呢？’我看陈氏兄弟都读书修身，继承家学；子文能够从内心理解家学而作文，他的文章光彩郁盛而自然流露，文体温厚严谨而柔润；旁及六书形体的变化、笔画波磔和藏锋露锋的方法，没有不熟悉擅长的。我知道您之所以守护这些砚台，也知道您不会只把它们看作铿然有声的石头，因为它们是先君留下的遗物。子文起身说：‘您为这些砚台所作的记写得好啊！只是先君的在天之灵，恐怕没有听到您谈论砚台像卞璧一样的三方：第一方叫“执法”，因为司李公铭文中的话而得名，归长兄子厚；第二方叫“蟾蜍”，归次兄。子启所藏的三方石砚都最为奇特，爱好古玩的人也不能判断它们的高下。那方“端琼”，子文把它送给了我。’

译《敦好斋记》钱塘王子丹麓把自己的居所题名为敦好斋，取陶公诗中‘书敦宿好’的意思。我曾称陶公为求学道的人，愿意借敦好这个意义把话说完。自汉代以来，《诗》《书》被废弃已经很久。到了魏末，王弼、何晏等人出现，争相谈论清谈来迷惑世人。士大夫如果不改变老庄之书便不读；他们把《易》这部圣人用来阐明阴阳消长道理的书，也和异端之学混同。清谈的流传到了江左，糟蹋六经，轻视商汤、周武王，持续了一百多年，后来又炽盛为印度佛教的教义。到了江陵失守，萧绎停止讲授文武之道，终于和瓦砾一同殉灭；这就是晋代名流遗留下来的祸害，其罪过并不在秦代李斯之下。陶公为此悲伤，他说：‘洙泗停止了微弱的声响，漂流一直到了狂秦时代；《诗》《书》又有什么罪过，一旦之间竟成了灰尘。区区几位老先生，为此事确实勤勉，为什么到了后世，六籍竟没有一部被亲近？’他因悲伤时世、愤恨风俗而寄托自己的意见，已经很明显了。南朝二百八十多年，没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可惜啊！他遭逢时运不幸，最终以酒徒身份自我隐晦，并不是他的志向。假如他遇到合适的时代，得以施行自己的学问，那么佛教和老庄之学的祸害，或许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吧？如今王子德行修养深厚，学问积累丰富，能够适合世间实用；他看待陶公所喜爱的东西，应当不只是把它寄托在闲居生活中而已。然而今天天下风俗的忧患，与从前又不相同：人人心怀狡诈，贪图利益而少有羞耻，名节不能树立，忠信不能培植，朝廷内外相互影响，竟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这种危害和清谈的危害相比，哪一个更多？我更加担心，先王仁义礼智的教化，会被完全弃置在地上，而且还不止如此。古书说：‘君子只是返回正道罢了。’ 经义端正，百姓就会兴起。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反转；要从今天的道路返回正道，一定要从经学开始。我的朋友能够对此不放在心上吗？我和您把书斋称为敦好斋，意义应当在这里，而不在前面所说的地方。《汪东川读书图记》中允东川汪君有一天带着这幅画来找我，说：‘这是禹生为我画的《少陵诗读书秋树根图》，其中也兼取了负米、刈葵的意思。’我看京城的士大夫，大约有三四百人，其中依靠俸禄供养父母的不到三分之一；要寻找像我这样父母俱在的人，大概十人中只有一两个。近来承蒙天恩允许我回乡省亲，家在两湖之间，山水幽静优美，我奉养父母并和他们住在那里。有空就拿着书卷在其中吟诵，用来博得老人的一笑，这就是我所说的最大快乐。希望您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我曾说人生有三件不可后悔的事：年轻时不读书，年老之后不能后悔；有父母却不能侍奉，父母去世后不能后悔；这一生一旦败坏了品行，终身都不能后悔。我自量身份卑微，没有超过常人的节操，却也不至于自己陷入不肖的行为。只是奉养父母、读书求学两件事都被我耽误了，每当整夜思考，便感到悲伤而留下长久的痛苦。可是人已老去，事情已经过去，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您具有几先那样的智慧，常常能够处在别人不争的位置，凭此多次避免了悔恨和忧患。我每次在事情过后，私下向人传说您的大概情形；如今您又在正当壮年时请求奉养父母，读书求学以终老，难道不能说是贤明吗？从前汉代仲长公理想选择清静旷远之地居住，同时珍惜奉养父母，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晋代潘安仁任骑省官时，想驾着安车载母亲到家园游玩，于是作了《闲居赋》。这两个人都不能看淡荣华利禄，最终被世俗罗网缠住，受到世人的惋惜。唯独您能在出仕和退处之间如此洒脱，不只是我所后悔而不能得到的事情，几乎可以说没有遗憾了。考察您所做的事情，古人还有比不上您的地方。不过那两位古人遭逢时局丧乱，想实现自己的志向确实困难。如今士绅先生有幸遇到太平时代，入仕便可以从容周旋。在宫禁之内，尽行启发辅弼君主的职责；退居之后，则可以躺卧在山林园圃，享有早晚省视父母的快乐。出仕或退处、显达或隐退，无所不可；上下千百年之间，能有这样的遭遇，哪里是常常能够得到的呢？观看这幅图的人，不可以不思考它由来的原因。《勉斋记》我住在天津时，跟随愚庵张君交游。他的嗣子子勉，子勉的老师是宛平杨子可久，也是我的同年好友。我常常带着儿子嗣洙到他读书的书斋，饮酒谈论文章，常常直到夜里才分别。我将要回京，子勉请我替他的书斋命名，我便用他的字题作‘勉斋’。从前孔子回答鲁哀公，把‘困知勉行’列为三等中的下等；如今子勉天性聪敏奇妙，为人醇厚美善而笃实，具有成就道业的资质。他求学本来可以不劳而成，我为什么还用这个字为他的书斋命名呢？因为古人求学的功夫有一定次序，虽然劳逸各不相同，但君子自我修养，总是乐于处在其中最下苦功的阶段。资质愚钝的人，因为劳苦艰难，仍然担心不能有所成就。至于具有超过常人的资质，却甘愿做平庸众人所不屑做的事情，用远大的目标来衡量他，用勇猛的精神来鼓励他，不断积累而不停止，这就像聚集粮食准备出门，整顿船只车辆，冒着险阻，走上万里路途；虽然不能立即到达，但算着日子便可以等待到达。若关起门来安坐不动，即使身手敏捷、脚力超群，连半步也不足以凭自己到达目标，这就是勉励与不勉励的区别。别人用一天做成的，我用百天；别人用十天做成的，我用千天，难道那些人一定都是中等资质以下吗？凡是做事用力均匀而取得的功效加倍，那么开始做起来容易，完成之后也可以长久而不坏。草率粗疏地去做，也只会得到草率粗疏的结果。所以董仲舒也说：‘事情只在于努力罢了。’子勉的父亲希望儿子成才，延请名师教育他，又广泛购买书籍；经史的监本，以及诸子名集、杂家等各种书，只要校勘精善、摹刻工致的，没有不充满斋中的。您试着从中摘取精华、体味华采，用来涵养内心、修养自身、治理事务、经略世务；我则把它作为写文章的助力。往上可以比肩古代作者，往下也不失为有声望的人，可以取得荣耀的名声、显扬于当世。这样看来，勉励自己的时义难道不是很重大吗？于是写下这些话来质问我的朋友；我平时常常向子勉谈论的事情，应当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取法。

译《停舟书屋记》我在京师宣武门外，向旅店主人租了几间屋子，其中一半隔开分成三间，形状略像船，于是作为我的居所，便把它题名为停舟书屋。主人说：‘我看往来的人，凡是有事要到江湖去的，远的有几千里，近的有几舍，没有不观察风向、等待便利，计算日期兼程赶路，竭尽力量求得抵达的。所以遇到顺风，便扬帆连舰并行，随着波涛上下；船夫安坐着把持船桨，行路的人凭着船舷远眺，转眼便抵达岸边，于是斟酒杀牲来取乐，这也是旅途中的极大快乐。若有船停在这里，收起桅杆、倒下船樯，只在洲渚之间飘荡，白白耗费时日而不能渡过；眼看着成百上千的人离去，自己却独自惶惑，不能离开原处，这就是形势所迫而行路人不肯顾及的情形。您用这个名字，必定要改掉它，不要因为您而连累我的居所。’我说：‘您难道不知道天道吗？那边盈满，这边必然亏损，是天道的规律。子桑说：“父母难道想让我贫穷，天地难道偏偏使我贫穷吗？我想求得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却找不到；然而竟然到了这种极点，大概是命吧！”如今这条船在这里遇到我，也是命运，您为什么偏要忌讳它呢？’ 虽是这样，我也没有看出那边一定能得到、这边一定会失去。如今驾着风航行，势头像飞箭一样迅疾，若不到一天便停下来，是船行的常情；一旦风和水扰乱它，到了岸边受阻的，也有这种情况。不幸在江心突然遇到意外的险情，回头看两岸，茫茫然没有边际，在这种时候，反而不如停船。况且因为预先担心船会倾覆，到了不该停的时候却中途停下，是错误；舍弃安稳无患的居处，而贪恋眼前的快意，是迷惑。我只不过知道听从命运罢了。”主人微笑着说：“你的话本来确实如此；假如你对这里有所求，那就和那些为事情奔忙的人没有区别了。你如果确实无所求，又为什么不舍弃你的船，回到你的家中，在庭院内安睡，在园舍间散步，随意浏览诗书，免受震动摇撼，也不受惊恐忧戚，不是很好吗？这和那种忙忙碌碌地等待此事相比，哪一个更好呢？”我说：“您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想好要走了。”于是把他的话写成《停舟书屋记》。《思砚斋记》佥宪许生洲先生把施侍讲所作的《思砚斋记》给我看。起初，佥宪的祖父中丞公任绍兴太守时，梦见苏端明亲手递给他一方砚台。第二天，他让隶人种竹，掘地时在卧龙山麓得到一方砚，旁边刻着“天然砚”三个字，砚背画着东坡的小像。中丞公一生都珍藏着它。崇祯年间，中丞公去世后，砚台在兵乱中遗失。其子封奉直公每次追念此事都流泪，于是建斋居住，把“思砚”作为斋名。有客人对我说：“唉！梦境果真可以凭信吗？那方砚果真有所承受而来吗？它的得到，难道只是恰好如此；它的失去，难道只是偶然吗？”我听说中丞公做官时，到了离任之日，所带的东西不过是装衣服的袋子，直到今天浙江人还能够称道他。推想他把泥土、草芥看作金玉，把富贵看作秕糠，已经很久了。他正让自己的精神在造化之外自由徜徉，那么在他看来，一方砚台的得失，哪里有丝毫值得梗塞在胸中的呢？如今却以此为斋名，恐怕不合先中丞的心意吧？我说：“不是这样。做人儿子的，思念先人所喜爱的东西、所游处的地方，触目而有所感，一切都不敢认为它们已经不存在，这正是孝子的心意。至于明明看不见，却怅惘得仿佛看见了；明明听不见，却慨叹得仿佛听见了，这种情感已经很深了。那么，他把梦醒之间一方砚台的得失看作人生生死、得失、聚散、离合、俯仰、变化在几十年中的经历，并为之感动、因思念而抽泣辗转、不能自已，不也是同样的吗？死生本来就是大事，何况父子之间的感情呢？”这就是《思砚斋》写作的缘由，大概是本不期望悲哀而悲哀却自然到来了。佥宪在京师做官时，遍访熟人，请求他们作诗文，叙述他尊敬的父亲追慕先人的深情，希望稍稍安慰自己的思念。侍讲认为奉直公贤能不衰、孝心不竭，佥宪又能够委曲周全地实现父亲的心愿，这些事情都值得记载。佥宪公最近奉 命督理学政，不久就要收拾行装前往关中了。遵循奉直公的心愿，亲自去表率士子，讲求学问、阐明道理，以振兴一方的读书人，志向十分宏大。我说，中丞公的砚台并没有消亡，所以作了这篇记。

译《十二砚斋记》我到了京师，结交了舍人汪蛟门，听说有个叫“十二砚斋”的地方，便想去看一看。舍人说：“没有这个地方。所谓砚台，是我梦中的东西；所谓斋，是我借住在大司马梁公的馆舍，用来带着妻子、儿女、奴婢朝夕居住的地方。我来到京师时，带着一方砚台，质地粗劣，不能受墨，旁边还有缺损。我带着钱财租住别人的房子，早晨搬来，晚上又搬走。然而砚台是我特别喜爱的东西，我曾梦见得到十二方，所以用它来命名我的斋，只是姑且寄托我一生的趣味罢了。”我说：“您寄托的意义很好啊！如今芸芸众生生活在世上，他们对物质的需求，哪里有边际呢？滋润取自上天，财货取自大地，日常使用之物以及供养耳目的玩好，取自山川云物、鸟兽虫鱼和繁盛的草木。像这样，哪一样不是借助外物得到的呢？等到事情过去、时光变迁，先前所需的一切，顿时没有一样留存。算了吧！人和万物一同变化，而愚人却妄信它们是真实不变的，还把它们执着地当作自己的所有，难道不是大大的迷惑吗？正午时在路上行走，向路人谈说梦境，指着旅舍喊道‘这是我的房屋’，人们一定会惊愕而怀疑他；可是又有谁知道我们的生命哪一样不是梦，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哪一处不是旅舍呢？” 这不是很可悲吗！如果知道万物本来都不是我的所有，却都可以借来供我使用，这种快乐难道不大吗？居处简陋时，抬头可以从山上采集东西，低头可以从泉中汲水；烟云足以陶冶我的胸怀，琴书足以供我放怀大笑。显达时，宫室帷帐用来使我安适，黼黻旗斿用来作为装饰，钟、鼓、弦、管等八音齐备用来娱乐，肥美甘甜的食物作为我的饮食，舆夫和仆役供我驱使。它们起初都不是我所有的，却都能被我享用。得到它们便认为理所当然，取用它们也不问属于谁，我终身享受它们而不会厌倦。连自己的身体尚且不知道本来不是自己所有，何况一切从外界来的东西呢？所以说：‘身体，是天地寄托给人的形体。’知道身体本来不是我所有，万物从根本上也未曾是我所有，以无所有来对待无所有，便会空旷自如，仿佛没有什么可辞让；充盈自在，却不据为己有。像这样，如果用它来谈论道，就接近了。这样说来，舍人从前夜里的梦，大概并不是梦。您的砚台本来就在，您的斋也本来不必借住便可以拥有。”我因此认为舍人懂得道。《云起楼记》楼在惠山禅寺左边二百步，楼下就是惠泉。过去曾有人在泉上修筑亭子，名叫极目亭，后来改为三贤祠。它们都背靠山而俯视泉水，是游览观赏者登高远眺、休息的地方。然而规制低矮狭小，逐渐倾圮毁坏。伯成公来到这里任职时，抚慰百姓、施以恩惠，百姓非常欢悦，歌谣称颂之声传遍民间，祥和之风覆盖山川。于是他在闲暇时和客人登山饮泉。时间久了，他抬头看山腰，见丘壤污秽荒芜，草木丛生蔽塞，认为这里不能涤荡人的精神，也不能助益耳目的观赏。于是便同本邑士大夫谋划，披开乱石、砍除杂草，察看旧址并扩大它，在上面建起高楼，高耸得像悬在半空。四周围以雕栏曲楯，两旁夹植栝、柏、松、杉，台阶用有花纹的石头砌成，周围环绕清泉。然后登梯而上，倚楼远望，只见澄澈的江水像长带一样远远伸展，群山如拱手相向。射贵之湖水波荡漾，潝潗作响，澄澈碧绿，广阔无边，仿佛都可以在杖履之下捧取。来往的人有了凭依，登临游览者都以为快意。这座山从惠山向北，突起九峰，山冈丘陵重叠相连，形状像九条龙彼此连接，所以名为龙山。有人传说过去曾有龙在山上争斗，所以也叫斗龙山。把楼命名为“云起”，则是从伯成公今日才开始的。山取的是龙腾跃的形态，楼取的是云蒸腾变化的形态。这也是伯成公对本邑人士的愿望。当地百姓蒙受恩泽，欢庆伯成公有所建树，反过来祝愿伯成公。龙蜿蜒于此山之下，云来了便会聚合，清晨便降下雨来；龙蜿蜒于此山之巅，云气油然兴起，从天上布散开来。伯成公所居之地，颍川、南阳，正是龙所藏身的地方。谁会吝惜不让伯成公施布恩泽，使它润泽一方呢？实在是盛大啊。皇帝的宠命一旦降下，过去伯成公尚且不肯让百姓失去安逸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伯成公与百姓彼此相得的缘故。将来政绩完成而离去，百姓将会看着他休息过的地方，快乐地依恋它。那么，这座楼的建造难道可以轻视吗？于是因缙绅先生们的请求，刻石记载此事，以告知后来的人。《贞靖祠双松记》已故兵部主事、三原人房公，于明崇祯十三年扫墓后返回故里，正遇贼人李自成盗据关中，胁迫各位缙绅投降，强迫他们做官。房公不屈服，逃入深山，藏匿踪迹直到绝食而死。乡里人哀悼他的节操，私下谥为贞靖先生，建立祠堂祭祀他。他的后代、如今任京兆的慎庵君，从泾阳韩氏得到两株白松，带回种在祠堂廊庑之外。当时松树只有合抱之粗，又是不同寻常的树种，有人担心它们难以栽活。过了如今二十年，松树粗壮高耸，枝干簇拥而起，相对挺立，像人拱手作揖；伸出树枝形成的荫影，高出墙垣数寻，恍惚如同生长了一百多年的树。人们都认为这两株松树坚贞皎洁，和房公相似，或许是他的神灵所凭依的地方。经过树下的人，没有不叹息并产生敬意的。京兆君在京师任职十年，每当思念故乡，遇到从乡里来的人，总要问祠堂修缮得如何，两株松树如今长大到什么程度。得知情况后，他更加高兴，请熟人作诗文记述此事，也请我作记。我赞叹房公保全节操，也赞叹京兆君培植这两株树、不忘孝思，足以使家族世代相传。我不自量力，作了一章用来侑祭神灵的歌词，让人歌唱并进献说：祠堂庄严肃穆啊，在高峻山岭之下；叹我房公啊，这里是神灵居住的地方。驾着虬龙为马、以霓虹为旌旗啊，抚临八方啊，遨游太清。忽然向下俯视啊，看见庭院中央；白色鬃毛啊，绿色头发；枝条盘曲相连啊，令人长叹。重重阴云聚集啊，天气寒冷；祈求孤凤啊，啼鸣的杜鹃；指着翠柏啊，它已被砍作柴薪；感叹冬青啊，枝叶也已经飒然残败。神灵来临啊，迟迟而至；内心悲伤啊，似有所思。陈列蕙草做的佳肴啊，纷纷斟上桂花美酒；交错的树枝啊，承接着屋宇。愿它既硕大又繁茂啊，永远赐福于你。

译《萼圃记》定海是甬江入海的地方。我在所见的十五六年间，战船多次惊扰而来，居民背着盾、挑着担站立，仍然每天惴惴不安。本邑有显著姓氏的谢氏，府第相望。我曾同他的诸位族弟交游，回头看他们的居所，也大多趋于毁坏拆除，奴仆的房舍和兵马混杂居住。等我再次来到这里，居民才逐渐恢复原来的住处。谢子在武治园中，在房屋西侧取名为萼圃，每天同诸位兄弟在其中游乐，以讲求道德、探问技艺。有一天，谢君在园中设宴招待我，问我漂泊游历了几年，心中得到和失去了多少。追想前十年间，烽火震惊四方，妻子儿女不能保全，如今能够在这里得到休息、游玩，难道不是蒙受上天的幸运才如此吗？我倚仗酒意将要酣醉，为谢君吟诵杜少陵的诗：‘如何才能得到千万间宽大的房屋，大大庇护天下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都露出欢颜？’于是挥动衣袖，慷慨起身，谢君兄弟也没有把我当作狂人。唉！这座屋子虽然修建得宽敞，占地不过数亩，也没有奇花怪石供耳目玩赏，但在战乱流离之后能得到这样的居处，可以看见战争逐渐平息、太平将要出现的征兆。它又坐落在谢君兄弟朝夕聚集的地方，可以看见他们能够在无事时陈设笾豆，饮酒相乐；遇到事情时，则敦厚地实践《常棣》诗中兄弟急难相助的意义，彼此救济。世道多变、事故频仍，像这样的人和事，实在不多见。然而以您的才器和气度，不能长久滞留在这里。如今我的家乡虽幸运地稍稍安定，近来我经过自吴防一带直到淮南、淮北的地方，遭灾之处洪水浩荡千里，放眼望去村落废墟，无不被冲毁成鱼鳖居住的地方和魭鳅栖息的宫殿，数百万生灵将把性命托付在哪里呢？所以值得怜悯的，不只是天下贫寒的读书人。您将来富贵时，难道会忘记我作诗慷慨赋咏的这段时间吗？《京口义渡赡产碑记》长江从岷山发源向下流，出峡后浩荡数千里，到了金山、焦山一带水道收束，向外回旋曲折，然后朝向大海汇流。这就是曹子桓当年临江作赋作诗、徘徊而不敢前进的地方。然而我考察《史记》，秦始皇登会稽山回来，从江乘渡江，注释说此地在句容县北六十里，不知什么时候又迁到了瓜步。梁代庾信文集中有《奉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诗》。到了唐开元二十二年，刺史齐澣认为从瓜步乘船绕行迂回远了六十里，于是开始从京口埭下直接渡江，取直路而免除漂溺的祸患。因此从唐代到现在，瓜步渡口都迁到京口。不过过去京口与扬子桥隔江相对，瓜洲只是江中的一块洲。后来瓜洲以北淤积涨起，与扬子桥连接起来，南面正对润州，江面更加狭窄，水流也更加湍急。船沿金山山麓行驶，春秋之间上游洪水泛涨，山水相互冲击，旋转成漩涡，激荡成急流。即使风平天晴，也仍担心突然发生意外；稍遇风波、船行失利，便是一葫芦水价值千金。因此京口渡江是天下最危险的地方。我在六月渡江，登上金山，看见山脚停泊着五六条船，船夫拿着船桨坐着，仿佛在等待什么。寺僧深爽进来说：“这些是救济渡江用的船。自从巡检某公设置此项渡船以后，凡是任职于此地的人以及来往的行旅，都各自捐出俸禄和财物来增加资助，造船、买田、置办市租，用来供给水手的口粮和赏赐费用。”然而时间久了，这件事逐渐改变、松弛下来。某公担心这些人不能脱离险境，使前人的功业大大毁坏，希望得到一篇话来告诫后来的人。我想到《易经》说既济卦，君子要考虑祸患并预先防备；其说法在六四爻中说：‘衣服破了，要有衣服和破布，整天保持警戒。’渡江的人如果不能在尚未渡过之前就提高警惕，只凭一条没有缝隙的船，在顷刻之间同狂风骇浪争夺性命，本来就不可取；何况等到已经被水浸湿之后，才驾船去救援，这同救火时弄得焦头烂额有什么不同？然而圣人考虑祸患，有些事情可以等待，就等待；有些事情不得不救济，就整天保持警戒。到了不得不渡江的时候，整日的警戒仍不足以胜过被救者所处的险境，已经濒临死亡，却忽然获得生机。那些仁人对于这种情形，看见人从死亡脱离、转而获得生存，心里难道会不快乐吗？自从设置这几条船以来，每年救活的人常常以四五十人计算，不到十年，获救的人已经有四五百人了。从十年以前的情形看，那四五百人全都是江上的游魂、水府中的鬼名册上的人。这样说来，假使从今以后十年间，有一个人没有得到救济，沉沦而死，我心中难道不会感到忧伤吗？如果推行前人的仁心，使救济之事延续到无穷，这才是考虑祸患、预先防备的道理，应当如此。深爽是学习佛法的人。学习佛法的人往往让人向幽冥求福，他们的说法多属虚幻妄诞，不可相信。唯独深爽能够推广有司的德意，使人免于危险，而且说：‘我佛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它对世人的利益很多。’我很高兴他有这样的请求，所以写下了这篇文字。

译《重建陕西驿传道衙门记》本朝驿传制度起源于前代。顺治年间，部议裁撤陕西的缺额，于是把驿传事务并入粮储道。康熙三十一年，总督上奏请求恢复，将某人从黔中调来负责此事。当时旧衙署已经毁坏，我到任后便向督抚请求，修治旧按院衙门。但按院衙署也荒废已久，只剩下荒地。有人建议请求官府拨给费用，有人建议应责成有关官府酌量摊派给里甲。我只是想到关中从前遭受兵火，接着又经历灾荒和流亡，何况 皇上多方施行恩德，赈济百姓，使返回故土、安定聚居的人民，才得以彼此扶助而生存；恢复驿传，是为了弥补行省巡行宣抚的不足。我首先承担这一任命，怎么可以再加重繁重的费用，使百姓忧劳呢？圣明天子向西顾念并忧虑，于是我勉力亲自筹办，召集吏员兴工，备办材料、整顿事务。从门、廊、庑、办公处直到内署、射堂、宾馆，公用和私用的房舍、官吏居住的地方，按间计算有几千楹；栋梁、栌、欂、椽、桷等大小木材，按数量计算有几千株；至于砖、瓦、石、蜃蛤灰，红黑色的油漆以及各种彩绘颜料，按物资计算；夫役、工匠、办事人员的口粮，按人数计算；没有一样不是先估量工程、衡量能力后分派的。工程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于某年某月某日完工，所用人工多达若干总，费用五千万有余，而官府和百姓都没有察觉。大概我办理这件事，实在十分劳苦。过去《周礼》地官所载遗人的制度，掌管郊外各里的储积以等待宾客，掌管野外乡鄙的储积以等待羁旅；凡遇军旅、会同、征役，掌管其储积之事，这与今天驿传所负责的事务相近。其制度说：‘国都和郊野的道路，每十里设一座庐，庐中备有饮食。’其属官就是地官所说的庐氏；如果有宾客，就命令守卫道路的人聚集粮食供给他们。每三十里设一处住宿之所，住宿处有路室，路室有储积；其属官就是地官所说的委人，掌管按稍地聚集物资以等待宾客，按甸地聚集物资以等待羁旅，以及为军旅供应储积和刍薪。每五十里设一处市镇，市镇有候馆，候馆有储积；其属官就是《周礼》秋官所说的司市。凡遇会同和军旅，司市率领贾师，跟随军队办理有关政令。周代建都于丰、镐，王畿以内方圆千里，是今天布政司所管辖的地方。当时车轨文字统一，天下万国来朝，玉帛贡品纷纷汇集，因此十里、三十里、五十里的储积，平时已有储备，供应也合乎时宜，所以遗人的职掌可以不劳而成。如今这里分为各省，地处西北边塞要道，大帅设立关防、开府的地方有几十处；又向内连接晋、豫、楚、蜀，向西抵达蕃界，向北连接沙漠。奉命出行的官员车马，以及兵马往来的驿骚，每天有一百多批，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的储积不一定预先备好，供应也不一定及时，管理这件事的人不也很困难吗？人必须先使身体安适，之后才能把全部心力用于职务；况且长安是省治和各属国 朝贡往来的要道，却让人在野外住草棚。天子命令使者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要让这里关系到朝廷的观瞻？我自从到任以来，革除冗余弊病，凡是削减草料费用、减轻役夫的困苦、抑制凭势力欺压人的豪强，以及有司徇私，都一概遵照上意办理。国家法令下达之后，我顺应人情，委曲制定相应制度，清白自守、奉行职务，不扰害百姓，希望稍稍报答皇恩。依靠天子特意选拔任用的恩典，以及督抚出于公心、虚怀委任的心意，我才办理这项工程，直到取得成功。工程落成后写下这篇记，只是为了表明我不敢在职务上苟且而已，并不是敢把它当作后来必须遵循的法则。以后登临这座衙堂的人，或许也会感慨兴叹，想到设法弥补我的不足。这就是我深切的希望。《记周孝廉两世改葬事》孝廉认为父亲的墓地不吉利，谋划改选墓地，但兄弟们对此为难，未能实现。他临死时把这件事告诫三个儿子。去世后，他还仿佛看见母夫人从城中来抚慰他，于是才安然离世。去世三年后，儿子廷韩兄弟终于遵照先父的遗命，向伯父、叔父请示，从邓尉迁葬到军障山。开棺那天，孝廉的灵柩仍停在堂上。家人回来后，整夜听见仿佛有人在哭，呜呜声不停，听见的人都感动悲痛。到棺木从土中取出时，木材几乎全被蚂蚁蛀蚀了；于是他的兄弟们都佩服先父的预见，又后悔迁葬得不够早。孝廉起初附葬在山的左边，后来廷韩去世，廷范和他的弟弟扬商议，认为军障山墓地狭窄，又在泉渎河阳重新选择墓地。泉渎原本是周氏的产业，佃户私自把它卖给富室，每年交纳地租，粮税仍登记在原户名下。孝廉知道此事，却没有追究。后来富室因粮税向官府诉讼，佃户无奈把实情告诉他，孝廉笑着说：‘不用担心，我把粮税一并给他，那么你的官司就能解决了。’佃户感激地离去。到这时，廷范兄弟才用重价把土地赎回，将孝廉和他的原配倪孺人的灵柩迁来合葬。这是因为孝廉不计较，廷范兄弟又能够委曲完成先人的遗志，使其神灵安妥于地下。《诗经》说：‘教诲你的孩子，使他们效法美善，继承下去。’ 周氏家族正有这样的后人。孝廉名炳文，字文季，是无锡人。我在京师时，廷范拿着总宪徐公撰写的墓表来，天天到我的住所，反复谋划如何使他的亲人流传久远，说到此事便眼泪纵横；他的请求持续了一年，反而更加勤恳。因此我更加知道孝廉的贤德，也为他有这样的后代而高兴。至于孝廉的名声和品行，总宪公援引明末朱德升先生获赠谥的旧例，认为只有孝廉足以和本乡先辈相媲美，而自己惭愧不能为他表彰。关于朱德升的事，姚文毅已经把道理说得很完备，所以我不敢再多说。

译《与万充宗书》承蒙您赐教，《仪礼商》已经命童子抄录完毕。我反复披阅玩味，意义周密完备，没有缝隙可寻。其中尤其辨析精当的是关于寝、庙的论述，认为大夫没有私朝，这些都是先儒没有论及的地方。我还有一些个人的见解，可以同兄长讨论，互相发明，附在此信之后请您指正：周代有三朝，一处在库门以内、大门以外，叫外朝；一处在路门以外，叫治朝，也叫内朝，也叫外朝；一处在路寝庭院中，叫内朝，也叫燕朝。依我考察，周代其实只有两朝。《曲礼》说：‘天子面向宁而立，三公面向东，诸侯面向西，这叫朝。’《周官》说太仆掌管燕朝的位次。《文王世子》说：‘公族在内朝朝见，臣中尊贵者按年长次序排列。’这个燕朝在路寝庭院中，不过是公族相互朝见、宴饮的地方，以年龄确定臣下的上下次序，并没有朝见仪式和官署位置的制度。所以《玉藻》说：‘每天在内朝视朝，退朝后到路寝听政。’路寝的制度只是用来听政，因此不称为朝。大的朝会则在路门之外，当时由司士掌管朝仪，天子站在门前宁处，公、侯依次分向东西站立，这才称作朝。其礼仪庄严肃穆，不是路寝庭院可比的。由此可知，路寝庭院本来没有“朝”这个名称，当时只是因为天子取其近便，在那里居住并听政，就像唐人所说的“唤仗入阁”制度；后来便逐渐相沿，称它为朝。否则，路寝庭院外既然已经有朝，又在庭院之内另设内朝，不就重复多余了吗？由此看来，也可知天子的寝庭同样没有私朝，不只是大夫如此。大夫的路寝庭院没有私朝，可以称为私朝；天子的路寝庭院没有内朝，也可以称为内朝。“内朝”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文王世子》。文王还是太子时，王季只是诸侯，不能有库门外的外朝制度，所以把治朝称为外朝，与燕朝相对，便称作内朝。周代取得天下以后，沿用了这两种称呼；但是称治朝为内朝是正规的，是《玉藻》的说法；称它为外朝则不是正规的，是《文王世子》的说法，也就是周代尚未取得天下时的制度。又如诸侯在库门外设朝，《经》中没有明文，郑氏只是根据《周礼》以及《戴礼》《玉藻》的意思推断，知道中门以内、大门以外另有朝。既然已有内外两朝，燕寝就不应再称为朝，这一点可以确定了，所以说：‘这是根据《文王世子》的文字，偶然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兄长认为我的意见不对，请一定告诉我。《上张阁学书》昨天我作为客人来到都门，匆忙乘船返回，没能及时亲聆您的教诲和益处，至今仍惘然失意。先生怀抱匡正时局的谋略，适逢君臣交泰的时机，对外总领官署，对内参与机密禁令，许多特殊任命接连而来，都是出自皇上的心意；早晚施行您的道术，以弘扬太平的教化，我在草野中恭敬听闻，怎能不欣喜慰藉。史局有先生和南阳公主持，您阐明体例、创立条例，编成一代之书，自然会同日月一样长存，哪里只是与三史相媲美而已。承蒙有关部门征求先曾祖太常公的志铭，先前已经誊写送上，现另封一册呈您阅览。明神宗时，国本一案实际上由先太常公首先发起；此后满朝官员彼此水火不容，东林党人无不指称先公为他们的先声，而立储应当遵循长幼之序的主张，早在万历十四年的奏疏中就已经确定了。后来再次伏阙上疏，几万字的言辞尤其激切，甚至拿晋献公和骊姬作比；正值当时厌恶听取这类言论之际，幸而奏疏被留在宫中，没有发下，但最终还是触犯了权相，候补五年而不得任职，只得离去。晚年被召到京师，才过一个月，又被党人排挤退职。这就是先公在朝廷任职和行事的始末。我遍考前代史书，其他事不再详述；即使前汉时的贾山、路温舒、诸葛丰、刘辅之流，也都只凭一篇慷慨激昂的奏疏而在史书中立传，名声流传于竹帛，何况先太常奋不顾身、冒险进谏，像在虞渊浴日一样，亲身遭受万里流放，至死也不后悔。至于他被贬为县尉以后，抚循百姓、留下的政绩，光明俊伟，比起前人来远远超过万倍，这在体例上都应当载入史书。先生一生正直，尤其乐于成人之美，不肯随意埋没任何人一节的善行；先太常的事迹如此卓著，似乎不必等待我的言辞说明。然而乐于成全他人善行的人，一定是痛恨邪恶如同污秽之物的人；不埋没一节善行的人，一定是不妄自徇私的人。先太常的正直声名虽然当时显著，但他始终守道不变的节操，在州县沉沦了三十年，少有人听闻；先生或许有尚未知道的地方，其中或许也会因为有所疑惑而姑且顺从旧说。君子难道会这样做吗？这就是我不忍最终默然无言，而希望您从中加以考察的原因。况且先太常潜藏的德行积累已久而未能显扬，而先生的文章道德足以取信于后世，又亲自承担删削史书的工作，我因此冒昧攀援，请求您赐下一字褒扬，使它流传无穷。或许上天怜悯这份孤忠，不忍让它最终默默无闻，恰好遇到这样的时机，也许是有其原因吧？这就不得而知了。恭敬地希望您同史馆诸位贤者商议，确定体例，特意为他立传，那就是我的大幸。另有先叔祖御史公，名思睿，崇祯年间以善于进谏著称，曾一次弹劾乌程，又一次弹劾宜兴，所提出的许多建议都关系到政治得失。先前承蒙您一并征求志铭和家传，所以也把这些附带说出；如果能够附在太常公传记末尾，我尤其感激。暑气将尽，愿您保重身体，恕不再多说。

译《上叶学士书》在都门拜别，转眼已经一年。经历这炎热的夏天，恭敬地祝愿您的起居万福。远远承蒙您赐下荣问，晋升到崇高的职位，不久将成为及时的甘霖，以慰藉众人仰望您的期盼。我有幸得到您的知遇和爱护，欣喜之情又增加了多少呢？史局想来已经有了头绪。班固、司马迁的著作成于一人之手，如今众多才士参与其中，统一归于裁定、删削、取舍，较从前更加困难。朝廷认为这件事极其重大，正是非先生不能承担。某出身草野、劫后余生，精神衰弱，已经不再考虑文章的事，只是辜负了知己二十年来的期望，您的盛意实在令人叹息。先前承史馆征求先曾祖太常公的志铭，现奉上一卷。先太常在明神宗朝首先争论册封郑贵妃之事，触怒皇上，几乎死去；随后又上疏说明立储自有长幼之序，后来国本能够不动摇，正是依赖这一句话打下了基础。他本人虽被流放，功劳却留存于宗社。被贬为县尉后，调任余干；服丧期满到京师，被权相压制一次；晚年奉召入朝，又被宦官小人困厄，从此抱着未竟的志愿死在窗下。他虽然入仕四十多年，计算散馆以后在朝任职只有一百二十多天；沉沦在地方官署，做县尉四年，做县令三年罢了。临终将换衣服时，还命令把朝服和冠帽放进棺材里。我将来要上天去见二位祖先，谈论天下的事情；他忠君爱国的念头没有片刻忘记。听到的人没有不哀悼他的死亡、惋惜他生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如今如果让他悠长的声名又埋没在身后，那么作为子孙而不孝的罪过，凭什么逃避呢？先祖户部公命令我作家传，说：‘我为曾祖伏阙请求进谏，典守七年终于得到实现，只遗憾没有看见国史。你以后一定要完成我的志愿。’我困顿地守着一部经书，潦倒到老，不能表彰先人的遗业，那么先祖的期望大概就要断绝了。恰好我同先生有平生的交谊，而先生品格高峻、风节凛然，是当世的表率，独立不惧，众人非难也不顾惜。推求您的志向，要把先人的事迹传达到您所任职掌管的地方，实在有不能同世俗人说的情谊。唉，这也太难了！然而先生并不因为善道孤独，就不去成全它；即使看到普通男女一点一滴的善行，也还要进荐并诱导他们，扩大他们的声誉，以此劝勉爱好善行的人。何况先太常的言论足以尊崇君主、安定百姓，他的道德足以洗涤世俗、砥砺风气；他遭遇艰难，一次受挫便再未振作，以至穷困衰老也不后悔，而如今这个人已经死了，只能庆幸他的名声还在。如果不幸他的名声没有树立，又因为子孙不成器，不能表彰先烈，使他的名声将要无所凭借而流传，那么对于大君子成人之美的心意来说，或许仍有未尽之处吧？而且先太常值得流传的地方，不只是国本这一件事。他任广昌县尉时，境内有白狼作恶，便发檄文给县城隍神，不到几天白狼就被捕杀，像捕捉幼鸟一样容易。防止焚烧妖庙的那一年，有三人因杀人祭祀而被处死，百姓却没有受到惊扰。宋丞相赵忠定公的墓在余干，被守墓的方氏侵占土地，先太常查明并纠正侵地之事，写文祭祀赵公，雷电立即在墓道击死了侵地的人。这些是他政绩中最奇异的几件，其他为百姓兴利除弊的事，多得数不清，比起古代的循吏尤其卓异。把他列入谏臣类传中，应当没有不可以的。某并不敢以私情求您破例，朝廷把删削史书的职责交给词臣，正因为他们应当明辨是非、公正好恶。是非是否明白，好恶是否恰当，不在于地域和身份，只在于不埋没事实罢了。先太常的名声和实迹早已在天下显著很久，使它不被万世埋没，是先生的职责。某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以某的不成器，使先世流传的风范和遗迹能够依靠先生而流传，并有幸稍稍减轻不孝的罪责，那么这就是先生出于公心褒善贬恶，使恩泽波及我这一家的私事，我又怎能不懂得感激呢？恭敬等待深秋北上，叩头致谢；并把我所编纂的家传以及先侍御公的传记随后送给阁学公。先前承蒙您的顾念和知遇，因此附上这封信，借此表达我的愚诚。临写此信时，情意十分恳切。

译《寄邓防政书》我没有才德，不能雕琢自己去写文章，靠圆滑逢迎、诙谐取巧来投合时俗；只是独自喜爱写古文，偶尔取古人稀少、幽静、淡泊的文字，那种平淡无味的意趣，闭门弹琴歌咏，以此自我排遣，写成文章供自己娱乐，所作所为同那些忙忙碌碌追逐名利的人背道而驰。加上禀性迂拙，不善于随着时俗俯仰，又绝不喜欢阴险刻毒、进谗谄媚的习气，见到这种人，便拂袖起身离去，不问贵贱。而今世上正多这种人，我一接触便处处受阻，动不动就发生抵触冲突；我估计这一生应当隐居深山，长久同木石为伴，却又不能自我约束，时时出游于南北之间。以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带着自己平淡无味的文章，车舆服饰不足以打动人，风采仪表不足以使众人敬畏，长期遭受毁谤讥笑，日积月累，所以接连走到贵人的门前，面对守门人徘徊踌躇，无法自行进去；游历而困顿，困顿而没有地方申诉，以至于到了今天，实在是理所当然。恰好在吴门遇到您，吴地的朋友宋既庭、缪歌起，详细叙述您的为人，说您能身居显贵却礼贤下士，不论士人贤能还是不肖，都能得到您的欢心；对于其他贤者，您的礼遇尤其唯恐有所不足。您卓然不受流俗见解动摇内心。而且您又称赞我的文章，说：‘这是百年之中未曾有过的文章，你为什么不去见见他？’先生是古人，您应当用古人的道来求取他，或许可以相合。后来我们见面，果然如此。我又从缪子那里听说，您将设法安排我住在馆舍；退下来后我自己思量，以我的才华，哪里有丝毫配得上您呢？怀中揣着似玉非玉的石头，投到卞和那样的人门下，难道能够成功吗？后来又想到古人中有杜牧之。当时奇章公任淮南节度使，杜牧之作为他的门客，每天纵情饮酒，出入狭邪之地游玩，奇章公不加过问，还每天命壮士在他身边保护。杜牧之离去以后，才问明原因，感激得终身落泪。又有滕元发，寄居在范文正公家中，也豪放不受拘束，文正公曾想规劝他。有一天，范文正公等他出游，点着明烛坐在室内；过了一会儿滕元发回来，长揖问文正公读什么书，文正公说：‘《汉书》。’又问：‘汉高祖是什么样的人？’范文正公迟疑不答，便起身进去了。这两位公虽然情形不同，但就他们的才能而言，难道比不上那两个轻浮俊秀的年轻人吗？然而前辈爱惜人才的深厚心意，本来就远远超出寻常，并不是先要求他们劳作之后才优厚对待，也不是先希望得到回报之后才殷勤礼敬。况且牧之、元发，都是倜傥奇伟的人；如果不是二位公卿容纳他们，还有谁会容纳他们呢？如今我承蒙执事知遇，并不比古人受到的知遇差，因此不敢轻易离去。只是私下从下属和道路传闻中听说，近来有小人的话在您身边挑拨，我不敢为自己辩解。合得来便留下，合不来便离开，本来就是我的处世原则，难道要因为似是而非的疑端，和那些琐碎小人多费口舌吗？然而我不能自已地忧虑，是因为执事本来了解我，如今却对我产生疑心；忍气吞声地留下，固然不可以，默默离去，也尤其不合适。推想旁人的心意，大概没有别的说法，只是把我当作狂妄之人，不可接近罢了。如果认为我狂妄，那么我本来就应该学习圣人之道、熟习圣人之说；即使这样狂妄，也不如前面所说的那两位生员那么厉害。即使我真像前面那两位生员一样狂妄，执事难道就不能容纳我吗？如果是执事这样卓然不惑的人，其贤能还不如奇章、文正，那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也许道路上的传言并非事实，而执事本来就没有过分听信它们？这就不是愚昧的我所敢知道的了。我现在要回去了。家里贫穷，幸好有先世留下的几千卷书，足以使我自己发奋；薄田不多，妻子儿女还不至于挨冻受饿，我又有什么可向别人求取的呢？只是因为一向仰仗执事把我当作国士来知遇，所以仓促辞去；万一世上又有像奇章、文正那样爱惜士人的人出现，却误把我收在庸人之中，而我又因不能出入您的门下而引以为恨，恐怕也会成为执事的羞耻。因此冒昧写信向您致谢，也借此告别。临写此信，惶恐不安。复张凤阳书 我拜了两拜。昨天承蒙您亲笔来信，嘱托我为先太君作传。要说我的文章足以阐发幽微、彰明隐德，那不是我这样愚陋的人所敢承担的。但我列官史馆，负有表扬幽贞的责任。如果只是徒然写些华美的祝辞来赞誉墓主，那还有什么文章值得流传呢？我捧读来信，惶恐不已，岂敢不勉力而为，竭尽自己的驽钝疲弱，以符合知己的期望，慰藉孝子顺孙显扬先德、永无止境的盛情？然而我私下思量，唐代李习之给皇甫持正的信中说，前汉的事迹之所以在人们口中清楚流传，是因为司马迁、班固叙述得工巧，使学者喜爱并反复研习。读得详细，所以反复温习的人对事迹了解清楚；很少读的人，对事迹就模糊。读得多或少，取决于文辞的高下。李习之又夸说自己叙写高愍女、杨烈妇，认为不在班孟坚、蔡伯喈之下。后唐书中所记载的，也完全沿用他的旧文，那么他的文辞工巧便可知道了。如今太夫人的节操气概，本来就不逊于这两位妇女。我才力比不上李翱，而门下却过分期望我做司马迁、班固所做的事，希望借此使先人不朽，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因此迟疑搁笔了好几天。既然深深感念门下对我的知遇之情，又不能因浅陋而自外于此事，便立即按照家状撰写编次，抄录呈上，惟请您阅览取舍。另外我又听说，曾子固请求欧阳公为他的祖父撰写志铭，先自己写了一篇《先大夫集叙》送给欧公致谢。如今流传下来的欧阳文章固然精妙，而曾公的两篇文章也激昂顿挫，完全具备司马迁文章的法度；即使没有欧阳公，他祖父的事迹也多半能够流传。如果门下所写的家状以及承蒙赐给我的一封信，文辞繁茂优美，叙述情致凄婉，不仅可以和曾子固相抗衡，那么只可惜我没有欧阳公那样的文笔；如此一来，太夫人的节烈，后世执掌史笔的人除了采用门下自己所写的文字，又还能从哪里取材呢？我承受您的嘱托，因而写下自己感到惭愧的地方以及心中所向往的目标，借此答复您。

译复洪虞邻书 我从年轻时读到先生的行卷，便从心里仰慕向往，收藏这些文章已经三十多年了。长公来时，承蒙先生不嫌弃我，先赐给我书信，又兼赐大集。我读后感激承受不尽，只是您的文辞精深博大，像我这样的后辈浅学，茫然如同站在大河岸边仰望大海，无法探知它的边际。承蒙告知近来有《两浙古文十名家之选》，用来嘉惠后学，心意实在深厚。不过我私下有所疑问，不敢不向您说明。我们浙江本来就号称文献之邦，从明代洪武、永乐以来，能够以古文辞名扬天下，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道的，有几个人呢？算来三百年中，不过三四位罢了，就是王子充、宋景濂、方希哲、王阳明。至于谢方石、茅鹿门、徐文长诸位，尚且只是形具而未纯，不足以和这几位并列。由浙江推及其他省份，也同样如此。大概人才难得，为什么几百年的英灵聚集，偏偏在过去吝惜、如今却特别兴盛？而且如今都出在浙江东西一水之间，人数又不止十人，难道竟到了这种程度吗？这就是我刚承蒙来信时，私下不能没有疑问的原因。等到展开读完信的末尾，看到您说想征集我的文章入选，以补足所谓十人的数目，我不觉汗流满面、脸都红了。放下原先的疑问，转而感到惭愧。我本来常常有志于古文，只是资质性情驽钝，打开书卷看过一遍便昏乱遗忘；先前读过的书，隔几个月再看，竟像从未见过一样，因此还自诩总能读到新书。虽然对作者文章的精微之处稍稍窥见了根本，提笔作文时也有时能够接近他们，然而我年轻时被科举应试耽误了一半，中年以后又因奔走和疾病耽误了一半，所涉猎的经传，私下拿来缘饰文章的，不过是繁杂内容中用功的十分之一二罢了。再加上家贫身贱，世俗应酬的文字又不能完全不写，那么所剩的一二分，果真可以完全相信吗？这与古人集中全部力量、一心专攻此事，经过长久努力后才成一家之名的情形，大不相同。先生误取了我的浮名，却不知道我实际上并无相应的才学；如果把我的文章选入其中，难道不至于成为门下知人之明的牵累吗？不只是这样，还会使远近有见识的人读到我的文章，妄自揣测那另外九人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这样一来，对那九人造成的牵累，对先生也更加不浅了。我最终既疑惑又惭愧，原因就在这里。不过承蒙先生虚怀下问，情谊上不能让长公徒然来往，所以汇集编次我所写的几卷文章，附上呈览，您可以姑且一看，放置不论也行。如果这样还不能使您满足，您一定要拿去烦劳雕版刊刻，那么我就只好埋掉毛笔、烧掉砚台逃走了。临别回复，言语狂率，只请鉴察我的诚意，不要责怪我。我惶恐再拜。

译与友人书 昨天承蒙您把近来所作的杂文十篇送来，嘱托我加以评定。我对文章没有什么见识，又屡屡被时文义理所困，不能专心研读古人的书。偶尔打开书卷，心绪茫然，就像平日游走在乡里的小孩，忽然来到有道长者身边，精神气息闭塞，不能自持。这样哪里还足以谈论不朽的事业呢？承蒙您殷切赐教，我不敢坚决推辞。对于您的文章，我就竭尽自己的愚陋，在意思上有不安妥的地方，也冒昧改动了几处。或许您会认为我太过狂率，这又要重重得罪您了。然而以我这样昏愦的人来说，如果只是不能辨别文章的好坏，倒还可以；但如果一定要掩饰自己的聋聩，随同众人拍手称赞，窃取知音的名声，迎合时俗的喜好，在道义上不可以，而且也不是对待您的方式。如今古学衰落，您愤然而起，以成为作者自期，这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前年在金阊，我和计子甫草往来，甫草每天写成文章，必定叫我检查评定，即使信使往返反复四五次也不厌倦。我感动于他的诚意，也常常提出不同意见，不再顾虑外在情面。曾经作《友说》赠给他，说明我想彼此扶助、共同进于古人的心意。如今甫草的稿子中多次收录我的评论，您和他长久同在京师，难道没有见过吗？既然我这样对待甫草，对于您心中有些话没有说尽，也是不敢因情谊而说出的。如果我的见识不足，却喜欢妄加议论，那就请您谅解。自从去年夏天与您分别以后，我也不时得到十多篇文章，等有空时抄录呈给您。那些论文精确妥当，不像我这样妄加评论。像我在大匠门下挥斧，却批评大匠细小的诚意，也希望您转而把这些文章告诉我。不尽之处，某顿首。投所知诗启 恭敬地承蒙阁下认为我的诗有可取之处，特意命我送上；如今抄录完毕，汇成一卷如下，并随同守门人一并进呈。有人说我的诗大多是失意、悲愁之作，如今圣明的君主与贤良的大臣在上，五辰按时运行，百官和谐协作，不应该拿这些诗去冒犯当权者的耳朵，而且会加重我的过错。我回答说：难道您认为哀怨的诗一定产生于衰乱之时，盛世便听不到吗？过去的圣人虽然道德广布、恩泽隆盛，却不能保证百姓全都能以圣德自化；广泛施恩、救济众人，尧舜也认为难以做到。班固《食货志》记载：冬天百姓进入屋室，男女中有不能得到安适处所的，便彼此唱歌，诉说自己的伤痛。这是说三代的圣王让百姓夜间燃火相聚，男女都能在其中抒发胸中的郁结，于是比兴之诗便产生了。如今流传的《变风》《变雅》，恐怕也不全是周朝衰落以后的诗。韩愈说：万物不能得到平衡就会发出鸣声；又说：皋陶在虞时发声，伊尹在商时发声，周公在周时发声。有人疑惑，这几个人都处在盛朝、侍奉圣君，哪里有不平之事，为什么还会不愉快、发怨言呢？这样理解便失实了。不知道伊尹在悔过之前，周公在流言之后，怎么会没有怨意呢？只是他们所怨的事情有大小之别，用心有公私之不同罢了。如今认为盛世必然没有怨言，是错失了人本来具有忧乐情感的常理。不过，有人认为我的诗是在为自己的卑贱处境悲伤，并因此发愤不平，这又不对。我自知世道的兴衰有其命数，所以曾经息却用心，不再谋求于世；但接触外物而受到感发，不能自我禁止，时时激发成酸楚悲凉的声调，写出内心不得已的情怀，这也是诗人的常情，而其中的志向或许还另有所在。过去伯夷为黄帝、神农、虞、夏之世不再出现而悲伤，哀叹道衰，宁可采薇自食，也作诗表明心意，不肯和盗跖一样共同享受富贵；他的志向是正的。然而除了孔子，谁能知道这不是怨言呢？又有谁能知道这不是像普通男女诉说自身伤痛一样，同时怀有忧虑天下的志向呢？所以，怀有忧虑天下的志向，却不和普通男女一样只发出失所的叹息，这是伊尹、周公、伯夷共同的地方。太史公说：伯夷、颜子虽然贤能，得到孔子称述后名声更加显著。既然如此，士人如果没有知己，即使有伊尹、周公、伯夷那样忧虑天下的志向，他们与普通男女的怨叹之间又有多少差别呢？恭敬地希望阁下必定能对此加以鉴察。我惶恐再拜。《湛园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湛园集》卷四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 论 东汉文论 西京承接战国、先秦之后，所以文章雄健峭拔，多有奇异气势，晁错、贾谊等人的奏疏就是这样。太平日子久了，士气衰弱，反映在文章上，便成为舒缓冗长而振作不起来的样子，这就是朱子所说的衰世之文。东汉沿袭了这种风气，虽然有光武帝讲论经义，明帝、章帝尊崇儒学、重视道义，但文体日益趋向骈俪，终于成为晋、魏、六朝文章的源头，无法遏止。难道是风气使然，即使权力再大也不能与之抗争吗？过去司马迁的文章崇尚奇特，所以《公孙弘传》《董仲舒传》不收录他们的对策，而班固却把对策收了进去。东汉的史书成于范蔚宗之手，他所承袭、叙述的材料，当时人的书信奏疏多经过删削润色，这三部书于是各自形成一代的文章风格，可见著作之家本来就是风气所由产生的地方，怎能不谨慎呢？然而东汉人看重名节，师徒传授经学，只期望阐明义理罢了，这和西汉大师相互传授、为了发策决科、求取青紫官服的做法不同。至于那些魁伟的老成硕儒，正色立于朝廷，屡次上封事，读来有使人抽泣流泪的地方，他们对于名教的益处非常大，哪里是后世杜谷一类浅薄儒生所能企望的呢？而郭防、黄宪、徐穉这一类人，文辞没有概略流传，又有什么关系？一个人如果确实在内心有所所得，那么对于外在事物就应该有顾不上之处；这也是学者不可不知道的。

译梁将王景仁论 王景仁曾经做杨行密的将领，援救兖州，在陈地斩杀朱全忠的儿子朱友宁。朱全忠从郓州回来进攻时，远远看见王景仁指挥军队，叹息说：“如果我得到这个人做将领，天下就不值得平定了。”后来王景仁因杨渥进攻而逃奔吴越，朱全忠派人召他，他便取道小路回到梁。朱全忠不过是唐末的一群盗贼，但很能运用权术，笼络豪杰，取得他们的欢心。王景仁杀了他的儿子而朱全忠不怨恨，反而宠信任用他，使他做大将，可以说很有英雄的气度了。他最终能够胁制群雄，实现自己的叛逆图谋，并非偶然。过去田横烹杀郦商的哥哥，郦食其不忍和郦商并肩侍奉汉高帝；我却唯独奇怪王景仁，亲自杀死自己君主的儿子，却压下羞耻而在他的朝廷立足，这时他的羞恶之心已经完全丧失了。况且他难道也没有仔细审察利害吗？从哪里可以看出呢？将领用气势为主，气势以心志为主。气势已经馁弱，却想让将领不怯懦，不可能；内心不能安定，却想让气势不馁弱，也不可能。考察王景仁从淮南归梁以后，终身只统率过两次军队：一次任北面招讨使，率领梁的精兵援救赵国，与周德威交战，在柏乡大败，尸横数千里。一次进攻庐寿军，在霍山交战，又败退逃走，最终导致梁朝灭亡。看看他在王师范奋力作战于青州时，召集诸将饮酒，饮完又重新作战，左右顾盼，气势吞没强敌。那朱全忠当时还从高处望着他，改变容色、长声叹息，又哪里能料到他后来会如此受挫折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杀了他的儿子却享受他父亲的俸禄，内心有所不安，于是气势馁弱而不能振作，无论到哪里都跌跤，实在是应该如此。过去廉颇曾经做赵国将领，后来因为躲避谗言逃到楚国，作战总是不利，说：“我想使用赵国人，并不是因为对楚国怀有旧怨。”同一个人，做赵国将领就有利，做楚国将领就不利，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气势馁弱而不能振作吗？何况面向仇敌侍奉仇人，廉耻之道丧失了，还想靠后来立功来挽回名声，就更难了。这就是《礼》所说的使军队败乱的将领、使国家灭亡的大夫，也是孔子认为不能参加矍相射礼的人。五代之际，那些人才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我只是悲哀世上的功名之士苟且求取俸禄和地位，把自己寄托在射钩、斩袪那样的遭遇上，却不知道最终一事无成。孟子说：“弯曲一寻的东西而伸直一尺的东西，如果有利，也可以做吗？”如今连一尺也不能伸直，只是白白弯曲罢了。然而人们还相互带头这样做，为什么这样不知悔改呢？所以我借王景仁的事情，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作为世人的重大警戒。

译春秋四大国论 齐、晋、秦、楚历代国运长短的原因，我已经说过了。但那还只是谈它们的大势，并不是谈它们真正受病的部位。人承受天命而生，寿命长短各不相同；但将要死亡时，一定有导致他受病的地方。知道病因，及早消除，病人就可以康复，濒死者也可以复生；不知道病因，不能预先消除，那就完了。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就是它们受病的地方。国家有强臣，就像身体有痞块之疾。齐、晋的君主不知道消除它，任凭它结块在胸膈之间。病还没有发作时，手能持物，脚能行走，耳目灵便，看起来和常人一样；等到病发，那个结块已经无法再设法处理了。秦、楚的君主治理这种病患，关键在于不等它发作就设法处理，所以消除祸患并不费力；等祸患除去，国家的元气也因此更加稳固。大概权臣窃取国家，通常不是一代人就能做到的。势力逐渐积累，所以治理它也有先后因由；而且在最初，他们未必都是国家的小人。陈敬仲、赵文子这些人，哪里能预先知道自己的子孙会做出这种事呢？形势一旦走向极端，重到不能回转，即使有贤明的君主、忠正的大臣，也常常不能保证后世不发生祸乱。秦、楚君主善于治理这种病患，也不过是审度形势必然发展的方向，预先加以阻断，不让它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如此而已。楚国设置令尹，这是大权集中的地方。令尹的辅佐有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政令出自令尹，而军权则由他们分掌。司马子木做令尹时，任命为掩做司马；为掩备齐了讨贼所需的数目和兵甲，事情办成后交给子木。因此说，司马是令尹的偏佐，是楚王的四肢。过去子元、斗椒都曾在国内发动祸乱，但事情一发生就立即被擒获消灭；当时他们的家臣、宗族老人，没有听说有谁拥甲观望变化，因为军权不集中在他们手里。令尹的权力既然分开，治理国家也就更加有法度。把国家分为县，设置县公来治理。内部发生变乱，就调入军队在国内平乱，使强臣不能放纵恣肆，成为国内的大患。子元伐郑回来，住进王宫，申公斗般便杀了他；白公胜起兵，叶公诸梁便从蔡国回来讨伐他，就是这样的例子。外部有祸患，就立即征发各县的赋税和兵力，到境外征讨。援救鄀国的战役中，申公子仪、息公子边率领申、息两县的军队戍守商密；绕角之战中，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申、息两县的军队援救蔡国；阴地之战中，司马昄发动丰、析两地的军队，进逼上雒，就是这样的例子。齐、晋的大夫拥有采地，用来培植自己的私家势力，所以曲沃强大后栾盈便发动叛乱，邯郸势力进入晋国后荀寅便发动叛乱，晋阳修筑起来后赵鞅便发动叛乱，渠丘封给私家后雍廪便发动叛乱。而楚国不仅使他们无法叛乱，反而还能借助他们的力量对外防备诸侯，对内控制强臣。齐、晋衰败，是因为卿大夫家中藏有武器；楚国则因为分散令尹的权力，想要举全国之力听我使用，同时又设置牵制，使权力不能随意发动，这就是其中的原因。楚国令尹的权力既已分割，治理国家有法度，而且根据事情的发展逐步杜绝祸害。过去子南做宰相，他的家臣观起没有俸禄，却有几十辆马车；康王听说后，把观起车裂，并在朝廷杀死子南。防子冯继任宰相，受宠的人有八辆马车；听到申叔豫的话，便说这是使人同生共死、亲如骨肉的关系。宰臣宠爱家臣，使他拥有马车，按常情看并不是很大的罪过；然而楚国君臣却流泪相告，仿佛危亡马上就要到来，诛杀也随之而至，可见他们考虑祸患难道不是很周密吗？秦国公子针逃奔晋国，拥有八百辆车，对晋国大夫说：“如果能少一些，我凭什么来见您呢？” 由此可知秦、楚本来是一脉相通的。公子针是秦景公的亲弟弟，终景公一生都不敢返回秦国；那么臣下中有富有的人，就是秦、楚两国深深憎恨的对象。后来秦昭王一听到游士的建议，就把穰侯、华阳君等人驱逐出境，仿佛除掉毒虫。秦国日夜想要铲除强臣、治好自身病患，达到这种程度。封建制之所以不得不废除，也是形势所必然。秦国的祖宗本来就想废掉它，而且这难道只是秦国的意愿吗？假使秦国没有取得天下，而是六国君主取得天下，我知道封建制也必定会废除。为什么呢？强臣在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国家的病；强臣遍布天下，就是天下的病。自汉代以来，封建制废除，天下没有不安定的时候；秦废除封建制，却用无道的方式实行，这就是它取得天下后又失去天下的原因。

译二氏论 朱子说，佛氏的书，是佛教徒采撷老庄的精微之处写成的。后来道家失去了自己的传承，反过来偷取佛教经典中最浅薄的部分，作为道教经典。好比富贵人家的子弟丢失了祖先遗留下来的珍宝，竟从别人那里偷来破锅、陶瓮之类的器物，夸耀说是自己的宝物。由此说来，佛教与老子虽然说法不同，起初其实没有不同。这个说法很精妙；然而从东汉到宋代，从来没有把佛、老分作两个人。袁宏《汉纪》说：“西域天竺国有佛道，它的教义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门追求清净。精通其道的人称为沙门，沙门用汉语说就是息，大概是止息心意、去除欲望，归于无为。”这是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的说法。而所谓清净无为，正是老氏的学说。东汉《楚王英传》说：“晚年更加喜爱黄老之学，实行浮屠的斋戒祭祀。”桓帝在宫中建立黄帝、浮屠祠，并说“黄老就是浮屠”；这清楚表明两种教义的根本是一致的。到了襄楷上书桓帝，才开始说老子进入西域，成为浮屠。道教经典也说，老子入关后到了天竺，托生为维卫国王的夫人。晋代顾欢《夷夏论》也说，于阗以西五百里有比摩寺，据说那里就是老子变化为佛的地方。这些说法固然怪诞，但襄楷是东汉人，当时佛教传入中国还不久，他的话应当一定有所依据。孔子想在东夷实行先王之道，老子因悲伤周朝衰微而向西域离去、成为浮屠，这些说法也属于同一类。有人却拘泥于自己所听闻、所见到的事情，认为它们不可信。我认为老子出关以后，他的去向、生死存亡，应当也不至于毫无考察依据。假使他完全没有任何传述，既然已经被弃置在外，老死异域，长久做戎羌人的鬼魂，那么还不如在柱下史的职位上终老；他却跋涉在万里流沙之外，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太史公的书说老子就是老莱子，活了一百六十岁；又说活了二百多岁；又怀疑他是太史儋。老子明明是一个人，却一说是李耳，一说是老莱子，一说是太史儋。他在中国时踪迹就已经难以这样确定，那么离开中国到西域后转变为浮屠，也没有什么道理上的疑难。孔子说：“龙，我不知道它怎样变化。”这正是深知老子的人。到了他的门徒开始剃发，私自把他的教说据为己有，说“我是佛”，老子的门徒又昏昧得不能再正确称说老师的学说，于是佛、道两家的党派才明显分裂，认为两者不能合一。我认为如今学习老氏之学的人，好比老氏的嫡子；学习佛氏之学的人，好比老氏的庶子。嫡子丧失了世代守护的家业，却到庶子家乞求借贷，这就是如今道家的情形。然而它们的根本本来是一致的。尤其奇怪的是，像如今儒家这一流人，剽窃佛教虚无幻妄的言论，一举把它附会到孔子名下，讲解传习，流布蔓延，正是所谓偷取别人的余物来当作自己的珍宝，却不知道惭愧。然而道家的迷惑，是因为他们先世的传承已经失落。至于我们孔子的教诲，以及五经六艺的文章，好比日月星辰高悬排列，江河不断流淌；遮蔽它反而更加明亮，混淆它反而更加清澈，只要加以匡正，就会明明白白，黑白分明，邪正区别开来。它的宝物本来从未有一天丧失。舍弃自己家中价值千金的璧玉，却羡慕别人的瓦罐、酒瓮、锅鼎，认为它们美好，甚至不惜挖洞去求取。如今的儒者，正是被佛、道二氏之徒暗中讥笑的人。黄老论 汉代自从曹参做齐国相国，奉行盖公所传的治理之道，崇尚清静而使百姓自行安定。后来曹参做汉相，便遵循这种办法治理天下，一时上下都受到它的教化。到了第二代，文帝做天子，窦太后做天下之母，一切治理国家的措施，没有不以黄老之学为根本的。它的功效达到极点，终于移风易俗，民风朴素，天下没有刑罚可施。石奋、汲黯、直不疑、司马谈、田叔、王生、乐钜、公刘、辟疆父子等人之所以修身、齐家、治理官府、管理百姓，除了黄老之学，没有别的办法。大概汉朝正处于秦朝焚书之后，《诗》《书》散失，当时人的心志耳目都荡然无所寄托，而黄老的教诲重在不言而亲身实行。缙绅先生口头传授、心中承受的学问，到处都是这样；汉初便乘着这个空隙加以运用，用在极度混乱、百姓思求治理之后，所以达到的治理盛况，几乎接近古代淳厚朴实的教化。我考察班固的书，写《黄帝》一类书的有多少家？写《老子》一类书的有多少家？大体都出自汉初人的著作。所谓《庄周》，不过是道书中的一家罢了。太史公的书虽然把老、庄、申、韩合在一起作传，却没有听说有人把《庄子》与老氏相提并论。《古今人表》只把庄周列在第六等的中下位置，由此可以知道当时人所崇尚的是什么。大概老子的教诲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为作用，而它的实质最终归于治理天下。《庄子》只是喜欢发表狂放不羁、恣意纵横、没有边际的言论，用来放纵自己的心意罢了。看他那样的人，即使有圣人出现，也不会被任用。魏晋之间那些喜爱放纵荒诞的人，必定说老庄，学习他们狂妄自恣、无边无际的言论，想把这种学说拿来改变天下，那么天下差不多就不会不混乱、灭亡了。老氏的弊病难道会达到这种程度吗？汉武帝表彰六经，各种书籍纷纷出现，黄老之学逐渐衰微。然而儒者有的曲解学术、迎合世俗，文士浮薄而无用；朝廷大臣中只有董仲舒一人，能够阐明王道，却不能得到施行。汉代的治理也比从前更加衰败，难道是孔子的教诲不如老氏吗？是因为老氏得到了传承，而孔子的教诲失去了传承。孟子去世后，经过数百年才得到一个董仲舒，又过了一千多年，宋代各位大儒才出现，阐发理学中体用、微显的要旨；后世这才明白地知道，儒者的学问，对内足以治理身心，对外足以认识万物、成就事业，用来达到天下国家的治理；可是最终仍不知道如何实际运用。所以孔子的道能够在世上得到传承，实在太难了。

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 士人应当先具备器量和见识，然后才谈文章才艺，这是正确的。但拿四位先贤没有早得志、早年去世的情况，来证明他们器量见识浅薄，这是不可以的。器量和见识，难道可以用贵贱、寿命长短来评定吗？如果真像这种说法，那么屈原就是浮华文士的祖先，《离骚》就是引导淫邪的篇章，而子兰、子上反倒可以获得先见之明和老成的声誉了。过去先王对于盲人乐师、侏儒、百工以及只具一技之长的人，一定各有安排，使他们不至于失去适当的位置。何况文章是天地精气寄托所在，士人能够得到它的百人中不过一二，治理国家的人难道能不知道爱惜他们吗？如果担心他们浮薄，预先加以教导，使他们最终有所成就，像古代大乐正的办法那样，这就可以了。不应该反而挫折压抑他们，使他们不能最终发挥作用。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杜子美，后人甚至把他们文章的气势比作江河万古不息的流淌。从唐代到今天，像这四位初唐才子和杜子美这样的人，各时代都不多见。他们即使一时困顿郁结，最终也会在后世光辉灿烂。拿他们与那些名声德行并不显著，却安坐享受高寿的人相比，他们的器量见识究竟如何呢？明代刘健也是贤相，却轻视何景明，不让他进入馆阁。馆阁是储备文章人才的地方，以何景明的才华，尚且不能进入，不知道朝廷设置馆阁究竟有什么用。刘健斥责李白、杜甫只是两个醉汉；我知道如果让李白、杜甫生在明代，他们所受的压抑一定会比开宝年间更加严重。大臣不重视文学，这不是小事。武则天看过骆宾王的檄文后说：“有这样的才华，却使他沉沦失意、怀才不遇，是宰相的过错。”一个才士沉沦失意，竟至于归罪宰相，这才是真正君主的话；她能够笼络豪杰，使他们为自己所用，也不是偶然的。萧望之论 班固说：“萧望之仪表堂堂，遭受挫折而不屈服，是近古以来的社稷之臣。”我认为萧望之拘守常规而不知道变通，知道嫉恨小人，却不能容纳君子；社稷之臣，难道会像这样吗？起初萧望之与史高共同接受宣帝遗诏辅政，而史高是宣帝内亲。过去魏相谋划削弱霍氏的权力，借平恩侯许伯上奏封事，又借许伯向皇帝说明取消尚书副封，以防止信息壅蔽。当时霍氏虽然对魏相咬牙切齿，却始终不能加害于他，是因为许伯在宫内主持此事。史高虽然和恭、显互相表里，但真正成为心腹之患的是恭、显。恭、显一旦被除掉，史高不过是一个受豢养的具臣罢了，哪里值得忧虑？替萧望之谋划，不如暂且舍弃史氏，不与他争斗，并且同他在中间周旋，设置疑端，多制造离间；这样就可以离散他们的党羽，驱逐恭、显。他不知道采用这个办法，却想一次把两者一并除掉。一个人与自己共同接受先帝顾命，没听说他有大罪大恶；辅政没有多久，所排挤的对象却在自己的肘腋之间。按常情看，这必定会被认为是疏远骨肉、专权擅势【“疎离骨内，专权擅势”二语用自望之狱词】；何况元帝还是昏暗的君主呢？最终使恭、显能够在史氏那里显示恩德，并借史氏取得口实的人，正是萧望之。萧望之可以说是不懂得大计。况且恭、显应该被罢免，时机不应在元帝时，而应在宣帝时代。宣帝任用刑法律令，宠信这两个人，让他们做中书令；朝廷机要的重权，于是归于宦官。过去盖宽饶曾经知道这是祸患，想借此进言，但由于地位疏远，言辞又触犯权贵，最终没有被采纳。萧望之作为宣帝敬重信任的大臣，本应竭力陈述履霜之戒，请求改变中书令的人选，重新任用士人，罢免并驱逐这两个人。宣帝是明主，一定能听从；如果不听，也可以以辞职与否相争。既不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预先防治，只想在事情横决之后强行制服，本来就不可以。何况宣帝用法律任用恭、显，而萧望之当初正是用法律辅佐宣帝，那么他不但不能除掉二人，反而教会他们运用法律。为什么这样说呢？考察宣帝一朝，无罪之臣被杀的有四人，其中由萧望之经手定成狱案的有两人。开始依附魏相时，便弹劾赵广汉；后来离开左冯翊，又厌恶韩延寿的声名超过自己，便趁机弹劾韩延寿。这两起狱案上报后，史书都说“天子厌恶他”“厌恶他”这样的说法，是史官含蓄的措辞。大概是因为萧望之罗织罪名，才真正深深触犯了宣帝的忌讳。宣帝果断任用恭、显而不疑，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看萧望之的器量，狭窄而嫉妒：先因为霍光轻视自己，便谋划对付霍氏；又因为丙吉地位在自己之上，便诋毁丙吉。冯奉世斩杀莎车王，是很大的功劳，他却阻止其受封；张敞是他的旧交，元帝想重用张敞，他却加以阻挠，使张敞郁郁而死。张敞与赵广汉、韩延寿、冯奉世这几位大臣，都是刚强能干、忠正有力的人。萧望之即使不能在当时除掉恭、显，如果能保全这些善类，暗中留下他们以等待后来的君主任用，那么在危疑的关头一定会有所补救。谋划已经大错，到了颠覆危殆之时，他反而倚仗一个奸邪谗谄的郑朋，把耳目寄托在他身上。想凭这样的人除去君主身边的恶人，难道不是荒谬吗？大臣主持国政，遭遇像萧望之这样的处境，世上多得数不清。想要治理小人，就应当先离散他们的党羽；想让小人不能为害，不如在内部培植君子的交往与力量。既不能利用小人从外部瓦解其心腹，也不能树立君子之间的交情来巩固自己的声势，反而让小人得以乘机从中抵触、钻隙，最终祸患爆发而身死，祸害遗留给国家，不能说不是一种不幸。

译周亚夫论 剧孟不过是一个豪强的赌徒罢了。吴、楚七国反叛，周亚夫来到雒阳，得到剧孟，喜悦地说：“我原以为诸侯已经得到剧孟；如今剧孟没有行动，我占据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他把剧孟看得像一个敌国一样重要。这话是有意欺诈。战国时，齐国田单和燕国交战，自称上天赐给自己一位神师；在军中寻找时，有一个小卒胡乱说：“我就是田单。”田单便向东面对他侍奉，以此向军中发号施令。敌人听说后，都以为燕国得到了神师。这就是兵家所谓的诡道。周亚夫带着孤军进入梁国郊外，七国合纵的军队正锐不可当；当时天下震动，人们还没有决定拥护哪一方，但七国军队只是乌合之众，容易动摇。剧孟当时正以任侠闻名天下，所以周亚夫向七国夸说剧孟，以剧孟来疑惑天下人，使他们以为七国没有能力成事；这样就能扰乱七国的谋划，瓦解他们的势力。唉！周亚夫虽然是个倔强的人，但他用兵时往往有奇计，能够制服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所以最终能够困住吴国、击败楚国，使他们的军队饥饿而叛散，赶走吴王并在东越斩杀他。这些成败的轻重，难道足以系在那个赌徒身上吗？七国军队起兵时，汉军中有像邓都尉那样料敌如神的人；吴军中有像邹、枚那样很早看出形势的人；临敌决胜，则有张良、韩信、弓高侯、灌夫、栾布、任安这些人，有的在梁军中，有的统领汉军；没有一个不是共同运用智慧、协力完成大功的。而剧孟只是庸庸碌碌地混在其中，汉朝给他的赏赐也比不上他平日的声望；周亚夫在上报战功时，也没有听说推荐、称扬过他。他不足以决定成败轻重，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我认为，周亚夫喜悦于得到剧孟，也不过是采用了齐国田单对待一个小卒的智慧。苏秦张仪论 苏秦、张仪都是天下著名的辩士。然而秦王曾经自己说，才干不如张仪。当时苏秦正在游说赵王，约定合纵亲善，想凭此独揽关东的政权；如果张仪得到六国任用，苏秦的宠信就会转移。因此苏秦把张仪召来，在庭下侮辱他，又暗中资助他，让他向西进入秦国。这样以后，苏秦身边的忧患才开始消除。在这个时候，张仪感激苏秦还来不及，又哪里有闲暇顾及自己已经落入他的计谋之中呢？于是不得不反过来为苏秦所利用。所以张仪也说：“我的才智比不上苏君，确实明白了。”由此可知，这两个人平日里都因才干而互相倾慕，又互相倾轧。战国的士人多有奇谋诡变，而他们所用的策略不是合纵就是连横，所以都不可能在诸侯国中并立。庞涓对孙子，因为内心嫉恨他的才能，一定要设计除掉他，结果反而被孙子杀死。像苏秦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运用嫉妒的人了。然而自从张仪进入秦国以后，六国的祸患日益严重，最终使合纵破裂、盟约解除，暴秦的罪恶反而被天下人耻笑。如果不是张仪辜负秦国，而只是游说之士通常的作风，那么谁能长久结交并成就自己的事业呢？论秦始皇 人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精神；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精神离去了。这样看来，形体并不能决定人的生死，是很明白的。秦始皇到海上去寻求神仙，认为仙人长生不死的药可以立即得到，安期生、羡门高等人也可以招手召来。我奇怪他求取神仙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可是他最终还是死在沙丘，使世人知道根本没有神仙和不死之术。他治理骊山陵墓，上面设置天文设施，下面深挖到三重泉水，耗尽百万家供养生者、安葬死者所用的财物，只为了让狐兔在泉下得到照明，真可以说是最愚蠢的人了。我的尸骨已经腐朽了，而这些累累的陪葬物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大概他当时正把这具能够饮食的有形躯体，认为可以凭它获得超越天地的长生，所以深居宫中，极尽土木建筑的华美，享受美人、钟鼓的奉养；就像野鸡防护自己的长尾、孔雀守护自己的翠羽一样，却不知道还有水不能浸湿、火不能灼热的精神存在。于是卢生、徐市之流便得以借此谋取利益，赵高、胡亥的阴谋已经在外面形成，蝼蚁也已经准备钻入他的脏腑、腹部、肾脏和胃里，而他仍然把形体当作性命寄托之处，因循苟且而不醒悟，直到死亡，死后还要留恋它，只是把满库的财物收藏起来陪葬；这难道不能说是最大的迷惑吗？老子说：“我所忧患的，是因为我有身体；所以君子把自身置于后面，反而能够保全自身；珍爱他所忧患的，把外物置于内在的位置，把行路人指作自己的手足。” 这又是迷惑中的迷惑。所以，精神对于形体，就像祭祀对于刍狗一样：存在时借助它发挥作用，离去后便把它弃置在地上罢了。汉文帝一生节俭，遗诏要求薄葬，史书说他喜好黄老之学；难道秦始皇竟没有能够成为黄老之徒吗？

译续论范增 夏、商末年，君主无道，汤、武便诛杀他们；以臣子的身份弑杀君主，却不称为篡夺，夺取他的天下而据有它，却不称为贪婪，为什么呢？原因只在于顺应人心。上天立君主，是为了天下人。夏桀、商纣残杀百姓，唯恐杀得不够，而我竭尽死力除掉他们，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那么天下人自然可以安然奉我为君主了。秦二世的罪恶超过桀、纣；关东诸侯的军队，正如汤、武的军队。在这时，如果有人能够把秦二世的罪行昭告天下，奋不顾身，像夏、商末年诛杀暴君、慰问百姓那样，纵使让他做君主也可以。可惜项氏有取得天下的资本，范增却用自己的计谋误了他。当初项梁和项羽谋划杀死会稽守，向西渡江，去会合诸侯的军队，约定共同灭亡秦国，并不是奉谁的命令行事。凭项氏世代为将、名闻天下的声望，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突然因得到大名而被认为不祥。当时豪杰同时兴起，智谋策略汇聚，争着称帝就能称帝，争着称王就能称王，风起尘涌，在刀兵之下争夺胜负的人，哪里数得清？范增以七十岁的平民身份遇到项羽，拍掌交谈当时的政务，却不趁这个机会引导项羽收拢人心、招揽谋士，赶快向天下伸张大义，反而只劝他拥立义帝，把牧、守等人的权力交给他，使他凌驾于十几个强悍的诸侯之上。范增难道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控制秦国的命运吗？无缘无故奉一个没有功劳的匹夫为君，甘心做他的臣子而不推辞，即使圣贤也做不到。范增难道认为项羽最终能够以臣子的身份侍奉义帝吗？推究范增的用心，不过是认为可以借助义帝的虚名，迅速取得天下罢了。他不知道怀王是因为宠幸谗佞之客而死，楚人只是怜悯他，并不是因为他对天下有恩。假使天下人都乐于侍奉秦国，愿意为秦国而死，即使有一百个义帝又有什么用？否则，秦国应当灭亡，谁不知道呢？天下正惶惶不安地希望得到一个人来做君主，又还会把无功的匹夫当作君主，取得他的昏庸残余而相率臣服于他吗？而且范增也没有听闻天下的大义。既然已经有一天奉他为我的君主，形势上就不可能再把他当作臣子；并不是形势绝对不允许，而是道理上不安妥。范增只是看到了陈胜、吴广的事情，假称扶苏足以震动天下人的耳目，却不顾以后将会有难以安置之处。即使后来侥幸成功，也不过像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的旧事一样，名义上说是互相揖让，实际上足以被天下人辱骂。等到事情不成功，也只不过沿着陈胜、吴广失败后的旧路罢了。唉！这种山林草莽的见识，正是赤眉、王郎相继败亡却不醒悟的原因，谁能想到喜欢奇谋的人竟然会落到这种地步呢？评论者说：“项羽的失败，在于没有先赶赴关中，却急于救援赵国，使沛公得以乘机取得天下。”这大概不对。项羽救赵，是义帝的命令，项羽怎么能违抗呢？义帝的约定是：“先进入关中的人，就让他在那里称王。”可是义帝单独派沛公进入关中，却命令项羽救赵，后来又用这个约定断绝项羽的机会，使他不能最终在关中称王；这就是项羽被杀的原因。大概权力受到限制，形势自然就有不能伸展之处，谋略也将随之改变，所以使项羽背负天下恶名的，是范增。至于沛公已经转战进入关中，这正是樊哙所说的“劳苦而功高”，而范增对于项羽焚烧咸阳、诛杀子婴这些关系天下成败的大事，哪一件比得上杀沛公重要呢？他竟然始终不听见一句争辩的话，只一心把杀死沛公当作要务。一个沛公可以杀死，但诸侯的谋士多如云集，秦国百姓思念汉王越来越深，范增能够全部控制他们，使没有一个人反抗吗？这也可以说是愚蠢而且不善于谋划了。沛公是义帝派遣的人，如果有助于成就项王的大业，范增尚且会不顾不义而想杀死他，又何况卿子冠军呢？评论者说，杀卿子冠军，是杀义帝的开始；却不知道这也是范增的谋划。范增离开项羽，不是在项羽杀义帝的时候，而是在项羽接受汉王离间的时候；项羽怀疑范增，也不是在义帝尚未被杀之前，而是在汉王离间已经施行之后。这样看来，义帝的死，范增也出了力。何况范增借助义帝的名义资助汉王，已经不是一天了。义帝也只是幸而被楚人杀死，因而结束了生命罢了；假使他没有死，等到汉王将要称王时，汉王将怎样安置他呢？料想汉王终究不能侍奉他为臣，所能采取的办法不过是封他为大国之君，名义上不称臣，拱手作揖、谦让一番来取代他的君位；这和用九江的利刃杀死他，只有一线之隔。汉王披麻戴孝以随从天下人的声讨，最终使汉王能够把罪责推给楚国，实际上是范增的计谋造成的。有人说：“汉王是长者，一定不会做这种事。”这也不对。人情看重的东西，有什么比得上父子之情？当项羽和汉王在广武对阵，而项羽把太公放在鼎上准备烹煮时，太公的性命危急得不容一根头发，汉王却还从容地说“分给我一杯羹”。他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顾，又哪里会顾及君主呢？所以我说：“范增是借义帝的名义资助了汉王。”楚国得到范增却灭亡，汉王任用子房最终得以成功，这也说明范增的谋略有善有不善。当初楚军围困汉军于荥阳，有人劝汉王立六国的后代来牵制楚国，幸亏有子房。劝汉王停止这一做法，消除诸侯牵制的祸患，是子房的力量。后来光武帝受到更始帝的牵制，耿弇等将领劝他及早断绝关系，于是河北的功业得以成就。明太祖起初设置韩林儿的座位，只有刘基大骂而不拜，说：“这是个防儿，哪里值得奉他为君？”太祖听从了他，于是金陵的帝业得以建立。这几位大臣难道喜欢引导自己的君主薄情寡恩吗？大概是他们确实看到了帝王光明磊落的大业，担心功业被别人据有，不屑于采用山林草莽的计谋来侥幸求得一时便利。所以他们在前代留下光辉，名声在史册上显赫。唐高祖不懂这个道理，在太原起兵，声称要诛杀杨广，本来是汤、武的事业；事情本来顺应人心，最后却通过代王禅让而取得天下，导致唐朝的帝业一开始便不正。这是谋臣刘文静等人没有学习明白的过错，实在可惜。项羽残暴，失去人心，终究没有取得天下的道理。总而言之，范增就是所谓最没有谋略的人。考察范增辅佐项羽的始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只劝他拥立楚国后裔，以及天天谋划杀死沛公罢了。而他的计谋都不足以成功，即使范增不离开，项羽也一定会灭亡。范增不能成为人中豪杰，是很明白的。

译论楚子玉 澹台灭明渡河时，河中有蛟龙夹住船只，索求白璧。灭明斩杀蛟龙，把白璧投入河中。君子对待人，不能因为威势而恐惧，也不能因为利益而被诱惑。遇到奇异的事物和怪异的类别，如果竟能被威势吓倒、被利益诱惑，也就不足以称为君子了。楚国的子玉制作了琼弁玉缨，将要在城濮和晋军交战。他梦见河神索求这两件东西，没有给它。荣季劝谏，他也不听。战斗最终失败。当时人把罪责归到这件事上，左氏也把它记载下来。这是劝谏者愚蠢，还是左氏喜好怪异呢？子玉失败，是因为刚强而无礼，并不是河神使子玉屈服顺从、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聚集国家事务。即使不给河神琼弁玉缨，又有什么妨害？如果仍然是那个刚强而无礼的人，违背众意、触犯祸难，众人本来就怨恨他，这和河神有什么关系？荣季的劝谏，应当说子玉不顺从众人、不退兵，而不应当责怪他没有把琼弁玉缨给河神。水有四渎，王者按照礼制等级祭祀它们，次于五岳，享受王者的祭祀。子玉进入晋国境内，擅自把土地许给别人，擅自施加威福；不忠，是用利益收买晋国人，以贪图他们的亲附；不廉，是挟带私心；失败后残害百姓以逞意。他既不仁、不忠，又不廉、不义，这就是淫祀。子玉违背淫祀，不应说成是因为违背劝谏。子玉不给河神琼弁玉缨，难道不能说是坚守正道吗？坚守正道却受到讥笑，行善的人就更加害怕了。晋文公听说子玉死了才高兴，这一点可以说明问题。他说：“再也没有人能伤害我了。”子玉是晋文公所畏惧的人，难道能畏缩惭愧地向河神屈服吗？楚昭王生病，占卜说是河神作祟。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河神。楚昭王说：“我虽然没有德行，但河神并没有值得获罪于我的地方。”最终没有祭祀河神便死了。孔子说：“懂得礼。”大概君子不谈论祸福，但祸福到来时，恰好与某件事相值，喜好制造故事的人便顺势把两者说成真实因果。唉！他们对道理的昧暗，也太严重了。论楚子文 大臣的祸患，不在于刚强正直、果断有成、敢于承担怨恨而招致事端的人，而在于那些懦弱迂缓、表面上说是宽厚含蓄，实际上只知保住俸禄、苟且容身的人。汉朝初年，任用申屠嘉、周亚夫，可以说很刚直了，但天下最终因此得到治理。到了元帝、成帝时期，任用匡衡、张禹、孔光之流为宰相，最终酿成衰败动乱，大盗乘机而起，终于因此改易国统。大概保住俸禄、苟且容身的人，常常软弱退缩、逃避事务；他们的祸害暗中侵蚀国家，发言的人想举发他们，却没有明显的过错可指责。任事的大臣则日夜揣摩利害，亲自承担艰难，能够使一个国家的纲纪风俗一起振作，无法涣散。然而等到谋划错误、事情失败时，他们的罪名往往严重到可以处死。既然任用一个可能被处死的大臣，罪责会归于举荐他的人，那么还不如姑且选取那些各方面都没有长处也没有短处的人来提拔呢？利益可以分得，功劳和诽谤也不会牵连到自己。纵观自古国家逐渐衰弱、崩溃而不觉悟的情形，难道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吗？《左氏传》说：楚国令尹子文让得臣做令尹，防吕臣问道：“您这样做，国家将怎么办？”子文说：“我是要使国家安定。”有大功却没有显贵职位，而能够使国家安定的人，能有几个呢？我读到这里，叹息说：“唉！子文的话错了。”令尹就是楚国的宰相，宰相的职责是统率百官、辅佐治理、弘扬教化，不是这样的人不能担任，难道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职位吗？等到子玉死后，防吕臣确实做了令尹，左氏说：“只顾奉养自己，不再把百姓放在心上。”这大概是惋惜子玉的死亡，也相信子文并不是错误地举荐人。这样以后，我才叹息子文的用心；如果不是左氏，又有谁能理解呢？当时齐、晋轮流强盛，楚国的威势几乎衰竭。子文只看见防吕臣只能奉养自己，碌碌无为的人不足以托付国家，不能支撑抵抗齐、晋、制服诸侯的形势；而子玉刚愎自用，又不是适合执政的人。然而当时的人才确实没有超过他的，因此可以权宜举荐他。只是他骤然显贵、承担政事，恐怕不足以使众人信服，所以借他讨伐陈国、夺取焦夷后回师的机会，把政权交给他，又把功劳和赏赐托付给他，用来安抚众人的心，同时表明吕臣不足以承担重任。后来又派子玉在蒍地整治军队，使他能够在中原斩杀决断，以加重他的权力，这时楚国人才开始完全明白子文的用意。蒍贾是奸诈的人，他说：“子玉刚强而无礼，不能统领军队；超过三百辆战车，他就不能使军队进入了。” 子文在越椒刚出生时就能看出他的狼子野心，难道不能在子玉执政时看出他的性情，非要等到幼子长大后才作决定吗？大概刚强而无礼，正是子文所了解的；子文认为，刚强无礼者的缺点，比起任用庸庸碌碌之人所造成的祸患来说，反而不那么严重，所以宁愿舍弃他的缺点而任用他。子玉死后，晋侯听说便高兴，这一点可以说明问题。因此，当时真正了解子玉的人，是子文和晋侯。假使成王在这件事上能像秦国任用孟明、晋国任用荀林父那样，让子玉复任、整顿政务，休养百姓以等待机会，合力再次出兵，那么晋、楚胜负也许还不能确定。城濮战败时，左师已经溃散，而子玉仍然能够收拢残兵，在败退之后保全全军；怎么能说超过三百辆战车便不能进入呢？传记说，鬬般做令尹，蒍贾进谗言把他杀死，乘机夺取司马之位。他处心积虑地想阻挠有功之臣、夺取他们的职位，并不是一天了。所以子玉对这一战愤愤不平，希望借此堵住进谗者的嘴，大概指的就是蒍贾。这样看来，子玉的失败，也有蒍贾激怒他的原因。唉！自古以来人才实在难得。任用一个人，却让别人能够从中阻挠他，功业就不可能成功。子产能够在郑国有所作为，是因为子皮在上面竭力支持他，强大的宗族才没有逼迫他。子玉没能善终，即使子文听信离间者的话，废黜子玉而不任用他，楚国本来也不至于遭受大败。然而如果只取像吕臣那样碌碌无为、只知奉养自己的人，把国家社稷的事务交给他，百姓还能有什么希望呢？有才能的大臣遭遇失败，祸患在一时；庸碌的大臣得志而暗中使国家崩溃，祸患却要到几代以后才显现。汉朝的匡衡、张禹、孔光之流就是这样。大臣用心办事，本来不能只根据眼前的成败来判断。

译论诗乐 大司乐用乐语教授国子，内容有兴道、讽诵、言语。注释说：背诵文字叫“讽”，用声调节奏表达叫“诵”。《礼记·文王世子》所说的“春诵”，是指歌唱音乐；歌唱音乐就是诗。诗配合音乐歌唱，所以称为歌乐，也就是用声调节奏表达诗。古人称它为乐语，也称为歌乐。大概音乐以人的声音为主，再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的器物来修饰；实际上，八音器物的声音也是以人的声音为准，所以音乐一定以诗为根本。说到诗也必然说到音乐，诗和乐是同一回事。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音乐才得到整理，雅、颂各自安排得当。”解释这句话的人说，孔子要正乐，必定先删定诗篇。有人说孔子没有删诗这件事，音乐得到整理只是使雅、颂自然各得其所；这些说法都是把诗和乐分作两种东西，不知道孔子所说的乐就是指雅、颂，“正”和“得所”只是上下相承、互相补足以成文，难道还有两个意思吗？所以教人学习诗，一定要通过诵读来调节声音的抑扬高下，再配合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的演奏。因此春天诵诗，夏天一定弹弦；弦奏和诵读，都是为了学习音乐。学习音乐，诗也就在其中了。所以学习诗必须在成均，均就是音乐的调。诗是不能只从义理上求取的。孔子说：“诵读《诗》三百篇。”孟子也说：“诵读他的诗。”诵读时要使声音有抑扬高下，然后才能体会诗人的性情，以及他的贞正、淫邪、正直、邪曲和忧愁、欢乐的不同；这样，听到的人也会随着声音的抑扬高下，使它进入耳中、感动内心。它的精微达到极点，甚至能够使鬼神降临、使万物招致而来，没有不由此产生；音乐的盛大也没有超过它的。当时教人诵诗，一定各有声调、次数和节奏，可惜如今已经失传。诗的声调、次数和节奏既然失传，八音的乐器即使摆设齐全，也不过是徒具形式罢了。于是后世解释诗的人，泛泛而谈，没有依据，专门在文字之间求取意义；他们的解释支离破碎、彼此离散，义理多而性情少，这就是诗日益衰亡的原因。好古的人还想追寻黄钟的音调，在六义已经失传以后，截取嶰谷的竹子，累积中山的黍，铺布缇室中的灰；方法不能说不好，但古代音乐终究无法重新制作出来。所以古代写诗的人，无论征战的士卒、思念丈夫的妇人，还是田野里的农夫，都能很好地创作；如今如果不是学士大夫，就不能写诗。大概古人对于声音的规律，家家学习，人人明白，即使敲击土块、拍打瓦缶，也能合于律吕；采风的人得到这些歌谣后，又一定稍加节制修饰，把它们传播到音乐中。后世的人不懂音乐，谈论诗歌时只凭文字；文字如果没有长期积累学问，就不能写得精工。这样看来，即使是当今的学士大夫，不能在文字上写得精工，也就难怪无暇顾及诗歌了。

译论日本朝贡、互市到入寇的始末 自汉武帝灭亡朝鲜以后，倭国开始派遣驿使往来，约有三十多个国家。到建武二年，倭国奉献贡物、入朝祝贺，使者自称大夫，说自己来自倭国最南边的疆界。安帝永初元年，倭国又来进贡。魏时，来朝献物一次，入贡两次。到了晋朝，前后贡使一共来了六次。隋开皇三年，倭国派使者到宫阙。大业年间，也来过一次。唐朝兴起后，进献贡物更加频繁。天宝十二载，因为通往新罗的道路受阻，才开始改从明州进贡。后来使者仍然经过新罗。考察宋端拱元年，倭僧奝然派弟子上表谢恩，其中说：“望着落日向西行去，十万里波涛，难以走完。”倭国开船出海到宁波，只需五天罢了，不可能说有十万里。这正是经过新罗的证明。到乾道九年，才开始随明州纲首带着土产进贡。到了元至元八年，又随高丽使者入朝。从此元朝多次招抚晓谕倭国，倭国不予答复，终于两次出兵。元军去后没有一艘船返回，倭国的贡使也断绝了。大概从汉、魏直到元朝两千多年间，倭国从未窥伺中国。到元朝末年，才开始张牙舞爪，窃据沿海郡县。战败以后，豪杰多乘船逃出海上。明洪武初年，才渐渐借机进行劫掠偷盗。评论者说，假使当时中国暗中做好边防准备，却听任他们在海上自由来去而不加过问，像元、宋以前那样，也不至于成为大患。可是明朝在洪武二年派同知赵秩，赐给倭国玺书，大肆夸耀天子的威德，又责备倭国擅自行动、不向本国国王称臣。倭国起初想杀赵秩，后来又恢复对他的礼遇，派僧人随他入贡。然而使者还没有到，倭寇已经抢掠温州了。这一年下诏，命浙江、福建制造海船防御倭寇。秋天派行人杨载带着诏书前往。洪武五年派僧人祖阐前往。倭国也屡次进贡、屡次入寇，进贡并不固定，有时还没有表文。诏令防备并责问他们，使者到来后把他们安置在三边；他们常常一边谢罪一边入寇。洪武十三年，才下诏断绝日本的贡使往来。因为僧人如瑶来进献巨烛，里面藏有火药，并且同故丞相胡惟庸有谋划，所以借机把如瑶发往云南守御，并把断绝往来的规定写入《祖训》。又认为日本偏处一隅，不值得兴兵征讨。于是起用信国公在凤阳，派江夏侯到闽峤，修筑城池、建立堡寨，官员车马往来于海上。太祖一朝，再也没有谈论进贡之事。永乐二年，命太监郑和率兵下西洋。日本先行归顺并献上贡物；有二十多个犯边的倭人，明成祖便命令依法处置，按照日本的法律把他们捆起来放进甑中蒸死。皇帝嘉奖他们的诚意，派通政使赵居任厚重赏赐，又发给勘合一百道，规定十年进贡一次，每次进贡不得超过二百人，船不得超过两只，以此限制他们。贡物或人数超过规定，船只超过数量，夹带刀枪，都一律按入寇论处。不久命都御史俞士吉赐给日本国王印绶，敕封他为日本王，又下诏将日本的镇山命名为寿安镇。皇帝亲自撰文，刻在国山的石上赐给日本。然而倭寇入侵边境更加不肯悔改，永乐九年入寇盘石，十年入寇松门、金乡、平阳，十七年入寇王家山岛。都督刘江在望海埚击败他们；从此倭寇不敢窥伺辽东，却逐渐加重对浙江的掠夺。大概西洋之役，虽然号称要向海外伸张威势，但中国人被外国珍宝的奇异华美所诱惑；倭国使者来到中国后，奸诈之徒混杂出入，主人和客人相互勾连，因此盗寇日益兴起，而倭国的进贡航道从此都经过宁波。时间一久，他们更加熟悉岛屿的曲折，吴越之间因此受到突然惊扰，本来就是必然的。倭寇能够成为中国的祸患，一方面是明高帝同他们互通使者，另一方面是成祖允许他们进贡。成祖凭借好大喜功的心思，弃置高皇帝的约束而不采用，这场祸患延续到数代以后，毒害百姓，几乎遍及天下一半，也实在惨烈了。洪武年间，因为前来进贡的船只很多，便在福建、广东、浙江设置三个市舶司，允许它们同民间交易，而由官府收取其中的利益；广东负责西洋，福建负责琉球，浙江负责日本。然而唯独日本使者号称难以防御，他们来的时候往往包藏祸心，变化出于意料。成化初年，日本使者突然到达宁波，守臣把情况上报。鄞县人尚书杨守陈写信给主客司，极力说不能把他们当作普通倭人对待。他们偏处海岛，习俗狡猾贪婪。洪武年间他们曾经来朝却不恭敬，朝廷已经依法惩罚，断绝往来，并把这件事写入训令。到永乐初年又允许进贡，于是往来频繁，得以了解我国的虚实、山川险易；他们有时带着土产，有时带着兵器，在海路上出没窥伺我们。得到机会，就张开兵器大肆侵扰；得不到机会，就陈列土产声称来朝贡。侵扰时掠夺百姓财物，朝贡时贪取国家赏赐；有时得利，有时不得利，但总没有不得利的时候。他们的计谋就是这样狡猾。到了宣德末年，他们得不到机会，便又声称进贡，而朝廷没有察觉。诏令到达京师，朝廷设宴丰厚赏赐，他们满载而归，这就已经中了他们的计谋。正统年间，他们前来并得到机会，于是进入桃渚，侵犯大嵩，烧毁仓库和房屋，杀戮百姓，尸骨堆积、血流成河，如同山陵和深谷；他们把婴儿绑在柱子上，用沸水浇灌，以观看婴儿的啼哭为笑乐；剖开孕妇的肚子，赌胎儿是男是女来饮酒，荒淫污秽凶残到了不忍说的地步。我国百姓中的青壮年，以及粮食、丝帛，都被他们席卷回巢穴，城镇和乡野一片萧条，路过的人都流泪。于是朝廷下达防倭诏令，命令增派军队守卫要地，增修城堡，谨慎设置侦察哨，大力修造战舰，集合浙东各卫的军队，分班防备，军威震动海上。这样过了七八年，边地百姓才得以安居。近来倭寇又来窥伺，我军怀有旧日的愤恨，庆幸他们自己前来送死，都闭目磨刀，想把他们的皮肉当作寝食。倭寇得不到机会，便又声称进贡，而主管此事的人又顺从他们的请求，将情况上报朝廷，这将要再次落入他们的计谋了。如今朝廷还没有接受他们的贡物，我们郡却先遭受祸害：割取百姓的庄稼供他们建造住所，挖取百姓肥沃的田地供他们饮食，劳役百姓的筋力供他们驱使。防卫之事白天呼喊、晚上呼喊，十次征发便有九次搜刮，即使鸡犬也不得安宁。而他们又放纵横行、无所不为，强行购买货物，调笑戏弄妇女，宦官不加制止，藩司、按察司不加过问，郡县官员也没有谁敢责问他们。百姓已经喧哗惊惧了。如果再有诏令送往京师，那么沿途百姓有谁不会像我们郡一样喧哗惊惧呢？何况山东郡县正处于黄河决口、年成荒歉之后，百姓已经不堪命令，更不能让他们喧哗起来。而且他们所进贡的刀、扇之类，并不是当时急需的东西，价值不到一千，却要耗费国用、损害民生，仍给他们过分优厚的待遇；一方面是想得到他们归化的心，另一方面是想消除他们侵犯边境的祸患。

译如今他们的狡诈计谋和以前一样，这显然不是归顺向化。接受他们的进贡，他们也会入侵；不接受他们的进贡，他们仍然会入侵，这一点没有什么可疑的。从前西旅进贡獒犬，召公尚且向君主提出警戒；越裳献白雉，周公尚且谦让而不敢接受。汉朝同康居、罽宾交往，隋朝同高昌、伊吾交往，也都免不了受到君子的议论。何况倭国是我们的仇敌，刚刚制造事端之后，竟敢再次施展狡诈来试探我们，它的罪过不可胜数，哪里还能同它往来呢？但是名义上说是进贡，既然进入我国境内就将其杀死，也不可以。我私下认为，应当下达明确诏令，列举他们不恭敬的罪行，向他们显示不杀戮的仁德，退还贡物，把他们驱逐出境；再命令海道统帅和臣属，进一步严格防守。等他们再次来犯，就像割草除根、捕尽禽兽一样把他们消灭，使他们不留一个活口。这样，奸诈的谋略便会受挫停止，威严和信用同时施行，东南数千里便可以安睡了。杨守陈的建议没有被采用，到嘉靖二年终于发生了宗设事件。倭国使者来进贡时，要查验货物并设宴，按照到达时间的先后排列座次。当时倭主源义植失去欢心，各道争相进贡；大内艺兴派宗设，细川高派僧人瑞佐和宋素卿，先后到达宁波。宋素卿暗中把价值数以万计的财物贿赂给市舶太监，于是命令先查验瑞佐的货物、设宴接待，又让宋素卿坐在宗设之上。宗设大怒，在宴席间起身同瑞佐争吵，并因为宋素卿的缘故杀死太监；瑞佐的部下又杀死都指挥刘锦，大肆掠夺附近海边的乡镇。宋素卿下狱判处死刑，宗设、瑞佐却都被释放遣返回国。给事中夏言上奏说，祸患起于市舶，于是礼部请求废除市舶司。市舶司废除后，外国商船无处容纳，便到南澚互市，约定四月底到达，五月离开，不论货物是否卖完。于是凶恶的党徒互相煽动，私下贸易更加兴盛，无法禁止。适逢佛郎机船载货停泊在浯屿，漳州、泉州人争相前往贸易。总督都御史朱纨捕获通商贩货者九十多人，全部斩杀。各种货物和贿赂不能再偷偷进出内地，内地商人因此欠下本钱无法偿还，积累的债务达到千万金；豪门和权贵便替他们出面包庇。倭商极为怨恨，不能立即返回，便在海上徘徊。不久，变乱就发生了。当时主事唐枢建议恢复互市，说：“市场开放，盗寇就会转变为商人；禁止市场，商人就会转变为盗寇。”通政使唐顺之说：“船舶贸易所产生的利益，就像矿产一样。封闭矿洞、驱逐采矿者，这是上等的防范办法。” 如果估计不能封闭矿洞，那么就由国家收取利益、掌握权力，在上面加以控制，这是中等的防范办法。既不封闭，也不收取利益，利益的孔道泄漏出去，为奸邪萌发提供资助，奸徒在其中聚集，这就没有办法了。如今海盗占据浯屿、南屿等岛，公开独占外国船舶的利益，而中土百姓又同他们交通接济；杀他们也不能制止，这正是因为利益的权力在他们手中。应当考察本朝设置市舶司的本意，不要让利益的孔道泄漏，使奸人能够乘机取利。唐顺之又上疏请求允许进贡，认为朝廷能够阻止他们进贡的道路，却不能阻止他们入寇的道路。尚书郑晓评论说：洪武初年在太仓黄渡设置市舶司，市舶司不久因为靠近京师，改设在福建、浙江、广东。洪武七年又废止，后来重新设置，是为了沟通华夏与外夷的情感，转运有无之货，收取征税的利益，减少戍守的费用；又是为了禁止海上商人、压制奸商。倭乱之时，因为夏言的奏疏废除市舶，却不知道应当废除的是市舶太监，而不是市舶制度。如果一定要按照旧制约束他们，等十年一次进贡的期限到了才允许，他们国家的服饰器用多依赖中国，有些东西一天也不能缺少，怎么能坐等十年一次进贡的期限，还限制在三艘船所能装载的数量呢？他们既然不能不依赖我们，而有利益的地方人们自然会趋赴，想禁止民间同他们交通往来，就困难了。这些都是说市舶一定不能废除。然而他们仍然没有衡量事情的根本和末节，便贸然议论。浙江市舶专门为日本设置。日本使者来时，允许携带土产，官府设置牙侩同百姓交易，这叫互市。既然有贡舶，就有互市；不是进贡，就不允许互市，这一点很明白。进贡期限规定为十年，那么必须十年才来一次，之后才可以称为进贡。如今只说市舶应当开放，却不论是否到了期限、是否属于进贡，这不是把进贡和互市分成两件事了吗？难道不必等到进贡，平时也可以常常互市吗？这正是前些日子招致祸乱的原因，怎么可以呢？况且贡舶是王法所允许的，是市舶司管理的；海商却是王法所不允许的，不是市舶司可以管理的。日本原本没有商船，所谓商船，其实是西洋贡使把货物运到广东的私澳，由官府征税后再交易。后来百姓想逃避抽税，省去陆运和引路的费用，便改泊在海仓月港。浙江人又引导他们改泊在双屿。每年六月到来，望着冬天才离开。嘉靖三年年成荒歉，双屿货物积压，而日本贡使恰好到来，海商便把货物贩卖给倭人，并借用他们的兵力保护自己。官府禁止也不能制止，西洋船仍然返回私澳，东洋船遍布海岸，从前的商船全都变成了盗寇船。然而倭人有贫有富，富人同福建人暗中往来，改为聚集在南屿；倭乱以后仍然如此，即使驱逐他们，他们也不愿成为盗寇。这种互市不需要开放市舶，却从来没有断绝过。贫穷的倭人以抢掠为生，每年入侵，即使允许他们互市，他们本来就没有财物，也不愿意互市。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说，倭患的兴起是由废除市舶造成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所谓进贡，是他们国主派遣的，有固定期限，有金叶、勘合和表文作为凭证。使者按时到来，凭证没有伪造，中国从来没有不允许的。进贡从来没有被禁止，市舶也从来没有不通，哪里还需要另行开放呢？如果他们没有固定的来期，凭证也没有证据，却假借进贡的名义实行入寇的计谋，即使想允许，又能允许吗？进贡不能允许，市舶难道还能单独开放吗？自嘉靖末年海患平定以后，贡使也断绝了，直到今天，没有听说他们国家的服食器用有所缺少、一定要依赖中国；也没有听说倭寇像以前那样天天为害中国。三位的说法仍然没有说尽。即便如此，有进贡时就应当禁止商船；进贡断绝后，商船反而正好可以成为有利于中国的事情，尚未见到它有什么害处。

译起初，自宋素卿制造动乱以后，过了十八年，金子老、李光头才开始作乱，勾结西番，掠夺浙江、福建。到了嘉靖二十二年，许栋驻在霩▯的双屿港，被朱纨驱逐；他的部下王直改驻烈港，并杀死同伙陈思盻、柴德美等人，于是逐渐富强。因为所率领的船只很多，便让毛海峰、徐惟学、徐元亮分头统领；归附者因此越来越多，倭船遍布海上为患，兴贩贸易的人混杂在苏州、杭州，潜居内地的倭人和通番者也不下数千家，替他们出谋划策，挟持他们入寇；从此造成动乱，通番的禁令也更加严厉。然而沿海百姓把海上生计当作命根，所以海上不许贸易便称为“海荒”，这正是禁令施行的结果。西边直到暹罗、占城，东边直到琉球、苏禄，都不许扬帆通商，沿海百姓日益困苦，因此私下贩运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也更加窘迫。到了万历二年，浙江巡抚庞尚鹏上奏请求开放海禁，说私下贩卖日本货物这一项，使用各种法律也难以防止，不如顺应形势加以引导，使它获利；放宽禁令而加重税收，又严惩勾结引诱之罪，查禁违禁货物。这样赋税归入国家，奸弊也不会产生。然而日本想要求进贡和互市，绝不能答应。大概渡过海洋从我国出发，进贡和互市从日本来到我国；从日本来就必然有不可预测的变故，从我国出发则操纵权在我，而且日本也能借此取得中国的物资来供养自己，两者的利害实在大不相同。起初在隆庆初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求开放海禁，准许商人贩运东洋、西洋；万历初年，巡抚刘尧海请求以船舶税充作军饷，每年定额六千两。当时凡是贩运东洋、西洋、鸡笼、淡水等各番地以及广东高州、雷州、北港等处的商船、渔船，都发给凭证，名叫“引税”。从万历四年起，税额超过一万两，后来猛增到二万九千多两。由此可见，海民趋利的情势以及商船通行或阻塞所产生的利弊了。但当时对日本仍然禁令森严，所刊行的海税禁约共有十七条：第一，禁止“压冬”，即过洋船只应当借东北风驶往、借西南风返回，即使行驶迟缓也不过夏季；只有从倭国返回的船，必须等待九、十月间的风汛。又因为日本没有货物，只有金银，所以凡船到九、十月才返回而又没有货物的，必定是从日本来的，即使有发给的凭证，仍要治罪。又因为吕宋出产很少，使用的也只是金银，商船多半空船返回，所以对贩运吕宋的船，每船另追征银一百五十两，称为“加增”。商人多因此亏折破产；至于违反压冬禁令不能归来、流寓海外并在那里繁衍子孙的，数以万人计。同安有个奸人张嶷，妄奏说海中有机易山，山中产金，可以得到无数黄金。朝廷下诏派使臣前往勘察吕宋，吕宋听说后大为恐慌，以为中国将要夺取其土地，又担心流寓当地的人充当内应，于是把漳州、泉州籍在当地的人全部坑杀。这件事被朝廷知道后，张嶷以欺骗蒙蔽、首倡祸端论罪，处以极刑。巡抚于是招抚劝谕那些私自通商和压冬的人，全部赦免其罪，于是私自贩运日本的禁令稍稍宽松了。万历末年，因为东部战事告急，启祯年间，刘香、老李、魁奇、郑芝龙等人在海外作盗，朝廷重新申严海禁。然而郑芝龙兄弟接受招抚以后，后来又通过海外贸易致富，并向权贵行贿送礼；在海上建立军事机构、统兵镇守的人，最终也借此牟利。因此，私贩虽然一天比一天增多，国家却始终得不到其中的利益。大体说来，私贩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的私贩，一种是日本的私贩。中国的私贩带着货物到日本后，必定勾结倭人，借贡使为名，趁我国防备不周，掳掠人民，彼此分取利益，许二王、直叶宗满一类人就是如此。日本酋长中受到众人尊崇的称为“天文”。日本当地的旧例是，每逢闰年，各岛富户都向天文输送资财，请求取得勘合入贡，实际上是进行有无相通的贸易，以求获得厚利。利益和权势集中在上层，天文所想要的东西，后来因为奸民私下通商，加上有人假冒名号，偷取勘合，私自与酋长交往，终于导致往来失去凭据，而天文的利益和权力也转移到下面去了。所以，私贩是中国所憎恶的，也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人〕 然而，中国奸民同日本相互勾结，对中国造成的后患更加严重，而这一切都起因于进贡的途径。只要不完全断绝贡道，日本的贩运船就不会到来；日本贩运船不来，我内地那些勾引、接济的奸民就不能借助倭人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即使有高桅大船，成群结队地往来，也不过是携带丝绸、白绢、书画、杂物之类来回贩卖牟利罢了，对我国本来没有损害。何况设置市场评估货物，收取它们的税，就像万历年间对待东洋、西洋那样，这对国家财政又岂不是大有补益吗？臣愚昧，因此特意把这些道理说明白：造成祸患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私贩，而在于错误地断绝了通贡。明太祖已经在前面误办了这件事，成祖后来又把它推向极端。既然贡道已经断绝，却还想禁止商人出海，这同惩罚羡余、反而去吹散祭祀用的齑粉有什么不同？只是看到了它的祸患，却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国家起初担心海上祸患尚未平息，于是撤退居民、划定边界，实行禁令，并禁止采捕。康熙二十三年攻克台湾后，各省督抚大臣先后上言，认为应当解除航海禁令，以舒缓百姓的负担。于是下诏准许出洋，并由关口征收其税，民情踊跃，争相出海，从近海各岛国直到日本各道，无处不到。四处设立的▯关，与过去设置市舶司不同：上面掌握利益和权力，查验货物，下面的人不能从中获得丝毫危害。中国掌握出入事务，而各岛之人只能暗中居处、服从听命，不敢妄动。近年以来，所报税课日益充足；同唐、宋相比，利益增加了一倍；同明代相比，则断绝了隐伏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不把远方物产当作珍宝，却使远方的人来归附，与那些使百姓疲敝、只为在荒远边疆之外逞强的做法不同。有人或许会设想最坏的情况：会不会有人私自挟带外国人，窥伺中国，假称朝贡，希望进行互市？一旦开了这个头，招致事端并不困难。应当严令守土大臣，随时禁止越界出海，断绝勾引的苗头，杜绝滋生事端的趋势，并严格禁止超过税额，以此劝导后来者。皇上又为万世垂下诫令，不得接受他们的贡物。如今日本使者的一点点防备也不再指向西方，把中国看作高不可攀的天上之国。而我国百姓每天取得他们的货物，再转运出去，用来仰助县官的急需，充作戍守的费用，同时暗中使百姓在耕种、经商所得不足之处得到宽裕。这就是上面得到宽益、下面得到供给的办法，是安定万世的良策。因此臣详细叙述事情的原委，附在《海防》之后，也是为了说明设置险防的关键在我国这里，而不在外国那里。

译海防总论 国家统一天下，声威教化广泛施行，直到无边无际。唯有东南一带，滨临海波而设置州郡，绵延一千多里。一两个狂妄的祸乱之徒发动兵乱，岛屿间的烽火不时相接。吴越之间直到海上，都不得安稳地睡觉。皇帝即位十八年，神机妙算暗中运筹，削平叛逆。因地方大臣请求，朝廷逐步对台湾用兵。楼船直指台湾，军队系船待命。当地人叩头投降，唯恐落后，于是很快大致平定了那片土地。天子于是查阅地图，设置一府三县，建立官府，安抚并约束当地人民。使他们脱离鳞介之民而穿衣戴冠，于是这个依附海岛的国家成为我国的边疆属地。海边日出的地方，没有不服从归附的。多么盛大啊，自古以来前所未有的伟业！即使《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功业，又怎么能超过这件事呢？在此以前，海寇郑成功盘踞在金门、厦门之间，不久夺取台湾并占据那里；巡游、侦察和防守的军队不断遭到侵犯，海寇飘忽于南北之间，军官士卒苦于奔波应付。康熙初年，朝廷商议认为，应把居民迁往内地，使海寇无处掠夺粮食，势必自行困窘，于是把粤、闽、江、浙、山东各地驻防军民中在界外的全部迁走。贼寇的计谋果然失败，投降的人接连不断。康熙二年确定界桩，连续几年派官员巡视边海各郡县。康熙八年，朝廷有 诏令稍微扩大边界，允许百姓采捕。临近海边十三年时，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乘福建发生叛乱，在漳州、泉州一带游荡居住。王师收复福建后，海寇逃走，疆臣重新修整边防，于是海坛、金门、厦门又设置了戍守军队。康熙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抚大臣商议处置投诚的人众，上奏请求把界外原属百姓的田地归还给他们；无主的土地则让他们耕种。并且说：“如今海外的要地已经设置提督、总兵大臣镇守，这是官兵驻在外面，而投诚人员安置在里面，谋划可以万全而无须忧虑。” 诏令准许了这件事。福建边界才开始逐渐恢复开放。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攻克台湾。十月，兵部议请各省开放边界，并取得 防守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田地以及准许百姓耕种各要地的防守事务，朝廷应当选择大臣前往巡视。于是派工部侍郎金世鉴、都御史呀思哈前往江南、浙江，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石柱前往福建、广东。皇上当面传谕派遣他们，准许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防守，事情办完后上奏报告。金世鉴等人前往防区，督抚也随同巡视，于是把过去放弃的土地全部恢复，并根据地形险易，同百姓一起分配、设置戍兵。奏疏上报后，得到批准。从此，沿海内迁的卫所、巡司、墩台、烽堠、塞堡、关隘，全部改设在外面，大体恢复了明初的制度。百姓在内地有耕种养蚕的乐趣，在外海有捕鱼制盐的收益；商船往来于四省之间，遍及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浡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等国。于是分别在广东岙门、福建漳州府、浙江宁波府、江南云台山设置四处▯关，任用官吏掌管，使货币流通，这样奸邪的苗头自然就会消除。这是上等的防御办法，而各番国也渐渐安定了。雕脚一类的人、穿贯领横裙的人，没有不通过多次翻译前来归附进贡，叩拜宫阙，俯伏请求接受朝廷命令的。凡是藏在山中、隐于谷中的各地特产和奇珍异宝，只要能够运来的，全都来到宫阙之下，成堆积藏在内府。于是施恩宽贷的诏令不断下达，恩德深厚广博，老少都欢喜愉悦，高兴地看见太平盛世，可以说是达到了一时的极盛。然而，防守用的桅船接近内地，盗贼便产生觊觎之心；互市同外国相通，奸狡之徒便图谋逞强。这是前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起初未尝不警戒，后来却渐渐放松防备，因而往往遭到祸患。皇上殷切地向南方顾念，对这些事情的忧虑极其深重。明太祖吴元年，采纳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的建议，调兵驻守海盐、海宁各州县。洪武二年，命参政朱亮祖协助平章廖永忠攻取广东，随即命朱亮祖镇守广东，建立卫所。洪武七年，诏令靖海侯吴桢任总兵，都督佥事于显为副将，统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的水师出海巡哨。所统辖的京卫以及太仓、杭州、温台、明州、福建漳州泉州、广东潮州各卫官军，都听从节制，事权专一而责任也极其重大。洪武十七年，从家中起用信国公汤和，派他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汤和到浙江后，建议北起乍浦，南到浦口，曲折环绕二千里，设置九卫，修筑五十九座城以及各处巡司，每四名成年男子抽调一人为戍兵。同年，江夏侯周德兴也在福建海上修筑十六座城，设置四十五处巡司，按户籍训练士兵十多万人，驻守沿海卫所。洪武二十七年，敕令都督佥事商暠巡视两浙城防，考察检阅军士；又命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在海上训练军队。当时广东都指挥同知花茂上言，请求把广州所属地区逃亡的蜑户迁来充当士兵，增设依山、碣石等二十四处卫所，并在险要山口、海汊修筑城堡，调拨军队驻守。诏令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命吴杰主管这项工程。因此，福建、广东、浙江一带所有海上的险要、城堡，大多是吴杰、周德兴、汤和所建设的。当时中国多次遭到倭寇侵扰：洪武二年侵扰山东沿海郡县，又侵扰淮安；三年侵扰山东，随后转而掠夺浙江、福建。从此南北都受到祸患。太祖对此深为忧虑，先后设置卫所屯军；军队归卫所管辖，卫所归都司管辖，总归五军都督府统领。军队编制中，每个百户所设旗军一百一十二人，每个千户所设一千一百二十人。每卫列五个千户所，另有卫镇抚军，共五千五百多人。各卫屯田军大体十分之七守城，十分之三屯田耕种。屯军每人分得田二十亩，官府征收其中十分之一。屯军交错分布，分别驻守望楼。从广东到辽东，绵延八千五百多里，烽火台彼此相望；而沿海以南逼近倭国，所以战守的防备尤其严密。广东濒海的府有八个，其中六府分为三路：东路是惠州、潮州，接壤福建边界，是商船通往番国的必经之路。

译左边连接惠州、潮州，右边连接高州、雷州、廉州，处于中路的是广州。倭寇冲突最严重的是东路，其次是中路；西路高州、雷州、廉州又次之。高州、雷州、廉州，是西洋贡道进入中国的通路。守卫广东的人，以三路为最重要的关隘。福建设置五座水寨：漳州是铜山，泉州是浯屿，兴化是南日山，福州是小埕，福宁州是烽火门，都在海中控制要地。浙江设置沈家门水寨，两浙卫所的战舰协同巡哨，南哨到玉环乌沙，北哨到马迹洋山，然后返回；防守重点在舟山、定海。江南的沿海边防在苏州、松江一带，松江有海塘却没有海口，关键在陆地，金山卫是冲要。苏州沿海港口较多，各处都设置水兵堵截防御；崇明是贼寇必经的地方，所以两处都部署重兵镇守。至于狼福山和圌山，与三江相互呼应，又是南北海防的第一道门户。江北的作战，水陆并用；登莱有三营相互联络，即登州、文登、即墨。外面又有岛屿环抱，曲折延伸直到辽阳，金州、复州、海盖、旅顺各卫像棋子一样密布，足以严密守望。这就是大体情况。自成化以后直到嘉靖初年，倭寇警报平息了五十多年，边防设备逐渐废弛。卫所屯田被豪强兼并，军户逃亡损耗而不再补充，水寨迁到海港，墩堡废弃后长满荆棘，哨船毁坏而不修理；奸民、逃犯、渔民、蜑户都伺机图谋生事，又勾结失职的山城贡使，聚众自称为王，骚动蠢动起来。突然有一天，烽火四起，武夫丧失斗志，抱头逃窜；贼寇没有损失一箭一刀，便横行蹂躏江南，城镇乡野一片萧条，白骨填满道路。随后谋臣猛将分道出镇，增加兵力，设置屯营，人人把守关隘；关于战守的议论重新兴起。从壬子到癸亥，前后十多年，中国才重新得到安宁。这就是逐渐丧失祖宗训令的结果。总制胡宗宪说得好：“既然叫作海防，就应当在海上防守它，正如江防必定要在江上防守。建国初年，每个卫都制造大青船、风尖船、八桨船等一百多只，轮番出海巡哨守卫，海外各岛都有烽墩可以停泊。后来放松了这项命令，把船排列停在港口：浙东停在定海，浙西停在乍浦，苏州停在吴淞江和刘家河。乍浦滩涂浅而狭窄，没有地方避风；吴淞江口和刘家河出海曲折，又不是海防要地。所以有人建议，把乍浦的船分出来守卫海上的洋山，把苏州、松江的船分出来守卫马迹，把定海的船分出来守卫大衢，这样三座山鼎立相望，巡哨守卫彼此连接，就可以抵御来犯的贼寇。此外，外面的陈钱等岛屿长久以来都是贼寇冲击的地方，三路的要害也应当如此。”应当派总兵驻泊在那里，每逢风汛时节，协同军队巡哨，使贼寇不能越过岛屿深入，这样内地就可以安居。总兵俞大猷也说：“倭寇从那些岛屿出海来犯，遇到正东风，经过茶山进入江中，侵犯直隶，那么江内正规军的船就可以抵御他们。遇到东北风，则必定经过下八山、陈钱、清水、马迹、蒲岙、丁兴、长途、衢山、杨山、普陀、马墓等岙，然后向北侵犯金陵，向西南侵犯浙江。请在浙江共设置楼船、苍船数百只，分散埋伏在各岛之间，来往巡查、侦察、攻击、捕捉，称为游兵，在遥远的大洋之外就把他们拦截住。”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这个建议正确。有人说：“在海上停留一个月，必定会遇到飓风；陡峭的山崖和暗礁像刀剑一样锋利，防守时不能下锚。”癸丑年，俞大猷在马迹包围王直，蛟龙受惊，炮火一响，防守部队赶到，结果船只覆没，军队撤回，贼寇逃脱。乙卯年秋，浙江、直隶的联军在大衢、殿前一带截击，想堵住贼寇的归路，突然狂风暴雨大作，漂失的船只多达万艘，这是在海上截击的困难。倭寇从南方来，白天航行、夜间停泊，依山栖宿，刚到时必定停在陈钱，接着到马迹，再到大衢，最后到殿前、洋山，就像驿站传递一样，可以预先推算出他们的行踪。然而海面无边无际，贼寇窥知各山已有防备，东西南北哪里不能去呢？曾听海上老船工说：“躲避飓风时，离开山边停泊，漂到大洋中去，反而多能保全。”既然预先知道是死地也不避开，贼寇难道会比他们更差吗？所以必须依托这四座山，严格执行会合、巡哨、接应和支援的命令，暗中派兵等候敌人，出兵就没有不中的。这同设置官员屯驻、树立明显标志的做法相比，利害相差极大。右通政唐顺之的奏疏说：“臣私下观察崇明各沙洲、舟山各山岛，彼此相互连接，这是造物主特意设置的险要，用来迂回贼寇入侵的道路，遮蔽吴淞江、定海的港口。国家设置县、卫，正是利用这里的险要；沈家门分哨的制度，直到今天仍可考见。现在应当在春汛时节，派几名兵备官暂时驻守崇明、舟山；总兵以下的官员分守南北海面，汇合巡哨，昼夜扬帆往返，循环不断；远哨应当到马迹为止。” 副使谭纶非常赞同这个说法，但他说：“陈钱、马迹等山在内海之外，只能派船出海巡哨，不能设置守军。海战的弊端有四点：万里风涛，无法预料；白天阴云迷雾，近在咫尺也难以辨认，这是第一点。官军有固定的汛期，贼寇可以预先知道而采取趋避，这是第二点。岛屿孤悬海中，难以得到声援，这是第三点。将士认为没有旁人监督便有利可图，于是掩盖功劳、隐讳失败，这是第四点。过去江夏侯所设五座水寨的旧址在大洋之中，后来人们认为应援不便，把其中三座迁到海岸，结果使贼寇进入没有了门庭的限制。议论者认为应当恢复旧制；也有人认为恢复并不方便。而信国公汤和经营浙江海防时，放弃下八山不守，只谨慎地在沈家门设置汛哨，士卒都认为这样便利。这不是江夏侯的先见不如信国公，而是浙江、福建的形势不同。可是贼寇从五岛出海以后，各山之间辽阔遥远、荒凉萧条，又没有居民，他们能够带着采捕的小民充当向导，因此近处的防守常常毫无察觉。自嘉靖乙卯年以后，御敌于海上的办法建立起来，巡哨侦察严密，负责紧急事务的官员能够预先做好准备，那么像篱笆一样的近岸防守，其制度终究不能废除。所以必须在远洋巡哨贼寇而不固定驻守，在内洋攻击贼寇而不让他们接近海岸，这才是最好的防守办法；当时的议论最终也没有谁能改变这一点。”

译起初，日本侵犯中国时，山东、宁海、成山等卫多次遭受祸害。到了嘉靖年间的战乱，倭寇首先侵犯福建，接着侵犯浙江、直隶，又蔓延到淮安、扬州，唯独山东始终没有遭受兵祸，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明朝从南方兴起，重兵集中在那里，北方设置的守军仍然很少，所以贼寇常常侵入；然而东南也不能免于祸患。等到防守已经严密，南北少有战事，太平日久，士卒都在南方长大，风土使人身体脆弱；加上卫所兵员不多，兵力分散涣散，而渤海、黄海之间的民风仍然坚强剽悍。贼寇来时获得的少，损失死亡的却多，所以他们日夜垂涎江南、江北，有时挨着边界一天之内就攻破数县，有时相隔千里同时残害各郡。当时只得征召客兵，招募当地人，频繁征调，百姓力量消耗殆尽，必须等到督抚大臣前后弹压，局势才安定下来。本朝创业之初，撤除了都指挥、千户等级的军队，把军队一概统属于将军、提督、总镇，再由城守、协镇以下的官员分别统领；大的地方驻兵数万，次一些的也有数千，守住各城要害，并实行坚壁清野，使跳跃流窜的贼寇陷入困境。这样持续了三十多年，终于制服了他们，使贼寇不能流窜劫掠各郡县，百姓也不至于遭受大困，原因就在于兵力统一出于一个系统。时势不同，时代各有制度。考察古代，三代以前就有这种做法。秦朝命南海尉任嚣修筑陇口；汉阳嘉年间，也曾下诏沿海增加屯兵以防盗贼。晋咸和年间，赵国将领刘征率领数千人渡海，抄掠东南各县，杀死南沙都尉许儒；南沙就是今天常熟县的地方。不久又侵犯娄县、武进，郗鉴将其击退。这是北方贼寇向南方进犯的道路开始贯通；从此海上逐渐多事。到了晋末，桓温、桓玄等势力相继倡乱，起初进入会稽上虞，最后到达广州始兴，这又是贼寇由浙江进入广东的道路开始出现。当时谢琰以会稽都督统领五郡军事，率徐州文武官员戍守海浦；如今从龛山向东直到闽风、石堰、鸣鹤、松浦、蟹浦、定海，都是当时的地方。刘裕戍守句章，吴国内史袁崧修筑沪渎堡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户〕 后来刘裕在浔阳同卢循相持，暗中派水军从海道袭击卢循所在的番禺，可见当时的战守都在吴越之间。史书说桓温曾逃到郁洲，如今临朐县东北有郁洲山，但他没有逃出去成为百姓的祸害，可见江南防海的紧迫性由来已久。只是过去的制度没有完整记载。考察宋代，曾经在明州招宝山直到陈钱壁垒之下设置十二座水铺，用来瞭望动静；然而宋代始终没有遭受倭寇之患。到了明代，建设设置就详细了。现谨慎地依次记述明朝自洪武以来所设置的官员和军队，以及防备海外、海港、海岸的事务；各省会合巡哨海界，以及日本朝贡、入寇、互市的始末，也一并列出，然后详细编排。如今另立篇章，内容如下。唉！强弱取决于时势，盛衰根本在于治理。明太祖不勤于经营远方，外国来归就安抚它，怀有二心就断绝往来。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修治防备如同敌寇将至，所以不来朝的国家隔代也会来称王朝见。后代却反其道而行，终于因此招来祸乱。现在 皇上端坐在清穆安宁的深宫之中，幽暗偏僻、昏昧闭塞之处，没有不被光明照耀的。因此天威所震，陆地上的人恐惧，水中的人战栗。皇上仍多次告诫边地官吏，谨慎巩固封疆守备，不要为了邀功而生事。边疆大臣也早晚讲习军务，以便符合 皇上的德意。如今我们坐享太平，把过去经营筹划的一切看作纤细琐碎、过分周密；一旦有事，全部拿来施行，成法都在那里，这才知道创制者的用意深远，难以测量，而把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留给万世子孙，难道是小事吗？臣所编撰的内容，依照海道所经过的路线，从广东西路开始，依次写到福建、浙江、江南、登莱、天津卫、辽阳；又把海上、海南、河北所经过的各省郡县汇总起来，另成一卷。沿海的山、沙洲、贼寇防守和入侵情况，以及日本的山川地理，都分别绘有地图。

译江防总论 岷江汇合众多河流，流出峡口以后浩浩荡荡向东奔流，但水势还没有达到极盛。到了经过江陵，汉江汇合西北的水流奔向鄂渚，洞庭湖汇合西南的水流流出岳阳；又经过黄州、蕲州而向浔阳，彭蠡湖汇合饶州、徽州、赣州、袁州等地数千里的水流，向南从湖口流出；东北方向又汇纳淮南的众多水流，排泄宣州、润州的陂泽之水，所承受的天下水流约有十分之四五。从九江以下，两岸南北水涯无边无际，汊港纵横交错。因此小则有渔民、盐户时常出没、藏匿奸邪，大则有巨盗扬帆击鼓，凭借风涛负险固守，无法查明和制止。明朝制度是任用都御史，在应天府新江口设置操江署；上起九江府南湖汛，下到南直隶圌山三江会合处，长达一千五百多里，按时分班操练水师。又设置南、北两名巡抚兼管军务，操江官负责江中事务，巡抚负责督察岸上军队，彼此策应，再由两名御史巡视。于是征用民间青壮年充任弓兵，把巡司、保甲联结起来，使奸人无法出入洲岛、港汊、河浦；各处层层设置防备，营栅彼此相望，排列得像梳齿和鱼鳞一样密集。本朝定鼎初年，设置操江官，驻在池州，后来改驻安庆。康熙元年，才议论撤去巡江的两名御史，裁撤操江官，把他的职权并归总督、都御史管辖，制度略有改变。臣谨按，古代凡是在长江上有所作为的，没有不利用长江优势的。《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长江本来就是天下最险要的地方，也是拥有国家的人赖以守卫的屏障。只知道它的危害，却不知道利用它来取胜，哪里能称为善于认识时势的人呢？然而，形势有南北对峙的格局，有开创基业的大势，也有天下一统的全局。所谓南北对峙之势，如孙吴、东晋、五代、后唐以及南宋就是这样。当时以金陵为重镇，以长江上游为控制要地，以整个蜀地为根本。大概从京口到秣陵，是长江的险要；从武昌到江陵，是荆湖的险要。守长江要依靠二淮，守荆湖要依靠襄阳、汉水一带。南宋李纲论述守备的适宜办法，请求在淮河东西以及荆襄设置三名大帅，屯驻重兵以控制那里，再分别派遣偏将守卫各支郡，上下相联，自成防守体系，这个主张很有气魄。南唐撤去淮河沿岸把浅的戍守，周军因此得以深入。杨行密同朱温多次在淮河一带交战，朱温不敢渡过长江，于是杨氏能够凭淮南一隅同中原抗衡，这就是淮河、长江彼此形成唇齿依靠的功效。晋代羊祜占据襄阳险要，修建五座城，欺骗吴人撤去石城的守军，杜预因此得以收取江陵的防线。晋代陶侃攻取襄阳，命桓宣守卫，赵人便不能越过汉水、沔水来夺取荆州，这就是襄阳与荆湖彼此形成唇齿依靠的功效。然而根本尤其在蜀地，因为长江的源头在那里。我们如果不能得到蜀地，就等于同敌人共同拥有长江的险要。晋灭吴、隋平陈、元朝迫近宋朝，都是先夺取蜀地，然后随即出兵，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唯独东晋南渡，没有得到蜀地，却能安稳地据守江南数十年而没有西顾之忧，这是因为蜀地还没有同中原贯通。苻坚攻克汉中后，又平定蜀地，秘密派人预先在蜀地准备水军，打算乘机入侵。当时如果蜀汉的军队顺流东下，幽州、冀州的军队到达彭城；假如不轻率地单独前进，而是从容等待东南万里的大军，水陆并进，压迫小小的江左，哪里还能有幸免的道理？所以，蜀地牢固之后，襄阳、汉水一带才能成为荆湖的屏障；荆湖守住之后，二淮才能成为金陵的门户；这就是偏安格局形成的道理。宋朝攻取江南时，出兵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沿长江顺流而下的军队。晋朝攻取吴国时，出兵道路有六条，其中沿长江的有五条。隋朝攻取陈国时，出兵道路有八条，其中沿长江的有四条。元朝攻取宋朝时，出兵道路有两条，其中沿长江的有一条。由此可见，占据上游的优势，完全可以认识到。唯独明太祖从淮甸起兵，天天在吴、楚之间决胜负；起初从和州渡过采石，攻取集庆，不久攻取京口，以截断张士诚横渡长江的道路。后来陈友谅袭击太平，进犯龙江，明太祖不在境内同他争战，而是溯流直上向西，在鄱阳将其歼灭，又进兵武昌，于是东南完全平定。这就是利用长江的优势并善于运用它来取胜，是开创基业的盛大功业、帝王的最大功劳。至于天下承平已久，风平浪静，谋划长远的贤士没有机会施展，他们看长江坚固如同衣带，把它看成渔夫、船夫游泳嬉戏的地方。然而防备也不能不预先安排。从前吴纪涉回答魏主说：“长江从西陵到江都七千五百里，疆界虽然遥远，但险要而必争的地方不过几处，就像人的七尺身体，没有一处不会受患；然而防御风寒的地方也不过几处。他所说的几处，不过是西陵、荆州、九江、采石、京口以及逼近长江的各处险要罢了。”这只是就他自己的国家来说。至于拥有天下的国家，应当防备的“风寒”之处，又比这些更多。姑且以明代的事情来验证：正德年间刘六、刘七之乱，贼军溯流而上到九江，又下到南京，往返三次，如入无人之境。然而他们最初作乱时在京畿附近，到了末期，贼首张献忠从黄州团风镇飞渡长江，进攻武昌这一省会；全楚之地像鱼肉一样崩溃，同时各郡盗贼像野猪一样突袭，池州、和州、庐州、凤阳都遭到焚烧劫掠，烽火照到江南，但这些祸患都是从秦地、豫地而来。既然祸患有它发生的源头，防备也有必须顾及的地方，那么即使远在七千五百里之外，哪里不是我们整个身体应当防备的地方呢？何况就在这七千五百里之内，水路、陆路、斜出的汊流、支港、沿溪小路，到处都可能成为险要；即使逐段分设营寨，各营之中又都有自己需要防御的“风寒”。因此，防御的规模应当广泛，布置应当严密。善于防守的人，必定要结合天下的全局来谋划，务必使远近的消息声息真正像一个身体一样周流相连，不至于突然发生无法挽救的祸患而已。

译处在一隅偏安的地方，常常苦于受到牵制，似乎总有顾及不到之处。如今要举天下之大，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治理，又不至于突然发生无法挽救的祸患，这不是万世难逢的时机吗？所以说，具有天下一统的全局形势，就是这样。本朝平定乱局以后，法令制度焕然一新，所派遣的将军、都统以下官员，像星辰罗列、棋子分布一样驻守在荆州、江宁、京口等重要城镇；奇兵、游兵、巡江各营，有的负责非常时期的守御，有的往来侦察巡哨，千里之外的部队响应如同呼吸，隔着长江的南北也如同运用自己的手臂。因此近年以来，除云南、贵州、两广以外，直到九真、日南，珠玑、孔雀羽、翠羽、异香、纹犀、罽毲、賨幏等贡物，沿江进入黄河，就像在枕席上经过一样容易；巴蜀的名贵木材、荆楚的粳稻，连接的船桅和船头运到天府，再分发给吴越，就像从左腋下取东西一样方便，难道不能说是盛大的功业吗？然而铲除祸乱的萌芽，堵塞防备的漏洞，要从细小处谋划大的事情，从远处控制近处。我们的法令一经确定，而天下的变化每天都会出现且没有穷尽，不能因为太平无事就忽视它，这一点很清楚。臣谨按明代制度，江防同唐、宋的经营规划略有不同；嘉靖以后因倭患而吸取教训，江防同海防互为表里。长江从京口、金山、焦山一带开始，向下同大海相接，这是第一重门户；外面直到廖角嘴、营前沙，南北相对，是进入长江的第二重门户。江南以及通州、泰州的吕四场、掘港等处，凡是同大海相通的地方，到处都要筹划防守。凡是防守长江，也就是防守大海；这就是它比前代更加重视的原因，而我 皇上如今在海上风波已经平定之后，仍然不能不特别注意门户的守卫，圣明君主的考虑遍及天下，确实不是前代帝王所能相比的。明代旧操江官洪朝选，曾经撰有《江防要览》等书，后来吴时来作《江防考》，王篆又继而辑录它。本朝顺治年间，操江官李日芃也编成了书，这些书都大略记载当时实行的事例，只是没有加以考证说明。臣如今记述自明代直到 本朝设置官员、各处汛地和要害，并参照考订古今，详细记载沿革；对于长江的源流和归宿，也在本篇中作了详细说明。

译《明史·刑法志》总论 自汉朝承受秦朝的弊端以来，历代刑法典章多次更改，制度并不一致；直到隋朝开皇年间，才广泛征询群臣意见，建立确定的制度。其中最好的做法，是更定五刑的条文，设置三次奏报的法令，唐代沿用了这一制度。唐高祖命裴寂等人撰定律令，以前代法律为基础，所以编成法书而一概以礼为准，以礼作为取舍标准：礼所抛弃的，由法律收取。因而唐律成为万世遵守的法程。后来五代时期放纵散失，到了宋代才开始采用唐律；但当时所重视的只有诏敕，律文没有记载的，就听凭诏敕裁定，所以法律有时轻、有时重，整个宋代始终没有统一确定的法律。金、元以来，大多因事立法，等到积累日久，法纪纲维便荡然无存。明朝兴起，太祖下诏制定律令，丞相李善长等上言说：“历代法律都以汉代九章律为宗本，到唐代才汇集完成；现在的制度应当全部遵循唐代旧制。”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此后更定法律三次，到洪武三十年才重新申明统一划一的制度。其间斟酌变通、增损取舍，细致周详到了极点，要求子孙守护；群臣稍有议论更改，就以变乱祖制论罪，严厉到了极点。但此后制度逐渐衰败。大体说来，立法逐渐失误，弊端起于人们不了解法律；人们不了解法律，于是就认为法律不足以穷尽人情和欺诈变化。于是根据律文制定条例，根据条例又产生条例，条例越来越多，弊端也越来越没有穷尽。从此以后，弘治年间作了一次确定，嘉靖年间又作了一次申明，万历年间第三次斟酌议定；不澄清根本，却只这样纷纷扰扰地增补，犹如扬汤止沸，形势不烧到焦烂就不会停止。因此舞文弄法的官吏趁机搅乱法制，源头和枝节无法穷究。例如枷刑致死本来属于重罪，却不援引律文，反而援引条例；枭首示众尤其严重，律文没有斩首的条例，就改为枭首。这样把陷阱布置在全国，只是使高皇帝制定的约束在后世失去信用，这是主管官吏的过错。从前太祖制定法律时，特意设置讲读律令一条，使内外风宪官员考核校阅；主管官员不能讲解、通晓法律的，按差等处罚，笞打并降级。各种工匠技艺及各色人等，有人能够熟读、讲解法律的，可以免罪一次。永乐十年，命进士到法司参与审理刑狱。正统以前，凡监生、教官等参加考选御史的，都命令先到各衙门审理刑案半年，然后再参加御史职位的考试。成化四年，令办事进士邱俊等同现任官员一样参与会签、审理刑案。又因刑部尚书董方上言，选取进士杨茂元等三十人在刑部担任审理刑案的主事职位，立即选用补任。弘治年间，马文升任吏部尚书，也上言请求敕令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属官员以及外三司。”}], 督令断事理问官以及各府推官，每人置备一卷律书，早晚讲习诵读，随时按察治理、考核校验，使人人精通法律，案件没有冤屈，时刻加以防范；即使诏令施行，也不过成为具文而已。由此奸吏歪曲法律，妄加罪名于人；有的迎合上官的意旨，有的窥伺君主的喜怒，任意比附律文，罗织锻炼罪名。就如天顺年间，想诬陷于谦、王文迎立外藩，不能成功，便说他们只是有这种意图，于是王文被弃市。弘治年间，以散布妖言的罪名判刘槩斩刑。嘉靖年间，以诈传亲王命令的罪名杀了杨继盛。因为评论大臣的德政，便给冯恩定罪；因为按照儿子辱骂父亲的律条，便给海瑞定罪。歪曲法律到了这种地步，想使天下没有冤死之人，做得到吗？至于律文中规定取决于皇帝裁断，以及特别防止擅断罪行、临时处置的条款，是说罪犯属于八议范围，不得擅自拘捕审问，或一切疑难案件罪名难以确定、律文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并不是说天子可以任凭心意生杀。后来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案件堆积如山，而赦免的诏令从中发出，于是任凭他们兔脱。也有的本来没有死罪，只凭一纸文书交付狱中，百口也无法申辩。像世宗对待李默，创立“臣辱骂君主”的条例，加重等第判处死刑，这是尤其荒谬的事，而主管官员竟没有听说有人据理上奏。这种弊病自英宗、宪宗以后，没有哪个朝代没有。祖宗的三尺法，难道不是天子自己废弃的吗？法律，是用来规定刑罚轻重的；人，是用来执行法律的；而作为君主，更是要任用人来共同遵守祖宗法律的。然而法律果真可以完全单独施行吗？《尚书》说：“明白五刑，用来辅助五教，期望达到我的治理。”意思是刑罚用来辅助德教，教化就可以兴起，治理也可以兴盛。可是考察太祖的制度，也有不完全如此的地方。他自己说，正值元朝法纲废弛之后，务必要用严苛急切的办法约束群臣，于是大规模召集天下老人，以礼相待后遣返回乡，使他们能够把贪婪残暴的官吏以及豪强势要捆来，送到京城；凡有阻拦的，处以极刑。审讯属实，就厚赏百姓，并依法处置被捆来的人。于是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髡首、钩肠等刑罚，又把各府、州、县、卫、所的官署左边的庙命名为“皮场”。官吏受贿达到六十金的，押到场中斩首，把他的皮剥下来，留给后任官员，设置在座位上以示警戒。又修建清淮楼，命令校尉从楼上俯视城中，凡看见百姓吹奏弹唱、踢球、玩摴蒱、六博以及不从事生产的，就立即捕到楼中，只给水喝，时间一久，众人相互枕藉而死。洪武二十三年，因为京城百姓被认为谋逆不止，在京居民被废黜的达到一半，迁徙到边远化外之地的也达到一半。太祖认为废黜等同于杀戮；其余人迁往边境，实际是让他们开垦田地、修筑城池以赎罪；至于因株连而死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当时朝廷内外都惴惴不安，朝臣甚至把鸩毒染在衣帛上，早早向妻子儿女诀别；入朝值班时，有人假装发狂以躲避职事，却仍然不能免祸。他的操切严酷到了如此地步。然而他也时时有所宽恕赦免，已经颁布三篇诰文告示天下，犯罪的人仍没有停止。一天，他读《老子》说：“百姓不怕死，怎么还用死来恐吓他们？”不禁感慨叹息。认为徒刑没有益处，于是全部停止极刑，命令审议案件一概从宽厚处理。又撰写《皇明祖训》，开头便说法外用刑只是自己一时的权宜办法，不是守成之君所应采用的。以后子孙做皇帝，只应遵守律法和《大诰》，不许使用黥刺、荆、劓、阉割等刑罚。臣下若敢奏请使用这些刑罚，文武群臣立即弹劾上奏，将其凌迟处死；这难道不是仁者的用心吗？考察他的作为，似乎残酷苛刻、缺少恩德，但最终能够享国长久、天下安宁，是因为他把忠厚之道垂示后世，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可以取法的具体制度。私下考察明律，比前代更加严峻，又恢复了《大诰》的意旨，创设了诬告大臣德政、奸党暗中邀买人心、结交近侍等条款，大概是为了尊崇君主、压抑臣下，防患于未然，所以后来始终没有权臣奸臣专制的祸患。

译等到这种制度的弊病出现，士大夫早晨还佩戴官帽官带，晚上便成为囚犯的，有的是；有的人提出建议触犯忌讳，立即遭受杖刑。刑部来不及写成爰书，廷尉来不及审议驳正，御史台来不及弹劾上奏，刑杖拷打之下，血肉糜烂；上面躲过了杀害谏臣的名声，下面却造成了屠戮身命的惨祸。至于朝廷内外失去等级，士气不能树立，廉耻之道丧失，都是逐渐造成的。总而言之，诏狱的设置，造成的祸害尤其巨大，施行了二百多年，即使有贤明的皇后，也始终没有人知道改变，终于导致亡国，真可悲啊！所以我综合叙述其中的大概，写成这一篇，并以厂卫结尾。厂没有列传，因此详细列出他们的姓名，使后人有所考察。议 关于严父配天的议论 古代论者认为，在明堂配享祭祀，以东汉的做法为正确。孝明帝认为光武帝恰好符合严父之说，章帝、安帝两代沿袭而不改，最为合乎礼制。唐代宗采用杜鸿渐等人的议论，让肃宗配享；宋代仍沿用这种做法。南渡以后，甚至让道君皇帝陪享，亵渎上天到了极点。起初，神宗下诏说：“文王接受宗祀是在成王时代，成王把文王作为祖先，那么明堂的祭祀未必一定要以父亲配享，这一点是明白的。”司马光说：“孔子是说周公辅佐成王建立太平功业，而文王是成王的父亲，所以引用这件事来证明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大的，只是在回答曾子的询问罢了，并不是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必须以父亲配天才算孝。”钱公辅说：“从周公的话来说，是严父；从成王的话来说，是严祖。治理政事采用周公的意思，祭祀则采用成王的意思，哪里在于严父呢！”《我将》这首诗说的就是此事。这几种说法，都足以破除拘泥古说者的迷惑。然而我私下仍有疑问：周公辅佐成王，凡是告诫天下，总是先说‘王曰’，再说‘王曰’，成王明明在场，而周公自己却以严父配天，难道是臣下所应当做的吗？武王晚年接受天命，周公成就文王、武王的德业，追尊太王、王季为王，并以上天子的礼仪祭祀先公。周公把文王配享上天，大概不只是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也不敢让成王主持这件事，而说：“这是武王的意思。”孔子所说的严父，是以武王为主来说的。只有武王有这个意图，而周公能够实行，所以说“周公就是这样的人”。“我将我享”，说的是在明堂祭祀，这些都是武王自己的意思，而颂诗却作于成王时代，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严父。当时，文王既然是武王的父亲，就可以称为严父；文王如果是周公的父亲，而周公本来是臣子，又怎么能把文王称为自己的严父呢？这一举动关系到臣子和儿子的重大防范，是学者应当尽心研究的。那么，不称严父也可以配天吗？回答说：“周公以始祖后稷配天，而文王功劳很大，不可以没有配享，所以在郊外让后稷配享，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这叫作因义而创设礼制。”后世的始祖中没有后稷这样的人，那么开创基业的君主应当专门在南郊配天，而不必配上帝。既然上帝不配享，明堂也可以不设。近代制度有郊祭而停止明堂祭祀，大概才是得到礼制本意的做法。辨 关于释奠是否一定合乐的辨析 释菜礼仪较轻，释奠是礼仪中次轻的一种。释菜只是陈列苹藻而已，没有牺牲、币帛；释奠只是奉献祭品、斟酒致祭而已，没有迎尸等仪式。因此释菜较轻，而释奠在礼仪中属于次轻。礼制中的释奠有六种，只有天子视察学校时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其他教师以及四时入学的祭祀都不涉及先圣，四时入学则由掌管《诗》《书》《礼》《乐》教习的官员主持，各自在本学祭祀，天子不亲自举行礼仪。这些属于次轻的释奠，其中又是最轻的一种。因此释奠有合乐的，也有不合乐的。《周礼》说春季入学合舞，秋季诵诗、奏乐、合声；《月令》说季春大合乐，天子视察学校，命令有关官员兴办秩礼，祭祀先圣先师，并在这时举行养老礼；这些就是合乐的情况。其余四时的释奠，不涉及先圣，由有关官员主持，例如春夏教授干戈，就由小乐正、乐师祭奠；秋冬教授羽籥，就由籥师祭奠。这只是一个主管官员专门负责的事情，难道一定要合乐吗？即使是主管官员的事情，也有舞蹈和授予舞者器具的仪式。然而《周礼·大司马》所说司戈盾一类官员在祭祀时给舞者授器，是说凡祭祀都要授予，并不只是释奠。一般祭祀的乐舞并没有说合乐，唯独在释奠中说合乐，这是不对的。况且《月令》在仲春、季春讲到合乐时，都说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前往观看，可见其重点在合乐而不在释奠，这一点可以知道。所以合乐时一定举行释奠，但释奠并不都合乐。经文明确说合乐的只有这一处，其他地方并不一概如此。郑玄注《文王世子》说合先圣先师于邻国，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宋代以来，宋儒创立合乐之说，与郑玄的义旨不同，陈氏《集传》也沿用了这种说法。他的解释说有国事变故时就不合乐，认为国家有凶丧之事，虽然举行释奠也不合乐。可是遇到凶丧而停止音乐，这是国家的一般礼制，不必专门说释奠。况且《学记》说：“没有占卜举行禘祭，就不视察学校。”禘是夏祭，有人解释说：“如果恰逢天子丧事，服丧三年不祭祀，难道还可以视察学校吗？”如果说这里不是指天子亲自举行，而是指有关官员，那么有关官员主持的释奠又不应当合乐，正如前面所说。这样比较起来，郑玄的义旨就很清楚了。宋儒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但总的说来，汉儒的说法不可以轻易废弃。关于不为出母服丧的辨析 吴澄从子思哭嫂一事推知子思有兄，又因为子思有兄，凭空提出夺宗的说法，说：“子上虽然父亲在世，却不能为出母服丧，大概是因为子思兄长死时，让他的儿子承继伯父，主持祖先和曾祖的祭祀；既然主持尊长的祭祀，就不敢为自己的亲属服丧。”这种礼制过去从未有过，是子思根据义理创立的。他又说：“子思有兄，所以是支子；子上则是继承父亲的宗子。”古礼有夺宗，是说宗子死后没有后代，便由非宗子的人代替他主持祭祀。然而与其让支子夺取宗子之位，不如让继承父亲的宗子前进而成为继承祖、曾祖的宗子，这样更顺理。有人说：“不立后，只夺宗，可以吗？”回答说：“礼制只有大宗无子时不立后而仅仅夺宗。”这是大错。假如子上主持尊长的祭祀，却不敢为自己的亲属服丧，那么他不但不应当为出母服丧，也应当为父亲降等服丧。为什么呢？把曾祖、祖看作父亲的尊长，子思就是支子，不应当主持祭祀的父亲；既然不应当主持祭祀，那么子上就是继承世父的人，用来承继曾祖、祖的后代，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是自己的亲属，服丧怎么能不随之降等？如今只把子上承继世父、主持祭祀作为不服出母丧的证据，在义理上说得通吗？

译《礼记》传说：“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夺宗。”意思是诸侯作为一国之主，即使不是宗子，也可以把宗族转移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所谓夺宗。礼制规定，从大夫以下，支子不能祭祀；有时宗子有事，由支子代替他摄行祭祀，也一定要禀告宗子。宗子是士，庶子是大夫以上的官，便在宗子家中举行祭祀，祝辞说：“孝子某为介子，进献日常祭品。”宗子获罪而前往别国，庶子担任大夫，他祭祀时，祝辞也如此。礼制还有降等的规定，庶子没有爵位而居家，就望着坟墓筑坛，按时祭祀。宗子死后，祭祀时称他的名字，不说孝。凡是礼书说支子代替宗子祭祀的情况，不过如此，都不能称为夺宗。如果宗子没有后代，就一定以支子的儿子为他立后。支子代替宗族主持祭祀，和宗子的昭穆相同，本来不能作为后嗣；而支子的儿子继承大宗，也一定是继承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越过父亲而直接继承曾祖、祖，并称作夺宗的。《丧服传》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报服。”这正是说继承父亲。礼制规定大宗无子才为他立后，不是大宗就不立后。有人不说大宗不立后，却说只夺宗，是因为礼制规定嫡子不为别人立后，于是迁就自己的说法来解释夺宗，逞一时的辩说罢了。却不知道这种说法会给后世那些妄议礼制的小人留下口实。造成如此荒谬，难道还不严重吗？况且子上如果真是世父的后嗣，子思就不应当说“做伋妻子的，是白的母亲”；子上既然不是世父的后嗣，所以“做伋妻子的，是白的母亲”这句话才成立，又哪里还值得谈什么自己的亲属呢？假设子上既不继承世父，也不继承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么天下有无父之人也可以；否则，我担心守礼的人在进退之间将无所适从。古代士只有一座宗庙，用来祭祀父亲，并在父亲的庙中祭祀祖先。子上是士，不祭祀父亲，也就不建立父亲的宗庙。即使有曾祖、祖的祭祀，也不知道将安置在哪里。这尤其是理路无法贯通的地方。那么，作为子上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孔氏自有礼制。”记载说：“孔氏不为出母服丧，从子思开始。”这是记载礼制变通。明确知道这是变礼，却又替这种做法寻找理由，都是后世儒者的过错。关于鼻亭的辨析 柳宗元为薛道州作《毁鼻亭记》，认为象有恶劣的德行，却专享世代祭祀，不可以这样。到了明代，王文成作《灵博山象祠记》，认为象已经被舜感化，所以直到今天仍祭祀他的庙。他的见识似乎胜过柳宗元，但两位先生都没有考察象受封的地方在哪里。考察灵博山在今天贵州境内，并不是象的封地。孟子说“舜把象封在有庳”，就是今天湖广永州府的零陵县。《一统志》说它在道州、永州二州之间，处于偏僻险绝的边远之地，不是人迹能够往来的地方。我曾考察，舜惩罚四凶，他们被诛杀、流放、窜逐、沉没的地方，都没有超出今天中原地区的管辖范围。幽州在密云，当地有共城、崇山；今天澧州的慈利，就是岳州境内，比零陵近得多；三危在沙州，即汉代炖煌县东南三十里；羽山在莱州即墨，也就是古代不其县南面。所谓“把他们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是因为这些地方处于东西南北的边界。其实全都属于中国版图。当时舜的都城在安邑，如果把象封在今天零陵县一带，就要陆路翻越太行山，水路横渡长江，绵延三四千里之后才能到达，又有洞庭湖深不可测的险阻；那里风俗与椎髻之人相同，竟把自己所爱的弟弟驱赶到那里，让他穿行于丛竹密林，冒着风涛，遭受瘴疠。这同四凶被流放又有什么不同？如果还认为这是仁人亲爱弟弟的表现，我不相信。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刘长被废黜并迁徙到蜀地，袁盎进谏说，淮南王一向骄横暴虐，若加以摧抑，皇帝必将背负杀害弟弟的名声。后来淮南王果然在途中死去，汉文帝后悔没有采纳袁盎的话。象的凶恶骄傲超过淮南王，有庳的险远不亚于巴蜀。假如舜为了避免背负流放弟弟的名声，反而把他封到险远而必死的地方，这正是汉文帝最终后悔的事情，舜却毫不怀疑地做了，怎么可能？孟子说：“想常常见到他，所以接连不断地前来。”越过湖泊，横渡江河，翻山越岭，直到京城；如果每年一来一往，就是万里路程，劳苦已经很重。几年中多次前来，便每天奔走在道路上，还时时有登山住宿的忧虑、风波阻隔的祸患。如果三年或五年才来朝见天子一次，像周代制度那样，又不能说是“常常见到、接连不断地前来”。由此推断，零陵一定不是象的封地；象的封地一定在靠近帝都的地方，只是今天已经无法考察了。柳宗元和王文成的说法虽然不错，但祠庙的建立和毁坏，都与象本人没有关系。《史记》注引《括地志》说：“帝葬于九疑，象后来到这里，人们为他建立祠庙，称作鼻亭神。” 这个说法较为接近事实。然而世俗附会古迹和名称，形似而实非的情况很多。我实在不敢穿凿附会地强求考证。姚明山学士拟传辨 何元朗说：“衡山先生在翰林院时，受到姚明山、杨方城的大肆困窘。当时他们还公开对众人说：‘我们翰林院不是画院，怎么能容纳画匠居处？这两个人只会考中状元，再没有别的本事。可是衡山先生的名声长存于天地之间，今天哪里还会有人说起姚涞、杨维聪呢！’没有见识的人听了都称快。”这段话载在诗选中，但明山的后人却不知道。辛酉年，我奉命纂修文献将要北上时，姚氏几个人拿《东泉尚书父子传志》给我看，又拿出明山存集的刻本，其中有《赠衡山先生南归序》一篇，另有《送衡山出湾马上口占绝句》十首。序文大意说：“自唐朝承接隋朝以后，设置科举来笼络天下士人，士人丧失自重的操守，差不多已有八百多年了。然而幸好还有品行独特的人不时出现其间，如唐代的元鲁山、司空表圣、陆鲁望，宋代的孙明复、陈后山等人，仍能凭学问和品行自立，足以激励天下。如今只有衡山先生足以担当这一点。而先生坚持道义、树立风节、通晓经术、擅长文章，尤其有超过这几个人的地方。”

译他拒绝官吏百姓送来的丧葬财物，以此来崇尚孝道；拒绝宁藩的聘请，以此来保全忠节；断绝同猗顿交游，以此来砥砺廉洁；谢绝金张家的馈赠，以此来敦厚耿介。他不因台鼎诸公的议论而畏惧，以成就自己的刚强志向；不受犹褒征召的混淆，以树立自己的坚贞。天子认为他贤能，提拔他为翰林官。他任官仅三年，年纪才五十多岁，就已经慨然生出南归的兴致。我多次冒昧劝说他留下，却没有成功，最终竟然三次得到允许而离去。他的荣耀超出了科举所能带来的范围，尊贵超过了爵禄所能达到的程度。罗网不能捕捉他，樊笼不能拘束他，他翩然高飞，如凤凰飞过圃田而饮用急流。回头俯视那些啄食腐肉、彼此恐吓的鸟，差别何其悬殊啊！”这番话把仰慕向往之意表达得淋漓尽致，赞美之辞也达到了极点。而在诗中说：“难道先生果真忘却世事？悲歌全都寄托在五噫之中。”这与序文中“台衮犹褒”的话，都有因悲愤时事而不敢明说，只能彼此隐约表达的意思。他对衡山先生的了解真是深了。庸俗的儒生不考察那些随意写成的书，近来又有史官自行刻印其稿本，并把这种说法写入拟定的传记中，岂不是再次严重诬蔑吗？明山值得传述，不只是因为议礼这一件事；他任官期间多次提出政见，援引古今事例，义理正大，言辞确实。可惜中年早逝，未能完成自己的志愿。至于何氏说当今世上竟没有人谈及明山，那只是他自己不了解明山，对明山本人并没有损害。我又查考家传和墓志铭，都说杨文襄引荐姚公参与修纂《明伦大典》，姚公以此为耻，不肯与同馆之人共事，因此大家都嫉恨他。但拟定的传记却说：“姚涞虽然因议论而受杖刑，后来却参与修纂《明伦大典》，没有坚持到底。”我在史馆时对此感到疑惑，便向监修徐公请问。徐公命人取来《明伦大典》查阅，发现参与修纂的人中根本没有姚氏姓名。于是徐公命令删去这一段，但他的稿本仍然流传在人间。这关系到姚公一生的大节。他生前已经遭受祸患，死后又遭到诬陷。史官笔下害人的地方，难道一定只在张璁、桂萼之流的小人那里吗？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出来，用来告知后世的君子。誓。

译誓书。康熙三十八年，岁次己卯，八月丙寅朔日后的初八日癸酉，考试官某、同考官某某等人，一同在考场向文昌司命之神致告说：如今正值己卯大比之年，皇上特别命令江浙等省的讲读诸臣前往主持考试事务，而京师是首善之地，我作为新近进用的小臣，学识粗浅鄙陋，蒙受了〔原文疑字〕。冒昧承受简拔之命进入考场，惶恐害怕，唯恐有所失误；十六房的姓名也都系于〔原文疑字〕，又是皇上亲笔〔原文疑字〕，委任我们担任分校官，这就是我们承受皇上知遇的缘由。皇上对众人都是如此，所希望的是我们协力辅佐，能够光大这一盛典。现在在聚奎 堂焚香，恭敬地向神明宣誓告白，一定要洗涤思虑、净化内心，发誓公正，发誓 谨慎，不容有一丝一毫的暧昧；不许借着办理公事而谋求私利。搜求各卷应当周遍，不要因为今天而辜负最初的心愿；如果 违背这项誓言，暗中收受财物，使优秀士子沉沦，让没有才干的人侥幸进用，那么明 面上有国法，公开处决的罪责难以逃脱；暗中有鬼神诛罚，使读书人的根苗永远 断绝。谨此告白。考察询问。第一问【己卯乡试】。皇上天资神明，天性卓绝，具备内圣外王的学问，尤其崇尚重视 经筵中表彰正学，那么经书的大旨，正是学者应当尽心研究的。自汉代以来，谈论《易经》的人大多以卦象和占筮为主，到王弼才开始充分阐发义理，但他又崇尚虚无，所以功令将其排斥。然而伊川常常教导学者先看王辅嗣的《易》，那么王弼的注解也有可以采纳的地方吗？《本义》的说法大多取自《程传》，但其中也有与《程传》不同的地方，这些可以听闻吗？《尚书》的孔壁古文，到晋代才被发现，大家都说今文艰涩难懂，古文反而平易，于是怀疑古文不是真本。然而《格言要论》多出自其中，这是为什么呢？明初纠正蔡氏《集传》的错误，编成《书传会选》，它的得失如何呢？《诗经》有《小序》，朱子极力排斥它，叶石林、马端临却都竭力主张《小序》，说假如淫诗而孔子有所取用，那么他删去的究竟是哪一首诗呢？但朱子同时代的郑夹漈又有《小序辨妄》六卷，他又是怎样说的呢？如今儒生诵读学习《小戴礼》，朱子说：“《仪礼》是经，《礼记》是《仪礼》的注解，想把它们定为一部书，先把《仪礼》三百篇的篇目放在前面，再把《礼记》中冠礼、婚礼等义附在后面，编成《古礼经传通解》。假如这部书能够完成，古礼果真可以复兴吗？” 可是朱子又说它繁多沉重、难以施行，这是为什么呢？旧日学宫取士时，《春秋》的四部传并列；如今功令虽然只遵从胡安国的《春秋传》，但自啖助、赵匡以后几十家的学说，难道没有可以相互参订的吗？欧阳氏认为三传多属虚妄，甚至想依据经文而废弃传文，又是为什么呢？诸位生员研求这些问题已经很久，应当全部写在文章中来回答。圣明天子的文治盛况。第二问。问：郡守、县令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唐代贞观年间，曾把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坐卧之间都加以观看，以备考核升降；又命令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能够担任县令的人上报。这就是吏治日益兴盛的原因。皇上关心百姓的疾苦，对于山陕的重要地区，郡佐以上的官员，特意命令部臣列出缺额，上奏请示 亲自补授；其他新近任命的郡守、县令，也一定按次序引见，亲自加以询问，然后遣送他们赴任。这样本来应当人人都知道感奋自励，使治理成效日益提高；近来 皇上南巡所经过的地方，亲眼看见民间百姓的生息聚居，如果不是感叹从前安抚治理不得其人，那么作为郡守、县令，难道可以不战战兢兢地奉行职守，不辜负委任吗？我曾考察两汉史籍所记载的循吏，文翁因为好学、通晓《春秋》而被举荐，龚遂、召信臣因为通晓经学而达到通显地位，至于颍川的四位长官，也都是文雅而明白圣贤之道的君子。这样看来，必定要用经术来整饬吏治，才不会愧对那些忠信之长、仁惠之师吗？无奈如今的有司，从催收赋税、处理盗案到各种事务都忙乱不堪，一旦被列入吏部议处而降职斥退，立即就会如此；难道他们对于教化有所未暇吗？或者有人操守凛然，牢记“四知”，志气清正明白，即使处在繁重纷杂的职位上，气度和操守也可以更加严厉吗？那么奖励乐于廉洁的人，尤其重要吗？皇上选择那些洁身自守、奉公办事的督抚，让他们作为属官的表率，料想没有谁不恭敬地尽职了。然而不按时举荐和弹劾，果真完全出于公心吗？遇到事务繁重而调任或留任，果真没有私心吗？按照常例馈送的礼物，果真完全断绝了吗？如今想要大法小廉，使差役追呼不扰民，盗贼销声匿迹，和顺之气弥漫，使百姓安居乐业，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希望你们把一切都说出来，不要隐瞒。第三问。我听先儒说：“自古以来，准备救荒有两种办法：一是感召和气，以求获得丰收；其次就只有预先筹划储蓄罢了。”我 皇上仁爱百姓，日夜勤于治理，所谓顺应五行、修治五事来安定百姓，也已经上合天意、下惠民生了。如今又因巡幸所经过的地方，截留漕运粮食来救济遭灾的州县，江浙、山左都免除了过去拖欠的赋税。京畿地区捕捉蝗虫，使旱灾没有造成灾害；忧劳勤政达到如此程度，那么预先替小民筹划储蓄的事情，凡是群臣百官，难道可以不竭力图谋报答吗？常平仓制度重视储粮，这是确定的；然而议论者说，常平仓对外有利民的名声，对内实际上侵削百姓。以近来的事情来看，名义上叫作“乐输”，实际上里递追逼比征收正赋还严厉，吏胥盘踞其中，任意从中饱私囊，那么说它侵削百姓，也应当是有道理的吧？立法本来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却有弊病吗？胡氏说：“赈济饥荒，没有比接近饥民更好的办法。”隋朝在各社设置义仓，饥民容易得到粮食，那么常平仓果真不如义仓好吗？朱子的社仓也是义仓的遗意，陆象山急切地称赞它，却担心一遇歉收之年，粮食只有发放而没有收回。于是想兼用平籴制度，另设一仓，来弥补社仓的缺乏。这样说来，义仓、社仓本来是用来补足常平仓不足的，而平籴仓又是用来为社仓作长久打算的吗？如今州县亏空每天上报，但在任职期间，很少有人因亏空而被弹劾；一旦解任，弊端立即暴露。这种互相遮掩和包庇徇私的责任，难道应当平均承担吗？又应当用什么办法使清查能够得到实情，使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呢？诸位生员对民间疾苦感受深切，何不略去陈旧空泛的话，赶快详细说明其中的弊端。第四问。问：周礼中没有乡校的官职吗？闾胥、族师、党正、乡遂大夫所记载、所考察的内容，都是教导国子的方法，这些官员就是乡校之官。至于国学，其中的官职才开始完备。然而教法唯独在《周礼·春官》的大司乐篇中记载得详细，而司徒、成均以及简不帅教的制度，却只见于《王制》，这是为什么呢？想要改变民间风俗，必须先端正士人的习气。如今

译皇上把朱子的《小学》颁行天下，作为取士的标准，意义十分盛大。诗歌咏唱宫阙，弊病在于不学习；难道读书就是用来振兴德行的吗？还是其中的关键尤其在于师儒呢？唐代贞观年间，命令征召民间通晓一经的人，任命为助教、博士，让他们分别教导弟子，这种办法可以仿照施行吗？大司乐教导国子，培养其兴道、讽诵、言语的能力，这就是诗。诗歌自三百篇以后，有《离骚》，有乐府，有歌行和杂体；到了律诗体兴起，流变达到极点。它们在旨趣、风格上与三百篇的相同和不同，究竟怎样呢？司马光说：“能够完备地体现万物体用的，没有比文字更好的了。自从苍颉创造古文，贯通三才，综合百行，成为万古文字的宗祖。中间大篆、小篆、分、隶、真、草、飞白依次兴起，许慎、李阳、永、徐鼎臣、林罕所作的论著，它们的得失可以逐一列举吗？” 皇上仰观俯察，在声律和身度方面，即使有万般闲暇，也能随口发出四声，使雅颂和谐；挥笔书写八法，使文采如星云般灿烂。如今设有渊鉴斋。皇上亲自撰写的诗文和法帖，都已经镌刻在金石上，冠绝古今。你们诸位生员亲身处在文明昌盛的时代，一定对其中的奥妙有透彻明白的认识，足以宣扬太平盛世；希望详细陈述你们所听闻的内容，使高雅的文风得以重新兴盛。第五问。问：古代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也不能没有盗贼，但有平息盗患的方法。先王制定保伍制度，使百姓定居下来，让他们能够彼此保护、彼此接纳，共同承担刑罚、共享奖赏，这是在盗患发生以前加以防范。到了后世，政教无人讲求，法令废弛，盗寇兴起往往发生，那么谨慎选择贤良的官吏，尤其是平息盗患的关键吗？至于京畿地区，五方之人杂居，自古以来就被称为难以治理。历考前代，有人运用钩距之术探查隐伏，像称量铢两一样精细，使奸人盗贼无处容身；有人用赭色污渍染污衣襟，彻底追究罪犯，因而擂鼓报警之声很少响起；有人打击强暴之徒，使那些持丸行劫的人及时收敛踪迹。这些都是京兆尹、县令长官自己的职责。如今 国家制定制度，以五城御史、九门提督巡察京城内外；对于三辅的重要地区，则选择捕盗同知分区负责缉捕。他们的职权与古代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员不同。古人已经试行过的办法，还有可以采用的吗？我 皇上的仁心善政洋溢天下，即使判罪文书已经完备，只要情迹涉及值得怜悯、尚有疑点，仍时常加以赦免，使犯人获得新生，按理说应当没有人不回心转意、改过自新。然而各省的盗案日益积累，京城脚下也时常听到盗贼劫掠的消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失职案件的惩罚越来越重，于是隐瞒盗案也越来越厉害；隐瞒盗案越深，盗贼反而越多吗？严格实行保甲制度，本来是防备盗贼的良法。难道是这项制度没有完全施行吗？还是只在乡里施行，却仍未在军营中施行呢？有人说，外地的盗贼，治理应当宽缓，应当重用像卓茂、鲁恭那样的循良之吏；京畿附近的盗贼，治理应当严厉，应当采用赵广汉、张敞那样明断的官员，这种说法对吗？不对吗？请各自抒发见解来回答。第一问【癸酉乡试】。古代本来没有经书的名称。“六经”的说法见于《庄子》。后来戴圣记录礼制，于是有了解释经义的篇章。汉代在秦朝焚毁经书之后，诸儒从灰烬遗余中搜集整理，各自传述解释，使圣人的道统不至于在后世泯灭；宋代各位大儒因此能够寻流溯源，他们的功劳伟大。郑夹漈竟说汉代穷尽经学而经书亡失，难道不是说得过分了吗？《易》学中有施雠、孟喜、京房，后来费直把《彖》《象》《文言》杂入卦文之中，到了王弼又把各爻的象辞分别附在相应的爻下，胡翼之、刘原父等人认为古文混乱是从这两个人开始的。然而《程传》《本义》都沿袭费直的学说，他们的本意只是想让人容易阅读，所以直到今天仍遵从这种编排，而施雠、孟喜、京房三家的说法却失传了。《尚书》中伏生口授二十九篇，孔安国又增加二十五篇；有人认为伏生背诵旧文，暗中记诵，所以只得到其中难懂的部分，而孔安国在蝌蚪古文错乱磨灭之后加以考订，反而专门得到其中平易的部分。至于所谓《尚书序》，也不像西汉文字，那么梅赜所奏上的书，也未必就是孔壁古文的真本。然而其中也有重要的言论和格言，所以学者不能废弃它。《诗经》的齐、鲁、韩三家都设立了博士，鲁人大毛公为之作训诂；河间献王得到它并进献朝廷，于是小毛公被立为博士。《毛诗》虽然出现较晚，但齐、鲁、韩三家的说法也因此废弃了。韩婴的《诗》虽有保存，但外传的内容真伪各半，即使其中真实的部分，对阐论诗歌的旨趣也没有什么帮助。到了朱子作《集注》，又连《毛诗》一并排斥；后来的学者又认为《小序》不能全部删去，于是纷纷争论，直到今天仍没有定论。《春秋》三传中，《左氏》记载史事，《公羊》《谷梁》专门传述经义；后来还有邹氏、夹氏的著作，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唐代以来，多数人主张赵匡、啖助的学说，而陆淳的著作所载两家的说法，往往还有保存。然而如今功令只遵从胡安国的传，朱子说《春秋》有许多地方无法解释，胡安国的说法也未必就是孔子的本意，这就是说它附会时事，牵强过度罢了。如今学者除了胡氏以外，对于几十家的注解，也可以拿来相互参照、互相考订，不必拘守一家之说。高堂生的《仪礼》十七篇，后来由后苍传授，与大小戴的礼书并存于世；如今所采用的是戴圣的《礼记》。朱子说：《仪礼》是经，《礼记》是《仪礼》的注解；想把它们编定为一部书，就把《仪礼》的篇目放在前面，再把冠礼、婚礼等义附在后面，编成《古礼经传通解》，可惜这部书没有完成。郑康成对于《易》《诗》《书》《仪礼》《周礼》都有笺注。唐代的孔颖达、贾公彦等人共同撰作疏义，都依据郑氏所立的学说来证明他的意思。若不是有人能够在千百年以后领会圣人没有传下来的深意，这些文化典籍就会湮没。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相继出现，于是依据经书阐明失传已久的学说，剖析判定性命之理；此后天下后世才明白地知道经书所承载的道理，诸子百家的不同学说到这时才统一归向正道，这就是正确的。至于宋元诸儒辅翼六经，各自都有著述，大体上本于朱子的学说，但不能没有得失。其中学者可以兼收并蓄而有所节取。如今 皇上天资神明，天性卓绝，直接承接精纯专一的道统，并将其发扬于治国之道；又表彰六经，尊崇师道、重视教化。

译皇帝的御笔光彩照耀，天下都得以看见，可以说是举世罕有的一时盛事了。如今我还想进一步说：经学和理学，本来是一回事。理不在经学之外，而经学正是用来阐明义理的。自元代以来，史臣没有见识，编修《宋史》时，把道学和儒林分别列传。于是谈论义理的人高谈性命天理，轻视文学，认为没有用；而穷究经学的人，也不再把致知格物当作自己的事情。这就是经学所以大为晦暗的原因。后世执笔修史的人，必须把道学、儒林合并为一，使天下人都知道，阐明经学正是为了造就圣道，不至于只从事口耳相传的功夫。这大概也是扶持和促进人才的一种办法吧？《湛园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湛园集》卷五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 传 新城王方伯传 王公名象晋，字子进，是山东新城人。祖父王重先，任布政使司左参议；父亲王之垣，任户部侍郎，死后追赠尚书。王公是最小的儿子。万历甲辰科考中进士，授任中书科舍人。癸丑年考选时，同乡中任京官的人都想把他安排到都察院或六部。恰好他的长兄宫保公王象干当时因蓟辽总督的身份被召回任兵部尚书，而按照旧例，父亲或兄长任内阁大学士及六卿的，子弟不得任谏官。已经任此职的人，有的改任翰林官，所以宫保公想暂时辞职回乡，为王公腾出位置，这样王公就可以得到翰林官职。王公极力争辩，认为不可因私人的恩情而违背君命，于是平调为礼部仪制司主事。人人都佩服王公的正直，也赞美宫保公的友爱，认为两方面都做得很好。王公因病长期居乡。嫉恨他的人借京察之机，把他调到外地补任江西按察司知事，他没有赴任。后来又升为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听说路太夫人病重，急忙请求回乡。路太夫人是路公的继母。当时三原户部侍郎来复名善于医术，正来主持临清仓，于是王公亲自冒着冰雪，奔驰四百里把他请来诊视。等到来复名到达时，病情已经危急，王公便到岳祠祈祷，请求用自己的性命替代母亲。太夫人听说后，感动悲痛，抽泣不止。太夫人去世后，王公服丧期满，补任本部仪制司，升任按察使副使，负责淮扬一带的军务。不久，通州奸民突然发动叛乱，聚集数千人，焚烧劫掠豪强之家，声势十分嚣张。官府得到消息后，王公从泰州驰赴通州，擒获并杀死数名首恶，事情于是平定。后来他以参政身份督理苏州、常州镇的粮储事务，很快平定漕卒叛乱，百姓甚至不知道发生过变故。他持重而能处理大事，大致都是这样。升任河南按察使司。兰陵王的母亲刘氏诬告许州五十名生员，巡抚下令根据她的供词召捕众人，王公据理力争，多方设法才使此事停止。从此宗室在各郡县骄横放纵的行为，因有王公而稍稍收敛。任按察使一年，所管辖地区都称赞他公正。调任浙江右布政使司。冬天，左布政使姚某入京朝见，王公代理他的职务。当时是崇祯十一年。这时盗寇交作，连年饥荒，皇帝考核地方官吏时，把赋税收入作为评定优劣的首要标准，极其严格。姚某到京后，因解送赋税未达到数额而被下狱。王公急忙命掌管仓储的官吏登记所储钱粮，把全部情况说明。官吏以此会影响考成而推辞。王公说：‘你说的这些，我难道不知道吗？只是姚公的事情紧急，我任职时间还短，即使因此降级也来不及了。姚公的祸患将不可预测，难道我与同僚临近危难，却能忍心像秦越两地的人一样漠然旁观吗？’于是挑选官吏，催促他们把钱粮解送到户部，数额达到规定。姚公终于获释回去，带着子弟到王公门下叩头致谢说：‘如果没有您，我不会有今天；我余下的一生都是您赐予的。’ 姚公起身与王公握手相持，眼泪流了好几行。王公为人内心宽厚，见到合乎义理的事情便勇敢果断，不计较利害得失而趋避；但最终也不做孤高怪异、棱角峭绝的行为。他因京察被降职外调时，正值群小结党，挥臂竭力翻弄辛亥年京察案件，于是借口王公浮躁而治罪。王公在家听说后，怡然说道：‘这些人只是图谋报复罢了，并非朝廷的意思，对我有什么损害？’有人说，王公当时只是部曹官，不受时势重视，所以才这样说。然而我考察辛亥年京察，首先争论金明时调任外地一事的，是刑部郎中秦聚奎。当时朝廷官员的意见都各有偏向，门户相互对立，纷纷而起。东林党中如丁元荐、李朴，都以郎官身份拼死力争此事。于是被党人切齿痛恨，数年之间弹劾攻击纷纷而来，所谓秦淮、脉昆、宣之党等说法，结党相争，争强斗胜；各种没有根据的言论出现在奏章中，琐碎污秽，烦杂不堪，再也没有臣下应有的礼节。自丁巳年京察以后，众多正直之士的气势衰落了；不到十多年，党争的祸端便形成。它一直延续到崇祯末年和南渡之后，哪里还忍心说下去呢！小人留下的祸害，正如古人所说：‘我们这一党应当共同分担罪过。’王公处在仕途通达与闭塞交替之际，却萧然自若，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使那些攻击人的爪牙无从施展，使暗中发出的箭矢无法射中目标。这岂只是既明智又有远见，能够保全自身，也是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应当取法的。王公尚未衰老便辞官，有四个儿子。如今任侍读的王士▯曾把这些事告诉我，其中他的小叔父死节一事尤其壮烈，那就是王公的儿子、御史王与▯。御史触犯执政者而归乡，听到甲申年三月的变乱，扼腕说道：‘我父亲已经老了，而且辞官很久，我不能不死。’于是与妻子于孺人、儿子王士和一同登楼自缢。此后王公彻底断绝人事，自号明农隐士，闭门谢绝宾客，即使郡县长官带着车骑到门前，也藏起来不肯相见。他预先写好祭奠自己的文章，整理衣巾等待死亡而已。他平生喜欢淡泊，家中没有妾侍；盛暑时仍整齐穿戴衣冠，端坐读书不停止，常引用唐代柳玭的话，告诫子孙不要夸耀门第，务必努力学习、行善。因此他家世代显贵，直到今天仍尤其兴盛。去世时九十三岁。

译谢工部传 王公去世第二年，他的小儿子景昌赶到太仓，请吴祭酒为王公写悬旌之辞，又托我撰写传记。他回来后两次请求我答应此事。我承蒙王公爱护深厚，如果没有景昌的请求，难道我能停止为他说话吗？王公名泰宗，字时望，别号天愚山人。明崇祯丁丑年考中进士，成为漳浦黄公道周的门生。此前庚午年，黄公主持浙江乡试，得到王公的试卷后认为奇异，却因同考官挑剔摘抉而被黜落。七年后王公参加礼部会试，又出自黄公门下。黄公是耿介的名臣，王公两次因文章受到他的知遇，于是更加磨砺节操、勉励自己。参加选官后获得番禺县令之职。番禺临近省城，民俗浮薄而事务繁多。王公到任后整顿刷新，威严与恩德并用。盘古十八峒，是百余年来未被平定的盗寇聚集地。制府多次奉诏征讨，都未能成功。盗首苏凤宇于是自称为王，侵犯边境。王公到任后，制府立即下檄令他担任南路监军，合兵督促进剿。王公不时采取奇计，终于擒获苏凤宇押送回来。盗贼平定后，某参将懦弱却想冒领功劳，打算杀掉数百名投降者。王公将要把此事报告制府时，某参将先拿金盘玉带前来祝寿，告诫他一进门就不要说话。王公严词拒绝，并极力论述滥杀的冤屈，投降者才得以释放。参将因此被降级离职。于是制府论定功劳，把王公上报为军功第一。王公年轻时，曾向他的叔父廉使公求学。廉使公名叫王渭，为人雄健果断而有智谋，每当读书之余，就和王公讲论孙武、吴起的兵法。后来廉使公任职四川，奉命讨伐奢氏首领，深入贼营数百里，曾露宿洞中，背部因寒冷而发痒，察觉寒气很重，御寒衣物全都湿透了。半夜移军离开，举火查看睡卧之处，原来竟在冰上。最终因此取得成功。王公担任监军时，也曾在溪谷山洞中露宿数十天，有时看见环绕山岭的火光升起，部下全都惊慌，王公却不为所动，说：‘这一定是贼人焚烧巢穴自行逃走罢了。’派人侦察后果然如此。大概他用兵的方略，多是从方伯公那里学来的。因功升任工部都水司主事，不久受到流言攻击，贬为福州幕署泉州司理。当时天下各地都在骚动，山海之间锣鼓喧天。王公率领吏卒登上营垒巡逻边界，没有一天空闲。因此前宰相黄公景昉行路遇见他，便从车舆上抬手叹息说：‘如果能有几个像我们谢侯这样的人，东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过了一年，升任南安府推官，正逢战乱，便解下官印回乡。顺治三年。清军攻下浙东，督府张存仁上疏向朝廷推荐浙江六位人才，他们都以疾病推辞，王公就是其中之一。王公于是退居山中，更加深藏自晦，每天著书作诗来自我排遣。他天性孝顺友爱。我年轻时曾寄居他家，见他兄弟每天都招客饮酒，饮酒往往连日连夜不停。有时夜深听到钟声，客人都散去，王公又叫家人起身，把客人请回来就座，痛饮很久；等看到庭院中的太阳又已黯淡，快要落下，也从未屡屡督促子弟，只是他家中无论长幼，没有不谨慎勤学的。可是我与他分别十年间，王公的兄弟和同族子弟大半去世，他的宾客酒友也多已死亡，只有他和母弟时素相对举杯，整天黯然不乐。我去年经过他那里，王公因为与我久别重逢，置酒欢饮。没过多久，我心里已经防备着想起身，王公挽留不住，便对着桌案默然徘徊，然后才停止；直到今天我还为此感到遗憾。王公在福建时，曾带回黄公所著的书两箱，后来因战乱遗失，常常面对宾客叹息。总的说来，王公的才华没有完全得到施展；已经得到验证的才能，大略与方伯公不相上下；而他直到老年仍好学不倦，立身行事的操守，大概也无愧于漳浦门下的弟子。他有四个儿子：景昌、谔昌，以及曾与我交游的从予。王公去世时原本没有疾病，正对着客人饮酒，片刻之间打了个哈欠伸了伸腰，索要茶水，喝完几杯便去世了。这些都是景昌告诉我的。

译董公传 六经的著作，都是用来垂示教化的，其中《易》和《诗》的流传最为广泛。《诗》后来演变为骚、赋、歌行，近体诗大多是羁旅孤独、失意贫贱之人所作，所以即使是避世隐居、长期离去而不返的人，也尤其喜爱它。至于《易》，在秦代焚书之后，仅凭占卜才得以保存；后来阴阳占验的说法越来越繁多，无不借经书来设置义理，依托卦象事类，其学说极为诡谲荒诞，而司马季主、严君平之流，多传授并运用这种术数，混迹于隐显之间。因此，《易》和《诗》这两种教化，正是山林隐逸之士离开尘世、保全自己的过程中，乐于取用来寄托自身的东西。而《易》影响世人的范围更远，所以君子尤其重视它。我县从前有位廉使陈公颐正，精通《易》学，旁及风角、遁甲之术，没有不精深通达的。他曾夜泊淮河，看见水上升起宝光，心中知道其中有异常，便占卜说：‘这里应当能够得到宝鼎。’于是命善于游水的人循踪寻找，过了很久，果然取出一只鼎。鼎上的款识苍黑，陈公辨认后说：‘这是商周时期的器物。’于是带回家中。其他事情，即使是家人日常的柴米琐事，只要一问，他也能像回声一样立即应验。同县的防州守杨公汝升学到了他的术数，正逢奢氏首领煽动叛乱，盗贼一发动，他就能预先知道，出兵围捕没有不能捕获的，当时人们都相传认为他神奇。直到今天，他遗留下来的书仍有收藏的。董公是一位隐士，是汉代孝子董黯的后代。董黯极其孝顺，住宅旁忽然涌出溪水，甘甜可取，便用来奉养母亲。到了唐开元年间，县名改为慈溪，就是因为孝子的缘故。董公年轻时向岳父吴公学习《易》，于是放弃科举学业，不在市中以占卜《易》谋生，一心只想引导人们行善。他凡是与人谈论利害，必定根据事情推究其道理，教人趋吉避凶，一概依循正道。后来事情应验，也总是如同他所说，因此远近之人纷纷前来；钱财堆满座间，他随手便散给别人，只留下贫困者送来的余物，买甘甜脆美的食物奉养母亲。董公二十岁时父亲去世，继母龚氏性情急躁，凡事都要长跪请示；偶尔有违背她心意、不能立即解决的事情，董公便奔走请亲友来调解。他曾患毒疮，病情十分危重，便向上天号哭，愿意代母亲受病；母亲再为他吮吸，病很快痊愈，继母大受感动。于是县里人都以孝子称赞他。在这以前，董氏有一位远祖的会稽县尉墓，长久埋没在荆棘之中。董公查考家谱找到墓址，在墓左立了墓表。县尉后来托梦给龚氏说：‘你的儿子纯厚孝顺，恩惠也施及我，我应当有所报答。’在这个时候，陈、杨两家已经稍稍衰落了。有人说，阴阳术数之家是上天所忌；但董公到了儿子一代，家势反而更加兴盛。董公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考中进士。长子允升，任直隶淮安府知府；次子允茂，任福建参议。董公前后四次接受诰封。诰命都反复称说他的孝行感人，但他性情质朴真诚，不喜欢摆出富贵人的姿态。起初他跟随奉养长子到莆田，后来有一次到了淮安，一个月便返回，说：‘不要长久打扰你。’长子在住所旁为他修建园子，他不时到那里去，总是手持一卷书，坐在小室中吟诵，脚从未踏入官府一步。他头戴幅巾，穿着鞋袜，拄杖逍遥行走于城市，遇到年轻子弟，便与他们谈笑，站立很久才离开。因此无论旧识还是陌生人，很少有不乐于敬重并亲近他的。他告诫儿子做官，应以廉洁忠厚为根本。后来两位公子兄弟任职所到之处，离任后百姓都思念他们，也多半是因为受到董公的教诲。董公去世时七十五岁。董公父子去世数年后，天下才开始大乱。长公子嘉在学校取得廪生资格，本来应当按次序等待吏部任用，却总是放弃不去，只在荒山大谷之间独自弹琴悲歌，没有人能测知他的原因。不过他的诗常常流传于世，所以董公去世后，他的后人又凭诗歌著名。董公名时彦，字叔元。

译先参议、赠太仆公传略 高祖名国华，字邦实，别号甬洲。二十四岁时考中嘉靖丙午乡试，丙辰年考中礼部会试，因服丧归乡。己未年参加殿试，赐进士出身，授工部营膳司主事。当时三座宫殿开始营建，公负责核算工程、筹备器具，节省经费数以万计。升任本部郎中，分司治理张秋河决，升河南按察使司佥事，转任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当时矿盗遍布，阻塞商洛一带，劫掠官民为害，各地追捕都不能擒获。公从容指授方略，盗贼首领被擒杀，陕西东西四千余里，威望与恩德都显著。不久，被嫉妒他的人抓住审判常州的事加以弹劾，稍后转任南京刑部郎中，历任广东按察使司佥事。公怀有仁慈恻隐之心，前后审理诉讼，确实平反了许多冤案，尤其能够洁身自守。广东有土司被仇家中伤，带械关进狱中，公审讯后查明他的冤屈，将他释放。那人感动哭泣，拜谢而去；几天后带着一袋千金前来，公严词拒绝，说：‘我难道会因为贫穷而丧失平生的操守吗？’公虽然性情和易，但遇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奋发而行，不能随世俗圆转附和，因此再次受到斥退，最终终身离职不再出仕。离任后，苗民思念他，为他修建郤金亭，亭子至今还在。公在外任职二十多年，持节巡行河南南北、关辅、粤东，这些都是仕宦富庶之地；然而回到家中，四壁空空，原有田地四十亩，丝毫没有增加。同宗和故旧乘机劝他说：‘为什么屡次拒绝馈赠，不替子孙作打算呢？’当时太常公刚考中进士，公笑着说：‘这就是我替子孙作的打算。假使我用昏暗不明的手段得到金钱，如今还能亲眼看见这个儿子吗？’太常公改任户科给事中的第三个月，即万历十三年，首先上疏抗争郑贵妃册封之事，并请求早日确定国本。奏疏递入而尚未批下，朝廷内外都传说皇帝震怒，祸患将不可预测。消息传到乡里，家人都忧虑哭泣。公对同年友人御史颜鲸说：‘我垂老之年，没想到儿子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即使受到流放诛戮，我也不遗憾了。’颜公本来是以忠直著名的臣子，当时被谗言攻击而居家，举起酒杯慷慨起身，对公说：‘公有儿子能够在宫阙之下以死进谏，您不因此忧愁，反而把它当作值得庆贺的事。如今父子都以名节著称，像您家这样的有几家？这正是我向您祝贺的原因。’于是尽兴饮酒后才散。后来太常公调任余干县令，迎接父亲奉养三年，最终活到七十岁。太常公亲自为父亲撰写墓志，收藏在墓中。公在世宗朝任官。当时朝廷考核名实，士大夫崇尚风节，顾惜清议；公自我约束清苦，尤其成为乡里士大夫的表率。当时有某某罢官归乡，名声一向不谨慎。公每逢公务期限将到，若在县衙中窥知某某先到，便立即驱车返回；有时某某后来，知道县衙里有人，也望风避去。直到今天，乡里的老人仍能传述此事。公对乡里的恩惠尤其深厚。去世后，百姓感念他父子两代的恩德，请求官府在城北环湖水边建祠，称为尊德祠。每年时节，父老子弟不断前往祭祀。泰昌元年，太常公被征召起用，因皇帝的普遍恩典追赠为太仆寺少卿。长子名应麟，就是太常公，另有传记。次子名应凤，是郡中文学，博学而擅长文章，善写草书、隶书，闻名于世。玄孙宸英奉祖父户部公之命，谨慎撰写传略如下。

译先太常公传略 先祖户部公曾经命令我说：‘你的曾祖父在前朝开始做官，功劳在于确定国本；去世那天，山阴念台刘公曾经为他撰写墓道碑记。我想把事情详细载入家谱，使我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忘记先人的功烈，这是你的责任。’我接受命令后，惶恐了很久，不敢动笔。如今先祖去世已经八年，此后我一直承受着创痛，精神恍惚；到现在若还不勉励自己，使先人的德行湮没而不能彰显，违背尊长的命令不去完成，罪过将更加深重，到那时后悔又怎么来得及？我谨据行状、墓志铭和遗集考订，又根据从祖父那里听来的情况，搜集整理写成此文，等待后世君子有所采择润色。我的先曾祖名应麟，字泰符，别号松槃，是嘉靖己丑年进士，历任陕西参议，死后追赠太仆卿。先曾祖父名国华，号甬洲，是王公的长子。王公考中万历癸酉乡试，癸未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户科给事中。这时是万历十三年九月。到第二年二月，皇帝有诏令，加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此前壬午年皇子出生，是王恭妃所生；当时郑妃宠冠后宫，已经三年了。起初她怀孕的是邠哀王，皇帝与她嬉戏追逐，使她受伤；孩子出生三个月便夭折，郑妃十分怨恨，皇帝怜悯她，私下发誓说，下一次再生孩子，就立你的儿子为东宫。到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出生时，赏赐特别丰厚，他的父亲便向外扬言，说皇位将有所归属。不久，加封的命令下达，朝廷内外更加疑惧不安，而礼部已经拟好册封仪式和有关条文，准备上奏。王公对此忧虑，闭门饮泣，起草奏疏，家人守着他，使他无法完成。有一天早晨起身进入值房，锁吏替他缮写完毕，他便立即上疏说：‘臣以为，端正名分、确定等级，是国家安定的原因；区别嫌疑、明辨细微，是君道得以彰显的原因。有些事情出于无心，却关系到四方的观瞻；发生在一时之间，却关系到万世的纲常。这正是明主急于想听到的，也是臣下心中耿耿不安、不能停止进言的原因。近来看见大学士申时行请求册立东宫，皇上降诏说，皇长子年幼，等二三年后再举行。又看到圣旨要把贵妃郑氏封为皇贵妃，臣私下认为，礼制贵在区别嫌疑，事情应当慎重开始。贵妃因孕育皇子而受到特别恩宠，难道说不应该吗？只是名号过于尊崇，难道不会对中宫形成逼迫吗？况且贵妃所生的确是皇上的第三个儿子，尚且处在六宫之次；那么王恭妃生下皇长子，反而让他居于下位。按照伦理推论是不顺的，按人心考察是不安的，传给天下万世也不合典制，并不是用来尊重储君、安定众人心志的办法。’ ‘伏望皇上俯察臣的浅陋意见，收回已经作出的命令，以符合舆论。臣愚昧，不能胜过内心的大愿；而且臣所议论的只是枝节，还没有涉及根本。臣愚昧地认为，皇上如果真想端正名分、确定等级、区别嫌疑、明辨细微，不如俯从阁臣的请求，发布恩德之言，下达明确诏书，册立皇长子为东宫，以确定天下的根本，那么臣民的愿望可以得到安慰，宗庙社稷的福庆也会长久。’奏疏递入后，皇帝震怒，把它扔在地上。于是召集二十四监掌印太监全部到来，说明册封贵妃的原因不是为了东宫之事，又说科臣指斥过分，不能容忍，一边说一边用手拍打御案，几乎把案子拍裂。当即想批下诏旨，意在赐杖，但手颤抖不能执笔，像这样反复了三次，怒气才稍稍平息。于是降诏说：‘册封贵妃并非因为其他原因，只是由于她恭敬侍奉、勤劳有功，特意加以特别封号。立储自有长幼次序。姜某沽名钓誉、卖弄正直，窥探皇上的意旨，应降到极边充任杂职。’如此等等。后来授予他广昌县典史。起初王公的奏疏上达后，第二天诏令便下达，中官传令王公亲自领受诏旨，十分急迫。左右的人都害怕了，王公也担心发生不测，有人劝他先服药，他始终不肯。听到命令后，当天便骑着跛马出了都城。国本之议，是王公首先提出的，他因此受到严厉谴责。在京的九卿、科道官以及南京台省官员为他申救的奏疏，总共有十多道，皇帝都不予理会。主事孙如法、科臣沈璟甚至被杖打，几乎死去。此后进言的人纷纷而起，直到三案相继发生、党争彼此倾轧，延续了将近六十年。然而，既然诏书说立储自有长幼次序，进言者都可以借此为口实，迫使皇帝作出决定；朝廷虽然厌恶他们，最终却不能夺去他们的理由。按照旧例，官员降为杂职后大多投递文书离去，很少有人赴任。王公说：‘哪一个不是君主的命令？我为什么要逃避呢？’他在广昌任职四年，调任余干县令，因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到京。当时太仓相请求离职，王公上书责备他不应乘机推卸责任，言辞非常切直，另载在文集中。首相沈一贯与王公同郡，又曾是王公的老师，曾对人说：‘他们都是我的君子。’这话传遍远近。王公遇见他后，公开说道：‘国本还没有确定，谏官接连获罪，您将用什么来回应人们的议论？’沈公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有十个张子房也无济于事。’王公说：‘按我的看法，正不需要一个张子房。祖宗养士二百多年，难道没有忠臣义士，愿意以一死报答朝廷的吗？’王公只要在皇帝面前坚持主持此事，谏臣在下面以死相争；杀掉一个，又有一个进谏，杀掉数人也不会停止。皇帝也将因此寒心。此时如果沈公出面，慢慢用一句话加以挽回，事情可以不费力便确定下来。如今大事的取舍，掌握在宰相手中，您为什么突然说出这样的话，使天下人失望呢？当时听见的人都吓得缩颈。沈公更加愤怒，退下后又起草奏疏，言辞更加激烈。大意说：‘臣既然把自身交付给国家，而陛下又以信任许诺臣。臣最初的心愿没有实现，已经十六年了；陛下的重大信诺没有实现，也已经十六年了。事情还拖延着，尚且可以等待；危机已经显现，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臣不提前也不推后，想在今天向陛下追问这一重大信诺，以完成臣最初的心愿，并且恳切地希望解除危机、弥补过失。望陛下不是到了不得已的地步，而是为了国家安危、为了万世纲常，必须尽快处理。当初臣任谏官时，因为册封皇贵妃的事情，曾请求慎重封典、尊重储君。陛下降诏说：‘立储自有长幼。’又以臣怀疑君主、卖弄正直为由斥退臣，这是臣不能仰体圣心之罪，受到贬谪还嫌不够。后来礼官沈鲤请求免除斥退言官，陛下降诏说：‘因为他把朕置于有过错的境地，所以稍加惩罚以示警戒。’这是臣不能仰成圣德之罪，受到贬谪还嫌不够。’

译‘如果这些话是真的，陛下只是害怕被群臣怀疑，害怕得罪天下后世，恐怕早晨改、晚上改都还来不及。没想到陛下这次过分的举动，反而使朝廷内外的人心更加疑惑。起初说二三年举行，如今已经五年了；起初说皇长子天资清弱，如今已经强壮了；起初说先册立后冠婚，如今却反而想倒过来实行。举行冠婚可以推说年幼体弱，册立为什么又要嫌年长强壮呢？期限一再拖延，到了关键时刻又迟疑不决，借手于人，借激烈进言者之口来作解释，恐怕将有人窥见陛下的隐情了。满朝议论纷纷，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那些俯仰随风议论的人，正害怕威势而接受诏令，甘愿助长皇帝的偏私，坐看陛下孤立在上面，慢慢等待阴阳形势确定，然后坐收其利。即使有曲意调停的人，也不过是在中间转移事情，望风畏缩，完全没有听说有像古代大臣那样，能够招之不来、挥之不去的人。况且这不只是对陛下不忠而已，难道真能善于替宫闱和藩邸谋划，真正成全陛下的慈爱吗？正因为有推让座位的谏诤，才免除了永巷之灾；人彘的教训、燕子啄死赵飞燕的祸患，都不是不清楚。陛下为什么要沉溺于床席之乐，嗜好美色造成的祸患，甘愿替子孙招来无边的灾祸而不顾呢？’ ‘弓弦不压低就不能高高扬起，箭不经激发就不能射得远，士人不面临祸乱，忠愤之情就不能激烈。以秦始皇祖龙的残酷，尚且被茅焦解衣冒死进谏而夺去气势；凭嬴秦的暴虐，士人尚且有人在宫阙下陈尸守节而不后悔。陛下想用威势胁迫正直之人，以成全自己的私意，我私下恐怕威势还没有用尽，大乱已经形成，难道不值得警戒吗？我曾读史书读到晋献公的事情，又深有感触。晋献公也只是中等才智的君主。他天性上的好恶与常人没有不同，必定认为并立皇后、嫡妃没有什么妨害，谁知用心稍有偏差，祸患延续两代，社稷几乎覆亡？所以君主寄托自身，不能不慎重。把自身托付给贤士大夫，如果不把他们引进来，使国家达到光明昌盛，就不能停止；把自身托付给宦官宫妾，如果不把他们引进来直到国家走向祸乱灭亡，也不能停止。陛下神圣英明，驾驭一个皇贵妃，哪里值得忧虑？然而祸乱起于女色，夏商周三代都已经如此。她的宠幸已经超过限度，必然会发生转移。如今道路上的议论，每天都有传闻。都说册立之事迟迟不决，是皇贵妃牵制所致；更严重的说法认为她窥伺宫中，怀有非分的企望；还有更严重的说法认为她想伤害皇长子、夺取神器，伺机压制皇位。按道理和形势推断，也许并非事实；但考察其中隐微之处，难道会完全没有原因吗？’ ‘万一外戚和宦官有人用邪谋牵制皇贵妃，恐怕皇贵妃也不能自由行事；万一谄谀之臣、媚上之人有人用家事误导陛下，恐怕陛下也不能自行察觉。臣又想到，陛下总是以祖宗为法，尤其谨慎地遵循世庙的成法。建立储君这一大事，历代圣主都预先确定，只有世庙稍晚。那么陛下所取法的对象，应该依从哪一位呢？如果一定要效法世庙，即使不立即建储，也还可以不等到景王就藩，以断绝群臣疑虑、杜绝觊觎之心；这也是一种不确定中的确定、不立名义而实际确立。难道唯独不能效法这一点吗？事情关系到宫闱，就应当端正夫妇之纲；关系到长幼，就应当端正父子之纲；关系到臣民，就应当端正君臣之纲。宠妃可以听从两宫之意，为什么皇帝不能听从？冠婚可以举行，册立为什么不能举行？柔弱软熟的人不激烈，忠言为什么偏偏激烈？这些都是陛下无法向天下自我解说的地方。想要天下不疑，已经很难了！臣从前是言官，所以按职分进谏；如今不再是言官，本来不应当进言。然而臣的官职可以被夺，臣的志向却不能被夺。臣任职待罪五年，不忍心突然离去。臣并非贪恋官位，而是受陛下恩义深厚，不忍离开后坐看国事一天天背离陛下的本意。’ ‘倘若陛下因臣的话有所感悟，立即发布恩诏，册立、冠婚同时举行，臣即使死了也感到光荣。如果治臣越职进言之罪，加罪说臣沽名钓誉，那么臣已经铺好藁席、束好头发等待了。臣不愿与那些保持中立、观望形势、只求保全妻子儿女的臣子一样，在天地之间苟且偷生。’奏疏递上后留在宫中，没有下发。王公想再次上疏争辩，沈鲤不同意，拉着王公的手，把他交给自己的座主敖文桢，说：‘这是你家优秀的门生，应当好好成全他。’敖公说：‘你不是想立东宫吗？既然想立东宫，就不应当过分激烈。’王公于是停止了。执政者已经怨恨王公，又指使主爵官不得按惯例补授他的官职。每次他使用启事，都要特别奏报后再上呈。起初贬谴王公时，诏书有不许含糊升用的规定；又特意把王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执政者探知此事，所以每当启事上呈，皇帝看见后总是默然。王公等待命令七年而没有得到答复。辛丑年十月，诏书下令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王公十分高兴，于是回乡闭门，近二十年不再出仕。人们都惋惜王公没有被任用便离去，年老后却说：‘我的身体虽然被废弃了，但我的意见幸而已经实行，宗社的大计确定了，天下因此安定。皇上这样深知我，比宠爱我、给我禄位更加深厚。’所以即使贫穷到没有一石粮食的积蓄，也从未发出愁苦、无法自我排遣的叹息。光宗即位，起用王公为太仆寺少卿。御史逆案中的潘汝桢，从前任县令时侵吞了许多财物，王公屡次讽劝他，因此结下嫌隙。潘汝桢等候王公到京后，暗中指使吏科薛凤翔弹劾王公年老多病、失仪，应当致仕。薛凤翔也是逆党。王公说：‘我这次来只是想见一见新君，哭祭先皇，哪里能和你们这些人争论进退呢？’朝廷正把那些曾经为国本进言的旧臣交给有关部门，命令从优议覆，王公却立即以疾病为由辞去。王公脱去布衣成为庶常，改任给谏，正式任官办事只有四个月就被贬；被贬三十多年后到京，座席还没有坐暖，很快又被罢免。大概当时逆党之火暗中萌发，彼此捏造夸张的言辞制造祸害，盘结在朝廷内外。像潘汝桢、薛凤翔这类人，丑诋正直、嫉妒贤能，想赶快排挤他们离开，确实是必然的。然而王公的忠义充塞胸中，他能够亲自施展的，只有关于国本的一道奏疏，而且还迟迟不能确定。中间受到权臣压制，后来又被群小阻挠，以至于不能让自己在朝廷安稳一天；正直的言论和宏大的谋划，都郁结而无法表达。即使其中如福清、吉水诸公，也都坐看他跌倒，只能叹息，不能伸手相救，更何况其他人呢？天启年间政治败坏，以至罗网遍布道路，恐怕早在王公离开朝廷时，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祸端。

译这难道只是王公一个人的不幸吗？有见识的人说，如果王公不离开朝廷，必定会卷入清流之祸；小人嫉恨王公，恰恰因此替王公保全了安全。然而这难道是王公本来的愿望吗？王公任广昌县尉时，招集各位士人到学校考课学业，请名儒秦先生担任教师。士人苦于府试路远，王公便向上级陈说，最终使他们的姓名能够上达学使，并成为定例。县里有白狼为害，伤人累计千余，王公向县城隍神下檄文，后来捕获白狼并将其消灭。三座淫祠每年杀害男女来祭祀，否则巫师便说将有灾祸，王公下令焚毁祠庙，百姓却没有喧哗。任余干县令时，施行的奇异政绩更多。有孝廉控告妹妹被丈夫杀害，那个丈夫是某监生，曾两次杀害妻子，又牵连杀死孝廉的妹妹；王公受理诉状后立即到殡所，准备开棺验尸。陆氏抚摸棺木哭泣，王公也因此心中动容。到了夜里，他梦见死去的妇人披散头发走来，眼睛全都突出，双手掐住两乳，乳房迸裂，鲜血染满身体，并且告诉她的丈夫说：‘不是这样的话，我甘愿受罪。’等到开棺查看，原来妇人只是铺着藁席活着放入棺中，情形与梦中所见完全相同。丈夫认罪服法，先前被杀的两名妇人的冤屈也都得到昭雪。宋丞相赵忠定公赵汝愚的墓道，被守墓的方氏侵占。方氏倚仗子孙势力，心怀怨恨而不敢申诉。王公听说后，亲自查勘，将墓道归还，并撰写文章祭奠忠定公。不久，雷电抓住方氏，把他击死在墓下，尸体倒插在那里。王公还立碑禁止百姓佞佛、溺杀女婴，救活的民间女子数以万计。王公没有把自己当作被贬的官员，尽心治理政事，廉洁而明断，以仁爱为根本。因此，他在两个县所做的兴革和利弊，无法全部述说，但百姓都得到了实惠，直到今天仍歌颂思念他。这些是民间最称道的事。王公居家三十年，起居都在一座小楼里，书籍没有不读的，著有《五经绪言》《史论》《手缉二十一史》《平衡录》《医学》《地理书》等各数种，尤其精通《易》，有《周易容光》《易防》等书，都是晚年的心得。他行楷书法取法颜真卿、欧阳询，所读的书全都亲手抄写，累计数千卷。他天性刚直，遇到认为不可接受的事，就像雷霆震击、箭矢激射，没有人能够使他屈服。事情过去后又安然自若，不把它积压在心中。对待子孙威严得如同朝廷礼法，举动必定依据法度。对乡党宗族，他以恩德往来四十多年；守着祖先留下的几十亩田产，丝毫没有增益，租收入不敷使用，却常常想节省衣食来救济贫民。他的官位不过四品，闭门奉养双亲，而人们常常兴奋地认为他的恩泽也及于自己。万历末年，税使四处出动，下令韩县令把县中的契券全部搜括出来，搜出的财物价值超过万金，仍不肯停止，准备开启互相告发的风气，名义上说是核查实际情况，实际上意在打击破坏富户。人心惊恐，开始考虑变乱；父老们顶着香来到王公门前，请求他出面解除此事。王公拜访县令，强行取出那些契券，事情才得以停止。县人感激他，在北湖岸边为他建尊德祠，奉祀不绝。县令于是对王公恨之入骨。县令原是潘汝桢，和王公同乡，又是戚党。因此潘汝桢排挤王公时，力量更加猛烈。然而王公第二次到京师，亲眼看见时局，便再也无意于出仕用世。他曾写信给族人说：‘吏部用抽签来任用官员，兵部以封官婚姻来讨好倭人大臣，大家都只知道保持俸禄、培植私交，早晚像雷霆在头顶轰鸣一样，屏息不敢说一句话。替天下作打算的人，如果让中原沉沦，恐怕并不难做到。我这个人不能再尝试了。’他害怕别人怪罪自己说狂话，告诫族人不要把信传出去。按当时的情形看，士大夫不把他当作狂人，恐怕百人中没有一两个。谁知道这种预言竟在十多年后应验？如果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再来说，然而不幸的是，王公最终在守困中老去。唉！假使王公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他的作为和成就也不可估量。王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思简，任户部司务；次子思素、思复，都是生员。崇祯十三年，户部公在宫阙之下请求褒恤，侄子御史思睿也上疏进言。诏令赐祭葬，追赠太常寺卿，大概是格外的恩典。

译李节母邱太孺人传 妇女有跟随丈夫、为丈夫守节的道义；她若不幸遭逢丈夫死亡，在极度悲痛中割断头发、刺划面容，至死不改嫁，这就是被称道的节烈。她教育子女，若像隽母那样见到判案便能多有平反，就感到欣喜；若像严母那样以天道厌恶杀人为戒，这便是最为明智的母亲。这两种品德都足以砥砺、淬炼末世的风俗，使光彩流传于史册。如今李母邱太孺人，兼备这两种德行，唉，这怎么能不为她记述呢？孺人是户部主事某人的孙女、大行某人的女儿，也是如今庶子掌坊事铠的母亲。她嫁给先赠公文学静孺公。赠公和他的兄弟们都以文章闻名当时，世人称为“淮阴三李”。孺人以孝敬侍奉婆母，以和睦对待妯娌，以勤劳节俭治理家庭，所以自从孺人嫁来，赠公家的事务日益整肃，兄弟师友非常欢乐，交游也日益增进。她三十岁时遭逢变故，跺脚捶胸、长声号哭了好几天，水和汤都不入口。婆母丁夫人以奉养婆母、抚育孤儿的大义勉励安慰她，她才没有死去。第二年，赠公的伯、仲兄弟相继去世，留下的孤儿都还年幼，三个寡妇支撑着破屋，奉养一位老姑母，甘愿忍受丧服和生活物资的困乏而不使供养有所缺。丁太夫人特别怜爱孺人，称她说：“这是我们李家的孝子。” 婆母病重时，她侍奉汤药，办理丧葬也都合乎礼制。两个妯娌去世后，她把她们的孤儿都当作亲生子女抚养。顺治辛酉年，庶子考中进士，得到蜀地绥阳知县的职位，母子不忍分离，便把母亲迎到任所奉养，路途相隔万里。到任后，孺人命庶子廉得县中弊害数事，于是他在庭院焚香，命令逐一革除，并告诫说不可擅自鞭打百姓、轻视人命，不得从百姓那里索取丝毫财物：“我和你只饮绥阳的一杯水罢了。”庶子入内便禀告母亲的命令，出来与官吏百姓相见，凡有所施行，必说：“这不是我能做到的，是我母亲的教诲。”即使有所宽免，也说：“我母亲不忍心这样对待你们。”如此三年，百姓既顺从县令的治理，教化也浸润深入，于是众口一词地把声誉归于母亲，说：“不是有这样的母亲，就不能生出这样的儿子。”后来听说孺人病势沉重，父老们争相凑钱，聚集在社神祠中，愿意减损自己的寿数十日来延长母亲的寿命；道观佛寺中设斋醮祈祷，几乎没有一天中断。她去世时，街巷哭声震天，穿白衣戴白冠为她服丧的人有三个月。灵柩归葬途中所经过的地方，人们执绋号哭相送，男女老少献上酒浆，跪拜匍匐，沿路不断。传记中所说的“岂弟君子”，庶子足以当之。总之，孺人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声誉，并非虚妄。考察古代史家所列《列女传》，她应当处在什么等级呢？有人说，妇女善终的事迹不值得记载，那么就应当记载其中尤其奇异的。自古以来对甘棠的思念，有涉及其母亲的吗？即使是路过某地而受到追思，有像绥阳百姓追思县令母亲这样的吗？这样的事如果不记载，我恐怕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劝勉天下那些做贞节妇女、贤德母亲以及廉洁官吏的人了。因此我节取其大概记录下来。孺人去世时，六十五岁，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樾，次子就是铠。评论说：我曾跟随庶子在史馆任职，见他学问积累深厚、见闻广博，性情恭谨平易，年长者总喜欢亲近他而不感到厌烦。今年我将要南归，经过他的宅第，他拿出母亲的行述，请我为她传记。恰好他的身边人送来绥阳县百姓的书信，我打开一看，仍然称颂他母亲的贤德，并惋惜她去世，接连写了一百多字。算来距离母亲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庶子正在凭借文学才学受到皇上的知遇，将来恐怕不会只是因做官的政绩而闻名。

译周节妇传 古代所传的《列女传》中，有苦守贞节却没有儿子的，有虽有儿子却没有后嗣的；有子孙已经成人而自己早夭，不能享尽天年、终身安乐的；又有坚守贞节直到白头，而子孙不能承担门户，家道零落，使她终身受苦，姓名也不能上达朝廷的。她们从上天那里得到的已经很少，而人事方面又有缺憾，往往还不被乡里人乐于称道。因此，劝善惩恶无法树立，节烈之人寂寂无闻于世，也就不足为怪了。像林母周太君，二十一岁时丧失丈夫，当时已经生有两个儿子，发誓终身不改志，亲自教育儿子成人；八十岁时，守臣上报她的事迹，她依旧按旧例受到朝廷旌表，九十三岁去世。她的子孙男女有四十多人，她去世那天，穿缌麻服、列位哭吊的有八个人。这在上天看来是独厚，在人事上没有遗憾，对世人足以劝勉，对后世足以传述。此前癸酉年，太君的孙子世榕到京城参加选官，因为与我有通家世交，来拜访我，叙述太君的事迹，请我写传，没有及时完成。今年四月，他派人送来行述，并且说：“我的伯父和父亲不幸都先于祖母去世，如今请求先生为她写传，也只是为了抒发我的哀痛罢了。”我听说周氏是澄海的望族，太君的祖父名某，以进士出身，历任广西按察司副使。她的父亲文学某，娶方伯郑公的女儿，生太君时十七岁，后来嫁给文学公。当时文学公的祖父户部侍郎忠宣公及其夫人都健在，等到舅姑两代相继去世，太君柔顺勤谨，早晚奉养都很合宜。文学公清瘦羸弱而嗜好学习，因过度劳累得病不起，太君因为要抚养孤儿，强忍悲痛继续支撑，服丧期间始终没有笑容。当时长嫂也守寡，命两个婢女暗中抬着箱中的金钱送来，请求让自己的次子给文学公承嗣。太君推辞说：“继嗣是否可行，应当听从舅姑的命令；按照礼制，儿媳不能私自拿出积蓄，这些金钱是做什么的？”退还金钱后，长嫂改嫁，但主持她兄长的祭祀一定十分洁净，因为这是按照舅姑的命令办理的。她教导两个儿子时，听到他们咿咿呀呀读书就高兴；有时看到灯火燃到丙夜，又急忙制止他们读书，私下常想到文学公因苦读损伤身体，便常常潸然流泪很久，因此不忍过分严厉地督促儿子，却始终不让儿子知道。鼎革以后，岭外长期遭受兵灾。癸巳年潮州叛将作乱，太君被贼人抓住，贼人将要用刀杀她，长子藏在楼上，踉跄下来救母，次子也从城中奔来，母子相互抱持哀号。贼人听说她是节妇，怜悯她而放弃杀害。前后遭遇抄掠和灾难已有多次，但全家始终保全团聚，最终没有一人遭难，人们都认为这是节孝所得到的报应。她在康熙壬申年八月去世，直到次年，孙子世榕任蓝田县官，五年之中政绩日益闻名，人们说这是太君平素教导的结果，福报还没有止尽。这不就是所谓上天独厚、在人事上无所遗憾吗？我为她写传，不只是因为世代交好，也是为了以此劝勉世人。太君有两个儿子，都是明经，长子名某，次子名某。昌化教谕世榕，是昌化县的己酉科举人，现任蓝田县知县。碑 工部尚书睢阳汤公神道碑 工部尚书睢阳汤公在任上去世，他的孤儿把灵柩送回，葬在某原。第二年，因为他的官历和政绩前来请求我写铭文。我说：“唉！公的死，早就应当得到我的铭文了。”于是依据公的行状，又向太史征询，并把我在朝廷中亲眼见到的事迹一并写在石碑上，使铭文揭示在墓道旁。序文说：公名斌，字孔伯，号荆岘，又号潜庵。顺治五年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式，又过三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他住在邸舍，不避风雨，常常坐着读书，不随意与人通谒。给事中蔚州魏公、吏部汤阴王公，都因清廉节操闻名当时，每次经过他的门前，总是放慢马缰徘徊叹息，然后才离去。甲午年授任检讨，当时朝廷正议论修撰《明史》。他上奏说，应当依照宋、辽、金、元四史的成例，记录南渡以后为国死难的诸臣，执政者对这番话感到惊讶。奏疏上呈后，半夜便传达下来。[疑有缺字]召到南苑，人人都替公担忧，于是 世祖皇帝看着他，温和地交谈了很久，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罪过。乙未年。诏令选拔翰林和科道官员出任监司，公得到潼关道副使的职位。当时贵州的军队驻扎在成都、汉中，经略的军队驻扎在湖南，关中四面征发，百姓逃亡隐匿了十分之二三。公到任后加以约束，每逢大军到来，就派人到境外迎接，不许军队进入城中。总兵陈德被调往湖南，到了潼关想停留，公说：“两万人坐在这里吃粮，势必无法支撑；然而他的母亲病了，也不能强行遣送。”于是陈德发檄征用车五千辆，骑兵来报说：“陈将军实际只用军队二千人，其余的人等候折价取钱后再走。”公暗中派人租车二千辆，但百姓全都把车藏在河滩下。回来报告说车少，将军便对公说：“我自己租车，你何不把钱给我？”公说：“很好，但一定要按人数配车，每辆车坐多少人，要让百姓知道不足之处，再补足。”陈德立即在军中传令。公于是出来坐在关门上，指挥士兵依次上车，装满十辆就放出关去，于是藏在河滩下的车辆也全都集中起来。直到四更将尽，军队全部出关，没有一个人喧哗。公于是设宴在关门外为将军饯行，请将军出关。将军听到鼓声大惊，想追赶把军士追回来，公说：“我的百姓一旦散开就不能重新聚集，而且军队已经出关，不能再进来了。” 将军于是仓皇离去。到了洛阳，他的母亲去世，便留下办理丧事整整一个月。军队发生变乱，焚烧杀戮，皇上听说后，关城因为公的缘故安然无事。不久，归来的流民有几千户。当年发生旱灾，没有麦子，而春夏两季军饷按惯例发给麦子，麦价高于谷价。公请求开仓发谷物代替，军帅认为这样做军队将要发生变乱，督抚于是更加急迫地征收麦子。公说：“百姓缺少食物，将要成为饿死的人，你担忧军队变乱，难道就不担忧百姓变乱吗？”随即开仓发放谷物，并与军队约定：“今年没有麦子，就吃这些谷物；明年再补发。若有麦子，就用麦子偿还官府。”众人都高兴地说：“愿意依照命令。”于是关西数千里内的麦子征收全部停止，军民都依靠此举得以生存。公办事精明敏捷，诉讼没有积压，境内五十里以内前来听审的人，都不必携带过夜的粮食。他向卿士大夫询问民间疾苦，随即废止不便于民的做法并实行有利措施。有人想以私事请托，见到公便畏缩，不敢开口。一次他巡视勘察荒地，遇雨停在大树下，百姓朱栏在树外围护，当时人把这件事比作召公甘棠。后来升调为岭北道参政，管辖赣南二府，刚上任三天，就清理积案三百多件。李玉廷是明朝旧将，带领部下万人入山为盗，公写信约他投降。期限还没到七天，海盗侵犯江宁，公担心李玉廷会变乱，便连夜驰往南安，部署防守完毕，海盗果然到来，见已有防备便逃走。

译公随即向制府请求，派将士分驻五六处要害之地，告诫他们坚守，不得妄自行动。李玉廷所到之处与官军相遇，于是被擒，他的同党也随之解散。公自身清廉，到任之处都想为地方兴利除弊，志向非常锐利，才干足以完成这些事情，而一切都以至诚为根本，所以即使上官有时与他意见相抵，最终也能体谅他的用意而不怀疑，因而取得成功。自潼关调任以来，他只带两个仆人，往返八千里。大乱平定后，他想到封中宪公病重，便打算回去省视。督抚舍不得他，按惯例外任官员若非特别推荐不能起复，公又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才六岁，督抚想让他权且以奉养母亲为由终止任职，于是劝公说。公说：“怎么能用这种事欺骗我的君主呢？”又说没有兄弟陪伴而回去，父亲一定不会高兴，最终只以有病为由请求罢职，年纪才三十三岁。当初，明朝末年倭寇侵扰睢阳，公的母亲赵恭人守节而死，顺治年间才得到旌表。公回家后，每天侍奉中宪公和轩恭人，竭尽奉养之色；又在居所西边为赵恭人建祠，每月初一、十五拜谒家庙完毕，必定到祠堂瞻拜，抽泣叹息。乡里人私下记下他到来的时刻和先后，十多年从未稍有差错。中宪公去世服丧期满后，他赶到苏门孙征君门下，请求拜师，与志同道合者组成志学会，讲求、玩味、探索学问，修养日益充实纯粹。官长很少见到他的面。有一位同年出任方伯，见到郡守便问公近来的情况，郡守回答说：“实在没有听说有这个人。”方伯更加感叹不已。今上戊午年下诏举荐博学鸿儒，司寇魏公把公的名字上报，经过考试，补授公为翰林院侍讲，与人共同纂修《明史》。辛酉年，充任日讲起居注官，转任侍读，主持浙江乡试。壬戌年，充任《明史》总裁，次年入直讲筵，纂修两朝《圣训》。公每次讲经前一天，总是整理衣襟端坐，潜心思考经书义理；到了入讲时，陈说详细切实，务求以诚意打动皇上。皇上听取身边左右庶子的意见，擢升公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任职四个月后，恰逢江宁巡抚职位空缺。皇上命公前往，并召见辞行。皇上告诉他说：“朕并不是忍心把卿排斥到外地，只是江南风俗奢靡，诉讼案件繁多，因为卿能忍受清苦，所以特意命卿去治理，希望有所变革。”于是 赐给他鞍马一匹、缎子十匹、白银五百两。临行前，他又入宫觐见。皇上撤下御膳赐给他，又 赐给他御书三轴，说：“如今将要远行，展开这些字画，就如同面对朕一样。”当时 皇上将要南巡，公急忙赶到任所。到任后，文书案件堆积如山，几天都在迎接处理。皇上的车驾向北渡江，公就在船中批判处理政务，昼夜六天没有合眼，积压的案件全部清理完毕。公随驾来到江宁。

译皇上再次赐给他御书一轴、蟒袍、皮裘、羊和酒。[疑有缺字]传 [疑有缺字]命令他径直回到衙署。苏州、松江长期积欠赋税相继存在，有司不到一年便因牵连过失而被罢免，因此都不爱惜名节，只图谋眼前私利；上官暗中抓住他们的短处，索取贿赂更加急迫，国库亏空，被拘押诉讼的人接连不断。公到任后，召集州县官吏，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全部斥责一番，并说：“现在和你们重新开始，只要称职，我不会吝惜推荐提拔；即使不能通过考核而罢职归乡，也还可以保全身家名誉、守护祖坟。为什么每天坐在公堂上，把前任官员的妻子儿女叫来对簿，查问家产，反而重蹈你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众人都叩头流泪说：“公救活了我们！”他又告诫司道、郡守，不得责令属吏馈送金钱，众人都指天发誓说：“不敢！”于是革除耗羡，严格禁止私自摊派，清理漕运弊端，裁汰奸猾差役，实行保甲制度，革除盐商匣费，一切都亲自带头，杜绝请托。过了几个月，便弹劾其中贪婪暴虐最严重的人，将他们罢免；从制府、将军以下，都相互传告引以为戒，不接受属下的一文钱。奉使入京的官员、来往过客经过这里，都快速划船离去，驿站停留不花费一斗粮食，吏治顿时极为清明。公辞别皇上时。皇上告诉他说，积欠的赋税应当逐次逐渐办理，所以公治理政务首先谋求宽缓民力、兴办教化、培植根本。他曾请求把积欠合并征收改为分年带征，免除十八、十九两年灾荒所欠的赋税，减少赋额，放宽考核期限，免除逃亡丁口的赋役，调节驿站困弊，免除芦课，购买铜料，革除邳州板荒捐，明代万历年间加征的九厘饷。他听到哪里有灾害，不管部议是否同意，也不问弊政，便立即上疏发出，而且对此十分自信。皇上知道他的忠诚恳切，所以他遇到事情无不据实禀告，也无不竭尽所能。刚到任时，他报告睢宁、沭阳、邳州发生灾害。皇上因此为这些地方蠲免赋税数千两；他又报告泰州发生灾害，皇上还永久蠲免此前两年的赋税。第二年淮扬徐发生大水，他奏请免除赋税十多万两，又全部免除高邮、宝应、泰州、兴化、盐城等州县的赋税，合计又有几十余万两。唉！皇上信任公并且施惠于百姓，已经到了极点；公所以顺承皇上的意旨并加以宣布推行，难道不就是所谓 “君主圣明、臣子贤能，千载一时”吗？公仍然认为救荒的方法不完备，于是发放常平仓的粮食，又请求将军、提镇打开关卡运粮赈济；还发檄文给布政司，拿库金五万两到江西、湖广买粮。有人说公应当先上奏报告，公说：“我们的君主爱护百姓，必然要等到” [疑有缺字]前去买粮，百姓难道不会饿死在沟中吗？于是派两个同知前往，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到了那里，要极力说明淮扬的饥荒状况，米价每斗一金，使远近都听到这个消息。”买粮的钱用了一半，粮船还没有回来，大商人便争相驾船顺江而下，市场上的米价每斗只值一百钱而已。后来年成丰收，偿还了官库，国库没有损失，而百姓得以保全性命的以亿万计。有司请求把湖荡中的莲子、芡实列入征收，公驳回后退还，坚持按照旧例请求。公说：“成例本来就是人制定的，宽免一分，百姓就受一分恩赐。况且莲子、芡实有时不能按时成熟，一旦报告给户部，就会成为永久定额，今后想取消，能够办到吗？”凡是禁止游荡游乐、驱逐优伶倡伎、严格禁止市肆中淫词邪说的流行和刊刻传播，都一一实行。对有丧事之家，不得火化，也不得长期停柩；命令下达后，一年之内报告安葬的有三万多具棺材。五通神的祠庙遍布江南，巫觋借此牟利、散布荒诞妄说，士女畏惧祸福，奔走祭祀如同群鸟飞驰。公把神像投入湖中，百姓起初大为惊骇，不久妖妄之事便断绝了。他广泛建立义仓和社学，聚集百姓讲读《孝经》和《小学》，每月初一读讲。皇上说，律令和旧有风俗已经发生巨大改变。有人劝公讲学，公辞谢说：“我只知道尽自己的职分，不知道讲学。”又有人请求为公建立书院，公说：“我不讲学，要书院做什么？”大概公的学问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关键在于自己获得体会；而且外表深沉，不自我夸耀修饰，所以不是与他相识很久的人，不知道他曾经学习圣贤之道。他在苏门求学时，以姚江学派为师法，却不以先入之见为主，因此对濂、洛、关、闽诸家的著作尤其尊信，与世上那些标榜宗派、树立藩篱来炫耀推销自己的人完全不同，只是因为一切以诚为本罢了。他喜欢闲静，甘于淡泊，这是他的天性。他做官时不以丝毫事情扰民，夏天从布店中换取苎麻帐子来遮蔽身体，春天野外荠菜生长便采来食用，吃粗米、豆羹与幕僚同桌，甚至下至奴仆也都安然自得、没有怨言。民间甚至拿公的姓氏作谐语，称他为“豆腐汤”。蠲免漕粮和地丁，分年带征；以部费为名，前后摊派白银四十多万两，布政司多次以此请求，并且把它说成是乐意缴纳。公不同意，对方屡次请求，公愤怒地要揭发此事，官吏叩头谢罪，事情很久才平息。等到奏销时，户部核定应当罚俸，皇上特意 [疑有缺字]免除他的处分。大计考核藩臬官员时，有人借口置办行装而拖延不走。公对那人说：“明天还不走，我就要弹劾你了。”那人不得已，只好空手进京。而其他部门每个郡县被强行勒索的费用，往往多到三四千金还不止。公接见属吏时，必定舒缓脸色，告诫他们说 “君主的恩典不可辜负，百姓的性命不可残害。”恳切得像对家人说话一样，所以他的下属都既敬畏又爱戴他。正当整顿清理尚未完成时，[疑有缺字]皇上谕令吏部，特授公为礼部尚书，主管詹事府。到任后，皇上命公坐在讲席，询问道路情况及地方利弊。公以凤阳发生灾害回答。皇上立即派官员前往赈济，不久又充任经筵讲官、总裁《明史》，并参与[疑有缺字]议。皇上任用公十分优厚，但公嫉恶太过，在吴地任职时已经有些不合。公所做的事情，有人认为是暴露自己的短处，因而嫉妒他。公也因长期劳累于文书政务，精力耗损、精神疲惫，在宫殿帷幄中办理起居事务，动不动就被挑剔。部议两次复核主张革职，一次主张降职调任。翰林院和詹事府弹劾公的奏疏也各有一份，幸而依赖[疑有缺字]。皇上宽厚仁慈，曲意保全他，只削减了他的品级而已。公请求奉养母亲，要求离职，却没有获准。又想到自己任职没有做好，长期留任不可，于是全家惶恐不安，铺草席等待治罪。皇上特意召他入宫，他便流泪叩头，请求赐死。皇上为之恻然动容。不久，公升任工部尚书，刚接受职事，病情已经无法医治。皇上派御医诊视，病情稍有缓解，奉 命前往潞河勘察楠木，感受风寒，回来后病势便大为加重。临终时，他告诫儿子说：“孟子说，突然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人人都会产生恻隐之心。你们要培养这种真心，使它时时显现出来。久而久之，整个身心浑然一体，就可以达到天德。如果只是从外表承袭取得，最终不过是乡愿，没有益处。”又因为 皇上的恩德尚未报答，母亲尚未奉养终老，他便让儿子溥握着自己的手，蘸指在草稿上画写遗疏，用五个字感谢皇上，随即闭上了眼睛。皇上听说后，派学士多奇、翁叔元带着椒酒前来祭奠。命令用驿站快马把灵柩送回，以尚书的礼仪祭祀安葬。公的忠诚、孝顺、廉洁，都出于天性；遇到事情便依据义理裁断，并以学问充实它。平时看起来迂阔，但遇到关键时刻便光明磊落、果断决断。他统御下属威严得不可触犯，但在所到之处又务求宽厚。公在抚吴时有一项小过失，越级提拔两名县令，不合功令，荐送到部里后被议驳退回。

译皇上特意破例任用他们。如今的都御史郭琇，就是其中一人。苏州有位高士徐枋，住在西山四十年不入城。公屏退车马随从，步行登门拜访，徐枋始终不肯出来。公叹息而去，当时舆论认为二人都很高尚。后来听说 皇上召公将要离开吴地时，百姓啼哭号叫，停市十多天；他们投递奏牍、聚敛钱财，想叩击宫门而未能如愿，于是老幼相互扶携奔走送行，从吴门到江北，千里道路上络绎不绝。他去世时，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都哭着说：“正直的人死了。”人们说公治理吴地廉洁正直，像海瑞；忠诚耿介，离开时能革除烦苛，精明敏捷，像周文襄，而且比他们更加方正。至于他的学问纯粹，有体有用，蕴藏于内成为道德，施展出来成为事业，而人们还惋惜他的才用没有完全发挥，这就是二公所不能与他相比的地方。他居家时没有宽大的房屋，身边没有姬妾，每天以读书、奉养亲人为事务。著作有《洛学编》二卷、《补睢州志》二卷，诗文二百多篇，公移条约十多卷，收藏在家中。享年五十九岁，原配马氏，封为[疑有缺字]人。儿子四人：溥、濬、沆、准。女儿三人，都嫁给士族。铭文说：汤氏在世上宽厚，始祖遇到明朝兴起，奋勇建立武功，积累功劳，做到神电卫百户，孙子承袭千户。其名为庠，自滁州迁来，家居睢阳，改任岷卫守职。祖先烈光，六传至希范，任赵城丞。子名敏，孙名契，是州里的生员。三代放弃武职，名声归于经学；尚书是读书人，是国家的栋梁。他天性沉迷典籍，年少时便不嬉戏而学习，播种仁义、勤加耕耘；早晨因道义入朝自蓬山，傍晚到华阴留下恩德，恩泽流衍充溢。南华山高耸，贡水深远；归来栖居儿子的屋舍，发誓不再出仕，却又再次回到玉堂，哪里料到必定掌管大权。皇帝的诏令使他参与机密事务。皇帝忧虑南方，认为余汝贤公可以出任整顿治理的官员。不到两年，百姓富足、风俗和乐，官吏谨慎守职。皇帝说：“你回去掌管胄教，那些人难道会与你同心同调吗？蜮虫含沙、猿猴窥伺，他们的手段已经很巧妙，事情既然会变化，道理又能怎么办呢？” 君主前后的恩典没有偏颇，千年之后人们仍将看着这块高峻的石碑。兵部督捕理事、前浙江道御史徐公神道碑。本朝有一位著名御史，名叫徐越，他任官在顺治年间以及今上康熙十三、十四年前后，但人们仰望他，就像仰望前代人物一样。后来他只升迁了一级作为酬报，不久便回到故乡。人们思念他的言论风采，认为这样的事不是耳目平常能够听见看见的，因此不能不为他立传。大概我的伯兄大司寇曾为他作文，刻在墓中。我兄长的后嗣徐觉又因为墓道碑文赤脚来请求我撰写，正因为我兄弟了解他最详细，怎敢不恭敬答应。公字山琢，别号存庵。祖籍本是太末世家，属于句章。明洪武年间因军籍迁到淮安卫。自曾祖某以上都没有做官。祖父某、父亲某，诰赠中大夫。祖母王氏、杜氏，母亲杨氏、王氏，都因公的缘故一同赠为淑人。公中顺治九年进士，服父母丧期满后，授任行人司行人，十七年。经过御试，擢升为浙江道御史，因病请求归乡。康熙六年补任山东道御史，出任外职。不久任盐河东，回到都察院。入朝升迁，仍在都察院。过了很久，补任兵部督捕理事官。很快请求告假，此后便不再出仕。公在都察院最以敢于进言著称。顺治末年，两年中上疏九次；自康熙六年至十二年，共上疏五十次，其中对治理黄河的事务尤其详尽。论述治河的奏疏前后共有十一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四年、九年、十七年〕 先帝在位时，他请求皇帝不时召见大小臣工，听他们反复陈述意见，以供采择；并且说：“臣愿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两年、十二年〕 皇上保留迁徙死刑，以等待惩治大奸大佞；对于触犯皇帝威严的人，应当稍微表示宽容。放宽禁止好名的规定，以激励中等才干和地位低下的士人；对于冒领上天功劳的人，国家自有常法。”一时传诵，大家认为是名言。康熙七年 皇帝将要巡幸关外，他极力陈说地震是异常天象，请求不要轻率出行，以顺应天意。诏书认为他的意见正确。过了四天，皇帝又下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疑有缺字]因嘉奖他而遍告群臣，从今以后事情有缺失，应当像先前一样直言无隐，不怕改正。河南巡抚请求紧急赈济汝南诸郡，部议认为尚未上报灾情，不准许。公上疏说，不及时上报灾情，罪在有司；百姓有什么罪，却要听任他们吃糠咽皮，活活填入沟壑吗？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 [疑有缺字]责备没有上报灾情的人，并命令立即发放赈济，按照御史所说办理。他还论述四川、湖广采伐楠木使百姓劳苦，论述奸商大猾应当处以重法，论述经筵不应长期停止，论述差役官员不应设置过多，论述屯垦军队应当及早安置整顿，论述五城收容流民的场所应当修缮整治，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皇帝批准后，他又因久旱祈祷，请求宽免逃人的连坐之罪，认为这样和气自然会应验。事情虽然没有实行，当时舆论却称许他。此前州县两年一次开征，本来因为四月、九月有请示，依照旧制办理，户部却以国用不足为理由。到这时公说：“听说各省预先拨付饷银，除去足够准备一年的，剩下的还很多。如果这样还不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够呢？”请求恢复旧制。康熙十年，睢阳发生水灾。皇上派大臣前往巡视，公请求在各州县多设米厂，使贫民免受等候失期和拥挤之苦，然后每天发给一升米，每三天发放一次，以一百天为限。这样一石米可以养活一人，一百石米就可以养活一百人；即使多到十万人，也只需耗费官仓十万石粮食。使者和有司应当遍历各地亲自察看，不要急于限定返回日期，也不要预先规定发放米数。奏疏送入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岁、四月、九月、一年、十年〕 皇上非常高兴，没有交给内阁议论，立即命令赈济。侍郎田逢吉斟酌施行，并将康熙九年八月缓征赋税的一篇奏疏合并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升、三日、百日、一石、一人、百石、百人、十万人、十万石〕 特意召他当面陈述，反复询问了好几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八月〕 皇上的脸色更加和悦，公应答详尽敏捷，在朝廷中的人没有不仰视惊叹的。后来在京官俸禄中加给四品俸，他更加感激奋发。十二年，他弹劾定南王的女儿孔四贞，因为她的丈夫孙延龄与巡抚互相攻讦，正在对簿审理，不应准许她入庙。皇上说：“这个女子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 太皇太后所宠爱的人。”公回答说：“即使是公主触犯法纪，臣也一定要弹劾。” 皇上为之动容，批准了他的奏疏。公居家十二年，只是隐迹读书，很少有人能够见到他的面。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配偶李氏，赠为淑人；续娶任氏。儿子觉，候选知县。女儿三人，都嫁给士族。孙子四人，曾孙一人。择某月某日葬于某原。公任御史前后上疏七十多次，家乡本在淮上，亲眼看见淮河、黄河冲突，居民被水淹困，以及漕运道路通塞的缘故，所以他的言论很多时候都具有实用价值，只是有的被采用，有的没有被采用。然而有见识的人无不认为他说得对，并惋惜他的意见没有全部被采用。铭文说：黄河流入运河，水流缓慢，泥沙淤积，天妃闸应当按时启闭。公上书说，应当按照旧制，并加以疏浚，让漕运通行，相关事务也应当办理。公又上书说，应当分导黄河、疏通淮河；黄河水流上涨受阻，闸门不能承受淮水，就会冲刷高堰，而高邮、宝应便会遭灾。应在黄家嘴开凿支河，使黄河水势减弱并分流，淮河就不会泛滥。这是公最初上疏所说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二十六年、十一月、三人、四人、一人〕

译[疑有缺字]诏令还没有下达，桃源已经被水淹没，河堤决口三百丈。臣大声疾呼，公完全了解其中缘故：三年前起，河水向北冲击南岸，每年修筑五丈，危险堤段幸而没有相互逼近，却闭口不请求堵塞。清河洲长裴口水流倒射，如今的决口，按理势必达到极点。河北数州尸体堆积漂浮，百姓遗存者颠沛流离，无处安身。府中公文纷纷而来，征发民夫采柳；采一束柳要花费三百钱。被征发的民夫面黄肌瘦，动辄聚集数千人，财物耗尽，百姓困竭，国家还剩下什么？言官为采柳征募之事据实陈奏，又依次说到归仁堤应当修复滚水坝。季驯倡议修筑，并已详细载入成书，这些都是臣熟悉的。石料、铁料、灰料、木桩，应由官府供应充足。第二年七月，三篇奏疏同日上呈，其中一篇请求修筑高堰。高堰的修筑关系到百万生灵；高堰一旦决口，河口必定淤塞；河口淤塞，海口必定阻塞。上游溃决、下游淤塞，这就叫无所防备。后来内迁留台，再次陈说河患：黄河夹带泥沙，淤积成坡，河身与堤岸齐平，百姓将要面临危险，谁来谋划？请求开挖遥堤。遥堤的设置，适合空旷土地；如果城郭彼此相接，要它做什么？况且百姓的房屋坟墓都会被毁坏。如今的办法，不如淘汰、疏浚、引导水流，种植芒稻，挖土运土的劳力不要吝惜，也不要拖延。黄河、淮河水势滔滔，上游支流不治理，谁来疏浚它的下游？臣冒死进言，以备采纳民间意见。自从公离去以后，朝廷上发表这类意见的人满满都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丈、三年、五丈、三百钱、七月〕 天子说：“唉！谁能像余工公那样治理河工？如今他已经死了，哪里还能再听到这些话？我要把这些话写下来，告知各位君子。” 铭 户部右侍郎、前福建布政司使栎园周公墓志铭。公名亮工，字元亮，别号栎园，开封人。祖先中有名匡的，在宋朝做官，任江西抚州军事参议，于是便在那里定居。后来三次迁徙，最终定居在栎树之下。到公的祖父鸿胪寺序班庭槐时，游历大梁而喜欢那里，又重新入籍开封。鸿胪生下文炜，就是公的父亲，是国子监生，任诸暨县主簿。公中明崇祯十三年进士，授任潍县令。当时潍县被敌军围困很久，公以一个书生登上城防，亲自收集箭镞。城池没有失守的事情上报后，他被选调授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不久，京师陷落，时为顺治二年。诏令起用公，以御史身份招抚两淮，不久改任两淮盐法道，升任海防兵备道，调任福建按察使。过了一年，升任布政司右布政，不久转任左布政。前后在福建任职八年，其中以按察使身份驻节邵武。邵武处在万山之中，啸聚的盗匪遍布山谷，城外烽火照红天空。公权宜处理军事，招募敢死之士，每天打开城门转战于溪谷之间，擒获很多盗匪。夜里便独自坐在谯楼上，仰天长啸，赋诗高歌，卫士击打刁斗的声音与他的吟咏声在半夜相互应和。局势稍微安定后，他建造诗话楼，在楼上祭祀宋代严沧浪，召集县中善于作诗的生员，每天与他们唱和，境内更加安宁。他任右藩时，多次奉檄巡视并代理建、南汀、南漳、泉等道，这些地方都多次反复动荡，是人们顾忌退避、不敢前往的地方，只有他单车往来于刀兵之中，千方百计经营谋划，所到之处总留下事迹。因此从内台出任外官，到被弹劾回京，百姓都扶老携幼，在道路两旁头顶香火迎接，争相奉上酒食，劝他尽饮，号哭声绵延数百里。闽地诗人高兆作《四泣诗》记载此事。当初公以左副都御史身份被征召，上章陈述福建事务，皇上答复批准；他又秘密提出一些建议，颇多指斥、揭露当权者，于是骤然升任户部右侍郎。听闻此事的人都咋舌说：“祸患从这里开始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年、二年〕 不久，督臣果然飞速上章弹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百里〕 诏令他前往福建审理查勘，到了那里，前任督臣已经罢官离去；按察使和五司理官审讯调查，查明了他的冤屈情状，列成案状上报给中丞。当时久旱，案牍写成后便下起雨来。大民为此作歌说：“收起卷宗雨就来，云层又重新降下；刑部审讯秋审朝审，可疑的旧案，狱案中可疑的人，上报后就立即释放。” 而这时恰好传来

译恩赦的消息，凡是已经定罪的囚犯，一概减轻等级。公返回后，依照赦令成例，应当随同其他人迁徙到塞外，等待春天发遣。[疑有缺字]世祖遗诏免除这项处分，不久以佥事身份出任青州海防道。公一生喜欢作诗，凡是巡视所经过的山川风俗，以及临阵对敌、呼吸之间关乎生死的情景，闲居时召客饮酒、诙谐调笑、吹笙弹琴、六博挥袖欢笑，无不以诗来游赏。即使心中经营、口授史事，因没有书写时间而与讼案相系数年，所得诗作也格外多。坐在狱堂之下，健壮狰狞的士卒站立左右，银制刑具一串串，呼喊声像沸水一样，双手被铐在地上，他仍回头向伍伯要纸笔，作《送客游大梁诗》二十首绝句。放下笔起身受审，诗句全都惊人。他平素与黄山吴生交好，吴生长期随公在狱中，他作《北雪诗序》大略说：“记得初冬我与先生夜坐作诗，漏水落了几十刻，呜呜吟咏不止，有时到了内心悲伤便相对哭泣。曾经并卧在薄板上，忽然联句；有时两人拥着破絮，从口中呵出的气息湿润了纸笔，露出手臂争着在薄板上写字，跃起时短烛被扑灭，便相视一笑而停。这种高雅情趣就是如此。”考察[疑有缺字]过了一年，调任江南督粮道参议，又遭弹劾，解除职务听候审查。事情解决后不久便去世。公才器纵横，善于经世济民，喜欢议论，痛恨拘谨迂腐、拘守文法的官吏；遇到重大疑难、需要决断生杀的事情，神情安闲，没有不能迎刃而解的。世祖下遗诏赦免〔原文“免寻”语意不明〕，不久他以佥事身份出任青州海防道。公一生喜欢作诗，凡是巡按所属地区所经过的山川风俗，以及临阵对敌、在生死关头，平居闲暇召集宾客饮酒，谈笑调侃、吹笙弹琴、下六博、挥袖逗人发笑，没有不以诗作为游乐的。〔“▯”字不明〕专心经营口授史事，〔“不给书而讼系”语意不明〕前后被讼系数年，所得诗尤其多。被囚在狱堂下面，健壮的士卒面目狰狞地站立着，银制的脚镣一重重地响，呼喊声如沸水一般，双手被铐住〔“防地”疑有讹误〕，他回头向伍伯求取纸笔，写成《送客游大梁诗》二十首绝句。放下笔后起身接受审讯，诗中的语句全都令人惊异。他一向同黄山的吴生交好，吴生长久跟随公在狱中，他为《北雪诗》所作的序大略说：“记得初冬时我和先生夜里坐着作诗，漏刻已经过去数十刻，仍呜呜吟咏不止，有时吟到内心悲伤，便相对哭泣。曾经面对面躺在薄板上，忽然联句，有时两个人拥着破旧的被絮，从口中呵出的气息湿润了笔毫，露着手臂争着把诗写在薄板上；短烛忽然跃动而熄灭，便相视一笑而停止。先生的高雅情趣就是这样。”〔“按▯”有讹缺〕过了一年多，升任叅议、江南督粮道，又遭弹劾，被解除职务听候勘察。事情了结后不久便去世了。公的才华器识纵横奔放，善于处理政务，喜欢发表议论，厌恶拘谨狭隘、拘泥文法的官吏；遇到重大疑难之事，需要裁决生死时，他神色气度安闲，没有不能迎刃而解的。他自从开始任职做官，就一直身处军旅之间，不久又被擢升为台职，更想凭着意气奋发有为。不幸遭逢战乱归来，才成为当时所需用的人。十年之间，他连续升任卿贰之职，然而时时与世俗相抵牾。庚戌年再次被人弹劾，忽然在夜里起身徘徊，把平生所著一百多卷全部取火烧掉，说：“使我终身颠沛困顿、不得志的，正是这些东西。”辛亥年冬天，我在西陵佛寺遇到公，公留我饮酒，拍着几案长叹，对我说：“我和你相见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如今我六十岁了，你回去替我写一首《恕老堂酌酒歌》就够了。”恕老堂，是公居住和著书的地方。我渡江后诗终究没有写成，但私下叹惜公的才华竟如此坎坷失意，年老而又衰弱到这种地步，看他内心默默不乐，似乎就要这样结束了。沿着公的行迹考察公的志向，那么古代的大人君子，身份尊贵、声名建立，世人仰望而不可企及；但当他们壮年将逝，俯仰身世，思量出处、盛衰的缘由时，难道也都没有自得之感吗？因此世上那些辞去富贵而趋就贫贱，宁可独善其身，把百姓的休戚、天下的治乱置之不顾，直到老死也不后悔的人，他们也确实是有所激发而这样做的。唉！由此就可以了解公了。公喜爱奖掖后进，曾在座上放置一本簿册，和客人谈到天下人才某某，便立即把他们记下来。凡是他曾经走过的地方，即使是深山穴居之中，也没有不访求人才的；只要见到稍有才华的年轻文士，哪怕只有奇特的文辞、片言只韵，也立即替他们传播声誉。有时他多次屏退车马前去拜访，公开说出他们的姓名。年老的儒生和贫困的朋友，他都像兄弟一样相互依靠。他写文章和诗，构思织造必定出自自己，语言以独创为矜贵，绝不袭用前人一个字。反复雕琢、洗炼文字，使之归于大雅；尤其喜爱绘画以及古代篆籀书法。每天黎明盥洗漱口，便到外舍从容谈论古今，图籍、史书、书画、方药名物、彝器等，无不逐条分析解释，穷尽其中的旨趣。客人离去后便手执一卷书，灯光荧荧一直读到半夜，回房就寝以此为常。元配冯淑人，生五个儿子；在浚，国学生；孙子孙女共四人。享年六十一岁，将在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铭文说：难道说没有人了解吗？做大司农，正是说他遇到了时运，为什么却跌倒而终身不得志？违背缰辔，背弃规矩，反而容许滑稽之人。这样的事我不忍去做，又何必辞说自己固守穷困？乌石高高耸立，防防【疑为山势或水势之貌，字义不明】对着大江。文治蒸蒸日上，武功广为施行，只有公的功劳如此；公的德行威望，直到数邦。于是我铺陈文辞，刺醒盲者、聋者。万条支流，千条支脉，都向大海朝宗；如同美玉等待雕琢，又如悬钟等待撞击。晚年历经崎岖，越发放达而宏阔。谁来掌管这一切？就让祝融来掌管吧。我的思绪绵长，那苍苍的天空在彼方。北山的山崖啊，令人叹惜栎园公。山阴仲渊何公合葬墓志铭 甲寅年，我和山阴何嘉延一同客居扬州郡署。他每次谈到先父御史公的事情，总是哽咽流泪不止；而这时距离府君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今年我又在金陵遇到他，得以看到故人魏冰叔所写的公传略，嘉延也亲自把所撰行状送给我，请我为公撰写墓志铭。丙戌年五月，江上的军队溃败，公弃官到剡县白峰，恨自己没能跟随国事而死，于是作诗投崖自尽，过了很久又苏醒，被当地人看守而不能死，便逃入万山之中，剃发穿僧衣，跟随方外之人游历，昼夜劳苦，仍认为自己还没有远离人世；又戴着斗笠、携着瓢在缙云、义乌诸山往来，以樵夫和僧人为伴，时而歌唱，时而独自哭泣，憔悴枯槁，终于以死为止。推究公的内心，大概没有一天不认为活着可悲，而以求得死亡为足以快乐。然而公起初也曾有意于用世。他脱去布衣开始任建平县令时，县里原本没有城郭，前任县令兴建还没有完成。公说：“这里是东南门户，不可以没有完整的城防。”城墙工程进行满一个月便停工了，百姓却不知道自己服了劳役。过了多年，天下大旱，长江以南的飞蝗把禾苗几乎吃光，唯独没有进入建平境内；没过多久，公因忧患离任，蝗虫便立即进入北乡，于是百姓更加把他当作神明。后来补授高要等要职。端溪承受黔、桂各地的水流，夏季洪水屡屡成灾，公就亲自巡视堤圩，增高低洼处，培厚薄弱处，并按时蓄水、泄水，远近各地反而都得到灌溉。清理关卡中吏胥借机上下其手的弊端，规定查验期限，商人不再因贿赂而滞留，官府也有充裕的课税。这大概只是公想在政事上施展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二，他正锐意进取而未曾停止。不幸又遭逢父亲丧事而归，随后遇到战乱，未能在浙东把才能全部施展；朝廷起用他，强令以御史身份召回，他不得已就职，呈上数万言的建议，有些实行了，有些没有实行，但时势已经支撑不住了。他坠落白峰没有死，后来进入陶介山，侍奉山主云藏禅师。粮食和干粮接济不上，便随众人一起砍柴挑水，同伴都替公感到艰难。公说：“我看那在风涛之间出没、顷刻面临生死的情形又如何，哪里敢说自己劳苦呢？”从此游历更加遥远，进入山中更加深密，崎岖于崖壁沟堑之间，盐和醋也全都断绝；所经过的地方都留下诗篇记载年月。遇到高僧郭莲峰、征君李秘霞，公很喜欢他们，结成尘世之外的交谊，留居崇圣寺，睡在梨木床上，经受风雨。三人相对，终日默默无言，旁人不能测知他们为何居留数月，后来公的疾病发作。此前在己丑年四月，公对李征君说：“我在这里住了很久，幸而稍稍安定，只是这里常有一种忧戚之感；我将要离开你，飞锡前往白云之乡了。”

译如今我留下一封信给家人，等他们来时就拿给他们看。等他们到了，公已经病困，命人取出所封的书信来读，说：“我含辛茹苦、磨炼志节到了今天，却辱没了生养我的父母，造成的伤害无法赎偿。对君主来说我是失职不忠，对父母来说我是忤逆不孝。死后千万不要给我入殓装棺，我应当暴尸荒野三日，以彰明我不忠的罪过。三日后火化，纳入塔中，不得附葬于祖先坟墓，以彰明我不孝的罪过。”读完便去世了。然而他的家人仍把遗体殡殓运回，葬在会稽上灶的玉几山，这是因为公本来并非真正出世之人，也是遵从公最初的心愿。公娶商氏，大理卿为正的女儿，中书维源的次女，具有妇德，辛苦操持家务，协助公为官和隐居，使公成就清廉隐逸的节操，其中夫人的功劳居多。夫人在公死后十三年去世。公讳宏仁，字仲渊，起初中万历乙卯科副榜；天启改元，因覃恩按贡士资格参加吏部考试，得到州守职位却没有就任。中庚午年北京乡试，丁丑年成为进士。六世祖诏，任南京工部尚书；高祖镐、曾祖防，都追赠长芦运使；祖父继高，任江西参政；父亲光道，追赠御史；母亲陶氏追赠孺人，是礼部侍郎文简公望龄的姐姐。公天性极其孝顺，尚未显达时侍奉父母，能够事先体察他们的心意，顺承他们的志向，父母所求没有得不到的。别人不知道他贫困，却知道他将来能够显贵，并且会竭尽忠节来侍奉所事奉的人。公年轻时不以世俗之学为师，所交往的都是贤人；后来熟悉了外家教诲，刘公宗周在乡里讲学时，又带着经书拜在他的门下。癸未年进士余公增远，字若水，是一位有志节的人，战乱后亲自在山中耕作，隐匿行迹而不与人交往。公归葬玉几山时，公子拜请他题写墓主牌位，余公立即答应。到了约定日期，主人驾船迎接，他没有赴约；不久却亲自划着一只小艇，直奔墓旁，取出旧日衣冠，在墓上拜祭。事情办完就下山，宾主之间没有交谈一句。主人派客人追赶，竭力挽留他；饮食时，他在船中只吃一碗粥、一盂羹菜和一小豆器食物，吃完便急忙摇船沿岸离去。参加下葬的人有一百多人，都目送他并叹息说：若不是公如此贤能，余公恐怕也不容易请到。公有三个儿子：嘉迪、嘉建、嘉延，都遵守先人的志向，不求做官；如今在世的嘉延最为贤能，有文才和品行，和我友善。女儿三人：长女嫁陈氏，次女嫁骆氏，三女嫁鲁氏。孙子五人：思永、愈永、德永；嘉迪所生恕永；过继给嘉建的，也是嘉迪所生的懋永。嘉延有曾孙三人：经钰、经铎、经镠。铭文说：坠下山崖却没有死，归来后才停止呼吸；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吗？谁能和他同道为伴？活着时抛弃自己的家，剃发披上缁衣，难道就此与尘世隔绝了吗？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居室，在县中留下了墓志。什么样的郁结不应当消除？什么样的请求不会得到回应？这是御史的墓道。明经李君墓志铭 泗州盱眙有两位贤士，叫李嶟瑞、李嶫瑞，一同参加新令选拔为贡生，来到京师，拜访我于官邸，先各自送给我一卷诗。诗都有家法，我读后非常赞赏，问他们跟谁学习，他们说：“唉，是先父的教诲。”后来他们又来，陈述父亲的世系和生平事迹，叩头请求说：“先父去世已经四年了，坟墓还没有墓志，这是因为慎重。如今遇到您，如果不能得到墓志，我们就无法使先人在地下得到安慰。”我推辞不得，便按照行状写道：公的孝行，是他的母亲生病时，能从千里之外请来医生，得到药后一定亲自尝试；服丧期间不住内室。他的仁德，是乡里门内亲族朋友中贫困到无饭可吃的人，没有一个得不到接济。他看重朋友，是因为海内名士经过淮泗时，都会把他的家看作归宿。他博爱，即使是书画家、星历家、医家、相士、博徒、剑客来访，也没有不留宿供饭的。他年轻时常怀有经世济时的志向，眼界高远，步履阔达，气势压过同辈；后来志向未能实现，困顿于诸生之间，中间又遭受废黜多年。虽然人事乖违，也仿佛有上天在困厄他；然而过了很久，才开始得到恩诏荐举进入太学，而这时公已经病了。公广泛涉猎书籍典传，展开纸张写文章，立即就能完成。然而他尤其爱好诗歌，而且特别擅长。得病以后，坐卧在一座小园中，面对花竹，观赏鱼鸟，欣然度过大半日。好友来访，他一定勉强起身请入就坐，留他们饮食。饮酒必定赋诗，白天接连到夜晚。酒尽了，蜡烛也燃尽了，童仆僵卧而睡，有时直到日上三竿，他还倚着床苦苦搜索诗句不止。在卧病二十年中，他没有一天独坐而无客，也没有一天客来而不吟诗；无论风雨寒暑，都以此为常。直到公去世那一年仍是这样。公讳某，字某，别号西园。康熙二十八年丙寅八月某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元配王氏孺人，继配仍为王氏。儿子二人，就是嶟瑞、嶫瑞；女儿一人，嫁给宋子侨。他的先世是茶陵人，始祖文迁到巢县。明朝建立后，因军功授卫百户，死于鄱阳之战。其子宁承袭职务，调任泗州卫，于是便在盱眙定居。祖父某为处士，父亲某为太学生。他的从祖父任行人司行人绍贤，在武宗时直言进谏，被廷杖打死，追赠忠端，正是此人。公既然喜欢作诗，嶟瑞兄弟便跪下劝他停止，说：“您不要这样。我一吟得佳句，身体便觉得轻快，诗对我来说不只是药石啊。” 因此公留下的诗很多，几乎达到万首，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一，收藏在家中。铭文说：诗歌表达人的性情，抒发神思和智慧；郁滞淫乱、纠结不通的情绪，仿佛让和、扁这样的名医来诊治；深长的思考绵延不绝，仿佛用汤药调理；忽然间道理通达，仿佛以针石和熨法治疗。把诗当作医药，形体虽已离去，精神却仍留存；灵气恍惚，在这座山丘之间往来，仿佛还能听到吟诵之声，声音婉转。它把世俗的污垢刮除，使肠胃得到洗涤。唉！公难道没有后人吗？他的声名一定能够传得久远。桂林知府翁君合葬墓志铭 戊午年，我在京师，听说翁君在武原声名很大。当时君已经是候选官员，得到黄州府丞的职位，即将出京，我便同他相见，极其欢洽。他家过去同我家上溯两代就是同年好友，我写文章为他送行，叙述有幸结识他的缘由，也说到两家世代交好的深厚情谊。后来君辅佐治理有成，考核政绩后再次来到京师，我和他在汪祭酒家一起吃饭，于是分别。又过了一年，君升任桂林知府，不久便罢官离任，旋即听说他去世了，我十分悲伤。大概是在乙丑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元配张宜人先在任所去世，到这时已经十年，还没有立即安葬。孤子震来到京师，诵读我先前为君所写的文章，说我是熟悉君的人，便来请求墓志，准备回去商议合葬。翁氏祖先原籍海盐，明正统年间，始祖茂迁居钱唐铁冶岭；二百年来以文学传家。高祖讳立德，任福建建宁府教授；曾祖讳常益，为岁贡士；祖父讳声业，是前庚午举人，入

译本朝后任福建邵武府推官；父亲讳世庸，是顺治戊戌科进士，历任云南广南府知府。父子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值得记载。君讳介眉，字孟伯，武原是他的别号。自从年少求学时，广南公便用古学督促他，他于是专心喜好古学，日益磨砺进步。进入成均后，每次考试写成文章，必定使同辈惊叹，前后主持考试的人也都看重他。然而两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恰逢朝廷按照新例招徕天下有志仕进的人，大家都奋然说：“我们与其以举子的身份听凭主管考试的官员决定进退，哪里比得上响应 天子的命令，出资做官，还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呢？”于是他以黄州同知分治岐亭。岐亭距黄州很远，同知可以代行知府处理亲民事务。君于是清廉自持，整顿剔除积弊，劝导农桑，讲明学业，一切都和百姓重新开始。于是上级官员才纷纷赞叹他的才干。当时仍在用兵，湖南奉檄令解送战马，长沙又下檄令调往巴东料理军务，他没有前往，而被委任督造船只。湖南向辰州、靖州二郡转运粮饷，他又代理孝感、蕲州的印务。在岐亭任职四年，任用贤能，辛劳奔走，坐席还没有暖热便又起身。他代理孝感时，岐亭人争相控诉盗贼在附近山中出现，说若不是使君去镇压，便要把他夺回来。孝感百姓也争着挽留他，但最终还是把君送回岐亭，盗贼也随即解散。黄州全郡发生饥荒，君亲自到郊野劝导赈济，拿出粮食一百石，带头倡导富户捐粮。因此百姓听说他要被派往巴东，便拦路号哭，使他无法成行。上官听说后，便追回了先前的檄令。黄州风俗好诉讼，君以清静无为的办法治理。豪家多蓄养奴仆，失势后往往叛逃，有的甚至反过来劫持主人。君便依法威慑他们，这种风气才平息。癸亥年升任桂林府知府，途经潼关拜见广南公。当时广南公也被 朝廷任命，新近擢升，父子同时担任二千石官，众人都一致称誉他们有仁爱清廉的声名。他们先后到达汉上，聚集家人宴饮，过了很久才分路离去，听说的人都以此为荣耀。到了桂林，君省察政务，积压的案件繁多，他随机剖析裁决，公堂上没有留下的文牍。任职一年，因为判定僧人元正不应倚仗势力侵占故相墓地来安葬自己的师父，违逆了抚军的意思，被弹劾。第二年，制府替他申明冤屈，案件得以解除，但君最终还是因此离任。广南公也遭逢母丧将要回去，君想去迎接，得知他已经从云南出发，便没能前去，于是游历粤东，途中在英德得病，死于僧舍，年仅四十一岁。君出生时祖母、父母都还在世，兄弟四人，君为长子，极尽孝友之道，家中没有不和的言语。任官有空闲便读书，常常编作 《本朝诗选》，士大夫多有称许。张宜人在任所奉养老夫人童宜人，能够体察君的心意，尽力供给甘美饮食，按时安排起居，得到她的欢心。她与君同年出生，却比君早一年去世。因此童宜人和广南公后来悲悼君，哭诉说：“起初君跟随广南公，遇到陇州王辅臣叛乱，攻掠土地到达陇城，那里没有兵力守卫，便被围困。广南公从小路逃走，出城迎接。” 王师谨慎地侍奉在左右，一刻也没有离开。家人都到山中避难。震当时九岁，忽然被一名散兵掳走，带到清水县，准备向西而去。有一位老人和两个驿卒知道这孩子是府中的人，便向散兵叩头请求，把他救了出来，送到公父子所在的驿站。事情平定后归家，家人也都平安无事。君只有一个儿子震，如今已经长大进入太学，能够读书，继承他的家业。震请我写文章，希望使君的名声传于后世而不朽。君虽然不幸早死，功业没有大到极点，但大概积善的报应正在这里吧。震还有一个女儿，已经许配给知县王永，计划在某月某日择吉日葬于某原。铭文说：君曾经为自己学业有成却未能中第而悲伤，靠资财起家，遭遇又违背自己的志向；他不知道科举功名并不决定人的贵贱，做官也不只有一条道路。贤人的余荣，自会留存；那些奔走争逐、佩绶飘飘的人，在君看来，正如鸡群中的一只鹤。齐安的政绩，不是说全是我的功劳，而是因为贤能的牧伯喜爱正直之人。困顿于始安，也不是自己的过失，守道而不能容于世，是自古以来令人叹息的事。结党邪曲、排斥正直，我替他们感到衰败；正当刚强有为之时便死去，又能归罪于谁呢？有德行留给后代，有儿子能够继承事业，有文字可以记述，谁说这不是长寿呢？明经吴君约庵合葬墓志铭 君姓吴，讳钜，字任斯，是江南清河县人。祖父黄明，在万历年间中乡贡士，任泾县训导，凭经义造就了许多学生，学者称他为心融先生，享年九十五岁。君年少时承受先人的教诲，求学务必有根本，言语行动一定合乎礼法。毗陵孙文介公慎行非常器重他，邀请他到家中讲论《易》理，成就《心易解》一编。父亲讳某，早年去世；训导公还在堂上，君侍奉赡养极其周到，间或从容请教经义，使他得到欢心。又竭尽力量为两个年幼的叔父筹办婚事、置办产业；至于自己的生活，则淡泊如常，即使妻子儿女衣食不足，也不去过问。然而吴氏世代勤学，却没有人凭科第显达。自训导公到君祖孙之间，虽然每天都把读书明道当作自己的责任，却说：朝廷设置科举，本来就是为了等待有文学和品行的士人。我的学业只是把经书变成应试文章，学力浅薄，不足以相称。难道明诏一定是主管官员不公正、不明察的过错吗？所以每到大比之年，他总是拿着文书进入省门，带着装试卷的袋子和笔囊，和同辈一起露宿在台阶下，低头入席应试。等到年岁将近暮年时，头发已经苍白了。然而每次考试他总是兴奋应试，却总是得到落榜的报告；而君和训导公先后都等待次序成为岁贡生，被推荐到 朝廷。君遇到康熙乙卯年册立皇后的覃恩。按覃恩条例授予州同知，这并不是他的志向。他立即向吏部请求，改授教职。回家后，把自己所作的全部举子文章烧掉，用自己所学教授四个儿子，四个儿子都成就了事业。元配高氏孺人有贤德，协助君督促课业，对儿子尤其严格。她常亲自织布直到半夜，儿子们请她休息，她不肯，说：“我只要听着你们读书的声音，就可以忘记睡觉。”君最初成为贡生后，还带着长子湛参加乡试，孺人典当、整理行装送他们上路，脸上没有疲倦之色，说：“等你们父子放榜时，我真是心胆都要碎了。”唉！

译国家的科举制度，三年一次就录取进士三四百人，少时也不少于一百五十人。天下各省乡试录取的士人，也常常以千计。其中贤者和不肖者混杂在一起，有些人帽子还没有戴稳，一部经书还没有读熟，便冒然列入贤书，凭借文章戴上进贤冠、以文才排列于士大夫之间的，不知有多少！而那些久经学习的硕儒，砥砺品行、建立声名，却蹭蹬不得进，终于穿着襕衫坐在席间，带着遗憾进入官场。像吴氏一门，祖孙、父子、夫妻之间，直到流泪相互安慰，勉励贫困衰老，至死也不后悔。那些担任主管考试的官员，果真公正而明察吗？难道唯独没有人心吗？从有道之人的立场看，穷困、显达、得失，那些属于外在的事情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只是可惜当权者从来不加以留意，以致士人一生都有不平之叹。君享年七十三岁，死于康熙某年某月。孺人在君死后几年去世，享年八十岁。儿子四人：湛，是恩贡生，候选训导；沉，是邑增生，先去世；▯、瀚，都是岁贡生。将君合葬于某原，日期为丁丑年某月某日。铭文说：人们说科举妨碍学问，政事又有益于科举，那么两者的得失，哪个细小，哪个重大？谁能在这件事上辛勤经营而兼得其利？愚公移山，三代都为此努力，子子孙孙不停止。山也畏惧而被移走了，湛、沉、▯、瀚，各自挺立，气概凛然。美好的墓地封土，草木茂盛，泉水滋润；魂魄迟迟归来，卜筮所示的吉兆一定宏大。诰封一品韩母何夫人袝葬墓志铭 古代夫妇没有合葬的礼制，周公大概开创了袝葬，孔子也葬在防地，于是合葬之礼起于中古。然而按照礼制，妻子去世，由丈夫主持丧事，本来不应由儿子请人撰写墓志；母亲去世，已经袝葬于父亲墓旁，却又能够请求贤士大夫撰写墓志，这种做法自唐宋以来也曾有过。大概是因为孝子的心情，痛惜生养自己的母亲离世已久，只能借此向母亲表达不得已的哀情，所以君子不认为这是过分。像如今 诰封一品韩夫人的安葬，不只是因为情感上的不得已，她的德行更有值得记载的地方。这是因为她的嗣子铨及其兄弟坚持请求，我尤其不忍让她默默无闻。夫人姓何，父亲讳某，十四岁嫁给已故兵部尚书兼都御史韩公讳某，成为元配。尚书公的父亲讳承宣，谥忠烈，明朝末年任历城令，殉难而家破。公作为年幼的孤儿跟随王师多年，又跟随 世祖章皇帝入关定鼎，擢升为吏部郎，升任宗人府启心郎。公当时不断悲念忠烈公，夫人便对他说：听说姑母还在蒲地，为什么不去寻找并迎接她回来奉养呢？这样，您的终身遗憾就可以得到消解。忠烈公的恩德也不能忘记。当时公任官十分贫困，夫人于是卖掉嫁妆中剩余的财物，为公准备行装，前去迎接王太夫人及其弟弟们到京城。对内竭尽孝敬的诚意，对外尽到主持家务的职责，所以王太夫人能够安居。她庆幸有贤妇，公的弟弟们也都借此得以成名。等到公出任江南巡抚，后来又两次督师平定偏沅、滇黔，转任西川，夫人都随行。公在偏沅与贼军相持于七里山时，夫人拿出家中财物供给军队饱食，鼓舞敢死之士的士气，往往有烈丈夫的气概。战事稍缓后，她看见居民房屋残毁，捐出钱财建造数百间房屋，使露宿的百姓得以安居。后来儿子铨出任衡州知府，有几十位老人拜倒在马前，希望见太夫人一面，以此为幸。她留下的恩爱感动人心到如此程度，由此也可以知道她是怎样辅佐公的了。夫人对庶子镠有一视同仁的恩德，对侄子及族人也总是周到地施以恩意。然而她性情严厉，儿子们若衣冠不整，便不敢来见她。自尚书公去世数年后，家中又遭祸难，夫人历尽忧患，依靠 天子的宽厚恩德，整个家族才重新完整。临终时，她把诸子叫到床前，嘱咐说：“我家若不是靠圣上的德恩保全，只剩下我这个老妪，哪里还能再见到你们兄弟？如今我享尽天年而终，还有什么遗憾？希望你们世世代代不要忘记这件事，报答皇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里、十人〕 她又反复说“君恩”这四个字。十弟令陵从陵川归来时，她也这样告诉他。于是她取出命妇服饰穿在身上，于康熙丁丑年十月十三日丑时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儿子铨，任安陆府知府；镠，任高州府化州石城县知县，死于任上；鈗，任应州知州；钧，任漳州陵川县知县；锦，候选知县。五个儿子中，镠以外都是夫人所生。女儿六人，婚配情况详见《尚书公表状》。铨兄弟去世后，在今年四月择吉日将夫人袝葬于涑水县的新墓道。铭文说：“伟岸的大人啊，孕育灵秀，亦凭借幽冥的辅助，使内在德行更加美盛。啊，尚书公，四次镇守封疆，既有文才又有武功，功勋显著，铭刻在鼎钟之上。他有贤德的配偶，配偶只以德行相配，顺从侍奉公婆。儿子能够继承家业，于是辅佐丈夫，使他成为国家栋梁。在军中筹划谋略，才能也足以称道。死后留下遗诫，无论大小都不要忘记，光明耿耿。” “君恩”指的就是这座幽深的墓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六十四岁、四月〕 文学邵君墓志铭 君讳儒荣，字仲木，别号惧叟，是无锡人。君去世后，我曾读他的遗文，感叹后世的学者自从科举制度兴起，古文之道便衰微了；其中的祸患没有比今天所谓八股文更严重的。它驱使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去从事无用的章句，终身沉溺其中而不能脱身。因此其中能够凭文章显露才华的，必定是少年早达之士；而老儒宿学有时没有时间去真正从事写作，即使写作也不能精工，或者还没有等到学有所成便去世，于是湮没无闻于后世。像君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我来到无锡，读了君的次子绍棠所保存的君文，不过三十多篇；看他写的《太学生方传》和《陈太守墓碑》，私下认为汉代太史公的写法已经很久没有流传到今天了，却唯独在今天从君的文章中重新见到。可惜当时主管考试的官员没有人知道君的才华，君的同辈也没有人共同商论古今、以文章相互砥砺，所以君也不能凭功名显露自己，所得文章后来也散失了。君不爱惜自己的文章，因此更加落魄放任；他的文章在当时也不太有名，终于这样度过了邵氏一生。宋代康节先生之后，元末有一名科贡士，讳伟，来居住在无锡，这就是君的十世祖。明太祖平定江南、登记户籍时，无锡只有虞、郡两姓能够列入儒籍，因此他们家世代以儒业为业。传到第八代，有一位诸生讳某；他生下追赠参议、讳士宏的人；士宏生下壬戌进士、山东右布政使司讳名世的人，这就是君的父亲。君年轻时是富贵人家的公子，文采丰盛，交往的全是一时名士；在他们中间选取歌伎召来歌唱，酒杯筹码交错，以及投壶、蹴鞠等游戏，都是平常之事。后来多次走到省试门下却没有中第，看到天下纷乱如云，便每天和同伴勤习骑射，为乡里防守御敌作准备，从此无意于科举学业。连年经历崎岖的兵灾战火，家境越来越衰落，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举行豪华活动，只好每天闭门诵读经史子集；每读完一卷，其中的篇章次序前后都能背诵复述，所以他的文章全都有根基。君去世以后，人们才渐渐知道学习古人的文章，于是很少再留意经学，而文章规模只是相近，彼此转相标榜，这种风气逐渐繁盛炽烈，渐渐成为习俗。君确实擅长文章，但一生不自我炫耀推销；到死后仍没有得到世人的称誉，只有我私下叹赏他，认为远远超过今天的作者。我的话果真值得看重吗？如果有人认为不足以相信，那么君生前困厄、死后显扬的事情，也就未必能够确定了。君才略卓异洒脱，天性极其孝顺。战乱刚起时，他独自走了几千里到山东，从群盗中扶助救出方伯公，使他回到家中。当时城中一些年轻人乘乱想抢掠富户，发动变乱，君暗中列举出其中几个豪强，给他们粮食并用好话诱导，使他们的谋划更加瓦解，县城因此平安无事。

译丁酉年，有一位朋友因涉事被捕入狱，君抽空到京城寓所为他周旋办理，终于得到从轻发落，回家时胡须鬓发已经因此全白。亲友往来之间，遇到危急便竭尽自身力量救济他们，最终因此耗尽钱财也不后悔，也不拿此事向人夸耀。晚年把心寄托在禅寂上，常穿布衣、吃粗食，每天坐卧在一张榻上，连文字方面的事也不再做。然而君年纪还不算老，精力也没有衰惫，本来可以长久地从容生活在世上。一天忽然患左腋轻微疼痛，针灸和熨治都来不及施行，五个月便去世了。难道是他所见的道理已经通达，而内心仍有尚未完全平息的地方吗？君死于康熙乙巳年某月，享年五十二岁。元配唐孺人与君同年出生，比君早十七年去世。儿子五人：绍闻、绍棠、绍祖，另有二人早夭；女儿五人，都嫁给士族。绍闻等今年择吉日，将君合葬于小岭湾的新墓道。君临终将要断气时，家人哭泣着询问后事，他说：“我不孝，不能替八十岁的父亲作打算，哪里还有空闲考虑你们呢！”最终没有再说什么。三年后方伯公去世。方伯公做官清廉，死时几乎没有钱财办理殓葬。这对父子之间，实在有令人悲痛之处。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他的才华因为困厄而被埋没，他的命运也遭逢如此。唉！命运啊，谁来掌管它？即使命运没有使我兴盛，他的辞章由我铭刻在墓穴之中；君应当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十七年、五人、三年〕 掌京畿道事监察御史任公墓志铭。今年夏四月二十六日，御史任公因病死于任所。嗣子筠和他的弟弟埙坪，将在某月某日把灵柩归葬于某乡某原，拿着行状来请求我撰写墓志。查行状，公讳玥，字少玉，别号希庵。中顺治十五年副榜，顺治十八年成进士。康熙八年选授山西石楼县知县，考选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巡视长芦盐政，回到都察院后晋升掌管京畿道事务。去世时五十六岁。任氏世代是大梁人，始祖在宋代任高密县尹，便在当地安家，并把所居的里命名为梁尹社。曾祖父铠，任太原府通判；祖父澄、父亲复，都是县里的文学。复追赠如公所任之官，母亲鹿氏追赠安人。起初公兄弟四人，长兄瑛早逝，仲兄琪、季弟珂和公相继跟随外傅受经。公天资开朗聪敏，所读书籍过目便能领会大意。二十岁时执笔作文，已经和兄长琪齐名。乙未年，琪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升到礼部员外郎。三年后，公于是联捷南宫副榜，听说父亲病重，不等廷试便立即骑马赶回。当时礼部也准许琪辞去登州学职回家奉养，公和他的兄弟三人侍奉父亲治病，察看药剂的温凉、燥湿，询问起居饮食是否合宜，全都十分谨慎。父亲去世后，他们竭尽哀痛，按礼节收殓送葬，因此乡里都称赞他们。公任石楼县令时，县地本来贫瘠，民间不知道纺织。公命令每家置办纺织工具，教给他们方法，每月责令织布一端，并对勤劳和懒惰者分别奖惩。于是百姓才兴起妇女纺织之业。县城距离河东解池有几千里，却食用平阳盐，运输要经过万山之中，劳费是平常的数倍，百姓苦于吃淡食。公建议改食汾盐，坚决向上官请求，终于获准，百姓至今仍享受其便利。御史巡视城池时，朝廷因军务兴起而把摊派的门税转为正额以外的征收，没有人敢私自分取一分一毫。巡视盐政时，弹劾危害商民的大蠹虫，整治清除积年弊病，直到连根拔除才停止。回到都察院后上奏十多道，其中关于免除粤西带征钱粮、军政应当与大计一同考核，以及请求为宣圣庙立碑的奏疏，都得到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六日、十五年、十八年、八年、五十六岁、四人、三年、三人〕 这些建议虽然得到施行，公的心意仍没有满足。每天退朝回到帘阁，便拿出几案、铺开纸张、取出笔墨，临摹晋魏人的书法几十行，浓淡疏密全都有自己的用意。他对儿弟们说：“我写字时，所有忧虑都排遣了，也是在收回放散的心。”然而了解公的人，因为公平素不喜欢闲散，窥见他的微妙心意，知道他仿佛有不能自我排遣的地方。无可奈何，只好寄托在书法上，又始终把其中的意思隐藏起来。即使儿弟们也不愿让他们完全知道，实在令人悲痛。公一向友爱兄弟，自前年冬礼部去世，第二年弟弟明经也去世，他日益悲伤哀悼，不能自胜，终于卧病不起。起初公因御史任满等待补缺而居家，县里遭遇大饥荒，他和礼部捐粮三千石救济饥民，使数万人得以存活。因此公死时，人们无不哀痛。他留下《敬事初编》二卷。元配阎氏，屡次追赠安人；继配丁氏，封安人。筠是阎氏所生，贡生；埙坪是丁氏所生，埙为邑文学，坪为举人。女儿三人：长女嫁诸城候补行人司司正李潍润，次女嫁邑文学王自惇，三女嫁登州文学沙汝肥。孙子三人：士锜、士铭、士鉽。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做官为吏，本来足以升登朝廷；美善的言论得以彰明，不苟且容身而居，不奔逐趋附。命运止步于此，但志向却还有余裕；外表落落寞寞，内心有所寄托，难道他在世上还有什么不如意吗？不歌唱而长叹，世间确实可以舍弃；恩泽还没有完全施行，寿数并不困厄而身体也算安泰。道义和年寿，五十九岁并不算夭折。众人挽留推举我，却没有撼动任何一个同道之人。可以说众生没有虚度；以正道而死，没有什么可后悔的。看他安排遗命和葬事，三年之后仍像有所等待；帮助我的人，是东海之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石、万人〕 文学冯君墓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三年〕

译元恭在庚午年十二月某日去世。去年我南归时，他的遗孤用潜叩头拜见我说：“我父亲去世前几天，亲自整理他的诗文数十卷，已经命我在床边把他所作的诗全部读一遍。哪一篇应收入文集，哪一篇应删去；有的还亲口改动几个字，然后才保存。读完后又命我复述。父亲说：‘我的病已经很重了，希望稍稍休息；如果我去世，就把丧事遗嘱告诉你：一切遵照家礼，入殓用深衣、头巾和鞋，不得随俗举行佛事。凡是故交中亲厚的人，我要各自口述几句话写信与他们诀别。’又说：‘下葬时应当有墓志，请求我的好友姜君来写，他是我平生所知的人。’起初我和君交往时，刚满二十岁，住处相邻。开始时以诗词互相唱和，后来参加诸生考试，都没有考中，便一同学习古文。每天早晨坐在一起谈论，直到忘记睡觉吃饭。巷中的孩子争相嘲笑我们，认为我们痴傻。等我中年以后背着书箱游历四方，为衣食奔波，又多次参加乡试，不能最终完成这件事；而君独自在家，能够每天给母亲送上甘美柔软的食物，侍奉太夫人，并利用闲暇温习经史，广泛涉猎百家，多次跟随方外之人游历，探究他们的宗旨。他天性又通达聪悟，深通乐律，还旁通青鸟、遁甲等术数，时常替人讲说。城北郊外从前有宋代杨文元公的慈湖书院，于是他又和乡里的老前辈在朔日、望日到那里举行讲学集会。虽然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多写应试文章。因此三四十年间，元恭的文章日益随着道义一同进步，而我写文章到老也不能自成一家。至于性命之学，我大体没有听闻。所有这些，都是我对元恭感到惭愧的地方；但元恭胜过我的地方，没有哪一项不是如此。我还记得从前，乡里有个人突然死亡，我说：“这就是不知道害怕死亡，也算少受些痛苦。”元恭说：“不是这样。人在临终时必须神志清明；如果他的精神意识昏乱，又怎么能脱离生死呢？”等到我看到君临终之际，仿佛真的能在来去之间谈笑自如，这才知道从前慈湖书院的讲学，君大概确实有所领悟，到了这个时候才得到验证。君曾独自住在一间屋里，垂下帘子静坐其中；晚年更加不喜欢把学道当作门户，即使讲学集会也不再举行，只致力于亲身践行罢了。然而近来那些以标榜声名为高的人，争相拉拢他使他加入其中，他竟转过头去一眼也不看。君难道是故意以求异为能吗？实在是内心确有所见，不能被人改变。自君去世后，我的道途更加孤独，讲求学问的事也日渐荒废；我恐怕将终身如此，直到一事无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月、十卷〕 城北郊外原有宋代杨文元公的慈湖书院，于是我又和乡里的耆老们在每月初一、十五前往那里，作为讲学的场所。虽然也应付科举功名，但并不多写文章。因此三四十年间，元恭的文章日益随着道学一同进步，而我写文章直到老年，也不能自成一家。至于性命之学，我大概从未有所闻知。所有这些，都是我对元恭感到惭愧的地方；反过来说，元恭胜过我之处，没有一处不是超过我的。我还记得从前乡里有人突然死亡，我说：“这是因为他不知道害怕死亡，也可以少受些痛苦。”元恭说：“不是这样。人在临终之时，必须神志清楚；他神识昏乱，怎么能够脱离生死呢？”等到看到您临终之际，如果真能在离开人世与继续留世之间谈笑自如，这才知道从前慈湖书院的讲学，您大概确实从中得到了力量，到这时才得到验证。您曾经独自住在一间屋里，垂下帘子静坐其中；晚年更加不喜欢把学道作为门户，即使讲学之事也不再提倡，只致力于亲身实行罢了。而近来那些以标榜自己名声高为能事的人，争相拉拢您使您加入其中，您竟然掉过头去，一眼也不看。您难道只是故意以求异为能吗？实在是心中确有所见，是别人无法改变的。自从您去世以后，我的道途更加孤单，讲求学问的事也一天天荒废，我恐怕将终身如此，直到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对于记述您的事迹，我仍有无尽的悲痛。您名宗仪，姓冯，字元恭，别号鲁庵。曾祖光禄寺丞，名某；祖父获赠刑部员外郎，名某；父亲名文伟，是明崇祯丁丑科进士，历任扬州知府，以文章著名。太守的母亲杨氏，封为恭人。您娶通山令周某之女，生二子：长子用潜，是本县的诸生，文章和品行都很出众，足以继承家声；次子用凖、用润。女儿二人，分别嫁给太学生王某、诸生周某，二人都已先去世。著有《春秋三传谨案》《三礼谨案》《律吕谨案》《文集》《诗集》，共若干卷。您在癸卯年游历京师，住在大司寇徐公府中。过了一年因脾病回乡，后来再次北上，疾病复发，回乡仅两个月便去世了。您回乡时，徐公资助您的行装，十分丰厚；您去世后，许文为您题写墓表，并资助安葬之事。太学生谢君墓志铭 君姓谢，名谔昌，字殿侯，于康熙壬子年十二月初二日卒于京师，到了今年壬申年三月壬子日才安葬，是因为刚去世时遗孤年幼，还有事情需要等待办理。君将要下葬的前一个月，次子绪钦拿着伯父大周所写的行状，来我家请求我撰写墓志铭。殿侯跟随我交游很久，他的行事我十分熟悉，本来不必等看行状就可以相信；而且大周叙述弟弟，没有阿谀之辞，所以我依据行状，再按照自己所见所闻，为他写下墓志。君为人沉静而不轻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情意深厚，没有其他声色娱乐和嗜好。即使同族兄弟聚在一起下围棋、赌博、饮酒，君也默默地不参与，只在吟诵之余正襟危坐，静静地独处。后来补为本县博士弟子员，丙申、丁酉年间跟随我学习制义。当时我还年轻，看见君家两房兄弟十多人登上梓山参加考试，竞相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沿袭旧作为耻，文章多有倜傥雄迈的气概，我也在其中挽起袖子，认为文章家应当不断出奇创新，就应该这样。唯独君立论以先正之学为根基，握笔作文从不苟且，落笔前凝神思考很久，一定要使文章切合义理、符合法度，然后才停笔。文章写成后拿给同学看，我和诸位同学没有不称赞的；而他的父亲给谏公尤其常常欣赏爱重他，认为他不比诸兄差。君相貌白净，身材下部丰满，耳朵大，按相法本应长寿而显贵，因此给谏公对他寄望很深。没过多久，给谏公去世，封为太孺人的母亲年老多病在堂，君兄弟又都还没有考中。君侍奉太夫人极其诚敬，每天按照时辰安排饮食，接着讲述古今史传所记载的事迹；即使孩子们的喧闹、啼哭、笑声一同响起，也希望借此博得老人欢心。退下来后却暗自叹息，担心自己碌碌无为，终究不足以符合父亲的期望，于是决意进京游学太学。过了一年，忽然患痰气上逆，从漏初刻一直到半夜都不能停止。临死时，从兄御史瞻在场，哥哥的儿子、明经敬跻也在寓所，君便同他们诀别。口中不能说话，就拉着敬跻的手，在自己掌上指画“大人”二字，随即闭眼去世。他死时还不忘父亲，到了这种程度，实在值得铭记。谢氏先世是宋代平江人，有位名宇的祖先中建炎进士，任定海县令，于是便在当地定居。曾祖大纶，因为次子渭在明万历年间任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获赠同等官职。父亲名泰宗，是进士，任番禺县令，升工部主事，改任兵科给事中。嫡母叶氏，封为孺人。生有四个儿子，君是最小的。君生于甲戌年七月二十一日，去世时三十九岁。娶董氏，生二子：绪祯、绪钦，都是本县县学的生员。女儿三人，分别嫁给太学生任琯玉、本县县学生员王之纯和丁庆潢。女婿们为君择定吉日，将君葬在雁荡乡的新墓道。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韩退之悼念欧阳詹时说：“欧阳詹在身边，即使没有离别的忧愁，他的心志也不快乐；欧阳詹在京师，即使有离别的忧愁，他的心志却是快乐的。像欧阳詹这样的人，难道就是所谓用心志来涵养自己的人吗？”唉！君所遭遇的处境，可以说是不幸；但君的志向，比起欧阳詹来可以毫无惭愧。君活着时，才华得到父亲的知晓；君死时，母亲为之悲哀痛哭。等到下葬以后，君在地下跟随双亲一同游乐嬉戏，又何必再悲伤呢？赠工部营膳司主事张公墓志铭。

译我到京城的第二年，即癸亥年秋天，现任工部主事的抚宁张君在阜城门外东北角有一座园林，修治登高的旧日活动，置办酒席邀请宾客。南北知名的文士前来宴饮的有三十多人。当时宾主衣冠整齐，互相作揖谦让着登堂入席，礼仪容态十分盛大；酒器、酒垒、几席陈设，图书史籍的摆设，以及上下池馆间花竹的景致，都令人心旷神怡、意兴满足。酒兴浓时，分组限韵，各自赋诗一首才散去。当时京城的文会已经冷落很久了。第二天，众人相传，把这件事视为盛事。我也因此开始认识工部君。此前，君的祖父赠光禄公已经去世二十多年，太夫人在堂，君因此以奉养母亲为由辞官回到津门。几年后，太夫人也去世，工部君扶柩数百里，与祖父合葬在抚宁某原的旧墓地。他把墓道碑文的事托付给我，是因为光禄公早逝，墓志铭文还没有完备，而且我与君交往后，熟悉地听闻了他的家世。公名某，字某，世代是永平府抚宁县人。年轻时父母双亡而贫困，曾亲自在边塞下耕种；只是凭借恩义，普遍结交部将，使他们约束部下，不扰害乡里，百姓便依靠这一点安心耕作。因此豪强和长者都群起推重佩服，认为他有才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过了很久，他因父母尚未安葬而心中不快，服丧期满后独自前往京师。隐君某公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把女儿嫁给他，于是他便在京师定居，这就是后来受封为夫人的某氏。公广泛涉猎书传，依据经传详细曲折的义理，向人讲说仁义忠信之道，像老成的经学先生一样；听到别人有善行，便不吝称赞；看见别人有过错，又唯恐遮掩得不够。对于前代史传中兴衰、是非、得失的缘由，他娓娓而谈，剖析得切中要害，如同亲身经历过那些事情。平日替人谋划事情，总能做到毫厘不差，因此缙绅先生都乐意同他交游。他住的不过是一条狭窄陋巷，但席门之外车马往来从未断绝。后来迁居天津，逐渐经营家产，家境更加富裕；然而平常馈赠、救济的费用常常累计达千金。松江守张君未中进士时，落魄贫困，没有钱财，依靠公为他经营家用；后来张君做官，贫穷得不能赴任，公把各种办公所需全都置办齐全，从不露出厌倦的神色。公去世后，张君为他服丧，以报答他感人至深的恩德。公五十七岁去世。去世时，工部君才七岁，夫人便把契券、账簿等全都交给公的二弟长斋，自己诵经念佛，绝口不谈外事，而家政反而更加整肃。她告诫张氏亲族，凡逢年过节前来的人，都不要让他们空手而归；又为工部君延请名师，广泛购买书籍，以资助他的学业。工部君凭着幼小孤儿的身份，终于长大成人，都是夫人的力量。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公于康熙癸卯年某月某日去世，三代都因为工部君而获赠与他相同的官职。只是古代制度说：“丈夫在朝廷尊贵，妻子在家室显贵，爵位不能追及上代。”从南北朝开始才有追封祖父、父亲的制度，父亲以上的官职还要逐级递减，不像近代制度这样优厚。汉代设置武功爵，授予爵位的人首先补任小吏，与今天的制度略相似；但爵位最高只能到第八级，也就是乐卿而已。唯独工部君勤学有成，入朝为官，声望文采日益显著，追赠竟及四代，官阶升至一品。追溯其发祥的根由，既然受到这样的福祉，众人都说这是应该的，虽然 朝廷一时权宜制定的制度，用来彰显善行、劝勉后人的作用，已经达到极点了！工部君有五个孙子。铭文说：起初贫俭，最终丰厚；只要守道，福泽便不会穷尽。既然富足而去世，所留下的只有儿子。不只是有儿子，妻子在内主持教化也能治理得当。紫色诰命光彩显赫，受命所赐的服饰有鲜明的等级标志；有的穿在身上，有的装饰在墓藏之中。胸怀如海，腰带如关，我的墓藏十分安稳；这就是善人的墓，是光禄公的墓道。周节妇墓志铭 陈子大成拿着为祖母周孺人所写的墓铭来请求我，说：“希望您为她作一篇记述。”我说：“孺人守节的始末，可以详细说说吗？”大成说：“我祖母不到三十岁就守寡，八十八岁才寿终正寝。守寡十多年后，我的父母又不幸相继去世，她抚养我这个不成材的孤儿，孤苦无依；所幸上面没有强行改变她志节的亲属，外面也没有欺凌侵害的暴徒，所以能够安然守住志节，不至于遭受毁容裂身那样惊世骇俗的惨祸。她虽然历经五十八年，但姓名从未传出乡门。然而直到今天，居住在我们乡里的人，看见我祖母始终不改变志节，没有不交口感叹、认为这是难以做到的；看见她虽然年老仍能努力进食，享年超过中寿，也都认为这是她应得的；看见我们祖孙两代没有成就，又不能奉养她，也都认为天道没有知觉，使行善者得不到应有的报答。我祖母的贤德，留在人们耳目中的，大概就是这些。只是大成孤独贫贱，不能上报朝廷，按礼制为她褒扬表彰；如果不是您怜悯她的志节而为她作述，那么后世还有什么可以流传呢？”我说：“妇人的道德，不外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以《列女传》所记载的人大概很少。那些能够流传的，是因为她们身处变故而能有所作为，成为奇特的节操，才列入后世。” 至于身历变故而不失正道，像孺人这样勉强支撑、最终建立门户的，是中庸的德行，也是君子所乐于称道的。孺人的丈夫名某，儿子名某，孙子大成。某月某日，大成将她的灵柩与祖先合葬在某原。铭文说：妇人一旦终身守节，士人即使困穷，谁能改变他们？看这座坟墓便知道了。《湛园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湛园集》卷六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

译墓表 户科掌印给事中黄湄王公墓表。户科掌印给事中黄湄王君，于今年三月某日卒于京师任所。他的遗孤年幼，过了一个月，他的二弟明经又维又从关中奔来吊丧，准备带着遗孤扶灵柩回乡，安葬在郃阳某原；悲痛难以自胜，经过我这里请求说：“我兄长的行状，已经请竹垞检讨为他撰写墓志铭了；我担心没有东西可以刊刻在墓道上，所以谨慎地凿石立碑，等待您的文章。”我说：“可以！给事中对我一向深厚，我怎么能不说几句话呢？”君名又旦，字防华，黄湄是他的别号，世代为西安郃阳人。顺治十三年，在乡试中取得经魁；次年戊戌参加礼部会试，己亥 殿试成了进士，等待依次选授官职时，南游吴越之间，在广陵与我相遇。当时君年纪很轻，但精心研究诗律，分辨音节格调，细微之处也辨析得清楚。我说，假以时日，凭君的学力，在古人中取得专长并不难。此后分别十年，常听说他任濳江县令，有政绩，像古代的循吏。又过了几年，他入朝任给事中，在朝廷上议论政事，不激烈，也不阿附，只以事情是否合宜为准，正如古人所称的名谏臣。因而我后悔当初只以诗才来期待君，仍不足以尽述君的才能。而君爱好诗歌，也更加深厚，诗艺越发精工。京师士大夫、上舍名宿、远方游士以诗来向他请教的，君都为他们辨析疑难、解答问题，整日应酬唱和，没有疲倦的神色。经过他的指授，人人都有自己的诗学法度，即使 天子也听说了这件事。当时他在皇帝面前谈到侍官时称赞君的才华，众人都认为君应当受到重用，使他的声誉光彩焕发。然而不幸去世，因此聚集哭悼君的人，过了很久仍有余哀；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君的贤能吗？君初次入仕，本应授推官，后来按惯例改任县令。开始治理濳江时，亲自走遍田亩，核定赋税，禁止豪强侵占，修整长堤，支撑汉水决口的冲蚀。修建传经书院，筑起说诗台，兴起儒生，以礼义谦让教化百姓。正值寅卯年间事务繁重，县城又处于交通要道，征调纷至沓来，君所需的粮食、草料没有缺少。台司倚重辅助他，百姓也忘记了劳苦。后来任言官，上疏指出湖北堤防工程协济制度的弊害，又把荆州、郢州分界处的治理分段，杜绝推诿卸责，专门考核成效。奏报获得批准后，已改任户科掌印；主持粤东乡试，又经过南海花山，建议在那里设置县治，以夺取盗贼盘踞的巢穴。又上奏说：“可以。君尽心于自己的职分，即使离开也不忘百姓；即使只是暂时经过的地方，也还想为那里谋划。” 国家谋划长远大计，也正应当如此。然而君主持考试事务结束后，曾乘闲邀请朋友登上罗浮山顶峰，探访白鹤峰旧址和苏子瞻故居；又停船经过彭蠡，登临匡庐，眺望五老峰的高峻山峰。过了很久才离开，写了几十首诗记录这些事情。当时他的兴致正达到极点，耳目所接触的都是从未见过的景物，飘然有遗忘尘世的想法，看世上一切建功立名之事，都觉得不值得一提。君又曾自己说：“我所居住的芝川旧庐，中条山正在屋前，龙门太史公祠坐落在左边，山水奇特优美。我曾经每天在山下读书，后来任县令，案牍事务匆忙，即使呻吟着办完公务，也没有停止读书；因此记诵日益丰富，却常常苦于没有自己的心得。诗不过是小道，不值得用来成就我的事业和谋划；等告假回到先人的破旧房屋后，我要更加陈列书籍，研究它们，寻求古代圣贤的用心并努力实践，希望能够求得自己的心得。”在他病重卧床前一个月，他还拿着蜡烛对我这样说。如今君既然不幸去世，那么世人交口称赞君的那些方面，全都不是君真正的志向；而君志向所要做的事，却在一旦之间猝然放弃，来不及实行，又有谁来传述、谁会相信呢？这正是我格外悲痛的原因，只能徒然对上天发出叹息，感到实在无可奈何。君仪表魁伟，胸襟开阔，没有滞碍吝惜之处，同人交往时坦诚豁达。显贵二十多年，兄弟仍然没有分家。明经君每当谈及此事，必定泪如雨下，由此便可知道他们平生友爱之深。父亲名图南。母亲康氏受诰封为文林郎之母，封为孺人。娶范氏，继娶张氏，都封为孺人。儿子鸠，是侧室崔氏所生。君前年从岭南回来时，防护七岁的儿子鯈，因此积累忧伤而损害身体。鸠如今才五岁，君去世时也只有五十一岁。那么造物主对于君，实在有令人无法理解之处。

译河津令李公墓表 公名源，字星来，另有一字江余，姓李。他的先世从遵化迁居商河。高祖名志臯，活到一百一十岁。志臯生兰，明嘉靖年间又迁居德州；兰的儿子大华于是凭举人出身起家，任武强县令，生二子：明诚、明諴。明诚考中乡试，多次参加礼部会试，十次都未中。魏忠贤听闻他的名声，用财礼征召他，他不肯去，因此名望更加提高。明诚没有儿子，便以明諴的长子作为后嗣，这就是公。顺治乙酉年乡试中举，第二年成为进士，授任河津县令。县城被贼寇破坏，居民很少，公清正自守，开始处理政务后，放宽徭役，减轻刑罚，使百姓休养生息。不久，逃亡者重新聚集，于是铲除奸吏，排斥豪强。有个叫张家璧的人，侵夺别人的田产、子女不计其数，历任几任官员都不敢追究。公把他的儿子张榜示众于公堂，依次将受冤者列入册中与他对质，把他夺取的一切全部登记，归还原主。附近县邑听说后，来申诉的人都在状纸末尾写上请求交由河津审理，于是案牍堆积如山，但公剖析裁决，没有一点滞留。老吏无法从中上下其手，公的政声日益传扬。上司即使一向威严，也往往为公放宽脸色，并以此告诫其他县令说：“如果要治理县政，为什么不效法河津呢？” 一天，公上谒督抚使，听说河津有什么物产，便回答说：“只有龙门山罢了，其他确实没有什么。”凡是上司发下的不便于施行的檄文，他就封好退回。上司起初很不高兴，久而久之反而认为他贤能，慰问、荐举公的奏章屡次上报，政绩也被评为最优。督抚大同总兵姜壤反叛，攻破汾州道路，平阳所属各县全部陷落。公修筑城墙，疏浚壕沟，招募勇士，披甲登上城墙，作好死守的打算。相持到五月，实在不能支撑，便率领十多个壮士突围而出。张家璧于是趁乱藏在党山中，谋划劫持公投降贼军，恰逢风沙使白昼昏暗，公疾驰数十里得以逃脱。当时蒲州已经陷落，公便向陕西总督孟公求援，并请求亲自担任向导，作为前锋攻打贼军，取得三千兵马，大破蒲州贼军，收复河津，张家璧也被擒获。村堡中还有被贼军占守的地方，士兵想要屠杀那里的人，公坚持不许，这才停止。督抚平定后，总制上报公的功劳；有关官吏却议论说功过相抵，不予叙功，于是公拂袖归去。顺治十三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朝廷下诏说，城池失守而官员情势确实可以原谅的，允许督抚具名上奏。河津数百人到督抚处说明情况，巡抚立即上疏报告，但最终被部议驳回，未能施行。公从此对当世再无意趣。家中原有别墅，便筑成退庵居住，并以此自号。收藏书籍万卷，用朱笔、墨笔反复校勘国家典章；河运、漕运、盐政、屯田、军事、农业等事务，都有论述次第；至于其他古代政治治乱、兴废、得失的缘由，遇到事情有所感发，胸中郁结、耿耿不能排遣的，就寄托在诗歌中。时常又放纵自己谈论世外之言，园居时乘着夜色，写信邀请宾客，饮酒高声呼叫，赌博争胜，丝竹乐器交替演奏，不到天亮不休息。有时白天睡觉，即使达官贵人来到门前，摇撼他也不能叫醒，人们以为他任性旷达，却不知道他内心寄托着难以言说的情怀。即使读到他的书，也只认为他感慨愤懑、无聊消遣罢了，却不知道他已经年老，而才华仍有可用之处。晚年闭门静坐，屏绝一切交游，预先定下自己的死亡日期，戊辰年四月某日果然到来，按预定日期去世，享年七十岁。战争边疆之事，城池陷落，守城官员与之俱亡，这是正道；亲自出身求援，以图恢复失地，也是正道。不幸事情失败，复国图谋没有成功，尚且有人体察他的本心而记录他的功劳，何况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收复城池、诛杀贼寇，却说功过相抵，不因功劳升迁，这是什么道理？况且当时城池失守、投降贼军，后来又因关系恢复官职的人比比皆是，唯独公因苛刻的文法被黜退，又不屑说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于是直到老死也没有复出，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国家典章掌故、河运漕运、盐政屯田、兵务农务等，都有条理地论述；至于其他古代政治治乱、兴废、得失的缘由，遇到事情有所感发，胸中郁结、耿耿不能排遣的，就寄托在诗歌中。时常又放纵自己谈论世外之言，园居时乘着夜色，写信邀请宾客，饮酒高声呼叫，赌博争胜，丝竹乐器交替演奏，不到天亮不休息。有时白天睡觉，即使达官贵人来到门前，摇撼他也不能叫醒，人们以为他任性旷达，却不知道他内心寄托着难以言说的情怀。即使读到他的书，也只认为他感慨愤懑、无聊消遣罢了，却不知道他已经年老，而才华仍有可用之处。晚年闭门静坐，屏绝一切交游，预先定下自己的死亡日期，戊辰年四月某日果然到来，按预定日期去世，享年七十岁。战争边疆之事，城池陷落，守城官员与之俱亡，这是正道；亲自出身求援，以图恢复失地，也是正道。不幸事情失败，复国图谋没有成功，尚且有人体察他的本心而记录他的功劳，何况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收复城池、诛杀贼寇，却说功过相抵，不因功劳升迁，这是什么道理？况且当时城池失守、投降贼军，后来又因关系恢复官职的人比比皆是，唯独公因苛刻的文法被黜退，又不屑说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于是直到老死也没有复出，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虽然如此，自公被罢官到去世将近四十年间，仕途风波震荡不已，有人船桅折断、车轴断裂，甚至自身和家族都无法保全，前后接连不断。唯独公萧然置身尘世之外，是非听不进耳，得失也不挂在心上。晚年有四个贤能的儿子，孙子成群；一家受到师友和乡里的尊重。把这些同公相比，他的得失究竟如何呢？公的原配朱孺人，是能帮助公在贫贱中成就名声的人。继娶王孺人，后来又继娶王孺人。父亲名梦卜，十六岁时嫁给公，在河津官署中成婚。公回乡后，每天面对宾客饮宴，不问家中的产业事务。孺人听说客人到了，立即准备，片刻就能办好；管理家事严肃认真，亲自口授《孝经》《论语》，把诸子教导完成后，才送他们到外傅那里学习。她抚养前妻的儿子像亲生的一样，恩意甚至超过对亲生子女。河津公虽然失意困顿很久，却能怡然自得、忘却忧愁，也正是因为有孺人。孺人在公去世八年后去世，于丙子年八月某日卒，享年六十五岁。朱孺人生桢，任国子监学正；王孺人生森，任助教；棅是举人，柽是庠生；女婿有赵廷讲、于德慎、金庭绕某。我的曾祖太常公与武强公同为癸酉乡试中举者，而某又与棅同中癸酉顺天乡试，交情最深厚，所以借棅之请，我不敢以才疏学浅推辞，谨将其大概写出，刊刻在墓道右侧。

译旌表节烈汤母赵恭人墓表 前代自崇祯末年起，盗贼造成的祸患达到极点。李自成作为三辅地区的大盗，从关中向东劫掠，遍及中原。河南遭受兵祸，始于庚辰年间，屠杀尤其惨烈。在这时，朝廷每天责令各位臣子誓死守城；其中偷生逃窜、投降官府而获罪的人接连不断。司与当地士大夫一起，坚守城池，力量耗尽而遭杀戮、肝脑涂地的人，也常常有之。然而恭人赵氏以一介妇人之身，却能与守土死事的臣子争相媲美于忠烈，直到辱骂贼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这就是她尤其难能可贵的地方。恭人是睢州文学孝先汤公的原配，儿子是参政君斌。参政君每次对我谈起母亲的事情，总是眼泪直流，不能停止。河南尚未发生战乱时，连年遭受旱灾蝗灾；李自成拥兵数十万，蹂躏开封、归德一带，睢州附近各县也全都陷落。恭人当时常常忧愁地对孝先公叹息，于是节衣缩食，为子女筹办婚嫁，像每天都嫌时间不够一样。第二年贼军大举到来，参政跟随伯父在城北山庄读书，听到危难消息便赶去，守门人阻止他，不让他进城。他对孝先公说：“我之所以送走儿子，正是为了今天。如今来了，大家只会一起死，没有益处。您何不去阻止他呢？”于是孝先公登上城墙，和他的兄长、儿子彼此相望而哭，已经互相诀别。城破后，孝先公背着母亲逃到芦苇丛中，得以免难。起初邀请恭人一同逃走，恭人坚决不肯，说：“我发誓要和这座房屋一起毁灭。”她解下衣带上吊，没有死成，又投井自尽，井水却干涸了。家人刚把她从井里吊出来，贼军便成群赶到，围着她用刀威胁；她更加不断辱骂，最终被杀害。当时是三月二十二日。十多天后，参政回来哭着为她入殓，尸体僵硬却如同活着。恭人姓赵，世代是望族。孝先公名祖契，自恭人初嫁给公婆时起，便认为她贤德。孝先公勤学，有孝顺友爱的品行，恭人能够辅佐他而从不懈怠。临到贼军来犯时，还竭力设法使婆婆脱离危难。她天性熟悉书本，参政读书常常到半夜才停止。其他美好品行，多见于有关传记，所以我不全部记载；其中也有不必记载的。因为人能够在临事时不慌乱，平日从来不曾有稍许苟且。恭人去世十一年后，皇清顺治九年，参政考中进士。授任翰林院庶吉士，升任检讨，又升陕西按察司副使。朝廷因普遍施恩，按参政的官职封赠孝先公，并追赠他的母亲为恭人。又过三年，巡按御史上奏。在她的乡里立碑旌表；大概追赠和旌表都是恩典，只是受此恩典的人等级不同。至于施加 恩典给前代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这又是古代从未概括见到的，在当时 朝廷想用节义改变天下人的风气，激发他们尊君亲上的心，于是已经交给礼部大臣办理。褒扬追赠明怀宗殉难之臣十四人，恭人也适逢时运，得以承受这一典礼，唉，这是多么盛大的恩典啊！恭人的灵柩停在堂中，那年九月，黄河突然决口，城郭房屋都淹没在水中，灵柩也一同沉没。后来孝先公去世，才得以把灵柩取出，与恭人合葬在本州涧岗的墓道；距离恭人去世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恭人遭难时年仅三十六岁，自改朝换代以来，各处盗贼被诛灭，烟消尘散，而恭人的墓却独自与山川的英灵同样长存不朽，乡里人为她建祠祭祀；由此可见，节义所得到的报偿是长远的。我特意综述她的事迹梗概，刊刻并书写在墓道上。参政字孔伯，后来又升任江西官员。因为父亲年老，便设法请求回乡奉养。按惯例，有兄弟的人不能终身奉养父母；外任官员获准休假，也必须有特别荐举才能重新起用。参政君本来有一个异母幼弟，主管官员爱惜他的才华，想让他权宜地提出请求。君说：“怎么能用这种办法欺骗我的君主呢？况且我父亲年老，尤其怜爱小儿子；如今如果说我没有兄弟而请求回乡，父亲听见后一定不会高兴，这就违背了我求得奉养父亲的本意。”最终以生病为由请假，于是使这件事得以办成。当时他才三十三岁。今年我在惠山遇到君，看他衣服寒素，像个诸生，身后只跟着两个仓头，行囊空空如也，但君自己并不以贫困为意。然而君曾经走遍天下，访求能写文章的人来彰显父母的名声，还屈尊把这件事托付给我，难道不是过分看重我吗？我认为恭人的节操应当有传记，于是不顾才疏学浅为她作传，同时把君的事情记在右边。

译赠奉直大夫张公墓表 君名某，字某，大兴人。祖父大化，任太平府知府；父亲国祯，是本县县学生员。君承袭家业和籍贯，孝顺友爱，慈祥宽厚，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度，能够不使先人的清白声誉坠落。晚年有一位贤能的儿子叫廷琛，君去世后，他更加读书修身，名声品行因此得到称誉。国家以奉直大夫的诰命加以荣宠，装饰君的泉下之土，并追赠君的原配赵氏为宜人。于是君的隐德更加显著，远近闻名。君的坟墓在京城西面的核桃园祖茔。到了康熙纪元庚午年，君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廷琛认为不能没有刻辞，便说这篇墓道文字可以使君的隐德远近闻名，幸而不至于在后世泯灭，并且用来彰显它。国家推恩及类的恩典，施加于无穷后世，从事情上说是合宜的，于是廷琛拿着行状，通过河中的吴征君天章，请我撰写碑辞。征君是我的朋友，是诚实笃厚的人；他叙述君的善行，大概可信。君起初虽然生活贫困，但凡祭祀、安葬先人，都完全合乎礼数。后来富裕安乐，施舍财物不留下姓名，喜欢仗义助人，亲疏远近都依靠他的救济。平日同人相处从不争执，也不轻慢欺侮别人。赵宜人以勤俭恭顺辅佐他，使他的品行更加修整。君六十三岁去世。去世那天，握着廷琛的手，告诫他不要欺骗别人，谈笑仍和平时一样。赵宜人走上前说：“您一生辛苦，成效正在这个时候。”君笑着说：“我这件事还要劳烦你反复嘱咐吗？”于是托着腮安然而逝。他们夫妇之间的情形，仿佛都已经得道。宜人出身望族，作为未亡人主持家务十六年，内外事务井然有序。六十八岁去世，儿子一人，就是廷琛，候选府通判。加恩升一级，五个女儿都已经出嫁。征君对我说：“雯居住在津门，长期同当地人交往。乡里称为善人的，必定首先提到张君。君曾经亲口说，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能向天地公开。乡里人听了，都说确实如此。他曾因女儿心病到神祠祈祷，在神座下面拾到五种药方，带回家试服，病很快就痊愈了。直到今天，他家还使用这些药方，施给别人后也有很多治愈的，大概诚信感通就是这样。我因此没有斥责这件事怪异，反而认为这也足以用来表彰君的墓了。” 墓碣 文学李君墓碣 平原李编修叙述其弟修先生说，文学静岚君名润，于去年癸亥五月在家中去世。编修为他哭悼了一年，除服后仍不能忍住悲痛。下葬日期已经确定，编修来同我商量，想要寻找抒发悲哀的办法，并且说：“我不善于处在这个时代，实在太甚了。我十八岁时，先父佥宪公去世，家道衰落，太宜人勉励我们兄弟继承先父的遗志。弟弟比我小两岁，身体瘦弱，但唯独他能够刻苦自励，多次参加科场考试，屡屡接近成功却又失败。如今春秋年龄只有三十七岁，竟以诸生身份领取廪饩终身，实在可悲。”“我前年丧妻，第二年又哭泣送别幼女，眼泪每天浸湿枕席之间。弟弟知道我不快乐，想奉母亲到京师来，安慰我的心情。临行前自己占卜得到《蹇》卦，认为不吉，便没有成行。可是我的母亲独自来了，过了一个月弟弟的讣告就到了。我不忍心听母亲呜咽痛哭。听说弟弟临终时，口中不停呼唤母亲，说：‘我已经完了，年老将白头的母亲，怎么承受这种痛苦？’他并不顾惜自己的死亡，却忧虑给母亲留下的悲痛。唉，我的弟弟真是孝子啊！”又说：“弟弟平生和我一起读书、同寝、同食，没有片刻分离。自从我考中进士以后，我们聚首的日子才逐渐减少；但他仍然隔一年便来一次京师，一来就和我同床而谈，日夜不停。他曾对我说：‘近来我颇为用心研究方外之学，逐渐知道其中的言论并非虚妄。只是人事纷扰，转眼就老了，实在令人悲伤。’他的意思是想劝我学习道术，却没料到他自己先去世了。可悲啊！”“弟弟性情沉静，对人事很少参与。用苇帘、绨几布置居室，展开玩味经籍，整日不忘。人从外面经过发出咳嗽声，他只听见声音很轻微；能听到的不过是翻纸声罢了。他又熟悉岐黄医家的学说，老母在家常常生病，他按医理调治了几次，使母亲没有陷入困顿。如今弟弟去世，而母亲更加急切地想回乡。我过去之所以能安心住在这里，只是因为弟弟还在；如今又能指望什么呢？我将要侍奉母亲回乡，为弟弟哭丧。您何不替我撰写碑辞并记述此事，同时借此抒发我母亲的悲哀？您不可以拖延。”我一向听说编修君内在品行修养很高，乐意同这样的人交往；有幸因为编纂书籍的事务，在史局跟随他多年。如今又将分别离去，于是按照他的话，把这些写在墓道上；这不只是为了表彰静岚君的贤德，也借此显明编修君的孝友，并记下我一向仰慕他的私情。君父亲名某，是进士，官至按察司佥事。母亲某氏，封为安人。娶某氏，没有儿子，便以编修的次子某为后嗣。光禄卿介岑龚公墓碑阴 光禄卿龚公因任官而卒于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丙戌日，归葬故里。宫詹济南王公为他撰写墓志。王公当初任户部郎中时，与公同官并且交好，所以记述他的政绩品行特别详细。公从幕僚起家，任知县，接连历任户部、兵部两曹，而在户部任职最久。后来由山东按察司佥事转任分巡通永道，升任江南安徽布政司使，调入朝廷任太常卿，改任光禄卿。始终多在掌管钱粮的要地任职，钱粮出纳和调度，全都杜绝侵吞。办事不繁琐琐碎，公私双方都得到好处；然而居所没有十亩大的宅院，也没有靠收租纳税而来的收入。遇到事情突然发生，便迅速决断、深思而后行动，例如压制伶人的暴横行为，查处乡曲中假传侍卫命令的人。他奉诏处理的事务尤其奇伟，但同人相处却和乐平易，恭谨如长者；一心一意办理官务，阻止请托，铲除强豪，痛恨贪污，别人很少能凭私情求托于他。然而他一向喜欢延请礼遇名士，闲暇居所常常坐满宾客，藏书达到一万多卷。因此，公的儿子翔麟不到二十岁便在士大夫之间有了声名；人们都说，凭公的才识，如果能手持节钺，整肃一方，必定有值得记载的成就。可是他在九卿之列盘旋了两年，最终得病去世。

译皇上正有意起用他，可是事情盘根错节，而公已经等不到了。他的职位不足以施展才华，事业也没有完成志向。我读了济南公的墓志，十分惋惜。友人朱检讨彝尊过去与公相识，曾对我说：光禄公在明崇祯末年流寓昌平时，李自成攻陷京师，昌平已经被贼军占守。密云副将张减率军赶到，射入血书。城中的诸生孙繁祉、百姓白希贤等反攻城池出来，捆绑贼军首领，将其处以磔刑；又把伪署官刘恺泽等四人作为俘虏献到陵墓旁。那座陵墓就是田贵妃的陵寝。按照惯例，地宫都题写“某皇帝之陵”，并合用石板安放棺椁。此前事出仓促，来不及磨制石板，便用砖头朱书题字，再用铁钤加封，这些全都出自光禄公之手。公对贼军没有被讨平十分愤慨，多次以忠义激励士民；贼军能够被消灭，公也出过力。然而他始终没有自己说起这些事情。可见他当时的气节已经如此。检讨又说：光禄公告诉我，墓穴刚打开、进入石门时，地面很低洼潮湿，衣物和随葬品大多已经发黑。锦绣被褥外面包裹的都是布。长明灯中的油只有二三寸左右，缸底还盛着水。金银器物全都用铜铅熔铸的东西冒充。当时一同进入的人都责怪当时的宦官侵吞破坏，并非这样。田妃宠冠后宫，她地下陵寝中的物品竟贫薄到这种程度。大概是由于思陵皇帝节俭的德行，所以才会如此。公的遗论涉及事实，我因此一并列出。碑阴。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编修沈公行状。公名某，字幼升。先世从吴兴分居到华亭，传了几代到中书公，生有三个儿子，幼子名某，是礼部儒士，才开始在嘉善占籍，这就是公的五世祖。曾祖名某，是本县县学生员；祖父名某，父亲名某，生有四个儿子，公是长子。公读书务求有用之学，补为博士弟子员。曾经参加省试，正逢大灾荒，路上到处都是饥民；他亲眼看见后感慨悲伤，便把所带的钱财全部拿出来赈济，钱袋几乎空了才到省城，只好借贷完成考试。随后遭逢母亲丧事，悲哀毁伤超过礼制。当时明末荒乱接连不断，他奉父亲云嵩公流离迁徙于村落之间，即使在仓促困顿中也不停止诵读。局势稍微安定后，返回查溪旧居，每天教导仆人和农民从事农务，四处寻找名贵花卉果树，环绕园圃前后种植；藏书数百卷，其中最喜爱陶渊明、杜甫的诗，早晚反复吟咏，有时同邻翁、溪边朋友量度晴雨，谈论农桑，淡泊自守，仿佛有置身世外的情怀。从此便不再留意举子业。某年又遇大旱，查溪附近一百多家缺乏粮食，公拿出官仓粮五百石借给他们，不收利息，说：“我怎么忍心独自吃饱呢？”公家不过中等家产，遇到疫病便施舍棺材，遇到饥荒便仿照朱子社仓建立广仁会，平生免除的债券以百计。晚年组织吟诗社，和门徒在各自生日放生；人们说，公居住的地方，百姓和万物都受到他的恩惠，他的仁爱就是这样。因此乡里都推举他为善人君子。乡饮酒礼长期废弃，到这时因公而得到众人一致重视。然而公天性孝友，施恩尤其深厚于亲属故旧。伯父去世而没有儿子，云嵩公悲痛不能自胜，公竭力经营丧葬事务，云嵩公甚至因此停止悲哭。姐姐钱氏贫困守寡，抚养年幼的外甥，公替外甥在年幼时置办婚室；其他所作所为也都如此。我二十年前曾认识公。后来编修君任侍从在京师，公前来探望，便与他相见；握手叙旧时，看见公的脸色比过去更年轻，精神也更加充沛。当时编修的同年朋友雍丘刘君、粤西邓君的父亲，都因迎养父母来到京师；濑江黄中允的父亲某公，也在京城等待任职。几家的老人面色苍老、头发斑白，扶着手杖互相往来。这年冬天恰逢普遍施恩，他们都得以接受封赠两代的恩典。皇帝的恩典降临时，公已经七十岁了。编修君把所得的校书文绮赏赐制成夹衣进献给公，公穿上后十分高兴，告诫编修君说：“应当努力，不要忘记皇上的赏赐。”一时之间，朝廷内外相互传颂，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盛事。公回乡一年多后，编修君想上疏到南省任职，公寄信劝止他说：“我正收拾行装准备北上，连船中的粮食都已经储备好了。”没想到家人送来了讣告。等我返回乡里，前往他家吊唁，当地人往往不断称述公的事迹。公于康熙庚午年十二月某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敕封为文林郎、翰林院编修的元配、赠孺人陆太夫人，比公早十多年去世。公思念她的德行，终身没有再娶。儿子辰垣，是康熙乙丑科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五个庶子中，铭孝按例为监生，铭慎为县学学生，铭新早夭。曾孙有二人。编修君将择吉日，把公与陆孺人合葬在某处原野。他对我说：“您幸而知道我父亲的遗愿，希望有所记述。”我不敢推辞，谨此写下事状。故徽州知府、前工部郎中复斋秦公的诔文。辛丑年正月十四日，甲子日，已故中宪大夫、徽州府知府复斋秦公去世。呜呼，悲痛啊！起初，我有幸与公交往，从壬辰年起，年少时读到他的文章，长大后又认识他的面容。此后我一向敬重他的声名节操，彼此欢然相处如平辈朋友，又结成婚姻关系，至今已经十多年。如今公已经去世，我的哭声必定再也传不到他耳中了。我私下想，公平日最喜欢称许的，是我的文章。我不自量力，恭敬地把这篇文字寄托在旌旗之下。公刚入仕不久，便出任新安太守，刚到任，渡江之乱发生。公本想有所作为，却未能实现，于是归去，深深悔恨，自此隐藏姓名，不再出仕。当时我与长公在山东读书，公裹着被褥前来投宿。过了很久，随从都散去了；公夜里起身徘徊，与我促膝谈论平生之事，意气慷慨，格外豪壮。我对公说：“幸好您年纪尚强，难道竟已经无意于世了吗？”公默然无语，便打开门出去，只见天空阴云密布，雨声淅沥；他又回到林荫间坐下，闷闷不乐，拿出所知之书，邀请我共同致力于著述，拿出几十张纸，流着泪对我说：“我残余的一生终究不能做成这些事了，只能留下余下的福泽等待子孙了。”然而公立下这个志向，从未向人说起，我也不明白其中缘故。

译他回头对我说：“只有您足以谈论这些。”呜呼，公如今已经不在了！我孤身落魄，漂泊于各州乡里，抬头仰望，却没有人可以倾诉；将要拄杖走遍江南江北，抒发胸中不平之气。想到公去世，却听不到我的话。诔辞说：啊，伟大的中宪大夫，您研习叶公之学。宋朝国势不振，播迁到江南。显赫的丞相，德泽流传千年。为避祸患而离开国家，于是改换姓氏。只有公的降生，确实是汇聚了大地的灵秀。二十岁时参加廷试，身带香囊立于帝王朝廷。天下动荡，南迁之后，君臣都身陷荆棘。于是考察起部事务，经营未央宫。有伟大的功绩，朝廷使您专领一城。专领一城是什么样呢？三座城池高峻挺立，城墙纵横交错，鸟道曲折盘旋。甲兵从晋阳兴起，锁链与烽火焚烧江边。谁来捍卫牧守之地？只有公的声威如金声，使江天为之一清。羽檄飞驰吴越，义气震动漳汀。太守发誓起兵，在湘东建立政权。天命没有保佑，众将很快纷纷投降。为首者说归顺，军旗止息，旌幢低吟；残兵困顿于边地，踮足望向窗外。我当时在癸巳年，吹笛守城；东山上仰卧起坐，三人共用两双鞋。长筹光明而有才华，公来此聚集停留。仆人惆怅，寒蛩呜咽，雨声落在竹上。公久久不能入睡，用脚把我唤醒，叙说战乱以及江左的事情。朋党肆意作奸，小大官员都经营贿赂，陪都相继沦陷，屏障之城很快也坠落。我作为越地、闽地的角，越闽作为我的犄角，成为我的嘴唇；越闽则是我的牙齿。唉，古人之中，谁能主持权衡？汉代有北海，唐代有平原。他们聚集文书，飞驰檄文，虽然事情没有成功，大义却足以令人观瞻。公起身打开门户，回来后叹息，给我看他的作品。书箧中尽是风云之作，他取出当时的文字；蜡烛熄灭了，便吹燃火光照着他的双眼，泪流满面。他俯身面对我，敞开心胸，毫不隐瞒，说宁可饱足地奔赴死途，也不愿饿死在棺中：“我的三个儿子中，两个已经能够穿戴成人的衣冠；全家闭门祭祀腊日，姑且以此自得其乐。”呜呼，悲痛啊！忧愁能够伤人，使血脉紊乱。太陵之战败后，我的孩子来作客，不久便说要告别。公牙病剧烈，我到遥远的欈李宅第探望公，暂住在旅舍，往来交谈整夜；公急忙派人来请我。帷帐、席褥、书籍、刀剑、筐箱都放在一起，早晚嬉笑谈论，谈乡里之事和经籍典章。我再去看公的病情，尚未开口，他已经先咳嗽。我坚持说公不是牙病，而是别的病痛，何不服用温补药物，堵住那溃决的病势。我驾车向东，公转向西；我赶着肥马越过太行，到达雍、岐。途中心情不快，我为什么这样奔波？于是返回旧丘，居住水泽，栖身山岩，采兰摘菊，不歌而叹，吟咏断山。山鬼在夜里啼哭。不久病情危急，他来不及谈及私事，只回头对诸公说：“你们姑且好好做下去。”他留下遗命，禁止收受赙赠；敛葬、入殓要按时办理，后嗣不要废弃他的德行，御侮防患也要恰当。东山的山麓，是魂魄安息之处；北山的山巅，度过夏日和冬夜。呜呼，悲痛啊！公既然已经死了，我还有什么遗憾呢？面对尘世，止息言语；抚琴，留下余韵；砍削竹木，风声因之而起；埋葬空润的玉石。灵车开始出发，我因义理不合而不能扶柩，只有公知道我。贫困漂泊，不能振作；不了解我的人，说我不守信用。我与夫子心意相通而不事浮言，大节立于世间，情谊存于心中。记述平庸之事不知何日才能完成，今日开始写哀诔；濡笔长叹，挥泪沾湿衣襟。呜呼，悲痛啊！

译香山了义禅师塔志。西北角的香山寺，是我们县的祖寺，以泉水、山岩、林木的优美著称。我年轻时曾在那里读书，和续宗禅师朝夕论议，间或吟咏诗歌，受到许多启发。禅师每次说话都称道他的祖师了义禅师，而这时了义禅师已经圆寂数年了。续宗请我为他写塔志，我答应了，却没有立即完成。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续师派他的孙子某人来对我说：“我的老师去世了，而我也已经七十九岁。您如果还不为他作铭，我终究再也见不到您的文章了，那我就要在地下辜负我的老师了。”我回答说：“好。”按其事状，禅师法名隆柢，字茂园，别号了义，姓嵇。生来具有慧性，六岁时随母亲严氏进入寺院，见有人诵经，便侍立一旁专心倾听，整天都不忍离去。十八岁开始向香山湛然师学习。当时天台无尽大师在郡城延寿寺讲授《观经妙宗钞》，禅师前往参听完毕，登坛受具足戒；回来后见寺院大殿剥落，便亲自募捐筹资，抵达闽地运回木材，完成修建。又请云栖冲庵法师深入讨论《楞严七处征经》，三伏、腊月都不间断，直到崇祯丁卯年，寺宇宏伟建成，佛像庄严，僧俗共同瞻仰赞叹，却不知道这一切是由谁开始的。他又带着续宗到阿育王寺听讲，向天童密云大和尚参学。密云问他《楞严七处征心》，因而渡糕给他吃，他当下顿然有所领悟。后来又请雪窦石奇师来主持山门，自己亲自侍奉他。从此香山的法席便成为各山共同归仰之处，这是禅师的力量。禅师虽然多次参拜大德，问答也颇有契合，却不愿做近世轻薄禅僧那样，举拳竖拂，习惯于欺骗，以声名利禄相互鼓动。因此他受持经典，专心修行念佛三昧，一生始终不改。古人曾说：“凡是佛教衰落的时候，佛门中人一定会轻视戒律而离弃经典。”按照禅师所奉行的道理，佛教难道能够得到挽救吗？即使能够得到挽救，佛门弟子难道又知道尊重它吗？禅师生前不为当时所重视，死后又没有后人可以信守他的道法，所以续宗恳切请求我作志，恐怕不只是希望老师有所传承，也是要使佛教得到长久的庇护。禅师于顺治辛卯年五月十三日示寂，塔建在大殿东北方，享年六十七岁，僧腊四十六年。祭文。祭奠慎贻冯公的文章。唉，呜呼！劳苦的人容易歌唱，悲伤的人容易哀痛。我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来到这里登堂。曾经俯仰先世，抚念生者和亡者，不觉间各种感情茫然交集。公尚未出仕时，曾在州乡间徜徉；等到我的先君在世，我们一同吟诗饮酒。公的元配，正是我的亲生姊妹。既然姻亲关系和睦，又何况住宅彼此相望。等到公佩绶任官，在山左扬帆，在衡湘协助军务，后来在金陵声誉远播，足迹远及翁、赵，功业超过龚、黄。虽然被官场束缚，心中却更加眷恋江乡。夜里忽然梦见号哭，仿佛我的父亲来到空中飞翔；醒来便对夫人说：“这个梦有什么吉祥之兆？”这是思念所形成的梦，也很平常。第二天早晨入门拜访，有客人说：“姜君来了。”来不及穿鞋，便慌忙倒穿衣裳。先君在这里盘桓了好几天，才慢慢对公说：“我多年倦游，如今已老且衰；再看看你的鬓发，也已经苍白。何不早些实现你最初的愿望？我们再一起到阚湖旁嬉笑醉歌。”公听后长久叹息，始终没有忘记。等先君去世，公从千里之外前来吊唁，细细叙述他的事迹，写成凄怆的祭章。此后公再次迁任姑孰，不久便来不及久任而解下官印。江边父老只能追思他遗留的恩爱，如同思念甘棠。此时我正悲叹无法登临父亲的坟墓，却还庆幸能够日日在公身边执杖相随，仿佛先人还没有去世。哪里料到早年的疾病竟像寒星突然陨落？这不只是为时势而悲悼，低头想到私人情谊，更禁不住泪流不止。可怜贤良的后嗣，只能用一杯酒聊以充饥。只是古代礼制已经毁坏，又戒人不要因悲哀而伤害生命，何况早饭晚餐还要照常，只庆幸太夫人已经长寿而且康健。我这个小人有母亲，却背负她来到四方。正逢公开始入殓，匆忙踏上归途，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为他执绋送葬，姑且恭敬地以椒浆祭奠，愿您享用。祭奠房师黄公的文章。士人感念知己，道义看重师承渊源。古人的情谊，可以比作自己的上天。唉，我的老师，家族声望在泉山，凭乡试中式而发迹，任官后到达白檀、孤竹之地，那是极北的边塞。他不嫌弃当地人，像慈母哺育孩子一样教诲抚循了三年。由于当地风俗使人困顿、身体又患病，便把一官看得如破鞋，驾车辞官而去。当年酉年秋天，他分校京闱，得到试卷便雀跃，大声称赞“极其奇异”；我被列为首荐，取得中式，却又意外落选。出场后接受公的拜见，公留我交谈了很久。闽、浙口音不同，连嘴唇和牙齿的发音都难以辨认，只能拍掌欢笑，凭听闻和心意猜测，仿佛只听见四个字，在黑暗中摸索。自此分别后，音信逐渐稀少。我回乡经过潞河，乡人确实来迎接，却因事情牵累不能前往。临别时饮一杯酒，附上几行奏书，权当送行。公拿着信低头阅读，捶枕悲恸。今年暑气将尽时，蔡兄的书信送来，我惊闻公在去年七夕突然去世。此前公曾口述一封遗书给我：“在季春听到你的好消息，得知你在南宫中式，喜悦得不能自持。有儿子和女婿，反而成为你的牵累，字里行间呜咽，斑斑都是泪痕。只是我晚年才显达，一生事业蹉跎；听说这是命运，抚摸自身不禁叹息。回头望向蒙受恩德的地方，眼泪奔流。我发誓要尽心报答，却不知道命运如何；公将葬在哪座山冈，哪一天下葬？若坟墓已经封土，我也无法前去执绋。” 云山漫漫，燕地到粤地相隔万里，只能以一杯酒寄托祭奠，从此音信永远断绝。悲哉，愿您享用。同年共同祭奠杜母孙孺人的文章。

译国家每三年在乡里贡举士人，参加选拔的人称为同年，都是同一省的士人。唯独京闱的中式名额比大省多出三倍，八旗和四方士人都在那里应试。录取人数很多，而各人的籍贯相隔有远至七八千里的。然而一旦成为同年，无论远近，情谊都如兄弟；遇喜事便相互庆贺，遇忧患便相互体恤，并不是特意做作出来的，而是相互以兄弟相待，本来就应当如此。顺天癸酉科，我这一辈同榜中父母俱在的，才有十分之二三；唯独听说大宗母亲孙硕人的贤德，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她与大宗尊先生相对举案齐眉，恭敬从不懈怠。先生待她如朋友，认为自己年老后能够得到优厚奉养，寝食之间忘却贫困，都是硕人的功劳。不幸她在本月去世，先生哭得极其悲痛。大宗既因失去母亲而悲恸，又害怕先生过度伤心，自开始守丧至今，早晚只吃一溢米，哭号卧在苫草土块上，几乎因哀毁而死。我们同人见他如此，都流泪帮助大宗悲哀，又希望大宗稍稍节制悲痛，以安慰先生晚年的心情，使他减轻无边的痛苦。今天登堂致祭，正是既吊唁又安慰。听先生的亲友说：硕人慈爱、节俭、温婉、贞静的德行无法尽述；她一生最重大的节操，是甲申年贼兵侵犯京城时，便先发誓要自缢以预防意外，幸亏家人奔走救援才得以免死。后来为了替先生考虑后嗣，劝他娶刘孺人，生了两个儿子。不久刘氏去世，硕人亲自抚养他们；孩子长大后延请老师，她便亲自准备酒食供奉老师。不幸长兄早逝，大宗于是进京参加会试，直到取得成就。硕人抚养大宗，不知道他不是自己亲生的；而大宗哭嫡母，比哭生母还悲痛，由此可知硕人的德行。先生的道德声誉著于世间，受到乡党推重，其中也有硕人的内助之功，那么她去世后先生悲痛不止，难道只是夫妻之情吗？然而硕人在世时起初忧虑没有儿子，如今却已有两个孙子。大宗的声名日益显著，家门的福庆应当更加隆盛；先生安享期颐之年，又承受上天恩宠，前途正未有穷尽。硕人的灵魂在地下本来可以自慰，她是否也会欣然举起这杯酒呢？呜呼，愿您享用。祭奠成容若的文章。呜呼！自从兄长去世，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突然听闻消息，没有不流泪的。何况我和兄长的关系，怎能不悲痛？我初次见到兄长，是癸丑年，当时刚满二十岁，向您请教，没有不能得到回答的。马赋、董策等文章，写来如弹丸脱手；在南宫考试中拔得头筹，光芒压过北斗。兄长一见我，奇怪我孤高疏落，后来又正因这一点欣赏我的品格。人事多有乖违，我分别南归，不久又在午、未年间重逢。我困顿潦倒，百般忧患一齐到来。当时我住在兄长的馆舍，萧寺中的人屡屡讥笑侮辱我，兄长却不这样看待我，待我更加庄重。我俯身照顾这个柔弱的后辈，依靠兄长而变得坚强。后来我因忧患归乡，哭泣不止，兄长送我赙仪，怜悯我没有儿子。庭前受教的话，如今仍在耳边。哪里料到年老之后又匆匆踏上这条路？我削简怀着惭愧，来到著作之庭。佛寺的筵席成为栖身之处，他的居室并不远。我们早晚纵情交谈，枕席之间堆满书卷，酒席之间嬉笑放浪。哪里是不同寻常的人？实在如同嵇康、阮籍。我的名刺在京师逐渐磨灭，抬头便触犯忌讳，举步就遭挫折；但每次见到兄长，他总是怡然自得，使我忘掉自己的困顿。兄长了解我的地方不止一端。我常常箕踞面对客人，或打呵欠伸懒腰，兄长不认为我傲慢；知道我任性率真，我有时不分强弱地漫骂，兄长不认为我狂妄；知道我嫉恶如仇、情绪激昂，谈论事情时瞪眼说到口干舌燥，兄长便拍掌为我助威叫好。有时面对酒杯流泪悲歌，认为我失意而孤愤，那么我还能把那些人当作什么呢？兄长实际也应当厌恶他们，以脸色拒绝他们。兄长的门本来就紧闭着。他的志向以古人为目标，不只是外貌相似，而是精神相肖。他身居显贵而不骄傲，处于富足仍能安于清贫，所以胸中应当没有什么可厌恶或欣喜的。忽然早夭，难道也是有某种天意吗？病重前一天，兄长来信催我前往商议《文选》，追忆往昔梁、吴二位先生。那天正是我们夜间相聚的时候，分题吟咏、共同裁作，诗上的墨还没有干，花还在灿烂开放。七天之内，却玉折兰摧。呜呼，一切都结束了！他真的死了！我将到哪里去？行走时只能倚靠徘徊。世上没有兄长了，谁还能容纳我？无论离去还是留下，都没有一件可行。兄长不幸，所缺少的只是年寿；他没有亡失的，是乐府诗百篇，以及冲淡的诗辞和精研的经书。我们同人将把它们编次整理，交付刊刻。生来有才华，是为了 天子使他生于世，死后却让他的名声流传百世。等待茫茫天地之间，又有几个人能这样呢？如果他的魂魄有知，就可以不再悲伤。唉，诸位朋友，这件事也是难以忘怀的。祭奠谢时逢太学的文章。是谁让您降生？难道不是上天吗？您忽然离世，道理也自有其原因。悠悠古今，善人实在难得。上帝需要您归去，所以不让您享尽年寿。您的出生，正逢闰年十九；其中的变化，倏忽而过。万有先观察，公仕宦奔走。您刚到弱冠，所做之事就不苟且。南诏、西蜀平定叛乱、招降敌人，您随同经营治理，如同经营敌国疆土。后来轻快地东游，回到故乡。登城挥笔，袖中仿佛有干将、玉果、璇珠、琳琅，铿锵辉耀，观看的人无不叹息。道路旁的人感叹您困顿失意，这也有您自己选择的原因。偷窃他人财物，还被称作盗贼，何况造物主肆意搜刮您的才华？您穿凿雕琢，茫然不知衰老。发而为文章，足以使荒山中的鬼神惊叫。于是颠沛踬顿，别人哭泣，孩子嘲笑。先君的亡友薛君白瑜【恭愍公的儿子，有极高的德行】，是世人的楷模。泰航承受车人去世的命运，为什么不能缓缓而行？人的百般罪过都可赎免，却使他的身体陨落。您贡入太学，仪容在 帝廷中。不久便思念归乡，正值秋风吹起，您嬉游东海，思绪寄托于沧溟，亲手种下一株菊花，每天采食它的花朵。百家之学浩浩荡荡，您为它们悬挂纲纪。如今您已经去世，谁来收藏、守护五经？呜呼，悲痛啊！幸而您有儿子，能够遵守您的遗命；办理丧事合乎礼制，排斥外道。您活着时勤勉，死时守正。只因没有遗憾，借此安慰您的神灵，使它欣然降临这祭筵。祭奠张母何太夫人的文章 呜呼！自从我们太夫人去世，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凡是在朝的士大夫，追念仰慕她的妇德，没有不抽泣悲痛的。但总的说来，上天之所以委曲成全我们相国母子之间的亲爱之情，到这时更令人感慨了。当初相国随驾三次征讨漠北，内则竭尽心力辅佐皇上，外则竭尽谋略筹划；尽心竭力终于建立功勋，完成扫荡后班师回朝，本来可以从容地在朝廷任职，不久便享受东山、绿野般的闲适乐趣了。可是相国却远远挂念太夫人，顾不上陈述请求，只能把回乡省亲限定在三个月后返回。【“阙髀肉未生”一语疑有缺误】他很快南返，每天奔驰二百里，在田野中用餐、露宿；雨雪满途，竟然不到半个月便渡江南下，正好赶上岁旦，在乡里的宅第拜见太夫人。当时【“鞠▯”字样有误】为太夫人祝寿，欢乐之情可以想见；不久……

译王命规定的行程渐渐逼近，出发的日期已经确定。相国依偎在母亲膝下，悲伤留恋之情更加深切。太夫人感受到他的至诚，于是慨然答应与他同行。安车到达京城那天，只有佥宪公在中州主持学校事务，没有一同前来。詹事、司农等叔父、弟弟全都聚集在京城，孙子、曾孙罗列于曲折的庭院之中，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太夫人起初只是显出【“防疾”疑为“微疾”等，字有误】的征兆，便安然自在地辞别人世。按照人子之情，本来还不能不感到她去世得太突然。然而太夫人年纪已经高寿，品秩升至一品；起初起居无恙，安然接受相国回乡省亲，后来又被迎养到官邸，家庭和顺团聚，各种甘美食物的供奉、参药的调治，相国和各位弟弟没有不亲自尝试后进献给她的。到了不幸发生之时，为她附棺、附身等后事，也都能够做到而无所悔恨，这是历来宦游在外的士大夫难以做到的事。古人所说的终身之痛，相国一家却独能少有【“防遗憾”疑有脱误】遗憾留在心中，难道不是太夫人的美德所招致的吗？是相国的纯孝感动了上天，而造物者也将委曲成全他们吗？呜呼，悲哉！啊！太夫人出身名门，禀受美质，嫁给先公为妻；主持祭祀、操持家务的美德著称，只有凭借她的贤淑谨慎来辅佐丈夫。她佩戴簪珈，穿着翟衣，象征夫人身份的礼服光彩鲜明。显赫的先公，是国家的栋梁；贤哲的后代相继出生，如同荀氏八龙。相国英姿勃发，辅佐周公、召公那样的贤臣，接连不断；长兄、二兄都承受了母亲的教诲。母亲仪态盛美，成为国人的典范；忽然升天而去，谁能不流泪悲泣！皇帝因此叹息，哀悼我朝的良辅，屡次派遣使者前来祭奠。祭酒美而醇厚，只有…… 皇帝深切地惦念她的丧事，对我的孝子给予了很多恩宠。比起古人还有过之处，却使我蒙辱于门墙之内。悲喜之情彼此相通，追述德行以寄托哀思。正因为心中悲痛，谨献上一杯酒，希望神灵能够享用。愿神灵仪容安详，以慰藉我长久的思念。尚飨！祭奠凌氏姐姐的文章 呜呼！苍天不肯怜悯，降下灾祸来伤害我家。八年之内，接连失去了祖父和祖母；三年之中，又接连失去了母亲。起初母亲刚患病时，我姐姐的腹胀病很重，大家正都只担心姐姐。哪里料到母亲已经先抛下了几个孤儿呢？己未年，我客居京城，接到二弟的亲笔信，听说变故后悲痛欲绝。信中说姐姐病势沉重，每天奔走筹措、照看母亲，没有空暇顾及别的事。我私下怀疑那时姐姐已经不幸去世，弟弟担心我受到更重的打击，所以也许故意隐瞒了实情。等我回到家，姐姐果然还健在，勉强起身给我做饭。当时我虽然悲痛创伤，仍暗自庆幸还能见到姐姐。时光流逝了一年，今年春天我暂时到吴地去，将要出关时，儿子来信说：“姑母的病势已经无法起身，今天就掉转船头，扶病赶回去省视。”我在途中饮泣，到城里也不敢打听消息，几乎进门后，才从窗缝中窥见姐姐端着药碗，倚靠在床上。相见时又哭又喜，姐姐也擦着眼泪对我说：“我的病还不至于死，母亲下葬的事情很紧急，何不稍微等一等，离开这里前来料理呢？”过了一会儿，她又催促我上路。我看姐姐精神还很旺盛，希望能留下几个月。北上的期限逼近，想背土为母亲修墓也没有办法，想留下不能，想离去又不忍。姐姐弟弟之间的感情，犹豫徘徊了一整天。离开后又回来过几次，而生死相隔从此便决定了。六月，讣告传到吴门，姐姐已经在前一个月二十日去世了。呜呼！我从京城南归时，担心姐姐会死，却幸而她没有死；等我省视母亲回来时，这种担心更加深重，而姐姐又幸而没有死。如今分别才一个多月，突然遭遇意外的悲痛，而我最终连她一面也没有见到。痛苦啊！我四十五岁时，先父中道去世，我没能在旁观看入殓；前年母亲去世时，我远在四千里之外，料理后事的只有我们姐弟四人。如今姐姐又突然去世，连亲手握住她诀别也没有机会，我这个不孝孤子的罪过和灾难堆积如山，即使死一百次也无法赎罪。然而如果不是上天把我困厄到这种地步，我难道会忍心远离骨肉至亲，长久羁旅在外吗？悲伤啊！只是因为贫穷，又能说什么呢？姐姐天性娴静贤淑，内外亲友都异口同声称赞她贤能。自从节推公去世，她侍奉守寡的婆母三十年，极尽孝道。我们兄弟常年出门在外，不能按时问候奉养，她总是辛苦筹办甘美食物，给母亲的供养有余，也周济我们兄弟的急难。后来家门之中遭受侮辱，丈夫又遭祸患，她隐忍不发，设法报仇；可是下面没有留下孤儿，旁边也没有强有力的亲近之人，只能饮恨吞声，积郁成病。几年之间，竟然以身殉难。悲哉！先慈不幸成为贫穷孩子的母亲，亲手抚养三个儿子，却两次不能让他们承欢膝下。平日里住着苇帘葛帐，孤单的身影独坐叹息，饥饱不能按时，连搔痒也无人照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七十岁的老人奄奄一息地死去，本来就应当有许多不称心的事情。自京城回来后，我每次经过姐姐那里，她都要支撑着身体坐起来，絮絮告诉我母亲一生在家庭中的琐事，以及母亲临终诀别时曲折宛转的情形；这时姐姐弟弟相对而泣，只能呜呜哭泣，发不出一句声音。如今姐姐又舍下我死去，我孤零零一人，茫然无所适从，胸中郁结，悔恨万端。回头看看儿女，张开口又能向谁诉说？世俗的罗网牵累逼迫我，不久又将要离别。头发蓬乱而花白，我擦着眼泪走出门去。回想家庭中前后生死存亡的变故，死者的魂魄不知去了哪里，生者像浮萍一样四处漂泊；不到十年之间，天伦团聚的欢乐一触及便化为悲伤，惨痛得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可喜悦的。呜呼！我残年还能有多少时日，偏偏遭逢这一百般忧患；我这样悲悼姐姐，怎知她的灵魂如果有知，反而不会像我这样悲伤呢？姐姐夫妇的两具棺木都停放在堂上，继承家业的儿子还很幼弱，我的力量又不能立即把他们安葬在吉祥的墓地。从此天涯南北，即使想长久抚摸棺木大哭一场，又哪里能够做到呢？听说姐姐临终时反复嘱托，唯一挂心的是嗣子能否成人成材；我虽然力量微薄，难道敢不尽心尽力吗？献上一杯酒来告慰哀痛，我的话就说到这里。尚飨！祭奠濂儿的文章 呜呼！我初次出行时，你送我到江边；等我回来，却再也见不到你了。你和妻子都已去世，又没有儿女承继香火，连供奉祭品也无人主持。你为人仁厚，也可以说很有文才。没想到一朝竟到了这种地步，天道还有什么可说的！今天是十八日，是你祖父的忌辰；我本想远行，因此迟疑不决。前一天是丙寅日，正好也是你的忌日。五年来绵延不绝，簌簌落下的老泪，先为你洒下。听说你临死时，容貌突然改变，还妄想着父亲回来，忍着不死等待我。如今父亲正在哭你，而你安然地在哪里呢！呜呼！尚飨！《湛园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湛园集》卷七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写 题辞

译写在《嵇叔夜传》后 钟会对司马昭说：“嵇叔夜是一条卧龙，不能让他出山。您不必忧虑天下，只需把嵇康视为忧患罢了。”嵇叔夜性情刚烈而才智俊秀，急于远离尘俗而思虑疏阔，幽居自守、涵养性情，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成为天下忧虑的地方。然而当时司马氏的势力已经形成，朝廷内外任事的人没有不是他们的党羽。唯独嵇叔夜外表质朴，不事修饰，而世人却认为他有龙章凤姿，昂然具有不可羁束的气概，这正是司马昭最为恐惧的地方。王莽先杀鲍宣，然后西汉灭亡；曹操先杀孔文举，然后东汉灭亡；司马昭先杀嵇叔夜，然后魏朝灭亡。这三个人都是忠正豪迈、奇伟杰出的人士，所以一定要先除掉这三个人，天下才会随之改变。钟会诬陷嵇康与毌丘俭相通，正说明嵇康不依附晋朝。有人说，这几个人即使还在位，难道就不知道王莽、曹操、司马懿之流的奸诈吗？这几个人的力量虽然不足以制止奸邪，却能够震慑奸人的魂魄、挫败他们的谋划，凭借的就是气节。猛虎在山中，连藜藿都因此无人敢采，何况国家拥有贤人呢？不然，张禹、孔光、杨彪、何曾之流，本来都堂堂正正地处在三公之位，并不是不尊贵显赫；可是奸人对他们颐指气使、任意驱使，简直把他们当作奴仆，他们早已先行败亡了。阮籍受到司马氏的庇护，甚至替他们写劝进的文章；嵇康却因被怀疑而遭杀害。阮籍败坏名教，深受礼法之士憎恨；嵇康终身没有言语行为上的过失，所以嵇、阮虽然并称，阮籍远远比不上嵇康。写在《儒林传》后 申公和辕固可以说是能够阐明经学的人，却不能说是能够守护先王之道的人。申公早年侍奉楚王戊，明知他荒淫违法，自己年纪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应诏出仕。皇帝已经不喜欢他所说的话，他却仍接受了大中大夫的职务，差一点没有遭到臧绾那样的祸患。危险啊！辕生不愿意讲黄老之学，这是对的；但他跟随皇帝下去刺杀野猪，是多么卑下啊！万一皇帝不给他锋利的兵器，刺野猪时一旦失手，他手中有兵器，难道不会反被野猪杀死吗？假使辕生当时能够用正直的言辞劝阻太后说：“臣的官职是博士，太后按照礼制命令臣，即使赴汤蹈火，臣难道敢逃避死亡吗？但如果把臣当作奴仆畜役，命令臣拿刀跟在厨师后面，这就是要臣废弃先王之道、放弃自己的官守。臣即使死也不敢奉诏。”这样一来，太后一定会惭愧并向辕生道歉，皇帝也一定会更加看重辕生。汉朝兴起六七十年间，儒者之教与异端之教忽而占上风、忽而受挫，直到汉武帝、汉昭帝时仍未确定。也是因为诸位儒生拘泥于琐碎的讲说，没有人能够以死守护正道，才造成了这种局面。写在《左雄察举议》后 考察古代制度，大司徒以乡里的六种事务教导百姓；六德、六行之外，还一定增加六艺的教育，并由族师、闾师和党正记录考察，州长负责考核。到了入学以后，又有中年考察、每年考核的制度。在那时，本来不会有品德行为合格却连文字都不认识的人，所以只需由司马考辨论说，就可以不必在语言文字方面另行考察。后世师儒的教育不明，即使在族党中有行为表现，也常常有像面对墙壁一样目不识丁的人。以这样的人，一旦举荐出来面对百姓、授予政务，想不通过文字来考验他，能行得通吗？大概自从选举和学校不再彼此衔接，种种防范、限制和苛刻的措施便兴起了；即使明知法令越来越繁琐、弊端越来越多，士人的风气也日益败坏，这种趋势仍然逐渐发展到不得不如此的地步。魏黄初年间，三辅地区商议推举孝廉，不再限定考经，司徒华歆担心从此会使学业废弛。到唐贞观年间，汴州、鄜州等州所举的孝廉，被问及皇王的政治方术，曾参之类的人竟然都不能回答。宋太祖开宝九年，濮州荐举孝悌之士二百七十人，皇帝在讲武殿召见询问，他们大多答不合诏令，却还自称一向擅长习武；等到试验骑射时，却跌倒扑地、动作失序。宋太祖想让隶属军籍的人全都号哭请求免除考试，而荐举的弊病竟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后世无论贤良、文学、孝悌、力田等科目，一概用文章学问来考试，也是形势使然。等到弊病发展到极点，显赫的科第和优厚的俸禄全都取决于方寸之间的一张试卷，却竟然不再考察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和始末。这就是末流的弊病，越失去本义便越走越远，以至于无可奈何。有志于当世的人，难道一定要先恢复古代族、闾、州、党的制度，然后才可以实行乡举里选吗？写在《郭元振传》后 张燕公的行状说：“太平公主、窦怀贞暗中结交凶党，谋划废黜皇帝。睿宗犹豫不决，诸位宰相都阿谀逢迎、顺从其意，只有郭元振在朝廷上争辩，拒不接受诏令。等到起兵诛杀窦怀贞等人时，宫城大乱。睿宗步行到肃章门观看变乱，诸位宰相全都逃到外省，只有郭元振登上奉天门楼，亲自侍奉睿宗。听说东宫的兵马到了，睿宗将要投身楼下，郭元振亲自扶住圣驾，恳切劝止，睿宗才没有跳下去。”这件事说明，郭元振听到变乱没有离去，保护圣驾，是他的功劳；而他不服从废立皇帝的诏令，更是不可磨灭的大节。本传只说：“玄宗诛杀太平公主。”睿宗登临承天门，诸位宰相逃伏在外省，只有郭元振统率军队护卫随从，在中书省住宿十四日才休息，却没有记载他在朝廷争辩、不接受诏令的事情，失去了史家记载史实的体例。只有杜子美说：“神龙之后制定大计，宫中很快清平空廓；顷刻之间辨明尊卑亲疏，指挥之间保存顾托；群臣面有惭色，王室没有削弱。”这几句极力写明了郭元振辅佐拥戴的功劳，于是郭元振的盛大功业和大节便全都显露无遗了。这就是称杜诗为“诗史”的原因。旧注因为诗中有“神龙”年号，便说这是平定韦庶人之乱，郭元振也在其中有功；后来注释杜诗的人知道这种说法附会，又说太平、安乐二公主掌权都在神龙二年，所以诗中说“神龙后”。却没有想到，神龙年间相王还没有即位；此后唐中宗还有景龙、建元等年号，杜子美怎么可能追溯到最初发生祸乱的时期，便把七年以后制定大计的功劳归给他呢？“神龙”应当是“先天”的错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译写在《史记·卫霍传》后 汉朝的良将卫青、霍去病，评论者大多贬低霍去病而推重卫青。我仔细读太史公的传记，涉及两人的【“防次处”疑为“叙次处”，文字有误】地方，是推重卫青的；对于霍去病，则多有贬抑之辞。传记叙述卫青的战功，刻画描写唯恐不详尽；至于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三次战功，却都只在天子的诏书中见到。太史公核实事实，只说一次出陇西有功，一次捕获首级和俘虏很多，一次说军队所斩获的功劳已经很多而已。这难道不是因为天子的诏书只是根据幕府上报的功劳次序，而其中的言辞多有铺张失实之处；天子当时又深信不疑，所以姑且保存下来，作为传闻疑案吗？看大将军七次出兵攻击匈奴，斩获首级和俘虏才五万多；而骠骑将军三次出兵，诏书三次叙述，已经不止十一万多首级，其中的虚妄就可见了。这是优秀史家在言外表达褒贬的方法。他又说：“各位宿将所率领的士卒、马匹和兵器，也不如骠骑将军。骠骑将军所率领的常是精选四出的部队，但也敢于深入敌境，常常带着壮健的骑兵先于大将军的军队前进；他还有天幸，从未陷入困厄绝境。”又说：“年少时就任侍中，地位尊贵，却不体恤士卒。”这几句话，已经把骠骑将军的将略全都概括了。论张耒《邴吉论》张耒责备邴吉没有荐举驾车小吏，实际上是埋没了那个人的长处。他说：“龚遂因为王生的一句话，天子便认为他是长者；龚遂不敢把功劳说成是自己的，说这是我的议曹教导我的。龚遂有了才能，却把功劳归给君主；他这种推让善行、不冒领他人功劳的品德很厚重。”当时天子责问御史邴吉时，邴吉回答说：“我和御史一样，只是我的仆人先告诉过我，所以我才知道这件事。”这种才能，难道只是忧虑职守、思考边事而已吗？邴吉把先帝从死罪中解救出来，却能够始终闭口不提，当然不会贪图一个驾车小吏的功劳；张耒没有想到这一点，是他的过错。然而张耒责备邴吉，也可以说是没有考虑周全。考察史书，这个驾车小吏是边郡人，熟悉边塞传递紧急军情、进行警备的事务。他曾经外出，恰好看见驿骑拿着红白两色的囊袋；边郡发出的紧急军书骑马传来，驾车小吏便跟随驿骑到公车署，刺探得知敌军侵入云中、代郡，立即回到府中拜见邴吉，报告了上述情况。军情至关重要，他到公车署刺探这样重大的机密，一旦让天子听见，天子必定震怒；驾车小吏会因此犯重罪，公车令属官也将因泄露机密受到法律惩处。即使是邴吉，难道也能说无罪吗？何况这个驾车小吏并没有其他才能，只是因为生长在边郡，看见有人拿着红白囊袋奔驰而来，知道那是传递紧急军书，便跟随打探并回来报告罢了；这与真正熟悉边务的人不同，哪里值得用来玷污宰相的声誉呢？凡是评论古代人物，如果不深入考察他的始末和事情的本末，就不能轻率地加以毁谤，何况是那些贤人；对于世人所谓的“翻案”，尤其不能这样做。近来我看到有个小儒生责备狄梁公不该处理某事，议论周密而尖刻；这个人只是因为没有读狄梁公的传记罢了。看狄梁公处在群小之间，忘却自身安危而遵行正道，多次陷入死地，救活了无数人，却从不知道悔改；即使没有最后那一件事，也不妨碍他成为大贤。呜呼，这种事情哪里容易说清楚呢！写在《王伦传》后。我读楼公所撰《王伦节愍神道碑》，碑文记载王伦奉命出使时多次请求用兵，不顾自身祸患；后来被逼任官而不屈，神色从容地面向南方叩首受死。碑文把他说成豪侠不羁之士，并说他晚年以名节自我弥补，而胡淡庵许惇的奏疏只记得王伦特别力攻和议，却不知道他最后的作为。金史说：王伦被拘留很久，困顿无聊，于是倡议和议以求归国。后来金国遣还朱弁、张邵、洪皓，强迫王伦担任平州路转运使；他已经接受任命，后来又推辞说：“这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于是金人杀了他。赞文说：“王伦是纨绔子弟，和市井之人为伍，难道一定是那种以出使为耻、宁死也不受辱的人吗？”这话同碑文的说法正好相反。王伦在韩世忠、岳飞用兵之时首先提出和议，使宋主忘掉与金人不共戴天的仇恨，甘心向金称臣，这实在不能说是无罪。楼公自称谨慎地摘取王伦的行状，又参考《槐庭济美集》《中兴小历》、王铚父子的遗史、《御剑铭序》《挥麈录》和搜罗的旧闻，才写成这篇碑文，绝不是用粉饰之辞谄媚死者。三史成书于元代，在抑扬南北、褒贬宋金之间多有失实。王伦未曾在金国做官，传记本不应收入《金史》，也不应把他附列在叛臣之中。至于金世宗所说“反复之人”，又有另一层意思。大概当时挞懒、宗磐、宗隽三人合谋，要把河南、陕西割让给宋国，而王伦依附这三人来议定和议。等到三人因谋反被诛，王伦恰好奉命出使到达，金主责问他说：“你只知道有元帅，难道不知道有上国吗？”于是唯独扣留王伦而不遣返，这才是所谓“反复之人”。使臣因缘际会而遭遇祸患，以成就国家大计，本是常有之事。史官却据此给他定下褒贬，哪里足以使王伦心服呢？传记说：“王伦是王旦弟弟王勉的孙子。” 考查王旦弟弟名叫王旭，并不是王勉；而且又多出了一个“王”字，这些都应当刊正。题写《吕氏春秋》写这部书的人，大概是墨家一派吧？书中大量引用墨家人的话，常常把孔子和墨子并举。书中说，墨家巨子孟胜善待楚国的城阳君，弟子徐弱劝孟胜不要为城阳君的危难而死，说：“这样做没有益处，反而会使墨家在世上断绝。”孟胜说：“如果不死，去寻求严厉的老师、贤能的朋友、良好的臣属，必定不会在墨家之中。死，是用来实践墨家义理并继承其事业的。”孟胜死后，跟随他去死的弟子有一百八十三人，最后把巨子之位传给田襄子。墨家因此没有灭亡。由此可见，墨家师徒之间所以能坚守本门学说，很像后世讲学者营造门户；而道德被天下分裂，已经很久了。墨家把薄葬作为原则。我读他们的《节丧》《安死》两篇，自古至今，没有一个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一个不荒废的国家，因此也没有一座不被掘开的坟墓。书中谈到骊山之事，好像亲眼见到那件事一样；又在《兵篇》中放纵地说：“古代的圣王有义兵，却没有偃兵。”因为用兵会导致丧国便否定用兵的正当性，犹如因噎而废食、因溺水而废弃舟船。《慎势篇》说：“观察上古封建诸侯众多的时代，那时福泽长久，声名显著。”至于书中其他议论，固然有许多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气；然而既然成书内容丰富，先王的格言和良好的制度也往往有所涉及。可是秦始皇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不与这些道理相反。诸儒被驱赶着投入坑中而死绝，也算是理所当然了。

译题《春秋列国指掌图》税氏和权氏绘制《春秋指掌图》，共列出一百零七个国家。我偶然回忆起所见所读的内容，随手记录下来。又有几个国家名称相近，应该加以辨析：比如黄国在汾州，被晋国灭掉，并不是那个江、黄二国中的黄国，即靠近楚国的黄国。考查《战国策》，犀首攻打黄国，经过卫国时派人对卫君说：“黄城就要攻下了，我将调兵到大国城下。”犀首是魏国的官名，那么被晋国灭掉的黄国就是这个黄国。至于《史记》所说黄帝末代孙子陆终的儿子受封于黄国，后来被楚国灭掉的那个黄国，在今罗山县西十二里。楚国子革回答楚灵王说：“陈国、蔡国和不羹，这四个国家尤其值得畏惧。”杜预注释说两个不羹；郦道元说汝水向东南流，西不羹城的南面就是不羹，可见不羹有东、西之分。郦道元又说任城县有诗亭，就是春秋时的诗国。考查“诗”与“邿”相通，鲁国在襄公十二年攻取邿国，就是那片地方，只是民间误把邿讹作诗罢了。隐公二年《春秋》说：“莒人进入向国。”杜预注释说：向是小国，谯县南面的龙亢县东南有向城。轵县西面有一处地名叫向上，也称向。传文所说苏忿生的田地，以及经文所说“在向地结盟，向郑国求和”，这里的向就是邑名。自从有封建制度以来，传世年代久远、可以考查的国家还很多。自古楚国开始强大，先后吞并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三个，所以说：“汉水以北的诸姬姓国家，楚国确实把它们全都灭掉了。”到了秦代实行郡县制，封建诸国全被扫除。然而江淮以南，神明后裔沦落在蛮夷之中，散居各地的族类还有数以百计。后来山东地区起兵，闽越王无诸、东海王摇等仍能起兵，跟随诸侯共同灭秦，传承国统、建立名号，过了很久才断绝。古代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积累的功德所得的报偿，难道不是非常长远吗？所以说：“积累深厚的人，流传的光辉就长久，这是自然的趋势。” 题《宋潜溪谢皋羽传》后 关于谢皋羽的传记，邓牧、任士林都曾经写过。邓牧是钱塘人，自称同谢翱最要好。谢翱佩服他的文章，病重将死时，怀抱着诗写道：“谢豹花开，桑叶齐整；戴胜鸟长出羽毛，药草肥盛。九锁山人，你回来了吗？”然而谢翱是宋末的义士，邓牧的传记中却没有记载，只说：“徭役频繁兴起，不能忍受压迫侮辱，于是放下事务出游，经过严陵旧日的馆舍。”那里同婺州相接，所以他常往来于两州之间。他居住的地方出产柴薪和木炭，大多在年末运到杭州换米养活自己。邓牧又自称是谢翱的生死至交，然而谢翱去世时，遗命只托付给方韶卿、凤吴子善、思齐以及方幼学、方焘、冯桂芳、翁登兄弟；邓牧也没有听到讣告。谢翱下葬时，邓牧自夸为谢翱作文，说曾经出自自己的胸臆，很少读古人的著述，这难道真是一个不读书的人吗？邓牧又说：“谢翱在军队中买得一个儿子，和他一起竭力从事生产。”任士林的传记没有记载这件事，采云却说谢翱没有儿子。谢翱临死时还嘱托说自己没有儿子，这话可信吗？难道是以前买了一个儿子，后来又失去了他吗？任士林传记的措辞含蓄隐约，把谢翱比作屈原，这一点是恰当的。吴思齐的墓志也值得一看。宋濂因为任士林的吴思齐原稿而特意加以润色，文章尽情铺陈，读来令人感叹不已。大概是因为身处前朝灭亡之后，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所以才能这样写。国家破亡，神器沦陷，有权位的人未必一定会殉国；而民间失意的读书人，心怀孤愤郁结，却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难道不是由于他的本性吗？然而不幸的是，没有人为他们传述；即使传述了，又往往失去他们的本意，因此这样湮没于后世的人很多。我看汉代新莽之乱时，士人甚至有人假装失明，看到自己的儿子掉进井里也不救，妻子同别人私通也不顾惜，他们坚忍困苦到这种程度。末世之人越来越爱慕虚名，凭借权势，接连登临侯王之门；在家时穿着短后衣、系着宽带，出门却戴幅巾、穿草服，挥笔著书，激昂地谈忠义，传播到远近各处，自以为行迹超过巢父、许由。幸好他的书没有流传；如果流传下来，又有谁知道他和盗跖、曾参、史鱼究竟谁更贤呢？

译读《孔子世家》太史公为什么把孔子列入《世家》呢？我看他的自序，每写一个国家，必定提取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并说明自己为什么这样叙述。如写晋国便说：“赞美晋文公赐予圭璋和鬯酒，作《晋世家》第九。”写越国便说：“赞美勾践灭掉强大的吴国以尊奉周王室，作《越勾践世家》第十一。”写郑国说：“赞美郑厉公迎纳周惠王。”写赵国说：“赞美赵鞅讨伐周王室的乱事。”写韩国说：“赞美韩厥辅佐晋国、匡正周王室。”写陈国说：“赞美陈威公、宣公能够拨除浊乱的世道而尊奉周王。”这样以后，才知道太史公为什么要作《世家》。孔子，是把他同列国诸侯相提并论。为什么要把他同诸侯相提并论？因为他和诸侯一样尊奉周王室。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序中说：“周王室衰微以后，诸侯任意行事，仲尼哀叹礼制废弛、音乐败坏，于是追述、修订经书，以通达王道，匡正乱世，使它回归正道等等。”因此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司马迁的意思是，那些能够世代传承其家业的诸侯，是因为他们知道尊奉天子，能够匡正乱世、使事物回归正道；而把天子的权威归还给周王室这件事，没有谁的功劳比孔子更大。所以把孔子附列于《世家》，并不是为了抬高孔子，而是推究孔子的心意，说明他始终维护周王室的意旨。也就是说：“若不是孔子，《春秋》所体现的周道几乎就要熄灭了。” 因为孔子是尊奉周王室的，而尊奉周王室本来是诸侯的事情，所以在上面不能把他比作《本纪》中的天子，在下面也不能把他降为普通《列传》人物。有人说称作《世家》是为了尊崇孔子，这样便两方面都错了，是没有认识到司马迁的本意。《困学记》题辞 世间先有真正的道学，然后才有真正的节义。道学晦暗，节义就会衰微；节义不能树立，道学也就只是虚伪罢了。黎眉先生归隐田园后，写作《困学记》，自称自己白天做事，每到临睡时，必定端正内心、正襟危坐，仰望上天来质问自己；这样坚持十年，才觉得违背本心的事情逐渐减少。他又说：学习道术必须突破名利这一关。如果嘴上讲周公、孔子，心里却想着经商逐利，在道德的领域里猎取名声，在仁义的范围内谋取利益，这就叫贩卖圣贤，败坏名教，罪名并不小。因此他自从沧桑变故之后，便远避荒僻之地，直到老年也不再出现，连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世人都怀疑他成仙离去，而他的家人也假称确有此事。然而谁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笃信道学、喜好学习、至死守护善道的儒者呢？我出生得晚，没有来得及侍奉先生，扶持他的手杖。他的小儿子自天在安国禅院读书，时常同我来往，流着泪谈起他的父亲，声音呜咽，至性自然流露。他同我交往，礼节恭敬而情意更加深厚。由此我才知道，先生的学问并不只是因坚持正道而死；他修养自身、给子弟作榜样，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曾读两晋南北朝史，感叹那时君臣之间轻侮怠慢、互相猜忌，几乎没有值得记载的恩义。至于士大夫居家生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奇特节行的事迹却屡屡见于记载，令人惊心动魄；例如弘农杨氏一家，实在连西汉的万石君一家也比不上。正因为如此，我当时没有故国可归，却有世代传承的家族，便总想仿照古代，另编一部《南北朝孝友》，收藏在家塾中。先生所作三十二卷，已经把这些内容清楚完备地记录下来了。我又由此知道，先生学问的根基深厚，尤其就在这里。他的儿子自天能够很好地继承父亲的志向，也能知道根本所在，始终亲身奉行而不失其本旨。孝悌没有确立根本，却抢先争论什么道学、节义，都是妄谈。有人说，如今若有能够像史书所记那样世代传承家业的人，我认为一定要从郭氏开始了。题《传经堂集》后 从前我在武林胡氏的米山堂会见亮庵，起初以为他是学问深、辈分高的人，远远超过我，询问之后才知道他只比我大几岁；还没来得及订交便分别了，常常耿耿于怀。后来在京城见到他的二儿子明经次厚，才知道亮庵在乡里闭门三十年，不再有涉足当世的想法。今年初夏，次厚游学太学，亮庵陪他来拜访旧友。到了以后，他借住僧舍，疲倦地躺着不出门。此时公卿的车马塞满街巷，坐在门前问候，喧闹声震动京城；以至于各地的官员、学者、名流和佩裙曳屐的子弟，带着名帖来到门前，都希望能见他一面以为快事。亮庵更加不自在，急忙收拾行装南返。我同他交谈片刻，他便握手告别，因此他心中的遗憾比以前更加深重，这一点可以想见。临行时，他拿出《传经堂集》给我看，连缀海内古文辞数百篇，用来充分赞美卓氏的家学。我也早就打算归乡，想在湖上筑屋，陈列经书而诵读；那时离亮庵的居处不会很远，驾船数里停在水边，拜访所谓的传经堂，瞻谒三位先生的祠堂，开启他们留下的书籍，向亮庵请教疑难、疏通滞碍，这对我的学问必定很有益处。题《程子卷》后 有一年我住在淮南的旅舍中，偶然读到韩婴的《诗传》，读到孔子遇见哭得非常悲哀的人，那人自己说起当初因做官求学而失去奉养父母的机会，直到后来悔恨而立下誓言。当时孔子的弟子请求回家奉养父母的，有十三人。我前一年已经辞别父母，奔走于长江南北，这一天很有感触，于是决定南归。到达吴门后，程爚来访，手里拿着一卷东西，神情憔悴地经过我身边。我已经很高兴同程君结交，看到他携带的东西，才知道全是从前我向天下贤者求取的、为他的母亲徐孺人所写的传记和墓志。程君为自己贫贱而不能奉养母亲所感伤的心情，也都写在这些文字里。当时我归乡的愿望十分迫切，程君便替我在葑门外买了船，邀请我一同到他家，在堂上拜见他的父亲；他的二叔杓石也在，二人都儒雅而有涵养，衣冠仪容质朴，颇有古人的风度。我留了几天才要离开，离开后他们又牵挽挽留我。我看他家的僮仆、鸡犬，也都依依不舍地向着客人，好像不忍我突然分别。他们好客出于天性，实在可敬。如今天下的文士，大多都被家庭拖累。其中有些人意气自得，想广泛招致天下豪杰，却被家中人反唇相讥、交相责骂所牵制；因此事情做不成，也不一定全是由于懒散怠惰。

译如今程君家产只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自从他的母亲在世时起，父子就已经共同努力学习，在诸公之间声名很盛。母亲去世以后，庭院台阶整洁清楚，蔬菜果品排列有序，头巾鞋履放置整齐，无不洁净可喜。男孩诵读、女子纺织的声音，以及灯火交相映照的景象，传遍村落。登上他家厅堂的客人，很少有不流连忘返的，都为他们父子的贤德而高兴，忘掉了贫贱的困累；可是再想想他们所以能达到这种境地的原因，又不禁凄然相对而不乐。因为程君说：“我们父子怎么能做到这样？我们家所以能够在这里同您宴饮，全是母亲留下的恩德。”他的父亲也这样说。像徐孺人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称为贤德吗？想知道徐孺人在丈夫和儿子面前的品行，从这些事便可以看出来。我内心已经深有所感，又不忍心让程爚难过，所以写下所见所感归还给他。《归太仆未刻稿》题辞 《归太仆未刻稿》中，他的曾孙庄元恭所辑录的外吏牍、申详、文移等杂文，应当另外保存于家中，不值得收入。除去这些，共得到八十三篇。《太仆集》曾在昆山刻印一次，门人在常熟蒋氏处又刻印一次。然而我从元恭那里借来看他未刻的各篇，多是随俗应酬、仓促写成的作品，所以值得保存的更少。我便替他删定，削去芜杂枝蔓，大概删掉了十分之七。明朝拥有天下二百七十多年间，作者众多，只有太仆的文章能够独自追溯太史公以来的传统，得到那种风神，又融合唐宋诸家的优点，体格纯正，完全出于正道，可以说是豪杰之士。可惜他晚年才考中科举，被当时享有盛名的人压制；而他所写的碑铭、序、赞一类文章，多数没有超出鹿城数百里范围。外戚亲党、农夫和送饭的妇女，也纷纷写入文章，同名臣硕儒争名于笔墨之间，这就很末流了。这难道就是归安茅氏所说的“进入富人的家中，所见的却只有陶器、黏土、豆类和粮食”吗？难道是他的才华赶不上别人吗？我说这些，是为了感叹那些喜好古道却不得志的士人。《求志轩集》题辞 韩退之写《毛颖传》时，当时人传为笑谈，认为古怪；只有柳子厚深深赞赏，认为它能放纵却不至于暴虐，安静游乐却不流于放荡。然而这仍然是浅薄地理解韩愈。凡是古人的文章都不会轻易落笔，即使一时游戏诙谐的文章，其中也必然含有讽刺规戒，关涉比兴；正因为它借用的事物虽小，寄托的意义却大，文字虽然浅近，含义却深远，所以足以流传。读钱文若的词赋，便可以明白这一点。文若是我们乡里的老前辈，隐居山中，著书满屋，却不肯自我炫耀。我头发白了回到乡里，才有机会见到他的面。乡里那些浮薄之人互相嘲弄他，有人甚至还没听过他的姓名，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的诗在汪洋恣肆之中不失自家风格，都是所谓不轻易下笔的作品。题蒋君《长短句》记壬戌年元宵夜，我同阳羡陈其年、梁溪严荪友、顾华峯、嘉禾朱锡鬯、松陵吴汉槎几位先生一起在花间草堂饮酒。席间主人指着纱灯上所绘的古迹，请大家各作一阕《临江仙》。我和吴汉槎刚写了一半，主人指出其中某个字声调不谐，某一句格调不合。我对吴汉槎说：“这件事终究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何不姑且听听客人们的作品呢？”吴汉槎也笑着起身停笔。然而几位先生作词各有不同：梁溪的词圆润优美而清淡，以北宋为宗；陈其年从辛弃疾开始取法，朱锡鬯则从姜夔那里锤炼洗练。譬如韶乐和夏乐演奏不同，最终都归于悦耳。当时词学的兴盛，已经超过古代了。七八年来，几位先生有人在世、有人去世，南北各自散居，已经很久了。至于我不凭借音律作词，近来得到蒋君度臣的这卷词，便按着节拍歌唱。酒喝到兴浓以后，情绪更加慷慨激昂。大概蒋君才华豪迈、气势雄健，抒发胸中情怀，时时畅快地吐露自己想说的话。至于他含咀宫商声律，冷然触动内心而自得于几位先生之外，这同那些作者的心意又有什么不同呢？难怪我年老体衰，却又在这里为他停笔了。我的弟弟孝俞告诉我：“度臣博览群书，诗歌古文辞累计数百篇，每次落笔都如云涌川流，奇诡变化无穷，这篇文章只是替我尽量发扬他的蕴藏。” 那么，我对蒋君感到惊异而想要停笔的念头，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碧山堂元夕斗酒诗》跋后 丁卯年元宵节，在如今总宪徐公的碧山堂宴会上，他拿出所收藏的三十种酒给宾客饮用，并命宾客作斗酒诗。第二天，陆续带诗前来的人有若干位；前任总宪徐公先写成绝句三十首，亲笔写在小幅纸上给某某看。我恭敬地接受并诵读，诗中描写事物精确贴切，寄托深远，至于声调和谐优美，按其声律都可以歌唱。那天晚上，我坐在末席；所尝的酒虽然来自不同地方、制作方法各异，大体上南北酒的香味彼此相近。我曾考查《汉书》所说“用上尊酒赐给侍臣”，注释说：“糯米酿的是上尊，黍酿的是中尊，粟酿的是下尊。”糯米酿的，就是今天的南酒；黍和粟酿的，就是今天的北酒。颜师古反对这种说法，认为酒应当按照醇厚或淡薄分为上、中、下等，名称不应依据米的种类。况且黍和粟是同类之物，不可能分为两种；但酒性得到糯米，确实会更加醇厚。《月令》说：“仲冬命令大酋，秫稻必须整齐完备。”却没有提到黍、稷，可见古人重视稻米。注释所谓“粟”，应当是“梁”字的错误。当时座中都是南方人，大多推重南酒而贬低北酒。徐公自己作序说：“古人称北酒南茶，北酒也不可缺少。”这句话虽然是在调和南北酒的优劣，但拿三十种酒来比较，实在不容易判定谁优谁劣。自古以来记录酒类的，有王无功、焦革以下几十家；到了宋代张能臣写《酒名记》，元代宋伯仁作《酒小史》，搜集的种类达到数百种，但很少有人能够把它们普遍搜集来供客人享用。这次宴席上陈列的酒，从宫廷内造的法醖，到酒坊所用的曲和酿材，远至闽海、粤地、暹罗、琉球、荷兰以花果酿成的酒，经过蜡封、藤绳捆扎，靠水陆交通远道运来，全都能够在一堂之上品评衡量，也可以说是盛大了。假如诗歌不能称颂这件事，那么谁知道今日天下已经如同一家，京城中的士大夫能够趁着公务之余，在花晨月夕间流连饮酒、吟诗，相互欣赏的可贵呢？我当时正患病，不能作诗唱和，所以把徐公的诗合编成一卷，写序后归还给他。题《冯节母卷》

译秦始皇登上会稽山刻石，碑文中说：“修饰自身、减省欲望、宣扬义理；有了儿子又改嫁，就是背弃死去的丈夫而不贞。隔绝内外，禁止淫逸，使男女都洁身守诚。丈夫若成为寄居的公猪，应杀掉他而无罪。男子执守义理和法度，妻子若逃走改嫁，儿子就不得认她为母。人人都应化为廉洁清正；一旦同丈夫结为婚姻，终身不改变，这才是妇道。”然而改嫁的法令，礼制本来允许，秦国却单独把它说成背弃死者。秦始皇特意在刻石文中反复申明这个意思，难道是因为周朝末年教化衰败，这种风气尤其盛行，而越地的风俗还没有免除吗？可是秦始皇身为帝王，在母子关系上也有许多不幸，他大概也有所感触才这样说。像今天山阴的平母冯太孺人，随丈夫任职迁徙，携带亲属回到故乡；丈夫死后，她毁坏容貌、改穿丧服，辛苦守节，等待儿子成长成人。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旷世少见的吗？她的儿子子远有幸成为节妇的儿子，不把乌头绰楔之类的牌坊当作母亲的荣耀，而是广泛寻求贤人君子的文章，为母亲记述事迹，以此代替怀清台，使采风之官能够记录下来。越地偏僻一隅，也足以同江汉地区相媲美了。他们母子二人，都值得敬重。题《南齐华孝子小像》后 孝子的名讳是寳，父亲名豪。晋义熙末年，华豪戍守长安。当时孝子八岁，临别时对父亲说：“等您回来，我一定替您举行加冠礼。”长安陷落以后，孝子直到七十岁也没有结婚、加冠。有人询问缘故，他总是号哭一整天。考查史书，刘裕在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到达潼关，命令王镇恶大败姚丕的军队，于是进入长安。这年十二月，刘裕将要东归，三秦父老挽留他而没有成功，刘裕便让年幼的儿子刘义真担任雍、凉、秦三州军事都督，留下镇守。华豪戍守长安，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后来沈田子因袭杀王镇恶而被诛，长史王修也被逼死，众人的心于是离散。夏王赫连勃勃便进兵占据咸阳，赶走刘义真，把人头堆成京观，称为髑髅台。这是义熙十四年十一月的事。华豪难道是在这时陷没而不能回来吗？从此中原分裂，百姓在战争中饱受涂炭，又过了一百多年才重新统一。这场祸害太惨烈了，刘裕的罪过难道杀戮得完吗？然而孝子所悲痛的，只是自己的父亲。自古以来篡夺帝位的臣子，如王莽，以及司马懿、曹操父子，都不曾亲自杀害原来的君主。到了陵夷衰乱之世，盗贼杀害君主，以及后来禅让授受之际，竟逐渐习以为常。刘裕的子孙也曾亲身遭受这种毒害，君臣之道实在苦痛。唯独华孝子终身思念父亲，不结婚、不加冠；这件事对于人伦关系意义重大。他大概同晋代的征士一样，在世俗所认为不值得顾惜、容易失掉的地方不曾失掉，却在下层处境中获得了可贵的品德，难道不是尤其值得珍重吗？南齐时，同郡还有薛天生、刘怀胤兄弟，都因孝行而受到表彰。我只是认为孝子所遭遇的事情很有感触，所以把他的事迹写在画像左边，并且附上这首诗。朔门前，万马回奔；长安的欢呼声震动，像疾雷一样。羌族首领被反绑着，渡江而来。南朝太尉做事乖张，心里图谋取得九锡，苦苦想让十三个儿子回去，究竟是为什么呢？两个强者彼此争夺，激斗不休。忠臣被割断脖颈，祸乱从此萌生。赫连勃勃的军队溃败，山崩般摧毁。参军在马背上被俘，婴儿在草丛间求生，真是无能之才。人头堆成高高的山，三军同时横暴地咧着腮。悲伤地极目远望髑髅台，髑髅台上只有悠悠不散的魂魄。七十岁仍无家可归，其中的艰难难以尽述；一旦朝廷的旌旗忽然向南卷动，百年间星日仿佛白昼昏暗。小人思念父亲，心中烦冤。父老哭泣君王，声音暗自吞咽；白头之人举事，为什么这样纷乱？幼年之人在陵墓旁，夜里如杜鹃悲啼；君亲之间的大义至死不泯。孝子啊，你的伟大有谁能够比拟？东篱之外、五柳门前，宋、齐转眼都化为尘土。忠孝历经劫难而不沉沦。你难道没有看见这幅图像虽然迷离，却保存着正气吗？题《汪烈女传》后 女子已经订婚但尚未出嫁，奔赴丈夫的丧事并发誓以死守节，有人甚至以身殉死。归有光曾经批驳这种做法不合正道，认为只是因为廉耻之心存在；他的立论最为精密。然而女子尚未出嫁，就像男子尚未出仕。古代如薛方、逢萌对于新莽，费贻、任永、冯信对于公孙述，谢翱、方凤等人对于宋元之际，都没有正式执贽出仕为官，最终至死不屈，后人都把他们传为独行高士，从未听说有人认为他们不对。可是公卿大臣在异姓朝廷前低头乞怜，百世之后，人们还将指名唾骂；这两类人的贤与不肖究竟如何，岂不是很明白吗？孔子说过，希望同狂者交往，因为狂者往往能超过常规。他们虽然有践行义理过度之处，只要能够用来警示世人、改善风俗，也就可以取法了。《春秋》详细记载宋共姬的死亡和下葬，是在表彰她。君子说：“伯姬作为女子却没有成为普通妇人，虽说过度，仍然受到《春秋》的赞许。”既然如此，尚未同牢成婚便为对方殉死，就是作为妇人却没有保持女子未嫁的身份。作为妇人却不像女子，和作为女子却不像妇人，都有过失。难道孔子不曾对这两种人都给予肯定吗？泾源汪生敔的侄女宫兰，许配给同县的江某，听到江某的死讯，无法求见，也不能赶到其丧所，等候母亲归宁时，仓促投河自尽。汪生把这件事向在京城的士大夫们广泛说明，议论的人仍然争辩不休，不能确定。我特意综合归有光的意见，认为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我的说法虽然权衡了具体情势，最终也归于正道。唉！死生本来就是大事，可是厚着脸皮、忍受耻辱而在世间求生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呢？这样看来，我的说法最终难道不可以废弃吗？他们也许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吧？说 《程处士篆刻说》新安程先生穆倩，擅长辨识古文字和奇异字形，他所刻的印章，人们争相购买；有人守候多年也求不到，等到他兴致所至为人刻成，送人时却没有一点自矜之色。有人非难他说：“凡是事物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合于时宜罢了。如今制作篆刻，舍弃秦汉文字，却一定要采用三代钟鼎文，这本来就是好奇罢了，对于实用有什么相合之处呢？”我认为这话说过头了。自从有了文字以来，字体随时代变化，于是有仓颉的字体、史籀的字体、李斯、高、程邈的字体，变化到今天的行书、草书，已经达到极致。如果想追求合乎时宜，那么今天的真、行、草书已经够用了，李斯、高的字体都可以不取，更何况商周钟鼎上的虫鱼形文字，曲折难认，当然似乎不适用于当世。然而我考查发现，周宣王时史籀开始著录大篆十五篇，后来秦代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都取用史籀篆文加以省略改造，用于符节、印章、旗帜、信物和题署；这样看来，秦汉所用的篆书同周代颇为相近。至于史籀的字体，有的同古文字相同，有的同古文字不同，体制也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可知，钟鼎文字在秦汉时代仍兼有使用，用于符节和印章，这是明白的。

译大概现在人的耳目应当稍加改变，使之接近古代。过去有人想把褚大所补写的史书全部删掉，王元美说：“汉人留下到今天的东西还能有多少，怎么忍心删去呢？”我每当想起这句话就叹息，所以曾经为此写道：“古文的用途，在于协韵的诗歌；诗歌流行而进入乐府，五言近体诗进入选体；草书处在章草和真书之间，发展出八分。即使没有老成之人，仍然还保存着典型。”然而如今世人打破规矩、趋于圆滑已经很久，忽然在俗学和流便文风中看到这种文字，难怪许多人会感到迷惑。程先生作诗，光彩奇异流溢而出，仿佛同他的书法争奇。他为人相貌朴实、内心厚重，年纪已经老了，须眉雪白，醉后谈锋纵横，纵论西京和天宝年间的遗事，许多都是别人没有听说过的。我说，上天把这样的人留在今日，使后来的年轻学者还能学习他的风采，并由此想见前代先生长者的遗风；他的可贵之处，岂只在书法而已。《菊隐说》草木之中，菊花的品种最多。培植菊花有防止萌芽、分株、接枝、除虫、防风、避雨等方法。辛劳积累一整年，只为在一时得到观赏。因此种菊比种其他花木更加困难。考查《本草》，黄色菊花味甘。世人说陶公喜爱菊花，也因为它味甘，不过只是篱笆间丛生的菊花罢了。然而我听种菊的人说：“凡是种菊，不只是花开时可喜，即使在萌芽、根株收藏、凝结露水、承受霜冻之时，随时按节候考察它的生长变化，也无不具有天地自然的生趣。”由于爱好专一，所以即使劳力烦琐而且持久，也不会感到疲倦。有位隐居的君子陆翼，年轻时曾从事举子业，中途因感愤而废弃，专心钻研六经，没有一天虚度，分别撰成疏义十多卷。他自号菊隐。我看他的庭院中一株菊花也没有，私下怀疑他的名号并不真实。转念又想，菊花的本性是在艳阳之日收敛花朵，在严霜之时挺立节操，这正是屈原想要食用的、陶公曾经采摘的东西。如今凭借陆君对古人的仰慕，他沉浸于古代精华，采撷古人丰茂的果实，直到穷尽多年岁月，把尘世的车马冠冕看得如尘土一般，幽深地仿佛不知道天地有多么广大、万物有多么繁多。拿这同种菊者专一地爱好而不改变相比，那么陆君所寄托自身的地方，难道还会有所取舍吗？《钱黄两家合葬说》无锡黄君某同钱氏女子订婚，尚未成婚，男女双方都去世了，两家的父母商议后把他们合葬。县中人士和各地来往于两家之间的客人作诗歌咏此事，请我为此写一篇文章。我考查礼制，男子十九岁去世，仍称为上殇，不得立后，也不能享受祭祀，要等到父母去世为止。女子已经出嫁但不到三个月、还未到宗庙参见便去世，就归葬于她父母一族，附葬也一样。至于未婚而死，礼书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不必记载。《周礼》说媒氏禁止迁葬和嫁殇；迁葬，是因为人死了还想为他求妻；嫁殇，是因为人死了还想为他求夫，这些都不是正礼，所以禁止。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完成夫妇之道。只有魏武帝曹操爱子仓舒、明帝曹叡爱女淑去世时，都把别姓人家已经死去的子女取来同他们合葬，史书讥讽这是违背人情、背弃典章。到了唐代《家人礼》才有防婚的制度，这也是君子所不提倡的。如今既然合葬，就必定要附祭于宗庙；夫妇附祭于宗庙，就必定要立后。假如真的这样做，这同曹氏轻蔑、抛弃典礼有什么区别？两家的父兄都是守道的君子，应当怎样才合适呢？有人说，礼法也因人情而设，人情生发于人所不能自已的感情。如今两家各自哀悼自己的子女，甚至不惜越过礼制来合葬；他们的朋友又想帮助他们排遣哀痛，作歌诗相互劝勉，这种亲睦婚姻亲族的情意，都是出自不能自已的真情。

译传记说：“礼制失落了，就到民间去寻求。” 唉，这所谓“民间”，难道就是那种已经丧失礼制之人的礼吗？《友说》赠计子甫草 古代士人有能直言规劝自己的朋友。荀卿说：庸常、愚钝、涣散的人，就要用老师和朋友来劫持、约束他。朋友的作用，就是弥补老师和道义教化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中庸》谈五种通行的道，却反而没有把朋友列在师生关系之前。大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这四种关系，是人生中固然有许多难以说出口的事情。老师的身份非常尊贵，但同学生之间的关系却很疏远；要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事情，身份太尊贵和关系太疏远，都有不便之处。那么，谁能替人周密安排，使其没有过失；替人弥补缝隙，使关系没有间隔呢？这就是朋友的事情。古人交友，有因势力财利而胶结的，有在危急时互相救济的，有发誓在生死患难中不相背弃的。以势利结交的，姑且不论。危急时互相救济、生死患难中不相背弃，这可以说是意气感激的交往，确实不同于世上当面和气、背后诋毁的人。但若说到道义之交，还不够。古代道义之交，以赠言相勉，不以财物相赠；以性命相托，不以空泛的承诺相托；以朋友的过失相互规劝，不以名声相互标榜。众人所轻贱的，我偏偏珍视，不因外在形迹而嫌弃；众人所抛弃的，我偏偏取用，不因独行而怀疑。总而言之，期望彼此攀援依靠，共同达到道义的境界，这就够了。能够彼此攀援依靠、共同达到道义境界的人，不是我的朋友，还能指望谁呢？从前孔子去世后，七十弟子各自把从老师那里听到的道理互相教导。曾子多次责数子夏的三种过失，卜子捐弃手杖向他道歉；子贡乘坐高车经过，原宪听到别人讥讽自己贫病，便迟疑着脸色大变而退去。《论语》《戴记》《孔子家语》中杂载的弟子们辨析问难的话，大多足以阐明圣人的微言大义。直到今天，读书人还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不至于轻蔑礼法、冒犯名分，不至于毁弃《诗》《书》、消灭仁义常伦；清正的舆论还没有完全泯灭，这虽然是圣人教化造成的，也是弟子们彼此提携的力量。由此看来，老师之道得到朋友的辅助，就更加显明可信了。如今世上的年轻人和俗学之士，刚刚离开乳母，违背父兄的教诲，就把追逐声势当作交游，把背公向私当作任事，以一人倡导、百人附和、从不表示可否作为同志。合乎道义的，他们指责为道学迂腐；廉洁自守的，他们鄙薄为没有用处。士人如果习惯这些做法，世俗都称他有才能；在君子看来，这就是所谓以市场利益为准则的交往。市场式交往盛行的时代，听说古道不再兴起，那么谁还会同他一起增进德行、谁还会同他一起讲习学业呢？没有人帮助增进德行，邪恶的人就会同他相比德行；没有人同他讲习，过失便会越积越多。他们在君主父亲面前粗疏冒失，在礼法之外肆意妄为，却还率领天下人争相追逐这种风气；这样下去，人类难道不会几乎全部灭亡吗？我把这个想法藏在心里很久了，只是苦于没有值得向谁提出的对象。我想计子刚刚开始擅长写文章，和我的交情最深。他的文章远远超出流俗，却还没有达到道义的境界，不能就此停止。如今天下声名显赫的人很多，计子却不因为我的笨拙迟钝、屡屡失败而轻视我，反而认为：当今之人没有志向学习古人；有志于古人的人，必定能够写出古人的文章。因此每写成一篇文章，就一定谦恭地拿给我看。我有时指出其中的毛病，他总是喜形于色，随即竭力称好；如果我不说长处和短处，他就一定生气地说：“该不会是在迁就我吧？”文章不过是小技，容易做到。计子在文章方面，可以说已经成就了。然而他还不敢自以为是，只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何况事情本来还有比文章更重大的，他难道肯以苟且的态度去做吗？我知道计子从朋友那里求取的东西，一定不同于如今人们从朋友那里求取的东西。不过，计子又何必专门把这些放在心上呢？正因为君子看重自己，所以对朋友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对朋友要求迫切，那么施加于别人时，难道会没有不同吗？至于我，本来就是所谓平庸众人中愚钝散漫的人，文章和品行都没有值得采录之处。承蒙您屈尊与我交往，希望借此有所成就。您何不把自己创作之余的力量用来替我谋划，使我勉力向道前进，写一篇《友说》赠给我呢？书信 与子侄谈论读书 读书不必追求多，只要严格安排课程，不让它时作时辍，那么日积月累，所积累的自然会丰富，而且可以避免遗忘。欧阳公说：《孝经》《论语》《孟子》《易》《尚书》《诗》《礼》《周礼》《春秋》《左传》，按照中等资质的人计算，每天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就能读完；稍微迟钝的人减去中等人的一半，也只需九年就一定能读完。如今按九年读完计算，每天读一百五十字。东方朔上书，自称十三岁学习文字，经过三个冬天，文史知识就够用了；十五岁学习击剑，十六岁学习《诗》《书》，诵读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习孙武、吴起的兵法、战阵的用具和钲鼓的教令，也诵读二十二万字。这样，东方朔总共已经诵读四十四万字。当时东方朔正二十二岁，从十六岁学习《诗》《书》到十八岁读完，又从十九岁学习兵法到二十一岁读完，都是按三年的课程计算；三年诵读二十二万字，每年正好七万三千三百多字。按一年三百六十天整数计算，每天所诵读的才二百零三字罢了，大概只是中等资质稍低者的功课。夏侯氏《东方先生像赞》说：“经眼一过便能诵在口中，耳朵听过便能存入心里，他的敏捷就是这样。” 如今东方朔自己夸大的成绩，也不过是中等资质稍低者的功课，由此可见古人读书并不苟且，并不只是担心读得太多容易遗忘；大体上，古人读一本书，必定要思考怎样得到这本书的实际用处，甚至终身守持而不失。这样看来，即使想多读，也不可能了。赞

译石斋黄公墨写魁星赞 我在英年十五岁时，极其喜爱文公。后来得到黄子【公官稿】，仿佛可以想见此人。公去世后升入神灵之列，成为星辰，成为世间的枢纽和斗柄，用来标志冬春；又如文运的玑衡，权衡轻重而唯求均平。他挥墨染纸，亲自画出自己的真实形貌。平原之书法，忠义之气盘曲丰盛，令人瞻仰而生敬意。此事也可以这样说：谁将继承他呢？水部左君，他的征兆显示文明，世世代代都将珍重。汉寿亭侯关公遗像赞【并序】关公的忠义在当时就已著称，而神灵之显赫则在后世显现。他在当阳的祠庙，始建于陈光大年间。唐贞元十八年，荆南重修玉泉寺的遗庙，由董侹作记。相传这是玉泉寺的伽蓝神，因缘出自智者大师的传说；元代虞集所作《广铸禅师塔铭》也叙述了这件事。他在解州的庙，是宋大中祥符年间修建的。然而这两座庙，只是他生、死之地的庙，还没有涉及其他地方。自宋南渡到元代，朝廷给他赐号称王，庙祀更加兴盛。明嘉靖年间，贼人徐海被擒，关公显现灵异，督师在常州建立庙宇，唐顺之记载说：“侯庙在北方最为兴盛，而江南各郡建立侯庙从这里开始。”这样看来，在嘉靖以前，长江以南还没有祭祀关公的地方。如今听说东南各地、日本、琉球诸国，以及西北口外，无不辗转相互崇奉，土木建筑极尽华美。他的塑像、画像，都像世俗所传的那样长着美髯、目光秀美，遍布天地之间，好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有知觉的众生，从王公大人到街巷男女，从强悍暴烈的将领到凶猛残暴的盗贼，无不收敛自己的尊严和凶暴，争先恐后地瞻仰礼拜。关公震撼人心，难道只是因为他的神灵比人的神灵特别吗？也由于他生前忠义，讨伐曹操而功业没有完成，吞吴的志愿也没有实现，那股愤懑堵塞之气，四处冲撞，却无从发泄，所以过了很久以后才在世间大为流露，而人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然而我认为，自古以来善于描写关公的人，最终没有谁能超过诸葛武侯。武侯说：“还没有谁能像美髯公那样超群绝伦。”大概连他的形貌和精神都描绘得相似了。这幅画在当时画得怎样，我不知道；历来考察记载和传记中所说的内容，关公的威严神采大概已经得到八九分了，于是作赞说：曹操是鬼，他的臣属是魑魅；孙权成为丛林社神，彼此牵连。刘氏宗室光明赫赫，张扬炎威于关公；斩除狂妄的轩辕，曲折周旋，使人不再是鬼；防止并消灭他的军队，曹操、孙权的势力全部消灭，不留遗民。关公的精灵，如星如日垂照人间；凡是惭愧的鬼怪，都在关公所治理的地方。凡有臣子不忠、子女不孝的人，看到关公便俯伏在地，羞惭不已。

译方先生像赞 古代设置贤良、孝秀等科目，士人品行修养于自身，朝廷便加以旌表赐帛；没有听说有士人困厄而怨嗟后世的，否则就会变成浮夸之人，以极细微的标准衡量才能，谁还能辨认镆铘宝剑呢？所以先生终老在家。有美德的先生，品德端庄盛大，是忠谏之臣的后裔，是慈湖学派的正统传承；亲自服侍劳作、奉养父母，衣带从早到晚都不曾松弛。担心父母寿命短促，这种情义如同令伯；戴着高冠，穿着宽大的衣服，成为经学诸师中的两位老师；设席延请明师，成为我家的门楣。想到我的先父，实际上只是都讲；我沐浴在他的道德熏陶中，追溯源流而不走偏僻的支流，曾经没有一天不谈论他，老师就是这样。一部经书由家中传授，从未违背所听闻的道理，谁能继承祖业？征求我的这篇文章，把它流传到琬琰美玉之上。先生有贤能的孙子。赋 帝城积雪赋 凛冽严冬，星辰运行到相应的位置，幽深泉水凝成碧色的山涧，严寒冻结了红色枫树；顺应时令施布德泽，滋润万物发挥作用，又聚集成雪霰，从天空降下。这时太阳收敛光彩，月亮隐藏光辉，阴云聚集在山岭，重重雾气笼罩宫闱。雪开始悠悠扬扬，随后细碎纷纷；在太虚之外取得清气，在重重阴云边储存洁白。听它没有声音，望它自有仪态，观看它没有踪迹，捧取它却有光辉；包容宇宙，遍布王畿。它的形态屡屡变化，它的质地多么美好。至于细枝没有声响，万籁澄澈寂静，天空通透无尘，连天一片颜色；雪花纷纷缓缓飘落，绵绵不断交相堆积，仿佛将要散开又重新整齐，刚要分开又重新凝结；一会儿像飞舞的蝴蝶更加轻盈，仿佛飘飞的柳絮却更为密集。南阳铅粉的润泽因它而失色，西昆山的玉树也为它的洁白而惭愧。等到北风猛烈吹起，雪势翻腾而更加增强，密集飘拂，纷乱交杂，形状像三军行进，士卒战马骚动而整装待发；又像彩帛缠绕羽毛，旋风纷乱而遮蔽大地。它摇动银铺和玉珰，拂过华美的屏风和红色台阶；打开建阳门仍觉寒冷，关闭北窗更增惊悸。于是它覆盖通达的山谷，掠过树林草莽；栖息的鸟安静下来，嗥叫的野兽聚集起来；九市迷失了场地，三条大道辨不清道路；填平险途上的坑坎，使困顿的脚步停息。绮丽楼阁、都防之堂、青槐丞相府、吹箫帝子楼、挟弹王孙坞，无不沿着屋檐飘入缝隙，掩映在台阶廊庑之间；人们烘烤笙簧招待嘉宾，羽觞陈列，太阳将要落山。西山高峻，树木成行并列；雪色呈现洁白，分布在山峰之间，凝结在树枝上。山岩被封闭，翠色屏障时而遮掩；瀑布冻结，像一匹白练长长垂挂。恍惚之间，仿佛失去了远山长眉般的黛色；明艳朗润，又仿佛生出极目远望的水波。俯视上林苑，远远横亘到长乐宫；千家万户，楼阁门庭，雪花飘飘争相逼近。云雀踢踏屋脊后退而依附，盘曲的螭龙伏在栋梁上瑟缩；金仙在重重屋柱间闪耀，玉女在层层椽木下掩藏美貌。寒威簌簌，河水冰封往来；卢龙旧日营垒，骏马荒废的高台，都在眼前。眺望紫塞，它在何处？黄金般的宫门郁闭未开。处士的门扉萧条，先生的鞋子迟疑徘徊；更漏正长，天空漫漫，道路已经穷尽，只能徒然久久站立。就在这时。天子坐在铺着厚重褥垫的御座上，穿着绣有翠凤的皮裘，下诏给公卿和各级官员，向九州万方询问民情；延请隐逸之士，照察岩穴幽居。皇上的仁德广泛流布，恩泽所及，随从狩猎的人有皮衣可穿，背柴的人忘却忧愁，家家生火做饭，彼此相连；年年获得丰收。姑射山的仙人从天而降，洛邑的河伯一同游乐。命太史记录祥瑞，命随从大臣作诗。祥瑞来自同云共聚的庆兆，诗歌仍采用白雪的辞句。辞说：桂椒香气弥漫的筵席上摆着白玉盘，歌声低回，在清冷的长夜中回荡。恭敬承受美好的福祉，不敢忘记；想到百姓，却还衣裳单薄。歌唱完毕，群臣退出，打开端门，办理朝见之事。玉河春柳赋 远望京城宏伟整齐，放慢脚步走在郊外。和风婉转地吹入怀中，林间鸟儿嘤嘤相鸣。春日迟迟，春路曲折，流泉蜿蜒，树木高低错落。上苑移来的树根，灞桥迁来的栽植，一行行临近水边，一枝枝弯垂到地；遮蔽北方大地形成关隘，种在西门旁映照市肆。雾气升腾，细雨霏霏，覆盖平野，繁茂蔓延。千株万株，婀娜繁盛；有的交错在锦绣道路旁，有的依傍金色水渠。因此玉河作为水流，曲折浩荡，来自西山；积聚成湖，汇合成深潭，越过高梁桥的曲折处，流入芙蓉园；茂密弥漫于蓬池，经过上兰，放眼望去一片葱郁。什么地方没有柳树？什么柳树不美？映照清流，黛色浓重如洗；依傍排列的城垛，纤细的腰肢惹人怜爱。此时东风开始吹拂，阳光和煦，景色美好；青草抽出书带般的叶子，鸟儿吹弄笙簧般鸣叫；柔嫩的枝条刚刚吐芽，弱小的藤蔓开始舒展；招展着舞姿，荡漾着波光；挺立纤细身躯而不安定，拖曳翠色丝带多么修长！仿佛自矜妆饰、竞相妖冶，与桃李争奇斗艳；在平乐宫奔驰青烟，在昭阳宫传递余暖。曹子建曾经攀折柳枝却不忍心，桓元子即使面对它，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至于道路连绵、积雪遍地，时光渐渐到了百五日，楼阁剪出轻阴，细雨将停未停。树林般站立着，像姑射山的仙人；衣袂飘动，像甘泉宫的玉树。遥想它清美的芳姿，鲜明洁净；仿佛含有深深情意，绵延不绝。黄莺啼鸣，沾湿了羽毛而不飞；羌笛吹奏，悲声仿佛在自言自语。于是金张外戚之家、赵李豪贵之家，佩带舒展如连萼，绶带鲜艳如桃花；都伸出洁白手腕，一齐按住红色柳芽。在青门旁飞驰车盖，在绿水边张设帷帐。柳枝低垂，可以系马；河岸曲折，便停下车来。柳絮飘落，结成团后仍然飞起；树影移动，酒杯上仍有遮蔽。又有西京大夫、南国名士，驾仙鹭般的车一同游览，骑着斑骓并辔而行；询问先生而找到居所，访求隐士而经过市集。留恋柳荫不止，俯身让身影映入远处水边。花朵轻盈仿佛含笑，叶子摇动仿佛吟咏；共同怜爱碧玉，也把她比作青琴；向远方展露深情，唯恐幽深思绪难以承受。至于王命早早降临，指引车辆驶向万里之外；贫士失去职位，像孤蓬自行飘起；在东门设祖帐送行，只有我和你，眺望碣石留下的宫殿，在易水边吟唱萧萧之歌；夕阳凄清，东风令人惆怅。在岔路折下一枝柳条，系结起万重相思。何况山中隐居、水边筑室，河阳、杜曲一带，通衢旁的精致宅第，连排房屋悬挂珠帘，无不爱惜这美丽的春色。把它栽在芳美的陆地上，在曲折的桥边拂去尘埃，在逍遥谷中为客人送行。羲和驾驭的太阳朦胧初升，春光照亮汉宫；斜斜铺展的柳条像网状装饰，一半伸入帘幕窗棂。罗衫染上淡淡春色，玉席似乎增添了厚重；衬衣沾染尘土而柔软，借着草地泥土融化。分开队列射向柳叶，另列队伍追逐春风。见到灵和殿，便联想到张绪的风流；见到长杨宫，便想起扬雄在那里挥笔著文。此时有像浮萍一样漂泊的远方客人来游京城，羽翼曾被风摧折，马蹄屡屡受到霜雪侵袭；怀中没有功名，腹中经历荒凉。抚剑而无同伴，便驾车出城。面对开元年间的一株柳树，抚摸上林苑中三眠的柳枝。攀着枝条，握着树枝，久久悲伤叹息。张平子因四愁而作赋，梁伯鸾则以五噫写成名篇。大概有怀抱的人容易因外物而感触，失意的人衣袖容易沾湿。自古以来羁旅困顿失意的人，又有谁不对今昔之变依依叹息，不在江潭面对草木凋落而悲伤呢？文章 数贼文

译主静先生夜里读书，疲倦后退下就寝。残余的灯烬熄灭，万物寂静；他抚着枕头辗转反侧，心中各种念头交相发动。开始时，像栏槛下泉水的暗流，细密而潺湲；后来又像游丝袅袅飘在空中，无法截断。忽然奔放纵逸，如万马腾跃践踏；惊惶悸动，使血脉紊乱，胁下不能安宁，眼睫不能闭合；屈身坐起俯首倾听，频频移动漏刻。然后猛然惊醒，收敛神光，屏住呼吸，慢慢追寻它的踪迹，才发现有一个贼。这贼不在幽深隐秘之处，不穿穴墙壁；来时没有影子，离去也没有端绪。善于侦察的人不能看见他的踪迹，善于推究的人不能测知他的机关；他潜入牢固的藏处，盘踞在心灵之中，像锥凿一般穿透百窍，钻剔五官，纠结经脉，洞彻肺肝；幽暗的门扉暗中开启，业火自然燃烧，挖取清净的秘密门户，窥视恬淡的德性园林；从五德中偷窃美名，纷纷往来于昼夜之间。先生抓住他后责骂说：“贼啊，贼啊！从你隐藏在我身体里以来，不知已经多少年了，而我却不知道。诡诈怪异、昏乱迷惑，只是你在支配我。现在告诉你自身的险恶，你要仔细听着，离开我，到别处去吧。”我当时年纪八九岁，学业积累尚未牢固，道德的篱笆、典故的园囿还未完备，刚一立志便意气旺盛，像弦上之箭直奔目标，哪里防备得了你？你突然钻进我的囊袋。从此以后，你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我坐着读书，七略九流的书籍，左边翻阅，右边摘录，目光一刻不停；你却偷走我的视线，使它离开书本而神游，读完一卷仍茫然不知其头绪。宾客胜友杂坐一堂，纵论幽深之理，精妙言辞排解纷争，清谈使人倾倒；你偷走我的听觉，使它经营于外物的表象；嘴里应答宾客的难问，眼睛却送走飞鸟；把言辞雕琢得整齐奇崛，纵横组织，幽深难见，追逐神思。你又偷走我的心意，使我看不见头绪，把它换成浑浊的气氛。唉，寒冷、忧戚、饥饿之时，有时我练习安静，垂下帘子半跏趺坐，像南国隐士倚几而坐，恍惚间丧失了自我；你便蜷伏起来隐藏踪迹，把船藏进山谷，背负着它奔走。羁旅远客借酒杯寻欢，偶遇故人，笑容刚刚展开，你便从容来到，带着同伴朋友，万千头绪一齐聚集在心中。灯火青暗，我孤独而容易感伤；你不知道这种惨痛，风雨沸腾般号叫，境况萧条，你反而召唤同类而来。蚂蚁穿土使土壤崩溃，虫蛀树木使树木毁坏；细小的侵害不断发生，难道一定要等到大害吗？我为什么会被你牵连，年少时就习惯于你？你难道没有自己的家，却偏偏不肯舍弃我？我如今的知识才智，删落了十分之七，遗忘了十分之八；如果不是你作祟，又是谁使我的学业积累如此浅薄？我乌黑的头发变成了星星点点的白发，明亮的眼睛变得模糊；如果不是你侵扰我，又是谁使我整日忙乱不安？于是我抓住它，向天钧申诉说：“希望您惩罚它，把它远远迁徙。”天钧咧嘴笑道：“你只知道它从哪里产生，却不知道它在哪里止息；它产生的原因正是它止息的原因，它止息的地方又是它产生的根由。一‘起’一‘止’，没有不是由你造成的。你没有看见水吗？水聚集成水泡，水泡又恢复为水。你为什么不澄清它的源头而疏通它的末流呢？你使自己洁净，使宫室空虚，使庭院空旷，以此保全你的本真。它就不会产生。你使内心充实而不让外物在内心炫耀，它就会成为你的守卫，增加你所珍贵的东西。你竟然不思考这些，只想着让它离去；它从哪里来？离去后归向何处？你不如把‘无有’显示给它，那么它现在还能居处在哪里呢？”先生于是神情震动，徘徊着退立，回去毁坏藩篱，拆除篱笆，解开封缄，打开锁钥。坐了三天不说话，幽深恍惚，仿佛丧失了自身。起身一看，贼已经消失，忽然不知道它从哪里出去的。铭。冬睡铭 暖和的床，幽密的室，低低的枕头，厚厚的被子；侧身蜷足，闭上眼睛，也闭上心思。浑浑沌沌，如同蛰伏在阴气中的龙；一团氤氲之气，升降浮沉。醒来缓缓，呼吸深沉。悠然处在睡梦之乡，这种快乐难以承受。砚铭 我拙，你钝，正适合你靠近我。又 紫色间杂焦黑，遍地如水藻，烟雾弥漫蒸腾，是下岩所出的珍宝。它纵长八寸，宽为一半，厚二分，方方正正。用来大规模研习，没有什么不便利。你的质地极其坚硬，我的笔锋极其锐利，力量能够穿透你，难道你不怕我吗？《湛园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湛园集》卷八 翰林院编修姜宸英撰 说 经说 太宰所掌管的八法、八则、八柄，是治理的大纲；九赋、九贡、九式，是处理政务的常法。至于九两联系邦国民众，就又不只是治理财赋了。年终向君王报告官员的废置，三年进行大计以决定诛罚和赏赐，把群臣百官的职掌合并考核而接受治理。这些都是总括各项职务，把太宰、小宰、宰夫的职责合在一起，是一项。太府分掌太宰治理财赋中的一件事，发放财物给接受藏入的部门，就归内府；发放财物给接受使用的部门，就归外府。玉府则分掌内府的财物，负责各种小额用度。太府、内府、外府、玉府的职责合起来，也自成一项。司会又分掌太宰治理财赋中的一件事，专门负责稽核考察。司书、职内、职岁、职币都属于这一体系。职内掌管国家赋税收入，如同太府下设内府；职岁掌管国家赋税支出，如同太府下设外府；职币掌管救济剩余财物，如同太府下设玉府。这是把使用财物和稽核财物相对举说。司会、司书、职内、职岁、职币的职责合起来，又是一项。太宰所说的年终向君王报告官员废置，涉及的范围很广；司会所说的向君王及冢宰报告废置，只单指治理财赋这一件事。

译议论者不知道这一点，反而认为《周礼》把任用人才和治理财赋合并为一件事，又把司会混同在小宰、宰夫之列，这也是不懂周公设置官职、总领事务而又分别核查的深意。【司会】调人所说因过失而杀伤人的案件，要由民间自行解决。这种杀伤或许属于八议、三宥之类，是法律本来不加刑罚的情形，但孝子仁人的内心却自然不能停止复仇。所以让调解仇怨的人使他们避居别处，就可以两方面都得到安置。然而王法也不能完全不伸张。父子之仇，要避居海外。所谓海外，就是和鱼鳖蛟龙同游、和魑魅魍魉同处的地方，这正是《左传》所说屏弃到四夷之地。名义上是迁避，实际上和流放没有不同。兄弟之仇，要避居千里之外，这就是如今法律所说流放一千里。从父兄弟之仇，不得住在同一国，这就是如今法律所说流放五百里以下。这样看来，杀人的罪虽然获得赦免，但王法未曾不伸张；仁人孝子所说抱着盾牌、睡在土块上，发誓不与仇人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的心愿，到这里也可以稍得安慰了。又说：凡是杀人而有正义理由的，不得居住在同一国，并命令受害者不得复仇。这里所谓有正义理由，也是指民间相互杀伤，并非过失，也不是预谋，而是按道理应当杀死的情形，例如因抢夺财物而杀死越境之人，凡是百姓都不会不痛恨的事情。如今法律在窃盗条中也有当场打死不予追究的规定，大概事情发生仓促，来不及向官府报告，所以杀死窃盗者无罪。然而被杀者的子弟从道义上本来不能不复仇，只是命令他们不得住在同一国，不得复仇罢了。如果复仇就处死；所谓不得住在同一国，是说受害者的子弟自己要前往别处避居，不是说杀人者要让他们避居。既然按道义已经不应复仇，又有什么必要让他们避居呢？旧说认为，‘杀人而有正义理由’是指奉官府之命、执行法律而杀人，因此要把被杀者的亲属迁到别的地方。我没有见过奉官府执法的人可以离开职位而让别人避居；况且杀人的罪名有时已经多次提交官府审理，这样一来，岂不是要整天让人迁避而没有终止吗？这种说法难道不是荒谬得太过分了吗？【调人】《冢人》说：凡是死于兵器的人，不得葬入墓域。郑玄注说：“死于兵器，是指战败而无功的人。”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童汪锜最终应当算作夭殇而葬，至于结缨而死的子路，也将不能免于被抛弃在墓地之外的惩罚了。隋仁寿年间，下诏说：“为国死于战争的人，不得葬入墓域。”这损害了孝子的心意，伤害了臣子的内心。从今以后，战死的人应当葬入墓域。这些都是由于此前误解经义造成的。大概‘兵’就是兵刃，死于兵刃而有罪，是因为耻辱会牵连先人，所以将其排除在墓域之外以示惩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齐人把庄公葬在北郭。”注说：“死于兵刃的人不得葬入墓域。”这就是这个意思。【冢人】

译戴氏礼记 疏说：天子在春夏接受诸侯朝见、朝宗时，没有迎接的礼法；接受诸侯献享时才有迎接礼。所以《大行人》说：“在宗庙中将要交纳币帛，举行三次献享。”郑玄说：“朝见在献享之前，所以不说朝见，是因为朝见属于正礼，不必担心有等级差别。”如果秋冬举行觐礼、遇礼，在宗庙中一次接受，也没有迎接礼。所以《郊特牲》说：“觐礼时，天子不下堂来接见诸侯。”这说明冬季的遇礼依照秋季的觐礼。春季朝见时，在朝廷接受圭玉，在宗庙接受庭实，这是生发之气，重在文饰；秋季觐见时，把朝见和献享合在一起，全都在宗庙接受，这是肃杀之气，重在质朴。举行朝礼、登堂朝见时，君王只迎接公爵，诸侯以下随之入内，不再分别迎接。据《熊氏义》说：“朝见没有迎接礼，只有献享有迎接礼。”按《礼器》说：“夷王下堂接见诸侯，是失礼。”这专指觐礼。若朝宗时举行献享礼，天子对于诸侯，本来也有下堂接见的时候。【朝享】天子举行大蜡祭，祭祀八类对象。注说：先啬为一，司啬为二，农为三，邮、表、畷为四，猫、虎为五，坊为六，水庸为七，昆虫为八。按：八蜡之祭，本来是因为这些对象有功而报答它们。昆虫有什么功劳呢？而且祝辞说“昆虫不要作害”，反而祭祀它；《礼记》分别说明八类时说“祭先啬、司啬，享祭农，以及邮、表、畷，禽兽，迎猫，迎虎”，却始终没有提到昆虫。可知王肃把猫、虎分为两项，他的说法不可更改。苏氏说：“迎猫，就是为猫立尸；迎虎，就是为虎立尸。”也没有提到昆虫。由此可见，如果昆虫有尸，应当画成什么形象呢？有人说，《周礼》的族师、《春秋》的祭酺也是这样。注说：蝝、螟，是吃谷物的虫。这种神能够造成灾害，所以祭祀它来制止灾害。这样说来，祭昆虫也是祭祀它的神。然而这种说法和礼注一样，都是郑玄自己解释出来的，不能相信。如果果真有祭祀昆虫之神的礼仪，那么《大田》诗为什么还要再次祈求田祖，赐给它烈火呢？【八蜡】患恶疾而没有儿子，是妇人的不幸；按道义虽然应当休弃，难道就没有妥善处理的方法吗？礼注说：姆，是妇人到了五十岁仍无子，被休弃后不再改嫁，但能够用妇道教导人的人，就像今天的乳母。能够用妇道教导人，说明她是贤妇。让一个人与贤妇共同生活三十年，等她年老后却把她休弃，只允许她去做乳母，这在道义上实在难以心安。我读《商陵穆子之操》而感到悲伤，知道古人也有不得已的地方。淫乱和偷盗，即使服完三年之丧，怎么能不休弃？何况先前贫贱、后来富贵吗？古代没有一出生就富贵的人，所以有士人的冠礼，却没有诸侯的冠礼。士人四十岁勉强出仕，开始接受俸禄并拥有采地；在此以前都是贫贱的时期。然而没有出仕时，也有分给的田地足以自给；学业成就、品行树立，登记在州党之中，那么从上级取得职位本来就有必然的道理。所以他们贫贱时不必忧愁，富贵时也不值得惊异。如今说先贫贱后富贵，只是因为习惯看见后世苏秦、朱买臣之类的人，在长期困厄之后突然得志，用来向妻子儿女夸耀，却不知道先王时代并没有这种事。这些说法都不值得相信。【七出三不去】曾子问：女婿已经下葬，女婿的伯父传达消息说：‘某人的儿子正服父母之丧，不能继承为兄弟，所以派我来传达消息。’女方答应了，却不敢改嫁，这是合于礼的。女婿服丧期满后，女方父母请女婿来迎娶，女婿不娶，女方随后改嫁，这也是合于礼的。女方父母去世，女婿也应当这样。父母去世，婚礼不能举行，这是礼。要等三年而不敢见面，正是为了求得将来继承为兄弟的关系。三年丧期满了，却仍然不娶，难道不是因为父母之丧以外的原因吗？否则本来可以继承为兄弟，却又不娶，在道义上没有可取之处。按礼，女子已经许嫁，行笄礼并系上缨，是为了表明已经隶属于他人的道理；即使还没有共牢合卺，也已经有相互成为夫妻的关系。《杂记》说：女子没有许嫁，到了二十岁才行笄礼，燕居时梳丫髻。梳丫髻，是仍然按照未成年女子的礼来对待她。许嫁在礼法上竟然如此重要！如今已经许嫁却又停止婚事，那么还梳丫髻还是不梳？如果不梳，就不同于未许嫁的女子；如果梳，那又怎么办？已经成人却重新按幼女对待她。女婿服丧与女子服丧，已经使婚事延迟三年；如果又重新许嫁，那么一人刚要成婚，女婿的父母去世，或者女方父母去世，又必然再延迟三年。延迟三年以后，又不能不改嫁而听其另行婚配；这样不可知的三年之丧，对于古代女子二十岁出嫁的年纪来说，岂不是超过太远了吗？而且一个女子，在几个丈夫之间反复周旋，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了。先王制定婚礼，是为了确立男女区别、树立夫妇道义；一旦与人结为夫妻，终身不改变，难道会让她尚未出嫁便终身遭到毁弃吗？我听说，婚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都要由主人在宗庙听取命令，然后才办理相应的事情，这是为了谨慎、郑重、端正婚礼。如今既然已经纳币，也已经定下吉日，这说明已经在宗庙行过纳采、问名、纳吉，并且以祖宗的命令加以郑重确认，本来不可以这样匆忙地娶进来，又匆忙地辞退，显得如此轻率。我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而是记述者的错误。那么应当怎样呢？我听《内则》说：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二十岁出嫁；如果有特殊情况，二十三岁出嫁。这里所谓‘有故’，显然是说女方或女婿遭遇父母丧事；守丧三年，恰好到了二十三岁。二十三岁出嫁和二十岁出嫁写在同一条中，所以可知并不是女婿不娶而改嫁，这才是合乎礼的正道。有人说：三年不娶，之后再改嫁，是不合礼的。因此我说，这不是孔子的话，而是记述者的错误。【父母死婚礼不行】国防 乐毅进入齐国，祭祀齐桓公、管仲。议论者称乐毅为王者之师。当时田单在安平起兵，扶立齐襄王，齐国的义士大多跟随他。乐毅最终不能攻下莒和即墨，只是因为人心依恋旧主。假使乐毅明白大义，请示昭王，访求齐桓公的后代而立为齐王，人心必定更加感动，拥戴燕国的恩德，王业就可以成就。当时齐国和韩、赵、魏都不是原来的宗主，秦、楚又是夷狄；只有燕是周初分封的国家。乐毅不立齐国后裔以使自己强大，反而让田氏余党能够乘其弊端，举全齐之地而将其完全恢复。可惜啊！前汉

译汉代制度中，汉武帝以前，北军隶属中尉，统领丞候、司马、千人等官。到了汉武帝，又设置中垒校尉以下八校尉。南军大概由卫尉统领，负责宫门的卫戍军队。周勃进入北军时，南军还在，所以先派曹窋告诉卫尉不要让吕产调动南军，然后让朱虚侯追赶并杀死吕产，因为南军属于卫尉。汉文帝即位，才开始设置卫将军，让宋昌担任，命令他镇守安抚南北军；于是中尉、卫尉统领的军队都受卫将军节制。这只是宫廷发生危险疑变之初，临时把权力交给亲信重臣，以防仓促发生变故，并不一定是固定制度。所以三年后的诏令立即撤销了他的军队。到前三年，派丞相调发车骑八万五千人到高奴攻击右贤王，又调发中尉所属的材官，归卫将军统领，驻守长安；大概卫尉所辖的禁兵不再隶属卫将军了。后来第十四年冬，匈奴侵犯边境，杀死北地都尉卭，派三位将军驻守边境，又任命中尉周舍为后将军，这应当是因有战事而临时设置。此后直到汉宣帝地节二年，才又任命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和北军的兵力都归属他，再次像宋昌那样兼统南北军。大概是因为任用亲信之臣张安世，以防备霍氏的变乱。张安世死后，再没有见到卫将军这一官职，可见它确实被废除了。胡三省因为卫将军后来重新出现，依据《汉书》认为汉代没有废除卫将军；《资治通鉴》传抄时漏掉了一个‘军’字，又在‘前三年调发中尉’下注说：‘看这里，更足以说明废除的是卫将军所统领的军队，而卫将军这一官职并未废除。’然而考察《汉书》所说‘罢卫将军军’，意思是撤销卫将军所统领的军队，那么连卫将军也一并罢免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家有大事时，特意设置此官来统领南北军，使军权归于一处；等事变平定，南北军便各自归还所属，中尉、卫尉仍分别治理，这样可以防止军权过于集中，这是汉代的良法。后世的弊病，恰恰相反：京师军队偷懒懈怠，禁军骄横，掌握禁军的多是宦官宠信的将领，导致大将的威令有所不能施行。这是能够分开却不能合并的弊病。等到功业完成，又常常让大将长期在外掌握重兵，根基盘结牢固，专横自用，天子一尺之诏也不足以收回其权力；这是能够聚集却不能分散的弊病。到了这时，才想到汉文帝在仓促局势下制定的制度，收放合宜，能够长久运行并预防变乱，原因就在这里。其中精辟的议论，本来不是这几句话所能完全概括的。【南北军】贾谊上疏，担忧淮阳王国、代王国边境狭小，不足以依靠，希望把淮南的土地划给淮阳以扩大其封地，又为梁王立后，把淮阳北部的二三座城和东郡划给梁国以扩大其封地。如果还不行，就可以迁徙代王到睢阳。梁国从新郪向北延伸，连接黄河；淮阳包围陈地向南，连接长江。这样，大诸侯中有异心的人就会吓破胆而不敢谋反。梁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足以控制吴、楚。陛下可以高枕无忧，不再担心崤山以东，这将是万世之利。后来吴、楚反叛，借助梁国抵御，不能出梁国，最终因此被击破消散。世人都称赞贾谊预见的功劳。然而梁王封国拥有四十多座城，后来放纵行事、违法乱纪，反叛的苗头已经显现。幸亏田叔进言，最终没有被诛杀。七国刚刚被击破而取胜，梁王也忧惧而死。贾生的话，也表现出他只看见远处而看不见自己的睫毛。况且贾生认为齐、赵、吴、楚是疏远的宗室，却劝皇帝厚待、壮大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传了一代两代以后，他们看待梁、代也会如同今天看待吴、楚、齐、赵一样。因此，与其谋划第二代的利益，不如替皇帝建立万世的防备。《贾谊传》说他能够诵读《诗》《书》，并且在郡中以善于属文著名。可是当时《诗》《书》尚未流传出来，贾谊所诵读的，难道另有版本吗？吴公称贾谊很通晓诸家之书，贾谊一定曾经从老师那里接受过这方面的学问。吴公曾向李斯学习，李斯又向荀卿学习，所以有人说贾谊从荀卿那里接受了《左氏》之学。他的学术渊源大概就是这样。否则，贾谊在吴公任郡守时才十八岁，按他的出生年代计算，距离汉朝建立已经十多年了，怎么可能赶得上荀卿并向他学习？至于《诗经》疏说孙卿是毛氏的老师，毛苌是汉武帝时的人，有可能大毛公的生年早于贾谊。【贾谊】后汉 后汉中平六年，袁绍率兵，逮捕各宫门宦官，无论年长年幼全部斩杀。少帝即位，开始命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设置六人，又赐给公卿以下直到黄门侍郎每家一人担任郎官，以补充宦官所掌管的各署，在殿上侍奉。献帝《起居注》说：“自从诛杀黄门之后，侍中、侍郎出入宫禁，机密之事颇有泄露，因此王允才上奏，禁止侍中、黄门出入宫禁，不许他们与宾客交往，此事从此开始。”当初，何进与袁绍谋划此事，告诉何太后，太后说：“先帝刚刚弃世，为什么要让我孤零零地和士人相对而处理政事呢？”后来曹操想废黜伏皇后，让尚书令华歆辅佐郗虑，率兵进入宫中，拘捕皇后。华歆把皇后从墙壁间拖出来，捉住她带走。假如当时各位宦官还守卫宫禁，这些人即使跋扈，怎么能推门闯入，像捉杀灶下婢女一样捉杀母后呢？所以，废除宦官，只是为了去掉他们过分专横的弊病罢了。张文宝 后唐张文宝主持贡举，进士考试中有被淘汰的人，便下令学士院作诗赋，作为贡举的标准。学士李怿说：“我年轻时参加进士考试而登科，大概只是偶然罢了。后生可畏，后来的人才不可估量。假使让我重新参加礼部考试，也未必不会落第，怎么能拿我的文章作为衡量英俊人才的标准呢？”听到的人大多认为他懂得体制。金明昌年间，礼部尚书张行简轮流应对时说：“拟作程文，本来是想作为考试的范式。如今会试的考试官、御试的读卷官，都身居显职，考中之后离开笔砚已经很久，不再经常练习。如今临近考试才临时拟作文章，稍有不工整，就徒然引起非议。”皇帝下诏停止此事。这两段议论都很得体。苏轼说：“麻衣如果再穿一次，墨水实在可以饮用。”前辈这样谦虚，也确实有道理。如今制度规定试录不用程文，正是这个意思；但浅薄的小生却纷纷拟作，必定会使这两位君子在地下含笑了。尺牍 写给陈其年

译我生性不喜欢逢人谈论文章文字，也厌烦听人诉说贫穷。昨天过江，遇到一两位达官，他们高谈班固、司马迁，视唐宋人为奴仆；稍稍窥见他们心中的意思，实在极其自负夸耀。喝茶饮酒之间，他们又皱着眉诉说穷困，句句令人鼻酸，使人产生解下绨袍赠给他们的念头。只是我这个旅人无从得到绨袍罢了。回来后又自叹：上天既吝啬于让我遇到知己，却丰厚地赐给我文章了。除文字以外，我偷来用以自娱的东西，就只有贫穷罢了。所以古人有以贫贱自豪、傲视他人的，正因为贫贱是别人不肯争取的东西。我既然长久周旋于这两者之间，而它们又都被有势力的人夺走了，那么命运的穷困确实可信了。听说您寄居雉臯，闭门苦吟，经过一年也没有人带着饭来问候您，这实在是很好的事；只是千万不要让人知道，恐怕这班人听说后，又会睁大眼睛来争夺。余不一一。寄给云门和尚 昨天留在那里吃了香饭回来，读到您的新诗，在夜雨声中反复萦绕于清梦，不知不觉忘了自己身在客中。感谢您为先父撰写行状；我从昏迷以后只略略记下大概，遗漏了八九成。承蒙您询问，敢拿来烦扰您的法席吗？倘若您怜悯他一生的名节，惠赐几句话，不仅可以彰显幽隐、阐明微细之处，也是我所希望于大慈悲者的；在冥冥之中，或许还可以成为往生的公案。谨此恳求。写给某人 今天读《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认为，所谓列仙中的儒者，居住在山泽之间，形貌十分瘦弱；这并不是帝王所想象的仙人，于是便上奏《大人赋》。仙人难道还分为帝王之仙和山泽之仙吗？赋中极力铺陈车马旌旗的华美、侍从仪卫的盛大，以及自己意气飞扬、骄纵自得的姿态。他召来屏翳，诛罚风伯，刑责雨师，挥霍纵横、凌厉无前，俨然就是一个汉代天子，千乘万骑，鞭挞斥逐八方，气象中绝没有一点烟霞仙气。气势固然宏大，但对于仙人来说究竟怎么样呢？汉武帝读后大为喜悦，自以为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这就是所谓汉武帝没有成仙资质了。长卿的赋才情很美，一旦涉足迎合修饰，便失去了原来的神态；由此可知，写作世俗文字，人的性灵没有不被它改变的。然而如今这种道路正流行，我想到您抱着被子苦苦吟诗，格调高而应和者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使茂陵刘郎开颜一笑呢？又 自从积忧以来，精神思绪都衰败了。至于动笔研墨，替人谋划撰写悬繂之事，尤其不应当去询问那些刺人的人。只是因为屡次承蒙尊先生以名节相托，又蒙您孝心恳切，所以不敢援引礼法把自己置身事外。脱稿后读它，整日抽泣；既悲悯您，也悲悯自己。原稿一并送上，其中不合适的地方请您指示。这是公家的千秋万岁大事，正不愿意草率从事。听说您带来的小史楷书极精，能否另纸抄录一份给我？这里没有留下底本，自己的东西仍然记不住。寄给徐编修 承蒙大厦庇护，住了半年却突然分别；本来打算赶到国门为您送行，知道供张已经堵塞道路，只好停下车来。落日中匆忙与荪友告别。当时荪友进城，我也只带着行李独自走，投宿金氏府邸，所以在途中告别。严诗有“本欲留君今日住，我亦随人泊何处”两句，想来您已经听到了，也会增添悲叹。到了大梁遇见王汝上君，又与他盘桓了几天。屈指计算您的行程，想来已经回到故里了。乘板舆行于绿野，远胜骑马奔波于红尘之中。忌妒者的议论，恰恰反而使您的声名更加厚重；只是不知道您归途中的兴致如何？霜天景物，大概都已经收入锦囊之中了吧。我本是个多愁的人，一旦辞别良友，更觉得生趣全无。同行有几个人，幸而不至于寂寞，时常也能开口一笑。明日将要出发，您估计年末可以到扬州。到时我急切盼望您渡江的消息，想来不要迟迟不来。又 经过淇上，距离苏门山五十里，却来不及见上一面。孙征君来到滁州，我在马上远望琅琊山，想着从醉翁亭去访寻六一公的遗迹，却徘徊不前，终于没有进去。这次行程失去了这两件美事，每天都感到蹒跚失意。问旅店主人，原来只是一个没精打采的关西穷商人。借助别人而作游览，凡事都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又给程穆倩 得知先生到了官署，便觉得清风肃然吹来；像笼中鸟栖息，更加激起冲上云霄的想望。几天来正盼望着您，忽然收到锦字，又承蒙赐给篆章。书信既如珠子悬挂、如石头相击，姓字又像璧玉合于泥涂；得到这样的庄严，远胜过玉板金鐀了。感谢某兄知道我在这里，仍然希望得到指教；弟还有一首拙诗，想请他校订。只是我一生读诗，触目便吟；一生作诗，意念到了便写，从不论宗派，也不标榜家数。从前积有一卷诗，去年经过扬州时，被什么人偷去了，心里也并不十分可惜。这就像走路时抬脚已经迈过，哪里值得记忆，只须向前寻找进步罢了。但也不能凭空预拟。请把这番话告诉某兄，在如今分别标榜、树立旗帜之外，他一定会因此替我安排一个位置吧。写给冯孟勉 我的性情狂放率直，很少检束自己，又不善于向俗人逢迎屈从。近来奔走四方，所作所为多次触犯这些人的忌讳，悔恨自己走到穷途，于是想到“默”这个字。一个人能够沉默，面对别人时就像隔着遥远的江河；混迹世俗、与尘俗同流而行，却又如在九霄之上。近来学会了这个方法，脱然如同飞出樊笼的鸟，自己觉得胸襟洒脱，反而后悔从前错过了半生。写给某人 唐代刘文泉说：“写十篇文章，不能有十篇都如意；有一篇如意，难道不是上天的恩赐吗？昨天的文章似乎写得不错，所以特意对您说这些。这样说并不是自我夸耀；夸耀是献媚之道，我平生不喜欢向别人献媚，何况肯向自己献媚吗？若不是您深深了解我，我也没有办法说出这些话。” 写给容若 我多年漂泊在外，不能早晚侍奉母亲，逐渐竟到了大故之日；听到讣告，悲痛欲绝，即使有百身也无法赎罪，这本来是大君子所不齿的。可是您过分承情前来吊唁，远远超过寻常礼数。昨天我进见太傅公，他接见时情意言辞都十分怜悯，好像深深怜惜我因为贫贱而不能奉养母亲的可悲。至于使者屈尊前来，赙赠抚恤无不周备；我私下想到，公以宰相的尊位调理朝廷，却能委曲体察下情，甚至不遗漏我这个卑贱的士人。仁兄身为少都，华贵后裔和仰慕恩泽的人肩挨着肩、脚接着脚，却独独挂念我这个贫寒朋友，恩施及于生死两界。使我这个微小的孤儿，虽不能在母亲生前尽奉养之责，仍得以安慰亡母于地下，免受不孝之责。这正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只是我亲身受到感激，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报答，也只有把它深藏在心中罢了。船已于前日向南出发，专此致谢，悲咽之情实在难以承受。写给钮白水

译前些年在青门赠别时，您对知己的依依深情，独独厚待我这个潦倒穷途之客；感激铭刻于心，片刻也没有消除。等我到了都城，车马接踵而来的朋友无不极力称赞您在中牟的出色政绩，我也常常听京洛各位故人不停地赞叹。并非我敢于阿谀讨好，实在是想借此为我们的道义增光。初夏收到某人的信，更加庆幸所听到的并非虚言。承蒙来信教诲，知道您的志气仍然如旧，没有改变，欣喜佩服之情又如何能说尽呢？再给钮白水 分别十年，远远寄托相思。在京邸谈心，恍如旧日雨中来访的情谊。分别以后又匆匆流逝，已经改换年岁了。您的书信远道而来，殷勤叙说往事，详细询问使者，得以完全知道您近来的清雅胜况。拜受赐信之后，不觉喜悦与惭愧交集。凤凰落在枳棘之中，是古代贤人所感叹的事。然而此地僻远、事务清闲，优游于文史之间，文人间的际遇不再有人来往；正恐怕执掌法令的官员远道而来相逼罢了。弟被困在这里，既没有迅速升迁的办法，又缺少买山隐居的资财，局促奔走于尘世之间，忽忽然少有趣味。想要得到像兄长这样的知己，显露我的狂放姿态，把想说的话留到酒后吐露；这种时候实在不可得，怎么办，怎么办呢？按照您的吩咐，粗竹扇奉上。只是胸中恶劣，连短诗也不能写来表达谢意，特别祈求原谅。写给王白民 这套笔诀是旧日流传下来的本子，因为高足专心精摹古法，所以特意抄写送给您，并不敢把我的拙札当作英俊之士应遵守的标准。然而弟苦心研究书法三十年，虽说对这门道理略有领会，但对于所谓广泛观摩古帖、随物赋形，却因力量不及而没有闲暇，如今已经老了。人生事业蹉跎，往往就是这样。书法虽是小道，也足以令人感慨一番。写给孙舍人 昨天前去祝贺却没有见到您，和阿戎谈了很久才回来。选好的毛笔十枝，唐刻《兰亭》两种，姑且代替一杯酒表示敬意。紫薇仙客所用的笔大得像屋梁，我却又用这种东西来冒昧相扰，真可说是“野人之献”了。寄给王阮亭宫詹 昨天您的尊纪归来，附带捎来几行问候；眼下暑气蒸腾异常，敬想您的官体清健，足以令人欣慰。门下忽然回归故里，寄居丙舍，对松楸的思念随着时间推移更加深厚，这真是古代所说的纯孝。然而南来的消息实在出乎意料，东山这一局棋，若不是捉鼻人，谁能辨明？私下认为应当及时整治车马，以副众望。我年老而居人下，只更加厚着脸皮等待；等馆务大致办完，就打算南下。明代布衣修撰《元史》的许多人都请求归隐山林，这是有成例的；只是无缘亲自拜见您的风采、畅快倾吐胸中情怀，实在遗憾。先父的传记昨天才脱稿，抄录行状呈上；一笔一画都传神，我只能依样描摹，实在辜负了您的嘱托。不过，能够用来仰慰孝思的，或许也正在这里。希望您时时寄达起居消息，邮路方便时不要吝惜好消息。复信仇编修 想写一幅长条，须有五件“大”：大笔、大墨、大砚、大几，以及大胆；前面四件大概都缺少，剩下的就是胆大了。虽然承蒙您委托，不能没有一点答复。我的意思是，这张纸不适合写风云月露之类的辞句。架上如果有《小学》以及前贤语录，请您查找一两段抄来，悬挂在堂中，使公子们一抬头就能得到老师的教诲，怎么样？上书杜司空 昨天偶然在慈恩方丈得到从容陪侍您的机会，承蒙您多方教诲，感谢之情已经不是寻常情意可比。您巡视的奏章，自当转请宥府，取回来阅读。承蒙您当面吩咐另纸交来抄写，我一定请求得到完整稿本，才能把其中事情的曲折全部了解。老先生如今正召集、施展您的老成谋略和远大规划，这些将流传于竹帛、垂利万世。我从事琐细编纂，也将借您的光辉来尘列于甲帐之中，岂不是依附青云而更加显著吗？这对我个人来说，又是多么幸运啊！寄给惠元龙 前年冬天送别以后，去年唐、赵两位公也向南出发，老朋友像星星一样散去，知音已经没有了；因此登高临远，作诗作文的兴致减少，作品也寥寥无几。知道您到任以后，正值军务纷繁、事务错综，能够迎刃而解关键问题，真是像颇、牧从宫禁中出来，可以堵住武夫的嘴、折断能吏的角了。秋天入闱选拔俊才，于是使马群为之空缺，这正是我们意料中的事。那时只恨我滞留天津，无法握手叙谈。某我年老而考中，却没有俸禄供养亲人，已经极为酸楚；功名富贵又萦绕心怀，反而成为更大的负担，因此后悔年轻时没有谋划生计，以至于暮年还急急忙忙，跟随少年人奔走，实在可耻。我的朋友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近来遇见计君，他转述先生近况说：“上台公论虽然极其分明，但近来不免有抵牾之处。”我认为先生两年抚育百姓的才干，已经显现于天下了。乘板舆侍奉供养双亲，是人生最大的乐事，为什么不立即远离仕途，满足那些射猎者的期望呢？与其建立像龚遂、黄霸那样的政绩，不如追随曾参、闵损的孝行；天下悠长万事，只有这件最为重要。想来长者早已反复思量。我一向知道并爱重先生，只希望先生成为天下德才兼备的完人，使《研溪一集》得以流传万古，所以把自己一生隐藏的悔恨说出来，发表这番狂言。倘若您不认为这是罪过，希望能有所答复。写给狄立人 昨晚才写成这首诗，正在誊正，原本打算十五日以后送还，幸好没有耽搁；只是追叙三年以前的事情，实在觉得不合情理。望日恭候您来，听说您要去报国寺买什么异书和什么珍玩，稍有空闲时应当再来一趟。不尽。复张凤阳书【名宣，字仪陆，己未科进士】我再次拜谢。昨天承蒙您亲笔来信，嘱托我为先太君撰写传记。您说我的文章足以彰显幽隐、阐明微细之处，这不是我的才力所敢担当的。只是我在史馆任职，有表扬幽贞的责任；如果只是写些华美的祭文，夸饰墓中之人，那有什么文章值得流传呢？我捧读来信，惶恐不安，怎敢不尽力，竭尽我的驽钝疲弱来满足知己的期望，慰藉孝子顺孙显扬先人、永无止境的盛大心愿。然而我私下思量，唐代李习之在给皇甫持正的信中说，前汉的事迹之所以鲜明地留在人们口中，是因为司马迁、班固叙述得好，所以学者乐于阅读并反复学习。读得详细，往事便彰明；很少读，往事便昏暗。读得多寡，取决于文辞的高下。他还夸耀自己叙写高愍女、杨烈妇的文章，说不在班孟坚、蔡伯喈之下。后唐书中所记，也全都沿用他的旧文，可知他的文辞确实精工。如今太夫人的节操气概固然不让于这两位妇女，但我的才力比不上李翱，而您却把司马迁、班固的事业寄望于我，希望借此使先人不朽；我私下认为这实在过分了。因此犹豫停笔了好几天。既感念您如此看重、了解我，又不能以浅陋自外，于是便依据行状编排撰写，抄录呈上，只请您阅读后自行取舍。

译我又听说，曾子固请求欧阳公为他的祖父撰写墓志铭，自己写了一篇先父文集序，又写了一封信向欧阳公致谢。如今流传下来的，欧阳公的文章固然精美，而曾公的两篇文章也激昂顿挫，具有史公的家法；即使没有欧阳公，他的祖父的事迹也一定会流传。如今门下所作家状以及屈尊写来的一封信，文辞茂盛优美，叙述情致凄婉，不仅可以和曾子固相抗衡。只是我没有欧阳公那样的笔力，那么太夫人的节烈，后世执掌史笔的人，除了门下亲自撰写之外，又能从哪里取信呢？我拜受您的委托，因而把自己感到惭愧的地方以及向往的事情写给您，借此作为答复。复洪虞邻先生书 我年轻时读到先生的行卷，心中便已经知道仰慕向往；把这种心情珍藏了三十多年。长公来时，承蒙先生不嫌弃我，先赐下书信，又赐给我大集。读后感激承受不尽，只是其中词义深厚博大，我这个后辈浅学之人，茫然如站在大河岸边仰望，不能测量它的涯岸。承蒙告知近来有《两浙古文十名家之选》，用来嘉惠后学，心意实在深厚。不过私下有所疑惑，不敢不向您说明。我们浙江固然号称文献之邦，自明洪武、永乐以来，能够凭古文辞名闻天下、至今仍赫赫在人们口头的，有几个人呢？计算三百年中，不过三四位罢了，就是王子充、宋景濂、方希哲、王阳明。至于谢方石、茅鹿门、徐文长诸公，仍然只是形体具备而不够醇厚，不能与这几位并列。由浙江推及其他各省，也同样如此。大概人才本来就难得。为什么数百年的英灵聚集，从前偏少而偏偏在当今特别兴盛？又都出自浙江东西一水之间，人数还不止十位，竟会这样吗？这就是我起初承接来信时私下不能没有疑惑的原因。等到展开读到末尾，看到您说想征集我的文章收入选本，来充足所谓十人之数，我不觉汗流脸红。放下原来疑惑的原因，我又转而感到惭愧。我本来曾经有志于古文，只是苦于资质性情愚钝，打开书卷看过便昏昧遗忘。从前所学习的书，隔几个月再看，像从来没有见过一样；因此我自我欺骗说，自己只是喜欢读新书。虽然对作者的旨趣略微窥见本原，拿起笔来写文章时偶尔也能相近；然而年轻时科举考试使学业中断一半，中年以后又因奔走和疾病中断一半，所涉猎的经传，偷取其中内容来缘饰文章的，也只是在繁杂材料中占一二百分之一二。况且身处贫贱，世俗应酬的文字又不能不写；既然如此，我那仅存的一二分功夫，真的可以完全相信吗？这与古人全力一心专攻此事，经过长久以后才成为一家之言，实在大不相同。先生误取了我的浮名，却不知道我实际上并无相应的实力；如果把我的文章收入选本，岂不是会成为门下善于知人的名声的累赘吗？不只是这样，还会使远近有见识的人读到我的文章，妄自揣度那九个人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这样使那九人受累、又使先生受累，实在更加不浅。这就是我始终疑惑并且惭愧的原因。然而承蒙先生虚心下问，情谊不能让长公白白前往，所以我汇集编排近来所作的几卷，附上呈给您，姑且作为一点参考。希望您姑且放置一旁；如果不能这样，也请您谅解。您若一定要拿去付梓刊刻，我就只好埋掉笔、焚毁砚台逃走了。临别复信仍然狂放率直，只请体察我的诚意，不要怪罪。我惶恐再拜。题跋 题朱岐载印谱 梁溪朱岐载，律诗体制精工，楷书法度遒劲秀丽；他的篆刻尤其能够独自获得籀、斯遗留下来的意趣。他凭借这门技艺游历京师，很快声名震动士大夫之间，因此得以每日亲近宫廷，供奉殿阁。朝廷的意思正想录用他，可是岐载却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回江南。因此人们更加佩服他的高尚情操。我特别了解岐载的内心：他并不是不知道以俸禄奉养母亲也是孝道，只是形势有所不允许罢了。明知不可行却仍然离开仕途，这是如今做官的人很难做到的，而岐载独能如此，可见他从古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绝不仅限于翰墨技艺之间。适逢 当今崇尚文教的公卿正在急切求取士人，我很庆幸岐载将要带着母亲来到这里。不久以后，这部册子中所保存的贤士大夫、名家，多是岐载亲自结识、曾经称为知己的人。在早晚起居的闲暇展开一看，难道不会有人撩起衣裳，想要跟随这些人交游吗？《茧园文防集》跋语 过去我每次到玉峰，必定同叶征君九来讲论多日，经过茧园饮酒赋诗，十分畅快。茧园是他先父水部公的别业。后来我客居京邸，征君响应新的诏令，以制科北上，急切地请求我为“小有园”作记。小有园，是因为他把先父茧园分得一半，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葺；也是征君自己读书的地方。我到京师已经九年，今年春天奉命随局编纂《一统志》，又来到玉峰，却得知征君去世已经三年了。其长子公奭年少丧父，仍然向学，又整理旧业并使它更加焕然一新。同四五位志同道合的人结成文社，社集在园中。每次社集，都限定作若干篇文赋和诗。只是我与他们有通家之谊，他把文章投给我，又请我写文章为文集作序。我既为征君有后人而高兴，同时又不能再进入茧园，看看那里的亭台池沼、上下泉石的位置与往日游览时有何不同；询问当年饮酒赋诗的旧友某某，现在还在的人，文社中的后辈能否多次与他们往来呢？然而看这些人的兴致意会如疾风般勃发，又能一一在文章中摹写出来，这与征君在世时朋友诗酒交游的盛况有什么不同呢？我虽然悲伤老友凋零亡故，却仍乐于叙说自己所见的今昔变化，把这些附在这部集子后面。我奉命随同修志局编纂《一统志》，再次来到玊峰时，征君已经去世三年了。他的嗣子公奭年幼便成了孤儿，却立志求学，又整理旧日的事业，使它更加焕然一新。他和四五位志同道合的人结成文社，在园中集会。每次文社集会，都评阅文章、赋和诗若干篇。只是我与他们家世代相交，他把自己的文章送给我看，又请我写文章来冠于这部文集之首。我既为征君后继有人而高兴，虽然不能再次窥见茧园，看看那里的亭台池沼、上下泉石，与昔日游览时有何不同；也想问一问，当日那些饮酒吟咏的旧友如今还有谁在，这些文社同人是否还能多次往来。然而看这几位的兴致会合，意气飞扬，并且都能一一把它摹写在文章中，这与征君在世时朋友们诗酒交游的盛况又有什么不同呢？因此，我虽然悲伤老友的凋零亡故，却仍乐于谈论自己所见的今昔变化，把这些话附在这部文集之后。跋同集书后 往年容若招我住在龙华僧舍，每天同荪友、梁汾诸位聚集在花间草堂，纵情谈论文史，摩挲赏玩书画。当时禹子、尚基也常常闲来共同享受这种雅趣。后来通志堂重新修葺，几个人又早晚相对，几案陈设尤其精美华丽，只是主人已经不能再来了。荪友已经先行出国门，梁汾羁居在荒僻住所，走了一年左右，如今也将要带着妻子儿女归去。潦倒而留下的，只有我和尚基罢了。读荪友、容若的这部书，不胜聚散、存亡之感；而我对于容若的死尤其感慨，并不只是因为区区朋友交游之情罢了，其中大概有些难以向不知情的人说的事情。至于我的文字偶然涉笔写入，不知道尚基因为什么收录它；然而也足以使姓名留在其中，记载一时的盛况罢了。

译书王少詹使祀南海神序跋 恰好有人托我书写碑文，我是在青油纸上写字，研磨的胶凝结了，笔也冻住了，又受到界格的限制。再写别人的文字时，害怕脱漏错误，精神气息更加窘迫。写完这篇后得到这部卷子，便信笔挥洒，真书、草书杂然出现，颇有些傲视王献之的意味。《洛神》全文，兴致一到笔便跟随而行，像蛇尾奔向深谷，已经无法遏止。孙虔礼说：“书法有五种相合，顺应知己是其中之一。”我替先生作文写字，难怪会颠倒放纵到这种地步。题《乐毅论》梁武帝答陶贞白的信说：“王逸少的墨迹没有特别细小的书写，《乐毅论》却微微粗健，恐怕不是真迹。”陶贞白上书说：“我心里很怀疑《乐毅论》不是真迹，但不敢轻率地说。”现在我暂且认为它不是真迹，私下自信颇有一些领悟。我观摩王逸少《黄庭》《曹娥像赞》等帖，知道《乐毅论》确实粗健不同。然而自唐人以来一直把它传为第一法书，大概是因为唐代距离梁代已经很远，王羲之的真迹更加稀少，而唐人书法往往气象有余、神明不足，所以此帖适宜受到世人的重视。这一版本与我所藏宋拓《宝晋斋刻》相差只在毫厘之间，也是世上罕见之物。张子汉瞻离别已经两年，他临池学书更加精妙；如今在吴门相见，拿出此帖让我题写。我对他说：张子珍爱此书，正担心他写字时反而落入唐代以后的格调啊。跋祝枝山书 今天在陆子其清家观赏到最多的法书：宋拓《黄庭经》《十七帖》以及宋仲温的真书、孙过庭的《书谱》，其中尤其佳妙的，还有祝枝山亲自书写的诗歌长幅。文征仲评论他的规模取法襄阳，而他的书法本源出于王氏父子，可说完全展现了枝山的深厚蕴藏。然而祝枝山的书法尤其深入王献之的境域；可惜伪作纷纷出现，不具备鉴赏眼光的人不能辨别。张凤翼在后跋中说，文征仲认为东方朔学习叔敖的衣冠，是一时下笔的错误；但张凤翼又说枝山是徐武功的宅相，所以书法像徐武功，正如张敞一类。司马迁所写“张当”应当是“杨”字的错误；即使是杨敞，也不是司马迁的外孙，而是杨敞的儿子恽。同一件事有两处错误，真可以说是彼此互相讥笑了。跋祝京兆《千文》章草书在前朝只有宋仲温得到张芝、索靖遗留的意趣，但过于放纵。枝山继承了他，字体兼采众家，所以成为明代书家第一。昨天研溪庶常经过我的寓斋，拿出我所藏《离骚经》墨迹观看，研溪赞叹不已，于是把这本《千文》借给我。我亲手临摹了一遍，很能体会其用笔的妙处。但这件作品不用章草，字的安排匀称，规矩谨严，大概是祝枝山收敛锋芒、约束德行的时候所作。枝山另有一件《千文》，纯用怀素法，大小错落，行间充满天机，也自然洋溢；只是摹本，而且摹写者技艺不精，远远比不上这件真迹。乙亥年春三月记。临宋儋书题后 这位宋儋，是唐代开元年间的人，与李璆齐名。李璆师法王羲之，宋儋师法钟繇。李璆的书法如今没有流传，而宋儋的真迹只有《阁帖》保存了这二十一行。《阁帖》把它列入古法帖中，排在卫夫人之前，可见当时还不知道他是唐代人。然而他的书法自有六朝人的风韵。临《乐毅论》题后 近来才开始领悟运笔的妙处，全在于心境空明。学习中锋三十年，竟没有一笔真正得法。早晨闲暇临摹此帖，似乎有了转机。然而尘世事务牵挂于心，往往又陷入旧日的壕沟。东晋诸贤的书法超绝古今，是因为他们的神明独具妙处。董临《澄清堂帖》跋 华亭的书法轻薄，摹仿时顿然失去古意。只有这一卷笔笔藏锋，以拙为妙，才显出文敏真正的本领。然而如果没有《澄清》祖帖，也不能酣畅适意到这种程度。古人谈论学习书法的人，必定要得到古人一两件真迹临摹，才能进入妙境，确实有这个道理。如今人的眼界浅陋狭隘，书法格调因此一天比一天低下。听说张子汉瞻替人求文作为润笔，所得报酬还不如我靠抄书直到老年；墨都磨损了，笔锋也秃了，却没有办法买到这个字，由此可知文章的声价已经远远超过书法了。跋《遗教经》陶贞白与武帝谈论王逸少书法，已经很详尽了，唯独没有提到《遗教经》，为什么呢？黄山谷诗说：“小字不要写得像痴冻蝇，乐毅论胜过《遗教经》。”所谓“痴冻蝇”，是说它拘谨窘迫，没有飘逸的韵致。如今考察唐代僧人最擅长集字，尤其收集王逸少的字很多；《遗教经》就是集《乐毅论》《像赞》《黄庭》《洛神》《孝女誓墓》等帖而成的，逐字玩味便可以看出。字体虽稍显拘谨，但毕竟是右军的家法，远胜《道德经》。跋萧子云书《列子》《述书赋》说：“景高的正书，润饰钟氏之门，生动之情归属于自己。”景高的楷书确实出自钟繇。这一本黄伯思、米元章都怀疑是伪作，然而极其古雅秀润，只是稍微缺少生动之气。临帖后题书 寒冷的威势稍稍消退，纸窗被西斜的阳光照亮；我拿笔欣然书写，得到《阁帖》，只临摹了晋魏之间的几种书法，喜爱它们从淳厚古朴中发出的遒劲秀美。它们不及钟繇、卫瓘、二王，正如唐人选诗不录杜工部一样。时在乙亥年十二月初五日，写成时笔头冻住，发出霅然的声响。

译谢庄诸人书 谢希逸、庾肩吾、张怀瓘等诸家品评书法，也没有涉及这些人；然而他们的书法确实超逸，可以列入能品。谢万石也在善于书法的人之列。朗字长度，万兄占有这个字。长子的小字叫胡儿，给侄子写信时自称父亲。晋人仍有这种风气。晋朝曾打算任谢玄为荆州刺史，谢安自己认为父子名位太重，等等，也像汉代疏广、疏受相互称呼那样。对子侄自称自己的名字，则是古代没有的。王廞在《阁帖》中给三个女儿写信，自称“廞疏”；晋人旷达洒脱，固然不以此为嫌吧？题李君册子 篆刻之法贵在古朴，不贵在奇巧。汉代白文印都是铸成的，只记载爵位名称罢了，没有刻姓名的。它的篆体也方正，没有许多转折。到了唐代使用朱文，刀刻才开始有姓名和道号，印玺之法从此日益趋向奇巧。然而从唐代到明代隆庆、万历以前，书法家也不常使用印章；使用的只是铜牙章和黄杨木章，所以讲论此道的人很少。如今土地不吝惜宝物，带有花纹的石头大量出现，好奇的人争相雕刻求工，各自按自己的心意配合变换，再也不知道方正的字体，而且专门讲究刀法，汉代铸印的字体几乎灭亡。如今李君编制印谱，努力追求古法，不愿多出新意；在这种风气将要泛滥的时候，他的爱好竟能如此，这正是我所看重的。题郑谷口摹古碑 楷书本出于隶书。钟太傅的真书妙绝古今，是因为把隶书的整体融入其中；王羲之父子摹仿钟繇，所以楷法尤其精妙。想学习钟繇、王羲之的楷书却不懂隶书，这就叫失去了根本。汉代建平、光和年间的碑刻，正是钟、王书法的源流；学书者却只去寻求开元以来的作品，反而不知道钟、王书法的发源处，都不能算书法家的正宗。我晚年喜爱这种书法，只恨年事已高，来不及深入；又没有见过谷口，询问他的门人，门人说：“先生后悔从曹碑入手，晚年取法《夏承碑》，才完全发挥出其中的奇妙。”如今看这件题写曹碑的作品说“甲于汉刻”，可知他有些话未必可信。谷口晚年的书法奇异变化，大概是游刃有余之后的表现；没有舍弃规矩而能成就奇巧的。题《戏鱼堂像赞》《宝晋斋》最初刻的像赞最为神妙，但缺少九十多个字。停书馆摹本虽然少了生趣，风格仍然可以想见。我家所藏的《宝晋》是曹之格重刻的，结体丰润匀称，也没有缺字；然而顿时缺少风致，不值得重视。前年北上时，我收拾得到旧藏《戏鱼堂》残本四册。在吴门遇到故人司寇徐公，他说应当替我请善手重新装裱；如今不知道究竟落在什么地方，里面也没有这件帖。今天友人查浦把这一本拿给我看，使我欣喜于见到从未见过的本子，大概是《宝晋》初刻本的次品。虽然石刻多有剥蚀，意趣却正像微云映衬月亮，反而更觉得妍美。又题《黄庭》《兰亭》宋拓本 壬申年，我在朱竹垞的六峰阁见到它，于是在后面题写年月。这件帖是定武本中最有风神的，纸张隔麻，首尾没有损坏。竹垞说：“从多方面购买，才得到它。”如今它终于落到查浦手中，他的计谋比萧翼还高明。丙子年三月，在京师再次题写。录新诗后题 王君树百拿便面请我题写，恰好新诗写成，于是用细行书写在上面。十指都几乎冻裂，不知道在暑天摇动它，是否一定能制造冰气袭向人呢？时在乙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题玉峰相国徐公《感蝗赋》卷 关于蝗虫称“王”，陆农师说：它的头、腹、背上都有“王”字。既然如此，群蝗飞舞吞食禾苗，声音喧嚣、气势蔽天，是因为它们有所凭恃才这样吧。徐公所见蝗虫进入境内时嗡嗡作响，遍布郡县，怎么知道它们胸腹背之间没有隐隐约约的纹理像“王”字，真是有所凭恃呢？赋中说：“想到吾后的深厚仁德，确实以百姓的依靠为忧。”毕竟这些蝗虫收敛踪影的那一年，庄稼大丰收，正是深仁的效验。至于击鼓驱蝗，可惜没有让徐公见到。像徐公这样的人，正是所谓进仕也忧虑、退居也忧虑的人。又题《述归赋》卷 品行芳洁，光明昭昭，仿佛高举日月而行。徐公与灵均，本来就可以相隔千年互相质证。他的文章波澜千回万折，断续掩抑，间或自成宫调音律。自骚人以来，只有《长门赋》《羽猎赋》勉强与之相近。经历魏晋以后，已经寥寥没有这样的绝响了。徐公的书法虽然宗法率更，实际上是由心灵运转。此卷和后赋两纸，都是随手涂改而成，没有一笔是草率的。与《祭侄文稿》相比，可以争论高下。只是正不知道屈原作《天问》《呵壁》时，是否也有这样淋漓酣畅的翰墨呢？私下认为屈子身处乱世，遭遇幽暗，所以他的悲愤本来应当如此。徐公遭逢太平盛世，却也有坎坷的感叹。这是抚今感昔、思念君主而不能自已，所以有些话不断流露出来。每次展开此卷，不觉眼泪已经涌到眼睫。丙子年三月二十日，恭敬地题跋于京师椿树邸中。临王羲之《洛神赋》题后 有人拿《群玉堂帖》给我看，其中有这篇赋，比《宝晋帖》稍微完整，而且神采更加生动。我逐字摹写，发现形似而神拘。然而形似也在于运笔之间的消息；如今的书法家谁能理解这一点？谁能知道我相合之处，谁能指出我生病之处？

译书宋拓《宣示帖》、褚临《乐毅论》后 乙丑年我在京城，用褚河南的《枯树赋》换得《乐毅》《破邪》两帖，后来被吴征君天章取走，不得已舍弃这件帖去把它们买回来。出门时又把《乐毅》《破邪》交给长孙嘉树，听说它们又落入小偷之手。这一下我连同原来的三帖都失去了。这本是宋拓褚书，人间极少见；各帖既然没有可以施用的地方，褚书又没有施用之处，足以作为收藏家考察一时交换得失的材料；本来失去它就已经错误，征君又把它赠给声伯年兄，也不能说做得对。想守住此帖，应当把我和征君二人的遭遇作为戒鉴。临王帖题后 古人的行书有真行和行草之分。这里所写的《官奴帖》和《兰亭序》都是真行，整体用真书，只稍微作牵曳。《雨冷》《鹰觜》二帖是行草。真书中间夹杂草字，虽然是草字，也不能放纵笔势；所以魏晋人多把章草融入行书，后来任意作书，古法就再也看不到了。题郎太守画像 您说起考功，我一定会来告诉您；哪里料到三年才见一面。还不知道那里是否有千章大木、一张琴、一座亭子和池塘，把您安置在中央；行迹超过龚遂、黄霸，心志仰慕嵇康、阮籍，淡泊如太虚空林。我懒散地展开您的画像，您得到我的文章；即使不认识面貌，也有什么关系？道义相通便足够了。【您与唐东江相对而居，说我经过时一定会来相告；我到唐氏那里，唐氏总是忘记这件事，而我也疏懒，来不及登门拜谒，所以题写此文，姑且叙述他的雅意，以寄托相思。】题徐武功书后 徐武功是个洒脱不拘、卓异奇特的人，所以他的书法也多有奇异之气。然而我是浙江人，对于于忠肃的事情，不能像吴地人那样私下宽恕他。因此对这件帖也不愿多看，正如李卫公厌恶白香山的诗，认为一见到就必然会喜欢它。临像赞书后【末尾说：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写给王敬仁】王敬仁名王修，字蒙之，儿子王羲之官至著作郎。他是太原人，与琅琊王氏不是同一支派，所以书写时特别标明姓氏。王导很喜爱钟繇的书法，战乱以后仍把《宣示帖》珍藏在衣带中。渡江以后，他把它送给王羲之；敬仁从王羲之那里借来，十分喜爱。敬仁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他的母亲便把《宣示帖》取出陪葬。王修的隶行书法达到了精妙境界。跋《乐毅论》《黄庭经》临本，并记述事情的始末。陶贞白给梁武帝上启说：“逸少著名的书迹，不过几件：《黄庭》《劝进》《乐毅》《像赞》《洛神》。不知道这类书迹现在还有没有保存下来？”当时武帝和陶贞白都怀疑《乐毅》笔势稍显粗健，不是真迹，所以并不重视。到了唐代，褚遂良整理王羲之的楷书，把《乐毅》列为第一，《黄庭》列为第二。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说：“我从小在宫中长大，所见真迹楷书有二十多卷，另有小函装的也有十多卷。我还能记得的，是扇面上写的《乐毅》《告誓》《黄庭》。”唐人把《乐毅》珍视为第一，历代都让善于书法的人临摹《黄庭》，却不能与它并列。神龙年间，《乐毅》归太平公主所有；太平公主失败后成为老妇，私自取出它，县令追逼得很急，她便把它投入灶火，《乐毅》于是失传了。《乐毅论》既已亡失，开元五年收得王羲之真书三卷，于是把《黄庭》题为第一，《画像赞》第二，《告誓》第三。后来潼关失守，寻找《黄庭》真迹却没有找到；有人说张通儒将它带往幽州，但不知道它的下落，《黄庭》又失传了。真迹永远绝迹了，如今还能看到这样精妙的临摹本，真令人悲喜交集，不能自已。记述《淳化帖》。世防堂翻刻的《淳化绛帖》都足以乱真，是因为他的门客廖莹中精于摹拓，王用和又擅长刻石。此前韩侂胄有《群玉堂帖》，也是他的门客向若水亲手摹写的。这两个奸臣都导致亡国，前后走的是同一条路；他们在博古好事方面，竟也有不约而同之处。假使能够把这种才能转移来用于治理国家、选用人才，难道不是家国都能荣耀吗？为《群玉堂帖》作跋。此帖共十卷，旧名《阅古堂帖》，后来改名《群玉》。大概是韩侂胄被诛杀后，书帖籍没收入秘书省，在嘉定末年改名的。因为第一卷全是南渡以后皇帝的书法，所以才得以保存。第二、三、四卷以及晋、隋、唐帖五卷之后，全是宋人书法，完整的刻本早已失传。这一部是零星搜集起来的，只得到四册。虽然王羲之的书法有过于肥厚的毛病，但刻工极其精细，纸墨也很好。其中还收录了李邕的诗，如今已经不多见。有人说这是中唐人的诗，似乎有道理；但不知道北海先生为什么会得到并书写它。为《曹全碑》作跋。我极其喜爱汉隶，却不能学习。近来寻访得到这部帖，接连得到两本，时时展开对看，就像见到了典范。其实不一定要亲手临摹才觉得痛快。这部帖出现得较晚，幸而保存完整。昨天有人赠给我《汉荥阳令韩仁碑》，也是到了元至大年间才出土，由县令李天骥重新立石，翰林赵闲闲为它作记。韩君作为清廉能干的官吏，到这时才显著地为人所知。但碑上的字已经磨灭很多了。我怎么知道四百年以后，这块碑不会像《韩碑》一样更加磨灭呢？曹子廉让珍爱这本帖，正是想让四百年后鉴赏它的人还有依据可考。题写丁太翁小像。伊川先生说：“影堂的制度，如果画像有一丝一毫不像本人，那同向他人的父母下拜有什么不同？”然而古人曾雕刻木像来奉祀自己的亲人，宋承祐为此作传，也没有认为这不是孝，更何况是形象逼真的画像呢？先父在旅途中去世，我仓促请人画像，画成时我正在京城寓居；每到岁时忌日，只把官府所赠的纸写成纸钱的样子，向画像瞻拜、供奉，以此终身怀抱哀痛。木公年兄恭敬地侍奉他的父亲，珍爱这幅画有菊花的画像，即使远在江湖，也从未不带着它奉行，可说是永远思念父母的人了。今天他拿来给我看，我因此有所感触，题诗说：“想念他所爱好的事物，采摘篱边的菊花；仿佛看见其容貌，仿佛听见其叹息，江湖之间只剩这一幅画。”

译题写毛闇斋采芝图。汉初，黄绮在山中采芝，同时在那里传授经书。有位大毛公也采芝，并作了采芝之歌：“花朵鲜明灼灼。”经书流传到后世，诗歌正大而又美盛。我吟诵我的诗歌，又服食他所采的芝草。那是什么人呢？是毛公的后代。高远的风范已经相隔久远，却在不同的时代遥相对望。石边清泉，苍翠松树，展开这幅图便都呈现在眼前。题查庶常临摹各种法帖赠行。京师人士来往之间，凡是祝贺升迁、赠诗送别，都有诗作。诗以多为贵，不以少为贵；以长为贵，不以短为贵；以合乎格律、铺陈排比为贵，不以古体、散行为贵。具备这三点，那么不论工拙，彼此的心情都感到快慰而没有遗憾。若不是这样，便认为不相称。因此我为茂名钱明府送行时，多作长诗，没有短诗，又作七律一章相赠。明府知道我的拙劣，却不以此为嫌，不过是因为遵循世俗惯例罢了。查庶常与明府同年，又是至交，却没有作诗，而是临摹各种字体的古帖，装成一册赠给他。如今人作书法和诗歌，大多不喜爱古人；他们的眼力所及，往往只到宋人而止。庶常作诗取法三唐，向上追溯汉魏；在书法方面，从钟繇、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到宋、元、明的书家，没有不临摹的，掌握了笔势运转、变化转换的方法。这册帖中各种风格都值得珍重。明府带着它前往岭外，村落、山馆之间，鸟声凄清断续，人烟稀少。在眺望无聊的时候，拿出来展开观看，一定会欣然独自发笑，并且会同庶常的诗意相契合。与诸位君子送行的诗篇相比，虽然兴致各不相同，但意味深长的，恐怕没有超过这一篇的。题写宋拓《十七帖》。唐代张怀瓘论说草书的形势：“草书的体势，一笔写成。只有王献之深明其中的精微，所以一行开头的字，往往承接上一行末尾的笔势。王羲之的草书，虽然圆润丰美，却缺少神气，没有戈戟般的锋芒。”他又说：“王羲之的草书，有女子般的才情，没有丈夫般的气概。王献之的草书，逸气盖世，千古独立。王献之的父亲才华高，只能算是他的弟子。”张怀瓘把一笔写成、连绵牵引不断看作草书的精华，这并不是懂得书法的人所说的。所谓草书，是把楷书草率地写成草体。草书的精妙在于点画拖曳之间，似断似续，而锋棱清楚可见，真意没有丧失；这才是最精、最妙的境界。唐太宗汇集王羲之的书法，选取其中最优的编成《十七帖》。他在《晋书》所作王羲之传赞中说：“烟霏雾结，形状像断开却又重新相连；凤凰飞翔、蛟龙盘曲，气势像斜着却反而笔直。”懂得这一点，就可以领会他汇集这部帖的用意了。《临圣教序》跋后。临写二王的书法，必须略微把握其中的点画分寸。晋人的笔意正是以含蓄蕴藉为根本。如果一味追求险峻刚劲，只讲究外在气质，就像唐人仿效刘义庆写《世说新语》的语言，虽然辞藻声调丰美繁盛，终究脱离了原本的风格。又。唐代寺塔碑文中集取王羲之书法的很多，然而唯独这篇帖盛行，是因为有皇帝亲自撰写的文章，所以更加受到重视。我已经近三十年没有写这篇书法了，住在天津时和友人查浦同寓，才命我写它。拓本很差劣，反而使我写得十分痛快，因为精神气势没有被它夺去。书写自作书跋后。古人仿写书法，有临写，也有摹写。临写可以自己产生新的意趣，所以流传下来与亲自运笔创作没有区别；摹写却一定拘守规矩，虽然得到形似，已经比旧本低了一层。然而临写的人有时会流荡而混杂原本，摹写的人一丝不苟地遵守法度，反而还保有典范。我对于书法，不敢说已经自成一家，大概正是把摹写作为学习的方法。至于能不能流传，实在不是我心中所考虑的事。又。逸兄把这件事交给我，请我书写晚唐五律；我随意写好交给他，字迹没有什么可观之处，但所写的几首诗都是当时的名句。偶尔展开观看，便知道古人下笔从不草率。柳公权《荣示帖》（其中说：“有赤箭，多寄三五两，用来扶助衰弱的病体。”）。赤箭就是天麻的幼苗。陶弘景说：“把它的幼苗制成粉末，长期服用可以增强气力，使阴气旺盛、身体肥健，身体轻快，延年益寿。”唐代太平公主和宫人元氏谋划，在赤箭粉中放入毒药，进献给玄宗。白居易《斋居》诗说：“黄耆几匙粥，赤箭一碗汤。”柳公权所需要的赤箭大概也是这一类。看来这是唐代的风尚，就像晋宋之间朝廷贤士服食散石一样。代人临写卫夫人书帖。窗外下着细小的霰雪，笔毫之间冻得涩滞，笔势不能尽情舒展，只是在字体结构上没有失误罢了。王羲之《兰亭》是他最得意的书法，也一定是在天朗气清的时候写成的。题《清溪老人江山卧游图》（程芳朝，湖广人）。沈周离世以后，云间画派独自流行，专门以姿态韵致取胜了。这一卷画苍茫深远的气势，不减于相城的风味，是一百多年中未曾有过的作品。可以想见他落笔时那种萧然超出尘俗的意趣。简可兄知道珍爱这件遗墨，清溪公自然可以不朽，正不必像米家阿虎那样拘拘地遵守家法。题严荪友留别和韵诗后。我用拙劣的手法和秃笔书写，处处受到阻碍。和前人所作相比，就像芦苇倚靠在玉树上。光武帝说：“见到你，使人感到惭愧。”这幅字如果长久保存，我的惭愧也将无休止。临写右军法帖书后。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与谢安意见不合，便对墓发誓不再出仕，最终实行了自己的志愿，真可说是自古以来的豪杰。他的书法，都和所临写的《宣示》《戎路》等帖相互表里。他的小楷《黄庭》《曹娥》，又是另一种风格。《乐毅论》《像赞》中有些地方极为相似，这只能意会，不能用语言传授。王献之请求为父亲修建墓表，自然没有辱没父亲的家风。二王以外，能够写钟繇书体的，只有王仲将、王僧虔、萧子云罢了。唐代以后，这一类书法就断绝了。乙丑年，为毗陵杨鳬令兄写这部帖。长安的笔价奇贵，笔锋已经用尽，这次不知不觉也把心力用尽了。题《玉板十三行》。王羲之父子的楷书虽然都出自太傅钟繇，王羲之收敛锋芒，王献之则放开笔锋。观察《乐毅》《东方朔》等帖，与这件作品对照便可看出。贾氏刻的玉板，我二十年前曾经见过。武林叶氏从桥上得到、又向王氏质取的那一件，当时我从友人那里求得一张拓本。如今这件刻本不知道又落入哪一家，我所收藏的也早已失去了。再过几十年，恐怕连拓本也不容易买到了。水村能够得到并珍藏它，难道也是预见到了这一点吗？

译书写《官奴小女玉润帖》后。官奴是王献之的小字，刘梦得写诗酬答柳子厚，还想着把诗写好交给官奴；这里所说的官奴，就是王献之。注：有人说柳是王羲之小女的名字，这是错误的。他不知道玉润是官奴女儿的名字。王羲之还有一个官奴的妻子，旧病复发而使他十分忧虑，有一封帖可以证明。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子孙极为兴盛；但有一个女儿生病，竟忧虑得心焦，还归罪自责，可见他慈祥平易的性情。后来他又说：“得到一种甘美的东西，也要剖开分给她，以使眼前快乐。”所以他在尚未衰老时就对墓发誓不再出仕，也是应当的；不能因为这个而改变他对家人的感情。书写《咏怀诗》后。张先生寄来这张纸，请我书写《咏怀诗》；因为寓所里没有完整的诗集，只写了《文选》所收的十七首。这一天是闰三月初一，发生了日食，日食达到全食。当时北平薄子聿修、宿迁徐子坛长住在寓所，遇到这种情形便一起停笔，叹息了很久。回想昨天刚开始写时，心情或许还有些拘束；今天早晨写到第三、四页，觉得稍微放开了；第五、六页以后写到《景阳杂诗》，便是灵感到来的时候，流畅地写个不停。为《黄州诗》作跋。杨君鳬令送给我两支笔，说可以用来写小楷。我怀疑它们不够好，便随手写了五六幅大行草。我偶尔拿其中一支试写楷书，觉得非常好；等到再用它写行草时，笔锋已经失去了锐利，这就是其中的一支。世上不缺少优秀的人才，只因意气上轻视他们而失去他们的情况很多。然而我所失去的只是笔，仍珍藏其中一支；那支坏了的，擦拭后继续使用，也可以发挥它剩下的长处。对于这支笔来说，我可以没有遗憾了。那些人的才能被不了解他们的人压抑，最终因而衰颓废弃、不能振作的，哪里说得尽呢？何况还有已经了解他们却故意压制他们的人，他们内心怎么能够没有遗憾呢？我对此很有感触。书写册页后。友人曹子廉让又带着这册子来，说：“希望你把这册写满。”恰好两天没有事情，我随意涂写，不知不觉把纸都写完了。但不知道这些字将有什么用处；不过是鸿雁踏雪泥留下的爪印，难道还要同世人计较多少吗？为梁武帝书评作跋。这里从汉末到梁代共有三十四人，是把两种本子汇集起来记录的。其中一种说二十八人，如今得到三十二人。袁昂的《古今书评》是普通四年上奏的，大体相同。大概梁武帝采用了袁昂的话，斟酌后写成此文。然而其中评论张融的书法，说他像辩论事情、应对问答，独自说话也不困窘，行文必定有条理。评萧子云说：“像孤松的一枝垂下，有壮士弯弓；雄健的人仍如猛虎，心胸像巨浪奔涌，锋刃难以抵挡。”评颜倩的书法说：“像贫家祭奠时摆放果品，没有什么可效法接受的，珍贵的祭品又少。”评王彬之的书法说：“放纵而快捷锐利，笔势流畅便利。”评萧特的书法说：“虽然有家传风格，但风流气势单薄，仍像大王、小王，怎么能相似呢？”评郗恽的书法说：“纵横开阔，大意不凡，但体势还不完备。”评郗愔的书法说：“得意时十分熟练，但最精妙的时候难以疏散，风格中也不免有古雅的旧气。”评庾肩吾的书法说：“畏缩收敛，很少能充分发挥自己。”总共评论了八个人，但这些话在这部书中没有见到，难道是因为措辞不够雅正而删掉了吗？还是后来附加上去的，原书本来就没有呢？其中评论孔琳之、萧子云等人的书法，都没有贬低的话，唯独对王献之写得特别苛刻，比较也不合适，难道是公正的评论吗？袁昂的书评中说：“张芝令人惊奇，钟繇特别卓绝，王羲之光彩炽盛，王献之冠绝一世。” 这句话才真正说得符合实际。又题法帖。这是隋代僧人智果的书法，字体并不只有一种，应当是经过多日写成的。观赏他的行书、楷书，也可见他对钟繇、王羲之十分精研；但李嗣真的书评把它比作粗俗小巷的质朴风格，难道真是这样吗？题《绛帖》。《绛帖》在南宋时各类版本杂出，已经无法辨认。单炳文、曹士晃的论述极其详细，但拿来与这部本子比较，他们所说的卷数都不是旧日所知的数目，字形笔画更不用说了。旧本有二十卷，而此本只有十二卷，末卷是孙过庭等人的书法；恐怕唐人书法也未必另外还有八卷，那么这就是完整本子无疑。大概也像宝晋斋同时有米芾、曹氏两个本子一样，多少不同的本子并行流传。司农孔君新得到这部帖，拿出来给我看；它的纸墨黝黑古旧，今日也不容易遇到，实在值得珍藏。题米芾、赵孟頫书法跋语。徐子道积说：“您临摹魏晋人的书法，偶尔写成这一件，却始终脱离不了一贯的本色。”我回答说：“正因为有一贯的本色，所以才能写出宋元人的书法。譬如如今的诗人，眼睛从未见过《古诗十九首》，也不知道苏武、李陵赠答诗是什么，却喋喋不休地谈苏、李，归根到底不过是两家门外的客人罢了。” 题《洛神赋》后。有人传说曹植得到甄后的玉镂金带枕，感叹不已；返回济水、洛水之间时，忽然好像看见了她，于是写成这篇赋。起初题名为《感甄后》，因为明帝看见后，才改名为《洛神》。我的意见不是这样。曹丕、曹植兄弟彼此猜忌，必定不会有赠枕之事；即使真的赠给他，曹植敢把她的名字直接写进赋题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同桑间濮上的淫荡言辞没有区别了。王羲之父子是晋代名流，决不会轻率地书写这种作品。大概曹植师法屈原、宋玉，这篇赋只是模仿宋玉的《神女赋》罢了。如今流传的王羲之《洛神》有两个本子，王献之喜爱书写《洛神》，多达几十本，也正是喜爱它辞藻工丽而又有体制。我本来戒绝写绮丽浮艳的辞语，但因为某人的请求，便写了这一篇送给他，姑且也把自己附会到古代贤人的风致中去吧。题《黄庭经》。《黄庭经》有人说是王羲之用来换鹅所写的书法，也有人说用来换鹅的是《道德经》，不是《黄庭经》。自陶弘景开始，才把这部书同《乐毅论》并称为王羲之著名的书迹。后来它进入唐代宫中，武平一所见的是扇面书法，恐怕另是后来的临本。它不久也散失了。开元五年，购得王羲之真书三卷，第一卷就是《黄庭》。后来函谷关失守，宫廷内库的法书又散落民间。事情平定后，派使者搜访，唯独没有找到《黄庭》真迹。相传它被张通儒带往幽州，不知道后来去了哪里。这样看来，《黄庭》从唐代中叶起就已经散失很久了。后人摹刻的本子，究竟依据的是哪一部，也就不得而知。我见过的宋拓本不止一个，这一件是白下蔡岗南兄珍藏的，色彩鲜明美好。我展开卷轴赞叹欣赏，把它留在案头，临摹再三，不知道与真迹相差多少。如果说到临摹刻本，近来收藏家大概没有超过它的。岗南请我写几句话题在卷后，我于是把它的始末这样记下。题《十三行》。这是武林绿石本，世人推为《十三行》第一。然而它的笔法方正整齐，很像赵松雪，难道就是赵氏的摹刻本吗？昨天杨子楚萍拿出我所钩摹的唐代临本墨迹，我们共同观看，不觉感叹赞叹，认为极其绝妙。可惜楚萍还没有见过真本；古人的手迹日渐零落，即使是好的刻本也将越来越少得到，那么楚萍珍爱这件本子，也并不过分。

译戊寅年八月六日记。题《平林远岫图》。笔尖圆润灵动，墨汁仿佛薰蒸而出，纵情挥洒的妙处，宛如在描写真实景物。空旷的树林萧条寂静，茅屋安静整洁，肯定知道其中有人。门前留下两扇屏风的痕迹，却看不见人，也听不见名声。悠远的山峦绵延，白云来来往往。这样的闲逸遗迹，谁会珍藏呢？遥远的朱门豪宅，同林下居所又有什么不同？题孔琳之书后。孔琳之，字彦林，草书、行书师法小王，当时号称“杨真孔草”。王僧虔说：“孔琳之的书法天然超逸，极有笔力和法度。”《阁帖》只收录了他这几行字，人们很少学习，是因为其中的词语不吉祥。然而梁代的制度规定，彼此吊唁答复时如果说到感伤思念、言语错乱之类的话，州望必须将此事报告给大中正，终身不能做官。它的限制如此严格，所以梁武帝曾和儒臣讲论丧礼，士族子弟也在家中学习丧礼；甚至有人因为擅长讲解丧礼而被荐举。大体六朝的风气就像这样。后世忌讳繁多，而人情反而更加通脱，却为什么反把晋宋人看作放诞呢？戊寅年九月二十三日清晨临帖，随笔记下这些话。又题《圣教序》。唐代王羲之的遗迹还很多，佛寺碑板尤其喜欢集取他的字。例如卢藏用《建福寺三门碑》、胡霈然《大智禅寺师碑》、越王贞《大兴国寺舍利塔碑》、僧行叙《怀素律师碑》，都是集取王羲之书法而成的，不只是怀仁一人。世人传说怀仁居住在恒福寺，摹集王羲之的字，精熟无比。他的弟子胡英仿效他，也常常集取王羲之的字刻石，大概僧徒想借此使自己师父的传承长久流传。董其昌根据《舍利塔碑》说，集字是学习的结果，这是好奇求异过度了。他不知道《舍利塔碑》也是集王羲之的字，大概是把“学习”理解成通过集字来贯通。不然，如今《圣教碑》和王羲之的各帖并行流传，难道怀仁竟然足以同王羲之并驾齐驱吗？《十七帖》今寄来丝布单衣，以表示我的心意。宇文周武帝下诏规定，平民以上只许穿九种衣料：细麻、绵、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注：丝布是用丝线辅助布的经纬线织成的，今天称为兼丝布。看王羲之的帖，就知道“丝布”这个名称在晋代已经存在了。晋代乐府诗说：“丝布涩，难缝。”唐代制度规定，凡是赏赐杂彩十段，其中要有丝布二匹。为书写《兰亭叙》作跋。定武本是欧阳询的书法，与褚遂良所临的本子相比，尤其端正工整。近来只有东阳何氏收藏的石刻，最得其真。但拓印日久，字迹漫漶，我特意凭意趣摹写它。大体上，距离古代越远，失去真实面貌就越严重。古人作书，都有口传亲授的诀窍，如今已经无法得到；只要仔细体会用笔的方法，临书时从手腕之间领会它，也许就能使古人并不遥远。为张即之所书《楞严经》作跋。张即之号樗寮，书法取法欧阳询，往往又增加险峻峭拔的意味，于是自成一家。如今《停云馆》所收刻本只有几行，我家有他所写的《楞严经》全卷，遭逢战乱迁徙后，只剩下这二十二页。《停云馆》刻本中说：“慈溪有个王升，出入我家二十多年。我们县里有许多张即之的书法，难道都是王君得到的吗？”世人传说他的书法叫作水晶书，能够禳除火灾，所以收藏书法的人大多珍爱它。题困学所书李潮《八分歌》。我家收藏赵孟頫的草书《兰亭》，以及李潮八分书《歌兰亭帖》。戊午年带到京师，客居日久，贫困乏用，被有财力的人买去了。只有这件帖留在家中，后来又因霉烂毁掉了一半。我偶然在竹笥中找到它，把其中的行次割裂开来，多次请工匠装裱。虽然文章已经断裂、文字有所讹缺，但如果遇到蔡中郎，仍足以得到柯亭竹笛那样的赏识。书写《石林诗话》。古人的话不可轻易驳斥。叶石林说：刘子仪、杨大年都喜爱唐彦谦的诗，因为他的构思精巧，对偶亲切。黄鲁直的诗体虽然不同，却也不认为杨刘两人有过错。例如唐彦谦题汉高祖庙说：“耳朵听到明主提着三尺，眼睛看见愚民偷盗一坏。”这虽然切合题目，但用的都是歇后语；“一坏”这种事没有两种说法，也许可以省略“土”字。“三尺律”“三尺喙”等都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偏偏一定要说剑呢？苏轼诗中有“买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劳挽六钧”，也有同样的毛病。“六钧”可以去掉“弓”字，“三尺”却不能去掉“剑”字，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叶石林的说法很有辩才，但我考察《汉书·高祖本纪》说：“我以平民身份提三尺，取得天下。”颜师古注说：“三尺是剑。”下面韩安国所说的“三尺”也采用这种说法，而流行的书本有的写作“提三尺剑”，“剑”字是后人加上的。这句话和注释都很明白，这是歇后语。班固已经这样写了，叶石林却只凭《史记》，像在梦中驳斥古人，难道不怕苏轼、黄鲁直在地下暗自发笑吗？即使叶石林论诗，也未必正确。他称赏王荆公晚年的诗格严密，没有看到牵强排比的地方，所举王安石的诗句却是：“含风鸭绿鳞鳞细，映日鹅黄袅袅垂。”鸭绿指水，鹅黄指柳，题目中出现水、柳二字就可以这样说；不然鸭绿、鹅黄究竟是什么东西？反而不如“三尺”“一坏”还自然。况且“鹅黄”古人也用来比喻酒，这同“三尺律”“三尺喙”有什么不同？然而说“提三尺”，自然就是剑，没有听说“三尺喙”“三尺律”可以提起。若删去“三尺”，也不妥当。书刘禹锡《淮阴行五首》后。“无奈脱菜时，清淮春浪软。”鲁直怀疑“脱菜”难以解释。周益公《二老堂诗话》说，他曾见过古本写作“挑菜”。考察这五首诗，现存诗集只收四首，最后一篇是《纥那曲》词。“脱菜”在诗集本中作“晚来”，意思就更加清楚了。

译题《三好图》。查林先生请我为这幅图题字，我展开画卷仔细观看，觉得它完整地显出了真实面貌。恰好禹鸿胪来了，我对他说：“这幅画之所以把先生画得神似，是因为还能从中寻到三种爱好。我的心中不起一念，也不执着于外物，你从哪里去辨认我的形貌呢？”禹鸿胪说：“杜甫诗说：‘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评论者认为李白的风神千古如在眼前，这是杜甫善于为李白传神写照。如今清风明月哪里没有，我为什么就不能借此得到您的神韵呢？”我们相视一笑而分别，于是把这段话记在画后。题摹古印谱。自从秦相李斯改变古代文字法式，创作《苍颉篇》，爰历、博学同时著称，于是八种书体中出现了摹印体。这种字体曲折缜密，都是仿照秦代玺印文字写成的，而仓颉、史籀的古文便逐渐废弃了。鲁壁所藏的古书、汲冢所出的古书，即使是深沉博古的学者，也不能完全辨识，何况后世的学者距离古代越来越远，想要辨别文字而不失去作者的源流，怎么可能做到呢？摹印只是八种书体中的一种，但自从隶书盛行以后，篆书依靠它得以保存。假使从小篆以上追溯仓颉、史籀的遗法，古文怎么会不能在今日复兴呢？我最喜爱近来程山人穆倩所作的印作，但当时人竞相喧哗非议，认为它像鬼怪一样荒诞不经。穆倩已经去世，百世以后，一定会有人理解子云这样的人。如今观看刘生《稽古堂印略》，还能够在方寸之间得到它的大概形貌；虫书、鸟迹交错分布，连续不断。我虽然学识浅薄，不能立刻辨别它同古代真迹究竟相似到什么程度，但可以说是有志于此的人了。题项霜田小像。我租住的房屋低洼狭小，庭前春天已尽，连一寸小草、一枝花木也看不见，更不用说琼树了。京城中的寄居处大多如此，不只是我家。听在京师居住已久的老人说：五十年前，公卿府第的门庭房舍整洁华美，杂树疏落掩映；街道集市上，槐树、柳树都成行排列。士大夫公务之余散步，有时进入店铺翻阅图书史籍，抚摸古代敦、彝、窑器，飘然返回，也不妨碍车马通行。我因此仿佛看见了唐人“落叶满长安”的诗句。今天项子霜田亲手拿着这幅图给我看，老树突兀地出现在眼前，既是从未得到过的快意，又带着这种萧疏闲远、不沾一丝尘埃的意境。画中人物看他夹着书、盘腿而坐，心思并不在书上，也使观画者的杂念消散。时值秋季初到，残暑仍然炽热，我和客人共同观看，仿佛有凉风阵阵从画卷中吹出来。

译为家藏唐刻石《兰亭叙》作跋。这块石头的背面刻有两种《兰亭叙》，前一面比后一面低一字。明代嘉靖年间，有个吴门黄姓人，擅长画人物，偶然得到这块石头，知道它是唐代摹刻石，便伪称为北宋人的《清明上河图》，连同拓本仿旧献给一位贵人。那位贵人把它送给严嵩，后来装潢匠人索取贿赂未能如愿，便揭发了这件事；贵人因此触怒严嵩，黄姓人也因这件事穷困而死。他的儿子名景星，字平泉，跛足而通晓书法，也擅长绘画，同我家有交往，曾带这块石头到慈老那里。此石原先收藏在我三叔祖家，三叔祖去世后，我寻找得到它。石头有舂米石的痕迹，宽二尺，长一尺二寸，厚约一寸，质地光润，可以照见人影。字体多像《圣教序》，大概是唐代怀仁集字的本子。近来见到武林钱孝廉栴摹写的帖，他的叔父相国作跋说：“在京师得到善本，前面有赵文敏的《萧翼辨才图》，于是摹刻了它。”我仔细观看，正同这块石头前面低一字的本子相同；所谓善本，就是这一件，但神气已经相差很远。后来我在京师又得到高丽揆文库收藏的本子，上面有宣和御玺，赵文敏的图也在其中。仔细赏玩它的纸墨，确实很好；宋拓本与背面刻本又丝毫没有差别，只是高丽本“盛”字上面的“成”字钩稍微翘起，而此本径直带下“放”字；一个是楷书，一个是行书；“静”字右脚低于左脚而略微收缩，这些地方有所不同。等到查看石头时，三个字已经损坏了，只好用先前完整本子的字嵌补上；纸上的补痕仍隐约可见。到这时才知道，这块石头的流传，确实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物件。我的子孙应当好好收藏它，不要让庸俗的工匠胡乱拓印，损害它原有的神气。康熙己巳年九月初一，写于京师停舟书屋。《嘉话录》说：王羲之《告誓文》，如今流传的本子就是草稿本，没有写明年月日和朔日。它的真本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写成。”而且是真正的小楷文书。开元初年闰月，江宁县瓦官寺修建讲堂，工匠在鸱吻瓦中的竹筒里发现了它。它跟随一名沙门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后献给岐王，岐王又把它献给皇帝，皇帝便留下不再拿出。也有人说，后来皇帝借给岐王，十年后岐王家失火，这篇书也被烧掉了。考察如今法帖所刻的本子，都写有年月，难道是后人因为梦得的话而增入的吗？然而它的摹写方法颇为古朴。临写钟太傅四表跋后。孙权最初谋划攻灭曹操时，曾说：“我和老贼势不两立。”后来他向曹操输诚投降一次，向曹丕称臣两次。如今考察史书，关羽同曹仁相持时，徐晃连营逼近，孙权出兵从后面跟踪，完全可以乘机夺取江陵，并不需要借助曹操；他却上表请求擒拿关羽来为曹操效力，这是为什么呢？后来称臣，虽然是因为蜀军东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曹丕多次亲自到江边出兵，最终也不能损害吴国分毫，他不能困顿吴国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孙权却自甘同王莽、刘歆之类相比，甘心向北称臣，实在是失策而无耻到了极点。当初建安末年，曹操刚接受孙权投降，钟繇写信给太子曹丕说：“回想孙权，实在更加妖媚。”太子回信又转相取笑，他们把曹氏君臣当作玩物来戏弄，难道不成为父兄的遗憾吗？孙权称臣上表是在黄初二年十月，到黄初三年八月，孙权与曹魏的关系便断绝了；钟繇这封表应当写在黄初二、三年之间，也就是吴国刚向魏称臣的时候。邢贞知道孙权不会长久做人臣，刘晔也对此忧虑。蜀汉假装投降，钟繇却说：“孙权献出信物，表面上震慑于魏的神威，推测他诚心归附，不会另有打算。”不久吴国便反叛，到魏国灭亡为止也不能再次降服吴国，钟繇的话成了空谈。他的智慧还在邢贞等人之下，难道是年老昏聩才说出这种话吗？右边是《宣示帖》。所谓《戎路》帖中“兼程赶路，履险冒寒”，说的是汉末前将军关羽在樊城围攻曹仁，曹操于建安二十四年十月亲自从洛阳南征之时。曹操驻军摩陂，到第二年正月返回洛阳，后来去世。吴将潘璋杀害关羽是在十二月，这个闰月应当在十二月以后。征南将军是曹仁；胡修是魏国荆州刺史，傅方是南阳太守，当时都投降了关羽。关羽威震华夏，曹操曾商议迁都到许昌来躲避他。然而吕蒙、陆逊之流害怕关羽成功后会威胁自己，于是秘密谋划擒杀关羽，使曹氏能够控制吴、蜀两家而坐收其利。第二年曹丕便篡夺汉朝，天下大势于是归于曹魏，而不在孙吴、刘蜀。当时蜀汉君臣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任凭关羽孤军深入，坐失荆州。后来诸葛亮虽然多次从汉中出兵窥伺中原，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古今历史中的一大变局，观览这件帖的人尤其会对孙氏君臣痛心切齿。曹操自从建立国家，汉朝臣子便以天子的礼节侍奉他，所以即使使用建安年号，文书语言也全部采用臣下上表的格式，结尾一概同汉代制度。后来只署名“东武侯”，是因为这一年九月钟繇因坐罪于魏讽谋反之事，被免去相国职务。右边是《戎路帖》。《后汉书·百官志》说：“侍中没有固定员额，掌管侍奉皇帝左右，赞助处理各种事务，负责顾问应答。”建安初年，设置六名侍中，表文说：“先帝派遣侍中王粲、杜袭。”又说：“请让侍中同我商议此事。”可见当时侍中承担机密事务。到了晋代以后，这个职务更加重要。王粲、杜袭任侍中，是在魏国刚建立时；当时才确定制度，规定设置四名侍中。有人说：“从前评论这部书，说它像微风中的柳叶随风摇曳，象征臣下承受君主的宠爱。”这大概也是王羲之的临本。右边是《力命表》。唐太宗评论钟繇的书法，说他的字形偏长而超过法度。黄长睿怀疑“长”是“方”字的错误。但钟繇的行书，如《墓田丙舍》《长风新妇》等帖，结体颇为修长；说“方”只适用于他的楷书。如今保存下来的钟繇书法，有一件是王羲之临摹的《荐直表》，据说是钟繇真迹，上面有河东薛绍彭的印章。元代袁泰评论说：“点画之间有很多奇异的趣味，可以说幽深无边，古雅有余。”大概这是汉隶刚开始变化的书体，不能因为它流传得晚便加以指责。只有《季直表》不见于传记记载，略微令人怀疑。右边是《荐季直表》。《湛园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