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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石洞集》（明）叶春及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石洞集 别集类第五 明 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石洞集》十八卷，由明代叶春及撰写。叶春及字化浦，是归善人，嘉靖壬子年中举人，官至户部郎中，事迹附见于《明史·艾穆传》。此书开头收录应诏书五篇，共二卷，就是史书所说的他任福清教谕时上书陈述时政，洋洋洒洒三万言的文章。其次收录惠安政书十二篇，是他任惠安知县时所作，共五卷。其次是公牍二卷，再次是志论二卷，是他所修县志中的论述，采用《鄂州小集》的体例。其次是诗二卷；其中第十九卷目录题作《崇文榷书》，但注文处有一字缺失。他的曾孙在跋语中说，此书奉旨刊行，书版收藏在部署，无法见到，大概是有目录而没有书本。叶春及治学宗法陈献章，治理政绩在当时首屈一指。艾穆任四川巡抚时，叶春及任宾州知州，艾穆曾举荐他代替自己。叶春及所著政书条理井然，朱彝尊称赞他的诗宗法杜陵，不落入程颢、程颐的门户，所以音节也格外清亮；文章略近于平直，但也明白晓畅。只是他任县令时，把各种符帖全部收载而不遗漏，颇为琐碎。至于他在郎署任职时，因为派使者前往日本，便上奏请求多方购买古文《尚书》，这又是误信欧阳修《日本刀歌》、没有核查事实的缘故。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石洞集卷一 （明）叶春及撰 ○应诏书一 上书疏 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福州府闽清县儒学署教谕事举人臣叶春及谨奏：为响应诏令上书陈言之事。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恭逢皇帝陛下继承登上宝位，推衍旧有恩典，弘扬新的教化，斥退方士，停止祠醮，召回并录用因进言获罪的大臣，停止织造采买，崇尚节俭、黜退奢侈，减少内府供奉，亲自勉励臣下以使天下富厚，削减监局的盈余以资助边疆，免除兵工方面的拖欠以赡养百姓和役户，减少田租，审议刑狱，裁去不急需的官职，惩治不肖官吏，打破资格限制，超越拘束，不吝惜用高爵厚禄来招待豪杰之士；又怜悯百姓困于盗贼，掌兵大臣蒙蔽不报，御史便加以论劾而治罪。诏书传到原籍广东惠州府归善县时，臣跟在官吏百姓后面奔走跪听，没有不欢欣踊跃、举手高呼万岁的。大概就像胡须垂到鼎边，水即使化作弓剑也难以攀登；但国家有了圣明君主，天下人自然都会歌颂并共同拥戴。诏书又说：“凡是能够端正士人习气、纠正官场邪弊、安定百姓生计、充足国家财用等方面的长远策略，仍允许各人直言不隐。”臣又欢欣踊跃，举手高呼万岁。大概士习不端正，所以官场邪弊滋生；官场邪弊滋生，所以百姓生活不得安定；百姓生活不得安定，所以国家财用不足。这正是二帝所叹息而求取、三王所勉力而谋划的事情。陛下已经和他们相同了；若不是大圣人，谁能如此挂念这些事呢？虽然如此，君主譬如表，君主又譬如盂；影子的偏斜正取决于表，水的方圆正取决于盂，这一点自古就有记载。治理的根本，正在陛下自身。臣私下禁不住怀有犬马般的忠心，奉诏陈述四件事，再加上端正治理根本作为纲领，共五项，各列出具体条目，写成三万多字的文章。端正治理根本的条目是：崇尚圣学、扩大圣知、励行圣治、任用忠言、谨慎始终，共五条。端正士习的条目是：重视师儒、敦实行实、设置特科、轮番发给廪饩、兴办社学，共五条。纠正官场邪弊的条目是：打破资格限制、澄清仕进、审慎举劾、驾驭尊卑、选择将帅、端正刑礼，共六条。安定百姓生计的条目是：团结民心、核较赋税、均平里甲、整修军政、整治驿传、剿除盗贼，共六条。充足国家财用的条目是：节省冗费、开辟田地、治理屯田盐务，共三条。各项合计二十五条。臣冒死奏闻，才质愚钝，学识浅陋，这一点臣自己知道。只是想到臣少年受到学校培养，长大后又在乡里中举，国家供给廪饩，免除赋役，又继续供给粮食，这些恩惠岂止相当于中等人家几十家的财产？臣退不能努力耕田来奉养公家，扛着武器来充备军伍；进不能效尽微薄之力，竭尽涓埃般的报答。这正是臣日夜忧心腐心、内心惶恐不安的原因。何况正值圣明事业兴盛的昌期，又逢万物显现的嘉会，处在广泛询问意见的盛朝，怀着自我献纳的一点微薄诚意。因此忘掉自己的浅陋愚见，附会九条之义而陈述；谋求进用、沽名钓誉，并不是臣的志向。现在谨将所著书稿冒死开列呈上，只希望陛下俯身赐予阅览。端正治理根本（共五篇） 崇尚圣学

译臣听说万物中有最完美的万物，人类中有最完美的人。最完美的万物就是麒麟、凤凰之类，最完美的人就是圣人。最完美的人并没有脱离普通人，那么圣人也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因为大家都是上天所生的。同样是人，却把他称为最完美的人，那么圣人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一定是上天特别厚待的人。天子就是上天最为厚待、最为厚待的人吗？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五都的豪杰，才智必定胜过五都中的普通人，因此五都的人都低头服从他。十室之长，才能必定高于十室之人，因此十室之人都交臂侍奉他。天子是四海共同尊奉、亿万百姓共同仰望的人。即使有杰出之士，也没有不臣服于他的；那么天子的才智必定是上天特别厚待的。所以说：天子就是上天最为厚待、最为厚待的人吗？因此臣对于君主，不只称他为“上”，还称为“圣上”；对于君主的话，不只称为“旨”，还称为“圣旨”。难道这是虚称吗？确实是因为君主容易做到圣明。自从有百姓以来，君主中圣明的没有超过尧、舜的。所以孔子编次《尚书》，开头从唐、虞说起，是为万世帝王树立最高准则。如今陛下超出万物之上，统治天下诸国，这是上天本来就特别厚待陛下。政令一出而天下归心，仁德施行而普天下都歌颂德行，这也是上天本来就将使陛下成为圣人的缘故。既然登上圣人的地位，亲自具备圣人的资质，除了尧舜还能走向哪里呢？这正是臣希望陛下成为圣人的原因。人们都相信眼前的事而怀疑遥远的事，把眼前的事看得容易，把遥远的事看得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遥远的事是他们看不见的。从尧舜到现在，已经相隔三千多年，确实很遥远。拿东西来计算，从一数到一千，从一千数到三千，转瞬间就能数完。既然如此，尧舜也不过是转瞬之间的帝王，难道遥远就不能做到吗？况且成为圣人不过是做到“钦”“恭”“精一”罢了。陛下为什么不从眼前着手求取呢？“敬一箴”是先帝成就圣德的功夫，也是尧舜传授心法的道理。从今天向上追溯，也不过是三千年间的典章训诰，何必再到遥远处寻求呢？《尚书》说：“另行求取古代先哲王的见闻。”又说：“敬谨遵循文考，继承听闻而来的美德之言。”说的就是这个。因此臣希望陛下求学一定以圣人为目标，以圣人为目标一定取法尧舜，取法尧舜一定从事于敬一。所谓“一”是什么？就是专一于天理。一念符合天理，中间夹杂欲望，就成为二；一段时间符合天理，中间夹杂欲望，也就成为二。能够敬慎，就可以专一。所谓敬，是没有内外、没有动静、没有远近、没有久暂、没有大小、没有多少，任何时候都不敢怠慢。这就是心的本来体性。人不可以不敬慎，而天子尤其紧要。为什么呢？手持瓦缶的人走路会快步，手持玉器的人走路会弯腰；所持之物越贵重，敬慎之心就越深。天子所持的，是上天的命令、百姓的民心、宗庙社稷的枢纽，以及国家的权柄。天命是否去留，在于敬慎；人心是否拥护，在于敬慎；宗庙社稷是否安危，在于敬慎；国家是否存亡，也在于敬慎。可以不敬慎吗？所以说，天子尤其紧要。人不可以不敬慎，而天子又尤其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攻击诱惑他的人太多。臣听说天子以一人之身享受万乘之乐，一天之中，杂乱地来到面前的，不是歌钟、狗马之类的娱乐，就是娇艳妍丽、娴雅美好的女色；不是精妙明耀、诡奇怪异的景观，就是轻盈婉转、谄媚逢迎的姿态。人的心容易动摇，欲望又容易乘虚而入。用容易动摇的心去应对容易进攻的欲望，就像飘动的旌旗一样，实在难以比喻。因此说，天子尤其困难。虽然如此，只说紧要还不够，说困难也还不够。天理与人欲交替争胜，敬慎胜过各种邪念，并不是空话。把敬慎看得紧要，就不会觉得困难；觉得困难，只是因为还没有把敬慎看得紧要罢了。因此臣希望陛下把敬慎看得紧要，一敬就能专一；专一就没有欲望；没有欲望，静时就虚明，动时就正直，圣学就成就了。因此，心还没有受到外物感触时，就用敬慎来涵养它，使天理与心相涵容，任何外物都无从容纳；念头刚刚萌发时，就用敬慎来察觉它，使心与天理同游，不留一丝空隙可以乘入。敬慎扎根于内心，发之于政事，出自自身而施加于百姓，恭敬谨慎得如同承当大祭，凛然得如同驾驭六匹马。在朝廷大庭之中敬慎，尤其要在深宫闲居时更加严格；群臣在朝廷上敬慎，尤其要在亲近、熟狎、供奉之人的交往习惯上更加谨慎。从一言一笑、一进一出之间，直到一刑一赏、一任用一舍弃之际，无不纯粹合乎天理，绝不掺杂人欲。身居九重宫阙，却常常周详思虑四海；心只存在于一日，却常常怀有万世的谋划；事情看似没有忧患，却常常以已有防备来警戒自己。无论内外、动静、远近、久暂、大小、多少，都贯穿于一个敬字，这就是敬的极致。这样，就可以修养自己、安定他人、安抚百姓、养育万物、与天地并立；各种福分、各种祥瑞，没有不全部到来的，圣学也就完成了。箴言说：君德修成，万邦就会端正；上天亲爱百姓，百姓怀念君主，长久延续他的福庆；光耀前代，流传后世，绵延繁衍而昌盛，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主没有不想成为圣人、厌恶愚昧的，然而不能摒弃安逸而专心敬慎，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还没有获得敬慎的快乐。敬慎并不是拘束烦苦的意思。心本来极其舒展，天理也没有阻滞。放纵它，却没有一丝一毫越过界限；持守它，也没有一丝一毫劳苦。所以说，敬慎就称为安，恭敬就称为温和。一定先安定，才可以称为钦敬；一定先温和，才可以称为恭敬。敬慎的本体本来就是这样。君主只是没有体会到敬慎从容自在的趣味，只看见它约束自身的外在形式，因此就容易趋向放纵安逸，更加失去准绳的端正。这正是圣学不能明白的原因，而在得失之间，并不是小事。况且上天之所以厚待我，正是圣人必定承受的。帝王的辅佐之臣以及平民出身的人，也有受到上天厚待的；只是因为他们敬慎地承受天命，所以内能修养自身，外能成就声名，道德的美名流传到无穷无尽。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孔子这一类人就是这样。何况陛下乘坐上天所授的帝位，得到上天隆厚的恩遇，以敬慎来修养自身，正所谓登上高处呼喊，听到的人就会传得很远。这正是臣为陛下祈愿的原因。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古代君子只是因为得到上天的资质并努力去做，所以达到尧舜的境界并不困难。既然如此，尧舜也不过在于努力去做罢了。扩大圣知

译臣认为，三代以后，圣王的学问不再明白，世俗儒生于是把学习当作诵读的能力，把治理当作施行法令的工具。他们学习时不超出书册范围，治理时又不知道学问的益处。这种弊病起源于求取太浅，因此发展到支离破碎、彼此不能相通。他们认为诵读足以穷尽学问，所以治理上不必再讲求；认为法令足以治理天下，于是不再把学习当作事情，这也是势所必然。圣王的学问难道只到这里为止吗？所以，学问与治理的道理相互需要，其功效不可分离。圣王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就是所谓大学之道。它的道理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天子与士大夫共同应当学习的。既然肩负着家国天下的责任，那么家国天下的人就没有一天不与我亲近；我的知识、意念、内心、身体，也没有一天不与家国天下的人相接。这样，要考察并切实了解意念的善恶、内心的正邪、行为的修治与否、家国天下的治乱，以此穷究天下万物而使我的知识达到极致，难道可以一日之间完成吗？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不把知识当作最大的作用的。这种知识，在心中明亮，在万物中周遍，贯通古代，也与众人相同。古人的见识表现在《诗》《书》中，就是我心中的见识；今人的见识表现在言论中，也就是我心中的见识。把古人和今人的见识合在一心之中，就能够穷究整日间所感遇、所亲近、所接触的万物，使万物与我成为一体。万物没有不能穷究的，知识就没有不能达到的。这样才可以君临天下。《易经》说：“以知识临民，是大君所宜，吉祥。”说的是知识的可贵。过去商代高宗居丧三年，恭敬沉默、深思熟虑，似乎长久没有发言。群臣等得着急，进谏说：“有知识就叫明哲，明哲真正发挥作用，就是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去做，也足以治理国家了。”高宗不敢这样做。他寻求而得到贤人傅说，把他安排在身边，早晚与他讲论修养自身、治理他人、敬天法祖的道理，因此施行德政，天下都欢喜，商朝的国运灿然复兴，列为三宗，后世称颂至今不绝。这难道不是日夜不懈、亲近贤人、学习古人所造成的吗？如今陛下明哲纯厚，可以比拟尧舜，而居丧沉默又偶然同于高宗；但身边的大臣却没有听说承受圣颜、吐露辞说、陈述帝王的事业、考察仁圣的风范，以符合陛下不自以为圣的心意，反而想让陛下只按照自己的见识去治理，这是臣最为忧惧的事。没有遵循祖宗之法而获罪的事情。过去我太祖高皇帝，在结束放牛归马、投戈讲艺的时候，就设立礼贤馆，与宋濂、刘基、章溢等人每天相互讨论。仁宗昭皇帝又在思善门左边建立弘文阁，学士杨溥主管阁事，侍讲王进、编修杨敬、博士陈继等人每天在燕闲之时侍奉左右，准备充当顾问。这是万世都应当效法的事。臣希望陛下追法商高宗的轨迹，继承我太祖的功业，在便殿旁边重新建立弘文阁，选取文学、道艺、贤良、方正之士充任讲读官，轮番入值，由内阁大臣统领。陛下临朝视事之余，就到阁中，使他们轮流上前陈说；远的讲黄帝、虞舜，近的讲唐、宋，上至典谟训诰，下至章疏奏议，无不讨论审察事机、谨慎独处的方法，控制情感、纠正偏失的办法，家国实行仁让的关键，百姓获得安乐利益的教化，爱憎公私的实际作用，以及治理人事财物的方法，无不深入研究。心中有所领会，就反复熟读而不忘；兴致有所触发，就时时提笔书写；大的方面全部阐明，小的方面也不遗漏，使世俗儒生无法相抗，必定能够补益圣知、扩张圣治。这就是商高宗用来使殷国嘉美兴盛的办法。然而臣听说，人对于事情，有所喜爱的，必然有所适意的。君主对于受宠幸的人轻声细语、娇柔婉媚，终身都不能舍弃，难道是因为他们忠义盛大、见闻广博吗？实在是因为他们使君主感到适意。举动自由，形迹没有阻碍，这种适意就是由此产生的。士大夫师法仰慕圣贤和忠义，并不是微小的事情；诵读、效法先王，增长见闻，也并不少。君主见到他们，必定改变容色；面对他们，必定以敬意相待。等级威仪所限制的，手脚很容易变得不平顺；礼法所防范的，情意很容易因此不能融洽。所以君主常常有严肃畏惧之心。君主既然安于逸乐，又畏惧臣下；臣下也拘束于法度，又畏惧君主。彼此互相畏惧，上下不能交接，正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况且经筵难道不是国家的盛大典礼吗？御史在前，执法官在后，刀剑戟矛环列，弓箭森然排列，走不了几步就要按预先准备的文稿诵读，惴惴不安，唯恐失去分寸、举止错乱。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在法度之外有所进献纳言吗？至于日讲仪式虽然稍微简略，内心也没有真正相信。即使臣下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君主不能免于严肃畏惧，也就可想而知了。处在这种不适意的状态，便只求适意，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臣曾考察唐、虞时代，君臣之间是多么安舒自在啊！称呼姓名的时候，君臣之间连“我”和“你”都忘掉了；行过礼、称许善言之后，形体和精神都仿佛融化在一起。君臣之间发出“都”“俞”“吁”“咈”的应答，欣喜愉悦，这正是贤君良臣相遇的盛况。陛下如果真能嘉许仰慕唐尧虞舜，解除削减烦琐苛细的拘束，等级威仪虽然分明，却不显露隔阂；礼法虽然明确，却能完全袒露肝胆。敞开心扉、显露诚意，彼此欢然契合，使臣下感到愉悦，乐意奉陛下为君主。使讲读官也能安定心神、平静气息，毫无拘束地抒发志意，从而尽展才能，忘掉自己的不肖。有疑问一定询问，询问一定弄明白；有知识一定进言，进言一定说尽；内外通达，上下宣畅。这样，博闻而秉持义理的臣子，也不会失去优游舒展的趣味，自然只看见适意之处，而看不见可畏惧之处；只看见值得喜爱的地方，而看不见值得厌恶的地方。寒暑不能阻隔，政事不能妨碍。陛下的圣明知识，将会日益遨游于高明境界。何况君主的知识，全在于所受的涵养；接见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宠幸之人的时间就少。天机日益深邃，睿知日益显发，这又不只是讲习的功效。希望陛下对此加意。励行圣治

译臣曾读《尚书》读到“皋陶率领百官振作兴办事业，谨慎遵守你的法典，屡次省察你的成就”这些话，才知道有虞时代百官互相勉励、各种功绩得以成就，是有原因的。世人只看见当时的治理成效，认为内有九官，外有十二牧，直到十二师、五长之类，都能各得其职；辅佐光明的事业，施行惠政，百姓和乐美好，德泽甚至及于草木鸟兽。舜只需恭敬自身、无为而治，游息在岩廊之上，于是便认为那是上古盛世，常常叹息感慨，遗憾今时不如古代。这是不明白古今形势的不同。都是同一个天下，古代不可能没有凶恶之人，正如今天也不可能没有贤能之人。古代圣人只是能够日夜磨炼振作、役使精神而振刷百官，所以朝廷没有空缺的官职，官职没有废弃的事务。后世却不是这样，上下彼此相安，姑且拖延岁月，天下混沌，于是终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我考察帝舜，他整顿百官、使百官振作起来所用的方法，绝不是浅少的。对他们询问、咨访，向他们下令，再三申诫，种种做法不一而足；又作诗歌来倡导自己的意旨，甚至亲自下拜，以极尽感动百官的诚意。三年一次考核，三次考核后决定升降，不吝惜车服之类的赏赐来对待有功之士。对于听从而不能振作、考核而不能成事的人，就发怒而斥退诛戮。因此共工因为庸碌无能、违背职守而获罪，伯鲧因为没有功绩而被诛杀。在那个时候，天下的大罪有四类，废弃事务的有三种，列为四凶，惩治十分严厉。皋陶的职务原来是士师，共工、伯鲧所受的刑罚，实在是皋陶所宣布的。有人只看见治理达到成功以后，便说有虞氏什么也没有做，后世君主于是也偷懒怠惰，因循敷衍；使不肖之人有机会包藏奸邪，使贤能之人也无法受到激励、显现才智，若还想求得天下大治，岂不是更加困难吗？现在天下的广大超过有虞时代，内有六卿总领纲纪，外有十三藩司分掌治理；天子与左右大臣同心敬慎、协力恭谨，在朝廷上讨论谋划，想要彰明帝王之道、建立太平之策，这也正是圣人的用心。然而功业、功烈和美德从来没有说已经取得，廉耻混乱，贤者与不肖者混杂，教化没有施行，众生少有安定，盗贼遍布山野，杀人劫持人质；边境上日夜盼望烽火停息而不得，士卒骄横凶狠，将领和官吏脆弱怯懦，法令一出台奸邪就滋生，刑罚越繁多而犯法的人越多；土地还有剩余的利益，国家却有拖欠的租税，实在很不符合主上的心意。为什么会这样？俗语说：谁知道力量会松弛，皮革柔软了，楚国就会乱。如今看到天下治理的成效已经灿然可考，那么用来磨炼振作、整顿刷新的力量，或许已经有所松缓了吗？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富人的家庭召集佣工来做事，天刚亮却不起身，墨线和工具就还没有拿起来；告诫督促不勤勉，就放下斧头嬉游；考察检验不及时，超过期限工程就不能告成。所以早早醒来、晨起做事，提撕引导，按时考察功绩并升降其俸禄，都是为了率领怠惰者、催促他们成功。治理天下和这有什么不同？开始时不率领督促，人们就多会松弛；结束时不省察，人们就多会荒唐敷衍。人们多松弛，事情多敷衍，治理就多衰败疲惫。君主为什么不借富人治家的事情来观察呢？过去我太祖承接元氏腐败之后，睡不安席，吃不甘味，焦劳弯曲身体，以求天下治理。夜间有所记下的事情，等到天亮就实行；磨炼公卿，引见远方卑微的官吏，甚至普通百姓，询问他们的疾苦。有司奉行不谨慎，就用重典惩罚。天下人人战战兢兢，忙于挽救过失还来不及，没有人敢掩饰错误。这功业施及万世。陛下自己估量，神武之才哪能比得上太祖？太祖尚且不能一日安闲处置而治理天下，臣知道陛下也不能。先帝即位后，嘉许仰慕唐尧虞舜，委任股肱之臣，谋划天下教化治理。后来即使身居大内尊位，仍然掌握国家大纲，法令严明，使人人震恐。积久的大奸巨诈也于是被搜查剔除，然而逃过日月般明察的仍然不少。陛下自己估量，英明果断哪里比得上先帝？先帝尚且不能一日安闲处置而治理天下，臣又知道陛下也不能。因此臣说，率领百官振作、考察政绩成效，是最紧迫的事情。所谓率作省成，并不是说依靠文书法令而已。法令施行，发布时有固定常规，收效时有一定期限；发布有常规，人们就习惯玩忽而不加用心；收效有期限，人们就会缘饰应付、巧妙逃避。这样，即使有赏赐，人们也不会受到劝勉；即使有惩罚，人们也不会受到震慑。古代圣人整顿百官，使他们互相勉励、成就功绩，靠的是什么办法？靠的是神妙灵活。当今天下的法令，哪里有不完备的？天下的事情，由天子与左右大臣详细谋划确定，然后发布出去。六科将它发给各部，部再下达到藩司，藩司再下达到郡县，层层都说“钦此”“钦遵”。圣上的话已经很恳切了，府部诸司执行、发文有所迟缓，六科就加以参劾；天下朝觐的官吏，公事没有上报，六科又加以弹劾。官员考满给由，计册送到六科，六科又加以稽核。每年有关钱谷、狱讼、军马、选授、树植等事项，六科又加以考察。内外官吏的文牍，御史又加以稽查。这些都是法令。奉行法令的官吏习惯把它当作旧常规，在考核时设法弥缝，在限期会集时勉强办成，揣摩上面的意旨，然后才设法办理；新旧相沿，上下互相隐瞒，簿册文书十分漂亮，却没有超过从前的地方。朝廷上下以为已经治理好了，而乡里百姓却不知道这些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上报，不过是在朝廷上被弹劾、摘掉官帽、道歉一次罢了。现在的刑罚比古代重百倍，真正因为废弃事务而获罪的，却没有一两个。条格法令虽然高悬，考核的数字却一定不能进入实情。爵禄和赏赐，官吏已经把它们当作本来就应当得到的东西了，这就是法令的弊病。臣希望陛下卓然振奋，立下大有作为的志向，使内外臣工明白知道天子有意实行尧舜之治，肃然洗心革面，以此等待。每天早朝结束，就驾临文华殿，与内阁大臣讨论政事，省察裁决章疏，推诚相待并重用他们，使他们无所顾忌，能够有所建树。卿佐诸臣中奏事的人，就召入宫中共同计议，从容地劝勉他们，常用家人父子的言语来激励，期望他们建立功名，共同追求流传后世不朽的事业。

译又要时时察看他们废弛或兴办的事情，并分别表彰或贬斥，不拘泥于成法。镇守、藩王以及下至郡守、县令来辞行的人，都召入面前详细叮咛告诫，询问治理的方法，再慢慢察看他们办理事务的情况，以验证他们所说的话。见到他们时慰劳其勤苦，让各人陈述自己所做的事情，暗中加以考核。总的目的，是抛开他们拘泥的地方，发掘他们未能达到的能力。人的心情可以在一时之间巧妙抵饰，但实际事情却不能掩盖；可以取悦负责督察责问的官吏，却把百姓看作不值得顾虑，因此忽然拿其他事情来验证，询问到百姓那里，他们自然会有顾不到的地方。这样，恩意恳切周到，如同春日阳光的温暖，浸入人心、深入骨髓，人人喜悦而不能自已；法令的施行，则如雷霆击打，轰然迅疾，不知道从哪里突然来到，使在任者不敢懈怠。这就是神妙的极致。否则，即使每天驾临皇极殿，百官成队进来、成队退去，反复按照规矩应对，依照格式办理，文书杂乱繁多，足以使万头牛都流汗，百姓也不会看见得到福泽。希望陛下留心。任用忠言 臣听说：英武的君主，进谏并不难在采纳，而难在臣下敢于进言；宽仁的君主，进谏并不难在进言，而难在君主采纳。为什么呢？上面有雷霆般的威势，下面就有被摧折的顾虑；上面有万钧般的权势，下面就有粉身碎骨的忧惧。如果不是像龙逢那样忠诚、像夏育那样勇敢，谁敢用进言来换取死亡呢？然而一旦言语切中要害，就像弩箭触动扳机、门户扭动门轴，没有不听从的。宽仁的君主，上面以包藏污秽、容纳垢秽为心；下面则把批逆鳞、触龙须作为志向。不只是佩紫绶、着紫袍的官员，才可以有所陈述、使自己不辜负清明时代；即使隐居山林的人、穿粗布衣吃粗茶淡饭的人，也无不扬眉吐气，整束衣带、束好头发，向宫阙叩首，希望进献自己的言辞。然而进言的人多了，奏疏每天增多；听得久了，心情每天厌烦。宽大则采用正义的行动常常迟缓，仁厚则不忍心有所拂逆压抑。用日益厌烦的心情应对日益繁多的奏疏，用不急迫的义理乘着不忍拂逆的心，于是天下人的言论就会堵塞淤积而不能采用。唉！竭尽忠诚、耗尽愚见，是臣子的本分，本来不因为进言困难就闭口不说；从善如流、转弯采纳，是君主的盛德，难道也能使有些应该采用的话被弃置不用吗？臣考察往古，进言没有被采用，其弊病有五种，至于强横刚愎、悍然拒绝进言的情况还不算在内。上面陈述五帝之事，下面叙说三王之道，君主认为正确吗？若认为正确，就安于旧习而不能改变；若认为不正确，又说那是圣人的道理，于是用优厚的诏书回答，实际上却认为迂远，不采用他的策略，这种弊病是软弱。按照常规发布诏令求取进言，短小的奏牍、长篇的奏章，收下来不过让它们喂饱蠹虫，这种弊病是因循敷衍。议论言说与自己的意见不合，认为是大错，叹息一声便搁置，这种弊病是轻慢。心中有所喜爱，感情有所偏爱；法家、拂士坚持古道来争辩，于是纠缠不清、不能解决，表面听取他们的言论，暗中却踏入他们所指出的错误，这种弊病是溺爱偏私。有人侃侃而谈、直言不讳，话语逆耳、横亘胸中，想要治罪却又不可以，于是姑且容忍，这种弊病是姑息。五种弊病交相积累，所以虽然没有强横刚愎、悍然拒绝的外在形态，却有言论堵塞淤积的忧患。江河之所以对天下有利，是因为水流注不息。水来时浩浩荡荡，流去时广阔盛大，大到蛟龙，小到鱼鳖，都顺着水流奔走，迅速欢悦，各自获得其本性；江河灌溉天下，天下蒙受它的利益而没有灾害。若筑堰阻挡，使水停积蓄聚，难道只是眼下一时会有腐败的忧虑吗？到了极点，就会冲破堤坝、奔腾溃决，大的受到伤害，小的丧命，水势腾涌漂荡而不可遏止。世人只看见三门之间水势咆哮喷怒，有折断鱼鳍、秃掉鸟翼的灾害，便以为停积蓄聚也可以平安无事，却不知道它的祸害不在一时，而将在后日显现。因此古代圣人开导臣下以求取谏言，虚心自己而采用它们，包容其中的错误而传播其中的善处。就像江河奔向大海，浩大充沛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内外通达，绝没有细微的凝滞障碍，未发之意也能通行。所以君臣共同承受它的福泽，利益恩泽无穷。英武的君主一旦有不恰当的地方，固然免不了像水势咆哮喷怒；然而蓄积阻塞的水也必定走向决堤溃散，因此天下的言论实在不可不疏通宣泄，以顺应、调和人的心意。陛下具有英武的资质和宽仁的度量，从前在潜邸时，敢于触犯圣颜的士人常常得到保全。刚登上大宝之位，就拔擢显用忠良，乐意听取诚实正直的言论；这正是天下人剖开心胸、披肝沥胆、感激奋发而思图报答的原因。又何必担心人们不进言，或担心进言不被采用呢？然而如果不为他们疏通宣泄，臣恐怕终究免不了决堤溃散。如今这种苗头已经显现，希望陛下谋划处理。臣是隐居山林、食粗粮的卑微臣子，妄自谈及这些事，恐惧战栗到了极点。谨慎始终

译臣听说：做君主很难。正因为要做君主，所以困难。做君主，难道不是想上承祖宗宗庙，下镇抚百姓，使子孙万世都成为帝王吗？正因为要做君主而达到子孙万世，所以困难。有人负着百钧重物走一百里，负担不是太重，道路也不是太远，肩膀还有歇息的时候。若加到千钧而走千里，每走一里就歇息，尚且不可能；再加到万钧而走万里，每走一里就歇息，更不可能。天下的广大，不只是万钧；万世的遥远，也不只是万里。浩大没有边际，茫茫不知道终点，想要歇息，又从哪里可以呢？驾驭六匹马车的人，必定要握住缰绳；驾驶装载万斛货物的船，必定要系牢维系它的绳索。缰绳片刻失手，马车就会跌倒；绳索片刻失控，船就会倾覆。天下也是六匹马拉的车，也是装载万斛的船。心就是缰绳和维系船的绳索，怎么可以歇息呢？万世的谋划，根本在于一时；终身的基础，开始于一念。因此明王对此谨慎。况且天子没有不肖似自己父母的。麒麟的幼子不用询问，便知道它是肉角；凤凰的幼子不用询问，便知道它有九苞。天子是上天的儿子，因此应当肖似上天。如今上天之所以万古长存，是因为它运行不息。正因为不停息，所以长久而不毁坏。太阳月亮可以长久照耀，雨可以长久滋润，风雷可以长久扰动、长久奋发，万物可以长久生长成就。假如上天停息，它那块然不动的形体将会腐坏坠落，哪里能够存在到今天呢？因此君主应当肖似上天；肖似上天，就是终身如同守住一念。终身守住一念，所以一时的行为可以成就万世。世上的君主没有不想善始善终而最终做不到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事情不必从一念开始，或虽然从一念开始却不能贯彻到终身。毒酒摆在面前，人不饮食，是因为知道灾祸来得快。早晨吃了晚上不会立刻死，晚上吃了早晨也不会立刻死，但嗜欲的灾祸比鸩毒更加严重，只是不在朝夕之间显现。因此君主习惯于一时的快乐，忘记终身的祸患。谁知道祸患正是从这里开始呢？开始，是圣人最为畏惧的。万物没有没有开端的，有所开始，就必然有所达到的结果。后世的人在修补、机巧、诡诈方面也已经非常完备了，但一切都始于开端。因此一念一旦开启，必然发展到不可遏止，就如同开端必然发展到后世一样。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便叹息，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担忧它将要发展到的结果。北里靡靡的音乐、酒池、肉林，全都始于象牙筷子，箕子已经看见了这一点。前代君主起初哪里有不战战兢兢的呢？心中有所忌惮，便会严肃自持；念头刚刚发动，便会及时退回。稍微忽忽大意而进入其中，就会日益增加、月月积累，像水的滋润一样，浸泡得越来越广。因此，一念喜爱美色荒淫，便开启了它的媒介；一念喜爱珍奇怪异、奢侈过度，便开端出现；一念厌恶正直、刚愎自用，便萌发了这种势头；一念喜好阿谀、偏爱媚态，便打开了这条道路；一念假借威权福赏，便扩大了祸端；一念驰骋田猎，便疏浚了欲望的源头。因此明王对此谨慎。古代圣人知道欲望一旦放纵就难以止息，于是握住缰绳和维系之物，戒备并取法上天运行不息的道理，谨慎防范鸩毒般的祸害，在一念之间操持它，在终身的长久时间里守护它；屏除断绝嗜欲，不让它动摇内心，使它发展到不可遏止的地步。这样，终身的基础就稳固了，万世的事业就成就了，福祉日益到来，庆泽流传到后代子孙。《尚书》说：“在事情开始时就谨慎到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前有个仆人跟随主人走在广明的原野上，他在旁边不停地叨叨，说康庄大道的情况非常详细，却不知道主人已经把车驾引到康庄大道上了。因此有人笑这个仆人愚蠢。虽然如此，仆人确实愚蠢，但康庄大道不可不走，也是明确的。这就是臣的愚见，希望陛下明察。○应诏书二 端正士习（共五篇） 重视师儒

译臣考察宋代儒者程颢告诫君主的话，说：治理天下要以端正风俗为根本，而端正风俗又以得到贤能人才为根本，得到贤才又以学校和师儒为根本。那么今天文学博士遍布天下，难道不是文采斐然、盛大可观吗？可是成效还没有显现，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古代的老师，是根据下情而产生的；今天的老师，是根据上意而产生的。上下之情不相通，古今的成效便不同。古代的老师难道不是以君上为根本吗？州、党、乡、遂的老师，就是州、党、乡、遂中的长者；州、党、乡、遂的长者，就是具有德行道艺的人。上面任命并让他们教导的，正是下面所信服并跟从的。如今却不是这样，不论德行，不问道艺，突然把人任命下来，他拿着任命文书来到，占据座位坐下。身穿青衣的学生肩膀参差地站在庭中，脚步局促地立在他面前，表面上互相承奉，实际上互相欺骗。至于身居高位、掌握大权的人，这才开始盘旋恭敬、俯身弯腰，表面相互邀请，内心却相互拒斥。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从内心服从自己，就一天也不能安然处在长官位置上；即使能够使人相互承奉、相互邀请，也只是因为上级的命令，难道是出于他们的内心吗？豪杰之士于是舍弃离去，另行寻找所谓有德行有道艺的人来拜师，徘徊在山林之间，栖息迟留于佛寺道观之中。您所托付的责任很高，而所服膺的信念又十分坚定；回头看那黉序，仿佛已经被玷污了。凭天子的权力制定法令，尚且不能驱使豪杰进入陶冶人才的事业，反而常让山林中的匹夫主持其事，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工巧吗？我曾读《庄子》，认为天下好学求知之人，听说某处有贤者，便携带粮食赶去求教。他们在内抛弃父母，在外离开君主，这种做法似乎是在暗中诋毁我们孔门之徒。大概是周道衰微，学官废弛，贤者散处民间，学士涣散而无所归依，各自选择老师，所以足迹相接于诸侯之间，车辙纵横达于千里。当周道盛行时，党庠安于其位，学校安于其职，难道会一日之间离去吗？庄周的话虽然激烈，而且当时学业已经废弛，人们自行选择老师本来也无足为怪。如今学校遍布海内，师儒环绕都邑，却不能使豪杰之士安心诚服而成为弟子，这是什么原因呢？《周礼》说：教师凭贤德取得民众，儒者凭道取得民众。师儒取得民众，就是朝廷取得民众，这就是所谓两者相互维系。不能维系人心，就不能施行教化；还想得到贤才、端正风俗，不是很难吗？如今郡邑学校的官吏，有昏昧糊涂之人，也有轻佻浅薄的年轻人，都是靠乞求请托取得职位；他们拘谨局促于尺幅文字之间，在拜伏行礼之际屈意趋奉，用自我委曲的气节丧失自立之心，凭有限的才资招来本可避免的侮辱；地位高的急于求升，地位低下的则争相操持米盐琐事。仅此而已。所谓督学，也不过是选取科举成绩优异、精于举业的人，奉玺书乘驿车巡视各部；车舆马匹显赫华美，排场很大。檄令下到各县，召集学生，在都会考一次便结束。地方千里不能全部亲临，学生上万人不能逐一询问。不到三年便因迁调上报，又匆匆离去了。这样两种人，德行未必具备，道艺未必具备，只是因为受命而成为教师，别人也因而承受其教并求取功名。除开旧例之外，曾经问过他们一次吗？如果认为戴冠佩玉之后才能教人，作揖谦让、披甲持盾，却对人说：“为什么不作揖？为什么不谦让？”那么对方自然会有理由长久不服。然而也从未见过披甲持盾的人肯谈作揖谦让，那么对于他们在旧例之外不加追问，又有什么可怪的呢？臣愚以为，应当大略依照程氏的意见，精心选拔群臣，把学问明达、德行尊高的人任为大学教师。诏令天下，每年贡举才识明达、可以进于善的人，再派遣愿意受教、如同举人的人，全部到国子监学习。满一年考试，文章和品行都优秀而列于上等的，授予郡学或州学教师；三百人以上的，任郡学或州学，次等任州学或县学；二百人以上的，任州学或县学；再次等而不能中选的，随历事经历选用。每所学校都设置一名教师，九年考核后，成绩上等的提升为科道或部属官，次等任国子监属官或郡佐、县令，再次等依次升迁。不才之人由督学察觉后立即罢免，不必等到考核。监司、郡守不得以迎送拜谒等苛细礼节责求他们，也不得以尊贵使者的身份抬高他们，使人认为清贵职位不可能轻易取得，这样之后他们的职任才会受到重视。督学的选任，面对天下之大，仅十多人，确实困难。应命京朝三品以上官员延请访求，果真有德行道艺，然后举荐任用，并由举主负责。召见劝谕，赐宴，使他们激励校官、兴起教化，始终以三项标准为主。成绩最优的越级晋升京秩，平常的依次升迁；九年内无才无能者，由礼部、都察院、抚按察觉后罢免，不必等到考核。举主连带获罪。这样选拔精严、任用重大，他们就会更加奋发，勉力增进德业，从而使弟子心悦诚服。天下弟子也知道朝廷要严加责成他们，无不洗心革面、磨炼自励，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听从教诲。校官地位接近学生，已经能够早晚提携教导，诱导其善行、挽救其过失。督学地位尊高且任职长久，又能逐月锻炼、逐年考察，周知其善恶而予以进退，鼓舞振作，循序涵养，这样或许贤才可以得到、风俗可以端正了。然而议论者一定会认为，贡举严格、任用谨慎，老年人将无所归依。我只知道任用贤者、黜退不肖者罢了，何必顾虑其他呢？况且如果人人都想遵循这种办法，那么要等天下人全都做官之后才行，这是势必无法做到的。田野里的小民，剩下十斛麦子，尚且还要选择老师来教育子弟，为什么要把天下豪杰交付给那些琐鄙之辈呢？凡是可以乞求得到的，不过是泉布之类的小物；明珠大宝，从来没有靠乞求得到的。这是什么道理？因为这是任用人才，却把人才当作可以乞求的东西来给予。敦实行实

译臣听说王道衰微以后，诸侯以武力相争，各地好恶不同，人们各自以私学为善，来欺凌世代的君主。于是百家杂技蜂拥而出、同时兴起。汉朝兴起，董仲舒认为天下没有统一的思想，臣民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便提出策议：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一概罢黜断绝。如今道德统一，风俗相同，家家读《诗》《书》，户户尊奉孔孟，五尺童子都以同管仲、晏婴相比为羞，这已经纯粹端正了；然而人才却远远比不上古代，为什么呢？万物没有不是有实质的；实质是万物凝聚天地精华之处，也是凭借天地之具发挥作用的地方。稻粱比荑稗珍贵，这是明白无疑的；稻粱如果只有秕粒，即使多得像小山、装满车子，也不能登上簠簋，不能救济饥饿，为什么？因为没有实质。没有实质，连荑稗也比不上。申不害、商鞅、墨翟、李悝、司马穰苴、孙武这些人，难道不是学士所轻视鄙弃的吗？试着在天下寻求一下，有能在内修明政教、在外应对诸侯、扩大土地、富强国家、树立君主威势的人吗？没有。有枯槁憔悴而不肯舍弃、为天下开垦荒地并建立城邑的人吗？没有。有文才能附众，武才能威敌，攻取作战、屡获胜利的人吗？没有。大概他们的作为虽然不合于大道，但说话必定守信，做事必定果断，处理事务必定显示成效，从未借助空虚的言辞。所以用诸子来和圣人相比，就如同拿荑稗与稻粱相比。至于他们确实必定出于实际，不用言辞逃避、不作虚妄欺诳，各自追求使事情一定成功，这一点同圣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有邪有正罢了。唉，天下的秕粒为什么这样多呢？试着论述它。圣人的教化，其道理在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法则是礼乐政刑，其根本是正心修身，其作用是治国平天下，其文献是六经，这些都是实学。然而诸子的学说狭窄而出于技艺，所以必定要夸张形体、震撼心神，才显出奇异而形成偏僻。圣人的道广大而根本在于中正，所以愚笨不肖的人可以达到，贤明聪慧的人也不敢越过，而人人又可以窃取它的相似之处。这就是所谓圣道没有固定形态。因此，悬置厚重的爵禄来考较文章，便称为“言扬”；学习剽窃拼缀的文章来求取富贵，便称为“明经”。英华果锐的气质全消磨在陈腐柔熟之中，孝悌廉耻之心全被声色名利、奢盛华丽的习气移走。平日议论，无不舍弃自己所憎恶的，推举对自己便利的。谈论生死，就看重保全发肤而退避成仁；谈论出仕退隐，就称许合群而隐弃义命；谈论交际，就借宋国受辱之事来回避拒绝齐国；谈论道术，就引用中庸而抛弃狂狷；修饰德行，就把它看作求名逐利。他们又把圣贤看作伪学。谨慎敦厚的人已经颓然自弃，托身于不参加科举、不受刺察之间；轻薄机巧的人则放纵行事，毫无顾忌。庄周已经有讥讽糟粕般的《诗》《书》、盗掘坟墓的说法，何况糟粕中的糟粕，难道要连同《诗》《书》一起抹杀吗？高高戴着帽子，穿着整齐的衣服，都自称儒者；谷壳虽然具备，实质却已经丧失。于是把他们取来贡于天府，已经不敢指望他们有荑稗那样的作用，却还想用他们充实明堂、养活百姓，不是很荒谬吗？臣听说，耕作而粗疏，收获的实物也会粗疏地报答；除草而草率，收获的实物也会草率地报答。所以既然已经培土，就要锄去非同类的草，使禾苗茂盛，把花华收敛而趋向果实。至于秕粒，也只能播种它罢了。因此，善于耕作的农夫粮食丰足，仁爱的君主人才丰足。如今督学、校官既然都已任用得人，就应当使他们崇尚实行。以文章取士虽然不能改变，但一定要以实际品行为主。校官周知一学校的士子，督学周知一省的士子。每年考试，文章优秀而品行优秀的列上等；文章优秀而品行恶劣的斥退；品行优秀而文章稍差的，也应列为上等。每年举荐文章、品行都优秀的人贡于部；否则就罢免，不得贡举。乡试中文章、品行都优秀的进于省；否则就罢免，不得进取。使人得到行善的利益；不善之人即使文章写得精巧，也不能免于困顿，士人这样才会日益趋向实际。如今既然要人务实，却又凭虚文取舍，这就是苏辙所谓樵夫牧童之论。虽然如此，臣曾读宪令，朝廷的用意难道不是慎重吗？已有卧碑，又有三等簿，又命令每年贡举参看人的性资学业，又命令乡试由有司保举文章品行。然而没有一项真正施行，于是法令失去信用，人们也不敢实行。法令重视实际行动，实行者却常困顿于蓬蒿之中；法令轻视虚文，写虚文的人却常穿青紫官服。因此上位者知道品行好的人必定不能做官，却仍不能压制文章。即使品行污秽如同市井、行为像盗跖，心里明知其如此；看到他的文章华美，还是录取他。又害怕他虽然现在被压制，将来必定显达；即使现在暂时压制，后来也没有不收取的。天下谁肯出来承担这种怨恨呢？先王的法令，对于不听教化的人加以筛选，让他们学习乡射以观察其变化，到了两次、三次，直到最终仍不改变，便放逐到远方，终身不与之交往。他们既不忍心断绝人的前途，又如此严格地拒绝恶行。如今也应筛选可以教化的人，使他们受到善行的感化；情节严重的，即使文章华美，也不与之交往。督责校官时，不要只把个人好恶写入名册，还要参照提调官的记录；取舍进退一概以此为依据，以诚实为根本而施行，果断守持，坚决不作姑息，不因有所顾忌而回避。这样或许能使人勤勉不止，在法度之外奋发兴起，而实际品行也可以得到。否则，粗疏草率、支离破碎，天下就会更加趋向秕粒；况且治理天下，又哪里需要这些秕粒呢？设置特科

译臣愚以为，督学之臣不作无原则的姑息，固然可以抑制淫邪偏僻之徒；但笃实行、好古学而不能雕琢文饰、迁就卑俗格式的人，最终也没有进身的途径。自从校勘文章的制度兴起、改变经书的法式确立，掌握取士尺度的人一概按照格式高低评判，即使品行如曾参、史鱼，学问如董仲舒、扬雄，只要稍微违反格式，也不能列入应试者。于是督学所看重的在于笃行好古，所取用的却在于雕饰文辞、迁就卑格。被取用的人于是荐给有司；被看重的人不过得到一张纸的表彰、一句话的奖誉罢了，因为知道这对进身没有帮助。质朴木讷、性情刚强、才识浅薄的人，确实不足以同豪杰谈论；但假如他的经术明达，先王文辞符合《坟典》的标准，却不能同腐朽的言语、柔媚的文辞一起被选拔征用，那么我们的罗网岂不是可能漏掉大鸟、漏掉吞舟之鱼吗？臣曾观察古今的变化，为什么越走越低下呢？《礼记》说：“德行成就的列在上，技艺成就的列在下。”这是说大道与器用有所分别。如今岂止上等人才不如古人，所谓下等人才又低下了好几个等级。古代的技艺是礼、乐、射、御、书、数，都是实际所需，也是大道寄托之处；处于下位的也仍然可以上达。后世的技艺则出于文字，把文字解释为训诂，把文字铺陈为辞章；训诂、辞章已经不是古代的技艺了。如今的举业，不知道在这两者中究竟属于哪一种。过去汉朝承接暴秦之后，六经从灰烬中重新出现，学者先生从千百份遗文中收集十分之一，各自依据所听闻的内容作解释，析字研句，细密搜求、广泛考察；著作被列入学官，国家遇有重大政事，也都援引它们来裁断。因为它们专门在剖析解释，所以称为训诂。然而考订名物、辨析仪制度量，是不可废弃的。六籍衰微之后，流传的支流浩漫，左丘明、屈原等疏浚其源，贾谊、司马相如、马融等扩展其流派，于是执笔作文，在文苑中争相驰骋。因为它们专门猎取枝叶，所以称为辞章。然而诏令、序述人伦事物、润饰皇帝政教，也不可废弃。唐宋以明经科考试经术，以进士科考试辞章；帖经、墨义，何曾真正叩问经学的藩篱？律赋、近体诗一出现，辞章也已经改变了。然而帖经、墨义只要靠拙劣记诵便能应付，所以所得多是迟钝庸劣之辈；诗赋若非高才不能达到，所以多能得到英华聪敏之人。瞪眼焚香之间，贵贱已经判然，不是经术不如，而是诗赋中的高才胜过了只会拙记的人。王安石知道经术正当，又憎恶拙劣记诵的无能；知道诗赋浮靡，又希望高才之人都能被选拔。于是取消帖经、墨义，废除诗赋，以明经作为进士科，使人人都沿着本经文字，修饰文采，自以为兼得两者的长处。这就是今天所沿袭的制度。然而平庸地解释、述说经义，大多像尸祝那样拘守成说；拘泥于行文格式、墨守旧法，又有什么意义？广泛观览英华、聪明爽朗的人才不能出现，迟钝庸劣的习气反而使所学更加精熟、见识更加鄙陋。难道不只是辞章于是长久湮没，连训诂也将无人能够理解吗？这样便两方面都受到弊害了。近来，经义受到重视而论策被轻视，学子争相趋附，商人借此牟利。不是元魁的文章，书坊不肯镂刻；不是程墨之文，书肆不肯出售。五尺童子不必贯通本业，只要让他摘取华美辞语，自然可以列入仕籍、出入金闺青琐。这正是笃行好古之士白首困守学校、举步艰难于荆棘之中的原因。笃实行，就不能雕饰文辞以求华美；好古学，就不能降低标准、迁就格式。想让他们同善于求取功名的人在蒙昧中竞争，当然困难。况且衡量德行而任用，贤者就不会被遗漏；比较技艺而提升，有能者就不会被抛弃。如今论德行，这样的修养已经很深；论雕饰，却还没有达到要求；论技艺，经术如此明达；论卑俗格式，却很浅薄。然而上面所提拔的，常常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屠龙之技，谁肯学习呢？臣愚以为，应当焚毁时文义理中污秽芜杂的作品，严格禁止书坊镂刻，使士子专心学习经传；三年更换他们所占据的内容，并依照所占内容顺次更换，以打开他们的鄙陋见识。乡试以后设置特科，用来收取笃行好古之士。校官考察诸生，有实际品行出众并通晓一经的，保举给提调。提调把他们交给督学，督学考验后，荐给藩省御史、宪司、监司，由他们考察试用。考试共四项：《四书》义一道，经义一道，论策各一道。义文应当像朱熹所说的那样，贯通经文，分条列举众说，再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不拘泥于格式，随着人的才质，篇幅长短、高雅古朴、驯雅成文，关键只在于能够表达意思。论策也是如此。考中者贡于礼部，按乡贡士的标准办理；不中者罢归。进入学校、经术明达而没有实际品行可指证的，不得保举上报；错误保举的，校官连坐降职；得到人才的，提升其秩；提调也按此办理。没有合适人选时，不得勉强隐瞒而不上报；督学察觉后，按错误保举的处罚办理。汉代法令由举人以口头推荐；如今天下纵横七万里，可以大略依照汉令，每千里举二人，使天下所举不过百余人，不在于人数多，只在于名实相称。这样便把孝廉与明经合在一起。所谓孝廉，不是质朴木讷、才识浅薄者所能相比；所谓明经，也不是迟钝庸劣者以及雕饰文辞、迁就卑格者所能仿拟。笃行好古之士无不得到任用，这也是当今的要务。然而议论者一定会认为，既然考察品行又考试经术，那么经术进取而品行反而受屈，也同被科举拒绝没有区别。经术明白而无品行的，不得保举。臣已经说过了。特科的经义不拘泥于格式，也不像科举那样一定要求文辞工巧；只要意思通达、文章成篇，就可以录取。意思不能通达、文章不能成篇，难道还能称为豪杰而举荐吗？诸生考试各自的学术师法，汉代的孝廉就是这样。由州郡考察的人，另行考试也可以；这不是用来谈论学校的。轮流发放廪饩

译臣听说，圣人制定法令，常常使人具有勤勉不倦的心意，争相自我磨炼，以达到上位者所希望的境界。所以供养他们是施惠，教育他们便容易使其服从。尚未达到要求的人无不勉励尽力，在其中从事；已经达到的人更加踊跃，不敢懈怠。天下人极多，想要遍及所有人确实困难，所以圣人厚待其中一人，以激励十人；仁爱地对待十人，以影响百人。如果受到影响和激励的人正要前来，而受到仁爱厚待的人却先已自我放弃，那么圣人用来鼓舞天下人的办法，反而会成为阻碍天下人的办法。古代圣人制定法令以造就天下后世，却常常因法令而失误。天下的事情无不如此，而如今学校之中尤其有令人感慨的地方。从前成周之世，制度规制极为完备，唯独没有听说有供养士人的典制。大概士人就是农民：一个男子受田百亩，子弟中愚钝的便背着农具耕作，聪秀的便打开书箱学习。他们属于州序，也就是吃自己田地所产粮食的人。自从井田制废弃，拥有天下的人不但常常竭尽百姓之力来养兵，学校里的学生也都依赖朝廷供给。然而军队即使人数众多，也多有柔弱怠惰之人，没有赴汤蹈火、冒矢石的劳苦，却仍然拿着武器，列入军伍行列。作为士人，口诵先王法度，自称懂得礼义，却活泼外表下不肯奋发进取，接受学校的廪饩，在家闲游，这难道是自我期许的方式吗？国家除国学外，天下学校供养学生将近四万人，每月有廪米，每日有膳食，这是圣人的仁德，三代也未曾有过。把领取廪食的名册作为岁贡储备，一旦列名其中，终身都不能出仕，所以人人安然自得，以为做官已经指日可待。积累十多年，年轻的变壮年，壮年的变老年，神志昏蒙、精神颓败；又加上政令废弛，师儒衰败琐弱，柴薪草料的费用被斤斤计较，厨房里蛙聚成群，斋舍长满荒草，黉宫寂静无人，这是君子所叹息的。况且天下无功而食禄的人已经不少，百官却是任用以后才供给俸禄，诸生却是供养以后才任用。任用后才食禄的人，即使其职业未曾对朝廷有一丝益处，他们心里也无不自以为已经出身为国效力。诸生从容游荡、翱翔自得，一事不做，每年耗费三四十万，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朝廷聚集并供养他们，难道不是希望他们乐于群居、敬重学业吗？离开群体独居，宴饮邪僻而荒废学业，那么教养他们的费用只成为养肥私人之物罢了。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凡是有所加惠的，必定也会相应加以重责。增附生虽然有所责成，实际上却没有真正增加其待遇；学生虽然有所增加，责成却没有显得更重。这样的法令，不能得到公平施行。天下的生徒，哪一个不是朝廷的士人呢？按法令说，增附生本来就在名额之外；既然增附生受限于名额之外，学生又被弃置于名额之内，于是士人反而无法真正得到任用。想把所有增附生都供养起来，人数将达百万，即使耗尽太仓的粮食，仍然不能供给。驱使垂暮老人恢复过去会馔的旧制，让他们整天往来奔走于弦诵之间，又会使他们抵触而不能胜任，辛苦而难有成效。这种法令的弊病，能不能稍加改变呢？况且圣人有节省使用人力的办法，只是人们不知道。有一百件物品，拿来分给人，只够周济一百人就停止；如果不制定固定法则，即使只有十件物品，也可以使千百人在其中奔走而不至穷尽。所以不善于使用的人，东西多仍然不足；善于使用的人，东西少也会有余。这个道理不可不深察。如今不如不制定固定名额：每年考试进入名额内的，给他廪饩；已经入额而后来退出的，罢免其廪饩。每年贡举中，进入名额较多的，给他贡资格；进入名额却不优秀的，也不贡举。用几十份粮食轮流供养千百人，千百人无不是我们施惠的对象，他们便相互率领着来接受我们的教化，我们都能够尽力驱策并严加责成。庠中的声音、序中的诵读可以使其不断绝。他们知道有机会可以得到，却没有固定必得的势态，也无不争相自我磨炼，勤勉不止而不能自已。然而人们认为领取廪饩的人大多昏蒙衰老，所能出仕的必定很多，心里不能没有希望；既然不能没有希望，便以此为理所当然。法令不能预先固定，法令一旦固定，人人就会把它当作理所当然。从前应当入额而因名额不足不能进入的人很多，却不敢有所希望，这也是把不得入额当作理所当然。两者是否应当如此，就可以辨明了。我又怎能舍弃前者而顺从后者呢？天下正忧虑昏昧之人太多，堵塞在选官机构中，却还没有办法处理。将要淘汰、澄清他们，反而会使他们的希望更大，哪里比得上就在这里澄清更方便呢？所以不制定固定法则，不只是使士子勤勉不止、服从我们的教化，也是澄清根源的办法。兴办社学

译臣听说，天下人没有不有所归属的。人都具有心智和知觉，也有血气和欲望，好恶各不相同，喜怒不能恒定，只会趋向对自己便利的地方，就像鹿奔突在原野上，四面都无所选择。因此圣人忧虑这种情形，设立法制，驱使天下人都进入其中：农民在田野耕作，工匠在作坊做工，商人在市场居住经商，士人在学校修业，没有一个人处在法制之外，所以能使他们各得其职而不作乱。然而这四类人中，所谓士人又都是聪明有知慧的人，他们的心志十分广大，所从事的事业又可以取得高官厚禄，所追求的利益十分巨大。以极其广大的心志窥伺极其巨大的利益，祸乱就会更加严重。因此圣人忧虑这种情形，在乡党道路之间早作周密安排，在闾巷交往之际牢牢束缚他们。他们年幼时，已经在乡里私塾中受教，以厚植根基；等到才智秀异，便升入庠序，以成就德行。从幼年到成年，没有不有所归属的。大概圣人用来防范他们的办法十分完备，用来培养他们的措施也十分周全。太祖皇帝在投戈息马的时期，立即大力推行尊崇古学、重视文治的治理；除国都外，天下府、州、县、社都设立学校。其盛美程度几乎可以同三代相媲美了。然而府、州、县学在名义上虽然空虚，却没有废止；社学的法令中途废弛而没有实行。正统初年，又责令督学、宪臣恢复此事，并著为法令。臣以为，如今即使有贤能的督学、守令，法令都落实于事务，全部出于实际，也不过是一两个学究，率领三五个顽童，诵读篇章句读，学习作揖、拜礼、唯唯诺诺的礼节罢了。稍微学习文章、准备科举的人，便大声自夸，以同他们为伍为耻，所以天下人仍有无所归属的，这就是所说的情形。人刚换牙时，机心尚未发动；长大以后，习惯已经养成。唯有在换牙将要长大之时，正是情感欲望将要发动、胜过理性的日子，所以《易》记载童牛的训诫，《礼》留下执驹的文辞，说的就是制约教导的困难。如今正值欲望将要发动、情感将要胜过理性的年龄，又加上科举文字的习气；下不能听到父师、少师的教诲，应对进退的仪节却已经荒废；上面还没有列入祭菜鼓箧的学者行列，纷华盛丽的心却先已飘荡，无所归依，仿佛将要奔逸。这就是孔子厌恶速成的原因，也是诗人告诫不要过早戴冠的原因。《公羊》注说：“十月农事完毕，父老在校室教导子弟；八岁学习小学，十五岁学习大学；其中秀异的移入乡学，乡学中秀异的移入庠。” 由此说来，小学、大学都是乡里私塾所教的内容。如今的学校虽然距离古代十分遥远，但就近考察，所谓篇章句读，大概也可以比作小学；所谓学习文章、准备科举，已经仿佛修身治人的学说，大概也可以比作大学。臣希望督学责令守令，按照各里、各社人口多少和距离远近，修建若干社学。选择诸生中经术明达、品行修整、可以参加特科的人为教师，把前面所说的两类学生都归属其中。即使他们各自安居、各自选择方便的老师，也不可强行要求；每月朔日、望日到这里行礼并听受讲说。在应对进退之间，既可以督正他们不合礼度的行为和纷华盛丽的心，也可以潜移默化地消除这些念头。朝廷立教的意旨以及圣贤求学的方法，并不专门在科举上。选补弟子时，要从中取选；不属于社学的，不得参加考试。守令也要时时劝勉，使他们有所振作。从幼年至成年，人人都有所属，庠序的教化也将容易施行。否则，他们的父兄师长固然也会对他们有所管束，但不过把利禄作为媒介，不知道朝廷的用意是要以此重重责成他们，因此不能形成观感。况且天下的法令从来没有不好的，却常常忧虑人们不去实行，或实行时不能尽合其本意。如今法令规定学校官员的弟子从社学中选取，难道还会只是会读句子的顽童吗？所以，国家的法令如果确实能够完全实行，即使是三代又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只是常常忧虑它不能实行。《石洞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卷二 （明）叶春及撰 应诏书三 纠正官员邪曲（共六篇） 打破资格限制

译臣听说天下的事物，有的有一定规格，有的没有一定规格。善于使用的人，拿方形去配方形；不善于使用的人，拿长的去配短的。长短方圆，就是所谓的规格。只是因为不能取得彼此相宜的配合，所以彼此抵触而不能相入。拿这个去配那个，尚且不能进入，何况拿没有规格的去配有规格的呢？如今人的才性有聪明、愚笨、贤能、不肖；而贤明聪慧之中，又有政事、文学、言语、勇略的不同。他们禀受于天而形成的资质，是有形状的。官职有尊卑、繁简；而尊卑繁简之中，又有治、教、兵、刑、钱、谷、辞、翰的区别。他们用来处理事务的能力，也有具体形态。禀受于天的资质有形状，处理事务的能力有具体形态，这就叫作规格。明明同样是人，却称作进士、举人、岁贡生；高低取决于眉眼之间，美丑随着口舌而定。这就像一个人刚出生，便抓住他给他命名说“某某”，于是便只把他当作某某罢了。难道本来就应当如此吗？所以任用官员的办法，与其合乎跟随人的成见，不如合乎天生资质的实际，这才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人们所依据的成见，难道又何尝不说成是天生资质呢？学校里的士人集合考试，选拔其中最优秀的，送到礼部。不能胜任的人没有办法自行到达那里。起初并不是堵塞门户、扼制他们；这样能够到达的人，本来就是所谓贤者、本来就是所谓智者。乡贡之士集合考试，选拔其中最优秀的，进献给天子。不能胜任的人没有办法自行到达那里，同样不是堵塞门户、扼制他们；这样能够到达的人，又是所谓贤者、所谓智者。人们所列的第一等，是依据其资质所成而定，又凭什么自行解释呢？唉！考试并选拔他们，究竟是取其聪明、愚笨、贤能、不肖，还是取其空洞文章、浮靡辞藻？任官而使用他们，究竟是取其空洞文章、浮靡辞藻，还是取其贤能、智慧？空洞文章、浮靡辞藻不足以确定有形的实际，却徒然给它加上没有根据的名称。处理治、教、兵、刑、钱、谷、辞、翰等事务，不能只凭没有根据的名称，而必须凭有形的实际能力来办理。既然如此，君主想要凭规格治理天下，难道可以不知道应当如何配合吗？从前成周的士人，有选、隽、造、进等区别，大致已经划分清楚了。而使他们兴起的，是六德、六行、六艺。名称与实际相合，任用与所取一致，所以根据他们资质所适宜的方面，分别评定为卿、大夫、士，以及乡、遂的官吏，恰好能够彼此相合而不发生差错。如今所规定的资格，比司徒掌管的制度还疏漏；而资格所造成的拘束，却超过周代，这实在不是广泛选拔英才、成就教化治理的办法。况且天下事情很多，若没有气势便不能成功。人的居处决定其所凭借的气势，气势又会随处境而改变。富人家的子弟容貌姣美，举止从容，群居时声名外扬，起步行走时脚步高扬。难道他们全都贤明聪慧吗？只是居于富裕而气势充盈。贫人家的子弟出入艰难，进退困窘，想说话却舌头弯曲，想行动却脚步迟疑。难道他们全都愚笨不肖吗？只是居于贫困而气势不足。所以说岁贡生不如举人，举人不如进士。这两种情形可以看出问题。气势不足就容易委靡，委靡便软弱而不能振作；气势充盈就容易自满，自满便放荡而无所不为。被压抑的人已经委靡，引导的人又放荡，那么君主还能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陛下知道资格制度的弊病，奋然想要打破它，发布仁德之音，下达明白诏令，深切叹惜。岁贡生不得任方面官，举人断绝了跻身九卿的希望。可以说超越了拘挛的见解，冲破了帷墙般的制度，却只看到了三五条原则。臣私下对此有所怀疑。十围粗的树木，必定生长在邓林；直径一寸的珍珠，必定产于合浦。为什么？因为聚集得多，选择起来容易。如今按三年一次的比例计算，举人的数量是进士的三倍，岁贡生又是举人的三倍。然而举人中希望成为进士的，百人中只有一二人；岁贡生中希望成为举人的，百人中也只有一二人。即使有成功的，也只是闲散署职、低等官职，或在偏远县邑、僻远郡地任职。并且很快又被调离了。谚语说：“粮仓可以作鸡窝，不啄食也会被提走。”意思是说他们并不处在适合自己的位置。难道其中没有留下的良才吗？还是正在振作而尚未得到回应呢？或者仍然没有摆脱拘束于帷墙之中的处境？不然，为什么应当看见却看不见呢？国初任官，只求仁贤；低等官职没有坠入污秽，上等官职也没有骤然登天，确实只是看其本人罢了。如今想让进士全都像宋代那样任判官、县尉，势必不可行。何况举人已经不能注授官职，这又是国家的盛典。臣愚以为，三人以下的官职，暂且不要骤然使人显达，而应让他们在事务和百姓中接受考验。举人、岁贡生中的良才，都可以像进士那样参加高级铨选。等到任事治民后，有明确可见的表现，就改动其官职，决定升降取舍，不再以科第作为唯一标准。大概初次进身时，只问举业，所以举人不能像进士那样顺利出身，岁贡生不能同举人一起参加礼部考试。到了铨选授官，也多受压抑。然而一旦已经做官，难道还要再论举业吗？学问广博，文章典雅华美，这样的人可以任翰林；节操端正方正，通晓国家体制，这样的人可以任科道。所以国初在这三种选拔中，上面不专用进士，下面也不轻视岁贡生，校官的其他任用由此也可以知道了。因此古代圣王在有规格的范围内造就人才，却不把人才抛弃在无规格之外；在有规格中造就人才，是有规格却使它不成为拘束；把人抛弃在无规格之外，是没有规格却强行制造资格。何况祖宗朝，草野之士、九流人物，全都可以充任官职；胥吏小官，也都属于明扬选拔之列；功业施展于朝廷，声名流传于琬琰，难道也是被资格拘束的吗？如今却搁置而不收用，轻贱而不与之齿列，草野中多有枯槁之人，胥史心怀奴隶般的志向，比过去更加严重。臣想请求恢复贤良诸科，命令监司、守令举荐、保结并核实，与科举并行采用。每二千里每年举荐一人，不在于人数多，只在于名实相称。根据所举荐的人来决定举主的赏罚；天下不得通过纳钱入仕；考试合格后才补为上等官员，并且一定要以礼相待，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不限制他们最终能够达到的职位，使他们都欣然产生自我奋发的意愿。不强行制定资格来穷尽天下人才，只考察各人所适宜的方面，使其能力与任用相合，那么贤能智慧者无论大小都能各得其分，即使愚笨不肖的人也都会受到鼓舞而趋向善行，官职没有修治好的情况就不会存在。既然如此，天下人又何必一定要设置许多等级来拒绝他们呢？清理仕进

译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想要在这里设置某事，必定先在那里经营；想要废止东方的某事，必定先在西方谋划。这并不是说那里疲困而西方劳苦。角落的事只能止于一角，局部的事只能止于一方；天下大事，不能只用一角一方来筹划。想要有所废置，却不求其所以废置的根本原则，功业就不能成就。人的身体有五脏，分开来看各自主管一事，合起来却是一个人的身体。因此一脏受病，必定相互传变，绵延不止。如果只指着一处治疗，却不辨明病因，即使俞跗在前、巫咸在后，病情越治越重，也没有益处。六卿所掌管的事务，正类似这种情形。祖宗朝官吏都长期任职，如今迁调太快，贤者不能施展才干，不肖者却得以逃避责任；上下没有长期熟悉任事的好处，前后任官者反而有相互推诿之心；迎送耗费百姓，文书事务落入奸吏之手。这些都是天下士人争相陈说的事，可是任职终究不能长久。祖宗的法令是三年考核政绩，官吏若不是有大错不可容忍，即使任职不称，也要等到九年总考后再升降黜陟。如今朝觐考察，一次罢免竟达五六千人，损耗太大，法网也稍微稀疏了。因此官吏多有苟且保位的私心，人人怀有担心失去职位的忧虑，谄媚成风，贪婪谋利煽动风俗。这也是天下士人争相陈说的事，可是法令终究不能恢复。臣曾观察江河的波浪：后面的高，前面的就低；后面的低，前面的就高。为什么？因为后来者来得越逼近，先行者离去得越快。所以任职不能长久，而考察罢免不能不多，都是因为选取不精、晋用过滥。过去唐太宗确定官员七百三十人，自以为足以等待天下贤才。如今内外文职共有二万零四百，列出的官职也不少了，却常常忧虑职位不足，原因就可以知道了。国初学校岁贡，三年不过一千多人，举人还不到它的一半。如今三年举人一千多人，岁贡相差一倍；但国初学校之外还有举保诸科，其人数大概也相等。试按九年合计，今天的名额是岁贡七千多人，举人三千多人，进士本来也多包含在其中。把这万多人同今天现任的科第、岁贡、监生出身文职合计，恰好相当；其余一万人用来等待吏员任用，已经过多了。九年之中，除去进士以及乙榜举人愿意接受官职的，仅有一千多人能够出身，尚余九千多人。按照国初坐堂历事、除选日期计算，大体也需要九年，那么这就是九年中的九千多人。没有一个人能在当年被选用：第一年参加选用的，要到第十年才轮到；第九年参加选用的，要到第十八年才轮到。这样，十八年中九千多人才能全部得到选用。以后，把第九年的选人安排到前九年任用的人中，便是一年只能有一千人被选用。何况九年以后，时势推移、事务变化，衰老、死亡，又有居于二三者之数的人呢？三年选用的人还不到二三千人，朝觐考察虽不过是加密筛选的网，再加上衰老、死亡、获罪、免职，能留下的又有几人呢？即使像画线一样严格按顺序递补，这一万多人每三年去掉二三千人，那么凡是做官的都能任职九年。天下本来没有这样按顺序递补的道理，而因衰老、死亡、获罪、免职离去的人也不少；假如每年有一个人任不到九年，就有一个人任满九年，可以多任一年。假如任不到九年的是五十岁的人，每年有一个，那么任满九年者就有一个，可以多任五十年。除了卿相大臣，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步？所以，高品秩的职位虽少，但高等资格的人并不多；低级职位虽多，但低等资格的人也很多。用后来的人补充过去的空缺，用迅速的任用补接久候的人，这就是国初人才和官职没有余缺之患的原因。何况吏员本来就不可能抵得上一万人吗？那边有所欠缺，这边就会更加宽松。从将士极其腐败、边疆不得安宁开始，司马无可奈何，于是弊病转移到司农；国用并不少，边储却告竭，司农也无可奈何，于是推广捐纳的办法兴起，纳资入仕的人泛滥，监生、吏员都可以凭财产取得资格，彝伦堂成了收受贿赂的机构，铨衡之司成了偿还债务的府署，弊病又转移到宗伯、冢宰。幸运的仕进道路一经开启，正当的道路更加荒芜；监生的选期将近二十年，署理教职三年便可立即做县令。这就是部中多有乞求恩典的人，而监中却没有被举荐者踪迹的原因。岁贡生要经过四十年的春秋，即使取得廪生待遇时还只是少年，等到送到部中，也已经白眉苍苍；再迟一二十年，骨头都已经腐朽了。所以大家都不致力于进德修业，只求迅速显达。宗伯无可奈何，弊病便集中到冢宰那里，壅塞积滞的有数万人，因此任用他们大多只能草率从事。如今的弊病在于人员结聚拥塞，只有实行倒仓之法，除去积存的宿弊，然后清淡甘素地逐渐调养，或许才会痊愈。臣想把捐纳的吏员中考核通晓者，按次序分派到京城各司、府、州、县任职；不通晓者发给冠带，放回原籍，恢复其身份；需要候选的人再考核其去留，按照等级办理。把捐纳的生员中考核通晓者留在国子监，次一等的发回原籍府、州、县学读书；不通晓者发给冠带，放回原籍，恢复其身份；需要候选的人再考核其去留，按照等级办理。那些捐纳入仕的人，都是家产丰厚有余的人，他们缺少的并不是钱财。即使束带而不做事，也可以把它当作荣耀。朝廷的恩意，难道只是价值百十金钱吗？对三考期满的吏员，由吏部严格考核，通晓者和次一等者留待选用，不通晓者发给冠带，放回原籍，恢复其身份。在家中省亲祭祀者，由巡按、藩臬会同考核，也照此办理。将试卷送交部中，错误录取者处罚。候选到部的岁贡生、监生，由吏部会同有关官员严格考核，通晓者和次一等者留待选用，不通晓者发给冠带，放回原籍，恢复其身份。在家中候选者，由巡按、藩臬会同考核，也照此办理。将试卷送交部中，错误录取者处罚。以后不再重新开启捐纳之门。命令督学对岁贡生员进行考察，才识明达、可以进步向善的才准许贡入；即使取得廪生资格的人很多，文才品行不优者也不要贡入。从今天起，岁贡举人全部按照坐堂积分、历事除选的制度办理，使前面几类人与已经列入选籍的举人，能够分散安排在九年之中。那些因父母年老而愿意接受教职的人，查验确实情况后，也必须坐堂任职一年，文才品行都合格才授予教职；不合格的仍按历事制度选用升迁。任满九年，便与历事的期限正好相当。人们自然不会再求迅速显达；像历事人员那样，政务能力稍短而学问较长的，也可以授予教职。

译选拔必须严格，而取得职位不容易。岁贡生在监中或历事期间，也应随时罢免那些年老、有病、鄙陋而不堪任用的人。这样，特别科举保举二三百人，自然不会显得繁多冗杂。选拔精细，下面就有可用的人才；晋用不滥，上面就不会有轻率任用的意思。由此，选择其中最贤能的人、授予最重要的职位，让他们长期任职；或者赏赐金钱，或者增加品秩，或者用玺书褒奖，同时不时纠劾斥退尤其没有良能的人。这样，朝觐考察即使想多罢免一些人，也做不到了。如此才差不多可以使官府得到人才、百姓受到福泽。假如不探求弊病产生的原因，只想随意废置人员，这样就会受到牵制而不能成功。有人说，各方面的大臣大多是甲第出身，这样的人不多，为什么也会壅塞而不能长期任职？因为人员的壅塞是从下级逐层向上的。岁贡生本来可以担任幕僚、县尉，却因为捐纳的监生、吏员太多，岁贡生便壅塞在校官职位上。举人本来可以担任校官，却因为岁贡生壅塞，又堵在知县职位上。进士本来可以担任知县，却因为举人壅塞而不能长期任职。进士不能在县里久任，就壅塞在部署；不能在部署久任，就壅塞在藩臬。何况进士即使不肖，人人都对他有不忍之心，被罢免出县的不过百分之一，这就等于一个进士占去了二三个举人的位置。一个进士被任用，就排去了二三个举人；保留一个举人，就排去了二三个岁贡生。那么所谓选拔精细、晋用不滥，难道只涉及举人、岁贡生以下的人吗？如果不这样，长期任职就无法实行，考核制度就无法建立，治理就会出于草率；因此，必须果断地自行决定，不被众人的议论所夺，这才可以。慎重考察举荐与弹劾 臣曾经读史，感叹齐威王掌握了驾驭臣下的方法。齐威王把政权委托给群臣以来，国事就没有得到治理。当时，即墨大夫最贤能，可左右近臣却每天诋毁他。威王派人去察看，即墨田野开辟，百姓富足，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因此安宁。威王知道他贤能，便召来对他说：“你没有侍奉我的左右近臣来求取赞誉，我封给你万户之邑。”阿大夫最不肖，可左右近臣却每天称赞他。威王派人去察看，田野没有开辟，百姓贫困艰苦，赵国攻打甄地而不救援，卫国夺取薛陵也不知道。威王知道他不肖，便召来对他说：“你一定是用丰厚的钱财来买通我的左右近臣，以求他们赞誉，我要把你烹杀。”那些称赞阿大夫的人也一并烹杀；称赞阿大夫的，正是诋毁即墨大夫的人。于是群臣震惊恐惧，没有人敢再虚饰欺诈，都尽力做到诚实，齐国因此大治。即墨大夫贤能便封赏，阿大夫不肖便烹杀，这当然可以；但对于私下诋毁、私下称誉的人一定诛杀，难道不正说明进谗嫉妒的人就是败坏政事的根源，结党淫乱的人正是借他人之手行事的途径吗？驩兜被流放到崇山，他的罪行已经无法考见，只知道他曾经举荐共工。而舜也亲口说过，他憎恶谗言、灭绝善行。由此说来，威王振作声威、警动群臣的做法，难道不就是舜的方法吗？如今仓公用药，要使病人祛除邪气而保全正气，就一定先制伏药物的性质，炮制、炙烤、浸泡、浸渍，没有一样不做到。假如不加制伏，只任药性自行发挥，就会横行发作、溃烂蔓延，邪气更加张扬，正气更加耗损，怎么能不很快死亡呢？君主任用人，和这有什么不同？近来京朝官的保举任用很久没有实行，科道官的封章弹劾也只弹劾巨大的罪过；天下司、府、州、县官吏贤能与否，独在巡抚、巡按手中。臣曾读过邸报：被举荐的必定是方面大官，否则必定是进士出身的州县官，再不然就是那些善于周旋逢迎、善于献媚的人；不是这样的人，千百人中只有一个。被弹劾的必定是州县小官，否则就是举人出身的方面官，再不然就是那些倔强高傲、不善于逢迎的人；不是这样的人，千百人中只有一个。因此，东方刚亮，低微卑贱的人便前往门前等候，屏退车舆，舍弃锦绣衣饰，像雁一样排队躲避身影，像鹤一样站立在厕所旁，弯腰曲背唯唯诺诺，说话结结巴巴，好像嘴里含着东西；大官没有一个不是如此，何况小官呢？为什么？因为祈求被举荐而免遭弹劾。使者车驾到了，他们便喘气流汗地在路上迎接，捧着几案察看饮食，望着尘土叩拜，羞惭地陈设各种山珍海味，供给规格仿佛帝王；凡是用来悦耳目、娱心意的东西，无不细致齐备。进士没有一个不是如此，何况举人以下的人呢？为什么？因为祈求被举荐而免遭弹劾。大官和进士的声势权势还没有衰减，我所举荐的人常在其中；他们又用谄媚来催逼小官。举人、贡生所能停留的位置有限，我所弹劾的人常在其中；他们又以谄媚来求取机会。因此玉石混杂，邪正混在一起，公道荒芜壅塞，人心只求侥幸，这是国政的大蛀虫、时俗的深重痛苦。天下这样广大，贤人君子又并不少，臣怎敢妄自诋毁他们呢？人们说：“听取言论的方法，一定要用事实来观察它，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臣曾考察过这些事实：蒿草藜草长成树林，仓廪告竭，田野没有看到开辟；百姓连糟糠都吃不饱，短衣破旧不全，人民没有看到富足；官员怠惰而不勤勉，吏员奸猾而等待收受贿赂，事务没有看到不积压；百姓贫困失业，乡里呻吟，人民没有看到安宁。天下如同一家，本来没有敌国相侵的寇患，然而郊门之外，盗贼每天屠杀乡村聚落，老幼被拘系，暴戾之人也为之流泪，掌兵的人却从未派出一名士卒援救，遇到缓急还能任用他们吗？这些人往往都被举荐了，这就是臣敢于妄议的原因。美丑取决于强弱，于是刚强者吐纳自如，柔弱者任人吞食；好坏取决于苦乐，于是奸佞之人得到升用，正直之人被疏远。豺狼遍布道路，猪羊反而成为罪过，狸鼠一同游荡，狐狸和虫豸任意变幻；假如让齐威王遇到这种情形，必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况且药物没有不加制伏而可以使用的。臣愿陛下掌握虞帝的权力，收取齐王的权柄，慎重考察举荐与弹劾的机构，加强巡按的责任。命都察院堂上官保举精明强干、廉正明察的御史，派他们去察访官吏中确有贤能卓异以及贪暴特别严重的人，明确写出实际事迹，专门奏报其中才干居中、可升可降的人，另写考语上报；分别编成正、副两份名册，正册留在宫中省阅，副册发给吏部，交由二三位大臣共同治理。考语要等到考察举荐、弹劾并核验事实，像派人察看阿大夫、即墨大夫那样，然后实行刑赏。对于贤能而只是品格资格较低的人，或者不善逢迎而被弹劾的人，仍然升用；不肖而被举荐的人，以及举荐、弹劾不实的人，全都依法审问，不得宽贷，并让他们回到堂上考察，以举贤退不肖作为政绩。一般资质的人最多，治理却有要领；所以齐国七十个县只选取两个人，公道彰明，谁不怀有敬畏？再加上掌握纲纪，专门整治负责刺察举劾的官吏，那么制度就能建立起来了吧？御史就是用来制约天下郡县的。天下极其广大，君主怎么能全部知晓？所以把耳目寄托在左右近臣身上；如果眼睛昏盲，分不清黑白，耳朵聋了，把淫邪和雅正混为一谈，难道一定要天子亲自办理一切才可以吗？人的不忠实实在太严重了。天子固然没有亲自办理一切的道理，左右近臣又不能全部信任，那么齐威王的方法，难道能因为它不同于舜就抛弃吗？

译驾驭尊卑 臣认为，宽和与严厉，难道不是君主用来驾驭群臣的吗？使用得不恰当，臣下就会放纵、疲惫，各自寻求自己的归宿，心思不在君主身上。因此，对尊贵者应当严厉，对卑微者应当宽厚。为什么？因为上级责备卑微者的事情非常繁多，责备尊贵者的事情却很简略；防范卑微者非常严密，防范尊贵者却很疏松。责备繁多、防范严密，却不宽厚地对待他们，他们势必无法承受；责备简略、防范疏松，却不严厉地对待他们，他们势必没有什么畏惧。而且不只是这样。尊贵者能够制约卑微者，但他们受到君主制约的距离很远；卑微者受到尊贵者制约，但他们受到君主制约的距离也很远。尊贵者心中没有畏惧，便肆意地每天欺凌卑微者；卑微者力量无法承受，便畏缩地每天投靠尊贵者；二者都无暇顾及朝廷政务。所以君主驾驭臣下，不能不采取不同的方法。如今承受皇帝恩泽、宣扬教化、惠养百姓，职位最低而与百姓最亲近的，难道不是县令吗？田赋户口的增减，徭役狱讼的轻重，风俗歌谣的淳厚与恶劣，贤人君子的显达与隐晦，礼乐教化的兴废，鳏寡孤独的苦乐，山谷津关的安危，米盐琐屑、节次错综、纷乱如丝的事务，都汇集到县令这里。从县令以上，不过是总揽大体，官位逐渐尊贵，事务逐渐减少。所以说：“责备卑微者的事情非常繁多，责备尊贵者的事情却很简略。”一个县令，州要考察他，府要考察他，藩司要考察他，按察司又要考察他，御史还要考察他。即使有深重的污点，也容不下十双眼睛的察看；即使隐藏瑕疵，也会受到十只手的共同指责。从县令以上，官位逐渐尊贵，考察也逐渐减少。所以说：“防范卑微者非常严密，防范尊贵者却很疏松。”然而防范严密并不是为了苛刻，责备繁多也不是为了束缚，那么对待他们本来未尝不宽厚。大体说来，职位越高，总的责任越大，考察越少而防范越精细，对待他们也未尝不严厉。可是天下县吏常常苦于繁文缛节，多得像牛毛，不能尽心办理王事，这就是对尊贵者的制约不对。严厉，是君主的重要手段；严厉施加在哪里，臣下的心思就归向哪里。如今对待大官也稍微宽松了，于是上下相反，心志背离。县令应当被责备的事情从未责备，不应当责备的反而责备；县令应当防范的事情从未防范，不应当防范的反而防范。小吏看见这种情形，也都屈服而归附，天天战战兢兢地耗尽精力而不知道疲倦，哪里还有空闲顾及其他呢？朝廷的宽厚，被大官的严厉夺去了；朝廷本来应当做的事，也被大官不应当有的做法夺去了。因此，参谒的劳苦超过十天甚至一个月；迎送的辛苦，要在水边住宿、翻越暴岭；早早准备供具、舍弃旧的、准备新的、侍候等待，作揖应酬一直忙到太阳偏西。繁华省会的县、位于交通要道的县，尤其受害。鸣钟便起身，束好衣带出门；在十几个人的庭院间奔走，向东奔走又怕西边失礼，呼喝船只车轿，督促行程和供给。前一批官员前几天才刚出境，后一批又告知到了。至于游览名胜、流连宴饮，也没有不跟随侍候的。整天不得休息，直到天亮不得入睡，这就是台仆一类人的劳苦，也是胥吏的耻辱。登堂不久，座位还没有坐暖，早晨送来的公文又到了，还要替他们筹办馈赠；夜间下达狱词，又要替他们计算赎金。繁琐文书使身体疲惫，繁复礼节使心神困扰，匆忙不已，没有一天空闲。那么田赋、户口之类本应知道并治理的政务，什么时候才能办理呢？因此天下的县令都自称是俗吏，都自称是奴仆。俗吏是受辱的称呼，奴仆是卑贱的名称，可他们却不拒绝。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朝廷的法令松弛，而大官的气焰膨胀。稍有拜伏失礼，或因一点小小的冒犯造成嫌隙，即使像朱卓这样的事情，又有谁来辨明呢？进士因为要在台谏任职而受到严厉约束，举人则免不了遭到斥责；欺骗刑法，谄媚权贵，正是这种形势造成的。而且对他们的防范、责备，难道又不是出自朝廷吗？名义上如此，实际却相违背，所以这里轻了，那里反而重了。老虎的威势能使百兽震慑，假如不能运用这种威势，狐狸就会偷偷行动。如今大官用严厉恐吓小吏，使小吏归心于他，而我们不能用严厉制约大官，这也就是不能运用威势。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严格责成御史，以端正自身来匡正他人；对随从人员的人马、驴、舟、车等器具，廪食、纸墨等需要，迎送、候谒的礼仪，都应完全按照宪令办理，不要用繁文缛节加重扰害下属州县。守巡官违背宪令，必须弹劾奏报，这样县令就能得到宽裕时间，尽心办理王事。他们若有荒废懈怠，谁能逃脱罪责呢？大官畏惧我们的严厉，必定把朝廷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不敢凭私意欺凌卑微者；小吏依靠我们的宽厚，也会把朝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不至于凭私意投靠尊贵者。这就是君主制御群臣的方法。猛禽本来善于搏击，鼓励它便会更加迅疾；鸡蛋本来容易糜烂，压迫它便会更加败坏。君主对于宽厚与严厉，确实应当区别使用。选择将帅

译臣看苏洵论述将帅时说：“将领不过是一个大的有司罢了，并不是与众不同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便如此，王良、造父是天下善于驾车的人。假如让他们驾驭跛脚的四匹马，乘坐破车，骨头受苦、筋力疲劳，车辆踟蹰不能前进，这并不是他们长于一尺而短于一寸，而是破车不具备承载重物的条件，跛马也不是远行的工具。将领固然不是与众不同的人，又怎么能不慎重选择呢？如今皇帝在上面忧劳勤政，大臣在下面宣扬施行，而甘霖洒落却不能到达覆盘辇毂之地；在京城附近游泳嬉乐，而边郡百姓却肝脑涂满荒墟，脂膏滋润腐草，老幼被拘系，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这是将领和官吏不肖造成的。过去太祖皇帝凭借骑马征战取得天下，披甲佩剑，与诸公在中原并驰十多年，驾驭将领的方法早已谋划得很周密。都司、卫所遍布天下，像锦绣交错；在险要之处设置镇戍，边外军务全部交给武臣，因为指挥刀兵、拔旗陷阵，不是迂腐文人所能办到的。太平日久，法令更加松弛，纨绔子弟养在浓酒甘食之中，沉溺于丝竹歌舞和美色之间，筋骨迟钝，智识昏昧，所以仁宗皇帝命文臣镇守，治理文书，商议机密、参与军务，管理边储，后来都改任都御史，称为提督。天下安定已久，缙绅掌权，披甲戴胄的人低头屏息，只能唯唯诺诺听命。因此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虽有将领之名，却受到束缚而不能振作；军旅大权在上归于提督，在下归于备兵，这才是巍然的将帅职位。所以这两类人不能不慎重选择。如今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呢？是钻研章句的小儒，拿着一张方纸，挥挥手便攫取高第；安坐几年，富贵逼人，便占据职位拥有它。入内便排列兵卫居住，出外便陈列戈戟游行，吃鲜肉饮醇酒，声光宠荣、福禄丰厚。盗贼遍山，他耳聋听不见；百里之内，盗贼攻下乡聚，屠杀百姓，掳掠子女，他瞪眼也看不见；盗贼筑巢夺取民田，损失国家赋税，他心昏也不知道；只战战兢兢庆幸盗贼没有攻城劫库，自己还可以过几天便调任。至于城壕之外，便把百姓交给盗贼吞食；他们加倍用力施展机巧，欺诈隐瞒不让上级听闻，粉饰虚假功劳，拿空文欺骗皇上，这就是百姓悲哀呼号却无处申诉的原因。难道他们和盗贼亲近而以百姓死亡为利吗？只是自身和家族看得重，而勇略微薄，不过是一个畏惧胆怯的迂腐儒生。勇猛凶悍、奔走跳跃、奋臂善斗的，才是壮士；妇人女子脚步缓慢、声音柔和，佩戴珠玉、拖着白绢，听到喧闹就关门缩颈。怎么能让妇人女子去作战呢？臣考察三代时，多用车战，所以士人从小就学习射箭和驾车；司徒举行大考，也以此来兴起人才，与德行、礼乐、书数一同选拔任用，用于作战时，人人都能带领军队，并不是徒有其名。因此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制定科举标准，考中后十天再考骑射，其中深意实在深远。不是大圣人，谁能做到这样？臣想让乡试、会试中式的举人，凡愿意参加骑射考试的，按照洪武三年的例子考试；合格者登记在册，授官时任用为捕盗通判、兵部主事，让他们治理盗寇、巡行边境，讲习方略，熟悉韬钤，以备备兵、提督选用。然而议论者认为，骑射只能敌一人，不足以取得大将之才。他们不知道，武人的弓箭奔驰，就像儒生的著文、执简、揖让一样。善于著文、执简、揖让的人，未必能成为圣贤；但没有圣贤是不善于著文、执简、揖让的。善于弓箭奔驰的人，未必能成为将帅；难道有将帅而不善于弓箭奔驰吗？议论者不称赞姜太公鹰扬而起，却称赞张良相貌像妇人；不称赞孔子击退莱夷，却称赞杜预不穿铠甲。这些人不过是挑取一两件事，为自己不能任事寻找说辞罢了。况且军旅之事，以志向为主，以气势为用。穿着儒服而又善于骑射，说明他的志向深厚、气势壮盛。备兵、提督固然不一定要亲自出入行阵，与敌人比拼一项技艺；然而确定议论、运筹谋略、鼓舞锐气、制胜敌人，没有志气又从哪里来呢？在大海上驾驶载有万斛的船只，划桨摇橹的未必是熟悉水性的老水手，但船只只听从他的指挥。假如从未学习过，听到洪涛便两腿发抖，看到巨浪便心中惊悸，还敢把自己置身其中，左顾右盼，指示水道吗？科举之学，只凭著文、执简、揖让来考察士人，本来不足以得到真正人才，但豪杰尚且能由此产生，何况再加上弓箭奔驰的考试，使天下人知道皇上的意向所在，必定会有突然响应的人。如今虽设置武举，但所得不过是能拉强弓、举重物的粗材，会背诵一些听来就说、腐朽空泛的话，而且待遇又很轻。即使升到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要职，也只是受人任命，而不是任命别人。如果再把文才与武艺结合起来，那么他们的智识足以判断敌情，勇略足以担当祸患，形势也可以有所作为；有辅佐赞助、督察责成之人，谁会不听命呢？又让武官按年按时进行比试，用俸禄来控制赏罚，他们踊跃进取，人才一定会出现。如今勋臣教读已经成为虚文，武官训练也大多废弛。至于驻守边外、所听命的，又是迂腐儒生。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让中式举人参加骑射考试，用来充任备兵、提督。端正刑法与礼制

译臣听《礼记》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自从这两句话传出，天下的事情便有极不公平的地方：刑罚施加于庶人，常常超出法令之外；施加于士大夫，却常常逃脱于法律之中。礼施行于庶人，常常被忽略废弃，直到等于没有；施行于士大夫，却常常放纵过度，直到成为虚伪。有人纠正说：“刑罚并非不上达，没有因为大夫居上便不施刑；礼也并非不下达，没有因为庶人居下便不施礼。”臣虽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正确，但大夫不能不受刑、庶人不能没有礼，是可以知道的，只是有等级差别罢了。为什么？天下人各有自己的名分，圣人就是顺应各自的名分而使之有高低等级。先王的制度，依据德行授予爵位；大夫有德，所以不轻易接近刑罚，假如败坏德行，也不能免刑，只是不像庶人那样被捆绑、拘系、押解，这难道不是优待吗？礼用来辨别位次，庶人没有爵位，所以礼仪不完备；然而上天所定的秩序不能违背，只是礼仪的等级、名目、数目，比大夫减杀罢了。唉！如今的天下，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本朝狱具中的笞、杖、讯、校，长度都有分别，也都有固定格式。除了刑条中禁止用筋铁勘问以及校板图等刑具的规定，刑书像天象显示给人看一样，明明白白。证据明确、供词确定以后，才按照法律判决。从一到五，从六到一百，这些刑罚是用来惩治奸邪、保护良民的。强悍的官吏却凭借刑具施政，不问曲直，不辨善恶，用五寸长的竹板抽打，用二尺长的木板夹击，案件尚未审定，已经有一半人被打死了。甚至无罪之人，只因一句话触犯忤逆，便被打几十下，当场毙命于公堂之下；这就是不用刀刃却杀人的人，是没有鹰爪、没有虎牙却戴着鹰虎冠帽的人。百姓已经两脚重叠、不敢越过一处行走了。过去太祖从民间起兵，看见官吏侵害百姓，天下大乱，大概正是为此伤心。建国初年，对贪污者施加法外之法，制定官吏受枉法赋达到满贯便处绞刑的律令，吏治战战兢兢，不敢走向奸邪，百姓安定。洪武三十年又规定，官吏受赃达到满贯，作为杂犯罪处死；后来允许赎罪，命令一实行，奸弊便改变，所以这是打破规矩而改为宽缓。如今仁厚过多，贪婪开始兴起；公然杖打，私下卖请、侵夺，司向府索取，府向县索取，县里又能从哪里取得呢？借公文名义，实际索取金银；借口土产礼物，实际就是贿赂；事情败露就归到馈赠者身上，秘密进行便成为自己的财囊；法网竟漏过吞舟之鱼，实在令人感慨。御史巡视所属地区，即使有所判决杖击，也不过是小官；大官的贪污，难道能与小官相比吗？职位越尊贵，攫取的越多；收入取得越巧妙，留下的痕迹越隐蔽。何况小官也在替大官积聚财物，万一被弹劾，不过罢官回籍，赃物也不追缴；法律虽规定了，却不真正取缔，凭什么治理下属呢？所以臣说：刑罚施加于庶人，常常超出法律之外；施加于士大夫，却常常逃脱在法律之中。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国家制定礼制，通行到庶人；俗吏却把刀笔文书、筐箧财物当作事务，废弃礼制而不问。三加礼不举行，六礼不修治；嫁女时车子满载，埋葬死者耗尽全家财产；设席大宴，宰牛击鼓；旗幡仪仗遮蔽道路，僧道挤满屋室；束发戴孝，娶妇生子，甚至把水火当作棺椁，这简直是弑父的罪过。遗弃祖先，只略微报祭，把出门游行当作祭祀；祈求名山大岳，谄媚淫邪鬼神；男女杂处，昼夜奔驰千里去赴会。普通人雕琢器物、刻画花纹，平民穿绮衣锦鞋；酒馆歌楼高耸直入云汉。甚至有人涂饰容貌，倚在市门，这不是君子所忍心看见的。无礼实在太严重了。至于士大夫，所谓礼仪无非是私下收受钱财、甘于奉养的姿态。权势炙手可热，就每年树立牌坊；权贵有可钻营的门路，就时时前往庆贺；显贵要职可以攀援，就馈赠财物接连不断；只要能依附腥膻权势，就频繁问候起居。用将要恭敬的文辞作幌子，用折衷礼仪的话语作装饰，向郡县下发一纸文书，命令支出不得推辞，官银不得推辞，于是官府无碍，百姓反而受害。至于下级官吏奉承上司、外官奉承京城权贵，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有名目可说；接受的人也都有说辞而不感惭愧。全都称作礼，实际不过是银钱罢了。因此如今市井之人、隶卒一类，把“礼”作为银钱的通称，真是奇怪。过去老聃对周朝末世愤怒，指责这种偏邪的礼，认为人的性情分离，质朴散失，于是激愤地说：“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也是祸乱的开端。”如今的礼又怎么样呢？所以臣说：礼施行于庶人，常常被忽略废弃直到等于没有；施行于士大夫，却常常放纵过度直到成为虚伪。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诗经》说：“柔弱的也不吞食，刚强的也不吐弃。既不吞食柔弱者，又不吐弃刚强者，这是为什么呢？”刚强者是用来制约柔弱者的。如果我吐弃刚强者，刚强者就会吞食柔弱者，二者的势力不能并存。所以士大夫不受法律中的刑罚，庶人就不能摆脱法律之外的刑罚；士大夫的虚伪礼仪不革除，庶人的正常礼仪就无法彰明。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令法司，凡犯有赃罪的官员，无论大小，一律依法审问；或从轻，或从重，或杖决，或发遣，一概不许赎罪。内外各处的刑具，都应与图板规定完全相同；违背格式、肆意虐待的，必须查办治理。百官以银钱充作礼物的，按赃罪论处；责成守令重视对百姓的四种教化，冠、昏、丧、祭等礼，禁止奢靡华丽和邪僻行为。士大夫对于庶人，虽然有尊卑之别，但名分所在，各有应当遵守的规矩，一丝一毫也不能逾越。只是庶人受刑容易过度，士大夫受刑却容易不足；士大夫行礼容易过度，庶人行礼却容易不足。我们能够约束士大夫，使他们不残害、不鄙视庶人吗？百姓各自得到本来应有的名分，尊卑秩序实际上也未曾错乱，这就是天下最公平的道理。应当纠正官吏邪恶的事情，大概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奉诏书四 安定民生（共六篇） 凝聚民心

译臣愚昧地认为，天下的动乱，都起因于隐士喜欢发表高谈阔论。上自京畿以内，下至海边，凡是怀有生命的百姓，都欣喜快乐，这难道不是太平盛世的极致吗？可是蒙庄氏却开始叹息羡慕容成、赫胥氏的时代，认为百姓安然自在，不知君臣之间的恩义，也不知德泽的深厚；他讥讽尧让位给舜，使天下人欣欣然，甚至把这种情形看作腥膻之物，这就过分激烈了。自从周王室衰微以后，诸侯以武力争权，强国专力进攻，弱国致力防守，把百姓驱赶到刀兵战争之中，又施行严刑重赋来供给军务，这是百姓开始受苦的时候。蒙庄氏认为有欢乐才有忧愁，于是想返回太古时代，达到苦乐都忘、彼此相安的境地；儒者的议论，难道会这样吗？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用言语称述。”这是说他的功业文章深入百姓，并非一端一事可以列举。孟子谈论王道与霸道，论说很长。他说：“王者的百姓，显得光明快乐；即使杀了他也不怨恨，给他利益也不以此作为功劳；他们每天迁善，却不知道是谁使他们这样。”这是说王者治理百姓，使他们自己从内心获得满足，并不是靠言语、容貌或沾沾自喜的命令强迫他们。百姓如果自己从内心得到满足，就会与上级更加紧密地结合而不可分离，所以说：“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誉深入民心。”假如治理天下不想使百姓快乐，难道一定要让他们忧愁困苦才可以吗？后世君子以称说五霸为羞耻，但他们治理天下反而不能使百姓欢乐，为什么不干脆像鸟一样飞走呢？当时的君主各自专有自己的国家，各自爱护自己的百姓，虽然治理手段十分烦琐苛刻，却没有不怀有怜悯之意的。这就像贪婪的人派儿子到海中寻求珠贝，儿子触犯雾气，淹没头顶，不能得到休息，但父亲心中本来还是悲痛的。自从秦朝废除封建、设置郡县，把百姓分割开来，由守令治理，天下百姓便成为天子的百姓，不再是守令的百姓；他们的苦乐、休戚彼此漠不相关，如同胡人和越人。又何况井田制度败坏，阡陌开通，县官没有田地来使贫民就业；百姓拥有的田地，都是自己出资购买、出力取得的，不懂得服事官府的道理，认为田地是我自己的，县官反而来向我征收赋税。征收赋税时，他们就挺胸斜视；征发徭役时，他们就怒目而视；再加上有司鞭打、冤屈，朝廷虽有仁政颁布，却不能贯彻到下层。因为用不懂得服事官府的百姓来治理，用与百姓休戚无关的官吏来管理，所以百姓都不感恩于上级，反而怨恨、傲慢。平时没有事情，尚且只能用空名义勉强约束；一旦有紧急情况，谁还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呢？奉行天子的恩德，宣扬传播训诫勉励，以使百姓和睦团结，确实是守令的责任。然而教化的发出，要由上而下地尊重；教化的施行，要由下而上地彰明。为什么？因为下层之人是百姓亲近的人。百姓看见县令，觉得他不是与自己同等的人，只是听从命令接受教训，即使命令详尽，也不能明白其中诚意。只有那些与他们共同在里巷游处、耳目一向熟悉的人，曲折开导说明，他们才会欣然信服。因此汉代有三老、啬夫，让他们劝导乡里、帮助养成风俗，并可以和县令、县丞、县尉一起以政事教导百姓。这大概是自古以来就任用他们了。只有我太祖皇帝制定里甲制度，重视选择耆老，民间争讼都交给他们听取裁决；用木铎警告，用榜文重申。在京城，每月初一由京尹带领他们到御前宣谕，极其恳切。有司沿袭旧例，却漫不经心，年长有德的人隐没了，狡猾之徒充斥其中，只知道从买卖狱讼中偷取财物。人员迁徙不固定，里甲图籍长期混乱，因此依乡设置乡长来维系。附郭之民劳苦于州县，各社财力又困于巡检，这已经不是成周胥宰所承担的职责了。如今皇帝加恩百姓，百姓能够穿美衣、吃甘食，哪怕最细微的好处都是皇帝之力；但不懂得服事官府道理的人也很多。有司中固然有许多承受恩德却与百姓休戚无关的人，这样的人大概也不少。在官府服役、列名乡里的，又都是狡猾奔走之徒。臣担心民心还不知道应当因什么而喜悦。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慎重选择守令，让他们选择年高有德的人担任老人，平息一里的诉讼；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没有过错、勤力耕田不懈、众人推服的人立为乡长，以约束一乡众人。每年按时集合百姓读法，使他们知道朝廷教养、生全我们的恩意竟然如此深厚；也使他们知道百姓供赋服役，都是不能不尽的义务。督促他们耕种，禁止游荡懒惰，实行四礼，修明五教，奖励善良的人，督责无赖之徒。社中还要不时训练，以防意外。吉日让礼长在庭中，询问百姓的苦乐、赋役的轻重、刑狱是否公允、盗贼是否兴灭、天时是丰足还是不足，都可以提出意见并予以施行。对于欺骗妄诞、谋求奸利的人，就这样惩罚并更换他们；这样，乡里民间都知道朝廷设官立法本来是为了百姓，百姓确实受到朝廷的恩惠，便会欣喜快乐而拥戴天子。这就是成周政治有道而长久的原因。如今守令都冷漠无情，长老又只是这样的人，他们哪里知道朝廷的心意呢？所以，使百姓喜悦，不能说不是王道，不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考察赋税

译臣听说，三代时没有赋税轻重不均、贫富不等的现象，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的田地都归天子所有，上面授予田地有固定的制度，下面缴纳赋税也有确定的数额。田地纵横开辟，不由县官授予，都是百姓出资购买、靠劳力取得的，田界纵横分割，只按自己的意愿处置。县官不过总括赋税的大概数目而已；田地即使广达千万顷，连一儋一石的粮食也不能供应，田地即使只有一步、丈、寻那么宽，赋税却往往增加五倍，甚至不止如此。这就是天下苦于不公平的原因。后世谈井田制，便被视为腐儒。然而，强者欺凌弱者，众人暴虐少数人，明知倾轧愚弱者却不加禁止，任其自行生长、自行治理，轮流成为君臣，这难道是父母之心所能忍受的吗？如今天下田地不均，官民的制度不同，狡猾的胥吏和强横的豪族，千方百计地施展诈术，变化多端、诡计万状。把赋税摊派在现有田地上，叫作“活洒”；把赋税藏在逃亡、绝户名下，叫作“死寄”；把田地分给子户，叫作“带管”；把赋税留在已经卖掉田地的原主名下，叫作“包纳”。有田地推给别人却没有收入，有总数却没有实际征收，顷刻之间变化无常，即使鬼神也无法查清根源。至于富人害怕承担征税和徭役，便割让几亩产业，附加数倍赋税，却不按原价交给贫民；贫民被穷困逼迫，只好拿难以出售的田地急速贱卖，以减轻赋税并求取富室购买。田地有宽有窄，赋税有轻有重，彼此杂乱混淆。富人的田地广大，赋税反而轻；穷人的田地狭小，赋税反而重。富人享有公侯般的资财，穷人却沦为猪狗的食物。这就是流民遍布山林、盗贼难以禁止的原因。苏轼号称豪杰，却也忧虑按土地更定赋税难以实行。从前洪水泛滥而出，大概漫天遍地了。大禹疏导、分泄洪水，使它向东流入大海，就像疏通沟渠一样。天下难道还有难以办理的事情吗？况且，土地的数目记载在册籍中，不如依照地图来核查。《周礼》说，大司徒凭天下土地的地图，周遍了解九州岛的地域。我朝的黄册每里有一图，也只是绘制户口而已。大概人口像刺绣一样交错居住，有人原来在东边，后来迁到西边；田地却像星辰棋子一样分布，千古不变。所以人口不能用地图拘定，而田地却可以凭地图查清。只要以田地来系联人口，而不以人口来系联田地，赋税的增减出入就没有踪迹可查。臣愚认为，应当把天下所有田地都登记在册，不按官田、民田来确定科派，只以土地肥瘠为标准，因地定赋，取多补少，达到规定额数便停止。某处有多少田地，某种田地应缴多少税，在鱼鳞图册中把占有田地的人写在田地下面；一里有几个乡，每乡编成几图，由里长掌管，鱼鳞图与黄册并行。占有田地的人每十年重新登记一次，地图则保持原样。重新编造册籍时，里长应当加以核查，依据税收的征收和免除，追查田地的交易情况。有时因为疏忽而没有察觉，有时因为奸利之徒作弊，终于造成粮税、租税、徭役的遗漏。里长代为办理。大概先王时代，八家共住一井，住宅在田地旁边，人们耕种什么，众人都知道；赋税收入多少，众人共同供纳，所以弊端不会发生。如今各处彼此相隔，田宅分处异地，一里之人彼此不相识，一甲的田地彼此足不相及，即使发生欺瞒隐匿的罪行，里长虽有同样的责任，却未曾真正以此责罚他们，因此弊端多如牛毛，难以计数。黄册本来曾经按里统算，只是册内田地有数目而没有地图。如今既绘制里甲图，又绘制田地图，那么这个里的里长即使居住在别里的田地上，也可以不管；但这个里的田地，必定要由这个里的里长过问。别里的居民占有这个里的田地，可以不管；但这个里的田税，必定要由占有这块田地的里长过问。即使没有亲自踏查田亩、翻阅地图，后世君子也可以看见其情形。那些害怕井田制难以恢复的人，是因为认为守令频繁更换，不如封建时代让豪族世代守在自己的土地上，能够查清细微情况、辨明混乱。田赋增减，只要询问里长；新任里长必定从旧任那里得到指示。即使世代守在这片土地上，又有什么不同呢？大概同里同邻的人，谁卖田、谁受田，谁把赋税摊派到现田、谁把赋税寄托在别处，他们一定知道得很详细；即使有代为办理的忧虑，防范也一定能够做到。否则，里的田赋虽然与地图相符，也难免暗中多收或少收；国家的田赋虽然与数目相符，也难免私下增减，日积月累便逐渐出现差错，又会恢复到从前的样子。有人说，里长代为办理，欠税的人就会无所顾忌，而代办者也无可奈何；如果把田地揭示出来、把税额标明出来，既然已经清楚公开，难道还会有差错吗？均平里甲。

译臣曾经读《诗经》，读到《鸤鸠》篇，便懂得了父母的心。父母有三个儿子：一个吃稻米、穿锦衣，尽情享受安乐；一个吃糟糠、穿粗布短衣，只能勉强保全自己；一个手拿笔杆，还将成为沟中的枯骨。父母将偏爱其中一个吗？还是会把他们的待遇调平均呢？这是天下最真实的感情，也是从事理上可以看明白的。国家的制度，以里甲来承担天下百姓的差役，十户为一甲，甲有甲首；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有里长。十年承担一次役差，开始时也很均平。时间久了，户口增减不齐，又加上奸利之徒肆意作伪，有的把户口诡寄到别的籍册，有的假托衰老残疾，有的诈称孤寡零丁，有的屡次分割户籍，于是册籍所载便大相悬殊。一里丁粮多的达到一千，少的不到一百，有司却只按户数派役。况且轮流应役时，事情有大小，日期有先后，可以上下推移，权力落到胥吏手中，于是富而狡猾的人常常负担轻，贫而愚弱的人常常负担重。这就是诗人在《北山》中发出感叹的原因。因此当政者忧虑此事，便有了均平的建议：计算整个县一年应办的事务，各甲当年应出的丁粮，各按一份丁粮应折银多少、粮食应折银多少，以丁粮所折的数额作为应办事务的费用，不再按户轮流值日；丁粮多的出得多，丁粮少的出得少，这确实是均平了。然而，应办事务的定例虽然规定在额数以内，实际供给器具的数目却总是超出额数以外；按比例折算的银两不够，轮流值日仍照旧。何况全县一年应办的事务没有增减，各甲的丁粮却年年有多有少，明年少而今年多，便是今年负担轻、明年负担重。因此当政者忧虑此事，又有了“爬平”的建议：把一县的丁粮平均分配到一县的里甲，计算一县原来应有多少里长、实际有多少丁粮，再逐步分配，使每个里长应承担的丁粮相等。达到标准的就不增加；超过一倍的增加一份补充额，超过二倍的增加二份补充额，以上依此类推；少于标准十分之一的增加一份补充额，少于十分之二的增加二份补充额，以下也依此类推。这样丁粮和应办事务截然划一，也是天下最公平的办法。然而，里长这个名目，本来就是闾胥所承担的职任，纲目如同丝线相连，法度已经很整齐了。把一个里拆成两三个，又把两三个合成一个，岂不造成紊乱，违背事务的体制吗？况且分割编配的痛苦，将会不胜烦琐苛细；押送、核验的劳苦，也免不了彼此牵制，实在恐怕会成为诉讼兴起的根源。不如仍然沿用旧制度而稍加更改：里长不足的，由甲首代办；缺额的予以补足；取多补少，把有余的移补不足的地方，而户籍仍照旧，丁粮数目不必完全拘泥于一处。不如把一县的丁粮分成三千六百六十分，以对应十年连同闰年共三千六百六十日的数目，再按日分配。一年约分得三百六十六分；如果当年应承担的丁粮份数尚未完成，就计算到哪一天，次年接着完成；有余数的也接续到次年。至于追缴赋税、拘捕人犯，必须满一年才停止。五年一次的差徭，也按这些份数编排。每年的粮长，也按这些份数协助办理。这样，里甲的册籍虽然没有全部改变，贫富实际上已经都得到公平。《诗经》说：“善人君子，他的仪态始终如一。善人君子，为什么不能长寿万年？”正因为他的仪态始终如一，所以人们祝愿他长寿。即使如此，里甲已经均平了，如果上面的人不加爱惜，均平又有什么好处？有一寸野葛，一个人吃了会死，一百个人吃了会生病；空腹吃了会死，吃饱了吃则会生病。大家一起吃这种薄食，虽然不会只杀死一个人，却会使一百个人憔悴，何况空腹的人很多呢？如今里甲负担超过常规，差徭的征取超过原额一倍，粮长困于沉重负担。这种野葛，难道可以拿来平均分配吗？整顿军政。

译臣考察三代以后，军队和农业分处异地，于是拥有天下的人总是忧虑军队太多而粮食太少。国家初年的制度，大概并不是这样吧？只是因为废弃而不加修整，所以到了今天，两方面的弊病都承受了，却无法振作。成周按照丘、甸的制度，共有五百一十二万名兵夫，供养万辆兵车的七十五万军队，这就是说七个农夫供养一个士兵。虽然说征战出行并不经常，但难道就能安然无事吗？至于乡、遂，则每家出一人，田间耕作和追捕盗贼等事务都要全力承担。国家初年设置卫所四百九十一处，其中三百一十一处按军队计算，约有三百一十万余人；当时登记在册的人口有六千五十四万，这就是说二十个人中才有一个当兵。况且守城的占三成，屯田的占七成，二八、一九四六等按半分配的办法，又因地而异，不耕田的人很少。天下屯田有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官田、民田有八百四十九万余顷；把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屯田分给三百一十万余名军人，每人得到二十九亩；八百四十九万余顷官民田由六千五十四万人聚集耕种，与军人所耕相比，竟只有一半。这样看来，军人的力量全都用在南亩上，百姓反而比不上军人。三百一十万余名军人，每年所食粮食三千七百二十二万余石；每人屯田二十亩，除去正粮，再缴纳余粮六石；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屯田总共得到余粮二千七百万石。这样，军人的粮食由军人自己供给，边储运输来的粮食、军需征收的粮食，取自百姓的没有多少。军人多半从事农业，所以虽然额定设置数百万人，却看不出冗员；粮食出自军队自己，所以虽然每年耗费数千万，也看不出匮乏。守城军人在三次操练中较量技艺，屯田军人在农闲月份讲习武艺，内外相互维系，彼此相互激发；兵器精良，仓廪充实，所以即使兴兵数十万，也看不出困难，而且还有余力应付其他事情。到了今天，现存军队八十四万余人，只有过去的四分之一；现存粮食三百七十七万余石，只有过去的七分之一。军队和粮食本来是相互随盈亏变化的：军队冗多，粮食就匮乏；军队已经少了，粮食却看不出有余。粮食匮乏，军队就显得冗多；粮食已经少了，军队反而更加显得不足。难道不是脱离军籍的人很多，而在籍军人又坐享粮食吗？未开垦的田地很多，而已经开垦的田地又被坐食的军人耗费了吗？这两方面相互削减，于是一起削减了吗？安置八十余万坐食的人，来侵蚀仅存的三百余万石粮食，所以今天粮食确实苦于太少；军队虽不如过去多，却也只显得太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百万石〕 况且，以过去七分之一的粮食供养过去四分之一的军队，必然无法供给，因此漕运粮食和盐引都要取自百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这些坐食的人只是环视而不能作战，只好再次驱使民兵去应战；平时已经抽干百姓的膏血来供养军人的生活，发生战事又让百姓牺牲性命来代替军人死亡，这就是这种制度越来越弊病丛生、百姓越来越困苦的原因。臣愚认为，应当整修国家旧制，恢复过去军队与粮食相互供给的办法：有田就不怕没有军队，有军队就不怕没有粮食，有军粮就不怕没有用途，又何必等待其他条件呢？人可以从四方迁徙选择，而田地万古不移动。有的田地被蒿草侵占，有的被豪强夺取，都可以凭过去的文书追查索取。如今如果实在不能让军队耕种，就划明疆界，发给器具，授予贫民耕种，责令他们缴纳六石粮食，而不再支付月粮费用，这同军队耕种相比有什么损失呢？把两个人的收入合起来招募一个士兵，百万军队很快就可以得到。屯田宪臣只督促缴纳粮食，不亲自踏查田亩，这就是所谓舍弃根本而只求枝叶。至于清查军队时，军丁死亡、全户绝灭的，当然应当注销；改换姓名、变更户籍的，则应当追查根源。在军籍中逐一核验，补入军伍等待回报，即使相隔万里，也只需一两年就可以恢复。为什么偏偏只把这件事交给文书办理呢？何况官府既然以清查军队为名，还有什么不能查问的呢？隐占军籍、纵容逃放的弊端，老弱之人雇人顶替的奸弊，侵吞削减军饷、军人逃亡的罪行，实际空缺的数目，巡行各部所到之处，难道可以不加核查吗？为什么只专门查问那一项，却遗漏这些呢？军伍充实以后，守城的就守城，屯田的就屯田，难道还怕粮食供给不足吗？如果有司强行摊派，必定要派遣壮丁；既然触犯明确刑法，就不应任意赦免。豪富之家，宁可没收其产业来扩充屯田、种植作物。训练的方法，必须依照《会典》：骑射、弓弩、枪刀的考核，各有规定的程序；官员不操练的，具文报告，依法处理。这样或许各处环列的卫所都能成为善于投石、跳远的勇士，一旦遇敌，勇气自然加倍，又何必驱使未经训练的百姓去踏入必死之地呢？不过，今天之所以重视调发官军，是害怕擅自调兵，也担心军人伤亡。所谓卫守和守御，难道只是围绕城池自保吗？应当根据便利、乘机剿捕；按照会捕律，已经允许这样做了。如果双方交战而不能都保全，势均力敌，已经足以原谅；坐视敌人、退缩不前，才应当治罪。如果不宽缓假借，人们都会顾虑，而让供养军队的百姓去作战；他们既然已经供养军队，就应当让军队作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斗〕 整顿驿传。

译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顺应人情来制定制度，所以给予便作为恩惠，禁止便不敢违犯。制定法令却不以人情为根本，就会有难以实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人情终究不能压制。不能压制却强行压制，人们必定会越出法令之外，公然犯禁，而恩惠也不在君上。如今的驿传制度就是这样。有人说，春秋时期，各国相继兴起，争相举行会盟，诸侯的使者每天在道路上往来，各国对于供给馆舍、准备随从、提供饭食、献上牲畜等事，纤细之处都准备周全。稍有差错，使者早晨离开国门，十万军队傍晚就已经到达境内了，所以当时戒惧谨慎到这种程度。后世天下成为一家，奉符持节、乘坐驿车的人，都是朝廷臣子，形势自然不能像春秋时期那样，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周官》的制度中，遗人掌管郊外和乡里的积存物资，用来接待宾客；列国用来接待诸侯的制度，就是成周用来接待臣子的制度。奉符乘驿车到郡县，郡县供给他们；后世用来接待臣子的制度，就是列国用来接待诸侯的制度。只是限制得太严，所以犯法的人很多。如今全国设置驿站、建立驿所，内地不是奉公出差或奉特旨，外地不是奏事或巡行各部，都不许驰驿。马、驴、舟、车的区别，粮食和脚力的差异，都写在职掌中，违犯者有罪，已经很严了。尚书韩文因为买驴而保全自身，尚宝崔璇因为驰驿而被贬谪；即使是逆瑾擅权，张扬声势，也确实有我朝法令可以指责。如今士大夫谁能逃脱这种情形呢？仕途稍有通达，声势稍微显盛，将要出京了，便给他勘合；将要入京了，也给他勘合。随着他要去的地方发给勘合，借官舍之名，装饰成公务的名目，于是千里遨游，道路上络绎不绝。陆路乘坐雕饰的车舆，水路乘坐楼船，锣鼓声震动天空，精美器物丢满道路，驿站还不够使用，县里也要接续供给。所带的马匹接连不断，多的超过一百匹，这就是百姓愁苦无聊、力量耗尽而瘦骨嶙峋的原因。法律允许的，仅仅是十分之一，而人们犯禁的却超过百倍千倍，这种制度哪里还谈得上严明呢？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将要禁止某事，必定也要有所给予。既然如此，之所以能够禁止，只是因为能够给予而已。如今只禁止而不能给予，是因为范围太狭窄。大概人出身入仕，本来就是为了求得一时的快乐；而做官的人，也没有不爱护同类平辈的，所以情面有难以压制的地方。因此规定职掌文武官员到任地点在一千五百里以外的，都允许供给接待。这既是顺乎人情的极致，也符合国家的大体。何况天下每年耗费数十万来供给过往宾客，哪一样不是朝廷的钱财，却不自己认为是恩惠吗？掌管此事的人私自盗用朝廷的钱财，却反而自以为施恩；尊卑大小，茫然奔走，而且每天陷入冒滥，这难道就是所谓法令吗？臣愚认为，应当依据职掌的本意，取法《周官》，命令兵部会议：内外官员从某一品级以上，凡以礼节往来的，都可以驰驿供给，是否有罪则另论；再按照品级加以限制，一点也不得逾越，违犯者治罪。每年计算州县在驿传之外，用来供给过客脚力、路费、筵席的费用有多少，全部从驿传经费中征取，不必另行搜求，这样费用自然可以满足。如今虽然不准驰驿，州县实际花费却已经超过原额五倍；明确制定法则之后，天下的恩惠都归于朝廷，公平正大，没有诈冒的情状，百姓也有容易遵守的标准，等级规格截然分明，不得逾越。骨瘦如柴的百姓或许可以稍稍休息，州县没有应付答谢的烦劳，可以尽心办理民事；尊贵的官员不至于横行索求，卑微的人员也没有在道路上困乏的忧虑。法令有不劳烦而能够实行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吧。铲除盗贼。

译臣观察拥有天下的人，都害怕四方异族而轻视盗贼，难道是因为四方异族的长处不是山林水泽间小民所能相比的吗？唉，并不是这样！如果志向不大，即使折胶控弦，也不过是草寇；如果确有异志，即使扛锄持木棒，也不是黄口老农般的普通人。况且四方异族偏居边境之外，处在空旷的原野，隔着山谷，阻以沙漠，这是天地用来限制内外的屏障。他们侵扰抢掠，本是天性如此；只要点明烽火、谨慎侦察，便会使他们像鸟兽一样逃遁。盗贼却盘踞在我国疆土之内，占据我国肥沃土地，有利便出来进攻，不利便入内据守；这好比腐蚀肠胃的毒箭、刺入腹中的犀利刀刃，和四方异族相比，危险相差悬殊。臣自幼便有治理天下的志向，认为大丈夫应当以自身报效君主，扫平敌境和乡闾，远扬旌旗于万里之外，以彰显中国的威势，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臣生长在岭东，每天都看见盗贼造成的祸害，所以替陛下陈述这些情况。惠州的盗贼，已经将近十年了。当初大概只是一两个凶恶的小人，在水泽之上聚众弄兵，捕捉他们就像捉老鼠一样容易。有司为了谋求升官，隐瞒不报；百姓上报变乱，官府反而加以扑击，于是盗贼因接连转移而蔓延，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兴起。到了今天，盗贼如同破棉絮里的虱子，在东边按住便从西边出来，攻打、占据乡村聚落，屠杀老少，掳掠子女，占据田地住宅，驱赶夺取牲畜，铲除农事成果，白骨遍山，千里土地荒芜，这正是仁人所悲伤的。陛下幸而怜悯百姓，下诏各地官员，认为讲习武备是当务之急，不能以姑息盗贼来求得苟且安宁；对盗贼妖逆隐瞒纵容、从容拖延、不早日扑灭，往往会酿成大患，陛下已经明察圣断了。臣去年五月离家时，盗贼营寨在府治方圆百里之内，攻破三十多个营垒，杀死一万人，陛下难道听说过吗？大概地方官员内心不存忠义，志向只在富贵，对待百姓不亚于把他们视作胡人、越人，惴惴不安地只祈求盗贼不要劫掠府库、攻打城池，自己便可以过几天升迁，所以只把城壕以外的地方交给盗贼吞食而不加过问。盗贼也明白他们的心思，因此不攻打城府，每天吞食百姓；官府如此严酷无情，这就是官府与盗贼做交易。粤南在五岭之外，明珠大贝因为远方出产而被视为珍宝，常常受到官吏珍爱；百姓生活在那里，因为地处偏远而更容易受欺侮，只是官吏特意不为他们动念，所以杀戮的祸害比北方更严重。下级官吏加以欺骗隐瞒，使这里的百姓不能像北方百姓一样共同受到抚恤；赋税收入却与中州相等，田地被盗贼占有，还同受羁縻的郡县相互看待，实在令人悲痛愁苦。然而在位者一定以兵力、粮食匮乏作为托辞。臣是归善县人，亲戚故旧被盗贼掳掠的很多。他们平常居家时，一两黄金尚且没有，一个人也算不上什么；到了陷入盗贼之中，盗贼便发布文书，催促交赎金，否则就要杀掉，于是妻子儿女脱下簪钗耳饰，骨肉之亲也被迫充作人质和差役。为什么呢？因为情势逼迫，人们便设法周全应对。把胡地、越地的人托付给兵粮匮乏的计策，匮乏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粤地各郡中，惠州是小郡中的小郡，龙川是小县；可是赵佗正是从龙川起兵的。秦汉时期，惠州大概还很偏僻，山海的物产尚未完全征取，蒲草、水藻等荒地也还没有完全开除。赵佗收取狭窄之地的利益，招集山险之中的兵众，终于兼并岭南，在南面称王。为什么还要担忧兵力和粮食呢？况且惠州除官军外，还有民兵二千八十六人，有司若加倍征役，就有四千多人；守城的狼兵又不少于一千人。正徳年间，都御史王守仁说：“调动狼兵，不仅耗费不可估量，它们残杀抢掠也不比盗贼少。南赣精兵有二千多人，如果能够把他们作为大军征讨，实行赏罚，只以成功为责任，那么同大军出征相比，费用减半而功效加倍。安危的大计，难道不是在于用人吗？”臣斗胆献上愚见，供陛下选择：“选求豪杰来掌管军队，以严刑重罚控制号令，以便宜行事的权力来增加权威，慎重处理剿灭与招抚而致力于根本，不必拘泥于兵力和粮食。”什么叫作选求豪杰来掌管军队？提督掌握兵备、征伐的权柄。守令告急，兵备不高兴，就不办理；兵备告急，提督不高兴，也不办理。总兵、副总兵以下的官员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指挥以下的官员听命于别人的臂膀，这还责备谁呢？如今在位者都成了听到告急便不高兴的人，为什么百姓还没有横尸遍地而死呢？这两方面应当慎重选择，臣在前篇已经详细说过。应当打破资格限制，选求豪杰；必须是自许忠义、素来以勇敢谋略著称、希望把姓名流传于史册的人，然后委任给他。这样一旦看到百姓肝脑涂地，他的情势必然迫切；即使兵力粮食匮乏，他也一定会设法周全，发誓不与盗贼共存。否则，那些靠科举起家的子弟、害怕失去职位的人，不敢谈论军务，便不敢承担事务；不敢承担事务，便不敢上报；不敢上报，便不敢调动众人，这并不是欺上瞒下、毫无谋略吗？什么叫作严明刑罚来控制号令？炉火炽热不可探取，山崖陡峭不可窥视。为什么呢？因为探取必然烧焦，窥视必然坠落，所以人们害怕它。陛下曾下诏巡抚、守巡、兵备等官，如果再次包庇恶人、祸害百姓，巡按御史就严格加以参劾论罪，重重惩治，法令本来已经令人凛然了。如今议论治理的人是谁呢？炉火难道还可以探取吗？山崖难道还可以窥视吗？从前汉朝制定沈命法，盗贼兴起却没有被发现，已经发现而捕获人数不足规定数额的，处死。后来人们害怕诛杀，上下相互隐瞒，用文辞来逃避法律，盗贼便逐渐增多。如今的法律虽不如汉代严厉，但人人都欺瞒隐匿，这是宽纵过度的过错。至于借弹劾来脱身，因调任升迁而获得优厚职位，这还称得上法令吗？什么叫作授予便宜行事之权以加强权威？龚遂不过是一郡太守，尚且说治理乱民不可急躁，希望不要用文法束缚我，让我可以一概便宜行事。任用人却束缚他，就像捆住千里马的脚，却责求它日行千里一样。必须重视委任，去掉尺幅般的束缚，使他能够施展、驰骋。可以用市租款待士卒，用赎金充作奖赏和劝励；先行处置却不视为专擅，稍有失败也不视为挫败，这样才能解除苛细限制而求取实际功效。不授予这种权力却要他控制军令，本来就难以做到。什么叫作慎重处理剿灭和招抚以致力于根本？招抚的说法，古代大概就有。它是用来对待受胁迫而受到感染、后来愿意服从驯顺的人，并不是用来讨好首领、顺从骄横强悍的盗贼。况且战胜后实行招抚，权力在我；未能取胜便实行招抚，权力在盗贼。权力在我，部众的分置、聚散都听从我的安排；权力在盗贼，便只能随着盗贼的喜怒爱恶。听从我的安排，招抚一次便可长久安宁；随着盗贼行事，早晨招抚，晚上就会反叛。二者相差，如同小草茎与栋梁。三尺童子也不能被欺骗。惠州的权力究竟在谁手里呢？盗贼的侦骑到了郊外，官军却没有迎战；官军还笑语和善地护送他们，像侍奉骄纵的孩子一样，让他们满载而归，于是便声称已经招抚成功。

译盗贼的同伙没有解散，刀枪没有销毁，仍然占种农人的田地、占住居民的房屋，照旧攻打抢劫，毒害反而更加严重。百姓与他们争斗，又有不能抵挡的危险；向官府申诉，却被说成是妄言。这就是良民遭受残害、恶势力不断滋长的原因。山谷中每天有人被杀，里胥每天却只会夸张粉饰。燕地那种虚假的美名，熏蒸的都是实际祸害；种种呼号哀鸣被遮蔽堵塞，残存的百姓又怎么能到陛下面前申诉呢？如今如果得到豪杰而任用他，严明赏罚，授予办事权力，以诚心施行，依据形势行动；剿灭足以树立威势，招抚足以施行恩德，那么百姓大概就有重新活下来的日子了！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即使一根毫毛也没有不爱惜的。陛下的德行同于天地，恩泽及于昆虫，难道会重视北方边疆而轻视南方偏远荒僻的百姓吗？那么现在的欺瞒隐蔽就不应当存在。臣是愚昧顽钝的小臣，冒犯陛下的威怒，吐露真实情状，只希望陛下哀怜。奉诏书五。使国用充足（共三篇）。裁减冗费。臣听说，天下人的言论，即使是最平常的，只要确实不可改变，就是君子不应舍弃的。饥饿时说吃饭，寒冷时说穿衣，这两句话难道不是天下最平常的话吗？然而没有舍弃食物却能够解除饥饿的，也没有舍弃衣服却能够救治寒冷的，所以即使最平常，也不能舍弃。节省费用、裁减冗务、节制开支，同样是天下最平常的话。使国用充足的道理，没有什么能取代它，臣又怎么敢舍弃不谈，只为避开腐儒的讥笑呢？从前宋仁宗被称为恭谨节俭。当时每年用金帛贿赂敌国，耗费数十百万，这就像放高利贷的人登门催债，虽然想减少支出，也无法做到。如今天下是一家，增减操纵全在君上；就像巨富之家某年收入偶然减少，自己勉励家人节省费用，减少奴仆，裁减雇工，约束子弟，谁敢不听？即便如此，约束别人容易，割舍自己却困难。诏书说：“内府供应，朕特别留意节省，所用当有余。有关部门照弘治及嘉靖初年的旧额酌量征派，后来增加的全部革除。”车舆乘用，正是人们难以开口议论的事情，陛下却已经亲自削减了。由此推想，光禄寺、太常寺的厨役，勋卫、监局的员额，勇士、工匠的班队，外戚、内廷的赏赐，难道就一定不能按照制度办理吗？弘扬道德的风气，去除奢靡华丽的装饰，谨慎安排起居，斥退珍奇怪异之物，严格约束近幸之人，戒除安逸享乐，只享用天下各地按照正当制度供应的物品，以此向天下展示，那么关于人的冗员冗费也就有可说的了。苏辙说，损害财用的有三项：冗官、冗兵、冗费。关于军队和粮食的筹划，臣在《修军政》篇已经略微说过。冗官即使更换仆役来计算，也难以说完，臣这里只说那些以千万计的情形。孔子的弟子大概有三千人，汉代经学老师跟随学习的也达到一千多人；如今一所学校却必有三五名教官，他们的教学比起古代怎么样呢？其中地位高的竟然只教授科举文章，科举文章难道需要这么多人教授吗？全部削减其训导职务，每年可以省下三四千名官员、十二三万费用。天下武职超过十万人，是过去的五倍，耗尽民脂民膏来供养疲弱无能之人，不是好办法。确实应当严格功劳赏格，重申比试法令，使官职不容易取得；已经为官的人，只有在办理军政事务时才发给全俸，其数额以职掌为限；带俸而不任事的，按十三等发给；有罪则依法科断。开国功臣不失爵位的，也不过几位公侯，这些人有什么功德呢？多出的五倍数量，何止数百万之多？北京初建时，只设置行部，分列六曹；后来已经定都南京，各司仍然保留而没有裁革，便让闲散人员借此养望居住。臣愚认为，除守备之外都应当裁撤；北京相比中都特别雄伟强盛，也足以控制东南、安定陵寝。商朝曾五次迁都，并没有另行设置官员；成周同时建立诸国，只命令留下后代镇守，也没有把这种大事交给冗官办理。况且这些官员的俸禄将近二十万，斟酌裁撤以后，所节省的难道会少吗？至于冗费中，禄米最为严重，先朝诸臣已经多次谈过。朝廷的议论，不是草野之臣所能完全知道的；但臣却从古事有所感慨：封建诸侯，是周室最盛大的制度。周公戴着功臣宗室之冠，凭借叔父的尊贵地位，被封在鲁国，土地方圆百里。燕享、朝聘、祭祀、征伐、宫室、城郭以及百官的费用，都包括在这片土地的供给中。后世子孙继续做诸侯，又分封为大夫，公田和采地的收入不出自国家。汉代的谋臣贾谊、主父偃提出广建诸侯的策略，实行推恩令，也使子孙承受祖先分割出来的封地。如今天下郡国都属于朝廷，征伐、宫室、城郭、百官的费用，诸王不必承担这些忧虑。郡王以下，等级秩序严明，朝廷却同时承担了这些责任，这就是费用无法承受的原因。汉天子自己拥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以及内史等共十五郡；如今两畿、两浙是财赋的来源，也是京师所依靠供给的地方。其余王府所属的州郡，除了边地储备、军粮、官吏俸禄、预备物资、制造工程以及各种不能废除的典籍费用之外，全部交给诸王府办理。起初曾经平均规定制度，后来即使子孙人数有多有少，也都命令他们在这些费用中支出和收入。百姓兄弟起初平均分得产业，经过数代以后，子孙即使有的多、有的少，也终究不会从这边削减来补给那边。我听说庆府分封郡王，曾经在一万石米以内分拨，不知道当时依据的是什么条例？天下损害财用的事情本来不止这一项，臣只是举出一两个大的例子；由此推想，财用或许可以充足吗？开辟土地。

译臣曾读司马迁所作的《货殖列传》，其中列举十多家致富的人家，详细叙述经营盐、铁、冶炼、丹砂矿、巵茜等行业的事情，说他们的家产可以和王者相比，写得兴味盎然。等到叙述白圭时，说他观察变化、顺应时势，就像猛兽和猛禽突然发动一样；又把李悝把尽地力作为首要措施放在前面，这才知道司马迁对时世的忧伤多么深切，是愤恨世人没有实行这种办法，以致农业生产衰败。因此他说，发展根本生产使人富裕是上策，尚未富裕才退居其次；这难道是他不明白大局、喜欢奇特的胜举、厌恶经营生产的正道吗？懒惰无能的人，拥有靠近城郭的千顷田地，却任其荒芜不加治理，反而拿着筹算和券契争夺蝇头小利，指使奴仆，扼住他人的咽喉来逼取收入，这正是舍弃价值万金的产业，却到市上行乞。开辟田地，古今诸儒都有论述；规模大的地方在唐、邓、汝、颍、陈、蔡、许、洛、荆、襄、淮、楚之间，臣不敢评论京畿之内的情形。古代把京畿以内称为甸服，粮食都从这里出产，所以可以节省运输、便利供给。国家把都城建在北平，这里古代是燕国；燕国作为诸侯国，宫阙城郭的壮丽、玉帛会同的聚集、百官万民的繁盛，哪里敢奢望如今能达到万分之一？然而自文公以后，它立于诸强国之间，北面逼近蛮貉，内外交错于齐、晋之间，又曾率领军队争驰中原，乘胜追击败军，驰骋于千里之外，这些费用实在不小。苏秦进入燕国时，东面有朝鲜、辽东，北面有林胡、楼烦，西面有云中、九原，南面有滹沱、易水，这就是如今京畿东西所达到的范围；与过去相比虽然狭小，但南面有渤海、巨鹿，直到邯郸、濮阳，大概兼有齐、赵的土地，长短彼此补足，实际上也相当于过去。过去所有物资都出自本国，如今却全部仰赖江南，这不是富国息民的办法。苏秦说燕国依靠枣和栗便可富足，能够支撑数年，却没有谈到粳稻的事情，这难道不是人谋和地利逐渐开发才产生的吗？臣考察过去的文书，何承矩曾在河北耕种水田，虞集曾建议在京东开辟海田，托克托大规模兴办屯田；西起西山，东到迁民镇，南起保定、河间，北抵檀、顺，都由司农司招募佃户耕种，实在令人欣慕。水泉、陂塘的遗迹，闸门堤堰防护修筑的方法，召募、敕授的制度，器具和工程的费用，蛤蜊、粟米的丰富，都清楚可观。按照成法施行，经过数年以后，成效便会显现；这同把吴会地区的漕粮转运到潞渚相比，功效相差十倍，利益相差百倍。对穷山深泽逐分逐厘地谋取利益，却把千里以内的土地弃置不收，实在可惜。然而拿出数十万缗作为谋利的本钱，要到数年以后才能收息，这不是富厚之家做不到；贫民连一天的收入都不够当天使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一天的用度尚且不够，又哪里有空闲思考其他事情呢？苏辙说过：“商人经营产业，将要有所作为却没有资本，不能拿维持早晚生活的财物来经营，而应当从不急用的地方取得资本。”他说的是盐、铁等物，如今内库中有尚未使用的钱财，不就是所谓不急用的财物吗？况且富人出钱时，要估量借款者是否能够偿还，并且要在近期能够收回，才肯借出。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也是近期可以偿还本钱的事情。即使如此，谋划事情不难，承担责任难；承担责任不难，任用人才难；任用人才不难，办成事情难。天下人常常忧虑自己过于怯懦，不敢承担事务；事情偶然遇到，便茫然接受任命而不衡量自己。上面虽然任用他，却常有轻视他的意思，等到事情尚未办成便夺去他的职权。古代君子先衡量自己的能力，又要求君主真正信任自己；君主能够任用他，他便接受命令而不推辞；君主不能任用他，他便不敢有一天苟且试行。而君主也专一地责成他办理事务，最终使事情成功，所以足以载入史册。古代的典籍距离如今已经遥远。成化年间，都御史原杰经营郧阳，难道不是值得称道吗？荆襄以西，沃土千里，蓬草藋草蒿草遍地，却确实可以开发其全部利益。他借助流民开垦荒地，得到十二万户。君主和宰相推诚任用，豪杰尽力效命，也可算千古以来的气象。如今朝廷之上，渴望治理天下如同口渴求饮；偌大的天下，难道偏偏没有一个可以任用的人吗？还是说，洪武初年天下田地有八百四十九万余顷，到弘治年间已经失去一半；近来司农司征收入库的，又大多减少了呢？没有耕种的田地，确实不少，难道只有京畿如此吗？藩府、州、县虽然有农官，谁肯替朝廷真正承担事务呢？富国强兵的道路，关键就在任用人才。整治屯田盐务。

译我听说，国家治理边塞，是用来控制远方异族；修治屯田、盐法，是用来代替运输粮饷，这些都是建立富强、巩固疆土、造福万世的办法。然而，法令往往相因而生，弊端也会层层叠加。考察相因的契机，审察相乘的形势，弊端才能革除，法令才能完备。自成化、弘治以来，开中法的规条废弛，而折色纳银的条例兴起。到了今天，粮食昂贵而金钱贬值，谋划国事的大臣没有不在感叹洪武、永乐年间情形的。这不能不探求其中的原因。开国初年，北部边疆士卒战马强盛，威势震撼各异族。勇猛的将领和精锐的军队，把旌旗扬在万里之外，穿毡裘的部族首领不敢向南放牧。墩台以内，就像堂室闺门一样安稳。那时，垦田的命令施行，开辟土地的人很多。富商大贾，耕作时只要召集人手就容易，买粮时仓廪也容易充足，难道是因为他们特别富足有智慧吗？是时势造成的。太平日久而武备衰落，教令松弛而田野荒废。四野萧条，千里望去空旷无物，即使买粮也仍然艰难。如今却想让人迅速耕作、积储粮食来响应开中法，当然知道这是困难的。况且商人的力量，哪里比得上县官？县官尚且不能号召游手闲散之人，铲除荒地，反而责令贩卖盐引的小民去经营数引盐、承担万顷土地，我看这种形势是不可能做到的。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不承担劳苦却享受成果的。广泛兴办屯田、建立丰厚储蓄，确实是县官应该做的事，何必依靠商人呢？况且过去支领一引盐，只需输送二斗五升粮食，如今却要缴银六七钱，已经超过原来十多倍了。拿这些多出来的收入来作为劳费，也相称了。折色法难道还算过分吗？即使现在屯田还不能立即恢复，我愚见认为，应该按照丘浚的建议，在各边设置常平司，由都御史总管。把折色银发交常平司，用来平价收购粮食，充作军粮，然后修复屯田。东起辽东、蓟州，西至甘州、凉州，只要土地不是盐碱地，都开垦治理。京营和边军中，自团营出驻边障以外，凡是隐占土地、役使士卒、逃避军务的人，都驱使他们务农；已有月粮的，官府供应耕牛、种子和器具。实行几年，收入必定很多。把成绩报上去并缴纳粮食，就会有所取用，这就是所谓相因。至于盐课，也有可以说的了。农民既然缴纳赋税，剩余粮食就会多得如山，任其贸易流通，县官不必过问。盐课正额之外所产的余盐，哪怕丝毫铢两也都归朝廷。既不给灶丁支付生产成本，又命令他们附带负担，使商人更加困难，也可见这种法令不能实行。法令越严，奸弊越严重，富商大贾大多陷于困窘。运送刍草粮食时，免不了被侵吞克扣；劝借粮食的办法又超出常例，按斗数分取；还要面对火耗增加、查盘勘合拖延等问题，并且两地之间还要搭配计算。世代掌管支盐的官吏肆意贪婪，称量、验看盐货又因此发生；上下官吏卖人情、占据盐窝，在商人开中之前先行克扣，之后又奏请准许私贩而夺取商利。这就是盐利越来越少、商人越来越难招来的原因。我愚见认为，天下盐课都应令其折色，按照各盐运司所属地区的上下等次，参酌以往增减的数额，确定每一引应纳税银若干钱。盐运司征收、解送的盐，不分官盐私盐，听凭灶丁和商人自行贸易。商人领取盐引，到盐场买盐；官府在要津按照盐引查验收税。盐在各行盐地销售后，严格缴回退引。商人和灶丁在盐引规定之外买卖，都处绞刑。正额既不会减少，每年所产的盐都能征税，与招商自卖相比，不仅劳逸相差悬殊，所得也会加倍。灶丁缴银，不再有销镕、追偿的忧患；煎盐所得容易变卖，自然不会逃亡；手续简便，商人侵削、压抑、滞塞的困苦也可以稍稍缓解。法令既然通融，人们就少有争夺；豪强专擅盐利的心思，以及恶意推剥、掠夺的忧患，不禁也会自行消失。日子久了，事情稳定下来，多余的官盐也可以逐渐减少；那些尚未支完的盐，有的转运，有的改拨，预计一两年内，折色法就可以施行。积蓄既然增多，就可以补救屯田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先王遗留下来的法令，细密周备到了极点；但实行久了，也没有不产生弊端的。审察形势，考察契机，法令于是才可以恢复。如果任凭它衰败毁坏，却不知道它从哪里开始，也不探究它将发展到哪里，那么，智慧又有什么可贵呢？《石洞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卷三。明代叶春及撰。《惠安政书》二。《惠安政书》自序。

译我叶春及，是岭东惠州郡万石里人。父亲叶天佑，品行朴实专一，声名卓著。他在破旧棉衣、穷巷之中研读经书，而我从小就喜欢谈论王道。父亲去世前，曾为这个孩子性情急切、难以约束而忧虑，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他偏要谈论王道。王春及跪下说：“世人说效法后王，是因为后王的制度能够随着风俗改变，议论浅近而容易实行。事情还没有郁积到深重的程度，就已经郁积起来了，究竟从哪里入手呢？我不是活了几千年的人，终究不能只说五帝三王的道理。”父亲说：“好。”我参加科举应试，却没有中甲科。隆庆二年，我伏在宫阙之下上书三万多字，得到皇帝已阅的答复。随后凭文书调任闽清县文学，升任惠安县令。我上拜御史中丞何公，何公命我考察属吏；有个尚未成婚的女子那样畏缩不安，躲避按旧例领取微薄俸禄的一类人，却被说成容易欺侮百姓。我跪下说：“所谓故事，是上级所裁定的法令条文，下属奉行职守罢了。奸猾的官吏借机侵害百姓，创立削减、剥夺财物的办法，乃是出于自己的私意，哪里是什么故事？”何公默然，心里大概认为我说得对。他召集县中三十多位德高望重、乡里信任的长老，设酒备礼，询问便利政务、险阻、户口强弱等情况，以及百姓疾苦中可以施行的事项；并作记录，把他们的回答详细分条。又邀请秀才、文学诸生，反复切磋研究，绘制图籍、询问地方志，约有数种。各种疏列山川的记载，竟然不问道路远近就传来，想用自己没有见过的材料去驳斥乡野之人；相隔五里便把它说成梁益，十里便说成吴越，拿一概而论的说法来处理要地，明明不知道燕地却说成郢地；兼并其说的人又反过来助长年年为害。如今宫室、亭舍已经稍有增修。我撰写《地里考》，说明长吏主管钱粮出纳的法令，衡量官吏俸禄、估计官府用度，再把这些摊派给百姓；每年的租税、更役以及各种经费都有定额。过去昏昧混乱，不能辨别，全由胥吏任意增减，轻重不当，哪里只是农民损失一头牛的费用呢？儒者往往称述孔子，怎么能对掌管计簿的官员说：“有主管的人，看重的是通晓大体，难道不必一一计量吗？”我撰写《版籍考》。晋人绘图，具备六种体例，对于面积、长宽、道路里程、高下、方圆、曲直，都记载得很详细。朱思本的方法，罗太史称赞它的精巧；至于辨别方位、测量土地等大计，还没有论及，便已经赶赴期限，桑树的树荫还没有移动，文书就到了，当面欺罔，实在不行。我的图应当得到远近的真实情况。我绘制《地里图》，里中父老的住宅、闺阁、庭院、厅堂、庙宇、寝室、台榭、疆界、园池，远近的情况一望即知，因此即使脚被刺伤，也要亲自走到、亲手测到。县中相隔几十里的地方，县令的名号和所属土地，从官署、县屋、学校、亭舍、里祠到边塞、障堡、候所，都具载其中；并谨慎考察四境的治理和废兴原因，难道是为了一家人的财产吗？我撰写《地里表户》。宋代几乎户口与人口相等，元代却反过来，趋向开垦，接近宋代的情形；或因惩创而户数减少，人口却增加三分之一，如果向郡国上报，计簿中的长吏、守、丞就不能再诋毁胶东了。县官只是说南至仆铅，实际上在封域之内，百姓却不能拥有土地。假设三万三千九百，可由此知道大概。大体说来，轮番服役和劳役比古代多三十倍，因此不能相信这些数字，怎么能反而怪罪百姓呢？我撰写《户口表》。田地开辟以后，百姓可以自行买卖，户籍也把田地登记到个人名下。京城以内的步亩，并不是全部封疆土地的数目；世代富有的大豪，擅自控制山海货利，役使小民，以争占一份而冒称百份。城壕中的屯田，是用来控制西羌的；如今卫所士卒只白白享受广阔肥沃的土地，连茭草和禾秆也不缴纳，于是使官吏劳烦，戍守日益增多，粮饷却不足。应当供给粮食的人，甚至要靠鞭打才能相互交纳；盐法不能实行，盐池反而空置。这样袭用旧说，难道不羞于与管仲、晏婴相比吗？我撰写《田土表》，把山林、薮泽、原野、丘陵、肥地、盐碱地的亩数，以及每亩五升有余的情况都列出，不只是所谓爰田而已。租税缴纳钱币的，改为缴纳粮食。自闽地旧县以来，即使土地贫瘠狭窄，也不能把它看作海边异地；租名、田耗、利息等簿籍，四十多年都没有更改。县官既已像鱼一样吞食海利，就不能再援引东莱的事例，于是停止了。诏书命令核查天下垦田，救济贫民十分优厚，有司却不奉行诏令，为什么？我撰写《赋税表》，图三十五幅，其中有总联图四幅；共有十一都，表一百五十五幅；图五幅中，彼此连缀而加倍的有两图，其余按照图与图相连的关系排列。广阔的山谷、巨大的河流，以及民情风俗，都具备了。高皇帝按照户口设置三老、亭长，让一里之内的诉讼各自依据情理裁决，教导百姓；有关官员却不认真遵守明文法令，只看见那些卑弱无能的人不足以共议事务，便一概猜疑、祸害、自行处理，以致又在民间施加正、二等约束；这就是已有二三项，却又要求五项，实际上无益于乡亭教化。因此我整顿它，撰写《乡约篇》。闽人迷信鬼神，尤其喜好解祠之事。县境周围八十里，丛祀竟有五百五十一处，供养众神，随意割取、俯仰享用，大多已经成了家巫史。县中有公社，民间也各自裁设厉坛，都经由祠坛阶陛来消除灾异、震动人民，只有木偶神像因旧俗而使人惊惧附从。应当毁去这些祠祀，恢复经典制度，于是撰写《里社篇》。当初进入学校，能够涉猎书籍，缀饰青紫色官服的文章很盛；然而没有受教育成才的人来充任官员，国家又靠什么呢？县中原本贫瘠，学士大多得不到供养，往往看见微薄廪食便争相把它当作市场。于是建立学校二百一十九所，广泛延请才士为师；每月朔日、望日陈列钟鼓，诸生执俎豆，升降揖让，学习礼乐；讲说《小学》一书，以诱导进步，撰写《社学篇》。国初以里甲承担民间差役，过分拘捕如同恶少，和三老一起追捕游荡之人，实际上兼做了多种职务。后来甲长又恢复到铺舍中。只要保正、保长有办法，严厉督促，使人依法听命，还有什么做不到的？怎么会让盗贼从邻里编组中产生呢？否则只是徒然增加混乱罢了。然而这些都出自疏漏的法令，所以我把巡警制度合并起来，撰写《保甲篇》。所以说：百姓都具有五常的本性，刚柔缓急随着水土风气而不同，这叫作风；喜恶取舍、行动安静没有一定常态，随着君上的情欲而改变，这叫作俗。改变根本而变易末节，使它归于中和，然后王道教化才能完成。这种道理就在这里吗？就在这里吗？太华大夫问希古先生说：“官吏被称为贤良，是因为使四肢安逸、耳目保全，自身和名声都显达荣贵，能与百姓共同享受福善。如果米盐等琐碎事务无论大小，都要日夜处理，劳累天下百姓，像服城旦刑一样，那么这就是自己把自己送进圆形监狱，把官服当作钳锁镣铐了。”南北两极，一个高一个低；泰山高而险峻，也有涧溪低处。为什么对人却要求一概平等呢？豪强贵人骄横，掠夺小民，原本就是如此；一旦有人查问，四面便蜂拥而起，传播恶毒言语，传到上面，几乎会败坏他的功业。享受休息安养的幸运，游走传布声誉，获得高位，占据职位而得意，离任后留下名声，不也是吉祥美好的事情吗？为什么还要这样琐碎劳苦呢？”

译希古先生忧伤地叹息说：“天子为百姓设置官吏，本来就是要让他们掌管公平、安定百姓。只想拿俸禄，怎么对得起朝廷？这些都是便利自己、经营私利的做法，不是为公家尽忠的正当谋划，不可取。尧小心翼翼地推算日月星辰，禹疏导九川、洒布大地，百姓才得以长久安宁；难道能任凭他们自行治理吗？一见到官府箱笼中所收藏的文书，便知道官吏所主管的事务很多；下属不敢拿起刀笔，侵夺佐史的职权，怎么能把一切事情都上交给宰相呢？所以说：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劳心的人治理别人，这是古代的道理。”太华大夫说：“班孟坚所传的那些奉行职守、遵循法理的官吏，也值得仰慕吗？张汤、赵禹的事业怎么样？龚遂、黄霸呢？”希古先生说：“从司马子长以来，传述循吏的事迹；但自身修养好，任官就不会扰乱政事。孙叔敖禁止奸邪，子产使百姓不能欺骗；石奢坚贞正直、廉洁公正，从不阿附回避；李离因误听而自裁，不只是拒绝收鱼的典故才称为异等；文翁兴办学校，王成勤劳慰问百姓而不懈怠，黄霸治理细密，虽繁琐却能以精力推行；朱邑爱护百姓利益，龚遂刚毅而显著守节，昌邑致力于农桑，召信臣开通沟渠，兴建水门、堤闸，这些都是勤勉治理的办法。时势不同，就想诛杀原楮的首恶，查办东海大豪强两高氏，将要把他们押到市中议罪处死；围守王宫，搜捕宗室调等人，传令官吏捕捉格杀、砍下头颅，都不是容易的事。把这两种情况比较一下，哪一种更相似呢？”太华大夫说：“循吏当然是这样。汉代相国萧何、曹参凭借宽厚清静治理百姓，于是百姓作了歌颂政令整齐划一的歌；智囊另立三十章法令，便应当斩杀。”在东市把鼠儿肢解示众，取代那些反复更改的约束，装载在牛车上处死；只是洛阳少年还没有受到惩罚。希古先生说：“鼌错擅权而刻薄，仓促之间张汤迎合皇上的旨意，兴办财利、严峻法令来辅佐刑法，他们受到祸及是应当的。萧何、曹参虽然贤能，却比不上周公。贾谊主张改正朔、兴礼乐，是合适的。高皇帝鉴察前代圣王，建立制度，作为万世的准则。臣子不能遵奉，就应当依据义理和法令来检核法式，振兴并恢复废坠的制度；大夫却认为这是纷繁更改，错了。琴瑟不是因为弦张紧了才弹奏，重新张弦再弹并不叫更改，而是恢复其正常状态。”太华大夫猛然起身说：“如今我才知道，惠安的政务和舆图之兴起，是从隆庆五年重新修定各类簿籍开始，一直到万历元年三年才完成，每年都附录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三年〕 《图籍问》。

译询问父老郑若晦等人。我听说古代治理政事，大多使用图籍，以便全面了解险要之处、户口多少、强弱所在，以及百姓的疾苦。知县我昏昧无知，比古人差得远了。错误地做了你们的牧民官，怎敢不去求取这些情况呢？凡是乡里情况可以绘成图的，就绘成图；图不能全部表现的，都详细写在簿籍中，用来弥补知县的不足。谨请询问下面二十八章。按志书记载，境域南北长九十里，东西宽八十里，分为三十都。虽然各都的长宽不相同，但每都以二十四里为标准，南北、东西各画成二十四格。延伸到边界观察，每一格本来只是一里；这样实际合计就是五百七十六里。必须预先整理、安排各部分，限定其南北、东西幅员的数目分别为若干里，再填入图中。不足的就在四边四角留空，超出的填在标准范围之外。图中的分目也以内圈为标准，务求统一，使里数不紊乱。依据图就能知道各都的大小，其中居民聚落的远近，也会清楚可见。审定方位、辨别疆域，应以向阳的一面为准。有的东西长，有的南北长，不必截短后再补齐；一概依照延展长度的制度，随着地形的舒展收缩，容纳邻境错杂伸入其中。按照图，里程大致就可以确定。还要在图的上方详细记载：某乡某都，东西若干里，南北若干里，东北至西南若干里，西北至东南若干里；或者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到县城若干里，到府城若干里。凡是绘制地里图，贵在脉络有条理，形状颜色相似，使景物宛然呈现在眼前。山不论高低大小，是断是连，是起是伏，是分是合，是顺是逆，以及危峰、奇石、岩洞、岭岫、山麓、土埠、原野、低湿地、绵延遥远、险峻崎岖等形态，都要一一描绘并标识；有名称的，要用大字书写。水随着山流动，由涧进入溪，由溪进入埭，由埭进入港，由港流入海，这是大体情况。各都之间形制不同，有的水流出，有的水流入，有的奔流，有的汇聚；坑谷、潭洋、陂塘、湖沼、沟渠、川坝、堤堰、桥梁渡口、官井、名泉，以及用于灌溉的各种处所，还有岛屿、洲滩、澳荡、礁石沙洲、田埂水道、网门，凡是野外的坑穴和窑灶、沿江通航之处，境内都不可遗漏。境外山川的大势如果延伸而来，也应连接绘入；一时不能全部绘出的，就绘出能绘的部分并注明边界。图仍不能全部表现的，就标明它距此来去大约多少里；细小之处不必详载。物产虽然不能全部画出，但绘出茂密的树林和广阔的牧地，物产是否繁盛聚集就能看见了。其他物产不必绘图，只需写明出产某某。田园按顷数统计，并分别标明上、中、下等，以及旱、涝、瘠、卤、荒、没等地，聚集错杂地绘出，像棋子一样分布。盐场如果成团设置，就像星星一样排列。先绘城堡、市镇，其次绘乡村聚落；各按多少概略标示，衡量远近，并共同登记地名。凡有公署、县治，外部有司——县中分司、各都巡检司、盐课分司；有学校——县学、社学、医学、阴阳学；有场所——崇武、河泊；有驿站——以及旧驿站遗址；有铺舍——急递、巡警；有馆——如府馆之类；有仓——如际留仓、预备仓之类；有场——如教场、盐场之类；有院——如书院、存恤院之类；有局——如税课局、惠民局；有寨——如白水寨、虎窟寨之类；有墩——如黄崎墩、赤山墩之类；有台——以及楼阁之属；有关——如里门之类；有坊——华表、都厢；有亭——申明亭、旌善亭之类；有街道——墟市；有道路——凡各种官巷；有社——各境会聚之处；有坛——县中以及各都的社坛、厉坛；有庙——城隍庙之类；有祠——名宦祠、乡贤祠之类，都要绘入并标明名称，废弃的也要标出其地名。其他如义冢和名人墓葬，凡寺院——佛寺、庵堂、塔院都附载；道观——以及不在祀典中、称作宫庙堂祠的丛祠；古迹，也都登记，以备考察。凡山川都要有图；其中大的，县志中已经记载。还有应当详细说明的：山要叙述其总体形势和起止，分为各项纪述，南面的山脉如何，北面的山脉如何，东西方向如何；水也同样。山要记载有无树木，以考察土地肥瘠高下；水要记载流量大小、盈满枯涸，凡关系农业生产利害的，都要说明，不只是为了具备奇景、供人探讨。物产中最切要的是谷物，应分别记载各地适宜种植的品类；其他以桑、绵、麻、苎为重要，其次是可以作为货物在当地交易的东西，如盐、糖、油，以及草木、蔬菜、水果、水陆牲畜；凡羽毛鳞甲之属，都要记明产于何处、聚集于何处。公署虽已绘入图中，但其沿革兴废的缘故不是图能够详尽表现的，应根据图上的名称另行列出。至于百姓住宅，则专门在《保甲》诸篇中详述。如今田土的制度，是按照人来归属土地：例如本都原来登记田地十顷，册籍却记成二十顷；原来登记二十顷，册籍有时又只有十顷，这是以人为主，属于国家法令。我认为应当以土地为主，土地有多少，田册就记多少，各自归属于所在里；只要不转移，田地就永远有定额。我曾经奉诏说明过大概。县里的田土大致有三类：山田、坑田、埭田。旧志没有具备，稍微记载了埭田，却从未区别所属各里。现在可以仿照鱼鳞册的旧制，按各都排列：某处是山田若干，某处是坑田若干，某处是埭田若干。每类中又各有若干，新垦田地还要分别登记：上等某某有几处，中等某某有几处，旱地若干，涝地若干，瘠地若干，盐碱地若干，荒地若干，沉没地若干；详细记录下等田地，是为了替农民计算疾苦。既然以土地实际所有为主，就把总数一并统计。然后统计各户各丁实际所有的土地，列入近年黄册，并分为两类：官田、山林、荡地、水面、门等各有若干，其租税粮分上则、中则、下则各有多少；民田、山林、池塘、荡地、水面、门等也同样登记。全部依据册籍记载的实际情况加以总计；其中如产业暗中转移、诡寄他名、包占荒地、互相移换等情形，以及钱粮方面虚抬数目、掩埋痕迹、虚报收入、实际支出的弊端，都分别查清并列举。另有寺田，要记明寺院所有若干、缴入官府若干；军田也详细附列在后。

译屯田事务隶属于卫所。其奸弊虽然不能立即厘清，但当初的制度不只是授予田地：每个屯都设置仓库储粮，设置场地训练，如今已经废弃很久，这些土地也应登记。田地应写明原额若干、某卫有几顷、某所有几顷，耕种的有几顷、荒废的有几顷；粮食本色、折色各有若干，根据春耕旧籍列项，附在田土之后。因为屯田以外，都是官田和民田；本县有了册籍，就可以防止侵夺。田土和水利最为重要，宋代志书中记载一县有三百处水利设施，如今还剩多少，哪些应兴建、修缮、恢复，哪些被占据、堵塞、截断，以及它们的利弊，都要全部陈述；其他如井泉、桥梁、渡口之类，也要详细记载，以备考察。户口既已登记在册，现在只须列出大数。例如里甲有多少户，其中成年男丁多少、未成丁多少、女子多少，都依据册籍中的实际情况记录。还要考察近年折损的有多少、绝户的有多少、故去的有多少、逃亡的有多少、革除后归还的有多少、归并的有多少、附寄庄户的有多少、应当蠲免的有多少，并依据册籍中实际征收的情况详细说明。大体上民户最重要，而且数量最多，应当详记；军户次之，并且每年要清查勾补；盐匠又次之，并且每年要输纳，也都详记。医户最少，弓兵、铺兵也少，可以一并编列，不必详记。但各户如果有诡立名目、拆分花户的情况，就要详细查出并列举。近年清查军户，使那些被累及而解送的民户太多了。俗话说：“勾取一名军人，害及百户；充补一名军人，祸及三族。”我一向隐讳这件事，唯恐百姓更加恐惧。因此现在查考户丁，只记明某一户籍原先抽取到某卫所若干人，其中现存或绝户的各有若干，原来垛集后充当的各有若干人。尚未解送的不要开启名册，我不去扰民。如果册籍中有任官之人，就记明某户某人承袭某卫所的官职；原有屯田旗军和新近谪戍的士卒也附在后面，另列一条，记在户口之后，这样主户、客户以及军户都可以查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近来的贡赋虽然繁重，但名目并不烦琐。大体纲目有两项：银和米。细目有四类：钞，包括官田、民田的田税，折银解送；包括官田、民田的田租，一并征收米粮；又有商人的正办，以银缴纳；又有各局的带办，以银缴纳。粮方面，官田租粮全部折银，民田租粮一半缴米。都要加耗；户口盐米、河泊鱼米，也都折银。闰月还要增加课额。粮、钞各项课额之外，还有桑课按匹计，盐课按引计，匠课按役计。如今桑课并入税中征收，盐课缴纳价银，匠户以银代替轮班，各自都以银作为料价。有额办、岁办、杂办。凡以银缴纳的项目，其余以米缴纳的，只有崇武、永宁、金门三仓实际征收。可以把各项条目汇总记载：钞，夏税官民各若干，折银若干；秋租官民各若干，征米若干，浮粮若干，实际折银若干；粮原额若干，增加若干，浮额若干；官田缴银若干，民田缴银若干，另缴米若干；盐米、鱼米各若干，连同闰月折银若干；课税各丁米若干，引银、班银各有若干。料丁米各有若干，共解送银若干。然后把总数全部汇编，其他细节暂且不详列。鱼课虽然有专门的司署，近来诉讼却很多。这是因为版籍长期缺失，容易被人欺诈蒙骗。原额有八个澳，每个澳有甲，应当记明某澳某甲。某户在某处有某项产业、缴米若干；有隐瞒的，就审查登记在答簿中并治罪。有产业却尚未登记的，以及原来没有登记却实际拥有产业的，都可以告知我，由我酌情抵补。一两户没有征收的，【原文未完】盐的定额以及办理盐务官司的户口，都归县管辖，已经具列在《贡赋》条中。各盐团有若干，各盐盘有若干，接受盐课司分配田地、承担民役的有若干，也应当登记，以核查那些拖延逃避的人。匠户既依条例缴纳价银，就由县专门征课。近来有名存实亡、实际存在却登记为绝户、壮丁登记成幼丁等情形很多，应当逐户查明，并记录每年缴纳的数额。劳役出自人的劳力，所以本人承担役务，包括里正、乡老、甲首、户丁，用来追征钱粮、勾摄人犯、供应正役。近来改为征收米粮，名目已经繁多；又雇人并征收，甚至转移去作其他用途，于是有饷银、纲银、兵银、驿银、徭银。丁役折银，米粮也折银，那么各种劳役虽然繁多，最终都用银办理。如果数目没有核查，吏胥便乘机上下其手，百姓奔走应付，血汗被榨取得一天比一天厉害。现在应当记明每里有几图、每图有几甲、丁有多少、米有多少，总计多少；饷银若干项、纲银若干项、兵银若干项、驿银若干项、徭银若干项，我将凭此核查并节省削减。驿传自元代以来改为官府招募，符节制度已经严格，关卡支应也很谨慎，百姓本应称便；可是近来告发驿传事务的人很多，难道不是有豪强奸猾之人以此为苦吗？实际情况要陈述出来，以便彻底治理。至于兵饷、纲银、徭银等，既然已有定规，不容轻易议论；如果有不便，不过是数目没有核清，被吏胥玩弄，也有里正借机需索，因而百姓日益愁苦罢了。既然登记清楚，那么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可以到庭缴纳，不敢有人欺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城池的重大作用，不只在县城之中。像崇武所有的城池、巡检司所有的城池，以及关寨、墩台、市镇、土堡，关系都不轻，何况发生警报以后呢？应当赶快记明它们修建的年代以及修缮的次数；哪些地方险要应当设置防御，哪些地方崩塌衰败应当修缮；某屯是某一聚落的保障，某处是某一方向的屏障，守住某关就是守住某一方向的咽喉。在哪个地方登高，可以远望几里；在哪个地方集结，可以近处召集几里以内的人。哪些地方是寇盗出入的道路，哪些地方是盗贼聚散的区域，都要连续详尽地陈述，做到居安思危。高皇帝的制度是：里中有耆老，都是本里推选出来的人；能够约束全里的人，就称为正，能够保卫全里的人，就称为长，实际上二者兼任。近来承听差役的人不足以得到有司重视，因此有司轻视他们；又设置保、长、约、正等名目，却不知道原有的制度本来就已经存在。我恢复最初的制度，邀请父老来询问，亲自设宴慰劳他们，与他们共同治理。考察制度可知，父老居住的地方应设旌善亭、申明亭，并不是县城才有，乡里都应有。如今废弃已久，于是施行乡约，却多寄居在佛道宫观、丛祠之中，这不是使众人兴起的办法。现在应当衡量各都大小、道路远近，酌情设置一个区域。若有佛道宫观、丛祠，就端正其名称；如果没有，应当创设在什么地方？费用从哪里出？务必在其中设置可供父老办公的亭舍，大的地方旁边设学塾，后面设仓；小的地方另行创建。大都需要两座亭的，听其实际情况。

译县学自有册籍，由我和学官先生共同掌管。只是乡校长期废弃，拿什么教养众多子弟呢？里中有亭，亭中就应有学塾。乡村聚落有大小，子弟有多寡，应当根据便利设置若干区域，务必使家家相邻都能听到弦歌诵读声。预备仓这个名称，是为了防止匮乏；崇武因军队需要粮食而设，不废弃县学，虽名义上废止，官吏、师生实际上仍有固定供给。只是预备仓虽有名目，却从来没有储粮，已经很久了。况且近来有明旨，确定储粮数额，我将按照这个数目收取赎金来储粮。又想让各社设置仓，以方便各都中需要粮食的人。但现在的费用从哪里出，以后的粮食又放在哪里呢？如今的保甲，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不只是使邻里亲睦，也互相纠察。近来有司多次奉明旨推行，百姓还不相信，恐怕有人借机扰害他们。知县我很笨拙，但百姓或许能相信我的这番心意。现在重申乡约，以加强风俗教化。如果有一人不参加，就是自行置身于王化之外。知县怜悯他们，想把十岁以上以及年老的人全部查清，使人人都在册，并不是要役使他们，而是不敢遗漏老幼。应当记明某处有几家，某家有几人，某人从事什么，有的世代居住，有的寄居；按邻近次序编排，每十户或十户以上编为一甲。又把若干甲合编为一甲，记明某甲、某乙，共有若干家、若干丁。再交错综合，统计全都共有几姓，每姓有几族；每族以一人为族长，也按人数多少排列。零散的族户、流寓的户口附列其中。共成两册，一县考核一册，约正详细核查一册。若有人隐瞒而不举发，以至于有人到公堂诉讼，册中查不到姓名的，不再追问；但凡被人告发的，特别加罪，并且追究当初登记的人和不举发的约正。考察最初的制度，每十里有一名里长统辖。总甲的差役，在没有设置机兵时，借以巡查警戒，有时也作为守御的办法。后来酿成沙寇之变，闽地的事情就是前车之鉴，难道还远吗？如今县里有机兵，乡里有保甲。这项差役尚未罢除，每逢官司到来，便有迎送的繁琐事务，那么乡间怎么能没有摊派勒索的骚扰呢？我本想废除它，又因为此法沿用已久，于是改为统归约正，并登记其人数和姓名。有人在我们的土地上饥饿，是可耻的。你们邻里乡党之中，难道没有疲弱、衰老、残疾、颠沛流离而无所求告的人吗？能够周济的，就周济他们；不能周济的，就送到存恤院，每月发给米和布，不要让愁苦叹息的声音郁积在穷困的里巷中。唉！春天到了，按礼制应当掩埋尸骨。有没有暴露在野外、长久不能安葬的人？可以集资为他们安葬，不能办理的就来报告。神庙凡是载入祀典的，有的庙宇已经久坏，应当修缮；有的庙地长期被侵占，应当恢复，都要分别详细说明。各里又有社坛、厉坛，用来替百姓祈福报谢，也怜悯无所归依的鬼魂，使它们不至于作祟。如今多已荒芜淹没，就应分别记明保存、毁坏的情况以及应当修复的原因。至于不在祀典中的寺观之类，要详细开列所奉神灵的名称、庙宇有几区、土地面积多少；废弃的也同样记载。风俗的大概我已经知道了，但如果各乡分别详述，就可以辨别相同和不同。有善行，固然要记载；有不善，也不要隐讳。关于移风易俗的办法，我尤其乐于听取。大概气候因地而异，齐地的县邑有的背靠山，有的面向海；山有向阳、背阴，海有涨潮、退潮，气候因此不同，所以有多风、多阴、多暑、多寒的区别。熟悉水土的人要详细说明，告诉我各个时节如何调节安排。潮汐对渔业和盐业很有利，作用很大；只是盐碱田稍微要防备潮水。县境东南环海，百姓已经以潮汐为生了。但有潮水到达的地方，有潮水不到的地方，有潮水只到一半的地方，有朔日、望日潮水才到的地方，有潮水到来有利的地方，也有潮水到来不利的地方。各地应当如实报告我，知道澳中有多少船；是否合乎规定，要参照各澳甲的情况丈量尺寸后报告，不合规定的连坐。灾害和祥瑞关系到百姓，不是小事。近来水灾、旱灾频繁发生，百姓屡屡受苦。你们遭受了灾祸，应当详细说明其中的原因。人物关系到乡里，意义由来已久。要根据品评来确定。缙绅先生，我已经知道了；至于孝顺父母的子、顺从长辈的孙、守义的丈夫、守节的妇人，以及怀有德行而隐居的人，难道没有吗？都要详细列出。弟子员、社学教师，也要列出。凡技艺有值得称述的，也要列出。科举及第、贡生荐举、貤封、掾职，也要保存其数目。惠安是人才荟萃之地，文章书法应当光彩焕发。县志却没有多加记载，难道不是典章的缺失吗？我将搜集汇编并刊刻，以征求、保存本县的文献。如果还有未能周知的，赶快向乡里的先生以及弟子员中博古通今的人询问，并且借此商议图籍的事情。询问弟子陈瀚、洪进隆、陈锷、江贽卿。绘制乡里地图，是为地方谋划；本县绘制地图，从我这个不才之人开始。如果稍有不核实，凭什么传之后世、取得信实呢？反复设问，烦劳乡老、里正，也十分辛苦，但地图已经绘成。只是其中的要领和关键之处，我还没有完全掌握。于是查考郡志，有旧县志，有续志，共四种。有些内容不能完全符合我的心意，我敢向诸位生员逐条指出其中八项吗？希望你们在研读经典之余，披览地图加以校核；把原本的长宽、经纬脉络、相互连接、疆域合并，以及险要方位图中较大的问题，逐条回答。郡志说，南北长一百零五里，东西宽七十五里有余。当初询问父老，他们依据县志说，南北九十里，东西八十里，认为县里的先辈熟悉这些情况。县志与郡志相同的，只有南至北镇一项；至于北界仙游，西南通达晋江，郡志概括说是邻近封境，县志的说法略有相同。西面，郡志所指的地方又不同。其他三个角落，郡志不如县志详细；各都所指的大体与两志相同。如今绘制地图，方向却有差异，南北、东西的数字要相互符合，恐怕很难。所见各不相同，究竟应当以什么来确定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里〕

译山川的大体纲要还是可以知道的，但各志书和地图也有应当辨析之处。邑志把山分为三纪，中纪是县治所背靠的山脉，说：从晋江卢田以东，沿芹岭向东到鸡笼山，又向东到三髻山，再向东稍偏北到大帽山；大帽山以南是云峰山，沿后吴岭向东经过卧龙山直到螺峰，而县治背靠三髻山、大帽山和云峰山。郡志则说，从仙游大小尖向南到三髻山为县界，也就是说本县的山都从三髻山延伸而来。又说：大小尖到县界，大帽山向南三十里分成三支，中支向南行约二十里为云峰山，再向南为东平山，再向南为螺山，县治背靠这些山。大帽山的右支分为三髻山；又说云峰山从三髻山分出，似乎一会儿说大帽山连着三髻山，一会儿又说三髻山连着云峰山。而且大帽山向南到云峰山还不到十里，郡志却叙述为五十里，显然是随意说的。邑志把北纪说成沿日曝岭到观音山，观音山以北是涂岭、白水，水向东奔流直到海；以南到五公山。这样，观音山就是北纪三支的镇山。志书把观音山列在六都，于是说菱溪发源于此，后来又悬钟岭；悬钟岭在最西北，菱溪从晋江流入，到十一都后向南流经四都、五都、六都，这也不是它的下游所在。郡志说它在县西北三十里，如今各图把它列在十一都，也许是对的。邑志说南纪沿螃蟹岭到田船、报劬，抵达洛阳江；又说鹳堂山在报劬山以南，佛通山在鹳堂山以南，山脉相望延续到佛通山为止。郡志也说三髻山分成两支：一支向西延伸，经过报劬、覆船、鹳堂等山直到洛阳江；另一支曲折经过群山直到盘龙山。考察郡志，鹳堂山、佛通山都在十八都中部，中间被沙溪隔开，那么山脉到报劬、覆船一带就应当终止了。郡志说鹳堂等山不与群山相接，似乎是从盘龙山这一支分出，怎么能说山脉连续相随呢？山的情况如此，水的情况也可以推知；凡是各都的记载，都应当详细辨析。地图用木版刻印，长度不过一尺，怎么能在本应详细说明的山水方面反而简略呢？所以罗太史的《舆图》记水的文字写满了纸张。大概山脉的分合、断续和连接，都是据此确定山界的。至于全国总图，山只画五岳和一两条水，四渎以外的山水没有不包括在内的。若把山冈、山坡以及两水背向分流之处，误认为志书所说的山脊，那么山脉就会被割断，水系记载也会混乱。不过志书中这种混乱不可能完全没有，也是因为没有地图可供核验。邑西的充溪应当流入傅埭，郡志却说流入添奇港；邑志改作流入添奇港。黄坑溪应当流入洴州埭，郡志如此记载，邑志却沿袭写作流入马山埭。南方较远的溪流，没有比洋坑更远的，郡新志才开始记载它，那么旧志遗漏的地方或许很多。郡志叙述河流，列举四港；叙述潮水，列举四澚，却记潮水流入而不记洛阳江。邑志记载了洛阳江，说潮水从岱屿进入，向西到凤山，再到白崎、马山而流入洛阳江；按理应先写白崎，再写凤山、马山。其他许多地方又与地图不同，究竟哪一种才恰当呢？古人把各都分列次序并连接起来，数字从左边旋转，向后绕到右边，又返回左边。邑人说它循环盘绕，像螺盘、伏蛇一样，所以三十四都和一都只隔四五里，正是因为首尾相接。但二十四都和二十五都中断，二十七都和二十八都中断，其中缘故我不知道，总的看来还是像循环一样。本来共有三十四都，现在只有二十七都，大概是因为十九都的两个合并为一个，十一都的三个合并为一个，十七都的四个合并为一个；原本共有九个，现在登记在册的只有三个。然而地方的分合没有定数，怎么知道日后不会再次分裂呢？所以依据现在的户籍保存旧有界线，明确记载各都的合并和分割，这样都的次序也不会缺失。地方居民以疆界划分区域，所以各都有自己的界限；有的以山为界，有的以水为界。山水横跨两界、位于四角的地方，彼此各自指认也可以。不过山的阴面、阳面也各有分别。至于平原，本来就有一定的条理，所以地图上划定界线，并不是随意为之。如果界线不确定，志书也没有凭据，松洋有的说在二十九都，有的说在二十五都；笔山有的说在二十八都，有的说在二十九都，郡志的新旧版本各不相同。今后界线确定，就应当统一划定；依据各图划界，也有混淆之处。像山川彼此连接，各书并列记载还可以，难道居民聚落也要在两边各记一处吗？相通的地方只是道路，各图把道路贯通起来就可以了。险要关塞是重要事务。邑志记有三座寨，郡新志记有四座，称作青山寨；寨在崇武城北，这是把青山的斥堠误当成寨了。郡志记二十二处斥堠，邑志记二十三处，其中有黄崎，郡志没有，可能是把青山误作黄崎；其实青山本来另有斥堠。自嘉靖末年海防变得重要，所以檄令各巡检司先确定方向，叙述陆路到县城多少里；又大略记载水路，到县中某处、某司、某墩、某寨，以及附近某江、某澚多少里；还要旁及外县各司兵船巡防汛守之地，并以潮汐为准，或半潮可到，或一潮可到，或几潮可到。外海某处有礁、某处有屿，也要记明；内港砂洲曲折多少，以及哪种贼船常经过、哪种贼船常登陆，遇南北风哪里可以停泊，遇东西风哪里可以躲避，刮什么风到某处最快、刮什么风到某处最慢，以及一切险要缓急之处；某寨应当修缮，某墩已经废弃，还要附上修筑和防守的办法。恐怕仓促之间不能回答周全，幸好可以向沿海的老者询问。总图有所简略，是受方策篇幅限制。各图应当详细记载这些内容。藩的地图不同于郡图，郡图不同于邑图，那么邑图中的各都，也应当有所区别。至于界外的循环相接之处，应当注明某个聚落，这样才可以把各部分合起来，如同丝线相连。还应当考察其中的广狭、曲折和交错，不要因为有小的差异就另作一面；外貌虽可随之改变，本来的形貌却没有改变。小图扩大为大图，如果看不见烛火的影子，难道还算保持了原形吗？善于绘图的人，有时把丈尺缩成方寸，有时又放大，只求形似而已。现在收入总图的内容，大小各有界限；至于各地方图，方圆大约几里，不必拘泥于同一尺度，只要充满图幅即可。

译嘉靖年间，瓯宁李公所著《舆地图叙》，以及灵宝许公所上《九边图论》的各条，拆分考察并绘制成图，没有比罗太史更详细的。我学习太史绘图，也想学习李、许二公著述和论说的方法。国家没有大小之分：由京畿统辖藩，由藩统辖郡，由郡统辖邑，由邑统辖里，其条理本来就是这样。谁说县城偏远的里巷下里就不值得论述呢？父老回答的问题虽然不够典雅，却有可采之处。诸生学习多年，应该各自如实说明自己的乡里和户籍情况，大家共同编成表。论述体例应当仿照史书，父老也请分别附记在里图中，以便百姓和差役、编户了解。我想到古代的官吏，连米盐这样的琐事都不厌其烦地记录，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考察邑志所记载的内容，距嘉靖庚寅以前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今天的情况，难道可以不加记述吗？现在姑且说明大略，并记下可以作为尺度的内容。地理考 我到县里后，首先命父老绘制地理图，画方格的方法仿照罗太史。父老所绘的图，大多不合适。闽中郭建初将要游历边塞，经过这里让我看图，他指出图中斥堠的是非后离去。我于是参考郡志、邑志，确认确实如郭建初所说，便命掌管文书的人带着指南针，反复查阅了三四年，地图才绘成。起初我考订山川沿革和异同，写下了不少记录。建初回来后，在箱中看到了这些材料，说各志书的说法人人不同；如果不把这些文字写出来，谁知道今天的记载没有错误呢？我因闭门不出而忧虑，于是把它们依次编排，使阅读者能够考察并核实。新郡志多采自邑志，间或有所论述，但并不专门为邑志而作。邑志是襄惠公所作，叙文典雅，各项论述确凿有据，有助于阐明名物和义理，大概是志书中的佳作。只是当时山川还没有地图，可惜无法记得更详细。有续志可以作为采录参考，我又把它同郡志一起参照。凡郡志、邑志相同的地方不再分别说明，一概称为志书；不同的地方就说郡志或邑志，这些也都是旧志的记载。不过郡旧志如今虽很少有士绅保存，所以邑志没有采录的内容，我大多替它叙述旧说。宋太平兴国六年，才开始划分晋江东乡十六里设置县治，但六都还有古县遗址。如果最初是在那里建县，后来才迁移，那么今天的县署就不是太平兴国六年所建了。老人又传说县城是崔令所建，从三都、四都向左旋转到十都，原来属于兴化，其余属于晋江；这些说法至今还没有证据，也有缺漏。邑志对形势的记载已经很完备。大帽山向南延伸为云峰山，经过东平、卧龙等山，直到蠡山县治背靠这些山。东面是东岳山，东岳山西面稍偏北是莲华峰。莲华峰以南是登高山，再向南折向东约一里，有一座山盘曲回抱着县治，叫作留言山，意思是风气离开后又会聚留。莲华峰、登高山高峻挺拔，东岳山东麓的支山低小，像俯伏在地，不敢与它们抗衡；过去多在这里修建庙宇、佛塔，以壮大其形势。水从莲华峰下流出，沿蠡山经过县治前，到留山北面，在石亭处汇聚。留山外有尖峰秀丽高耸，叫作文笔峰。再向东转北是灵瑞山，曲折延伸十五里到峰崎山，县治东北的群山到这里就尽了。青龙桥在峰崎山下，各路水流在这里汇合，向北流入海。县城的形势真壮观啊！老人说，县城原来逼近蠡山，建城反而损失了险要之势；我在地图中另有论述。郡邑志关于疆域的记载，只有南北方向以及西南方向大体相同，其他方向各不相同。我确定子午方向，只有郡志所说的正东、宁崎和东南大岞是正确的。所说的南北其实是角方，西北的虎窟实际在西方。因此，志书所记的广狭、长短同地图不相符。县城见于邑续志，城门设在四角，并不是四维的正方位。又说玉津关通向大圣山下的水；大圣山志书列在九都，距离这里很远，但对其形制记载得很详细。我又加以修订。辋川镇城见于续志，我修订后才完成。各堡共十六座，见于地图。巡检司共有四处。邑志说，旧时只有沙格、小兜二司；到洪武二十年，把沙格司迁到峰尾，把小兜司迁到小岞，又增设黄崎、獭窟二司。不过獭窟司是从南安县卢溪迁来，黄崎司是从德化清泰里迁来，郡志可以考证。而且邑志叙述秩官时说，元代小兜、涂岭各有巡检一员，可见旧时本来就有三司。又记载每司城墙周长一百五十丈，厚一丈二尺，连同女墙高二丈，设窝铺八座，南北开两门，门上建楼。城中各有营房三十间。但黄崎城墙厚一丈，峰尾厚度同黄崎，高一丈八尺，窝铺只有六座，在西北各门设兵马司。如今城已迁到较近的地方，长宽比过去扩大一倍，女墙五百，楼橹四座营。于嘉靖乙丑年建成，于隆庆壬申年…… 明朝初年，墩台在《通志》中隶属崇武所；如今崇武所只管四座墩：青山、赤山、大岞、古雷，连同其中的中军台，共有戍守军二十五名。防汛期为六月，每月米一石，待遇同海军。捍寨由京召、延平卫军二百五十人协同防守，每月粮食由本所秋屯二米支给。不知在何年裁撤，如今寨已废弃，粮饷却仍照旧。既然设置了崇武所，距离城三里又设有寨，是为了互相呼应，怎么可以冒领粮食而废弃防守呢？白水、东坑二寨隶属泉州卫，由内五所军队守卫，《通志》可以考证。邑志说，最初设置县时，从晋江东北划出十六里，统辖三乡。后来又增加到二十里，庆历八年定为十八里，仍由三乡统辖。西南为崇武乡，统辖大康、守节、礼兴、民安、长安；东南为崇善乡，统辖平康、归化、祥符、温陵、安仁、同信、尊贤、延寿；东北为城山乡，统辖崇德、德音、光德、待贤、民苏。熙宁年间保甲法施行，分为三十四都，设置保正、副保正。元元贞元年改为四乡，称文质、行满、忠恕、信义，仍为十八里、三十四都。靠近县城的称作在坊。至正末年战乱兴起，西北数都都处在崎岖山岭之间，盗寇出没，户口大量减少。到本朝正统年间，仍未完全恢复。都图的名称和数目虽然沿用旧制，但也不能没有合并、拆分和变更。考察郡志，各都合并的情况有：三都与三都合并，四都与四都合并；十一都与二十三都合并；十四、十五都与十六、十七都合并；五、七、八、十都以及二十七、三十四都，各自分为上、下图。到永乐年间，又增加在坊三图。邑志所说分上下都的，有三都、七都，以及八都至三十四都；续志又记载十都与二十七都各分上下。如今只有三十四都分为上下。嘉靖年间，二十都并入十九都，名称虽仍是三十四都，实际上只有二十七都。城内在坊只合并为二处，三十四都上下如旧，共三十图。《通志》说一都并为二图，六都并为三图，以九都为信义，与郡志不同。

译郡志把长安误作长兴，叙述各里水利时遗漏延寿。新志把元代三十五都并入在坊，算作三十六都；又把二都同三十四都合并为一，都错了。邑志叙述宋代三乡、元代四乡，却把四乡的名称写成宋代的名称，也错了。各里、各都与郡志相同的有：五都为崇德里，六、七、八都为德音里，九、十都为光德里，十八都为礼兴里，三十一都为延寿里。我询问老人，相同的地方没有差别，不同的地方却多有不同。老人多采信邑志；根据水利记载的地点考察，确实如此。若按郡志，则相互抵牾。我也把老人所说的不同之处一并记下，以备考察。老人说：十八都为长安，十九都为礼兴，二十、二十一都为民安，二十五都的一半为民安，三十都为祥符。十二、十三都应当依郡志，待贤三十二都的一半依郡志，延寿的一半依邑志。温陵的情况另有说法（黄册又不同，姑且依从县志）。志书所记南北方向，大体以驿路为准。从白水算作北方，六、七、八、九、十、十一都在驿路左边；十二、十三都地方广大，与它们相对，在右边。凡八属以北，是二、五以及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都，在一、二、三、四路的左边。凡九属以东，是一、三、四以及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路的右边。凡八属以西，是十九、二十以及一至七；凡九属以南。郡志把在坊统属于四乡，邑志则不说明其所属。郡志把在坊归入一都，邑志则归入东部。关于各山的大体纲要，邑志已经比较完备。它所说德化方面的山脉来源，我没有亲自到过。只是考察它从仙游九投山开始，经鹅角到晋江吴洋，向东到卢田、马岭池，在那里分成三支。第一支向南从晋江双髻山经过清源山，成为郡城的山脉；第二支进入县北为林坪头，沿长年、东坪、石峡、大小岐、东坑的观音山分支到海边，再转向五都，凡菱溪左边的山向南延伸，称为北纪，是县城背后的山和左臂。东面是县境的鸡笼山，连接三髻山和大帽山成为云峰山，直到县治及向海延伸的各山；菱溪右边的山脉也随之向南。大概卢田的水，只有向南从马岭池流出的成为晋江白洋；东北两支进入县境的，都流入黄田溪，成为菱溪。由此可以概括山川经过的脉络。所以县境的山脉从吴洋开始，由卢田分为两支进入县境；中支确实从卢田分出，北支却不是在吴洋处分出的。它从中部向西、向南、向东延伸，大概南方是枢纽，所以称作中纪，也可以说是南纪。从鸡笼山沿芹岭、螃蟹岭到田船、报劬，抵达洛阳江，这一段较短，是县境右臂，晋江分支形成的山川条理本来就是如此。中间有长溪，称岩溪、柯溪、沙溪、澚溪；虽然分属于一条山臂，大帽山右侧的水都汇入其中，也可称为一纪，但应当称作西纪。大概鸡笼山的水有三支：向西流入晋江白洋的，沿芹岭而去，并不是沿芹岭流向鸡笼山；向北流入黄田溪下游的叫蔡溪；向南从三髻山前流出的叫岩溪。鸡笼山是县境中纪山脉的祖山，大帽山是它的宗山。郡志说观音山在县西北三十里，有秀岭、乔松、清泉、石室，就是这里。邑志把它列在六都，所以说灵鹫山在它东面，昆仑山在灵鹫山东面，伏虎岩在灵鹫山南面。又说沿日曝岭是观音山，观音山北面是涂岭、白水；其实应当分别为：观音山在日曝岭，白水在东面，涂岭在东南面。灵鹫山在涂岭东南，昆仑山在灵鹫山东南，伏虎岩在昆仑山东北。志书说因为两座山峰并列相连、形状相似而得名，但山后确实有两座山峰，而这座山独自突出，所以只是说它像那两峰。邑志又称报劬山为覆船山，郡志记在十九都，因山形相似而得名，云气有时不同。山顶祈祷求雨多有应验，山势向前奔出，连接沙溪，又像倒置的弯月。如今当地人说，称为覆船的山有三处：一处靠近陈竹寨，一处靠近虎窟寨，一处靠近小田船。连接沙溪的那一处在十九都，记作十七都是错误的。又有志书说，报劬山下葬着唐刑部郎中陈嘏的父母，陈嘏在那里建庵，名为报劬。考察陈嘏请延僧人清恽撰文，并替他向朝廷请求匾额，因而得到这个名称。清恽曾参谒马祖，回到会昌遇到沙汰佛教，便隐居在牛头山。因此山中有宝盖岩、坐禅台、方砖塔、定公塔、天香、牛头石。还没有赐予寺名以前，这座山名叫牛头山。又有龙济潭，下有桥，就是所谓祈雨多有应验的地方。鹳堂山距离报劬山二十里，中间隔着白岩溪下游二十多里，这还能说是山脉相互连续吗？佛通山临近洛阳江，在鹳堂山东南，并不在谷口桥旁。郡志说：“洛阳桥尚未建成时，这座山有陆路通往佛国庵，所以得名。”佛国庵已经无法考察，有人说山麓有一块像佛的石头，当地人称为佛国庵，就是这个意思。若是因为桥未建成时有陆路通往郡城，又因泉水有佛国之名而得名，那么桥还没有建成，难道这里能够飞渡过去吗？何况其他陆路通往泉州的地方多得很。三髻山，郡志记在十四都顶上。山顶平坦，约有百步，平地上耸立三座山峰，形势像竖起的手指，因此得名。山上有万年松、龙须草。又称三台岭，山势绵延，重重叠叠，三峰高耸，陡峭得无法攀登。山上有云湫遗迹，大概就是三髻山。山顶有石壁和小石室，云湫潭已经废弃，但瓦孔仍不断有水流出。当地人说有僧人能使湫水显灵，这里还有仙迹和仙人桥。云峰山，郡志记在县西北十六都，说它从三髻山分支而来。邑志说大帽山以南是大腹山，山脉断开后又隆起成为云峰山，两种说法不同。大体上是三髻山分出大帽山，大帽山又成为云峰山；如果说断开后重新隆起，那只是水流在左右分开。郡志说，无忧岩距县西南二十五里，山名南岩，北面有盘石，靠近沙溪，高三丈多，宽度约为高度的一半，和这座山的危石相似。地图所画的就是这座岩山。东平山，邑志说在云峰山南面，群山相连，中间有三四里平原，所以得名。郡志说在县东北十三都，一名北山，群山相连，东面有三四里平原，平原尽头又突起一座山，所以得名。这张图把四都画在十三都以东，那里是坪山。《通志》还记有二十九都的陈平山。卧龙山，邑志说有一座山峰像马鬃，郡志说像龙头，因此得名。只是又说它一名莲花山；莲花山在它西面三四里左右，中间隔着龙津的源头。螺山，邑志又把它登作龙峰；郡志说登龙峰在十六都，这是什么缘故呢？

译泗州山的天开岩，邑志说是熙宁年间县令吴克命名的。郡志说是熙宁年间的代理县令命名。考察吴克任职七年，马康侯任职十年。既然说是代理县令，必定有所依据。对此我疑心应当阙疑不记。我有幸还来得及亲自见到它。郡志没有记载大中山。邑志说：“云峰山向东到泗州山，向西到大中山。”大概茭溪、沙溪都发源于云峰山北面，左右环绕泗州山。茭溪转向南流，沙溪也转向南流，都应当记载。大中山西面有宝珠石，很奇特。郡志说城山向东连接大海，向西连接晋江，绵延如城，这是把南方的山全都称作城山了。这样一来，其他山就可以不记了吗？邑志说它同笔山相连如城，所以得名。郡志说锦田山前有几顷田地，邑志说有万顷，难道是后来逐渐靠近海边而扩大了吗？又因为昼锦而给山命名，郡志说是张西湖，邑志说是张清溪。岱屿四面环海，应当属于晋江獭窟，是一处船坞，有石桥可以通行。大岞位于海角，竿屿、乐屿都在海中。灵瑞山，邑志说东麓有龙泉。郡志说龙泉另是一座山，在二十六都。山下有龙窟，深约一尺，泉水从中涌出，不时可以看见像龙出现的情状。香山起初名为谷山，见于《郡志·吴孝子传》。郡志说小岞山的洞可以容纳数百人，这是错误的，错误沿袭自《通志》。黄崎，郡志说旧名宁崎。郡新志说松洋山在十九都，是本县山中最高大的一座。远望苍翠，是一方的巨大屏障。旧志把它列在二十五都，其实那里只是十九都的界线。旧志只记载它的山洞，说可以容纳二百人。洞门有石缝，垂着老藤，直下三丈多。进入洞中的人要系绳下去，老藤既不枯死也不发芽，至今还在。真奇异啊！太白峰，邑志说在十六都，一名莲花峰。有一块方正直立、像碑碣的石头，上面刻着“蔡忠惠大书太白峰”。如今三都有莲花峰，而太白峰在十一都。郡志所记的内容，有许多不够妥当雅正。例如螺山旧名罗峰，相传罗隐曾寓居于此。又如二十五都的杨崎山，相传东汉末年将军杨大眼居住在山南，只是郡志记载了这些，怎么可以遗漏呢？所以把邑志没有采录的内容列在这里保存。虎岫岩在县西北，上面有石洞，可以容纳三十人，相传是老虎的洞穴。在四都。《通志》又记有县东的赤石岩、县西的白马岩。螺蚽山在县东南二十八都的高处，有一块十丈多的盘石，形状圆圆的。嘶山在县东南二十六都，相传五代时此山忽然发出嘶鸣，十多里外都能听见。山顶有一块像斗笠的石头，上面有巨人的脚印，陷入石中六七寸左右，在二十五都。鹤堂山在县西南二十一都，山峰像飞鸟高耸。山下有唐鸿胪卿留公的坟墓，相传下葬时有两只鹤飞来停在山上，哀鸣不止；葬毕后飞走，所以得名。如今不知道坟墓所在。有人说在虎窟附近，说那里有留氏的坟墓。《通志》旧传说留从效葬在这里。邑志记载，凡山势所趋，必有水沿着它的脉络流动；山势的尽头，就是水流汇聚之处。因此山川的大势可以看出来。只是它把传埭作为正北，把马山作为正南，路线稍有不同。以岭北山麓的小溪为证，确实是溪水流入添奇港，并非流入传埭。白水向东流入传埭，和涂岭的水源并不相连。从三髻山前流出的水，没有流入谷口桥；记作流入峰崎的，是县城左右的水。城山、笔山向东流入前林港的水，应当记载。松洋山从西向北流入峰崎的大水，却遗漏了。大体上县境的大水有四条，分别入海的有两条：卢溪从添崎入海，沙溪从洛阳入海。砂溪稍大的支流中，入海的有两条：菱溪、松溪，二水都汇入峰崎；其中菱溪最大，因为它的水来自境外。其次是砂溪，再次是卢溪，再次是松溪。其他水流各自构成一纪，较小的纪则登载在地图中。郡志误把西充溪记作流入添崎港。它说：一支从小鼓溪流出，一支从小溪流出，合流后经过白水抗桥。小溪村在西充溪的背后，可以证明它其实是证果溪的源头。小鼓溪在桥外，水源不足以单独称溪。两水合流后经过张在桥，流入传埭；其中一支源自西充山北面，经过七里岳，从港西埭流出入海。《东溪郡志》说，证果溪发源于定光寺后山，经过横山桥，成为下卢溪，与真如溪的水汇合后向南流，经过林田溪、古县溪、陂头桥，流入添崎港。林田就是龙田，陂头就是坝头。真如溪有两个源头：一支发源于横溪等岭，在观音山左面；另一支在山前，到埔上才汇合。流入洛阳江的叫澚溪，上游有沙溪、岩溪、柯溪、郭溪，源头很多。郡志说白岩溪发源于三髻山后面的大山坑，这股水向黄溪流入菱溪；邑志说它在白岩前是沙溪，这种说法是对的。郡志说柯溪发源于胡坑山，指的是柯溪向东同白岩溪会合的地方；邑志说它从胡坑流出成为前郭溪，这是错误的。志书说有一支从晋江柯山岭流出成为澚溪，并在柯溪汇合。但考察从晋江来的水，只有留公坡分出的水，以及从虎窟向西流经十个谷口、各个埭的水，没有同沙溪汇合的。可是谷口旧桥在现在的银地，东溪的沉桥和砂溪都从那里经过。志书说岩溪、柯溪、沙溪、澚溪都经过谷口桥，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白岩、柯岭溪之外，还有一股水从沙白村东面发源于后吴岭，前后在石佛村汇合后流出，这就是沙溪。从陈竹岭下经报劬、田船流出，在柯宅村汇入沙溪，再经过前郭溪。前郭溪发源于青林南面、盘龙北面，接纳上面各溪，经过澚埔村，向下流入洛阳江。有人说它是澚溪、菱溪。郡志说玉田溪在十三都，发源于悬钟岭，转向东流称陈田溪；菱溪流过菱溪后又称埔头溪、沙步溪，经过新桥流入峰崎港。悬钟岭的水流向仙游，菱溪的源头并不是从这里发出。邑志说菱溪发源于观音山，这也是其中一个源头。驿坂溪，郡志说发源于禅静山，经过驿坂桥后同埔头溪汇合；也就是说菱溪流到埔头时与驿坂溪汇合。大概它的源头极远，从晋江卢田流过九安山后成为黄田溪；又有一支从鸡笼山后流入蔡田，即玉田；还有一支从大帽山后流出，同蔡田汇合成为陈田溪，这才形成菱溪。元代卢琦游览时，曾到下游，那里有驿坂、菱布等溪流汇合。郡志说，李林溪在四都发源，源头是林院后山，流经旧铺桥。

译县后溪，郡志说发源于东平山，经过南岭桥，到下谢溪；这是龙津的水源。郡志又说下田坑溪发源于山腰的坑中，分成两支后又合流成溪，流到王孙埭。这不是龙湫的源头；龙湫的水应当出自莲花山旁。茭布溪不是发源于曾师岭，邑志说发源于云峰山，这是正确的。郡志说有一条溪发源于五峰岩，经过泗州桥，也流到前澚，同菱布溪会合；这条溪并非发源于五峰岩，而是从后吴岭流出。黄坑溪，志书说它经过九斗丘、十八都、五里亭，就是这里。它不流入马山埭，而流入洴州埭。南坑溪发源于上坑湖，郡志却说发源于马垄坑；郡志又把经过牛场桥的寂光溪算在这里，大概不对。《郡新志》说，洋坑溪发源于松洋山，经过寂光溪，同南坑溪在下林溪汇合。潮汐有一支从岱屿向西进入，经过白崎山，再向西到凤山，又到马山；另一支到白沙和洛阳桥。凡是各溪流进入洛阳江和马山埭的，都汇入这里。邑志说，宋代海船没有禁令，贸易收入非常丰厚，而且来得容易。不把钱财捐给桥梁道路，就用来崇奉佛教，毫不吝惜。然而宋代的佛教寺院大多围海造田，这些田地多不纳税，所以佛教寺院也很富有，余力用于修桥筑路的尤其多。龙…… 津桥，郡志说民间称为南岭桥，所以它叙述县后溪时说“经过南岭桥”。菱溪桥，郡志说宋始平二年倒塌，邑令张盖重建；邑志说治平二年由邑令张介创建。考察可知，张盖在治平年间任职，应该是把“盖”误作“介”，把“治平”误作“始平”，是文字错误。卢琦有记文，文辞也很雅正。他说治平年间建桥以供渡水，那么郡志的记载就是错的。万安桥位于本邑与晋江各占一半的地方，应当保留这个名称。张店桥，郡志说在十一都，宋治平二年建成。浮梁桥，郡志说在二十六都，长十丈，溪水源自香炉山，向西南流过獭窟桥。马山桥，《郡志》说在二十九都。元至元十九年，僧人法助建造。十八都官路旁有一口井，古人把一部《金刚经》刻在砖上，环绕井砌成。志书列在十九都，错了。《通志》说十九都有金莲池，池中生长形如金色的花。宋代重视水利，郡志所记晋江的水利工程，方圆、丈尺、水深多少、灌溉田地多少，以及创建、修缮者姓名和年月都记载得很详细，确实是重视水利。记载本邑的，只保存名称而已；邑志沿袭郡志，又删去埭的记载，准备另行记述，因而遗漏了很多。我把旧有记载保存在埭的条目中，又记下三处并非埭的水利工程：祥符里的泡埭、上塘尊贤里的长分坡、白岩的甽。我起初把七都的水引到六都，实际考察后，旧志说：“水从西向东南流的进入蔡埭，东西两洋各有固定的坡道。”这才知道七都东洋还存在，六都西洋已经废弃，所以把七都蔡坡的水引入六都崇福。唉！水利怎么可以不详细记载呢？如今登载在案牍中的塘、坝、埭不能全部列出。我所开通的是坝头，水流名叫鸣鸠，共十里。又开通承天坝，称为金钗圳，并修缮王孙埭、官埭、新埭、前黄等埭。邑志记载：崇福埭、蔡埭、官埭、左丞相埭、传埭、嘉禾埭，共六处。它们承接北纪各溪的水；从西向东南流入的，进入蔡埭、崇福埭；向北流的，进入传埭。但八都有蔡埭，七都有前蔡埭；如果水从西向东南流入，指的只是前蔡埭。嘉禾埭和蔡埭的水直接入海。五都有官埭，并不承接北纪的水。左丞相埭的情况无法考察。郡志说，位于德音里的埭有四处：陈廷伟埭、梁次云埭、林绍埭、长坑埭。邑志记载：王孙埭、孙府埭、赤屿埭、鲈鳗埭、承天埭、法石埭、曾炉埭、石塍埭、后曾埭、陈埭，共十处，都承接中纪各溪的水。水从南向北流的进入王孙埭；向正东流的经过承天、法石、曾炉三埭，最后都汇入辋川港。但郡志说，鲈鳗埭、赤屿埭和兰盘埭都在归化里三、四都；陈埭、后曾埭属于中纪，郡志却说在三十三、三十四都安仁里的埭。还有三处，叫浮湖、陈、曾崎；曾崎也许就是后曾崎，这些水直接入海。崇德里五都还有六处埭：官埭、大陈埭、后坑埭、石湖埭、后仓埭、牛步埭。祥符里有下泡埭，就是现在的二十八、二十九都和三十都，都属于南纪。本邑的山川，过去曾被堪舆家选作墓地。五代时期占据此地的有三人：王潮、留从效、陈洪进。留从效、陈洪进把父母葬在这里，王潮也葬在这里。墓下有寂光寺，是留从效建来奉祀父母的。王潮对闽地有功，应当载入祀典，郡中便在崇阳门楼祭祀他。我替他设置守墓人，取寂光寺旧地的租金作为清明祭祀费用。晋江有一位紫微吕舍人，也葬在这里，郡乡贤祠祭祀他。他文雅有才，足以称道。邑志说墓在白岩山，郡志说在十二都，考察后仍不知道具体地点。唉！这大概就是赵文子、雍门之徒感慨悲哀的原因吧？城隍庙奉祀城隍，宋天圣年间，县令李畋建祠。洪武己酉年改为庙，宣德辛亥年县令高显重建，正统丙寅年县令闭祯重修。我毁掉了其中的神像。万历元年又修缮。社稷坛、山川坛、厉坛，郡志都说是洪武初年县令罗泰所建，大概是在癸丑年。邑志说山川坛是县令高显建的；高显在宣德年间任职，难道到那时才设置山川坛吗？社稷坛和山川坛的厨房、仓库、斋房，都是正统丙寅年由佥事陈祚命县令闭祯修建的。后来山川坛倒塌，迁到南关，稍稍修复；社稷坛、厉坛的厨房、仓库、斋房也都倒塌，于是依次修缮。又遵照洪武年间的礼制，各都都修建乡社、乡厉之坛。

译林知县祠改建的文字见于附录。全县丛祠共有五百一十所，其余的我都毁掉了。详情见附录。当时恰好引用苍梧呉公任顺徳令的事例，把淫祠改建为书院。使者却以计算竹木斤两的罪名加罪于他，以至下狱。果然有人诽谤我，说我贪图神像口中的黄金。我叹道：“狄公当年毁掉祠庙，不知得到了多少黄金呢？”幸亏上官明察，没有采纳那些诽谤，才使我和呉公免于受辱。唉，世俗迷信鬼神竟到了这种地步！青山神张捆，在闽地时曾经驻扎在青山下，抵御海寇。郡志说他死后葬在螺山之阳。宋太平兴国年间，就在此地设置县治，于是改葬到青山，建立庙宇。有司每年举行一次祭祀，一旦举行便从未废止。我沿用旧例祭祀他。有个人在山上杀人，经过两个月仍未能捕获。我用文书告祭神明，三天后案件便告破。难道神灵至今还很灵验吗？然而古人祭祀他，是因为他抵御海寇。王节度的功劳比张捆大，却在郡、县都有祭祀；如今连他的坟墓都不修缮，这是为什么呢？官署方面，邑志记载县署有遗谶，说改建不利。自宋代以来一直简陋，到成化壬寅年，县令张桓重新修建，后来被征召任太仆丞离去。我修建了前后堂和厢房、走廊，又建君子堂，并作了记文。记文说：县令有君临国家、治理百姓的职责；但孔子所谓君子、宓子所称的君子，必定根本在鲁惠安君子的区域。并且凡是乘车骑马来到这里的人，都能看见它。因此建造君子堂。堂在仪门东面，始建于隆庆五年三月，一个月后完工。宾客肃然进入，接受教诲后退去。从今以后，就要像孔子鸣琴那样治理政事了。又建旌善亭、申明亭，各都也都建了亭子。郡志说，鸣皋堂在县治左边。宋代知县李侯惟一，有一只鹤随行，常常和士人朋友在堂中讨论古今，鹤就站在他身旁。当时鹤一声鸣叫，声音直达云外。我遥想那个人，或许就是李畋吧？大概张咏曾把他以文学才干授官，他来任职后修建学宫教育子弟，政事崇尚简静，使百姓休养生息，史传记载了这些事。通志却说是龙溪李侯，名绛，见《漳州良吏传》。郡志有遗漏。邑人谢起宗记载说：“惠安建县以来，已经一百七十六年，历任县长也有六十四任，大多无暇顾及挈壶报时的事情。民间生子选择时日，要问野巫；行人有时会对四更早起的勤劳产生疑问，却没有办法考察。授时的方法，比其他县有愧。绍兴二十四年三月，福清人林仲俞开始主持县政，不到十天，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办起来了。只是半夜击鼓报时的人失职，一天他对同僚说：‘如今早晚的衙门事务都按时办理，但官府没有掌握时间的器具，即使白天得到时间，晚上又失去，也不能说是治理政事。’恰逢建安的术士张仁能办理这件事，于是让他主持营造。用陶土制作壶，以木制筹三十八根，用来验证晦、朔、上弦、下弦以及日月出没的迟早，丝毫没有差错。始建于蕤宾月的吉日，完成于夷则月的望日。在厅事东廊开辟房间安置它，同僚们一起观看。众人都说：‘天地相距总共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周天总共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日月循环运行，幽深难以测量，却都不能逃脱这漏壶中水滴的计量。’多么美好啊！于是请菱溪谢起宗把它写在石上。谢起宗又请人为它作铭说：‘用陶土制作壶，用木制成筹，向其中注水。水的增减，和天地的运行相同。谁不知道时间呢？它位于厅事东面，六十四任县政因循敷衍，等待您来；从前询问时刻还会疑惑，如今已经从容有序。唉！千百年后，自有我来调和裁定。’ 按察司就是宋代皇华驿的旧址。洪武乙夘年，县令安景贤建为按察分司。壬戌年，设置安溪、惠安行佥事一员，驻在这里。甲子年裁撤。辛未年改为漳泉道。丙子年改为分巡福宁道。正统丙寅年，县令闭祯修建后堂。嘉靖甲申年，迁驻泉州。己未年改为兴泉道，专驻于此。布政司就是税契局的旧址。郡志说：正统辛酉年，县令闭祯建造。成化壬寅年，县令张桓修订邑志。弘治年间建造的说法不对。驿站，郡志说旧在县城东郭内，名叫皇华。元元贞年间迁建到现在的位置，改名龙山。本朝洪武初年又改为今名。西边有递运所驿站，也由它兼管。邑志说宋代有皇华驿，和县同时设置。考察郡志记载的古迹，宋代泉州由西北取道剑州，出城西义成门，经过南安汰口驿、永春桃源驿、德化龙浔驿、上壅驿，到达尤溪县，再曲折经过西芹到延平、建宁。为了避开福州大义江的险处，从本县出发的人不知始于何年。如今六都有古县，十六都有古驿，这些都无法考证。只是说此驿与县同时设置，究竟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呢？际留仓就是宋代的常平仓。郡志说在县令衙门东边，邑志说在簿厅前。正德己卯年，县令陈逅改建在县衙西北。郡志记载预备仓四所：一所在县内西边，就是这里；一所在七都香林保；一所在三十四都辋川保；一所在十八都屿头保。县内的仓，我加以修缮，用来储积粮食；乡里的仓，废弃的辋川仓，邑志没有记载。我起初询问父老，多数说自从兵火以来，各乡都有仓，只是给盗贼储粮，所以没有恢复。辋川既然有堡，怎么可以废弃呢？崇武仓建于洪武庚午年，永乐甲申年增修。盐场在邑志中记载得很详细，说管辖盐仓八所，郡志也这样说。运司志不记盐仓，却记载盐团。考察得知，闽地食盐采用日晒法，所以有滩团。运司志所记五团是：西湖前坂一团，庭边、乔埔、下洋东二团，下洋西、柯栊、林内三团，上仓坂西四团，下仓、下坂五团。郡志以仓埕称呼，共八处，并有广运。其所说的埕边、乔埔、下洋东西、柯栊并不完备；考察地图，庭边就是埕边，也就是广运。下洋一带有村落，可能在乔埔，也可能在西埔。近来因为灶户不能辨别盐，各仓都废弃了；下洋东西、西埔、前坂都成了埭。故老所说的五团中，第一团为埕边，实际上兼有乔埔、下洋东西。其他同运司志，还应有柯栊，共九仓。郡志漏掉一处，又误记两处：前坂在二十四都，却说在二十三都；上仓在二十六都，却说在二十五都。我在图中把这些都订正了。学校一项，邑志记载得很详细。旧乡贤祠、名宦祠在启圣祠两翼，地方低洼狭窄。我在明伦堂后修建高深堂，把两祠分别列在左右。修缮启圣祠以及训导的官舍，置办学田租，详情见附录。

译小学创建于景泰初年。成化年间，县令张桓曾考选教读，分别派往各社学。嘉靖初年，县令莫尚简重建厚俗社学；邑志又列出八所，都是由某氏主持。通志中以坊名为名的一所，以乡名为名的三所，其余我到任后建立了二百一十二所。又在各都建立大馆，聘请学问和品行出众的生员为教师，准备书籍和束帛，亲自到他们家中邀请；撰写《社学篇》，让他们依照施行。刻印朱氏《小学》颁给子弟，巡行田间小路，进村诱导劝勉他们。铺舍方面，邑志说南北大道上有七处：白水、涂岭、驿坂、居仁、县前、盘龙、上田，规制与郡志相同。城内有惠安铺，洪武四年由知县时汝楫修建。在布政分司北面，近来被豪强张一复夺去，我上奏申诉，才恢复了它。（通往崇武有四铺：前埔、黄田、青山、崇武。前埔在二十一都，青山在二十六都，见郡志。） 义冢在县厉坛北面，几乎已经成为菜圃了。我为它立了标志。射圃在朝天门外。嘉靖庚寅年改建到这里，此地荒废已久，我才开始修筑。《石洞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卷四 （明）叶春及撰 《惠安政书三》版籍考 土地和财赋，是由人来管理的。我所作的表，依据户口而列田地、赋税，这是常规；再加上屯田以及渔业、盐业、新增浮粮，都是国家所需。祖宗制度规定，有的应该按丁征收，却稍作变通，改由米承担；有的应该按米征收，却用丁来承担。丁、米交错征收，就不能称为常规了。而且公家摊派没有定数，私赋也没有固定的复除，难以制成表格。至于料、徭、纲、驿、兵、饷等项目，分别论述，数目另行具列；以万历元年为标准，大概可以供后来考察增减。这些都出自版籍。户籍是确定户口的依据，法律条文对此写得很明白。邑志说，嘉靖初年，户籍共有七类：民户、军户、盐户、匠户、弓兵户、铺兵户、医户。到了壬戌年，因为兵火上奏请求减免。实际上，里胥掌权，版籍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不要说民户种类极多，即使军户、盐户各有固定户籍，也只是以军户、盐户为名。郡志、旧邑志没有这种情况。新志说泉州的户类很多，创设杂役人户，其中盐户有若干。这恐怕不只是惠安如此。唉，这和法令怎么相称呢？只是军户经过清查、勾取，不能分开丁、米，徭役实在太重，所以不得已暂且躲入盐户而已。我治理此地，难道能够完全免除姑息吗？况且这是旧有惯例，也难以仓促革除。至于其他诈称的户类，就全部合并。志书说宋代徭役常使人破产，甚至父子兄弟分别立户，有的把孤寡妇女嫁遣出去，只求成为单丁以逃避重役。版籍有欺骗隐瞒，不能完全凭信，所以户数多少要看人口上下。如今徭役与宋代不同，只是有势力的人善于逃避，因此贫户承担的徭役更加沉重。总之，民户怎么可以随意分拆？分户或许始于景泰年间。志书说洪武册式允许百姓自行分户，这和我听到的情况不同。只希望有关官府对此慎重处理。洪武帝诏令天下各户设置户帖，写明乡贯、丁口和姓名，每年编订后发给百姓。户籍收藏在户部，所以册式按照丁数多少排列，百姓不敢欺骗，法令极其严密。后来逐渐减少，将要减去一半，大概是户帖保存得少了，法网也就疏漏了。邑志考载：嘉靖元年有户四千五百四十九，人口三万八千八百二十一；到壬戌年有户五千五百五十，人口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五。当时兵荒导致人口损耗，皇帝怜悯百姓，使人口数减少；贫户人口并没有减少，富户却大量分户，弊害更加严重。何况册籍与志书又不相同，所以我请求查对藩司所藏的旧籍：科料中未成丁者不承担盐粮，只把成年的男子、成年的女子列入科征；未成丁者按半数折征盐粮，成丁者则全额派征。难道是丁数不足，故意把征收数额取足吗？男子

译按丁计算赋税，幼年要等十年才列入；女子无论成年、年幼，大概都是为了供应盐。自从盐不再按人口发给，却仍照旧折收钞，徭役又集中增加，和宋代的人身丁钱没有减少一样。因此我修订版籍时，户数比旧籍减少，丁数略有增加，希望料和徭役稍微减轻。不过仍然赶不上嘉靖元年以万计的数额。现在的土地，按照人口编入鱼鳞册的制度已经废弃很久，里胥从中作奸，更加容易了。我在县中制表有两个方面：以人口归附土地的，称为在册，并且写明其依据；实际存在的土地，称为实地。把两方面合计后相同，就不会有隐匿、遗漏和飞洒，征收割取也都有依据，这是第一点。既有实际土地，水淹陷落可以查考，开垦增加有标准，借迷失、包荒逃避的人无法隐瞒实情，这是第二点。在册人口少，土地上的人就困窘；在册人口多，土地上的人就富裕，因此可以据此确定户籍的上、中、下等，这是第三点。坊内的土地，实地包括城郭、市肆，田地只有几亩，附在一、二都的册籍中。其他如版籍所载，实地所出有三项：租、税、粮。因此黄册的惯例只记田地、山塘。土地与山塘，和田地应当分为不同类别。我听说其他郡把它们分为三等，泉地和田地一概征科，所以有些下户土地很多而流亡迁徙，数不胜数。邑志把这些弊病说得很详尽。至于海业不是实地，应当列入河泊所征课的附属项目。考察晋江虽不属于河泊所，却按荡地亩数征科，收米有一定标准。惠安县只概括按河泊所规定的官户一石、民户二斗征收，不计算亩数和沪箔，都列入黄册。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土地按轻税计算以逃避重税，而且又不知道亩数，兼并便无人控制，势必会掠夺渔网产业。邑志说：法令实行久了就会产生弊病，没有人不援引版籍、赋税作为旁证。若不是精密小心、旁推远考，就没有不被它迷惑的，何况在处理簿书的繁忙事务中呢？所以完全相信书本还不如没有书，难道不对吗？难道不对吗？我仍然担心那些把志书当作旁证的人，会废弃国家法令而自己还不知道。米分为官米、民米，钞又分为租、税。民田税率只有一种，官田有每石三斗、七斗的，也有三斗上下的。宣德己酉年因负担过重而减轻。正德己卯年，御史沈公上奏，官米一律折银解纳：每石三斗以下折银三钱六分，三斗以上三钱三分，七斗二钱五分。比民米少一半，而且没有其他徭役，这是由重变轻。民米折色，每石银五钱；驿传、机兵、均徭在县中，一概有六钱。何况本色米又难以按五钱计算，这就表面轻而实际重。因此买方强要把民田算作官田，卖方急于求售也顺从；也有的户籍本来负担重，就急于转手，负担轻的便把它卖掉。登记入册时，豪强取得轻税田，所以租田增加到一顷多，重税则悬挂在户籍上。那些不是官田的，则以新垦田收入户籍，使实际缴纳米粮的人承担推赔之苦，大概就是由此造成。关于民田的弊病，我在黄册条约中已经详细说明。秋租税出自田地，只有官租才有这一项，大概是过去军饷不足，以钞折纳，于是把米连同秋粮一起征收。夏税钞则官田、民田都有，过去与料一同征科，按丁米计算收取。农桑绢也属于夏税。惠安县方圆百里，志书只记一匹多九尺九寸二分，折银三两二钱。若没有有业户的户主姓名可以征纳，就附在税和料中，所以表中不列。本县屯田共七所：福州卫四所，泉州卫一所，永宁卫二所，田地数目见表。邑志所载还不到实际的一半。我请求督屯监司查核，才得到全部数目。表虽按都分列，所列的只是田地数目。考察军制，共有四千三百四十四名。富户一户占田三

译百亩，次等占一半，贫户有的占一亩，有的占半亩，于是多有转借，名额大多落空。泉州、永宁卫所的粮食由卫所自行征收，县里征收的只有福州两卫司的屯粮。移送的文书也有虚实不一的情况，弊病没有比屯甲更严重的了。我已经申报并加以厘清。具体征收数目另列，其他部分归各卫所。

译盐引应当流通，户役也应当整顿，这些我在附录中已经详述。自从折征实行后，盐盘本应废毁，却仍照旧存在，法令也难以施行。我奉户部檄文核查盐盘，又议论推行盐引，因为核查盐盘不是使盐法流通的根本办法，而推行盐引有助于国家财政，对百姓也有不少好处，只是废弃已久，难以仓促恢复。因此记录盐仓和盐盘，是为了给推行盐引准备条件。数目列在表中，文字记载在附录。至于盐课全部折银，闽地七场始于惠安，每引折银七分，每年有固定课额，这是弘治丁亥年巡按御史陶公上奏所定。志书所记及各种沿革制度，多有错误。食盐钞自嘉靖元年起，在丁料中按应征银数征收，如志书所载；实行三十二年后才另行征收。如今户口已经减少，所以每年定额也减少五分之一。闽地征收渔业税，从五代时就开始了。惠安在宋代虽曾免除，但仍有采捕税以及僧童口食，用来补充浮盐钱。明朝设置盐课所，专门征收，志书也记载得很详细。鱼课、网罟以及海扈等地原本互不侵占，制度仍然存在。充作扈地的称为“所”，其米粮较重；充作荡地的称为“亩”，米粮次重；其他网罟等产业，《同安志》说从潮地征取，潮地既然广泛，所得有一定数额，利润必然薄，所以米粮尤其轻。如今扈荡土地在课册上的很少，大多列入黄册，这难道符合制度吗？没有势力的人不能积蓄产业，小民哪里知道制度已经互相侵占？既按所征课，又缴纳地租，所以百姓既偿还私债又负担公税，以至于县里还要烦劳征收；又加上澚甲，还要供给兵船，苦不堪言，因此我上奏请求免除。况且国家初年的税目，大致如志书所列；自嘉靖以来，又增加三十多项，实在繁琐。我于是考察洪武、永乐旧籍，斟酌处理，重新制定万历元年的课额，并把新旧项目列在表中，米粮都归县里征收。高皇帝命令，税粮如有增加、续增，都一律征收；荒田则除名豁免。后来有关官府往往以编造黄册为标准，十年以内未征科的土地，官府便能私占其利益；尚未豁免的土地，百姓已经不堪其害。于是屡次编造黄册，未必真的征科，却也未必真的豁免；未征科者更加侥幸，未豁免者更加困苦。况且有人冒称陷没之田而开垦，随即被水淹，逐渐失去核查，这种弊病何时才会停止？我考察嘉靖初年，闽藩司议论此事时，未尝不赞叹其措施切实可行：把浮粮、新垦地都载入青册，等到再次编造黄册时核查，可说十分详慎。志书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它不属于贡赋吧？如今新增浮粮另有籍册，我又重新核查。米粮入仓，有缴纳本色和折价两种，只有儒学的粮全部按额派征，实际上也都折价了。际留仓、永宁仓、金门仓过去有本色和折价两种；永宁较近，已经取消本色，金门则由我请求改为折价。折价每石五钱，凡本色改折的每石七钱，只有崇武较近，本色、折价兼用。大概是其中官吏侵吞、军户侵占、老鼠偷食、蛀虫损耗已经很久了。我初到任时革除这些弊端，于是运粮接连不断，堆在庭院里的粮食，昼夜不停也来不及入仓，官府没有贿赂可收时，官员常常面对这种情形哭泣。如今再次到任，我在余署中题记说：‘革除弊端之后心里安定，法令严格之时却腹中空虚。’唉！如果确实去掉过分的弊端，百姓为什么还要苦于运粮而喜欢折价呢？又如预备仓开始发粮出粜时，正逢歉收，谷价上涨；公定价格固定，难以请求增加，只好压低百姓所得而按公价交易，这并不是赈济百姓、储备粮食的本意。因此把价钱积存在库中，第二年大丰收，才降低粮价，使仓中充盈。过去守仓的人不按年核查积存，长期损耗；核查时便连同旧日损耗一起治罪。我命令每年核查损耗，立即追偿补足数额，交给后任守仓者，希望责任不能推辞，也不牵连过去的人。各种渔税、盐税已经分别论述，铁也是本地旧有的产物。郡志说：卜坑、黄崎、礁头、许埭、港尾、沙溜、卢头、峰前、牛埭都有铁砂，曾设置冶炼场，如今已经不产了。课税一项，邑志记载颇详；闰月应当把增加的数额载入。这是本来课税：洪武乙亥年停止官营冶炼，允许百姓开采冶炼，每分缴课三十八，取二。如今附在料、商税中，各有定额。郡新志详细说明：酒、醋、窑、冶等，称为正办，摊派给里甲，应当列入料中；商税、窑、冶等，称为带办，出自徭役，编入巡栏。邑志说额数摊派在料中，这是不对的。农桑绢虽附在料中，但征收时不应列入课税，所以郡新志把它附在田税中。贡，现在称为料，大概是因为要具列各种物料。这里有额办，即原来已有固定额数；又有岁办，杂办每年没有固定数，是藩司承接户部临时摊派的项目。名目很多，各志记载不同，郡新志似乎记得较详。起初由里甲承办，后来改由丁承担，旧称八分丁料。自嘉靖末年起，米仍按旧额，但丁口隐耗，如今省到七分。不过旧时只按成丁派征，惠安县连未成丁也派征，这是不对的。夏税、农桑、绢、铁课等，本来都属于税、课，却称为料，只是因为料目繁多，把它们合并征收。起初极其繁琐，志书记载很详。如今百姓习惯了，只庆幸名目简少，不计较实际收支。送往京城的，另有杂费，藩司掌握其增减，县里只奉檄办理。存留的历年料和夏税，供本司使用，并不只是向上级进贡。只是计偕等各项费用也包括在内，选取士人也称为贡。起初各有摊派，名目最多；近来改为通融办理，即使夏税、农桑、绢也摊派给其他郡，所以不逐项列出，只附见于粮项中。

译过去每年的费用繁多，于是设立纲的名目，就像网有网纲一样，一次办理便可全部收尽。此法始于正德末年，御史沈公说，当时把正办分为祭祀、乡饮等项目，其余称为杂办。后来名存实亡，承办者不是好人，便乘机作奸。我在家居食禄时，见里甲往往用十多两银子具报数目，二三文钱的役务却由人承担，多半像穿着赭衣的罪犯。闽地自隆庆元年起改为十段法，按丁四成、粮六成，总数征入官库，服役者不再承担其他费用，甲首在县庭绝迹，只让礼吏主管，而不核查收支。核查时却以尚未征收为理由解释。我到任后查办侵吞的吏员，才把它同各项粮税一起征入库中，按次发给，循环登记入册，接受上官核查，余款储存起来。如今万历元年都御史殷公斟酌后减去四分之一，难道不是很好吗？奉行它，就在于人。琐碎小事不再论述。纲法实行以前，有些费用规定三年合并使用，未到期限却留存，后来年限未到便先征银，侵吞隐匿由此开始。我凡遇三年合用的款项都储存起来，到期才取用；当年应当使用的，务必用过去存留的补足，即使十分不足，也多方节省，不敢预先征收，这才得到统一。邑志说：‘既然写入法令，就有固定数额。只是官府杂费，不敢登记在簿书上。会计方面，里甲供应没有标准，县令陈逅极力节省浮费，每天只办理钱十文，由官员掌管收支。若当天费用有余，便积存下来供以后使用，等积存全部用完才再次征收。甚至有连续多日不征一文钱的情况。我三年不用里甲一文钱，大概是因为纲银制度已经实行。’我确实叹息陈公独自为此苦心，于是列出近来损益，希望后人以此为准。徭役一项，各志记载不同，郡新志已经说得很详细。旧志大致说，出力不超过二十日，出银不超过八钱，这说的是嘉靖初年。续志说，每丁每石银三两以上，官价又有隶兵等三四倍，库子等更不止四五倍。关于滥免、诡寄、那移、花分、贿买等弊病，已经说尽。自隆庆元年十段法实行后，每年编定其中一段，丁米便趋于平稳。起初力役都折为银役，不方便，于是仍分为两类。到隆庆三年，每丁每石还编银二两六钱八分二厘。如今万历元年减至二两四钱，比永春等县仍高一倍。难道不是因为人力困窘而差额反而增加吗？即使尽力节省，也没有办法。起初把盐户编入三分之一，也算稍微减轻民力。闽中徭役最重的地方，没有超过本县的，应当使政务公平，怎么可以偏重？力役应当仔细比较，重的差役指定富户承担，轻的交给下户，亲自分派，杜绝吏胥插手。银役则按次序编条，以便追收、发放和使用。现在以万历元年为标准，其中弓兵以前充作军饷的二百五十九名，折银一千八百六十四两。往年恢复旧制，各自承担应役；其他细小沿革不再叙述。驿传一项，各志记载得很详细。续志说，隆庆四年已经称为近来简省；当时上级严厉整顿符节，所以流弊稍微清除了。自我到任后，第一年革除廪头，设置杂物费用、平定夫马价以及其他省银，减省不止三分之一。但民间征纳不齐，各年支出又难以预先确定，于是上奏请求减免丁役，恢复旧制。每米一石派银二钱，所省不止三分之一。旧额解送府库，我请求由县里直接发放，更加便利，而且从未不足，因为实际还有余款。制度改到这个地步，也可以说很好了。邑志说：‘如果不严格禁止冒滥，除掉多索的奸弊，使役夫疲于往来，使馆人辛勤供应住宿饮食，这就如同不截断柴薪，却想使汤水不沸腾一样。’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民兵是什么？就是弓兵和机兵。弓兵依祖制负责侦察稽查；如果用于作战防御，并不是他们专门承担的职责。机兵则是因卫所弊病而设置、由各县负责守卫的人。近来供养他们却不使用，因此到了纷纷募兵的地步。拿弓兵的粮饷来募兵，又追缴他们过去拖欠的粮饷。机兵原有二百五十名，每人增加军饷三两六钱，用来供给招募的土兵；又增加五十名，其粮饷和机兵相同。过去乡兵有三百六十名，后来逐渐裁革，于是追缴被裁人员拖欠的粮饷。我请求免除一千四百两，又请求免除弓兵拖欠的军饷。后来粮饷恢复旧额，才得以统一服役。如果不加训练，终究会成为百姓的祸害。机兵的粮饷，一半由兵备道征收，另行招募训练；一半隶属县里训练。其中每十名轮番到府中守夜。又有机兵增募的九百两，以及增兵的三百六十两，都不能享受优免，怎么能够统一办理呢？嘉靖乙丑年以前，军饷费用繁重，成倍追征机兵粮饷，加派均徭银。后来军门请求仿照浙江，把丁米摊派来抵充，按每丁四钱、每石米加倍征收；议定三年以后地方安定时停止。到隆庆元年，本应五年后停止，先减半；隆庆六年才停止。当时海上盗寇兴起，如今又按丁二成、米四成征收。属于租税的，有寺田八处，其中五处已经废弃，田地全部收入官府；保存的三处原田，拿十分之四给僧人。如今每处只有一名僧人，各按一顷供给而已，只有承天寺仍按四成供给。法石的田地，官府最初按亩分三等征收：上等三钱六分，中等二钱四分，下等二钱。佃户请求仿照全闽的惯例，我将此事报告上官。如今一律按二钱征收，和各寺相同。粮料。（万历元年征粮案的核验，仍按旧册丁粮办理；如今以新册丁粮为依据编派，作为第二年以后的标准，详见附录。） 本县官民秋粮等米共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一石七斗二升六合六勺，扣除查实的浮粮一百三十石九斗四升七合三勺，不予派征，实际征收官民米一万五千六百三十石七斗七升九合三勺。官米三千五百四十四石九斗六升一合四勺，应折银一千二百二十七两二分七厘三毫四丝二忽。三斗以下的米二千九百六石九合六勺，每石派银三钱六分，应银一千四十六两一钱六分三厘四毫五丝六忽。三斗以上的米二百六十四石七升四合二勺，每石派银三钱三分，应银八十七两一钱四分四厘四毫八丝六忽。七斗的米三百七十四石八斗七升七合六勺，每石派银二钱五分，应银九十三两七钱一分九厘四毫。

译民米五升，并秋租钞折成米一万二千二百一十六石七斗六升五合二勺，扣除查实浮粮米一百三十石九斗四升七合三勺，不予派征；另有海淹米二百九石三升五合二勺，全数派征。折价后应征本色、折色米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六石七斗八升二合七勺。其中一半缴纳本色米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九升一合三勺五抄。另一半缴纳折价米，连同海淹米共六千一百四十七石四斗二升六合五勺五抄，每石派银五钱，应银三千七十三两七钱一分三厘二毫七丝五忽。新增加科征的民米一百五十石一斗六升八合二勺，每石派银二钱五分，共银三十七两五钱四厘二厘五丝。以上官民米折价银共四千三百三十八两二钱八分二厘六毫六丝七忽。凑补仓粮的民米五千八百七十五石八斗六升七合三勺一杪六撮，每石拨银五钱，共银二千九百三十七两九钱三分三厘六毫五丝八忽，解送各仓，均不扣除耗损，数目见下。起解折色官米三千六百四十石五斗八升，每石拨正价银二钱五分，杠索银五厘，共应银九百二十八两三钱四分七厘九毫。起解折料官米二百三十七石四斗五升五合八勺，每石拨正价银二钱七分四厘五毫九丝三忽，应银六十五两二钱三厘三毫；每两加水脚银四钱，应银二十六两八分一厘三毫二丝，共银九十一两二钱八分四厘六毫二丝。其中水脚银的一半为一十三两四分六毫六丝，解送司中充作军饷，其余全部解送京库。（以上起解的两项官米，原额多为三百三十三石七升四合四勺，这是按银两多少折算米数，而不是按米数多少折算银两；三等派银的规则并未改变。） 解送司中备用的银三百八十两七钱一分六厘四毫八丝九忽，比案验数多银一两一钱九分六厘九毫二忽。其中官折余银二百七两三钱九分四厘八毫二丝二忽，民折余银一百七十三两三钱二分一厘六毫六丝七忽。分派拨给各仓。远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五十八石八斗。近本县际留仓。本色米二十三石四升一合四勺八杪四撮。如今查得本县本色米还多出二十石五斗九升九合八勺六杪六撮，各仓都已充足，本仓每年支用不足的部分，应拨入以供给官吏俸禄和粮食。折价米五百七十石八斗一升七合三勺一杪六撮，应银二百八十五两四钱八厘六毫五丝八忽。远崇武仓。本色米二千七百七十七石九斗五升，另有永宁仓拨补米五百九十五石，共米四千三百七十三石六斗五升。折价米三千六百一十六石五升，另有永宁仓拨补米一千六十石，共四千六百七十六石五升，应银二千三百三十八两二分五厘。远金门仓。本色米六百六十八石，另有永宁仓拨补米四百九十四石三斗，共米一千一百六十二石三斗。折价米六百二十九石，应银三百一十四两五钱。鱼课每年米九百二十八石九升，如今重新编定增加米十石五斗六升，每石派银三钱五分，应银三百二十八两五钱二分七厘五毫。料钞中成年男子八千五百五十四丁，扣除优免共五百八十九丁，实际应服差役七千九百六十五丁。民米加秋租钞折成米共一万三千二百一十六石七斗六升五合二勺，扣除浮粮、海淹米三百三十九石九斗八升二合五勺，实际征米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六石七斗八升二合七勺。每丁、每石派银七分，应银一千三百八十八两九钱二分四厘七毫八丝九忽，比案验银还少六十二两二钱七分九厘零丁，加七厘八毫一丝九忽才足。每年岁办、杂办数目不同，而且与全省丁粮合并摊派的数额难以预先确定。盐粮中成年男子八千五百五十四丁，成年及年长女子一万五百三十三口，共一万九千八十七丁口。按案验额银三百四十八两六分五厘零计算，却只按一分五厘四毫八丝六忽一微派征，还少银五十二两四钱八分二厘零。每丁口再加二厘七毫四丝九忽七微才够。此项应与全省丁口合并摊派，数额难以预先确定。徭役。隆庆元年实行十段法，扣除优免、海淹等项后，实际应差人五千六百六十九丁半，米一万二千六十四石七斗三升一合五勺，分为十段。万历元年编到第七段，十段编完后，才按照新册编派差役。不过每年丁米有时增有时减。隆庆四年，每丁每石尚编银二两六钱八分二厘。万历元年，人差减少六百三十五丁，米差减少九百八十三石二斗六升九合七勺，每丁每石派银二两三钱九分九厘四毫。差役额数按照军门所定，每年编银三千八百八十三两二钱六分九厘六毫，闰月加银六十四两九钱三分八毫。这是节度、守冢两项新增的数额。银役。

译布政司护送表文的夫役三名，每名银五两，共银一十五两。中解户一名，银三十两。清军道书手二名，每名银八两，共银一十六两。按察司加编借拨皂隶一名，银七两二钱；闰月加银六钱。驻札兴泉道门子一名，银七两二钱；闰月加银六钱。皂隶一名，银七两二钱；闰月加银六钱。本府祗候一十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一百二十两；闰月每名加银一两。马夫一十名，每名银四两，共银四十两。隶兵六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四十三两二钱；闰月每名加银六钱。本府儒学斋夫二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二十四两；闰月每名加银一两。膳夫一名，银二十两。本县祗候九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一百八两；闰月每名加银一两。马夫四十名，每名银四两，共银一百六十两。门子二名，每名银五两四钱，共银一十两八钱；闰月每名加银四钱五分。隶兵三十名，每名银六两，共银一百八十两；闰月每名加银五钱。库子六名，每名银二十八两，共银一百六十八两；闰月加银一十四两。本县儒学斋夫六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七十二两；闰月每名加银一两。膳夫二名，每名银二十两，共银四十两。门子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十四两四钱；闰月每名加银六钱。库子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十四两四钱。斗级三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二十一两六钱。殿夫一名，银四两。峯尾、黄崎、小岞、獭窟四巡司的弓兵各一百名，除借编德化县三十名、永春县六名、安溪县二十五名外，本县实际编额三百三十九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二千四百四十两八钱。锦田驿馆夫二名，每名银二十两，共银四十两。商税课钞银一十七两一钱六分九厘六毫；闰月加银一两四钱三分八毫。朱文公祠门子一名，银八钱。林知县祠门子一名，银八钱。山川、社稷、邑厉三坛共用坛夫一名，银一两二钱。力役差徭。本府司狱司狱卒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十四两四钱。广平仓斗级二名，每名银四两，共银八两。本县禁子六名，每名银三两六钱，共银二十一两六钱。预备仓斗级四名，每名银六两，共银二十四两。崇武仓斗级二名，每名银四两，共银八两。际留仓斗级一名，银三两。布、按二分司门子各一名，每名银一两五钱，共银三两。上下水关夫二名，每名银四两，共银八两。洛阳桥桥夫半名，银一两五钱。铺司兵：县前铺六名，白水、涂岭、驿坂、盘龙、上田、居仁六铺各五名，每名银四两；前埔、黄田、青山、崇武四铺各二名，每名银三两，合计银一百六十八两。王节度守冢一名，银八钱。纲。隆庆元年实行十段法，实际应差人六千七百一十三丁，民米一万五百一十九石三斗二升四合五勺五杪，合并分为十段。每段应有丁六百七十一丁三分，米一千五十一石九斗三升一合四勺五少五撮。每年使用一段，按四丁六米的比例派银一千四百三十四两一钱六分八毫七丝。自未役七甲起，到六甲为止轮换。万历元年使用至三甲，军门议定减少纲额，每丁派银四钱五分，每四厘米每石派银六钱八分一厘，共银一千六十六两五分七厘三毫二丝，减银三百六十八两一钱三厘五毫五丝。正纲。一项：本府进呈元旦、圣寿等各表笺，分派本县每年四两九钱七分七厘四毫，比旧额减少三两九钱八分七厘。一项：习仪、拜贺、救护所用香烛、庭燎、茶果五次，每年征银六钱。一项：祭祀启圣公祠二次用八两，文庙二次用五十两，社稷坛二次用一十五两，山川坛二次用二十一两，乡贤、名宦二次各用七两，朱文公祠二次用七两，张公祠、林公祠二次各用三两五钱，邑厉坛三次用二十二两五钱，青山祠一次用一两八钱五分，霜降祭祀用银四两五钱，共一百一十两八钱五分，比旧额减少一十七两五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两〕 一项：本县儒学朔望行香所用纸烛以及讲书纸笔，每次五分，每年征银一两二钱，比旧额减少四两八钱。一项：乡饮二次，银二十两，比旧额减少五两。一项：县官升迁时，应赴朝廷祭江，回任时祭门。祭品每年预征三钱四分，比旧额减少银一钱。一项：鞭春用三两，比旧额减少三两九钱五分。一项：桃符、门神、花灯，用银二两九钱五分，比旧额减少二两二钱八分。一项：考试。生员、儒生入学，每次约五十五名，每名花红、彩旗银一钱七分，五年举行二次，共银十八两七钱；每年应银三两七钱四分，比旧额减少一两七钱六分。季考生员约三百七十八名，每名试卷供赏银一钱五分，每年应银五十六两七钱。察院按临考校生员，每次约三百七十八名，每名试卷供赏约银四分，三年举行二次，共银三十两二钱四分，每年征银一十两八分。提学道岁考生员约三百七十八名，试卷供赏等项，每年应银五十二两一钱，比旧额减少二十两八钱一分。一项：岁贡生员两年一次赴京，路费银六十两，两院各资助银三两，旗匾五钱，陪贡二名，每名盘缠二两，共七十两五钱；每年征三十五两二钱五分，比旧额减少八两五钱。一项：科举三年一次。应试生儒六十一名，每名盘缠银二两，共一百二十二两；每年应四十两六钱六分六厘七毫。

译誊录生一十名，每名盘缠银一两四钱，共一十四两；每年应四两六钱六分六厘七毫。新举人约以四名为常数，每名旗匾、贺礼等项银八两，共三十二两；每年一十两六钱六分六厘七毫。旧科举人约以二十名为常数，每名盘缠银三十两、酒席五钱，共六百一十两；每年征二百三两三钱三分四厘。新进士约二员，贺礼、牌匾等项银八两，共一十六两；每年应征五两三钱三分三厘四毫。武举人约以三名为常数，每名盘缠银一十五两，共四十五两；每年应征银一十五两。一项：解送供应各衙门。军门家火二两五钱。总兵油烛、柴炭九钱三分三厘五毫，另均摊闰月银三分一厘一毫二丝。监军道吏、书、门、皂等役的米菜二两，三钱八分九厘一毫。兴泉道心红纸札等项二十一两，送给往来乡官、使客的下程一十两五钱，解送晋江县入库，等候支用。布政司、按察司二司修理家火、帏褥等九两三钱三分一厘三毫，比旧额减少五两八分二厘一毫五丝。一项：供应上司巡历以及往来经过的司、道官员所需。心红纸札约二十副，每副银二两二钱八分五厘，共四十五两七钱。下程约二十副，每副一两，共二十两。内班门、厨、皂隶的饮食、蔬菜等项约二十分，每分九钱三分八厘，共一十八两七钱六分。一项：恤刑衙门五年一次差遣，所需一切家火、供应等费，银五两三钱，解送府中备用（按总数计算，每年都分派）。一项：新官到任祭祀。知县银一两，县丞、主簿、典史各银三钱四分，共用银二两二分。三年分派，每年银六钱七分三厘三毫，比旧额减少四两四钱八分。一项：修理衙门，大约三年一次，按照旧例详报裁定，保存或销用。察院、布政司、按察司二司以及府馆等衙门，有的五年大修、每年小修，连同什物、帏褥等项，大约每年征银四十两。用银一十两以上，具文申报察院，动支银两修葺；不满此数的，听任自行处理；如有余款，存入库中，作为正常支销。本府推官衙门合用银一十二两，每年征银四两，解送府中支用。知县衙门用银十二两，每年征银四两。县丞、主簿衙门共银一十六两，每年征银五两三钱三分三厘。典史衙门用银五两，每年征银一两六钱六分六厘。县学教官三员，共银一十二两，每年征银四两。即使所用不满十两，也仍须详细申报守巡道查核，才准动支；如果估计确实超过十五两，则申请动用官银修葺，不妨碍公务；若没有新官，便存入库中作为正常支销。一项：各衙门置办一切家火，三年一次。推官定银十两，知县定银九两四钱八分，县丞、主簿各银五两五钱五分，典史银四两三钱五分，教官三员各银六两，共五十二两九钱三分。按三年分派，每年征银一十七两六钱四分三厘四毫，比旧额减少一十四两七分。一项：公座帏褥。堂上公座，知县新任时需用纱绢案衣等物，银一两四钱五分五厘。县丞、主簿、典史的这项裁革，共比旧额减少一十三两一钱四分五厘。一项：存恤孤老，供给夏冬衣布，每年征银三十两。公买。一项：查盘官所需心红、纸札、下程等项一两五钱四分，按总数计算，每年都分派，照例送一次；以后两次每次只办柴炭、油烛银二钱九分，以及门、厨、皂隶的柴米银五钱二分五厘，共用三两一钱七分，比旧额减少七两六分九厘。一项：雇募听候调拨的门子、皂隶，供两院、守巡各道以及总兵、都司的使客使用，每年约需工食银一百二十两。一项：新官到任公宴。知县中上席五钱，县丞、主簿各中席三钱，又各设三次陪席，共六桌，每桌银二钱，共二两三钱。三年分派征收，每年银七钱六分六厘七毫，比旧额减少二两一钱。一项：每三年一次编造朝觐须知等各册所需的纸札、绫袱、册厢等物；另每年编造宪纲、吏农等各册，书手工食按数分派纲银一十九两。其余赃罚银若不够使用，申请动支纲银补足，比旧额减少二十六两三钱三分四厘。一项：合计所需使客、士夫下程三十五两四钱五分，以及炭、油、烛二十一两，共银五十六两四钱五分，比旧额减少一百三十三两四钱五分。全数减免。祈晴、祷雨四两，遇有使用时由剩余纲银支给；本府推官、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按年例办理事务共一十六两四钱；兴泉道阅操一十六两；两院守巡各道巡历经过时官吏迎送等银七两；上司各衙门取用卷箱、锁钥等三两；提学教条以及司、道、本县榜文告示的纸张、工料四两；本府佐贰查盘的纸札、工食分派银七两；本府首领心红等分派银八两一钱；本县县丞、主簿各项心红、纸札、油烛银一十二两，典史八两四钱；本县差人投递须知等册的盘缠一十一两；本府首领脚力分派银二两。驿站。原来实际应差丁五千六百二十丁，米九千六十八石三斗四升四合二勺。每丁派银一钱二分三厘八毫五丝，每石派银一钱八分五厘七毫七丝五忽，共银二千三百七十九两九钱三分七厘六毫六丝。如今免除丁役摊派，每石米派银二钱，共银一千八百一十三两六钱六分八厘八毫六丝。万历元年只用银一千五百八十两四钱一分六厘（丁数依据旧册）。每月驿丞供给银三两六钱（兼管官减半），吏银六钱，纸札银三钱，茶果三钱，书手工食银六钱，跟随官员二名各六钱，夫马甲三名各七钱五分，馆夫四名各六钱，共另加买办银九钱；马夫二名及马料各九钱，马首六名各六钱，看守监狱、防夫一名银六钱。以上都有定数。

译夫一名到枫亭银七分，到晋安银六分；马一匹到枫亭银七分，到晋安银六分。廪给：清字银三钱，廉字二钱四分，介字一钱二分。口粮三分，住宿食粮二分。乡官小夫每名每天二分五厘。以上有定例，但没有定数。铺陈：上等二副，每副各二十事；中等四副，每副各八事；下等五副，每副各六事。以上物品如在本驿损坏，由徒价以及所余站银申报核准后重新制造；若供应不足，即编派徭役，以馆夫银租赁。兵。机兵原有二百五十名，每名每年编银七两二钱，共银一千八百两。除去优免者外，每丁派银九分二厘七毫，每石派银一钱三分九厘五丝。又增加乡兵五十名，该银三百六十两，无优免者，每丁派银五分三毫二丝，每石派银七分五厘四毫八丝。共三百名，一半赴团练，一半留在县中操守。如今团练全部裁革，改为征银另行招募。弓兵原来四司各一百名，近来减至十二名，又增加到二十名；万历元年恢复为一百名，二年又减少二十名。军饷。丁米人八千八百八十七，丁米一万一千八百四十四石四斗八升二合八勺。每丁派银二分，每石四分，共银六百五十一两五钱一分九厘三毫一丝四忽七微二纤。丁数因依据旧册且不能折算，故绝户也包括在内；增减沿革见前文。粮食剩余备用银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一分九厘五毫六丝九忽，见粮料项下。仓折、际留的折价中扣除二十八两七钱二分九厘四毫。鱼课三百二十四两八钱三分一厘五毫，闰月有加，见粮料项下，属于按旧册派征（按旧册派征）。机兵原有二百五十名，除工食外，每名加编募土兵银三两六钱，共银九百两。四司弓兵共四百名（万历元年）。每司除薪水二名外，全部给发工食，其余每名各扣银一两八钱。应充军饷银七百零五两六钱，工食银二千一百七十四两四钱。本县编额三百三十九名，共银二千四百四十两八钱。申请上司后，除发给兵丁外，尚可充军饷银二百六十六两四钱。德化借编银二百一十六两，永春借编银四十三两二钱，安溪借编银一百八十两，全部充作军饷。二年各兵全部给发工食，共减少八十名，应充军饷银五百七十六两；工食银二千三百四两。本县除发给兵丁外，充军饷银一百三十六两八钱，其余三县银两全部充作军饷。折料水脚一十三两四分六毫六丝，见粮料项下。际留斗级原编三两，每两加追三两，共一十二两，见徭役项下寺租；隆庆元年充作军饷，僧人留四成，给僧六成入官；僧人死亡的，全部没收入官。田每亩征银二钱，其中官府充军饷五分，粮差一钱五分；民田充军饷一钱二分，粮差八分。地不论官田民田，每亩征银一钱，充军饷银七分，粮差三分。山荡每亩征银五分，充军饷四分，粮差一分。法石分为三等：上等田征银三钱六分，中等田及地都征银二钱四分，下等田征银二钱，均有八分作粮差，其余全部充军饷。二年才按各寺每亩均征二钱八分，其中粮差一钱二分，充军饷。现存三处。承天庄田、地、山共二十三顷二十三亩三分三厘，除四成给僧外，应充军饷一十三顷九十四亩。其中官田一十三亩四分，民田一十二顷八十九亩，另有地八十七亩九分、山三亩六分六厘。每年应收租银二百六十九两四钱六分一厘，充军饷银一百六十一两六钱五分一厘四毫，粮差银一百七两八钱九厘六毫。华林寺田、地、山一十顷二十二亩。据案验称，只给一人一顷，原应充军饷九顷二十二亩。如今册上仍按四成给僧，实际充军饷只有六顷一十三亩二分。其中民田三顷七十三亩三分七厘四毫，地二顷三十九亩八分二厘六毫。每年应收租银九十八两六钱五分七厘四毫，充军饷银六十一两五钱九分二厘七毫，粮差银三十七两六分四厘七毫。曾炉寺田、地、山一十一顷四十三亩六分，另有海荡一所。据案验称，僧人只有一名，给一顷。应充军饷一十顷四十三亩六分。如今册上仍按四成给僧，充军饷只有六顷八十六亩一分六厘。其中官田三亩二分，官地一十六亩二分，民田四顷四十一亩二分四厘四毫，地二顷二十五亩五分一厘九毫六丝。每年应收租银一百一十三两六分四丝，充军饷银七十两二分九厘二毫二丝，粮差银四十三两三分八毫二丝。已经废弃五处。金相院民田、地一顷六十六亩六分，其中田五十四亩四分，地一十二亩二分。每年应收租银二十二两一钱，充军饷银一十四两三钱八分二厘，粮差银七两七钱一分八厘。普空寺民地四十亩九分，每年应收租银四两九分，充军饷银二两八钱六分三厘，粮差银一两二钱二分七厘（案验称租银六两五钱四分四厘）。法石寺除我买以及允作学租的田地外，入官田地一十九顷九十九亩九分五厘一毫。其中除看守斗门的中、下等田各十亩以及官田九亩五分免纳军饷外，还有上等田三顷七十一亩二分四厘六毫，中等田及地三亩，共九顷四十二亩九分一厘四毫，下等田六顷五十六亩二分九厘一毫。每年共银九百九十四两七钱六厘一毫二丝。二年才按各寺每亩均征二钱，共租银三百九十七两一钱五分五厘九毫二丝一忽，充军饷银二百三十六两四钱九分四厘八毫四丝一忽，粮差银一百六十两六钱六分一厘八丝。

译离相院民田、地九十三亩六分九厘二毫，其中田七十一亩九分七厘三毫，地二十一亩七分一厘九毫。每年应收租银一十六两五钱六分六厘五毫，充军饷银一十两一钱五分七厘九丝，粮差银六两四钱九厘四毫一丝。如今册上只列租银一十五两九钱七分九厘，充军饷银九两八钱六分三厘三毫四丝，粮差银六两一钱一分五厘六毫六丝。舍利寺民田、地、山二顷二亩八分六厘，其中田一顷三十四亩二分七厘，地六十亩八分九厘，山七亩七分。每年应收租银三十三两三钱二分八厘一毫，充军饷银二十两六钱八分二厘七毫，粮差银一十二两六钱四分五厘四毫。以上共租银九百五十四两四钱一分八厘九毫六丝一忽，充军饷银五百七十七两八钱五分一厘九毫五丝一忽，粮差银三百七十六两五钱六分六厘一丝。匠役。共一百六十一名，其中春季二十六名、夏季七十五名、秋季二十七名、冬季三十一名，分为四班，每年一班，循环往复。每季缴纳工银一两八钱，闰月加六钱。除逃亡、绝户九名，留下本府应工二名，其余都逐名解送府中缴纳代价。如今征收后统一解送较为便利，解送京城的盘费见附录（黄册作一百五十七名，绝户十一名）。一班六十七名，寅、午、戌年缴纳代价（其中逃亡二名，绝户二名）。一班一十名，亥、卯、未年缴纳代价。一班三十四名，申、子、辰年缴纳代价（其中留下应工二名，绝户五名）。一班五十名，己、酉、丑年缴纳代价。附带征收屯粮。旧额每石征正价银三钱五分，脚鞘银二厘三毫三丝三忽三微三纤，柴薪银四厘五毫，马丁银五厘，耗银一分二厘五毫，公用银八厘八毫三丝三忽三微，共银二钱八分三厘一毫六丝六忽六微三纤。新增加的每石征正价银二钱五分，脚鞘银二厘三毫三丝三忽三微三纤，公用银三厘一毫六丝六忽六微，共银二钱五分五厘四毫九丝九忽九微三纤。福州右卫共银四百四十九两二钱六厘四毫五丝。前所。旧额粮四百三十八石，银一百二十四两二分八厘五毫。新增加粮二十八石，银七两一钱五分四厘。后所。旧额粮七百一十四石，银二百二两一钱八分三厘三毫。新增加粮七十五石，银一十九两一钱六分二厘五毫。中左所。旧额粮三百二十四石，银九十一两七钱四分七厘。新增加粮一十九石三斗，银四两九钱三分一厘一毫五丝。福州中卫共银一百三十六两二钱六分一厘二毫。左所。旧额粮三百六十三石，银一百二两七钱九分七毫。新增加粮一百三十一石，银三十三两四钱七分五厘。《惠安政书》四。惠安县。

译县城距郡城五十里，大概位于郡城北部的边界，是左支的一部分。自仙游、晋江到吴洋，又到卢田，便是本县的保界，山川交错其中。卢田向北转到林坪，向东下至菱溪；菱溪左边的山冈背靠大海，回旋环绕，夹在峯崎之间，这叫作左纪。县中共有十都，从五都到十四都由卢田分出；鸡笼抵达洛阳江，沙溪沿山谷流出谷口，逆着江潮而行，这叫作右纪。其都只有二十五、二十六两都；从鸡笼向东，菱溪之北、沙溪之南，大冒山成为中心，盘龙向西延伸，俯视洛阳城，山在南面转而环抱峯崎，江海如同带子，这叫作中纪。全县共有二十二都，县城设置在中央。北到隃日暴，南渡獭窟，纵长六十五里；东到黄崎，西以虎窟为阻，横宽八十里；四角都与宽度相称，周围共二百八十里。都的编制以郭城为首，右、左都在前面回旋，右边绕到后面，再以左边作为尾部。县人把它形容为螺蛳盘曲的形状，绘图考察起来又像缪篆、虫书。全县所包有的各纪，附带海坞；有合并的都，地图仍保存旧制；居中的坊、乡等属地，则另外标出较大的部分。户口、田赋据此编表，并分明列出上下等级；断定于万历元年，其余则以重新制定版籍为起点。屯田虽然另立版籍，但凡产业在本县的都附录于此。盐业有盐户，渔业有渔赋，各有专官征课，相关官守的情况已有详细记载。徭役附录随时增减，输纳的数额难以一律确定；粮额中有新增加的项目，浮额也会随时增减。只是田赋关系重大，所以列在这里，等待有才德的君子裁量选择。所列各项也已经分条编排，共有图二十八幅，总合为一表，体例如此。（图表略） 叶封人说：“我绘制的图表，大概已经很清楚了。不过各地受风土影响而形成的差异，条目中概括到的以及本业劳苦安逸的情形，大体上难道相差很远吗？”我向士绅先生和士人询问当世事务，像张仲矩、陈锷、江贽卿这些人，都有合乎我心意的见解，于是也让他们参与编写，使这些意见不被遗忘。西北土地肥沃，田地宽广，顺着水流筑堰灌溉，耕作省力而收成加倍，又有山林水泽的利益，按理应当日益富庶，成为各都之首。然而户籍所载的人户损耗，三都合为四十二户，合计为十三、十四户，五、六都都合为十七户，大概从前就是这样。由于战争和死亡迁徙的人很多，绝户留下的田产，设置屯田九十多顷；卫所士卒相当于三百多户，编入这些户籍的还有多少呢？靠近北山的地方多有瘴气、溪流和隧道，崎岖山路之间相隔数里才有一处人家，也很少有十户聚居，而且一半是屯卒和流动佣工，所以户口损耗累世也不能恢复。东北地势平衍肥沃，常有数百十户聚居；在海岸内地，风涛没有什么可怕的，又有螺蛤丰富，因此是乐土。七都、八都、十都原来各有上下两册户籍，如今合并为一册；即使十一都将要合并十二、十三都，军籍等户籍日后的弊端也会更加严重。如果说这是由于兵乱，那么海边各处都是如此，何况既已休养生息，却不恢复旧制呢？” 五、六、七都处在溪流下游，灌溉可以自给，人口混杂而性情强悍，原有的防洪蓄水工程不止一处；强降雨和盐碱水质各不相同，崇福埭最为破败。如今已经把田地分配好，引水灌入，其他淤塞之处也疏通了，希望能够有所好转。八都以北直到十一都，水流不丰，但当地风俗勤于本业，善于经营交换，靠海谋生的人很多。南方各都没有瘴气，气候宜人，还有先朝旧家，多在城郭附近的前后左右，如一、二都和三、四都；但河流也不如西北丰富。辋川土地贫瘠，盘龙人口稀少，只有琼田靠近城郭，交通便利，但耕作仍很俭薄。凡是滨海而溪流不能通达的地方，便凿井取水，甚至为争一滴水而拼死相斗，争讼不止；有时换了月份还不下雨，一报灾情便到了秋收，收成不到西北的一半，这是地力造成的，实在难以务农。不过这里有一半人以海业为生，也善于畜牧，年末到别的郡贩卖，以补助农事，并非山居贫困、没有积蓄的人家可比。十八、十九都，二十五都，二十八、九都，三十三都的田地稍好；二十一、二、三、四、六都的土地也较好，高地爽朗，出产豆麦，低洼盐碱地出产盐；而且妇女善于纺织。壮丁多的人家，通常有一百多户；男女每年都有收入，不专靠田地供养。盐籍承担的各种徭役又少于田赋，尤其容易供应，近来编入这类户籍的仅有三分之一。二十七都以及三十一、三十二都的风土与邻近各都相同。这些地方土地本来就比田地所载的数额多，一户的赋税中，土地只占十七分之一。风潮时常发生，海潮涌来，淹没并压埋沙土数里，放眼望去都是受灾的产地；即使靠捕鱼、砍柴和佣工作业，也劳苦不堪，仍不足以缴纳赋税。这些都中有几户属于贫困的隶户，如今想把负担均摊到全县，势必难以单独核查土地的肥瘠；田地和实际土地有别，正赋照旧，徭役则减免，负担特别多的再加倍减免。即使不能全部免除，严重者也可以得到一二分的缓解。海上倭寇作乱时，八个澳口成为贼寇出没的区域；有崇武所负责防守，有峯尾、黄崎、小岞、獭窟、司垾寨等巡检处，还有二十三座烽火烟墩。史书称五个澳口是重要的城防。崇武、小岞各自负责一个区域，峯尾辖沙格，黄崎辖辋川。沙格、洛阳一带归附于獭窟；峯尾在北，黄崎在东，步行相距五六十里，乘船片刻即可到达左右两处。倘若敌人抵达竿屿，舍船在夜间袭击，不到十里便到县城，后方没有军队牵制，形势就危险了。但那里是地势尽头，山势挡住风势，船只不便；南面又有水军扼守前方。贼寇进入必经黄崎，崎门狭窄，处在椒号铁户之间，断绝其退路，必定可以歼灭他们。如果深入辋川，地势尤其多有礁石，所以福建的海寇若不贿赂水军就不能进入。近年倭人刚一登岸，便转向峯尾离去；熟悉水势的人对此都感到惊骇，可见是地形限制了他们。只要申令水军严加防守，澳内便可无事。所担心的是倭人从陆路到来，那就不是水军能够控制的了；这样一来，这几个澳口的肥沃土地必然成为敌人争相占据的地方，百姓跋山涉水艰难，遭受劫掠也会惨重。近年来修筑辋川县城，使它成为北方交通汇聚之处；再有峯尾新城与黄崎鼎足而立，八、九都合并聚守，峯尾统合五、六、七都聚守；辋川的水道为它们运输粮食，贼寇哪里敢长久屯驻？白沙、洛阳同属内江，近年万安桥、中亭屡次设置重关；晋江的石湖、祥芝在外面形成两重防线，外面又有岱屿作为泉州门户的岛屿，应当按照旧制，与莆郡在这里会合军队，这样东西五个澳口便不足为虑。只有獭窟是孤城，涨潮时与内地隔绝；小岞以外远远同海岛夷人对峙。崇武的险要之处虽有重兵驻守，却不能独自防守，也令人寒心。獭窟以下有永宁卫，小岞以上有南日寨，烽火相通，军民互相援助，这是防御的制度。如今负责军务的官员已经恢复崇武的防守，后患应当谨慎防备，警戒重点在小岞。

译崇武处在南北之间，敌人从南面进攻时，就由崇武抵挡；獭窟有警报时，崇武阻截敌人的南北通路，永宁便从后面截击。崇武有警，獭窟和小岞迅速援救，这三个澳口也就可以无忧了。第五澳位于中部，关键在小岞；南面有牛屿，贼寇从湄州所必经，若敌人一两个月不离开而袭击我方，湄州水军轮番值守不一，就必须在牛屿自行招募战船防备。向上巡逻到峯尾，向下巡逻到獭窟，使南北两面的风势都让敌船不能停泊；我方沿岸还应多筑土堡。峯尾、黄崎既有辋川作为依托，在中部三个澳口之间，如张坑、前林、青山等处也应筑堡。盐场如辋川，是东南两个大镇，各自与五座城相互鼎立；只要谨慎设置侦察岗哨，便可高枕无忧。西北的寨堡，是元末莆中盗寇兴起时开始修筑的白水、东坑、涂岭，用来辖制其中的巡检雷灿，他死于此处。虎窟以外属于晋地，正统年间用来遏制沙漳余孽。近来又增设陈竹，也是为防御山寇而设。如今倭人却在这些交通要冲出没。只有三、四都也是山海交界之地，平地可以突然进攻，聚集起来可以屯兵；高处可以瞭望、传递烽火，靠近县城和各镇，而且柯溪控制着道路，可以通往晋江各县的内部。非本地定居的人很多，怎么知道没有奸盗潜伏其中呢？不要只忧虑海外的祸患，却不把这件事作为过度防备的对象。在城坊 县境东西南北纵横不到百里，四方大体均衡，民间歌谣风俗也很简朴。从闽都通往泉州、漳州，是交通要道，因此设置驿站，也算繁盛。平时颇能享有山海资源的利益；如果发生揭竿而起的盗贼，或海岛夷人造成阻碍，也未尝不遭受祸害。自宋代创置县邑以来六百多年，嘉靖癸丑年才开始筑城，周长三里。后来多次遭受寇乱而城未被攻克，这才知道修筑者功劳很大，城门、敌楼和城橹也渐渐齐备。只是西北山势逼近而俯视城池，虽然挖濠沟环绕如带，干涸后反而可以填土越过，应该迁到高处山顶，以分担险要。有人主张开渠引潮，环绕东南濠沟；但若以青龙本来低微、白虎不宜向内逼近为理由，既背靠高陵，虽有左边龙湫、右边龙津，潮水逆流也不便利。果真如此，所谓设置险要守护国家又有什么意义呢？潮水不能通达，就开两条渠道穿城而出；这样水势直，流程短。借助环绕各都的溪流，从巨济桥引到北关，从延寿桥引到东关，难道不能便利舟船、兴办民利吗？只是恐怕北关地势高，工程难以集中力量；东边虽稍平坦，但堤防绵延阻隔，每年都要烦劳修筑，即使暂时修好也容易堵塞。百姓可以参与谋划。如今姑且只日日勤勉从事吧。你所居住的城郭称为坊，紧邻官署，壮丁多而编入户籍；过去有三图，现在只有两图，也是兵火造成的。图虽然靠近城郭，住户却分散在乡间，征收赋税、输送物资和捕盗都难以立即响应，所以应当放宽对他们的要求，让他们休养生息。近来为躲避寇乱而迁入这里的人虽多，大多是贵姓和原本富有的人，编民所占的土地没有多少。稍稍经历事务的人多逃避徭役而投身官府，其他人则分区派遣，往往有不均的叹息。因此应严格核查冒名滥充的情形，一概停止各种杂役和糜费的差事；实在不得已的，按丁数轮流更替，希望在登城防守之日，能够做到公平而统一。（图表略） 一都 这是县中各都的首都，为什么地势如此广阔呢？从东平的莲华、马垄转向青林，直到盘龙，东南一带都以它为宗主，草木茂盛，成为全都的望地。向西流入沙溪的水有两条，前郭一带的水流较大；源出都北的也有两条，汇入后成为南■〈田亢〉溪。都南的原野，水源远从松洋流入寂光，汇合后成为洋■〈田亢〉溪。到了卢村与南■〈田亢〉溪合流后向东流去，其间山麓东西错落而出，百姓散居其中，平原低湿地广泛分布，土地贫瘠坚硬，所以旧志记载坡塘很多，如今保存下来的却很少。荒地虽然很多，但近郊土地若加以规划开垦，也并不困难。盘龙以东有封土，我把它表彰为安置守冢的王节度的功业；西边层层隆起的土堆，难道不是骠骑将军的坟墓吗？陈节度曾表述他的世系，却终于无法称说。只有山川依旧，过去为他们辨认遗迹的人已经很多了。二都 这里位于城郭东南角，疆界受限，人口最为稠密，都是县境余地上的居民。因此支脉山麓和小土丘截断山势，山林便繁茂在田间低地之间。东北郊外的支岭与邻都共有。旁边龙湫的左侧，到王孙村为止筑成堤坝；龙津从右侧曲折流到琼田，西南数里来的水都经过延寿桥，与龙湫、龙津在堤坝处汇合。这里民物繁盛，有显贵衣冠之家的风气。其余人从事末业或耕作，多依赖堤坝。它颇有肥沃土地的名声，只是因为靠近城郭而地利便利。从洋宅溪、涂塾到陂塘，陈芹桥、沙遏一带筑堤；稍有干旱，泉水便壅积在上游而形成水涝，隆冬时再泄去。这样既没有水利丰足的好处，又免不了漂没淹溺。换年之后不能及时晒出土地肥力，作为春耕的帮助，全年都受困，于是彼此争夺而好争讼。近来与西南各都约定，排干积水的月份以三天为期限，互相参照水闸开闭而承接水流。下游水量不足时借助钱财，或利用■〈田巛〉剩余的水润，也可以。有人说，留山本来出自莲华山，它的支脉伸展到南面，绵延数里而舒展；而且土层深厚、水源充足，可以在此建邑。居民依傍长溪疏导水流，城壕引潮使之通达，不仅便利舟船、兴办民利，而且险阻遥远，风气也独自聚集。可惜前人没有这样做，如今做起来就困难了。只有疏通溪流潮汐，才是真正造福万世的利益。自从水道不通，每年总有一年收成不好，谷物和各种货物无不涨价，只是因为转运困难、积聚物资少。过去盗贼攻陷莆中，县城周围的百姓聚集到城中，米价涨到一斗一百钱；乡里的价格是这里的几十倍，而连三天粮食也没有的人占了一半，一时都靠海道供给。从春天到夏天，辋川的粮食运到岸上，计有七万多石，每天分发五百担；背着竹笠、袋囊和麻袋登上高阜眺望远海的人，不知有几百人，县城大概已经危急万分了。假如敌人扼守辋川，那该拿什么来应付呢？如今疏通这里的水道，就算西北的陈粮，也都可以供应东南。一潮水便省去百名民夫的运输，滨海地区不必担心粮食不足，何况县城内外人口密集呢？有人恐怕王孙埭变成排泄盐卤之地，而十多里堤岸每年都要修筑，劳烦不断；但这只是一个堤坝的弊害，与全县的利益相比怎么样呢？如果把溪流引到高地，分成渠道疏导，便永远没有水涝之患，而且还可以施肥增产；对舟船的便利也不小，怎么会妨碍耕作呢？倘若以修堤为借口，难道没有看见沿海防潮筑堤的工程吗？何况这里靠近郊区，责任在主管官吏；开始谋划虽难，其他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图表略） 三都

译山脉从大帽山顿然转为云峰，向后经过吴村，沿东平卧龙山直到蠡山。左边是龙蹯，右边是龙角，县治背靠着它们。水从蠡山左边流出，叫龙湫；从卧龙右边流出，叫龙津。二水在留山南面汇合，与龙角山向南环绕的水流一道抵达峯崎入海。从云峰向西奔流的溪水进入洛阳，向东奔流的水经过泗洲山，从巨济桥流出。龙蟠山的支脉由龟山夹护。云峰后面连接到鱼山。李林溪沿着左侧流，茭布溪环绕右侧，与泗州溪汇合，也在峯崎汇入大海，其中茭布溪水量最大。这里山川盘曲幽深，有旧日国事遗迹，陈氏居住在此。如今陈氏后裔陈锷，能够以文学使家业世代相承。（图表略） 四都 这里的大帽山是本县群山的宗主。北面有青枫岭，左边有观音山的支脉，菱溪从其中流出；它的源头很远，与本都虎厨村的水流汇合后到达永济桥，水石幽深秀美，先贤卢琦曾游览并作记。下游是驿坂溪，发源于大帽山北面；再往下又有李林溪流入。沿溪居住的地方，上游是交通要道，有虎岫、石镜等山麓，像县城手指一样穿过道路向东；这里水势落差大，溪流灌溉的田地最广，只要按时疏浚修筑，永远不用担心干旱。只是土地背山而贫瘠，又有■〈炎〈官，去宀〉〉篁不能生长，柞树、棫树可供割草砍柴，百姓靠此维持生活。近来漳州逃户在这里砍伐树木烧炭出售，山林将要变成童山。捕鱼、畬田和狩猎的利益，其他地方也多有；而山租水课与三都合计不少于二百石，若放松禁令，每年收入就会逐渐减少。（图表略） 《石洞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石洞集》卷五 （明）叶春及 撰 ○《惠安政书》五 五都 山脉从观音山折转，灵鹫山延伸而来，五公山成为本都的镇山，昆仑山作为屏障，而辋川的山峰正对南面。水承接菱溪的下游，流入隐居、洋亭、塘陂、金义等水流交汇之处，水面如细纹；到下江又接纳香芹、大林、小山的水流，盘绕二十多里。其中筑成堤坝的，以承天、法石最为宽广；向东灌溉曾炉，向南灌溉王孙等堤坝，汇入辋川，灌溉范围很远。然而下江被上游水流堵塞，江水上涨的状态持续四年而不能决开；各堰开闭又不按时，像官埭、新埭这些辋川所需要的堤坝，毁坏也已有多年。我停车下来疏决水道，又修筑堤坝。法石原本是僧田，近来却把它交给百姓供养军队；别的县一概按田亩征收，唯独这里按实际田地取足，因而租税负担很重。我起初上奏核对它的常规而从轻处理。私下听说宋初防海的田地与僧人都不纳赋，因此他们没有妻子儿女，也不顾私利，合力修治沟渠水道，为内地抵御潮患，沿海都是他们筑成的。如今把田地给了百姓却又征收公赋，有能力灌溉、播种、牵犁的人也无暇顾及，各自只顾私事，堤防因而疏松。所以田地中已有一半荒废，却连十分之一的赋税也不能缴纳，何况还要按照耕作者的收获来征租，那岂不是最终都将成为弃地，让茭草长在其中吗？（图表略） 六都 按旧志记载，古县曾在这里，迁置以前的情况无法考察，但还留有遗址；这里为什么以此为名呢？从灵鹫山到昆仑山，向北经过伏虎岩，直到穑山南面，水从山岩脚下流过。前面有观林、前黄的山坡，居民密集环绕，也很值得观览。外面的群山冈岭抵达崇福、曾炉两个堤坝，都是灵鹫山的支脉，向海延伸而止。然而曾炉分受五都的下游水流，崇福所需的是卢溪的水，而七都把水堵住了。承受赋税的人嗷嗷待毙，我把水流排开引入。百姓因此把这条渠道命名为“鸤鸠”，说鸤鸠无论在榛树间还是梅树间，喂养子雏都是均等的。又疏浚下江的水流，曾炉便更加通利。唉！水本来没有不向下流的，难道是我能够制造的吗？（图表略） 七都 本都面向大海，背靠群山，山脉从十都而来，像串联的旒饰。虎石左边的水向东奔流，右边三、五处山水交错。水从社塘向西流，有香林坝；虎石与社塘之间向下转向西流的，是坝头诸山的水；再往下是塔山，再往下流入南面的海。左侧靠近八都的荻林等堤坝，没有丰沛水泽而苦于干旱；右边是前蔡埭，外面向西就是六都。卢溪的源头有五六十里，临近处有丛■〈山上隼下〉三十六门，两岸距离很窄。旧有龙陂，深数十丈，在那里建亭居住；如今被沙土淤塞，若不能疏通，上游水势就会泛滥。堤坝处在下游，善于泄水，不受水涝干旱之苦，水利没有损害而且尚未纳赋，私下获得的利益很多。这是溢丘侯堤坝给东洋带来的利益。我隐藏了崇福等堤坝的荒芜，不能免除它们的赋税；如果能从这里取得补偿，也算是推己及人的政事。于是顺着余水加以引导，这不是有惠而不费吗？何况这样能够调节水量，未尝没有好处。史起当初引漳水灌溉邺地，他评论西门豹说：“水在旁边却不知道利用，是无知；知道却不兴修水利，是不仁；知道有水却把它堵住，不体恤邻人，反而因此使自己困顿，哪里能说是明智呢？” 旧志说：“水从西面流向东南的，就流入蔡埭、崇福埭，自古以来就有记载。” 我哪里敢自比史公呢？（图表略） 八都 山脉以柳山为宗，向东绵延，水流分向南北入海。圭峰突兀地耸立在海边，于是水流穿过城池而出。有一支向西流入荻林埭，虽然源头来自其他都，但流程不到十几里，所以常有高地干旱和盐碱的忧患。这里只能勤奋从事农业，再用船只辅助；因为纺织业向来兴盛，生计相当繁忙，水井和灶户也很密集。旧巡检司占据高地而缺少泉水，后来迁到水流汇集处，范围扩大了一倍。侦察岗哨彼此相望，黄崎在南面抵御，沙格在北面遮护，外面再以夹击方式牵制敌人，大概可以巩固防守。堪舆家说：山峰以圭命名，是因为石头秀美。卢琦居住在它下面，文雅而足以施展才术。从前这里有城，但城石已经坍塌；如果有人兴建它，难道要封住山顶吗？唉，何必如此！父老张庆称赞我，我于是建立社学；其他各都看到这种做法，谁不说它可以振兴呢？（图表略） 九都 草安山属于八都，从西吴到柳山，转向蓼澳，南面连着漳水，八都以此为宗。自大堵林逆转向东北，金龙山成为大圣山和本都的主峰，实在是诸山的宗主。山岩沟壑幽深秀美，有大象卷湖的形势；到了海边在萧山展开，尚有五六里才奔向远处。山麓聚落相当繁盛，大概自成区域，也很雄壮。又设置了交错的烽燧，高山俯视南面，太山据守中部，萧山又孤立地向东伸出，三面控制海上险要，也足以凭恃。只是土地虽肥沃，灌溉水源没有外来补给，只有后坑、东山、西吴的水，并且通向邻都。都中流入大海的水道，经过四上坑、上林，在岩石南面夹着高冈流过，比金龙山汇流的水道稍长。如果再尽力修治沟渠水道，就不会受干旱盐碱之苦。（图表略） 十都

译本都东西横向展开，南北较短。从石牛、白井到天湖，山岩高耸而■〈土幻〉居其中的沟壑，清幽秀美，放生池大概还保存着。山麓多碎石，南浦上蔡坡环绕左边，朴素坝环绕右边；积水处是郑塘，堤坝是嘉禾。碎石山向东，草安山转向丘山。东林、北网等区域由丘埭作为界限。经过金笼，越过阿山，到达沙洛澳，编户人口尤其繁多；其界限是后蔡埭。各堤坝的水向东北入海，只有卢溪向南流；虽然汇流后经过龙田，但它的源头来自其他都，下游也不在这里，所以灌溉利益只限于一隅。柳前宫的堤坝，我把它分成甲次轮流修缮，不让它专归一人而败坏。难道只有这条水流应当如此吗？坑中水流冲刷堤坝和盐卤地，稍稍遇到旱情，桔槔声整夜不断，农民很苦。只是沿海有许多港湾，可以享有渔业和贩运的利益。诗说：“北流活活，施罛濊濊。”说的是物产丰饶。乐屿最大，沙格旧时设置巡检司，如今仍有侦察岗哨；这里虽是海滨内地，难道能够不作防备吗？（图表略） 十一都 本县东北边缘以海为池，风俗习惯和语言大略与仙游相同。虽然隔着水，也受到相邻风土的浸染。从九龙冈陈同寨到本都石牛下的白井，临近卢溪；太白峰高高耸立，它的山麓成为南浦的北面。这里有七星，经过瓷窑，向东到浮洋汇合后入海。东吴下朱诸山以及东潘下梁的堤坝，都属于瓷窑。水流向北转折盘结，彼此连接，范围最广。向西汇入鬼潭，再由传埭承接西充溪入海。百姓聚居分散，就像云彩铺布、星辰排列。如今下朱设有高台可以瞭望；倘若东吴重新筑垒，占据沿海一带，缓急之时便有所依靠。十二都 这里是县北面的道路，边界与仙游相接；它的东北角临海，南面到叩砦关，烟道以西的屏障像城墙。卢溪的左源虽出于这里，却像从高处倾泻而下，中间没有广阔平原。逃亡的壮丁和零散户口依凭山崖沟谷，砍伐山林而■〈▯田〉，累石播种。角山以北的水流向仙游；其东麓彼此交错，稍稍伏下成为平冈，展开为长坂，地势平缓，气候舒展，古代聚落相当多。西充溪以北有港西埭，胡卢埭附属于它；向西沿白水、九峰岩，有陈埭，潘埭附属于它，各自向北入海。到了边界，彼此相覆还不到十里；菁林薮泽占了十之七八，靠海的盐碱地几乎占了一半，居民不过十多个聚落，地势都趋向其他各都。近来邻县还侵占交界乡里，我根据图册剖分界线尚未完成，担心会形成芮国争闲田那样的风气，也会造成吴楚争桑的祸端。各都无论大小都必须辨明疆域，所以这里兼并的部分也不敢废弃旧有界线。十三都 从西到东将近三十里，菱溪的源头大概也很远。丘陵山谷深远险阻，百姓居住稀少。远望前方，群峰并列而秀美突出，在各峰中居首的是观音山。它的支脉绵延，整齐地向东北抵达沿海诸都，共有六支向东南趋向卢溪。右边的水源从左侧夹入，菱溪左源从右侧流来，六、七都就是它们的支脉。卢溪上游是九龙山的支脉，右边为证果山，双髻山的支脉在左边为真如山，涂岭位于其间。道路四通八达，水利灌溉范围广大，也称得上肥沃；居民的收成比西北多出一倍甚至五倍。山北的水流有两条通往仙游；有后坑寨，悬崖夹着道路，是县城北门，险要足以凭守。陈同处于交通要冲，尤其是咽喉要地，屡有寇贼凭借毁坏的城墙进犯，应当修缮，不能拖延。（图表略） 十四都 这里跨接邻都，像截断山势而盘绕向西，接近晋江，北面连接仙游。菱溪的水从这里向东流出，沙溪的水从这里向南流出，县中的山川都以此为根本。海上和陆上的寇贼多次在这里出没，悬钟、南聴尤其是往来的冲要。百姓巢居穴处，田地荒芜、失去职业已经好几年了。山高气闷，时常形成瘴毒。人们割取茅草居住，种竹作屏障，多的也只有几家。这里的风土仿佛与其他各都不同，田地肥美，靠水耕种、烧草除田，没有鱼盐等副业，但日常资用仍能自给，并且还有竹木、果实、薪炭等丰富资源。夏秋水涨时，便扎筏漂流，从前吴溪运输到枫亭；大概仙游方向的水路很多。四面邻境安定，也称得上偏僻而安稳的区域。有警报时并非因为地处偏远，而是因为同邻境相通。南面三峰像■〈髟上告下〉，其中有云湫，下面有仙桥，是本县名山的宗主；群山渐渐低伏，村落交错分布其中。十五都 本县西北角与晋江相邻，从芹岭的洋地突起为白岩，山顶圆润秀美，二溪环绕着它。龙潭输送水润，龙石凝聚奇景。此山的灵秀，鄂公把它封作祖堂，因为有古代传说的遗迹。过去向北取道驿坂，山柯溪领路越过济水，在谷口渡过龙桥。自万安桥建成后，驿路迁移，这里便变得偏僻。因此东边鸡垄的支脉，居民只有五六个聚落；黄菁以西林木深、山谷幽，炊烟稀少。何况交界邻境控制不一，逃亡的盗贼和鼠窃之徒不断聚集，流徙者也结寨蔓延，有时难以图治。虽然陈竹有寨，田船有堡，但在太平时期，安抚辑捕的谋划怎么可以放松呢？十六都 从上都到这里地势渐渐平缓开阔，水流停蓄绵延成大片原野，漫展开来成为平洋；高低相接，像鱼鳞一样排列，交错着向上游溯行。大的聚落有数十户，占据溪流上游，享用淤积的水流，土地肥沃、水源丰足，没有荒年忧患。县中称为爰田的地方，必定首先提到这里。溪流环绕县郭的，只有上坑湖像带子一样，其他水流都向西奔去。白岩溪承接云峰内外的水源，向下与竹西五坝汇合，在谷口入谷并贯穿其中。东面是本峰的支麓，其中最大的是大中、马垄两山，居民也最为稠密。西面（缺）环绕西蔡，以大河望去，开阔如右手展开诰文；群山中（缺）雄伟秀美的地方叫报劬，陈嘏在这里亲自安葬。难道是山川因为人而显得重要吗？不是。十七都

译元末户口因兵乱损耗，把上都三都合并为一都。如今称作十七都，这就是本都的旧称。北面阻隔虎窟，西面直到谷口，与晋江相邻。所以水流沿势向下，经过留公陂，向东南流向县城；沿白岩溪回旋而行二十多里，龙桥的水流稍大。群山盘绕成乡村聚落，往往面向溪流而居。中间包括封崇、浮坑等堤坝，土地广阔，桑梓相望。原有的疆界图划定后，也足以和其他都相提并论。加上合并后占有县境土地，几乎达到三分之一。然而屯田户籍接近百顷，属于百姓的有多少呢？倭乱以来，荒地尚未开垦，已经开垦的土地又被低价出售，外都的有力者大多坐享其成。广阔的沼泽大泽，最适合种植茜草、荻草等。畬民出租土地耕种，商贩从中贩卖交易。本都以上多是漳州百姓藏匿之处，后来甚至不能约束，自己编成甲，进行抢掠和争讼，百姓非常痛苦。所以这里内部其实贫困，只是对外有富饶的名声。盗寇常常以此为同党，因此设置虎窟寨。它的狭窄道路只容人行，险要也足以防守。（图表略） 十八都 东西相距■〈厪力〉■〈厪力〉四五里，但南北延伸六倍，右边的一半与晋江相邻，是县西南边境的屏藩。山脉从盘龙分出进入本都，成为云封山，有奇石像屏风；向西转到陈埭，有蚝壳堡；又成为鹳岭、佛通山，抵达洛阳村。从屿硕石浔向南曲折直到白沙堡，地势平坦、气候舒畅，居民也很繁多。北面与十七都盘曲相连，潮水接入沙溪，沿溪的堤坝用来防旱，百姓依靠它获利。到了邴洲以下，农民就困苦了。只有海产蛏、蚝，也有贸易兴盛的利益。平时没有事，山地和海边各自凭劳力谋生；一旦海上响起鼓声，沿江恐怕有失守之处，若山洞中的丁壮聚集呼啸，邻近北都的人就会震动。何况洛阳村处在交通孔道，过去兵火一到，往往成为废墟，只因险要关塞没有扼守。近来以万安桥、中亭为城防关键，用两关■〈彳卒〉然可以避开，也是应付一时变化的办法。白沙左右的墩堡和烽燧关系重大，沿山直到北部边境，这些亭障怎么可以不修缮呢？（图表略） 十九都 北面枕靠山脚，南面面对海边，划定疆界与右边的都分割开来，地势广大绵延，也大体相似。龙盘山向右下方延伸，到马山如墙；腾跃六七里，到曾村才变得平坦开阔，居民中有高门大宅。水从玉店向北流出，到了湖坝向西流的水势便小了。水流有两支，汇合后向下流，经过充口、马山埭入海，因而本都承受了山川的美好。近来虽然并入二十都，二十都的东角农民尚不足以耕种其田，本都的南部田地又不足以供养人口，两边大略相当，但本都土地更广。至于风俗淳厚或浇薄、农业收入丰足或不足，山海各自占有资源，大体与十八都相似。二十都 从盘龙向东南转到尖山、师山，环绕松洋，又转到城山，大概是县城几案右侧的转折处。因此山势秀拔，异于其他山，在角落处高耸。山下是坑柄一带，于是出现了像康用复这样通达的人，也有隐君子的风范。其他地方也都耕作开凿、安定谋生。水从尖山流入马山埭，灌溉范围不广；原本从松洋向北流的水虽然曲折环绕十里，水流湍急而善于泄去，靠水轮激水也很困难。向北放眼望去，土地荒旷，不适合砍伐柞木，人少地多；与一都相邻，地势也相同。（图表略） 二十一都 大崎岭是盘龙山分出的支麓。山势由北向南，参差不齐地向西延伸，靠近海角；各处都由长厢通往。潮水流入白沙、白崎之间，向北转折环绕凤山，直到马山，长达几十里。堤田多为盐碱地，占本都大半。列入志书的有鸭山、戴仓，但都不能通到溪流源头，只有马山承受尖山、横田的微小水流。因此半月不下雨，上游就会壅塞，沟渠汇流更加浅；下十天雨，下游便积涝，堤防也不坚固。背山的地方多旱，靠潮的地方多风，气候不一，人事也不同。这里只是男子开垦黍麦，女子从事麻苎，稍能通行商船，享有鱼盐之利而已。如果要防守海岸，就必须依靠白沙、白崎；然而凤山如飞鸟舞动，下接沧海，左右环顾，也雄壮而足以凭恃。（图表略） 二十二都 从大崎长厢到下方两个都，这里正是交通汇聚之处。左右带有潮尾、椒芹、石等澳口，是贼寇最容易冲击的地方；若突然袭击，下方的道路就会断绝。县中设有鱼盐管理机构，本都的辋川就是这样的地方。辋川的河泊所有堡垒，何况这里还是转运的枢纽、商贾聚集之区呢？应当赶紧谋划，与前都形成犄角，獭窟巡司作为援助，希望各处都不至于陷入危亡。本都的镇山，以梁山最为显著。东面的清水岩奇特秀美，地位与它相当；水流不枯，可用来灌溉前方的民居，居民众多，依靠石桥往来。南山与它相对，沙墩从左边回旋，鸡冠山从右边拥护。因此土地肥沃，盐场也由此设置；沿海五都组成盐团，以广运仓统辖其中两个。自从盐法变更，百姓固然便利了，但商贾很少到来，大多低价出售，获利很少。占籍可以恢复其盐业徭役，豪强奸猾之人便借机作奸。我起初整顿而编入户籍，逐渐同其他户籍一样计算赋税。唉，潮水本来只有一种；塍边潮水每月朔望到达，下洋山前、浔头、后蔡则每天早晚到达。盐卤使庄稼受害，种田的人为之困苦，制盐的人却从中获利；对于各自所依赖的产业来说，便利都是相同的。君子使政令公平，就像水流平等一样。（图表略） 《石洞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石洞集》卷六 （明）叶春及 撰 ○《惠安政书》七 二十三都 县内各都的狭窄逼仄，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东面从梁山折入高坑，沿梁墓到达白崎，越过大山便是僧岩、碣石、云头等地，大体都向西倾斜而临近晋江。浔头港位于北面，臭泥澳低洼在南面，所以靠海为生的人占十分之六七。各处堤坝虽然干旱，却善于给田地施肥，桔槔不停运转，每年也稍有收成；因此百姓凭借土地物产纳赋，差不多可以和各都抗衡。然而环绕白崎的地方最为繁盛，三姓聚居的房舍鼎立；当地风俗崇尚意气，稍有嫌隙便争强好胜，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后悔，这就是它的弊病。近来读书诵经之风稍稍兴起，优秀人才也有可以依靠的了。（图表略） 二十四都

译东面抵达无边的大海，岱屿扼守海口，船只必经这里。过去漳州的浯屿、福州的南匿，水军必定在这里会合，再分头指挥。所有贼寇都避开这里的正面攻击。因此本都虽然也狭窄险要，实际上是泉郡的保障。云山从梁山山前分出，像旗队一样延伸，到达琅玕，与上方分界后向南；又分出白马山，到达东湖，与右方分界后向东。道路由石桥构成锁钥之势，虽然左边曲折居住，右边水流众多，有六条，都是境内的小溪，耕作辛劳而收获不多，只能依赖这些水利。只有本海都的女子，通常比男子更能劳动，像青山等地，各自出产布匹，精美而充足，大多以北镇为名。大概晋江的石湖镇守南面，而这一带守着北面。有人说市场在邻近的神山，唐宋时曾被海岛夷人屠灭；也有人说这里宫上各村乡的布匹，是官府和买的，每年损耗不下千百匹。乡里人深以为苦。兵乱相继，稍稍得到休息，藩臣又督促上供余数，将要上奏请求减免，却不能马上停止；幸而支付的价格不低于民间私售。廉洁官吏任此职，奉行公事而不损害百姓；否则就会借机作奸，百姓的凋敝困苦将不堪设想。只要过一年便停止，这就是百姓的福气。（图表略） 二十五都 舆地图左边方正、右边削斜，上部宽阔、下部尖锐，是县治前面的中央区域。山原从盘龙经过崎岭，向东转折，形如厅堂又如堤防；在松洋以北隆起为峘山和岌山。南面屏障着海岸，中间有美女峰，因王姬而得名。锦田冈因刺史而显名，白云岩因高士而著称，这都是由于人物使山水增色。难道不是灵秀之气凝聚的地方吗？志书记载这里下面田地很多，如今陂塘也多。虽然松山溪向北流，柘山溪向东流，但还有锦溪在前浦夹流。它从赤石桥流出，水源远在雷山南面，是龙潭的泉液。这与海堤一带饱受旱灾的地方不同。北面有长园堡，位于群山丘陵之中；再向北是松洋洞，可容纳二三百人避乱。南岛是獭窟巡司所在地，距离这里将近五里，渡口有七百七十道石梁。如今水军把船停在外侧，以躲避北风；南风时则停在内侧，确实是船只避风的港窟。百姓向来胆壮，敢于和贼寇作战，敌人害怕而不敢登岸。假使再增修城墙、疏浚护城壕，储备火器以及檑石、渠答之类的守城器具，再间以佽飞军辅助，是可以办到的。往年倭人从辋川陆路疾驰而来，仓促逼近城池，城库缺少战具，几乎危急。恰好得到上天保佑，贼寇乘船离去。倘若拖延时日，任凭敌人鸣镝，并据梁山扼住咽喉，那么千钧一发的局势也会断绝。难道能够保证免于被屠杀吗？（图表略） 二十六都 大概海坛一带西北靠山，所以纵向稍超过一半，横向将近加倍。风沙和盐卤交相侵袭，不利于耕种和养殖，只有盐田排列成行，渔网接连不断，乘木筏往来，可以和盗贼一起出没；而瞭望台、堡垒也错落地据守在其中。百姓抱着木杖睡觉，放下棍棒便吃饭，渐渐安于这种生活，盗贼本来就已经控制他们了。山从松洋到林军，是这一都的主脉；折过青山，转向赤湖，各处的水都由水坝流入盐仓江，在东坑海汇合，而东仑、南浦常常成为盗寇冲击的地方。沿着大夹到达林村，蔡溪、塔溪夹着柘溪、八宿坑、海石、佛墩，这些都是要害。中部从苏坑越过兜下，盘绕胜峰，曲折到阁屿；左右山岭像门闩一样扼守，以沙澳为屏障，洋屿、獭窟耸立在前面，地势险要尽在这里。然而从宿坑可以直接越过獭窟，连接右都，只因有长木桥横跨山崖；它实在是这里的屏障，就像在宫墙之内一样。（图表略） 二十七都 沿海各都划分的地界都很狭小，这里稍微宽广些，曲折如钩。从林运曲折延伸成为阁道，通到海边；两山夹峙如堂屋的墙壁，包围着龙江桥以及左右大潭西山流来的水，自成一片高地。向南转过前后赤潮的山冈，绵延秀丽数十里。大岞高耸向北，地势尤其险峻狭窄。因此宋代在这里的要害处设置小岞巡检司，并巡察传檄晋江、南安、同安沿海地区。守臣真德秀于是把辖界限定为从岱屿以北直到击蓼，建造军房三十六所；到淳祐年间，也只有土军三百一十人。明朝兴起后设置永宁卫，把巡检司迁到小岞，设置崇武所，隶属其下；城墙七百三十七丈，设官千户侯三名，或设五百户侯十名，军士一千二百二十一人，营房九百八十七间，器械一千七百四十二件，屯田七十二顷，所属堡寨一座，烽燧二十三处，规模宏大而久远。其巡检司隶属南匿水军；南匿如今管辖击蓼，统辖岱屿，和宋代旧制相同。兵力驻屯既重，本来是要镇压远方夷寇，后来却发生了嘉靖辛酉之变，这确实是主将的罪过。其后面三座山各有村居，村民都善于抗击盗贼。若把那里建成堡垒，和这里形成犄角，从这里向左到大岞就只有海中一条道路，再设置寨堡防守其要冲。寨子北面有三座堡，尤其善于抗击盗贼；居民倚靠大岞居住，那里怪石很多，还有洞穴，大的可以容纳百人，洞口像屏风一样，勇士守在那里，千人也难以攻破，逃避盗寇的人便进入其中。只是海崖极其险峻，如果夜间遭袭来不及躲避，终究不如修筑堡垒方便。果真各区都有堡垒，并且和都内三处瞭望台的烽火能够相互听见，岂不是很壮观吗？至于这里物产和农业生产极其艰难，放眼望去都是沙坡，唯一依靠的是水源不断。（缺）也有三座湖：赤湖周长在一里之外，溪底湖周长二三里，以及各条小溪和水坝的灌溉。（缺）山坡溪谷间渐渐有了穷困的村落，其中盐碱地有若干，不可耕垦的地有若干，赋税属于下下等，正是由于划定的地界很宽。（图表略） 二十八都 堪舆家说：县城的明堂就在这里。南面从松洋像城墙一样横向遮挡，叫作城山。外面有山峰像簪笔，是县署前的案山。这里文物兴盛，大概也有取法于此的缘故。山垄里面有几十个洞穴，居民可以进去避乱。向北沿着罗岑的山脚走，大庄有偃月山，从乌石埠到印石，转向东北就是灵瑞、龙泉。这里是每逢旱灾举行雩祭时，通向洞山东隅的地方；水流在大庄两侧奔流。向北流去的水和洋坑溪汇合，峰崎江向东流去，和宣妙溪汇合。前林江两条江环绕沿海六都，这些山都从乌石埠延伸而来，所以风气稍有聚集而又流散。虽然有两条溪流，但蓄水的地方少；两溪交汇处可以灌溉，也担心它们容易冲决。（图表略） 二十九都

译所有山到这里才变得坡缓而平漫。东井水坝的溪流横贯十多里，这一带分为南北两部分：从印石延伸到埭头，北塘附着在旁边；地势平坦开阔，田界交错。背靠水源、沿溪溯流而上的地方，有潭湖灌溉之利。溪流从古卢山北面流出，到下谢和宣妙溪合流，经过前澳、东庄的，是北面一支；南面一支时断时续，时起时伏，从笔山九峰南面流出，经过金山、东岩，到沙丘湖和宣妙溪会合，都由东井流入海中。因此，水坝田背靠海堧的只有这里，似乎不受旱灾和盐碱之苦，却也受水涝之害，只有坑田稍微能够供给。至于防海的北塘有堡，东井也有堡；柳湖、阁山一带水浅可以形成沙洲，大小岞在外面防护，海水深入就不必担忧了。（图表略） 三十都 东西将近二十里，最险要处只有五六里，只有沙堤宽约一里，能够通行；小岞一带则逼仄险窄。这里大致分为两部，以膡埭为界：从石井越过南坡，沿卢中到柳湖，再从西安转折；向北流的水沿着香山，又转向南面迤逦流成沙堤，内外环海，像弯曲的钩子一样伸入海中，突然出现小岞岛屿，极目远望，前有小岞，后面回望大岞，黄崎西北各峰隐约排列在天边，难道不是海边壮观的屏障吗？这里的山本已光秃，潮水又反复冲荡，只有卢中的支脉山丘彼此连接，山涧水流交错涌出，因此没有兵火时，耕佃和捕鱼还颇能自给。小岞有堡垒，巡检司在牛屿，民船守在那里，和卢中寨互相声援；虽然看起来孤立危险，也还可以固守。但堡垒占据绝顶，干涸而难以长久维持，不如把堡垒建在后里，那里险要而且有泉水。前些时候倭寇从辋川来攻，死尸枕藉，幸而没有攻破；百姓一向骁勇，并不是单靠堡垒可以倚仗。前里的人惊恐不安，因而毁坏了土墙，不想尽力加高低处、加厚薄弱处来坚守，难道不比逃窜受辱好吗？这里虽然是偏远之地，却是宋代李执政的故居旧址。废墟中的人说他回乡时，有关官府修筑堤坝迎接他；考察这个人，其实并不值得称道。当时流寓此地的陈氏，后代五代同堂居住，尚有遗风，难道可以说这里没有君子吗？（图表略） 三十一都 方圆五六里，黄崎盘踞在左角，小岞横跨左侧山脚，虽然土地终究狭小，但地势险胜雄伟，超过其他各都。大概从南坡向海而北行，转向东面就是净山，山峰尖锐秀丽，也叫尖奕；凤山、楼山，可以说是本都的冠冕。长湖环带其间，向南汇入大海，地处上游，居民相互间鸡犬之声都能听见。净山西面有张坑，张氏世代居住在那里。狮山盘踞耸立，龙潭、鹿崎两道水流在旁边曲折汇流，向北汇入大海。天地灵秀集中于此，因此有襄惠这样的人，为世人所敬仰。山势更加增高了。只是西塘被潮水淹没、泥沙压盖已经很久，上奏请求蠲免赋税的没有几个。即使张坑蓄水排水适宜，每年的收入也不到其他各都的三分之一。洋埭荒芜很多，有时连给田地施肥都不够，所以佃户所欠赋税也不少于数石。土地贫瘠而粮价高，幸好人口还相当繁盛。东面临着大海，有两座堡垒已经毁坏。假如张坑也有这样的两座堡垒，左右相互援助，各个附属村落便不会陷入困境，难道不能稍稍安定吗？（图表略） 三十二都 这里向北是峰尾司，再向北是南日寨；向南是小岞司，再向南是崇武所驻军防守的险要之地，防御海岛夷寇的设施已经齐备。由于这里是盗贼出入、聚集、离散的地方，比其他海澳更加险要。设置司马都，南北不到五里，两侧都受海盗之患，所能依靠的只是礁屿最多。东西长二十多里，从香山向东北只有一条路通到司中，伸入海中将近十里，既狭窄又长，势必孤立危险。司北面的山叫黄崎，设有瞭望台；又在马山增设一处，于是以增设墩台为名命名其聚落。香山旁边也有堡垒，防守的安排相当严密；但田地贫瘠盐碱，若没有渔网和船只便会困乏。大概从王埭穿过海洋，东西两边的地势稍有不同；虽然山都由南坡分出再向北延伸，洋东荒芜，洋西稍微平坦，东沟（字样有误）和低湿地夹在其中。因此不要改变原有陂塘的痕迹，必须保存；应当把沙土挖出，不使它屡屡失败，这样才可以。只是各处海潮淹没之地的赋税没有全部蠲免，终年辛勤劳作，无不疲敝。然而青山以孝子闻名，西坑以义士著称，也有五代同堂居住的人家；这些民风习俗，不可以因为濒临海边就轻视。（图表略） 三十三都 这里和二都、三十四都接壤，风气习俗也没有太大不同。从灵瑞经过普惠院山麓，中间成为长坡；有座山叫武屿，山阴一直到海边以及前庄、后曾，左右溪流的水汇入三湖，向北和东沟合流，将要入海。那里有鸡冠山堡，也是偏处一隅的保障。从青龙洞向北到塔山，乡村房屋十分密集，但土地贫瘠，溪流源头不长；南庄水坝的田地、祖龙坝的水利，也给这里带来许多好处。全都大多是水坝田，虽然属于开阔地带，却没有狭窄险要处可以防守；湖田怕水涝，埭田苦干旱，沿海又有湖泊被淹没、泥沙压盖，因此百姓贫瘠困苦，只是民风强悍罢了。然而向西可以到县城，向北可驰往辋川，向南可到崇武，向东通往黄崎、小岞；幸逢太平无事，便和四邻共同思求安定。一旦山海有变，这里就是四方纷纷集聚的地区，所以修筑营寨土堡、训练当地民众、保卫境土的策略，也不可废弃。（图表略） 三十四都 距离县城五六里。县城从大冒向西再向南，向东绕过城山到洞山，环绕拱卫县治前方；从洞山向北进入，就是上甘山，一直到峰崎。它的东面是古山，抵达辋川，和县城东角的山相对峙。水从县城左右流出，凡属十都、位于菱溪和洋溪以内的地方，各自沿溪到达水坝，在峰崎江汇合，经辋川桥流入海中；这里实在是全县的咽喉，堪舆家称这些山为捍门。这里距离县城近而土地向北延伸，正是因为山川水源的来去如此，所以地气聚集而土地肥厚。于是土地狭窄而人口稠密，地形分为上下两片，没有可以耕种的坑地，即使土地贫瘠高亢，也都开垦为田。这里有四座水坝，只能让马匹沿溪通行；东庄连接祖龙坝的水很少，下庄新河又不能和其他水源相通，于是旁边修筑了官埭、新埭，环绕五都边缘，其余也加以修缮，使水源能够贯通，大概也只是勉强如此。总的说来，全都靠海洋生产，竿屿的生产另成一区；捕鱼有市场之利，帆船和农船聚集进入辋川，尤其丰盛，河泊所也设置在这里。近来因兵火，江贽卿劝父老子弟筑城，城墙周长七百多丈。这里独自成为全县的大镇，却没有其他驻军，彼此不能相互控制；万一盗贼乘机据此为巢穴，北都的柴米无法运来，长久和县城相持，这就是坐困之策。所以一旦稍有紧急情况，就应当派遣县尉、史吏前来督察，希望能够守住这里。（图表略） ●钦定四库全书 《石洞集》卷七 （明）叶春及撰 ○《惠安政书》九 乡约篇

译皇帝制定治理天下的制度，建立府县，划分乡里，以安定百姓。于是设置耆老，辅助县令推行政教。国家的法律规定，十户为一甲，甲设甲首；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设里长。由县、府布政使司统辖，最终上达六部。又在里中选取年高有德、为众人推服的人充任耆老，有时三人，有时五人，有时十人，居住在申明亭，和里甲一起听断一里的诉讼。他们不只是裁决是非，还要劝导百姓行善。这就是汉代的三老，能够和县令一同处理政事、互相教化的人，他们的职责很重。后来制度废弛，各里的亭都湮没了，只留下县令。所谓老人，大多是庸碌无能之辈，不过督办勘验事务，以谋取微薄利益，向官长行礼迎送作为应酬罢了。因此有关官员就轻视他们。嘉靖年间，朝廷传檄天下推行乡约，大体上增删王文成公的教法，设有约赞、知约等名目，条文很完备，实际上和申明亭的宗旨没有不同，只是实行方式稍有差异。知县见识浅陋，参照历代圣典，采取简易的规制，创建亭子作为乡约场所，推选耆老为约正、约副，其余人都归属他们。县中长者起初纷纷推辞不肯就任，大概是他们见惯近来的情形，也害怕被有关官员轻视。于是用告谕文书召请他们，又加送束帛，明确表示知县愿意和他们共同治理的心意，他们才肯来会面；知县设酒备礼，和他们重新开始合作。唉，张敞、鲍宣，是汉代的三老，谁敢轻视他们呢？依照十九类事项听理民间诉讼：一是户籍婚姻，二是田地，三是斗殴，四是争夺占有，五是失火，六是盗窃，七是辱骂，八是钱债，九是赌博，十是擅自食用园林中的瓜果，十一是私自宰杀耕牛，十二是弃毁器物和庄稼，十三是家畜咬伤、杀伤人，十四是卑幼私自擅用财物，十五是亵渎神明，十六是子孙违犯教令，十七是师巫邪术，十八是六畜践踏、吞食庄稼，十九是平均分配水利。奸盗、诈伪、人命等重大案件，才允许到官府陈告。户婚、田土一切小事，由本管里甲老人审理裁断。不上报本管而直接告官的，不论事实虚实，一律杖责六十，发回有关官吏处理。有关官吏不立即杖断而拖延、作弊、诈取财物的，处以重罪。里甲老人不能裁决，导致案件上告官府、造成纷扰的，也杖责六十；仍然要是果断办案、徇情作弊、颠倒是非，便依照出入人罪的法律论处。已经由老人、里甲处理妥当，顽民仍不服，辗转告官、捏造言辞诬陷的，正犯处以极刑，家属迁往边远地区。官吏不加察访，因而一概受理的，也同样治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章〕 凡是老人、里甲，都在申明亭议决案件。入座时先老人，次里长，再次甲首；按照年龄次序入座，如果里长年长于老人，就坐在老人上首。事情涉及别里的，必须会同该里的老人、里甲处理。本里有难以裁决的事情，或者亲戚子弟有犯罪，必须会同东西南北四邻各里的老人、里甲共同议决。允许使用竹篦、荆条酌情责打，但不许拘押；只有原告亲自陈告，才允许审理。听到风声便引诱、唆使别人告状的，杖责六十；有赃物的，按赃论罪。我考察高皇帝为百姓着想的心意，真是到了极点。耆老、里甲和乡里人的房屋相近、田地相邻，对他们平日的是非善恶都很了解。长官从远方来，一旦坐在政事堂上，只凭文书之间寻找实情；人的智巧和伪诈千变万化，即使竭力揣摩，也像评论古代史事一样，怎么能完全判断准确？何况旁边还有差役呵斥，面前排列着刑具，百姓把长官看得如鬼神一般，不敢正视；十句话倒忘了九句，话还没说出口，汗水已经流满面颊。哪里比得上在乡里之间反复询问，如同子弟对父兄一样，可以把自己的话全部说出来呢？何况不肖官吏任意施暴，自以为卸任后挺身离去便没有顾忌。耆老、里甲却是乡里中世代长久相处的人。即使有不平之事，又怎么敢彼此疏远呢？况且一旦被逮捕押往官府，回来又往往要经过一年半载，其他不说，路途和饮食费用已经多得不可计数。万一触怒官吏，棍棒交加，谁能保全家产和身体呢？难道还会有人在田间争执、到了巷尾便自行解散吗？所以知县恭敬遵循圣上的制度，把一切小事交给耆老处理。愚民议论纷纷，有时还散布流言；我暗中观察，发现耆老常常有惕惧不安之意。难道过去可以实行的法律，今天就不可以实行吗？还是因为我们的诚意还没有达到呢？各位父老，还是共同努力吧。用六条训谕教导万民：一是孝顺父母，二是尊敬长辈，三是和睦乡里，四是教训子孙，五是各自安于生业，六是不要做非分之事。各位大臣大多已有解释，这里不再记录。圣人的谋略广大，嘉美的言语极其彰明，还需要解释什么呢？用四种礼仪整齐教化万民：一是冠礼，二是婚礼，三是丧礼，四是祭礼。知县曾经上书朝廷说：‘国家制定礼制，应当通行到庶民。庸俗的官吏把舞文弄墨当作事务，礼制废弃了也不予过问。三次加冠不举行，六礼也不修习。嫁女时车马满街，办丧事耗尽全家；设席大摆筵宴，宰牛击鼓，旛幢遮蔽道路，僧道充满厅堂。披发服丧、娶妇生子，甚至把水火当作棺椁，这是弑父的罪行。遗弃祖先，只略微举行祭祀，便当作出门祭祀；向名山祈求，向淫邪鬼神献媚，男女混杂，昼夜奔驰千里前往。普通人雕琢器物、刻画纹饰，平民也拖着华美的鞋子；酒馆歌楼高耸入云。甚至有人以色相招徕，倚靠市门，这不是君子所忍心看见的。礼制败坏得太厉害了！请责令地方长官重视教导百姓四件事，冠、婚、丧、祭，禁止奢靡、邪僻。如今我错误地担任此职，岂敢忽略这些事？六谕是用来教导百姓的，四礼则是落实它的具体事务。’《朱子家礼》。成祖已经把这些列入学校官学，琼山丘民又编写成仪式条文，既然已有成规，所以不再抄录，只把其中的具体条款列在本篇。冠礼四条 凡举行冠礼，士大夫请宾客在家中举行；乡人则在乡校举行，以教读为宾客。衣服的精美或简朴、酒食的丰盛或节俭，按照上户、中户、下户分别规定。下户不能超过中户，中户不能超过上户。（三等户籍以田产厚薄为标准：十顷以上为上户，五顷至九顷为中户，一顷至四顷为下户。商人家庭则比较其积蓄，依此分等。没有财产的人，统归为一等。） 凡是子弟未行冠礼，不得使用字；行冠礼后为他取字，也不要触犯古代圣贤和先世的名讳。凡向宾客致谢所送的束帛，不必达到古人的数量。上户送绢一匹，中户送布一匹，下户送帕一方。每月初一，各乡教读把刚行冠礼的子弟带来拜见官府，官府教导他们成人处世的道理。婚礼十二条

译凡婚礼，古代有问名、纳采、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节。如今随从习俗，只举行纳采、纳征、请期、迎亲。凡男女婚嫁都要合乎时宜。男子未满十六岁、女子未满十四岁便成婚，叫作过早；男子二十五岁以上、女子二十岁以上还未成婚，叫作过晚。过早是夭折，过晚是疾病，都是不能顺应阴阳、保全太和，应当及时劝告他们。凡纳采，使用酒、牲畜和果品，随从当地习俗。上户合计费用，银不超过三两；中户不超过二两；下户不超过一两。凡纳采、纳征、请期，都要像女家一样备具文书；女家也要回书，这是礼数。尤其在最初订婚时，文书更不可缺。法律说：即使没有婚书，只要曾经接受聘财，也算数。但两家父母和媒人有的已经死亡，虽收过聘财，最终没有凭据，因此以此悔婚的人很多。今后必须依礼备具文书；没有文书而来争讼的，不予受理。凡纳征，使用钗、币帛、酒和牲畜，随从当地习俗。上户合计费用，银不超过十五两；中户不超过十两；下户不超过五两。送礼的人不得额外多给银钱，只供给酒饭。凡请期，不分上户、中户、下户，只派使者互通婚期文书而已，不用礼物。凡亲迎时奠雁，不必斟酒；增加币帛，或者不奠雁而饮酒，都是应当革除的。有在婚礼次日拜见女方父母、设宴的，听任其举行。凡婚礼不得奏乐。有不亲自迎娶却使用鼓吹、杂剧的，更应严厉革除。向婚家道贺不合礼制，应当改为帮助婚礼。礼物量力而行。凡女子的服饰随从习俗，但不可违犯禁令。上户合计费用，银不超过三十两，嫁妆器物为其中一半；中户不超过二十两，嫁妆器物为其中一半；下户不超过十两，嫁妆器物为其中一半。上户的随从，女子一人、男子一人；中户以下只许女子一人，没有随从也不许强行配备。凡媳妇拜见公婆，要用币帛，其余亲属都不用，以表明尊卑名分。乡俗中拜见各位亲属要送帛，媳妇不拜见外姓亲属，是为了区别男女。乡俗拜见异姓亲属和乡党之人，如今一概纠正，只拜见同姓尊长。凡低于三等户籍的人家，聘礼用酒一坛、鹅两只、布两匹、茶一盒，妇人只用荆钗布裙，拜见公婆而已。贫穷不能备办的，由约正率领乡里筹集少量钱财帮助，不要让他们错过婚期。凡媒人为人议婚，必须沟通两家的情况，等到双方答应后才可定议，不得欺骗，只求促成婚事而给日后留下悔恨；事情败露就治罪。谢媒礼上户不超过一两，中户五钱，下户一钱。因迷信阴阳年月而不成婚，以及因争论财礼而不成婚的，都治罪于双方父母。丧礼八条 凡居丧，以哀痛地办理丧事为主。不许隐瞒丧事；成婚、吊丧的宾客到来时，不许使用币帛，不许设酒食。只有远道而来的人，可以准备素食，让没有服丧的人接待，不用酒。孝子不许把丧服换成吉服。参加别人酒席，乡俗在旬日、七日会饮，以及葬于山中时聚饮，都极为有害；明知故犯的要治罪。凡丧事不得做佛事，不得奏乐；送葬时不得使用鼓吹、杂剧、纸幡、纸鬼等，违犯者治罪。凡居丧，开始只吃粥和蔬菜素食，不得饮酒吃肉，居住睡眠在内室。禫祭以后才可饮醴酒、吃干肉。有能够按礼办丧事的，众人共同核实后凭此表彰奖励。凡停放灵柩超过一年不安葬，以及沉溺于风水之说，兄弟互相推诿不肯安葬的，都分别加以告诫劝谕；违犯者治罪。凡致祭，上户用猪、羊各一头，费用不超过三两银；中户用猪一头，费用不超过二两；下户用牲畜五只，费用不超过一两。不能备办的，用烤鸡、薄酒，只要尽到哀情也可以。僭越使用牛的，治罪。凡低于三等户籍的人家，安葬使用薄棺，不许焚烧尸体。贫穷不能安葬的，由约正率领乡里筹集少量钱财帮助，不要让尸体暴露。凡焚化尸体，是忍心害理的行为，应当送官严惩；子孙依法律处死，工匠从重治罪，瓦棺不得在市场出售。凡埋葬，应当依照旅葬的礼制，左为昭、右为穆，不得混乱；强行占据他人坟地的，送官惩治。祭礼五条 凡祭礼，是报答根本、追念先祖的礼仪，不可不重视。近世多不举行四时祭祀，只在忌日设祭；祭前不斋戒，临祭没有仪式，祭毕请客饮酒，都是不合礼的。如今应当全部遵行《朱子家礼》：上户建立祠堂，中户以下在正寝设置龛椟奉祀，按岁时、朔望依礼祭祀。凡庶民祭祀祖先，是合乎礼的，应当依照规定。制作木主，不许奉祀观音、菩萨等神像。以前已经这样做的，立即毁掉并私下收藏；事情被发现，就治罪。凡祖、父等曾经侍奉过的人，忌日要终身服丧；这一天穿素服，不饮酒吃肉，居住睡在内室。曾祖以上、没有侍奉过的人，穿浅淡衣服，礼数比对曾侍奉过的祖、父减轻。凡四时祭祀，属于吉礼。上户有祭田的，祭祀完毕后把祭肉分给教读和约正、约副。凡有疾病，只许向祠堂、里社祈祷，不许设醮禳星，听信巫觋；违犯者治罪。知县说：‘我们的百姓有幸生在圣明的时代，对上遵行六谕，对下实行四礼，足以称为良民了。’振兴道德，是长民者的职责。再从四方面申明：一是明白伦理，二是禁止邪说，三是致力于根本，四是节省费用。琐细的条文都希望遵听，不要忽视。明伦五条

译一、孝顺父母，是高皇帝亲口教给百姓的第一要义。想要尽到这条道理，应当依照《孝经》。《孝经》说：顺应天道，利用地利，谨慎修身、节省用度，用来奉养父母。这是庶人的孝。大体上，各人的身份所能做到的就是这样。唉！父母的恩德，哪里有尽头呢？我的父亲退斋府君，是一位老儒生。他生下我这个不肖的孤儿时已经晚年，却从未改变对我的教育。我十岁时，他教我《古文尚书》；十二岁时，教我《诗》；十四岁时，教我《易》；十五岁时，教我阅读宋儒的书，使我从事圣贤之学。后来见我没有因为伯父去世而娶妻，也不饮酒，他很高兴。我的母亲方夫人见我端坐着叹息，问：‘你在做什么？’我回答：‘想活着时对时代有所裨益，死后还能够流传给后人罢了。’母亲说：‘你父亲说天地经过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才终结，那么孔子又由谁来传承呢？只是勉强行善罢了。’我又常常喜欢谈论道坏、麻折、槛断之类的事情，母亲说：‘我死后不愿你有这样的遭遇。’孔子像清风明月，你却像乌云暴雨，雷声轰鸣，真可悲啊！父母疼爱子女的心都是一样的，你的父母和孔子的父母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不幸十七岁时父亲去世，二十二岁时母亲又去世。如今我承受朝廷恩典，妻子儿女都能享用百姓供给的粮食，却不能一点一点地把这些恩惠带到黄泉之下，这就是曾子向北面哭泣的原因。所以说：父母一去便不可追回，等到亲人在世时才可以尽孝；想要奉养父母时，父母却已经不在了；树木想要挺直，风却不肯停下，真令人悲伤啊！既不能奉养父母，又不能立身扬名于后世，使父母得到荣耀，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百姓之上呢？你们应当把这当作鉴戒：父母在世时，要珍惜相亲相爱的时日；不幸父母去世了，准备行善，就想想要给父母留下美名，一定要果断去做；准备行恶，就想想会给父母留下羞辱，一定不要去做。不要像我一样留下终身悔恨，就可以了。一、创立家业的人，必须建立宗法。大宗统一宗族，小宗分为四支。以嫡长子继承嫡长系，世代不绝，这叫大宗。大宗的庶子都成为小宗。小宗传到四世、五世以后就迁出。自身是庶子时，奉父亲为宗；以自己的父亲为宗时，自己对父亲是庶子；奉祖父为宗时，自己对祖父是庶子；奉曾祖为宗时，自己对曾祖是庶子；奉高祖为宗时，自己对高祖是庶子。传到规定世代便迁出，只奉大宗为宗。大宗断绝后，族人用旁支之子承继。凡祭祀，以宗子为主；其他庶子即使富贵，也不敢自行祭祀，只能带着上等祭品到宗子家祭祀。宗子去世，族中即使没有服丧关系的人，也服齐衰三月。祭祀完毕，全族聚集吃饭；服齐衰一年的，服丧期满后参加。四次会祭时，大功以下的丧服依世代各降一等。分居的人家必须共同处理财产，有余就归还宗族，不足就由宗族资助。宗族庞大、事务繁多，就设司货、司书各一人。宗子愚昧年幼，就设家相代为管理。各自修订族谱，以敦睦亲族。有骨肉之间争讼的，众人共同处罚；愿意同居共灶的，众人共同褒奖劝勉。一、孔子任中都宰时，制定区别内外、男女的教法。礼首先从闺门开始，男女必须有区别，妻妾必须有次序，宫室必须分清内外。男子不得白天睡在内室，妇女不得越过门槛到街市上去。即使是奴婢，也必须遵守礼法。有人有贞节，众人共同歌颂宣扬，以作为闺门的助力，并报告给有关官府。一、曾子问道：‘娶妻选定了吉日，女子却死了，该怎么办？’孔子说：‘女婿服齐衰前去吊丧，安葬后便除服。丈夫死了也这样。’大概既然已经结为婚姻，原本要相伴百年，哪里愿意遇到这种事，实在令人悲痛！如今男女尚未婚配便死去，男方却一定索取聘财，甚至彼此争讼，这是多么刻薄啊！又有女子已经出嫁，常常把丈夫当作奴仆；丈夫死后，便把她交给别人，依法律强行婚配，以至于决绝而死。唉，宋人的女儿出嫁后，丈夫患了恶疾，她始终没有改嫁。即使只是被丈夫役使，不也胜过丈夫患病吗？又有丈夫死后不再嫁人，从一而终的。燕子有贞，鸢鸟有烈，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高皇帝以平等之心对待人，能够遵守这个道义的，就表彰她的闾门，载入法令。不能等服丧期满就改嫁，又能有多少呢？其实不过两年罢了！如今愚昧的妇人丈夫尸骨未寒，便回到别的房间，早晨还披发服丧，晚上就画眉，实在太残忍了！四处观察这些事情，想利用这种妇人谋利，又屡屡这样做的，都是最没有品行义行的人。从前孔子执政，公慎氏把妻子赶出家门，是因为孔子早已整治、规范了风俗。我有幸任职为一邑表率，却不能宣扬教化，任职一个月，风气还没有改变，反而使父母再次蒙受羞耻。过错在知县自己，各人都应当告诫劝导；违犯者依法处理。一、我们的百姓甘心享用自己的食物，喜爱自己的衣服，安于自己的习俗，乐于自己的职业。田地、房屋、妻子儿女，即使有强暴之人站在旁边，也不敢窥视，这难道不是君主的恩德吗？所以百姓拿出粟米、丝麻，制作器物和财货，来侍奉上级。难道一定要身居官职、守住职分，才算尽到君臣之道吗？努力务农、奉公守法，按时缴纳赋税，庶人的道义就尽到了。这样一来，又何必施加鞭打呢？禁邪七条

译一、惠安县方圆仅八十里，淫祠却多达五百五十一所。唉，怎么这样多！按人头摊派、用簸箕搜刮钱财，筛酒宰牛，迎神庆诞，设斋建醮，有的甚至舞弄鬼神、摇船取乐；主持祭祀的人不能备办，就借高利贷来充数。担任首领的人世代掌握首事，蚕食其中财物，百姓生病不能得到药，死了不能安葬，甚至男女杂处，有些事情简直不可言说。知县对此痛心，下令拆毁，遵照裕陵的制度改建社学二百二十一所。然而听说百姓还把神像迁到私人卧室，有人说一出城门，鬼神就返回庙宇，实在令人迷惑。父老应当劝谕他们。一、禁止师巫邪术，法律已有条文。如今愚民自称师长、火居道士，以及师公、师婆、圣子、神姐之类，大肆设坛，假借描画地狱，私自编造科仪书，伪造传播佛语，迷惑士农工商，和妇女私通；有的烧香施茶，有的降神跳鬼；设斋便浪费钱财，建醮便喧闹街巷，暗中损害百姓财物，明明违犯国家法律。甚至散布妖言，施行怪术，用蛊毒采生，兴起鬼道扰乱皇上的教化，夺取民心妨碍正教。他们不知道人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拿师巫之家来说，他们自己也有灾祸；既然凭借鬼神，为什么不让鬼神救自己呢？如果说能够免祸求福，一切都可以假借这些事来满足，那么就是贫穷的人都死去，富贵的人长生不死；这个道理十分明白，人人都容易懂。皇上尊崇真正的儒者，大力开启文教；淫祠既然拆毁，邪说也应当铲除。我们四民都不要沿袭旧习。禁约之后，师长等人以及没有度牒的僧道、各种行邪术的人，都到县里自首，回归原籍，另谋生计。违犯者依法处理。一、《王制》说：器物不合尺寸，不得在市场出售；布帛精粗不合规定，幅宽幅窄不合度量，不得在市场出售；五谷不合时令，果实尚未成熟，不得在市场出售；木材未到砍伐时节，不得砍伐出售；鱼鳖未到捕杀时节，不得捕杀出售。所以孔子执政时，器物不雕琢虚饰，百姓都遵守使用。韩延寿任职时，有人卖木偶车马、下等伪劣物品，便把它们丢弃在市道上。今后百姓若出售鬼脸面具等淫巧物品，以及斗、斛、秤、尺不合标准，经过校勘后还在市场上加倍要价的，一并治罪。一、近来风俗喜欢争讼。大概是听说战乱以后生计没有实现，人性渐渐浇薄；有的拾取没有证据的言词，有的拿已经结案的文书重翻，有的窥测上意，有的报复私仇，细微得失也一定争执，微小怨隙也一定报复。一旦被逮捕，丧失就会加倍。阴险诡诈，是自杀的毒药；贪婪凶暴，是灭家的利斧；强横的人不得善终，教唆诉讼的人也一定会遭到报应。难道不可畏惧吗？上面失去治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我对此深感惭愧，如今和百姓约定：凡父子、兄弟、夫妻不能亲睦，以及争夺财产、各谋生业，乃至饮酒赌博、斗邻骂里、淫乱盗窃、欺骗等事，每月朔日、望日两天，在亭中相会，自行陈说；也可以由族长、族人代为陈说。小事有不平，父老和众人共同劝戒；事情涉及大恶，就明白说出并责令改正。如果仍不听从，才报告县里。若是在城中，我就亲自前往。不劝导、不责诫的人也有过错。一、知县小时候曾经和人下棋，先父看见了，以为是在赌博，打了我二十下。如今半夜想起这件事，常常气闷欲绝。父母对于子女，总是担心他们赌博；一旦赌博，便会贫穷，贫穷便会盗窃；小人因此触犯刑法，君子因此毁灭道义，没有什么坏事不会发生。知县看待你们这些小民，就像先父看待我这个不肖的孤儿一样，因此要戒惧啊！要警惕啊！不戒除的，依法惩治。父老不加教导，甲长、总甲也不察觉、不举报的，连坐。即使不赌财物，而铺牌、演戏、下棋、玩赏、收藏古董，学习弹唱，弹琵琶、三弦、羌管、番笛，广泛收集花石，捕猎、饲养禽鸟，做各种无益之事，也一并治罪。一、民间酒店假借卖酒为名，实际上供淫乱之人取乐谋利，极大地伤害风化，犯者从重治罪。一、鬷明毁坏乡校，子产制止了他。打个比方，这就像防止水患；士人传播言论，庶人发表议论，本来就是治理政事的资助。然而高皇帝对于诬告、投匿告人者治罪特别重，以至于把被绞死的人送交官府示众，杖责八十；被告发的人不治罪，难道不是为了杜绝谗言、禁绝败行吗？近来这种风气尤其盛行。乡里的前辈张大夫说：‘道已经不能看见了，治理百姓的人千万不要因为在鲁国而忘记向齐国看齐啊！’我担心这里也会变成齐国，所以告诫你们，告诫你们。犯者缉捕后依法处理，不予赦免。务本三条

译一、先王教导百姓，行为不超出伦理纲常，士人也不脱离田间劳动。《汉书》说：‘把余子送入序室。’所谓‘余子’，父亲在世便是儿子，兄长在世便是弟弟，所以天下所有生员都称作子弟。他们的职责在于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而教导他们最切要的，尤其是在出门劳作、入室休息的时候。后世把教化和养育分成两件事，一进入讲堂，便永远以从事民间事务为耻。有父兄披着蓑衣站在田间，子弟却穿着轻暖的皮衣；见到达官贵人，坏人也必肃然起敬；见到手脚生茧的人，即使是至亲也羞惭地避开。这样的人即使穿戴像士人，实际的孝友还不如道路上的普通人。肃皇帝敕令选取入学的学生，必须寻找曾经知道农事、确实实行孝悌的人。对于诚实厚道、以耕读为业的父老，酌情加以赏赐慰劳，以扩大子弟孝友务本的心志。至于兴修水利以便利农民，招集农民开垦土地，责令有关官府实行，这确实可以和周室相媲美了。我有愧于担任百姓的父母官，不敢白白享受俸禄，常常行走在田间小路，慰问百姓的劳苦。崇福的荒田，已经分给有力量的人开垦；官埭、新埭变成了沧海，也召集好义之人修筑，可以用来兴利除害。又仿效召信臣为百姓制定均分水利的规约，疏通西洋旧河道，使六、七两都都能得到灌溉的好处。我将依次巡行办理，只怕不能把这些事全部完成。凡是我的父老乡亲，都应当经常劝导、督促大家辛勤耕作田地；子弟们也应当聪明地听从长者的话。如果有哪块田地尚未开垦，哪条水道应该疏通，都可以来告诉我，不要怕麻烦我、使我疲劳。一听说百姓中有人私下说笑道：“我从三月到六月，能吃进嘴里的米粒都没有。”这话是说大家都吃麦子，其他县邑也嘲笑我们这里的人是“麦笼”，说麦子贮藏在笼子里，就像陶渊明把粟米放在瓶子里一样。这样看来，我们的百姓实在太艰难了！张襄惠说：“我们县的疆域方圆，只有八九十里，但还包括山林以及高原低湿地，可耕的田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盐碱地几乎占了一半。上面承受会府的征调，下面又处在漳水、潮水冲击汇合的地方，整天不停地奔忙仍然不够。”我反复读他的这番话，深感悲伤。土地比其他县邑贫瘠，赋税又不能单独落后，百姓该怎么办呢？大家努力吧！又听李大夫说：“排列在我县市场上的人，都是其他郡县来的。钱全都流到外面去了，能够赚到外地钱的，难道只有纺织布匹吗？可是麻又要到别处去买，利润减少了一半。况且岛夷作乱以后，家家没有织机，靠织缯出售所得的利润又减少一半。今后不种麻的人，要和织缯出售的人一样，受到里布的处罚。” 一个县没有深溪大泽可以蓄水，东南各郡常常受旱灾之苦。人们勤于耕种，桔槔汲水的声音昼夜都能听见。旱季里，一点一滴的水也要拼死守护，常常因此发生争斗诉讼。等到田里的禾苗长齐，往往已经枯槁了。今后必须大力提倡互相礼让、彼此让出田界的风气，使双方都得到好处；对强行侵占的人要治罪。节约用度二条。

译一、四民之家，有的拥有千金财产，有的只有一金财产；节俭的人一金尚且有余，奢侈的人千金还嫌不足。比如聘娶妇女，便虚张声势铺陈仪仗财物；嫁女儿，便过多炫耀嫁妆；丧葬时，金钱投入酒肉的深池；祭祀祈禳时，财物流入僧道的深渊；争强斗胜时，把借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设宴饮酒时，把没有的东西说成有。这些都是不能实行冠、婚、丧、祭四礼造成的。四礼最容易、最简便，容易知道，也容易实行；不但能够恢复淳朴风俗，也可以节省过度的费用。所有四礼的具体规定，都应当遵照实行；违犯的人，允许别人告发，并依法治罪。一、把一年所需的费用置办簿册加以计算，除去粮食和差役费用以外，剩下的总数按十分分配：留下三分作为水旱灾害的储备，一分作为祭祀的费用，六分分作十二个月使用；如果有闰月，就分作十三个月使用。取出一个月应当使用的数目，大约折算为三十分，每天使用其中一分。凡茶饭、鱼肉、宾客、酒浆、子孙、纸笔、束修以及奴仆等费用，都从这里支取，只能有余，不能全部用尽。用到七分算是适中，不到五分就是过于吝啬。剩下的钱另立簿册收存，用于冬夏的皮衣葛衣、修缮墙屋、医药、丧葬以及吊丧问病、时节馈赠，不得侵占超过次日应使用的数额。一天侵用了，便永远没有办法补足，这是贫困窘迫逐渐形成的原因，应当更加节俭，以免发展到向亲友借贷取息、借钱周转而招致羞辱。若是邀请客人设酒宴，应当懂得宾客人数有限而礼意勤恳、物品虽薄而情意深厚的道理。酒可以斟行七遍，也可以十遍，酒量大的人也不得超过十二遍。果品只用五品，菜肴五品，羹三品，切肉二品。器具使用瓷器、漆器，即使是亲戚和尊贵客人，也一律以此为标准。有人超过限度使用过多品类，大家共同处罚他。每月初一召集百姓宣读法令书；善人和恶人的情况，由老人敲着木铎在道路上巡行宣布，望日也照此办理。凡民间都必须讲读诰书、律令、敕谕，以及老人手持的榜文和现有丁口、所从事行业的牌面文字，沿门逐户轮流传阅，务必使大家通晓法律的意义，有关官吏要经常加以督促。每乡每里都在本里设置一只木铎，选年老或残疾、不能谋生的人，或者盲人，让小孩牵引着他，手持木铎巡行本里，直白地呼喊“孝顺父母”等六句话，使众人听见，劝导他们行善，不要触犯刑法。持铎的人，到秋收时，本乡本里的人按各自能力多少资助他粮食。我考察京县在高皇帝时期，每月初一，县尹带领老人等到御前听宣谕，君臣一体，实在是三代盛世的风气。如今设置圣谕牌一面安放在亭中，仿佛天子的容颜就在上面。城中两图，知县依照仪式带领老人等跪听圣谕。各都的老人率领众人行礼，同时讲解《家礼》的各项规定。因为《家礼》是文皇帝颁布的，礼也是法。又因为本朝旌善亭上书写百姓的善恶，这正是《周礼》中召集百姓读法、考察他们的德行道艺而加以劝勉、纠正他们的过错而加以警戒的意思。近来实行乡约，设置记善、记过簿，也正是这个意思。今天把名字登记在册，日积月累不停地记录，最后就会登上亭榜，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以劝勉吗？又设置教民榜，考虑到乡村分散而且偏远，于是每甲之内设置一只木铎，便于传达晓谕百姓。各都偏远的地方有的相距一二十里，怎么能够全部来集合呢？所以用木铎传达，不让他们奔波赴会。榜文中原来规定每月六次，现在只在初一和十五举行，是为了节省。仪式规定：凡来集会的人都登记在册。每月由两人轮值：从初一到十五一人值日，从十五到下月初一一人值日。到了日期，值月者把圣谕牌设在堂北，把诰书、律令放在堂南。击鼓召集众人三遍后，摆好诰书、律令、敕谕、老人手榜以及四礼规定；城中则县官先行拜礼。老人率领众人面向北跪下，赞礼者宣读圣谕。值月者站在圣谕牌东边，宣读完毕，众人齐声答应。赞礼者唱“俯伏、起身”，众人行五拜三叩头礼。老人分班持铎到道路上巡行，必须由司赞者宣读诰书、律令。两名教读面向北，第一人宣读《大诰》和敕谕，每人手持榜文一条；第二人宣读法令三条或五条，略作解释晓谕，然后撤去牌位，众人都坐下。教读面向东南坐在正位稍偏东南处，老人面向东西坐在堂下，集会中年长者坐在堂西南，其余按年龄排列，东西相向，以年长者为上。教读逐一讲解四礼规定；城中则县官坐正位，老人列坐两旁，教读面向北讲礼。于是有善行的人，众人共同推举他。有过错的人，由值月者加以纠察，询问事实经过；没有异议后，才命值月者把事情记下。（所谓善，就是遵行六谕、实行四礼；过错则相反。）有过错而能够改正的，下次集会时改正记录；如果没有可以处理的事情，不必吹毛求疵，以免发展到愤怒争执和诉讼；发生争端的，要加以调解，使双方互相作揖后退下。《恵安政书》十。里社篇。

译皇帝制定治理制度，建立府县，划分乡里，以安定百姓。于是建立社稷，用来教导百姓认识人事和鬼神。社，是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百姓没有谷物就不能得到养活，没有土地，谷物也无处生长。因此圣王修立社稷，这一传统由来已久。我们的高皇帝即位后，尤其敬重祭祀鬼神，建立大社稷，统领天下的司、府、州、县。县有社稷，统辖各里；每里也各有社稷，这些都载在洪武礼制中。又担心百姓不知道报答神灵，作《大诰》加以警戒晓谕：恭敬神灵而不亵渎，所以神灵降下美好的收成。如今有关官府只祭祀县社稷，各里大多废弃，反而建立淫祠，一里竟有数十处，借社稷之名称作“土谷之神”，每家都设巫觋史官，祭享没有限度。国家的制度是筑坛而不建屋，天子作为百神之宗；祭祀典籍没有记载的神，谁敢冒充神灵而享受祭祀呢？所以我把这些淫祠全部毁掉，照旧建立里社。唉，百姓有祈福、禳灾、会祭等事情，也不必担心没有祭祀的地方了。在里中选择社坛的位置，辨明方位，端正位置，依着原有树木筑土封坛。按照洪武礼制，每里一百户之内，设坛一所，祭祀五土、五谷之神。州县坛的制度是：东西二丈五尺，南北同样二丈五尺，高三尺（使用营造尺），四面各设台阶三级。坛下前方距离十二丈或九丈五尺，东西、南面各五丈。如今不能完全这样，应当根据土地情况扩大或缩小。坛面宽的取一丈二尺，窄的取六尺，以合于地数。坛前不超过六丈即可，四周围上围墙，四门涂成红色。由北门进入；土地狭窄的地方，可酌情只设一门，并常常加锁。石主长二尺五寸，方一尺，埋在坛南正中，距坛二尺五寸；上部露出圆尖形，其余埋在土中。神牌两块，用木制成，高二尺二寸，宽四寸五分，厚九分。底座高四寸五分，宽八寸五分，厚四寸五分。涂朱漆，用青色书写。祭祀时把它们设在坛上，放在几案上。祭毕收藏起来。几案高一尺九寸，宽一尺九寸，长二尺三寸。坛前悬挂鼓，用来准备召集众人和举行仪式。由社祝守护。（图表略。） 用两次祭祀来祭神：一叫祈，一叫报。仲春社日举行祈礼，前一夜住宿斋戒、洗涤，检查牲畜和锅釜。三献酒，读祝文并埋祝文，然后举行宴饮并宣誓。每年轮流由一户担任会首（由现任里长主持坛事）。遇到社日（依《大统历》所定社日），提前准备祭品：羊一只、猪一头，酒、果品、香烛随宜置办。祭祀前一天，会首及参加祭祀的人都斋戒集合；先派执事者打扫，挖好埋物的坑在西北角，深度以能容纳祭物为准。会首洗涤厨房、锅和器具，把洁净的房间作为准备祭品的地方。到晚上宰杀牲畜，执事者把毛血和祭器放在准备祭品的地方（器具用瓦器）。祭日天未亮，执事者在厨房烹煮牲畜，在坛上设置神位，五土神在东，五谷神在西；在坛上中央设置读祝文的位置，在坛下设置会首拜位，全部面向南；参加祭祀者站在会首后面，引礼和各执事人员又站在其后。执事者把祭物放入器皿，把牲体分解放在两只俎上，把酒放在尊中，把祝文写在版上。祭品准备好后，执事者分别把祭品捧到神位前，点燃香烛。会首以下的人都穿常服洗手，站到拜位上。执事者从尊中取酒，站在五土神位左边，通赞唱道：“鞠躬、拜、兴、拜、兴、平身。” 会首以下的人都鞠躬、拜、起身、拜、起身、平身。唱“埋毛血”，执事者把毛血埋入坑中。引礼引导会首到五土神位前，唱“跪”。会首到五土神位前跪下，举杯，执壶者斟酒。引礼唱“三祭酒”，会首完成三次祭酒。引礼唱“俯伏、起身、平身”。执壶者走到五谷神位左边，引礼引导会首到五谷神位前，唱“跪”。会首到五谷神位前跪下，举杯，执壶者斟酒。引礼唱“三祭酒”，会首完成三次祭酒。引礼唱“俯伏、起身、平身”。会首俯伏、起身、平身。引礼唱“到读祝位”，读祝者拿起祝文，站在读祝位左边。会首到读祝位，引礼唱“跪”。会首跪下，唱“读祝”；读祝者跪着读完，起身，把祝文放在案上。引礼唱“俯伏、起身、平身”。会首俯伏、起身、平身。引礼唱“回到原位”，会首回到原位。通赞唱“鞠躬、拜、兴、拜、兴、平身”。会首以下的人都鞠躬、拜、起身、拜、起身、平身。执事者撤去祭物，读祝者拿祝文到坑中焚烧并埋掉。礼毕举行会饮，先让一人宣读“抑强扶弱”的誓词，内容说：“凡是我们同里的百姓，各自遵守礼法，不要凭借力量欺凌弱者；违犯的人，先由大家共同制止，然后交给官府。” 如果有人贫穷到没有能力供养家人，就周济他的家庭。三年内没有儿子，也不使他绝后。参加会祭的人，遇到婚姻、丧葬有困难的，按照各自能力相助。如果不服从命令，或者犯奸淫、盗窃、欺诈、虚伪等一切不正当行为的人，都不许加入会祭。誓词读完后，长幼按次序入座，尽情欢乐后散去。务必做到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敦厚风俗。祝文。

译某年某月某日，泉州府恵安县某乡某里某人等，恭敬地祭告五土之神、五谷之神说：神灵辅佐天地造化，使万物生长发育；我们这些百姓，全都依赖土地和谷物而生存。现在正值仲春，春耕刚刚开始，谨备牲醴，恭敬地陈述祈求。伏望神灵使雨水和阳光适时，五谷丰收，官府赋税足以供给，百姓粮食充裕。神灵请明察知晓，尚请享用祭品。仲秋社日举行报礼，仪式同春祭。也使用《大统历》社日的祝词，把“东作方兴”改为“岁事有成”，把“祈告”改为“报祭”。祭器使用牲匣二个、五牲匣二个、祝板一块、酒尊三个，各配帷幕，酒勺一把，瓷■〈木枼〉六只，瓷楪十二只，香炉一只，盥盘一只，帨巾一条。祭品丰俭随宜，每人不过出银二分，贫者出半分，极贫者不强迫，仍然让他参加。春秋两次祭祀，都应遵循古人祈年、报赛的礼仪，务必做到精诚，不许装神弄鬼来制造盛大聚会；违犯者治罪。用六件事来侍奉神灵：一叫告，二叫祷，三叫誓，四叫罚，五叫禳，六叫会。有事情就告神。凡是建立乡约、聘请教读、编制保甲等，都要向社神禀告。百姓从其他地方迁来，初次参加乡约、保甲的，叫作入社，也要告神。告毕，就把姓名登记在册。有人因过错受罚却不悔改，把他逐出社，也要向神禀告。告毕，约正和众人在册中除去他的名字。凡告神时，社祝鸣（原文缺字）鼓，约众全部到齐，站在坛前。社祝唱“跪”，约正以下的人都跪下。社祝高声告神说：“某年某月某日，约正某等因为某事，谨敢告知神灵。神灵总括明察、正直之德，喜爱善行，憎恶恶行。凡吃这片土地上谷物的人，谁能不受到神明昭然的鉴察？还望神灵默默相助，使事情成功；使善人得到福报，恶人遭受灾祸，不要让神灵蒙羞。”告毕，约正以下的人都再拜退出。有所求就祷告。凡百姓遇到水灾、火灾、盗贼、疾病、诉讼等事，都必须向社神祷告。凡关系全乡福祥祸患的事情，由约正命教读写成祝文，交给社祝举行祷告。凡祈雨，前一天斋戒，约正等禁止乡内屠宰。天亮时率领约众到社坛集合。社祝击鼓十二声，在社坛用牲祭祀，唱“鞠躬、再拜、平身”。约正以下的人都鞠躬、再拜、平身。约正到读祝位跪下，社祝读祝文说：“某月某日，乡约正某等谨敢向五土之神、五谷之神、光明伟大的上天祈求及时的雨水。上天照临下土，聚集大地的神灵；愿神灵降下甘雨，使万物群生各得其所。愿神灵俯从百姓的愿望，我等仰望哀求，实在到了极点。”祝文读完，唱“鞠躬、再拜、平身”，约正以下的人都再拜退出。第二天早晨祈祷也如此，只是不使用牲畜。一定要等到下雨才停止。如果雨水过多，祈求停止下雨，就击鼓一百声，在社坛用牲祭祀。祝文说：“雨已经太多，五谷失调，百姓失去养生之物，伤害成这样该怎么办？社神啊社神，幸望为我们止雨，调和阴阳，遮护百姓的苦难。”仪式也如此。感谢降雨和感谢止雨，都在社坛用牲祭祀。有疑难就发誓。父老审听一乡的诉讼，如婚姻、户籍、田地、财货交易等争议，以及一切不肯服输和疑难的事情，都要到社坛质证并发誓。发誓时击鼓七声。社祝唱“跪”，发誓者都跪下。社祝宣读誓词说：“某人因为某事，如果确有某种情形，谨向神灵发誓，甘愿接受上天的灾祸。” 愿神灵明察。”发誓完毕，发誓者叩头三次后退出。有过错就处罚。乡约之内有人违背六谕、悖逆四礼，经纠察仍不悔改，或者社学、保甲中的人有违犯行为，约正等便集合众人，让这个人拱手站在社坛前，击鼓十声。社祝唱“跪”，犯错者跪下，社祝高声斥责说：“某人犯有某项过错而不悔改，现将此事告知神灵，请神灵保佑他从今以后改正德行。”神灵降下福佑后，犯错者回答说：“我不肖，年少时缺乏教导，以至辱没先人，成为宗族乡党的羞耻。神灵将要降下灾祸，我明白地接受重罚。如今听到自己的过错，愿意修身改过。”说完再拜退出。处罚以后仍不悔改的，约众向神灵告发，把他逐出社，在簿册中除名。如果不肯执行处罚，或者事情严重，约正等就报告有关官府；不报告而被查出，相关人员一并连坐。有灾患就禳解。淫祠废除后，那些斋戒念经、咒水画符的巫师之徒，最终不能教化，又不便诛杀，就分别派到各社充任社夫。每逢水灾、旱灾、瘟疫成为百姓祸患的时候，就让他们举行禳灾仪式。使鬼有所归宿，它们就不会作祟。遵照洪武礼制，每里一百户之内设坛一所，祭祀没有得到祭祀的鬼神；每年祭祀三次：春季清明日，秋季七月十五日，冬季十月一日。祭祀所用的牲畜和酒，按照当地习俗办理。轮流担任会首以及祭毕会饮、宣读誓词等仪式，都同里社的仪式一样。祭文。

译恵安县某乡某里里长某承接本县官府裁定的旨意，恭敬奉行皇帝圣旨：普天之下、大地之上，没有没有人的地方，也没有没有鬼神的地方。人与鬼神的道理，虽然幽冥与显明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因此天下这样广大，百姓这样众多，必须设立君主来主持治理。君主总理大政，又在府、州、县设置官员、分掌职务，分别统领百姓。各府、州、县又在每一百户中设置一名里长，统领管理他们。上下各有职责，纲纪秩序不乱，治理人的方法就是这样。天子祭祀天地神祇以及天下山川，王国、各府、州、县祭祀境内山川和祭祀典籍所载的神祇，百姓祭祀自己的祖先以及里社的土地、谷物之神。上下的礼制各有等级，侍奉神灵的方法就是这样。还想到宫殿深处有些没有得到祭祀的鬼神。他们过去都是活着的百姓，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死去。其中有遭兵刃而横死的，有死于水灾、火灾、盗贼的，有被人夺取钱财而逼死的，有被人强行夺取妻妾而死的，有遭受刑罚灾祸、含冤而死的，有因天灾流行染疫而死的，有被猛虎毒虫害死的，有因饥饿、冻寒而死的，有因战斗而丧命的，有因危急而自缢的，有因墙屋倒塌而压死的，有死后没有子孙的。这些鬼魂，有的死于前代，有的死于近世；有的因兵戈扰乱流落异乡，有的因人烟断绝，长久没有得到祭祀；姓名一时泯灭，祭祀典籍中也没有记载。这些孤魂死后没有依靠，精神魂魄尚未消散，凝结成阴灵；有的依附草木，有的化作妖怪，在星月下悲号，在风雨时呻吟。每逢人间节令，便思念阳世；魂魄渺茫无所归依，身体堕入沉沦，心意悬望着祭祀。说到这些，怜悯它们的凄惨，所以敕令天下有关官府依时祭享。在京都有泰厉祭，在各县有邑厉祭，在各府、州有郡厉祭，在各县又有邑厉祭，在每里又各有乡厉祭。希望神灵依靠人而享受血食，人敬奉神灵而懂得礼仪，并命本地城隍主持这些祭祀。恭敬奉行上述圣旨，如今某等不敢违背，谨在本里设坛，于（三月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率领某人等百家在此聚集，置办羹饭肴馔，祭祀本里没有祭祀的众多鬼神；愿它们不昧本性，按期前来享用。凡我一里之中、百家之内，如果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的人，有奸淫、盗窃、欺诈、虚伪而不畏惧公法的人，有颠倒是非、把曲说成直、欺压良善的人，有逃避差役赋税、倚仗势力损害贫户的人，像这样顽恶奸邪的不良之徒，神灵一定向城隍报告，揭露他们的罪行，使他们遭受官府惩治；轻的笞打、决罚、杖责，不得再称为良民；重的徒刑、流放、绞刑、斩刑，不得活着回到乡里。如果事情尚未被揭发，也一定会遭受阴间的谴责，使全家染上瘟疫，六畜、田地、蚕桑都不得顺利。如果有人孝顺父母、和睦亲族、敬畏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是善良正直的人，神灵一定把他的情况告知城隍，暗中加以护佑，使他的家道安定和顺，农事顺利，父母妻子都能守护乡里。这样一来，鬼神就有明察鉴别的智慧，我们百姓也没有谄媚取巧的祭祀；愿神灵无私，永远显明地降临并接受祭祀，尚请享用祭品。祭告城隍文。

译恵安县某乡某里里长某率领百姓某等联名谨具文书，祭告本县城隍之神。如今我们承奉县官裁定的旨意，遵照上级官府所施行的祭祀本乡没有祭祀的鬼神之事。恭敬奉行皇帝圣旨：普天之下、大地之上，没有没有人的地方，也没有没有鬼神的地方。如今国家治理百姓、侍奉神灵，已经有固定制度；但想到幽冥之中，有一些不在祭祀典籍之内、不能享受血食的鬼魂无所依靠，私自显现灵异怪事，在星月下悲号，在风雨时呻吟。怜悯它们的凄惨，所以敕令天下有关官府依时祭祀乡村里社，一年三祭，并命令礼请本地城隍主持这种祭祀，镇守坛场，鉴察各种鬼魂。其中果真有生前善良，却误遭刑罚灾祸、无辜而死的，神灵一定把情况告知有关官司，使他们重新投生中国，来享受太平之福。如果有人生前凶恶，因触犯刑法而死，即使得到善终，也是出于侥幸，神灵一定把他屏弃到四方边远之地。善恶的报应，神灵一定不会偏私。恭敬奉行上述圣旨，如今某等不敢违背，谨依旨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本里设坛，恭备羹饭肴馔，祭享本乡没有祭祀的众多鬼神。然而幽明是不同的境界，人力难以做到，必须凭借神力，才或许能够感通。如今特意虔诚地向神灵禀告，请神灵在祭日前先分派诸将，遍历各处，招集本里鬼灵等众，到祭祀之日全部赶赴坛场接受祭享。神灵应当恭敬承受敕命，镇守坛场，鉴察善恶，无私地昭然报应。为此谨具文书告知本县城隍之神，恭请俯垂明察。谨具文书。祭厉之日，都举行傩礼；有时十月不举行傩礼，就移到腊月，叫作大傩。傩礼使用一名狂夫，蒙着熊皮，戴黄金四目的鬼面具，穿黑衣朱裳，手持戈、举着盾；又编茅草芦苇做成长鞭，由一名黄冠执持。选择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童子十二人或二十四人，都戴红头巾、手持桃木，喧叫着进入各家房室驱逐疫鬼，鸣鞭后出去。各家有的用醋和炭送走疫气。如果腊月举行大傩，黄冠领唱、童子应和道：“甲作吞食凶恶之物，胇胃吞食老虎，雄伯吞食鬼魅；腾简吞食不祥；揽诸吞食灾祸；伯奇吞食梦魇；强梁、祖明共同吞食横死者和寄生鬼；委随吞食观鬼；错断吞食巨鬼；穷奇、腾根共同吞食蛊毒。凡是这十二位神灵，都来追逐恶凶；烧灼你的身躯，拉裂你的骨节，分解你的肌肉，抽出你的肺肠。你若不赶快离去，后面的人就把你当作粮食。” 这本是古代礼制，即使孔子也不敢废弃。后世这种礼制废绝了，每逢灾害疾病，却去禳星告斗，做各种没有益处的事情，严重损害百姓财物。因此如今把时下制度同古礼结合起来，以便百姓遵从习俗。久旱求雨，大略仿照董仲舒的方法，约正以下斋戒三日，在水日到社坛举行雩祭求雨，仪式依照祷礼。用土做一条龙，龙身全黑、尾巴白色，长九尺。让八名成年男子、八名小孩都穿黑衣。成年男子抬龙，小孩欢呼道：“乌龙头，白龙尾，小童求雨，天公欢喜。”从北向南，再从南向北，最后回到社坛休息。又取五只蛤蟆，把它们关在中间。下雨以后，到社坛举行谢雨礼，使用牲畜祭祀。如果雨不停、大水泛滥，就把朱绳缠在社坛上，击鼓斥责。雨停水退后，依照得雨礼谢神。有喜庆就集会。春秋祭祀完毕，举行会饮礼，前面已经说过。正月元夕是岁首，腊月大傩是岁末，也允许在社坛会饮。教读制定互相劝戒的词语，以显示不可过度安逸的道理；有时让童生歌唱《七月》诗一阕，有时学习士人相见礼，有时举行投壶礼，有时举行乡射礼，务必做到雍容揖逊、敦厚崇尚古雅；还必须用歌咏和酬答来劝导，使人受到观感，不得纵情歌唱邪曲，也不得演戏、演杂剧来诱发子弟尚未萌发的欲望。《恵安政书》十一。社学篇。

译皇帝制定治理制度，建立府县，划分乡里，以安定百姓。于是建立社学，用来教养蒙童、收拢和培养贤才。社学，就是一个社的学校。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里必有社，所以设在里中的学校叫作社学。自从乡学、序学的教育废弃以后，百姓的子弟都不再在里中受教育，却动辄进入县学、州学、府学。他们的孩子在家中尚未学习事务，不知道家庭内外、长幼之间的礼节，却已经学习先圣之道，讲说朝廷君臣之礼。这就像修筑千仞高台，却不先打好地基，担心它倾覆，哪里还能登得上去？洪武八年，诏令有关官府建立社学。只是当时有些官府倚仗此事作奸，百姓家中有多余的儿子却不愿送入学校，父子二人一起劳作，只顾谋划早晚的生计；官府反而把他们拘捕驱赶入学，往往以送不送财货作为取舍标准。百姓被收取、拘押，就像承担重役一样，愁苦怨气郁积而上达天听。高皇帝因此忧虑，又正逢开国初年，只能直接发出“艰难啊”的叹息而止。如今看《大诰》，其中对于不肖官吏的责罚已经非常严厉。正统元年，既设置提学官，又想到高皇帝当年的忧虑和叹息，于是诏令天下县、里照旧各设一所学校。历代沿袭这一制度，并敕令提学官，必须由有关官府督促办理。唉，既然已经使它废弃，却没有人负责使它兴复，有关官府的罪责怎么能逃避呢？每里设一所学校就足够了，地点不必拘泥；这一点又见于教民榜，难道不是希望便利百姓吗？恵安近来虽然以三十里为一个县邑，但直到深山幽谷，读诗读书的声音都没有断绝。每次选任学官，子弟们带着才艺到有关官府应试的，不下千人，实在是文质彬彬、盛况可观。当地风俗本来崇尚鬼神，淫祠多到五百余处，求学的人有时竟与鬼像并坐诵读，这不是用来制止邪恶、恢复正道，也不能使人登上先王之道。因此把淫祠全部毁掉，选择适合办学的地方加以修葺，共有二百一十二处；根据各里居住人口的疏密决定数量多少，以便利百姓；每个都选择一处大的，标作大馆。此前在腊月，父老选择适宜担任教读的人，听说有关官府要试用他们，就选取其中学问、品行合适的人。到了正月岁初，父老筹钱备礼，写信聘请他们，日期到了再恭敬迎接。唉，我观察恵安乡学，叹息当地风俗没有节制。听说某处有子弟，便暗中纷纷准备礼物去争取；被别人抢走的，就加倍准备礼物；实在不能夺取的，便凭借势力强行争夺；有势力、有力量的人也应当把这种事情看成买卖。于是一个学生却有好几个老师窥伺争夺，一所学校分有好几个人，父兄不知听从谁，子弟荒废学业，甚至有人蓬头垢面、像囚犯一样在官府庭院中争斗，唉，实在令人痛心。上天生下士、农、工、商四民，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依靠职业生活就可以了；低头接受读书教育，想做工却没有技术，想经商却没有资本，只在口舌之间谋求升斗之禄，难道就不可以吗？然而工商之人本来就是看重利润、谋求利益的。你所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却又借此谋利。诗书所记载的，哪一样不是礼让之道、仁义之谈呢？不用这些来教导人，是不忠；转述这些道理却把它当作谋利的工具，是自己背叛它。我看见有些人嘴上想说，神态却扭捏不安，汗水不断流到脚跟。况且亲身示范的教导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青出于蓝、后者胜于前者的势态就是如此。爱护子弟、对他们寄予期待，心情能不深切吗？他们情欲尚未萌发，却突然教他们争夺，将来会怎么样呢？知县自己感到无能，不能改变风俗，又不忍心再次看到这种事情，所以制定了迎接老师的礼仪。父老们应当恭敬地实行。争抢和凭势力强夺的人，一律处罚，绝不宽赦。前一年腊月，父老会同各乡长老，根据乡里大小、子弟多少、居住远近，估量应当开设多少学校、聘请多少老师，与各家父兄从容商议确定；一切都必须出于内心愿意，然后开办某社学。把学生若干人的姓名，按照年龄、乡里、父兄籍贯排列，聘请某位教读，注明其身份、年龄、乡里、籍贯，登记成一册，送县里会同考核。子弟无故不入学的，处罚他的父兄。所聘请的教读，必须学问和品行都完备，端庄稳重而有威严。生员、儒士不使用；罢职官吏以及不是儒流出身的官员，或者遭父母丧而守制的生员、因品行举止被黜退的人，以及那些从四方流寓、行踪不定的人，都尤其应当精心选择。等县里选定之后，父老筹钱，每人不超过三十文；钱多的，再送一匹绢，佐以羊和酒；钱少的，再送一匹布，佐以鹅和酒。信中写道：“某恭敬叩首拜见某先生。侧耳听说先生学问品行醇厚美好，乡里仰慕您已经很久了。古代士大夫居住乡里，乡人便尊奉他们为父亲和老师，子弟跟随他们学习，于是孝悌忠信的风俗得以形成。如今我率领某乡子弟接受教诲，愿先生施恩教导他们。谨备薄礼，托执事者转达。”选择能够传达使命的子弟，带着礼物到先生家中，再拜请他担任教读。先生辞谢后，子弟再次拜请；先生坚持答应后，子弟回来复命。日期到了，父老集合各家父兄，亲自到先生家中，再拜迎请。回来后，便穿着盛服在社学门外等候。诸生等候老师到来，到了门口，主人谦让老师先入并从右边走，教读从左边进入。到了台阶，主人请教读从东阶下来，自己从西阶上去。到了堂上，主人面向东，教读面向西，行再拜礼。老师的座位面向南，主人分别上前铺设坐席。坐席安排好后，诸生行四拜礼，依次献茶，准备饭食完毕，辞别退下。进入学馆后住进便室；事先按年龄把诸生排列在门内东西两壁之间，天刚亮便全部到齐，在两阶下按次序排列。父老以下的人进来宣誓劝戒，辞别退出，然后开馆。馆堂设置先师牌位，父老和各家父兄一同进入。与教读一起上香，行四拜礼完毕，值月者高声致辞说：“凡参加这次集会的人，都以孝悌忠信为根本。不顺从父母、不友爱兄弟、不和睦宗族、不诚信对待朋友，言语行为相反，掩饰过错、坚持错误的人，不得站在这里。”教读拱手回答：“是。”值月者又高声致辞说：“凡参加这次集会的人，都以建立教育、彰明人伦、敬重自身为根本。听到善行却不互相告知，听到恶行却不互相警戒，礼仪风俗上不互相往来，有灾患困难却不互相救济，表面行善而暗中作恶，品德反复无常的人，不得站在这里。”父老以下的人拱手回答：“是。”大家互相作揖谦让着退出。先生就座，诸生依次执掌事务，赞礼者于是上堂侍奉教读。未冠的孩子按当地习俗装束；已行冠礼的，戴平头巾、穿绢布直领；不许穿纻丝、纱、罗出入，不许带随从、乘轿骑马。侍奉先生时，即使家境富贵，冬天也不许带火炉，夏天也不许带扇子。

译按年龄入座，教育内容采用六行、六事、六艺，每天恭敬而广泛地讲授。一天分为早学、午学、晚学。每天轮流由两名忠厚诚实、老成稳重的人，在清晨坐在左右两塾，按次序管理出入。饭后再来，傍晚也这样做。六行：一是孝，二是悌，三是谨慎，四是诚信，五是爱护众人，六是亲近仁人。六事：一是洒水，二是扫地，三是应答，四是回答，五是进见，六是退下。六艺：一是礼，二是乐，三是射，四是御，五是书，六是数。古代音乐虽然已经不再完整演奏，但还保存着千百之中的十分之一。凡是学校都必须置办乐器，备齐八音，大略同释奠礼所用的数量。初一、十五，有时击鲁薛鼓的一半，来练习投壶；有时击鲁薛鼓的全部，来练习射礼仪式；有时仿照释奠礼的钥舞，来练习《勺》舞；有时仿照干戚舞的形式，来练习《象》舞；有时练习击鼓、弹琴，有时练习吹笙；有时从说话发音上辨别音调，例如宫音发音时舌头居中、商音发音时口形张开之类；有时从听觉上辨别音调，例如听宫音如牛在洞中鸣叫，听商音如离群的羊叫之类；有时调和声诗，使之配合琴瑟；有时讲解律吕的大旨。至于御术，南方没有这种条件，即使北方士人也不从事此事，只讲明鸣和鸾、逐水曲之类的内容即可。清晨施行早学的教导，诵读书籍，纠正句读。凡学馆堂上设置云板，清晨教读出来到位，击云板三声，学生进入，在两阶下站立；命令他们洒扫完毕，再下阶站回原位，观察他们做事恭敬谨慎的便记录下来，懈怠疏忽的便教导并责罚。接着轮流由两名赞礼者先上堂行正揖，分班站在先生面前；唱令诸生按次序分两班上堂、站直；唱令作揖，分班围成环形作揖后各就各位，安静端正地站立很久，以观察他们的德容和做事态度。然后击云板，命令他们按次序坐下，务必从容严肃、安静端庄。过了很久再击云板，命令十人一班，依年龄次序出来，到先生面前端正站立；根据年龄大小，用小学的直白语言教导他们，使他们努力在自身实践。例如说到“君子”，便教导他们说：“能够学习成为好人，就是君子；不学习成为好人，就是小人。”至于温清、定省之类，也教导他们说：“你能够这样做，就是以礼对待你的父母；不能这样做，就严厉责罚你，决不宽恕。”其他凡是按照身份职责所能知道、所能实行的道理，都照此办理。让他们口头诵读，以老师领读的声音为节奏，然后命令他们回到原位诵读，重在熟练，不重在数量。如果资质聪敏，能够记诵一千字以上，只让他读六七百字，不得让他把聪明才力全部耗尽。年纪小的，只教一两句就停止；有时教《孝经》《三字经》，不许使用《千字文》《千家姓》《幼学诗》等书。依次诵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然后学习经书；句读稍有错误，就一定逐一纠正。退堂用餐时击云板，各班依次出列，作揖后退下。学馆结束后，察看其中有快走抢先、先于长者或在乡里傲慢的人，责备并教育他们。午饭后进行午学，歌诗，学习书法和算术。凡午学再入堂，仪式如清晨；到位站着听云板，听令坐下，不必作对句。采用颜鲁公的字体，点画依照《洪武正韵》。用楷书抄写《诗经》中“鹿鸣”“菁莪”“关睢”“四牡”“伐木”“棠棣”“蓼莪”“采繁”“采苹”“南山有台”“缁衣”“淇奥”“抑”等篇中有关系、可以歌唱的篇章，每人一篇；或古体诗、律诗、绝句中情性正当、音律和谐的，每人两篇，不得使用“金榜富贵”等语。也以十人为一班，教授六书之法，如象形、谐声之类。年纪小的，就教他识字，先教容易的字，或者把早学时口头诵读过的字写出来给他看。每人临摹《颜子》一章，命令端正坐着，笔直而规范地书写，务求宽缓、整肃而有雄壮之气。其中有倾斜、粗疏、软弱的，便责备并教育他。先生评定品第完毕，带回原位，把所写的风雅诗及古体诗、律诗、绝句，按正确读音逐篇读熟背诵。退堂用餐击云板，仪式如早学。以后每五日歌诗一次，免去写字，命善于歌唱的人领唱，大家一同歌唱。曲调形成后，每班十人在先生面前歌唱，使用钟鼓；其余笙、箫、琴、瑟等乐器，逐渐教习以相和。尚未登堂歌唱的，都端坐静听；歌唱完毕回到原位。声音仪态温雅和平的，奖励；浮躁鄙俗、悲哀放荡的，责备并教育。也可以每五日学习一次算术，同样免去写字。年纪稍大的教以《九章算术》，年纪小的教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午后施行晚学，温习书本，学习礼仪。凡晚学再入堂，依照仪式就位坐了很久，击云板，命令练习礼仪。每班十人出列，在先生座前面向东西站立；东边先出位，面向北站，年长者在东，年少者在西，作揖行拜礼。拜完回位，西边作揖行拜，依仪退下。先生坐着观察，仪容身体恭敬从容的，奖励；鄙陋背礼的，责备并教育。有善于作揖行拜的，免去练习，仍教他侍奉父母的礼仪，如早晚省视问安之类。礼仪练习完毕，各自回位，温习早学时读过的书。以后每五日一次，教他们一章古人的嘉言善行，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橘之类，用直白的话讲说，令他们安静专心地听。到了傍晚击云板，当值的人依仪式收拾先生的书席，作揖送诸生退下。晚上回去仍在灯下讲解诵读当天所教的内容，并把所教的道理实行在侍奉父母、尊敬兄长、处理事务、待人接物上。先生和谷父兄常常巡视察看；如有学生只会讲诵而不能身体力行，便责备并教育他。至于冠礼、昏礼、祭礼、射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投壶礼，都用彩色绘在墙上制成图，指示给他们看。每月初一报告设置先师牌位，天刚亮时教读率领诸生行礼，学习礼乐后才休沐。十五日也这样。凡不听从教导的，月底报告给父老；拜完先师，撤去神位，拜先生，分班互相作揖后退下。饭后到学馆练习各种礼仪，或者听音乐、辨审音调，以涵养耳目和气血脉络，务必使他们温厚、醇正、恭敬，不至于受到拘束压迫；这样他们一定乐意听从，不会嬉戏逃学。课程结束后放假，教他们静坐以收回散失的心。四时祭祀以及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忌日，预先给假。无故逃学的，第一次罚抄二百遍，第二次责打并罚纸十张，第三次仍照前例责打罚纸，并且处罚父兄。

译过失较小的，先生应端坐面对他一整天，不同他说话，希望他悔改，改了才停止。那些嗜酒、赌博、放纵游荡、骄横任性，或不听教导而悖逆诋毁，以及犯违背人伦之罪的，要从重惩治。月底把逃学和有过失者的姓名一并报告父老，情节严重的报告有关官府。左右塾的教读人员每日报告教学善恶，告知父老，并借读法加以奖励或警戒。大事报告县治。妄言的人，作为一方师表，过错并不算小。自身应作为根本：戴帽不可脱，衣服不可袒露，不可随便皱眉发笑，不可使面色像奴仆，不可屈膝如婢女，不可为了办事趋附官府，和台隶一样奔走。有的人嘴上说圣贤之言，行为却像狗猪；考试时替人传递作弊，打官司时教唆他人，倚仗师生名分索取财物，别人不从便告官；又因一时忿恨，匿名毁谤文书、颠倒黑白；只要有其中一项，就不但不能教化他人，反而残害人家的子弟。主持左右塾的人应察知并报告；父老认为情节小的，借读法加以切责，情节大的报告县里，治罪斥退。诬陷捏造、包庇隐瞒的，一并治罪。善行无论大小，都必须宣扬并核实；大的报告县里，小的报告亭。年末学馆停办，要隆重举行礼节以礼待先生。停馆时，父老和各家父兄率领子弟拜送，重申敬重先生的礼意。束脩礼金依当地习俗适当增加。若接待不合礼数，不承接原有礼制，父老要严厉责备，记入过失簿；情节严重的报告县里。教读人员自己来告发的，不予受理。有时在开学前，教读人员凑钱置酒大宴，裁写尺牍送给各位父兄，叫各家书写馈赠的钱。这是市侩般评定物价的做法，知县不忍看见；犯者治罪。设立大馆，率领准备参加有司考试的子弟，只专门教导他们。以三项来培养他们：一是品行，二是经义，三是才能。选取学官弟子，就把姓名报告上去。知县曾上书朝廷说：“臣听说天下的人，没有不有所归属的。如今的社学，即使有贤能的守令，法令都落实在办事上，落实在实际行动中，也不过是一两个学究率领三五个儿童，诵读篇章句读，学习作揖、行拜、唯唯诺诺的礼节罢了。那些稍微学习文章、准备科举的人，便骄傲地以同他们为伍为耻。所以天下仍有无所归属的人。人在欲望萌动、情感强盛的年龄，又加上科举文章的习染；下边没有听到父师、少师的教诲，应对进退的仪节已经荒废；上边尚未列入祭菜、鼓箧之列，而追逐繁华艳丽的心思已经先被消磨。这正是孔子所厌恶的速成。” 臣想修建社学，选择诸生中经学明通、品行修养好的人担任教师，把前面所说的两类人都驱使来归属。即使他们各自安居、各自便利于自己的老师，也不能强行要求他们，只须使他们每月朔日、望日到这里行礼并听讲。这样在应对进退之间，既能纠正他们不合礼度的行为和追逐繁华艳丽的心思，也能潜移默化地使他们懂得朝廷立教的用意以及圣贤求学的方法，并知道求学不专在科举。选拔补充学官弟子，就在到这里的人中选取；不属于社学的，不准参加考试。如今错误地制定法令，建立学校、设置教师，篇章句读以及学习文章、准备科举的人，已经都驱使他们归属了。仍担心他们散漫无统，又有在驱使范围之外的人。因此总共选择设立大馆，置一位大馆教师，由知县备办书币礼物请他出任。凡想参加有司考试的，每逢朔望都学习行礼听讲。选补学官弟子，不经过大馆大试。有品行高雅谨慎、经义纯正、才能卓异的，特别报告姓名，仪式列在左边。（大馆教师不一定都设馆授徒；只要有一位教师听取并接受，终身以他为师。设馆的，早晚和朔望都各依此仪式。又考察《子夏门人问交》《子张》。这样各社学遣送子弟到大馆听讲，也仍然是实行古道。）朔望前预先设置先师牌位，天刚亮，先生先到，站在先师牌位前，面向西。” 父老坐在左右塾中，依次进入，击云板，发出清越之声。冠者、童子依次进入，站在两阶之下。两名学生登堂，向先师行四拜，向先生行四拜，分立两旁唱“四拜”（先生和弟子都行拜礼）；唱“撤神位”；唱“布席”（一名学生摆正几案，先生面向南坐）；唱“举案”（两名学生把几案举到先生面前）；唱“登歌者就位”（分立在两根楹柱下，击钟鼓的人也都上堂）；唱“进书”（一名学生捧《小学》放在案上）；唱“诸生”（诸生都上堂，由两阶上去，重叠成班站立，先生左右以北为上，不得越位，不得华饰）；唱“请教”（先生讲《立教》一章）；唱“歌诗”；唱“进茶”；唱“请益”（先生讲《明伦》一章）；唱“歌诗”；唱“进茶”；唱“请益”（先生讲《敬身》一章）；唱“歌诗”；唱“进茶”；唱“谢教”（诸生依次下阶）；唱“四拜”；唱“撤案”，稍作休息。有时命诸生讲书，或和他们一起习礼、审听音乐，然后结束，依次出堂。察看他们的容貌，比察礼节是否合度、音乐节奏是否协调、言辞是否舒展明朗、义理是否通达，将合格者记录下来。到选补弟子时，凭性行、经义、才能三项培养选拔，并与众人共同推举。○《惠安政书》卷十二 保甲篇

译皇帝制定制度，建立府县，划分乡里，用来安定百姓。于是设立保甲，以侦察奸邪、防御祸乱。虣国朝时，按里甲任用百姓推举的人，以年龄和德行作为耆老。里中有盗贼、戍卒、罪犯逃亡以及恶人而不能捕获的，里甲老人集合众人将他们擒拿，并公布教民榜文。当时卫所用来防备大盗，巡司士兵用来查缉小奸。偶尔有像所说的制度，也不过是老人、里长率领甲首、追捕差役，在申明亭之外，未听说有巡警铺；除了里长、甲首，也未听说有总小甲。设立总小甲后，有司只是用差役烦扰他们，也不能承担盗贼事务，所以又改为保甲。其实甲只有一种：里变成铺，铺变成总，难道不是所谓三层保甲吗？因此我把乡约中的众甲编排起来，交给巡警负责，由保长统领，分属各铺，不拘泥于“十甲一保”的名称，这样大概就简便易行了。保甲的职掌是：耆老掌管县邑中以及各都的政令、戒禁，核查百姓人数、六畜、田赋，办理赈济施舍以及可以任用的人，以组织劳役。总甲负责执行，严密防卫。保长统领，社首率领，听命于耆老。国初因都分里，迁徙不出本乡。后来百姓没有固定居所，不仅甲首分裂四散，里长也迁往别都。只有每年服役还能按户籍查找，里中彼此却不能统摄，所以不得不顺应各地甲的形势。总甲能够尽职，保甲便可以不设；保甲设立后，总甲却始终不能废除。假如让保长兼任总甲，又觉得羞惭，大概只是因为总甲所掌管的事务琐碎低微。如今姑且保留总甲，而责成保长承担防卫之事。每都必有铺，铺有多少不同；每铺必有甲，甲也有多少不同。每铺设置总甲一人、小甲一人、保长一人、保副一人；每都设置耆老一人、社首一人。总甲主持侦察间谍等小事；若有紧急军情，保长、保副才集合其所属的什伍，以旗帜、鼓、兵器在边界上防守。社首是一社之首，县邑旧有这个称号，用来率领各铺。保长用两种东西把都邑百姓联合组织起来：一是牌，二是册。牌有两种格式：各家牌、十家牌。册有三种格式：约册、铺册、保册，依人数多少登记，正由有司掌管。各家牌悬挂在门上（格式列在左边）。惠安县某（坊、都）某铺 一户某（隶属于某坊、某都、某里长，或某里长属下的甲首；军、民、匠、灶等户籍，或某卫所某官属下的舍余，或某总小旗下的军余；僧道也照此填写。寄居的人则必须填写原籍原乡；这里所说的寄居人与暂住的外来客人不同。） 男子若干丁（分老、壮、幼三等）。某（官吏）某（从事什么生计）某（在某处买卖）某（生员）。某（童生）某（有什么手艺）某（现任什么差役）某（有什么残疾）。妇女若干口（没有则不填写）。田地若干亩，应纳粮若干石斗。房屋临街门面若干间（或自己置买，或典租某人的房屋居住）。寄居客某（籍贯某府、州、县，于某年某月某日来此典住，或寄居歇宿从事什么生计，或在某衙门充任什么差役，或给人佣工；以后陆续填补）。牛若干头。马若干匹（以上三项没有则不填写）。十家牌在甲内轮流传看（格式列在后面）。惠安县某（坊、都）某铺 某某户籍 某某户籍 某某户籍 某某户籍 某某户籍 某某户籍 某某户籍 某某户籍 某某户籍 某某户籍（有时不能凑足十家，只有少数几家也不妨）。左边甲尾某。右边甲头某。牌上都书写命令，告诫各家务必奉行六谕、实行四礼：父亲慈爱，子女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敬重；丈夫和顺，妻子顺从；长者施惠，幼者顺从。谨慎小心以奉行官府法令，勤劳尽力以完成国家赋税，恭敬节俭以守护家业，谦逊和顺以处于乡里。心中要平和宽恕，不要轻易产生忿怒争执；做事要含容忍耐，不要动辄兴起诉讼。见到善行互相劝勉，有了恶行互相惩戒。务必兴起礼让的风俗，以养成敦厚的风气。我惭愧德政还没有普遍施行，只能姑且用言语教导；父老子弟都要努力实行。传牌的人每天向各家告谕一次。职掌已有现成规定，成年男子登记在职业牌上，牌沿门轮流传递；如今有司却不奉行。右边这两种牌，是文成公在镇虔时制定的。命令每家各置一牌，十家联合为一牌。甲内原有不良之人，要详细报告官府；官府为他设置“舍旧图新簿”，只记姓名，不追念旧恶，改过后就删去。境内发生盗窃，若令其追查踪迹却不报告，就与同甲者一并治罪。每天由各家轮流值守牌，早晚持牌察看十家的出入，用以告谕他们，止息诉讼，调解争端。不听从的，报告官府责治。凡有诬告，罪责由同甲共同承担。文成公说得好：“十家牌的格式，法令很简约，治理作用却很广。盗贼可以止息，诉讼可以减少。依此修订，补救偏失、挽救弊端，赋役就可以均平；依此修订，联结伍什、编制什伍，外来的侵侮就可以防御；依此修订，警戒刻薄、劝导厚道，风俗就可以淳厚；依此修订，以德引导、以学训诲，礼学就可以兴盛。所以命令推行它。”又，十家牌原本不设首领，以防止胁迫控制、侵扰百姓的弊端。后来忧虑乡村盗贼，增加设置保长统领。平时各甲的诉讼，都依照牌上的告谕办理。保长没有告谕，现今都应遵守它。有人问：如果不督促，谁来传牌？我怎么知道？事情发生而值牌者不在，便治他的罪。约册由耆老掌管，登记百姓的多少、老幼、贵贱，周遍了解其数目，用来教导他们的德行道艺，并听取、处理他们的事务。凡要役使百姓，都要察看其中是否有不平和疾苦。

译我查看过去的保甲册，少的每户只有一名成年男子，多的也不过两三名，只是敷衍以应付有司督责罢了。唉，你们百姓有家，男女长幼，直到奴仆童子，难道有一个不知道的吗？我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连一夫一妇尚且不知道他们居住的里、所属的族姓，何以居于上位？况且你们的疑虑，不过是认为编造户籍会把你们全部征去服役；万一海上有警，又要把你们驱赶去参军。唉，那些不与百姓同心的人，真是有如白日可见啊！其余无论老幼贵贱，都一概登记。平时把人编属起来读法，就能使纲纪有条，周遍知道他们是否孝顺、尊敬、和睦、受教、安分谋生、作奸犯科。一旦有事，什伍之法就可以发动；人人无不顾念自己的房屋妻子，官府不必编甲，百姓难道不会自己相互率领防御吗？这只是顺着民情把他们联合起来，何况我不让他们竭尽劳力、不让他们远戍，实行也不苛刻呢。册中所载必须与牌相符，次序也依牌的次序。有时数村编为一甲，有时一村分为二三甲，以人数多少为差别；寄居者依次列入其中。（他县、他都的居民，不论买屋还是租屋，尚未附入户籍的，都称为寄居；已经附籍的，按本地居民论。） 牌内所说的寄住客，是典租主人邻近房屋暂时居住的人，附在主人名下，不另立一户。那些迁居外都而户籍仍在本都的人，另编为一甲，附在末尾；各自以所属的都为次序，只登记成年男子、人口、田地和牲畜，详细情况由其所在的都登记。又，睦邻应先从睦族开始；以甲相联，邻里就相通了。但族人怎么能全都比邻而居呢？不是还应把分散的聚合起来吗？然而虽同属一个姓，族支仍有区别。姓族不分，宗族秩序就会混乱，所以同姓各族要分别登记；同姓以族的多少为次序，各族以成年男子的多少为次序。这样是为了便于查阅，不是为了排列门第。各户还登记职业，其中自然也显出门第。族法先依昭穆和世次，以有成年男子而世次在前者为第一世次，向下登记，直到尚未承继世次处为止。同族中世次长而年龄也长的，固然注记年龄长；年龄长而世次不长的，也注记年龄长，不拘泥于世次。因为这类人必定在各世之首，既排列在昭穆之中，也寄托了按年龄排列的意思。然而一族之中，记载世次长者、年龄长者，是为了作为族人的宗主，只因为他的年龄和世次如此。至于各自登记职业，贤能者、尊贵者都在其中；还有为公家办事、隶属于国家户籍的人，则由其里长登记，由其甲首登记。我连寄居的孤独之人也不遗漏，那么宗族秩序就灿然完备了。格式列在左边。某都。耆老一人，社首一人，保长若干人，保副若干人，总甲若干人，小甲若干人；有多少铺、多少甲、多少村、多少家、多少成年男子、多少老者、多少壮者、多少幼者；另编多少甲、多少都、多少村、多少家、多少成年男子、多少老者、多少壮者、多少幼者；有多少姓、多少族。耆老某，社首某。某铺（从某村巡查到某村，在某村、某村止，共若干村）。保长一人，保副一人，总甲一人，小甲二人；此甲有多少村、多少家、多少成年男子、多少老者、多少壮者、多少幼者。保长某，保副某，总甲某，小甲某某。第一甲。某村，若干家，若干成年男子，若干老者，若干壮者，若干幼者。某村。第一家某（或本地居民，或寄居者，连同籍贯等，都照牌上的格式填写）。男子若干丁（老、壮、幼以及职业、残疾等，都照牌上的格式填写）；妇女若干口，田地、房屋、寄住情况、牛、马（以上都照牌上的格式填写）。第二家某（如前）。某村（如果一村已经编满一甲，就不必再经过其他村）。第三家（照前填写，直到第十家为止）。第二甲（照前填写，直到此甲结束为止）。某铺（照前填写，直到此铺结束为止）。另编甲（这是迁居外都的人，按人数多少登记，不拘泥于十家编为一甲的规定）。某都若干村、若干家、若干成年男子，若干老者、若干壮者、若干幼者。某都某村。一家某（原属某里长、甲首某户的成年男子，或自行立户迁居外都）。男女（老、壮、幼以及职业、残疾等，都依该都的牌册填写；田、房、牛、马等不填写，由该都详细登记）。某都某村。一家某（如前，直到该家登记完为止）。姓族。赵姓若干族。一族（某户聚居，某村散居；某某村里长若干户，甲首若干户，共若干户、若干成年男子）。一世：赵甲（某甲里长、农、工等），赵乙（某甲甲首、商、贾等）。二世：赵丙（本族年长的乡官），赵丁（生员等）。三世：赵戊（迁居某都）。一族（如前）。一世赵已（本族年长者，某甲里长、甲首、农、工等）；二世、三世（如前）。一族（某户、某甲、里长、甲首，或户口成年男子零散；该族登记完为止）。一世、二世、三世（如前）。钱姓若干族（登记到该姓结束为止）。一族（如前，登记到该族结束为止）。一世、二世、三世（如前）。铺册由总甲掌管；按照约册，贵者、贤者、服公役者、老人、幼者、病残者免除劳役，以征发壮丁。每年服役不过一昼夜，集合后巡查。防御往来游荡者，按时巡察；不守规矩者禁止。若任意摊派搜刮，就有固定刑罚。按巡警规定执行巡警，巡警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只有城中不废止，各都则不实行。每年只承担公家差役，城中因车马汇集而最为繁重。过去如庭燎、帷幕、畚箕版筑、修缮梁木、整治道路、竹木等，都责成各铺办理；甚至官府有事到边境，还要击杀鲜鱼、准备饭食。因此总甲向贫民摊派搜刮，每年都有固定余钱，于是才加以禁止。唉！如果巡警能够尽职，哪里用得着保甲？却只用差役使百姓困苦，这是为什么？所以我依据乡约册，凡有职役的人以及老人、幼儿、残疾者都免役，只登记壮丁。城中每铺仍旧每夜五人巡警；各都各铺也依地方远近，近的五人，远的十人，巡警有时登楼瞭望，有时沿乡巡查；不出巡的，罪责归总甲。官府经过各都时，饮食由官府自备，竹木等按平价购买。若其他差役实在不能免除，就按次序承担，每年服役不得超过一日。总甲摊派钱粮，要从重治罪。城中差役繁多，各铺人口多少不同，所以我把它们汇总编为一种格式。更夫由各铺自行安排；各都偏僻、常年无事的地方，也可以各自按铺安排。格式列在左边。某铺。总甲某，小甲某某。某村若干家，若干壮丁，若干人。更夫（每夜五人或十人，轮流周而复始）；杂役（每年服役一日，偏僻乡里当年未轮到的，次年服役）。某村。某（轮值结束后，即在名下注明“某月某夜轮过”；轮值结束后，即在名下注明“某月某日轮过”。某种差役）。某（如前，如前）。某村。

译某（如前）。某（如前）。约册登记完毕，免役者难以按甲归类，只随村登记，登记完人数即止。保册由保长统领、社首率领，与铺册三者一起使用。有警时，拿着旗鼓、戈戟在边境上待命；警报解除便停止。禁止侵扰暴行，违者有固定刑罚。成周的军队只编到伍、两；如今军队已经由百姓供养，又有弓兵、机兵，还实行保甲。百姓不知道其中用意，难道不会疑虑不安而不乐意吗？保甲难道真是像士兵一样背着武器到远方作战吗？盗寇到来时防御，是有家室的人必然要做的事，有什么可不乐意的？所以我顺应民情简化法令，以铺册中三个壮丁共同承担一名夫役，登记在保册上。平时照常巡警；有警时，社首、保长统领保册内的夫家，轮流出役。有的凭险据守，有的乘机出击，有的承担侦察盗贼等差役。册中不登记个人姓名，只写“某某某三家出夫一名”“某某某等三家出夫二名”“某某两家出夫一名”“某某两家出夫三名”“某一家出夫一名或二三名”等；有多余的附在其中，归结为三家承担一名，出一人而另外两家休息。大概有固定的数额，却没有固定的人员；各家都推选本家的壮丁充当士兵。不仅三代的制度如此，姓名不固定登记在官府，也正是为了使他们乐意服从。保长只统领乡夫防御盗寇；平时不相互统摄而合为一都，有时几名保长才由社首率领。平时也不相互统辖，敢于侵扰暴行的，严加治罪。城内的人不编入保册，有事时一律登城防守。格式列在左边。某铺。保长某，保副某，总甲某，小甲某某。若干甲，若干村，若干家，若干夫。第一甲一村（如果有二、三村，就依次写明）。某村。某某某三家共同出乡夫一名。某某某三家共同出乡夫二名。某某两家合出乡夫一名。某某两家合出乡夫三名（以下都按人数多少书写）。第二甲，二村（以甲为止）。某村。某一家出乡夫一名。某村。某一家出乡夫三名（以下都按人数多少书写）。以上三家出夫一名，可知一家有一丁。三家出夫二名，则各有二丁。两家出夫一名，必定一家有一丁，另一家有二丁。两家出夫三名，必定一家有五丁、另一家有四丁；或者一家有二丁、另一家有七丁；或者一家有八丁、另一家有一丁。两家出夫一名，必定共有三丁。一家出夫三名，必定有九丁，这些都可以知道。其余各项也可依此推断。凡是编甲，要按夫役人数计算，不按户数计算。甲可以跨村编排，夫役却不能跨村，恐怕会不便。如果有多余的丁，可四丁折当一夫；若不足四丁，也可以五丁折当二夫。用兵不能没有统属；如果只按甲来统辖，就无法覆盖周全，因为各家丁数有多有少。如今由各家自行编甲，由保册、保长掌管，社首只统率保长。各册都要把有关事项具报县里。于是用八项规定来纠察社里的百姓，并据此进行劝善和惩罚。第一，遵守告诫和晓谕。见前文以下（多数版本作此）。兵宪乔公所颁行的命令。第二，严密稽查。盗贼的产生，无论是强盗还是窃贼，都聚集在山岩、树林和偏僻之处；豪强大族又往往成为他们的藏身之所。过去家甲因为不参与纠察，已经是极大的纵容，甚至还有越界出入、互相勾通的情况。现在应当互相稽查，凡是行踪不明、言语服饰异常的人，立即逐级检举牵连；查实后与捕获盗贼同样给予奖赏，否则事情败露便连坐。他们赌博、教唆、造谣生事等行为，也都要一并察查。第三，谨慎巡逻。城中的铺，每铺轮值五人；各都铺距离较远的，再增加五人。每夜敲梆传更，一更三点时关闭闾门、禁止通行，五更三点时放行。遇到异常情况就呵止盘问。乡里和旷野之中，暴徒不是几个人能够制服的，应当迅速报告望楼，并击鼓警告众人。第四，联合守望。城郭、坊巷和乡村都要在要害之处设置一面鼓；乡村之间距离较远的，还要修建高楼，把鼓放在楼上。遇到警报就登楼击鼓，一巷击鼓，其他各巷响应；一村击鼓，各村响应。只要听到鼓声，各甲都要拿着器械一齐出来救援，统听保长调度。有人延误期限不出来，由保长会同各甲告发官府，予以严惩。有时必须屯守，也要设在交通汇集的要处，因为守住这个地方，内部就大体可以无忧，不能以舍弃此处而防守彼处为借口。如果有人倚仗强力扰乱众人，依法治罪。第五，按时操练。遇到警报，社首、保长率领壮丁进行操练；警报平息就停止，不得无故听任不操练。社首、保长若借机侵扰百姓，各自治罪。衣甲、戈戟等守家所需的物品，由各家自行准备。第六，均摊劳费。贵人和大户，是盗贼垂涎的对象，应当严格要求他们整治家众，使其成为百姓的表率。至于资财、器械、灯油等费用，也不能任意处理，不能只让贫苦百姓受苦；抗拒者依法处置。第七，禁止侵扰暴虐。社首、保长等人，有的愚昧懦弱，不足以参与谋划事务；有的强悍精明，往往倚仗职权作奸。现在应当改变这种状况，帮助他们实行命令，使其能够在治理事务上有所作为，不敢互相辜负。侵害、盘剥小民的，要查明案情，依法处置；县令也要率先垂范，带领众僚属，不要让捕盗等人做出与此相违背的事；若有人告发，就依法治理。第八，惩治奸邪谗毁。那些横行乡里的盗贼、轻薄任侠之徒以及憎恶保长等人的人，揭发保长等人的根底和藏身之处，往往是为了报复；他们虚张声势恐吓豪杰大姓，凭借权势自我尊大；又和那些不服从命令的愚民各自抓住别人的短处，诽谤议论纷纷。因此保长等人只顾念自家，畏缩不办事，阻挠、败坏公法。今后有这样的情况，必须从重惩治。保甲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明道年间，任晋城令时，按乡里的远近编成保伍，使百姓在劳役上互相帮助，在患难中互相救济，使奸伪无处容身。孤独、困穷、年老、患病的人，要责成亲属乡党照料，使他们不至于失去依靠。旅途中行走的人经过当地，患病者也都有供养。到了后来，在临川督促百姓操练，让他们自行准备衣甲器械，天下才开始骚动。所以如今以乡约为主，虽然有时也操练来防备盗贼，但要以不扰民为原则施行。至于宽缓假借期限以求成效，那就只在于是否得到适当的委任了。《石洞集》卷七。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卷八。（明）叶春及撰。公牍一。请示。训练士兵。

译我是粤南海边的人，早就熟悉战鼓声，却常常惋惜当权者平时不作准备，临到变乱又束手无策，以致获罪于人民和社稷；这样还怎么配做天子的官吏呢？于是没有自量，冒昧怀抱壮志，倘若有治理十户人家的责任，也应当奋力施展一割之能。如今又承乏任职于海邑，而本县经历过寇乱，甚至杀害长官、攻陷县城的事也不少见。因此我每天都战战兢兢于此，并且屡次承受上官奉天子之命，殷切地把守疆土作为职责，怎敢不努力呢？何况这是我平日的心愿！我私下考虑训练本地士兵已经很久了：机兵难道不是土兵吗？自从最初设置直到现在，耗尽民力一百多年，招募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不加训练？又怎么能事事依赖他们呢？弊病在于如今任用他们的人，所招募的并不是实际使用的人。对此我非常痛心，到任后立即查考旧有文牒，原额三百人，其中一半赴团练，留在城中守卫的还有一百五十人；他们孱弱、冒名顶替等弊病，实在难以说尽。于是禁止随意勾摄，革除杂役，减少迎送，淘汰老弱四十五人，召募壮丁补充，暂且就现有人员加以部署，编为五营；每营分两队，每队设队长一人、士兵十人，两队合计另设旗手一人、鼓手六人，共二十九人，各有确定的编制。又把他们联结统辖并加以驾驭，设哨长三人：左哨一人掌管东北两营四队，右哨一人掌管西南两营四队；各哨掌旗二人、队长四人、士兵四十人，共四十六人。鼓手听从中军指挥。中军一人掌管中间两队以及中队的旗帜；五营的鼓手之外，另有负责各营观察和传达消息的二人、执篝灯的一人、统领钲铙的一人，都隶属于中军，共五十五人。这样，长哨三人、长队十人、士兵一百人、执灯一人、执铙一人、旗手五人、鼓手三十人，共一百五十人，每天专门在戎场操练。又察看各营，划定防守地界；在教学检阅的间隙，准备巡逻和轮流值宿。中军守卫仓库、监狱，驻在官署；四营分别守卫城的四方，驻在关隘，并且各自设有负责人：从东到北，由东关负责；从北到西北，由北关负责；从西到南，由西关负责；从南到东南，由南关负责，以保护壕堑和城墙垛口。又平均分配劳役：守官署和关隘的各五人，五天轮换一次；到上府值宿的每队一人，满月轮换一次；按例应当迎送使者、办理差遣的，每营不超过三人，并由鼓手轮流派遣。所有人都听从各自长官，既已有约束，也就可以听命了。只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本来就难以让他们作战。因此冒昧请求在辕门设一人为教官，使士兵相互教习；由巡捕统领，每十天训练一次；由我统率，每月训练一次；略定赏罚，使他们能够立即投入战斗并且听令停止。然而我又有深切的忧虑：险要之处没有足够的人可以防守。城外西北有高山，距离城墙只有几步，从山上可以俯瞰城中，这样城中就失去了险要。因此四营分哨时，必须让守东面的兼守北面，守南面的兼守西面，以共同守住险要，但终究还不是周全的办法。团练士兵不敢请求全部调动，只敢请求五十五人，另设一营，按游兵的方式防守西北诸山。有警报时便驻守那里，与城中形成掎角之势；没有警报时则分入五营，各自准备一队进行训练，同时巡逻郊外道路，以减少守铺等劳役。这是使百姓休息、保障地方安全的最好办法。改革海军。闽中的军制，军籍虽然有固定名额，但派遣戍守时，必须轮流更换。出海时就是征操之军，休息后又成为城操之军。海军即使没有遇到寇贼，也有遭遇雾露、冒犯风浪的忧患，不像登城守卫那样可以宽衣安闲。因此豪强有力的人都避开海军而选择城军，海军大多是羸弱之人。戚总兵于是进行大考，先选壮健者参加征操，再选次等者参加城操，再次等者负责城守。军政为之一新。戚总兵北调后继任者沿袭旧制，不能加以整顿。从隆庆建元至今七年，征操之军没有轮换，这就是士兵手执兵器行走军阵之间而发出“北山”之叹的原因。考察永宁卫现有海军若干人，城军中强壮者是其三倍；崇武所海军若干人，城军中强壮者是其二倍；福全所海军若干人，城军中强壮者也是其二倍。应当依照旧例分为三班，每年派遣其中一班，轮换后再参加征操；发给粮食一石，休息后改参加城操等役，减少为四斗，使劳逸均等，违犯者依法处置。齐水砦各军卫所过去派出的士兵，都是从隆庆元年开始的，也应依照成例轮换。抚恤北镇布机户。惠安旧时大概有北镇布，地方志说是用沤白的苎麻织成的。妇女中从事这种工作的，连井臼一类的事情也不敢做，怕弄脏双手留下痕迹。这种布织成虽然十分困难，实际上却太轻薄，不耐使用。如今人们反而多看重它，每年按规定收买以及额外勒索的，不下千百匹，里甲深受其害。地方志作于嘉靖庚寅年，距邑人张侍郎在任大概已经四十年了。隆庆四年七月二日，我到任时，这一祸患已经革除很久了。今年春天我劝课农桑，问邑人李宪副说：“本县有两种布，北镇布害人，而苎布使人获利。自从岛夷作乱以后，农夫放下农具，织妇离开织机，哪里只是北镇布废弃了，就是有利的苎布，收益也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三。从前苎布兴盛时，装载货物的大商人天天不断地在道路上往来，牙侩每月朔望都奔走于县衙。如今创伤还没有恢复，织机已经空置很久，即使拿布去出售，也很少有苎布。因此商旅不再出现在道路上，牙侩也不再通行于官府，苎麻还要到其他县去出售，其利润大概一天比一天减少了。”我于是下令，让每家置办织机，每家种植苎麻，以恢复苎布的收益。不久，部里发文索取北镇布，每匹给银八钱，这哪里是有利可图而不是有害呢？愚民不明白，惶恐惊逃，没有人敢接受命令。即使想逐户坐罪，也实在困难。因为过去虽说是织布，不过是贫穷低微的下户之家织一两匹布来贸易，以供应赋税罢了，并不像苏、浙织户那样每家积累巨万。我的职责是敬奉上命，内心早晚都感到警惕，于是寻找旧日牙侩来充任织户，因为他们交易范围广，发放和收取都容易。一匹布给八钱，已经相当于它的价值；但机户不是认为价格不足，而是担心解送时没有费用，而且正要经营织机，只怕筐篚供应不及；万一因此获罪，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小的牵累。倘蒙加以恩惠，我将不胜仰望感激。将仓粮折价。

译父母有两个儿子，一个想乘船，一个想乘车，不能同时满足，就应当选择对两人都有利的办法。军民都是子弟：百姓以折色为方便，军队则希望领取本色。实在不能贸然听信一方，恐怕他们容易偏私，应当权衡军民的情况和利害，以父母的公心作出选择，也只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办法。假如折色有利于百姓而损害军队，是利于此方而害于彼方，就不应折色，何况军队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损害呢？本色损害百姓而有利于军队，是害于此方而利于彼方，那么实行本色也可以，何况军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利益呢？东南沿海与西北不同：西北寒冷，五谷不生，自从屯盐法废止、河渭道路断绝，船只不能到达，到了紧急之时，即使有金子堆成山，也买不到粮食。如今沿海诸卫所本来就是富饶之地，土地盛产鱼盐，五谷聚集，巨大的船只满载货物，往来迅速，只是担心没有价钱。向商贩征取，就如同从仓库中取粮一样，志书称官军有银，专门等候海船便利，这话确实如此。金门是沿海的地方，永宁是沿海的卫所，惠安也是沿海的县，它们的米都来自沿海各地；各地互相换易，都是如此。这里过去输送粮食，既然可以用钱价交换，那里为什么偏偏不行呢？同样都是海边地区，为什么要困扰这里而迁就那里？何况十分之一的利益，是人们一定会争取的，即使冒险经过一年，仍然有人去做。假使该催收的米按期运到，各军的粮食也按期发给，但其中夹杂着稃米，扬去稃皮后，一石只能得到八斗，这是十成中损失二成。该催收上缴时必在谷物成熟之际，已经舂凿的米每石只值五钱，八斗米折合四钱，用来除去稃皮的八斗粮食，再按折色七钱五分计算，反而多出三钱五分，是十成中获利九成。即使像现在这样谷物尚未成熟，舂凿的米每石也只值七钱五分，一石米除去稃皮只得到八斗，同样是十成中获利二成。折色对于军队有利无害，已经明明白白；而且它获得利益尤其迅速。如果追缴本色，召集军民，命令他们第二天早晨运送，他们并不乐意；往往一去就超过一个月，也有人不去，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折色则由官府督促办理，以一个月为期限，勤勉考核，没有人能够逃避。这样既容易完纳，军队也容易及时得到粮食，既能及时完纳，又能及时取得利益。因此如今负责负担的人中，本色多而折色少，军队又怎么会厌恶迅速得到利益而偏要迟缓呢？如今又有人说不方便，但这些人不是军队。该催收上缴时必有包揽户，即使是最善良的包揽户，从该催收者那里取来一两多银子，发给军队不过八斗粮食，却可以坐享相当于两倍差额的利益；不良的包揽户过去长期暗中损耗粮款，早晚没有别的事情，只想着再次包揽来弥补亏空。所以法律规定，包揽户粮食完纳后也要杖责，以惩治他们。现在试着在公堂上等候，看看有没有人告说折色不方便？一定是包揽户。否则一定是从中冒领、侵吞的人。再否则，一定是愚昧贫困而受他们蒙骗的人。在卫所询问有没有人说折色不方便？一定是包揽户。否则一定是故意侵蚀粮款的人。再否则，一定是愚昧贪婪而受他们蒙骗的人。向军士宣布后，军士都跃然欢喜。虽然如此，说不方便的并不只有包揽户；监收者觉得不方便，守仓者觉得不方便。如果法律本来就是为了便利这些人，那还可以这样说；如果本来是为了有利于军民，又为什么不顺从对军民有利的办法呢？兴修水利。

译六都军民黄伟世、张于霄、陈德实、黄以同、江弼卿、张公叔、陈宗鲁、许其达、周炳文等呈文说：我们祖居六都，承受官民田地四千余亩，这些田地坐落在前黄、林头、崇福等埭，筑堤挡海而成田，土壤多为盐碱地。水从坝头来，坝头的水源发自观音等山，两条支流汇入，泉源不断。水到坝头总堰处形成水坝，坝下便流入海中；坝旁又分为两支：左支向东沿着西吴等村直到前蔡，右支向西沿着前黄等埭直到崇福。两道分水沟，百年来没有改变。嘉靖年间，前蔡人向官府告请，在外坝筑陂；前黄、林头、崇福各埭恰好遭逢厄运，相继陷入海中，田业主人逃亡，承管无人确定。于是水全都向东流，不再向西流。日积月累，人们苟且安于旧状，一方衰弱、一方强盛，形势又苦于无法相敌。遗迹虽还存在，恢复旧制却很困难。偶尔到了旁边的水沟，愚民贪图眼前尺寸小利，不顾长久远大的计划，常常在狭窄浅处填土造田，于是水流灌溉的利益被阻断在中途。积累到今天，水沟已经淤塞了一半。雨水突然到来时，他们因为觉得水沟无用，任其流入海中；旱魃肆虐时，这边又因为水不足而使田地干涸。庄稼焦枯，束手无策。百姓成千上万，都在粮价暴涨的时候饿着肚子；国家的赋税数千斛，也于是积欠在军务告急之日。死亡和迁徙接连不断，赋税收入更加亏损。正因为有这些田地，有这条水道一左一右，大家都依赖坝头的陂水供给；一边受益，一边受害，往往相隔数倍之远。好比人的两条手臂本是一体而分开，左臂能够使手指举起，右臂却单独枯萎而失去感觉。由此可知，爱护身体的人，连尺寸之处也要一并保养；那么在受病之处，更应当加以针灸。何况如今一道水沟长达千丈，古水沟还保存过半，沿着水流追溯源头，这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说法。废弃的礼制尚且还能保存遗留的祭品，幸好这里的遗迹还可以寻查。请求亲自勘察水道，询问当地老人，参照众人的意见。如果黄伟世等人的话确实切中要害，那么请巡按、巡海道等官裁断大计，减少陂中的尺余水量，疏浚田中的旧水道，用那边多余的水补足我们这边的不足，使多的补给少的，利益可以通过相互资助而取得，一劳永逸，百姓也不会认为这是祸害。何况王孙峯崎等埭是新近疏通的，溪西、承天等坝的事情又是创始之举，本来似乎违背旧俗而难以推行；只是两方面现在都能得到利益，反而彼此安定而认为便利。以那里的情况来比较这里，有先例可以依据。知县曾经召集里老询问图籍，以了解百姓的疾苦；对于六都的答复，我没有一次不是合上卷册沉思的。他们说六都没有陂塘湖坝蓄水，七都有坝头陂，能汇聚多处水流。溪水都被拦住向东流，如果从西面疏浚一条渠道使水分流，对各埭来说都是不费力的恩惠，实在是百姓所仰赖的甘霖。只是水道淤塞已久，不敢明确指出它原来的情况，只求能恢复一部分余利就很幸运了。近来我开垦崇福埭的田地，沿着田间道路巡视，询问父老子弟，情况都如前面所说。于是策马出林头，沿着前黄登上坝头陂，按遗迹行走，原本昏暗的地方实际很清楚，原本断绝的地方实际相互连接，好像一根竹子横卧在地上，虽然有几节，实际上仍是一根竹子。详细考察水源，水发自观音山，经过数都到达古县，分流为两道水渠，一同流出坝头，又再分为两支。如今左边畅通，右边堵塞，正如呈文所说的两条手臂：左臂能够举起，右臂却单独枯萎。事实确实如此，实在应当让两方面的利益都保存下来，这样大概才符合鸤鸠均衡抚育的心意，也可避免鲋鱼因干涸而死。七都也查阅图籍答复说，坝头陂上两山相距很窄，暴雨连日时，各条溪流汇合，不能立即泄出，水高一丈多，常常损害庄稼。应当在陂旁设置深沟和陡门以削弱水势，只是南界下游不受这种灾害，所以阻挠此事。这样看来，疏浚这条水渠，不仅六都可以得到灌溉之利，也是七都的利益。晓谕百姓的文书，见《教类》。设置节度使墓守。县城南面十里，盘龙山下有唐武威军节度使王潮的墓。乡绅黄森对我说：王潮的墓被盗掘，不知是哪一年。我小时候曾看见牧童常常进入墓中开凿出的洞穴，里面有三间便房。上面还有铁环、珠襦、玉匣等物，早已被盗掠一空，只看见很大的蝙蝠和红褐色破败的棺木。牧童上去时就踩着梯子攀登。他说我过去曾去看过，坍塌的坟丘上长满荆棘，神道被开成农圃，享庙的石头被村民背去砌厕所，华表折断，只剩一半露在地面上。这正是雍门周面对孟尝君墓地时感到凄怆的情形。考察《五代史》《通鉴》等书，王潮是固始人，与弟弟审邽、审知都凭才干气概闻名。王绪任光州刺史时，召王潮担任军正。后来王绪任节度使，受到秦宗权攻打，率领部众向南逃奔；到达漳州时，粮食已经吃尽。他下令说，军中谁敢带着老弱者同行就处斩，只有王潮兄弟奉养母亲同行。王绪命令杀死母亲和三个儿子，王潮跪下说：‘既然要杀母亲，又何必杀她的儿子？愿意先于母亲而死。’众将也多为他们请求，王绪才放过他们。王绪更加猜忌，众将中有许多人被杀。到达南安时，前锋将领最终捉住了王绪。王绪被擒后，众人共同推举王潮为主。当时泉州刺史廖彦若暴虐，泉州百姓苦于他的统治；听说王潮军队整齐严明，秋毫无犯，父老便相继准备牛肉和酒，拦路挽留王潮。王潮于是围攻廖彦若，将他击败。光启二年，福建观察使陈岩上表推荐王潮任泉州刺史。王潮招抚离散叛乱的人，均平赋税，整治军队，官吏和百姓都非常高兴。陈岩死后，王潮平定福州，唐朝便任命王潮接替陈岩担任观察使。干宁二年，终于以武威军建立节度。传说王潮性情孝友，家法严明。审知任观察副使后犯了过错，王潮鞭打他，审知不敢面露怨色。王潮死后又舍弃自己的儿子，拥立审知。审知后来在梁朝时成为闽王，建立的国家延续六十年，与五代相始终。这是王潮开创的功业。唐朝末年天下大乱，豪杰纷纷起兵，王潮以光州逃亡之人起家，最终占有整个福建，大概也是上天所帮助的。帝王的陵寝，严禁砍柴放牧；我朝用来仁厚对待前代的做法，实在深厚。他虽然是以武力割据，然而已经席卷千里，面向南方称孤道寡，确实是隆盛的一方之君。道路上有枯骨，守土之官尚且要收拾掩埋，何况节度使这样尊贵的人呢？遗墓不能保全，有关官员却没有听闻，我对此非常怜悯。况且世上的官吏，没有显著功业，临离任时还沾沾自喜，连章句腐儒都希望在俎豆祭祀中把自己列入被祭祀者之列。王潮确实对泉州有恩德，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人。泉州虽然在崇阳门楼设有祠祀，但没有见到正式的祭祀典礼。本县也曾在盘龙山下建寺，大概是王潮下葬时所建。田地卖掉，寺院荒废，墓于是被盗掘；如今只有寺院遗址还存在，村民私自开垦成菜园。我已经下令修整他的墓，想在均徭编派时安排一家守墓，收取地租钱。由有关官员在清明时到墓前祭祀，以此彰显我朝深厚的恩泽。校验斛斗、秤和尺。

译宪纲规定，斗、斛、秤、尺由府、州、县按照原来颁降的式样校验，使其相同，官民通用。颁降的式样常常悬挂在街市上，听凭百姓拿来比较，不容贪利之徒增减作弊。如今标准式样长期废弃，百姓家中有的刻木比竹，有的用绳丝悬石来制作，确实出现了所谓内里大而外表小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哪个是斗、哪个是斛。拿东家的尺去和西邻的尺比较，竟像相差十根手指一样。何况现在市场上的时价又不统一，怎样才能使物价和计量一致？谨制作斛、斗、秤、尺，送到官署校验，官民或许都有所遵守。免除铺户设置簿册。本县虽然是交通要地，实际上却很小，原本没有铺户，不像大县那样可以分设行铺，每月朔望到公堂呈报。每月只由有关人员办理应办事务，由一人掌管纲银，共同供给过往客人，也称作铺户，实际上并没有囤积货物。其他鱼菜在街道上陈列，水果布匹在店铺中摆卖，不足以抵得上通都大邑五家商铺的市场。遵照宪纲，把斗、斛、秤、尺送到官署校验，按每月时价悬挂在市场上，官民一律以此为标准。日常所用的鱼、菜、盐、米，命差役带几文钱，遇到便买；布匹则到府城购买。如今想要设置簿册，却没有可以负责的人，而且还会让不肖官吏按照簿册治罪，说：‘你是铺户，你是铺户。’这样就无法推辞。不如彼此都不要追究。若是大县原本有铺户，自然应当依照法令办理。保甲名册留在县里。我多次承蒙巡抚、巡按等遵照勘合责令推行乡约保甲，惶恐不能敬奉他们的美意，因而感到害怕。已经在各都推选耆老，以特殊礼遇对待他们，让他们居住在申明亭，担任约正，教导百姓行善，同时办理户籍、婚姻等一切小事。修建里社和厉坛，用来祭祀鬼神；全部毁掉淫祠，改建社学，请教读来训导弟子。设置保副长，统领各铺的丁男，使他们负责防御事务。我私下认为，如果不能确实了解一县的强弱、善恶、鳏寡、孤独、疾病和困苦，又怎么能以父母官自称呢？所以无论官丁、民丁，无论老少，都登记在册。平时没有事情时用来施行教化，纲纪就有条理；发生事情时用来守卫疆场，什伍就可以确定。这并不是要苛刻对待百姓，而是百姓愚昧，不明白其中道理，怀疑这是要编造黄册，把他们登记起来服役；万一有警，又将驱使他们参加军队。他们隐瞒不报，按照保甲旧籍本来就都在，不过每户一两个丁男，只是敷衍应付上官的督责，不能作为可靠依据。于是让耆老劝说晓谕，我又反复说明两三次；不得已只好发誓取信，他们才上报。不过实在不能保证没有隐瞒，他们心里的疑虑仍未完全消除。近来发生警报，奉檄令保甲丁男到澚地防御，我立即召来保副长，再次命令他们：老幼守家，壮丁听便；按什伍凭借险要守堡，或者集中编营，担任侦察等任务，随各丁人数多少派遣。警情缓和时轮流休息，紧急时全部出动。他们既然欣然听命，如今想把姓名登记在官府，众人却哄然说这是我欺骗他们，辜负巡抚、巡按爱民之心；他们把我看作共同关心此事的人，而我向他们宣传说明的意思，比耆老说得更加详细。可是平时没有事情时，他们本来就不能没有疑虑；有了事情，当然会局促惊惧。法律本来是为了安定百姓，王介甫推行保甲而造成混乱，伯淳则有治理安定与不安定的说法。人没有不顾念房屋、妻子和儿女的；昨天有警，依附澚地的百姓奔走前来接受约束，脚跟相接。因此即使不一定要把他们的姓名登记在官府，他们的心本来就在防备盗贼。这就是所谓不用其名而使用其实。何况姓名已登记在县里，与登记在巡抚、巡按等上级机关相同，只是百姓愚昧，认为上级尊贵而县里亲近；在救急之时还没有立即破除他们的愚见，若骤然让上级听闻，他们的疑惑就会更加严重。所以我只是顺从他们的情绪，奉檄令来达到实际动员的目的罢了。我随即到海上考察他们是否听命，并据此赏罚。保甲不隶属巡司。军队的作用，在乡里已经很明显了。然而三代以后，百姓都怕官而不怕盗贼，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劳役烦重，官府征求催取又越来越急。我到任后，立即把百姓编入甲，百姓都皱眉认为困难，说黄册编造后就要登记他们服役，一旦有警又要驱使他们参加军队。于是我上前向他们发誓，若不能和百姓同心，愿受日光照鉴。这样他们才相继听命。然而起初只是把他们编入组织、向他们宣读法令罢了；一说要让他们当兵，他们又皱眉觉得困难。于是我又上前告诉他们：周礼规定，七户中有三人可以任用，就任三家六人；六户中有二人可以任用，就任二家；五户中有五人可以任用，就任一家二人；不登记姓名，只确定人数，可以吗？他们说可以。于是登记各都百姓中能够负戈作战的人，共四千四百六十七人。大体上是有固定人数而没有固定人员，各家都推选家中强壮的人当兵。不仅三代的制度如此，而且姓名不固定登记在官府，也是为了使他们乐于服从。去年本道索取乡夫名册，我上报说登记在县里和登记在道里相同；百姓认为道尊贵而县亲近，若骤然让上级听闻，他们的疑虑会更加严重。本道体谅而听从了我的意见，如今实行一年，民情十分安定，他们也只怕盗贼而不怕官府。考察国初只有里甲，观察教民榜文，其中说里中若有强盗劫贼，里甲老人集合众人将其擒获，可见后来增加总甲，是有关官府只把它用来增加夫役，最终不能用来任事捕盗，而保甲制度便推行起来了。这不就是所谓的三种保甲吗？所以我立即通过总甲推行保甲法，每铺设置保副长，不拘泥于十甲一保的制度；每里再增加社首，因为社就是里的意思，所以必须设立社首。县里旧时除去坊郭，共有三十四都，近来减为三十里。坊郭中有机兵；沿海地区则有十八都，在县西南，连接洛阳桥和晋江界，环绕向南为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都，■〈犭赖〉窟巡司设在那里。再向南为二十六都，再向东南为二十七都，又转向北为二十九都，再转向东为三十都；崇武所在的是二十七都，小岞司在三十都；小岞以上为三十一、三十二都，有黄崎巡司，进入内港为三十三、三十四都；五都、六都、七都向东北伸出为八都，有峯尾巡司；再向北转就是九都、十都、十一都，与仙游相邻。各都都是要害之地，过去巡司每年按时巡行各都，各铺聚敛钱财供给他们，百姓深受其苦，所以说‘南巡北驿’，意思是负担平均。如今不应让各都隶属巡司，而应让它们自行教训、保卫县境。按时检阅，遇有警报便实行赏罚；至于巡司，只部署其率领事务，事情办完就停止。设立申明、旌善亭。

译本县的旌善亭、申明亭被侵占埋没，已经四十多年了。从前有关官府答复宪纲，错误地说现有的善恶事迹都详细记载，清清楚楚。我看到后感到羞惭，私下叹息天下用空文互相欺骗，大多都是这样。所以面对宪纲，我按照事实书写，在本条下面明确标出被侵占埋没、尚未恢复的情况，不敢欺骗。考察县志，并遍问父老子弟，申明亭最初建在名贤坊，旌善亭建在登龙坊。嘉靖三年，知县万夔征用居民吴伯厚的住宅，扩建儒学大门，并用申明亭的地换取住宅。于是那里成了吴伯厚的住宅，如今据说又成了黄孟和的住宅。旌善亭当时没有被追查，所以没有人能够询问。万知县既然用申明亭扩建学门，于是又把旌善亭改建在龙津桥北面，大概是在龙津庵外的市场地段。嘉靖八年，有个叫谢敏的人向莫知县请求，占有了这块地，自称缴纳了官银一十二两。到嘉靖三十七年，他又把地卖给徐淑卿，价格五十多两；查验谢敏持有的县帖，竟然把后来的文书当成先前的，把那块地抵作此处，豪强于是兼并土地，幸亏登记在册的情况已经无法查考。有关官府只顾把文书放进箱箧，任祖宗的制度败坏而毫不察觉，实在可痛。我的政务在于恢复祖宗旧制，所辖二十八都已经除掉淫祠、修建亭子，唯独县城附近还没有恢复，怎么用来彰明善恶、完成教化呢？龙津的旧址靠近市场，低洼狭窄，请仿照晋江县的做法，建在仪门左右，用县里的钱赎回建成。谢敏获利已经很久，价格又比原价翻了一倍，应当追究论罪；但如今他只是个贫困的穷人，请免除徐淑卿每年所得租银五两，十四年后价钱就足以偿还，应当把这笔收入归入学校，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又有龙津庵的店铺两间，每年租银二两四钱；寺庵虽然改作社学，百姓仍然聚众烧香，就把租银拿来充作费用。我刚开始任职时召集他们教导说：‘烧香是为了祈福，为百姓造福的，不正是知县吗？’陆象山曾向荆门百姓讲说皇极，我现在也这样向你们讲说；今后不再烧香，租银便没有用处。另有淫祠名叫圣堂，我已经把它改作祭祀死难者的祠堂；林知县祠祭的物品，过去由纲门供出，差役也由徭役承担。店铺三间每年租银一两五钱，也都应当归入学校。军门认为毁掉淫祠是美谈，勉励我做一个奉行善政的官吏，特此奉文报告。淫祠应当毁掉，相关内容具载于政书附录。根本原则在于恢复正道、停止邪说，使人登上先王之道。苗民败坏德行，虞帝便辅助并整治常道；商代风俗喜好鬼神，周人便崇尚礼制。这并不是彼此本性不同，而是为了挽救弊端。因此说：道有升降，政随风俗而改变。我从束发之年便立志效法古人，如汉代循吏那样，虽然不能达到他们的境界，内心却一直向往。西汉循吏传中有六人：朱邑只说他廉洁公平，不苛刻，以爱民利民为施政原则，存问老人、孤儿和寡妇，却没有特别记载他的具体事迹。文翁修建兴办学校，常常选取儿童，让他们在便坐接受政事教育。王成慰劳百姓，从不懈怠，户口因此增加。黄霸设置父老和老师，率领伍长在民间推行，劝导百姓行善，含有防止奸邪的用意；又努力发展耕桑，节省费用、增加财产，种植树木、蓄养牲畜，米盐等事务也管理得细密，这些事起初看似烦琐细碎，但黄霸精力充沛，能够一一实行。龚遂率先提倡俭约，劝民务农务桑，考核收成，慰劳巡行郡中，百姓都有积蓄。召信臣喜欢为百姓兴办有利之事，亲自耕作、劝导农民，出入田间，按时巡视郡中的水泉，开通沟渠，修建水门、堤闸数十处，为百姓制定均水的约束，并把规定刻在田边石上，禁止婚丧嫁娶铺张浪费。我在县中已经都仿效他们去做了。然而丑妇模仿西施皱眉，恐怕只能在乡里徒然奔走；百姓难道敢不磨砺自己，以完成本县的教化吗？开仓赈济。

译近来天气大旱，我清理监狱、宽缓刑罚，在山川、社稷祭祀牲畜，后来下了雨。但是种子虽然播下，田地又将干涸，下面还多有饥饿的忧虑。承蒙下令作出决策，实在万幸。本县与仙游接壤，素来称为沃土，五谷年年成熟，不必依靠海船运输。假如不关闭粮食贸易，这也符合救济邻县的道义，也是等待哺食者的办法。若泛海到福州买粮，就不是一早一晚能够到达的路程；况且本县人在海外经商的很少，也不是救急的办法。按平价出售陈粮、换入新粮，实在是良策。只是去年实行时，没有人前来。因为村民买粮，价格不能按每石计算；即使有价格，民间用钱换银也不方便。请求规定一石粮价为一千枚铜钱，对贫困者折价使用，这就是直接赈济。审查贫富是否相宜，严格保结担保的办法，革除出纳中的弊端，是我的职责。先生治理县政，有利的事情一定兴办，有害的事情一定革除，所停罢的事项很多，都必须听候上级裁决，因此请示文牍不下数十件。督府命属县征收粮税，我考察福州各县原先设置的征收办法，列出征收便利八项、收取便利八项、解送便利三项，大家都认为便利，所以我与百姓共同遵守。督府又命属县取用善县的清册；原先编造的丁口，既与黄册的实际人数不同，清册的实际人数又与粮单不同，所以从前只凭清册登记未成丁者，取其一半作为丁粮标准，全部计入盐粮，于是请求司里核查册籍。旧文书中关于盐粮的规定，成年男子免除未成丁者，女子免除幼小者，现在还是否如此？请依照旧例。既然已经向所属征课，军务兴起时又计算其船只粮饷，请求免除。各将领请求恢复船只轮换、再次出动，先生争辩阻止了他们。辋川县是江道咽喉，贽卿率众修筑城楼，橹具尚未完备，而且日久将要倾圮，请求修缮。守御一带归巡捕管理，福州卫驻在惠安县屯田的军士，粮饷就在本县带征。屯田甲每年由卫倅确定田地多少，不论屯田新旧；一甲多的达到七八十人，少的只有十多人。先生把田地按十分编为一甲，一分承担一年，不满六石的合计承担，于是均分驿传银；旧例是解送府中，后来才发给。先生说：驿站附属于县，有紧急事务，前往县里容易，前往府里困难；解送银两免不了道路奔波之苦，去府里困难而发给驿站却容易。请免除解送驿站旧日编派的夫役、廪保等弊害，革除官府的摊派就可以了；但重新设置廪头，其弊害又和从前一样。过去在均徭中编派馆夫守铺，后来又加编银两，交给驿站自行租赁；现在却把租赁之费摊给徭役户，也请革除。驿传银旧年编派二千三百余两，先生每年有一千两余款；由于丈量标准不一，小民容易拖欠，请每年减去五百两。岛夷入侵时，登记乡民充作士兵；贼寇平定后，又把他们用来充当军饷。先生到县时，欠负的还有一千四百人；弓兵的欠负也都请予免除。闽中寺田充作军饷，每亩都是二钱，法石等寺如此；只有下等田二钱，中等田加四分，上等田加四分之四。先生请求按照各寺的情况办理，上下两等田彼此折合调配。泉州四场的盐不晒而纳，其盐盘应当毁掉；惠安场每引只折七分，私自晒盐仍和从前一样。两院奉部檄议定增加折价，并对盐盘征税。先生认为引价不可增加，只应以便利通商为原则；又计划把盐盘分为三等征税。朝廷优待盐户，是因为他们有煎盐、晒盐的劳苦；改折之后价格又低，并且完全免除差役，未免过滥。先生核算民盐两户十年的费用，认为均徭暂且编派盐户三分之一，以宽减民户和盐户，因此鼓动众人上章争辩，奏章竟上了三四次。盐的总秤，应当看齐民间的里甲官。各种费用都责成总秤承担，再斟酌情理和法令，略微确定纲银，使其不得超过限额。惠安县任所运载至枫亭、莆田，禁止越界；于是请求南北通行。贫困的陈德实有荒田二千三百余亩，拖欠租税六百余两。先生向抚院申明，请求免除他一次均徭。荒田招募佃户承垦，以及分配田地而取得产业的人，所欠租税等兄弟承垦一年后再逐渐补缴。抚院认为这样很好。先生穿着草鞋亲自察看工程，并且替他开通水道。陈德实于是办理税籍黄册的事务，制定条约，向两院和各司申报，除去里书经手，让百姓亲自供报，由自己审核编造，按照丁口和粮额均分里甲。五个月后完成。部檄规定田契税每亩三分，若折合银两也是三分。如今有人反而认为两税方面先生重新审核册籍，只把契约银额登记在册。册籍完成后核算，浮多部分比原造册少了三分之二，请求免除两税。两院认为这是洁身自守、爱护百姓的表现。浮粮和新增加的册额已经有四十年，有的过去虚浮如今已成实额，有的过去增加如今已经废除。从今日起，核实浮多米一百三十石、新增加米一百五十石有余。造册后遍送各司知悉，十年重新编造。国朝设置河泊所，是为了专卖渔利；洪武年间派校尉点验查看，后来便成为定额。此后山海之间居处各异，捕鱼技术和行业各异，存亡情况也各不相同，却还拘守从前的旧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两〕 先生全部撤去旧户，核查现在从事▯业的人，按照各人的技艺类别确定课税，只收足旧定额便停止。绘制图册上报，册籍也十年更换一次。县里有河泊所，课税由县里征收，其官员仍然存在。澳中用于供应各项支出的费用，请求裁减并撤去河泊所。先生考虑到历年布政司的粮单不真实，便自行编造黄册，搜查抉择细密到了牛毛，于是把应当增加、应当革除、应当摊派的丁米拟成一份清单，报给各司，规定万历二年以后以此为依据。县里设置的七处仓库，在县门附近的被豪强夺去作为商铺，先生请求收回恢复。公署有三处；若县里的各种器物，都是上役里长办理；两院巡行部属时费用尤其巨大，先生不让里长承担。到这时，小件器物以守藏者的稍食钱置办于藏库，大件则请求用羡余纲银置办。工曹主管守理刑馆的器物，按旧例由惠安县出办，但也只是命令解送银两，从未责令购买。罗司理到任后，丞一中一定要县里购买，价格比平常高出一倍，过去都由里长赔偿。先生掌管纲银册籍，丞因此怨恨他。这些都是惠安政书中的内容，想要作为后来治理政事的借鉴，应当详细阅读。封还索取折干机兵银的票据。

译机兵本来是守城御寇的，不是用来挑担服远役的。私自役使尚且不可，何况征取他们的工食钱作其他用途呢？天下的弊端很多，而机兵这一项最严重。就拿惠安来说，额定并增加的机兵有三百人，赴道听候操练的有一半，赴府上宿的有十人，鸣钲击鼓供应迎送的有若干人，系着红绳、扎着皂带供人差遣奔走的又有若干人。知县役使他们，县丞役使他们，主簿、县尉也各自役使他们，实际上不过是徒有这个名册罢了。过去有几十个人奔走数百里迎接新任官员，大概是想借此效劳，深相结交，以便日后承受差遣到乡下办事。职拒绝他们说：‘县里的机兵，就像卫所的军士一样。卫所不得役使军士，知县难道敢役使机兵吗？’于是他们无话可说，只好回去。私自役使尚且不可，何况征取他们的工食钱作其他用途呢？县里征用机兵，机兵必然把负担加派给编户，这是借他们的手来行事罢了。职才疏浅陋，谨将原票退还缴上。隆庆四年，郡丞丁一中入朝觐见，七县已经破费钱财为他饯行；他又向每县索取折算的机兵银三名，每名七两五钱。先生没有和他一同进入试院，而是到丁一中的寓所拜见；寓所主人郑櫆，是先生的弟子。丁一中对先生说：‘您难道不知道京师费用很大吗？’先生没有回答。退出来后，对郑櫆说：‘入朝觐见的人，谁不知道其中有收入？但我教你应该怎样做，难道可以改变吗？’丁一中命王经历守着先生，回复如上。后来丁一中见到丞、簿，总是称他为‘堂尊古人’；机兵银一事幸好不要留下，大概是怕先生先行揭发，所以故意用好听的话欺骗他。因为先生不肯购买刑馆器物，他和各县一同入见丁一中，丁一中辱骂说：‘愚夫愚妇，一个人竟能胜过我；不要说府里难以辖制县里。’不购买器物，难道就是爱护百姓吗？不过是徒然博取好名声罢了。等到御史刘良弼巡按闽地时，少宰刘光济与丁一中交好，便把这件事托付给丁一中；丁一中于是向御史进谗言诬陷先生。先生听说后，让妻子儿女去游山、弹琴。然而守道蜀郡阴公、巡道云间乔公、太守南海姚公、福州司理池阳李公，都知道先生的事业，替他辩护。御史说：‘先生是贤者，我应当成全他；但为官之道贵在中庸。’先生回答：‘孔门之中只有颜回、闵损近于全面具备圣人之德，其他贤者各有自己的气质，只是随着各自资质所接近的方面，最终同归于圣人之道罢了。’ ‘天天讲中庸，职做不到；即使想在行动中体现它……’御史从此以后，表面上虽迫于公众议论，内心实际上已经忌恨先生。少宰最终召丁一中任郎署。请求归乡。

译职是南粤的鄙陋之人。自从束发以来，妄自怀有治理天下的志向。穆宗即位那年，写成三万多字的书，伏在宫阙之下上呈。那时我的年纪已经三十六岁，从未到选部求见。选部只根据乙榜名册，选派我到闽清任学事。于是跟随博罗省祭官张兰借来冠带，进宫拜见皇上，而所上之书也只称我为署理教谕。后来感叹说：‘五谷是天下最好的种子，播种在高地，就在高地生长；播种在低湿地，就在低湿地生长。关键在于栽种它的地方啊！’平日我本来喜欢阅读国朝的制度文书，便奉行制度文书来办事。每年两次升迁调任惠安知县，也奉行制度文书而行。有人说：‘这个人喜欢古法吗？’我回答：‘难道我要住高大的尊屋、饮一掬水、上身穿衣下身穿裳吗？我的太祖皇帝是效法唐，还是效法汉？我遵从当今。’有人说：‘这个人喜欢名声吗？’我回答：‘方脚圆头，是人的实际本质；名声，是人的翅膀。两只翅膀，是鸟的实际本质；名声，就是鸟的翅膀。并不是没有不取义的实际本质；名声，就是义。不冤枉无辜、不滥杀，是仁的实际本质；名声，就是仁。实际本质属于我，名声属于人。方脚圆头，如果不敢称为人，就只能称为禽兽。’ ‘我重视实际。唉，悲哀啊！谁是灾祸的招致者呢？’职曾读嵇康写给山涛的信，起初不相信；如今才知道其中的道理。有六个不能留任的理由，有八个应当归乡的理由。年轻时以为古人的书就像家常话，不知道死人的话会使活人不快乐，这是不能留任的第一个理由。‘鹓鶵吃竹实，太山的鸱吃死鼠，人则把它们切成肉羹烤肉。君子讲仁义，以自己的情况衡量别人，认为彼此相差不远，却不知道海上有追逐臭味的人。’这是不能留任的第二个理由。‘笔直的木头不能做车轮，弯曲的木头不能做椽子，为什么？因为天性不能假借。一旦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符合那个人的意见就会违逆另一个人；人心不是木石，难道没有识别察觉的能力？但最终不能舍弃自己的契合而去迎合他人的违逆，这是免不了的天性。’这是不能留任的第三个理由。‘三尺高的儿童，给他果子就高兴，说他是盗贼就愤怒。因此世人内心多重利益，外表却喜欢高尚名声。季次、原宪以为形貌已经不值得修饰，这是憎恶并以此自我鉴戒。’这是不能留任的第四个理由。‘五步远立一标靶，百人向它射箭，没有不射中的；一棵孤生的树，百把斧头砍它，没有不折断的。为什么？因为伤害它的人太多。’职自从束带入仕以来，百般责骂纷纷而来，幸赖杜公在前、刘公在后，有人说我是好官，有人称我是贤者，才保全了我六尺之躯，免于遭受三木之辱。现在不离去，以后既没有两位公卿那样的知遇，又会遭受众口铄金的毁谤。想到自己一人，实在不足以抵挡百万支箭和兵刃，这是不能留任的第五个理由。指鹿为马，脚相同；把雄说成雌，翅膀相同。把天说成地，上下就颠倒了；把白昼说成黑夜，阴阳就逆乱了。把伯夷说成贪婪，是非就错乱了，这是不能留任的第六个理由。职的父亲退斋先生，是一位老儒生。他认为我这个不肖孤子已经长大，却从未改变教育方法。十岁教我《古文尚书》，十二岁教我《诗》，十四岁教我《易》，十五岁教我读宋儒的书，使我讲求圣贤之学。十七岁时他去世，我三年之中没有能够奉养他，这正是曾子面北流泪的原因。然而还有可以自我宽解的地方，就是说立身行道，以此为父母增光。如今寄居在偏僻小县，颠沛困顿而不能振作，对外不能有益于君，对内不能尽孝于亲，应当归去。二我一生意气慷慨，自比古人，求学以苏湖为目标，治理县邑以晋城为榜样。如今衡量自己，已经不足以和两位先生相比，只能充当两位先生的仆役。即使朝廷召用我，我也不能仰望古人的事业了。如果只是苟且优游度日，窥伺窃取微薄俸禄，那不是平生的志向，应当归去。三我年轻时多思多虑，心血已经衰耗，又加上父母之丧、两个子女之丧，肝肠摧折；一度又被五斗米束缚，头顶到脚跟都受到磨折，头发已经斑白。我曾想到父亲五十四岁去世，祖父六十七岁去世。我今年四十二岁，如同祖父一样只剩二十年，如同父亲一样还要再减去一半。等黄河水清，人能有多少寿命？如果不趁现在辞去尘世的劳役，返回柴门，收摄精神，修养心性，谋求不朽的事业，一旦先于犬马填入沟壑，与草木一同腐朽，应当归去。四我过去在家时，堪舆家说职难有子，大概是因为父亲葬地不吉。职取来他的书查看，果然没有堂气。很久以来就想改葬择地，应当归去。五古人说：长期做官会减少仲之的家产，意思是不能因为做官而改变务农。职有薄田一百亩，长久以来沦陷在贼寇之中。如今贼寇已经平定，应当除去荒草，作为养活妻子儿女的计划，应当归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 六从前职尚未做官时，有人说我将来做官不会长久，因为过于拘谨小心，不是济世用世的人才。如今幸而考核期满，应当归去。七近来因焦虑劳苦，精神恍惚，疾病虽然还没有显露形状，征兆却已经先出现；事情又不能借病辞职，不能免职，也不能请求。与其这样，不如像十月里的馆师一样，悠闲地坐在帐中，等待学生送来的束修。职认为，即使到了腊日也坐着不离开，教诲不知疲倦，也恐怕积劳日深，惊动并招来扁鹊，应当归去。八有了后面八条理由，即使没有别的缘故，也还应当连夜离去；何况前面还有六条理由，逼迫我早作决定。嵇康所说：‘没有外在的灾难，也会有内在的疾病，难道可以不考虑吗？’何况职起初送妻子儿女回去，本来就是打算立即归乡；直到如今仍像匏瓜一样悬系在那里，彼此牵挂，进入门户时只有一个仆人相对，形单影只。近来仆人又病了，职中午不能进食，只得用冷水自己洗脸，这是全县人共同怜悯的事。职曾羡慕古人挂冠归隐的风气，却不知道当时从哪里找到替代之人，难道没有应当负责守职的人吗？如今职已经写好归去的辞文，但还有库狱的事务寄托在身，只能仰仗明公，俯从我的私愿。附和《归去来辞》。

译归去吧！世路艰险，为什么不归去？既然面对太行山而要前往楚地，自己迷失道路，又能悲叹谁呢？感叹羲和驾日奔驰得太快，即使是骐骥又怎么能够追上？领悟齐物论的微妙道理，为什么要说尧正确而桀错误？白雪皑皑，积满头巾；尘土缓缓飞扬，把衣服染黑。问那触蛮两国在蜗牛角上的争斗，争夺者是多么卑微啊！于是命令妻子儿女，早晨起身、连夜奔走；来到人烟稀少的穷巷，破席铺在门边，冠冕已经丢失，形体还保存着。客人来慰问，幸好还有祭祀用的牺樽；招呼他们摆上杯盘共同交谈，说到贤达之士便惭愧得脸红。庆幸潢池之乱已经平定，栖居一枝便可以安身。荒芜倾颓的房屋开始修建，门庭寂静而无人关闭。亲近轻盈的鸥鸟作为伴侣，羡慕儵鱼可以供人观赏。白云被扫去却仍不离开，黄鹄被招呼却不肯回来。岁序凛冽，将近年末；松柏挺立，可以作为屏障。归去吧！骑着欵段马，如同马少游一样；只要我已经归去而不违背本心，富贵又是可以求取的吗？本来没有得到，又有什么可喜；并未失去，又有什么可忧？先人命令我等到春天归来，使我终身在西边田地里生活吗？有时互相唱着樵歌，有时驾着渔舟垂钓；在赤水探求玄珠，到丹丘访寻羽人。日月交替而向西奔驰，江河浩荡而向东流去。感叹造化无穷无尽，也将和我一同休息！算了吧！寄身于天地之间，百年尚且难得，何况外在事物能够长久留存吗？为什么还要奔走劳碌，将要到哪里去？屈身折腰并非我的志向，却是陶渊明早就期望的生活。游览斜川时举杯畅饮，也下到水边耕耘锄作。琴即使没有琴弦也可以弹奏，兴致适意便能写成诗。回看古今不过一瞬，求仁而得仁，又还有什么疑惑呢？再次请求致仕。职蒙受朝廷深厚的恩德，十五岁入学受教育，二十一岁乡试中举；父亲自幼又教导我忠孝大节，所以常常意气慷慨，自许甚高，假如获得一命之职，便应当尽职守节，做官以后终身不顾妻子儿女。只是志向大而才力小，不足以辱没朝廷的询问。隆庆二年，写成三万多字的书，伏在宫阙之下上呈穆宗皇帝。穆宗容忍我的狂妄悖逆而没有治罪，我仍得以凭文书充任闽清儒学教谕，后来升为惠安县知县。这并不是我所能胜任的职位。职查阅到任须知、宪纲等制度文书，其中详细记载祖宗对官吏的严厉责备；只是如今法令宽松，不肖者不足以说，稍称贤能的人也多有卑鄙瑕疵、阿谀趋奉、求取尊誉、粉饰虚功、执持空文以取悦君上的行为，职不敢这样做。到任四年，日夜不得安闲，只把便利百姓作为事务，全部见于《惠安政书》。虽然自认为没有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但若依祖宗法令衡量，已经背负了窃取俸禄、尸位素餐的羞耻。何况正直行事得罪他人，谗言嫉妒不少，即使流放到四方荒远之地也不足以抵偿罪责，哪里还会有赏赐呢？幸而两院和本司在外持守正道，朝廷之中公论也很明白；近来职考核期满，不但宽免了不称职的罪责，还升任宾州知州。这种广大深厚的恩德，真是如天覆地载一般。这正是职图谋报答恩德的时候。职如今犬马之年四十三岁，虽然正当强仕之年，但在县中已经过度劳苦。比如去年的黄册事务，天还没亮就起身穿衣，半夜才退下；即使丁粮只有升合之数，审核也一定亲自办理，这样持续了五个月。当时有人以疾病规劝职，职说：‘一年完成这件事，可以停止十年的争讼；一任完成这件事，可以称为一生的事业。古人摩顶放踵，也是因为心中不能放下。’因此到了今年疾病和劳苦交加，血气衰弱，精神损耗，须发脱落，自料一定会填入沟壑。哪里想到还能等到接受新任命的荣耀呢？如果带病前往宾州，不用说会触犯他人，还将增加劳苦；因为职做官，处理百姓事务就像吃饭必然喜欢、喜欢就必然尽力一样，天性本来如此，那么死亡也就没有固定的日期了。起初接到升迁报告时，已经准备了致仕文书，蒙两院俯从；军民请求挽留却没有获准，因没有替代者而无法挂冠，每当望见罗浮故里，便徘徊不前，泪湿衣襟。如今抚院上奏保留，奉旨却不允许，这是高天厚地般的恩德，也是使我这残躯在未死之前得到保全。那些军民到宫阙请求挽留的人，吏部自然不会替他们再行请留。宾州方面凭借文书来催促的人，知道职贪恋官位不足以再耗费钱财，便把事情隐瞒了；职已经决意请求归乡，也没有追问那个人究竟是谁。没有凭据可以缴还，又担心宾州官缺，吏部不能立即任命补缺，这些情况都应当呈明。职近来蒙两院准许回籍，等待命令。九月五日，印信、仓库、文卷等全都交给县丞徐江，这样便可以挂冠离去。恳请转报上闻。以病辞职。职在惠安任职四年，虽然劳苦到了头顶和脚跟，也没有什么德行可以施加于百姓；按照宪纲等制度衡量，实际上背负了窃取俸禄、尸位素餐的羞耻。朝廷没有加以斥责诛杀，反而升任宾州，恩德广大深厚，哪里只是天地覆载而已？职本是腐儒，不适合为世所用。我原以为圣贤的话可以相信，祖宗的法令可以守持，却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素来有犬马之疾，万历元年请求归乡，没有获准。二年三月，虚火上升，血气耗竭，须发脱落，填沟壑就在早晚之间。四月听到宾州任命的消息，于是上文请求致仕。两院和巡道怜悯我而准许，却又没有获准。军民因为相互亲近，日久不忍舍弃我，各自到宫阙请求挽留。军门也上疏请求挽留并另行代任，仍未获准。十月奉旨不准留任，而宾州任职又因疾病不能前往，于是再次具文请求致仕。两院行文布政司议论，认为本官年纪和精力正盛，志向品行清白，历任官职四年，足以称为勤劳，难以让他休致。又咨文广西布政司催促起行，仍未获准。私下想到自己愚直刚愎的性情，行动便容易获罪。两院各司委婉地劝勉我，不愿让一位长于才学的人在尧舜之世被弃置，这实在是盛大的心意。人不是木石，怎能不欣然感动？何况从这里到宾州，路程不过二十天，没有车马劳顿，却有舟楫便利。那里土地肥沃，民风淳厚，农业丰饶，五谷充足，人民专一朴实，对邪教的教化容易实行。没有世代积财的大豪强可以操纵官吏、左右是非。两粤的士绅向来看重名节，而且地处山谷之间，没有往来的使者，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奸诈贪利，日夜偷偷传递符信、喧闹不止地劳扰有司，稍不满意便肆意毁谤。即使有病，也还可以卧床处理政务。假如像汲黯一样死在淮阳，死在那里也就完成我的事业了。携带凭证的人索要回报，职不能备办，他便愤怒地拿走凭证。布政司发给札付作为凭照，于是职在十二月抵达家中。正月病情稍缓，前往宾州，中途又病。二月初一到达桂平，病还没有痊愈。想到本省院道怜惜人才的心意，与闽地并没有不同，也想在宾州有所作为，这又是职一向的志愿，只是无奈被疾病困扰。看来职没有德行，恰好被上天看见，所以使我不能承担任使之职，借宾州之事显现给后世。估计病情平复并不在眼前，而宾州官职又不能长期空缺，应当把札付送还，职回籍调养，不再等待回复。修缮号舍（以下为闽清部分）。

译工匠必须住在作坊，是为了防止粗疏敷衍的习气；士人必须住在学校，是为了断绝外物诱惑而发生的迁移。正如鱼不能栖息在树林，鸟不能游泳在河川，所以志向专一而学业能够成就。我伏读法令，难道能不感到敬畏吗？住宿、斋戒、会食，考察学业、考核品德，早晚升堂，初一十五练习射礼，这些都是为了广泛激励学官、整顿科举教育，并不是空疏宽泛的制度。因循日久，终于废弛。膳食费用竟争夺到刀锥般的细微利益，斋舍却荒废成了菜园。初一十五行过一次揖礼后，便[原文缺字]地散去。环顾天下，没有不是这样。何况闽清的学生分散居住在七县，本县十人，外县一百人；它的疏阔荒废，哪里还顾得上过问！幸亏本道以圣贤之学倡导七闽，本县以提调的责任振兴一县，士人纷纷仰慕风教而来。职到任后，与训导某某宣示德意，说明典章，愿意来学的有三十九人。旧时虽有几间房舍，却没有一片瓦、一根木材保存下来，倾斜得不能支撑，墙壁坍塌而不完整，不足以遮蔽风雨、安置床席。请求整治旧舍，另行规划新舍，使来这里的人忘记回去，使求学者专心立志。至于学校次序已经修整，学生已经聚集，如果教化不明、学业品行不能树立，职就没有地方逃避罪责。送交束修，用于修缮号舍。古代士人拜见老师，用蔬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刚入学时一定要向先师行释菜礼。君子彼此相处，大体原则由此可以看见。如今学校却斤斤计较，仿佛是商人把持教师职位的权利，怎么忍心说呢！怎么忍心说呢！诸生来拜见，有的带米，有的带果；不带这些的，有的带银，两项合计除去退回和总收的部分，有十两多。这也算蔬菜见面礼的意思吗？职不敢另立异议。诸生经过劝导，都愿意来学习，彼此一起恢复祖宗的法令；可是房舍荒废在草莽中。即使贤能的有司想全部兴举它，职又没有一根木材可以承担其职任，怎么办？乡里的私塾延请老师，弟子有时还不能容纳，只能自己用椽木和墙壁凑合。现在用诸生所送之物来修治房舍，也合乎乡塾的意思吧？谨把这些钱送上，以备修理。辞去署理连江县。职此前承蒙委任署理永福，已经当面辞谢；恰逢新官到任，才得免除。如今又蒙委任连江。士人之所以坎坷失意，是因为疏远者多而知己者少。职到任一个月，便承受委任治理两个县，因而得到上级知遇，实在不浅。士人为了知己可以死，女子为了悦己者可以修饰容貌，都是因为肝胆已经完全倾尽，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只是想到职名义上是教谕，天下教谕有一千一百多名，他们的事务尽可看见。何况闽清学宫在万山之中，颓墙通向溪流，荒草没过肩膀，房屋只剩残缺的边角，大堂连破旧的几案也没有，这正是君子所感到痛惜的。学生一百二十人，本县十人，外县一百人，合在一起聚集，像水团聚沙一般，职对此实在忧惧。职述说列圣的典章，奉行群公的教诲，忘掉愚昧、竭尽才智，带头倡导诸生。愿意来学习的三十九人，用见面礼修治房舍，住宿斋戒会食，希望全都依照制度。早起晚睡，木工便放下规矩；晚起早睡，乡人便放下簸箕。因此没有人能够离开。何况学生正要进步，教导者却先行退解。诸生认为职是什么人呢？古语说：‘厨师即使不亲自掌管厨房，尸祝也不能越过酒器和俎几去代替他。’这是说职责不同。至于害怕文书事务的烦劳，畏惧官场尘垢容易沾染，那是乡里自命清高者的行为，不是职的志向。农夫耕作而使甘雨降临，小人有所作为而使君子得以保全。君子所庇护的，正是小人所仰赖的。辞去署理闽清县。章文懿被贬到临武时，后来随即改任大理，之后却因没有到临武任职而引为遗憾。他平日私下说：即使不能中甲科，也只能按资历拘守；署理教职三年，如果不是极其不肖，应当能够得到一个县，或许可以弥补平生的不幸。此前职承蒙委任署理连江，恰逢突发重病；如今又委任闽清，又有深重的忧患。职年已三十八岁，生子却难以养育。往年在京城，家中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继忠，职还没有见过他。这个月收到侄子梦熊从赣州寄来的信，说他没有中第；七婶[原文缺字]门，一见信便泪流不止。询问送信人，只见四岁的小女儿已经心神大乱。每天升堂不过行一次揖礼，如果署理县政，必然会耽误事务。再次辞去署理闽清县。富弼出使契丹时，不顾男孩出生、女儿死亡之类的家庭事情；职虽然身为人子，忧愁确实不应当以私情上渎公法，实在不能这样做。洪武十四年，禁止有司差遣学官；那么学官除了教导诸生之外，就不应参与其他事务。齐景公用旌旗召唤虞人，虞人因守职而被杀也不前往；守道就是守官。学官与县政相距，难道只是旌旗和皮冠那样的差别吗？职实在想依附虞人的义行，只因情势逼迫、辞意穷尽，才把肝胆全部吐露出来。辞去征收粮税的差事。粮税长期缺额，如今本道命令学校自行征收，实在是很大的幸事。然而有三条理由说不能做，有三条理由说不可做。有人说：教官事务少，却不知道每天早晚升堂，初一十五行礼，手执经书回答学生的疑难，肩膀相摩、脚步相接，哪里还有空闲做其他事？这是不能做的第一条理由。学校统率之人不能出门，号令不能到达百姓，权位、法制和县相比怎么样？县里尚且不能征发，何况学官不能呢？这是第二条理由。职是归善县人，曾亲眼见过教官征粮：出入时增减浮动，还要贪取一百两，呼喊喧闹、跌撞突进，各种丑态都具备，职内心惭愧，怎么能再去仿效呢？这是不可做的第一条理由。弯腰作揖、谦让有礼，别人尚且还会违犯义理，何况居上位者为了私利而行事呢？这是不可做的第二条理由。朝廷把天下看作一家，没有彼此之分，所以命学校主管教导，县里供应廪饩，彼此共同成就政事。越过官员本来应守的职责，侵犯提调的职权，这是不可做的第三条理由。请求仍由县里按照从前的办法征发；方便的地方则依新令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百里〕 不奉行改学。承蒙允许金铎改学，以便免除差役。大概学生共有一百二十人，本县二十人，外县一百人；开始时冒充籍贯以求进取，最后改学以图方便，那么闽清一所学校不过是让冒籍之人登上仕进之途的地方罢了。就金铎来说，从去年到现在没有一次到学校；即使让他到塞上修筑长城，到维扬拉动龙轲，也早已轮换回来，怎么能以‘来学校就要服差役’为借口，说两件事彼此妨碍呢？何况卧碑明明在此，怎么敢征粮？足见他寡廉鲜耻，本应黜退弃置，为什么还要听从他的私愿，给众多士人看呢？苏子由说：‘上面有宽仁的君主，下面才有执法的大臣。本道以宽厚为教，职不敢不执法。职曾读史书，看见前代执法之臣毁坏白麻诏书、焚烧诏书、封还词头，心中私下仰慕他们，这也正是本道所取法的。职一定不依准此事，一定不替金铎除名；如果要除名，等职被罢斥以后再说。’ 又。

译承蒙批示改学，也说事情中有‘间有’的情况。既然说‘间有’，就不是正规的，也不是通常的。私下听说二三月间本道大门开放，闽清每天有十几人报告改学；金铎自以为得计，所以不愿到学校学习，而让原籍申报。职年纪还小的时候就认为，如果天下各衙门都遵循祖宗法令，天下便太平了。因此到任后立即修治号舍，斟酌时宜，让众弟子住宿、斋戒、会食；不在斋舍住宿的，便设立会集，按月考察。四月叶[原文缺字]来考察，问：‘你们会集诸生时，他们的文章怎样？品行怎样？’职回答：‘诸生正纷纷报告改学，哪里有空闲修治文章和品行呢？’梁灌来考察时也这样问，职也这样回答。那些改学者，是教化的蛀虫，也是竞相追逐的目标。过去卜式牧羊，羊群肥壮，武帝问他原因，他回答：‘坏的就立即除去，不要让它败坏羊群。’改学者难道就是败坏羊群的人吗？闽清诸生来自七县，起初入学时本是高兴而来，所以如今求学者都涣散地想离去。探究他们的实情，并不是因为路远，也不是因为费用多，而是想从考试中获利。过去谢显道想回上蔡应试，说：‘蔡地的人很少学习《戴记》，因此没有科举取中的利益。’ 程子说：‘你的这种心思，已经不能进入尧舜之道了。’程子不允许弟子辞去太学而回上蔡，职难道会允许弟子放弃闽清而进入府学吗？况且有尊卑，是天下最大的分别；所以下位对上位一定要尽到礼数。忘掉彼此、以天下公义为重，是天下最大的公道；所以上位对于下位也应当听从其言。职不敢违背礼义，本道难道可以因为他们的言辞而拒绝、弃置他们吗？练习射礼。学校是主持教化的机构，用来兴起礼乐、培养贤才。职进入曲阜，观看孔子庙堂中的车服礼器，游览矍相之圃，徘徊而不能离去。听说如今乡射礼已经遍行天下，七闽号称文物之地，唯独闽清学宫处在万山之中，礼制废弛、礼乐崩坏，职对此感到怜悯。郡学是最适宜兴办教化的地方，特意命令生员王时泰、王世隆、林应举亲自前往讲习弓箭、爵觯、笾豆、洗篚、笙磬、侯乏、决遂、朴楅、中算等器物和礼节，烦请筹措办理。修建射圃，堵塞岔路。国初任职期限很长，近来才快速升迁。职署理教谕还不到两年，就报称调任惠安知县，白白耗费俸禄供养，不能贡献丝毫，若以实际政绩考核功劳，实在羞惭。古人三年专心事业，九年大成；诸生虽然说已经稍知趋向，能够以圣道自任的人却很少。本道身居上位，职又能为那些尚未做成的事情做什么呢？那么修建射圃、堵塞岔路，就是应该做的事。职刚到任时，学宫已经荒芜在草莽中，于是登记见面礼钱和县库钱，修治房舍四十间以供诸生居住；又拿膳食钱的余款和斗库等款项，所以凡是教谕能够做到的，筑造周围墙垣六十多丈，创建东翼八间，修缮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敬一亭和藏书楼，使其通达堂庙；制作铜爵一百一十件、笾豆一百六十八件。教谕能够做的，大概到此为止。至于射圃原在学校东面，礼制废弛、教化松懈后，便成为县里演武的地方；职在初一十五与诸生练习礼仪，于是张榜说明，射圃退还后立即改作他用。如今世道多艰，射箭还要贯穿皮革，确实难以改回旧制。但庙西有一块地，东西七丈二尺，南北多二十丈，足以建造射圃。隆庆四年，斗库原来归教谕支用的款项，除去修造费用后还有六两；膳银除去会膳费用后还有十两；学校又有修仓银、租银存放在县里，都足以筹办。职虽然离去了，训导王竒玉与我同心，生员张以谟、张以谐、张以谅、张以诜，以及父世成、池塘、起潜、起鳯，父文炳，都诚实敏达，可以委任。应当命世成、文炳办理修建，训导考察督促，工程一定容易完成。县东仓原在学校北面的道路旁，靠近教场；取道学校大门，践踏圣庙门左侧通行，后来便成了宽阔大道，羊猪纷纷来到大堂，挑担背负的人接踵走到门前，不是用来屏蔽喧嚣杂乱、肃清庄严环境的地方，应当堵塞。修建射圃。修建射圃，如今人看来是缓办之事。太祖高皇帝却认为这是最急迫的事，因为它不只是兴起文教，也是武事。县里转呈的详细意见究竟怎样？不知道是否不过是说财力不足，不能举办；或者说盈余银两都已经验收，不能妄自使用。学业备用银十六两，再以租银、修仓银相佐，不能说财力不足。学银用于学校，不能说是妄用。天下的钱粮，哪一样不是经过验收的？往来报明上官，本来就已经获准了。若实在不行，可以向察院请求；若仍不行，可以向军门请求。过去王温舒喜欢杀人，会春却跺脚叹息说：‘唉，如果冬月能再延长一个月，就足够完成我的事情了。’凡是修举事务，职在任时都极力节省克制，自己设法办成。唯独射圃必须在早晚之间动工，不能再延长一个月，所以只好仰赖存放在县里的学银；否则就把职已经具备但还不足的钱转交官府补足。议论。议论军粮。

译福建水寨原来都是卫所的军队，分三班轮流戍守；行军粮饷就在月粮之外加给，修造战舰也由军队承担。如今休息的人员每月办理料银一钱，千户以下按照军士的办法轮班，卫总指挥各自八个月更换一次。水寨没有招募的士兵，官府也没有供应各项支出的费用；近来一旦出于招募，难道不是因为军队不足吗？军队不足，粮饷就会有余，却往往还报告缺乏，这是两方面都受到损害。考察过去的典籍，参考社会舆论，提出四项建议：一是土兵，二是盐法，三是屯田，四是寺田。这些都是兴革中的大事，其余小事还不敢陈述。盐法、寺田的议论见《政书》。第一，议论土兵。如今之所以重用外地客兵，难道没有看见他们的危害吗？凡是能够忍心让自己的父母妻儿远行千里、踏入水深火热之地的人，一定是性情凶狠；如果得不到丰厚利益，便不足以满足他的期望。他们不爱惜自己，轻易拿性命触犯法律。危害之一，是与当地乡党的交往、亲戚的感情都没有；看见别人的房屋妻儿，不怕劫掠杀戮，像疾风一样离去。虽然曾经登记调来，谁能在数千里之外端正地执行法律呢？危害之二，是他们看见闽人众多，舍弃闽人而使用自己，必然认为自己常常有轻视闽人的资本。事情尚未见到功效，便常常自负；一旦稍微违逆他的意愿，就想群起喧闹。危害之三，虽然有曾经来过一次的，也有来过两次的，但大多是乌合之众，不熟悉当地道路的险易。危害之四，闽地和浙江相距遥远，往返需要一个月，计算起来就是两个月；按春秋两季计算就是四个月。长途奔波在道路上，还都要供给他们，这就等于养一万二千多名兵，四千人无事而食。知道了客兵的危害，便可以推知土兵的好处。这项计划，下至游谈聚议的人，上至连篇累牍上奏的人，想要举办公行已经很久了；迟迟到今天，难道真的是看见它有利而无法革除吗？还是看到了它们的危害，却不敢撤除吗？唉，为什么把它们看得这样高呢！人的勇敢和怯懦，哪里没有呢？那些人曾被倭寇困扰过，是浙江人；这些人曾战胜过浙江兵，是福建人。这不过取决于上级使用他们罢了。况且他们收汛返回时，曾经编成队伍训练过吗？没有。到汛期来时，曾经挑选检阅过吗？也没有。可见是否经过训练，只占一半因素。考察漳州的海仓、月港，以及同安的鼎尾、嘉禾等处，属于超距之徒的，家家都是；他们被客兵阻塞着，跳叫而没有用武之地。福建人曾遭倭寇，所以曾经习战，又曾经应募；广东、浙江也有曾任郡县兵的人，受训与否各占一半，和浙江兵都一样。只是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浙江没有编队训练，因而没有看见他们的长处，便把他们看得不同罢了。那么又何必一定要把他们训练成土兵，然后才减少客兵呢？选取那些聪明而足以察看旗鼓、强健锐利而足以视死如归、手上能够熟练使用器械、脚下能够轻捷应付波涛的人，随即前往、随即训练就可以了。从前闽、广会同征讨，以及戚总兵带领余子防汛时，都是仓猝出发，何曾编队训练过？何况防汛和剿贼不同，因为还没有立即交战罢了。不如命各砦把总自行招募；但既然是土兵、土帅，就不能没有本地人。张榜招募豪侠之士，愿意担任哨官等职的，允许得到一队兵便任一队之长，得到一哨兵便任一哨之长。这样凭借意气招徕，不到十天一个月，五砦的兵就会相继云集了。按旧例有安家银。可以预先发给两个月的粮饷，士兵每月粮饷九钱，节省一个月就可以作为两个月的食粮，这样即使取消安家银，也不至于空着肚子。听说漳州人想要营置哨官，愿意由部下各自资助，又何必等待安家银呢？客兵一旦罢去，哪里还担心不能这样做？根据各地情况安排先后，先派南日，其次浯屿，其次小埕，其次铜山，再以锋火一汛替代一营，两年可以全部更换。让新旧相间、内外相辅，缓急时便有可依靠的力量。即使有一哨尚未训练，洪武年间不也还有三砦吗？并不是说士兵果真可以不训练就投入战斗，而是有受训的，也有未受训的，这足以抵得上浙江兵了。何况各砦还有经过训练的军民兵，可以应付突然事件。未受训的，就派教官到砦中训练他们。孙武教妇人，一天之内就能使她们踩水涉火，哪里需要很久？至于鼓舞士气，使他们勇敢而懂得纪律，这就在于将领了。一、议论屯田。边郡屯田，大多是贫瘠、盐碱、荒芜、无人耕种的土地，所以朝廷让军队屯种，而之所以征取它们的赋税较轻，是认为侵占荒草之地，哪里比得上把它给我们的军队呢？况且军队耕种，已经自行食用其收入，又得到余粮来供给守城士兵，这也就可以了。东南屯田大多肥沃美好，一亩值数金，与边郡不同。又当初设立法令时，是老弱出外耕作，壮丁入内守卫，三七、二八、一九、四六中半轮换，并不是世代相传的产业。如今累世相传，私下买卖，却不知道它本来不是私有之物。百姓的田地除自行购买、输纳粮食外，还有非常困苦的徭役；他们空受官府给与，不必承担徭役，却只须艰难缴纳几石粮，于是便安坐着享用其收入；军户没有扛戈的劳苦，县里没有催办差役的事务。和民田相比，根本不相称而末端又不平等，难道合理吗？按帖文，大体三十亩为一分，输粮六石，旧例折银一两六钱七分，新例折银一两五钱三分。私下买卖的价格多到四五十两。朝廷把田授给军户，并不只是为了取得粮食，而是为了军队。军户屯田到了不再知道自己是军人，只把它当作取得粮食的途径，那么南方田亩上的农夫，谁不能缴纳六石赋税，何必白白授田给军户呢？所以，屯田全部授给百姓就可以了。如今不敢立即从军籍中除掉它们，却不能让它们单独享受轻赋而养肥蠹虫。请像现在寺田那样，每亩征收粮饷二钱，因为屯田和寺田都是官田。这样一分可得银六两，旧例多收四两三钱三分，新例多收四两四钱七分。惠安县屯田一百九十七顷五十亩，总计六百六十分，都按一两五钱三分计算，可多收二千九百五十两。有人说，现在征收这样少的粮饷尚且负担不起，何况增加三倍？不是这样。那些欠负的人，不是因为土地不足，而是因为土地被人侵占。凡军户接受田地，大都招佃户耕种，却用空名寄托；豪强舍占去耕种，强族侵吞克扣，还把军丁名下的年收入一并侵占，只给佃户一半，把剩余部分输给官府。这样官府收入一份，豪强军户之流却收入三份。如今全部收回田地，对他们说：每一分田每年征银六两，不论军户还是民户，愿意耕种的听凭其便，那么南方田亩上的农夫一定会争先恐后地前来耕种。冗官议

译县里有崇武仓，在崇武所城中，按定额设置官吏，用来谨慎储藏物资，按时出纳。唉，国家用来供养这些人的待遇，也太微薄了吧！品秩不入流，俸禄三石，而且还要折算，每月不过银六钱二分，还不及一个佣人的工钱。然而天下人纷纷挽着妻子、背着孩子，奔赴任所而不辞劳苦，不只是为了眼前糊口，有的还把剩余钱财积攒起来置办产业，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靠奸利。比如崇武仓的斗级二人，从前两人每年耗费一百多金，难道只是县吏花费钱币、羊猪、饮食、车马、米盐等开支吗？他们用来供奉仓官的，也在其中。又在输粮时，随着纳粮人的聪明愚笨而索取财物，每石通常索取一分到三分。其他名目也是这样，若不从公私两方面得到足够补偿，人们便不会来奔走，因而竟和大吏一样。如今上级官员严明，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隆庆四年，我任监收仓官时，王经一见我就流下两行眼泪，让他的儿子在私宅里捶胸。他虽然没有对我说出职务上的话，内心其实是在怜悯我。继任的胡钺接替我，却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詹权饥饿得不能进食，身上没有完整衣服，出门没有跛驴可骑，难道不是圣明时代失去安身之所的人吗？查崇武仓每年收入本县米三千七百多石，今年才开始增加六百石；其中屯米九百三十石，名义上叫作运纳，实际上是从折征的往米中拨出而尚未入库，等待供给的人早已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候了，所以早晨收入，晚上就支出，仓中没有存留。应当裁去这个官职，把事务全部交给监收官，使从南方来的人不再有无处安身的叹息。国朝设置河泊所，是为了征收沿海鱼利，本县的定额是米九百二十八石多，每石征银三钱五分，共为银三百二十四两多，闰月还要增加。按法应当由河泊所征收，如今却都由县里征收；河泊所在本地的仅有米一百九十石多，所以银仅六十六两多。让县里征收，是因为河泊所不足以承担此任。如今又征收一百九十石，是因为官职仍然存在；这不过是为了六十多两银而设置一个官。河泊官的俸禄，比仓官还要多；如果不由河泊官乘车出行、不让他有房屋居住、不让他役使人，那么费用就必然出自渔甲。县东南海边分为八个澳，每澳有总甲一人，催督征收课米，地位相当于县里的里长。清廉的县官也不能废除这一套纲法，河泊官必然役使渔甲，一次又一次地加重役使。每月每澳出一人，或二人，或三四人，一年的费用和所征的数额相等，这就是用六十多两银困扰八个澳。应当裁撤。均徭议 巡栏是巡查商税并拦截征取的役差。县里起初设有税局，所以有这种役差。如今商人逃避纳税，税额都并入县里办理，那么巡栏就可以撤除。虽然从前用它来发俸禄，如今用它来供给军饷，并不是毫无用处。然而既然能够体恤商人，难道偏偏不能体恤百姓吗？我在家食禄时，曾对郡守说：“治理政事，贵在依照名分责求实际。比如库子只是掌管仓库罢了，供应各种物资，无论大小，都从每年编定的几金中取用，每月却耗费几十金，这些钱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进入福建，看见废除力役、改为编定雇银，便感叹说：“唉，真仁慈啊！”然而年终并不核算，难道要让县令有机会侵吞吗？扫除等各种役差有固定数额，宾客的各种费用却没有限度；如果不列入纲银，就必然从这些役差中支出，实在难以整齐划一。下等县处在交通要道，开支虽然很多，但加以节省，每月可以省下二金。国初，巡检司只负责察访逃军和私盐。守御盗贼，则有卫所负责。然而既然已经张弓挟箭作为士兵，难道不能作战吗？用来担任巡逻警戒就可以了。我巡视海滨，四个司棋布其间，二十三座堠堡如星排列，一座所城雄峙其中，烽火彼此相连，已经很严密、很严密了。假使能够按照制度执行，司有百名士兵，所有一千名军队，哪里还用得着客兵？法令废弛，军队衰弱，士兵也被收入私囊。于是轻视内部守备而重视外部砦堡，革除土著而招募客兵，并非没有道理。近来裁减司兵，只剩十二人。如今虽在外面增加八人，里面却损失了原有的一两八钱俸值。假如能够恢复旧制，水砦的编额本来就还在；否则连巡司都可以撤去，何况士兵呢？何况士兵呢！禁子，是负责看守监狱囚犯，使他们不得逃逸罢了。县中囚犯通常不满二十人，却每年编定禁子七人，按规定给官人三两六钱，从百姓那里收取时却达到四五倍。过去到县里，看见他们十分清闲，便命他们兼任执伞、糊封、封缄等职；撤去这些差事后，他们的清闲更加严重，但向百姓收取的仍和从前一样。况且囚犯用三木束缚，关在圆形土牢里，由一名士卒看守，一百人也不敢抵抗，何况一人看守三名，或两名，或一名呢？裁去一人就可以了。役差的苦，没有超过斗级的。斗级有主守之苦，有监临之苦，有查盘之苦。从前正额之外另收耗费，如今却把耗费当作正额，所以当役时，就把白白出力看成必然应得的罪责了。比如崇武仓，名义上编定工食三两，实际雇费竟达到三十倍。我虽不敢扰乱它，受雇者得到好处，雇用他们的人却仍照旧。裁减节省当然很好，然而从仓里裁掉又转到军队那里，和不裁没有区别。况且百姓按徭户数额加倍收取，官府说不知道也就罢了，实际上也加倍取用。怎么能让下级官吏还担心军饷没有来源呢？我访问懂得时务的人，他们说福建的鱼盐事务交给豪杰办理，每年增加十多万。这就是所谓舍弃千百之利而只取一分之外的利益；如今却在一分之内计算锱铢小利。《鱼课议》《浮粮议》《编盐议》，都见于《惠安政书》。案 官服送库 部兵奋力攻击时，各处不时退避惊散，只有里长郭南箕逃到县官这里，认为县官能够庇护他。既然不能庇护，便使他受伤，也连累了我的职务。他将袖子挽起，想要堵住伤口，伤口却已经深透到里衣；又因为部兵牵涉督府，即使上司也难以处治。假如他最终不幸，伤在公门而死，是为公事而死，并非因自身罪过，实在值得怜悯；但这一切都是我本人失职，不能遵守宪纲、守住都察院的门，以致士兵闯入门内杀人并伤害里长，失职之罪应当处死。万一事情无法解释，我就应当伏罪，死在宫阙之下；可是郭南箕死了，谁来作证呢？假如他没有立即死去，拖过治罪期限，或者后来因愤怒而处治他，那么他的死在以后发生，他的冤屈就更难以昭雪了。血衣既然已经经过府衙检验，就应当收入库中留作证据；又担心总兵责备下属不知忌讳回避，也担心生员等请求留在县里，害怕获罪，甚至死在职务上。士民想到他是为了公事、为了百姓抵御灾祸而受伤，便留下血衣以记载这件事；我本人也因为向百姓搜取膏血来供养士兵，又因公事受伤，早晚都不忍忘记他的血，所以把它放在眼前。乡里的士大夫前来查看后，我又从外面召来诸生检验，再召属吏、里老等人检验，盖印标记血迹处，收入库中。判

译赵俸夺取梁元采山地判 赵慎盗卖屯田判 都见于《惠安政书》的《录书判事后》。上司不了解我的不才，常常把坚难深重的案件交给我审理。即使是其他郡县的百姓，也常常来申诉，说希望惠安像亭一样公平断案；我虽然不违背上司的意旨，却未尝不愿意宽厚待人。判词大多不录，唯独知道知府赵恒、知县赵日新父子有罪。我深恨自己没有把刀刺进他们腹中，所以把这份判词记录下来，让荐绅大夫能够看到。我并不是要深深加祸于官吏。隆庆五年七月，我任事的第三天，梁氏妇人陈媪控告赵日新父子夺取山地。当时三十都的里长在庭上，我问他们，众人都说是梁氏的山地。十天后，赵日新赴南宫应试，我在街上遇见他，他吐沫横飞地说：“我已经是都人了。”我笑而不答，担心梁氏势单力弱，最终不能保有山地，于是命赵俸把山地买下。赵日新的弟弟赵日齐是诸生，说没有钱，愿意把山地归还梁氏。我心里暗想，他以为只是我口袋里的钱罢了，等我离任后再取回，何必舍不得这几两银子呢？即使尧舜也不能使自己的儿子长久拥有冀方，我又怎么能庇护梁氏呢？判决如上。赵日新考中进士后，便诋毁这份判词，投给当世的权贵，后来任江西分宜县官。凡是到福建的人，他总要再次投书毁谤。唉，古人做官究竟怎样呢？我深深惭愧，恐怕荐绅大夫不了解其中实情，竟把我和赵禹、张汤看成同类，一同讥笑我了。状 赴县当差 及至我曾任惠安知县时，只是安守愚拙，从未有一天忘记自己可能获罪罢黜。因为只要制度平定，戴巾而加以辅佐，早晨收到罢免诏报，晚上就该离去。上级不了解我的不才，一概容纳我这个腐儒，以为我差可近于古人。朝廷误听误信，提拔我为宾州太守，并非我所期望。劳苦困顿四年，已经得病，请求告老还乡。百姓在朝廷挽留我，上级在外地挽留我，我不能获准，于是伏地向西走到浔州，实在无力再坚持，便投递公文返回。那时连自身都保全不了，何况车服冠冕的荣华呢？幸赖广西巡抚郭公上奏朝廷，承受厚恩，释放我而不杀，使我免为庶民，得以在乡间等死，实在承受了天地使我再生的大德。接到批复后，本应立即前往公庭服役，以表明庶民的义务。可是我一病经年，至今尚未痊愈，无法到任前表示效力，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私下看见如今做官的人，既然受到谴责遣归，却拒绝接受天子的命令，束带乘车，仍在乡里洋洋自得；缙绅名册不把他的名字删除，赋役册也不征用他的劳力。这固然是有关官司宽厚，但将朝廷置于何地？希望明府在须知上明确将我除名，各种赋役都不要让我侥幸免除，以彰明天子的法令，作为人臣的警戒。不要让我再次重犯大罪，这对明府来说是药石，而不是美疢。《石洞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石洞集》卷九 （明）叶春及撰 ○公牍二 教 禁止迎接 我调任惠安县知县，十分担心没有办法安定百姓、报效君主，辜负平生所学；我并不是把做县令当作谋利的途径。可是投到牙门来的门子、皂隶、健步接连不断，难道是把侍奉县令当作谋利的途径吗？治理贵在按照名分责求实际。门子，就是守门的人；县里有定额徭役，也有编制。皂隶，就是办理事务而隶属于吏员的人；县里同样有定额徭役和编制。健步没有定额，也没有编制，却仍然接连不断地来，难道是把侍奉县令当作谋利的途径吗？以投奔县衙为名，并不合制度；空着肚子服役，也不合人情。你们为什么要来呢？我骑一匹马到县里，万一不称职，也不过徒步回去罢了，不敢因此劳烦百姓。禁止供具 知县没有德行，却居于百姓之上，我深感惭愧。三个里长前来，想替知县供给往来路费，这是加重我的无德。车马、饮食、器物、米盐，都由知县自行置办；里长先行置办的，我会偿还，不敢让里长花一文钱。上任时的费用，只能从纲银中支出祭门和置酒这两项，不得再出其他费用。唉！百姓走上数百里、用箪食壶浆迎接知县，是希望我使他们获得安定。虽然我不敢承当，内心却十分感动。拿什么来报答百姓呢？拿什么来报答百姓呢！咨访 知县是岭东的鄙陋之人，年轻时不自量力，认为古人一定可以做到，三代的治理也并不难达到；志向很大而才能很小，不能推及天下，幸而还能得到一个县来治理。我害怕辜负初心、辱没先人的训诫，内心非常戒慎。进入县境以来，父老兄弟子弟已经把我当作父母来称呼了。即使在穷海深谷之中，有一处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怎么能说自己有父母官的心意呢？先王之道和当今应办的事务，我从先人那里听到的，已经藏在心中很久了。民间风俗，将要在咨询访问之后实行，所以先说明我的意思：凡知县到来，都是为了安定百姓，不敢侵扰暴虐。有贫困痛苦、失去职业、孤苦无依而没有安身之处的人，都可以来告诉我。父老兄弟子弟，还请匡正知县的不足。偿还车马费用 知县尚未到任时，便先告谕说：“我骑一匹马到县里，不敢劳烦百姓。三个里长竟亲自前来，我等候上级，不吃你们的菱；经过峡江，不喝你们的茶，难道是为了计较这些微末小事吗？我是坚决拒绝你们。”后来听说里长已经雇了轿夫，便偿还二十两一钱八分。又听说给轿夫饮酒，每人五分，共四十五人，合计二两二钱五分，也予以偿还。又听说买了轿帏，重量十四两五钱二分七厘，计银一两一分五厘，也予以偿还。总计偿还二十三两四钱四分五厘。听说迎接时人们通常每人七钱，县城距此三十里，三七为二十一两，比原定数额已经多出二两四钱四分五厘。即使偿还后让他们分发，仍有人来告发说分得的钱不满原定数额，难道不是三个里长欺骗上级、侵占下属吗？他们一同来告发，我将治罪三个里长，并补给他们不足的部分。里役

译里长，就是一里的长官。有关官府不愿任用里长，所以里长不愿意担任。按丁数计算应服役的日期，只求免役便认为幸运。一户前往服役，多的有十几人，少的也不下几人。前后相互嫁祸，有关官府苦于追究盘问，可见上下都受到困扰。知县奉高皇帝的命令，只催办勾摄两件事罢了。纲银之外，丝毫不敢侵扰百姓，这是里长所知道的。不要害怕，让各户推选两人担任此职，任满一年便停止。我记住他们的相貌，也记住他们的年岁，和他们共同办事。每天给每人四分，一年两人不过二十八两八钱。把本户和甲首户的成年丁口合计，按登记在册的民米征收。私丁帮助官丁，官员和生员都免除。既然交出役钱，就让他们在家休息。再次征收的要处罚，并给每家一张文书，让他们知道县令的意思。我写这篇文章，大概是因为里甲两方面都得利，是最好的办法。纲银的制度，难道不是非常好的吗？只是命令若出自善于逢迎的人，便不敢坚守；若出自贪财的人，便不能坚守。纲银制度不能坚守，里长就会附加增益；里长附加增益，早晨还是老鼠，晚上就变成老虎，甲首便会贫困。知县将要任职，明白纲银制度，只需祭门、置酒而已。我预先告诫里长不要来迎接，等我骑一匹马到县，里长才自行前来。我等候上级，不吃他们的菱；经过峡江，不喝他们的茶。偿还路费二十三两四钱四分五厘，比他们原先征收的数额多二两四钱四分五厘。按旧例，知县外出由里长供给饮食、租赁住处。我两次赴省闱考试，都拒绝了这些供给。因事到大府，只带一百文钱住在僧舍，过了几天还没有用完。回乡后逢年过节没有馈赠；元旦里长请求替县令更换官服，也不允许。到东郊迎春，受纲银制度限制，竟然没有花费。黄大夫说：里长害怕像从前一样迎春，正要凑钱，现在却停止了。比如前些时候御史不了解我的不才，经过这里还称赞我的勤劳，里长计算四两二钱来酬谢，只要有可行的门路，没有不去做的。又因为当时上级官员都方正严肃，从未按照旧例接受供奉。大体如此，节省得多么厉害啊！我曾寄信给家人说：怎样才能让伯采来做惠安里长呢？伯采是我的侄子，今年应当服役，所以我拿这件事戏弄他。虽然如此，你们能够节省他的财物，却不能废除他的役务。催办、勾摄，本来就是县令的职责。里长应当选择合适的人，不宜屡次更换。这些道理都详细写在告谕文中。十几户的父兄子弟有几十到上百人，安心吃饭、安坐在家，却让他空着肚子为官府服役，我看这种情势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说他的口粮多到每天四分。有人说，他是自己服役。父兄子弟本来就有自己的议论，何至于让我这样小心盘算呢？唉，我若不替他筹划，他终究不至于空腹，这是明白的。我这样小心，不只是担心他空腹，还担心有人掐住别人的背、扼住别人的喉咙，夺走别人的食物。然而甲首难道没有忘记过去罢役、而满足于如今安逸的人吗？有的人啧啧地望着我说：为什么要让我们供养里长户的丁口？难道没有因如今安逸而担心将来又被罢役的人吗？也有人啧啧地望着我说：为什么偏偏让他一人担任里长？里长不知道自己吃得不好，却遗憾自己吃不饱，有人这样，也啧啧地望着我说：为什么一年役使一个人，而每天只给几分呢？唉，我是众人的母亲，大家都仰望我，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县邑东南以海为池，那一带土地的力量本来就有不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我只是担心有的里长想吞并甲首的口粮，却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这样做，于是设法编造说法来愚弄他们，说官府表面上让里长得到食粮，暗地里却侵吞了它。其实，食粮在里长那里，并不归官府，这一点明明白白，你们百姓难道能够全都被愚弄吗？只是我不能不预先防范，所以又小心地替他们筹划。我说，甲首知道本户有多少丁、多少米，却不知道一甲共有多少丁、多少米；知道每天应当供给里长多少，却不知道一年应当供给里长多少。因此，我统算一年两名里长的食粮，确定各户应出的数额，又比较各都的情况，酌情增减其食粮。大体在四分中减去一分，又减一分；较低的一等再减五厘，各发给一张纸，逐家告知。平民在官府任职，俸禄有差等，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你们还要再有什么怨望吗？有人说，这种办法如今确实很幸运，万一将来纲银制度不能坚守，又按日期追究、减少他们的口粮，那么利益之后便会跟着灾祸。事情从今天开始，唉，关键还在人啊！关键还在人啊！尧舜的法令，哪里能够世世代代守住而不丧失呢？窃取它，就会成为祸害的根源，所以说：“侯门之中，仁义存在；仁义之道，也会成为篡夺窃取的资本。”那些人想杀人，难道一定都要用白刃吗？本来就有用酒食杀人的，酒食原本是养生的需要。知县担心里长会这样做、伤害甲首会那样做，所以叙述办事的经过和法令条文，特意把意思明白切实地写出来，让大家可以阅读查看。请父老 知县想和父老共同治理惠安，得到某都某人，便请他们来。七日约定在亲民堂会面。再次请父老 知县想和父老共同治理惠安，定于本月七日在亲民堂会面，亲自设宴慰劳，与他们重新开始。父老竟有要舍弃我的，这是知县没有德行。对此我惭愧自责，特意恳请他们前来。十八日会面。告谕父老 我看朝廷法令中设置耆老，难道不是极其重要吗？耆老被轻视，约正就会确立；约正确立，保长就会保存。一只羊让十个人放牧，最后就没有完整的羊了。所以法令让耆老兼任这些职务。并且法令又让耆老另行推举约正，这就是舍弃二三而去寻求一四。你们今天即使贤能，比得上张敞、鲍宣吗？幸好还要自爱。告谕里中子弟 县令的品秩不过七品罢了，县中却有许多方岳大臣；我年纪不过四十，县中却有许多白发老人。虽然有志于圣贤之道，却还不能做到少犯过错。县中有许多贤者，我都把他们当作父母来侍奉，县令恭敬谦下地对待他们，这是为什么？因为尊重朝廷。县令遵循祖宗制度，让各都推选年高者为父老，让他们担任约正。里中的子弟却傲慢无礼，诽谤毁辱，抗拒阻挠，惑乱众人、扰乱政事；这就等于说县令不值得奉事，朝廷也不值得遵守。况且耆老过去都躲避县令，不肯和县令共事，是勉强起任；如今你们却还在这里说三道四吗？如果要挑剔他们的过错，那么县令的罪过就会像刺猬的毛一样聚集起来。我本应拿起耒耜，退隐到罗浮山下耕种，尚且还能穿戴整齐、拱手而立，俨然居于士民之上吗？何况还是里中推选我呢？里人害怕耆老引退，来往劝留，十分辛苦，请他们不要推辞离去；里中众人都听从约束，违者有罪。耆老也应当端正自身，以使众人信服。再次请父老 知县到任三年，教化还没有广泛施行，百姓的生计还没有成就，这是我责求实际还没有做到，父老提出的善言也还没有完全施行。初八日，在亲民堂置酒，请大家都来会面，我将再次申明这些事情。奖赏父老 我推行保甲，是为了尊重朝廷、彰明法令，并不只是举用古人遗留下来的制度。父老中多数没有推行，推行的有三人，这说明他们了解我的心意，可以共同治理。命里长带着酒和钱币到你们家中，以此表彰你们，作为各都的倡导。召唤举行佛事的人

译知县到任二十天，礼教还没有施行，以致百姓居丧期间举行佛事，这是知县的罪过。于是取来幡幢、鬼■〈鬼畾〉、铃铎等物焚毁；孝子和僧众前来听讲《小学》的一章。召集百姓讲解《皇极》民间风俗厚重，却争相举行祠醮，说：“替百姓祈福，制造福祉的难道不是知县吗？”陆子静曾经给荆门百姓讲解《皇极》，父老子弟都来参加，我也为他们讲解。告示寺僧 知县平时常游宿僧房，也常常跟随僧人讨饭。如今身居官职，僧人又担任里长，就不能不谨慎。饮食由自己置办，违犯者处罚。禁止庭燎 庭院中燃火照明的役差，古代大概有这种制度，不知是不是出于白徒？唉，百姓啊！里役已经有了，徭役已经有了，兵役已经有了，驿役已经有了，没有一样不役使你们。要让百姓休养生息，除了县令还有谁能做到？我每天处理政务，常常直到半夜。既然庭中已经列置火炬，除非遇到大祭祀、大宾客，我还要设法处理。告示采户 采户、镫户，古代没有这种役差。我正要让百姓休养生息，并不只是为了我一人。你们所告发的事情本来应当免除，那么为什么不亲自来县衙申诉？如今难道还有三尺高的孩童不能在县令的公堂上亲自说明情况吗？告谕百姓 知县一生只听古代先圣先贤的话，以及妻子儿女的话；不听童仆的话，不听吏胥的话，不听台隶的话，一概不听他们的话。符合古代先圣先贤关于鳏寡孤独者的道理，我不敢虐待，何况是处在上位的人呢？不符合高明人家的意旨，我不敢畏惧，何况是处在下位的人呢？在自家门内，我却是严肃整齐的。百姓不要被吏胥之流欺骗。又 我用“尚絅”为书斋命名，是想敬畏并信守那种不动、不言、不赏、不怒而使百姓自我劝勉、使百姓畏服的境界。如今审查册籍，声色已经很大了，成就我的只有你们几个人。立约 偶然读到上蔡谢氏的话，其中有可以效法的地方。有人问治理政事应该怎样，谢氏说：“我治理县政，先树立信用给他们看。开始办事时烦琐，信用树立后，如今就简便了。”凡是胥吏禀报、请示我的命令，我都在中间为他们立下约定；如果说好不超过日期便来，而事情没有办成，就治他们的罪，不予宽纵，以此显示我的信用。以后胥史的簿书、里长的追查，如果越过我的约定，也要治罪。编定徭役 去年编定徭役时，我刚到任，特意发布告示，是担心百姓不相信我。到编定时，从夜里一直忙到天亮，太阳已经升高还没有洗脸，大家都感叹分配公平。今年不再发布告示，只担心书算吏欺骗你们。我本来想把差役减轻，既然我因你们而减轻了，他们却说：“这是我的力量，白白收取你们的贿赂。”我性情愚直，即使贵人、豪门都不听从，难道对这些人反而听信不成？告谕隶役 隶役虽有十六人，却轮流出动。凡出外呵喝开道的二人，随从一人；路远的加倍；张伞一人，执鞭二人。不要纷纷扰扰、接连不断地跟随，来烦劳我。禁止送隶 知县见闻浅陋，偶然读到罗一峰论杨东里卖皂隶的事，十分感慨仰慕。按旧例，隶役十六人，按人数供给他们的口粮，一年每人七两二钱，按数发给；我不敢白白役使他们，害怕他们伤害百姓，也就没有理由治他们的罪。因此，前来送隶役的人一概不接受。迎春 《月令》说，季冬制作土牛送走寒气，孟春在东郊迎接春天。如今的制度是，迎春之日，有关官府迎接土牛，手执彩杖击打三下，大概是把它送出去。法令到此为止。迎接之后戏弄它、击打它直到毁坏，并不合制度。知县应当依照制度办理。祈雨 春天将尽了，还没有下雨。这是知县没有德行，恰好显现在上天那里。于是铺藁席、吃素食，放缓刑罚、洗雪冤屈，减少责罚。凡是我的属下和百姓，也都斋戒跟从。天刚亮就徒步前往坛场，祈祷众神怜悯我，降下甘霖。各都在社坛击鼓、使用牲畜，依照《政书》办理。禁止诉讼 知县希望百姓能够把实情全部申诉出来，哪怕米盐般细小的事情也予以判决。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做的，是使人们没有诉讼吗？”我对此深感惭愧，能够忍让的就忍让，不要烦劳有关官府。又 知县虽然不敢说什么，但酷暑确实酷热。即使我戴冠束带，也像被枷锁拘束，何况真正戴着枷锁的人呢？我的百姓幸好各自爱惜自己，不是万不得已，不要急忙来申诉。崇武上粮 查阅册籍，斗级的银俸只有三两，服役者却要承担三四十倍，难道只是因为把白白服役视为必得的罪责吗？也是监收者使他们苦不堪言。既然这样，怎么能责怪他们侵占里长呢？我率领随从，不苛待斗级；斗级不得再向里长索取侵占粮食所得。里长自行平量，不得堆尖，不得短缺，违犯者治罪。又 听说过去粮食送到后，收取不立即收取，发放也不立即发放，监收的有若干人，守仓的有若干人，随从的有若干人。一石粮食常常耗费三斗。我革除这种弊端，缴纳十石粮食，全部多征三石；缴纳百石粮食，多征三十石，也是十三分之一的收益。赶快完纳，赶快完纳，不要自己丧失利益。又 倪宽因拖欠租税而考核为下等，阳城因政事笨拙而考核为下等；知县征收粮食时，百姓输送搬运不断于道路，堆积在庭中的粮食，穷尽日夜也搬不完，难道不是喜欢行义的人吗？年末我将返回，已经到达的人不能让他们困在道路上，尚未来的人也姑且安稳待着吧。催征 有人要到千里之外去，每天走一百里，十天就可以到达。如果九天安逸休息，只在一天奔走，很少有不累死的。里长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来，那样就只能仓促赶路了。毁除淫祠

译高皇帝在各地设置申明亭，让长老坐在那里听断是非曲直；辅佐县令的人又都设置社稷坛、厉坛，用来报谢、祈祷，并使游魂得到归宿，让百姓甘心食用本地的土地所产，不遭逢灾害，这样在幽明之间大体就完备了。亭坛废弃后，县令只凭自己的喜怒来治理，刑罚不公正，百姓便手足无措。风雨不按时，五谷不能成熟，横死者的厉鬼散布其间，所以百姓相继去听从非正祀的鬼神。惠安境内东西南北将近八十里，淫祠竟有五百五十一所。唉，为什么这样多！按人头摊派、用簸箕征敛，滤酒杀牛，迎新庆诞，设斋建醮，有的甚至舞鬼、拖船；乐神会首无力置办，便借贷来充数。担任坛位头目的人世代袖手旁观，蚕食其中财物；百姓生病不能得到药，死亡不能得到埋葬，甚至男女混杂，有些事情简直无法说出口。知县怜悯这种情形，下令拆毁，遵照裕陵改建社学二百二十一所，其余用来修建坛亭。愚民有的借口风水，愿意捐钱帮助营建，请求保留；又有的假称自行改建社学，实际上想留作将来淫祀鬼神的场所；又有的把神像搬入私人寝室，把奉先之位迁来供奉。百姓家中十有九家成了鬼神之域。长老奉令办事，有的散布诽谤，说这是根据私意决定去留，往往害怕受到讥刺，又担心知县早晚离任，自己无法避免仇怨和罪责。所以如今过了一个月，还没有看见成效。从前苍梧的吴公任广东顺德县令，拆毁淫祠改建书院，使者却按竹木的斤两治他的罪，甚至把他下狱，何况长老呢？如果奉行职务不力，知县不敢怜惜他的死，也不愿让长老受到牵累，谨慎列出应当保留、废除、拆毁、设置的条目，让差役拿着下发给各都长老；只命甲总、里正等人依照条目办理。拆毁的限期五天，造册上报巫祝，让他们归农；新建的限期二十天完成，关键在于利用原有材料，容易办成。唉，我对于去留废置已经审慎决定；如果仍然抗拒，这不是认为知县会听从他们的话吗？一定要拘拿治罪，承办的人一并治罪。建申明亭、坛、社学并移告父老 知县准备让每都各设置一座申明亭、一所社学、一座社稷坛、一座厉坛。淫祠无论大小，只要不在祀典之内，一律拆毁。事情拖延很久尚未完毕，我在簿书和期限会集之间惴惴不安。知县本来就是庸俗地想着做官、最没有作为的人，一旦罢官离去，空怀着这番心愿，即使死了也不能闭眼。文书到达之日，父老立即召集里正、甲总，全部拆毁淫祠，丈量其宽窄大小，报告上来。隐匿不报、拖延不办的，罢免父老，里正、甲总重罚。哪些适合建学，哪些适合建亭，哪些沿用旧址，哪些另建，哪些分拆，哪些保留，都在下面注明。坛要选择地势高而开敞的地方，建筑材料也从淫祠中取用，限期十天完工。拖延者按前面的规定处罚。知县时时沿着田间道路巡视，询问百姓疾苦，并就近考察办理情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建社学，下令儒士陈堉负责。知县想让各都的会聚处都建一所社学。社学必须有学校，学校必须有正堂，前面是塾，后面是寝室；还要有仓库，用来储备积存物资，有亭子供父老居住。各聚落设学，依当地距离远近而定。儒士陈堉等人慷慨好义，能够督办工程；费用直接出自官府，劳役由乡里承担，木石取自淫祠；不能改作社学的，所需材料由官府供给。陈堉等督率各项劳役，办事迅速而节省，勤勉敏捷，就像治理自己的家业一样。修葺坛庙，下令老人负责。知县任职于此地，承担着社稷和人民的托付。坛场毁坏就应修葺，这一点载在法令中，意义极为重大。山川坛稍微完整，社稷坛和厉坛的厨房、仓库，都没有供宰牲和守夜的房屋；外面没有整齐的围墙，羊和猪甚至走到坛下。又有城隍庙不能遮蔽风雨。各都都应依照制度修葺兴建，而县城中的坛庙却不合要求。这样怎么奉献牲畜和帛品、安顿神灵呢？应当迅速督促施工。命令里长修葺坛场。本县遵循洪武年间的礼制，各都建立社稷坛和厉坛，命当年值事的里长为首负责。到祭祀之日，里长收集钱财，准备祭品。春社和清明将要到来，坛场有毁坏的，依照政书预先修理。行礼以后，里长承担劳役，便总是及时修葺，成为惯例。请大馆师洪进隆等人担任教师。我朝继承尧舜的传统，完全承担君主和教师的职责，设置百官，各自分担责任。我没有才德，却错误地被任命治理此地，职掌都在这里，难道只是为了装满箱笼吗？升入县学的学生，朝廷已经任命官员来教训他们了；各都的子弟还没有归属，怎么能够符合朝廷培养人才的意旨呢？近来我遵循法令，毁掉淫祠，改建乡校，希望弘扬教化。我私下看到您学问明通、品行修洁，适合担任教师，所以谨率本都子弟听候您的教导。现在准备了微薄的礼物，再拜献给您。考试选任社学教师。高皇帝为什么要毁掉社学呢？是因为有关官吏强迫百姓，造成不便和愁苦的气氛，郁积之后上达天听。如今豪强之家把办学当作市场，强行压迫下面的百姓；百姓又不明白大道理，难道忍心因为疼爱孩子而把孩子交给盲人吗？知县对此深感痛惜，各都已经有几所社学，教师由何氏等人具文申报，等待裁定选择。颁发小学书。富贵，是人们所想要的；有比富贵更值得追求的，那就是做善人、圣人。怎样说明这一点呢？称人为富人、贵人时，人们拱手说“不敢”；由此可知，富贵不如圣善。贫贱，是人们所厌恶的；有比贫贱更令人厌恶的，那就是成为恶人、愚人。怎样说明这一点呢？如果把贫贱人看作恶人、愚人，他们就会挽起袖子争辩。由此可知，愚蠢和邪恶还不如贫贱。如今有了孩子，刚刚脱离襁褓，就教他读书断句，选择符合时俗爱好的内容，反复熟读，不过是希望他成为富贵之人罢了，难道有意让他成为善人乃至圣人吗？《小学》这部书，是教普通人也能够成为圣人的书。我忝为父母官，对子弟的期望很深，所以颁发此书让他们学习；选取学官和弟子，就用这些内容考查他们。颁发《近思录》。横渠先生从容地对学生说：“谁能暂且少放下一些科举的心思，跟随我一同进入尧舜的境界呢？”学生大多听从了他。我任提调四年，登上明伦堂，总是以圣人之学同诸生相互切磋，但学生没有一个慨然追随我，可见我的学问还没有达到境界，倡导圣学也没有根基。如今各处颁发《近思录》让他们学习，我不必多说；真正有志于圣人之学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宗旨。详细意见见序文。颁发教民榜。

译考察成周乡里的教化制度，比长掌管邻里编比之治，使五家相互接纳、和睦亲爱。闾胥统计人口多寡，辨别施舍、祭祀、服役和丧葬的数目，记录敬慎勤敏、任恤互助之人，掌管用酒器罚酒和鞭挞惩罚的事务。当时公卿大夫并不缺少，为什么偏偏这些人受到重视？乡里设置三老掌管教化，啬夫负责听理诉讼。汉朝的治理所以接近古代，或许是因为轻视武力、重视民生，深恶官吏放纵吧。高皇帝从卑微之处登上至尊之位，知道民间苦于苛急的官吏，便推选长老教化引导百姓，由亭长裁决里中的诉讼；扰乱百姓的官吏处以死罪，妻子儿女迁徙边地。不是大圣人，谁能这样效法古代而治理天下呢？知县有幸充任一县表率，却不能宣明教化，使百姓远离罪恶，反而要夺去县中长老的权力，岂不是又废弃了明确的诏令，罪当万死吗？于是革除无赖老人，选取品行和义行受到乡里信任仰慕的人，设置酒席，准备礼仪，重新开始推行治理，于是刻成《教民榜》发布。长老们幸而端正自身，恭敬谨慎地奉行它；知县也幸免于死罪。寻求卓异的品行。知县没有德行，不能做百姓的老师和统帅，而县里却称说已经献上了人才。何况三年之间，我礼敬高龄老人，建立社学，推行四礼，使百姓受到教化，这些事情我没有一刻不恳切办理。孝子、悌弟、贞妇、顺孙、杰出人才和品行驯善的人，应当一天比一天多；把他们的姓名上报，等审核后加以奖励。询问孝子王定民。我到县里，听说孝子王定民奔赴父母的危难，便请他到阁中来，用茅容的事勉励他，也想使他成为郭林宗那样的人。不久我到了海边，便到孝子家乡去访问他；乡人围着观看，说：“真幸运啊，有这样的儿子！”听说孝子早晚侍奉父母，给他们奉上甘美柔软的食物，而这些都靠挑担贩卖取得，实在辛苦。唉，你有父母留下，而我却独独没有了！于是送米二石给孝子的父母作为膳食。奖励何选卿。我遵循朝廷的德化政策，撰写政书使百姓实行四礼；人们大多把它当作表面文章来看待，何选卿却触犯禁令，说明是我亲身实行得还不够，倡导的根本也不端正，我对此非常惭愧。何选卿居丧期间不做佛事，宁可违逆兄长而违背世俗吗？唉，这难道不比那些戴着高冠、穿着宽带、口诵孔子之法的人更贤明吗？特意准备羊和酒，派父老前往，亲自到他的住处行礼，以表示表彰和特别奖励。告诫为田地争讼的人。韩延寿巡视县境到了高陵，有百姓兄弟为田地争讼，自称冤屈于延寿。延寿大为伤感，称病不处理政事，便进入驿舍，关闭阁门思过。县令丞、啬夫、三老都自行拘系，等待治罪。于是争讼者的宗族互相传告责备，这两兄弟深深悔恨，剃发、袒露上身谢罪，愿意把田地互相转让。知县的贤能不如韩公，而这两位又曾经做过郡县官吏，并非没有知识的百姓可比。如今竟相互争讼，知县的罪责，哪里能够推辞？想像韩公那样闭门思过，又怕百姓以为没有实际内容，只是徒然仿效古人装点风俗、欺骗视听，大概反而成了自我诡辩、逃避责任。我先前把诉状压在簿册上很久没有下达，也是想让两位自己痛切责备自己，达到所谓互相让田的结果，并不想一概用文法严加惩治。如今还没有听说他们改过醒悟，知县更加惭愧。父老拿着文牒前去调解，知县准备酒菜道谢。勘察灾害损伤。勘察灾害损伤，应当亲自踏查田亩。昨天从十一都经过，放眼望去尽是赤地，这已经深深记在心里了。往来于大府之间，又多次经过十八都等地。如今从东北沿海向南走，再折向西行，到十七都后返回，共有三十都的里长全都来会见。临近各地的饮食，由我自己准备。百姓正空着肚子等待救济，如果又去侵扰他们，那和螟虫蝗虫有什么区别呢？修筑堰坝田。知县筹划社学，三月十二日出行，登上三十四都辋川城的高台，眺望大海。过桥向西，沿着堰田巡视，见水冲蚀堤岸崩塌，田地荒芜无人治理，悲悯地为之伤心。于是父老请求修筑官堰。官堰就是内堰。外面还有新堰，旧址依然清楚，只是不敢提出请求。难道不是因为费用繁重，能够修内堰已经是幸运了吗？知县的母家在海边，围海造田，堤坝横贯海岸；潮水上涨时堤面平坦，尚且每年有收成，何况这里从陆地起筑，难道不是很容易吗？所以知县想修筑外堰来包护内堰。父老说，田地荒废是有原因的：卖田的人不修堤，买田的人只顾眼前，粮赋仍记在旧户名下，虽然得不到利益，也没有实际损失，又没有人倡导，因此荒芜已久。唉，这件事在知县身上。谚语说：“荒田不耕，耕了有人争。”说的是常情：害怕劳苦，却争夺利益。现在约定三天期限，凡有田地的都来报告，便依此组织劳役开垦；过期不报，就作为闲田，招人开垦并开始征税，永远作为其产业，不得后悔。核查开垦的田地。本县有许多浮粮，贫穷乡里的小民都说是利息，共同缴纳；而豪强之家新筑的田地超过百千顷，却不纳入公赋。这正是贫富不均、流亡者尚未复业的原因。现在重新登记簿籍，各自如实首报从前的罪过，可以不予追究；如果隐瞒不报而后来被查出，田地便没收，用来赈济贫民。均分用水的约束。各堰的水源都出自大帽，承天堰位于上游，容易蓄满，每十天用水两日；法石田和承天相同，离水源稍远，再增加一日；下江、曾炉、石塍三堰的渠道直通，田地多且离水源更远，再增加一日；官堰的田少，只用一日便完，随后恢复原次序。水利告谕文。

译我听说上古时代还没有施行诚信，百姓却已经诚信。知县开挖沟渠，本来是为了使两都百姓共同受益。二三家豪强却起来喧哗，暗中制造虚名，叫无赖子弟收买市民，表面上显出众人的愿望，用来震慑官府，阻挠本来必然可行的计划。这是因为我德薄，百姓有什么罪呢？即使他们参与其中，也是受人迷惑煽动，并非本意。假使知县行事能够达到古人的程度，足以取得百姓信任，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从前盘庚迁都，大家一起散布浮言，百姓没有安定的居所。盘庚愤怒，不肯容忍蓄积这种风气，后来到达的人先行诛杀。他率领众人发出誓言，反复说了两三次，今天流传的三篇文告就是这些。知县不敢忘记盘庚的诰文，只愿百姓不要像后来的商民那样听信流言。知县是岭东的鄙人，成年起便读书，想着为天下效力，却没有机会。幸而做了你们的县令，早晚焦劳；如今四十岁了，还没有子息，头发已经一半变白。每次梳头，家人都指着白发劝告我，让我稍微休息，我回答说：“既已出身治理百姓，就不能再顾及其他了。”睡不安席，吃不甘味，只把百姓放在心上，这些你们都知道。我刚开始处理政事，就召集长老询问图籍，以了解险要关塞、户口多寡和强弱之处；百姓疾苦的有六都，我逐条上报：本都没有陂塘湖坝，水停积而田地荒芜，无人治理。七都坝头陂是丘侯修筑的，汇集几条溪水，全部拦截后使水向东流，从西面开挖一条渠道分流到方埭。那是不用花费便可得到的恩惠，而这里实际上正仰赖甘霖。你们七都又说，平洋的田地在陂的上游，离各溪水很远；各溪水来自大帽，远达五六十里，近处四山的水则从各村二十六个坑口流出，都汇集到这座陂后流出。两山之间距离很窄，又没有陡门相通；每逢暴雨连日，各溪与坑口的水汇合，水位突然涨到一丈多高，顷刻间汹涌漫延，浩荡无边，一眼望去仿佛大海。若不是陂旁的土岸决口崩塌，十天半月也不会退去。因此禾苗刚刚栽下便被水泡烂，正要抽穗就颗粒无收，只有空秕。雨停水退后，又会有泥沙淤积堵塞，千顷之地的溪流全被堵住。陂上游有一处叫龙坝的地方，原来深达数寻，老人相传，即使干旱也看不到底，如今却几乎与岸齐平。坝头陂建成才三十年，祸患已经如此；再过几年，田地恐怕也会变成沙滩。若在陂旁多设深而宽的陡门，把水泄入海中，灾患便可避免。起初修筑陂时也有这个谋划，只因百姓财力不足，暂时停止。又因为南界海边新筑的田地在陂的下游，这样既能防海潮，又能排泄山水。泄水之处开阔平坦，而且有三处陡门；即使暴雨连下十天，水也会随着潮水退去，永远没有淹没堵塞的忧患，可以稳稳取得成功的筹算。因此有人却加以阻挠，谈笑着等待它的变化。北界百姓贫困得厉害，实在令人怜悯。所谓南界，就是你们二三家。然而这座陂的疏浚，是七都人所希望的，只有你们二三家不同意。与其把水疏导到海里，哪里比得上把它引到田里呢？所以我得到这个建议后，在心中反复考虑，想替百姓谋划两全其利的办法。若是高山大岭，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否则，我难道敢以劳苦为辞吗？近来因分配开垦崇福埭田，夜宿田垄之间，几天便弄清了详情，于是骑马跟随一两个农父按着水迹而行，到了坝头陂，顿时十分高兴，举酒洒祭丘侯说：“丘君，丘君！三十年后我来补救你当年没有做到的事，自以为不会损害你，又打算事后才派人告诉你。哪里想到你竟然因此喧哗起来！”唉，你们百姓只要听我说明：惠安北部的水，出自涂岭、观音二山之间；小处姑且不说，真如溪从横溪发源，向东南经过店尾桥汇成水潭，向东汇合证果溪，又向东汇合下卢溪，再向东到龙田，向南到古县，分流成两条渠道，左边叫东洋，右边叫西洋，宋代志书就是这样记载的。东洋流到坝头村筑成堰坝，上面有沟渠沿山而行，下面的平田一直延伸到前蔡各村，这就是灌溉你们田地的水。西洋本来通向六都，但渠道久已淤塞不能通行；连同东洋坝下的水，一起直接奔向漈头桥入海，大概三十年来一直如此。当丘侯修筑陂时，六都弱小，不能争辩，所以陂建成后，西洋的水全流到前蔡各村。丘侯尚且能把水引向东边以便利百姓，我难道独独不能分流向西吗？否则，上游恢复方涵的旧迹以承接东洋水，下游修理西洋的旧垾，直接通到方埭，又不敢过分靠近丘侯陂，借助已有工程来完成此事，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人们说父母溺爱幼子，这只是胡言。那是因为看到长子已经能够站立，实在不忍心看小儿子转眼陷入沟壑，哪里见过父母有两副肠子呢？知县微薄地寄身于百姓之上，把你们看作同一个孩子，哪里有什么厚薄之分？况且父母即使疼爱弱小的弟弟，终究不能夺走贫困兄长的一碗饭肉，让一个吃不饱糟糠，另一个穿绫罗而不给兄长粗布衣服。父母的心，是不愿在自己未死之前亲眼看到两个孩子不能互相养活，所以才为他们均匀分配。假如压迫兄长、扼住他的脖子，夺走他的衣食，未必能养活小儿子，反而白白忘掉长子，即使愚人也不会这样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剂〕 疏浚西沟，七都没有水涝之患，六都没有干旱之患，你们二三家有涝水可以泄，有旱田可以灌，这就是《诗经》所歌咏的鸤鸠，也不过如此。知县奉行职务没有成效，不能用礼义引导百姓。兄弟之间曾有争执，大多说：“某项产业是我妻子的簪子、耳饰所置办的。”弟弟想得到像父亲产业那样的财产，心里不平，却没有闹到县衙。为什么？因为簪子耳饰是他私有的。假如陂上的水是你们的，已经登记在籍，即使西门豹做县令、白圭做辅佐，虽然怜悯六都，也不能夺取你们的私有物，取走一滴水。本来北界的溪水流经几个都，直到入海，与你们共同承受它的下游水流；即使没有旧有水道，也应当开凿，何况事实明明如此？况且你们沿海筑堰，把肥沃的土地全变成田地，千顷田地却从未向县官缴纳一粒粮食，白白享受千钟的俸禄。六都缴纳的赋税将近二三百石，田地却全成了荒草，只使官府拿着空账，百姓卖妻卖子，受杖刑而死，上下互相怨恨不能解除，这都是水患造成的。古语说：“人以物为师，水是万物的准平。”请开通两条水道，让我看看水流的所在，我将以水为师。唉！惠安的民俗从前就很有名声。知县一有举动，便有人喧哗，莫非正如司马相如所说：“父兄的教诲不先行，子弟的行为不谨慎，少廉鲜耻，风俗不能长久敦厚”吗？

译《书经》说：“愚夫愚妇，有一个人也能胜过我，天子也不能胜过一个普通人。” 知县难道敢承受众人的非议吗？假使我有罪，一个人画圈指责我，我就蒙着头死去，哪里至于虚张声势地喧嚷，自我伤害德行，所以我不敢这样做。你们如果责怪我，也已经悔悟了，于是都来到县庭，愿意接受约束。现在我们共同放下从前的过错，两都的父老子弟一起商议这项计划，我谨慎地奉行大家的意见。虽然如此，盘庚曾说：“我不是废弃他们的谋议，只是忧虑灵验的占卜，不敢违背卜辞，为了扩大这盛美的事业。”你们两边本来没有其他乡里的水可以依靠；你们过去曾和士大夫争执，我本来认为你们有理，难道如今反而要苛待你们吗？我也只是想成全你们共同的请求。吃这座陂的水已经三十多年，习惯已久；一旦分出一部分水，即使水量有余，也像大商人有百万财产，却要他拿出一文钱一样，忍痛割舍不得。人情大多如此。你们没有罪，而且我曾经夸奖我们的百姓所争的只是水利问题，因为你们本来都是有力量的善良百姓。古代君子上台阶时发怒，下台阶便忘掉，尚且只是因为私情。知县是众人的父母，怎么会因公事产生私怨？我敢把内心的话全部告诉你们。我写这篇文章，大概已经把心中的郁结全都吐露出来了。后来二三家人释然地赶到府中，叩头表示愿意依照命令办理；赶到道路上叩头，像府中两都的里长一样，也都称赞县令的议策正确。于是把这件事上报军门，得到批准，可以让县令完成这项事务。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三代能够按照正道施行治理的原因。”又说：“得不到上级支持，就不能治理百姓。”难道不是这样吗？编定里甲。考察旧有版籍，发现有二十多户编为一甲，大概是因为合并后图甲较少的地方只有五六户，粮赋多的一个甲达到四五百石，少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假如让办事人员完全依照纲法，按丁粮多少一律征收银两，分配不均又有什么害处？只是担心有些人廉洁自守却不顾全大体，像岭海间的狂生那样的人很少。知府朱考就是这样办理的，怎么能不造成不平？计算全县丁粮二万四千余，坊都的里长三百三十八人；二万四千丁粮编为一甲，不过八十甲。军户、匠户虽然分户过多而难以编排，即使有其他户超过一百，姑且仍按旧制，只在甲首中换成下等户；只有张缨超过得太多，所以分为两甲，也不足以补偿。正管大体必须有十户，丁粮在八十上下，不能截然完全相同。因为害怕追征的痛苦，所以按贵户归贵户、按亲近归亲近；又怕十年之间因差役再次编里甲而承担重役，所以按甲归甲。唉，减少你们有余的部分，你们难道不会怨恨我吗？孟贲率领几个妇女也能抵挡普通人的千百人，不要因为不足而补足，偏要取用其他都的户口；道路相隔，你们难道不会怨恨我吗？蓝田有玉，求取的人不惜走千里，为什么？因为能够获利。从前私下购买甲首，要花几锭金子；如今不用买而得到，纵然多走几里路，又有什么过错？不过，在损益、取予之间，不能做到两全其美。真正了解我的，难道只有里甲吗？要责怪我的，难道也只有里甲吗？告谕里长。十七都里长胡道升说：按照惯例，里长承担劳役，甲首和百户都来祝贺。幸逢仁慈廉明的县令治理县政，受到感化而改过自新。偶然间八甲管辖下的朱坤、朱鸾各自准备礼物来祝贺，不仅会给我胡道升带来收受赃物的罪名，也说明奸弊还没有完全革除。我谨把礼物送上，请求命令他们领回，并继续禁绝革除。仁慈廉明我做不到，但能够辞绝惯例，这使胡道升脱离了流俗，可以同他一起兴起唐虞之治。知县赞许他，把贺礼退回，奖励胡道升，所以发布这篇告谕。告谕里长押送匠人。自从我做县令以来，不让里长受苦。每次押送罪犯，胥吏把姓名报上来，我总是退回，说：‘里长已经雇用了机兵，而且让机兵充任差役，最适合押送罪犯。’如今押送匠人到留都，非得大户人家承担不可。府中只有四个县，每年由一个县押送匠人，四年轮换一次，不得推辞。不过我给每名匠人二钱路费，比从前增加一倍；这样即使劳费力气，也不会耗费你们的钱财。潘大有一户丁粮很多，除去押送匠人的当年差役后，每名里长按一丁粮一石，出银五厘作为路费，也从里长自己的粮食中取，不要摊派给甲首。潘大有回来后，把剩余的银钱上缴。我慰劳他说：“将这些钱买酒肉，和妻子儿女一起对饮，谈谈京师宫阙的盛况，不也是很好的事吗？”潘大有叩头离去。安排得当，人们一定乐意前往。以后应当以此为准。种植榕树。本县处在南北交通要道，车轮相撞，人肩相摩。沿途亭子很少，行人没有休息的地方，我对此十分怜悯。榕字有容纳、容憩之意；它的树荫很适合覆盖大道。我从白水到洛阳，每隔五丈种一棵树。只是担心妨碍田间禾谷，所以总共只种了几棵，以此报答百姓。唉，远大之处在于种德，眼前能做的则是种树。我没有德行，就姑且种树。告谕屯军邓某。唉，邓某，你以为田地是你的田地吗？这是朝廷的田地。你以为孩子是你的孩子吗？这是祖宗的子孙。耕种朝廷的田地却不缴纳租税，是不忠；作为祖宗的子孙却动辄把孩子卖掉，是不孝。不忠不孝，凭什么立身于世？假如你的田地欠着官租，尚且还可以收取公田的收入，缴纳公家的赋税，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如今你欠租，我替你缴纳；你卖孩子，我替你赎回。以后将靠什么维持呢？应当伸展四肢，努力务农奉养上级；如果再欠租，就从重治罪。掩埋暴露的尸骨。道路上有饿死的人，我本来就应当替他作主。父老让甲总到县里领取钱，准备棺材把尸体掩埋。后来再次掩埋尸骨。我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凡是县中有暴露的尸骨，都应当负责。僧人傅明智等人想在各都掩埋尸骨，恐怕棺材腐朽后尸骸散乱，无法辨认有无主人，便借机从中谋利，请求按照此事办理。唉，这件在我职责之内的事，难道还不如明智等人吗？除去前面已经掩埋过的地方，甲总等人再次查验境内，如有枯骨，就登记上报；发钱准备棺材，不要劳烦僧人，免得有愧于我身为一方父母官的身份。当时的估价 知县没有其他嗜好，只需要衣食。自从到县里以来，米、鱼等一切物品买来便立即付价，而且价格常常高于当时的市价。布帛则到其他郡购买，是怕百姓认为这是骚扰。连我自己都担心价格不公平，何况百姓自行买卖呢？宪纲命令府、州、县下属各处，每月上旬查定各种物品的时价，不要造成价格过高或过低，以免亏损官府、损害百姓，这难道不是平正的王道吗？每月命老人评定物价，列在左边，官民一律以此为标准。舍中若有不按此办理的，就由差役侵害百姓，予以告发；其余违反者，一概按把持市场论罪。禁止并告谕百姓。知县奉行职务没有成效，没有一天不想离任。被夺去俸禄已经是幸运了，百姓怜悯我饥饿，想向上级为我申辩，这是在内部不能解决，反而向外面求取这种声援，谁会相信呢？而且我所忧虑的是失去百姓，不是失去百姓的供养；如果真的饥饿而死，百姓还会养活我，何况不至于死呢？禁止并告谕士人百姓。

译因为里长郭南箕被士兵重伤，前往府中。你们里长、老人以及吏卒等人全都跟去，这是为什么？所以赶快告谕你们回来。又听说你们气势汹汹，和诸生一起等候军门，甚至要为郭南箕申诉他们横暴的情状，这又是为什么？诸生应当遵守卧碑的规定，怎么可以随便干预？父老子弟也请不要彼此劳苦。制书规定府、州、县设立察院分司，非风宪官不得居住，有司违犯，允许门子等陈告奏报。何况本县分司近日已经得到都察院命令，承军门按临时戒严，等待其再次到来，哪个有司敢住在那里？督府的部卒却争着住进去，主将直接抬着行李进入。县官前去劝告，他们便大声喧闹。都察院门内发生杀人事件，鲜血甚至沾污县官的衣服，难道是主将敢于命令他们这样做吗？不过是骄横士兵蔑视法纪罢了。我前去躲避，也向主将申诉，还是担心你们可能愤激而与他们斗殴。路上遇到督府将领，我下马拜谒，部卒却挡住我的随从，驱赶我的马，使我三次都不能下马。《会典》规定七品官出行有引道一对；知县是亲民正官，又蒙恩准许带随从皂隶四名。文官制度规定可以乘轿，督都不得擅自使用八人，否则奏报。随从人马都有定数，他们所带的步卒和拥从有一百多人不算，仪仗竟然俨如王者。我私下记下这件事，已经感到疑惑了。何况按惯例，总兵官出征、巡哨、出入时，都乘坐原关所给的马匹；驿站的马、驴、车辆不许供应。如今却像檄文所说那样准备，不知道是否另有特殊规定？我骑马前去拜见，带着两个引导者，部卒却回头避开他们，还驱赶我的马。大概部卒不识字，不能责怪他们知道典制，所以才骄横到这个地步。难道也是主将指使他们的吗？部卒于是隐瞒夺占都察院门的事情，反而申诉里甲没有准备马夫。马夫、马匹早已与里甲无关，府中已经知道了。况且考察他们并没有停留在路上，并不是因为马夫没有准备。大概他们的主将确实严厉，士兵稍微违法就会被诛杀；如果不是这样，与县里有什么关系？假如郭南箕不幸死去，我自然应当替他讨回公道；幸而没有死，姑且忍耐过去。你们为什么气势汹汹？这样又能赶走多少士兵呢？唉，古代守职的官员，曾经强硬地阻挡公主的奴仆，戴着头盔砍断王子的士卒。我实在为自己不如他们而惭愧，但只要反省自身没有过失，即使不与人计较，又有什么伤害呢？这本来就是孔门的训诫。我反复为你们士民说明这些，是因为你们作为父母官子民的心意我已经完全知道了；现在各自回去休息吧。明日军门到来，有人再申诉，就是加重我的德行罪过，我不允许。阻止百姓请求挽留。知县五岁时，先父亲自教导我；稍稍长大，又勉励我学习圣人之学。我在县里四年，只有孔子是我的老师，只有高皇帝的法令是我所遵守的。对于百姓的事情，我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力量虽然不足，心意却已经尽到了。坚持正道会触犯他人，谗人又相互勾结，我常常担心不能免祸。只是内心没有枉曲，希望将来可以凭此在地下见先父，使公道在众多恶行中显明。后来升任宾州知州。孔门高弟终身也未必能够做到的事，我竟然得到，自己感到欣喜。没有想到，听说百姓因为相处日久而不忍舍弃我，数百人扶携招挽，奔走千里，拦住使者赶到宫阙，请求留下知县。我有什么德行，竟使百姓如此辛劳，自己实在惭愧。又听说其中多是高龄长老，天气炎热、道路遥远，使他们接连喘息流汗，我尤其不安。唉，人情不忍离别，还有什么能比父母子女之情更深呢？但一旦有不可讳言的变故，又能怎么办？所以父母之丧以三年为期而结束，感情本来就有尽头。何况知县近来抱病，若不幸先我而死，填埋于沟壑，百姓即使悲痛，又去挽留谁呢？希望大家自行宽解，哪里会忧虑没有好县令呢？知县虽然离去，百年之后魂魄仍然会思念惠安，哪里能够立刻割舍？到了宾州，已经因病不能回去祭扫祖墓；见到妻儿用一壶酒慰劳我，身体稍稍平复，便准备游览五岳。几乎可以继承尚子的高尚踪迹了，必定要出自惠安。我已经命令在大道旁种下榕树四百二十一本，到这时应当已经长得茂盛。长老们如果没有忘记我，幸望带着酒到树下同我饮酒，孩子们唱歌相互欢乐。接任者还没有到，我姑且为百姓尽一天的力量。古诗说：“长久地将从这里分别，暂且再站立片刻。”唉，又令人悲伤了。告谕军民。知县已经回到罗浮了。你们劳苦奔赴宫阙请求挽留我，我实在无以报答；愿你们努力耕作来缴纳租赋，行善来远离刑罚，和知县共同做太平时代的百姓。告谕宾州百姓。

译我是岭东惠州人。年轻时便有治理天下的志向。隆庆二年，我到宫阙上书三万多言。这一年被选任署理闽清学谕；隆庆四年，调任惠安知县。我说，所谓知县，就是要知道全县的事情。大小、强弱、饥寒、困苦、孤独、鳏寡，没有一样知道，怎么能称为知县呢？难道不应当像父母了解子女一样吗？谁长谁幼，谁贫谁富，谁安定谁困苦，谁贤明谁愚昧，没有不知道的，也没有不设法解决的。百姓既然把官员看作父母，官员却不肯把自己放低来做他们的子弟，稍微有些才能便搜刮百姓，拱手等待升迁，漠然如同秦越之人，这怎么符合民之父母的本意呢？朝廷设置官员，法令制度完备，官员都只顾谋求自身便利，怎么对得起朝廷？我选取父老中品行高尚、受到百姓信任仰慕的三十多人，用束帛招请他们，置酒于亲民堂，询问图籍，发给简册条目；根据他们的回答，我由此知道百姓的疾苦。遵照《教民榜》，各都建立申明亭，父老每天坐在那里教化引导百姓。凡田土、户籍、婚姻等十九项事务，命令他们自行判决调解而止，不要让事情闹到县里，使百姓烦劳。天下的形势是由下而上：天子以下有布政使司，由布政使司到府、州、县，再到里；县有治所，里有亭；县有县令，里有里长和老人。所以我曾说，里长只比知县低一个等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九章〕 服役的人都是其中的俊杰，除礼仪纲纪和银钱之外，不再耗费一丝一毫；事情都委托给父老重办，以此遵守法令、宣扬治理教化。县里有社稷坛，又有厉坛，各里也都有，洪武礼制中已有记载；命令依照规定举行祭祀，淫祠则毁掉。全县共有五百五十一处；自正统年间以来，敕令天下照旧建立社学。民间优秀的人才已经在府学、州学、县学受教，儿童则应在社学受教，于是建立二百一十九所社学，按礼聘请有才德的士人做教师，刻印《小学》让他们学习。每月初一、十五，儒学讲学结束后，便到社学陈设钟鼓、笾豆，举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士人渐渐文雅有礼，纷纷受到教化。那时我骑一匹马巡视田间小路，访问百姓隐情，回来后张贴在屏风上；先到各都亭中住宿，开通水道许多处，其中较大的，是从鸤鸠圳由七都通到六都，延伸十里；分配开垦荒田，修筑海堰，以充实虚报的粮额；从盐户中征调劳役，以宽减民力。这些事情都使豪强不便，但我不敢逃避清查户籍的差役。革除旧有里书，命百姓亲自供报，把名册列在堂的左右；每天坐在堂上，凡丁口的增减、粮饷的推收，都登记在册，选派奉行法令的书吏接受并记录。过去一丁承担两丁赋役的十多人，以及十丁只承担一丁赋役的人，都予以均平；卖出虚报米粮的，有推收而无实际收入的，有实际收入而无推收记录的，分花户籍的，诡寄田产的，以官田冒充民田的，以田地冒充荒地的，也一一查出。各项错乱之处都加以厘正，于是按丁粮确定里甲，大约以八十为一甲的标准；正管必须有十户，丁粮多的地方里长较少，甲首承担的差役繁重，出入往来五个月后才办完，我也因此得病。县里有关于新增加浮粮的册籍，竟然四五十年没有更改，我又勉强支撑病体办理此事。凡是节省浮费、革除解户、确定征收交纳规则、清理驿传、改折远仓本色粮，来免除百姓运输劳苦等事，都详细载在《惠安政书》中。我既已脱离乡里而做官，就应当让百姓安心耕种、蓄养牲畜，让妻子儿女竭尽力量报答百姓万分之一；有利的事一定兴办，有害的事一定革除，不欺软怕硬，不向强暴低头。贪婪残暴的人多取百姓一文钱，我也要以身相争。至于遵守法令，也不过完成了十四五分罢了。如今来到宾州，没有什么可以超过这些；只是我在县里过分用心，睡觉、吃饭、行动、停留都想着百姓的事务，米盐等琐碎事情也必亲自办理，有早起晚睡的劳苦，没有游乐宴饮的快乐。妻子儿女劝我稍微休息，否则将会生病，我回答说：“我怎么会生病？回到惠州万石里才可以。”万石里是我的家，谁说县政会使我突然病倒呢？去年三月，虚火突然上升，上面生疮，下面生痔，血气衰竭，胡须头发脱落而形成坟冢，如今埋葬在莲花山下，那是我亲自撰写铭文的地方。没过多久得到消息，幸而可以顺利回去。百姓因为相处日久而不忍舍弃我，到宫阙请求在崇武所留任，也到军门请求留任；又以漳州、泉州各郡百姓被豪贵欺压为由，都愿意把这件事交由惠安来作证明，并再次上疏请求留下我作代理官，朝廷没有答应。回头看两粤，仿佛处在另一个世界；半夜思念时，没有一次不面向南方沾湿衣襟。腊月抵达家中，病势稍稍缓解，于是想到长孺多病，曾卧治淮阳七年而死；幸而我能够像他一样携琴西行，哪里想到羸弱的身体终究难以勉强支撑呢？唉，我怎么能忘记我的百姓！宾州女子已经接受聘礼，虽然还没有正式成婚，心已经在夫家了。何况宾州与惠安风俗相通，路程不过二十天，没有车马劳顿之苦，还有舟楫便利；肥沃田地数百里，百姓喜爱农耕，五谷丰饶；土地厚重，邪教容易教化，没有世代积财的大豪强扰乱吏治。两粤的士大夫向来重视名节，而且处在山谷之中，没有往来的使者，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机诈贪利、狡猾不守道义，偷取符传而奔驰各郡县，车马声不断；稍微不能使有司满意，便到处诽谤。难道是轻视这里而羡慕那里吗？骐骥强壮时，一天能奔驰千里；等它衰老，驽马也能跑在它前面。百姓听说我要回惠安，却不知道我的精力如今已经消耗殆尽；强弩的末势不能穿透鲁地的薄绢，又能怎么办呢？唉，我的百姓难道不会思念我吗？虚名流传还没有得到验证。无论美名还是恶名，本来每天都盼望我的恩泽降临到贫困乡里，何况劳烦使者两次到我家，我拿什么报答呢？这些尚且难以详尽说明，所以这份文牒一并询问父老和百姓的疾苦；即使不能周遍知道，即使知道了，力量不掌握在我手中，也难以割舍。过去在惠安时，曾经刻印《教民榜》发布民间，每月初一、十五到亭中为百姓申明六条训谕，又派木铎巡行宣告。如今希望我的百姓也只这样做。我回到乡里，戴角巾、束大带，不到公府去，努力务农来供奉官府，谨慎修身来端正乡里，和你们共同做太平时代的百姓。后来任州官的人，一定会了解我百姓的疾苦，他们自然有所托付；不要眷恋我，即使没有见过面，情意也不能停止。特意把这些告诉你们，希望你们还记得我。示谕诸生。

译学谕示谕诸生说：“学谕是岭东的腐儒，成年起便有治理天下的志向；志向大而才力小，本来应当隐居田野。皇上不了解我的不肖，仍沿袭旧例，让我署理闽清学务，这并不是我的才能所能胜任的。皇上过分信任学谕，我怎敢不尽职？不能教导、不能训诲，就是没有尽到职分。唉，如今做教师的，难道不可悲吗？春秋时期，学官废弛残缺，孔子并没有象胥那样的官位，也没有选举人才的权力，只是怀抱先王遗留的经典，退居山泽。弟子从异国来到，约有几千人，为他驾车、执伞，往来千里，即使到了饥饿境地也不离去。如今凭天子的命令，以利禄作为诱惑，青衿诸生兴致勃勃，行过一礼之后，便同胡人和越人一样疏远，哪里还顾念彼此？那边相互仰慕使用的诚意，与这里彼此背离的程度相差太远。选择物品而取用，一定要取其中美好的；人们所给予的，也只看对方所遭遇的处境。美就喜爱，丑恶就轻贱抛弃，难道不是这样吗？唉，如今教师所遭遇的情形，都足以令人羞惭。所以师道在山泽，不在学校。假如学校之中也有山泽那样的美好，诸生还会选择什么呢？如今我同诸生约定：按照国家法令，县学生二十人；增广生就是在原有学生之外增加、扩充名额；附学生就是附属于学校的学生。这样，学生的身份就更加受到重视了。” 每月有廪米，每日有膳食，这是为什么呢？无奈如今斤斤计较，飞禽奔逃、走兽隐遁，井灶处聚满青蛙，斋舍长满荒草，兔丝燕麦杂生，北斗、南箕徒有其名，实在太不像样了。学生既然难以全部承担责任，增额附学生中又多是英俊之才，所以制定了这一通行办法。只有年长的学生，以及家贫者；家贫而教书者，不强行征取，其余人都可以来求学。教谕负责修治校舍、督促学业，会同供膳，一律按制度办理。学生以日计者每日来，以月计者每月来，路远者按时节来。唉！诸位学生，教谕并不是腐儒；治学之道贵在简易，我不敢苛求琐细。法令施行长久，办事从容顺利，学问能够用于实际，科举事业也不废弃。诸位学生要相信它。唉！诸位学生，教谕实在用心良苦；异县虽然遥远，也不过百里，离家勤学，学业就会兴盛起来。诸位学生要努力！后来来的人是否要登记在册？把制定这些规章的缘故记下，日后再定夺。《石洞集》第九卷 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第十卷 （明）叶春及撰写 志论一 顺德县 序 序说：万历甲申年，我来到五羊城。吴西公请我编纂县志，我回到罗浮山；后来又到了罗浮山，回到白鹤峰。他又到了白鹤峰，坚持请求，我才答应了。古代的图志往往合称。我曾经摹取罗太史的图，惠安如今把它施用于《顺德志》。全书分为地理、建置、赋役、祠祀、官师、流寓、人物、选举、杂志，共九篇。夺去县中士大夫的权力，我对此有所畏惧，所以只完成了一半，也已经付梓了。其余我都已写成草稿，放在箱子里，还没有给人看。客人看了说：“皮衣不是一只狐狸的皮所能制成的，这固然如此，但难道没有纯白的皮衣吗？五色相杂叫作文采，单色不杂叫作纯，都值得珍爱。假如喜爱《汉纪》，并不妨碍同时喜爱班固、左丘明的作品；同一个人，内传、外传并存，正是因为彼此资助。”我说：“好。”吴西公于是重新刻印，而把图另行刊出。从前孔子作《春秋》，记载的是桓公、文公之事，文章却以义理为准，因此孔子自称是窃取前人的成果。事情没有文章便不能流传，文章没有义理便不能裁定；用义理规定文章，用文章叙述事情，这才是写经书义理应有的道理。删削取舍失当，怎么能称为义理呢？旧志所记事情琐碎，文字污秽鄙陋，李氏的编纂差不多可以称道了。如今没有关系的事情一概不记，即使沿用旧文，也删改润色了过半。我的立意虽长，才力却短，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你拿这三句话来讥刺我，我该怎样解说呢？乙酉年季秋朔日，石洞叶春及撰写。地理志论 自古以来的圣人，什么时候不顺应时势来开拓土地、便利政事呢？冀、幽、并、青、营等地，还处在唐虞时代那样的状况。土地广大，人口就多；人口多，暴乱就会间或发生。土地广大，政令制度就难以周遍；制度难以周遍，教化的影响就难以普及。人的身体，头部气血壅塞便生疮，脚不到的地方便会发生偏差；水流泡沫阻塞在遥远幽深之处，也时常有不循规矩的情况。我观察天下，起初设置县治、聚集民众，教导训练积累数十年，远的甚至百年，往往就能称雄。登上禹所走过的地方，假如虞舜时代十个人举着簸箕，在一池水里捕捞，尚且能有所收获，那么百个诸侯国又凭什么称立呢？就像顺德在过去本来只是整个蒸肉中的一片、巨大裘衣中的一块皮毛罢了。近一百多年来，名贤、辅国之臣、翰林卿士和守志节义之人前后相接；应试之士充满公车。难道不是地理条件与天时相遇的结果吗？所以说：圣人的功业，是时势造成的，怎么能不相信呢？开拓疆土不一定只靠土地，聚集民众不一定只靠人口；依凭山川，安抚城邑，谨慎守卫城池，使交通要道险固，修治堤防，考察土地所宜，端正风俗，以礼为本施行教化，难道只在于牧守官吗？难道只在于牧守官吗！地理志总论 论说：县城位于东南一隅，所谓四至，只是就县城而言。西、北两面的界限，在请求设置县时已经说过了。实际上，石■〈石肯〉从五斗口向北延伸，龙江、白藤从仰船冈向西延伸。若从中央来论疆域，就错了。堡寨远近的图籍，以及村落增减多少，旧志有时不相同，我依据今天的情况来记载。图次序应当依照堡寨，各自编号来总计其数。如今杂乱无章，重复而没有规则，疏漏也很多。有人说：从南海县分出时就是这样，版籍在天府，不能再更改。甘溪的末端，是蛋人、河泊所居之处；革除这种设置，把鳞介之民教化为衣冠之民，这是王政。古迹论 论说：李承箕说，有遗迹不如没有遗迹。古代圣贤所经历的地方，其遗风自然会使人不忘，不像后世借此向人夸耀，反而可供讥笑。诗社有什么诗可言？步青云名馆，不过是追求富贵的志向罢了，这太明显了。仍因循旧志而依次记载下来。我考察过去所谓的诗社、乡里私塾，都称为古迹；否则便附在宫室类中。到了近世，竟有五六十处，大多是乡人、县中房屋游观的地方，并没有名德可供后人传述。一概删去它们，就像西京毁坏后，只有灵光殿巍然独存，这也是简牍上的一件快事啊！善于建造的不会毁坏，这是我从老子那里听来的。建置志论

译设置官吏、划分职掌，是为了成为百姓的准则。必须有治理的场所，文治武功，赈济贫乏、抚恤孤弱，甚至供人游观，这些都是王道。古代天子的居所，用茅草盖顶、用未经加工的椽木，土台只有三层，何况郡县呢？后世改用华美建筑，用来确定上下、辨别等级威仪。帝王之道如同循环，一时质朴，一时文饰，有什么可奇怪的？君子所居之处，难道不是只以百姓为要务，早晚思虑，考虑困难而谋求简易吗？整肃勤勉是用来治理的，若是过分铺张，在百姓之上建造高堂，百里之内都设门禁，远至万里也使人望见它如同帝王宫室，却不能靠近；有些地方甚至连庆贺、谦让之礼也顾不上，废墟断墙，长满茂草。小民尚且有房屋可以躲避寒暑燥湿。因此，旧的应更新，坠毁的应重建；堂堂大邑，如果竟然在四境之内都不治理，还谈什么政教？这是怠慢造成的过错。过分铺张就残害百姓，怠慢政事就使百姓废弛；既残害又废弛，凭什么居于上位？我实在要为此进言了。预备仓论 论说：各部门各有职掌，司、府、州、县各自设仓，以供给每年的费用，丰盈仓就是如此，《会典》中有记载。洪武初年，命令每县四乡各设一仓，名为预备仓。正统五年，派使者督促东南设置两仓，这就是《广州志》所说的三座预备仓；把丰盈仓也算进去，是错误的。两仓没有积谷，废弃已久。《嘉靖志》于是把它列为古迹，又错了。如今有关官员奉行圣意，每年一千石粮食全部收入丰盈仓。几年以后，不只是腐败不能食用，主管守仓的人还将因此获罪。陈粮与新粮相互更替，仓中有三年的积储后，就不要再继续占存，而应把粮价储备起来等待使用，这样还担心什么灾荒之年呢？社仓论 论说：五夫设立社仓，朱子说，数年之间，左右扶持，上面倡导、下面仿效，为乡里建立无穷的长远计划，这实在很难啊！曾仲魁说了一句话，远近便响应；登高呼喊，声音并没有更加急促，只是形势本来就紧迫。然而粮食仍寄存在祠庙里，制度本来就不完备，不久便有很多人侵吞牟利，于是请求归县管理，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刘如愚父子那样的人吗？乡里的社仓不能全都任其自行管理；担心谋求私利而损害公事，所以应谨慎管理出入。但即使这样，稽核仍不够严密，上下互相隐瞒，这种弊病自古以来就受到忧虑。建置志总论 论说：一里设一亭，由里正、三老坐掌其事，依据《十有九章》，听理民讼，这是制度。只是把这些制度写成文书放在县门、射圃，岂只是为了观看德行，实在是想得到善于穿札射箭的人来任用；但其中废弛的十有八九，即使尚存，哪里还能听到足音呢？洪武年间建立社学，有司奉行职务无所作为，高皇帝发出“艰难啊”的感叹，于是停止了。正统初年恢复社学，并责成督学使者督察，但郡学县学尚且废败，何况乡社之学呢？预备仓设置在四乡，正是考虑到民众迁移，如今迁入城中，金钱和箭粮很少收入，所以仓库空虚。社仓又是法令所没有涉及的。巡检司租屋居住在城郭，民兵在道路上疲惫不堪，屯卒在田垄间偷懒怠惰，戍兵在河上逍遥。孔子说：“文王、武王的治道，散布在典籍中；那样的人还在，政道就能兴起。”如今圣明，王道通达四方，难道只是典籍遗留下来而已吗？能够不使它兴起吗？赋役志论 董仲舒说：古代向百姓征税不过十分之一，征发劳役不过三天；后世大约是古代的二三十倍，这大概是在感叹秦汉之际。我考察周代，从人口出生登记以后便上报天府；每家各自授田，谁能隐瞒而少报一百亩呢？凡是征发徒役，即使一家只出一两个人，田赋和追捕差役却是人人都要承担。如今豪强之家同胥吏交易，几十个丁口只登记一个；表面上负担似乎很重，实际上却是几十个人共同承担。农民耕种富民的田，收成中见税十五，通常每亩收二石，折米九斗，向官府缴纳三升，合起来是农民收成的一半，也就是六十分之一的税，哪里看得出所谓比古代重二三十倍呢？大概古代政事简省，没有聚养兵众的人；后世聚集军队供养，男子努力耕作仍不足以供给粮饷，至于宫室、赏赐等其他费用，还不在此数内。所以自秦汉以来，一切巧取豪夺百姓，把它尊奉为法令；山海、关市的租税全都收入大农寺以补助赋税。在县中田赋、里甲之外，盐税、渔税和各种课税，以及徭役、驿传、卫所、郡县屯戍的士兵，都从丁口和田产中出；那些负担表面较轻，实际却重在这些方面，这就是“朝三”。县官库藏空虚，大农寺每年因考核不上而压抑最高长吏，地方官又获罪而不敢进言，只得薄敛缓征。不要让贫者丁口多而富者粮额少，使侵渔之弊断绝于旧日的胥吏，不要把老鼠当老虎；里正在其甲内推行这些办法，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也差不多是治理士民的途径了。起初任试官时，就像进入黑暗的房间；软弱的人把胥吏当作老师，贤能豪杰又鄙视琐碎的儒者，往往称述孔子。怎么能对计吏说“我有主见”，说自己懂得大体，却一点也不考量呢？所以我特意在篇中详加记载，作为后人阅览的准则。户口论

译论说：洪武年间诏令天下，每户设置户帖，写明乡贯、丁口姓名，每年编造后发给百姓，户籍则收藏在户部。后来户册大约十年一更换，户口脱漏，从长吏以下都要获罪，并按多少分别处罚，严重到了极点。县里的户册始于景泰壬申年，户数每到十年便增加。弘治年间，并没有战争和荒疫，损耗却很严重。难道是孝宗仁厚，有司奉行宣德年间的意旨，不敢把虚增的户口如实登记？还是胥吏专权，开合户籍、玩弄迁逃，无法避免呢？如今看景泰年间，户数增加而人口减少。唐人户有调，丁有庸；我朝向百姓征取，只看丁，不只看户。户大则丁米鳞次增加，计算差役必然加重；不用担心一家离散的徭役，竟至于应纳一石赋税，拥有丁口反而成了祸患。这样趋向逃避，不也是适宜的吗？户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不只是赋税更改，也已经非常严重了。军户、匠户应当保留余下的弓田，后来粮额有空缺的，可以削减，不必虚挂。女子和小口只供给盐；盐若不能按人口发给，却一定要按法令登记，就是这种情况。胥吏说不登记小口，自古以来就如此。至于上户一千户，不过登记一两户，哪里称得上人口浩繁呢？县中五分之一的户是军户，其中又有两分，因此多受清查句核之苦。有人说，本县因为朵集而设，适宜编配军户；距离其他卫所近的有百里，远的有数千里。老人、病人、死亡者、逃亡者，大都用伍内产业和子弟补充；没有的，就从原籍追取。往往要过一两年，才能交回并得到贿赂，从此便有逃失者。被追查的很多，能够解除的人很少；押送的人尚未返回，出行者已经逃亡回家，弊病日益滋长。有人更改姓名，增减字画，迁易州县，抱着户籍逃窜，占籍在极远的地区，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宣德年间，派遣直指使者清查天下尺籍，补正缺漏，把逃亡者记录下来；于是踪迹可寻的绝户、绝丁，往往被查出；有的同名，有的户籍无名，便无法诘问。里老、胥吏实际上成为窝藏逃户的根本和流动乡册，应把每年清册拿来参验，惩治胥吏的虚伪欺诈和里老的纵容隐匿，严格执行谪戍条例，这样或许可以了吧？我考察唐代豫州约定本乡补充军士，审查并押送少壮、应当出征的人；若不以墨货欺骗隐匿而获罪，或许仍有盛世的风气吧？谚语说：一次句查就是一军之害，百口充一军就是一军之祸；“三族”是说解除军籍会祸及三族。军政已经废弛，即使得到军士，也只是白白耗费我们的仓廪，要他们做什么？不如用逃亡者的粮饷招募勇悍士兵，这也是两全其美的计策。田赋论 论说：秋租钞出自田地，只有官租才有这种税名，粤地没有。难道是起初把折合的米连同秋粮一起征收，后来便磨灭了这个名称吗？例如夏税米，起初还收二石四斗有余，到弘治年间只剩三升。粮额每年增加，人们也没有察觉它的减少。成化年间，田地仍旧，而粮额增加了二百多石，这是什么缘故呢？官田、民田的各种则例很繁杂，屯军与民户争田，查核屯田后有余田，便归入官府，于是称作屯军余田。隆庆年间开始，屯军按民田的例子办理，都是这一类。田地不是那一类就是这一类，何必另创名目呢？弓田以后的各种则例都已废弃，暂且保存，等待日后考察。官民田论 论说：官田、民田之争，真是胶柱鼓瑟啊！官田沿袭前代制度，如公职田等由有司领取钱粮，遵照陶渊明令，公田种黍，就是这种情况。官府亲自把田授给农人，每年收取收入，中间没有富人从中侵夺，所以税则较重。民田由农人从富人那里承受，已经缴纳大半租税，县官不能再加重征取，所以税则较轻。后世不再有归官府所有的田地，税则却仍沿用旧制，因此减轻征收、免除劳役，以调节适宜。章皇帝减免官田租税，诏书如雨下降下。睿皇帝在苏州把租额减到八十余万石，难道不是仁政吗？然而不能轻易改变旧弦而重新张弓。朱子说，漳州有官田、职田、学田，名称不一，轻重也不同，胥吏因而作奸；他想按九等确定每亩税额，合计一州税租总数，再分别归属。如今幸有弓田，应当上书请求依朱子的办法办理，并删去官田的名目；像江西版籍中的田地一样，不论原来记作什么，都一律注明官田、民田，否则便分成三等，只把官田列为上等，这是什么道理？王者可以分土地，却不能分割百姓；其他县的人在这里置田，应当随田地归属本县。若畏惧转运输纳的劳苦，把田地径直归入原县，我也担心他们拖欠赋税；放纵他们逃走隐匿，职守昏昧而造成奸弊，又怎么禁止呢？本县濒临大海，有沙潬田；西边的水向东流，泥沙随流而下沉积，于是沙潬逐渐增高。种上芦苇，积土数千百亩，只要耐心等待就能形成田地。它的利益不可估量，却常常引起争讼。自从戴御史提出用它抵充浮粮，弓田之后粮额没有浮增，沙潬也被列为弓田了。像桂洲南边的青步、海中的叶沙等地，与香山县接壤，田地有五百余顷；听说实行弓田时，百姓多偷偷登记在香山县名下，大概是因为那里有利可图。知县叶初春到任后，才开始纠正，但也不能收回其中一半。唉！吴、楚两国交战，据说是因为争夺采桑女子，难道只是一个家庭的缘故吗？上等田每亩税米虽增加一升，原来的税则本来就重；中等田又减官米一升，于是按民田标准只算三合；比较一亩的赋税，新旧相差不远。百姓却没有察觉，纷纷抱怨，这就叫看不见自己的睫毛。农桑论 论说：高皇帝命令天下各户种桑，难道不是继承成周的遗意吗？然而大司徒要辨别十二种土地所宜的物产，以教导耕种、收获、栽植。《禹贡》说到蚕桑的，只有兖州。假如不必处处种桑，而是种植当地适宜的树木，征税也依照这种情况办理，难道不好吗？奉行法令不虔诚，只用空文敷衍诏令。纸上栽桑的谚语，到处都是，这难道不是有司的过错吗！屯田论

译论说：祖宗的法令不能守住，没有比屯田更严重的了。洪武年间分配军士屯田，永乐年间再次制定制度。每名军士授田二十亩，以收获的粮食作为军粮，并向官府输送余粮六石，这是正统年间确定的制度。又说屯军自己供养两个人，另有一个人的口粮由民户供给，但不久便无法维持。何况起初把军士分成十份，少壮守城，老弱耕种；屯田的占三成，守城的占七成。二八、一九、四六中分，随各地缓急而定，空食粮饷的人就少了。自从屯卒不再轮换，便把田地看作世代产业，时常典卖；有的住在城市，招佃户坐收其租，用来抵粮，剩下的自己享用。久而久之，佃户成了田主，军卒反成了客人。问他田在哪里，竟不能说清。田地转移、欺占的弊端由此产生。逃亡、绝户、转授之际，奸人容易乘机而入，豪强之徒凭武力在乡里横行，有的甚至侵夺田地，把军丁当作奴隶，哪里数得完？因此军屯额数日益削减。国家所办军屯，就是古代丘甸制度的遗意；应有仓库储粮，有场所训练，不只是授给田地再责令交粮。仓场失修败坏，却天天鞭打军士，连六石粮也不能无亏欠，怎能指望他们抵御外敌呢？春耕册籍漫漶不清，长期以来有人想要核查，却因事务纷繁而畏惧。天下是一家，军民都是朝廷的子民；弓田时翻阅册籍进行查核，悬赏互相告发，打开自首改过的门路，也正是时机。如今难道不想把糠吹去、整治弊病吗？对于现存的屯田，应当校正田界，核查逃亡和死亡者，明确承继、补充、归还春耕旧制。宪臣每年巡视所属地区加以省察，或许可以消除将来的祸患。现在失去时机而不治理，后来一定更加严重。尺籍中缺少应征、出征、戍守的人，就征发屯军来供给他们粮饷，再让其余子弟耕种；至于细粮征收在卫所的事情，暂且不详论。渔课论 论说：国家征收渔课，直到山谷溪涧的水面，即使以芥叶为舟也不能免税，所以都摊派给里甲。本县以海为池，征收渔课是适宜的。最初点验时，登记的必定都是以捕鱼为业的人；他们死亡、迁徙了一千人，没有一个存留，却仍按船只计算税额，只能看见鲛人出没于水中，哪里知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呢？闽人曾上奏制定渔册，十年一换，用新户补充旧缺；所以我任惠安令时，大概就是为此办理的。捕鱼业有浮业和实业：乘潮采捕，像划船来往的，是浮业；缯门、禾虫、阜等一类，是实业。本县的实业全都落入豪强宗族手中，他们从贫民身上榨取利益，却不帮助缴纳公家赋税。如今若想重新更定并扩张制度，就会同小民争夺一手一足的利益，并且还要估量豪强宗族，实在不是好办法。鸭阜兴起于洪武、永乐年间，图籍都在；它虽不是渔业，却可用来抵充渔课，有四种好处：一是免除拖欠，二是铲除蠹虫，三是抑制兼并，四是平息暴乱。不能因为噎住过就废弃吃饭，这也是没有体察百姓的缘故啊！盐粮论 论说：五代时由官府专卖盐，百姓不能同官府争市；盐利亏折，便把户口分成五等而强行摊派。后来盐不能按数供给，仍照旧征收钞钱。如今所谓按户口供给食盐，为什么七百年来始终如一呢？管仲谨慎地整治盐政，从男女的户籍直到升、两等计量，后世祖述他的办法，却有时失去了他的本意。既然已经在商人方面整顿盐政，却又把空名寄托在盐策上，儒者多以五霸为可耻。如今看来，五霸又怎么样呢！料价论 论说：闽中按丁征收八分料价，始于御史灼。把本粮折定为银，附带在粮税中征收。事情已经办成，百姓却不知道；这项办法在豳地施行到我们粤地，都是仁人用心的结果。起初议定的制度最终不能守住，想要把沧海煮干，不如断绝柴薪以止火罢了。那就要看我们的君主和宰相了。牛税论 论说：六扰地方唯独禁屠牛，是因为有▯律禁止的缘故。按法律应当处死，并缴纳牛皮、牛角；刀锥之利也归入官府，却让屠夫挥刀宰牛。方圆百里之内，每天杀牛的哀鸣有数百声，这样的法律就不足以取信了。用老牛换幼牛，尚且只能得到半头完整牛，仁人也不会这样做。即使让程子来判断，这也是愚蠢的；长此以往会滋长攘夺偷窃，伤害农民，不能说不是实际的祸害。曾有诏令禁止天下屠牛，但军市租税要靠此办理，官员不敢奉行诏令。岭海之间方圆数千里，难道还缺少这一点琐碎的牛税吗？希望办事的官员好好考虑。里役论 论说：里长，就是一里的长官。天下的权势，由下而上：甲首上面有里长，里长上面有县令，县令上面有郡守，郡守上面有藩司，藩司上面有六卿，再往上就是天子。我曾说，里长只比县令低一级，并不是妄言。有司不把里长当作长官，所以有地位的人不愿意担任。按丁口计算应服的日数，能免除就觉得幸运。供张不能办妥，约会期限又屡屡迟误；鞭打杖责一齐下来，人们成排低头戴枷，交叉着手请求囚禁，手脚带着镣铐，接踵相连地走在道路上，即使役徒也没有这样悲惨。老人本来应当按照德行和年龄推选，如今却只是让卑劣之辈拜揖送迎，供官府充作仪式；他们经营货物，谋取刀锥小利，有的从买卖狱讼中偷取财物，有司也把他们当作驱使、贩卖之人，这种人没有比他们更卑贱的了。何况上古以及隋唐的乡职，还以品官、名士担任三老，汉代尤其多。建国初年的制度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什么竟如此轻视他们呢？苏氏说：远处没有比近处更重要的，近处没有比与你一同做事的人更重要的。谋求治理成效，必定要从与你一同做事的人开始。均徭论 论说：王介甫执掌国政时，他所贯行的办法，谁不怨恨呢？其他事情暂且不论雇役，人人如今都把诞妄的章程视为常规。美好还是丑恶随着人说，真是矮小可笑啊！过去有五年一役的，也有十年一役的。每年的额数相等，但各甲的丁口、粮额不齐，经费轻重相差悬殊，于是编成一段。把全县总括起来，按丁口、粮额划分，再分作十份来均平。如今正好又把十年一征的役聚合起来，改为每年征收。丘仲深所说背米的比喻，不能说不是便利政事。宁可杀掉，也不要鞭打，这样做难道也可以吗？条鞭论 论说：起初征收的名目最为繁杂，自邵御史把各种款项折合并入粮税征收，百姓称赞简便，这就是条鞭法的起源。民壮、驿传银，戴御史也曾合并征收，但没有混入粮税之内。从此有时施行，有时停止；霍文敏认为这是两广的便利办法，常常紧紧坚持。如今均徭、均平，过去凡是五年、十年一征的差役，都按年编征，再合并为一项。百姓知道每年缴纳多少，却不知道哪一项粮税多少、哪一项差役多少，这叫条鞭。名目少了，耳目就集中；不知道天下圣人的政道，东南地区却都称赞它。为什么呢？杂乱的柴薪高高堆着，不知道捆成一束便容易拿取；岔路昏暗不明，不知道选定一条道路便容易遵行。虽然如此，收支没有界限时，若胥吏能按功过考核，我能督促责成，我就会尽力去办；否则便把罪过归给百姓，上下都茫然无措，像盲人遇见盲人。我曾经做县令，既把各项合并，又把它们分开，使百姓知道各项分目以等待合并，官府接受合计数而分别办理各项。就像八种乐器同时演奏，彼此不乱次序；年终详细列出欠负，以等待后续命令，百姓也很便利，官府也很安逸，这只在于用心筹划罢了。铺甲论

译论说：国家以里甲制度任用百姓，按年龄和德行推选老人。里中有盗贼、戍卒、罪人、逃亡者以及不能捕获的恶人，里甲老人便集合众人捉拿他们，并准备教民榜文。那时卫所以抵御大盗，巡司兵负责缉捕小奸；偶尔有像所说的情况，也不过是老人、里长率领甲首追捕，没听说总小甲也负责此事。总小甲设立后，同样不能任用来捕盗，于是又改成保甲。甲其实只有一个，里变成铺，铺变成保，难道不是三个名称的保甲吗？不追求实际成效，只徒然更换空名，过错反而更大。祠祀志论 如今的天子是百神的主宰，天下郡县都有常设祠祀；有司各按职掌办事，不统属于祠官。诸侯祭祀自己疆域以内的神祇，这就是天子所安抚的范围。牲畜、币帛、祭品完备；遇有缘故，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兴建，整治庙宇，修葺坛场，使登献的簠簋丰足完备，以忠信对待百姓，宁可勉强举行祭祀，也不能只在夕牲、荐鬯时才小心敬畏；这样神灵必定会有所回应。吉祥征兆表现为风雨按时，降下丰收。所以子路说，宰有人民社稷，并不是故意谄媚。人若不是听到声响就立刻前往、看见光明就立刻显耀，鬼神的责罚也从来没有轻慢；可是众多佛、老寺观金碧辉煌，照耀四方，■〈宀禹〉瞽宗却长满荒草、无人修剪，这种情况是有的。这样还谈什么法令？乡里愚民一动于外在光景，甚至割舍俯仰所需来供奉它们，还自以为不够。明洁的祭祀在这里被忽略，淫乱的祭祀在那里泛滥，所以我特意叙述典礼祭祀中笾豆等事；至于升降进退的礼仪，则有司自会掌管，我不敢再说。先师庙论 论说：宋濂的议论是正确的，安远被贬一事难道没有不同的缘故吗？如今毁掉象祠，让启圣殿退居次位，何况融等人的主张已经略有施行，只是礼乐仍未完备。制定州县的礼乐，可以从府中取得范式，难道不应当努力吗？难道不应当努力吗！坛祀论 论说：洪武年间的礼制规定，里社稷坛的规格仿照县社稷坛，里厉坛的规格仿照县厉坛。值年里正率领一百一十户举行祭祀。春秋社日，依大统历举行厉祭，规格仿照县祭；祭毕设宴，告诫百姓。不是土地、谷物，便不能生长；鬼神有归宿，就不会成为厉鬼。按照制度举行侯禳、禬禜等祭祀，就不用担心没有祭祀之处。如今废止淫祀、任其放纵，难道反而要禁止合乎经典的祭祀吗？所以说，丘陵夷平、河川充实，并非虚言。吴廷举禁淫祀文说：律令规定，祀典所载神祇应由有司致祭；不应祭祀的却去祭祀。杖责之刑曾在龙山、龙江施行。我看见五岳庙中，竟给五岳之神戴帝王冕、手执圭璧。东岳泰山在济南，西岳华山在西安，北岳恒山在真定，南岳衡山在衡州，嵩山在河南，是中岳。五岳的等级相当于三公和诸侯，只有在它们辖境内才可以祭祀。祭祀用木主，称号依照山名，设坛而不建屋。天子有事才告祭并奉香，没有事情便停止。如今把它们当作帝王，却不知道自己只是公卿；僭越诸侯的祭祀，却不知道自己只是庶人。季氏曾祭祀泰山，孔子讥讽他，何况庶人呢？淫昏鬼神充斥街巷，家家都设巫史；四十个保大概全都成了丛杂淫祠。每逢岁时伏腊，便集资祈祷酬神，杀牛击鼓，戏子歌舞、神像游行，男女杂乱往来，竟忘了祖先，变成出门祭祀。富人长期奢侈，穷人倾尽家产，甚至让强盗、奸讼之徒得到资助来谋划，这就是奸盗的主谋，也是礼法的蛀虫。知县我不才，既然受托管理人民和社稷，百姓与鬼神混杂骚扰，就不能放任不管。因此我把四十个保中的淫祠全部毁掉，用它们的木料修建保中的亭子，坛场有余下的材料便运到县里营缮。神像投入水火，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作、奉公守法，自然可以求得多福；否则便会在我的政事上获罪，向鬼神求助也来不及了。于是毁掉淫祠八百余所。御史汪宗器厌恶此事，便计算竹木的斤两来定罪。唉！不辨别正祠与淫祠，只因个人嫌隙加以报复，反倒使淫鬼都感到羞惭了。乡贤祠论 论说：名宦、乡贤祠，是用来报答功劳、彰明德行、树立规范、流传劝戒的。如果不综合考核其平素品行，只凭官爵和子孙后代的显贵，把他们列入祠中，数代以后，神主便会流出祠外，落到人家门外。唐应德说得好：“如果按官位而论，鲁国的社稷本应在三桓那里用太牢祭祀，不应祭祀那些削迹失意的人。子孙得以凭借三桓的势力，都奉祀自己的祖父，参与大烝祭祀；而孔子作《春秋》，特意把弗父何、叔梁纥写在侨、札之上。”所以吉州的祠堂，罗文恭想抱着自己的父亲神主回去；雅祠、淫祠一同奏报，贤能与不肖混杂，豪杰之士因此羞于同樊哙之流为伍。部中下檄整顿此事，实在是幸事。有人提出黎丘大人的说法，那么名与实就难以辨明了。崇义祠论 论说：奎死于袁州，瑞死于万年，所以旧志没有记载，只在其子得到赏赐任官的条目中可以看到。难道是轻视他们吗？为国事尽力而死，在其死所祭祀，是可以的。刘义被称为龙头人，所以一并立祠。然而这与史书多有不同和乖异之处，我不能详细考定。相关话语记在本传中。官师志论 把官员称作贪泉，难道不是荒谬吗？南海的珠、玑、犀、玳瑁、果品、布帛等汇聚之物，即使称作外府也还可以。到了那里便甘心受其诱惑，说泉水确实如此，于是举出这种说法来侮辱我。石门在县城东北，建县一百三十多年，大小官吏大约有四百人，有廉洁的，也有鄙陋贪婪的；苍梧吴公竟与处默并驾齐名，号称“二吴”。为什么偏偏要怪罪贪泉呢？雇工播种耕作，主人耗费家财给他美食，调给布帛并求其换钱，本来就是希望他深耕熟耘。雇工客人尽力而快速耕作，竭尽技巧，修整田畦田界，也是因为主人供给美食钱布。若毁坏田埂而损伤禾苗，这就是雇工领取工钱后，反以螟虫鼯鼠一样的行为报答主人。县令以下直到流外官，谁不是替国家做事的雇工？没有县令会说：“你确实靠百姓供养，却要残害百姓来逞威吗？”贪夫为财而死，烈士为名而死，大概各自追求各自所适合的东西。狐丘的盗贼，称赞他便高兴，指责他便恼怒。为什么呢？他本来暴戾，却未尝不因背负这个名声而惭愧扭捏。若有人尽节奉职却不彰明，凭什么显示劝善？若有人放纵而行不轨，吃肥肉穿华衣，直到老死仍拥有犬马般的享受，死后才受诛罚而逃脱于后世，那么贪婪冒进的人便会从中得到助力。搜集旧档案，访问遗老，列出官职姓名，略记他们的政绩，也可以成为考察当世得失的资料。我固执而不肯退让，又喜欢把话全都说出来以招致他人怨恨，那么我也有罪了。吴廷举传论 论说：淮南王刘安能震慑公孙弘，却畏惧汲长孺；守节死义的人，宁王宸濠畏惧吴献臣。吴献臣巡抚江西时，气势威严，都是山中的虎豹。吴献臣与吴献吉同官，曾控诉他的横暴；他自称与梁文康、蒋文定交好，于是在武宗朝取得容身之地，不能匡正时便弹劾自己。这就是所谓当面折服别人，却不能容忍他人过错吗？崔文敏称赞他贞正、有才、操守清洁、行为厚重，确实很有力量。吴献臣任布政使时，准许佛郎机进贡，粤人认为这是贬损国体。越裳经过多重翻译来朝，周公并不因此挑起事端；事情变化难以预料，应当像转动圆环一样灵活应对，怎么可以拘泥不变？何况吴献臣的意见已经被阻止，为什么还要归罪于他？树木高大，风便聚集；人的地位高，毁谤便产生，这是由来已久的道理。

译沈鈇传论 论说：我到广州后，在缙绅先生之间来往，他们谈到沈公，大多带有壮烈严厉的气概。周武王访求治道，却以武功著称；文王具有大勇，却以文德显名，并不是没有足以说明其盛德的地方。沈公节省费用、爱护百姓，尊重年长者，敬重有德之人，推举奖掖贤士，各种善政多得数不完，为什么偏偏只称道他铲除强暴呢？我原以为沈公的谋划一定魁梧严峻，等到看见他的容貌，却见他谦退恭谨，像一位儒生，常有甘居人下的志向，思虑深远啊。区志才评论说，他是笃实的君子。诗中写沈公说：“早知乌鸦会攫取肉，宁可不嫌锅里长出鱼来。”公堂上常常肃静严整，里巷中天天和睦亲善，人们都认为确实如此。陈表传论 论说：我看《弘治志》，其中把陈表记作鱼官；又因为陈表的言论，说他“不知所言”。陈承箕离陈表已有二十多年，他对于遗文古事的搜求，不只是追捕逃亡、搜寻隐匿，难道对于陈表遗留下来的政令，也会认为陈表所称颂的足以登列朝廷，与叶平遥相提并论的文章，竟毫无价值吗？然而士人多有困厄，所说的话不被采用，因而自己沉郁而死，这种事情哪里说得完呢！官师志总论 论说：四岳，是尧让出的职位，由此可知其德行明著。十二牧即使比不上稷、契一类的人，也都是辅佐政事的臣子。除了九官、垂、益等人被谦让之外，这里没有名字的情况实在很多。官师志只记载善恶，也足以备作劝善惩恶之用。有人说，上古文书简省，县邑应详于郡，郡应详于国家，所以各家列举官员，下至管仓库的小吏，我也不能违背这种体例。起初任职年月大多不详，也没有必要详考。唉！县丞、主簿以下，为什么被罢免斥退的人这样多呢？对他们待遇菲薄，却要求厚重的功效，也是形势所不能完全做到的。因此，善行没有微小到不予记载，恶行即使巨大也有获得免除的；这不只是县丞、主簿以下的人如此。流寓志论 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四方夷狄宾服，中国安定，天子深居清静之宫，群臣共同承受福泽。那时掌握赏罚、贵贱之权，用来统治天下；君子便提升到膝前，小人便被投入深渊；贤者入仕于朝廷，不贤者拿着耒耜在田亩耕作。因此，被驱逐到四方边远之地的，都是浑敦、穷奇、梼杌、饕餮一类的人；田野间没有遗弃的贤才，人人安居乐业、各守其职，不会有人渡河蹈海、结伴登临名山，只因听说某地有贤者，便携带粮食跟随他。小雅废弛而四夷入侵，大概到了宋代，天地间的纲纪已经断绝了。本县距离崖门一百多里，勤王之臣曾到这里；赏罚、贵贱之权施行时，有的未必完全协调。粤地被称为边远之地，迁徙流寓的人接踵而来；这里有罗浮山，浸润于南海，也是探寻奇景者愿意游历的地方。张弘范自夸灭宋，在崖门刻石铭功；他的用意是要使这里没有岘山，不愿与元朝同族的人便憎恶他、仇视那块石碑。苏、刘义是亡国之臣，是逃亡播迁的人，却在大良享受俎豆祭祀；和张弘范相比，谁更值得称许呢？邹、李两位公当时官位尊显、职务重要，为什么最终也归于灰烬？两位公孤独地羁旅此地，论爵位不如张弘范显赫，论德泽又没有政事施及百姓。直到今天，人们还会追想他们，并辨认他们游历过的地方。■〈氏鸟〉鸮成群鸣叫，听到的人不高兴；凤凰来仪，本来就是人们乐于看见的啊。《弘治志》把刘义列为本县人，考察他的家谱，我依据史书，把他与邹、李一同列入流寓。《嘉靖志》所列的人物，我认为是在斥责晏氏，便舍弃不载。李承箕传论 论说：我曾向同乡念庵罗太史世卿询问：“您认为李承箕是什么样的人呢？”太史说：“才子。”陈子曾说，世卿在白沙时，朝夕同他讨论名理；天地之间耳闻目见的事情，古今典籍记载的内容，无论已经说过还是尚未说过的，没有不谈到的。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要等世卿自己领悟。太史只是称他有才，难道他最终没有领悟吗？周梁石为李氏义学题字，所说又不同，那么究竟谁是对的呢？陈子说：“顺德人诽谤世卿，是由于吴献臣；固然是吴献臣过分地为他宣扬，也许因为志书的缘故，所以没有流传他的著作，这也不值得奇怪吧！” 人物志论 豪杰不把姓名写入图书，不把功绩刻在盘盂上，连纪年的史册也空空如也，这真是有所激发吧，这是韩非所说的话。大丈夫以七尺之躯头顶皇天、脚踏后土，难道只是与草木一样，默默无闻地经历春秋吗？本来就应当使骨朽而名存，像孙叔豹那样。苍颉以前，若是连载籍都不屑记载的人，就更不用说被记载了。古今经艺百家贤圣的篇章，不能流传的多，能够流传的少。那些没有流传的，其中的姓名还有谁知道吗？即使是流传下来的，除了三五位公卿之外，其中的姓名又有谁知道呢？大人物的名声衰朽得慢，小人物衰朽得快；衰朽迟速的程度，没有谁能替他们决定。因此，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次是树立言论，却仍不能完全避免朽灭。三者都没有树立，却想凭不肖之身在后世窃取空名，那就像朝生暮死的菌类希望成为灵芝一样稀少，君子认为还不如早些朽灭为好。本朝人物中，只有孙蕡、关敏功，文章虽不如古人那样足以立名，也差不多算是千里之地才出一位士人，这是并肩而立的；百世才出一位贤人，他们却像接踵而来。建邑一百多年，贤士大夫充满了典籍。这难道不是把桔梗、睪黍和百货并列吗？善于评定的人不会错估一件货物，所以不应按类别笼统评论，而应分别到各卷中去评定。等候善于评定的人来把璞玉剖成美玉，也就不足以欺骗我说我不能辨识了。自从《小雅》不废弃《巷伯》篇以来，怎么能废弃它呢？荣启期说万物之中人最尊贵；我是人，男子尊贵、女子卑下，男子为贵，我又是男子。到了列女这里，男子也就值得思考了。《关敏、区禹民、梁曾甫传》论 论曰：元朝纲纪断绝、法网松弛，俊杰豪强纷纷起兵自立名号。其他小乡聚集兵力、保卫边界，审察力量、观察时势的，多得不可胜数！当时，能够靠自己取得侯王之位的，小的也做到将领官吏；有大功的剖符封爵、享有食邑，恩泽流传后世；不幸的也随之被剁成肉酱。正如龙飞上天，鱼鳖虾蟹随着水沫翻动，正营这样的地方哪里值得作为定居之所呢！我们粤地则以东莞的功劳最高、恩宠最盛。关敏、区禹民一到军中便投降，活着有荣耀的官位，死后有显赫的谥号，可以说是足以鼓舞豪杰的人吗？如果曾甫没有先于二人死去，他的功名也将说不尽了！《张泰传》论 论曰：我小时候读陈子的书，想象张叔亨的为人。长大以后，听湛文简说他在白沙执弟子礼、拜见他的朋友张司徒，张司徒谦逊柔和而又刚正不阿，卓然是大雅君子。然而司徒非常贫穷，霍文敏筹划两广政务时，顺德的张泰博、罗的张津，都是司徒家产的继承人，却从未使旧日豪强的家业稍有衰落，衰微久了，连坟墓也无人守护。两位公的后世都未能考取功名，不能蒙受祖先留下的恩泽。当权者借章文懿请立名教，实在是幸运。我很赞赏张津的儿子硕；他家境贫寒，硕却贤能，作为岁贡生而不出仕，侍奉母亲太夫人很孝顺，粗茶淡饭也勉强供给，还以衣裙巾帨等物奉养她，这正合乎张泰的本性。唉！如果优待士大夫，谁会不愤怒反抗呢？为什么竟然要从孟子以下的境地退步呢！《张善昭、张澯传》论

译论曰：我见到方孝孺、练子宁时，没有一次不流泪沾湿衣襟。我乡里的王御史王度，也因被列入奸党，连宗族和姻亲都受到牵连，登记在五百五十户之内，没有人替他申辩。今天子把这一切都宽赦了，难道只是为了使诸臣获善名吗？张善昭死后也将永垂不朽。《明伦大典》中，圣人当时没有改变一时的制度，诸臣却不免拘泥于汉、宋旧说；他们要树立的义理很明显，并没有欺骗自己的志向，难道不能说是忠吗？有人传说张澯小时候，有妖怪降临到他家，对他说日后会登第授官，后来颇为应验。戊寅年前几天夜里，妖怪又请求他停止行动，张澯不听。神怪之说，是缙绅所不谈论的，确实如此。能够果断决断而敢于实行，鬼神也会避让。像张澯这样，才不愧为他的祖先。《梁储传》论 论曰：文康公起草秦王的制书，以及不肯起草威武大将军的敕书，缙绅大多传诵这些事。《秦誓》说国家的荣耀，怀杌【字有疑误】却由一个人造成。大臣上辅天子，下镇抚天下，难道只是让百官群僚在各自施展才用、处理事务之间忙碌吗？宽厚而有容纳之量，天下便都成为他的才具了。女子无论美丑，一入宫便遭嫉妒；士人无论贤能与否，一入朝便遭人嫉恨。文康推荐起用成都，反而居于他的下位，这不就是所谓“一个臣子”吗？李文达是有名的宰相，攻击他的人一定会以此为快。近世尤其严重，小的被发戍边，大的连首领之位也保不住。文康反而提拔任用李铎一类的人，这几位公卿与《秦誓》所说的道理有什么关系呢？有人怀疑文康在武宗朝显得愚拙：大忠之事没有什么忤逆的言辞，明白的话也没有什么排击，道路本来就应当曲折周旋，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梁景行传》论 论曰：宗烈任偏远郡的副职，却总是上书谈论政事，这样的志向难道会因为屈居下僚、默默无闻而消沉吗？汉代法令规定：长官罢免废黜后，如果使者提出意见，便可以重新起用，因此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如今并不是只有进士才会起死回生。吴献臣推荐宗烈时，常常自认为不如他。唉！不是豪杰，谁能做到这样？至于巡抚张公，也不是庸俗的官吏吧！《张拱辰传》论 论曰：司寇洪公朝选曾对我说，考察官员时，没有叙述汉、宋禁锢名贤所遗留下来的余波。因此正直之士被当时所忌恨，纷纷陷入他们的圈套。拱辰拜见太宰，后来因奸邪之人弹劾而违背了他的意旨；如果没有霍文敏，几乎就不能洗清冤屈。倪太宰岳，也是庄【字有疑误】邑人。庄【字有疑误】已经致仕，大计考察又把他列入诸老病弱的条目，这样的人很多。由此才知道文敏真是大臣。《陈善藏传》论 论曰：善藏与我同年中举。他五十岁才中举，序齿时如实记录年龄。如今正当壮年，许多人却隐瞒年龄。世道的变化真可见一斑。人情贪恋年高的俸禄官位，把花白的头发染黑，熙熙攘攘走在道路上，肩挨着肩，脚跟接着脚跟。丘仲深说：“不要让人躺着也翻越山岭，那足以使人寒心。”善藏任官多年，怀抱美玉却不轻易试用自己的才华，志向多么远大啊！我来到大良，看到他所作的诗画，有翩翩飞向千仞高空的气象，从中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人物志总论》论曰：纳言周公采说我编人物志很困难。我们吉州比其他地方儒者更多，却不敢谈论人物志的事，为什么呢？缙绅人物多而篇幅狭小，口头议论又容易滋生是非。吴地的县令也说：孔子称“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孔子编次《春秋》，其中的义理是孔丘自己所作所言，何必假托于百姓来为自己辩解呢？百姓没有私心和枉曲，圣人也不能违背他们。假如把民间十六族都写进去，像高阳、帝辛的诸子，难道还会更多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对我有什么罪过呢？齐景公占有东海，也不能用千辆四马车从百姓那里换取东海；伯夷、叔齐不过是饿死在西山的人，百姓反而称颂他们，这也只是三代遗留下来的正直罢了。比如子长先生，终身住空屋蓬门，穿粗布衣、吃蔬菜，也不以此为厌，既没有子孙可以依靠，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达，却能与卿大夫争辉。梁孟祥，我起初颇有怀疑，后来看了李世卿所作的志，又听大良父老说，三代的道义至今还在邑中。人们难道会说我是在自我辩解吗？宦官陈凖，附录在世卿所记录的文字之后。《唐豫传》论 论曰：弘治《杂志》记载唐豫，我看他所制定的乡约，即使不是勉强知道礼义，也确实是鞠躬尽瘁的君子。当时天下刚刚脱离水火，百姓得以在田地里歇息。高皇帝详细延请饱学的老儒，都让他们入朝，劝学兴礼，作为天下的先导；又举荐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努力耕田的人，弘扬乡里的教化。到了永乐年间，家家给足、人人丰足，乡里渐渐到了世世代代实行仁义的境地。所以当地风俗才会这样淳厚。《陈珷传》论 论曰：我看陈珷的传状，大概是出自梁文康之手。成化丁酉年正月设置西厂，五月因商辂、项忠而罢置；六月又因戴缙、王亿而恢复。到壬寅年冬十一月，因御史徐镛等人弹劾，汪直才被罢免。传状说陈珷与郭和抗疏，使西厂再次革除，这应在戊戌年以前，恐怕不对。即使不是文康所写，如果说他使汪直被发配戍边，人人也都能说出这件事。可惜啊，利欲使人昏乱，行百里路走了九十里却算只走了一半。因此君子难道不是既担心没有贿赂，又担心立身而没有好名声吗？这难道不可信吗？乡里的人没有超群才华和卓越品行，却往往把自己寄托在没有人举荐、没有人弹劾上，常常自称贤能。陈珷有倜傥的气度和大节，却被过失掩盖了其余优点，所以我特意表彰他，不让他独自蒙受恶名，也借此告诫喜好修身的人。《薛当时、阮珩传》论 论曰：我看薛、阮二位生员，他们大概是品行质朴而又有文采的人。即使没有遇到时运而死去，当时薛当时受到宪佥阮珩的知遇，又受到督学的赏识，于是得以把姓名列入文书名册，声名流传后世。像这两位生员，也不能说没有遇到知己和机遇吧！《罗虞臣传》论 论曰：庞中丞尚鹏读虞臣写给霍相公的信时，没有一次不掩卷叹息，大概是深深为他的志向受到伤害而悲痛。王渐逵说：虞臣豪放任性、意气用事，不可亲近。晚年有涵养性情、追求仁德的意愿，整天勤勉奔走，在道路之间劳累得筋疲力竭、气喘流汗。高堂深宅，原本就是他希望寄身栖息的地方吗？为什么却已经逼近日落西山的时候了！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应当早早修养服行。《周氏、潘氏、李氏传》论 三个人都死了，呜呼！死和生也是人生的大事。大丈夫诵读、效法先王之道，言论议论竟然轻视千古的生命，却在灾难面前逃避，等到应当一同赴死时又背弃它，何况妇人呢？三个人都死了，所以把她们列在最前面。《吴妙静、邓六娘传》论 二人都没有出嫁。李承箕没有把六娘列入传记，而是在《邓宝传》中提到她，并且说：“《春秋》记载莒人灭亡鄫国，六娘收养李氏的儿子，后来她的父亲没有继嗣，这两件事相同。她能够发誓不嫁人，她的节操也有可取之处。只是为什么唯独遗漏吴贞女呢？难道是因为她崇尚佛教吗？对此我很怀疑。”吴贞女与博罗陈孝女十分相似。陈氏祠堂自萧梁时期就在龙华寺供奉，直到督学魏校才称她为孝女；她的故宅也被豪强夺去，这与吴贞女岂不是同一条道路吗？又听说伦教梁鉴的女儿佑娘没有出嫁，抚养她的侄子彦。《选举志》论

译取得显赫的科第，登上显贵的仕途，佩紫衣、拖金印，向万乘之主揖让行礼，享受肉食和富贵，对上使父母显耀，对下使妻子儿女荣耀，这些荣华利益难道不是士人的愿望吗？作为君主，如果不以宠禄来治理，便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作为臣子，如果不是为了窃取宠禄，便是为了效力社稷。若在家中修身、在天子的朝廷中毁坏，最终都成为贾山所怜悯的人，那还依靠什么呢？何况我们从未真正修身，却谈什么毁坏，不是太锋利了吗？还要举荐他们吗？听说有缙绅大夫与武将一起游览孔子庙，大夫逐一指着先贤问：“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大概是在讥笑武将不读书。武将回答：“我是武人，我怎么能知道？我只知道诸位公卿不是进士。”发问的人十分惭愧。由此谈论起来，问题在于他们而不在于武人。把选举志放在人物志之后，有的人举荐了却不为他立传，有的人没有被举荐却为他立传；即使不谈论时代和本人，也大概可以看出其中的意义了。景泰年间设置本邑的选举，便从宋、元以来顺德的旧制开始，这才成为顺德的制度。先记录贤良方正等科，这是古代的制度；然后记录进士，其次是举人，再次是岁贡，这是现今的制度。吏员而升为官，不遗漏昭器【字有疑误】，这也是制度所使然。武举也一并记录，地位相当于乡贡。貤荫附录其中，因为这也是选举所涉及的范围。纳粟入仕的人也列在其中，选举制度就衰败了。其他志书有时还收录义民，但他们不属于仕进的等级，我不取用这种做法。《杂志》论 天地运行的道理，难道不广大吗？帝车居于中央，星辰有的横列、有的纵贯。微小的星辰有一万颗，附着于星体而成。三条大河、四条大渎，主管名山大川；小土丘、细水流，也各有区别而相互关联。因此，有大的事物不能遗漏，也有小的事物不能弃捐。胥徒、府史之类，正好构成百官。五种颜色不相杂，不能形成文章；五种味道不相杂，不能调成和羹；五种声音不相杂，哪里能听见云门、咸英这样的乐曲？所以说：“杂”，是万物幽深复杂的地方，也是义理汇聚的园囿。凡是从杂中求取的，没有什么不存在其中。因此孔子传授《易》，以《杂卦》终篇。班孟坚等诸子百家的十家之说，处在其中，只要一见王道的治理，没有不贯通的。彼此相生，却不如水火；彼此成就，却不如仁义。尊敬、和谐，正是我所记录的内容。○《志论》二 永安县 地图说明 把地图按方位绘制，计算里程，画出疆域、郡县大小以及户口、田赋的多少，并全部绘入图中，这是罗文恭的方法。我曾在惠安、顺德实行过。永安初建时，县境山势尤其高险，于是命令虞道工乘坐木橇绘图。全图共有四都三，而总图把各处纵横交错的情况合为一体；广泛访问故老，修改了三四次才完成。绘画山川，就像描摹人的形貌一样，若长短肥瘦失真，何况经脉呢？那又有什么价值！户口、田赋的册籍在县里，纲和目却互不相合。应当以目统御纲，校正其一；各都分别绘图，并登记万历十年的户籍赋税，按照田赋来源加以修订。弓田记在本都，都是本都的田；屯田附在其中，也属于本都的田。各图中没有登记、而附属于某人的田，不是某一都的田。田有官田、民田，赋税有轻有重。琴江与另外两都也各不相同。赋役情况已详见《赋役志》。代县令作 石洞叶先生与念庵罗先生友善，按照广舆图绘方计里的方法绘制永安地图，核查户口田赋，纠正版籍中的错误，内心也十分劳苦。我对此颇有感触。地图幅员七百里，可以说很大；户籍册上只有七里，可以说很小。按规定户数为七百七十户，而寄籍人口占了一半。老子说“小国寡民”，不正是这样吗？“治理大国就像烹调小鱼”，对小国又该怎样治理呢？看见它小，便会生出节制、爱护、养育的心；绘出它大，便会生出繁衍人口、教化训练的心。这就是治理小国的道理。我还没有做到这些，只能等待君子来完成。《志》序 叶春及说：“永安方圆七里，设立县邑才仅仅十八年。天地无穷无尽，即使过万世，难道也能预知吗？那么关键就在今天吗？就在今天吗？所以把它记载下来。”县邑因什么开始？县邑因什么制作、设置和建立？《聚众人为县令，合众井为县邑》，这是第一志。作《都里志》为第二篇：“用来辨明区域，用来安置百姓，用来增加财富和求取利益，用来巩固封疆防守。”作《山川志》为第三篇：“有土地、有百姓，这样田赋才可以制定，徭役才可以办理。”作《赋役志》为第四篇：“万物各有美恶，人们各有习俗，根本都在土地所产生的条件。”作《俗产志》为第五篇：“使百姓富足、形成良好风俗，难道不在于贤能的主管官吏吗？”作《官师志》为第六篇：“不要说五步之内一定会有奇异的花卉。”作《人物志》为第七篇：“前事不能忘记，后事应以为师。”作《前事志》为第八篇：“总共八篇，事实核实，文辞峻切，所写的文字虽小，能够作为借鉴的意义却很大。若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罪过，那倒是有的。”说明原来编次的意图，于是作《永安志序》。代县令作 永安经历大乱之后，百姓得以脱离水火，回到田野，砍除荆棘，驱赶豺狼虎豹，居住下来。只是衣食器用仍然简陋，还不足以帮助百姓。我不才而错误地任职于此地，早晚都战战兢兢，安抚流离迁徙的人，丈量土地，确定赋税和徭役，减轻征收，重视积储，养育孤儿和残疾人，整顿礼制，严明什伍，整治军务，查问奸邪，端正刑法，砍伐山林、开通道路；从官署、学校、祠庙、仓库、城池，到桥梁、驿站，也都增加修缮。三皇以前经过几千万年，他们的君主神圣，养育人民的道理，难道真的像鹿豕一样，什么事也不做吗？唐尧、虞舜以来，事情才多少可以记载，这难道不是依靠史籍记录的缘故吗？永安新建，就像天地开辟之初；如果现在不记载，后人又能从哪里观察呢？于是请石洞叶先生来作序。叶先生写成八志，附以四幅地图，其中对于疆域里程、山川、徭役赋税、民风、吏治、贤士大夫、治乱的根源、险要关塞、户口多少以及力量强弱的地方，都明白完备了。后来的君子若要寻求治理的办法，就在这里，哪里只是我个人受益呢。《建置志》论 论曰：关于分割设置县邑的议论，早在嘉靖三十四年就开始了。当时杨立等贼人被诛，府中认为归善、秋乡、凤凰冈、磜头等地距离县城五日路程，海丰的鹅埠岭距离归善、海丰两县也各有两日路程。山海间的盗贼忽隐忽现，这些地方最为险要；如果依据地势创设县治，控制起来方便，南赣督府下令讨论此事，最终却搁置了。杨载鸣则认为，归善、海丰各邑地方广大而遥远，户口逐渐减少；只要得到合适的人，能够察奸驯暴，不必降低官府堂序的等级，也能使山谷交通畅通，何必增加县邑？否则只是徒然增加百姓的一重祸患。力量只能承受百钧，却又加上万钧，没有不倒下的。唉！如果当时这项议议实行，哪里会有十四年杀戮的惨状呢？盗贼不怕百姓，朝廷却也害怕官吏，于是盗贼很少侵犯城池，官吏只在城中战战兢兢，百姓则被轻视得无足轻重。永安县的百姓才免于刀兵之灾而得以生存，难道本来就有的粮食可以废弃吗？至于鹅埠岭的情形，驳议已经具备了。《烈女传》论

译石洞子说：“盗贼在嘉靖庚申年起事，横行六七百里，攻破了将近几百座寨堡，被掳去的妇女已有几千人。只有我的母亲姨母方氏、陈子明的妻子、诸生王国祯的妻子、我舅舅方世景的女儿以及黄五姐，守烈节而死，这难道不是很难的吗？这都是因为正气郁积在胸中，即使是莫邪宝剑也被磨钝了，这难道不是很难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四年〕 《永安县图》论 县城距离郡城二百多里，脚上重重起茧，走三天才能到；走水路路程加倍，而且全在崎岖的万山之中。过去尚未设县时，罪犯和梨来【人名或词语有疑】的人很少，龙蛇却容易滋生。嘉靖、隆庆年间盗贼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兴起，当地正是如此，设置县治是合宜的。县地取归善旧名寛得，包括长乐、琴江，共三都。北抵康禾，南据乌禽嶂，南北长一百一十里；东到米潭，西至龙川江，东西宽二百一十里；幅员约七百里。山岭重重相连，整个地方都是险隘深谷，少有平坦开阔之地，有时二三十里都没有房屋。因此户籍册上的里仅有七里，正式户七百七十，多是归善领取田地的人。琴江人好强而有智谋，古名寛得，朴拙而少文；土地肥沃，五谷丰饶；大姓凭儒学显达，这一点三都相同。古名县治在这里，居民列肆而居，服役谋生，都是别邑迁来、没有本地土著的人。城内空地很多，官府卖出官地而压低价格，让百姓充实居住，很好。当地人长期习惯茹毛饮水，恐怕未必乐于服从。远方奇异之民聚集在琴江古名寛得，替人佣耕的逃户藏身于此，只不过这里像鹰，那里像虎罢了。旧有屯堡十二处，如今只剩七处；废置了两座巡司，原本以游徼为官，造成祸害的事情太多了。四面边境如今就没有忧患了吗？上面镇守黄花，北面靠近蓝能的大小径路，东面通向程揭、貉獠坪，南面岭路通往螺溪、马公寨、黄峝、新村、卷蓬，南边邻近松坑、盌窑，往来道路都是盗贼出入的门户；唯独西面没有外患，难道可以只用眼前所见来轻率看待吗？《古名都图》论 从榄溪进入筰，走二百里到火带，都是古名之地。古名的地图有三幅，次序大概从江口开始，如今已经不能分别了。火带以下，都是秋乡江旁支流汇注之处，水道曲折，船行半天，从陆路赶路还不到几里。两山拥挤重叠，江流细如线，树木繁茂，所以多有郁热之气，百姓都以耕种为业。过了下石就是林田，乌石以上才有著名姓族。岩前有叶太守，他是贤者，不只是因为科第显贵。土地肥沃，五谷丰饶，但多为富人所有。秋冬之间漕运归来，船只首尾相接；水流湍急、石路险峻，有三百六十处滩，到了泷头以后水更浅，不能漕运，载重不过十石。县令向藩司建议疏浚，排除淤塞，连横江的石头也已经凿得很锋利了。春夏水涨，泥沙随水而来，石块层层堆积，恐怕不能很快完成。县治在这个都，百姓也很劳苦。围子▯、李郊、若竹车峝之间，都有猺人凭据崖谷，砍山耕作、烧草播种；我们担心扰害他们，他们并不侵扰我们。磜头山、乌禽嶂过去本来就是盗贼聚集的地方，而相思径通向下岚，■〈石翕〉石径通向松坑，凤凰径通向梁化，梅坑径通向阳乌潭，也通向松坑，乌禽嶂也通向阳乌潭，羊角嶂通向左坑，散滩径通向蓝口；如果有聚众举事的人，这些地方全都是要害。如今大道已经畅通，安定休息，希望人们能够安享这种风俗吧。《寛得都图》论 北面以河源二合为界，南面到古名，东面进入县境，而佛子凹扼住它的入口。龙川江自西向东流，下都的门户就在这里。义容、神两江都是皇流，横贯都内后流入龙川江，神江的源头最远。聚落有几十处，错落分布在两江之间；山岭环绕，水岸高峻，丰草茂树散布其中，形成平地、原野、低湿地和肥沃的土地，自古以来都认为是上等田地。沥口是望族聚居的地方；蓝能如果作乱，栢埔就不得安睡。桃子园是险要关口，聚众动兵的人凭借它为患。因此苦竹派祈望在嘉靖年间迁设到这里，如今已经沿袭成规。江边南北的要津，有驿站和官署，每年发放仓粮钱，供给负责击刺的一名候人而已，百姓并不知道这些事。只是这里是县城的交通要道，来往行旅的鞋子都要在这里供给，负担搬运的徭役，甚至牵连到幼儿和寡妇，使人不得不终年辛劳。劳作的人将要在苦竹派稍稍歇肩，却又要从清溪经过员墩到猪母坑，右手受到刺伤，便嫁祸给左边。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有七尺之躯吗？只有仁人才能使我们免除这种苦难，希望在位者能够施行仁政。上下窖曾经冶炼铁矿，过去也曾在凤凰冈下、梁化一带鼓铸，利用山中的材料运入幕府，补助军饷。后来盗贼大起，大家畏惧受害，便不敢再谈鼓铸之事。鹤子■〈土盈〉有银矿洞，窥伺它的人很多，那里恐怕非常危险。山海是天地储藏财富的地方，要等待贤能的人治理，等待工匠加工，等待商人流通。商人不来，三种宝物就会断绝；只是我的病才刚痊愈，哪里敢再增加它的负担呢。《琴江都图》论 石马向西延伸，突起为鸡公嶂，经过芙蓉径，进入都境白叶帘、紫官山，诸山惊突【字有疑误】向南延伸到貉獠坪，抵达南岭，经过漏里，海丰、归善的山脉便从这里开始。这是县境的脊梁，旅水向东西分流，像人的两胁一样。西边的水都流入秋乡，江东汇合琴江，流入横流渡。语言和习俗与古名不同，山川风气确实不会骗人。都中多有著姓之家，受到诗书教化，重视诺言而好强争胜。百姓勤于农作，积蓄丰足，有余粮便运出米去；潭、大梧直到潮上镇，中镇是它们的汇合处。上方邻近河源、密坑、海丰、长乐，逃军坑就在其下方。过去两处开发时，奸民如水流入深谷般趋集而来，那么南岭、赤溪直到上镇，便是往来的要道，昼夜不停地有人行走。东面与海揭、程乡接壤，三县盗贼一起兴起，就不能安枕而卧了。所以过去修筑营垒寨堡，这一都特别多。宋末，文信国带兵到循州，驻扎在南岭。当时四面都是楚歌，死灰还能重新燃烧吗？唉！凭一旅之众、一城之地，竟能恢复旧有疆土；如果上天保佑宋朝，借助龙川的形势，制服南粤的兵力，差不多可以达到夏后的功业了，可惜啊！上天所要废弃的事物，即使过了千年，也只能使忠义之士睁裂双眼、头发直竖，仰望南岭而生出敬意罢了。由此看来，南岭确实险要坚固，不义之人往往凭借它，因此设置文武将吏在这里驻守，如今却只剩空营垒。若有人狡猾地想逞其凶恶，不知哪一天不会发生？怎么可以忽视它呢！○《志论》三

译博罗县（博罗县修志，革除旧弊的工作已经完成；学宪旴江罗公认为太守林公必定赞同叶絅斋，于是别驾请先生全部删改润色。作者不高兴，分部公也不高兴；驳回后交给博士弟子，弟子弃置不理，于是修志之事停止。现在录入十篇。） 《地理志》论 古人划分土地、安置百姓，难道只是像撕裂布帛一样吗？向上观察天时，阴阳风雨各不相同；向下考察地理，宽广的山谷和大河各不相同；从中考验人事，刚柔缓急也有区别。所以丰饶之地可以更新，闾巷、里社可以改变，山川却不能变易。博罗作为秦县而得名的原因，班固的史书没有详细说明。有人说三座山像一根山股从海上浮来，附着在罗山上，山名罗浮，县名博罗，正是由此转“罗”为“博”。然而《西汉书》已经称为博罗了。只是罗浮山如蹲伏的鸟兽【字有疑误】，像山一样在大地旁边广布，上面通到河源，下面到达增江江口；官署、民屋，缙绅和富户都在这里。如果说崧岳的神灵之说并非虚妄，那么这个县说不依赖山川，是不可能的。其他如堤防、亭台、津梁、墟市、闾门、古迹、丘墓以及移风易俗的方法，虽然依靠人为官治，也借助地理的便利，所以一并记载，作《地理志》。《津渡》论 叶春及说：“渡口处在交通要道，官府招募属于百姓的渡夫，百姓便自行招募，每年收取渡资以供赋税。这项事务都是世代相传的职业，记载在户籍册和郡中《赋役志》里。嘉靖三十一年有渡口六十八处，可以考查。归善县令李某趁机竞争，全部夺归官府，使人人都自行渡河，说是抑制兼并、不让财货集中在一人手中；这个名义似乎很好，所以上官相信并推行了。城下的船很多，有的可以渡过大江；船只上下都有固定的行程，谁会为了贪图一文钱而停船摆渡呢？荒村穷谷，整天没有船，面对河水只能长叹；如果有人早晚守在这里，行旅往来便不会因水而停滞，这两者的利害相差很远。何况乡人摆渡大多不收渡资，场圃收成之后，每家出粟一斗；渡口废除后，乘船便要加倍索取，全年费用不得不增加数倍。这是追求虚名、实际上给内部留下祸患的做法。李县令已经势不可行，只发了一纸文书，百姓便群情汹汹。假如博罗各渡口多由豫章人经营，设置里正收取渡资来供奉祭祀，东莞锺宪副鼎贵却贪图利益而夺取它，那么替豫章人说话的就应当偏袒他们了。” 《祀典志》论 县邑一定要建立学校，建立学校一定要祭祀先师，礼制没有比这更隆重的了。先师庙遍布天下，人们都说是依据我的学说建立的，这就像苏氏得到泉水的比喻。人生活在大地上、头顶苍天，吃土地所生的五谷；山川有流有峙，我们最终接受风云雷雨的丰厚施予。山川的功劳最大，德泽施及百姓便应当祭祀，何况十方诸神呢？使鬼神归属于正道，才不会成为祸害，这些都由经书和法令中的祠祀制度记载。鬼神之道盛行，所以淫祀很多。给山川封爵、给神灵加以臣子之号，太祖高皇帝曾在前代革除，肃皇帝又在后来整顿，这可以说是明圣之举吗？宦官和贤者中有两类人尤其冒犯僭越，神灵不享用非其类的祭祀；他们的言行违背圣人，实在是最不相类。若强行把他们置于宫墙旁边，他们死后若有知觉，能不额头流汗吗？孝子慈孙，千万不要让先人流这种羞惭之汗！因此作《祀典志》。《名宦传》论 博罗县令始于秦代。当时赵佗与秦主并肩任事，占据各城而居，从龙川崛起，最终兼并岭南，面向南方称王。博罗不能像他那样兴起，便与天下共同诛讨无道。秦的后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实在可恨。天下既然成为一家，享有官爵、食人俸禄，惠及百姓，权柄就在自己手中；如果能与卓茂、鲁恭并驾齐驱，谁能抵挡？可是名声反而暗淡不彰，为什么呢？上下千余年，只有豫章凭借兴学而显名，仙游凭借死节而受重视。诸位君子随时建立功业，大体就是这样。人们说轻视身边的、尊重远方的；眼睛所见所遇，形势必然如此。假如圣人果真是仲尼，而我却成为西邻；玄果真是子云，而我却成为中垒。不然，以今人看古人，反而会使人轻视远方。于是根据旧有记载略加增补，作《名宦传》。《王亘传》论 《肇庆志》记载王亘，淳熙年间任博罗县令，修筑随龙、苏村两道堤坝，百姓依靠它们获利。后来他任南恩知州，《一统志》误写成王旦。于是博罗的名宦传说称他为宋朝丞相、前博罗县令王文正公。杨载鸣知道他不是王文正，便说王旦是淳祐年间的人，与文正同名，因此被错误举出、错误写入。哪里知道其实是王亘呢？相差千里只因毫厘之误，确实如此。《流寓传》论 君主身负衮服、背靠黼扆，穿着礼服弹琴，这就是治理太平时代的人吧！尧舜就是这样。登临险峻岩石，与鹿豕为友，漱石枕流，这就是逃避尘世的人吧！巢父、许由就是这样。尧游汾水、黄帝游空同，也未必真是游于世外，只是借此寄托言辞，并非他们的本质。总之，山林和朝市、安静和躁动各不相同；在田野谋划而有所收获，登高而作赋，所以那些抗志于空旷、寄托心神于高明境界的人，往往纷纷来到这里。至于被放逐的臣子、迁谪的客人，被世人仇视，危险得像累卵，内心郁闷忧愁，没有地方发泄愤懑；他们还不如缁衣黄冠之人能够免除荣辱。王子乔、韩众，也许早晚会遇到他们；驾着八龙，载着云旗，在昆仑山南、赤水之滨翱翔，就像屈原《远游》所写的那样。罗浮灵山处在邦域之内，自古以来被放逐而南来的人，没有不游览它的。他们暂时得到内心的满足，觉得天地如蜉蝣一般，恬淡愉快，仿佛脱离了世俗罗网；百世以后，清风仍然飒飒，显现出凤凰飞翔千仞的气象，这也未必不是一种幸运啊！因此作《流寓传》。《人物传》论

译《选举志》记录的是被举荐的士人，《人物志》只取他们是否贤能，至于是否被举荐就不必论了。所以有的人虽然被举荐却不为他立传，有的人没有被举荐却为他立传，这不只是记录显达之臣，也是在彰明隐蔽的德行，作为劝勉和警戒。假如凡是被举荐的人都全部立传，那么志书已经足够了，又何必这样做呢？博罗山势高峻险绝，而罗浮山像是群山的宗主；它峻峭高耸、岩壁万仞，有忠节廉介之人的气象；山势广布厚重，有垂绅正笏、正色立朝、安定社稷、镇抚国家的气象；清水白石、飞瀑流沫，有挥毫泼墨、珠玑错落的气象；小丘层层累累，则像是他们的子孙。王御史虽然家在归善水东，但祖先出自水北，是汪思言为他撰写的传记。何孝子、张司徒若融县中的节义人物，和彭泽县的伯仲相比，难道不是山岳之神吗？唉！天地长存，山川不改，灵秀之气难道会止息吗？然而编纂人物志确实困难。杨载鸣在嘉靖丙辰年编纂郡志，最喜欢综合考核；他所说传述惠州人物的文字，更使人相信乡里评价的重要。一件善行，唯恐不能记录；一件不善，唯恐记录下来；直道而行，说的就是这种做法。至于没有被载鸣收录的人，说他在任郎官时因请托不成而怀恨，于是用这种说法来解释遗憾，难道就能免于后世的诬蔑吗？郡里的壬寅志把人物分别立传，丙辰志不分别立传，却有附传；如今把它们联缀起来书写。读者若像校阅文章高下那样比较，自然会看出其中的区别。列女也是人物。姚密的女儿列在其中，千年以后读到这件事，仍会使人头发直竖，何况窦氏呢？因此作《人物传》。（御火某人在甲、丙辰志中没有被记录，必定有其原因。县志草稿上报时，正如丙辰郡倅所请，按照县志草稿写成；后来他的家人到郡里申诉，认为不能强迫先生，于是自己作传并说：武定失败时，御史上报边疆发生变故、祸衅由北方兴起；又因进谏被杖责。考察武定恣意横行的情况，杨文襄在最初弹劾他的是御史赵镗，夏贵溪在最后弹劾他的是给事中高时，于是他被下狱而死。总督侍郎曾铣上奏恢复朔方的议案，咸宁侯仇鸾诬告他，贵溪也被牵连。于是皇帝发怒，台谏官全都被杖责十下。本来是因为没有进谏而受杖，却想冒充忠谏之名；乡里人可以欺骗，国史难道也可以掩盖吗？先生持论不随意附和，人人都属于这一类。） 《张津传》论 叶春及说：“我听刘丈人梧说，四明人刘某，我本来任岭南督学，巡视到惠州时，他不停口地称赞广汉，说：‘我是明圣之圣，虽然我做不到，他却是岭南第一人。’张生张沆到虔州拜见王伯安，伯安接受拜见后说：‘有广汉在，你回去求取他的意见，就足够了。’张沆的老师说：‘我真不知道你父亲名声这样大，责备沈宜是应该的。’张家的祖先也是四明人。适逢我赴京应试，当时海岛夷寇十分猖獗，家传中说父老常常哭着说：‘张太守在这里，我们哪里会忧虑海盗呢？’名声不是凭空树立的，士人也不会无缘无故依附，确实如此。张硕与我友善，质朴而不像显贵公子；年轻时参加乡试，朋友们在黄文裕门下喧闹，黄文裕当时以解元身份居家，大家互相争论，唯独指责张硕通晓志书，于是有了诋毁之词。他用这些话回敬，和市井商人、女子有什么不同呢？霍文敏说：‘顺德、博罗两位司徒都很贫穷，虽然没有考察他们能否任用子弟，但章文懿关于两广政务的言论还在。’像文敏这样的人，难道不贤吗？县令李长盛想替他请求谥号，像萧山魏骥、广昌何乔新那样，但奏请没有成功，相关文书都保存着。” 《翟宗鲁传》论 我听说尚书郎管某的舅父临河想要渡河，脖子已经肿痛了。恰好有一个书生来请求背他过河。老人过河后，问背他的人是谁，那人拱手说：“翟宗鲁。”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就是翟先生。翟先生从诸生时期起就仰慕古人，具有许多奇异的节操；另传陶渊明的逸事，难免有附会。水往湿处流，火向干处烧；身处上游，天下的善名都会归来，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按我所见，翟先生的义行极其高尚，他贫穷得更加厉害，即使陶渊明又能比他强多少呢？然而陶渊明本来受老庄思想影响，并不以乞食为耻；江州使者庞通之带着酒邀请他到栗里，到了以后他欣然共同饮酒，他的旷达就是这样。翟先生遵循孔孟之道，只对诚敬二字小心谨慎，对一饮一食都要求严格，所以人们认为他过得苦。最高的是甘于守节，其次是苦守节操，最下等的是丧失节操。有些人不敢承受苦守节操，却卑鄙地借口说自己甘于守节，然而因此多成了贪食贪欲之徒。《杂志》论 《说文解字》说：“杂”，就是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从“衣”从“集”。“佳”字在“木”上，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吧？人情喜欢华美的刺绣而厌恶杂乱。绘画刺绣之事，必须杂合五色、具备五采，然后才能绣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厌恶杂呢？文章就像制作锦绣一样，无论巨细奇正、典常诡异，法言寓言，都包罗兼收，文章才算完备。难道只有诸子之中才有杂家吗？《易经》的《杂卦传》、《左传》的错综经文，也都是这种情形。只要明白天地的本性，神怪就不能迷惑人；懂得万物的情状，异类就不能欺骗我们。即使是小虫水草、樝梨橘柚，酸辛酸苦，令人缩唇涩齿，只要每天陈列在面前，依靠它们来养生，也不超过五谷的作用。于是作《杂志》。《石洞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卷十一 明代叶春及撰写 《志论四》肇庆府 序

译序说：万历丙戌年冬天，肇庆有编修郡志的事务。当时，总督是连江吴公，监司是山阴王公，太守是山阴郑公。吴公说：“一定要请叶刺史来，而且不要让他把石头投入水中。”我和吴公没有一封介绍信的交往，只是凭借虚浮的声誉在山野之间被举荐。既然我独自隐居，又为什么要用文章来辜负知己呢？第二年，吴公入朝任大司空。又过了一年，王公任参政。西楚海虞黄公从我任职的惠来来接替职务。十五个月后，郡志才编成。自从纪、志、表、传创始于司马迁以后，后人大多仿效它。郡中的事情，哪一件不是朝廷政事的记录呢？表，就是表明；表明出来，人们才能看见。沿革变化最为紧要，加上秩官、选举，共为三表。地理、建置、赋役、学校、祀典、兵防，共为六志。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共为四传。广泛覆盖、共同养育，广泛记载、详尽叙述，则以外志、杂志作为终篇。总计十六篇，二十二卷。编写肇庆志，难道不难吗？州县的废置，像刀割断乱丝一样纷杂，郡志本来就有许多错误，史书也未完备。想要理清条理，困难之一，是不出门户便想了解天下；而在方圆数百里以内，山川道路的讹误又相互沿袭，困难之二。赋役和兵戎，是万民所乐意或痛苦的事情，也是一个地方安定或危乱的根由。这些事情细如牛毛，其中的弊病又像鼠洞一样隐蔽，如今要一一厘清，困难之三。名宦和人物，宽恕他们，就会违背当地人的看法；严厉评判他们，又会违背慈爱的子孙和孝顺的后代，困难之四。文章词句芜杂，武功事迹的志书往往像破旧的扫帚一样被弃置。当地人往往请求二三位名家之外，不论古今一概删改润色；即使删改过半，仍未尽合雅正，只是白白使抄写者劳累，困难之五。客人说：“史书尚且以文章胜出，何况郡志呢？过不了三五十年就会更改旧貌，拿它日夜去盖酱坛子还来不及，若要劳心于古今远近之间，亲自筹划推究钱谷兵戎，务求不失误，以致白了头，又有谁知道这些呢？只要修饰辞藻，也足以在天下窃取名声了。”叶子说：“是，是；不，不是这样。若像客人所说，岂不是楚人卖珠、秦伯嫁女吗？《春秋》记载的是事实，桓公、文公所作的是文章；史书的大义，孔子自称是窃取来的。文章义理赶不上，事实又不符合，这就是三种过失。孔子办事恭敬，曾子为别人谋划时尽忠。我不才，屡次承受君子的教诲。如果没有把石头投入水中，却反而使病情加重，那就是我的罪过了吧？那就是我的罪过了吧！”罗浮石洞叶春及化甫作序。《郡纪论》尧命令义叔居住在南交，舜巡行守土到达衡山，于是南方诸侯便在这里奉行纪纲法度。肇庆正处于衡山以南，又隶属于交州刺史，然而古代遗风和往事却很少能够大致见到，这是为什么呢？周代尚且荒昧，何况唐虞之际；从秦汉截断来考察，也有可信与可疑的缘故。唉！秦始皇兼并天下，至今一千八百多年，和一盘棋有什么不同？地域有广狭，分合有不同时期，治乱有不同轨迹，仁政暴政有不同政事，君子小人有不同道路，休咎灾祥有不同变化。考察各家的谱牒，大概已经够详细了！大体说来，把它置于安定的位置就安定，把它置于危险的位置就危险，天下的根本在于一个人。聚集车辐才能成为车轮，聚集个人才能成为房屋；合一个郡成为国家，由国家进而成为天下。哪一样不是随着一个人的张弛而变化，却可以忽略呢？如今开府的大臣，常常亲临治理，宣扬皇上的德意，通达下民的情实，福泽先行施加于民众，难道五大山岭以内会有祸患，而不在边远地区吗？所以综述前代的事迹以及我所见所闻，摘取其中重要的部分，以备鉴察观览。于是作《郡纪》。《郡纪总论》论说：秦始皇、汉武帝凭借铠甲兵器的威势，开关拓地，后世谁不非议他们？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五岭以南才得以列入中原，筚路蓝缕的功劳，怎么可以轻视呢？肇庆兼有南海、苍梧、合浦的土地，汉、晋以来，礼乐、征伐施行于三郡，史书不断记载；说它不专属于肇庆，不过是取其中两三篇罢了。总的说来，举起网来，难道会遗漏一只网眼吗？唐代把魑魅看待春州、新州等地，不问百姓奸良，一概使他们成为同类，实在残虐！如今天地间仁厚的气象与王政相同，这是一个时代啊。只是境内所急需防备的，并不是远方的盗寇蛮夷；从汉代起，那里就已经以剽掠为患。宋、元以后，水旱灾害和盗贼充斥史册，近世尤其严重。丙子年战事以后，百姓才得以暂时休息；即使铲除丛生的草木，龙蛇仍会在山泽中滋生，何况跛脚的人尚且不忘站起来，难道那里会没有这样的人吗？减轻赋税，救济贫困，检阅士卒，严密戍守，使百姓安定、平息事端，这些都必须谨慎对待。古人按照三十年的储备，即使遭遇旱灾水灾，百姓也不会面有菜色。丙戌年并不遥远，足以使人寒心。俗语说：“不巡视田野，不遗弃自己的马匹。”这是说防备不可停止。《沿革表论》五岭以南，纵横万里，秦代只用三郡控制它，汉代增加到九郡，所分列的县仍然很少。晋、宋时期疆域更加缩小，析分设置的州县却更加繁多。宋代熙宁时设置郡，髙要为七县。晋康郡以端溪县为中心设置县，达到十多个；梁代又大量增建州郡，地方虽小，却比汉代整个南越还多。忽而分割，忽而合并；忽而废除，忽而设置；忽在这里，忽在那里；忽多忽少，名称屡次变更，错杂如锦，纷乱如丝。沈约说，即使是精通历法的人也不能推求清楚，确实如此。梁、陈的谱牒没有流传，晋、宋虽有记载的书，却从不致力于说明始末，想要统一其条理实在困难。隋、唐以后，撤郡设州，为的是图谋简略；至于那些合并省撤的情况，已经无法重新考察。四会、泷水之间数十里，古代遗迹有四五处，如今只剩下名称罢了。郑樵说，州县可以变更，山川却不能改变，所以《禹贡》的九州必须以山川来区别。牦牛在眼前，人人都看得见；蚍蜉即使离朱看见了，有时也未必辨认得出，这就是大小不同的区别。《春秋》经传中见到的一百七十国，有三十一个不知道所在，何况五岭以外偏僻细小的县呢？大概先王划分土地、分定疆界，哪里在意地域广狭，只是真正为了确定治理而已。本朝成化年间增加二县，嘉靖年间增加一县，直到如今万历年间增加二县一州，难道能说这是纷乱更改吗？这都是形势所不能不如此的缘故。镇守疆土的大臣，保卫境内、使百姓安息，这才是上策；否则即使州县很多，又有什么用呢？旧志没有沿革表，其中叙述郡邑的错误很多。辨明区域，考察沿革，审察要害，观察风土，也都是记载中的首要任务。于是我从历代史书中寻绎材料，整理订正它们。后来的君子想要综合考察其始末，或许可以凭借这部书吧。于是作《沿革表》。《沿革总论》

译我编写沿革表，一概以历代史书为依据，推究事物的起始、考察其终结，实在是暗中取法于史书的意思。史文有缺略和错误，我不敢自称已经没有遗漏，但或许可以由此寻求真相。只是拿它同旧志质证，常常有许多不同，恐怕会使人把我的书当作郢书而燕说。于是依据《一统志》，在下面疏列旧志的错误，逐条加以辨析。《一统志》有错误时也同样处理，希望人们知道我的话不是妄言。泷水县虽然已经分置，但沿革有可以考证的地方；况且它的新志和我的旧志，彼此相当，都一并著录。《秩官表论》人们说郡县制度始于秦代，难道不是这样吗？古代方圆千里设置一百县，县上有四郡，分布在五等爵位之间。秦废除封国，却保留郡县的名称，于是以郡统辖县，设置监郡御史，都是为了治理百姓，只是与封子、封贤的制度不同罢了。汉代沿袭秦制，礼制的增损可以由此看出。江左的州郡实在繁多，隋代纠正其偏失，撤郡设州，以太守改为刺史；有时恢复，有时更改，一直到唐、宋。后来又设置府，仍然相当于州牧的职任。端州、康州因为是潜邸所在而提升为府号，直到今天郡都成为府了。大体说来，治理百姓的建制，等级只有三层：县居下，县上有州郡，再往上则有监牧。追溯到秦汉，都是如此。归根到底，治理百姓是根本，水和粮食也能养人，庚癸也能养人，何必一定要计较名称呢？三代时有掌管邦国志书的小史，负责确定世系，辨明昭穆。范宣子因此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豕韦御龙，以及陶唐的后代和贤明君主，像四时依次运行，时机到了就施行，过时便停止。人们自以为自身能够不朽，那些有题名的事，又有人为之表彰，都是不朽之事。纵观古今，大贤能够不朽，大恶也能够不朽；其余我不知道是谁，和草木没有不同，恶名也不能迅速朽灭，实在可恨。况且天地运行而不积滞，来往更替，必定有历法记录它。假如追求其中的缘故，即使相隔千年的日子，甲日适逢乙日，甲日光辉、乙日佩玉，也可以坐而推知。依次记载前代治理官府的情况，以等待后世，也就是日历。唉！包公连一方砚台都不肯带走，杜谘因为贪取万石而受到讥讽；如今这些事都不朽，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于是作《秩官表》。《秩官表总论》论说：旧表记载监司，为什么我不列监司？因为这是郡志。若是统辖全越的官员，就列入表中；不列入，难道就会不流传吗？对百姓有功德的，旧志记载他们，我也记载他们。至于不列入表，是不敢冒用其名；至于加以传述，是不敢埋没事实。因此，刘洎不是康州的长史，因为督府李廷珙的春州、髙仁表的新州、陈行范的泷州、陆东升的端州，都是如此。旧志为何没有列入？陈行范是贼，李廷珙、髙仁表是遥授官，陆东升是守将；《通志》本来依据旧《唐书》记载刺史陈行范。说他是贼，又有什么问题？我也是依据旧《唐书》。把春州、泷州的猺人首领列在刺史之中，是因为沿用他们的官号；称他们为猺人，是为了正其名称。陆东升是守将，李廷珙、髙仁表是遥授官。为什么这样说？李廷珙归附宋朝时，南汉仍占据岭南；髙仁表出使倭奴，所以宠授他新州刺史。治理百姓的称为守，抵御敌人的称为将。陆东升只是隐约可见的偏将，因此知道他不是守臣。泷州自宋以后不列入表中，是因为说它已经不是我们的土地。唐代列入其中，是因为桓彦范贤能；郭元振贤能，为什么不列？赵博、宣李涉都是被贬流放的人。旧志把他们列为教授而不是推官，《星岩碑》就是如此记载的。如今却把他们列为推官，为什么？我依据的是《宋百官志》。为什么不列县属官员？因为这是郡志；若是县志，就应当列入。所以君子对上不谄媚，对下不轻慢。《选举表论》德进说：古今选取人才，不超过两条道路。考试文章以后，众人争相进取而变得贪婪，评论者鄙薄这种做法，急切希望回到乡里的教育。五帝的礼制各不相同，三王的音乐也不相沿袭，只要能够宰割，何必都用鸾刀呢？这样说是对的。《周书》说：“凭言语取人，人们就会竭尽言语；凭行为取人，人们就会竭尽行为。言语一定会达到极致。”汉代考察孝廉，有人盗窃名声、伪装服饰，我敢说他们一定没有这种情况吗？夜深时凿墙，撬箱打开柜子，和白天抢劫行人夺取钱财相比，轻重当然不同。居处不必忠信，行为不必廉洁，只要文饰辞藻，就可以通籍进入金门、登上玉堂，享受富贵肉食，使恩泽润及后世。怎么知道享受仁义利益的人就是有德之人呢？难道能同那些怀抱先王道术、选择正当之地而行，即使粗粝之食也不嫌弃，至死不改的人相比吗？修养自身尚且没有，怎么会在天子的朝廷败坏呢？一旦取得官职，便只顾私下经营自己，这就是所谓身处困境而不能改变。儿子能够谈论父母，便以此诱导；等到入外傅那里，接受师友督促勉励，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唉！利禄对人的侵蚀太深了。髙皇帝起初设置科举，后来停止，已经同荐举并行。荐举的车子四处奔驰，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一定能被推荐，这是选得人才最盛大的施行。到了建文帝以成宪为鉴，颓败的风气或许可以得到控制吧？不要说郡中没有人才。汉代重视明经，陈元是其中的领袖；唐代重视进士，莫宣卿卓然高中第一。洪武年间荐举，多至七十人；一年应诏入仕十人，甲科四人。永乐年间应诏入仕常有二十多人，甲科有时五六人。近来却寥寥如晨星。韩退之说人才的学业软弱，难道不是没有人学习吗？也许只是这些人没有做到，难道能怪地脉吗？学习风气渐渐如此，久而久之人人都软弱，又有谁来应诏入仕？一定要有很多像莫宣卿这样的人，仍然担心没有声名；一定要有像陈元这样的人，才差不多可以无愧。我希望应诏入仕的人多到如此，光明的德行高远到那样，于是详细记载下来。先列荐举，这是古代的做法；其次是进士、举人、岁贡，这叫三条途径。我把它们附录其中，作《选举表》。《选举表总论》论说：旧志有封君、诸生、仪宾，却不予记录，因为它们不属于科举制度。封君是因儿子显贵而获得爵位，所以在儿子的条目中可以见到。诸生只是偶然获得授官，例如府学生廖谦因徭役入朝，被授为新兴典史。汉代的卿相多出身于佐史，本朝如况伯律一类的人，即使归入科贡，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吏员虽然凭资财进入仕途，聚集农家子弟来考习文法，但仍有选举人才的意义，不同于按例授官。旧志不记录县尉，我于是把他们列入。《地理志论》

译肇庆难道在岭外吗？山脉分布，连接衡山，郄望、骑田，不过是与甿渚相隔的一道山岭罢了。北面连接含洭、广泽，直到临贺；南面接近大海；西面扼守苍梧；东面有髙峡的险要，重重山岭环绕，长江像带子一样横贯其间。土地深远险阻，百姓质朴强悍，也是一个适宜用武的地方。陈代皇帝任用髙要，成就汉朝兴起的霸业；自封州的徽帝以端州、髙帝以康州为根据地，难道不是地方灵秀之气在帝王身上显现吉祥吗？驰义侯攻下牂牁，凭借郁水进入西江；伏波将军从桂阳出发，凭借汇水到达四会；戈船将军从零陵出发下到瀬水，有的沿离水而下，有的抵达苍梧。冯盎驻守髙凉，于是我们在南门祭祀；苏章驻军贺江，楚人便不能南下。陈霸先从髙要出兵，于是解除了广州之围，主客双方攻守的形势由此可见。如今天下同属一家，设置关门只是等待暴客；守令分列各城居住，土地疆域清楚整饬。县在过去都由州刺史统辖，一个郡兼辖八州，与隋唐都督的职任没有区别，替天子牧养百姓，其他没有什么事了。漆树、林木的丰富不在山中断绝，鱼盐、蛤蜊的出产不在海中断绝；清明秀美的气息广大而郁积，既然没有地方发泄，就不能只依靠它自行承担。有人说：天地的气势自西北向东南运行，九州先在雍、冀、兖兴盛，然后到达扬、荆以及闽地的建州；我们越地的曲江也在西北。后来滨海地区才开始兴盛，二陈、二莫、伯先、元叟、谨微、文彬诸位君子，都是康州所产生的人才。到了宋代，积中、惟鼎才从绥端兴起，这难道不就是所谓地气吗？如今为什么这样空旷寥落呢？气势不息，不选择地方而产生火，风力稍弱而把它吹扬，火就更加旺盛。蜀地之所以有文章，本来是文翁的风气吹拂所致。范蔚宗记载《后汉书》郡国的山川、泉池、乡聚、城亭，无不记录；班孟坚的《地理志》对于各国风俗尤其详尽。广阔的山谷和大河，使民众产生不同的风俗；移风易俗，确实只在于上位者。于是作《地理志》。《分野论》论说：五岭以南，自《晋书》以后都归入扬州。但杜佑却说荆州直到衡山以南；如果按照接壤疆界来划分，为什么舍弃荆州而归入扬州呢？这话确实有道理。只是先王划定土地，交错如锦，犬牙相接，怎么能一概而论？肇庆东北是中宿、含洭，西北是广泽、临贺。由此设置的疆域，难道扬州、荆州就不能兼有吗？这样一来，依据星辰划分土地和星纪的说法，就不能专断了。这种学说盛行于春秋时期，其言论卓异诡奇，往往出奇而中肯。关键在于土地没有迁移，为什么各国还要有先后呢？（杜佑辨析吴、越、三晋的先后。）有人怀疑岭南空旷遥远，不是一次所能涉及的，何况郡邑又微小，哪里配得上星分呢？那么太阳和月亮有一处没有照到，便不能称为日月，天空就真像倒扣的瓦盆了。只是南北方向相反，二千年来还没有人明确解释其中的原因。我曾听父辈友人刘梧说过：天地的南北东西不同，是上天运行的结果，也是平地倾斜的结果。人斜居地上观察天空，只能面向南方。天空虽然有北方，实际上沉入地面之中，必须平行旋转而向南，然后人才能看见它。太阳运行到北陆，经过星纪所在的区域，这叫“南至”，而且位于地面南方的上空。星纪一定在地面南方，所以用它来划分东南的扬州。太阳运行到南陆，经过鹑首所在的区域，这叫“北至”，而且位于地面北方的上空。鹑首一定在地面北方，所以用它来划分西北的雍州。因此，紫微垣位于天空中央，也就是地面的北方，这就是所谓北极。玄武七宿虽然都在天北方，分属星纪、玄枵、娵訾三个星次，但斗、牛、女靠近天市垣外，距离北极最远；虚、危稍近；室、壁最近。所以它们旋转而出现在地面上空时，斗、牛、女在南方对应扬州、粤地；虚、危在东方对应青州、齐地；室、壁正好对应幽燕以及卫地。朱鸟七宿虽然都在天南方，分属鹑首、鹑火、鹑尾三个星次，但井、鬼正好距离北极最近；柳、星、张渐渐远离；翼、轸隔着太微垣位于其下，距离北极最远。所以它们旋转而出现在地面上空时，井、鬼在北方对应秦、雍；柳、星、张在西方对应三河以西的梁、益；翼、轸则正好在南方对应荆楚。苍龙七宿虽然都在天东方，分属寿星、大火、析木三个星次，但角、亢距离南北二极适中；房、心接近中央；尾、箕隔着天市垣，距离北极最远。所以它们旋转而可见时，角、亢、氐对应兖州、郑国；氐、房、心对应宋、豫；尾、箕则正好对应闽、粤以南。白虎七宿虽然都在天西方，分属降娄、大梁、实沈三个星次，但奎、娄距离北极不远；胃、昴渐渐接近；觜、参正好距离紫微垣很近，而且没有其他星垣阻隔，所以旋转而可见。奎、娄对应接近中央的徐、鲁；胃、昴、毕对应偏北的冀、赵；觜、参则正好对应北方的晋。天道遥远，人事切近，妖异和祥瑞如同影随形，我不敢妄加推知。作者有的或许不出于此，把封国、命祀以及江河脉络等说法，都不探求根由，而只是顺着这些说法加以解释。不过星象家以尾、箕划分燕地，以觜、参划分益州，与这里不同。参星属于晋地，《左传》记载得很详细。以上依据龙尾星所说，只是取自《南粤录》罢了。《风俗论》

译论说：岭西连接南楚，山多而险峻。越过羊峡到达番禺；番禺背靠群山，南面环绕大海，多为仁厚而亲近水域的百姓，足以说明其见识。髙要是当地都会，民风厚重，君子很多，勤学而有气节。小民拘谨自守，逃亡放荡之徒则以博簺为乐，游荡抢劫、用椎埋葬，往往同外海相通。以稻为饭，以鱼为羹，陂池山泽的物产很丰富。因为府署驻扎在那里，所以五类民众的更役和征发都齐备，独先于各县。南面通新兴，北面通四会，享有橘林之利。士人秀美而有文才，喜欢以豪侠自任，拿官吏的长短互相告发，所以直到今天还称为“四会笔”。新兴土地肥沃，自古就认为是上等田地，喜欢耕种五谷，却很少积蓄收藏。商贾往来不通，自从莘老志完、邦衡明仲相继被流放，仍保留先贤遗风，而以重器为其中的冠首。喜欢诉讼，探丸报仇，即使亲近之人也不回避，这是它的弊病。阳春是偏僻的县，茅屋土阶，生活纤俭，习惯于劳作，还没有失去葛鞋的风俗。好诉讼的风气沿袭不改，怎么能不使弊病更加严重呢？阳江东通恩平，西通电白，也是一个都会。靠近海边，鱼盐货物相通，果实、螺蛤不必依赖商人便足够。山海之间设置戍所，所以四方喜欢游历的子弟不用召唤也会自行前来。那里的百姓喜欢勇斗而轻视生命，豪富之家借劳役谋利，凭武力在乡里专断。髙明与南海大致相同，民俗中君子很多，喜好文采，宽缓豁达而富有智谋。百姓轻佻机巧，依靠投机取利来生活，拿着刀笔进入官府，遍布郡县，这是南海的风气。恩平也是东南一座险要的县，南通新会，西通阳江、电白。电白出产牦牛，而恩平扼守其入口。广宁与四会风俗相同，见到官府便挺身而走险，柴薪与众人共同取用，差不多是容成、大庭时代的百姓；每逢岁时，男女聚会，互相唱歌取笑，这是猺人的风俗。徳庆是岭西上游的地方，山岭重重，容易形成邪僻，民风敦厚朴实而畏惧犯罪。缙绅先生遵守礼法而珍重节操，婚姻不与夷虏相通，仍有石元叟、李谨微崇尚节义侠气的遗风。因此李文彬以义气倡导，众人如云聚集、如影相随，后来却因争强好胜而崇尚毁谤。封川县城小而简陋，自苏子瞻以来就称赞那里崇尚义气；赋税收入总是优先缴纳，民风淳厚，诉讼简少，缙绅珍重节操，与徳庆相同。自唐代莫宣卿以诗赋冠绝天下以后，后来再没有听闻杰出者。开建处在两粤之间，地方狭窄，百姓强悍，习俗质朴鄙野，案件没有深奥难断的，婚姻同徳庆，赋税收入则同封川。总的说来，徳庆以南、春州、新州、恩平、阳春以西，从前以猺人为患，如今已经铲除，百姓得以休息，南方田地和家室可以相互保全；只是并江州县的水患成为灾害，积蓄粮食最为紧迫。三加不举，遣女满车。丧葬奉行浮屠教，抵制酒肉，抛弃祖先，把出门当作祭祀，终究不免成为同类。所有百姓都具有五常的本性，只是刚柔缓急、声音不同，取决于水土的风气，所以称为“风”。喜好厌恶、取舍选择、行动静止没有常态，随着君主上位者的情欲变化，所以称为“俗”。《尚书》说：“你就是风。”这样看来，水土的风气又在于上位者怎样使它变化。《礼记》说风俗相同，是因为道德相同；风俗虽不同，只要同于道、同于德，也就是相同了。簿书不加以报告，期限和会集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建置志论》凡是设置郡邑，必定选择地势来修筑城池，又依照城池的地势设置官署；行署、属署依次分列，都是由官府建立、政令所系的地方。城外严整防卫，公署内居其中，庄严地面向南方治理四境，难道是为了让官员安逸享乐、铺张扩大吗？不过是为了实施赋税政令、修明法令，以完成王事罢了。《春秋左氏传》说：“职位，是政事的建立；官署，是职位的表象。”高大的厅堂和台阶用来辨别尊卑等次，标明身份，使人知道尊卑，进而部署百姓。担心民力困竭，便以貉道行事，说什么可以住茅屋、用栎木椽子，自称“我还崇尚尧舜”；就像太阳运行在北陆时，却还想抵御寒冷而穿葛布细衣一样，这也是形势所不允许的。君子的职责，在于早晚恭敬地执行君命，匡正民生，使人人都有安宁的居所。即使没有精巧的眼目和华丽的长廊，只要有高大的栋梁、重重的门户，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如果高高在上，凌驾百姓，如同紫宫、帝居一样，关闭门户守卫其中，使百姓像虎豹一样烦闷失意，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直入官署庭院呢？庆让任职后所涉及的事务，才开始平整道路、修缮房屋；否则旧址断裂、残垣倾颓，遍地长满茂草，诉讼纷纷发生，储藏积聚毫无准备，天灾疫病不能戒备，盗贼公然横行，即使住在官署、占据职位，也早已背离官职、离开岗位了。为什么呢？因为居处其位却不思考政事，众官应尽的职责便荒废了。一旦有紧急情况，才惶恐不安地登城防守，不也是本末倒置吗？邮驿设置、预先储备、惠民措施、漏泽园，都是政务的纲要，因此附录在这里，作《建置志》。《建置志总论》论说：法令规定都里应有申明亭，粤地没有，也不知道本来应当有。只是勉强把匾额悬挂在县门上，当时奉诏尚且不恭敬，何况现在呢？用十九章来审理民讼，内容都张贴在教民榜上；这种制度没有实行，却又设置正约，这是舍弃五项而只取其中两三项。僧道设官、阴阳设学，圣人都是根据时代变化来制定制度。医药最为急迫，假如选拔聪慧之人学习岐黄之术，难道还会有天昏、札瘥之类的灾病吗？诏令预备仓，考虑四乡百姓的迁徙忧患。成化初年，太守黄瑜、郡丞马襄、髙要县令孙珍，都积储粮食达到数万石，这难道还不是建立制度的开始吗？如今把它们并入郡县的仓库，有时连名义都辨不清，又怎么能责求实际成效呢？饥饿时有食物，寒冷时有衣服，患病时有药物，死亡时有安葬，尧舜的政事又怎么能超过这些呢？只有养济院还具备宪纲，部使者偶尔检查一次名册，其余全都废亡了。这就要看是否有贤能的主管官员了！这就要看是否有贤能的主管官员了！《赋役志论》

译里中父老居住的房屋、土地园池，以及每年租税的出纳，都有簿籍记录。不幸遇到灾害迁徙，首先要顾及各种货物；难道是不怜惜珠玉，而只担忧小小的赫蹏吗？百千巨万的财富，都在这里。这些财货的作用实在大啊。圣人作经，应当不是涉及性命的事情就不谈。《禹贡》把土地分为九等，贡赋交错征收；至于总税、铚税、戞税、服役，以及山林、皋隰的赋税，劳役和期限，都详载于《周官》。男女多少，米盐琐细，和里中父老没有不同，难道天下不是一个大家庭吗？萧何凭借图籍了解关塞的险易和国力强弱，本朝诸臣编纂《一统志》，却缺少户口田赋，难道不是因为它们不属于黄白之物吗？掌管文书的吏员，禹、周公也不能说不是圣人。郡中的赋役志，因此多有缺漏和错误，相互沿袭，记录空文，却不致力于说明始末。嘉靖、隆庆年间，所谓“先庚我欲观负版”，正说明这样的县邑不足以考察。郡中的火灾成为虐害，县中书吏的气焰比火灾还厉害。如今不论万历推行方田法和更始之后的赋役，一概平等看待，以此作为根本，怎么能不周密谨慎呢？赋役有正额，也有杂项，名称繁多，追溯本源、穷究变化，即使群吏也不能解释清楚。只是凭借长短来控制人，守令把郡邑当作自己的家，只知道这是自己的职责，怎么能说“钱谷各有主管”呢？只是我没有料到自己愚昧，唯独把吏员当作老师，又被贤者豪杰鄙视为琐碎；如果不依靠吏员，我还能凭什么呢？所以详细写在篇中，供后来的君子阅览。这样也会更加懂得政务。于是作《赋役志》。《户口论》论说：洪武年间户数将近九万，人口四十一万有余；如今户数减少了十分之九，人口只剩一半罢了。何况每年征收都以实数为准，这难道还算虚数吗？罗定所分的户不过二十一，人口不过十一人有余，难道全都耗损于盗贼吗？国家初建时法令严明，隐瞒丁口，从县令以下都有不同等级的罪罚。如今胥吏主持政事，所以隐瞒的人很多。譬如千钧重物，不管由几个人负担，总要到期限结束才停止；事情确实如此。奸人用贿赂侥幸逃避，那么代替他们服役的都是贫民。猺、蛋虽与编户不同，《正统志》仍然保存其记录，可以借此观察世情。如今不与编户同列，损耗究竟有多少？见《外志》。《官民田论》论说：田地为什么会有官田、民田的区别？古代田地从公家那里授受，秦代开通阡陌以后，百姓才可以自行买卖，成为私田，不再是上级所授。官吏的俸禄、学生的廪膳，若有没收入官的田地，仍归官府所有。所谓民田，是农民从富人那里承受的田地，已经缴纳了大半租税，县官不能再加重征取，所以税额较轻。所谓官田，是官府掌握后授给农民，每年收取其收入，以富人的田租为标准，所以税科较重。如今已经没有真正的官田了，却仍沿用旧制度，因此减轻征税、免除劳役，以求调节适宜。章皇帝曾两次下诏减轻官田租税。睿皇帝在苏州把官田租税减到八十余万石，难道不是仁政吗？然而这也不是容易马上改变而使之振作的事情。朱子说漳州有官田、职田、学田，名称不一，轻重不同，吏员便借机作奸。他想按九等确定每亩税额，汇总一州税租的数目再分派下去。万历九年，幸弓田宜上书，请求按照朱子的办法取消官田名目，于是像江西的鱼鳞册一样，不论登记为官田、民田还是僧田，都统一计算。难道不是胶着琴柱而调和宫商吗？既不授田给百姓，又不能限制豪强兼并成片土地，反而使赋税较轻。连一锥之地都没有的人，重税却常常落在他们身上，怎么能不加以核查呢？不能奉行宣德帝的旨意，所以不公平。罪责在州县；不过虚报的粮额已经去掉，也不能再向掌管国家的臣子要求更多了。《鱼课论》论说：“鱼课只是向渔民征收鱼税，这是河泊所主管的制度。波及州县以后，往往造成大量死亡和迁徙，鱼税无法征收，只能作为补助。髙要有鱼利银，已经向民间池塘征过税，又按每亩征收二升，都是把鱼税收来进献。可是征收和出纳的程序中看不到这项名目，为什么呢？胥吏都说混在民间赋税之中，余下的米粮也无法详细查明。高明没有鱼课可以补充，已经向民间池塘征税，也按每亩征收二升，出纳账目同样看不到，实在令人奇怪。” 《屯盐论》论说：盐由海水煮成，不靠人力不能得到，所以最初登记的只是丁口，与百姓另行计算；丁口负责办理盐课制度。后来筑田为池，引水浸沙，蓄积在井中，池水排出不到半寸，经过烈日曝晒便结成盐。丁口灭绝后，便用田地来补充；一口盐井抵一丁的盐课，于是有丁引和田引，田地才开始登记入册。富人拥有成百上千口盐井，盐丁仍旧贫困；田引多了，免除的亡丁就增多；丁引又不能超过定额，这样贫民难道会有所好转吗？髙要人綦母虑在宋宣和年间，任副转运使，掌管广、惠、潮、恩的盐课。他说盐田卖给富人后，盐灶废弃，所以盐课定额比元丰年间减少，请求买回盐田，依照盐灶缴纳盐课，朝廷答应了。他所说的办法如今仍在施行，也是煮盐的田地。闽中曾想把实物折成钱帛来招商，施行于漳、泉；广东没有成功，于是全部折色，听任商人自行购买再纳税。屯田积聚粮食，否则就转运到边地，这样没有不足。我已经把这些意见上奏了。《物产论》论说：宋代进贡端砚，不是为了赐给史官，所以端砚闻名天下。杜谘因此受到责骂。凡是珍奇的物产，都足以使百姓受害。正统以后，采砚的使者不再到来，人们却直接把它当作磨刀石看待。难道不只是因为上位者有所喜好吗？子罕推辞玉石的话说得好，他说：“我害怕失去我的宝物。”唉！我的宝物已经失去很多了，又何必把什么人当作宝物呢？《学校志论》

译我读《诗经》读到《子衿》，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叹息。唉！周王室迁徙以后，礼乐崩坏；郑国跟着学校废弛，佩青衿的学生纷纷瓦解，往来于城阙之间。当时想见贤者一面都不可能，内心的忧伤和惩戒，难道不是有缘故的吗？如今学官遍布郡邑，具备干戈羽钥的仪容，盛行诗书礼乐的教育，庠序之声和学校之音铿锵不绝，穿着方领衣服、学习矩步的人在庭院中肩挨着肩。这究竟是学校兴盛了，还是衰废了？三代的学校都用来明白人伦；从内心获得的是德，施加于自身的是行，落实到实际使用的是技艺。教育并使这些得到发展，才是真正的学校。如今只是装饰衣带佩巾，却一心追求青紫官服；所培养的不是实际所用的，实际所用的又不是所培养的，像兔丝、燕麦一样，只有虚名。北斗不能舀水，南箕不能播扬，想要依靠这样的东西办成事情，实在困难！由此看来，学校究竟是废了，还是兴了？周室衰微时，学士先生没有可以讲习的事业，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有时在黑色帷幕的树林中、杏坛之上弹琴唱歌、诵读诗书，后世书院由此开始，鹿洞、鹅湖便成为先声。总的说来，学校教育和书院教育并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形式上并列而已。因此近来掌握国政的大臣把它们一概毁掉，使人尽归于一条道路，出发点也许是好的。礼制失落以后到民间去寻求，难道所谓民间不是这样吗？在鹿洞讲说书义，听到的人感动得流泪；如果能够感动人而施行教化，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取法于程明道，却把自身作为靶子，也属于矫枉过正。洪武八年，诏令有关部门设立社学，但有关部门奉行职务没有成效，髙皇帝因此发出“艰难啊”的叹息而停止。正统改元以后，才把这件事责成督学宪臣；郡邑尚且治理不好，怎么还谈得上社学呢？天下的学校已经很多了，髙要仍然极为重要，文皇帝的诏书施恩十分优厚。如今有关官员勤劳安抚百姓而不懈怠，振兴补救学校，勉励学习、激励贤才，以扩大人才来源，难道不是和乐平易的君子吗？老师所教的、弟子所学的，都以自身心性为根本，并落实到实践中，这样才不违背先王，学校也才会兴盛。书院、社学都不是徒具形式的附属设置，所以附录在这里，作《学校志》。《祀典志论》圣人懂得幽明的道理，不仅用礼乐来治理人，鬼神的显隐明暗也无不加以安抚和调和。像柳下季论述祭祀制度那样，所说得多么详细啊！尊敬而不亵渎，所以神灵降下吉祥。百姓按万物的秩序生活，九黎扰乱道德，进而波及三苗。唐虞时代重用重、黎的后代，使他们重新掌管祭祀，百姓才不至于失去典祀，祭祀也不至于过分亲近。傅说尚且认为这是亵渎，何况其他人呢？髙皇帝圣明神武，作为百神之主，制定祠祭制度，端正封号，命令郡邑在三坛祭祀云、雨、风、雷、山川、社稷、城隍。至于厉王祭祀孔子，仍然沿用前代旧制。肃皇帝才开始诏令礼官称孔子为先师，核定从祀者，开创尊崇圣贤的仪式。穆皇帝又把薛瑄列入其中，今上进一步推广，诏令有关官员严肃办理祭祀事务，不得滥祀。不是大圣人，谁能这样把制度完全确定下来呢？百户组成一个公社，连同祭祀那些饥饿的人，使他们有所归依。每年四时祈祷、酬神、戒誓，即使不由有关官员统领，也都属于经常性的祠祀。若对此不加整治，就会变成淫乱昏昧、任意放纵。蒲媪祠竟然是延续千年的事情，实在荒诞。缙绅先生不应当谈论这一类事情，我也不敢多说。法令规定只有孝肃一祠；至于唐、宋名贤，天地间相关祠宇都已经破败，因为栾石的义理，各种祠祀从此兴建起来。《祀典志》《从祀论》论说：“薛文清从祀的议论，起于弘治改元，经过八十多年，到隆庆年间才确定。当时陈献章、王守仁一同被请求列入从祀，反对者纷纷而来。皇上罢免了王守仁，后来又罢免陈献章，大概是因为慎重。万历十二年，又以这两人请求列入，反对声仍如从前，皇上没有听从。于是与胡居仁一同祭祀。四个人的学问和品行各不相同，皇上却兼收并用。圣学真是伟大，怎么可以用管窥蠡测来妄加推断呢！” 《乡贤名宦论》论说：旧志记载说，陈元父子挺立于岭海之间，犹如仪凤、应龙，乡里的祠庙至今还有遗迹，难道不是典章中的缺漏吗？丘陵尚且能在平野中突出，阙龟也能在泰台上树立，这是春日恩泽所及，所以祭祀了却没有为他们立传。那些通都大邑和旧日城邑，文章勋业方面，历代从不缺少人才，祭祀礼仪非常严谨，尚且还有一定限制；有的人已经立传却没有祭祀，难道那里竟没有这样的人吗？二阳已经太滥了，高新县却很简略，况且选取各邑中最杰出的人在郡中祭祀，往往都这样做，我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做呢？陈元是苍梧人，我不敢立即祭祀他，大概是因为慎重。立传和祭祀应当相称；祭祀而不立传，确实如旧志所说；不祭祀也可以，难道要滥立传吗？沿袭这种做法的人太多了。我看新兴的俎豆祭祀，只祭陈司寇一人，正如九鼎、大吕，见到的人都知道这是稀世之瑞。恩平也只祭祀唐君一人，我想为他作传，读了县中上报的材料，却默然停止了，其他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没有理由反对高新。至于高要县使用墨绶二百多年，名宦祠中竟没有一人，听舆人这样说，也应当议论一下。《兵防志》论 从前高皇帝平定天下，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以兴盛太平，却始终没有因此停止武备。他在外服统领众军，设置卫所，分设各镇统辖，官秩都在有土地的诸侯之上。当时，有些人倚仗宠幸欺凌他人，把不能统率军队看作耻辱；起初未尝不想借助他们的臂膀和爪牙，后来才渐渐懈怠软弱。太平日久，儒臣主持事务，连短步行走、半菽之粮也都听命于文墨之臣；穿着韎韦、系着跗注的武官，竟成为使者的前导，卑弱不振，于是军政日益沉沦衰败，稍有自爱的人也不过学习揖让礼节、研习文辞来标榜自己，韬略军法无人谈及，军籍空缺，办事的厅堂尚且腐朽坍塌，荒草也不修剪，其他地方更不用说了。天顺以后，州县才开始拥有军队，和卫所军互相配合。一旦有事，斩将夺旗、首先登城、陷阵冲锋，往往出自应募而从军的平民；后来拜为大将，持节钺登坛，封为通侯、居于东第的人，前后相望。世袭贵胄中没有听说有人亲身经历箭石、以身膏野，反而都是征召来的士卒。两支军队各自成立，岂不等同于腹背上的毛？所供养的不是所使用的，所使用的又不是所供养的。我对此深有感于韩非的话。肇庆自古是用武之地，卫所有十一所，水军一所，屯戍七十多处，军籍士卒三千多人，戍卒也三千多人，戈船三十五艘，水军还不包括在内。材官猛士如林而立、如雾而聚，以宪臣整饬，已经十分严格谨慎了。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士、秦国的锐卒，以及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法，逐一比较，彼此胜过，却仍有不足。若把汤、武时代的技击、武士、锐卒再加上节制之法，难道还会稍差吗？卫所是国朝制定的制度，犹如郡县，所以把它列在前面。我根据时势所作的设置，列在后面。参将、游击以下，旧例都与监司并列姓名；既没有表明品第、记录世袭官职，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功劳，只是借屯田军所发给粮饷的增多来倡导和振作。至于营寨处在险要关塞，是最为重要的，我因此详细说明它们的始末、强弱形势，供筹划经略的君子阅览。于是作《兵防志》。《军制论》

译论说：国朝的军制是：十名军士由一名小旗统领，五名小旗由一名总旗统领，二百户由一名百户所统领，十个百户所由一名千户所统领，五个千户所由一卫统领，统一归都司管辖。出兵讨伐时才派大将出征，事情结束便休兵。都指挥、指挥以下，不另设其他将领。如今山海一带应募的士卒不过三千多人，肇庆有卫所十一处。假使军籍仍如从前，能够作战的有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人，哪里还用得着招募呢？军政松弛，把公家士卒看作私人奴隶，粮食不能按时发放，劳役没有空闲之日，逃亡者接连不断，军籍于是空了。宣德以来，常常派遣直接奉命的使者阅视军队，车马冠盖相望；隐藏不出的很多，现存的很少。年代久远，踪迹难以查考，有些被株连押送，往往在半路死去，只是徒然苦累里正。现存的又多羸弱不堪，遇到强敌便害怕损失，终究不让他们拿着兵器作战，只白白耗费县官的粮食。议论的人想把他们全部舍弃，这话确实是受了现实刺激才说的。有的人想重新实行朵集之法，把所有民户都编入军籍，征丁补充队伍；即使这样仍然会招来怨恨，何况强迫百姓，只会造成祸乱罢了。没有粮食的忧患，哪里还会担心没有军队？计算军士一个月的粮食，价值三钱。两支军队所需的粮食相当于民兵一个月的口粮，三支军队所需的粮食相当于客兵一个月的口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千户〕 如今军士及其余丁共三千二百二十三人，比当初的九千九百一十七人还少；能够供养的民兵有四千五百四十七人，客兵有三千三十二人，这些兵力如今在哪里呢？这是因为田界没有整治、屯田荒废了。查考屯田簿籍，民兵尚且可以使用，何必还要客兵？如果军籍中没有老弱之人，没有借军役图利的人，没有削减侵吞粮饷的人，犯罪者必须连同妻子发配且不得远离主管官吏，按时把人数上报兵宪，逃亡者一定由主管官吏捕获；官吏熟习孙武、吴起之学，学习骑射，兵宪按时集合操练，以此执行赏罚，那么或许能保存千百人中的十分之一。《民壮论》论说：弘治年间诏令按里选取丁壮，难道不是古代丘甸遗制的意思吗？普通人家的子弟不学习当兵，鼓起勇气又有什么害处？老弱之人滥列其中，逃避劳役的门路很多，冒用姓名强行充数，父子相互替代；戴着红头巾、穿着铠甲衣裳，不过供官府迎送，传递公文、办理审讯，留在乡里的和外出的往往相隔数千里，空有名额而少有实效，不能应付突然的战事，这就是它的弊病。军兵既然如此，民兵又是这样，形势必然只能依靠客兵。唉，难道还没有看见其中的危害吗？凡是人，若能忍心让父母所生的身体远行千里、投身汤火，一定是具有虎狼般的性情；若没有丰厚利益，就不足以满足他的期望。他们不爱惜自身，轻易以身试法，与乡党没有亲情、与亲戚没有爱护；看见别人的房屋妻子，便不怕抢掠，像风一样离去。第二，他们看见本地人本来就纷纷应役，放弃他们而使用我，必定认为自己更能干，心里常常轻视本地人；尚未建立功劳便自负，一旦稍微违逆他们的意愿，便群起喧噪。第三，督府临武刘公曾上疏说明客兵的危害，太仓凌公也上疏主张以本地兵替代客兵；实际上各地的人都有这种情形。如今里甲之兵只负责服役，营兵看不起他们，确实贤明的人也会如此看待。杞人忧天似的过度筹划，认为没有什么可以由里选出的贤能之兵；粤地有鏄，燕地有函，秦地有庐，胡地有弓车，所以军队一定只能使用客兵。这就成了粤地用函耕作，燕地用庐披甲，秦地进行持击，必定要有弓车才可以。有人想依照里来确定编制，大概每户一人；丁壮和田地多的，每户二人或三人；少的，两户一人，或三户一人。大概每里一百人，就按照里甲的制度，一年轮到一甲，十年服役一次；小县兵少，则两年轮到二甲，五年服役一次；遇到大盗寇则全部出动，十年更换一次军籍。充任军士一定要推选子弟中强壮的人，不得雇用外人，让本地子弟当兵，这也就是朵集之法。按照原有名额随粮征收银两，由官府雇用，这就很好。雇用的一定要是本地人，部署训练完全按照营兵办理，不必另行夺取银两招募；申明禁止冒占劳役的命令，那么人人都成为经过选拔的士卒了。有人说：粤人喜欢当兵，只有广州的新会、惠州的长乐等郡如此，其他地方恐怕没有应募的人。陈武帝任用高要的刘隐，任用封川的李质，任用德庆的人，他们难道不是本地人吗？《屯田论》

译论说：国家的屯田制度，是派遣百户率领所属全部人员出屯，编入军伍，不能有所缺失。每一百户领有一屯，每军分给田二十七亩，吃自己耕种所得的粮食，并向官府缴纳余粮六石，大体制度就是这样。肇庆各卫所共有十四处城守，所以派六百户领六屯。靠海的卫所，按三份户籍计算，都少一百户，其中一屯实际兼领了缺额。唉！肇庆的屯田，难道不是很奇怪吗？有的一个百户竟至五十多屯，有的二三十屯，少的也有十屯。问其中缘故，却说不清楚。有人说：国初确实如此，后来多分成子屯。从弘治开始，则听老年人说：只知道自己的子屯，却忘了母屯，涉水潜行，竟把它指作岷山、嶓山，连源头都丢失了。南方的田地都是肥沃土壤，与北方不同。军士想不耕田而获得粮食，于是把田全部交给农人。久而久之，农人因官府变更而迁移，田地被隐没，无法追查。起初有人或许还以田作抵押借钱，后来便不再归还，甚至把军田冒充民田卖掉。至于豪强大户兼并圈夺，更是不计其数；盗贼侵占、水患冲毁，能裁减清理的只有一二分。我总计十一所，比较田地丧失原状的情况，不止三分之一。粮额却比原来还有增加，例如阳春所三屯已经改为民田，按原来粮额计算反而多出七百。这样怎么能责罚拖欠负担呢？正统年间命令卫所登记屯田的疆界和顷亩，簿籍都很完备；现在因为它已经造成危害，即使撤去宪司衙署，簿籍仍然存在。天下本是一家，何必把军民分成两种？当初划定田界时，硬要区分彼此疆界，非军田即民田，五种田界也未必能够查清。德庆所的田地在开阳、晋康，贼乱平定后也置之不问，为什么呢？田地不清楚却只追究粮额，斟酌那些因水灾而流失的田地，所剩还能有多少？只是田地日益缩小罢了。按照民田来计算，仍然足够。百姓有田二十七亩，取其中等土壤计算，每亩每年收入谷一石，折米四斗五升，一年可得米十二石五斗。农民如此，军士若像农人一样全部耕作，自己食用一半，把另一半缴给官府，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肇庆卫的屯军尚有四百三十多人，舍弃屯田而住在城中的有四百人，坐享农人的全部收成，却不肯分出一半，不知道正粮本来就已经交给农民了。余粮即使损失半年口粮，我尚且可以承担，何况损失的人很多，军粮怎么能不匮乏？近来因罪田而按肥瘠确定多寡，越所远屯纷纷析分补充，结果田地失去了所属屯，屯失去了所属卫所，卫所又失去了所属编制，这是造成大乱的道路。田界破坏数代之后，田地将再也无法查考。况且国家设置屯田，难道只是为了得到六石粮食吗？这是因为内里有节省无谓耗费的利益，对外又有守卫防御的准备。如今应当恢复春耕的田籍，不改变原来的制度；田地有宽窄、肥瘠之别，宁可按照粮额高低调整。把屯军全部驱使去耕作，官府只需少养一百户六屯的军粮。由百户统领，厘正田界，杜绝侵吞克扣，告诫游惰，禁止削减侵夺，扩大储粮，按时训练，这样或许可以实现设置屯田的本意。军士游闲已久，恐怕不能承担农事，那就招募农人；一田每年收十二石，足以养活一名军士，还有余粮。免除他们其他劳役，在屯田处编立甲伍，善加抚恤而不烦扰，也容易实行。《兵防志总论》论说：我看肇庆的记载，过去盗贼像聚集的蜂群，营垒像攒聚的戟阵，最终能够消灭他们，靠的是大军的盛大威势。因此我知道营垒就是守险的罗网，环绕山地追逐鹿兔，腾跃而起、迫近围困它们，若不是韩子卢那样的猎犬就不能做到；勇士还要重重关闭关隘，如今即使没有意外，怎么可以撤去防备？一个营垒只有几名士卒，就像清晨的星星一样稀少，倘若遇到强敌，难道能作战吗？分散开来，像一杯水不能扑灭原野大火；聚集起来，一根头发也可以牵动千钧重物，这也是一个道理。人们只看见眼前，便说保障尚且不能做到，只是白白耗费民力。我自从丘甸制度废弛以来，就知道拥有天下的人怎么能有一天不为兵籍操心？像阳春从前那样，登上营障举起烽火，都是到乡里征取当地人，所以旧志感叹，把它看作上策，各邑都可以遵行。农夫放下农具，织女离开织机，众人纷纷怨谤，知道这种做法尤其严重；选用民兵，或许可以省去三分之一。肇庆背山环海，虽然各处都是要害，北津寨一旦建立，威势便震慑异俗；即使有鲸鲵般的强盗奔逃逼近，各郡也可以共同抵御。只是深山实在容易藏匿祸患，百姓迁移住宅、清除治理，难道不会焕然一新吗？时间久了，唐、陈的荒草又会自行萌发，政令繁多，加上饥荒，傲悍百姓逃亡犯法，一定会依山藏身；应当迅速砍除铲平，不要让它滋长蔓延。若有人趁隙作乱，猺人便会把它当作进阶，像羊膻气招来蚂蚁，像醢味变酸招来蚋虫；内乱相攻、外部勾结，祸患就是由此而来。所以旧志详细记载了黄宫尹、陆康州的策略。既然病已经治愈，原来的药方也不能再次使用；但正如药物不能因为没有疾病就完全不储备，应当选择县令，责令他们招募、主持，不可偏离这两方面。否则等到它溃烂败坏，再想依靠几座营垒求得安定，就如同捧土去堵塞孟津，实在困难了。《名宦传论》司马氏为什么要为奉行善政的官吏立传呢？因为他们害怕鞭子伤害马匹，而单靠宽惠文辞又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说：奉行职守、遵循事理，何必一定要戒备森严？其中的意思深远了。班孟坚因此给西汉人物排列次序，德行谦让的君子才开始列入其中。颍川努力推行教化，山阳用经术修饰政务，名实都清楚显著。为什么却因为一点过失而被掩盖呢？所以后世郡邑的志书，按照《春秋》传例称为名宦，也是同一个道理。事物有达到极点的，名声便像名马中的騄骝一样，于是称为名马；干将、镆邪，称为名剑；嵩、泰、衡、华、恒，称为名山。从一花、一木、一种技艺、一门才艺，没有一样不可以有名，何况人呢？所以做官而能著名，就是达到了极点。廉洁平和而不苛刻，就会著名；愿意聚集善类、除去恶人，废弛的事业得到修复、应举的事务得到兴办，就会著名；兴办学校、彰明教化，士人都受感化而向往，也会著名；刚毅而有大节，抵御大灾、捍卫大患，也会著名；死守疆土而死，也会著名；彰明政令刑法，使邪恶之民不能肆意妄为，也会著名。即使不完全沿着同一条道路，也不必都像孟坚所记载的那样，只要所遭遇的事情足以使当时著名、后世流传，都是应当为之立传的人。不过，名与实不能分离，正如马叫作马、牛叫作牛，是因为它们确实如此。即使是炙毂过这样的滑稽人物，也知道做人首先必须名实相符。先王的政事由此可以知道。庄子取法于主客之辩，结果使名与实分离了。因此借用虚名的人是霸者，违背正道以求取声名的人是奸盗，所谓名也就成了欺骗。行为超过实际却急于让人知道，名声就会浅薄；用铅刀冒充宝剑，用劣马冒充神骏之马，谁会相信呢？肇庆也是仕宦之地，所以唐、宋以前有许多著名贤人，直到今天旧志所续录的也有二百四十多人，确实盛大。但这些人都名实纯粹吗？还是也有只是名声胜过实际的呢？人们重视耳闻而轻视眼见，后人看今人，正如今人看古人。有的人想淘汰中等以下的人，不让珍珠和鱼目混在一起。可是我才能平庸，哪里能承担取舍进退的权力？与其因过严而弃掉他们，宁可稍宽而保存他们。真正神骏的马，即使能超越光影，纵然被掩盖千年，仍会在牛斗之间闪耀，本来就不能混同。于是作《名宦传》。《何敞传论》

译论说：通志记载鹄奔亭的事情，并用伯有、彭生来作证。血气聚集而形成形体，形体具备之后才能说话；鬼神没有形体，言语从哪里产生呢？左氏传失于诬妄，这一点本来已经有人说过了。但善行没有微小到不会显彰，恶行也没有隐蔽到不会暴露。假使真有神明主管这些事，而人们不知道其中缘由，这也可以用来劝善止邪。况且在传疑、记载史事的时候，本来就可以保留这些说法。《张柬之传论》论说：我读《唐书》，张柬之任新州司马，是在神龙二年六月；那年秋天，被长流到泷州。武三思随即派周利贞到岭外杀他，但张柬之已经死了。他在新州任职时，灶突还没有烧黑。后来有一位员外也到新州，却反而称赞他的政绩，难道贤人所到之处就像车行于地，车迹随之而留吗？还是因为他乐于行道呢？唉，贤人对于百姓的影响，真是深远啊。《张宋卿陈焕传论》论说：恭父、少微都是惠爱百姓的人，我过去熟悉他们，所以旧志只说太守礼敬贤人、兴办学校；至于簿书中没有为他们立传，也就无从称述了。恭父得到忠简、忠献的知遇，少微有身处陋巷、安于简朴生活的快乐。古语说：“不了解这个人，就看他的朋友。”又说：“考察贫穷时看他不肯做什么。”由此可以相信二位公的为人。《吴廷举传论》论说：献臣在我们广东任职最久，广东的妇女和儿童都能谈论他。霍文敏、黄文裕却不能相互相容，这是为什么呢？文裕说献臣浑身都是胆，皮囊里装的全是智慧；胆量他确实有。任顺德知县时，他挫败中贵人，抗拒御史，亲身受过三木刑具；任广东副使时，上疏弹劾镇守中贵人，因忠言获罪二十次；触怒刘瑾而戴刑枷，却没有死，贬谪戍守雁门；任江西参政时，陷入桃源贼中，竟然擒住贼首出来；弹劾李献吉专横，宸濠将要加害于他；退休时还议论两位宰相而离去。聪明人哪里会这样做呢？唉，他的愚拙是别人所能做到的，他的智慧却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张吉传论》论说：张克修在端州时，曾向陈公甫谈论学问。认为在静默中培养出善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湛原明引用《易经》中专一、正直、翕合、开辟的道理，《中庸》中广大、博厚、深远、清泉的说法，以及孟子的“四端”来作证明。广大博厚、深远清明，并不是由积累而来；突然看见有人掉进井里，恻隐之心便会产生。由此本来就知道，四端都不是培养出来的，关键在于扩充天地之道；动静没有固定的开端，间隔不能容下一根头发。程子用“善于学习”来称许人，静坐大概只是初步基础，借此作为捷径。若说这就是通向圣人的道路，恐怕正如前往楚国却走向冥山一样。《王大用传论》论说：我听说文成公在五羊讲学时，清晨鼓声响起，从藩司、臬司直到普通百姓，没有不拱手聆听的。只有大用辩论说：“致知，是《大学》的教诲；良知是不经思虑便能知道，是人的德性。致知之中说‘良’，良知之上说‘致’，难道不是把菩提、圆觉之说援引进孔门了吗？”良知、良能虽然都是德性，《易经》说：“乾以平易使人知，坤以简约使人能。”天地如此广大，直到普通夫妇和愚昧不肖之人，也没有谁完全失去能，只是未必具有纯粹的知罢了。仅仅凭知就可以成为圣人，那么孔子为什么谦称自己还不能做到圣人的道呢？《周官》为什么还要让人去学习这些能力呢？于是讲学停止了。这样看来，大用不只是政事方面值得称道；《文井记》说他正直而通达。《程鉴俞大猷传论》论说：缙绅大夫喜欢谈论军旅，披甲戴盔的武士却借助文艺来抬高名声，未必能兼具文武才干，这都是失去了根本。程鉴、俞大猷二人，都因善于文墨而著称。我小时候在众位先生之间，曾耳闻他们的事迹。程鉴有战死、以身膏泽草野的志向，俞大猷最初向大司马上书，也很有气概。后来他统领岭东军队，诸事却瓦解，我到福建时，福建人都轻视他。王慎中曾对大猷说：“人人都以死来求取侯爵，既然已经封侯，怎么还能去死呢？”他真是了解其中道理了。确实如此，这不是苟且偷生而已。《赵埙传论》论说：我春及向穆宗上书时，纳言李一元在朝廷上喧哗，必定要弹劾我，必定要阻挠我。少司空赵公手执笏板，正色说：“古人尚且以九九之数来进见，为什么要阻挠呢？”中丞、南海人何公维柏也这样替我说话。我与赵公并不相识，直到现在才知道他是郡丞公的儿子。博士李茂魁说：“郡丞公议论正直而慷慨，郡人说祠堂和志书都无愧于名宦之称。只是郡丞公曾说：‘有这样的父亲，才有这样的儿子，果然不虚。’” 《李材传论》论说：自从王文成、湛文简把“致良知”“体认天理”等三四句话作为发端之后，谈论道理的人大多放纵发挥，喧嚣不已，好像敲响大鼓寻找失踪的孩子。孟成把《易》的修身作为根本，使知归于止，自称比致良知更高明。我的朋友韦纯显跟随孟成学习，屡屡称赞他。我对纯显说：你通晓昼夜之道而有知，知又凭什么收摄呢？该止息时就止息，该行动时就行动，动静都不失其时，这才是光明之道。止又归向哪里呢？何况还用鸡伏卵、猫捕鼠来解释它，却称许惠能，真是见到了性命吗？至于成为仙人成为佛，难道还值得过问吗？若论政事和气节，他却是圣人一类的人。《王民顺传论》论说：我看何宗伯所作《东门桥记》，知道王公是谈论道学的人。但王公自己说，他家学出自荆国，求学于金溪。唉！这才是王公之所以为王公吗？学者往往只想求得更多的介甫、明道，王安石本来曾向晋城苏氏借贷，也说天子没有百姓，想借此收取百姓。为什么又把青苗法当作借口呢？反而把差役、保甲之法奉行得不亚于圣书。这是谁的办法呢？而且锐意进取，亲自担当天下大事，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子静的学说虽然不同，朱子本来就说过它的实际情况。拱手高谈“我学孔子，我学孔子”，谁不能这样说？若要亲身实行，我还没有做到。王公不苟且因循他人，所以才成为王公啊！《郭应聘传论》论说：我调任宾州知州，厌倦了奔波游宦，到了任所后便上书请求退休归乡。郭公当时巡抚粤西，弹劾我春及逃避职守，奉诏将我削职编入什伍。我春及叩头说：世上的尘垢，我早就想逃离了。天地拘束我，阴阳束缚我，我又能逃到哪里呢？逃到罗浮山之间，也无处可去。于是筑成逃庵，居住在石洞。那时太守郑公对叶子君说：“难道不要消除他的怨恨吗？”我惊惧地说：“晏婴不了解孔子，孔子却屡屡称赞他。因私情损害公义，不是大丈夫。我又有什么怨恨呢？”郑公说：“我任郎官时，曾侍奉郭公。连江吴公南下时，郭公问他：‘怎样治理两广？’郭公说：‘从前军府索取财货，各部门的官吏又能从哪里取得呢？我接受两广的军政事务，正要反过来做。’连江为官清廉而沉默，不因别人言语而改变；从这件事也可以知道郭公的为人。广东人说：‘把它比作水流，万历改元到壬癸年间，水势浑浊汹涌；郭公遏制住它的颓败波流，连江却像粼粼的白石一样清明。’ 《吴文华传论》

译论说：吴公廉洁，与他的家人处默在岭海之间相抗衡，被称为“二吴”，确实不是虚名。武节、处默尚且还有惭愧之处，而吴公也不愿把事情做绝。王元美这样推许他说得好啊！他说：“吴公担任右臂将领时，兵力并没有超过贼人，却能鼓舞士气，以不足的兵力俘获斩杀敌人，常常取得超过实际的战果；等到他继任诸公成为大帅时，兵力已经数倍于贼人，反而一定压抑自己所有的优势，俘获斩杀敌人；如果战果稍微不够称意，也不及时上报。吴公难道不爱肘金横玉的赏赐吗？只是为了节省官府的库银，又为了爱惜百姓的生命；他所珍爱的是后者，超过珍爱肘金横玉，所以才这样。”俗话说：“经历霜雪之后，必定会有阳春。”我如今要为岭右称赞这位美善的人了！召穆公的诗说：“显扬他的文德，使四方都得到和洽。”吴公难道不也是仁人长者吗？《名宦传总论》论说：陈武帝虽然起于高要，后来占有江左，身居黄屋、左纛的帝位，传了五代，不应列入名宦之中。杨收因受贿败坏名声，在端州的情况也可想而知。按照《通志》记载在流寓中的李甘、李涉，是被流放的人，贬斥称为流人尚可，流人并不等于官吏。苏章只是守将，李符春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听任赵普杀害秦王，罪过大到不能只判死刑。史格、张弘范这一类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一统志》把杨收、李甘、李涉列为名宦，其余都载于旧志，所以我加以订正。总计汉代二人，三国一人，南朝三人，唐代十三人，宋代七十七人，元代十八人，明代一百三十六人，共二百五十人。其中固然有许多德行高明的人，也有一些情况不能详考；即便让我为他们执鞭随从，我也心甘情愿、十分仰慕。真正值得称道的，也只有这几位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十八人〕 《流寓传论》自古圣人何尝不以刑罚和赏赐治理天下呢？福禄不会降给放纵作恶的人，刑罚一定加在有罪者身上，所以天下人受到惩戒和劝勉，圣人的权威也因此尊崇。像舜流放、驱逐、诛杀四凶，必定施用于四个凶人；二十件大功中，这就是其中的四件。太阿剑在手，人们没有谁敢当面抗拒，难道不是因为它能够杀人吗？如果不能杀人，连铅刀也不如。君主掌握刑赏的权力，却不足以惩恶劝善，也不过是铅刀之类。过去唐宋之际，岭南各州号称瘴疠之乡，那些效忠守节的臣子往往被投放到这里。他们被投放到这里，必定是认为不才的浑敦、穷奇、梼杌、饕餮等恶人，应当等着这些贤臣来治，因而又多了五六个。早晨面对魑魅，晚上面对魍魉，后来世上的君主却甘心任用孔壬之人，纵情快意，谁还知道呢？岭海之间因此把贤臣看作麒麟凤凰，像庚桑楚一样祭祀他们，这就成为国家的屏障。千年以后祭祀仍不绝，难道不是因为这里成了诸公的汤沐邑吗？一时的奸邪之人被称作忠良，身佩金紫、享受富贵，而百姓反而落入恶人的手中。把太阿这样的利器交给百姓，却把刀柄授给恶人，那还拿什么来赏罚呢？如今风气长久开化，瘴疠已经不再发生，被谴责南来的人，本来也不再是正式的流放地，都可以选择方便之处居住。朝廷的仁政超过唐宋了。若因为编入书中而把那些凶恶之人也列在这里，他们的罪恶已经超过本身，还辱没了我们的山川，怎么可以和诸位贤人并列呢？只是郡志中有时把他们记入流寓，有时附在其他篇章之后。《流寓传总论》论说：黄豪到交趾部参加茂才选举，曾寄居广信，并不是被迁徙来的。李邕曾游览石室，怎么可以遗漏他呢？沈佺期、宋之问侍奉二张，宋之问又杀害忠臣，李涉依附宦官，难道都是谄媚狡猾的卑劣小人吗？路岩、牛头、阿旁等人，韦坚靠搜刮刻薄进身，裴虚已私下携带谶纬之书，李宗闵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给天下留下毒害；有的收录，有的黜除，我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判断呢？然而唐宋时期的郡县，如今所辖之地都被称为瘴乡，来这里的人自以为必死，凶恶之人又加以恐吓。比如牙校逼迫婚配，郡府文书催促办事，邦衡作诗来取悦上司，其他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瘴疠已经听不到了，李璋以下本来戍守高电的人，都悠闲地居住在郡中，寄名于军籍，学士们共同簪冠，地方主人供给饭食，登山临水、饮酒作诗，与故乡没有差别；朝廷宽厚的政令，已经与天地同样和煦了！唉，真是仁德啊！《人物传论》天地之间的事物有万种，人也是万物之一。不论麒麟、凤凰、龟、龙，楩木、楠木、杞木、梓木，鸟兽虫鱼，乃至青蛙、蚌类的外壳，全都各自顺应其本性。充分发挥本性、践履形体，人的名声才能树立；否则凭什么称为有灵性呢？所以有圣人、愚人、善人、恶人、吉人、凶人、大人、小人、贵人、贱人、富人、贫人。假使身居富贵却仍然愚昧、凶恶、卑小，还不如草木禽兽那样圣善吉大，难道还能算贵富吗？名声高于月旦评，载入《春秋》，才称得上人物。山东出宰相，山东以西出将帅，鲁国多儒者，燕赵人喜欢任侠，南楚盛产善于辞赋的人，大致就是这样。草木不选择水土，禽兽不选择山林，难道人物却会受地域限制吗？不过各地疆域有远近，王化有先后，情况确实如此。明朝兴起二百多年，声教传播到四方，为什么这里仍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汉元鼎年间才开始在五岭设置郡县，到建武年间一百五十年间，陈氏父子显赫一时，以《春秋》《易》成为名家；范升张口无言，桓谭拱手相让；到桓帝、灵帝时期，《春秋》学说就在交州，士燮虽然名声未能终始保持，也可以称为豪杰。国朝的文彬、仲器、梦吉较为著名；齐之彦的高明、宋之积中的成就，已经不可复得，何况长孙呢？唉，我看列传，大多缙绅先生和隐居山林的人，因为科举失意，人物声名也随之埋没，这是理所当然的吗？难道是因为砥砺名节、不依附权贵，最终被磨灭了吗？还是因为不得志便颓丧放纵自己呢？可以因骄奢放纵而败坏声名，却不能因困顿坎坷而丧失志向，我对此非常遗憾。郑使君说：“平常的沟渠里，鲵鱼鳅鱼也能在那里称雄，孔夫子也曾听取这样的道理。”所以凡是上书自称祖父有事迹的人，大多附录在这里。于是作《人物传》。《陈元传论》论说：《儒林传》记载陈元传授《费氏易》，并不只是《左氏春秋》。然而《一统志》说，苍梧县就是汉代广信、苍梧郡的治所；因此旧志把陈氏父子载在苍梧，而肇庆旧志则说封川县以西一里是广信县。即使那里不是郡治，也确实属于那一片封域；陈氏是否隶属于封川，尚不可知。譬如美玉，众人争相珍藏；但我曾到吕惠卿的乡里，乡人却以提到他为羞耻。君子贵在自己树立声名啊！《吴士爕传论》论说：陈元是广信人，士爕也是广信人。旧志把陈元列在内、把士爕列在外，所以我特意把他记载下来。士爕本是著名儒者，兄弟四人却拥兵占据郡地。岭海地区归心于中原，而中原正值丧乱，孙权、刘表都窥伺南方。士爕在这个时候，凭借甲兵力量沿着赵佗的旧路，向西联合蜀汉，差不多可以和齐桓公、晋文公相比了！他接受孙权的节度，又诱使益州归附，声势已经很盛。难道不是因为审慎地估量了形势吗？士徽却不自量力，自取灭宗。吕岱、师友、士匡派人来通信发誓，所以士徽兄弟推心置腹、交出性命。吕岱趁机消灭他们，以求取功名利益。君子因此知道孙权没有长远谋略，也知道吕氏的国运不会长久。

译《陈天华传论》论说：我读陈天华上给世宗的书信，没有一次不流泪。他说：唉！欺骗蒙蔽的罪过，哪里说得尽呢？嘉靖、隆庆年间，众多盗贼遍布山野。当时吴新建担任督府官员，说贼患已经快要剿灭，请求设置县治。我上书穆宗说：“臣五月离开惠州，贼军攻破三十座营垒，杀死万人，陛下难道听说了吗？”只得到“知道了”的答复。当权者谋划国事，难道寡妇会因为织布而忧虑，却不担心宗周的安危吗？陈天华死得也算应该。我料想自己能从虎口脱身，已经是幸运了。海忠介参与会试时，也曾上书谈征讨黎人的事情；若欺骗诞妄，甘愿伏在斧锧之下。隆庆、万历年间的事业，从这里已经可以看见了。得到任用便成为海忠介，不被任用便成为陈天华，难道不是命运吗？苏乔搜集考订年月时有小小错误，却把它说成天华的罪过。这正所谓制造淫邪言辞来帮助攻击他。《人物传总论》论说：编志很难，难的不只是文辞藻饰，也不只是综合人物行迹、裁定策略而作出长远规划，最难的是列传。美玉也有瑕疵，所以事实常常不敌虚妄。若查看案卷，重大事项有几十件，小事有几百件，怎么能一一为人平反？只举重大而确实的，陈元已经算很好了。士爕本来就是豪杰，张岊有张良的风度，李英死守疆土。宋之积中与元祐诸贤同党，梁揆守丧六年，黄执矩能够自己寻得老师，至今还没有停止进步。李质是英武的功臣，陈鼎的功业显著于朝廷，只可惜没有最终完成。叶祯、李英这一类人，陈立、曹昌虽然不及朱寿昌，又有什么可以超过他们呢？陈植由于进献孝行而得到任用，这种孝行出于本性，并非矫饰。三人都是康州人。我曾说：登上高处呼喊，听到的人就会在远方。三人身处乡里，困顿于耕作和砍柴，只要确有实际德行，最终也不能被掩盖。砥砺品行、树立名声的人，又何必一定要依附青云呢？《列女传论》荣启期说过：“男女有别，男子尊贵、女子卑下，所以把男子看作尊贵。这样说来，女子就真的卑贱吗？”阴阳形成万物形体，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大；谁贵谁贱，是自己尊贵自己、自己卑贱自己，只有人罢了。《易经》说：“地的道理，就是妻子的道理，就是臣子的道理。”我看过去的史册，那些委身事君成为臣子、享用君主的俸禄、接受君主爵位的人，一旦国运倾覆，便俯首叩拜，舍弃旧主而改事新主。回头看他们的君主，简直像看帽子和草束一样。扬雄潜心学习孔氏之道，难道不是大儒吗？可是他替王莽作《剧秦美新》来求取容悦；这种人即使戴着高冠、佩着长剑，也只是一个想着改嫁的妇人。民间戴簪披巾的女子，没有受过诗书训诫、图史启迪，却能够从一而终，自称未亡人；关键在于她们在地下树立了信义，即使死者有知，也不会使后死者惭愧。至于遇到强暴，面对刀锋利刃，议定之后不再回头，决定之后不再改变，奔赴死亡如同甘甜，身体被肢解分裂、以身膏泽荒野，使看见的人流泪、听说的人心酸。而她们的魂魄则像蝉蜕一样脱离污浊，遨游在尘世之上，与明亮的太阳争辉，同秋霜一样刚烈。千年以后，人们仍肃然起敬，与扬雄之流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臭腐与果实，究竟谁贵谁贱呢？评论者却说，寡妇的守节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至于面对危险、以死殉节，更是尤其困难。唉，死生也是大事，闺房中的安逸，怎么能比得上刀锯加身的痛苦？她们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惜，其他事情又知道什么呢？所以我读史书读到舍生取义的臣子，常常为之怒发冲冠、掩面哭泣，愿意为他们执鞭随从而心怀仰慕。根据这一点，旧志《贞烈传》有三十四人，如今增加十四人，共四十八人。其中死者十五人，她们的死都很壮烈。唉，盛大啊，盛大啊！最终却没有一人蒙受诏令表彰。大概是主管官吏害怕上疏为寡妇请旌，其中四人又都是富贵人家。其余有的由我请求主管官吏给予表彰；村野之人、贫困之家，能够得到表彰的就很少了。我对此非常悲痛，只有等待有志于风教的君子。史书中记载列女，确实从范蔚宗开始；高尚秀异的列女，则把蔡琰列为第一，这就像儒林祭祀扬雄一样。如今把节义放在首位，称为“列女”，是相对于男子而言，于是作《列女传》。《外志论》没有什么不被覆盖承载，这是天道。像上天没有什么不覆盖承载一样，王道也应当如此。实行王道的君主不分内外，但志书既然有“外”，是因其原本在外而称为外；那么仙人、释氏、猺人、獞人，谁不是外部呢？仙人、释氏、猺人、獞人之所以被列为外，是因为仙人、释氏轻视抛弃人伦，以诡异言论说超脱尘世；猺人、獞人傲慢凶狠，抗拒王法，自认为不同于平民，都在圣人教化、圣明君王治理之外。所以把他们列在外部；但这样就终究要把他们排除在外吗？本来是要把他们纳入内部。列在外面却说要纳入内部，为什么？《易经》称“显明亲比”，《尚书》说“并生”，《春秋》尊崇大一统，归顺者便接纳而已。因此，在志书中列为外部，是为了彰明义；列在外部而又为之立志，是为了彰明仁。仁义确立，王道就完备了。唉！释氏的危害，哪里说得完呢？达摩东渡震旦，自以为见性，与人没有争执。后来佛教泛滥中国，学习孔氏的人说：“佛教就是我老师的言论。”又说：“我的五经也是佛教的言论。”如今更是没有彼此之分，混杂传播，建立在庄岳之间，使齐、楚之人迷乱。因此，门外的敌寇还可以说清楚，室内的敌寇却难以言说。把寺观附在仙释，把獠蛋附在猺獞，于是作《外志》。《惠能传论》论说：世上的儒者往往喜欢偷取《坛经》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即心即佛”，它的教法确实顿悟而简捷。以无念为宗旨、无相为本体、无住为根本，圆满玄妙、神通变化，活泼灵动，很容易打动人；而且与儒学有相近之处。唉！把相似而非真正相同的东西当作正道，正是由此造成的吗？孔子说：“我想要仁，仁就到来了。”仁包含一切善，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意思。不思考善恶，似乎接近喜怒哀乐尚未发作的状态，却难以说是中；“应无所住”，似乎接近无所适、无所莫，却难以说是义。仁、义、中，都是本性的德，具备于人心之中。佛氏不了解本性，却把心的虚灵知觉当作本性，任意摇弄、虚张声势，指称为玄妙之道。圣人穷尽本性、通达天命的学问，哪里只是相差千里？唐宋名贤固然多谈佛学，却从不隐瞒这一点。近世以来，表面避开佛教名称，暗中却效法其实质，甚至混淆圣人的言语，这与黎丘丈人那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呢？湛原明说：“惠能若遇到孔仲尼，我们国家就有颜子了。”可惜啊！《猺獞论》

译评论说：过去谈论驾驭猺人的办法，各人说法都不同。陆康州提出的三条策略，没有人不认为是高明的谋划。最上策是出兵征讨，征讨之后能够守住，守住之后能够长久；出兵二十万人，守军用十分之一，期限定为十年，每年减少十分之一二。其次是选择一万名士兵，和猺人杂居，任其从近处进攻，消灭他们的同类并夺取他们的财产；不得已时再加以抚慰，这是下策。如今采用上策，取得成效后设立州县和军屯，哪里只是戍守十年而已？扁鹊治病，随风俗而改变，医方岂能一成不变地施用？州县所说的猺獞，往往把他们的姓名、田地和年龄登记在编户之中，这不就像把麻混进蓬草里了吗？把咸池、九韶那样的音乐奏于洞庭旷野，鸟听见便飞走，兽听见便逃跑。刀耕火种的猺人，大概还不能用周密的办法彻底查究、划定疆界。把他们交给招抚的主事者，又恐怕他们借恐吓和虚声恫吓来控制、利用对方；若发生变故，便有罪而不可赦。萌芽一旦生出，就应当立即铲除，不能任其滋长蔓延；这样做才是真正妥善。《蛋论》评论说：如今对蛋户征收米税，各州县多少不同，大概是因为有死亡、迁徙和包纳的情况，已经不是过去按户核验船只的办法了。那些狭窄河流上的小船，衣服连身体都遮不住，捕到鱼也不容易够一顿饱饭，却还不能免除税额，必须足额征收。比如开建三户，税额竟达到二十一石；阳春为十五石。只向一户追讨，负责征收的人又多方搜刮削夺，怎么能不激使他们逃亡甚至盗窃呢？我曾查阅旧籍，鱼苗税曾用来抵补高要、德庆、封川的税额。如今德庆、封川不能享受这种利益，难道是长官的权限在这里另有急迫之处吗？不然，为什么对他们的德政这样厚薄不一呢？按现行法令，鱼税由百姓包纳，宪司和部使者负责核查、豁免；有的还应继续设置税额来补足。宣扬皇上的恩德，导引百姓获得利益，并把这些恩惠施及下民，这全在于治理百姓的人。《杂志论》班固总括各种典籍，分为十家，把杂小说也列在其中。他说：“知道国家体制中有这些学说，就能看见帝王的治理没有什么不贯通；即使是小道，也有可以观览之处，可见这种学问多么广博。”天地之间，阴阳相互摩擦，帝王相互更替，万般变化纷然兴起；那些奇异琐碎、诡怪难解的事情，无法穷尽其源头。若想用自己没有见过的事物作为唯一标准，哪里还谈得上广大呢？大泽之中有各种材料，都可以用来度量大山；木头和石头也可以同在一座坛上。乡里人的言谈，大致也属于这一类。从前孔子知道陈隼，楚国人辨认专车上的骨头；即使圣人天生聪慧，也并非不借助外物。因此，古代街谈巷语，也有值得保存和考察的地方。多听多见而对疑惑之处暂且存疑，不谈论怪异、勇力、悖乱和鬼神，这正是成为大智者的原因。郡地自汉代以后，渐渐有了不少传闻。齐谐、虞初等书，往往涉及旧事，于是都搜集起来加以记录。言谈虽微小，却常常切中事理，怎么能够全部删去呢？至于各地风土的美恶、人物的时代变迁、政治的淳厚与弊病，交错出现、间或显现而无所归属的事情，也都在这里。可以用来补充旧闻实事，考察得失，搜集增益，编成篇章，建立各种体例，并把马系在篇首。我从庄子那里听说过这番道理，于是作《杂志》。《石洞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卷十二 （明）叶春及撰 序一 《弼唐龎先生七十寿序》我小时候就听说南海龎先生治理黄龙。罗浮三神山，有一部分见于外家传说；三神山上有快乐长生的宫阙，黄金白银堆积，是众仙游乐之处。先生居住在那里最久，到了七十岁仍有儿童般的容颜，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先生是圣贤之儒，成年后便学习孔氏的道术，完全取法于六经。自从世人各自抱守一艺以来，兴盛而鄙陋，先生却成为度堂的都讲。当时，他已经使两粤的士人倾倒。山路荒芜断绝，没有人知道兴起的时间；自从葛洪使它们声名显著以后，他的门徒纷纷前往，如同水流奔向沟壑。南汉占据岭南，在那里修建离宫；后来时代变迁，蓬蒿藜莠长得茂盛，遗址还在，仙人不再来，霸主也不能据有它。濂溪、豫章二位先生因任官来到这里，座席还没有坐暖，先生已经居住在山中；山中的各种屋宇从此兴建起来。当时湛先生也在朱明山讲学，先生为他设置北面拜师的席位。然而先生生活清俭，饮食没有粱肉，衣服没有华丽的纹绮，不靠言语而亲身实行质朴的品行，这是各位儒者都不能赶上的。先生入朝任京兆，升为尚书郎，出任南中太守，治理很有名声。后来当权者竟以年老为由使他退休，这一年是嘉靖三十八年。古人七十岁称老而致仕，如今先生正是如此；但太公并不因为年老就不再任用他。如果先生出而任事，辅佐少主，守城必定深固，即使壮年男子也不过如此。怎么能凭幽冥不可知的决定，就在二十年以前预先断定他的命运呢？有人说：世上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短促，山中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舒缓；短促，所以五十岁便能驾驭人事；舒缓，于是到了七十岁才开始像孩童一样。况且玉堂金门，是世人所尊崇的地方；做官的人占据那里，名山大岳也承受天命而有其道，身缠紫绶、拖着金印，向万乘之君行揖让之礼，经历四五十年也不算久。黄龙作为汤沐邑，恩泽施及无穷，这正是上天用来奉养先生的安排。我听说古人祝寿总以山作比，说“如南山之寿”。我不才，隐居于石洞；石洞一带大约有四百三十二位君子为先生守护黄龙，而我叶春及率领先生的门人以及二仲等同游者，为先生祝寿于罗浮山。《寻乐公七十寿序》

译《列仙传》中说安期生身材魁梧。安期生曾经拿着策书求见项羽，项羽没有任用他，却封了他的爵位。安期生也不愿成为项羽麾下那种能够陷阵拔旗、风云际会、把功名留在《春秋》中的将领。难道不是没有遇到世上的明主，只能在屈伸进退之间，寄托自己于羽化成仙吗？假使他被任用，失败了便如亚父、钟离昧，成功了便如淮阴侯、彭相国；三神山在渤海之中，黄金白银筑成宫阙，世上的君主心甘情愿想要得到，却只能看见而不能到达。安期生于是和羡门等人一起在三神山上游乐，比较他们一生的成败得失，究竟谁胜谁负呢？寻乐公年轻时就负有奇异的气节，博览古今记载；文章科举不得志，便打开书箱，取出《阴符经》来读，三年后便通晓了兵法。部使者把他推荐给司马，他回来统领海上军队，各将领接受他的谋划，没有不取胜的，功劳遍及海疆。只是命运不济，不能侍奉当权者；他的子弟也没有得到赏赐，于是公辞去海上军职，学习长生之术。世上难道有仙人般的豪杰，因为在世间不得志，便寄托身心而遨游吗？安期生、寻乐公正是这样的人。当公在海上军任职时，捋着胡须谈论司马的兵法，虽然比不上三代的揖让礼仪，却文质彬彬，兼有文武之才。即使使用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功烈，又哪里值得一提呢？社树因为不被任用而保全天年；如果被任用，他也不难以自身报答主公的志向，哪里还能有今天这样的寿命呢？方术书多说列仙的快乐，宫室衣服不是人间所有，他们的同伴都乘鸾驾虬。人们常常忧虑自己不能到达那里；有无之情形无法详知，即使确实存在，也未必没有缺憾，难道那就是人间的快乐吗？寻乐公不去寻求三神山，而家住南海之滨，同样处在东南长生之地。公曾说：任用我，就让我以才智造福；不用我，就让我以长寿自全。文武之才都被世俗之网所拘，而文才较容易保全；武才而不失其本真，只有有道之人才能做到。我儿子走的是容易保全的道路，所以唐宪君凭儒学起家，这是安期生所没有的。如今公年满七十，仙家寿数不限于干支；宾客们办理人间的事情，筹划祝寿而又难免觉得惭愧，仿佛要送来赤泉之饮、员丘之粮、东海之桃、峚山之果、十洲之麟，用来修治槐江的玉石，用来建造■〈广外焚内〉。石洞子说：寻乐公飘然如仙吗？仍然享有人间的快乐；只要常常具备并进献，我不才愿意替他先行，他一定不会拒绝。《东源公寿序》实安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号东源公。东源公有五个儿子，其中排行第二的儿子称为山人，与谭祁齐名。叶子在福建时，山人愿意同我交往，所以我很喜欢山人，也知道东源公是一位长者。九月既望，是东源公观览生辰的早晨，长子、次子乘公交车前来祝寿，然后才出发。县邑中的豪杰和与诸位公子交游的人，都带着羊和酒来祝寿；又请我撰写寿文，于是派新禄父来见我。我正在卓峯南面的园圃里，修整田地，新禄父进来说：“先生接受了书简，我新禄父接受了锄头。”于是新禄父种下锄头说：“万物得到土便生长，得到水便成长，得到雨便滋润，得到阳光便温暖。水、土、雨、阳光都具备却仍不能成活，是因为根不深、本不固。因此根深则叶茂，叶茂则果实繁多。”叶子说：“好。”天施地生，它们的益处没有限度，但其中也有人的力量。使用桔槔会觉得可耻，抱着水瓮劳作，辛苦地灌溉，一天可以浇灌数畦；再施以粪肥，用土培护，旱热不能伤害它，年岁也不能侵损它，同样的树木却能收获十倍百倍，这就是人的力量所造成的。叶子说：“好。”五亩宽畦，遍种优良蔬菜，如果用力少而事情繁多，必然会生长得杂乱；一天长一尺一寻并不远，八天长到寻常高度也不算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七月吃瓜，八月摘取葫芦，也都只是依照时令进行罢了。假如祭祀时只等待韭菜，等到望见瓜和葫芦才想得到它们，那么即使白了头也得不到。叶子说：“好。”人的事务已经修治好，还应当除去外患。牛羊、杂草和荆棘，是蔬菜的灾害；排斥并除去它们，蔬菜才会更加硕大繁茂。叶子说：“啊！我听说治理园圃可以得到养生之道，东源公兼而有之了。”李氏是宝安的世家，特别是东源公开始奠定了家业；积累德行、累积善事数百年，到东源公更能保存真朴，这就是不断积累、根深蒂固的道理，用来祝愿公长寿。世人轻视自身而厚望于上天，得到福报就以为是无妄之福。东源公侍奉父母孝顺，奉祀恭敬，居家合乎礼法，合族和睦，持身节俭，约束自己谦逊，待人宽恕，救济万物仁厚，接待士人恭敬，对待姊妹友爱，面对财物廉正，见到义事勇敢；人的道德全备了。有德的人上天会赐福给他，用来为公延寿。天地运行的规律，是渐渐变冷、渐渐变热，万物化育生长；狂风不会整日吹，骤雨不会终日下；处在一处便想望十处，处在十处便想望百处，心中忙乱经营，并不是养生的常道。东源公没有别的心思，躺下时安闲自在，起身时从容缓慢；和客人饮酒总会醉，醉了便鼾声如雷。曾经说到参加进士考试，先是奈次、玉次，后来才到表等，这不正是循序渐进吗？以此祝公长寿。他一生与万物相处，从不违逆，常常诵读龎德公“有味其言”的话。因此虽然住在城郭，脚步从不到县衙。杨侯送来冠服，说：“这是朝廷的赏赐。”他不敢推辞。宾客来致谢而他不前往，张侯便邀请他。党正用礼义教化引导乡里人，有人做得不好，便温和地安慰劝导他们。因此强者畏惧他的义理，弱者感念他的德行。到了七十岁，斥责呵喝的声音从未传到门外；外界也没有人把这种声音带到他门前。以此祝公长寿。《顺庵罗大夫寿序》

译他的官位并不显赫，却有威严，是郡中士人的榜样。他的品秩是县令，掌管审狱，关系着百姓的生死。升降进退，全由我这个直指使者制定条规，由郡中士人充任使者。于是有人披着狐皮而行，戴着虎冠，却不帮助善人，反而助长凶恶、为害百姓。像某甲子这样的情形，正是百姓所忧患痛苦的。端州公为士时廉洁公平而不苛刻，辖区内没有含冤的人，监狱中没有长期拖延的案件。刑罚依凭祥和，仁德贯彻法令，所以百姓看待直指使者如同雷霆，看待端州公如同父母。对于豪强狡猾而不守道义的人，他如鹰鹯对待鸟雀；对于修身正直的士人，他如子弟对待父师。粤人歌颂说：“罗侯仁慈和善，抚慰哺育我们。用什么祝祷他呢？愿他承受上天的福祐。还要祝祷什么呢？愿福泽延及他的父亲，使他长寿无疆，国事永不懈怠。”端州公的父亲曾任太守，公也任太守。公起初任廷尉属官，公平审决案件，升任度支郎；向东消灭岛夷，向北扼守强敌。军务兴起而粮饷不缺，三殿事务治理有方，皇上非常信任他。出任昭州、大理两郡太守，那里错杂处在蛮夷之间；他彰明道义、敦厚守信，尽力救济贫乏，疏通关隘、改易道路，宽减农民负担，节省农事开支。按照本职推行礼制、禁止邪僻，压制强暴、保护鳏寡；尊崇儒术，敬养老人，整饬制度、教化条令，辖区百姓爱戴敬仰他。有时因礼节疏略而被人责怪，便营建并留居耕堂养老。端州公对南海曾生说：“希望大人幸而教导我。”应台承受皇上的恩典，父子免于负担。后来相继掌管州郡，自己想到年老衰弱，不能报答明主；万一小儿将来做官，也应当伏身于官府之下，做到忠孝，不辱没前人的声誉。依赖二三位君子的帮助，才得以免于乖违；只是辞别亲人而出仕，封地相隔万里。早晚都要操持弓弩，抚养幼小的孩子，却不能不深切思念父母；常常向南极君叩首，祝愿大人长享无期之寿。调任滇南，经过故乡，正赶上大人年满七十，奉酒祝寿，我感到非常幸运。大人喜爱文章，侍奉端州公时有一方砚台；我不敢把目光投向东面的罗浮山、西面指向勾漏山，最终却仍然和这些事情相连。葛洪获准前往勾漏山，求取丹砂，又往罗浮山炼制长生大药，难道能不把它藏在玉笈之中吗？请您替我谋划这件事。曾生问石洞，叶子说：“没有长生药了。君子的长寿，在于自身能够长久，也在于子孙能够长久。”薛宣不询问儿子的政务，因为知道他不能胜任。万石君凭上大夫的俸禄回家养老，儿子到白头时，万石君还安然无恙；庆任齐相，齐国祭祀他，也许可以这样吧。万石君只是凭恭敬谨慎而被知遇，没有其他足以称道的大谋略。太守公凭儒学起家，成为奉行仁政的官吏。端州公回去后，穿着朝服拜见太守公，问他怎样治理端州，并分条陈述自己的回答；太守公一定会高兴。父子继承前人的事业，永远为后世留下声誉，还有什么长寿能比得上这样呢？况且太守公还未老便归家，安逸养老、节俭自持，左边是图籍，右边是史书，内心没有争斗，这就是长生久视之道。昭州以南、端州以北、大理以东，像这样的人还多得很。昊天虽然高远，难道听不见这些人的祝祷吗？还需要什么长生大药呢？曾子说：“用这种办法返回端州，他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 《先竹梁翁七十一寿序》南海之上有一位梁翁，号称先竹翁。客人说：“翁并不是竹，为什么以竹为号？竹又为什么称‘先’？”有人说：“翁居住的地方叫竹，是从他的先世传下来的。”有人说：“竹是万物中坚贞的。它中空而节高，根深而身直，高处摩触天空，厚重地盘绕在地上，声音合于律吕。它的荫影横跨田亩，承受霜雪和风雨，贯通四时而不改变，叶子更换而枝干常在，是万物中坚贞的东西。翁正是取法于它。”翁有儿子伯鸾，和周生焞、周生一桂、冼生三槐、谭生宣化一起在石洞学习。十月某日，是翁的生日，伯鸾辞别回去。周生等人请石洞子撰文。翁仁厚孝顺、守节廉洁，是人中具有超越世俗行为的人；有四件事尤其突出：孝敬父母，供养完备，祭祀时丰盛地陈列肴馔。他说：“只要是父母所想要的，就给予他们。曾参在祭祀时奉养父母的心志，史书还没有这样记载。翁能够这样做，远远超过曾参了。”他和长兄居住在一起，自己劳作而让兄长安逸。他的儿子割下指甲沉入河中，周公为成王处理事务也不过如此吧？为什么呢？从亲属关系说，兄长是儿子的父亲；从尊贵地位说，兄长是君王。兄长的儿子并不是君王，而翁却修行周公所做的事，救济别人的急难，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这就是侠者，是长者。有人对此表示非难。翁家用儒学教导子弟，节制饮食，赈济贫困，在乡里谦恭和善，乡里人都称他为长者。然而有两家相互仇怨，夜里经过翁家，翁整理衣服出来，调解完毕，便召来仇家的双方；两家当场和解，翁回去睡觉时，鸡还没有啼叫。孔子在鲁国做官时，沈犹仍不肯饮用羊血。翁在乡里行事，正如油不混杂一样清明。两个儿子中，长子某人从事经商，次子伯鸾学习儒业。翁告诫两个儿子说：“贪婪的商人只能获利三分，廉洁的商人能获利五分。经商尚且应当廉洁，何况学习儒业呢？”伯鸾因此吃粗食、穿粗衣。遇到别人的急难，便拿尽自己的钱袋来救济，这大概就是翁的教诲。翁如今七十一岁，身体各部位都强健，耳聪目明，头发乌黑。焞等人有幸与伯鸾交往，准备举杯为翁祝寿，请我作颂词。石洞子说：“翁长寿是应该的！草木含阴而承阳，春天繁荣，冬天枯萎。竹子枝叶修长，冬天仍保持贞节。万物本来如此，人也应当如此。翁恬淡无欲，这是中空；坚固不变，这是节操；潜心深思，这是根深；不污浊而阿附结党，这是正直；脱离污秽而向上，这是高洁；积累深厚，这是厚重；鹤鸣而子相和，这是声音；庇护别人而别人也庇护他，这是荫蔽；具备这些数端的，正是竹子。四时不变，叶子更换而枝干常在，这就是长寿。翁长寿是应该的！”卫武公有德，诗人称竹来赞美他，说：‘看那淇水弯岸，绿竹多么茂盛。有文采的君子，如同切磋骨角，如同雕琢玉石。’ ‘庄重啊，严肃啊，光明啊，显赫啊。有文采的君子，永远不可忘记。君子有德而不被忘记，这就是长寿。’卫武公已经九十五岁了，仍然作《懿》来自我警戒；《懿》本身就是自求长寿。我不才，不能为诸位写成《淇奥》那样的文章来祝寿。《襟江黄公寿序》

译毛联伯等人准备为襟江黄翁祝寿，托我撰写祝辞。叶子恭敬地答应了。过了很久，联伯再次来请。叶子说：“籛铿只是个小孩子罢了，因为长寿才特别闻名；翁是八百岁的人，等到那时再说吧。”过了很久，他仍然坚决请求。叶子说：“抱一与处和、广成子住在空同山；翁是活了一千二百岁的人，等到那时再说吧。”到这时，翁已经七十六岁了。联伯说：“天地虽然长久，但郊祀一定每年修治；父母虽然长寿，但酒觞一定每年举献。为什么呢？因为要依托初次之礼来表达敬意。”如今何况是冠服受赐的命令，叶子惊惧地说：“我和大理公同年，翁是大理公的父亲，哪里敢推辞？”财产有十金的人不穿粗绨，百金之家不穿粗练，千金之家穿绮，万金之家乘车，这些事情通达事理的人都能做到。翁本来富足宽裕，却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缊袍，出门不戴车盖，吃饭也不求精美；山泽中的清瘦之士，也没有像他这样节俭。三尺高的童子只会勉强讲说章句，一旦进入科举序列，步子便高起来，神气也扬起来。翁凭博士身份有声名，却辞谢离去，退处时谦卑得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说话迟钝而不轻易出口；乡野之人也没有比他更质朴的。有人因父亲而显贵，乘坐四马车、前后连接骑从，戴高冠、束宽带，成为乡里显赫的大公；大理君以大夫身份辅佐郡政，翁却局促地处在民间，背负担子，和闾巷中的百姓一样，并不受这种富贵影响。这就是所谓怀藏美玉而穿着粗布衣服。寿祝之一，是雪涧公的儿子；翁替长子安排了叔、季二子的事务，农伯、儒伯很久都没有考中。翁说：“放弃父亲的命令，是不孝；耗损精神，追求不可能得到的名声，损害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也是​​不孝。不孝的事情都归到我身上吧，宁可安居于此。何况大的产业足以依靠。”等到大理君在滇中任官，想迎接太公，翁说：“探寻奇景的人都要到五岳去，暂且不说乘船坐车和跋涉的辛苦。昆明的胜景天下第一，儿子只管把它画下来，我躺着游览就够了。”阳光照射昆明，夕阳返照点苍山，翁大声说：“世人称道飞云山能见日光，哪里比得上点苍山？我的游览已经满足了。这就叫不劳费自己的精神吧。”寿祝之二，家中曾有类似曾参的事，士绅先生和豪杰长者多次替他请愿，最后白翁和我一起承受忧患，说：“被诬陷固然痛苦，免除痛苦也仍然痛苦；听任他们去说，也就清白了。”这就是所谓不劳损自己的形体。寿祝之三，县里的博士弟子向县令请求，说翁是孝悌之人。翁孝敬雪涧公；雪涧公富有，他承继其产业并加以修治，把全部财产分给叔、季二人，始终没有因为自己是长子而私留财产。母夫人年高，在雪涧公去世后二十年里，仍谨慎地侍奉他；县里贫穷的人来借贷，她便给予帮助；不善之人，她便教导使其归于顺善，从未对人失色，教育子女遵循义理。大理君做官奉行仁政，两个儿子都有固定的事业，曾经做过博士弟子；他下诏给诸生，凡有才而不出仕者，命其加冠。翁应该遵照诏令，于是穿上冠服举杯祝寿。客人说：“翁穿的是缊袍而不是绮衣，怎么能说是冠服呢？”叶子说：“舜画五彩衣，尧神情茫然，仿佛失去了天下，只是任凭它罢了。”因此，诏令来了而留下它，并不对；推辞它，也不对。不察明其中的道理便加以非难，非难这种非难才是不对。翁任凭此事如此，寿祝之四之后，几十年过去，我再来祝寿；翁还要等到那时。《晴南翁六十一寿序》万历己卯年，水南的周生穿着草鞋来到石洞，拜见叶子说：“焞是宝安水南人，家父号晴南翁，命我在乡里教导父老的子弟，并学习射策，考取甲科，只是这样的愿望罢了。射策取得甲科，急于办理公家有利、百姓便利的事务，我怎么敢轻视它呢？不过，如果只是分析别人的圭玉，承受别人的爵位，凭高官厚禄来封殖自家产业，却说低头受书已经十分劳苦，幸而获得回报，这就是商人的行为。到了那时，父母奉诏书、穿章服，在鄙陋的小县里夸耀；在小县中，谁会不说这是宠幸呢？然而不肖之身，君子会指责说：‘呸！你把父母当作粪土。’生出这种臭腐和耻辱，不是太过分了吗？”牧堂老人传授濂洛之学，教导子元定；元定拜紫阳夫子为师，终于成为大儒。后世不断诵说牧堂，正是因为元定的缘故。我听说石洞先生是通达之人，你应当谨慎地侍奉他，不要忘记元定的志向。焞奉家父之命，叩首来拜见，愿意充任洒扫之役，只求先生屈尊收纳我。我既然惊异于周生，又因此贤重晴南翁。我经过水南时，晴翁出来相见，他精神充足，面色红润，大概是修养道术而获得长寿。晴南翁说：“我学习医学，医书典籍极其博大；上古医书如《奇咳》《石神》《接阴阳》等已经失传，流传下来的是《素问》《难经》等。对于医术来说，它们就如儒家的五经。儒学的言论完备于程朱；用医学来比方，明代的彦修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世人只说应当以心为师，轻视经传，这和道听途说没有区别。我诵读《素问》《难经》数万言，明代彦修一类的人又诵读数十万言；这样经过几年，出门给人诊治，虽有疗效却还不精通。于是继续寻求前人的知识，拜师请教又过了几年，给人诊治便有疗效而且精良；即使没有秦镜，五脏的症结也不能阻碍我辨识了。我私下认为，儒者以五经为根本，参照程朱之学，并向有道之人求正，难道只有医学如此吗？”我既然敬重晴南翁，于是用这些话勉励周生。周生进入罗浮山，闭门读书发愤，五六年不下山，这是晴南翁的教导。翁年少丧父，侍奉母亲孝顺，对兄弟和宗族乡党友爱，大家敬畏他的义理，因此没有放纵游荡的人。有争执而不能解决的，翁便立即调解。他的母亲夫人喜欢施舍，翁更加发扬这种品德，所供养、救济的人很多。到他专门行医后，便把医术用来施舍，往来于惠州、潮州之间，惠潮人争相请他作客，使他不能回家；他一回去，其他县邑便准备船车，又像惠潮人一样争相邀请他。一年中回到水南，通常不过几天；然而他救活人的多少、轻重以及是否得到报酬，都不加过问。古语说：“居住一年，用谷物教化；十年，用树木造福；百年，用德行造福。”难道不是因为报效有远近，而所栽培的事物各不相同吗？早晨出门时收入一缗，晚上却拿着借券催讨，收回的没有多少；他出借千金，允许迟延数年，利息便多得不可计算。晴南翁用来要求自己，以及他教育子弟的事情，都是百世的事业。即使乡里父老的儿子射策考取高第，身缠紫绶、拖着金印，用来侍奉父母，宾客挤满门庭，举杯祝寿，使乡里为之改容；但如果品行还比不上普通人，声名没有列入清议，翁本来就不屑于此。时机尚未到时，能用粗茶淡饭使父母尽欢，焞是与翁志同道合的人，没有瑱那样的货币、渑那样的美酒，只能拿无能的言辞来祝翁长寿。翁却因此感到快乐，因为他的志向深远。如今才六十岁，正是开始奠基的时候。《秋崖任先生七十一寿序》

译我接受博士所授的经学，大概和秋崖任先生同住一舍。我比先生小十岁，嘉靖丁未年，先生也才二十六岁。分部考核诸生时，先生出众地名列第一。那时如果乘车出发，车轮便能咬住脚跟；一举之间便可驰骋千里，扫荡幽燕，喂养荆楚，不过在旦夕之间。冀北的骏马，难道不会昂首疾驰，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吗？如今他难道伏在马槽边老去了吗？先生不仅经学能使人屈服，他的才智谋略也足以称道。他平生喜爱奇伟倜傥的策划。从前苏秦起于民间，连接六国的险要关塞，辨明强弱所在、军队应当从哪里出动以及士卒车马粮草多少，清楚得如同看火一样。人出生并成长在这里，如果连百里以内的事情都昏昧不辨，还谈什么智慧？所以惠州四境直到溪谷、人民和水土所生长的物产、歌谣风俗的美恶，先生不出门户便能知晓。庚申年，两江盗贼环视而起，烽火传到郊外关隘，百姓逃离田地。于是代理太守雷公、兵备方公，请司马张公讨伐他们，并把先生安置在幕府中。调度兵员和粮食：某处有兵若干，其中千夫长为某某；士兵携带干粮若干，转运粮饷的是某某；守卫某队、攻破某道、捣毁他们的巢穴；某处派出精锐部队加以协助；某处防备他们逃逸；某处截击他们归路。” 命令制定完毕，方公高兴地说：“周亚夫得到剧孟，便知道七国不能有所作为；按照先生的部署，盗贼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还谈什么剧孟呢？”先生也统领一军，豪强泄露军机，老虎从笼子里逃出，过了很久才歼灭他们，这本来就是先生的谋略。后来盗贼向水东奔突，全部迁入郡城。于是古唐的贯父请求在水东筑城，贯父担任主持，先生辅佐他。计算丈尺数量，估量高低，集资筹款，商议远近，安排土料，粗略确定地基，几年便建成，没有违背原定计划。县治因此迁移，我也得以寄居在鹤峯之下。难道只是我这个鄙陋之人得享百世之利吗？这都是拜二位先生所赐。先生命运多舛，于是辞去博士职务归家。起初，先生拜南海龎太守嵩为师，谈论名理；到了这时，打开书箱取出图书阅读，超然有所领会，著成《图书》《律历》《尚书解》，都形成一家之言。贯父弃下我，使我没有依靠；我们从成年起便同舍居住，只有先生的儿子宣体跟随我受经，兆行则和我谈论文章技艺，于是时常聚集在南楼。南楼就是县城南楼，是贯父和先生共同建造的。楼用砖砌成，没有使用一根木材。我有空闲日子，便和诸位君子登楼远眺：西江向东流下，南山相对耸立；回望江山仍如昨日，叹息我们这些人已经老了，趁着时光及时行乐，难道可以不努力吗？” 壬辰年，先生七十一岁，儿子、女婿和后辈将为他祝眉寿，于是请我斟酒。先叹息说：先生怀有不世出的谋略，足以概括往昔，难道愿意伏在马槽边老去吗？社树正因为没有被任用而长寿。假使先生得到当世君主的任用，必将修筑紫塞、建造受降城，把旌旗扬到万里之外，在狼居胥山封禅，在姑衍山祭告天地，登临瀚海，身披马革而归；这些都未可知。不被任用而长寿，并不是他的志向。从前马援和兄弟互相调笑，等到出征浪泊，看见倒着飞的鸢，才知道乘下泽车、骑款段马也是有所得。这里也有两个人：先生在前如马援，我在后如马少游。先生这样的长寿是应该的。我不才，壮心还没有衰退，雄剑在室中时常发出鸣声。先生头发乌黑，面色红润，走路像奔马；我的年纪在后，衰老却在先生之前，先于松、柏、柳、蒲而衰，恐怕并非虚言。如今设置党正，先生厌弃贪婪饕餮，辞让而不居其位；清白地超出尘垢之外，质朴正直，以身教化乡里，筑室闭门，督促孙辈学习。家族既众多又贤能，祖业和学业相继传承。上天赐予许多福气，也是先生自己求得的。我不才四月悬弧，只在夏天听说于道路之间，体行将用酒杯向先生祝寿，便来为他斟酒。唉！春及已经有幸作为您的后辈，哪里敢仅仅求得一勺酒的恩惠；我正约两位学生同游五岳，希望能够餐食六气来保养余年。春及不敢承受这样的礼数，那么先生接受这一杯酒也就可以了。《高士毛翁七十寿序》

译古代君子以真实为道，后世却免不了接近追逐名声；这不只是做官如此，隐居也有这种情况。古代的隐士，拥有百亩田地和四堵墙的小屋，亲自率领妻子儿女，在山谷田垄之间劳作，以至手脚生出老茧；他们以诗书教诲、五帝三王的道术为准则，实行仁义，就像饮食达到满足一样自然。得到时机便出仕，不得时机便居于岩穴、观望川流，从未揭举日月同行，以求别人称赞自己高尚。《蛊》卦上九爻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难道是因为不侍奉王侯才高尚吗？还是因为其志趣高尚呢？身体处在事务之外，而唯独志向高尚，所以才值得取法。做事时使事业高尚，不做事时使志向高尚，二者相等。皇甫谧编纂陶唐以来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把被衣、管宁等九十多人写成传记，称为“高士”。伯夷、叔齐以及两位龚氏因为以身殉名，没有列入其中。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品评未必恰当，却仍可说是慎重对待名声。到了近世，江湖与魏阙之间不能胜任而又随从其中的人，卑劣地把自己寄托于隐居，以为这样便名声高尚，结果几乎没有真实内容了。像毛翁这样把真实作为道路，难道不是这样吗？翁年轻时做过博士弟子，很有声望，也想趁时而出，辅佐当世君主；久而未能考中，叹息说：“以有限的生命追随无穷的事物，危险啊。” 他处境艰难，便调转车头，直到日暮才停下住宿，并不是早早就懂得收敛。黄河澄清还可以等待，人能活多久呢？于是辞职离去。县令舒颛坚决请求他出仕，他不答应，县令便以“高士”旌表他，人们因此称他为高士。翁家在罗浮山下，南海龎先生来讲授圣贤之学，翁首先跟随他学习；门人后来能够更加亲近和深入，都是因为翁的缘故。到这时他回到罗浮山，关门不出，只反复研究旧日学业；身体虽然隐居，道却更加精进。翁品行质朴诚实，少有文饰，以人伦为根本。他的先祖西园公拥有很多财产和祭田，仍然谨慎经营；翁继承他的事业并使之增益，家产没有减少，祭田反而更加扩大。遇到故人庆贺、吊唁、问候和馈赠，他一定厚待；遇到困乏的人，便倾囊相助；有人借贷后不能偿还，便撕毁借券，不再追问。长女许配给陈氏，不久陈氏失明，最后和河源某氏的女儿一样成为富有之家。有一天清查她的财产，她愿意用家产来侮辱翁；后来妻妾把事情告诉翁，便拿出百金为翁祝寿，请他接受这份礼物。翁说：“我已经把她许配给你们的翁了；不能只按照情理处理，这件事确实像太阳一样明白。”他就是这样看重义理。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只爱诗书，不求深奥的解释，心领神会便欣然忘食，大概可以与陶靖节相比。他每天吟咏陈公甫的诗来自我娱乐，偶尔作诗，也不很工整；只是求其适意罢了。等到翁年纪大了，他说：“我没有辜负罗浮的筋力；如果说有辜负，就是在屋旁筑起观罗台，拄杖远望一整天，然后才回去。”客人到来时他也是这样。我回到石洞，曾经过观罗台，对翁说：望见相轮，和亲自登临相比如何？翁说：“这是眼睛和脚的事情，并不是同一个身体的事情。”假如请有眼睛的还是没有眼睛的亲自观看，就请看石洞；他说：“罗浮是。”请他观看叶子；他说：“石洞是。”请他自己观看，他大笑而去。翁有三个儿子：鹤年、鹤翔、鹤翀。如今早晚问候寒暖的，只有鹤翔。鹤翔沉默而喜欢深沉的思考，取宋儒所著的书，为之作注释。他所交游和知己的，都是天下有名的长者。由于翁父子贤能而又爱客，门前常常挤满鞋子。游览罗浮山的人，没有不登门来讲论学业的。有人说：“翁高耸挺立，和罗浮山争高；如果不登翁的门，就等于登遍四百二十一座山峰，却还少登了一座。”如今翁七十岁，与鹤翔交游的人请我在石洞作寿文。从前公子牟对瞻子说：“身处江湖之上，心却在魏阙之下，怎么办？”瞻子说：“重视生命。”翁已经重视生命了，长寿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为人祝寿的，必定以冈陵为比。翁将要让人来观看我，并不只是观看罗浮的景色。”客人作《南山有台》。《方伯建州滕公六十寿序》

译在粤地能够作为长官的，莫过于莆田彭公、临海陈公、华容刘公、苍梧吴公四位贤者。他们的学术端正，德行坚定，对百姓厚重，而把自身看得轻。对百姓不能安定顺遂之处，他们不能像螽螫那样停留片刻；对于官印绶带，他们把它看作蛇蜕、蝉翼，随时可以拿下并抛开。人有不善，即使尊贵也不敬重；人有善，即使卑贱也一定屈身下交。可以通达，也可以困塞；可以处于廊庙，也可以居于岩穴。面对大节，身戴木索、被金铁束缚、幽闭于围墙之中，手持戈戟戍守，也如同把它当作安床来坐卧。大约三十年间，四位公并肩治理粤地，这是我这个卑微之人何等幸运啊！可叹出生得晚，不能如此的人，只能拿着扫帚为他们清扫庭院；我所欣喜仰慕的正是这种人。又过了七十年，才有建州滕公；他的出生并不晚。我想拿着扫帚为他清扫，只怕公不肯让我这样做。燕赵多有悲歌慷慨之士，南楚喜好辞令巧说，邹鲁夸耀节操而尊重儒者，难道是因为才性本来不同吗？是风俗造成的。闽地自中立传授洛学以来，罗从彦、李侗开始其源流，到朱子时最为兴盛，后来几乎衰落。滕公于是继承并发扬它，入朝主持秩宗，掌管天官，出任浙中总督。他的学问暂且不谈，只谈粤地的事情：起初任番禺令，后来任廉访，如今任方伯。大体上崇尚儒术，砥砺名节，遵循礼制，振兴管弦教化，救助贫困，救济鳏寡，尊敬黄耇老人，禁止淫邪，端正法律、惩治罪犯，赦免灾祸过失，节省器物用度，平衡徭役赋税，抵御奸宄，巩固边界。各种政务都是可以了解的。张弛进退、安排处置，全都归于一道。像蝉蜕去污秽浊垢，游于尘埃之外，实在难以揣知。想要认识四位公，滕公便是与他们同类的人。四公都是名臣，已有传记，只有陈公的名讳是“理”，与我们粤地的陈子相同。陈子就是世人所称的白沙先生。四公在粤地时，陈子都曾与他们交游。彭公后来得到朝廷推举，陈公把《宋道学传训序》托付给陈子，可见他是多么器重陈子。若要除去耳目而使心境完全虚静，圆融得像尚未与外物契合一样，那么陈公能够遵循这种境界吗？正德以来，学者喜欢诋毁朱子，轻视礼典，崇尚玄虚空寂，说什么微妙难以认识，认为“我不如他”。其实，道贯通形而上的天与形而下的器，也应当博学于文而以礼约束自己；为什么不做笃实努力的君子呢？他们反而不如我。从前我在京城随学士大夫谈论他们的言论，结果只是捕风捉影、头痛而归，可见其昏暗蒙昧到了这种地步。滕公天性融合明朗，又以亲身实践为根本，这正是朱子的教诲。我隐居石洞耕作，从未向当权者通报求见。滕公巡察访查，只因虚名来访我，但我已经归去了。归宗山时，我们原本互不相识，近来相见，却像平生好友一样欢洽。万物凭形体发挥作用，龙却凭神妙而神圣。人生活在世上，难道不也像龙一样吗？潜伏时就在深渊，飞腾时就在高天，这就是神妙。孔子说过，鸟的飞、鱼的游、兽的奔走，他都知道。至于龙，我不能知道它凭借风云升上天空；如果能够知道，又怎么能称为神妙呢？公具有龙一样的德性，以归宗山为深渊；云气蒸腾、龙随之变化，便将把恩泽施于天下。《易》说：“能够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知道神妙所作所为吧？”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况且神妙产生于无形，是万物的根本。形体一旦发挥作用便会有所穷尽，所以圣人依据神妙而使它长存，处在天地之间，最终将返回根本所在。它遨游于阴阳的起始，通达万物生成之处，无方位、无形体，在天地形成之后仍长存不灭。扶胥李君说：“人们都看重形体来养生，圣人唯独以神妙为贵。神妙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长久。我如今才知道公所以长寿的道理。”彭祖因长寿而特别闻名，难道不是令人疑惑吗？正逢公悬弧之辰，请允许我以这些话进献祝辞。兵宪黄公寿序

译粤地过去一向深受兵乱之患，其中岭东、岭西最为严重。岭东往日已经平定，两江的两处源头设置了新县，号称永安、长宁。这就像人刚刚脱离药石治疗，还要依靠粮食肉食来调养一样。天子想到要使安宁百姓，没有什么比任用贤良的二千石官员更重要的了。连自己的身体都治理不好，怎么能治理百姓呢？于是吴郡黄公奉诏书出任我们惠州的太守。他以仁恩作为甜酒，以礼义作为针砭，以教化作为桥梁引导，以刑法作为毒药和熨法，反复洗涤清理，调和补救，熏蒸治疗。一年便开始呈现安宁，第二年逐渐改善，第三年兴盛，第四年强盛，第五年人人和乐，都登上仁寿之境，这都是公所赐予的。岭西平定叛乱后，也设置了两个县，同样以“安宁”为名。天子下诏给惠州太守说：“岭东幸而安宁，正符合它的名称。如今你治理军务向西推进。”公说：“君子不改变百姓而治理百姓，即使改变治理方式，原则也是相同的；不更换官员而管理官员，即使改变管理方法，原则也是相同的。何况东西两地如同人的左右手，又有什么彼此乖离不同的呢？”战马刚因鼓声受惊，便要使它安定；缰绳刚刚断绝，又加以重重镇压，丝毫不容宽松。我希望在没有兵乱之前，就先救济百姓的急难；仁恩、礼义、教化、刑法，都完全依照惠州的办法。郑使君对我有知遇之恩，幸而能与您并肩共事，却没有料到要驱策跛马，为您做先导。希望您命令属官修治职事，来帮助我。我拜受您的恩赐，并说康州太守罗君鹗、高要县令萧君九章等诸位君子，奉行职守、守卫城池，已经极其劳苦了。请勉力思考各自的职责，监司不会忘记你们。我到任仅半年，事业已经足以作为百年之计。所辖地区治理大为整饬，正逢中秋，又是公诞辰的早晨，使君率领属官为公祝寿，并借石洞之辞代为致贺。石洞子说：“论文章我不行，但若论了解监司，他是我们惠州人。治理百姓和治理自身，道理只有一个。古语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是说损耗失散之后不聚集、不保全。水越积越深，火越烧越旺，这叫作越来越增益；及早恢复，就能不断积累德行。不断积德，就没有不能胜任的事；没有不能胜任的事，就没有人知道它的极限。这就是所谓根基深厚、根柢牢固、长生久视的方法。”公处理政务文书，像治理军务一样，没有不使之聚合的偏僻之处，也没有不使劳苦转为安逸的地方，这是长寿的征兆。文惠君从庖丁解牛那里懂得养生，黄帝从牧马那里懂得治理天下；有利的便保存，有害的便去除，所以治理天下也不过是除去那些害群之马。牛聚成一族便迟疑不前，遇到大的空隙和大的孔穴，就依循天然的纹理，总是避开没有厚度的地方而进入有间隙之处。公把强盛刚猛看作大骨节，把乖戾滑乱看作害马，把自然之道看作良刀；这样可以保全自身，也可以长生，这是长寿的征兆。门轴不被蛀蚀，流水不腐坏，只因不断运动。运动过度就会成为祸害；拥有国家的人，应当日夜磨炼各部门，鼓舞百姓，不要让他们偷惰。上下怠慢、懒惰、苟且，气血就会流通，同时也不会陷入琐碎纷乱。公遵循天道运行，综合万物纲纪，难道不是勤勉不息地运动而又始终安静吗？以此作为根本，正是长寿的征兆。用治理自身的方法治理百姓，所以百姓得到养生之道而不受伤害；用治理百姓的方法治理自身，所以自身得到养寿之道而不衰替。因此说，道理只有一个。宰相辅佐天子，统率百官，调和四海；仁德覆盖天下而人们不认为这是施恩，武力震慑天下而人们不认为这是滥用武威。中和之气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使君主成就无疆之福，臣子也获得无疆之声誉。功名显著于《春秋》，也是这个道理。好比走向万里之途，百里比十里远得多，却还不到千里；千里比百里远得多，却还不到万里。公以惠州作为百里之地，岭西将把千万里都归于治理，到了那时，才可以用大椿作腌菜、用索桃作祭品，或许能够祝公长寿。惠州人思念仰慕公，正是在今天；岭西不到一个月，便已经把万年长寿当作进阶之路。騠駃七日、豫章七年，这些道理已经可以知道了。祝寿是可以的。《天官书》说：南极老人星，常在秋分时于南郊观测。这个月十六日，端州星光大盛，明亮照耀，胜过往昔，这一定是公长寿的征兆。郑使君请先举寿觞，我恭敬不安地随即进献祝辞。加封中顺大夫惠州府知府闲溪黄公寿序（代龙塘侄作）

译我不才，曾在东越防守海疆，在北平抵御敌人，如今又在三齐任按察之职，八年在外任职，幸而太守在郡中，境内终于安宁，盗伐没有发生，丘陵树木每年都保全。太守因科举成绩优异升任按察副使，负责岭西兵务，郡人追念他的功德，在罗浮山南立碑，雕琢我这无能之人的文章，来昭示后代，我勉强承担了这件事。季父在端州恭敬地问候，得知起居无恙，幸而还教诲我。按察副使到岭西不到一月，各部门战战兢兢奉行法令，百姓各安其俗、乐于其业，三农不受惊扰，四方没有忧患。郡县官吏祝愿按察副使长寿，使端州人蒙受恩惠；又祝愿太公长寿，使黄氏得到福祉。为按察副使祝寿的文章，交由我来写；如今公晋爵，太公又托我执笔。郡丞方君祝祷，希望公升任观察使，一句话正好可以充当按察副使家小子的祝辞。梦熊有幸作为编户民，王父按察副使与公同辈，公是大王父一辈的人；又承季父之命，怎敢不恭敬答应。我听说公的先世在东吴一带显赫，中叶渐渐衰微；连续两代都穿儒服而早逝，只留下幼小的孤儿，才四岁，两位寡妇抚养他们，这就是溪隐公，即公的王父。溪隐公学习黄老一家的学说，喜欢施舍救济，每天在九达之衢置办饭食，许多贫民都来就食，成为常事；有时开出钱粮时，命令以量器计量，又以衡器称量，然而终身没有亲自为人称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溪隐公年老以后，道术更加高深。有一次他正和客人品茶，客人问：“听说公年轻时就谈论道术，难道也有奇异的法术吗？”他把杯子投入墙壁，竟然像胶一样粘住了，奇异到了这种程度。溪隐公生守溪公，守溪公生闲溪公，这就是太公。一次溪隐公买粮，卖粮的小贩把价格抬高，他仍按高价给了钱。丈人回去责问小贩：“为什么让你父亲买到两个价钱？”便把粮食拿回来归还溪隐公。溪隐公对此大为惊异，请求结为婚姻。丈人说：“我老了，只有一个女儿，不指望她攀附高门，只希望她能继承家业。”于是溪隐公派公入赘丈人之女，也就是陈恭人。公住在岳家时，爽朗而周慎，丈人认为这个女婿不会败坏家业，便把家事全部交给他。公振兴两家的产业，使财产逐渐增加；但他救济别人急难，和王父一样，于是说我们世代居住在溪边，舅父又号思闲，便取名闲溪。按察副使出生于陈氏，及第后任主事、司寇，公先因功封为主事，后升郎中；遇到覃恩又加封为郎中，出任惠州太守，考核列为上等后又加封中顺大夫、惠州知府。唉，公的寿命和爵位，难道会有尽头吗？天地的道理是不断积累就能长久，长久就能壮大。太伯、虞仲文身断发，开创句吴，传了二十多代，积累千年之后，子游才向北到中原求学，得到文学的精华；在虞、夏之际，文化已经和谐昌盛。吴州把它当作上等田地，扬州居于下下等地，其他情况也就可以推知了。当时向王府进贡的，不过是金玉珍宝、筱簜以及橘柚之类的果实罢了。积累二千年以后，才有十二国时代的吴；又过了七百年，才有三国时代的吴；吴地在唐宋时兴盛，到今天达到极盛。三江五湖的优胜景色仍和从前一样，粳稻充满东南，财赋冠绝诸县，[■〈宀禹〉：字形不明]学士如林，朝廷士绅密集如堤，当国的三公中，吴人占了两个，真是盛极一时。海虞也是吴中一处幽胜之地，子游的宅第就在这里。按察副使得到子游的学问，顺应时运而兴起，将要与两位宰相并列而成为第三位。公的世代德业，是很有可说的。中叶稍稍衰微，溪隐公积累德行，用老氏的话说叫“早复”；守溪公又积累德行，用老氏的话说叫“重积”。两姓积累的德行合在一起，留给闲溪公，这就是所谓“没有人知道它的极限”。积累在家族中就是家族的积累，积累在国家中就是国家的积累，积累在天下就是天下的积累；而公恰好处在它兴盛的时候，所以不只是百年而已，我也知道公长寿的根源了。海虞南面有具区，北面有江，东面就是大海，难道不是浩荡广大吗？为什么能广大？因为源流长远。群溪水流充沛，这里正是它们的源头。公家居于溪边，以“闲”为名，已经得到了其中的道理。溪水遇到风便形成急流，遇到石头便形成浅滩；像白绢，像有花纹的薄绸，像玉佩鸣响，像雪沫飞溅；直的合乎弦线，平的合乎矩尺。溪水本来有什么心意呢？如今假设有人用沙棠作桨、木兰作船，用直钩钓鱼，一天钓到六只鳌也不欢喜；整天只钓到鲂鱼鲤鱼而一无所获，也不恼怒。在溪边等候风雨停息，天晴后便划桨游于无边无际的境界，对于溪水本身已经忘怀了。有道之士，无论险阻平坦、顺境逆境，都不让它们进入自己的心灵；面对万般变化而内心始终安闲，就像溪水一样。儒者只是承袭成说，只说山能长寿、水流不息，这难道不是长寿吗？因此我知道公长寿的根源。按察副使的恩泽润及天下，好比具区、江河、大海；而它的源头，总要根本上出自溪流。我如果有幸能够到公家中存问并祝颂公长寿，就请把溪水引来为公祝寿。郡丞将要斟取西江之水。平山李翁七十一寿序

译平山翁，是卫使静轩公的堂弟、都阃东泉公的叔父，也是我的朋友守白鸽门鹤峯子的从祖叔父。他的祖先是含山人，始祖总管公跟随高皇帝渡过采石，封为千户侯。传到第四代，任武德将军、调任龙川；传到静轩公，升任卫使，才迁居惠州。静轩公来到惠州时，坟墓、宗族、田地、房舍都在龙川。都阃公每逢春秋祭祀、伏腊节日，想到先祖，便抽泣得不能进食，常说：“即使让我勉强咽下一匕，也只是因为平山叔啊。”我小时候随长辈住在都阃公右边的私塾，和鹤峯子同学。平山翁从龙川来时，带来累累果实，我得以吃到。都阃公年纪早已比平山翁大，我在庭中看到他，言语温和有礼，只是十分谨慎。平山翁虽是将门子弟，却以同绮衣纨袴子弟为伍为耻，反而降低身份勤修品行，重然诺，乡人都信任他。县中有争讼，翁从中调解，陈说利害曲直，往往就能化解。即使是借贷钱财，只要翁说一句话，人们也一定听从。因此乡人说：“哪里用得着订立契约，不如有五翁一句话。”‘诺，五翁’是他的字。县令尹公听说翁贤能、得人心，许多诉讼都交给翁裁决。亭翁说：“大夫之所以把这场诉讼托付给我，是因为某公的缘故；我不敢因亲戚关系而辜负大夫。” 林公到任后也听说平山翁贤能，在他的家门上题写道：“他是平民的表率；官署、寺院、城墙、壕堑等事，也都交给平山翁。”翁说：“大夫之所以把官署、寺院、城墙、壕堑之事交给我，是因为某位廉吏的缘故；我不敢因腐败恶劣而辜负大夫。”当时大盗鲍时秀气焰嚣张，朝廷下诏讨伐。林公准备派强干的官吏出征，强行起用翁，说：“您是将门子弟，熟悉军事，即使年老，也请勉强为我出任。”盗贼平定后，林公因功受赏，这都是依据翁的谋划。白莲盗贼起事，又强行起用翁将他们遣散。因此林公上奏称颂翁的品行忠信，请求以宾客之礼礼遇他。翁辞谢说：“我是武人后代，是里巷中的卑贱之人。大夫不了解我的无能，让我供您奔走效劳，本是我的本分；怎么敢冒充冠带之士，滥受尊贵宴饮之礼呢？”最终辞谢而没有前往，他辞退征召就是如此。石洞子说：“好女子会嫉妒她的媒人，好男子会成为自身的灾祸，这话难道不是真的吗？”像平山翁这样，仍然因为受到有志之士的磨砺而遭遇祸患、蒙受非议，哪里说得尽呢！平山翁把林公称作知己；有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还有什么做不到？有人说他晚年要从中谋取利益，因遣散白莲盗贼而得到囊中财物，便逮捕并论罪他；即使得到的是白璧，事情的是非也已经错乱了。翁今年七十一岁，所有与鹤峯子同僚的人都说：“平山翁，是我们祖父一辈的人。” 我们这些军人子弟，出身绮衣纨袴之家，谁的节操能比得上平山翁？请允许我为他祝寿，以此勉励我们同辈。石洞子说：这当然可以。难道能说没有天道吗？谗言混淆是非，怎么能说有天道？七十岁身体强健，耳聪目明，捧酒祝寿的人肩挨着肩，怎么能说这不是天然的福分？我在都阃公右边的私塾时，平山翁正当壮年，而我和李子还是少年；如今平山翁七十岁，李子和我都衰老了。人生在世，就像六匹马从缝隙前飞驰而过；从今以后到百岁，接受寿觞也不过四次，难道能不醉吗？柳州太守龙坡郑公七十三寿序

译郑大夫从前任郎官，在南职方掌管军务；军队凶悍难治，后来被大夫的德业感化，如今已经享受祭祀了。他出任端州太守后，便弘扬学校教育，修缮兴建学宫，使钟鼓管弦盛备，陈列诗书礼乐，补足未完备之处，整顿未修治之处。他磨砺两学弟子，详情载于杨太史的记文。郡中有崧台书院，他又发布檄文，召集十二学弟子在那里讲学；剖析经书、缀辑文章，全都传授其中宗旨，并亲自为他们制定规范。他说：“家大人凭射策甲科出身，历任郡县官职，所到之处都教诲各地学校的官员和弟子。”当朝宰衡极力推举他为首，功业遍及楚越，详情载于胡司空、汪司马、马司徒、陈司寇的祠堂记。至于德政碑，我没有能力与家大人相比，只是借助父亲的著述，有幸充任郡中师帅。如果不能修明教化，率先引导诸位士人，即使有良材，大厦也无法建成；这样还谈什么家学？我谨慎地把家大人曾经实践过的方法拿来，和诸位士人切磋探究。朝廷免于因文书事务责罚，并且能够借此替家大人传扬名声，这就是我的愿望。大概大夫的父亲龙坡先生曾任郎官而未被任用，他治理郡县，不过如同汉代官吏那样罢了。因此大夫治理百姓，完全依据先生的教化条目；他这样教导诸位士人。诸位士人常常私下对乡里的父老说，日日盼望郑大夫登朝任用、教导督促，难道不是勤勉不息吗？即便有人不能完成学业，也有时难免姑息宽容。”大夫把我陶铸锻炼，恨不得我迅速变化成材；只是给我一个身份和名号，王父也会认可吧！《诗》说：“如冈如陵。”请允许我用崧山为王父祝寿。又说：“晋人有事情要祷告于恶池，便到河神那里祷告；齐人有事情要祷告于配林，便到泰山祷告。”这是逐渐提高尊礼的等级。我们这些小子虽然未曾在翁的堂上执弟子之礼，但大夫继承了翁所传的学问；今天仿佛登上会稽山、进入禹穴，听到了翁的咳嗽声。只是给我一个身份和名号，大王父也会认可吧！《诗》说：“如同河水正要到来。”请允许我用端溪为大王父祝寿。此时翁年七十三岁，摄提格正在孟陬，正逢他的生日。大夫因为在任守职，不能在家中亲自整理衣冠、行礼拜寿，举起万年寿觞，只能在庭院中拜送使者。文学博士也率领弟子面向北方叩首，献上万年寿觞。适逢四百三十二峰，主人在郡中征求寿序，先行斟酒的叶春及说：“《诗》说文王享有高寿，哪里不造就人才？其中是有道理的。教化不能达到千里，教育不能延续百年，就不能说长远；寿命又从何谈起呢？” 文王从北方而向南方，教化传播到江汉；百代之后，仍然等待着他的兴起。因此说：“那高大的银河，在天上形成文采。银河得到上天之力，长久明亮；文王长久遵循大道，成就教化。”诗人难道不是有所取法吗？先生怀抱先王遗留下来的经典来教导楚、越之地，未到老年便退居；如今他的教化施行于岭海之间，学者尊奉他为祭酒，这不就是所谓“享有高寿，造就人才”吗？况且人们以有父母为乐，以有兄弟为乐；胡夫人与翁同年，辛夫人也一同被称为寿母；兄弟十四人，子孙多达千人，这与称王天下的快乐相比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夫谨慎修身，时时想着给父母留下美名，俯仰之间确实没有惭愧。假如他居家奉养，置身于子孙之中，年时献上寿礼，恭敬地进一杯酒，与岭海间一千多名弟子共同祝寿，那么谁的寿庆更多呢？四海之内尊奉父母亲人的快乐，没有比统治天下更大的。孟子把这种快乐列为三乐之一，他的权衡是明审的。我读《诗》，知道先生是在为自己求取长寿；读孟氏的话，知道大夫是在为亲人祝寿。文学博士说：“大夫难道只治理小小的端州吗？他的德教将要施加于四海。”在那时，翁的年岁更加高了，如今这些祝辞又哪里足够呢？叶春及说：“我就根据现在的情形来说。”文学博士说：“好。” 谨慎地记录下来，交付使者带走。大中丞临武刘公六十寿序 朱鸟星之下有一位巨人。高辛氏时任祝融，活了一百多岁；到陶唐氏时任四岳，经过四千多年，才有明大中丞。临武刘公生于横艾敦牂之年，嘉靖元年，岁在壬辰、寿星日，辛丑年，大中丞降生于朱陵之台。大概是衡山的精气化成的吧。天上有权衡星，地上有衡岳，人间有大中丞。这一年大帝在中宫显现光明，其气从楚地兴起；三十二年后，大中丞进入紫微宫辅佐护卫，历经太微之庭，行于斗、牛、女的分野和翼、轸的区域，铨量德行、衡量万物，顺应三光来养育群生。两粤是古代南交之地，直到海角，东至闽，西至牂牁，全都属于祝融治理的区域。大中丞出任后，赐给他六面旌旗，象征参旗；赐给他钺，象征东井、西曲诸星；赐给他赤色弓，象征天弧；赐给他赤色箭，象征天矢。有彗星出现在翼、轸以及牛、女之间，便将它射除。又射杀海中的蛟龙，皇帝于是亲临军中赐予任命，司马之位与北斗相应。昭阳大荒落年，万历九年，太阳运行到寿星，三百六十辛丑年，将帅向上大夫献上礼物，郡县官吏列队于庭，百姓歌颂，士卒欢跃。石洞子奉命接受四百三十二位君子献上的太上长生之药。军正说：“巨人是天地所命，竟有虹、电、五星、二龙等符瑞。” 尹氏称说申伯辅佐周宣王，本源在于岳神降生，并且一直说到这位巨人。这正如孔子在尼山降生真容，老子在亳地禀受形体一样。石洞子说：“度索山的桃树千年才开花结果，楚南的冥灵五百年才算一个春秋，难道不是在阴阳之气中生长的吗？” 在地上标记并记载此事，就只说度索山、楚南罢了。正说：“这是确实的征验啊！南极老人星常在秋分出现，离开衡山正应验了这一点。如此说来，冥灵可以当作柴薪，桃子也可以再次食用了。”石洞子说：“小年比不上大年；数从一开始，到十二万九千六百而完成，循环一周又重新开始。干支就是用来纪年的，但并不是它所纪载的本体。形体由数生成，神妙主宰形体，圣人依据神妙使其长存。大司马虽然身居轩冕之位，却曾栖居太虚宝洞，北到太和，向空同求道。他坐在无穷广庭之门，终于抵达那里。因此造化就在自身，宇宙不过在他的掌股之间。”把邵氏的书摹写出来，布置在[■〈宀禹〉：字形不明]之内，难道是虚妄的吗？罗浮、南岳的辅佐之神，我曾经承蒙您推荐，叩首接受。大司马从哪里受命呢？受命于太一。牛太恭人刘氏六十一寿序

译自古以来，奇伟豪迈的士人，在清明时代取得功名，在帝王家建立功勋，使福泽传给子孙，难道只是因为本人聪明有才智吗？还因为妇女的道德彰明，母亲的仪范得以树立。​​我看刘向所传《列女传》及续传，另论母仪、贤明、仁智三类，对妇德说得很详细，难道可以说今天没有这样的人吗？刘恭人，是牛将军印泉的妻子、少将军庭珪的母亲。她的父亲刘公居住在惠河南，是当地大姓。起初，牛将军年轻时在刘先生门下求学；刘先生名梧，是学士们所称的古唐先生。刘公拜访先生，多次以目示意将军，先生说：“如果一定要找女婿，没有比这个年轻人更好的了。”刘公说：“好。”刘媪于是大为恼怒。刘公一向认为女儿非同寻常，必定大贵，怎么能随便嫁给牛家小子？刘公说：“这不是妇人所能知道的。”最终还是把女儿嫁给了将军。恭人出嫁后，侍奉公婆孝顺，把簪珥首饰全都脱下，拿来帮助准备粥、稀饭和羹汤，公婆因此安乐。将军的先世是百户侯，本应承袭爵位，恭人说：“父亲常常认为您非同寻常，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丈夫建功立身，哪里有固定的道路？有的凭文章起家，有的凭守卫国家建立功业。您应当努力，不要过分忧虑。只是我侍奉公婆还不够谨慎。”将军做官后，多次奉命讨伐盗贼，恭人又多次勉励将军：“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妻子侍奉丈夫；我有幸能够整治衣冠、侍奉您朝夕起居，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失误。您如果只顾爱惜自身，只保全妻子儿女，那么把君主和父亲置于何地？”承受先人的恩宠而获得禄位，手持兵器行军作战，斩将夺旗，摧毁敌军锋芒、攻陷敌阵，扫除蚩尤之类的敌人，封为通侯，使光荣显赫无穷无尽，这才是臣子的伟业，也是丈夫的壮举。古语说：“留恋安逸，实在会败坏名声。”毕万本是平民，七战都取得胜利，拥有战马十乘，难道仅仅在于盗寇吗？将军于是击破脑琏、朝曦，分割犁地，处死亚元，消灭世乔，扫平东夷，平定惠州、潮州，歼灭曾、蓝的盗寇，升为万户侯，这都是恭人的帮助。等少将军长大，将军年纪也高了，恭人便说：“你没听说养由基射箭的故事吗？后来继承他的是善于收敛锋芒的人。您披甲戴胄四十年，饱受战争之苦，请把肩上的重担交给孩子，怎么样？”少将军继承父业，公于是年老了，每天和恭人到茂密的树下，面对曲折的池水，饮酒作乐。恭人又对少将军说：“我辛苦劳作、吃粗淡食物，你父亲栉风沐雨，蒙受雾露，依赖上天的神灵才有今天；难道你做了官就知道了吗？要努力修治职事，不要给父母留下羞辱。”少将军叩首接受教诲，所以做官时奋勉自励，卓异出众，不与同辈为伍；在任所尽力办事，利用空闲时间与先生、长者交游，学业日益精进，讲说礼乐，敦促研习《诗》《书》，曾经仰慕却縠那样做将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匹〕 从统帅以下的贤德之人，都说恭人真正懂得做母亲。恭人六十一岁时，少将军便置办酒席，在二位老人面前举杯，率领诸孙祝寿。豪杰们每天送来牛肉和酒。叶子说：“夫妇关系，是人道中最大的伦理。妻子贤德，未必丈夫贤德；丈夫贤德，未必显贵；显贵了，未必能白头偕老；又未必能成就子孙。成就了子孙，子孙又未必贤能。”恭人与将军满头白发仍共同生活，身穿紫服，腰横金带；少将军的儿子们又多又有礼，难道不是吉祥善事、天地间最大的福气吗？这更加证明刘先生确实善于识人。徐贤母叶孺人六十一寿序 我的长兄中宪公的长子，就是将仕君。将仕君的长女，就是东阳将仕徐君的妻子、焞的母亲；对我来说是侄孙女，我家称她为长姑。惠州人称她为贤母叶孺人。中宪公仰慕古代治家的法度，以礼法教训子孙，而孙女最为孝顺，中宪公多次称赞她。我是旁支子弟，年龄不但比将仕君小，也比长姑小，但每次见她一定下拜，说：“她是我王父一辈的人，怎敢不拜？”中丞君也是旁支子弟，年龄也比长姑小，但每次见她也一定下拜，说：“她是我父亲一辈的人，怎敢不拜？”他们如此知礼。将仕君晚年才考中，生了两个儿子；在这两个孩子年幼时，长姑能够主持宗族祭祀，她的德行广大。她做东阳君的妻子时，对前妻的儿子一定慈爱，说：“这是我丈夫的后代。”对宗族本家一定亲近，说：“这是我丈夫的枝叶。”对宗族中贤能的人一定敬重，说：“这是家族的俊秀，也是我丈夫所敬重的人。”对姻亲亲属一定和睦，说：“这是我丈夫的心腹亲人。”叶家世代在罗浮务农；东阳君虽然做官求学，她仍督促各个童仆勤劳节俭地种植，说：“这是我丈夫的世业。”东阳君学习湛先生之学，因此年老时仍能等第担任主簿。东阳君郁郁不得志，长姑安慰他说：“孙宝谈论士人，怎么能独自高傲？没有遭遇的事情可以不去做，何况是主簿呢？况且您难道能比程伯子还高明，却反而轻视主簿吗？”东阳君起身感谢她，因此在任官职上有了声望。两个儿子焞、焜都卓异不凡、胸怀大志，而焞尤其喜好古人的学问。门外常有长者车马经过，他立志于山林之间，心思游于辞赋，世间的荣华利禄丝毫不能进入他的胸怀。长姑常对两个儿子说：“你们的父亲学习湛先生的学问，探求天理而重视亲身体验，本来将要登上仲由的堂奥，进入尼父的内室。追逐声誉文采、侥幸求取富贵，在孔子的门下有什么意义？那就是不承认你们的父亲。”自从兄弟二人的学业相合以来，有志之士都尊奉他们。你们的父亲怀有经世济民的谋略，拥有龙凤般的文章，却只是因为资历而屈身任卑微官职；乡里的小儿对他呵斥，而掌握着他的权柄；出门要见督邮，回家要面对妻子儿女，口中虽然不说，心中的勃郁郁结却已不是一天了。我虽是妇人，难道敢用富贵扰乱你们吗？违背正道，悖逆国制，抛弃中庸而仰慕高节，也是不承认你们的父亲。两个儿子连连应是。君子说：“自古以来就有母亲教子的事，能够阐明圣贤之学，坚持中正之论，难道不就是徐母吗？”这时长姑六十一岁，诸位与两个儿子交游的人谋划献寿，并向我求取寿辞。自从尹焞的母亲崇尚志向、以养士为事以来，没有人不称许她。这样说来，获得俸禄奉养父母难道不是好事吗？当时有学禁，所以尹母用志向勉励儿子。如今朝廷悬置爵禄，等待天下士人，谁也不应拒绝而不求取。为避讳，称颛孙说：“我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已经有了美名，但这却违背亲人的心意；这不是以志向奉养父母。禄位、名声、长寿，都是用来奉养父母的，这才是孝。假使后世有两个焞母，不也很好吗？”焞应当努力。刘母七十寿序

译铜峯生，是宝安的奇士。他家住铜峯，因此称为铜峯生。年轻时读书没有成就，弃去读书学习剑术，也没有成功，于是寄身于饮酒之人中。他对于饮酒，即使孙武、吴起用兵，白圭经营产业，也自认为没有超过他。铜峯生曾说，祖伯伦在晋代有明德，被封在酒泉；后世没有人继续继承、发扬祖先的传统，难道不就在我身上吗？铜峯生既然续受酒泉之封，更加不治理产业，喜欢和学士先生们交游。他的母亲汝南君，看见门外常有长者的车辙，便经常置办酒食款待宾客；她很欣赏儿子把当世的荣华利禄看得像蚊虫飞过一样。士人因此亲近他。万历五年四月某日，铜峯生和飞云生来拜访石洞先生，于是登上飞云山。飞云生，号菟裘。当天行走在雾露之中，胡须鬓发像系着旒冕。到了飞云山，飞云生下拜，铜峯生也下拜，叩首说：“人们说飞云山最高，这里离天门已经不远了吧。臣有母亲汝南君，抚养臣十分辛苦。臣不肖，不能为母亲增光，愿上帝赐母亲百年寿命；这就是上天厚待刘氏、不遗弃她的孤儿。上帝如果有意眷顾臣，就请派丰隆来告诉臣，臣伏地等待命令。”这天夜里，他们住在泉源西北山下，忽然发出沉沉声响，像吃一顿饭的时间那么久，山上全都震动摇晃，大雨倾注，闪电环绕身体数周；每次震动，虫子便立即噤声。铜峯生便大声呼喊，与雷声应和。石洞先生只是默默地听着。下山后，铜峯生见到人就呼喊。他说已经向上帝求得许可，母亲的寿命将像罗浮山一样长久。万历六年元旦，铜峯生又到山中叩首。元旦是上帝发布政令的开端，上帝已经在泉源答应了臣，愿在这一天首先赐寿给母亲。这一年汝南君七十一岁。飞云生便和李生某、黄生某对石洞先生说：“汝南君是贤母。她十七岁嫁给某公，某公喜欢宾客，供给不足时，她就脱下簪珥首饰帮助操办；她孝敬瞽姑，买来两名妾进献给某君，自己却亲自抚养孩子。她教育铜峯生，即使古代贤母也没有超过她。”铜峯生侍奉母亲也很孝顺，一念感动上天，上天因此用话回答说：“天道没有亲疏，常常帮助善人，不是这样吗？”先生看到这些事，请求为母亲祝寿。石洞先生恭敬地答应，宾客于是登堂行礼。铜峯生叩首说：“我不肖，不能好好侍奉母亲，幸赖诸位君子的恩宠。”母亲非常高兴，写道：“父母得到庆贺，用丰厚的礼物和美酒来洗涤、充实。”诸位勉强饮酒，全部醉后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曾母寿序 曾仲子贫穷，奉养母亲朱夫人居住，早晚有时连甘甜肥美的食物也吃不上，但仅有粗茶淡饭，母子仍尽情欢乐，和乐如常；他的长兄也安适和悦。仲子虽然在诸生门下交游，门外常有长者车辙，他所交往的知己也都是海内有名之士。今年有关部门考察郡县的贤能之士，要与计吏一同赴京，仲子没有应召；十月十六日又是夫人降生、降祥的日子，于是曾与仲子交游的人谋划举杯为夫人祝寿，请我先于宾客致辞：“仲子难道会永远贫穷吗？只是夫人年事已高，幸而能够参加公车选拔，即使不能得到甘美肥美的食物，如果能在这个时候赶上夫人的寿辰，也希望得到她的一顾。即使以南海的美酒作上尊，以罗浮山作加豆，借群仙之手献酒酬答，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六岳子说：“这哪里了解夫人呢？夫人从她的父亲任官、乘轺车巡视郡国时起，归嫁给孝廉公；她的公公佩带铜印，她见到的华服美食，在她看来不过如茅草、蒸糠和糠皮罢了。孝廉公被举为孝廉三十年，尚且没有获得交游机会；假如稍微让她在床第之间动摇，她难道还能保全箕山、颍水之间的节操吗？夫人始终不因一日的欢乐而忘记丈夫平生的操守，这样的人志向深远。即使仲子如今得以中举，也不会超过孝廉公；夫人既不甘心于孝廉公的斗粟，又会甘心于仲子的吗？” 宾客说：“对。过去尹氏的母亲用志向来奉养、命令儿子，于是她的儿子终身没有中举。千秋百年之后，了解尹氏母亲的人，请让我以此为夫人祝寿。”六岳子说：“还不行。千里马本来无心只求日行千里，但伯乐见到它就不能不驾驭；楩木、楠木、豫章木本来无心成为明堂栋梁，但匠石见到它就不能不砍伐使用。为什么呢？因为事物有它最终应达到的境地。仲子具有千里马的才能，具备成为明堂栋梁的资质；即使世人全都昏聩，也终究会有相合的机会。不被任用而以粗茶淡饭奉养母亲，也是奉养；被任用而以丰厚俸禄奉养，也是奉养，如同夏日之水、冬日之汤，只是时机不同罢了。”夫人曾经以国家大事教育儿子，难道不以甘于富贵、宁愿成为国家的光荣为美吗？宾客说：“对。过去苏氏的母亲和丈夫终身身穿布衣，却使儿子成为范滂。千秋百年之后，了解苏氏母亲的人，请让我以此为夫人祝寿。”六岳子说：“还不行。春及不才，承蒙与仲子交游，以兄弟之礼待他，又以侍奉母亲的礼节侍奉夫人，确实知道夫人的美德。夫人出嫁孝廉公时，父母健在，上有祖父，下有兄弟姐妹；孝廉公是庶出，而他的父亲融县公又最为严厉。夫人在这些关系之间周旋，内外都没有隔阂，尽心尽力履行妇道十四年，米盐事务必亲自处理，女红从早到晚不息。融县公分家产给诸子时，唯独没有分给孝廉公，因为夫人善于侍奉我。” 孝廉公既不经营家产，所有婚嫁之事都由夫人靠养蚕织布来完成。平日她常引用《二南》《柏舟》《绿衣》等诗，说：“连自己的家庭都治理不好，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她的教诲不用严厉斥责便取得了成效。后世所称的孟母，就是说她善于教育儿子，使儿子成为大儒。如今看夫人，她与孟母相比又差在哪里呢？孟子游历梁国时，已经年老，还称说母亲尚且健在。上天既然让孟子长寿来传续我们的道统，必定也会把福祉赐给孟氏。上天既然有意于仲子，难道会对夫人无意吗？我恭敬地献上夫人如孟氏一般的寿觞，等待仲子成就功业。仲子拜了两拜，说：“士鉴先生辱临为我母亲祝福，我的孩子幸而得到上天赐予的福祉。先生所说的、用来使孟氏得福的道理，正可以用来祝我母亲长寿。”士鉴不敏，怎敢不早晚祈求夫人获得这样的福禄。分守雷阳水军李将军宗阳与姚淑人同寿序。

译我的先父与都阃公友善。都阃公比先父小九岁，我出生三年后宗阳才出生，所以我的叔父都阃公看待宗阳还像弟弟一样。先父没有一方砚台大的土地，只好借住在都阃公的馆舍。先父教人从不因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有所区别，所以我常住在都阃公的馆舍。宗阳到了应当从外傅受学的年龄，便跟随先父学习，从未另请老师，因此我同宗阳最亲近。乡里人因为两家的父亲友好，儿子们年龄相近，学业上又彼此亲爱，说这是古人所称的通家之好，没有比我们两家更深的了。先父去世后，宗阳渐渐长大，更加喜爱学习。我没有一所房屋，常常每月去看宗阳，大约十天去五次，每次必定饮酒，也必定为他讲说古今典籍、行军布阵和兵甲训练。宗阳聪敏，都能领受。到了他履行仁义、秉持道义之时，无论穿戴还是仓促行事，都完全合乎儒者规范，从不因卑微、过失或跌失而损害自己的操守；即使是诵习孔子法则的人，也都自认为不如他。后来我入闽，宗阳也继任官职回到惠州。我师法孔子的原则，高皇帝也顾念不要吐弃刚正之臣，古代有强项之士，我因此在闽中获得了这样的声名。宗阳任职时正值盗贼猖獗混乱，奉命出征，军队十万人，告急文书接连而来，烽火一直传到郊关；转运粮食、喂养战马，每天都忙得无暇应付。大将私下索取没有限度，放纵士卒践踏万户府的门，甚至拉扯官员的衣襟。宗阳愤怒发作，责让郭都护说：朝廷命大将军讨伐贼寇，本应上下同心，消灭他们以后再吃早饭，为什么反而彼此残害？斧头都快砍缺了，面对盘根错节的局面怎么办？都护无言以对，士卒于是稍稍收敛。我听说审讯此事，宗阳公也算强项之臣吗？后来终于消灭了群盗，设置县治，宗阳也有功劳。等我辞官回到罗浮，宗阳升任守备官，分守雷阳白鸽门；白鸽门的珠池隶属于他，常常把珍珠献给幕府和监司。有两个人以购买珍珠为名来这里，就献上珍珠而把钱归还给他们。宗阳说：‘我的职责是稽查盗贼，怎敢把珍珠据为己有！’最终把珍珠送回原来的府库。当初我家司马说，宗阳与他的叔父不必再谈其他方面，连歌调也相同。古人称兄弟为埙箎，这两位公正是如此。唉！祝愿而相似，学习而成就，这是神理相通、自然相合的征验。我们两人都凭正直方正守官，也都因为正直方正而不得志，推究其原因，大概从幼年起就如此；连楚地的歌声都可以相互应和，何况并非齐楚之人，既称通家，也称伯仲，难道还不可以吗？姚淑人的出生年月与宗阳相同，只是晚十日；她有内在的德行，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文焯，幼子文耀。等文焯做官，宗阳才告老。昔日在壬辰年，我这老马的年齿已到六十一岁，辱居其出生之年，又少有骨肉亲属，哪里敢接受祝寿者的酒杯呢？我回到石洞，皇帝命嫦娥奏起乐声，容成举杯演奏钧天之乐，大家欢饮。并且说：‘这个人有志于四方，敲打他的腿，使他跛行一年。’如今两个儿子都已具备父母，父母庆祝击节，少不了置办酒席，陈设钟鼓管弦，卷起鞴鞠[原文有缺字]，奉酒向父母祝寿。宾客豪杰轮番上前劝酒酬答，这也是吉祥的好事。两个儿子便说：‘知道大人中没有谁比石洞伯更合适，请您说几句话为父亲助兴。’我对宗阳说：‘我年轻时就知道大节，当他追逐群盗进入盌窑、登上乌禽嶂时，环顾四周而感叹；攻破安民镇，诱使景清载战于猴头，进军月角，在桃园取得大胜。后来在鲸海之中歼灭首领。那时刀兵在手，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幸而谗言嫉妒反而显出了他的德行，使他能够保全性命，如今倚杖放养鸡豚，享受两个儿子的奉养，仿效乡里老人击缶取乐，难道这就是他的志向吗？’师尚父鹰扬之年已九十岁，如今只有他的三分之二，仍然还像孩子。边境尚未安定，敌人的气势十分炽盛，天子抚摸大腿忧虑，像颇牧这样的将领哪里敢安然宴饮？我年长于宗阳，尚且还强自起身，何况那些奋发有为的贤士呢？愿同宗阳建立旗鼓，手执櫜鞬，驰骋中原；把祁连山作为佐餐之物，把瀚海作为上等酒，把功业写在竹帛上作为寿礼。如果志愿不能实现，就共同返回罗浮，采集长生药，渡过铁桥，跨越黄龙，在无边无际之境遨游；在天地之后长存，也还不晚。两个儿子把这些话告诉父亲，父亲一定会认为说得对，可以饮一石酒。《怀石刘翁七十一岁寿图序》

译頖水东边有位古唐丈人，是先父的朋友。春及因为他是父亲辈的故交，时常前往请教。丈人的族侄怀石君，比我年长十岁；他的族孙体行子，则比我只大一天。如今怀石君七十一岁，做老人已经很久了。他的儿子由是博士诸生，与由交游的人共同把老人的质朴品行上报有司。有司广泛传达上级推崇德行的意思，赐给他一级爵位。适逢举行览揆之会，便绘图为他祝寿。于是体行子来向我求序，几乎与章服相互辉映。我这个不才之人既以父辈相待老人，又同体行子为友，老人居于我们中间，怎么能没有话说呢？传书说：山养育万物而不疲倦，山越大，寿命越长。海是天池，万条河流归入其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而不再盈满；尾闾泄去海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而使海水不再空虚。长久如此，便同天地一样。太阳也是这样。金气和火精用来养鹤。金数为九，火数为七，合起来是十六。所以鹤十六年发生一次大变化，百六十年变化停止，一千六百年形体定型。它是羽族之长，是仙人的骐骥。鹿能活一千岁，一千岁时头角如伞盖；活到三千岁便聚积脂膏。松树成仙、羽化而长存，于是人成为天人。以上都是长寿之类。图中高山重叠耸立，下临浩瀚的沧海。太阳从海面跃起升空，光辉显赫，迸发腾跃，灿烂的云彩呈赤红色，霞光也一片红。山上有高大的松树，姿态弯曲盘旋，宛如虬龙，悬垂的藤萝遮蔽着它。瑶草琼芝在嶙峋的山石间显得妩媚，在高峻的山峰上格外秀美。鹤啄食而昂首，鹿鸣叫着游走。群仙翩翩而来，遨游嬉戏。人们说渤海的三座神山中，黄金白银的宫阙、诸仙和长生药都在那里，图中画的莫非就是它们吗？或者是取《天保》诗的意思。天保第三章说：像山一样，像山丘一样，像山冈一样，像山陵一样，像河流将要涌来一样。冈是山脊，陵和阜是山势起伏的坡地；‘至’就是海。诗的乱辞又用太阳、松柏来祝寿，并指明山在南方。图中全都具备了。祝愿产生于爱，爱出于感情。君臣、朋友虽然名分不同，感情却相同，这本来就是诗的意思。诗人祝愿君主，是希望他德行深厚、福益增多、善美相宜。既使别人厚重，自己反而更加富有；既使别人受益，自己反而更加充足；使人善美，则自己也更加合宜。以此求福，便是福祉的根基。诸生称说老人崇尚诗礼，敦厚孝友，保持谦逊。父亲去世后仍思念父亲，母亲去世后继承母亲的义行；兄弟敬畏他，却又非常亲爱。大军之后，他修治祖业并使它休养生息，从不自我封闭；救济贫困，周济急难，只施恩而不追究负债罢了。他不声张，不说浮华的话，不评论他人是非，脚从不踏入公庭。宗族之间和乐融融，乡党之间恭谨诚实。大概符合诗人的意思了。这样的寿命已经足够，何必一定要驾着鹤、乘着鹿，到丹丘跟随羽人，才算快乐吗？体行子高兴地说：‘先生作的诗太好了，请把这些话作为斟酒时的祝辞，先唱《天保》来助兴，再唱《南山》；即使是《八琅》的乐声、《玄灵》的曲调，也没有超过它们的。’ 《石洞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卷十三 （明）叶春及撰 序二 《潮州太守青螺郭先生考绩序》孔子难道不是最圣明的人吗？周道衰微，王者之路阻塞，文王、武王的政事在艰难简陋之中，但凡应当遵循的典章制度，必定是那些道理。若不是天命已经改变，我仍将委身为臣侍奉它。因此孔子说：‘假如有人任用我，一个月便可以见到成效，一年就可以有所成就。’他只是感伤自己能够兴起文王、武王之道，却处在混浊的时代而无人任用。诸侯散乱，言论都称道古代而非难当今；用王制和法律约束他们，尚且难免因不服从而受到讨伐。高皇帝平定天下，建立典章制度，作为万世的准则；用三十一章整饬郡县官吏。官吏随着文书到任，奉行法令，检查规式，施行各种政务；三年后向主计部门上报，由其考核是否尽职，以等待后续命令。四海归附或离散，都奉事天子；这不只是简策上的文字，连武士也低头接受文书，都是孔子微妙言论的体现。平时昏昧不明，不辨别便利与文饰，只顾经营自己，不替公家筹划忠诚之计。到了陈述功绩时，却虚增事实，执持空文欺骗君上。这种人名义上说是委身为臣，实际上是抗拒诏令，没有尊奉任用之心，犯的是不服从之罪。难道只有那些称道古代、非难当今的人如此吗？青螺郭先生学习孔子之道，自从初次出仕，便奉行高皇帝的甲令；到任潮州后，三十一章全部贯彻执行。他发布教令，告诫令、丞、尉、文学、博士，希望诸位卿佐辅佐太守治理地方。他又发布教令告诫属吏，不要以身试法；百姓和恶少年也都有相应的教化条文。他推行最真诚的心意，训词深长优美，没有人不为之爽然改过、改变想法。教化推行，风俗变好，弊端被革除，利益兴起。先生的德政已经遍及十个县。博士某等想请石洞为先生的政绩作序，便派弟子某某前来，所以我详细叙述学校的事情。潮州是韩愈曾经治理的地方。韩愈在世时，文教事业尚未显著，治理进士只有赵德，因此把他作为老师。如今博士有三十多人，老师不只赵德。缙绅大夫学习古道，文章超过西京，射策考取甲科的人常常高居举首；应试之士充满公车。先生不只治理进士，还广泛以孔子之道勉励他们，真是驾轻车的王良啊！我听说世俗儒者称道尧舜却以文王、武王为法，言论与法则分离，背叛官府、离开次序的臣子就多了。内心讲性理，外表讲文章，内外分裂，约礼博文的教化便荒废了。先生兼顾道与法，合并内外，修建并振兴学宫，陈设钟鼓管钥，使诗书礼乐的教化下达到乡里。又治理韩愈书堂，聚集十县弟子在那里讲学。他亲自删改润色，反复切磋研究；曾与僚佐、博士、弟子抚摩韩木说：‘这是橡树。’韩愈种下的橡树经过千百年，仍是韩愈遗留下来的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读书人改变枝柯、换了叶子，十年也不能成为栋梁，二十年也不能成材，房屋经过百千年仍不坍塌，难道不使诸位学生的学业感到惭愧吗？封护培植这棵树，以免忘记先生的德行。按照旧例，主持上计的官吏都可以亲自进见，皇帝一定会问：‘你用什么方法治理潮州？’并显著提拔他来昭示天下。如今即使只带着计簿前往，也一定会受到提拔。即使不能像渤海太守那样亲自接受君命，三年便取得成效，那也是孔子所希望而未能做到的。《易经》说：‘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除了先生，还有谁值得期待？我这个不才之人哪里敢参与知晓？亲手栽种松树桂树，按月计算收获似乎不足，按年计算却有余。这就是我的谋划。《大将军戚公请告归登州序》

译登州、莱州濒临海边，所忧患的是东南的倭夷像荆棘一样。秦代从临洮到辽东修筑长城，绵延万里，挽弓的百姓不敢向南放牧。后世避讳谈论这件事，却修饰夸大它的功业，派遣男女携带五谷百工去教化倭夷。后世受到他们的毒害，又议论其罪过。本朝防守边疆，设置九镇；从山海关以东背靠大海的郡县，到淮、浙、闽、广筑城设守，一直到珠厓，都是为了防御倭寇。可以说是圣人深谋远虑吗？魏、鄂、宋、凉一带转战追击败敌，在万里之外建立功勋，都是勇猛的虎臣和善于统率将领的人。自高皇帝长陵北伐，犁平敌王庭，又命自己临阵，把符节授予诸臣；如果有一个真正可用的人，哪里会发生榆木川之事？倭夷自洪武年间本来就以剽悍令人忧虑，正统年间更残杀那些挑渚披甲的人，竟然没有人能挫败其锋芒。这样如何报效国家？嘉靖壬子年，倭寇大举入侵，浙东浙西、江南江北，以至闽越全都遭受祸害。督府多次更换，羽檄四处飞驰，耗尽府库钱财仍不足以供应粮饷，招募勇猛之士仍不足以用于作战。几万人的军队，贼寇常常凭一支长矛就把他们赶走，天下大为震动。大将军戚公当时任参将，在台州分部，以鸳鸯阵训练作战；他节制的士兵没有一个不能以一当百。贼寇侵犯台州时，他把他们歼灭；随后调往闽中，贼寇正在福清筑营，他在牛田与之交战并歼灭之；贼寇逃到兴化，他又将其歼灭。贼寇因此遭到重创，逐渐平定，闽浙免于刀兵，没有人不想为戚公立庙祭祀。当时，戚公的名声大为显赫，天下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戚公。隆庆初年，北方军队入塞，诏令他防守蓟州。戚公说：禁军会肆意妄为，招募的军队会乌合不齐，征发民夫会使道路疲敝，分散驻防会坐困饥饿。应当把边郡良家子弟按照浙兵的分合更番之法训练，三年后才可以谈论作战。因此戚公在镇守期间从不侥幸求取一战之利，这就是所谓有节制的军队。北方人叩塞请求成为臣妾，难道只是因为呼韩邪单于的时运和筹算取胜吗？用于南方如此，用于北方也如此；如果遇到高皇帝，封为万户侯也不值得一提。阃帅某说：‘如今将领难做了。古代《司马法》规定，阃门以外听从将军，甚至使万乘之尊受屈来成全将军威势，这在今天哪里能够得到？文墨之吏实际掌握权力，将领稍有不合命令，官吏便可依法议论。并且不只是这一点，将相和谐协调，事情才能成功，所以平勃相交欢，天下人并不因此贬低两人，因为他们都是为社稷效力的。近来宰相抛弃宾客，大将军于是有人议论说他匆匆南行，即使如此，仍然把从前的过错加在他身上。’ 仓公治病因地制宜而不同，戚公本来熟悉南北形势，也想使衰弱的越地振兴起来；可是千里马被拴住了，它的脚也就患病了。戚公说：‘不对。我承继先人的事业，自幼就在军队中行走；上天诱导我的内心，使我所向往的都得以实现，取得功劳，全是皇上的神武以及中外大臣推举扶持的力量，我有什么功劳呢？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夫，却做到上将；祖父、父亲、妻子、儿女都受到优厚恩泽，功名显扬于三边，难道还有什么没有尽到的吗？披甲戴盔四十年，筋力已经耗尽；在南方又被瘴疠欺凌，即使羡慕马革裹尸的名声，对国家的事情又有什么益处？从前我同武夷君约定：南平倭夷，放下兵器，请求急切退隐，戴黄冠重游山林；可是拖延很久仍未归去，武夷君将怎样责问我呢？登州靠近三神山，仙人往来，我回去安置妻儿，戴黄冠跟随仙人，也许可以实现安期生的志愿。国家的人才像彭蠡的阳鸟一样，为什么这样少？’叶子说：‘三代以后，人物中独有张良最多；张良说功成而不居，跟随赤松子学道。不料千年以后戚公又继承了这种美好的足迹。您所说的安期生，意义深远。射杨叶的人能够百发百中以后也会停息，大鹏不难飞行九万里向南，然而它也要休息六月；这就是造化的玄妙，也是豪杰卓越的见识。张良虽辟谷，仍在高后时勉强出仕，皇帝尚且抚摸大腿思念颇牧，安期生和戚公哪里能够安闲呢？您只管戴上黄冠去吧。’ 《顺德沈侯入主司徒序》沈侯是漳南的介士，所以用它命名自己的庵。沈侯来到广东，我没有亲自拜见过他，只是独自喜欢我最初的文章。最初父母都受到恩宠的诏命，他对曾生士鉴说：‘君上不了解我的不肖，却恩及父母，我高兴极了。’石洞只用片言就为他祈福，这又像给他增添了一件华衮。恰好我没有闲暇，罗生良器去拜访沈侯，沈侯赠给他的言语也拿来向石洞求证，说我们形貌不同而心意相通，不过是石洞子的朋友罢了。唉，庄子说过：‘离开国家久了，见到相像的人也会高兴。’沈侯生在介国，一去千年，环顾四周，与同时代的夷由之辈相比，不知道能得到什么。我处在失意荒落之地，算是所谓相像的人吗？如今评论人物，大概也很难。文王有大勇，却只因文德著称；武王访求大道，却只因武功显赫。这不是有长短，而是说各自盛大的方面。沈侯治理县邑，施舍财物，已经责成救济穷困、扶助缺乏，照顾鳏寡，禁止淫邪，兴举废坠，整饬节义器用礼制，提拔才俊，尊敬老人，全都清楚显著。为什么偏偏只把强暴者视为应当铲除的对象呢？我到五羊游学，士大夫之间大多有壮厉、锋锐如蜂的声名；回头看温陵，当然如此，这就是锦田令在即将从政时所以小心谨慎的原因。吴生美说：‘朝廷设置台谏以纠正过失、整肃法纪，不是方正刚直之士不能胜任。’ 那么没有谁比沈侯更适合主持司徒了，还要到南方去做什么呢？石洞子说：‘胡端敏说，正直之士受到濡滞束缚而不能忍耐，遇到事情不会没有果断，也不会没有触犯皇帝逆鳞的时候；把他们安置到其他部门，是为了保全他们，难道不是汉武帝不让李广担任大将军的意思吗？李献吉任司徒郎，一振作便摧毁宦官势力；成洪洞开辟竹石，压制它而使它生长成墙来遮蔽。沈侯应当以此自勉！难道没听说苍梧的吴公吗？他任顺德令九年才升迁，升迁后又做郡丞，还曾被关进三木之刑。吴公是怎样的人呢？是一个相像的人。’ 《魏将军致仕归长乐序》

译李宗阳、魏舜臣都是卫将军，治理惠州，与我友善。宗阳在文书法令方面廉洁谨慎，办理幕府文书，战战兢兢，从不失去分寸。舜臣喜爱奇伟倜傥的气节，敢于行动，志趣高远，从不向车前低头；天下若有大事，这两个人都可以任用。宗阳离开海上军队一年后，舜臣请求退休。卫将军舜臣，就是南峰公的儿子。南峰公博学而善于作文，被举为孝廉；主持选拔的人争取让他中选，但没有成功，于是让他的官职世袭为侯、千户，这并不是他的志向。他郁郁不得志，便上书向当权者辞谢，前往南峰射猎，践踏乡邑。南峰公提戈跃马出来说：‘这是我舍命的时候了，应当攻入坚阵而死。’朝廷赞赏他的勇壮，舜臣因此升任卫将军，调往惠州。舜臣有父亲的遗风，善于骑射，喜爱礼乐而敦厚诗书，这是家学。嘉靖戊午年，诏令推举材官武士，舜臣也在其中。随军征讨饶平，功列第一；征讨程乡，功列第一；征讨长乐、河源、揭阳、澄海，也都功列第一。征讨罗旁，才晋升爵位一级。当初舜臣镇守潮州，带着书策读书，我从闽地责备他说：‘大丈夫难道不应死于马革裹尸，反而死在蛀鱼书虫之下吗？’舜臣说：‘谨受教。’ 到这时，他继承先将军的志向，怀抱救济世人的谋略，忠勇奋发而死。朝廷认为先将军的恩泽已经施及这个孩子，父亲为国而死，难道儿子反而只享受其利益吗？半夜想到这里便捶胸痛哭，肠子尚未腐烂，眼眶已经哭干了。他想求得一次机会来报答，于是自幼入伍，大小数十战，却没有一件真正报效朝廷。性情疏简、怠慢而傲慢，不合于世俗，世俗也抛弃了他；只能拘谨地徒然拜起，暗中升迁，勉强养活妻儿。日后见到先将军，拿什么话来免罪？先将军和害过太夫人的人，原本想断绝一切牵累；因为孩子的缘故，勉强忍耐，把他带到京师接受官职，又带到惠州，借此能够跟随先将军，本来就像侍奉太夫人一样，何其幸运！最后以无能终其天年。此前调往惠州时，房舍已经建成，作为治所的田地房屋仍然存在；如今获准退休回乡，隐居在黄沙，射狐兔，从田间饮酒，夜里有时遇到县尉呵止，便恭敬地向他道谢。又说：‘率领儿子给太夫人祝寿，才是快乐；打开箱子，拿出父亲的书，交给儿子作为食粮。’难道能因为一次哽噎就废止事业，任凭阿谀之人取得世俗资财吗？故将军砍取葵藿，放牧鸡豚，东武替他发出叹息。男儿得志时应扬旗万里之外，不得志时像蓬草一样漂泊，这是应该的。军中有将领，将领又有统率士兵的人；能够统率将领的，不是平庸大众所能做到的。眼界不越过帷墙，目光不超出行墨，怎么会知道气度恢宏的人呢？何况还会把白说成黑吗？如果一定要倜傥豪迈，舜臣便会受挫；如果一定要修饰谨慎，宗阳便会困顿。出仕便手执斧钺，入朝便享受厚禄；早晨被举荐，晚上就受到褒奖，这样的人又是谁呢？其中的缘故实在难以说清。楚地有名剑干将，用水淬炼，能斩断天鹅、鸿雁，陆地上能斩牛马，却被看作铅刀，岂止如此？你们试试看斗牛之间，剑气腾腾上冲而光彩闪耀，下面难道没有藏着宝剑吗？可惜啊，只有真正知己才懂得它。《两广督府、御史大夫连江吴公奏绩序》

译我观察天下的形势，南北难道不是同样重要吗？周文王开始奠定基业时，玁狁向南侵扰；周宣王中兴时，淮夷在内地作乱。只是有一两个像熊罴一样勇武而专心的臣子，周王才任用并依靠他们。北方有南仲，南方有召虎。然而北方不过修筑朔方城，协助抵御玁狁；江汉一带却要经营、治理、平定、安定、巡行、宣教、划定疆界、整饬政事，甚至直到南海。难道不是因为朔方以北引弓的民族受到玁狁控制，不敢向南，能够在我们的土地上放牧，就已经足够了吗？我们何必滥用武力？江汉以南是衣冠礼义之地，接受天子命令，耕织以供衣食；若有一处不能沐浴恩泽，贤明君主便会感到可耻。内外形势不同，控制驾驭的方法也不同。如今四海环绕如带，东到三韩，西越酒泉，北至朔方，南抵越裳。函夏之内，设置旌节、开设府署的地方有二三十处。十五年来，海面平静，边境没有震动。将使唐虞逊让德行、殷周谦让功劳的盛世也相形见绌，诗人所说的境况，在这里简直不值一提。这是皇上安定天下、攘除外患的功绩，也是诸位大臣尽力施展才略的结果。评论者往往认为北方难治理、南方易治理，重视北方而轻视南方，大概并不是这样。北方人居住在沙漠之外，带有雕鹰猛禽般的声势，被认为剽悍。朝廷给予他们的待遇超过南方夷族，所以他们的材官吏士、粮草赏赐、节钺和首功，都特别不同于各镇。京师离他们近的只有二三百里，一旦烽火燃起、燧烟升起，朝廷便要承担忧患，驱使他们出塞，而玺书已经送到军中。南方本来是需要划分疆界、治理教化的地方，承担巡行宣教的责任，还混杂着雕鹰般凶悍的百姓，需要费力平定。远离京师，难道不更加重要而且困难吗？何况南海盛产珍珠、玳瑁、犀角、果实和布帛，到了那里的人往往就甘心享受。只有吴隐饮贪泉之水来洁身，沉下香瓣来表示诚信，却不能阻止卢循的侵寇，终于导致芦苇化为荻草，广州失守。贪婪的人因侵吞公物而败坏名声，怯懦的人因不能守卫国家而受讥讽。考察旧日记载，大多如此。若不是兼具文武才能、亲自操守廉洁，怎么能胜任其职而有话可说呢？万历甲申年，连江吴公奉命兼任两粤军政，军市租税以及郡邑转运的财物，都收入幕府用来犒赏士卒。若非军事兴起，没有什么可以取用的，他说：‘幸而我得以列位九卿，俸禄收入已经比臣下优厚，我怎敢再增加一丝一毫以招致官场非议？’库藏管理不得因我的缘故而不谨慎，连唐代所称的送使礼也全都废止。依靠公的威望，反复侵扰的弊端很快就像迅雷一样被铲除。他的军队并未衰老，年年还有盈余，于是减少没有根据的税收。凡是大的利害都上报，小的便立即施行或废止。第一次出兵便平定怀贺，第二次出兵便使珠池安定，第三次出兵便斩杀岑冈首领，于是使貙貐之类的凶兽被分割犁平，鲸鲵般的恶徒被肢解，东西两方的妖氛止息，威势震慑岭海。论廉洁，可以说古今两个吴公相抗衡。论武节，我家处在沉默之中，也不能不感到惭愧。即使超过周宣王时召虎的功烈，仍然不足以满足公的志愿。到这时上奏考核政绩，藩臬大夫和郡县官吏，下至守关之人，都说公气度宏大而不苛刻；讲究礼义的人赞美他，做不到的人则怜悯并教导他们。残存的墨迹中有两条戒令，比师保的约束还严；只有表率端正，人们自然不敢以身试法。于是知道空谈没有实效，徒然保持湿薪般的操守也没有用处。难说的事情，他却容易办成，公确实做到了。如今将入朝辅佐天子，我们又能把您怎么样呢？连同各部将领、材官直到普通士卒，都说世上的贪官大多归咎于武人，难道真是天性如此吗？俗语说：斧头凿子与木头，彼此逐渐契合。上面不苛求，下面不削夺，应该从今天开始。车舆仪卫简便利落，禁止滥役和强行招募，精兵轮番戍守，赏罚分明，粮食军需充足，疾病得到抚恤，于是将士同心，即使赴汤蹈火也能做到，所向之处都能成功，建立功劳。我们这些人哪里敢自称能够统率将领、统率士兵？公兼有这两种才能。哪里能够借用一个像汉代河内父老那样的人呢？他们又说：郡府应当开设府署，四方使者每天到来，往日供应车马、接待奔波于道路之事，公全都节省简化，使百姓休养生息。又命有司核查田地，平定徭役赋税，广泛勉励学校官员。往年发生大水，公慰劳百姓、赈济借贷，并把情况上报，使百姓免受灾害。天稍微不下雨，忧色便显现在脸上。我们这些小人已经处在《九罭》最后一章所说的境地了。想挽留公的人，东西相隔虽有数千里，却像出自同一张口。皇上果然暂时留下公，并下赐祖考的诰命。藩臬大夫山阴王君泮、宣城徐君大任、福唐郑君人逵，分部在节钺统辖之下，距离最近；而春及恰好在端州，于是命我来致辞。我想到召虎向周王报告成功，也得到‘有此福祉’的赏赐；公将仿效召公，也将继承您的祖先。召公的教化见于甘棠，而召虎开始敏捷地建立武功，这不仅因为他本人贤能，也是因为世代德行兴盛。公的先父宪副公，在岭表显著地施行美德，正是如今赐给您的封地。现在公建立考绩，和召氏相比，都是后代继承先人美德。召虎后来接受周王命令，我知道公一定会答扬美好的诏命，辅佐英明天子，推行文德使四方和洽，只需等待时机而已。区区两粤要挽留您，哪里能够做到呢？日月运行在中天，光照四方，难道会专门停留在一丘一壑之间吗？一丘一壑，哪一个不是日月照耀之处？所以我不是为了两粤挽留您，而是替天下向您道贺。《瓯宁滕公进副都御史督抚浙江序》

译进士黄君对石洞子说：‘我缙这个不才之人，和七十位弟子有幸凭经术出自滕公门下。朝廷因为浙江重要而设置督抚大臣，公将从京畿前往，凤凰看到德行，群鸟便跟随它；这是人才汇聚、征召贤能的时候。我将替世道庆贺，您认为怎样？’石洞子说：‘好。滕公大概就是凤凰，而我已经衰老得很厉害了。要使天下和平，应该没有比公更合适的人。近来听说浙江的任命，我不知道自己为何高兴得无以复加。公将要治理浙江，请让我谈谈浙江。高皇帝划定疆界，在全国设置屏障，设置按察官来统治。遇有事情，便由副卿奉命出巡，事情办完就退下。如今在重要地方设置旌旗、开设府署，已经成为固定职务。治理军队叫督，治理百姓叫抚，这是国家制度。九边用来防御外敌，两畿则是宫阙陵寝所在之地，又有列侯、外戚、中贵人和豪侠盘踞，却都不如浙江难治理。为什么？把它称为难，是因为要在不让它陷入困难的情况下解决别人认为困难的事情，这才是困难中的困难。浙江北有震泽，东面环海，南连闽越，西通豫章，纵横千里，披甲之士百万。这正是句践凭借江淮、称霸齐晋的地方。每年漕运粮食供给中都官，处在江南半壁；诸侯王不能把它作为封地，地位等同京畿，由此可知它的重要。’ 百姓多有文采，仰赖机巧和利益谋生，没有不穿丝衣、拖着绮绣衣裳的；弹筝作乐，六博蹴鞠，懒惰不做事，却热衷于游闲公子的名声。往日倭夷像蚊虫聚集，也许正是这些原因招来的。大难虽然平定，戍守却不能停止；稍微拂逆他们的心意，便群起喧嚷，非常可恶。壬午年的事情离现在不远，足以使人寒心。论百姓，则如此偷懒怠惰；论军队，则如此骄横凶猛；危险潜伏而未爆发，便把它称为安定。耳目手足仍然像壮士一样强健，病根却在骨髓，这就是扁鹊望见便逃走的原因。明智的人在衣服尚未被水浸湿之前就准备好蓑衣，却有人说这是过度戒备、太胆怯；发现瑕疵裂隙便修补治理，却有人说这是事先多虑、忙乱不安。用华丽文辞维持交游，这两件事都不能避免困难，怎么办呢？吴干之所以没有东西能够阻挡，是因为锋刃锐利；如果拿着它却不割，与铅刀一样。法令也是治理天下的吴干，严明则锋刃锐利。驾驭烈马的人，要使它的衔勒和马鞭有力，否则它会发怒踢人；把劣马约束在衔勒和马鞭之下，二十四只蹄子也能使它们步调一致。为什么偏偏拿着柱后惠文冠，却对偷懒怠惰、骄横凶猛的人畏缩不前呢？滕公在广东以德礼引导百姓，就像严师在上，他们不敢有一天放荡嬉游。适逢军队纷乱，有人撞击太守府门，各司大多关门躲避。滕公出来后，终于没有发展成祸乱；他在长江治理军队，旌旗整肃，钲鼓之声，仿佛平定陈地时的情形。如今前往浙江，就会在那里辨明这一点。黄君说：‘滕公从县令起家，历任藩臬，做到九卿，所到之处百姓都像奉戴父母一样，难道只是专门严厉而治理吗？只是一味严厉，难道还能不使人困顿吗？’石洞子说：‘不是这样。传书说：宽松则百姓怠慢，怠慢便用严猛纠正；严猛则百姓残伤，残伤便施行宽缓。以宽缓调和严猛，以严猛辅助宽缓，政治因此和谐。这就像水火相反，却实际能够相互成就。子产施行严猛，却没有因此损害恩惠；太叔不忍施行严猛，最终在萑苻招致祸乱。如今百姓也已经怠慢了，就应当用仁爱抚慰军队，用礼义示范百姓；如果他们失去礼义，便不再姑息我们的仁爱，法律也不赦免，又怎么会困顿呢？周朝的东都也是重要地方，周公告诫它，君陈以和柔治理它；不刚不柔，便只遵从毕公的命令，使道理通达、政事得到治理，恩泽施及百姓并被四方夷族依赖。不能不用正色率领部下。公曾经督理浙江学校事务，以身作则，士子都像服从服饰规范一样服从教化。孔子对于乡巷百姓、什伍之士又有什么特殊做法呢？百只猛禽也比不上一个鹗，何况凤凰呢？你应当修饰五彩，随公在虞廷任职，努力吧。’ 黄君说：‘我缙这个不才之人，哪里足以为公效力？您的话也许是通达治理之道的谋略，请让我把它用来效力于公。’ 《清漳洪将军参将思恩序》

译国家考察古制，文武并用。朝廷内部有六卿、五军、两臂来辅佐君主，郡中设置万户，由行省都帅统制。按照常制，有事时诸侯得到彤弓，出外总领军队，这就是大将；辅佐大将有参将，又有游击将军，驻处并不固定，就像星辰有纬星。所谓将领就是这些。后来边疆事务日益兴起，于是把这些职位一并设置为常制，文官又跟随监督。于是万户听命于郡司马，都帅、参将听命于按察大夫，大将听命于御史中丞。孟贲、夏育难道不是勇士吗？让他们低头听命于庸人，勇气也会减少十倍。我曾经以为妇人不足以徒手搏虎，书生也不能抵御战争。于是上书庄皇帝，请遵循高皇帝的法令，考察贡士的骑射。后来到了整军督兵之时，文官担心自己柔弱，披甲之士却喜爱礼乐、敦厚诗书，文官也不敢再因自己不懂而傲慢了。洪将军是清漳人，家世承袭儒学，曾以儒术求见有司，未被任用，便舍弃儒学而学习兵法。考中进士后，总领岭北守备，又在右江统辖两粤中军参将；在岭东曾与永平侄平定黄乡，已攻破八砦，在西山歼灭凤山妖人，消灭岑冈逃犯，受到皇上特别赏赐，事迹载入盟府。他的韬略和兵法很丰富，也正是诗书礼乐熏陶的效果。儒者往往喜欢谈论军事，如贾谊把头颈交给单于，终军甘心前往南粤。我这个不才之人，也曾跟随石莲洞学习射箭，想在塞北旷野建立功业。贾谊没有得到任用，终军一经尝试便遭挫败。我像贾谊一样，能够保全性命，饮用石洞的水，但在梦中也未曾不想到伊吾。假如将军从前能够被有司任用，小则治理郡邑，大则位至卿相，未必亲自到军中陷阵、夺旗刻功，在钟鼎上留下名声，像如今这样称心得意，这一点可以想见。可惜像我这样不幸，黄土已经埋在田垄之上。过去马文渊在浪泊，飞鸢纷纷坠入水中，乘坐下泽车、驾驭劣马，确实不如少游将军乘楼船平定南岭，把铜柱立在交州，声名流传后世；这难道不是奇伟的大丈夫吗？将军在惠州，统领万户二人、千户十六人，水军一支、步军三支，士卒一万多人，本来就是可以用武的地方。碣石、龙江仍是内地边防，骏马在崎岖道路上迅捷，利器在盘曲错杂之地更显锋利。邕州内可制服广源，外可控制交趾，这是我施展身手、运用自如的地方。谋划西粤的人，必定首先称说八砦；区区残余势力，哪里值得挂在嘴上？昆仑一带，难道不会有像侬寇那样的人乘隙偷偷发动叛乱吗？日南仍不是我们的疆域，讨伐问罪的军队已经在眼前，铜柱也历历在目，将军难道没有这个志向吗？西粤的强弓利戟，都从邕州出产。马匹高大，士卒披着坚甲，脚踏强弩，争先恐后冒险迎敌。军籍上的士卒都出自田亩。世代将门仍有三代兵法，所以西粤的军队常常雄视天下。譬如猛狼，由将军像王良驾驭名马一样使用它们，又像风胡子引太阿剑，前面没有任何阻挡。安城有九部军队，都隶属于将军幕府。如果问起缘故，守将会说：‘我们本来只是牧养鸡豚，因为听命于将军，这正是报答刺史。’我的朋友李宗阳是世代将门，曾向将军学习。他说将军节操廉洁，简直无法用言语说尽。将军是儒者，理应如此。然而宗阳跟我学习儒术，也没有显达；儒术又有什么用呢？水将某、步将某，长久为将军办事，不忍分别，于是请宗阳代为向我求言，我便写下这些话，代替绕朝献策。《长宁邑侯龙公致仕序》自从有了俸禄官位，年老的人往往步履匆匆，像奔驰一样追逐那些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直到拄杖以后才停止。因此，能够辞去荣禄、保全真性、停止机心、勇于退隐的人，没有不尊崇他们的。邴曼容、陶渊明因此在后世留下声名。若不是这样，蜈蚣甘愿吃带子，麋鹿甘愿以草为食；万物本来性情不同，人也有这样的差异。所以有人藏起钱袋进入秦国，有人凿穿墙壁逃避鲁国，有人解开束缚投奔齐国，有人拖着尾巴逃往楚国，都是为了适合自己的适意生活，只是不能一定如此罢了。况且道路哪里有常规？今天下雨，明天放晴；今天突然下雨，突然又放晴；天都不能确定，何况人呢？官位不过六百石，还不如不做官。任官八十日而不折腰，姑且得到弦歌之乐并资助三径生活，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心机发动之处；有人来，有人去，有人很快，有人很久，也不是人所能预料的。孔子游说七十二位君主，却不能在卫国待上一天；孟子行走千里去见君王，回来后却浩然自得。这不就是所谓天道吗？我曾调任宾州，一天向百姓辞别，穿着菱荷衣服离去，世人妄自以为我高尚。我说：您没有见过酒徒吗？他们整日处在酒糟堆中，昏迷眩晕，路上看见曲辕车，便张口呕吐；他们本来就是有所厌恶。以我自己的情况来看，龙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吗？龙公，是楚地的高士。他出仕做长宁县令。长宁设置县治十多年，处在阸■〈阝区〉斗、万山深处，连三户人家的集市都没有。龙公胸怀经世济民的才略，岂是区区“牛刀”所能比拟的呢！他曾说：“县邑虽小，我不敢因为小而轻视它；规模不大，我不敢因为大而扰乱它。使政事安静恬淡，振作整顿；节省用度，爱护百姓；兴办有利之事，革除弊病；救济困乏，抚恤灾害；扩大储备，放松关卡和征税；修建渡口桥梁，安抚商旅；兴建学校，培育人才；驾着柴车、穿着粗布衣，开辟山林。”这些事情，龙公都做到了。三年政绩完成，他便引退自身。他说：“我在县中任职已久，瘴疠肆虐，希望交还印绶，告老还乡。”可是，他在这里已经适应风土三年了，即使瘴气能伤人，也不能伤害龙公。他的政绩考核列于上等，上下都信任他，各位上官给他的评语全是美辞。即使直道难行，龙公已经得到上级认可，突然退隐，也只是时势所推动；人的行为哪里能够完全由自己决定呢！古人说：“饮水的寒暖，自己最清楚。”我本来想勉强装作不知道，却不能够。长沙有屈原、贾谊，所以那里的人喜好辞章，有《哀郢》《吊屈》一类文章，所以那里的人廉洁而不容于世；那里有衡山、岳麓，所以那里的人高峻挺拔，难以企及。我曾在白鹤峰下见过龙公，只见他萧然超脱于尘世之外，简直不是凡间的人。龙公要归去了！我将决定隐居衡山，请他为我在朱陵之上筑一所房子。《鹑野马公二守巩昌序》

译我考察古人，发现那些通达而耿介的士人，各自顺从自己的性情，安乐地保持本性，一生都不肯假借、改变自己，大概也是上天所赋予的吧。有些人撅唇张口，眉目妩媚，巧言媚笑，卑躬屈膝，举止柔媚，能使忧愁的人欢愉，使愤怒的人喜悦，使坐着的人起身，使离去的人返回。士人想和他交朋友，女子愿意嫁给他。等到见了王公大人，便迎合对方的意旨，顺承脸色，称颂其盛德、歌颂其大功，仿佛要让伊尹、周公陪车，让齐桓公、晋文公扶车而行；听的人渐渐陶醉，自己也不再觉得比不上他。出门就是九轨宽阔的大道，凭着尊贵的地位和便利的权势，和姬妾歌儿相伴，满足耳目，娱乐心志。通达之人就是这样。耿介之士却不是这样：他抱守专一不变的义，生活在虚妄的世道中；明知圆孔，却偏把榫头做成方形；明知道道路狭窄曲折，却偏要把车造得高大；明知菉葹充满屋舍，若不是申椒、菌桂，便不肯服用。他来，不必招引；他去，想挽留也留不住。见到他的人都战战兢兢，反而把我比作荆棘，所以常常困顿失意，屈居下僚，独自在绝无同道的境地中受苦。即使使我的名声流传千秋百年，枯槁困顿又算什么呢？冰山一见阳光便消融，一时之间苍蝇都来成群附着；但到了百花凋谢之后，松柏才终于挺立出来。那两个人起初的愿望，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猿猴以树木为家，鱼以水为家；人以肉食为美，麋鹿以草荐为甘，这些都是上天赋予它们的本性。江陵相公执掌国政时，挟有震慑君主的威势，奔走号令天下，人的生死只在他的呼吸之间，人的贵贱由他的意旨决定。他高兴时，季氏比周公还贤；他不高兴时，曾参、史鱼也会被说成盗跖。四海九州的人，都恨自己没有机会到他面前。鹑野马公与他同乡，年轻时考中甲科；相国非常想栽培他，让他做大县的县令，稍后升入郎署。马公议论政事与人不合，被调出判某州事，又量移为惠州别驾，如今才开始担任巩昌的佐贰官。难道不是十分沉郁吗？然而相国有一天辞别宾客，不再入朝；高台还没有倾覆，平日受他眷顾、听他咳唾的人便无不受到牵连，连一尺绢、一根簪子的祸患也延及乡里。马公却能洁身如蝉蜕，脱离污浊之外。这难道是所谓通达之人吗？客人说：“到千里之外去，有的走直路，有的走弯路，到达目的地却是一样的。”巩昌是汉代的天水、陇西一带，多林木板屋，土地高远偏僻，逼近戎狄；百姓修习战备，崇尚勇力，把射猎放在首位。让郡丞兼理军务并列高等，赐玺书、建旌节、整备军队、开府治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寒暑相继，是天道的规律。石洞子说：“假使马公善于在郎署做官，那也就够了；为什么偏偏要到巩昌去呢？以正直之道侍奉人，仍然遭到三次贬黜。他将要出行时，我去看望他；在船中遇见一位术士看见马公，问道：‘是来问命的吗？’” 是来问人的命运吗？石洞子说：“《列子》讨论力量和命运，归结到自然；我认为应当说天、人、自然三者共同作用。孔子被伐木削迹，困于陈、蔡，不能胜过季桓子，向西行也可以说是命运；假使稍微贬损自己，哪里只是卫国卿大夫的尺寸地位没有得到，简直可以说是人为的了。平定天下，是上天所不愿意的。所以说天、人共同参与其中。”子静谈论命运，把伯夷、叔齐抬得很高，却把齐景公置于其下，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马公回头对术士说：“请暂且停下，不要再谈了。”对我说：“我甘愿前往。” 《顺德叶侯入觐序》珠玉不必长脚却能来到，是有人推荐它们。羽山一带有翟鸟，在丛林幽蔽之中饮水啄食，距离虽远，却并非没有被发现的可能；它的羽毛既然可以用作仪饰，虞人便会为它张罗捕捉。何况有人怀抱美玉，手握瑾石，身负龙凤般的文采，却困居闾巷，无人替他推车荐举。这样看来，国家的仁人贤士，反倒不如珠玉羽毛一类的东西，难道还胜过朝廷中的人才吗？百里奚在牛口下喂牛，甯戚敲击牛角，这都是因为遭逢困厄。一旦从牛口之下被举荐出来，得以面对万乘之主，谋划合乎君意，彼此相得而益发彰显。他起初的愿望哪里想得到这个地步？那么举荐他的人的德行又该如何呢？大臣侍奉君主，没有不把人才放在首位的。隋唐以来，尤其重视考校文章；一旦出自他的门下，便终身奉他为主。为他设置面向北方的座席，夏天得到他的荫庇，秋天收获他的成果。人们把门生比作桃李；既然没有偏私党援，谁不会得到至公之人的教诲呢？给人一壶饭食，接受的人便为之动容；偶然在路旁相逢，停车交谈。以后在另一处相遇，也不会忘记当初的情谊。引导他们侍奉君主，引导他们从事政务，使功勋建立于帝室，声名流传后世，这些常常都由此开始。即使此人不能施恩于彼，彼人也不能报答此人，只要能够做到有言必应、有恩必报，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一定要全都出于私情吗？顺德叶侯，自其父赠文林公以来便以礼义传家，因此在南畿乡试中以优异成绩名列第一，成为进士。至于其他经书，也没有不能折服五鹿充宗的辩才的。今年诏令天下考试士人，不必专门考文学掌故，郡县官吏也可以参加。只要他们贤良即可。于是叶侯在广东分考《诗》《礼》二经：《礼经》取中大埔的吴墀、南海的曾士鉴、广州的朱凌霄；《诗经》取中长宁的潘思诰等，共六人。曾生是我的莫逆之交，志向高远，仰慕古人；他作诗以北地诗派为规矩，以杜陵为宗法，那么当朝的名公以及藩臬大夫，就没有不把他看作国士的了。杜子美是诗圣，唐代考试又试诗，他竟然在考功侍读赵公那里受挫；赵公说：‘曾不如离开这里吗？’大概是为他考虑。等到中隽方伯滕公在院中，欢喜地对同僚说：‘贤者已经被任用了。’所以，故人因他被举荐而感到幸运，而曾生又因得到人才的赏识而增重声望。叶侯识别千里马，所选的马脚力一定整齐。曾生是骏马，其余五人是上等马，便可由此知道了。唱过《鹿鸣》之后，叶侯入朝觐见，六人又唱《骊驹》。我认为先王的制度是：出巡时考察功绩，入朝时陈述职守；俊杰被任用，庆贺一定随之而来。如今也是在实行古人的道理。乡试到了大良，我听说叶侯的美政非常完备；他用来报答天子的功绩不止这些，这只是其中之一。舜辅佐尧有十六项大功，我的功劳已经有六项，得到庆贺不是很应该吗？诸位先生请看吧。壬子年，正当叶侯举荐我时，我也在顺德；转眼已经五十岁，却没有什么可长可短、值得称道的功效。诸位如果不愿辜负叶侯，那么我就是前车之鉴了。《两粤督府刘公奏最序》

译高皇帝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划分天下疆域；方伯统辖州郡县，治理百姓；监司奉持三尺法绳，纠察他们的过失；连帅统领材官和戎士，披甲守卫边疆。三司一同设置，像鼎的三足一样，天下于是既得到治理又获得安宁。若治理不好，便派一名九卿持节出巡，事情办完后回来报告。后来确定重要地区，便派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到方伯统辖之地，三司各按职掌接受事务。文职称抚，武职称督，这是军制。两粤在五岭之外，东西五千多里，崇山巨海隔开南北。赵佗闭关自立，乘黄屋车、树左纛，面向南称孤，传国五代；祸患不是自己造成的，即使有强力之臣、善辩之士，又将有什么用呢？如今天下统一，疾病藏在山林草泽，龙蛇之类容易滋生；内有夷官错杂，外与日南共同据守培垒险要。若不是有雄才大略的元老，文武才具兼备而又修养文雅的人，哪里能够胜任呢？这是因为此地地位重要。两粤开设都府，始于成化年间的韩襄毅；前有叶文庄、王忠肃，后有秦襄毅、刘忠宣、王文成，他们的名字都在勋府功籍中，功业流布于南方，这些人都值得称道。皇上即位十五年，这一年岁在豕韦，符离刘公由御史中丞起家，出任粤西巡抚；第二年升为右司马兼督两粤，这一年岁在析木之津。他的功绩施及粤人，任职已满三年，应当向方伯、监司、连帅上报；我有幸充任下僚，奉行他的约束。刘公功业巍然。皇上阅览考绩簿册，依照旧章加封他的祖先，登记他的子孙后嗣；早晚入朝任三公的某某等人，也将分享这份光耀。我私下想着，如此丰功伟烈必定会载入太常，刻在玉版上，收藏于金匮之中。粤地不能没有记载。古代有大功勋，便刻在名山之上；神禹疏通河道，碑刻在岣嵝山，直到今天仍与朱雀争高。罗浮石洞本来就有藏书之处。于是方伯派一名使者带着行李来命令春及撰文；缙绅大夫以及博学作文的人并不少，即使粤地人才不足，难道能让山泽之人代行撰写简册的差事吗？王司谏在朝廷上奏荐刘公，我冒昧地攀附骥尾；自己衡量与刘公相比，虽然连洒扫之任也未必担当得起，但我的姓名已经通报到幕府，又加上方伯的命令，哪里敢以文才不足推辞？三年考核政绩的制度见于有虞之时；当时禹任百揆，稷主管播种谷物，契主管教化，咎陶主管明刑，伯夷、夔主管礼乐。这几位各自专任一官；至于年老的大臣，哪里只是三次考核、十二州牧进食所重视的对象？使远方来归、使近处亲附，敦厚德行、信任善良，同时慎重任用官员，也正是这几位的职责。因为内外本来就是一体，众功都能兴盛；价值千金的狐裘，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刘公如今虽然总领这些事务，与古代九官相类；用古代来衡量今天，便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有时减免草田的征收，暂缓收取；事情平定后，便劝农使百姓全都出于南亩，风雨按时而来，年谷接连丰收，这是后稷的功绩。设置父老、老师、帅、伍长，制定条教颁行民间，劝人向善，防止奸邪，这是教化和礼乐之官的功绩。夷僧擅自进入近郊，创建寺院供奉所谓天主，用邪道迷惑百姓；派岛夷中的侦探窥探消息，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来路，于是将他们驱逐，一切秩序恢复如常，并用神道设置教化，这是伯夷的功绩。把逃窜的盗贼降伏到海南，他们的同党分散居住在岛中，把珠池作为外府，于是擒获了两个首领，其党羽便被击破。清澜逼近文昌，刘公命令出兵征讨，把军队分成三部，张开左右两翼，在清澜港交战，击败贼军，贼人逃走。又在磠洲洋交战，大败贼军，斩首六百多级。不久，珠盗也一同兴起，逃到磠洲的贼人都联合起来。四位将军分道并进，大军取得大捷，俘获、斩首一千一百八十多级，南海于是平定。移师向东，妖贼被诛灭；又向右方讨伐叛夷，罪人授首。这些是大禹征伐苗民、咎陶惩治扰乱华夏者的功绩。这几位都是圣贤，是帝王的辅佐；譬如八音之中，没有一种不是兼管总摄的，随着哪一种乐器奏响，便应声而鸣。后世把各种事务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所以就难了。有人说，刘公任职总能建立功绩，若让他进入百揆之列，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把他放在外任呢？内外本来是一体，却都没有不可胜任的地方；没有后世所说的十二牧、九官那样的人，他们的名声没有见于典谟，只是古文简略罢了。再看周代的制度，本来可以类推。周公、召公兄弟二人，禹、咎陶分治陕地，然而他们都在外主持诸侯事务，入朝又辅佐天子。召公将要老去，周公称他为老臣；德行没有衰减，鸣鸟也不再出现。周公想彰明农事，召公便作《卷阿》来告诫成王，也以凤凰作比喻。毕公代替周公做东方诸侯的长官，辅佐君王，四代之中这些人难道都能按年计算吗？有虞时代如此，成周时代又如此，刘公的考绩也就可以知道了。唉，难道这是偶然的吗？太一所在之处，总有众多的人匡正保卫。汉高祖灭秦而称帝，王侯将相都出自沛、丰；光武中兴，南阳人才接踵而出。高皇帝在淮甸兴起，一时豪杰同时在濠梁起兵。刘公正当这样的时代，中山、韩国那样的功烈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上天保佑我大明，文王子孙代代相传直到万世，必定不断生出名世之才，作为国家的股肱。这就是中山、韩国在草创蒙昧之时经营天下，刘公辅佐守成，他们又都出自濠梁，都是天意。小子我地位卑微，哪里敢妄自比较名臣高下？姑且叙述所听闻的事，用来介绍给方伯，也许可以流传到四方都会；副本则收藏在石洞中。《宪副黄公备兵岭西序》

译汉代太守兼管军事，称为郡将，如龚渤海、赵颍川、张胶东一类人，都能制服、遏止叛乱而显名，并不只是因为行政治理有声誉。本朝太守既治理百姓又治理军队，于是由按察宪臣中的佥事或副使承担；而副按察使如果不是太守中政绩优异者，也不能升任，这尤其是不同寻常的等级。吴郡黄公任惠州太守六年，治理常常列于各郡之首，部使者多次上报他的政绩。御史大夫连江吴公入朝任大司空时，也特别推举黄公，首先就想让他长期任职，哪里忍心长期埋没千里马呢？于是诏令黄公任按察副使，分巡岭西，治理那里的军队。客人拜访叶子时，洪将军也在场。客人说：‘黄公大概是循吏。他谨慎修身，以身作则，居官廉洁公平；均平土地赋税，严禁淫邪；赈济困乏，礼敬高年，尊敬贤哲；担心百姓懒惰贫困，便帮助他们经营产业；希望士人能够出仕显达，便考核他们的才艺；设置闾胥、党正，使人们互相收容、互相接受、和睦亲爱。六年之间，废弛的事情全都兴举，盗贼不再发生，公府肃静，诉讼减少平息，上天降下祥瑞，以嘉谷作为报答。黄公大概就是循吏。’汉代二千石官员有治理成效，皇帝便用玺书勉励，增加秩禄、赏赐黄金；公卿职位有缺，便从他们所表荐的人中选用。虽然不能使天下迅速改变，也可以说是循序渐进。哪里只是汉宣帝这样做，我宣皇也曾修明这种近似祖宗、远取法汉代的制度。借黄公之才而暂时空置公卿之位以等待他，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竟然把我慈父般的黄公夺走呢？洪将军说：‘您只知道其中一方面，不知道另一方面。我梦鲤在疆场任职，侍奉黄公已经很久，黄公大概更擅长军事。如今国家太平，儒者主持政务，设置军营、分掌防区，不过像陪台借籍一般；即使让孙武、吴起登坛，卫青、霍去病接受兵权，也不能免除文书之事，更何况那些琐碎事务呢？您说不是这样。股肱和爪牙，都是用来辅佐君主的。凭我梦鲤这点不才，尚且承蒙黄公收留、振拔、教诲；凡是万夫长以下的人，只要有一点长处，终究不会因为一次过失而被废弃。冲锋陷阵、拔旗破阵，只有我们这些人能够做到。使粮草充足、士马饱足，自有主管之人；黄公时常出来传达命令、询问疾苦，三军就像身披丝绵一样温暖。他治理苑南郊，任用都隶统领戎士，推行三令之法，明示五兵之教，士卒没有不投石、跳远，想要一人当百、争先奋勇的。郊外边界申明封守，防备牢固，潜伏的盗贼无从立足，战鼓不响，边境也不惊扰。梦鲤得以安闲游息，免于簿书责罚，都是黄公的恩德。’岑冈盗贼两代未被诛灭，即使有王文成的智慧，也不能满足消灭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巢穴深险曲折，根株盘结，又有江上首领帮助其凶虐。黄公派遣间谍查明要害，储备粮食，陈述便利办法，请示幕府；梦鲤准备好手持长矛，大军终于取胜并建立功勋。黄公受到上等赏赐，像猎人发现猎物一样；梦鲤只能使猎物奔逃。猎物被猎犬捕获，猎犬有功；黄公发现踪迹、指出兽所在，是有功之人；将领统率军队，黄公大概兼有这两种功劳。朝廷把四海看作一家，只看重哪里紧急；把群臣看作众多材料，只看重各人的长处。岭西不可迟缓，而黄公长于用兵，正合适。叶子笑着说：‘观察水有方法，一定要观察江河；从斗中看水，便说它是方的；从釜中看水，便说它是圆的。所见不同罢了。’黄公文武才干兼备，客人只是多说了一面。他治理百姓时，将军只谈军事，难道不是像从斗、釜中观察水吗？如今鸡用来报晓，狗用来看夜，马用来驾车，牛用来耕田，它们的用途就是这样。龙却能大能小，忽然潜入重渊，忽然升上九天，忽然藏在一条沟壑，忽然遍及八方，所以称为神龙。黄公具有龙的德性，神妙变化而滋润天下；文武一经一纬，交替发挥作用，均平四海、规范万邦，正要从这里开始。岭西固然应当受到陶冶，难道唯独要遗弃那些疲敝的郡县吗？众人都说好。客人退去，将军也登车离开。黄公听说后责怪叶子说：‘您的鞭子虽然长，却打不到马腹。’大夫说：‘用来规范万邦的责任，我哪里担当得起？’大夫从岭西归来，希望听听岭西的情况。叶子推辞谦让，于是说道：‘岭东、岭西好像悬挂的衡器两端一样。南越的基业从龙川兴起，南汉从封州兴起；隋唐之间，冯氏据有此地达数代。徽之帝以端州为都，高之帝以康州为都，南陈皇帝在江左称帝，则任用高要太守；这些都属于帝王之地，而岭西尤其雄强勇武。北面以桂林、连州为屏障，西面包括罗、窦之地，猺、獠杂居；大海环绕南方，风帆迅疾，各夷国仿佛就在门户之外。山川险要、材木丰饶，大约是岭东的两倍，这是它的大概情形。预先防备意外，一天也不能忘记；既然戒备警惕，东西两地同样负有守护疆土的责任，那么监司和太守的考绩也应当相同。太守的职权广泛，而监司的职掌专一；太守的职位亲近，而监司的地位尊贵。专一则力量不分散，尊贵则施行职权不受牵制。以文职为根基，以武力来施行；以专一来精练，以尊贵来临制，这对于岭西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况且岭东已经平息战事十多年，却又发生了岑冈之役；罗旁虽然已经设置州县，仍然暗中想放纵其毒害，窥伺我们的漏洞，怎么能说它已经灭亡了呢？这些也是东西两地共同面对的情势。’黄公出发吧！上有督府吴公，下有太守郑公，春及我已经听到他们的言论，观察他们的作为，都是掌握纲纪的大臣，一定会同心协力、共同济事。何况接替山阴王公的，也是您的萧何。黄公起身致谢说：‘大夫所筹划的事情，意味深长啊！古人曾在酒席之间折冲御侮。大夫将要向西出发，我每天将在星岩之上尊奉您。’ 《节推孙公考绩序》

译石洞子说：‘解说《春秋》的人，为什么把文字解释得如此深曲繁绕，反而过分追求圣人的微言呢？从前周道衰微，王道道路阻塞，诸侯任意妄为，政权掌握在强国手中。孔子游说七十二位国君而不能被任用，返回鲁国，便依据史官旧文编次《春秋》。其中记载桓公、文公的事，以史实为文义；孔子自己说是窃取而来，这就是《春秋》的大概宗旨。删削取舍本由自己决定，只要用一句话加以褒扬，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相比。当时本来就已经有人夸张称说；后世人人各持异说，各自安置自己的心意，反而失去了真实含义。说孔子是大圣人，难道他的文字会荒诞欺骗人吗？于是人们偏要在一个字之间寻找褒贬。唉，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孔子的心意和孟子的学说吗？我看，君王是否称王、事情是否记日，是史官的记载，不是孔子的手笔；人的名字是否直书，君主是否公正，是史官的记载，不是孔子的手笔；用字是否合适，人是否仍称其为人，公子是否称公子，大夫是否称大夫，国家是否称国家，战争是否称战争，也都是史官的记载，不是孔子的手笔。然而他们全都战战兢兢地拘泥于一字的褒贬。孟子说《春秋》是以史为文，难道是虚妄之言吗？所以只须直书事实，而美恶自然显现，劝善惩恶自然明白，这才是《春秋》的意义。许止弑君却不获罪，获罪的是没有给君主服药；赵盾弑君也不获罪，获罪的是没有讨伐弑君的贼人。因为这些，便产生了诛心之论，这与腹诽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种解释发展到极端，便惨刻少恩。窦太后诋毁儒者，司空被罚服苦役，大概就是因为过分急切。张汤本来是严酷的官吏，后来因推荐乡里文学之士，断狱时想附会古义，于是请求让博士弟子研治《春秋》，补任廷尉史。所谓以《春秋》断案的成例，一定就是这些人所作。他们又向董仲舒的学说靠拢，张汤用深文巧辞诋毁他人，使人陷入罪中而无法恢复真实，以胜诉为功，博士弟子反而成了罪魁。节推孙公家学《春秋》，他的父兄都凭此达到通显的地位。孙公年轻时就聪颖地研治此书，尤其精通；虽然有时也采用康侯一类人的说法，却能够在数千年之后探求圣人的本心，不拘泥于经文而考察传文，不穿凿文字而探求本意；把诸儒在一字之间战战兢兢的说法涤除而去。世间流传《孙氏春秋》，以及司理惠以诚，都是长者处理官事的样子：像高悬的明镜一样，自然显出美与恶；像设置好的秤一样，自然显示轻与重。正如孔子的《春秋》，褒贬进退都根据事实，从未越过十邑百姓的实际情况。百姓欢欣明快，因害怕难以欺骗他而服从其深厚德行。这说明经学明白而心术端正。太守黄公召集十邑的士人教导他们，吴天觉等人又带着《春秋》到孙公门下求教。因此孙公三年考绩上报时，吴生等人徘徊不忍离去。我认为祖宗的制度是按照考绩决定升迁，也是九年一考。万一皇上很看重孙公的经学，留他在朝廷侍奉，裁决重大事务，那又怎么办呢？汉代最重视经学老师，后世若说《孙氏春秋》中有吴生这样的学问传承，也就值得庆幸了。《张应谏冠带序》叶子从石洞回来，头发已经白了。孝廉兆行在白鹤峰下停留，向我谈起应谏张君的为人。应谏年轻时才智出众，父亲节斋翁认为他非同寻常。他在同邑卢水部那里学习已成，又跟随宝安黄博士、黄孝廉学习。学业完成，将要赴有司应试，便向三位先生辞行。水部说：‘他将要做婴儿，你也就同他做婴儿；他将要做滑稽之人，你也就同他做滑稽之人。’朱绂先生正要来，博士说：‘射箭的人希望射中，钓鱼的人希望钓到。鱼却要搏击牛虻，盗跖却要拉开乌号弓；守在沟渠里的小鱼，却要用任公子的巨钓，本来就是难以遇到的事。’孝廉说：‘哪里知道享受利益的俊杰就是先哲？偷钩的人被诛杀，偷取国家的人反而成为诸侯。’应谏说：‘先生用来教导一名獬豸的道理是正确的，世人用来寻求一名獬豸的做法却不正确。’他带着所学前往，果然没有被有司录取；回来后打开箱笼，把一切都丢弃在祝融氏那里。我将向葛洪学习，亲自筑一室，面向朱明山，命名为‘息机’，并说：‘有机巧之心的人必有机巧之事，有机巧之事的人必有机巧之心。机心存在胸中，纯真洁白的本性便不能守持。’我很欣赏庄子的这番话。应谏从此不再出仕，每天邀请四百三十二位君子入室，与他们结为无需言语的朋友。客人到来，便谈论文章、吟诗作赋，弹琴、投壶，心情豁然开朗。他在庭中种草，在盆中养鱼，说：‘我有这一间屋子，和你们共同拥有这些，也就足够了。’县大夫听说后认为他贤良，表彰他为罗浮逸士。先生听说过这个人吗？又说：‘应谏是个孝顺友爱的人。’节斋翁有三个儿子，应谏是次子，长子和幼子都先去世，幼子又没有后代，于是让长子的次子承继幼子。等到把几位孤儿的婚嫁安排好，才得到进士黄拱辰这样的女婿。应谏继承节斋翁的产业，家境更加富裕，却从未因此自我封闭，反而厚待宗族之人。他的族人养利太守多次称赞他，振兴乡里的产业；即使在乡里，也没有不称赞他的。郡太守听说后认为他贤良，发檄文命县里授予他冠带。应谏已经结交了四百三十二位君子，可姓名却不能通达到石洞人那里，这是什么道理呢？石洞子说：‘士人生在今天，即使黄脸白发，老死于田垄之上，又有多少人能够说清呢！古代君子所学不出《诗》《书》，所行不出家庭；朋友在乡里称誉他，乡里推举他，他就能历经金门、登上玉堂，进而使当世君主得到贤才。汉代重视乡里评议，太守可以自行举荐士人，这还算是在实行古人的道理。如今舍弃品行而寻求诗书，舍弃诗书而寻求枝叶；即使孟轲、扬雄也要和求取功名的人在蒙昧之中竞争，韩愈尚且认为困难，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或者说，我对此仍然感到庆幸，因为古道还存在。俗话说：‘女子无论美丑，入宫都遭嫉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入朝都遭嫉恨。’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忌妒。既然忌妒，便会先行嫉恨，又何必等到入朝之后呢？又说：‘为什么重视耳朵听到的而轻视眼睛看到的？因为忌妒。’眼睛看见便忌妒，忌妒于是使它变得低贱。看今天的情形，谁不是这样呢？然而孝廉彼此交相称誉，应谏又得到太守信任。假如应谏生在汉代，难道终究会埋没在田垄之上吗？应谏虽然贤能，两个孝廉的称赞也增加了许多人的分量。于是两位孝廉离席说道：‘堂淳哪里敢奢望成为古人？’这大概也是奉行正道。先生过分相信我了；堂淳请允许我作介绍，使应谏拜见先生。《肇庆太守郑公入觐序》

译古代用五等爵位来治理百姓，如今改用郡县。古代五年一次巡守，诸侯一朝四见天子；天子不必亲自巡行四方，而诸侯朝见的制度仍然照旧。古代天子到方岳巡守，诸侯的孤卿也要奉献束帛。如今郡司马以下官员与太守同官为僚佐。以古代来衡量今天，也属于卿大夫一类。只有使者巡行所属部地，总领属吏办事，入朝时则不是这样。古代封地不足五十里，称为附庸；如今县令跟随太守入朝，辖境不足二十里，不能自行上报功绩，便附属于太守。古代协调时令月份、校正日期，统一音律、度量衡，修明五礼、五器。如今整齐三十一章法令，随着时代有所沿革、增损，就像春夏之后不能没有秋冬，葛布之后不能没有狐貉皮裘，随时调整以求适宜，确实只是为了确定治理而已。肇庆设置为府，统辖州一、县十。唐宋时期这里是州，设刺史八人；府治庄严地临于其上，地位尊贵，非其人不可任。山阴郑公由驾部出任太守，正是因为这个职位重要。当时郡司马是遂安方公，郡司寇是安义刘公，郡司农是会稽余公，司理是山阴傅公；他们像两匹骖马、两匹服马一样，奉车奔驰。康州刺史是罗君，县令则有高要萧君、四会黄君、新兴李君、阳春张君、阳江宋君、高明曾君、恩平蔡君、广宁罗君、封川彭君、开建范君；他们尽力充当股肱，听凭天君施展作为。假使在这之前的丙戌年，大规模考核群吏政绩时，皇上已经知道郑公的治理成绩，只因他任职时间尚短，才赐给玺书让他返回郡中。如今又到了上报考绩的时候，郑公整理行装、告诫车马，徒步出行的日期已经确定。诸位大夫、刺史、县令商议如何为他送行，并向我征求赠言。春及我说：天下是一家。诸位大夫对于太守，就像兄弟；刺史、县令对于太守，就像父子。郑公所要考核的事务，难道在诸位大夫、刺史、县令之外吗？方公、刘公、余公、傅公异口同声说：‘不是这样。令甲三十一章，大体已经完备地规定了六卿的事务。军马盗贼、钱谷狱讼，四个人各自掌管一职；若不是郑公，我们接受谁的命令呢？盘问戎敌、守备海疆，近处归于一官；军籍上若有逃亡便难以查考，夷寇出入又难以预测。幸赖郑公的威灵，什伍编制充实，轮番服役严密；北津得以完整，烽火在海上更加密集。郡城本是镇守之地，戍卒林立，当然没有白天击鼓的盗贼；即使有像雀鸟遇到后羿一样的窃贼，也不要让他们逃脱。’郡国久经耕治，端州处在西江下游，过去的祸患是水堤防容易毁坏，五谷不能丰收，租税又不能不取足，司农为此忧病。郑公赈济困乏，修筑堤堰田界，勤勉劝导百姓互相帮助，使家家有蓄藏，并把减免、宽缓的办法呈报，以免受到簿书责罚。狱讼中有许多暧昧不明的案件，如果一概用刑杖来定罪，百姓将如何安置手脚呢？郑公审理爰书，力求不伤害无辜而归于忠厚。根源既已澄清，余波也影响到司理，这是郑公的恩赐。四人的职掌不过如此，实际却只是拱手承受郑公的成就。若说郑公孜孜不倦地治理，忧急百姓甚于水火，兴利除害，没有哪件事拖过一夜，那更是这样。广泛振兴学校，置办学田，弥补缺漏、扫除蔽塞，召集众弟子加以考核督促。因此他名列首位，许多善政即使轮流讲述也说不完；即便想用管中窥天、蠡勺测海来窥测，也怎能测量他的高深呢？我哪里敢说自己知道！康州十位县令进言说：‘造父驾车，前进后退都踩着墨绳，转弯曲折都合乎规矩；无论山谷险阻，还是平原低湿，二十四只马蹄都像一只蹄子一样整齐。这是因为造父善于驾驭并挥鞭策马。三十一章法令，我们这些人难道敢自行失坠吗？只是早晨接到一道符令，到晚上便惧怕；想到晚上接到一道符令，到早晨便勉力奉行。实行这些的是谁呢？使强者不欺凌弱者，聪明者不压倒愚昧者，老人有所赡养，士人受到教育，百姓不至于饥寒，荒地得到开垦，仓廪充实，狱讼减少，礼让兴起，盗贼不发生，妖疫不流行，连细微之处都是郑公的力量。出行的人背负枷锁，居家的人谨慎管好门户，幸而能够免于贬黜诛戮；他的恩德实在广大，我们哪里还敢知道更多呢？’ 春及说：‘郑公的考绩与诸位大夫、刺史、县令所称述的，大体已经具备；但若说超出考绩簿册之外，那就不能轻易说了。后世用法令控制天下，人们也用法令来应付。我曾经做官，看见上报考绩簿册时粉饰虚假功劳，拘守空文，把虚假的增加说成真实，把没有的说成有，把少的说成多；凡是为了求取便利、权势、尊位的人，往往都是这样。即使把三十一章法令贯通执行得如同左右券契，也仍然只是尘土草芥。何况郑公承袭王父遂溪公、父亲柳州公的家学，必定以成为古代循吏自期；不行动便能使人敬畏，不发言便能使人信服，不专心拘泥于刀笔和箱箧，心思周遍四境，精神运转于万民之间，这哪里是文书能够记载的呢？圣明的天子明察万里，不以骊、黄、牝、牡这些外在形状来衡量人才，召见郑公于东朝，知道他是第一等人才。山泽之人没有机会像王生那样效力，只能随着渤海太守观看三次接见的荣光罢了。诸位大夫、刺史、县令恍然大喜，说：‘我们每天侍奉郑公，只凭事迹来窥见他，实在太浅陋、太渺小了！’于是把这些话告诉郑公。郑公说：‘宾州公只知道我的心意，哪里知道我的力量有所不及？我正害怕得罪父祖，怎么敢面对君父呢！’于是歌唱《采菽》五章，饮酒五巡，郑公便驱车离去。《太守马公升任副晋臬、在冀南备兵序》

译我春及归耕石洞，大约已有二十年；一天忽然奉命出任郧阳副守。侄子司马梦熊劝我起行，乐安开府的季父是我的莫逆之交。梦熊在孤竹治理军队时，太守陈留马公带着军饷来到，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后来我可以出仕了。六月到达郡中，分领戎兵和钱谷；我从田间起身，看见事情已经办成，好像住在家中，只需跟随家督行事，因此能够免于簿书责罚。如今马公升任副晋臬，在冀南治理军队，二三位僚属在祖饯春雪楼，春及作序，理应说出实情来赞美他的车马。马公任屯阳县令时追捕盗贼，李君是他的子羽，司理王君又是同郡人，所以我得以私下听到他的事略。屯阳是险要之县，又属于京畿辅郡，政务重大而百姓困苦，土地与赵、卫错杂相接；当地人好强任侠，结伴使用椎棒抢劫、作奸犯科，这是大国的风气。马公施布德惠，救济鳏寡，均平更赋，督课蚕桑农事，崇尚礼教，敬养老者，禁止奇邪，编联什伍，选择豪侠让他们追逐盗贼。因此齐、赵郊外的盗贼不敢靠近广平，广平由此声称达到了路不拾遗。此前县中积蓄粮食等待军兴，中丞孙公因积存年久，取出其中一半；马公争辩说，储粮困难，转卖粮食容易；一旦万一调动使用，拿什么来应付紧急情况呢？孙公告诫不要动用，后来最终还是用了。马公入朝觐见回来后争辩：怎么能违背原先的约定？孙公于是把粮价归还给他。马公任职六年，升为亲军参军，百姓在滏阳为他立祠；后来转任度支郎。部尚书王公命令郎官在日历上写下他的姓名，马公放下笔说：‘六卿各曹都是同等的，别人不记名，唯独记我这一曹，将来会成为各曹的口实。’吏员把这件事报告部尚书，于是向马郎道歉。按照旧例，内府供应物资，由牙侩领取钱帛收购货物，春天评定价格，秋天按价给付；当时物价有丰歉变化，一概以最初评定的价格为准。牙侩想提高价格，拿七万钱行贿权贵，让他们从中说情；部尚书已经答应了，唯独马公不同意。部尚书发怒，把他调为卒史，马公不为所动，从此没有人敢再提增价的事。他守持正道、不屈不挠，大多都如此。马公在渔阳管理军饷；渔阳北邻会州，向东连接朝鲜三韩，是京师的左辅，所以设置重镇。甲士七万有余，草料粮食更不必说有百万之数，于是命度支郎前往主持。马公核查虚报冒领，杜绝侵吞渔利，每年大约节省十万。适逢郧阳发生兵乱，他便出任郧阳太守，治理方式如同屯阳而总摄其纲领。七县都自认为得到了良师，没有不尽职的；他的仁慈并不柔弱，威严也不暴猛，士兵心悦诚服，使粗犷之地转为驯服。皇帝用玺书褒奖郧阳太守说：‘郧阳处在秦、蜀、襄、邓交界之间，近来军队喧乱，事情越来越难治理；太守调和处置，使人服从，持守公平，朕非常赞赏。明君了解臣下，这并不是空话。’马公清廉，仆人没有鲜艳的衣服，只穿破旧的黑衣。司马侄前来拜访。我汴曾经访问马公的宅第，感叹说：马公在孤竹任职时，吃着伯夷、叔齐所食的薇菜，我本以为他一定富有余裕，没想到竟然不能置办一间像样的房子吗？凤凰食竹实，驺虞不吃生物；人本来就有资质不足的地方，但多种才能兼具，能通晓宫调、商调，便可以成为济世的人才。古代郡太守主管军队，汉代仍然如此。吴起镇守西河，冯亭镇守上党，魏尚镇守云中；李广又先后任雁门、代郡、云中太守，这些都是三晋之地。他们在西面压制强秦，在北面拒退匈奴，使穿毡裘的君长不敢向南放牧战马，难道不是豪杰之士吗？如今治理军队归属宪臣，太守只负责牧养百姓。马公登记入仕已经二十年，到现在才真正任事，也正是策马谈兵的时候。请再谈谈晋地赤狄凭借险要而侵犯，眢君弑母，中行伯灭掉赤狄，于是开启了冀南之地。战国七国时期，太行山以北以及泽、潞、仪、沁诸地都属于上党，这是天下的脊梁。三晋与秦国相互窥伺对峙；向北截断太行，上党的军队便不能南下；攻取上党，羊肠关以西、勾注山以南便不能控制。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就会同赵国在邯郸交战。考察过去，四方出入的道路、主客双方的形势，便可知晓。朝廷把这样的要地委任给您。如今天下已经统一，固然没有敌国并吞的寇盗，但那些狡猾地想逞弄爪牙、为难边疆的人，哪里会绝迹呢？只是有时他们有所图谋，有时又有所放纵罢了。假如从前楚国越过太行山向北进兵，秦人向东进军，齐、赵在武安驻军，将如何应对？何况戍卒逃亡、百姓流离，容易发生内乱；匈奴背弃盟约，烽火一直传到太原。我估计您赐予我的履历一到，便会抵达云中，九边各关都将听命于幕府了。魏庄子用五种利益与戎人讲和，终于使他的国君九次会合诸侯，庄子自己也享受了金石奏乐的礼遇。后世的和议往往只是借口；无终请和时，特意派孟乐作为使者，带着虎豹皮叩头进献珍宝，诚心归附边塞。《春秋》的义理是来者不拒，难道我们能不以金帛行贿，听任他们来去吗？天地化育之气一到，便当有所作为；保全国家、建立大功，将功绩铭刻在彝器鼎器上，您不要推辞啊！春及不顾惜自身，发布文书，抗颜而出，也想用马革裹尸来报答君主；常常想到张敞守卫山阳时上书宣帝：小国的国君尚且有奋不顾身的臣子。何况当今明主在位，胶东、渤海盗贼同时兴起，张敞不敢爱惜自身，只听从明诏所裁处，征召任命他为胶东相，盗贼于是平定。如今东北边疆的警报尚未平息，希望像张敞那样私下请求您，您就把我看作春及吧。卑微的人将被认为是在求取进身，这确实如此；但身居高位的人谋划国事，难道能不加以忧恤吗？于是我立即调转车头向南而去。长宪西昌郭公也是我的莫逆之交，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他，请他询问石洞。廷珪为牛将军《长乐序》

译高皇帝凭借武力取得天下，文武并用，大量设置卫所，分区治理。像熊罴、爪牙一样的武士，分布在各地；郡县把他们看作守令，行省把他们看作藩臬，京畿把他们看作九卿，俸禄等级都超过一般官员，大概正是因为重视他们。天下太平后，儒者掌管政事，身穿韎韦的武士接受文臣的命令，放下干戈，学习笔墨，把威仪、揖让当作声名。那些重视章句的儒生，也拍掌谈论孙武、吴起，遗憾不能亲自抵挡单于，以便在天下人面前显示才能，已经失去了根本。牛将军年轻时学习儒术，本来不是想借此求取名声；假使让他建立旗鼓，执掌弓箭，驰骋中原，踏着刀刃，冒着飞箭，拔旗陷阵，难道还会有闲暇去学习儒生的揖让礼节吗？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只能徒然成为独自知晓它们的人所珍藏的契合之物。就说近来的岑冈之战，将军功劳最高，最终却听从吏部的议论，受到的处置竟如此不公。如今宪副王公勉强起用将军，命他守御长乐；恰逢母亲刘夫人突然去世，将军伏在苫块上三次上书，请求服满丧期。可是正值天下太平，却要遵从军务不得废弛的制度，不能亲自送行。郡中豪杰都穿着白衣白帽为他送行，全都唱起了商声哀歌。长乐位居上游，西面控制循州、惠州，东面扼守潮州、梅州；文信国曾经在这里驻兵，嘉靖年间设置宪臣，是一座大镇。如今登记在册的士卒不过百人，飞挽运输的粮食不过千石，却要用牦牛去捕鼠，这样违背常理怎么办？谨慎掌管关钥，明确约束；有时饮些醇酒，接取前来为您送行、作诗歌并顺道问候的客人。有人问：‘您老先生是凭马上功业取得成就的，何必从事诗书呢？’回答说：‘世上难道没有懂得桓公的人吗？披甲骑马，尚且不算晚。’将军跟随我出行，只是我有病不能为您送行，于是写下这篇送行序。刻印《小学》一书序 朱子忧虑学官废弛，先王关于序室的教育不能彰明。譬如开设染坊，春天不晒练玄纁之色的布帛，夏天又能施行什么呢？于是编纂圣贤的经传，并旁征诸家的杂记，写成两篇书。其中经篇有三部分：立教、明伦、敬身；纬篇有两部分：言、行。内篇记载唐、虞、三代流传下来的文章和古事，外篇上自汉代以来直到宋人，治道完备了。我听尹子说过：‘学者学习，是为了学会做人。’这句话很有意味。凡是用脚行走、用嘴呼吸、蠕动爬行的生物，最终都各尽其本分。人有身体，身体有伦常；不明白伦常、不谨慎修身，还能算人吗？积累善行而完全尽到本分，通达天地常道的法则，叫作圣人；是非颠倒，昏昧而自暴自弃，叫作愚人；端正诚敬、美好善良，父亲愿意把他当作儿子，士人愿意把他当作朋友，叫作善人；苟且偷安、懦弱无能而不知廉耻，乡里人也以他为羞，叫作恶人；孝敬、忠信，众人希望他成为驺虞、鸑鷟那样的祥瑞，成为国家的祥瑞、家庭的福气，叫作吉人；盗贼藏奸，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一样凶恶，合起来成为五种，叫作凶人；包容天地，与日月同辉，恩泽滋润四海，功名显著于后世，叫作大人；卑微琐屑、仓促局促，只与井中之蛙一样见识，叫作小人；怀藏黄金，系着紫色绶带，在君主面前揖让，叫作贵人；不向侯王献媚求进，戴着鹖冠混迹闾巷，叫作贼人；食邑达到万户，使穷士等待他来举火做饭，叫作富人；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早晨的粮食维持不到晚上，叫作贫人。三尺童子听见别人称富人、贵人，就高兴；听见称愚人、恶人、凶人、小人，便指着那些人，挽起袖子要追打他们。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贫贱到了极点，这本来就是他们所不屑的。假如富贵却不能免于愚、恶、凶、小，宁可贫贱而成为圣、善、吉、大，这难道不是合乎人情、明白显著的吗？世人从孩子还在襁褓中就谋求财产，使他拾取富贵，教导督促，唯恐不能早早得到，却从不责成他谨慎修身、明白伦常，学习做人的道理，也不把他当作胥靡那样看待，真可悲啊！惠安是个有才能的县邑，选取学官弟子参加考试的有一千多人，有古代才进入序室学习的遗风；如今能够刺取经义来作文，已经很盛大了。然而我对待学生与世俗不同：毁掉淫祠，建立学校二百一十九处，聘请才俊之士做教师，刻印这部书让他们学习，每月朔日、望日到学校考课。我年轻时接受先人的教诲，只因不聪敏，渐渐成为愚、恶、凶、小之人。严厉地教导学生，夜里还要举火照看他们，唯恐他们像自己。有人诘难说：古代小学教授礼、乐、射、御、书、数，朱子的书怎么能和古人相比？五帝的礼仪彼此不相袭用，三王的音乐彼此不相沿袭，古代的学问都是根据实际需要来运用的。就像如今车子向西北行驶，学士先生把知识传授给隶人，难道还要让天下人都拘拘于鸣和鸾、追逐水曲那样的旧制吗？能使人免于饥饿，为什么一定要烧黍、剖豚，营造洞穴、树巢，而不采用便利的栋宇呢？这样做也是可以的。《近思录》序 《近思录》是朱子摘录四子书的内容并为它命名的。大概源出于子夏的义理，要求学习者从约要处求取，而道就是仁。学习问道要凭借他人，立志思考则根本在自己。实行仁德由自己决定，难道由他人决定吗？广泛学习而坚定志向，恳切发问而切近思考，就不会只是借助他人，而能返回自身，达到仁的道路。仁，是人的本心；志，是心的趋向；思，是心的精微。志向坚定，诚意就确立了；切近思考，明理就通达了。诚意确立、明理通达，仁难道还在自身之外吗？子思谈学习问道，以尊崇德性为根本；孟子谈学习问道，以寻求放失的本心为根本；子夏谈学习问道，以坚定志向为根本；所谓近思，道理是相同的。‘近’是相对于‘远’而言。天是远的，地是近的，而天无法到达。长安是远的，半步是近的；长安却是可以到达的。凡是人力所能到达的，就称为近，也是合宜的。事情必须从半步开始，所以四子书内容广大宏博，都是学习者应当探究的；但只有返观内心，逐渐深入并获得充足滋味，才是朱子教人的本意。世俗儒生不懂朱子的学问，以为那是向外耗用心力，于是不再从事学习问道，实际上却粗疏空虚，从未立志，也没有精心思考。这部《近思录》已经很久无人认真阅读了，我私下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刻印此书，并阐述朱子编纂、汇集它的用意，和学习者共同勉励。《性理五解》序 法令规定士人学习性理之书，大概与五经同等。当时诸臣见识浅陋，分析不深，编成的书杂乱不洁，只把周敦颐、张载、朱熹、蔡沈、邵雍的著述编在一起。《易》的道理广大，其中有关于数的内容；邵尧夫开始从《易》中反推，朱子因而作《启蒙》。《易》由一生二，扬子云把它推为三，司马光也是如此。蔡氏因此作《洪范雒书》，其实与《洪范》没有关系，自成一家之言。律吕也以三为数，《经世》难道是张载铺陈的吗？道家收藏这些学问，历来有专门传授的门类，但在性理学中不过是千百项中的一两项。这些数理被称为微妙难识，学士很少谈论。为什么呢？义理可以空谈，数理却难以欺骗。反复操持权衡而又舍弃，坚固的东西怎么会得到劝勉呢？联伯担任博士，叶经全都研治，数理也全都攻习。把这些数理全部疏通解释，就像车轮、车舆等器具已经具备，丹砂彩绘也已经保存待售。适时调和三种材料，胶一定要厚，筋一定要多，所以器物完整长久而且制作迅速。从此内心潜修而达到深远境界，难道就可以把它出售了吗？《太极辩疑》序

译《性理五解》序。法令规定士人学习性理之书，大概与五经同等。当时诸臣见识浅陋，分析不深，编成的书杂乱不洁，只把周敦颐、张载、朱熹、蔡沈、邵雍的著述编在一起。《易》的道理广大，其中有关于数的内容；邵尧夫开始从《易》中反推，朱子因而作《启蒙易》。《易》由一生二，扬子云推为三，司马光也是如此。蔡氏因此作《洪范雒书》，其实与《洪范》没有关系，自成一家之言。律吕也以三为数，《经世》难道是张载铺陈的吗？道家收藏这些学问，历来有专门传授的门类，但在性理学中不过是千百项中的一两项。这些数理被称为微妙难识，学士很少谈论。为什么呢？义理可以空谈，数理却难以欺骗。反复操持权衡而又舍弃，坚固的东西怎么会得到劝勉呢？联伯担任博士，叶经全都研治，数理也全都攻习。把这些数理全部疏通解释，就像车轮、车舆等器具已经具备，丹砂彩绘也已经保存待售。适时调和三种材料，胶一定要厚，筋一定要多，所以器物完整长久而且制作迅速。从此内心潜修而达到深远境界，难道就可以把它出售了吗？《太极辩疑序》刻印完成后，于是为它作序。《易传》说：‘天地设定位置，而《易》在其中运行。’天地开始之时，不过是一个《易》。元气浩大，太虚混沌；推荡舒展而温暖，称为阳；收敛而惨厉，称为阴。阴阳相互变化交错，产生阴、产生阳，这叫作《易》。《易》本来没有极限，却又有一个极限；由此产生两仪、四象、八卦的根本，这叫作太极。流行而无穷尽，叫作道；无一定方位、无所不在，合为一体而不可测度，叫作神。像这些道理，孔子都已详细说过。天地生成之后（此处有缺文），《易》仍在其中运行，不过是一个《易》罢了。列子说：‘《易》没有形状和界限，《易》变化而成为一，变化一而成为七，变化七而成为九。’把《易》加在一的上面，层层累加，为什么如此呢？孔子当时已经有这种说法，所以说：‘乾坤排列成形，而《易》在其中树立。’《易》存在于阴阳之中，大概就是为了救正它们。谢汝慎先生说得好：‘《易》没有极限却有太极；阴阳变化流行，微妙而没有固定的极限，却以太极作为本体。’又说：‘从阴阳的变化中看见它有太极，从变化的无极中看见它就是太极。’太极就是《易》。这话很值得玩味啊！人有时以名相应，有时以字相应；称作某父之子、某祖之孙，反过来应当称作某子之父、某孙之祖，那么究竟应称什么？就是某人。言语只要与所指相合，何必拘泥于称名呢？‘无极’虽见于老子、庄子、列子的书中，但《易》的根本本来就是无极，借来作文，没有妨碍。周敦颐的图本于《易传》，他的说法自然相合。图说和《易通》出自同一人，其说法自然与《河图》《洛书》相合。圣人创作《易》，就是取法于此；周氏之图既然本于《易传》，其说法自然相合。宪卿所作各书大体已经编成，能够贯通了。全书共八卷，究竟对不对？读者自己体会吧。宪卿是有道之士，将来有人为他传述，这里不再详论。《从祀四贤传》序 隆庆戊辰年，我客居京城，言官以薛子、陈子以及姚州王氏请求从祀，群臣争论赞成还是反对，皇上批准了，瑄献章上呈了奏章。我到梅溪时，诏书还没有下达。辛未年，我在锦田待罪，才奉诏把薛子一人进祀庙庭。万历甲申年，言官再次以陈氏、王氏请求从祀，群臣像前次一样争论，于是又把胡子一并列入从祀。薛子从祀的议论起于嘉靖初年，五十年后才定下来，大概正是慎重的缘故。王氏的门徒遍布天下，既然推崇王氏，就不得不进一步推举陈子。这样说来，陈子、王氏难道是公孙泄一类的人吗？等到秩宗举荐胡子来抑制王氏，于是又把胡子一并祀奉，也属于公孙泄一类。薛子的言行一定步步趋向圣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差不多可以比拟子夏。胡子贬抑陈子，而支持陈子的人也贬抑胡子，薛子属于其中较次的一类。陈子的学问有异于常人，确实是深入造诣、自有所得，属于曾点一流。王氏能够胜过人的口头辩论，却不能使人心服，只是专门同天下的辩者争奇，属于公孙龙一派。皇上把他们一并举用，圣学真是广大，哪里能够只从管中窥视、用蠡勺测量呢？如今文学博士不必说了，那些琐碎地自称贤能的人，只督促诸生学习经艺，却鄙陋地缀辑文章、铺陈辞藻来求取名声，谁肯把圣道当作事业呢？洪君在江广设立教育，一概以孔子、孟子为宗旨；至于传述从祀四贤、诱导学者进步，可以说是认识到根本大事的人了。我在惠安时，每天同洪君讲明这条道路，于是把它写在各篇之前，评论这些人的时代，希望读者能够自己找到老师。《平湖陆氏族谱》序

译用数字称述天下万物，称作万人，人在其中各占一个位置。人的数量不知有几万万，形体代代变化，没有穷尽。向上追溯根本起源，旁及同类亲属，把这些传给后世的人，正是人之所以有灵性的地方。古代的历法、谱牒，只有有国者记载得详细。周代小史确定世系，辨明昭穆，平民之家才逐渐能够有所考见。隋、唐以来图谱散失，官府和士大夫重新重视它；儒者擅长附会，族人又喜欢采集能够增饰门第的言辞，因而多有虚妄。司马氏记载五帝、三王，却都说出自黄帝，于是后世都成了帝王的苗裔。陆氏是齐国陆氏的分支，以舜为祖、以敬为宗；仲叶是楚国陆氏的分支，以颛顼为祖、以熊绎为宗。不可能生自空桑，所以一定有祖先，这确实如此。黄帝时代只有一两个人，怎么能抚育万民、监临万国呢？如果说平民没有姓，因出生才赐姓，只有建德之地才这样，那么黄帝以前为什么几乎没有记载呢？自从逊、抗、机、云以来，陆氏成为吴地的显姓。我曾经进入檇李，观看宣公祠堂，访求他的后代，徘徊不忍离去。后来泛舟钱塘、西湖，登上孤山，又惘然若有所失。平湖陆氏族谱，上自巡检公，下至梧州公，共十一世。巡检公是江西人，宋末任嘉兴巡检，家居海盐当湖镇。明宣德年间分置平湖，于是成为平湖人，这是南康公所说的。江西的族谱在兵火中亡失，对于可信的就传可信的，对于可疑的就传可疑的，这正是慎重。巡检公第八世有峡江县令陆纶，第九世有河南御史陆琳，第十世有南康郡丞陆鳌，第十一世为梧州太守陆万垓。南康公说得好：‘族谱亡失之后，相遇便如路人；如果有人增添遗失的内容，难道不拿着棍子抵御他吗？’族谱叙述世系，标明支派，记载出生、婚配、死亡、安葬，纵横排列：某人属于期服，某人属于大功，某人属于小功，某人属于缌麻，袒免之亲也都是我们的祖先，慈爱之心自然油然而生。从前祭祀有田产，聚会有亭子，婚丧都有资助；我依赖先世的余荫，才得以减轻负担，只是对此战战兢兢，甚至忘记吃饭睡觉。如今我已经老了，奉纳的收入又少，后世应当会有兴盛的人，难道就在这里吗？南康公去世十二年后，苍梧公考中进士。苍梧公在端州遇到叶子，说：‘先父有命令我亲近族属，我不敢忘记。’于是把族谱给他看。唉，五服之亲不因为下车相见就疏远；每天置酒大宴，宾客拿着瓢，成为沟中饿殍的，都是族人。见到秦、楚人时说：‘我和你们同属别支，难道不可笑吗？’ 天地苍茫，纵横万里，眼睛所能看到的不过百里；在能够达到的范围内亲睦族人，是可以的。像苍梧公父子这样知道重视祖先，苍梧公做官时的仁爱也一定有根源。《大徐徐氏续谱》序 宪副从建州司理起家；隆庆己巳年，我在建州校勘书籍，同司理共事，欢洽得像平生旧交。十九年后，司理任东粤参议，分治岭西；我在崧台与他相见，欢然谈论旧事，不知不觉一天将尽。那年参议入朝祝贺，晋升为宪副，负责苍梧军务；而苍梧县令李君是我的莫逆之交，于是请李君代为请求续修族谱的序文。宪副廉洁安静，嗜欲很少，和乐地爱护百姓，百姓仰望他如同父母。祖先的坟墓上如果没有松柏，不是祖先积累深厚，哪里能深厚地生出贤哲，为邦国增光呢？徐氏出自伯翳受姓者，无不以伯翳为祖；至于大徐的徐氏，则以知柔为祖。自唐代司刑之后，后代出现闻名之人；到宋徽宗时，有学士进谏不要讨伐燕云，意见未被采纳，于是逃到歙县沙溪，后来迁到宣城栢山。四个儿子分别散居：知微迁到宁国东乡，知彰迁到宣城塔桥，知彝后来迁到南陵高封，知柔选择姑山之阳定居。族人一天天增多，于是把当地称为大徐。另立支子为祖，以最初迁居者为别子，这是礼制。徐氏原来有族谱，元至正癸未年订定，世代修订；弘治甲子年，许州在官舍修订，一概遵循前谱，编成九卷，邵文庄在卷首题字。如今续编族谱，据说是淑所编纂的。我没有见到续编，只看到了淑亲自写的序文，其中有三件可取之处。它不把人说成生于空桑，也不把盘古当作祖先；有祖先，而且像司马迁所叙述的那样，不论五帝、三王，都说是黄帝的后代，后世承载皇天、脚踏后土，众多人物遍布天下，若不是黄帝便没有先祖。孔子确实受到历代君王的尊敬，所以他的后裔像绳索一样绵延相引，清楚可考。旧谱从开姓至今共七十四世，父子相承不断，说是传可信的，为什么不可信呢？续编不拘泥于成说，而选取足以考证的内容作为‘传疑录’，这是第一件可取之处。芦苇依靠美玉，女萝攀附松树；活着时借他人名声行事，死后借族谱增重身份，人情大多如此。大徐在宛陵享有声望，所以故旧争相附会，续编必定加以审核，这是第二件可取之处。《诗经》说：‘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居室相隔太远。’距离远了，骨肉也会变成路人；距离近了，即使胡、越之人也会像父子一样。聚族而居，出入同行，游乐、庆贺、吊丧共同欢乐悲伤，孝悌的行为自然会产生。续编对此十分谨慎，这是第三件可取之处。《易》的同人卦说，君子由类聚族群、辨别事物而行事；辨物正是为了同人，而同人没有比类聚族群更优先的。可是世上有人告诉我：齐国的姜姓，像汉代的分支一样；楚国的芈姓，像唐代的分支一样。对待宾主，恭敬地遵守礼仪：来时有郊外慰劳，去时有赠送财物；可是同一室内的人仍不免争吵，丧服未尽便互不往来，拿着瓢成为沟中饿殍的也有。亲近的人尚且不能和悦相处，便不敢同远方交往，哪里只是朋友如此？族人也应当如此。《行苇》表现的是忠厚。周家忠厚，仁德推及草木，所以内能亲睦九族，外能尊敬侍奉老者。诗中说：‘那成行的苇草多么茂盛，牛羊不要践踏。正当萌发，正当成形，叶子多么鲜嫩。亲爱的兄弟，不要疏远，要使远近都亲近。’于是摆设筵席，安置坐席，授予几杖并备办侍从，用大斗斟酒，以祈求老者长寿。连茂盛生长的苇草都尚且爱护，何况自己的兄弟呢？筵席区别少者和老者，备办侍从、使用大斗斟酒，都是针对老者，这就是不疏远他们。咎繇制定百姓的刑法，使刑罚合乎中正，用来教导人敬重德行。咎繇生伯翳，伯翳的后代成为秦、徐两国之祖。秦政残酷暴烈，徐偃王失守忠厚之道，丢弃了国家；他的公族子弟分散到徐州、扬州二州。大徐徐氏本出徐偃王，这一点未必可知。到了唐代司刑，以及如今的宪副，都因善用刑法而显名。咎繇遗留下来的功烈，确实可以证明。周家忠厚，从爱护草木便可见；爱物根本在于仁爱百姓，仁爱百姓根本在于亲爱亲族。这正是宪副修养自身、整治家庭、作序修谱、规范族人的根本。于公说：‘我审理案件时积了许多阴德，从未使人蒙受冤屈，子孙一定会有兴盛的人。’徐氏子孙昌盛富足，是必然的；他们的族谱多次增修，也必然会不断延续。《广东武举录》序（代作）

译明朝抚有中原，恩威畅达于八方，北至祝栗，南到濮铅，四夷都用梯航前来朝贡。只有罗旁一带的群凶仍在天下境内肆虐，执政者以此为羞。依靠天子的神威，把他们的巢穴犁平，设置县、州，又命宪臣持节统率军队，专门承担经略之任。郑大夫被推选担任此职；他文能团结民众，武能威慑敌人，充实府库，修缮铠甲兵器，申明教化，驯服强悍叛逆，已经像宰牛一样游刃有余。于是他搜集旧史，参照今日制度，分条编写州志十卷，留给后人；对于平叛和治理的策略，反复表达了三层用意。我任职岭西罗旁一带，依靠他如同车辐与车毂相互辅助；万一有人挺身走险，难道能高枕无忧吗？这几年两山之间没有战鼓声，能够波及岭西的安定，都是大夫余力所致。议论者却说，罗旁虽然方圆千余里，崧岑峤扈，山岩溪涧、薮泽遍布其中，确定能够开垦的田地不到百分之一。又因旧州县的固定赋税，实际上说是开辟的土地从未有丝毫收入进入县官，只白白设置二县、一州、一个监司，配置大将二人、副将一人，以及千户、侯、封人、遽人等，设戍五处，共五十人。一年估计费用一万多还不够，就由藩司像补贴其他县一样补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耕种石头般贫瘠的田地，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大概优秀者有三十八人。我和陈君随侍御公从院中出来，本应有所言说。宴饮完毕，便召集诸生告诉他们：‘你们知道世人所称的伟丈夫是什么样吗？诵习效法先王，以咎繇、稷、契为仰慕对象。有朝一日辞别闾巷，身处朝廷，上辅佐天子，下镇抚百姓，功名显著于《春秋》之上的人，才是这样的人。否则，放下笔墨而拿起矛戈，脱去冠冕而披上铠甲，掌管军队，拔旗出阵，扬旌于万里之外，在燕然山刻石，在狼居胥山封山而还，爵位做到通侯，居住在列有东第的宅邸；即使马革就在眼前，仍能安卧于床席，显赫名号流传无穷，光辉功烈垂于后世而不朽，这难道不是倜傥雄俊的伟丈夫吗？’过去诸侯分裂，不能彼此统一，磨利兵器、披挂铠甲，在战场上争胜；君主没有固定的臣子，百姓没有固定的主人。士人生在那个时代，不能安居田野，只能仗剑求取富贵，朝拜齐、秦而仰慕晋、楚；如果始终没有遇到机会，尚且怎么谈得上做将领？孙膑、吴起，世代相传兵法，甚至残伤身体，割舍亲爱之人，才得到这种成就。如今天下统一，群策都能发挥，设置武科，罗致豪杰，与文科一同兴盛，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武王战胜商朝，放牛归马；成王、宣王继承统绪，仍讲习军事、修治战车。’ 皇上大规模阅兵讲武，整顿六军，抚摸大腿而思念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已经多次了。俗话说：‘君主像鼓槌，臣子像鼓。’说的是鼓槌举起，鼓声便随之响应。因此，君主喜爱紫色，紫色便尊贵；君主喜爱缨饰，缨饰便加长；君主一发怒，便能断绝一切。如今剖头破腹、勇于赴死的士卒已经来到，鼓槌举起却没有人为之击鼓，岂不是辜负皇上的德意，使忠勇之臣感到羞惭吗？况且诸位士人本是军队中的人、里巷中的百姓，幸而被选中，有司备办礼乐，至亲也为他们劝驾送行。假如能够得到大司马任用，足以承担驰骋征战的职责，出则分镇一方，入则掌管枢机，有才能的便可封侯。享用美食、穿着华服，用来奉养父母妻子，这样的荣宠是谁赐予的呢？把食物推给别人，别人终身不会忘记；特意召集客人，第二天早晨登门致谢，这就是所谓一饭之德。因此秦穆公凭借赐马肉而战胜晋侯，赵简子凭借赐骡肝而得到翟甲。朝廷的大恩，难道只是秦、赵那样的小恩惠吗？施恩而不报答，是不忠；倡导而不响应，是不勇。不忠不勇，不能算大丈夫。求取军帅之位，最终却成为不成器的丈夫，难道不惭愧吗？苏氏说武举是为了求取名声，我难道敢这样说吗？如果说的是名声本身，儒生重视墨守成规是义名，难道只有武人如此吗？如果说的是实际，哪有良将不会骑马射箭的呢？‘者’是实际的意思，难道只有文人如此吗？郭子仪两次挽救唐室，忠心没有二致，是因为他从武举中脱颖而出，我哪里敢轻视武举呢？郭子仪微贱时曾被李白知遇，所以世人多称赞郭子仪的功劳，也称赞李白有识人之明。诸位将来若成为郭子仪，人们将会说我像那种只求侥幸得到一官半职、只顾为自身谋划、不顾国家危急、滥杀他人以掠取功劳、不怜惜士卒、扼住士卒喉咙夺取他们食物的人。万一发生事变，便抱头逃窜，连名声也保不住，人们将怎样评价我？诸位务必努力。《石洞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卷十四 （明）叶春及撰 序三 《备河四疏》序

译自古以来黄河灾害泛滥，对中原的危害尤其严重。淮水则安稳流淌，黄河、淮水都称为大川，是说它们各自独流入海。自从九河淤塞、碣石沉没，黄河便向南迁徙，夺取淮河的水道，一同流入大海。国家定都燕京，东南每年通过漕运转运四百万石粮食，常常因黄河而失败。万历初年，黄河在崔镇决口，淮河在高堰决口，洪水泛滥到淮阴、维扬二郡，射阳、下邳、寿州、泗州四州，以及宝应、兴化、盐城、桃源、清河等县，淹没田地若干顷，冲毁官署亭舍和百姓房屋，道路堵塞，无法漕运。在此以前，转运漕粮、治理黄河，都是由列卿兼任御史中丞，各有职守。后来因为黄河治理不好，分为两套机构：南面归漕司，北面归河道；责任不专一，事情不统一，功效更加不能成就。明佐请求朝廷推举有才望的大臣，如曾经治理过黄河的人，授予便宜行事之权，给予重任。于是皇上任命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公督理河道和漕运。潘公认为，河道淤积是因为泥沙；水流汇合就急，流急泥沙便会被冲走；水流分散就缓，流缓泥沙便会沉积。决口而不堵塞，水流越分散，势头越缓，泥沙越积，河床越高，决口就越严重。所以先堵塞崔镇、高堰，使黄河、淮河都沿着原有河道运行，合力流入大海，速度快如飞箭；泥沙每天减少，水流每天加深，海口的云梯关，泥沙也好像被有力的人偷偷运走了。这叫用水攻沙，用水治理水患。又担心桃花汛水在缕堤外盛大，于是修筑遥堤把它围起来，使泛滥的水有所阻挡而回到原来的河道；其余各处依次修缮，上面疏通漕运道路，下面安定百姓生活，这也是明佐的功劳。贾让说：‘治理土地却堵塞河流，就像为了制止孩子哭泣而堵住他的嘴。’潘公却把堵塞决口作为要务，竟然也取得了功效。大概贾让所说的是黎阳、内黄、东郡一带的堤防，有的相距河道数百步，有的相距数里；百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三次向东，河道逼仄，不能安稳流行，并不像齐、赵、魏三国的堤防都距离河道二十五里。所以他想把冀州处在水流冲击处的百姓迁走，放黄河向北流入大海。能够堵塞的就堵塞，瓠子就是这样。旧河道难以恢复，新河道自然形成，就舍弃旧道而开辟新道；只要设法使决口不严重，又何必因为旧道狭窄而完全舍弃呢？所谓缕堤就是狭窄的堤，二十五里就是遥堤。张戎又说：水性向下，流行迅疾就会自行刮除泥沙，冲出空隙而逐渐加深。黄河水混浊，号称一石水中有六斗泥沙。百姓引黄河、渭水灌田，春夏水少，因而便利；河流缓慢，泥沙停留淤积，河道渐浅，雨水多时洪水突然到来，就会泛滥决口。国家多次筑堤堵塞，河床渐渐高出地面，便可以不再灌溉，水道自行顺畅，也没有泛滥决口的祸害。用水攻沙，实际上就是本于这个道理。灌溉时水流缓慢，泥沙停留淤积；下雨时水流迅疾，泥沙被冲刷，这也是相互利用。只是恐怕泛滥决口仍不能免除。总之，黄河不能承受不决口，关键在于是否得到合适的人才。明佐弹劾此前治理河道的使者，是有见识的。明佐具备经世济民的才能，只因太夫人年事已高，多次推荐他也没有出仕。如今太夫人享尽天年去世，天下多事，明佐难道还能辞让吗？假如明佐在任，我即使不才，也能替您扛一畚箕土。《罗定州志》序（代作）

译明朝兴起二百多年，威望恩德畅达于八方。北到祝栗，南至濮铅，四夷都用梯航来朝贡。只有罗旁一带的群凶仍在天下境内肆虐，执政者以此为羞。依靠天子的神威，把他们的巢穴犁平，设置县、州，又命宪臣持节治军，专门承担经略之任。郑大夫被推举担任此职；他文能团结民众，武能威慑敌人，充实府库，修缮甲兵，申明教化，驯服强悍叛逆，已经如同宰牛一样运刀自如。于是搜集旧史，参照今日制度，分条编写州志十卷，留给后人；对于平叛、治理的策略，反复表达了三层用意。我任职岭西罗旁，倚仗他如同车辐依靠车毂；万一有人挺身走险，怎么能高枕无忧？几年以来两山之间没有战鼓声，能够波及岭西的安宁，都是大夫余力所致。议论者却说，罗旁虽然方圆千余里，崧岑峤扈，山岩溪涧，薮泽遍布其中，能够确定开垦的田地不到百分之一。又因过去州县的固定赋税，实际上说开辟的土地从未有丝毫收入进入县官，只白白设置二县、一州、一个监司、大将二人、副将一人以及千户、侯、封人、遽人等，五处设戍，共五十多人。一年估计费用一万多还不够，就由藩司像补贴其他县一样补足。我们所依靠的只是耕种石田，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唉，只知道其中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只计较微小的利益，却遗漏天下的大计，这不是好的谋划。老鼠不会在大屋中游走，开辟的积聚之地扩大了，虮虱便会受到控制。所以说：深山大泽，实在是龙蛇滋生的地方。罗旁山势高峻错杂，林木盘曲，虎豹在那里咆哮，猿猴在那里腾跃长啸，耕种放牧的百姓不敢窥视其中一处边界。瑶人独自藏身其间，这正是老鼠的洞穴、虮虱的聚积之地。瑶人像鸱鸟张翼一样掠夺侵扰，已经不是一代了，隋、唐时尤其严重。唐代把怀德分为信义，设置南扶州，寄治于泷水，也是因为瑶人。瑶人平定后才把它归还，改南扶为窦州，就是今天的高州信宜。由此说来，当时北起泷水，南到信宜，三四百里之内，道路、桥梁、亭障不断增修，使县令能够安坐枕席而往来。何况悦城曾设置县，都城曾设置县，开阳曾设置县，富林曾设置县，安遂曾设置县，后来改为晋康、永宁县；又后来改为建水、安南县；后来改为镇南县，都在今天的境内，难道只是徒然耗费吗？不也是因为多设州县，扩大治理范围，使老鼠、虮虱不能藏聚在山林险阻之中，伺机成为寇盗，来祸害百姓吗？国家治理瑶人的战事，最好的莫过于成祖景泰丙子年之役、天顺丁丑年之役、弘治辛亥年之役、正德辛巳年之役、嘉靖癸巳年之役、乙巳年之役；出兵少则二三万，多则六七万；最后万历丙子年之役，甚至达到十余万。军队转运粮饷、赏赐，以及人马、船只、器械，都可以计算。假如从前赵音旺、凤弟、吉等人再次举臂起事，就不能只认为事情已经结束。如今州县一年的经费与过去相比，究竟哪一个更多？难道只看见二县一州，便惊讶不已吗？为什么不屈指计算一下，与唐代所设置的相比究竟谁多？这尤其是明白显著的事实。千金之家，不幸孩子染上雾露之疾，只要有能够治好的方法，就不惜耗尽全家财产购买药物。过去攻打城邑，杀戮将吏，抢掠乡里，殴打夺取牲畜财产，尸首横陈遍野；白天在江上横行，抢劫船只，掠夺过往货物。如今陆路没有可怕的险途，水路没有暴徒，林薮渐渐稀少，昼夜行走都像走在通达的城邑之间；鸡鸣狗吠，烟火绵延千里，百姓吃着美食、穿着好衣服，父母妻子相互保全。县官虽没有增加赋税，百姓却免于杀戮，这也是圣明君主所急切要做的事。起初罗旁郡没有赋税，其他郡各按土地相近的情况供给吏卒的俸禄、粮食、财物，自汉代以来就是这样。只是罗旁郡时常发生小规模反叛、杀害官吏，我朝交趾也不能像十三藩那样奉行职守。当时议论者认为，正因为没有留下黄司空，才导致这种局面。罗旁有郑大夫，怎么能同黄司空相比？何况他又筹划治理，搜集修补，编成书籍；即使召回他，方略本来仍在。大夫说得好：‘大病刚刚痊愈，元气尚未充足，时常还有游走的邪气，药石不能突然停止，必须时时进食稀粥，谨慎起居行动，等待元气充盈，然后才可以辞退岐黄之医。’ 今天的谋划，确实大体也是这样。招抚流散百姓，安抚新近归复的人，把山林水泽的利益全部放宽禁令交给百姓，使归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对那些愚昧的残余俘虏，趁他们改变面貌、表示归顺之时，分给闲置田地，让他们与百姓混杂耕种，把他们编入保甲，左边设置巡查，右边设置监察；长吏时常前往安抚、教导、告诫他们。不论是竭尽我们的力量，还是用德行安抚他们，总可以有所作为。后来的官吏如果要从方略中寻求治理之道，这部书就是我们的老师。《平世急民诗》序

译西江的水，远远发源于梁州、益州，流经三千多里；百川汇入，约有五十多个州，郁州、黔州、桂州、绣州、临贺州是其中较大的。江河纵横万里奔赴尾闾，难道不是非常遥远吗？洪水浩荡漫延，分流成灉水、沱水；到了兖州、扬州，都分裂成九道，水势便减弱了。西江迢迢而来，江面宽得可以横放苇草，却没有支流把它分散疏导。到了端州，峡山像绾住车毂一样扼住江口，而大壑还在远处；秋水按时到来，百川灌入江中，江流太大，不能立即排泄，水流停蓄在高地，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汉儒传述《洪范》，把五事配于五行；恒久的雨水和大水，把罪责归于容貌。五种德行都具备，为什么偏偏说容貌没有修养？假使一个人的行为能够调和天地之气，容貌为什么偏偏会招来洪水？当时有职位的人不能使人肃敬，一国的人都狂乱，又是什么原因呢？大体说来，布施元气的是天，建立利益的是地，安定倾覆的是人。夏天准备皮衣，冬天准备细葛布；干旱时准备船，洪水时准备车，这是万物的常理。下雨之后才寻找蓑衣斗笠，叫作错过时机。所以君子不依赖没有灾害，而依赖自己有办法应对灾害。若不明白天人之间的关系，不懂得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的适宜之道，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我考察前代记载，从唐代以上，记事简略；宋、元直到今天，水灾却不断见于记载。由此固然知道，端州水患严重，是地势造成的，不能归罪于人为。万历丙戌年，从春到夏，淫雨不断；到了秋天，西边的洪水大规模到来，江水泛滥，督府官员须扶柎而入，堤防决口九十多处，宫室漂流不定，如同水面上漂着的枯梗。丈夫不能安宁，妻子不能安宁，父亲不能保有儿子，那些将要溺死、盼望救济的人，呼声传遍四境。当时城中的水从地下喷涌而出，护城河几乎又恢复原状。此时，督府是连江吴公，监司是山阴王公，太守是山阴郑公。三位官员觐见还朝，才不过二十天。吴公说：“唉！我奉皇上的命令安抚两粤，恰好遇上这样的天灾，百姓将要葬身鱼腹，这是我的罪过。两位大夫凭什么能使我免罪？”王公离席说：“不对！《洪范》说过：天子考察官吏按年，卿士按月，师尹按日，职位有尊卑，所以考察有大小。天子不考察卿士，卿士不考察师尹，督府难道能考察监司所考察的事吗？我任职岭西，只管区区二郡，端州正是我所考察的地方；而且我曾任端州太守，承受过端州前任官员留下的功业。督府有什么罪呢？”郑公提衣襟上前说：“如果确如《洪范》所说，师尹难道能够逃脱罪责吗？手指患病不如大腿患病严重，大腿患病又不如身体患病严重。两粤看端州，犹如身体看手指；岭西看端州，犹如身体看大腿。全身都病了，我还想把责任推给谁呢？监司因此引咎自责，那么太守怎么能只承担一麟片爪般的罪责呢？监司又有什么罪呢？” 于是郑公脱下官服，减少膳食；出门便面向洪水遥拜，入内便席地而坐，虔敬祷告，凡是能祭祀的神灵没有不祭祀的。他派祝官备办祭品、史官撰写祝辞；派县民修治城墙，派乡民修筑堤坝，派候船之人戒备船只、救援溺水者；派馆舍人员安置受灾居民。水退之后，他巡视各县，察看百姓疾苦，救济困乏，宽免拖欠的债负，吊慰死者、问候孤儿，打开仓库赈济饥民。百姓乘船服役，每天在道路上相望。他又派人核实户籍，登记被水淹没的田地，宽免其灾年租税，不使百姓受到伤害。父老说：“上天施行化育却不自称创造，有所作为却不自居主宰；万物从生机中出来，又回到生机中去。天显现为形象，形象形成器物；土地也是这样。”吴公、王公体现的是天道，郑公体现的是地道。父老又说：“抚育幼小、蓄养牲畜，父亲和母亲都一样；但孵护、翼覆并以腹部温养，只有母亲这样做。”吴公、王公体现父道，郑公体现母道。于是父老相互率领，作歌颂扬郑公，铺陈写成十章等篇，称说他的功劳可以与禹、稷相比。过去孟子推重禹、稷急于救济百姓，说：“想到天下有人溺水、有人挨饿，就像自己溺水、自己挨饿一样；洪水泛滥，是用来警戒百姓、使他们免于饥荒的。禹、稷恰逢天下有这样的祸患，以救民为务，这已经足以称为贤人了。” “我自己其实不曾溺水、挨饿，谁敢这样严重地诬蔑贤人呢？”禹、稷却不是这样：他们居于相应职位，便想到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治平水土由我来做，播种谷物也由我来做。天下有人溺水、挨饿，难道能说与自己无关吗？何况天下如同一家，中国如同一人，这并不是主观臆想。后世之人把自己的百姓视同胡越之民，彼此的喜忧毫不相关；即使勉强任事，也常常只想着把责任推给别人，逃避职责而辜负清明的时代，贤与不肖相差就太远了。郑公治理郡县，只把安定百姓当作最急迫的事情；不幸遭遇水灾，便直接把它当作自己的罪过，由此可知他的贤德。或者说，这也是有根源的：他的祖父遂溪公、父亲柳州公，都因治理百姓有功而显名；他们继承祖业，承袭父亲的事业，实在不是虚言。孔子尚且把自己置于禹、稷之下，而郑氏子孙的昌盛富足还超过他们不止一筹。以古代来衡量今天，郑氏大概会兴盛起来吧？父老来请我为此作序。叶子说：好。《郑烈妇挽诗序》

译嘉靖甲寅年，我正在服丧。黄田山客传来晋江吴夫人的遗笔。当时吴夫人才二十三岁，我和她一同流泪说：“这个女子死后也不会朽灭，我又凭什么活着呢？”后来我任惠安官，拜谒她的祠堂，那是皇上赐建的。经过她的墓时，必定扶轼致敬。我时时以她激励县中妇女，二十八年后，才有姚氏的事情。姚氏是我弟子陈文锈的妻子，她料理身后之事，遍拜父母、兄弟以及前后亲戚，言语合乎名分和道理，清婉而凄切。她白天在堂上自缢，众人围观，没有不毛发竖起、眼眶欲裂，汗流到脚跟，含着悲痛瞪眼看着却不敢阻止的。她与吴夫人大体相似，只是还没有受到旌表。又过了三年，发生了玉融林氏的事情。林氏是郑汝舟的妻子，也是我郡侯金峯公的儿媳。汝舟病死后，林氏一定要随他去死；她服毒未死，吞金未死，拿刀自裁，家人发现她还没有断气，但她仍然没有死。几天后，她用手抠破喉咙，断气而死。唉！妇女从一而终，圣人担心人行禽兽之事，所以制定教化。不幸遭遇丈夫亡故、毁容闭门的处境，自称未亡人，总要以同穴而居来确立信义；死者如果有知，生者也就无愧了。三个人都一定要死来殉夫，难道不是因为忠贞诚意郁结在心中，只有这样才感到快意吗？我看周朝末世的人为什么把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容易？这是因为先王的教化还没有衰败，他们看重信义而负有志气，不是有威命驱迫，也不是有契券责罚，只因内心已有所安定，计议之后便不再回头。大概风俗已经形成：一人擅长射箭，百人都决拾相随，习惯就是如此。自汉代以来，脱离战国的苦难，人们各自满足于自己的饮食，喜爱自己的衣服，厚养自己的七尺之躯；一旦有变故，多半背弃君父，保全妻子，抱头逃窜。至于金川门之约，更可以令人扼腕叹息。妇人性情安静，处于内室，内心不受外物迁移；安静便能专一而不可解，到了舍生赴义的时候，这一点就显现出来了。闽中女子学习诗书、传记中的节义，并深入内心；一人倡导，后继者接连不断。虽然如此，父母对于子女，若子女的脚被虫咬便会救护，手被虫咬也会救护，哪里有环视子女死亡而听任不救的道理？吴氏、姚氏自己决定这样做，可以说是她们自己的事；她们的父母亲戚却不该如此。惠安人告诉我，有司已经把姚氏的事上奏，皇上答复知道了，这难道不是说她可以作为教训吗？林氏为她的婆母和亲戚经历百死，即使百次使她生还也做不到，事情终于无可奈何。孔子认为当时死去容易，所以持守中庸，贬抑那些踏白刃赴死的人。如今那些在危难中苟且偷生的丈夫、丧失节操的妇人，有的以中庸为自己辩解，我哪里敢轻易议论他们呢？惠安人看到林氏的事情，在咏歌之外又为她作了这篇序。《宝安报政诗序》自古以来，帝王哪有不通过考核政绩来考察众官吏的呢？五臣九官，凭借各自的才能，早晨治理工务，晚上治理虞务；晚上治理水土，早晨治理礼乐；可以分辨八音，可以使八音齐鸣，却不能越俎代庖，为什么呢？因为各有所任。但仍说：“尊重考核政绩，法则就能通行于天下。”记载任职九年，分三次考核，难道是朝夕之间下令就能做到的吗？高皇帝仰法前代正确的治理方式，官员任职三年考核，六年再次登记考察，称职者不记录为不称职，不妄加黜陟；九年才决定升降，其他方面不必说。天顺年间，东莞前任县令吴公任职十五年后守惠州，这也算是在实行古人的道路吗？五马朱旛，不能说不尊贵；但我宁可进入琐闱执掌绣斧，一举便成为卿佐。任职十五年而身拖金印，不能说不迅速；但我宁愿计算日子等待升迁。于是速成之弊产生了，驿舍中也流传起讥刺的歌谣。过去孔子学琴七天，然后才悟得琴师所弹之人；治理天下与治理琴，哪个更难？后世之人与孔子谁更圣明？孔子尚且不能在一朝之间学会琴曲，人们却想在早晚之间谋求治理，所以这是拿孔子所认为困难的事来责求人们轻易做到。今天的天子独自任用保衡，取法古代而治理天下，所以天下看到了考核政绩的法令。万历三年，东莞县令太和杨公初到任。当时董公离任，百姓思念他；杨公廉洁、公正、明察、宽恕，吏员畏惧他，百姓怀念他，县中大为安定，所以百姓为他作歌说：“前有董公，后有杨公，给我的恩惠无边无际。” 过了两年，杨公入朝觐见天子，天子赐给他玺书，派他回县；又过一年，他的政绩和品行列为第一，督府上书说：“臣任职南方，思量以贤能官吏振兴百姓；大小二百座城，没有一个比得上东莞县令。”寅秋是吉日，如今他考核政绩，请求留任，诏令说：“可以。”直指使者上书也这样说，县中大为喜悦，缙绅、学士传播诗歌声名，共有若干篇，都是为了使他的名声流传久远。我说杨公的贤能，难道是靠诗歌虚饰，像从前那样吗？蛰龙变化已经很久了，既然任用他，便共同承受他的福泽；即使有美玉而不使用，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器物。任职迟速的尺度，杨公哪里知道呢？过去高皇帝用三十一章治理官府，尚且能够明察官吏；如今考核政绩条目一出，回答者都加倍用力，巧饰空文欺骗皇上，冢宰本来就没有察觉，只让小册子流行，徒然使自己的属吏惭愧罢了。缙绅、学校的情形尽在三十一章中，看了这里，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爱民诗教卷序》我读《五伦书》，高皇帝用来勉励群臣、惠爱百姓的做法，难道不神圣吗？王升，是平凉县令王瑱的父亲。他写信切责王瑱为官的做法，内容非常详尽。簠簋不整洁，几乎要按谷物的数量来衡量，哪里还谈得上区、豆、椒、附等细微差别？究竟直多少呢？一个个计算的有三斤，按数征收一次便执行；由此便可知道其他情况。高皇帝起于民间，看到官吏侵吞百姓，大概对此很伤心。王升收到诏书后，皇帝赐给他金帛，并免除他家的徭役。庸常的风气处在官位上，若不是大圣人，谁能这样做而成为帝王呢？城墙高五丈，楼季不会轻易冒犯它；泰山高百仞，跛羊也能放牧，正是因为陡峭与平缓的形势不同。高皇帝使王升成为泰山，又怎么知道不会使王瑱成为楼季呢？王瑱也没有见到树立先例的人，难道会只有君主而没有贤臣吗？近世以来剖觚为圜，官吏已经没有救火般的忧患。父兄所教诏的、从前所学习的，若不是富贵便无从谈起。在这种时候还以爱民相互勉励，像某公父子这样的人，不是更加贤明吗？某公是隐居的君子，抱持道义而不出仕，有个儿子叫某，任某县县令。某公作诗祝贺他，说了二十八字，归纳起来只有两个字：爱民。某县令拜受此诗，把它悬挂在寺舍，每天读三遍，然后才处理政事。事情一到面前，他就说：“大人在上，大人在上。” 缙绅大夫倚声唱和，共有若干章，每章若干句。大概像某公一样，不另制声调，因为是同声相应。我看毛氏为《羔裘》《豹袪》作序，说它们讽刺在位者不爱民。上位者不爱民，政令就苛刻；政令苛刻，百姓就受残害；百姓受残害，怨恨的声音便产生。上位者爱民，政令就公平；政令公平，百姓就安宁；百姓安宁，喜悦快乐的声音便产生。忧乐的感情，难道不是由上位者造成的吗？如今的天子振奋精神，效法祖宗，吏治蒸蒸日上，不受奸邪阻挠。进献诗歌而得到这部王氏作品，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所以我把这些诗歌汇集起来作序。《客粤唫序》

译瀫阳赵先生已经成为太史，适逢今上与辅国大臣兴起唐虞时代的治理，谋略功业光明显赫；那些废弃的、圣明盛大的德业若不记载，我私下感到忧惧。因此他与同僚请求记注皇帝起居，手执简册轮流侍奉，皇上非常信任他。不久，他掌管南越军务。太史说：“臣有幸执笔侍奉皇上，却不能弥补过失，竭尽忠诚而自以为即使获罪死去也在所不辞。过去严助进入承明之庐，曾出使东瓯，又两次到南越，都是奉行武事。严助作为宠臣，难道敢轻视他吗？”幸赖社稷神灵，海上没有战鼓警报，臣得以跟随学士大夫登高作赋，皇上对臣的恩赐十分厚重。后来我因讨伐中朝官员而获罪，太史说：“臣按职责办事无状，早就应当贬退了。”皇上宽宥我，使我得以到今天。严助是禁门中的心腹，而我任会稽官数年，皇上却不闻问，武帝还赐书责备他。我奉行三年考绩，已经准备行装，只因过去的罪过不能忍受，却还得以列在守关者之中，皇上治我的罪实在很轻。我请求归去，住在三洞等待考察。石洞子读《客粤唫》，没有不反复诵读三遍的。自从有屈平这样执笔作文章的人以来，没有谁不在《离骚》中张设侯门；被放逐的臣子尤其把它视为目标。人不能得到君主的理解，不能没有怨意；有怨意不能不郁结而深深忧愁；郁结忧愁不能不叹息舒气。所以说：“屈平创作《离骚》，大概是由怨愤产生的。”周公难道衰微了吗？诚信却被怀疑，忠贞却遭诽谤，谁不是如此呢？凭他的才华，即使不经过九都、不游历诸侯，何必作《怀沙赋》呢？周公居东三年，说“忧劳憔悴，不如肃穆和乐”，难道可以说“勤勉谨慎不如肃穆和乐”吗？为什么呢？东方之国不是清庙，所以周公因此说：“诗可以表达怨情，这句话适用于这里，而不适用于那里。”太史本来学习周公、仲尼的道理。假如让我们这些人把太史与屈平并席而坐，却让曾生坐在宋玉、景差之间，那又怎么样呢？曾生说：“这不是可以用口舌争辩的。” 《书云台草序》我四个女儿有幸都嫁给文士，韩甥是其中排行第二的。他的父亲伯声甫，靠诗歌起家，曾与计吏一同随文书到桐栢文学任职，讲说诗经，声名与鼎来相近。至于他所撰写的诗歌，仿佛从金石中发出。于是诸生把诗刻在学官中，私下说：县城离信阳不过二百里而已，若让他与何仲默同时出现，岂不是东西两地一起奏响吗？庭院中本来督促他专心本业，但老人偏偏砍伐梨树来妨碍种植粮食，孩子怎么还能再吃它的余果呢？甥却时时歌咏不止，偶尔向我请问：“不妨碍种粮食，也不妨碍种梨树，为什么要担心呢？”于是甥便记录自己的歌咏，交给刻工刊刻，题名为《云台草》。《云台》之名，是因为甥读书所居在定山山顶，那里是向北遥望罗浮的道路。贾生年轻时所写的书、疏、辞、赋，即使到了千年之后，班氏、白氏仍然要退让。当时若不是周公、孔子之言便不谈，若不是三皇五帝的典籍便不读，里巷鄙俗的语言不让它污秽自己的心腹。如今收录的作品，低下平庸而与俗人相同，向北面向贾生学习，正是应该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讲说古道，比贾生更难。不久，别驾守县，请我为博罗作志，我收录甥游罗浮的诗，别驾认为它们少有可取。甥即使还不及肩比贾谊，却已经可以和王勃相比了。文章贵在工巧，又为什么竟然要因为年少而删削它呢？宏大的声名不会进入乡里的耳朵；假使天下人都像这样的人，即使有人拿着拱璧走在驷马车前，又有什么足以增加甥的尊贵呢？虽然如此，孔子亲身实践，所以才显得尊贵，故说“文章才能不要以为自己不如别人”。将来直接说自己不能作辞命，只在默默成就事业并取得信实，我愿意学习孔子。诸位外甥往往在文学方面向我求取意见，难道不会窥见我有所褒贬吗？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栎园集序》古代王公大人一直下达到穷乡僻壤的男女；四方诸侯建国，从京畿之内直到各地，都能作诗互相酬答。那些如雏鸟初鸣般的声音因机缘而发动，发出之后未必流传。汉代《儒林传》记载，各国的诗都有传授弟子，世代相传；传到几代之后，弟子们都位居高位、掌握重大议论，奉行老师的学说，仿佛出自同一张口。只是会解释罢了，未必能创作。我们粤地的诗歌，本来是孙典籍子朋的传承。子朋的尊父光禄公曾拜黄宫尹为师，与孙典籍同时。四位先生后来都以宫尹为师，把他的诗歌教给粤中人。黄宫尹的高足弟子黎秘书、梁比部、欧虞部，都与光禄公同门。子朋因父辈交情跟随秘书游学，却尤其尊敬虞部。虞部、比部、典籍都是子朋同县之人，他们的源流有迹可寻、有传承，而且又都能创作，难道不是盛事吗？过去比部在粤地制造车轮，车辙却能与天下相合。当时齐、楚、吴、越有几位君子在京师讲习学业，每天削取三材使它们相合，每天以规矩校正阴阳使之齐一。比部学业完成后，谁能沿着车轮下面微微倾斜的轮迹去看它呢？后来秘书、虞部乘着两广的车马驰骋中原，齐楚吴越之人远远望见他们的旌旗便认出，说：“那是南粤的旗帜。”粤地三次驾车出行，天下也无法与之争胜；这不过是无故而取法黄帝罢了。秘书说：“《栎园集》大多有乐府的情趣，是古人古诗乐府一类的作品，所以有许多地方与乐府一样美。五言近体诗步武王维、孟浩然，七言近体诗可与钱起、韦应物并肩，五言、七言绝句具有杜甫的丰腴洒脱，也有王昌龄、李颀的风格。那些名家都已经骨朽了，因此固然知道子朋自得之处很多。至于我们粤地的黎、梁、迁、修文郎，长期以来只有虞部主持诗坛；子朋北游向虞部辞别，乘风而归，凭此使自己在中原师法名家，一定没有敌手了。” 《李惟实诗序》

译高凉人李惟实年轻时俊秀爽朗，曾陪侍父亲观察公泛舟湘江，凭吊屈平投身的深渊；泛游洞庭，登岳阳楼，眺望鹦鹉洲，羡慕祢生的辞赋；向东下行到赤壁，探问周郎击破曹公的地方；出了鄱阳湖，越过怀玉山，拜谒严子陵钓台，徘徊于钱塘；进入金陵，观看宫阙的盛大。当时惟实还在总角年纪，学业兴奋进取，作诗的意气已经轻视王子安了。后来他与计吏一同赴京，又两次落第返回郡中，收集癸未年以后所作的诗赋，题名为《吹剑》；丙戌年所作的各篇，径直以《北征》为名。吹管之声尚且有高亢之音；吹剑首，只不过是轻微的一声罢了。在各位名家面前谈论诗歌，譬如轻轻一声罢了。这是惟实自序中的话。观察公也说：“这孩子志向很大，而且自我期许很高。”我私下认为，惟实将在四方任事，他的操守会更加丰富，游历会更加广泛，声名会随着所在之地而屡屡改变；他不贪求名声，却以吹剑自喻，由此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惟实把自己比作吹剑，难道是因为没有声音吗？难道是自谦不足吗？无声已经达到极致；如今见到卵便想求晨鸡，我正认为这太早了。请让我谈谈声诗，因为声是用来教化人的。《尚书》说：“诗是表达志意的，歌是把言语延长的，声音依循着延长的言语。” 人有志向，就会表现在言语中，成为诗；诗必定有长短的节奏，这叫作歌；歌必定有高低、清浊的声调，这叫作声；把声调配合起来，用管弦演奏，这叫作乐。所以《诗经》三百篇都是乐章。后世它们的声调失传，虽然列于学官，成为博士弟子所学习的内容，却只从义理上作解释，失去了本来面目。汉代还接近古代，降到魏代，又降到晋代，再降到唐代，离古代越来越远，但各自都有一代的声调。君子到了宋代而不作诗，也有其道理。如今学习齐地语言，必定要到临菑；学习楚地语言，必定要到郢。齐人在秦地学习，楚人在晋地学习，一开口，有耳朵的人便能分辨出来。既然如此，学习汉诗、魏诗、晋诗、唐诗，到了连声调也不能分辨的时候，就差不多了。这种学问在弘治、正德年间兴盛，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到了近世，一两个君子彼此争强，自视甚高，向着小土丘、沼泽之地呼喊，难道能使人进入宋代吗？岭南喜爱诗赋，参加会试的士人甚至舍弃本业而趋向诗赋。惟实是天赋出众的人，正当壮盛之年，又非常喜爱诗歌；置身于郢、临菑之间，齐楚的语言便不难掌握了。岭西兵宪山阴王公对我说：“壬午年选拔的士人中有三个才子，张萃兄弟是一人，另一个就是惟实；张萃是我的女婿。”过去我二十岁时与计吏一同赴京，买来汉、魏、唐诗阅读，看见薛、胡二位先生的诗，又见泰山五经、介丘四杰，惭愧不如，于是把那些诗全部退还，只诵读程颐、朱熹的著作。诗歌对经书有什么妨害呢？《沧浪歌》正是孔子所听的歌；即使周公、孔子也都作过诗。只是乐本来有声，君子却说有无声之乐；诗是乐章，所以说：“无声达到了极致。”我曾间或对张萃说：“请问什么是无声之诗？”他说：“既然无声，又怎么能够说话？”所以我也不能为惟实说明，只能如此而已。《粤游草序》英宗临朝时，才开始命令宪臣管理学官；这个职位比各司更重要。直到今天，不是经术成绩优异的人不能担任；否则就必须精通古文辞，足以与汉唐作者并驾齐驱；再否则就要能谈论名理，以孔孟为准则和宗旨。这正说明它的重大。祭祀用的刍狗已经陈列完毕，仍把装有文绣的箱子拿出来，让弟子们在下面游息、居住、睡卧，必然屡屡被迷惑；如果是尚未陈列的祭品，必须等到陈列之后才知道，不用尸祝说明，人人都会分辨。文章虽然是不朽的盛事，辞赋虽然是壮士所作，仍应说不是为了求幸而创作；如果因此自称一代兴起，傲视、凌压当世，彼此争强，往往违背正道，那么自身教化又在哪里呢？谈名理的人又只会雕琢辞藻，学问不足以谈名理；谈名理的人也轻视辞学，二者都不对。粤中管理学政的官员，精通经术者前后相接，无法一一列举；文章方面有钱塘田叔禾，名理方面有昆山魏子才，却没有能兼长二者的人。东武郭舜举先生，讲经必削除陈旧说法，教诲一概依据先圣，而尤其长于诗。此前婺州赵太史客居粤地，作《客粤唫》，先生确实出自他的门下；《粤游草》的源流也可由此看出。太史奉命出行，免不了有江潭思归之情；先生奉玺书，乘驿车巡视各部，走遍百城，览观名山大川，结交贤人豪杰，为国家弘扬培育人才的教化。两人的荣枯不同，但比较他们的文辞，都出于正当的性情。过去孔子在杏坛之上讲学，六艺的典籍难道不极其广博吗？为什么偏偏要学习《诗》？因为可以用雅正的语言教导弟子，侍奉君主、侍奉父亲，以及鸟兽草木等天地之间的事，都已经完备了，而这一切都根本出于性情。汉唐称为诗的作品，虽然与《国风》《雅》体制不同，但发于情感，止于礼义，合乎人的中正之心，这一点是相同的。朝廷把先生作为木铎，学官弟子是孔门弟子的十倍；以歌延长言语，哪一件不是教化？况且水火交攻于内心，心灵就不清明，即使有言语，也不过像哇哇之声罢了。先生心境洞达而常虚，洒脱而常适；是非、喜怒、惊愕，丝毫不能扰乱他的心灵，不只是登高能作赋，即使沉浸在文墨之中，内心仍有余暇，挥袖而歌，声音仿佛从金石中发出，这是有根由的。世上谈论文学技艺的人喜欢发表高论，动不动就推崇北方声调，甚至以北方为准则。北方十五国的风诗都在长江以北，当时的疆域就是如此；但人都具有五常之性，刚柔缓急各不相同，声音也不同，这与水土风气有关。齐鲁已经不同，秦晋又怎么还要把江北尊于江南？大体说来，古今虽有差异，却没有南北的绝对区别；如果以豨韦氏一类人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世道，谁能不随波逐流？上层的教化、士人的诵习，其影响会逐渐流传。假如有鲁阳公挥戈使太阳后退三舍的力量可以挽回，一概说来，性情就是根本，也就是所谓中正。这就是声。粤地人喜爱声诗，所以太史和先生来到南方，都乐于同他们交游。我也跟随在他们后面，石洞得到二位先生的诗，仿佛增高了许多。《客粤唫》既已作序，即使文才不高，又有什么辞可以推辞先生呢？《山中唫序》如皋的侄外孙焞，年轻时倜傥不羁而有大志。我回到罗浮修治石洞时，焞将近二十岁，没有一年不与我徘徊于四百三十二峰之间；漱石枕流，没有一次游览不跟随我。他大声向往古人的富贵，却把富贵看作浮云；无论走到哪里都走在前面，无论趋向哪里都跟随前行。若能充实这种志向，就可以追踪古人了。陈公甫说他的弟子李孔修可以陪伴庐冈，不只是说焞有能作诗这一项本领，也有这个意思。正当他构筑绿阴草堂、闭门发愤读书时，东莞黄尚业把他的诗交给刻工刊刻。豫章先生七岁才被人知晓，即使有美玉，也宁可让它保持璞玉而不轻易示人。黄生却说：即使还没有成为珪璋之玉，原本也必定是建造大厦的良材；从扎根之日起，就应当年年积累，反复雕琢磨砺，这样才能成为明堂之器。焞，你要努力啊。《石洞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卷十五 （明）叶春及撰 文 记 《瀫阳赵公浮丘社大雅堂像记》诗有六义，雅是其中之一。雅又有大雅、小雅，所以用体制来区别。君子的声诗，大都属于大雅。所谓大雅，就是风诗如果没有雅正便会流荡，赋如果没有雅正便会泛滥，比如果没有雅正便会离散，兴如果没有雅正便会固执，颂如果没有雅正便会虚妄，都会矫饰而不合经常之道；有了大雅，便能兼备这些特点。古代四方采集的诗，全都汇聚在史官那里。瀫阳赵公掌管这一职务以后，侍奉皇上讲学，谈到君臣、父子，从没有不反复说明的。恰逢宰相弃去素冠，群臣磨砺自己以求进用，奏章却不下达；赵公正直地记录起居，便手执简册请求宰相处理。宰相不高兴，后来又以磨砺进取之罪责罚群臣。赵公率领同僚入朝谒见，宰相更加不高兴。于是东粤的任命下达了。赵公说：“臣原来的职务是掌管诗歌，新任命却是掌管军旅，臣不敢违抗。”幸赖皇上的神武，岭海之间没有战鼓警报，他得以利用空闲治理诗歌，请求不要荒废本业。曾生士鉴进献《浮丘图》，赵公于是创作《浮丘社》。浮丘，是朱明门的门户，旧在海中；始于浮丘公，后来是稚川集贤修撰蒋公。考察此事，当在熙宁年间；浮丘社沉没于民间五百多年，到赵公才复兴，详情记在赵公所作的记文中。国初五位先生在南园结社吟咏，因此东粤喜爱辞章的缙绅先生解职归乡后，不顾家产，只作诗、修订岁时聚会，所以浮丘社得以承续南园诗社。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员，没有沉溺于滑稽琐事、程式石刻；休假之余，与两三位大夫和文学之士从容徜徉，高雅歌唱、连续酬和，骄然闲适地游于尘世之外，这就是赵公所称述的情形。唉！他的节操高峻，道术宏大。节操高峻，所以方正而不容于人；道术宏大，所以能挫去锋芒而与众人和同。他像周公居东吗？从前屈原以辞令受到宠幸，等到遭贬逐之后，便大肆铺陈文辞；《远游赋》还想托身乘云上浮，跟随羽人到丹丘，早晨拜访王乔，晚上拜访韩众。可惜文辞放纵而质朴尽失，怀抱愤懑的节操，没有忍耐调和的心意；《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篇，纵逸怪诞，怨恨激烈。这与大雅有什么关系？舍弃王乔而选择彭咸的居处，与阳侯交游却违背韩众的话，为什么本末不能相称呢？赵公正从西郭门出行时，长远的原野、蔽日的树林、修长的竹子，云气缓缓落到马首前停住；这大概是流连顾盼，不正是他在泽畔行吟的时候吗？然而他并没有憔悴枯槁。诗社成立后，左边是浮丘，右边是稚川，海上的仙人将要全部招来。他们漱饮正阳之气，含受朝霞，玉色焕发。和学士、大夫们一起载歌载舞，多么广大啊；安乐和悦地游于中正之境，没有一丝不平之态，这与屈原相比又怎么样呢？屈原处在风雅变异的时代，朱子推究其缘由，认为他从未向北学习中原的仲尼、周公之道。赵公从早年便学习这些道理，即使有风雨也不改变，几乎完全合于大雅而不与众人同流，正是因为有根本。世上谈道的人往往只把雕虫小技、辞赋文章作为赵公的名声。难道他只是像孙绰那样有文才却不居其名，反而卑微地混迹于世吗？“为什么不学习《诗》？”实际上就是诵读、效法孔子。蜻蜓、蛱蝶与鸢飞鱼跃没有不同，为什么要有所取舍呢？我只奇怪宋玉一类人向屈原北面称弟子，面对他叹息，却不能舒解自己的郁结。大概屈原自认为已经找到道路，即使有女嬃的责骂、灵氛的占卜，也不足以使他回车，又何况宋玉之辈呢？如果赵公学习正道，纯粹主持文坛盟会，取得前茅而率先登临，一时豪杰争相执鞭驾车，共同奔驰追逐，那么赵公对于我便是弘大的了。因此以大雅命名厅堂，树立仪范，明确前行的方向。赵公归来后，便在厅中塑像；登堂吟咏，俨然像赵公亲临我面前。如今赵公入朝辅佐圣君，实行周公之道，续写文王的诗篇，把大雅传播天下，我们粤地首先受到他的教化。将来定当编定诗歌以纪念赵公，难道不可以吗？起初曾生嘱托我作记，六年以前我就答应了；赵公门人汾源郭公来督学，又重申此命，我不敢违背，只是拿出下等马来应付，怎么能侮辱主持齐盟的人呢？郭公继承了大雅的声调，宋玉哪里值得一提呢？《宝纶楼记并铭》

译京兆从此起家，龙门会合岭西，平定并设置最初的县城；要斩断犀象、蛟螭，不是太阿这样的宝剑不可。于是督府请求把龙门县令调到东安，他乘着破车、穿着破旧衣服，开辟山林。一年内九次劳作，第二年安定聚集百姓，第三年施行教化，到如今使地域齐整，得以向职方进贡，这都是东安的功劳。当时天子最为嘉奖东安，赐金并增加俸秩，想推恩及于他的亲属，以翟车封赏他们，但诏令尚未下达。东安充满自得地归来，起任淳安县令，政绩列为第一，事迹记在《政纪》中。后来入朝治理京兆，我的外甥张萃与计吏一同赴京，在成均师事婺州赵先生。学业完成后，他介绍张萃和我认识；元冈又在南宫让我拜见刺史。等我到了岭西，刺史归来石洞，我带着江生前去问候，却遇上天降的忧患，没有一个使者来往通报，我私下感到悲伤。我不才，在家奉养母亲时，太孺人身体还安康，她跪着教导我：努力耕田，贵在能得到丰收；善于做官，贵在能及时奉养亲人。从此以前，先世选择在北岭筑居，但不能容下多少人，县城房屋低洼狭窄、喧嚣尘杂，不能居住。若能让小儿凭借一命官的荣耀，取得一席之地来奉养我度过余年，使我的事情得到满足，就够了。元冈叩头回答说：谨遵母亲教诲。丁卯年，元冈梦见老人，您难道还担心来得太晚吗？蟋蟀等待秋天，阴气渐渐聚集；飞龙升上天空，依附风云而盘曲交错。这正是您的昂首奋发之时。太孺人只担心没有您，不担心没有可以跟随的人。从某处到某处，陪伴阿鲑、蠪泆、阳守，已经有一百几十年，正在等待主君。那一年穆皇帝登上大宝，我果然与计吏一同赴京，承乏任东安。百姓刚从水火中出来，正驱除狐狸、豺狼，砍伐蓬蒿、藜藿，与百姓共同安居，又哪里顾得上置办家产呢？不久禄位未成，太孺人便去世了；丧葬大事已经办妥，宗族之人拿着地契来出售，地方正如老人梦中所指。第二年建楼五楹，坐卯向酉；其星应奎、壁，前临严岩，旁带淇塘，背靠武姥，夹在澄江之间；金华、玉华、武溪、鹿溪，或如拱手，或如作揖，或如蹲伏，或如拥抱，都朝向这里。楼外开阔，完全是一大观。落成那天，赞誉和任命恰好下达，臣元冈叩首。古代有功必定作铭，以示子孙，所以命名为宝纶楼。北岭是高门，属于乡里的右姓；当我先祖松谷公在这里开基时，它就像邹鲁对于齐楚。即使金子堆成丘陵，哪里能越过东邻咫尺之地呢？所以各位从祖只能勉强建造不足以容身的房屋，如同耕田有界限；房屋建成、得到这块地方，也等于附生的赘瘤，只会使荆棘更加茂盛。一百几十年后，没想到归于我手，这才想到这些，全靠先世的神灵，使我们共同承受福泽。风虽然不停，君主的命令庄严地降临。那正是元冈父母仍在世的年月，若能因刺史而获得福分，我又有幸写下这篇记，难道只是子孙和先赠公承受恩宠吗？石洞子说：“好。”三年后，张萃赴南宫，请求说：“舅舅在京兆已经有成说，我将借此机会来报答。”学者多说没有鬼神，醒着时形体相交，睡着时精神相接；鬼神在梦中没有形体而能相通，也是有道理的。《周礼》设有掌管六梦的官职，难道不是圣人的制度吗？我姑且不在夜里占卜，而在白天占卜。注满了容易盈溢，舀取了容易枯竭。松谷公积累善行、累积仁德，先赠公又增益它们，都是水源汇注，却从未有人舀取。没有平地不变成陡坡，没有往来而不复返。我承受它的盈满，别人承受它的枯竭，归于京兆，不也是应该的吗？这些都是白天所做的事，只是借梦来沟通罢了。京兆在东安，巢居的百姓都有门户房舍以避风雨、干燥、潮湿，也就是又有水源汇注了。仁者之后竟然不能聚集屋舍、托身居处，怎么解释天道呢？所以我只在白天占卜。铭文说：‘有宋的后裔，实为周的附庸；受困于荆楚，分散居住在沛、丰；后来渡过西昌，才有松谷公。到了先赠公，哪里不效法福善之道？滔滔的江汉，百川都向它汇注；赫赫有名的京兆，百神都据守于此。五岭以西，祝颂的人很多；神灵听见这些话，使他的后代昌盛。华丽的谯楼和井干楼，高得直达苍天。天子命我到那里任职，谁是贤能的臣子？我叩首稽拜，祝愿天子万寿无疆。唯有孝与忠，凭此可以世代守持。不是孝，怎么能成为子女？不是忠，怎么能成为臣子？我把这些刻在铭文中，谨敢告知后代。’ 《肇庆文昌浮屠记》

译肇庆府学，宋代在旧高要县东面；崇宁年间推行舍法，使它规模缩小，便迁到东门之外。政和年间，太守毛衍主持这项工程，于是把旧府学迁到高要县学，作为学校，算来已有三百七十年了。本朝天顺年间，盗贼两次据守府学，太守黄瑜向朝廷请求，迁到东门之内。嘉靖壬辰年，又与县学一起迁回门外旧址，府学在左，县学在右，中间奉祀先师，这就是今天的学校。到这时，诸生向太守郑公请求：郡城从甿渚而来，绥江在左，贺江在右，西江流经前方；近处北岭下降成为白沙冈，像瓜蔓一样向东延伸，最前面建府治，学校正在府治下面。东方的水流入西江，像从高处倾水而下；城北的水也向东奔流五十多里才汇合。虽有羚羊峡，远处仍依赖王公的神灵。若在学校东面开辟浮屠，它就像河边的碣石，是古人所说的面向形势。后世崇尚文治、发扬文采，不能没有笔；浮屠末端向南尖锐，在五行中属火，文明的象征也由此取得。它的性质向上炎升；江南的山向东是王侯之象，西边铜鼓山都高数百仞，盘踞数里；进唐冈低低小小，像土丘一样与它们相对，这种形势该如何说呢？借明公的福泽，在进唐冈下建造浮屠，培厚地脉，发扬天光，彰显人文，难道只是一时或百世之人拜受明公的恩赐吗？在这以前，学校迁移，乡人把它作为东岳之祠；后来又流传学校歌谣说：“废掉庙宇兴办学校，想求科举功名；马要生角，浮屠高耸入天，马角已经长出来了。”于是郑公慨然任太守，我有幸亲自作为一郡的表率，只要有利于诸生，哪里怕辛劳？即使才能赶不上王公，难道敢不尽力召集工匠、准备材料，砍石烧砖吗？地基宽三丈六尺，深为宽度的三分之一；六角七级，高十二丈，顶的高度和地基的深度相同；估计用金一千五百。工程从万历乙酉年春正月开始，到丁亥年腊月告成，命名为“文明”。于是会合缙绅和诸生举行落成礼，春及得以亲眼观看。向北望学校宫墙，整齐高大，光彩焕发；北岭像屏障，西江像衣带，山势高耸，水色澄澈。向南望进唐冈，修长而挺直，尖削而锐利，卓然像一支笔，炽烈像一团火；群山环列向内，像跃马，像展开的旗帜，观览之下，仿佛都在此处拥有其形势。向西望苍梧，向东望南海，远处如黛，近处如锦绣；蜿蜒的像龙，蹲踞的像虎；两道峡谷作为门户，仿佛巨灵赑屃蹬踏江流，使它向后退却。形势已经完备了。客人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应当用实际行动引导百姓，宁可顺应他们的情势。郑公大力兴办学校，陈设钟、鼓、管、弦，盛行《诗》《书》。礼乐的檄文下达后，便召集县里的学生，教他们六艺，每月考察三次，评定优劣。嘉奖有才能的，诱导并促进那些有所不足的，这就是务实。诸生以佛寺之事相请，规划它竟然不过一夜，难道他务实到如此地步，仍然只是顺应人情吗？学习如同作战，都要靠气势来完成；所以战鼓一响，是为了振作士气。越王看见愤怒的青蛙，必定扶轼致敬。诸生既然把科举功名寄托在佛寺上，便满足他们的意愿，消除他们的疑虑，使士气增加百倍，然后驱使他们走向实际。这正如客人所说的，叫作‘朝三’，而兴建佛寺也同样是务实。天地安排各自的位置，星辰排列有一定的规律；人从孩童时以小孔窥视，尚未看见天地的广大。太一居于中央，四周环列星宿，分散为二十八宿，合起来成为四方，好像摆放棋子，又像串联珍珠，堪舆家所说的都是这些。嵩山耸立在殷、冀二州之前，渡过江淮又有衡岳；天地尚且不能违背这种形势，何况人呢？又没有看见居室的细小形制吗？中间是正堂，左右是翼室，前面是门，门中有树；在天上形成星象，在地上形成形体，圣人使之成为功用，这并不是空话。那么佛寺的形制为什么不仿照我将要把王屋、太行二山移走的办法呢？恐怕操蛇之神没有听见，夸娥氏的两个儿子也不会辜负我吧。唐尧、虞舜以来，制度制作代代兴起，技艺和器物往往来自四方夷狄，中国也依赖它们，为什么偏偏要怀疑佛寺呢？况且君子的教化，是借助事物来显示高明，必定加厚根基，这就是树立根本。树立起来而不倚靠，是坚强；外表挺直，是义；内部通达空虚，是虚；从旁边照耀而明亮，是明。登高必定从低处开始，是渐进；远望必须登高，是高；远处观看它们相互环绕，不如亲近它们，是实践。这八点若能体现于自身，道德便崇高，事业便广大，哪里还要谈什么科举名次？教化的方法也很多。郑公听后说：‘像我这样专心一意的人，平生只致力于实际；石洞之言正合我的心意，请把这些话刻在石上，告知众多士人。’主持工程的是郡人梁景先。《博罗县儒学重修文昌阁记》。

译博罗在汉代设为县，县学官署的兴建，据说始于宋代。山脉从北面进入境内，突起成为大冢，形似象山；向南到定冈，县治就在这里。学校在定冈左侧的西面，地势已经倾斜。文昌阁建在它右边，和定冈、县治相对而立。大概堪舆家说：‘文昌主管修文之事。’大江从东面流来，沿城西流入海；榕溪从象山发源，自西向东逆流上入大江，像两手共同环抱学校，正当环抱之处，正是风气汇聚、灵秀凝结的地方。宋代以前，登名籍的人很少；张宋卿到太常寺应试，文章出众，名列第一，文才斐然，于是兴盛起来。本朝名臣接连出现，忠孝之臣、才节之士前后相望，难道不是山川灵秀所造成的吗？文昌阁荒废，溪水决口，乳西江水冲荡到城下，直达数百步，水道不能通行，博士和弟子们忧叹很久。万历五年，蕲春李公任广东东道参藩，分掌惠州政务，以文治经略、武备治理，境内得以安宁。博士弟子于是上状陈请，李公【缺字】地说：‘我不才，曾在禁中侍奉，看到皇上兴办学校，亲临辟雍，讲论石渠，盛大地阐明礼乐，将要发扬唐虞的教化，超越三代的风尚。皇上赐给我履，以此表彰南海；看到学校废弛而不兴办，不能宣扬主上的恩德，我非常恐惧。’ 太守宋公说：‘只要明公下令，就应当奉行。’于是发放部内的钱财，交给县令张守主持此事；从事丞邵文簿、县尉郭岳黄天佑，都奔走办理，建成了高若干尺的楼阁。阁下建堂四楹，前面有门，后面有室；阁门上仍旧题名为‘兴起斯文’，这是李公的志愿。楼阁建成后，便让博士许天参、李茂魁率领弟子在其中讲习学业；又发兵堵塞城郭，向西决开水道，李公亲自到场主持；砍伐南山的石头作闸门，闸门长若干丈。溪水恢复旧道，文昌阁有溪水映衬，更加优美。客人经过，向叶子传授治水之术，说：‘临近深渊结网，鱼一定能捕到；占据险要张设罘网，鹿一定能捕获。’大概是说器具齐备。李公善于鼓舞，弟子善于作文，不必担心文教不能兴盛。既然如此，上有李公，下有弟子，文昌阁的兴废又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这不是客人所能看见的。’弊病没有比因循更大的，功业没有比振作更好的。因循便会冒用安静的名义，振作便能让人享受改革的利益。假如天下人都只是浮泛地仰慕这个名声，事情就会荒废。此阁荒废、溪水决口，岁月难道还不够久吗？连一手一足的微小功劳都还迟疑谦让，又哪里有空去询问器具是否齐备？乡里的父亲教子弟，早晨诵读，晚上复习；家塾一旦坠坏，筹划起来不过一夜。这项工程，难道就像乡父治理自己的家塾吗？鼓舞振作已经到了极点。客人说：‘好。’博罗过去那些参加计偕考试的人有若干，后来却逐渐减少了。有人说：‘这是水灾造成的征兆。’李公不久便接续已经中断的事业，施行德教，士人一天比一天兴盛，这都是从李公开始的，后世百代都会拜受李公的恩赐。’回答说：‘这不是客人所能看见的。’《天官书》说：斗魁戴着匡形的六颗星，叫作文昌宫。第一颗叫上将，第二颗叫次将，第三颗叫贵相，第四颗叫司命，第五颗叫司中，第六颗叫司禄。《元命苞》说：贵相主管文教事业，司禄赏赐功劳、提拔进士，世人于是就把文昌当作主管文事的神了。孔子说：‘周文王已经去世，礼乐文章不在我这里吗？’这才是孔子所说的文。周室衰微，文王、武王之道几乎坠落，孔子和七十弟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讲习学业，使它重新振兴，周道灿然复明。所以从周文王到孔子相隔五百年，仍然如同一朝。孔子曾经做过鲁国国相，击破郈都，使齐国退兵，哪里还用谈什么将帅？七十弟子散游诸侯，大多成为师傅、卿相；然而所谓文在他们那里，不在这里。李公的事业起于秘书侍中，长久熟习国家典章，大概是承继皇上文德的臣子；他召集弟子，每天训导他们，差不多就是孔子的志向。不然，难道他所署理的文昌阁，只会顾及这些吗？况且星辰纵横交错，是天的文采；江河川渎，是地的文采；裁成天地、辅佐万物，使天下受到教化，是人的文采。上承天道，下治理水土，并以此完成教化，那么李公的文采就可以知道了。‘得全全昌’大概并不是虚话。《元命苞》哪里足以与此相当？李公名盛春，是隆庆辛未科进士。《新筑北津寨记》。

译肇庆作为郡，北面背靠万山，南面连接大海；阳江县正处在大海边上，北津是它的要害。东面连接闽地，西面经过高州、雷州、琼州、廉州，通往安南、越裳以及海上各夷国，商人和海盗仍像出入庭院一样往来。粤地沿海旧有六座寨：潮州有柘林，惠州有碣石，广州有南头，雷州有白鸽门，廉州有乌兔，琼州有白沙，上下相联，难道不像牵引的绳子吗？只是海朗与双鱼相距二百里，南头与白鸽门相距一千二百四十里，而北津正居其中，距县城将近三十里，已经很近了。所以每年调发东莞的戈船，派神电、阳江、双鱼、海朗的尺籍军人驻守戙船澳，作为北津的外藩。嘉靖三十五年撤去戍军，从此盗贼如入无人之境：先陷海朗，再侵双鱼，第三次攻入阳江，进入城郭，北津、海陵的百姓没有一个能幸存。当时，海盗郑大汉、林道干、朱良宝最为凶猛。万历元年，许恩杀死郑大汉投降，把他安置在北津保界。四年，督府凌公上奏说：‘陛下不知道臣不肖，却让我待罪军中。罗旁依赖陛下神威，已经设置州县；北津还没有寨，海上百姓不能安睡。’ 阳江、神电沿海虽然隶属白鸽门管辖，却难免像用鲁缟制成的弩箭一样无力；将士林立，却倚靠投降的海盗来求安，不也是轻视朝廷、使守边大臣蒙羞吗？请把北津设为寨，由雷、廉参将兼管水寨事务；乌兔虽靠近珠池，也只需派一名校尉守卫海康便可无患，请撤去乌兔，把兵力补充到北津的空缺。’诏令说：‘可以。’这一年共有戈船七十四艘，戍卒二千二百七十人，分为三军，许恩仍领中军，驻守保界。六年，许恩遣散同党，在县城西边置办田宅，让他们成为编户百姓；他的党羽也分散住在乔马都，于是派把总领带他们的军队。八年，督府刘公请求撤革参将，设置钦总；从此才有钦总，但钦总住在县城，北津仍然没有寨。起初，许恩既住在北津，便用蜃灰混合沙土筑城自守，城外挖池，虽说固若金汤也不过如此。许恩离去后，跛牂在城上放牧，城墙每天崩坏。万历十四年春，珠池发生战事，海上戒严，郡丞方公负责防海，巡视北津，四处观望，犹豫着想在那里筑寨。太守郑公觐回对方公说：‘阳江以大海为护城河，北津扼住海口；近来已有诏令设置寨堡，军吏却蜷缩在县城里，卑劣地以治所没有修备为借口，若守卫边境，难道能这样说吗？’ ‘您应当赶快谋划这件事。’方公说：‘好。’于是向兵宪王公请示，约定秋末，王公巡视县境，到了北津察看。许恩所筑的城上写着：‘朝廷宽待我许恩，使我不死，所以我替朝廷筑城。如今你们避居城内，把我这座城让给我，为什么要抛弃它？况且这是我亲自营造的兔窟，若不做到万全，难道就这样算了吗？既然可以利用它，就应当在这里筑寨。’方公上报方案，因循许恩旧城，也用蜃灰筑成。周长二百二十丈，高一丈五尺，地基宽半仞；上面设雉堞，用砖瓦砌成，高度与地基宽度相等。开三座门，设七座谯楼，设睥睨以观察城垛，城内外都有道路。护城池就是许恩原来所挖的；中间是按察分司，左边是钦依总司，左边再设分总的居处，右边是备倭署，都向西背山而立。鼍江环绕四周。军民交错居住，南门外开辟讲武场，可容纳万人。场中有亭，东面临海；有山丘可以登临远望，不知能望出几千万里。亭名叫‘望海’，不只是供游览观赏，也是为了侦察海盗。费用总共千金，两位台臣称赞其功；然而阳江县所储藏的金钱只有四分之一，余款尚未有人出。此前许恩率众向督府投降，督府赏赐千金，许恩独吞，众人不满，却不敢发作。恰逢许恩去世，众人一起到督府申诉，事情交给海防方公办理。方公于是对许恩的妻子儿女说：‘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独占的欲望也难以成事。先前众人不敢追究那一千金，只是因为许恩还在。许恩死后，众人要杀掉你们，母子就只能像老鼠一样啃食东西。饥饿的人之所以忍着死亡而不吃乌喙，是因为吃了它虽然能填饱肚子，却会和饿死一样遭殃。如今为了千金而死，也同吃乌喙一样。不如拿出千金，把所置办的田宅登记为官产，立下文书作为凭证，这样众人不敢侵犯，你们母子还能享有其余财产，吃好的、穿好的，也就足够了。’许恩的妻子儿女于是哭泣说：‘只听从明府的吩咐。’方公又对众人说：‘你们都已经濒临死亡，幸赖督府使你们活下来，这是很幸运的。难道还要奢望金钱吗？督府赏赐千金，是因为要让你们守卫边界。如今鸟兽已经逃散，你们有什么功劳还要索取金钱？你们既已编入民籍，只要有一个人作乱，有司就可以依法惩治。假如许恩的妻子不拿出金钱，你们始终不敢动摇她们，不如把这笔钱归还，用来补助军饷，督府一定高兴。这是用本来得不到的金钱，换取必定得到的福祉。哪一种更有利？千金本来在许恩手中，但他也不能带着一文钱死去；如果你们能享受剩余的钱财和福分，哪一样更多？’众人又哭泣说：‘只听从明府的吩咐。’于是拿出许恩藏金，剩下九百多金。督府吴公说：‘把这笔钱用来修筑北津寨，工程才能完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叶子方正在编纂《郡乘》，郑公、方公便对他说：‘叶先生的职责就是记载北津的事情，怎敢劳烦您来从事此事？’我说：国家在西北设置九边来抵御胡人；从山以东、背靠大海的各郡，直到淮、浙、闽、广和珠崖，都大量设置卫所，都是为了防备倭寇。东南的舟船顷刻之间可行千里，和胡人的战马一样，都是各自的长处；只是胡人凭借雕鹰般的凶悍来扬名吗？何况京城附近有亭障、烽燧、候骑，朝夕戒备；东南卫所若无暇整治，其他还谈得上什么？巡逻的官员、守望的将领，往往只选择方便之处而嬉游。那些狡猾地想着磨利爪牙、填满溪谷的人，一旦窥见破绽就会起兵，这就是败亡接连发生、众人并头受戮的原因。勇士重重关闭门户，难道是假话吗？况且许恩不过是苟延残喘的人，缝补经营自己的巢穴，不能拔除祸根，只是为了保全身家。把自身看得如百姓，把家看得如官府，那么不等亡羊之后才修补羊圈，也应当立即补救了。这项工程，方公亲自承担，郑公首先倡议，王公主持推动；工程完成则多亏吴公，否则即使有高明的厨师，没有刀也不能切割。诸位都是为社稷办事、把百姓看作自身、把官府看作家业的人。工程于本年春三月开始，秋八月完成。钦总王重喜、分总朱相、百户王宗，以及阳江县知县宋良木、典史王舜，都是有功劳的人。姑且写下这些，留给后人，使它不要毁坏。《惠州重建汉寿侯庙记（代拟）》

译惠州南山过去有汉寿侯庙。嘉靖初年庙宇废毁，百姓便在凝碧楼供奉他。凝碧楼是南门旁的城楼。有人说，隆庆戊辰年，周云翔杀害主帅而反叛，回头又进攻郡城，云翔门就是由此得名。当时海岛夷人从外部侵扰，叛卒从内部作乱，箭矢像雨一样落在丽谯上，形势十分危急。云翔策马率先登城，一跃而下坠落；重新上马又坠落，像这样三次才退下。士卒擒获云翔示众，经过凝碧楼。云翔问：‘使我坠落的，像是有穿锦衣的人推我，难道是有神吗？’守楼人说：‘是汉寿侯。’云翔抬手指向楼上，胡须微动，城中的屠杀便停止了。万历乙酉年，太守黄公梦见一个长髯人从西南而来，交给他‘以及后’三个字。占卜说：‘这是长髯的壮缪侯。西南方向有他的庙址。’所谓‘以及后’，是说他的神灵将延及后世，也想延及后人建庙供奉他，并把这件事交给明公。明公要让他的功德流传百世啊！黄公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承蒙守护这片土地，若主管神祇的人没有文书制度，实在是我的责任；我愿从自己减少俸禄和供奉的收入，以此倡导官吏百姓。我在海上治理军务，回来后更加尊崇此事，并用私人的奉养钱资助工程，把工程托付给守戎李君。李君说：‘先将军每次吃饭都谈到这件事，幸亏黄大夫像举荐桂树一样倡导它，我怎敢推辞出力。’ 于是召集工匠，备办材料，在宝潭上方采石。正堂巍峨，台阶高峻，门像鸟翼一样展开。汉寿侯坐在正堂中央，旁边侍立着各位将领，双目怒睁，神情肃然，仿佛正在听候号令。门前排列铠甲和战马，骑士控御着它们，威猛得仿佛能听到咆哮声。祭祀食物和神位设在两侧廊序，南边树立棹楔，题名为‘武安髙靓严巨美’，比过去增修得更加宏伟。黄公嘱托我撰写记文。我认为，事物达到极点，就会精纯；精纯，就能长久而且更加显灵。茯兔能够灭火，宝剑可以照耀上天，这就是精灵达到极点。事物固然如此，人也应当如此。如今世人所称的伟丈夫，不就是忠勇、信义、奇节、慷慨，在患难中不改变、在生死间不变节的人吗？自从左氏撰写史传以来，这样的人并不少，但缙绅先生常常诵说的也不过几位。缙绅先生尚且不能一一诵说，只能徒然把名字挂在谱牒上，何况妇女儿童呢？从朝廷到郡县，塑造形象来报答他们的，只有孔仲尼；他忠勇、信义，在患难中不改变，在生死间不变节，塑像祭祀他，也都是他所生长、所到达的地方。除此之外，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汉寿侯的姓名使儿童都畏服，庙宇遍布巷道角落，所谓达到极致，不就是这样吗？当他在涿郡抵御外侮、在平原任职时，已经把生命许给先主了。后来镇守下邳城，不幸被擒。曹操虽然以隆重礼遇相待，但这又能把刘将军怎么样呢？恰逢刘备从江陵到夏口，收取江南，平定益州，在汉中称王；又在樊城进攻曹仁，击败七名将军，斩杀龎徳。他降服群盗，曹操到来，想迁都许昌以躲避他，发誓不消灭刘备便不进早餐；这正是曹操日夜苦心筹划的事。可惜芳仁挑起祸端，蒙逊使毒虫咬伤脚，兆成在临沮告败身亡，难道不令人悲痛吗？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越多，精神魂魄就越强，所以精气神爽可以达到神明的程度。一个小国却能讨伐贼寇、掌握胜负的关键；即使敌将刚愎自用、夸耀勇武而缺乏谋略，也会自取灾祸。向北击败曹操，向南诛讨孙权，这同从前蒙逊的美好功业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汉寿侯含恨而终，他所经历的事业很广大，所凝聚的精气很多，所凭借的根基很厚，神灵显赫不也是应当的吗？世人说汉寿侯升降于上帝身边，傅说列在星宿之间主管政事，也许是这样。人做善事，气势常常伸展；气势伸展，就好像有神灵帮助他。人做恶事，气势常常屈抑；气势屈抑，就好像有神灵挫败他。人的作为与神的作为相互参合；若不通晓神人与人事相通的道理，哪里值得谈论这些？君子借神道来设立教化，所以教化能够实行。黄公修建文昌祠，是为了振兴儒学；修建汉寿侯庙，是为了振兴武备，大概正是尊崇神灵的意思。这项工程始于乙酉年夏季末，秋季末告成。郡丞郑公主持事务，孙公也出力很多。《章村墟记》。

译从前圣人规定正午设市，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货物，交易完毕便各自离去，各得其所。聚集时市场充盈，离去后市场空虚。如今北面称为‘集’，取聚集之意；南面称为‘墟’，取离去、空虚之意。商税和市井租金收入归入少府，或者成为封君的汤沐邑；自从开辟阡陌以来，难道只是实行爰田吗？市场也不再属于县官了。豪强之徒凭借财力役使百姓、兼并土地，在乡里以武力专断，任意侵夺，独占山林川海的利益。所以应当把仁义放在先，把争夺放在后；在上者施行教化，在下者经营货财。使公利归于百姓，而厌恶私人据为己有的做法，没有比章村更好的了。此前朝廷认为检式化条有利，制定它来约束天下；百姓勉强听从官吏，过后又停止了。只有章村长老真正实行它。每月初一相会，百姓诵读法令；春秋两季赛祀神祠；尊敬高龄老人，礼遇有才德者；抚恤孤独，救济贫困。海上盗贼横行，大家集资修治兵器，打击盗贼，持续了若干年。御史董公在县任职时，命令富人帮助穷人，也只有章村响应命令。所获余利若干，按十分之一生息，几年后增至本金的十倍。东北方向马氏有一块地，章村买下，在那里建成章村墟。章村墟背山环海，南面有大路，西面连接县城，东面通往板桥古镇和各乡。章村有许多世代富足的人家，缙绅大夫的高门宅第相连，县城房屋鳞次栉比，舟车汇聚，是东莞的一大都会。北面排列店铺四间，当墟的下方有四间，上方有五间，中间的道路把它分开，西边三间，东边两间。东边店铺是下方的两倍而且空旷；东北角上方的店铺，门面朝向南北。上方店铺有固定的位置，居民经过中间道路三条、横向道路四条，店铺分为两行；上面向北分为三段，中间每段都是四间，下面增加一行，共十三间。两行店铺各自加倍，处在道路中间，四通五达；有柱子而没有墙，石柱共七十六根。两行店铺的西面正对上方四间店铺，再越过一条道路有两间店铺，也都有柱子而没有墙，柱子木石各半，共十六根。以上店铺有固定位置，居民却没有固定住所。总计店铺四十九间，道路八条，柱子九十二根。每逢一、四、七日，以店铺租金作为集会费用，数额固定；背负、提携货物在道路上交易的人没有固定费用，只少量收取。每年收入若干，用来集会、诵读法令、春秋赛祀、慰问老人、礼宾有才者，以及凶荒时的救济，一年的经费都由此供给。过去有司下达公文，百姓骚扰奔走，互相出钱雇人应付；如今一人管理，百姓便不知道有官吏介入了。万历九年核查天下土地，御史杨公任职时说：章村帮助天子施行教化，应当世世免税；而且这不是一家之事，没有可以归附的户主，就应当不征税。唉！邻里之间的教化建立起来，风俗便会形成；赋税的制度得到治理，颂歌便会兴起。这两件事，是王道的大权。三代以前，权力出自国家；三代以后，道义在乡里形成，也从乡里推行。由乡里观察国家，再由国家观察天下，朝廷的根本自然稳固。孔子说：‘我考察乡里的情况，就知道王道是多么容易实行。’章村也可以说：‘最先倡议这件事的，是某某长老，真贤明啊！’ 《碣石卫玄武山记》。高皇帝凭借骑马作战取得天下，军府的地位高于百司。太平之后崇尚文治，儒者掌权，披甲戴胄的人俯首仰给于人。我所见到的军府，十处有九处不完整，哪里还谈得上整饬铠甲、磨利兵器来抵御寇盗呢？进入他们的房屋，房梁椽柱尚且不加修治，那么家政情况也就可知了。碣石卫控制大海，曾因倭夷而在兵火中设置两座营垒。某将军任惠州参将时，发奋整修它，详情记在孙大夫的文章中。他又用余款修治玄武山；玄武山背靠狮子石，向西连接三台山，位于碣石城北。玄武是北方之神，所以在这里建祠。中间建堂，塑玄武神像；左右建翼室，作为僧人的居所。前面是门，后面建亭，名为‘福星’。向西下去是石池，池上有岩石叫‘起龙’，又建亭名为‘一鉴’，可以观望大海、远眺烽燧，也可以与僚属在亭中饮酒谋划军务。士卒可以在这里投石、比赛跳远。某公考虑到没有钱供养僧人；此前城西桂林有永兴寺废弃，遗留田地若干，核查后，于是把三台的石田归还给指挥张元卿，每年租四石。编户百姓莫迵归还乌坭坑田塘一顷二十一亩，每年租八十四石，是原数的二十倍。莫逑归还田塘一十一亩，每年租二十石，是元卿田租的四倍。士卒康廷科归还路头园田，每年租二石，比元卿的租额少一半。每年总收入一百一十石，登记在海丰的册籍上，把这些粮食归僧人食用。参将季公接续前人的事业，托长离山人来求我作记。石洞子说：玄武是北方的星宿，形象像龟。龟有甲，能够抵御侵犯，所以兵家尊奉它。听军中人说，仿佛玄帝手持金枝、翠旗从天而降，于是士气增加百倍，所向必胜。借神道设教，是用兵的上策。两位公都善于用兵，是有道理的。某公名某某人，季公名某某人。《海丰县新筑偃月城记》。

译海丰成为县，大概始于东晋末年；城的起始却无人知道。土城到元代便毁坏了，所以旧记说：‘即使不毁坏，聚土筑城来防守又有什么用？’海丰是山险之城。本朝洪武二十七年，诏令都指挥茂经略东南夷患，于是沿海各地往往筑城。茂说海丰濒临大海，东面的旗峰山可作为夷人指向北城的便利，诏令批准了他。千户侯帖木负责树立屏障，在龙津两水汇流处与旗峰相对，这是茂所建的。先王用城池来辖治百姓，大城的城垛不超过一千；公侯以下直到提封之地，人口不计其数，假如都筑有千座城垛，哪里能把封地百姓全部收入城中呢？所以城池像星辰一样分布、像棋子一样设置：东边的东面就是东边的西面，西边的西面就是西边的东面。平时往来，敌人来时入城自保，东西之间宛如外郭。何况车马聚集、商旅经过、耕作所通、砍柴割草所往、官民早晚奔驰的道路，都要通行；因此道路的轨道与九门相配，哪里会因为筑城而堵塞呢？难道要让夷人像蛇盘在洞里、乌龟缩在甲中，战战兢兢地把城门关闭吗？不如仿照弯月形，作为城池的辅翼。登城防守时，三面都可守卫；入城保卫时，数条道路可以并进；打开关门引诱敌人，而百姓不感到恐惧，城池的形制正应当采用偃月。海丰东面控制义安，西面通往郡治，南面濒临大海，北面连接大望并背靠长兴。从前文信国由循州赶往惠州，军队驻扎在南岭，在县城以北三百里处，这确实是用兵之地。嘉靖年间盗贼蜂起，葫芦輋、大安洞、马公砦都是他们的藏身之所，加上倭夷顷刻之间便可登陆。当时盗贼一天之内三次逼近城下，守吏震惊，便砌塞四座城门，只留下像玉圭孔那样的小门，十多年一直没有改变。先不说不能张弓骑马、不能让普通人骑马出城，连王曾也无法挥动手臂；富人巨室却把门庭修得高大，堂堂大邑竟使行人要侧身挤过小门，唉，也太简陋了。万历癸未年，县令陈公到任，认为这种情况可忧，因而说：城门连车都容不下；但如果改革，万一有紧急情况，百姓又可以借此为口实。只有放宽重门的制度，修筑偃月城才可以吗？当时正有战事，草创未能及时进行。第二年，传言倭夷大举入侵，水路到达上下淮，陆路到达陈田；百姓逃入城中，西、南、北三面人少，幸而没有发生战事。从东方来的百姓人多，争道不能进城，车辆毁坏，老弱男女相互枕藉而死，无法计数。县令命令两路军队抵御盗寇，百姓才安定下来。有人说往年地震的应验就在今天，县令说：‘不对。没有预先做好防备，罪责在我，为什么要把罪责归给上天？’ 于是请求在四座城门外修筑偃月城，得到批准。最初的方案是高一寻，宽四分之一寻；上面只能走一步，不能建楼，不能通道路，也不与内城开门相通。下面在西、南、北各开一门，东面另开一门，门的左右只是结实的一圈围墙。估计需要动用藏金三百九十余缗。县令说：‘没有月城就和没有城一样；偃月城规格太小，也和没有偃月城一样。我拿出四十余缗俸金来资助它。’于是增高到三寻，不足三尺；增宽到二步，不足一尺。再加筑女墙，建楼五座，开门八座，制度才完备。不仅盗寇到来时可以无所恐惧，车马也可以并行，游人可以并肩连袖而行，开阔宏丽，终于成为壮县。世上的君子往往因循守旧而害怕改革，一旦任职，就把官署当作旅舍，把百姓当作胡越之人；自以为任期不过三年，何苦为政事忙碌？因此贪图安逸，大小事务都拖延，悠悠然像没有系泊的船，必定要等到败坏不堪才停止。难道只有城池如此吗？县令一心为百姓，在任六年，早晚不懈，各种废弛的事务都重新兴办起来，这只是其中一件。这项工程始于万历乙酉年秋八月，到丙戌年腊月告成。太守黄时雨、郡丞郑天佐，实际主持了这项谋划。县丞宋君治、县尉饶君潜、蒋君仲桐、洪君一清，都有功劳。县令名汝凤，以某科进士起家，是乐安人。《归善县学田记》。

译古时候，余子进入学校。什么叫余子？父亲在世，儿子就是余子；兄长在世，弟弟就是余子。后世所说的博士弟子就是这种人。弟子背着书箱学习，父兄拿着农具耕作，不必仰赖县官供给，肚子也能填饱。这在井田制度下是如此；自从土地不再实行井田，拥有国家的人并非不兴办学校、招收子弟，却连使众人受到养育都做不到，更何况教养父兄呢？宋代天圣、熙宁年间，才逐渐设置学田，如同万匹马到干涸的沟渠饮水，仍然等待很久才够。国朝县学规定生员名额二十人，一律供给廪膳；州郡逐级增加，每十人增加一人。学额看似很少，但以天下计算每年的费用，度支也要四五十万。后来增加附学生员，大多增加到十倍。假如一定要全部供给，即使仓库堆得像泰山一样高，也不能满足。只是恢复他们个人的粮食供给，却不能让他们和二十名廪生同列；只有岁试取得高等，才可以夺得廪生三年的资格，才能凭能力超越而上。这是上面举起空名来招纳真正人才，下面接受空名而求取实际利益，是节省费用的办法。这些子弟同在一群中学习相同，但供给却不同，难道是有厚薄之分吗？尧舜忧虑父亲的德行不能遍及天下，使它遍及天下，就是孝子的作为；君主的恩泽不够深厚，使它深厚，就是能臣的作为。既然如此，量力而行、因时制宜，授予田地来鼓励学习，以辅佐朝廷，难道不正是贤能有司的职责吗？归善县学建立以来已有二百二十多年，有司奉行法令尚且来不及，不能在法令规定之外再有所增加。万历丁亥年，李县令到任，大力兴办学校，士人文质彬彬，纷纷向慕教化。学校临近东湖，实为泮水，所以过去有两条水夹着学校并在这里汇聚。湖水东面接连金斗上游，西面绕过白鹤峰，经过柳树，沿铁炉而下，然后以江为壑；长久淤塞后，庙学的堂舍渐渐倾圮。李县令赶快上书请求修复，恰逢接到调任泸州的命令，叹息说：‘人们哪里知道不能像我这样，使过去的事情都具备，希望他们能够谋划并完成它。’于是请求购买不可变卖的田地，作为诸生的膏火费用。即使不能使人人都得到粮食供给，把一杯酒投入河中，三军也都能沾润；一只狐腋皮，聚集起来也可以价值千金。即使没有千缸酒，我也愿意献出一杯；即使缺少千金，我也愿意贡献一片狐腋。这是我日夜忧思的事情。于是把它托付给诸生刘惟选。叶氏有田在上淮平山北岭南边【缺字】刀坑，想要出卖；买下后，每年收入粟米百【缺字】，在常规廪膳之外幸而有了这笔收入。人的常情是勉力任官，仕途完成便懈怠；当事者有时在任时兢兢业业，一离任便如同遗迹。李县令在仕途将成时更加勤勉，离任之后爱护之心更深，难道可以用空话来借取他的名义吗？养马的人每天耗费粟米千石、草料千束，只是为了使马能够日行千里。一旦给它加上缰绳、套上车具，拿着鞭子要求它日行千里，它却在平坦大道上迟延，背负荆棘而不能前进。何况遇到九曲险道，甚至有人诡诈地驾驭，偷拉缰绳、放纵车驾，那就败坏了。所以孝悌忠信之人，出入都不违背自己所听闻的道理，这样的德行才值得称许。骏马奋力效用于四方，成为天子的股肱，这样的才能才值得称许。若不如此，所养的不是所用的，在朝廷已经成为白吃俸禄的人，有司又从中施加恩惠，只会更加令人痛恨。古人接受一饭尚且一定报答，如今的恩德难道只是一饭吗？没有德行却想得到酬报，诸生应当慎重处置。有人说，既然背负国家赋籍，所以古来就有学田。大概从宋、元以来，学业田地都属于百姓；即使遗留下万顷田地，也不知道由什么人世代守护，又有什么意义。假如真像所说的那样，冀州的学田至今仍保存下来也是可以的。人没有比子孙更亲近的；美好的田地，必定会传给万世子孙，使他们修治产业并受其润泽，绝不会过了几代便断绝。即使有意外，也来不及顾虑后代。李县令把诸生看作子孙，把学田看作世代产业，创立事业、垂留传统，认为它可以传承，这就是李县令的心意。李县令名某，是桂林人，万历庚午科进士。前任县令锺祥，补任归善县令；他的父亲计部公由景陵别驾调任辰州，升为汀郡丞，后被召为计部尚书郎，曾汇编循良官吏的事迹流传于世。能够继承家业来治理政事，大概是有根本的吧。《爱日庵记》。

译《广雅》称太阳为朱明，也称耀灵。罗浮山有朱明耀真洞，是丹丘日月常常明亮的地方。记文在观后，我曾拿着斧头，带着两个道士，砍伐荆棘，在猿猴出没、难以看清道路的地方行走。所谓朱明，大概就是这样吧？像乘着太阳之舟，船头直向前寻找，但没有走多远。山的两臂向下伸展，右臂有突起的岩石，叫麻姑峰；山势伏地向东，左臂蜿蜒承接，扼住入口，环抱之中都是朱明之地。如今的庵就在它的左臂上。闽地有一位庵中的吴先生，以学问著名，风度翩翩，为五岳之长。自从他的儿子县令下车就任，便告诫门徒迎接太阳，勉强任官，使罗浮列入国家祭祀之中。吴大人弃官归乡，最终不因儿子的缘故而千里求福。四百三十二峰，本来就仿佛请吴先生说：‘罗浮啊！罗浮啊！’我乡罗仲素先生到来，于春秋两季彰明罗浮，这同春秋蚕绩、范蠡冠服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罗浮成为他的立足之地。我接受吴先生三代相传的经学，准备来验证它。到来后写成若干篇文章才离去。县令谋划收藏这些书的地方，建堂四筵，左右建翼台。前面是露台亭，正对台下；从亭登台，拾级而上到达门口。亭西有山涧水流过，又把它当作新丰。后来惠州、潮州两位使君来访，县令以供给鞋履为名，跟随两位使君说：‘县令真孝啊！’ ‘他爱自己的父母，也推及父母曾经游历过的地方，应该取名为“爱日”。’县令说：‘我勉强不才，辞别父母出来做官，使君不认为这是责罚，反而赐给我这样美好的名称，我拜谢使君的厚意。’诸生谢恂、张萱来石洞拜访我，一同经过庵中，询问命名的缘故。两位学生是县令的门人，说：‘罗浮过去有见日庵，半夜可以见到太阳；有人说，这是近取诸身，大概是神仙家的说法。’朱明本来也有太阳的意义；至于两位使君所指的神仙之说，就不要再谈了。罗浮开辟在南海，即使让五岳成为正堂，九州成为门户，四海成为护城池，十洲成为别馆，把吴先生奉养在其中，偓佺一类的仙人时时进献精妙的言论。县令卷起衣袖，跪拜祝寿，使羲和按节驾日，三足乌收拢翅膀，鲁阳公一类的人扶着车轮缓缓前行。这样能使太阳运行多久呢？太阳没有穷尽，而人却有尽头；以有限的生命游历无穷的天地，这就是彭祖因长寿而特别闻名的原因。所以世人谈论‘爱日’，对儿子说就是孝，对父亲说却不是。我的闻见中，天地没有比太阳更明亮的，人没有比心更明亮的。太阳经过扶桑，这叫清晨的光明；运行到衡阳，昏暗全都照亮；运行到悬车、悲泉，太阳的车停下，神马在那里休息；一天过去又是一天，与天一样没有极限。君子以太阳来比拟德行，行动和静止都不失时机；他的道光明、虚灵而常常觉醒，这叫作自我显明。早晚都不懈怠，这叫作自爱。父亲不能把恩爱只施于自己的儿子，老师不能把恩爱只施于自己的学生；他有所见，人们都能看见；他有所爱，人们也都能爱。既然如此，吴先生此次到来，是昨日的太阳，终究要返回闽地；也是明日的太阳，哪里会有穷尽呢？我曾经和吴先生在壶山讲学，他的见解就是从这里来的。两位学生豁然明白，便把这些话告诉县令。县令说：‘披头散发的儿童，太阳月亮照耀他就前行，不照耀就停止。’又问他们：‘如果日月有瑕疵，便不能治理。’若没有叶先生，谁能理解大人的道理呢？《君子堂记》。县令有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道理；然而孔子、君子、宓子都必须以鲁国为根本，惠安正是君子聚集的地区。这里又正当车马汇聚之处，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看见他。于是建造君子堂，堂在仪门东面，始建于隆庆五年三月，过了一个月便告成。恭敬地迎接宾客进入，接受教诲后退下。从今以后，就要像鸣琴一样以清静之道治理政事了。《逃庵记》。叶子调任宾州知州，厌倦了仕途奔走，到了任所后，上书请求退休归乡。广西巡抚郭应聘弹劾叶守春及其逃避职守，两广提督殷正茂也像郭应聘一样弹劾他，奉诏削去官籍，降为普通士卒。臣叶守春叩头说：‘世间的尘垢，我想逃避已经很久了。天地拘囿我，阴阳束缚我，我能逃到哪里去呢？逃到罗浮之间，也没有别的去处了。四百三十二座山峰听说此事，便在石洞为我建造逃庵，让我居住，从此我不再出山。’时在万历丁丑年。当初，先生进入石洞，修筑山房，堂名叫“确乎”，又修筑庵舍来逃避名声。司寇洪公请他把“逃”改为“陶”，他不同意。侍御龚公带着束帛来拜访先生，问道：“朝廷因为你逃避名声而罢黜你，这是把它当作罪过；你却以此自居，认为是高尚之举，恐怕不免有怨恨朝廷的嫌疑吧？”先生谢答说：“叫作牛就算牛，叫作马就算马，恐怕不接受这种称呼反而会招来祸患。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应当行动就行动，希望这样说能够无愧于心。”石洞左边有一块石头像砥石，方圆一丈多。有一天，先生面对石头坐着，对徐焞说：“这里应该作篇记。只是■〈石靡〉崖上的文字不宜太繁多，文字多了就必须写得很小。”于是即席口述，交给徐焞，文字只有一百来字。太史林开先请他书写，但因在朝廷任职未能办成。南海朱完用隶书把文字刻在石上，每字大六寸。林开先省亲朝觐回来后，写成小字作为法帖，五羊的纸价于是上涨。碑 《万石后湖修筑桥堤碑》

译我们郡中有水流贯城而过，水流中间经过紫微一带，没有人知道它起源于哪里。旧志记载，旧城狭窄，南门在南边，钟楼在北边，西门在西边，公卿桥在东边，这样看来不过是一座池塘罢了。后来扩展城郭，在两座城门之间栽植树木，树木种在银冈上，东西两面的水于是夹在岸边，中间流过，溯流而上仿佛揭开银河向西流去。人们只看见眼前的景象，认为自古以来本来如此；我仔细察看地形，发现桥的中部高而两旁低，中部狭而两旁宽，这就是果蠃分开两条水流的地方，水脉从中间通过，到秀水湖才停止。因此知道这里原本是修筑城池时开凿的，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了。郡中的名胜，必定以西湖为第一；它的源头，西北面叫横槎，西南面叫水帘。两条源流漫延汇合成为湖泽，南北两边尚未筑堤，水从缺口漏入江中。那里的土层还有可以看见的遗迹，隐隐约约，高低起伏，正是郡城所依据而修筑的地势。宋代治平年间，太守陈公开始在湖的北面筑堤，设置水门并修桥，百姓用他的姓氏称呼这座桥，以表示不忘；就是现在的拱北宫，观亭楼榭也更加增修了。湖中水族繁多，莼菜鲜美，洲岛像星星一样分布，菱角和荇菜像云一样铺展，世人把它同杭州、颍州相提并论。云南隐已经记载过而没有流传下来，工程破败得不算严重，功绩也不算多；我不在这里叙述，这也正是《禹贡》的体例。湖水流入城中，就是百官池；其中洲上的亭子始建于淳祐年间太守谢公任内，亭下的公卿桥始建于咸淳年间太守章公任内，也有人说同样是谢公所建。这座桥起初名叫平湖桥，后来才改用谶纬书中的说法：“湖平出公卿。”池塘和桥的命名都取自这句话；再往下就是钟楼关，水流入江。万石里在下湖东岸，东面则是江水承接下湖的水流向北。人们说水流汇聚的地方足以配得上吉祥之地，所以宋代李公思纯和他的弟弟思义、黎公献臣、陈公开，都曾以二千石的官职居住在这里，人们于是聚居并以此命名。这说明西湖不只是我们郡的胜景，也是我们万石里的胜景；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了。历代都有修缮：我朝宣德年间是太守陈公，弘治年间是太守方公，嘉靖年间是太守李公和司理方公修缮南北两道堤岸；至于各种桥梁、亭台楼榭，功绩都可以记载。居民往往侵占湖边土地，砍伐其中树木并把房屋连到水边，方公又重新划定边界、开辟新的水道，他的功劳很大。关外有一座一丈多高的台，用来遏制水势，何时开始修建已无从查考。我当时才十岁，借了渔网在台边捕鱼，一网就捕到几十条鱼；先大人忘了我的顽皮，只把我当作孩子疼爱。那时乡里老人很多，百姓安宁，衣食日益充足；每逢岁时学习法令，宽袖圆领、曲领衣襟、鞶带和綦履交错于道路之上。先大人命令我和春及一起，跟众孩子唱《鹿鸣》，场面和谐而盛大，真可以说是和乐了；这又是一个时代的事。从此以后，关前的堤岸溃决，台坍塌了，楼也烧毁了，死亡和迁徙的人超过一半，留下来的只有我们宗族的人，以及梁文学、张榖城和另外一两家，每家只剩一两个人，乡里衰败了。如今刘亳州从郡城前面迁来，李将军从卫所前面迁来，张铜陵从东里迁来；我不才，不能占有那座破败的房屋，只得逃到东平。水鸟飞来并不算少。大概这座桥处在高处，水像从屋檐倾下那样冲下来；关前虽然曾有石堤，却很容易毁坏。等到西湖水涨满下湖时，湖水往往高得可以揭取，水势冲激，使我的船不能越过桥进来。行人薛公想把钟楼关砌高三尺，是因为蓄水有实际需要。万历丙子年，太守李公命令缒城的人修筑钟楼堤，结果堤岸仍像原来一样毁坏。丁亥年，岭西兵宪黄公当时任太守，郑公任副职，亳州、将军以及我的侄孙世俊等人把此事报告上去。黄公欣然同郑公商议，拿出官钱八十缗，乡人出资八分之一，命将军测量高低、厚薄，计算工程和土料；图纸完成后交给平海所吏目欧阳某，桥门上面加宽若干尺，下面也疏浚若干尺。桥原来有亭，题名为“公卿恶当谶罢勿亭”。关前堤岸原先陡立，所以容易毁坏；现在把堤基向内加宽三尺，向外加宽二丈有余，拾级登上去，堤顶宽八尺、高四尺，水漫过时就缓慢多了。北面到桥处，水面像悬挂的秤一样平，水常常盈满。天气温暖、风势平静时，乘着兰舟、荡着桂楫，流转目光看两岸：水面直如弦、曲如规，折转处像磬，舒展处像银河中的白金；平静时像镜子，流动时像瀑布，又像飞雪。里巷人家的房屋疏密相间，像棋子排列；击鼓催船前进，浩荡得仿佛汉朝使者乘槎而行。抬头望桥上，仿佛从银河直奔阁道；穿过桥门，快得像马。洲岛重重叠叠，像浮在水面的美玉；楼台亭观高高耸立，像彩羽鸟张翅飞翔。远山像蛾眉，近山像舞动的衣袖；四面长林像屏障，隐现之间呈现出深蓝色。初生的鱼像银子，鸟声和谐鸣唱，像笙簧交替演奏。月亮从粉白的城墙间升起，顺流返回，把船系在门边。我虽然漂泊迁徙，百年之后魂魄仍会思念在这里游乐；这又是一个时代。百姓安居，士人得志，我的侄子梦熊跟随列卿之后出任镇守三边的官职，谶语应验了。天时协调，地灵显现，人官有才能，这些本来都是黄公的功劳。或者我正因此而懂得了事物，也正因此而懂得了政事。《记》说：“善于疏浚沟渠的，水会冲刷它；善于防御水患的，水会漫溢它。冲刷就形成河流，漫溢就形成堤防。发布政令要像水的源头一样，使政令顺应民心，引导利益并加以施布；这是取法于河流。事物不可能永远畅通，所以接着用蓄积来承受。君子借此蓄养自己的德行，小人借此蓄积自己的欲望，忠臣借此蓄养他的君主。这就是取法于堤防。最高的善像水一样，平正而合乎准绳，伟大的工匠从水中取得法则。君子使政事平正，弱者不受强者欺凌，少数不畏惧多数；这是取法于水。长江大河也抵挡不了蚂蚁洞穴，事情常常会从旁边发生。”因此权衡就必须分明，君子在这些地方尤其要谨慎。这就是取法于堵塞河流来施行仁政，取法于堤防来端正义理，取法于平水来遵循礼制，取法于堵塞来彰明智慧。黄公修治这四方面，按照事物的性质使它们各得其宜，所以说：“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知道它的政事如何。”亳州说：“古人从别国经过观察，所以能够由事物推知政事。”叶子在政事方面是本乡人，对此观察得很深，于是反过来由政事认识事物。请把这篇碑文刻下，来给子孙看。黄公名时雨，是吴人；郑公名天佐，是闽人；亳州名光奕，将军名如桂，文学名广誉，榖城名王治，铜陵名乔一。《东莞县令董公去思碑》

译董县令名裕，是乐安人。以进士身份任县令，因考核成绩优异被征召。此前，县里百姓聚族商议：县城东南一带是偏远地区，纵横五百里，大体有二十保，山海交界；名义上是一个县，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州。明府亲近我们，我们才得以安定。官吏正商议分割设置，如果趁这个时候上书请求设置为州，再奉明府为守，尚且可以侥幸享受几年的福气。天子明察万里，难道唯独不为我们百姓划定地方吗？父老却说：“明府是千里马般的人才，怎么能用弹丸之地束缚他，使他管理千里之地呢？”到了这时，父老子弟数百上千人设酒饯行，来到海边哭泣说：“明府此次是吉祥的征兆，我们小民不敢把眼泪洒在鹢首船上，只能徒然使抟胥之潮涨起，又能怎么办呢？希望明府努力进食，勤勉地侍奉皇上。”在县城告别时，叶子刚刚解除西粤的任职，居住在西樵山。父老子弟又到西樵山向叶子辞行。我是东莞的编户百姓，明府董公有幸抚养我们四年。回想明府对我们的恩惠很深，廉洁公平而不苛刻，以爱护百姓、使百姓得利为施政原则。百姓有事到公堂，他总是像家人一样交谈，百姓也总把他当家人看待。征收赋税有期限，刑法文书不繁琐，里正不劳苦，市场管理者没有忧患，官吏收敛威势，农民安然在田野劳作，防守有准备，子弟受到教育，教化大为推行，盗贼不再发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明府到任的那一年，正赶上大灾荒；他劝富户分出粮食，告谕百姓买粮，救济物资没有囤积在粮仓里，即使饥荒也没有造成祸害。于是核查低洼水田，每年收入粮食六百多石，设置义济仓；两广各部门修治积贮制度，从此开始。东莞在两粤以富庶著称，岭东战事所需的粮饷、舟船、车辆和兵甲费用，大多依靠明府筹办。又恰逢负责军粮，军队兴师而粮饷不缺，百姓不知道劳苦，东方因此安宁。功勋记在司马府，又把东南一角分割出来设置新安县；当地产业如锦绣交错，百姓星罗棋布，奸人很容易乘隙作乱。户籍又遇到更改，明府剖析处理如刀割一般，解除了千金之家的骤然破产，使一百种赋役同时兴起的局面很快安定下来；又裁减缩编，重新部署，使贫困之地变得富裕。各种巨大恩惠虽多，口头不能尽述，大略如此罢了。如今明府离任，不能挽留，我们内心忧愁思念。百年之后，希望县令的子孙还能思念贤明的君长。大夫如果嘉奖这些恩惠，赐下一句话，刻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使我们能够朝夕瞻仰，就是敝县最大的幸运。叶子说：“好。”恰逢他患了犬马之疾，过了一年，出了茅溪，我又像当初一样坚决请求。叶子不久从铁冈沿水上行，经五都，喂马后回到城乡，在里舍住宿，往往听人称赞董县令。自从令公居住在县里，山谷中夜间狗不乱叫，百姓见不到官吏；他曾经每隔十天半月到都城一次，妇女孩子都来望着马头，欣喜之情显而易见。凡是谈到令公的人，说法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说他安静和善、平易近人，仿佛出自同一张嘴；这不就是所谓“快乐的君子”吗？《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又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正因为他快乐，所以百姓称他为父母，国家也依赖他。令公，是寻求君子之乐的人；如果愿望不能实现，百姓将到哪里去躲避呢？如今一个人的身体，毛发都是父母所生；想要歌颂父母的恩德，即使是很会说话的人，也不能不以爱和喜乐为根本。所以《诗经》说：“生我养我，抚摸我、蓄养我，长大我、培育我，顾念我、护佑我，出入都怀抱我。”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快乐。江西有龟川先生，是一位有道之人，令公是他的儿子；他的学问完全取法中和，用来培育万物，难道不应该快乐吗？这样看来，保全我们的国家，除了令公还有谁能担当？东莞本来不能留住他。太阳每天从扶桑升起，于是开始出发，直到昆吾。扶桑还能到哪里去呢？令公的事业将迅速发展到衡阳、昆吾。把东莞比作扶桑，这话难道不值得听闻吗？惠安在南北郊外给我安排马匹接送；我是鄙陋之人，哪里能像董公那样？于是新县令听到后笑着说：“大夫只是在说自己罢了。”至于所说的董公，则确实都是实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寅秋我不才，姑且把这些作为后来人的借鉴，难道只是给县里人看的吗？寅秋本人实际上也承受了他的恩惠。父老子弟于是把这些话刻在石上。《石洞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石洞集》卷十六 （明）叶春及撰 ○文 传 《涵江翟先生传》

译先生名宗鲁，字一东。他的先世从东莞迁到博罗的泊头，又迁到竹阵前，临近沙河；他在那里建寒江精舍来教授学生，学生称他为寒江先生。精舍后来改名涵江，学生又称他为涵江先生。先生生性沉着刚毅，不轻易诋毁或嬉笑。年轻时随父亲玄掾到潮阳，富人想把女儿嫁给他，先生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此外又哪里用得着外黄苦陉的女子呢？”回来后补为县学博士弟子，磨炼节操品行，学习一定以圣贤为准则，日常居处一定恭敬，行动一定遵循古礼，即使在燕饮闲暇时，衣冠也必定端正。来求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在堂下放置三张茅席：第一张用来收摄散失的心，放在两阶之间；来的人在那里住十天，心志收摄之后，才升堂。有人犯过错，就站在西阶下；改正过错，就站在东阶下；知道改正并向东移动，能够真正改正后才再升堂。学生都严格遵守教诲。当时延庆招提寺矗立在泮宫东边，先生上书给督学使者魏公说：“凤凰和鸱鸮不会同栖一树，兰草和荆棘不会同生一林。如今泮宫被招提寺压迫，学校的声音被梵音喧扰，儒生混杂在左衽之人中，而且寺院占据高处俯临学校，雨水汇集，仿佛把学校当成沟壑；这不是用来止息邪说、返回正道、尊崇儒学、端正教化的办法。”于是把招提寺迁到登高镇，因为那里地方宽广、修建学校方便，魏公同意了。僧人到朝廷上书申诉，部使者交相审问，最终证明先生正直无罪。当时魏公在岭南讲学，下檄文命郡县中品学兼优的弟子到先生门下受业。那时有人向魏公进谗言说：“他喜欢以老师自居，难道弟子不以此为耻吗？”先生回答说：“县里习惯于胥吏之学，儒术沉郁而不能兴盛；宗鲁建造精舍，辞去束脩也要教县里的弟子，使家家学习《诗》《书》，户户讲习礼乐。喜欢做人的老师，这正是事实。至于改葬先人之后才这样做，并不是弟子的耻辱。”魏公让他居住在省心亭。有一天经过时，问他省心的意义，先生回答：“我听说过省察自身，没有听说过省察内心；心只有一个，省察内心难道会使它分成两个吗？”魏公又说：“我想进入罗浮山静居。”先生回答：“那么下山的时候怎么办呢？”魏公沉默不语。魏公当时凡是以行为教化来感动人心的人，往往都加以罢斥。一位学生住在广州河南，他家中有盗贼的消息传来，脸色变了。同舍学生说：“你的心动摇了。”那学生更加害怕。先生听到后说：“父母还在，就赶快回去省视，为什么要责怪自己心有所动呢？”他把这话告诉魏公，魏公称赞说好。先生卓越的见识和正直的议论，大都像这样。后来欧阳公来督学，正值诛杀宁王宸濠的党羽；他下檄文令各地博士刘养正、李士实等人来谈论道学。这些人本来以谈道闻名，反而替宁王吴被伪造的言行作证，明知是假的还强词辩说，欧阳公把他们全部列名上报。博士徐甲畏惧先生严厉，便按照条文应付。先生于是上书请求削去学籍、离开学校。欧阳公对此感到疑惑，查明其中实情后，强行起用先生。嘉靖辛卯年，他参加乡试；甲辰年随计吏入京，接受委任为宣平学谕。他拒绝馈赠，树立教化，如同寒江精舍的做法；每天坐在讲堂，升降散聚都按制度进行，修治庙学，救济困乏，先重德行，后重文艺，士人都文质彬彬地向他学习。曾经撰写《学政》，上交给督学孔公，回答说：“不遵从教化的人，先斥退后上报；它的重要性就是这样。”丙午年聘请他主持四川乡试，按旧例有礼币；直指袁公格外敬重先生，增加馈赠，先生都推辞不受，于是便买田辟地、开凿池塘、修筑高台，都用“文明”命名。田契和账册背面，也题作“翟文明”。当时，从直指、藩司、臬司到郡县，人人都知道先生，没有人不先谈到他。己酉年，他终于调任融县县令。先生到县后，放缓征收，节省财用，彰明礼乐，以爱护百姓、使百姓得利为施政原则；广泛激励学官，又恢复已废的学田租税。每天先焚香告天，然后审理诉讼，几句话便立即剖断，胥吏只接受既定判决。久旱时百姓哀号，先生露天祈雨，随即下了大雨。十二峒徭人前来侵犯，先生率军在郊外抵御；贼人让牛在前面行走，牛忽然被雷震死，贼人害怕而退。先生于是解散军队，前往贼人的营垒，向他们说明祸福，他们叩头请求编入户籍，成为百姓。后来两院认为转运粮饷非先生不可，途中有贼人的百艘船拦截迎战；贼人已经侦知融县的情况，于是叩头放下武器退去。先生挑选徭人弟子中稍微聪慧的，给他们穿上青衿，又加上彩色丝帛、钲鼓，带领他们回到各峒，以此作为荣耀，抢掠因此减少。两院感叹说：“得到一个贤明县令，胜过十万军队。”确实如此！命令各县以先生为榜样办理政事；先生一分一厘也不取，给人东西也谨慎到一分一厘，侍奉上级完全合乎礼节，但遇到不对的事就直言争辩，正直不屈。有人来索取■〈石民〉，先生回答：“融县不出产这种东西。”那人说：“既然不产石头，难道就没有人吗？”有人以劳役来请求，问应收多少，回答说：“三百。”于是先生拱手说：“从百姓那里取，会承受不起；从官府那里取，我又不敢。”上官因此怨恨他，但最终也没有找到陷害他的机会。藩司因为贡献的期限赶不上，派人拿着簿册前往，先生谢绝说：“簿册没有罪，罪在县令；然而贼人尚未诛灭，■〈兑刂〉损民田、损害国赋，也属于掌兵者的罪过。”藩司沉默了很久，说：“你暂且休息吧。”但使者朱有孚却不断诋毁排挤他。朱有孚巡行到况地，临近缙绅之家；先生没有到门口迎候，于是朱有孚出面参加都试，借机遮掩自己不守戒约的过失。先生赶到，朱有孚谩骂说：“经过缙绅之家而住在家里，是御史的私事；不去迎候本来应该如此，但都试难道也可以这样吗？” 先生没有道谢，于是朱有孚便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传告先生。第二年考核群吏，各司都给先生评定为上等考绩，他的诋毁没有得逞。先生朝见皇帝之后，痛感正直方正之人不被容纳，于是上书请求退休还乡。少宰程公把他留在旅舍，他不肯，程公叹息着离去。回乡后，他仍像以前一样在涵江精舍教授学生；先生刚强坚毅，爵禄不能进入他的心中。少傅翟公问起东莞先生的族属；先生的先世从东莞迁来，同榜举人翟文祥是东莞人，少傅邀请他相见，他没有前往。少师徐公的父亲曾任宣平丞，听说先生善于教导，宣平想招致他，也没有成功。武定侯想替儿子向吏部梁公求一位老师，梁公推举先生，每月给他粟二石，每年进奉金百两。先生说：“权臣一定会失败，我为什么要自己扑向膏火呢？”于是以没有儿子为由推辞武定侯，愿意进献一个侍妾来执掌箕帚，最终也不被允许。第二年武定侯果然败亡，朝廷召他不来，驱逐他也不走；先生真是接近圣贤了。他本性爱好贫困，从在家吃饭到出仕做官，粗食也不厌弃，破旧的衣服也不完整，就这样度过一生。刚从融县回来时，连腊肉也供应不起，又受不了拜访宾客的羞辱，只好亲自撑伞走出集市，买来浊酒迎接客人，席地而坐叙旧。邻居家没有美酒，便纷纷抱怨。

译适逢贼人抢掠大蓬，回来时又经过竹阵，前锋将要进入里门，贼首问：“来做什么？”回答说：“有一位游宦归来的官员，想求一顿饭。”贼首说：“这是涵江先生，连自己的肚腹都不能满足，难道还有余力惠及你们吗？”于是挥手让他们离去。邻居听说后反而向先生道歉，说：“幸亏没有像池鱼那样牵连到我们。”先生家世一向贫穷，只有薄田三十亩，勉强够半年的粮食，其余靠麦子和芋头补充。后来甚至亲自驾船卖柴，精神却十分旺盛。叶春及曾去拜访先生，先生从田间回来，戴着华丽的帽子，穿着放纵不整的鞋，脚跟露出，鞋子已经裂开；屋里横放着一张织机，连铺席的布也没有。他恭敬地进入精舍，登上诚意堂，坐定后瓦片簌簌落下，两人相对吃着干鱼告别。第二次去时，先生只拿出一碗藿菜，却比九鼎之食还甘美。先生的妻子是杨孺人，品德可以比作莱妇。先生将要出仕时，想买丝帛给孺人做衣裙，孺人推辞说：“答布已经奢侈了；从前做诸生的妻子时，难道不穿粗麻吗？”于是作罢，她没有改变自己的快乐。先生固然贤明，屋内没有相互埋怨，也说明妻子的内在德行深厚。夫妻早早起床登堂互相作揖，妾侍进献羹汤；退堂后各自料理事务，三尺高的孩童也不得进入内门，内外秩序严肃，家人忘记贫穷，这是有根本缘故的。先生曾经生病，留下遗命，准备小棺材，收殓时使手足保持自然形状；门人集资以备丧事，病情稍间便把钱退还。壬戌年冬十一月某日，病情危重，先生迁居正寝，对儿子仁门和弟子们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话：即使独自一人，也不愧对自己的影子；即使独自睡眠，也不愧对自己的被子。我一生努力做到这两点，死后不愧对棺材，我没有遗憾了。”于是闭目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这天晚上有星星坠落在精舍，门人像原来一样集资办理丧事。先生有八个女儿，每个女儿的嫁妆不过三百，却以能够出嫁为荣；她们嫁的都是名门子弟。儿子只有一个，就是仁。先生入京朝见时娶了周氏，周氏生于豫章；仁又生了某某，足以继承世代学业。周氏后来遇到贼人而死，从先生的教导便可以知道其家风了。起初把先生附葬在祖坟不吉利，友人太守龎公便改葬在龙华东边。龎公名嵩，是守志之友。如今门人已在精舍祭祀先生，宣平、融县也都把他列入名宦祭祀。叶春及说：“我听说尚书郎管其舅，到了河边想渡河，脖子患了病。恰好有一个学生来，请求背这位长者过河。渡河后问他是谁，他拱手回答：‘翟宗鲁。’过了很久才知道是翟先生。翟先生从诸生时起，仰慕古人许多奇特的节操，另传陶渊明的逸事，难免有所附会；水往湿处流，火向干燥处烧，他居于上流，天下的善行都归向他，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人〕 按我的所见，翟先生的义行极其高尚；他的贫困越深重，即使陶渊明又能怎样超过他呢？我牵涉在文章关系中，摘取其中大要写成这篇传记，另作一篇传记来说明它。然而陶渊明本来奉行老庄之道，不以乞食为耻；江州使者龎通之带酒到栗里邀请他，到了之后他欣然共同饮酒，其旷达就是这样。先生遵循孔子、孟子的道路，只在诚敬二字上兢兢业业，即使一饭一饮也严格自守，所以人们认为他过得很苦。最高的是甘于守节，其次是苦守节操，最下等的是丧失节操；有些人连苦守节操都不敢，却假借‘甘于守节’为口实。于是世上多了许多贪吃贪喝的人。《惠江公传》

译惠江从龙川流到郡城，与西江汇合后向北流；在这条江之间，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就是惠江公。惠江公名时，字允中，先世是楚人，后来迁到保昌；洪武年间迁到博罗泊头，永乐年间又迁到郡城北面、惠江岸边。父亲鹤林公名瓒，娶曾孺人，生下惠江公。他的气节风概与众儿不同，十五岁时补为郡学博士弟子，向进士李惟肖求学；他时时称述古人，刻写文章、应付考试却不是他的爱好。李惟肖非常器重他，不久便接受了他的束脩。适逢姑苏魏公督学岭南，修订考核法令，下檄文命郡县中才俊的士人到学官学习，惠江公在入选之中。不久母亲去世，他离职服丧。魏公考核士人时舍弃文章技艺，重视德行，把耳目寄托在舍长麦登、罗钺、林克忠三人身上，认为他们贤能。即使是大奸猾之人也被他们记录下来；有的人被认为不肖，即使行为像由、夷，也不能自行申辩脱身。于是郡县中没有节操品行的人争相侍奉这三人，他们凭喜怒和贿赂来决定高下。麦登是本县人，惠江公不依附麦登，麦登便怀恨他，削去他的博士弟子籍。惠江公有两个哥哥，长兄伯春，次兄仲阳；仲阳放荡无赖。鹤林公厌恶他，把他捆在庙里来磨炼他的志气。仲阳素来刚暴，一夜之间因愤怒而死。鹤林公命人守视仲阳，惠江公在私塾听说后奔回，流泪叩头，请求穿丧服完成礼仪，使自己不背负天下人所说的不友爱兄长之名。鹤林公生气说：“离开你的弟弟，难道就算不孝吗？我艰难度日，只为这个不肖儿子遮掩；我要用这件事告诫后世，不要成为仲阳那样的人，难道还希望等到棺材送来完成礼仪吗？我们不如跟着一起死了。”惠江公呜咽着退下，偷偷来到墓地哭喊说：“时宁可辜负兄长，也不敢辜负父亲大人。”在家居丧满期，出门则不穿丧服，麦登因此诋毁他。当时惠州的豪杰几乎死尽。佥宪施公廉洁，麦登奸邪贪婪、行为不法；施公查办麦登，许多与麦登结仇的人都怨恨他，最终施公被杀于江上。嘉靖年间，给事中李来凤上奏说：“近年来督学使者不致力于整顿制度、考核艺业，却专门苛刻侦察，豪杰之士受到诋毁欺凌的文字伤害，我非常痛心，请求洗雪这些污名。”宗伯夏公的议论与奏章相同，诏令于是下达到郡县。博士弟子们上书论荐，郡守蒋公淦起用惠江公。惠江公辞谢说：“圣贤之道，只在内心寻求罢了；内心无愧，住在简陋小巷也能安然。否则，轩车冠冕不过是粪土。”蒋公离去后，我将从自己的内心寻求，写作《西铭说》。惠江公退出学校后，更加专心地在当世隐居，常到惠江垂钓，神情淡泊。嘉靖辛丑年，他因愤懑迫切到朝廷上书，提出十八条策略，并汇集古代训诫一同献上。到京师后，与翟先生同住一舍；他感慨赵简子怅然失意的故事，作《临河而归》。惠江公回乡时，也同翟先生到静海夺鬲；御史责令他们偿还候吏的费用，翟先生和惠江公终究没有因为两人饥寒而接受候吏的钱，反而把钱丢下离去。翟先生名宗鲁，后来任融县县令，是清廉耿介的人；人们把他比作陶渊明，说他与惠江公志趣相同。惠江公孝顺友爱，平时恭敬谦和，仿佛不善于言辞；一见到合乎义的事便慷慨行动，仿佛失去了什么。鹤林公曾被诬陷拘押，惠江公请求代替他服刑三个月，后来生病，义弟代替他受刑。郡守陈公祥称赞此事：儿子代父，弟弟代兄，这是孝义出自同一门第。鹤林公有两个妾，其中一个依仗受宠而嫉妒，家人都畏惧她。惠江公对妻子吴孺人说：“父亲所爱，你也要爱；父亲所敬，你也要敬，犬马尚且如此。这个妾虽然嫉妒，却显然不是犬马；你应当敬慎地使她受到感化。”鹤林公生病时，惠江公侍奉得十分谨慎，服丧时极其悲痛。从初丧到祥祭，都按照《家礼》办理，像曾孺人去世时一样。安葬以后，他常到墓前伏地哭泣；忌日也哭，直到终身不改。两个姑母没有子女，回来居住，惠江公和吴孺人像侍奉鹤林公一样侍奉她们。惠江公外出时，适逢谭氏姑母去世，孺人厚葬了她。惠江公回来对孺人说：“看来她真把我当作亲人了。”仲阳早死，留下两个女儿；吴孺人的弟弟也留下两个儿子，都作为自己的子女收养在家，后来全都落籍于博罗远地。惠江公命儿子萼登记户籍时说：“不要逃避戎役，逃避戎役就是逃避祖先。”他曾在孤忠祠读书，看见一个戴冕旒、穿礼服的人，便传告给惠江公。惠江公惊然起身说：“是王柱史吗？”于是为他作传。柱史名度，是本县人，死于建文年间，事迹载在国史，也就是孤忠祠所祭祀的人。同在刘公简判谅江任职的刘公，谅江陷落后全家投井，他也把这件事写入传记。这可以看出惠江公的内心吧！门生刘应科死后没有子嗣，他的哥哥年少时被卖给卫卒之家为奴，登记在奴籍中；奴婢所生的孩子不能归宗，惠江公便替他请示。中离薛先生把这件事告诉郡文学。当时代理郡守的是广州司理骆公，卫将军是李公泾；他们听说后便把孩子归还。奴婢所生的孩子于是成为刘应科的后代，这个结果是惠江公谋划的；他好义就是这样。儒者往往文章有余而质朴不足，在天下大事上勤勉操劳，在闺门之内却粗疏，被人说成治理家庭困难。惠江公却从家庭做起。吴孺人的祖父虽然是武人，却有美德；她不只是会纺麻、缫丝、抽茧、织布、缝衣和酿酒，还能温柔恭敬、顺从地侍奉丈夫，其中也有内助之功。祭祀时，夫妇亲自洒扫、洗涤器皿、制作菹醢；每月初一、十五，惠江公带儿子，孺人带女儿和媳妇拜谒祠堂，退下后登堂互相行礼，然后入座，儿女上前拜见并接受教诲。等儿女长大，两人年纪都已很高，每天仍像宾客一样互相揖让，轮流充当宾主，拜两拜祝寿；之后儿女再向他们祝寿，尽情欢乐后才结束。三女一男。儿子萼把鲁文学的女儿收为孤女，养大后又娶她为妻；他用《阳教书》教萼，用《阴礼书》教女儿。至于教导诸女的事，则让妻子退在屏后听讲。他让女儿把归嫁时的醮辞写在册子上，命她熟习。萼小时候教他古人的道理，稍长便依次把《孝经》授给他，又为他疏解其中的意义，说：“这部经书是孔子、曾子的微言，汉儒却加以附会，引用诗句杂糅错置，割裂分析今天的文辞；端正道理难道只是用来教女子的吗？”于是免除了儿子学习这些。南海龎先生在罗浮讲学，惠江公让萼前去受学；他亲自前往辨析《著丧服问》。后来薛先生经过惠地，惠江公与谢先生留在西湖，每天讨论辩论。谢先生的议论与他不合，惠江公却更加深信谢先生，认为把见闻当作格物致知会流于支离，把外在形迹当作造诣只是局限于一隅；这才是良知的正学。儿子终身以他为师。这一年萼生了儿子，便以先生的名字命名；又把先生所著的书转给惠江公，所有内容都同惠江公商量斟酌。居住两年后，惠江公回到揭阳，萼送他到青溪。过了一年听到讣告，便设灵位哭悼，又到他的墓前哭泣，回来后写作《大学解》。惠江公年轻时学习古人，天性诚实谨慎；虽然博览典籍，但行为都出于孝、弟、忠、信。他曾作《自考赋》，待人和蔼平易，总能体察别人的心情；家庭和睦融洽，童仆也都欣喜快乐。他在服丧期间按照规定戴正冠、穿正服，并作有铭文，这可以说是笃实行持的君子了。等到见到薛先生，才尊奉良知之学，抄录濂溪、明道、象山、白沙、阳明五位先生的诗，吟诵讽咏并称述它们。六位先生以诗歌见道，年六十六岁去世。萼成为严郡文学，在家学方面很有声望。

译评论说：我的先父与惠江公交好。谢先生多次称赞他的舅父惠江公谈论学问，但两人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这就是所谓直言不讳吧？他们只是途径不同而最终归宿相同。我看见世上谈论学问的人很多，能够使人折服、使人刮目相看，但关键在于亲身实行最难。惠江公的学问落实在夫妇关系上；仲姬嫁给刘氏，成为刘家的媳妇。刘老翁常常称赞媳妇孝顺谨慎，在闺房中从未听到她的脚步声，这是有原因的。以成与我交好，所以我详细写述这些事情。行状 《奉政大夫湖广按察司佥事陈公行状》万历己丑年冬十一月壬辰日，奉政大夫、湖广按察司佥事陈公在任所去世。庚寅年五月，灵柩返回冈州；第二年将办理大葬之事，儿子汝志、汝愚等请求撰写墓志铭，作者便把行状托付给石洞。我在壬子年参加会试，春及有幸让我随从。陈公如今节操和声名光明显赫，载于史册；同榜之人中他最为重要，后死的人怎敢不恭敬应承？公名吾徳，字懋修，先世是莆田人，家系出自宋太师、冀国公陈诜。陈诜有三个儿子：长子评事周卿，次子抚干正卿，三子左相俊卿。俊卿是名臣，事迹载在《宋史》。元初有一人名倬，任惠州总管，因而在广州某地置家。倬生太常，才迁到新会外海村，今天成为外海陈氏。可庚、让烈、孟埙传了四代；田家孟埙生封兵科给事中南岸公文凤。文凤娶封孺人黄氏，生下陈公。过去曾梦见住宅旁突然生出一棵大树，三位白发老人站在旁边，树上题写：“等到陈公出生。”于是为他命名。那是嘉靖戊子年冬十一月壬子日。他出外跟随老师学习，改名祁徳，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十岁时就能背诵干支、卦名，以及纳甲、画卦九九之法。有强暴之人恶声恶气地来到门前，顾竒公指着峨峰说：“山尖。”陈公指着太阳回答：“海阔涵天。”意思是说，你虽然尖锐，我却能够容纳你。那个人默然无言。己酉年选补为县学诸生，庚戌年下街狱案发生，陈公跟随给事公一同被逮捕，在郡县狱中负责管理囚犯的衣食，达三年之久。伯父又因粮饷问题被拘押，正逢疫病流行，别人约定不进狱，陈公却再次入狱侍奉，并上书主管官吏，获得按条款释放轻罪囚犯的机会，活下来的人很多。壬子年乡试中式第二名。此前督学使者曾兼任按察事务，议论下街狱中某人的儿子甲；他厌恶陈公守正不屈。后来巡行各部，得到一名学生所写的奇文，已经知道作者是陈公，便大为愤怒；接到回文后又大怒乡里人说：“为什么要发怒？”文章于是无人评论。三年来惶惶不安，他把父亲和伯父也登记在应孝廉方正举荐名单中，按规定本来可以考取第一名。癸丑年落第后，他避开公府，闭门打开藏书阅读；圣贤典籍、古今兴革、国家典章，没有不研究的。乙丑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奉命出使册封蜀地汶川王；又修建丰城李尚书的墓地，两件事都没有私下交往。在丰城，他与李中丞孟成讨论学问。孟成说：“我一生真正情投意合的朋友，只有徳清许君、蕲州顾君和懋修三人。”隆庆己巳年晋升为工科给事中。当时东粤盗贼像刺猬一样遍地，官府粉饰虚假功劳，拘泥空洞文书来欺骗朝廷，于是从督府上下相互推诿，盗贼日益增多。陈公上奏八件事：明确赏罚，恢复兵备，讨论水军，禁止谰言外传，补充借贷，核查虚报冒领；并慎重处理抚慰、剿灭、救恤和忠勤功劳等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自从内海发生海寇之乱以来，战守都依靠百姓的船只。东场战败时，参将魏宗瀚把船只全部迁入南渡港，指挥李茂材竭力争取却未能成功。贼首一本来到，毁掉全部船只，李茂材也死于其中；这是陈公最为痛恨的事。庚午年元旦，太阳发生日食，礼部击鼓救日。陈公上疏说：“男子的教化没有修明，阳道不能正常显现在天上，太阳因此发生日食；妇女的顺从没有修明，阴道不能正常显现在天上，月亮因此发生月食。因此日食时天子穿素服，修治六官的职事，荡涤天下的阳事；月食时皇后穿素服，修治六宫的职事，荡涤天下的阴事。帝王后妃的恐惧竟达到如此程度，何况臣子救日救月呢？六经的道理虽然久远，国家的仪注却完整存在。往年七月望日救月，由中军都督府主持，公卿大臣大多带着仆人车马，任意安坐，行列混乱而无礼，杂乱喧闹，一会儿就散去。即使啬夫和庶人奔走，也不应当这样。我私下对此十分痛恨。元旦礼部救日时，三名官员在前，百官在后，御史侍立仪仗，鸿胪寺赞礼；在明亮的白日下，不再像先前那样在暮夜中喧闹杂乱。大臣们自己携带褥垫，放纵地安然坐着。我想要告发他们，却不敢离开自己的位置。《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又说：‘在人前不感到惭愧，在上天面前难道不敬畏吗？’他们昧于先圣的经典，忽视圣朝的法令，轻慢天道的尊严，犯下嬉戏安逸的过错，这些全都是大不敬。元夕月亮又将发生月食，请先告诫并令御史宣誓；如果有人不举职，我谨请求加以纠劾，惩处怠慢。我听说《春秋》的义理，重视元始，谨慎对待开端。元旦和元夕日月相继发生日食、月食，上天的心意更加迫切。陛下应当下达修省诏书，亲自实行减省之文，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要以实际行动顺应天意，请居于法宫，戒除荒淫安逸，停止游宴；凡是娱悦耳目、取悦心意而没有益处的事，一律不要再做。臣工承受上天的恩德，应当迎接诏令，礼部从此开始告诫并宣誓救日救月时不许喧闹。皇帝下令制作鳌山，又派遣宦官在浙江织造式样的衣服十余匦。陈公认为民力已经枯竭，又加上水旱灾害，宦官一到地方，百姓将无法承受。不如征收改办尚未完成的物品，于是他与同僚严用和一起上疏，皇帝都听从了。五月，他代理户科，恰好有购买珍珠的命令，便与同僚李纪极力进谏，最终都免除了这项差役。陈公代理户科仅七日。如今皇上即位，都给事中贾某推荐陈公，说他忠诚正直，不应长期处在乡里，于是召他任兵科给事中。癸酉年四月，我到京城，立即弹劾宦官郑真传达宫中旨意，给他的侄子授予锦衣卫官职；又说总督刘焘奸诈贪藏，不宜召回任用，因此触犯了太宰杨溥。此前，已经拟推尚宝少卿杨抑之；而江陵刚刚掌握国政，杨溥看了奏疏很高兴，便让他所亲善的同乡王篆以及给事中张某按照他的意思议论，一天在值庐相见。江陵说：‘您的奏疏写得很好，只是幸好被滥用的事情恐怕不止这些。’公回答：‘我不敢凭传闻议论宦官。’江陵没有回答。当时江陵对于专门上言论奏的人，大多要等候风声、事先得到许可，才敢发言。公自认为受到朝廷深厚恩典而被提拔居官，并不是宰相的私人党羽，也不依附宰相。礼部主事宋儒与兵部主事熊敦朴交恶，宋儒收买熊敦朴，想让他上疏弹劾江陵和太宰杨溥于王篆。于是江陵让礼部尚书谭纶弹劾熊敦朴，把他贬谪到外地，公也一并弹劾宋儒。江陵恼怒公没有替自己先行奏明，从此怨恨他。十一月，成国公朱希忠去世，有人用金钱求得追赠王爵。验封郎陈某和六科官员都坚持认为不可，公又上疏极力争辩。江陵大怒。十二月癸丑，慈宁宫失火，公又上疏陈述五行所显示的祥瑞与灾异。江陵诋毁说：‘怎么能说这种腐儒的话！’辛酉，朱希孝的值庐失火。丁卯，宫城内部又失火。戊辰，这才下令讨论这件事。

译第二年二月，公被命令出京任职。到了饶州，他整顿风俗，培养人才，广泛鼓励学官，置办给生员的田地，讲说经义、考校学业，引导人们进修圣贤之道；又制定条教，设立父老正二之法，颁行民间，劝导百姓行善去恶。善恶行为都有登记，施行这些政令出于至诚，因此没有不回心转意、接受教化的人。公禁止溺杀女婴，登记女婴姓名，或用公家的姓氏；又减少县里的网罟之征，确定湖港税额，革除浮征余羡，疏远逐逐货利之徒。按照旧例，外府的钱粮不登记入册，以待太守支用；公把它们全部移入内府，不私自出纳赃金。为了掌握钱财、给贪婪之徒以便利，便把积蓄的钱粮用于陶成天下所需要的供给。春夏之间，商船聚集，因此官吏往往侵吞财物、邀功请赏，借机掩取。到这时，公把它交给牙侩按照常规办理，外面便没有私弊了。公还想用公款平抑物价。新安商人在郡城中排列店铺，惯于窝藏盗儿，盗儿得到东西便拿来出售；丧失财物的人无法追查踪迹，有司也把这看作外府之事而不问，于是公将这些店铺一概驱逐。权贵来说情，公不听；宗室勾结有司，凭借势力骄横奢侈，难以依法约束，公严肃正直、不徇私情，闭门收敛手脚，使他们即使吹笙唱曲，也只怕明府听见。饶州被称为肥沃之地，人们乐于游荡，德行浮薄；多山的德安有亡命之徒潜伏，番余濒临彭蠡湖，连接九江上游，不守法的徒众随着江涛出没。万年尤其是盗贼聚集的渊薮，公整顿什伍编制，击鼓激励勇锐之士；有警报时，掌固守卫各岸，戈船防守各江，三年间百姓安睡，连席子都不用移动。公刚到任时，郡城坍塌了一百多雉，修缮之后，城中又都设置栅栏；开关城门不仅是为了防备大盗，也是为了防止小偷。宗室夜间饮酒不关门，致使建昌王被盗。公召来百户吕希周，授给他方略，稍稍侦察便捕获了两人，正是在府署的将作局中。江陵已经怨恨公。御史刘台弹劾公收受成国公十万金，遂把公调出饶州。那些持经讲学的人受到显著祸害，江陵的怨恨更加深了。乐平进贡甘蔗，江陵想借此中伤公，便公开说皇上震怒，甘蔗腐烂不可食，要逮捕太守以下官员。若真这样，就会牵连膳部、光禄寺，万尚书出面替他们说话，事情才停止。只是逮捕治罪了县里的人，诏书严厉责备太守。盗贼偷得建昌的玉带，便把它卖给留都江防同知龙宗武。侦察得知后，公操江都御史王篆将有关文书传送给他。饶州的大盗案件，公因此获罪，被贬为马邑典史。公年老的父亲不愿他赴任，恰逢昌邑丢失囚犯。诏书询问县尉在哪里，莫非因不在任而违慢职守吗？公害怕了，急驰到郑州。御史某又弹劾公在郡任上违禁讲学、擅自动用库金，声称购买学田，其实也只是用了俸金。公以病请求退居苏门。第二年举行大计，江陵便以这些事情黜退公。考功郎郑某认为不可，最终公还是被削除官籍。公两次被黜，脸上没有恼怒的神色；他戴着田家帽子，优游地生活在乡里，神情淡泊如常。癸未年，江陵已经去世。都给事中余某推荐公起任某县典史，升任某府推官、同知，公都因父亲年老而没有赴任。甲申年，双亲幸而都得享天年而终。丁亥年，诏令起用公为绍兴同知；到任时正逢年成歉收，奸民乘机一同起兵作乱。公负责诘捕盗贼，消灭两个首领，同时安抚饥民。郡中清静地安居了五个月，公升任湖广按察司佥事，分巡武昌。巨寇刘汝国、虞孟新倡乱已久，当权者往往坐视不理，幸而逃脱自身便离去，把他们不知道的人留下来。公一到任，毅然请求讨伐。另部想独占功劳，谋略不足而坏了事情，贼势更加猖獗。公率军到达贼营，穿甲督战，士卒无不以一当百。己丑年春二月，大败贼军。刘汝国、虞孟新被擒，其余盗贼逃亡，没有一个脱身。公把战功上报幕府，中丞邵某虽然嫉妒，也不能掩盖。冬十二月，公从黄州巡行各部返回武昌，忽然得病，两天后去世，年仅六十二岁。公长着长髯，仪态雄伟，远远望去便知道不是寻常人。他性情忠诚，一心报国，正直而不能阿谀顺从，所以每次任用总被斥退；正要大用时，却不幸去世了。公在家乡求学，罢官归来后，对于有司从未通送书信；乡里有利害之事，他总是急切过问。庚午年，群盗遍地，县西梁村、云乡两个营垒反而成了贼巢，白骨遍野。公请求派材官邓子龙屯守，又恢复临江的戍守，直到今天人们还依赖这些安排。辛未年，倭夷从厓门进入侵犯，民情汹汹，乡里百姓全都起身奔赴抗敌。公父子输送粮食，倭夷于是逃走。乡中恶少年谋划在七月七日发动变乱，公秘密告诉守令朱别驾预先防备，因此没有发生行动。第二年春天发生大饥荒，公结集其他乡里的千余人起事，将他们擒获。于是公劝导富户分粮，运粮到亭中赈济困乏，叛乱遂告平息。后来倭夷从新宁侵犯县西边界，形势非常危急，公与邓子龙谋划据守河道，贼人不敢渡河。恰逢朱别驾从五羊回来，接受方略，发兵向西，贼人逃走；有许多首领乘几十艘船进入内海抢劫，乡人逃进城中，船只堵塞了河道。公向有司说明应当让他们居住在空旷地方，并加以安慰。此时邓子龙正在跟随征讨藤峝，于是公写信给总兵张元勋，召邓子龙回来；张元勋向直指杨标禀报，杨标说：‘陈公已经急得不再通送书信了。’于是催促巡海副使刘稳屯驻香山，又命参将晏某从海上击破贼军，贼人彼此告诫，不敢侵犯外海。刘稳感叹说：‘这种功劳难道只是坐在几席之间便能取得的吗！’公曾登上皂幕山，四面环顾，徘徊不去，想借仓步旧城，并把新会、古博、平康、新兴、双桥等地增设为县，招集流亡百姓，恢复里甲制度，希望带牛佩犊的人都能沿着南边田地耕作；最终没有成功，公以此为憾，详情记载在《端州志》中。疍民居住在海边，以捕鱼为业；往来的盗贼轻视他们，认为玉石不分，便列栅自守，官吏和士兵前去掩捕他们，就像捉老鼠一样。公拆除他们的栅栏，将有姓名籍贯的人登记在乡里，登记以后，吏兵不敢再扰动，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县中士人因为科举名额少，想迁移学校，公说：‘不要改变原来的办学制度。’他在学校左边修建文昌阁，又引紫水流入泮池，从此科举人才兴盛。县城背山环海，内部狭窄，外部宽阔，议论者想把外部筑成城墙，公急忙向当道官员陈说，却没有人任事。佥宪何某到任后，才修筑城墙。白沙先生祠和节妇烈女祠都重新修整；有人毁坏节妇祠而改祀司马，公写信责备说：‘司马不应当在我们粤地受祭祀，为什么要徇一人的私意而违背天下的公议？’每月初一，公和乡中父老会合，带领百姓读法令，随后反复讲解，乡里便受到教化。此前，劫持人质的盗贼多把人质藏在船中或隐蔽处，等待赎金；公这样做以后，盗贼便不能藏匿人质。

译等到什伍之中劫持人质的事情逐渐平息，凡是关系利害和名教的事，公对待它们就像饥渴之人求食饮一样迫切；类似的事情都如此。丁丑年，公从昌邑归来，早晚能够奉养给事公和太孺人，享用甘美脆食，说江陵对自己有无穷的恩德。太孺人身体瘦弱，公从未离开她身边，奉养了八年，使父母安乐。世路艰险，公遗憾自己回来得太晚。甲申年春，太孺人去世；那年冬天，给事公也去世。公哀痛过度，瘦得形销骨立，住在倚庐中读《礼》。从饶州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总管公的旧居在广州莆宜巷，长子居住在那里三百多年，后来卖给他人；公赎回房屋，建祠祭祀。祖墓失传了一百年，公没有一天不在半夜起身叹息。恰好有方士带着验鬼的法术在乡里游走，说青泉白石、一水双牛就是总管公的墓地；仔细察看地形，果然找到了墓碑，碑被茂草遮蔽。详情记载在《大司空陈绍孺墓表》中。张太母下葬时，前山托梦说有蚂蚁为苦；启开墓穴，恰好来了三只蚂蚁，于是改葬在三珠冈。这些都说明他的仁孝之心通达神明，并非偶然。梁氏的弟媳守志不嫁，公上报并为她请旌，给她立后人。弟弟去世，棺材、殓衣、坟墓都一定办得丰厚，公说：‘要让将来的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族人贫穷不能安葬的，公替他们赠送丧资；不能娶妻的，公替他们置办婚娶。他厚待人伦关系就是这样。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只遵循古礼。婚礼不奏乐，丧事不用酒肉。每逢岁时，他总带领子弟拜祭家庙，不在家门外举行祭祀。诸子有过错，他一定板着脸相对，整天不说话，直到他们改正才停止。考中进士后，二十多年没有私财，只听从给事公的命令生活。他吃饭不吃多种味道，穿衣不用文绣，必定以俭约作为家人的表率。对懒惰奢靡、放纵游荡、沉湎饮酒的人，即使是乡里人，他也一定用正言规劝；乡人也不敢不听。冈州自从公甫先生在江门一带倡导道学以来，即使渡口的人和种田的老人，也还保有先哲的遗风。那里的君子厚重朴实、正直，可以和他们共同求学。因此公与我这个不才之人一见便意气相合。当时同辈诸子难道不是风度翩翩、佩弓带箭地相互追随吗？只是我和公二人气味相投。公的学术根本出于公甫先生，著有《二居录》。戊子年春初，我们相见，端州把此书拿出来给我看，请我为卷首作序。唉，自从夫子去世，我的知己也没有了；我再也没有可以交谈的人了。公的正妻是黄氏，继室是李孺人。儿子十人：汝志、汝愚（生员，黄氏所生）、汝意、汝念、汝思、汝愈、汝怘、汝应、汝恕（李氏所生）、汝慈（侧室所生）。汝志娶安义令林大芳的女儿。汝愚娶处士莫某的女儿；汝意娶养利州守许培的女儿；汝念娶处士蒋某的女儿；汝愈聘娶邯郸令卢云龙的女儿；汝思早夭；其余都还年幼。孙子现有四人：汝志的儿子举、世科；汝愚的儿子举、世长、世爵、世禄。春及文才不足，不能把公的事迹描写得十分相似，只姑且叙述大概，使铭文有所依据罢了。墓表。明朝列大夫、福建都转运盐使司同知艾陵林先生墓表。

译隆庆戊辰年，我到福建时，艾陵先生去世已经超过一年了。学士大夫称颂他，几乎说个不停。我游览水口的园圃，父老们往往谈起他升降揖让、延宾射礼和举杯敬酒的事，围观的人像堵墙一样，低回徘徊不忍离去。听说先生将葬在高台山，龎先生已经替他作了墓铭。过了二十六年，先生的次子培之在楚地任县令，便让他的两个叔父垣之、坦之带着请求，屡次拿墓表之事来烦劳我。我因病未能及时答应，等到进入楚地，坦之来到中宿；我敬重先生，又感念仲叔二人的勤意，即使文才不足，哪里能推辞？先生名烈，字孔承，祖籍出自莆阳。元末，世高任广南儒学提举，留居雄州柯树里；他的儿子迁居东莞，于是成为当地人。汝椿是儒学先辈，从最初迁居算起已是第七代，这就是大桥公，生下先生。母亲余氏，是襄公的后裔。先生生于正德癸酉年，幼年聪明爽朗。十六岁时，旁通《左传》《汉书》。嘉靖甲午年，豫阳田公督学岭表，以秦汉文章著称，读到先生的文章，认为格外出众，便让他考取乡试第一，随后应乡书，那时还不到二十岁。此前嘉靖改元时，昆山庄渠魏公担任督学，实际上压抑文辞，发檄命令下属各县弟子中的高才者到五羊讲学。众人的耳目都归附于他，受到赞誉便飞黄腾达，遭到毁谤便坠入深渊。奸人因此从中牟利，把盗跖说成伯夷，把西施说成嫫母，士人的气节一时大为丧失。等到公因守丧离职，自己说像解开了枷锁、卸下了镣铐；后来那些奸人全都伏罪。公也因此被废弃，但公确实诚心遵行古道。粤中许多被停止的事情，都拿来质问鬼神；罗文恭侍奉他，一点也没有差错。他把公的言行起居、接待大宾和举行大祭的礼仪讲给我听，那还有什么可以超过的呢？由此便可以知道公的学问了。先生考中乡试以后，听到林先生的言论，慨然仰慕。丁酉年，他带着羔雁束帛来拜师，受业门下一个多月，听到‘作圣’和‘格物’的教诲，才知道圣人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从此开始，他以礼作为放达行为的尺度。当时东鲁王先生、昆山同道先生常来向他求教，所问与老师的学说相合，他更加相信。回乡后，他用《诗》《礼》教人，即使盛暑也不废弃衣冠礼仪。假如他生在当时，一定不会被礼法钳制；他恭敬母亲，宁静自守，不以椒榝的香气自满，也不因兰芷的芬芳而自矜。孔子之所以重视启发学生，大概正是这个意思。粤地自江门倡导道学以来，缉熙得到其传承，终日勤勉不懈，求学者把他当作楷模。缉熙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了；宝潭在增城受业，先生与缉熙相继兴起，于是宝潭也被称为与先生志趣相合。他们在乡里选择相邻居住，泛舟潭中，在风清月朗的早晨高歌长啸，飘然如同仙人。甲申年，潮阳薛大行从罗浮迁居玉壶洞，两个弟弟跟随他去，往往十多天后才回来，心中一定很有所得。先生以昆山为师，昆山先生对他要求严格；在学问上，则与增城先生交游。吉州的知交是邹文庄、罗文恭；安陆的是何亚卿；我们粤地的是龎太守、何宗伯，都是海内有道之士。先生修养日益深厚，气质日益纯粹，没有疾言厉色，对人谦逊有礼，持重而不轻易发言，仿佛拉满一支箭、引动千钧之弓；一旦发言，便正中目标。他喜欢收藏书籍，至于写诗作文，不崇尚华丽文饰，只求辞意通达。四次赴南宫应试，都没有考中；后来任县令时，则以父亲年纪已高、家中有三釜之禄足以使父亲快乐为由，说怎么能因求取千钟之富而使父亲悲伤呢？丁未年，他请求署理江阴儒学，完全按照昆山先生的教诲施行：端正人心，崇尚德行，以孝悌为先；违背这些而只追求佩饰刺绣的人，便不予齿录。己酉年，他任北畿同考官，发现兰溪唐汝楫被主考录取，先生据理争辩，态度强硬。第二年唐汝楫在廷试中成为第一名，佩服先生的鉴识。先生任南方司务，又任廷尉九年，升任户部副郎，转任郎中，都以勤勉谨慎著称。庚申年，他督理江右赋税，选择贤能者任事，只责成他们掌握大原则。按照旧例，使者不带家属同行；先生一举一动都不忘父母，于是奉大桥公一同出行。辛酉年，先生在任所去世，能够亲自看着父亲含殓入棺，人们都称赞他的孝心。灵柩从中门进入，停殡在正寝，这哪里是那些畏缩忌讳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呢？甲子年服丧期满，补任户部郎中。乙丑年任福建都转运盐使司分司水口同知，群盗聚集在萑苻之间，连干棷这样的地方也无人敢居；先生离间并驱散了他们的党羽，修缮官署来居住。朝廷的法令从此确立，他革除惯例，去除积弊，严禁私自出入；斥退作乱的商人，使他们像回到自己的地方一样服从，不再留下祸害。盐政兴办之后，他毁掉淫祠，兴办社学，开辟射圃，创立书院，和诸生在那里讲习。设立保甲，联结什伍，修筑乡厉坛，设立养济院，禁火葬，置义冢，掩埋遗骨，供给棺材，赈济孤贫，驱除虎患，整顿消防，这些都是依据昆山先生的教诲。过去他梦见把章绶归还给新君，世宗的遗诏传到，便不起复任；百姓哭于街巷，商人停止营业，地裂山崩，又有谁能扶持安承学士作为凭几？梁木将要倾倒，又有谁来安置？有司送来赙金祭奠，人们茫然无措，又有谁来替他办理？占筮龟卜本应不会求取悲哀，却偏偏悲哀不止，已经不只是想哭而无从哭泣了。水口为他建立祠堂，福州则把他列入名宦祠祭祀。他以转运使为官，盐政既然能够推行，就没有荒废职责；凡是力量所能做到的，为什么不赶紧去做呢？他早年怀有匡正时世的志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确实不是徒然如此。先生的学问以人伦为根本；大桥公无论寒暑，都亲自替他铺设坐席，不借助内侍；继母就是母亲，继母所生的弟弟就是弟弟。他一生俭朴，不经营产业，修缮祖墓，建立睦族堂；族人贫困，他便竭尽力量周济。正妻卢恭人，继室陈恭人。六个儿子：长子增，是县学生员，娶祁氏，卢氏所生，早年去世；次子即培，任新化知县，召入授南道御史，娶蔡氏，继娶陈氏；次子即垣，娶叶氏；次子即坦，娶王氏；次子垂，娶光禄卿锺卿的孙女，以上皆为诸生，陈氏所生；次子塾，像恭人一样，章氏所生，早年去世。女儿五人：长女嫁副郎王休仲的儿子；次女嫁太守周望仲的儿子；次女嫁孝廉邝鸾的长子；次女嫁进士黄仪仲的儿子，以上皆陈氏所生；次女嫁知县黄应芳的儿子，章氏所生。孙子九人：钫、锵，某，培所生；镗、键，某，垣所生；錝、鈫，坦所生；某，垂所生；子孙绵延不绝，前途无穷。叶春及说：‘我听说谭永明廷尉氏编纂邑志时，先生认为仅以文辞为能是小道，由此可知他认识根本。用乡射礼来训练今人，就如同用乡饮酒礼来整治军旅一样。’ 说得好！先生曾说：‘练习射箭的时候，心中有没有邪念？围墙四周观看的人，心中有没有邪念？执事行礼的人，心中有没有邪念？’心无邪念，就是敬；敬就是上天的德性；把敬推广开来，就是王道。修养自己而保持敬意，笃实恭敬，天下便会太平。所以说：‘我从乡射礼中观察它，就知道王道是多么容易实行了。’教化一定要从乡射礼开始，是有道理的啊！’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话表彰并记录下来。墓志铭。

译明代诰赠长芦都转运盐使司运使李公及其配偶潘淑人墓志铭。参政赴粤西，经过石洞，您的儿子幸而得到我的教诲。我不才，能够与您结交，欢悦而又敬重，亲密得如同葭莩之亲。只是王父母的封墓像马鬣一样高，已经很久了，承蒙皇上的恩宠和灵命，得以赐予封赠。墓石如果不修整，怎敢把它作为借口呢？将要整治黄沙阡道，为宗庙祈福，也为此撰写墓铭，使死者永垂不朽。春及我年长参政而在他之后，又把他当作兄长，何况我家中丞又辱承婚姻关系，岂敢推辞？据《少宗伯传》记载：公名珖，字景星。高祖义先从博罗迁到河源。曾田生洪保，洪保生绿筠。绿筠娶陆氏，生必荣。必荣娶蓝口叶氏，公就出生在曾田的银塘里。公出生后，父母相继去世，依靠陆孺人抚养。绿筠家原本富裕，声名传播千里，但三代都是一脉单传。公又早年失去父母，族人觊觎他的产业，认为只需对付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孩，就像捉老鼠一样容易；于是故意装作准备酒食，召来公和寡妇，预先准备两只酒杯，一杯自己饮，一杯放鸩酒给公饮。仆童听见后，贴耳告诉孺人，孺人看了公一眼，公也明白了。孺人说：‘孩子肚子疼，快出去。’于是踉踉跄跄地带公走出众人，族人惊愕，事情只得停止。孺人大为恼怒，说：‘他们这样轻视遗孤，怎么能让孩子天天和毒药相邻？’ 孺人赶紧进城躲避他们，住在潘氏邻近的地方。潘氏有个女儿与公同岁，孺人惊异于她的容貌，便送上聘礼订婚，她就是潘淑人。绿筠富有，乐于施行德惠；孺人的才智谋略也与他相称。公很像他的父母。南海有许多劫持人质的盗贼，他们抓到人后堵住其耳目，装车带回偏僻乡里，关在空屋中；又派人在野外等候赎金。对来赎人的人也堵住耳目带回，约定交付赎金后，再堵住耳目带到野外，弃置而去。盗贼白天追逐行人，空旷的集市上没有人敢质问他们；有的甚至追逐千里求财。公到河源时，恰好在曾田，盗贼劫持他登船，大喊：‘想要某人回来，就交一千金；否则就让他葬身鱼腹。’公不知道曾田方面已经召集救援，慢慢开口说：‘诸位误会了，你们曾经想杀我，难道还希望我活着吗？我幸而承袭先世产业，所缺的并不是钱财。平常分给贫人不止千金。诸位迫于衣食，远道来求财，我就拿一千缗给诸位作寿礼，也没有遗憾。请宽限我，等候赎金，不要破坏曾田方面的周密谋划。’群盗都很高兴，拍着公的背说：‘真是侠士，把钱财看得像泥土。’于是每天送来甘美食物，任意赌博畅饮，歌声激烈，旁若无人，盗贼更加高兴。探子到了，公大声喊道：‘一千金赶快送来，不要让诸位久等。’ 于是盗贼的防备更加松懈。公暗中把计策告诉探子。潘淑人便向上告变，惠州石千户埋伏士卒在五羊海边的鱼栏。探子回来报告时，公正与盗贼赌博争胜，停下来问：‘金子送到了吗？’探子说：‘送到了。’公又问：‘是一千金吗？’探子说：‘不敢不按约定办。只是现有钱五百缗，不容易筹足，请把船移到鱼栏去取，怎么样？’盗贼说：‘好。’盗贼平常在市中追逐行人，从来没有人敢过问，更何况两个小童还能把他们怎么样，于是毫不怀疑地去了。到达后，公准备酒席答谢，酒喝到兴浓，公一出手，伏兵便起，盗贼全都被擒，士卒完全按照公所谋划的办法行事。一天，公住在屋内，有人急切地敲门并叫他的名字。公告诫守门人说：‘主人出去了，即使来人不怀好意，也不要和他争执。’那人没有见到公，果然大骂一通，毁坏庭门而去。有司查验审问，才知道那人想用尺籍把公牵连进去，已经把杀人的凶器藏在门边，等公出来便诬陷他杀人。公没有出门，使他们的阴谋失败。因此人们说公得到上天护佑，即使身处危险，也常常没有忧患，大概是上天在帮助他。不过，他暗中施行的德行本来就很多。有个少年醉酒后遗失了一百四十金，公外出拾到。那人醒来后号哭，公召他来责备说：‘你把钱袋里的金子拿去换酒杯里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哭？’金子放在廊下，你自己拿回去。那人请求把一半金子送给公祝寿，公说：‘归还金子却取一半，难道是想发财吗？我即使把金子给小童，也不会接受。’百户张镗贫穷却承袭官职，没有钱，来向公借贷，并以住宅作抵押。公退还抵押的房契，反而给他钱，说：‘不借给你，你就会失去官职；接受你的抵押，你就会失去住宅。假如保住官职却没有住宅，将来靠什么生活？我有破旧的房屋，还有一点微薄的钱，给您作车马费用。’公离任后，家境富裕而又喜欢施德，这样的事情很多。起初，县城迁到江边，公估计一定会被水侵蚀，想迁回旧城长塘，没有成功。那里靠近集市，喧闹尘杂，子孙容易奢侈，不适合居住，于是退居湖后。公督促五个儿子学习经艺，夜里点灯，东西两边传来诵读声；读得好就给果核吃，否则便鞭打他们，说：‘我的祖先世代都努力耕田，没有显贵的人，我不愿你们终究只是田舍郎。’五个儿子因此都凭儒学兴起。如今参政最终又迁回旧城，公当初已经预见到了。公去世时刚四十岁，淑人主持家政，像公在世时一样掌管并督促诸子。她性情宽厚仁慈，气度宏大。廖氏的女儿是妾古氏所生，早年守寡而贫困，淑人厚加抚恤，爱她如同亲生女儿，并说：‘我百年之后，遗留下的衣服首饰全都给她，用来成全她的节操。我的女儿也不应当拥有这些。’公有个姐姐嫁给邹氏，中年时家产衰败，淑人拿五十亩亩锺之田供养她，对子孙说：‘你们父亲和祖父兄弟很少，难道忍心让一个姐姐独自受穷吗？’嘉靖甲子年，参政乡试中举，家人想奏乐庆祝，淑人说：‘孩子正要赴京参加会试，怎么能拿这件事向乡里夸耀？而且只会使他容易自满罢了。’当时家境日益兴盛，而曾田家日益困顿，淑人极力振济抚恤，命令子孙始终善待他们。人们说：‘这难道是在报答当年鸩毒之事吗？’淑人说：‘这正是我今天能有一切的原因。’那些愚蠢的人，哪里值得放在心上？万历改元，淑人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第二年，参政成了进士。又过了二十一年，因为长芦盐课考核第一，得到推恩两代：王父赠太中大夫、长芦都转运盐使司运使；王母赠淑人。五个儿子：长子学孔，是县学生员；次子学颜，岁荐却不出仕，回家奉养参政的父亲；起初封奉直大夫、南京工部郎中，后来加封与公所获官职相同；次子学曾，以资财进入太学；次子学思，任韶州府学训导；次子学孟，是县学生员。都为淑人所生。女儿三人，其中两人为淑人所生，一人即古氏所生。儿子的儿子共有二十五人，其中一人是参政，其余八人是诸生。孙子的儿子如今有三十一人，取得乡荐的有一人。参政的长子是树祯，这样到如今曾孙的儿子已有十五人了。从前在曾田，家中仅有一点点财物；如今像河流涨满一样不断增多，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所谓德行得以完全保存、家业得以昌盛，说的就是公。因此记下这些事并为他作铭。铭文说：

译谁说公孤苦无依、只有陆孺人艰难抚养，便会被那强悍的猛虎欺凌呢？公是能举鼎的勇士，谁说他孱弱？他的智谋像转动圆环一样灵活，在鱼栏缚盗，威猛无比。谁说公面对险恶便畏缩，含垢忍辱，甘愿成为百川汇聚的深谷？那些人为什么竟敢与他抵触？谁说公富有却连遗失的金子也不顾惜，因此士人不会徒然依附他？那些财物为什么竟然聚集到他这里？谁说公左手筹划、右手侦察，背着书箱、打开书箧，开创儒业的兴盛？谁说公迂缓，只知慢慢报德，最终使门庭高大，让高盖车可以通行？谁说公的子孙像瓜蔓一样茂盛发达，继承祖先嫡统和旁支，绵延不断没有终止？谁说公像马鬣高隆，纶章光彩照耀，丰碑高耸，刻下铭文以示后世？明代进士清隐曾公墓志铭。我在福建时，祁羡仲介绍我与曾公的次子相识。等我接到檄文回乡时，清隐公已经去世三年了，墓上草也长得很高。又过了十一年，次子和兄长奉公迁葬，命我为公撰写墓志铭。我有幸与次子交往，欢喜得像彼此平等相交，又像把他当作父亲。我自知文才不足，每当谈到父母就常常欲言又止，何况对于公，哪里敢轻率发言？次子多次来催请，我谨按谱牒写下墓志。公名应珪，字侯信，祖先原是保昌人。宋咸淳末年，■〈日上永下〉开始迁居南海九江里；■〈日上永下〉生应举，应举生元甫，元甫生信可，信可生志杰、志贾、森义、名义。名义生凯达，凯达生赵平，赵平生经。经以前的祖先都只是卑微的平民。经生二子俊、储，都考中了乡试。俊做官任融县令，有遗爱，事迹记载在本传中，这就是鹤峰公，也就是公的父亲。母亲是郑夫人。公出生在珠山，幼年聪颖异常。三岁时随父亲做官出游，应答如同成年人。大司成伦公和太守戴公冔都认为他奇异。七岁时每天诵读数千字，眼睛一行行地看下去。十岁拜刺史朱廷亮公为师，学问更加广博，书籍无所不读，尤其擅长古文辞，不需起草，千言文章立刻写成。《右昆谟》《正学训》《休忧训》《讼训》《成人训》《释悔》《九友赞》《四铭》等篇，都是他二十岁以前所撰写的。文章体制取法《尚书》，学问完全承受孔子、孟子的传授。当时钱塘田汝成公督学岭外，文章不是秦汉以上的便不谈；读到公的文章，十分惊异，选拔他补为博士弟子。嘉靖癸卯年参加乡试，这时公已经二十九岁。参加甲科射策，没有考中，便在家教授《五经》，屡次贫困却安然自若。公虽然豁达，不因外在形迹和世俗束缚自己，但学问以人伦为根本。嫡母刘氏改嫁后，常常私下拜见鹤峰公，被发现后鹤峰公鞭打她，但也无法制止。等刘氏去世，按世俗本应服齐衰，鹤峰公作《正名书》说：‘如果不把她当作伋的妻子，难道还要把她当作白的母亲吗？把母亲当作母亲，就没有父亲；把父亲当作父亲，她就不是母亲。’公不敢服丧，只在心中服丧而已。鹤峰公做官一向廉洁，家里没有一点储蓄。公靠写文章所得钱财，便请父亲分给弟妹办理婚嫁；至于丧葬等各种费用，也没有不由自己出钱的。别人有急事，他总是赶着帮助，唯恐来不及。有人彼此仇怨，争相来到公处；公用委婉的话说中要害，仇人便和解了。公本来具有经世济民的才能，认为功名可以很快取得，但因命运多舛、奉养父母又没有得到满足，便不再赴京参加选官。穆宗即位后，姨甥陈克侯写信劝他出仕，他没有答复。公曾说：‘官就是棺，所以梦见棺材便得到官职；财就是粪，所以梦见粪便得到财富。我怎么能把自己束缚在棺材里，让身体沾染不洁呢？既然我无意于世，便寄身于酒徒和乡里，随波沉浮，斗鸡跑狗，断绝踪迹于公府，谢绝诸位贵人，不与他们往来。戴葛巾，穿木屐，披散头发，袒露肚腹；在渔夫樵夫之间即使贫穷也自在，家中常常宾客满座，酒樽不空。有人召他饮酒，他不问姓名，往往前往并且每每喝醉。曾经进入酒肆，和樵夫杂坐饮酒，公说：‘我买一壶酒，和诸位一起喝醉，可以吗？’众人说：‘太好了。’于是一起大醉。那两个商人原本并不认识公。甲对乙说：‘我能招来曾公喝酒，如果你准备不好酒菜，我就算输。’公前往并喝得大醉，甲于是胜过乙。每次和客人比赛饮酒，公仰卧着举起酒瓶灌酒，谁一动不动谁胜；有时用盘子盛酒，漂浮着叶子，大家围着竹环饮酒，谁吸到叶子谁胜。他饮糟酒、啜薄酒，随俗浮沉、混迹世间，都是这类事情。因此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没有不能得到他的欢心。有一次夜间出行，遇到恶少年拦路抢劫，公假装醉酒说：‘伙颐乎！’ 恶少年回答：‘我们才刚刚出发。’公醉醺醺地请求他们扶自己回去。经过汪公门前时，汪公说：‘谨慎，谨慎！一旦进入深渊，就再也出不来了。’进入屋舍后，几个少年说：‘曾公大概是在说我们吧！’于是散去。公的二叔储任州太守，在海中有一处别业，名叫偶山。有人来交纳若干租税，储公的好友借用偶山亭，太守说：‘好吧，我们也算莫逆之交了。’后来那位客人的儿子做了高官、任参政，而太守去世了，他便夺取了那些租税。公从京城回来，参政请他把租税归还，公说：‘这是二叔旧日的财物，几个兄长去世后便被别人占有。假如我的儿子不肖，我死后也一定会再被别人占有。不要劳烦转徙了。’参政扭捏地接受了他的和缓而又严正的讽谏。隆庆壬申年，公病重，有人劝他请人一同乘坐计舟车，筹办丧事，公严肃地说：‘乘舟车去参加会试吗？既然不参加会试，怎么敢接受舟车？况且国家有丧，军需告竭，不能报国，难道还忍心耗费这些财物吗？宁可裸葬，以保全我的志向。’有人说他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公说：‘死了就完成了。’去世前三天，公迁入正寝，请酒徒饮酒诀别，写下衾上文字便闭眼去世，说是整理好被衾，便足以见到自己像黔娄那样。公去世那天，乡里正敲鼓祭社，于是为他停止了音乐。唉！公本可以富有，却甘于贫穷；本可以尊贵，却安于卑贱。世人正奔走追逐，公独自安闲；世人正显赫张扬，公独自沉默。那些奔走显赫的人，反而不如公；公却把贫穷和卑贱当作安适。公飘然超脱尘世，心神寄托于化育万物的本源，忘却宠辱，等同生死，把万物与自我看作一体，这也算是东方朔、嵇康、阮籍一类的人物。哪里能和那些靠善于做官使妻子儿女享受肥美、用金钱炫耀乡里的人成为同日之谈呢？公起初著书，名为《右昆子》，达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界。后来修筑醉隐楼居住，因而把著作名为《醉隐楼稿》；‘清隐’则是太守龎公嵩所作的诔文。公生于正德十年乙亥六月二日，隆庆六年壬申二月十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万历元年癸酉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西樵大良山。太守胡公心希望移送计舟车来帮助丧事，仲子等奉行公的遗命没有接受。东莞祁衍、曾卢尧典、李元表，南海何亮赠送丧资，这才得以葬在新会大雁的黄竹山，墓向北。时间是万历十一年癸未十二月十三日。配偶朱夫人，是灵川训朱文锦公的幼女，死在公之后八年，葬于新会继龙冈，没有与公合葬。

译儿子二人：长子仕铨，娶诸生林材的女儿、安庆太守锺氏的孙女；次子仕鉴，就是仲子，考中万历乙酉年乡试，娶逸人何功黻的女儿。女儿一人，嫁给黄师立。孙子六人：师润聘张某的女儿，师泌聘诸生关惟信的女儿，师沆尚未婚配，都是仕铨所生；居泰是郡学生员，娶户部郎中陈弘采的女儿；工部尚书陈绍孺的孙子居渐，聘诸生聂廷节的女儿；居涣聘诸生罗建娄的女儿、都副使罗黄裳的孙女，以上都是仕鉴所生。孙女三人：长孙女嫁知县何嵩的儿子胤光；次孙女许配诸生霍尚守的儿子蒙樵；次孙女许配翰林院学士杨起元的儿子某。子孙众多而且贤能，这就是所谓福泽不在自身，而在后代吧？铭文说：牂牁江向东流下，只有九江一支；预卜世代延续九叶，家族日益富盛昌隆。兄弟有人任州县官，传播清明善治，声名鲜明。一颗明珠在夜里灿然发光，文章奇特峭拔，高过九皇；商代的鼎、周代的彝器，庄严地排列成两行。大树粗到牛都无法环抱，正适合立在朝廷庙堂。凤凰被关在笼中，鸡雉却在外面飞翔。臣请求归去，游于醉乡。把阮籍和嵇康当作兄长，君王又为什么要进入权贵的裤裆？南海小小的地方，仅仅有一杯酒；我想汲取东瀛之水，浇洗心腹。到洧水之盘洗濯头发，在扶桑树下晾干；放慢车驾，松开缰绳，姑且徘徊游赏。天帝降下诏书召唤他，派巫阳来迎接。明月般的宝玉侍奉在天帝身旁，俯视污浊尘世如同看蜣螂。龙骨已经蜕落在山冈，今葬于黄竹山，昔日葬在大良山；继龙冈与大雁山遥遥相望。子孙万世奉行蒸尝祭祀。不才我撰写铭文，刻在北邙山，请看南斗星的气象光芒。先府君退斋先生及先孺人方氏迁墓志铭。府君生于弘治乙卯九月五日，卒于嘉靖戊申四月七日，葬在黄田山祖坟之下，与田氏合葬。孺人生于弘治乙丑八月二十三日，卒于嘉靖癸丑四月十三日，这一年与府君合葬。嘉靖戊申年，我这个不肖孤儿春及才十七岁，以孔子、孟子为人生目标，不相信什么青乌先生能够用祸福迷惑人。成年以后，许多人都说不吉利，我便发掘先兆，研读他的书，追究其理，终于沿江河穿过雍、豫而向东。我的祖父半野公居于梁、宋上游，府君处在兖州边境尽头；住宅像缀连的旒旌一样低垂，而政令却如建瓴之水倾泻而下，这对人的身心又能怎样呢？万历甲戌年辞官归来，谋划这件大事，二十年后才得到文埔这片草木葱郁的地方，真是一个优美的形胜之地啊！于是选择癸巳年正月十八日，奉迎两位亲人迁葬于此。墓志说：府君名天佑，字克常，姓叶，是半野公的第四子。半野公因曹孺人生府君时，在诸子中属于庶出，却唯独认为他有才，让他掌管契约文书。十八岁时，选补为县学诸生，与北郭谢先生、頖东刘先生同舍读书，共同立志学习圣贤之道，博通群书，文章日益有名。大司空天台黄公爌谪居郡中任司理，发现他后十分欣喜，说：“我得到叶生，岂不就像吴公得到贾谊一样吗！” 他多次参加行省考试，却没有应试成功。后来适逢半野公去世，便上书向谢博士辞别而离去。嘉靖丙申年太子册立，诏令赐给他冠帽和衣带。府君性情淳厚谨慎，年轻时有一次出门，偏巷里一个女子从后面夺走他的帽子，他不回头便走开了；他的品行就是这样。治学完全遵循程颐、朱熹，不偏危，不激烈；所著《闰月解》《正统论》《史论》，学者都称许它们。谢、刘二位先生讨论太极，声音非常洪亮，府君却像玩弄弹丸一样把问题解释清楚；人们说他像宜僚，又说像鹅湖吕伯恭。府君只是笑笑，并不回答。御史王公宗、归善徐教谕说：春及和学士先生每次谈论县令时，府君总是实行道学而不空谈，确实如此，绝非苟且而已。他教人必先从孝悌开始，从洒扫、应对、拜揖、文字诵读讲说，最后才讲到程朱之书中关于性命的道理，求学者纷纷跟从他。他严肃庄重而不苟且，但他的讥讽笑谈又出于和乐平易。有人召他饮酒，他从不不去；有人请他出游，他从不不先到。酒后耳热，他高高拱手歌唱，飘逸得像仙人一样。他侍奉继母很孝顺，异母兄弟侍奉他，也都能得到他的欢心。他待人厚道，与志趣相同、道路相合的人交往，情同骨肉。除二位先生外，虚斋刘先生、东泉李都阃也都是他的至交。他教诲各位侄子，如同教自己的儿子。族子独奇担任司马时放荡荒废学业，他便痛加斥骂；父兄有时不相信他的话，他就骂得更加厉害。他生病时常倚在里门旁，向父老子弟讲说古今之事，人人都仰望他的学识。他天性爱读书，不经营生产。春及常在他身边侍奉，凡是读书，他一定叫春及读；凡是观看，他一定叫春及看；凡是歌咏，他一定叫春及歌。到了五十岁，手还不停地翻书，脚也不跨出门槛。逢年过节和伏腊祭祀，也不改变这种习惯。临终将要断气的晚上，他还在万石馆中。唉，真令人悲痛啊！这可以说是好学了。原配黄孺人先去世，葬在横槎。后来娶先孺人的妹妹方氏为继室，她的父亲名雄，是归善海滨赤岸人。孺人端庄安静、慈爱仁厚，都是出于天性。幼年时，她随母亲姚媪为躲避盗寇，藏到族兄山中；族兄眼盲，几天听不到孺人的声音，惊讶地说：“三娘还没来吗？”后来又叹道：“真是闺中女子啊！”嫁来后侍奉府君非常谨慎。那时祖父母去世已经很久，祭祀之事也仍然恭敬办理。坛中粮食吃完了，她就督促苍头砍柴取薪，补充粮食，不让府君因为顾念家事而荒废学业。五个妯娌同住一室，日常喧闹中只能听到孺人的声音，从未传到内室之外。她尤其聪慧，府君推算历法时，常叫她为几族计算赋役；她默默思考很久，谁家少、谁家多，没有丝毫差错。她不用马来驾驭人，而是自己处在人上，却把别人置于自己之下，尊重别人而使自己处于卑下地位。因此司马家无论男女老幼都贤良。黄孺人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嫁给沈氏，家里非常贫困。府君去世后，孺人常常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她；女儿出嫁时妆奁不全，也常常送给她衣物。这些事若发生在别人家，本不算难；可是她家也很贫困，又借口府君而这样做，人们就更加称贤她了。孺人虽然不读书，却暗中通晓大义。春及在府君去世后，穿着丧服不出门，独自奉养孺人居住，常常破坏自己守丧尽孝的决心。孺人说：“孔子像清风明月，水面不会因此兴起波澜，为什么这个孩子却像烈风暴雨，雷声轰轰呢？”春及仰慕后世的名声，孺人说：“经过十二万年，天地混沌，孔子在哪里？你只管勉力行善罢了。”春及梦见陈太史去世，前往吊唁，不久陈太史手脚震动而复生；他醒来后告诉孺人。孺人说：“这是白沙先生再生了，你要努力。”春及叩头接受教诲。此前府君担心春及放纵不羁，便让他穿上宽大的衣服，使他专心学习圣贤之学。孺人说：“好。”戊申年正月，春及与司马在孔子像前发誓。有一天府君看见春及回来，端正拱手，缓步而行；有人召他饮酒，正值服丧期间，他没有去，府君很高兴。没过多久府君就去世了，孺人便成为我的老师。如今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蘧伯玉、孔子所说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呢？将来我凭什么在地下见两位亲人？何况生前不能奉养，死后又不能按礼安葬，这正是季子所悲伤的事情。唉，真令人悲痛啊！先前我在惠安任职考核合格，典章文书都已具备，希望能够获得一官半职来奉养双亲。同安池浴德替我办理此事。司勋为了消除遗憾，春及却最终没有成行。如今朝廷再次起用春及，任郧阳府同知，我恐怕会因足疾辜负这一重任，报答双亲也终究没有办法；不孝的罪过怎么逃避呢？唉，真令人悲痛啊！铭文说：谁没有父母？谁像这两位老人一样共同承受清苦、咀嚼艰难？谁没有子女？谁又像我这样不肖？苍天的恩德无穷无尽，黄田旧墓，难道不是草木葱郁吗？气数穷尽便会变化，上天赐下文埔；食墨而学习吉祥之地，山水回环顾盼，旧地顿然更新；抛弃旧地，龙脉从泥中盘曲而出，恩泽施及天地，墓室开始改建，永远安置他们的居所，亿万千年长存。

译《石洞集》卷十六。钦定《四库全书》。《石洞集》卷十七。明代叶春及撰写。诗上。五言古诗。送大司马刘公晋升为御史大夫，赴南都任职。暂且停下《武溪歌》，听我吟诵《九罭诗》。武溪水多么滔滔，想来过两夜您就要归去。您到来时穿着衮衣，宝剑闪耀着纵横交错的光芒。您一出兵便平定象郡，再出兵便犁平龙川。选拔士卒搜猎荒芜之地，狡猾的兔子也一只不漏。溪谷都种满黍稷，黍稷长得多么茂盛。用我的章甫之冠，换取那鱼鳞般的资财。白雉向越裳献来，明珠照耀着玉石般的额饰。洁净地祭祀先祖，祝官们都用端正的辞令祷告。太常记录您的显赫功绩，蛟龙旗鲜明洁净。辅佐宰相，位列庄严的朝班，专席而居，威势雄踞百官之上。我的皇帝寻求贤明的德行，选用您本来就是理所应当。梦中占卜已得吉祥，您就在这里被任用。耀灵高悬中天，怎能只照亮一间幽微的屋室呢？其二。五岭多么高峻，三条江水浩荡奔流。我的公接受庄严的诏令，给车涂油，整备船只。楼船深广，宛如飞龙腾翔。鸣钲击鼍鼓，声音在江心喧响。彩带和铠甲鲜丽明亮，旌旗整齐排列。船首船尾绵延千里，哪里会说江路遥远？轻云托着船舱，清风助推帆樯。远望您的行踪遥不可及，我改道登上高冈。马上响起胡笳，铙歌彼此相应。横渡大海也不足称道，伏波将军又怎能相比？四匹雄马向北奔驰，一路前行直到故乡。在朱陵台设酒，洞庭湖边张乐。太阳升起照耀桑梓，灿灿地放出光辉。替我向父亲和兄长致意，书信文书不可忘记。其三。金陵是美丽的地方，庄严整齐的帝王之都。宫阙高出浮云，陵寝旁有飞翔的金色水鸟。二十万貔貅般的雄兵，手执锋利的戈戟，佩带雕弓。文武官员济济一堂，如鹓鹭般成群；王侯的居所气象和美。确实可以与丰、镐相匹敌，岂是河洛所能相比？三条道路控制九座市场，夹道小巷排列着宽阔长街。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游侠聚集之地，白昼也能听到惊人的击鼓声。高高的司宪台上，柏树栖息着群乌。盛夏却有严厉的寒气，庭院中降下严霜。豪强不要任意放肆，因为府中有大夫坐镇。野菜虽微薄也值得采食，虎豹却藏在山的角落。南面用来镇守长江，北面用来巩固皇帝的疆土。皇帝的事业只有您才能协调，钟山也不过暂时仰望您的威仪。其四。孔父常常奔走不安，老聃曾任柱下史。遥想这两位圣人，也曾委蛇周旋于人世之间。玉圭印绶怎能成为我的荣耀，冠帽衣缨又怎能成为我的污点？用道和神理超越万物，以玄妙的羹汤为美食。古人留下遗言：真正的大隐士隐居在朝廷市井之中。轩辕曾游于崆峒山，到了那里才开始明白阴阳之理。不离开帝王尊位，也能在赤水得到玄珠。岣嵝山有真正的居所，高馆从稀疏的山峰间拔起。紫芝确实可以食用，皇帝的心意正隆重地倚重这里。抚动羽翼摩挲云霄，潜游的鱼鳞也爱恋清澈的水流。升降沉浮各有命分，我正要跟随绮里季。送归安少参韩公任广右兵备，兼怀念方伯乔公、督学刘公。从前我寄身于短暂的游历，和您一同在闽地任县令。翩翩飞翔的丹山鸟，即使身在千仞高处，也只能栖息在荆棘上。我才拙劣，只能守在故乡丘陵，唯独您推崇光明的德行。您在炎热海疆的一隅持节任职，我们相见交谈，慰藉从前的情谊。近来忽然接到公文，有西瓯之地的差役。漓江难道不遥远吗？巡行宣抚正是贤臣的职责。怎么能挽留您不走呢？百姓提着酒浆盼望您，如同口渴盼水。您高举不凡，如在云间的贤公，我在梦中还记得您的容色。刘君是鄱阳才俊，我实在与他相识亲厚。岭上的树木摇动着我的心旌，一别之后彼此便如云泥相隔。去吧，各自致意辞别，努力加餐保重身体。叶顺德任职考核合格。我本是无用而疏散的人，挂冠任官，居住在罗浮；著书难道是为了排遣忧愁吗？常常贫困空乏，却还背着锄头。明公来到吴地边境，政绩之美胜过锦绣。您多次写信惠赠于我，字字都像明珠。交往因神情意气相合，初次相见便谈得投机。校勘书籍并非马队那样喧闹，避开人群仿佛逃离空虚之境。我本来没有《白雪》那样的高雅声调，唱和的人却有数千。弦歌之声每日充满耳边，有酒时便招呼相饮。您此行将向天子报告政绩，我则将归去做樵夫渔人。送周纳言前往金陵。您是杰出的银台官，金陵气象葱郁。清晨策马越过关塞，燕北万里道路遥远。东北方向彤云飞驰，隐约呈现蓬莱的色彩。远行的人日渐遥远，留下的人日益相互思念。您的志向在于建立功勋，此行请叩拜宫门。其二。我厌倦尘世罗网，寂寞地居住在罗浮。古人离我们越来越远，我提起衣裳起身徘徊。雪浪在天边一方，那个人已经离去。欢乐和情爱如同梦境，想到这些只能徒然抽泣。您是南方杰出的人才，如今一路继承前人的事业。奉命奔赴炎热海疆，与你握手时情意相投。像分飞的鸿雁一样悲伤，您还惠赠我云中寄来的书信。为何转眼便伤感离别？我举酒来到道路旁送行。王命有严格期限，怎能在这里停留片刻？为谢惕斋先生六十岁祝寿。子綦隐居在城郭南面，向着天空吐气成云，说：“先生隐居在城郭北面，整日兀然而坐。太阳在南北运行，难道有所选择吗？今古之事又哪里值得议论？”先生孕育天地元气，玄妙地契合无始之道。门如山艮，背对世俗，不显露自我；励志修行，因此超过常人。如今已经整整六十岁，正逢这一初度生辰。乾坤之中一气运行，广大弥漫，无边无际。大挠是怎样劈画的，竟使天干地支分开？一元分为十二会，世代运行依次如鱼鳞。譬如一年之内，不可能没有夏而有春；譬如一日之内，不可能没有丑而有寅。终而复始，闭合与开辟混然为一。这些话如果不信，请去问庖牺氏吧。送方伯滕公拜任大中丞，掌管江防。紫阳山郁然高峻，孔子故里在南方。武夷山仿佛泰山，沂水、泗水曲折流淌。五百年一周的灵运已经过去，谁来继承先贤的芳踪？芳踪正由您来继承，黄花像鸾凤一样飞翔。我从前远游四方，放眼望去茫茫无际。卖珠人遇见楚国商人，玫瑰虽美却只赞美它的匣子。燕国宾客纵情高谈阔论，齐人夸耀车毂上烤炙的油脂。我驱马归来，在空谷中抚琴而坐。一旦遇到知音，便一同演奏丝竹。怎样才能结成同心？愿意比作一双黄鹄。其二。罗浮山是粤地边疆的标志，南海浩瀚无边。亭亭耸立的桄榔树，三次承蒙您的恩惠。从前我抱着宓生的琴，弹奏在海边村落。桑麻覆盖广阔田野，野鸡鸣满平原。后来登上清肃的宪台，高步走入紫微宫。阳面之地严肃如秋霜，阴面山谷却回荡着春天的温暖。流传的声名芬芳如兰芷，六月里便化作神鲲。扶摇风飒飒而起，阊阖宫门浩荡敞开。只愿您居于鼎铉之位，竭尽全力奉事至尊。王朝法度日益清明平和，我这个卑微的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其三。岷江多么遥远，万里奔流而朝向大海。洪涛拍打赤色河岸，衡山、霍山高耸，仿佛将要倾危。京城以金陵为屏障，天险正在这里。太祖从前平定陈国，戈矛洁白如霜。楼船喧腾冲击，彩带铠甲闪耀光彩。敌人被攻克后胡笳吹奏而归，竭尽力量把鲸鲵剁成肉酱。如今四海成为一家，空荡的旧营垒只有萧萧风声。从前人们告诫要准备破败的衣服，有备才能没有后悔。中丞严肃地下达号令，您到达之日旌旗便会改观。向南眺望的忧患可以解除，宏大的国运将延续亿万年。挽歌悼念郑烈妇。

译金塘含着碧绿的水，水中有一对鸳鸯。早晨啄食浮萍水藻，晚上栖宿在兰花旁。它们受惊飞起，忽然振翅，又回头结队而行。西北吹来狂风，把我东南的故乡吹动。雄鸟飞翔时坠落羽毛，身体死在天涯一方。雌鸟悲鸣思念伴侣，独自啁啾彷徨。宁愿一同比翼而死，也不忍心两相分离。闽中有位贤淑女子，早年受到姆教。十七岁做了您的妻子，穿着礼服登上高堂。十九岁时您离她而去，她呼天喊地，悲痛欲绝。您如江上的船，我如船上的桅杆；只知随您所往，愿在幽冥台上一同翱翔。禽鸟尚且有至深的性情，这个人怎么能忘记呢？我想长久歌咏此事，只怕听者也会悲伤。题咏松柏芝兰图。为兵宪王公祝寿。天陵的松树高高挺立，大谷的柏树簌簌作响。寒暑不断推移，枝干和叶子却始终不改。树下有灵芝和兰草，遮蔽着这千尺长的枝条。光彩灿烂，取媚于汉宫；香气浓郁，飘荡在楚泽。三次开花的灵芝流淌着玄妙的润泽，香风充满天地。确实不必怀疑事物的规律，到了晚年才开始得到芝兰。它们一天天繁荣，松柏也一天天高大。到了岁末您才会知道，风吹树林只是徒然发出簌簌声。登衡山至雪霁堂，雨后又刮起大风。早晨从望岳门出发，中午在雪霁堂休息。解下马鞍暂时安顿，欣然来到轩前眺望高冈。山岩间的云气聚合如一寸厚，冻雨散落，带来微微凉意。东北方向飞来帘幕般的大风，沙砾被卷得飞扬。万孔都发出怒号，五座山峰仿佛奔走踉跄。明早要登祝融峰，可天路险阻而且漫长。仆夫偷偷议论：怎么比得上朱、张二位呢？苍天幽远，似乎没有意志；造化广大而茫然。阴阳交替迁变，倏忽之间本来就难以测量。太和之气调和雾雨，清晨的太阳从扶桑升起。今天如果不是这样，谁敢问苍天？通达的人看重宏观的观察，顺任气运本来就是常理。《秋草鹡鸰诗》，送黄箴卿扶送兄长灵柩回闽。从前我任锦田县令，清秀地看见你们兄弟二人；如同凤凰雏鸟出自丹穴，文采笔翰也相似。天路哪里值得凌越？和鸣之声正合宫商。南方有朱明之地，积石绵延千里；凤凰居处光彩灿然，庭院台阶间满是琅玕。今春你们振翅高飞，翙翙鸣叫，远来栖止。为什么忽然中途离散，在春风中断绝联系？一只雏鸟坠入黄土，另一只痛彻骨髓。感叹那《鹡鸰》诗篇，眼泪像流水般落下。其二。流水总有干涸的时候，眼泪却流下不止。人生很少能长久存在，转眼就像石火般飞驰而过。早晨还在竹简书籍的园中游赏，早晚寄居于佛寺。难道朋友不会叹息吗？只是我因兄弟之情而独自悲伤。一次次号哭、踊跃，想离去却又一次次迟疑。活着的人只是自取痛苦，死去的人又哪里知道？严霜使野草枯萎，孤鸟将要飞向何方？其三。孤鸟思念旧日栖息之处，灵车却不能久停。连夜早早上路，宾客们全都泪流满面。在鳄湖水边启开灵柩，划船来到龙川岸边。阴云覆盖宽阔的柳树，悲风缠绕着前面的旌旗。山川遥远而险阻，太阳落山也顾不得安宁。离散并不是他人造成的，而是骨肉兄弟之间的生死离隔。从前如鸳鸯相依，为什么如今却成了鹡鸰？触景感物，三次叹息，醒来说话时只能自己捶胸。其四。捶胸直到整夜，起来时仆从和车马都已吃过早饭。秋风多么萧瑟，百花草木全都凋残。我拭泪驱赶白色丧车，轻旗自行翻飞。虎豹夹在道路两旁，哀猿啼叫在空山之中。我还行走在粤地边境，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闽关？到达闽关终究有日期，逝去的人却不会再回来。抬头看云间飞鸟，低头看清水波澜。鸟有各自的伴侣，人生却多有苦痛的面容。孤单的身影同谁相会？徘徊不前，徒然增添叹息。其五。长声叹息只是徒然自伤，转眼便到了旧日疆界。大海上跨过飞鲸，抬头看见洛阳。徘徊在桥北岸边，佳树郁郁苍苍。这些树是县令当年所种，三株五株各自成行。从前我初次前往时，兄弟二人还倚在树旁；如今我远道归来，却独自抬着灵柩彷徨。谁说看见城郭社庙，忧思就可以忘掉呢？其六。忧思难以裁断，一路走到乡里屋舍。白发老人悲痛，年轻人也神色惨淡。太阳迅速运行，亲近的亲族日渐减少；朋友们纷纷赶来，却没有穿着华丽的丧服。悲痛稍稍平定后，先向亡者致辞；风霜容易触动感情，还来不及为死者悲伤，姑且先为远行的游子祝福。锦田是我的梧乡，须发已在莲花麓变白；而兄长年老仍守贞节，南北遥遥相望。脸上带着丧亲的悲恸，我彼此扶持，长久寄托希望。占卜沉重的忧患又有什么用？重要的是自己勉励自己修明德行。致张道人。匡庐山有一位道士，来去从不留下踪迹。清晨吸饮彩霞，傍晚煮食白石。他跟随我来到天一泉，披开丛生的荆棘，玩弄涓涓水滴。他作诗有时讥笑我还没有悟到《画前易》。我的老师是濂溪翁：无极就是太极。赠别谭见日山人。与你同游，南海遥远，隔着河流津渡；一旦相逢，便觉得像平生亲友。袖中握着灵蛇之珠，人人都称道你的神奇。风霜难道不苦吗？即使憔悴，又哪里会爱惜自身？上帝居住在紫宫，狂犬般的啃噬声为什么这样喧嚣？美人嫉妒而不能容纳贤者，嫫母之类却充斥下列。黄金百镒，也尽是志士常年辛苦所得。其二。谁来顾念志士的辛苦？粗布短衣确实微薄。古人尚且询问樵夫，这条道路却长久欺骗了我。白天难道没有光明吗？抬头只见浮云飞驰，风霜日日侵蚀。寒冷时同持衾被，早晨同荆轲饮酒，傍晚同高渐离住宿。琴弦弹得越急，应和的人反而越少，难道是因为这不是郢都的曲调吗？忧伤又有什么用？只能悲悲切切地来到歧路。其三。歧路多么遥远，一步一回头。解下马鞍经过桑干，早晨挂帆驶往河西；傍晚风云一起，彼此便相失，万里之外令人凄怆。离开漳水、卫水，那里水浑而且深；青州、齐地广大而荒莽。驾车前往鲁国，拜了两拜宣尼的墓。宋桓公又做了什么呢？挥斧砍伐我的树。伸长脖颈吟诵《梁甫吟》，气息郁结，无法诉说。有人远行赠送金钱，作赋致谢。有志之士忧思深重，死后赤身埋葬在官道旁，难道不值得怜惜其憔悴吗？谋划此事，应当自己珍重。于是说：“我失去了原来的道路，恰好经过楚地，来到太行；正为道路遥远而忧愁，何况又怀抱满箱财物，却见不到五都的豪富。白璧黄金堆满厅堂，忽然有一天进入幽冥旷野，只能白白使雍门周悲伤。”我想把这首曲子唱完，这首曲子沉重而漫长。您若不能体谅鄙人，我便用短章再作申说。在陈巽卿宅中饮酒，即席作《帝》字韵诗。黄公为躲避秦乱而隐居，皇子陵傲视汉帝；万乘之尊他也不以为荣，我对五斗米又有什么贪利？近来摆脱了束缚，面对酒糟姑且避开尘世；连田父尚且不推辞，何况您早年就是我的同道？高堂敞开华美的宴席，宾客纵横交错。到了太阳落山，饮酒还没有停止；榕树下重新席地而坐，酒杯传递，手也不停。醉倒又有什么可计较的？昔日的习家池，愿和您一起流传千年。祁山人游览武夷，追送到李氏墓道，即席作诗相赠。武夷山有许多奇峰，九条溪水曲折相连；幽深秀美，确实神奇灵异，仿佛一群仙人处在虚无之中。从前我远游武夷，枕席间便生出云烟。早晨在幔亭峰饮酒，傍晚乘船泛游驾壑。忽然已经过去六七年，冠帽衣带却把我缠住，苦于脱身太晚，白发将要垂到肩头。如今您登上它的峰巅，使我双眼含泪。这样碌碌奔波又有什么意义？妻子儿女难道就不能舍弃吗？其二。

译北风多么猛烈，游子不能羁留。我说要前往武夷山，把岁末定为期限。来到这里却没有进入山门，离去也不告辞。平生怀抱奇异的气概，低头行走反而又怀疑自己。山林丘壑与市朝仕途，彼此本来各有适宜的时候。您如果经过五曲，其中有云谷祠。希望您采来芳香的杜草，替我向它三拜。泰山早已倾颓，唉，我将以谁为老师呢？其三。张公是纵横湖海的士人，带着酒来到官道旁。车马冠盖多么纷繁，聚集的都是文士儒者。客人的道路难道不遥远吗？解下马鞍后仍徘徊不前。打开酒樽，借芳草为席；门前有两座坟墓相伴。试问泉下的人，今日富贵又怎样？寄语幔亭君，尘世纷扰，不值得居留。七言古诗。《梅关忆罗浮书屋》。去年经过这里，长安道路两岸的寒枝缀满芳香的柳絮。如今又从这里走过，离故乡还有多远？几阵轻风带着微雨吹来。回头看世事，实在不忍再谈；白猿洞口，面对黄昏满怀愁绪。我家正在罗浮山下，想要离去时带着全家躺卧在白云之间。《大王庄行》。船停泊在大王庄，夜里饮天津酒。大王已经泯灭，连名字也无法记住，庄上只空余几株柳树。柳树青青，柔美地下垂。樱桃成熟时，人还没有归来。当年在麒麟殿进献谋略，如今却滞留在鹦鹉杯前。杯中酒沉沉，夜色将要降临。江上茫茫一片，天地同色。只怕壶中的绿蚁酒喝干了，哪里是家，哪里又是国？《庐山谣》，答谢潘二位。从前有位仙人，双眼碧绿而明亮，手持珊瑚拂过我的头顶，对我说：“你很有神仙的风姿，却被贬到樊笼中二十年；清都紫府徒有传说之名，你没有机会乘坐玉车直上参寥天。”听说《黄庭经》藏在石室中，玉石作封缄，黄金作锁钥；于是便向青崖渡过六龙，定要使白昼生出双翼。青崖与白石连接着丹丘，云车羽毂驾着青色蛟龙为骖。用瀑布水洗濯头发，登上香炉峰角。同行的各位朋友多有豪情，常常作诗彼此唱和。谢灵运于是作《吴会吟》，潘安仁作赋，文采如陈琳。打开封缄，辗转反复读了三遍，珍重它不亚于两块南金。敲响船舷、摇动船桨还没有停止，这身子已经在庐山之中。途中如果遇到浮丘公，请在云中遥遥替我感谢二位先生。和梁广文寄来的《苦雨》诗。高楼下临鹅江，曲折高耸，雄视神州。百六十二条水流，晴日下分开如白练，映照群山。清晨远望，朱旗簇拥；画栋高耸，百丈之外遥遥可见。彩绘的窗户和绣饰的门户连接青霄，凤形屋脊直通诸侯宅邸，城垛斜斜连接学士桥。桥边宅旁车马众多，赵瑟秦筝昼夜相连。虽然北市可以通达楼前，更喜爱西湖就在楼下流过。庄子在雕陵遭到讥讽，三日居楼不出；庭院中息阴解意，写下《绝交论》。思过时怎能忘记闭门的情怀？忆起从前江边日暮时斑鸠鸣叫。转眼之间翻手便成风雨，鸱鸟早晨在水北啼叫。云飞动，帘幕在夜里卷起；河南的树木……世事因此可知只在顷刻之间，翻海排山也并不困难。遥想美人隔着江浦，望得见却见不到，只能徒然长叹。忽然传来美玉般的文章，如同荆山璞玉，使我感念您的交情高如山岳。等到天晴旭日升起，再为您重泛剡溪之约。《荆卿歌》。黄金台高高耸立，秋草已经生长；白日茫茫，空自怀有深情。昭王的古墓已经埋没在长路旁，渐离击筑，与荆卿相伴。一旦相逢，便感念知己；即使乘着素车白马，也愿为您而死。易水歌声不忍听闻，千年来只留下对燕太子的遗恨。王宪副招饮梅庵。北风无云，寒冷得仿佛要把大地冻裂；山中的野人僵卧在雪里。使君的清雅兴致如同南楼，写来尺牍邀请我到梅庵赏月饮酒。梅花的香气和影子落在江岸，月光明亮如白昼。酒意刚刚上来，夜深时坐着便觉得禅心悠长。孤零零的磬声清冷，在竹院中传来。《郑太守谣》。郑太守，是百姓所依靠的人。去年忧虑水灾，今年忧虑饥荒。三年之中憔悴劳苦，守护端溪。百姓寒冷时有棉絮，饥饿时有稀粥。他使全郡都没有创伤，却一方砚台也不带走。古今都应以郑太守为师，他是百姓所依靠的人。愿您上朝见天子后，早早返回。送洪将军任思州参将。将军的勇略贯通古今，幼子能够作文，而您喜好武事。多少年来浴血奋战，平定妖氛，芳名传遍四海和幕府。昨天在岭东攻破岑冈贼寇，豺狼白日哀号，鲸鲵也为之哭泣。忽然听到诏令下达，调您前往西州；西方百姓举额庆贺，东方百姓却忧愁。彩色旌旗映着月光，照亮三江之夜；虎帐中霜声传来，正值八桂之秋。您没看见吗？楼船从前渡过上涨的蛮溪，铜柱如今高悬霄汉之上。那个人已经寂寞千年，希望您早日绘制麒麟像。送牛将军前往长乐。将军的宝剑明亮如秋霜，用它击贼，贼便逃走；藏在匣中时红光紫气四溢，没有人能够驾驭。剑在匣中夜夜鸣响，风雨之声也显得清凉。秋季八月，鸿雁飞来。满城宾客都是奇才，为您饯行，向北走金山道；西面控制循州、惠州，东面通向潮州、梅州。日暮时长风吹来，石马嘶鸣。面对这一切，雄心壮志几乎要使人落泪；客居途中只能听蟋蟀聊以度岁。楼上的麒麟像终有一天会绘成。（金山、石马都是长乐山的地名。） 用谢惕斋先生的韵，为刘古唐翁六十一岁祝寿。愿您有鹿一样的长寿、龟一样的年纪，这是上天赐予的福分；豹纹灿蔚、鸾凤高翔，是人人所希望的。赤松子不懂得，反而去研习《草玄经》；跨鹤而行、腰缠宝物的人，足迹却很少留下。紫阳先生光明磊落，继承前人的事业。五百年以来，公降生于世。凤凰出现在郊野，蛟龙潜在田野；山丘冈陵没有不因此增色。麻姑、王母的故事全是夸诞。即使渤海漂浮桑田，海水化为岸边；一气混沌运行，也会旋转八方。什么是支，什么是干？愿亿万年长留于石室书中。汉廷有无数贤才，如司马相如。中元甲子，今天才刚刚开始。月亮运行到天心，水流自然进入沟渠。五言律诗。初春时，滕方伯、支学宪邀请我到药洲饮酒。药洲是南汉离宫中的池塘，现名白莲池，池边有九曜石。这里是南国传授经学的地方，东风应和节令而来。随着黄莺经过别院，振翅的白鹭惭愧面对美好的宴席。酒气从花间飘出，歌声从竹林外传来。兴致酣畅，还要占卜是否通宵，换席面向湖上烟霭。其二。傍晚进入梅花渡，春风推动着菡萏花舟。星辰随着船桨散落，银河仿佛环抱酒樽流动。龙潜水底也来听人说法，蚂蚁任凭酒面上的浮沫漂流。各位公卿都是渡河济世的人，在我的道中已经如沧洲隐士。其三。用平原君留客的美酒款待宾客，贤明啊，两位大夫！身居高位接近霄汉，倾盖相交古今少有。冀北虽空有良马，关西却得到旧日名儒。偶然来到山泽间的老人，今夜也与诸位共饮一樽。其四。苍翠的池水流动如碧玉，传说这里是汉代离宫。霸主的气势千秋之后已经消尽，文官车马通行五岭。市边的槐树被风吹得转为青绿，坛边的杏花被雨沾成红色。眼前的事情连接古今，青山遍布越中。其五。哪一年榆树历历可见？陨石落在越地江岸。银河边的支机石远在天外，荷花依着宝剑般的寒光。台阶前仿佛藏着洞壑，日暮时面对美玉般的竹子。愿成为周王的鼓，在桥门拥护汉代官员。赵太史、黎秘书、龎太守、湛别驾、周明府、祁孝廉来访石洞。我哪里敢傲视世人？只是诸位客人怀着高雅情怀特意前来。鸟儿迎着云盖飞入，花朵靠近野外筵席开放。种高粱常常供我酿酒，攀着藤萝一同登台。只有渔父应该发笑，因为我竟在水边栽种桃树。同赵太史在玉女峰休息。

译我这个散淡的金门客，徘徊在玉女峰。风光只是自顾自地妩媚，青黛般的云山又为谁梳妆？蔓草嫉妒罗裙，寒花重叠如绣幕。将来若遇到箫史，便会长久回忆这里的仙人踪迹。同赵太史游飞云顶。飞云顶离天空并不遥远，乘着兴致前来，年末将尽。雨冻使河山连成一片，风高使草木显得稀疏。道路从千重山岭之外曲折而来，回到这里时已是五更初。昏暗的藤萝之外，深入山中的劳苦果然不是虚言。青霞楼宴饮聚会。时代相隔已远，楼台依旧存在；霜色清明，我与客人凭窗远眺。群山排列在台阶之下，一道泉水清澈得映出簪笏。名门旧第仍在，酒樽使野外的兴致更加浓厚。我想在此置邻，却已经落在后面，只能对着层层暮云惆怅。在龎子讲堂与赵太史诸公夜谈。霸主的离宫已经废弃，名贤的讲席也荒废了。开山开河，地势迁移；万户之中祭祀先贤，聚集了各种人才。坐久了，黄龙的幻象仿佛出现；谈论高深，白马的故事也可论说。来氏所藏的书在什么地方？知道那里有子长一样的才华。《五云鸣佩》卷，为李双江博士题。主持讲学的人再次奏起鳣鱼之乐，高台上骏马初始奔腾；招来千金，迎接佩玉的贤者。双阙倚着层霄，露水使人想起近旁的金茎，藜杖仿佛分自遥远的太乙。您家承受的恩泽并不浅薄，要在圣明的朝廷努力进取。《王母寿诗》。王母本是仙女，龟台由你掌管；自从藁砧一去，菱花镜也就弃置了。悲苦的歌声传到黄鹄，显赫的名声震动赤螭。庭前有一丛桂树，年年都开得繁茂。在潘魏叔家饮酒 我放声高歌，君莫要笑我；世人一向轻视我这傲慢不羁之人。少年时的往事已经寂寞，今夜的心情更觉凄凉。深饮几杯，即使受罚百次也甘心；明月清淡，映照着孤城。无限伤心的泪水，只能独自向东南倾流。赠给合浦耿将军 金貂分封于泗国，铁骑从炎方出发；历经百战，关山艰苦，频频迁转，功劳如带砺一般长久。海上云气高接汉柱，岭上树木连接濠梁。合浦深渊更加明媚，悬挂的珍珠如夜月般发光。其二 高皇帝思念旧日的将领，诸位儿子都封为通侯。万里承继家业之时，孤臣当以报国为念。秋云从江北望去，江水向越南流淌。看这世代相传的功业，愿如都护一般，以一剑收取风尘。夜里到碧山草堂，得“开”字 手持蜡烛来到池台，清酒之樽在夜里再次开启。坐下时惊喜孟公到来，城郭仿佛拥抱着碧山而来。浓密的树影摇曳着灯光，繁花映艳了酒杯。主人有投辖留客的深意，我已经坐到席间，不愿离去。潘祁叔、正叔、沈汝清、徐文仲带酒来访，得“林”字。故友能够带酒来访，秋色已经布满枫林。三条小径是为谁开辟的？千杯美酒都为你而尽。城上的乌鸦在夕阳中啼叫，边塞的大雁飞过寒冷的捣衣声。不怕归途遥远，应当怜惜我驾车来访的诚意。中丞滕公、学宪郭公屈尊来过草堂 蓬蒿欺凌着仲蔚，三条小径与人一同长满荒草。四马驾车在风云间奔驰，进入旌旗悬挂、日月照临之地。光玄的经书可以覆盖酒瓮，白眼看世的态度使人彼此妨碍。这也是志趣相投之地，不妨滤酒共饮。为潘祁叔六十寿 我出生在后甲子年，白发却独自更多。你解开衣带，仿佛千山落雨；谈论天道，恰如一片云。凤毛相传三世的家业，骥子般的后辈写成五花文。拿什么为你祝寿呢？只有双江对着晚霞。送孙使君请告归檇李 双轓车驾并非不尊贵，只是这一场病究竟怎么办呢？白璧很少有人肯接纳，青山却频频进入梦中。家乡靠近沧海曲，船帆挂在太湖的波涛上。日暮遇到渔父，请你听那划船击楫的歌声。其二 即使命令我沉溺于病中卧床，又何必薄待淮阳呢？伏枕而卧，看春云飘过；打开门来，碧草已经长满。世情更加污浊不堪，我的道义只能交付给沧浪。只是被罗浮郡阻隔，无法下到凤凰山。其三 高歌凤兮的狂态仍在，屠龙的技艺尚未施展。正值黑头年华而仕途通达，却使人因白眼相待而疑惧。潮水退落，胥山庙显现；云雾深处，是陆相祠。平生怀古的情怀，只有独自站立，遥遥相思。其四 你难道是陶元亮吗？归来时已经接近八十岁，门前闲置着五马车驾，在濠水之上观看游鱼。朝廷用束帛征召贤人之日，拖着金印报效君主。自古以来有道之士，并不一定要离开尘世。其五 请告归家，正如庄助还乡。感念汉皇，只是暂且适宜疏远草木，尚未允许穿上芰荷制成的衣裳。北海的清辉，在东山引颈远望；长久怜惜我这个多病的客子，却没有办法使我从膏肓之病中起身。中秋在潘魏叔亭子里赏月饮酒，得“光”字。中秋忽然已经过去，明月又放出清光。玉镜般的月亮将要圆满，金樽倾尽，几乎要使人狂醉。东江正对门户，尽收眼底；北斗高挂，城郭显得绵长。不厌倦连夜饮酒，还要再来索取美酒品尝。除夕同郭建初登高士峰，第二天就是立春。做官已经很久，能够登临游览的日子还能有几年呢？随着今日一同过去，春天也将接近暮时；云气很多，海色连着城墙上的睥睨。山中尊酒面对薜荔和女萝，与郭泰相逢一般，哪里肯吝惜夜里佩玉相鸣。拜访江惟诚于华林寺，并赠给同学诸子。荒废的寺院，残存的僧人在寒灯下绣佛；亲身经历风尘，催促着短短的鬓发，如今意气还要向着谁呢？白石映着南山之夜，青樽迎来北海之春。自古以来的豪杰之士，即使困顿不遇，也终会显露经世治国的才能。其二 古人多半寂寞，诸位朋友聚集于丘园。薝卜花旁僧人同住，藤萝掩映着客人到门。解衣时山雨已经过去，移席处野云更加繁密。请转告张仪的妻子，我如今舌头还在，仍然能够说话。其三 山林正好适合共同隐居，你何况又是我的知心人呢？倚剑仿佛靠近昆仑，撩起帷幕便望见深远的渤澥。风中的巢里传来孤鹤长鸣，云雾笼罩的山谷中响起一条龙的吟啸。半夜吟唱商歌的心意，又有谁能理解其中的声调呢？其四 我们都是金闺中的俊彦，也都栖身于宝地。今日在龙池醉饮，来日还要题名雁塔。坐在石上，苍苍云气满眼；举起酒樽，碧草齐齐铺展。前村延展开暮色，应当唱起《白铜鞮》。同山人林熙甫、父老陈焜、诸生陈巽卿、陈练游览菱溪、五云山。危石盘绕在空中，登上诸峰便进入视野；低矮的山连成三髻，北面的云从五灵升起。西谷幽静，泉声反而更加响亮；树林深处鸟儿纷纷啼叫。采菱人已经看不见，芳草自顾自地茂盛。其二 我想在鹿门山隐居，你又为何被龟组官印牵绊？姓名足以列在陶公之后，登临游览还在谢客之前。遇见人便以白眼相看，举杯向青天发问。在风尘中困顿不遇，这次游览更加令人怜惜。其三 彭泽令陶元亮归隐，眉山又出了长公苏轼；谁知道千年以后，今天竟能共饮一樽？夜色笼罩着清溪，岚烟弥漫在碧涧之中。将来有人传述这桩盛事，应当能够认出古人的风范。小岞石台 倚剑般的孤城，傍晚登上高台。万壑秋潮，铺展在平坦的沙岸。小月西落，岛上烟霭浮动。白鹿通向夷国，黄云充满戍楼。南征之后音信断绝，横笛吹奏不尽心中的愁苦。拜访詹咫亭先生的巢云书院，并呈给社中诸位朋友。巢云山高耸，飞阁也无法达到极顶；倚着云气，树梢之上豁然开朗，直到看尽沧海。酒樽之前，紫帽山仿佛迎面而来；江湖之间双眼含泪，天地尽收于这座楼台。即使有终老于此的打算，难道能忘记国士的才华吗？其二 峭壁依傍着高峻的山势，孤峰高标直入太清。不要担心天柱会折断，远远对着雪山倾斜。清晨散开扶桑的光影，寒风吹来落木的声响。那个人看起来独自相似，高士只是徒然题写姓名。其三 像我这样做官的人，能够像你一样傲然归田耕作，实在少见。若不是在沧海相伴，便会【疑文】启白云飞。倚着手杖看闲花飘落，开樽时急雨纷飞。尚书或许会来顾念，往日情谊自然令人依依不舍。其四 惆怅地走出门去，在流水之间徘徊。菊花深处又漂浮着酒意，傍晚再次攀折桂树。夕阳返照收拢了孤城，寒云从大壑中归来。明早又要被尘世事务役使，清幽的梦将来到柴门。其五

译江潭之上成了我独自往来的地方，乡里却有更多贤者。我们在东林之下结社，在大历以前谈论诗歌。山城飞起白雪，野寺升起孤烟。喜爱饮酒，容许我任性放纵，何必还要种莲呢？同郭学宪、欧水部、胡计部在朱明洞作诗，得“山”字。紫气充盈关中的道路，丹丘坐落在海上山中；山峰冲云而起，金铸的宫阙高耸，吸饮晨露，玉石般的容颜清润。白马论道的故事仍在，骑青牛的人却一去不返。仿佛听见缥缈的笙声，有人跨鹤飞出人间。郭学宪、欧水部、胡计部来访石洞，得“东”字。在鹿门山中抱犊而归，日暮风声萧萧。卧着时忧愁，听见塞北的消息；站起身来，勉强离开墙东。开浊酒，迎接走过三径的几位高士。救济时世我哪里敢当，只愿在愚谷中与你志趣相同。洪参戎和平大捷，欣喜之下作诗相赠 欣喜地看着你接受兵权，一战便扫清妖氛尘埃。鼓吹声使军威壮盛，旌旗间杀气纵横。当今皇帝本来就神武，大将自然能够经营筹划。不要夸耀封侯的赏赐，男儿应当献身报国。其二 飞将领受符节出征，持戈奏凯而回；即使裹尸而还，也是真正的国士，能够推毂任用的难道只是当时的才子吗？队列排开，蛇矛随之舞动；前锋出发，鹭鼓催促前进。汉庭恩宠优厚，陆贾正是功劳最大的首位。同晋江人黄钦甫住宿飞云顶 在天边移动孤枕，仿佛躺在峰顶俯卧五城。银河垂到大地，星斗如落珠般逼近，横挂在林间。闽越的苍烟连成一片，蓬莱的碧草平铺无际。不必忧愁罔两，半夜太阳般的火轮将会升起。李敬可、刘和甫来访我的石洞，敬可赠诗，含有与我结邻的意思，因此作此诗奉答。空山中我独自前往，二位妙士竟在夏日到来。云中山峰成为屏障，天边巨石仿佛高台。山涧流水不断，风也不停；杯中酒与催人的雨相伴。若在青溪旁结屋为邻，我便扫去满地青苔。飞云顶 山峰直达飞云的极高处，晴日里看着红日沉落。露水凝结，双鬓显得苍白；蛟龙升起，天地显得深远。积聚的云气连接吴楚，猿啼从古到今不断。天门应当不远，乘着兴致想要登临。杨明府入朝觐见后归来 听说王乔的木屐，如今刚从帝都归来。承受皇恩，天地广大；治理政务，日日光辉。粳稻经过残雨已经收获，牛羊在夕阳下归栏。预先担忧丹诏一到，田野乡民正依依不舍。长洲 峭石旁水流回旋，中流之中水势茫然自行开阔。山峰衔着落日远去，树木拥着大江迎面而来。系缆停泊在青壁之旁，援琴坐在绿苔之上。旅途中的百般忧虑都已消散，拖着尾巴自在游走，实在悠闲。三月三日，同黎惟仁、林开先、燕梁少仲游东庄。别业临近祇苑，芳美的宴席俯视着梵宫。潮水平静，楼阁仿佛连接大海；云气升起，树木浮在空中。花落如高僧洒下的雨，风吹起少女般的衣裳。春山正有许多伴侣，归途已经隐入野外烟霭。白云洞口号 洞中傍晚云气随我进入岩穴，秋雨自行飘飞。不要担心沾湿野外的席子，仍然能够污湿尘世的衣服。岁月将使我老去，但寄情烟霞的兴致不会违背。昔年招隐的地方，丛生的桂树可以与我一同归去。其二 这座古洞是哪一年开辟的？长久地留存着白云。江山千里尽在风雨之中，半空还能听见灵芝和术草的气息【疑文】。值得时时前往，带着酒壶酒杯一直饮到深夜。依依不舍地乘月离去，猿猴和仙鹤都惋惜我离开群体。病起后看菊花 名花当然很好，只是病中难以饮浊酒欣赏。可惜篱笆边的花色，我只能仍从病中观看。枝条稀疏，任凭风儿倚靠；花蕊清冷，与月色同样寒凉。不要让芳菲全都凋尽，请留下来陪伴我这个戴鹖冠的人。进入罗浮，夜里拜访毛联伯的姻亲之家 为了到罗浮求卜问言，寻找木石为邻。野外昏暗，只能听凭感觉；拄杖进入树林，忽然怀疑有人前来迎候。遇到灞陵醉客般的人家，频频呼唤垤泽之人【疑文】。若能曲肱而卧，风露也足以容纳此身。赠毛联伯 毛公本来就特别通达，却暂且混迹于渔樵之间。住宅连接罗浮，近处有汉代经传；遥想棣华之时，又共同看重桂树，昔日曾一同招隐。什么时候能在青霄之外，与你一同渡过铁桥呢？送杨明府入朝觐见 一廛之地衣食丰茂，县令治理地方，得到多方接待。康侯在云中晴日看鸟，傍晚在江边登楼。黄金般的高贵，承受汉廷诏令；白雪般的光辉，拂过吴钩。想要询问那垂钓的人，沧浪水上自有钓鱼的小舟。题陈明府园亭 园林背靠城郭而建，喜爱青山环抱绿溪。栏杆边的花经雨而湿润，亭旁树木拂着低垂的云。门扉幽静，随风自行掩闭；树林深处，鸟儿自顾啼鸣。苍茫的野地里如此寂寥，和鹿门山隐居又有什么不同呢？其二 远离朝市和簪绂，林木池塘依傍着芰荷。云气归去，三条小径显得遥远；帷幔卷起，四面山色更加繁多。松涛如琴瑟般可闻，花容映照着华美衣裳。更可怜门巷偏远，车马很少经过。其三 白绢般的水面照亮前方水浦，苍翠的屏障环绕四周。一座亭子高高突兀，七月里仍然芳香繁盛。竹林覆盖山门，使门径显得幽深；花朵侵入石路，若有若无。自怜幽静的兴致已经满足，夜里投壶饮酒，竟忘了归去。其四 芳美的园林连接着梓里，秀丽的景色总是值得怜爱。帘上照着东岩的阳光，窗中含着妙峒的烟霭。柴桑刚栽下柳树，华岳旧日栽过莲花。千年之后的王摩诘，只能徒然让人想象辋川的画境。题句漏洞，依用石壁上的韵 岩洞由前代开辟，攀登而来正值早秋。若能驾驭苍龙，还求取黄鹄做什么？石室中只剩荒芜的苔藓，金色书文已经埋没在古丘。因为遇见了抱朴子，云雨也一同前来游览。其二 昔人乘鹤离去，遗留下的洞穴已经历经千秋。云气向苍梧飘过，仙人从紫府寻求。风雷在碧柳间喧响，龙虎守护着丹丘。幽居的志愿还未实现，只能徒然第二次来游览。为养晦林翁八十寿 严君有如金石般坚固的契谊，是太平时代的水云之身。曾经种药开辟洞府，栽桃已不记得经历了多少春天。歌声传到遥远的黄鹄，白发映着新来的白鸥。今天出现非熊入梦的征兆，应当知道那位垂钓者将要被任用。送陆川尉赴上计 我最喜爱南昌尉，因为他能听懂单父琴声；春天督课农事，与农人相伴，种下的树木日日成荫。万国迎来燕云般的清晓，众官深处汉殿。拿着百里之地的考绩上报，希望能够慰藉九重之上的君心。夜晚停泊彭城 傍晚停泊在彭城驿，苍茫景色面对落日余晖。春光在旅途中将尽，故乡只能在梦中归去。事业有愧于青铜镜中的自己，风尘已经换掉了素衣。只应在鳄湖之上，闲坐于钓鱼的石矶旁。在女儿港遇风受阻，同顺德何紫云、严从阳到大孤神祠避暑，饮酒作诗。把缆绳系在神祠下面，开樽面对水边。共同怜惜今日的醉意，却仍是当年同样的身心。风急，江豚翻动波浪；桅樯危险，燕子追逐着人飞。烟波正是如此迷蒙，不要辜负玉壶中的春酒。病中之夜 卧病时害怕离开群体，仍有几位朋友依依相伴。床边仰望屋檐外的月亮，坛边听见树旁云气的声响。对泉石山水的癖好已经深入膏肓，形骸与世界清楚分隔。早晨想登临游览谷寺，夜里却听见钟声。其二 盘谷来人很少，深秋瘴气又多。万山环抱着城邑，一条河水曲折通向大河。病后起身，先看见花朵开放；留下诗篇，后来又放声醉歌。伟大啊，想要观览天地，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题天池寺，步顾东桥壁间韵 谁说这是凿开混沌而成的？我说它本来就是如来。钟声之中千山显现，空中开出一个孔窍。它不同于背负芥子的水，也可以放置在坳堂之中的酒杯。想与南溟的大鹏一起，在天池之间往来。其二 水面连接着沧溟，远峰接连着碧落；高江山回应往日的兴致，天地珍惜秋毫般的细微之物。吃清淡食物尤其适合清瘦之身，逃禅仍觉得劳苦。何妨在人世之上，终日任凭风涛吹打。在均州公署独自饮酒 清凉的月亮将要圆满，正是秋夜风将要吹起的时候。一樽酒伴我这个客居已久的人，双鬓使人疑惑岁月为何如此催老。篱边的菊花在异乡老去，村中的梅花使我思念故国。正值萧瑟时节，乌鹊绕着南枝飞翔。官舍

译官舍坐落在千山之中，朋友游赏正在四月。出门便接近藤萝和山石，旭日照着空中的柳烟。蒲草荇菜沿着溪流转折，桑麻顺着小径相通。不必解下簪绂，我已经是鹿门山中的公。其二 反而责怪今天下雨，又转而怜惜连续十日的晴天。闽山迟迟不愿离去，马岭的树木等待着归来的旌旗。忧愁使我失去了张平子的才思，狂放之气又多似阮步兵。所庆幸的是能够辞去官场的轩冕，在云山高峤之间任意纵横。开池 买下土地建成愚谷，开挖池塘仿佛习家园林。迁居到这里以后，还来得及欣赏春色。桃花水引着月影般的美人进入，风吹得蛱蝶斜飞。不必等到山简来访，我独自坐着等待归鸦。送王罗江掌教昌化 你要前往越地，怎么离我如此遥远？我忆起往日在梅溪，夜里同泛兰舟，月下共同移步于萝藤山石之间。相隔超过千里，我们各自卑微地栖身一方。采摘苹草作诗相赠，寄到子陵祠去。其二 砍伐树木多么纷乱劳苦，披荆斩棘共同历尽艰辛。秦殿遗存着衣冠礼制，鲁堂又重新响起丝竹。最爱吴山秀美，也不要忘记处士的贫困。将来若能解下簪组官服，便到粤江之滨来访我。洛阳道中 闭关之时正逢佳节，在旅途中度过美好的夜晚。种植秫米也难以治病，做官却容易使人弯腰屈身。岭低处西边的鹳鸟映着月色，桥下万安的潮水落去。寄语淮南的桂树，深山之中正想与你共同招隐。藩伯徐公子为我饯别，我在省中以“轩”字赋诗，同席有顾季狂、郭建初。贤达之士终将名列麟阁，我这种迂阔疏放的人只能归隐鹿门。世人或许会怀疑我是傲慢的官吏，声名哪里会躲避乘轩的显贵呢？明月照南楼，正有登临之兴；面对北海，举起酒樽。又遇到诸位写下许多华美诗篇，姑且使我这座丘园增添光彩。题白鹤峯壁 我曾在紫府登记仙籍，常在青山中振衣拂尘。来到这里骑着白鹤，清冷的身影映照在江边。龙潜水中也来听我说法，门一打开，只有鸟儿独自飞去。正怜爱峰顶的树木，今日看去更加繁茂。游黄塘山庄 在闷热的暑气中离开朝廷城市，特意到此地游览。树木深处芳香的小径幽窄，花木繁密，石堂清幽。采野蕨与僧人一起吃饭，在背阴的山崖下得句留题。尘世之外的念想已清清楚楚，除了自身之外还要追求什么呢？其二 到哪里去寻找芳香的小径？西湖边有一座草堂。群山从门外合拢，花香近在席前。水榭适宜让清风吹拂起舞，烟雾缭绕的藤萝喜爱长久的日光。何况正逢支遁在此，林下足以自在徜徉。送南园郑文学迁荣府教授 我怜惜郑夫子，白发之年还要前往王府任职。庭前栽满桃李，海上村落遍植桑麻。做官的心情远在江汉之外，驿路上雪霜纷纷。预先想见枚乘离去后，常常会受到兔园的赏识。五言排律 上大司马刘公二十八韵 圣明的君主如今勤于政事，明公正是国家所倚重的栋梁。黄金装饰的燕骏最为珍贵，白发的您仍像渭水边的鹰一样奋发。您的气度孕育着衡山的秀美，声名兼具楚地兰畹的芳香。文章才华超过屈原、宋玉，梦寐之间都能见到虞舜、唐尧。白简传达于三殿之间，彤弓由皇上赐出。使疮痍百姓得到苏息，如同甘棠树下受到歌颂。牛郎织女的星区连接闽海，江湖之地带着豫章。伏波将军仍然精神矍铄，谢安哪里是清高狂放之人。百粤连绵都是通天险地，各部蛮族不敢横行。皇威随着节钺宣扬，父老们奔走着捧来酒浆。羊城经过战火洗涤如雨，象郡的战争烟霾如霜消散。奇功可比班定远，特殊的赏赐胜过汉明光。才华本来兼有文武，功铭最终照耀鼎常。我这个腐儒怜惜自己的困顿，做官只能依赖包容荒疏。社坛之树不过是无用的樗木，犹如冥鸿不屑以稻粱为食。写赋常常思念栗里，恩泽哪里敢比拟桐乡。幸而没有葬身江鱼之腹，哪里还谈得上市虎之伤。徒有虚名而惭愧被荐举，仍眷恋最初的荷衣。官场无能使妻儿叹息，钱囊空了，仆从也离散。我要在石洞务农，向着扶桑晒干头发。愚钝可比生驹谷，世人讥笑我居住燕堂。自来甘愿崇尚清白，谁还顾念飞黄腾达。幕府中筹谋事务多有闲暇，喜爱您不忘寄来瑶函。登楼遥望庾亮，伏枥之马遇到了孙阳。您的声望关系三朝重任，光辉高悬在紫微宫旁。风云人物都趋向凤凰宫阙，佩剑鸣珮进入鸳鸯行列。南方疆域沐浴的恩波广阔，中兴的德业昌盛。挽救时局有诸位公卿在，我只管吹笛任意游于沧浪。恭送御史大夫、少司马吴公晋升大司空，返回陪京，三十韵 天地正处在昌盛的尧历之下，朝廷重视大禹的谋略。星光回照八座，声势气色震动三吴。您早早遇到明君贤臣，父子都以贤能著称。乌石之地出了显达的官员，白门之地归趋教化。恩泽遍及瓯、骆，政令宣行四方，浸润汴都。前后相继都能发扬祖业，仕途历经显要通达之地。开府临近湘山，扬起旌旗独过楚水。功勋标记在八桂，重镇扼守苍梧。烽火欣然全都熄灭，百姓捧着酒浆盼望苏醒。武功刻在铜柱上，文德施及铁桥。油幕中歌唱凯旋，枫宸欢喜接受俘虏。历经两朝忠心都红赤，三代所受恩赐格外优厚。谢家阶前的兰花如美玉，王家庭院的树木如珍珠。承继家业受到浩荡皇恩，为报国而竭力奔走。时运正逢夔、龙般贤臣会聚，谁能成为稷、契那样的贤辅？九重宫阙降下紫诏，三辅之地相互协和。〔“黄阙”处疑有缺字〕官员应当成为皇上的喉舌，才华足以充当国家的美玉。上公新受剑履之荣，规模盛大堪比高帝。旌旗引着钟陵的月色，帆船飞渡粤海如野鸭。可笑我三次做官，到老仍是隐逸之士。自行解下闽疆官印，长久甘愿做谷口的愚人。哪里知道您以青眼相顾，竟能顾及我这条干涸的鱼。礼数使蓬荜生辉，形骸不过是疏散的樗木。惭愧不能充任石室副书，浪迹江湖以自托。生计只是吃菊花，浮名任凭自己守株等待。云泥忽然隔绝，歧路上独自徘徊。以礼乐报答明主，以文章振兴大儒之业。调和天下全凭鼎鼐之才，处理盘根错节的事务区别于昆吾之剑。您姑且谋求麟阁功名，我将老死在钓船上。故山芬芳寄托着遥远的志向，不必询问漫长的道路。郑端州邀请我登临星岩，因而泛舟游湖。陈浔州也在场，赋诗得“仙”字。作赋于三秋之时，客中登高，设九日之宴。寒蝉在草露间悲鸣，云中大雁飞下江上烟霭。洞穴幽深，处在层城之外；山峰浮在积水之前。金匣中收藏着五岳图，芝草宫阙俨然如群仙所在。太守公务清闲，多次邀请宾客移席。早晨登上松阁，环境宁静；傍晚返回桂舟，船被牵引而行。箫鼓在江心震响，楼台倒影悬在水中。异乡正逢黄菊节，万顷水天尽是白鸥。棋艺拙劣却遇到强敌，酒杯斟深又害怕年老不胜酒力。我自如鹖冠之士任意放纵，你们都将飞上鹏程。两位贤良官吏如联璧，我独自酣歌叩击船舷。〔此处原文有脱误，语意不明〕醉后不要学风吹帽而归，爱月而随马鞭，又何必一定要到东篱饮酒？王弘自有酒钱。蒋公子来访石洞，作赋相赠 公子风度翩翩，正如云霄中的凤凰一根羽毛。西园宴饮刚刚结束，东郡的兴致更加豪迈。汗血宝马日行千里，鸣叫的鹤在九皋之上。严君有循吏的传记，别驾佩有吕虔的宝刀。在庭院中学习礼仪之余，拄杖辛苦寻访山林。攀着藤萝，仿佛接近天路；渡过山涧，谷风呼啸。金箓是群仙的秘册，神仙居处万木交相生长。来到石洞，名册排列其中；俯视春日茅屋，豹子隐伏其间。可叹我已经老了，看到你们便想起鹏鸟搏击长空。将来如果彼此思念，请向南方远望高高的岭云。《李侯甘棠遗爱卷》（代作） 李膺乘着仙船出发，向西泛舟于锦江烟霭之中。五年间如鸣琴般治理地方，三春时节又有百姓卧车辙挽留。桃花如霞片片，甘棠树在月光下娟娟。进入蜀地只有一只孤鹤相伴，攀附刘氏只凭一钱。荆棘深处本是鸾凤之地，青草遍野仿佛犬羊的天下。白帝城江声汇合，乌蛮之地栈道相连。文翁翻转传授教化，夫子与他相互周旋。云路上看骐骥奔驰，山城中听杜鹃哀鸣。鲂鱼自惭不如国士，萤火只能照着残缺的书卷。谁来顾念龙门的游子？临到岔路，心中惘然。恭送吴郡黄公任云南参政，二十韵

译您是三吴文坛的俊彦、四岳推重的大臣，在偃室得到贤师，拜谒天帝时契合虞舜近臣的际遇。起草诏令挥动朱笔，含着香气进入紫宸殿。汉宫中日月高悬，燕谷因此变成阳春。树木引着双轓车驶出，符节分到百粤，带来新的政令。罗浮斋舍之中，沧海驿楼之滨。虎渡洪河之年，合浦珍珠归还之时。牂江源自万里之外，宪府据守交通要津。使节东西往来责任重大，仁恩如雨露均匀施布。烟霾消散，铜柱一带肃然；诏书频频从玉阶传下。哪里是为了昆明的战争，反而劳烦您亲自为社稷奔波。暂且在碧鸡按辔，等待持掌钧衡、辅佐朝政。恩泽使人想起莘野耕作的老人，甘霖使人思念版筑筑墙的贤者。九重宫阙依赖机密政务，四海都得到调和均平。正逢夔、龙般贤臣会聚，而我才疏，只能亲近鹿豕。孙阳怜惜騕褭良马，鲁国史官感叹麒麟。高尚情谊如鱼得水，深厚感情如蚂蚁泛酒。鹤峰白昼清闲，鹏路令人羡慕青天。此去云泥相隔，我困守洞壑，贫寒自处。如果蒙受您询问幽僻之人的恩惠，请不要说我只是一个垂钓者。奉送林使君捧日瞻云诗 拜谒皇帝，快步趋向双阙；告别父母，进入七闽。上苑传来黄莺歌唱，龙剑在延津跃动。日月照亮黄道，天地环绕紫宸。汉代以黄金增秩显贵，晋代骏马频频赐侯。辞别宫陛时龙颜喜悦，登堂时鹤发更新。玺书光照两序，献上寿斚祝愿千春。宾客聚集，都是三山俊彦；家风淳厚，堪比万石君。仰望五岭如云霓，切盼青天降下雨露。驿路上百花争艳如锦，溪桥边芳草铺成绣茵。向东出征应当作赋，关吏等候蒲轮车。登太和山南嵓，连续多日雾雨，披雨而出游，作诗十四韵 北极星下森然群帝排列，南岩独擅一座仙宫。道路从大鹏的翅翼旁经过，山门震动鹤巢而相通。金阙斜临深壑，瑶台高架空中。山峰摩天依傍翠壁，拔地而起逼近苍穹。车道沿着山崖回转，雕栏跨在石级上雄峙。展开地图追想汉代祭祀，鞭石而笑秦始皇的功业。玄圃在昆仑山之外，神仙在渤海以东。无意间来到楚地远望，有心访问崆峒。雾气遮隐千岩，使其呈紫色；山岚遮住万树，使其显红色。斗拱连接云彩，藻井相接；檐边雨水打湿帘栊。柳絮平铺如雪，杨花却经不起风吹。木筏仿佛漂在银色海上，人好像置身玉壶之中。仿佛清都就在近旁，飘然的倒影延伸到尽头。到这时才知道游历混沌之境，何必再追问鸿蒙之初。《石洞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石洞集》卷十八 （明）叶春及撰 ○诗下 七言律诗 （缺） （缺） 答陈别驾 劳苦奔波于州郡之间，内心应当很苦闷。幸好有云岩，向北倚着城边的石壁，削立如芙蓉，从窗中便能看见；宝剑横卧，星斗的光辉映在水中。出行常常游遍五岳，藏着云笈；家住三山，遥想玉京。愿意用佩刀报答圣主，不要让萝薜胜过簪缨。答从仁斋 刺桐城春意满怀，百蛮之地天宇开阔。府中雍容访道之年，入幕时偶然遇到沧海客；传来书信，又得到紫苔般珍奇的篇章。疏帘之下对弈，嵩台沐浴雨光；乘着明珠般的舟，投入石洞烟霞。千丈天河悬挂着绿色水流，九华山秋色下有驶向豫章的船。浮丘为赵濲阳太史作赋 您身着霓裳，日常侍奉在黄金殿上；炎方衣冠之地，谁能开辟白玉京？万里风云环绕双凤阙，三山宫观矗立五羊城。天空中环佩声声，早晨听见仙鹤鸣叫；月光照到松竹，夜里听见笙乐。清浅的蓬莱其实转瞬即到，请看东边海潮正在涌起。五羊舟中与谭永明感旧 同船漂泊潦倒，谈起燕京；向东南流泪，寄托离开国都的情怀。易水悲风，仿佛短剑仍在；蓟门寒雪，辜负了长缨报国的壮志。十年丛桂，是刘安的辞赋；一片飞花，想起陆贾的城池。老骥还不必怜悯它伏在马槽边，江湖之间很容易结成白鸥般的盟约。奉送遡川杨公赴滇南按察 当年您持绣斧从粤东而来，海色中的三山使瘴疠消散。玉笥山的云霞为天下所仰望，罗浮山的旌节从岭南返回。碧鸡山自有王褒的颂文，骏马高悬在郭隗台上。何况如今昆明已经停止战斗，汉廷终究要依靠您这样济世的人才。题徐孟晦绿阴草堂 高台映着野外景色，依傍着招提寺。有客趁着春日而来，手拄一根藜杖。湖水如琉璃倾泻，在平楚之外；山色如锦绣展开，在曲栏西边。南海培风而起，鲲鹏将要展翅。东林落日西沉，虎豹在暮色中啼叫。赋写成后自当遇见汉主，将来回首时，这里仍是白云栖息之处。端阳前二日，宗阳约我游西湖，同游的有叶韡夫、严体恕、姚抗之的侄孙姚世俊，得“堪”字。画舫年年泛游在蔚蓝水面，三闾大夫徒然自放于江潭。鼓角声传来，千家楼台都倒映在水中。一面明镜般的湖水容纳着渔父，醉中歌唱又摇动船桨。故人年老衰暮，幸喜能够投簪归隐。姑且酩酊大醉来酬答时序，嵇中散一向有七种不堪。侄孙世俊在第一楼置酒，同席有潘、李诸位，作诗分得“楼”字。城上巍峨耸立着第一楼，楼前山水胜过南州。隔窗望去，千岭都映入酒樽；卷起帘幔，双江流入栏杆之间。灯火映照少年时光，如今徒然已经白头（我年轻时曾在这里读书）。长夏举杯，也有清秋般的意味。高阳酒徒之家宾朋交好，一场大醉后，暮烟消散了所有忧愁。侄孙世仪将陪母亲到永平省亲 白草黄云，出塞本来艰难。你的父亲如今戴着鵕𮭁冠，月光照着趋庭之礼；关山遥远，陪母亲前行，风吹驿路而寒冷。向北望去，桔槔低垂在朔漠；向西悬望，能看见鳷鹊，长安就在远方。暂且不要跟随那些少年斗鸡，东郡诗写成后，记得寄来让我欣赏。送姻家韩伯声赴任桐栢 朔风吹过楚水，越过出征的马鞍。诗篇流传至今，又增添了韩氏的声名。月光下的梅花，寄托着千里之外的梦；桐栢山中的雪，使一领毡席也感到寒冷。谈经时鳣鱼自会跃起，清淮从此流出。昔日高卧的卧龙曾经在此地盘踞。圣主喜爱文章，胜过汉帝。赋篇写成后，早晚将进入长安。奉陪中丞滕公、学宪郭公登白鹤峰，同赋 昔日贤人的遗宅悬存千载，今日两位公卿的高旌来到这里。人已经离去，碧山空在，因鹤而来的兴致又生。彩笔总如长虹，傍晚在春云里采摘苹藻；醉后倚着蒹葭，置身暮雨之中。古今之事令人深深感伤，回首这片地方，又有谁能登上高阁，坐临层空？暮春端州郑使君招饮七星岩 芳草洲上的春游散入紫烟，郑使君骑着五匹铁钱骢。石壁含着楼阁，仿佛诸天就在近旁；水环绕蓬莱，列宿倒悬空中。阴暗的洞穴中下起雨来，仿佛蛟龙自语；寒城灯火纷乱，骑马的人才开始回返。故山猿鹤应当为我忧思，满地江湖姑且任凭岁月流逝。初夏郑使君招饮七星岩 端州城北有崧台，台下的千秋石室已经开辟。倚着栏杆，牂牁江从万里之外流来；攀着藤萝，星斗仿佛接近三台。夏日峡谷中蛟龙成群穿行洞穴，风林里的鹦鹉数次引人举杯。接受诗笺怎能直到如今还白头？赋篇写成，令人羡慕大夫的才华。李广文署中夜谈 十年困于苜蓿生活，我怜惜你。客居端州，幸喜你屡次来访。江湖上知己稀少，如白雪曲般高雅；天地间误人的事情却很多，如青毡般铺展。春回门下，正好看桃李成林；日暮面对酒樽，又对着薜萝。痛饮到忘却形骸，谁能像这样？鬼神究竟在何处？暂且放声高歌。丁亥生日 少年时曾结交五陵豪侠，老去后徒然疑心自己还是故侯。镜中春色随蒲柳一同变化，酒樽前的寒意伴着菊松之秋。四方漂泊而生白发，惭愧没有孤箭般的功业；三径青山之间还有菟裘可居。称心如意的事情还不到一半，或许只能把我的道路托付给沧洲。《宦迹流芳卷》为郑端州祖父题

译听说您在南州任县尉时，穿青袍骑白马，胡须已经很多。三年之后才相信百姓都在歌诵您，百里之地徒然留下汉代官吏的祠堂。水田烟霭蒙蒙，春日将暮；野雉纷纷飞起，夕阳迟迟西下。如今只有西湖明月，长久照耀着汪汪万顷的水泽。一匹骏马翩翩而来，马上是白面郎，曾经弹冠入仕，来到赵佗的故乡。皇恩深厚，使良马得以施展；官职却并不显赫。最值得称道的是任职如鸾鸟栖息，鬓发却容易苍白。一代芳名留在史册，千年的遗爱存在于耕桑百姓之间。莱公祠下的西湖水，长久拂动着春风中的百里甘棠。《椿萱三寿卷》为端州郑太守题 曾经向着炎热之地运载石头归来，如今又看见飞鹤降落在兰岩。朱轮车相继而行，仿佛西汉；白首之人移文相邀，却不同于北山隐士。庭下玉树远远映照着彩色光辉，瑶花长久照映镜中的容颜。如今南国仍思念公子，遥望群仙身处霄汉之间。同郑使君游七星岩 青山像戟一样直插云霄。仙人离去，岩洞空寂，只有鹤可以招来。海市蜃楼的雾气澄澈，金阙显现；龙宫被云遮蔽，玉书遥远。风吹桂木船桨，时时呼唤取酒；月冷松门，夜里听箫。正怜悯诸公仍在济世，姑且谋求生计，归向渔樵生活。同王兵宪登崇熹塔 九级高塔凌空，边饮酒边呼唤，倚栏回首，看见仙都。半夜珠光全部辉映，金碧楼阁在云中忽隐忽现。江水流向铜标，远山盘踞大地，连着珠海通入天际。面对孤独的沧桑，忽然徒然悲叹尘世劫难，想要向支机石询问白榆星。《华墩清隐卷》为罗氏题 我喜爱你的茅堂背靠城郭，开辟古墩。芳树一行行迎面而来，窗中含着白雪般的光辉，已有诗千首；门外环绕清溪，只需一杯酒。岁暮时分，五峰供你伏枕而卧；长天之下，孤剑伴你登台。梦中余下康乐山水，今在哪里？池塘边草已长满，我回首再望。二瑞诗和刘开府 越裳向东筑起城垣，回首受降城，只见长鲸踏浪而行。不是远处的雾气，含着崧树的清晓；断虹先行报知峡山已经放晴。风雷一同驾临鼋鼍洞窟，日月双双悬照骠骑营。听说光华之地歌颂圣世，正要把这些歌声一并写入管弦。右为端州庆云 虎牙山高高耸立，赵佗城建在其间；阳光闪耀旌旗，旌旗拂过雁行。蜃气涌起楼台，云雾将要升腾；鸟儿听见鼓角，预知雨后将晴。剧干与诸物一同追逐花间楼阁，听说喜鹊群群飞过海上军营。上林春色美好，等待着箫韶与凤凰之声一同应和。右为穗城灵鹊 送蔡祯启归端州 千重山路在风雨中落入深秋，有客人恰好遇到桂树而停留。碑上刻着夏王留下的绿色文字，书中传说周史官骑青牛。洞中仙籍排列，渑水可以酿酒；海上名山以石头建成楼阁。明日到了星岩的枫叶之下，向东望扶桑，那就是丹丘。送柯广文先生赴建阳 在罗浮山传授经学，雪色铺满山间；郡楼下桃李树阴浓密。口衔鳣鱼，晚年将要位列卿士；春日黄莺啼鸣，伴随孝廉的舟船。家宅临近龙穴，离三山很近；水流到虹桥，九曲回环。千年方塘上云气袅袅，愿把苹藻寄给沧洲。题沈参戎风木图 万户人家葱郁繁盛，坐落在太湖之滨。吴阊充满祥瑞之气，匹练般的水面刚刚流过。眼前仿佛悬着千钟厚禄，鹳雀却令人伤心。高阁上画着麒麟，天空中落木萧萧而下。岁暮长空，风声淅淅不断。有客人看着图画忧愁地独自站立，因此替你回首，泪水沾湿衣巾。百年光阴如同从缝隙间流过，悠悠天地，究竟又能怎样？惊看逝水奔流而去，忍见飞云不断出山。徒然说用千钟厚禄来报答无极亲恩，谁来怜悯三釜俸禄也感叹蹉跎？明知大孝之人终身思慕父母，我为你愁苦至极，作下这篇《蓼莪》。《甘棠遗爱卷》为李明府题 野鸭般的车舆飘摇着驶向碧空，向西望去是楚天和楚王宫。高峰白鹤飞过千家烟雨，峡中黄牛安静，只有一笛随风。到泸川时百姓迎接五马车，来年在碣石还将看见孤鸿。罗浮万树梅花正可折取，曾经有甘棠树荫遍布越中。和沈参戎晓发望平海韵 〔“■〈亻侯〉吏”字样有误〕差吏在鸡鸣时报告天明。军营号角声刚刚散去，远处烟霭横亘。追风般的万马联镳奔驰而过，映日的双龙宝剑出匣发光。大海上阴云低垂，幕府面对乱山，孤城哨所进入前方旌旗。将军按行边塞，还能作赋；愿用铙歌来回答太平盛世。《逸史流芳卷》，为保昌吴县令的父亲作赋 忽然青牛载着紫气而来，关门令尹本来就是仙人般的才士。天空中的汉宫双鳬飞下，日落湘山，一只孤雁哀鸣。阳春白雪曲调太高，徒然使人黯淡；朱陵洞深远幽暗，已经埋没在蒿莱之中。少微星寂寞，不必回首。如今列宿光辉照耀，正连接着上台星。九日高士峯燕集 傲慢的官吏游览名山也不厌倦，何况又逢佳节，更增添悲秋之情。浮云在清晨向千峰间散去，落木在寒意中流向万壑。海上楼台澄清了蜃气，酒樽前鸿雁飞起，带来边地愁绪。腐儒到了岁晚究竟有什么补益？想向沧浪水边买一只钓舟。作赋又随汉代大夫登临，更怜惜叶县有飞鳬。深秋时我吃饱青精饭，避世之人又有谁藏在白玉壶中？年老之后风尘使双鬓改变，晚来砧杵声使整座城显得孤寂。不要推辞今日频频倾倒酒樽，只怕听见当年夜里的号角声。同祁山人登高士峰 城边群山并不遥远，县斋整日面对高峻的山峰。登临时戴着白帻，仿佛成为高士；海国青天之下，自有暮潮涌来。南浦的佩环声使人心欲碎，北风中酒樽与鬓发一同飘动。朱明石室是我们同游之地，松树桂树因你而询问寂寥。丰谷道中，洪子頥邀请饮酒，分韵得“涯”字。洛阳谷口道路自然而曲折，苍苍云木布满古祠。住宅靠近青山，只有一条小路隐约可通；潮水来自沧海，浩荡无边。困顿忧愁使短鬓先染秋色，落日下举青樽面对晚风。在泽畔相逢很容易醉倒，难道肯让渔父怀疑自己吗？金陵怀念李宗阳赴袭 金台遥远，边地鸿雁飞翔；你离去时正是繁霜黯然的时节。想起我一定会带着燕市的酒，你又将与谁同醉在蓟门烟霭之中？穿铁甲的将士早早承受天恩，玉殿云中偏偏进入梦境。明日到了都城，兴致必定不浅；敞开衣襟，正好等待小春天。寄刘玉汝 严君之间的交谊深厚，雷义、陈重两代结为金兰，情分最为亲密。穿粗布衣而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遥遥想起故人在贫困中赠送绨袍。乡园秋来战鼓急促，村郭雨后蓬蒿一新。生活萧条并不只是你一人如此，南北相隔，写信彼此都为之伤神。送侄男兆备兵宁绍 滇池的节钺回到三殿，横海楼船壮盛了四明。虎旅旧日传承君子之阵，如今鲸波之地为圣人平定。天色清朗，蜃气通向蓬莱；霞光升起，鸾凤般的旗标显现赤城。正应当寻访仙人求取大药，东夷之地不值得请求长缨。建立旌旗、分设府署，统领诸侯；万壑千岩，也尽是胜游之地。山峰削成芙蓉，常常带着雨意；寺院藏在松桂之间，不知秋色。青春时节草满严陵濑，白露降临潮生范蠡舟。若到东山回首一望，须知小谢最为风流。元旦 去年今天早晨，皇极殿上天子登基，宝帐寂静；早朝时，执鞭的侍从垂着绅带、拖着玉佩，这是在什么地方？伐鼓击钟，与往年不同。闽海边草色渐渐明亮，蓟门外柳条远远摇曳在烟霭中。传授经学、上疏进谏，并非我的事情；姑且说说仙郎和《白玉篇》吧。

译谷日登上盘谷岩，楼诸生和我一同游览。听说岩西南有芹山观的旧址，是白玉蟾修炼的地方，于是前往寻找。大家席地而坐，再次饮酒。在谷日登上高楼，欢快地一同赏景，戏弄柳枝、攀折梅花；又到了新年伊始，此时斜川有谁同我前往？暮春时到沂水游览，你为什么来得这样迟？年成丰收，邻家有绿色蚁酒；还能接续谷中温暖的黄莺树，屡屡迁移。满眼春色热闹蓬勃，眼看山岩沟壑更加姿态万千。尽情游览芹山观，贪恋寻访，历经山岭，穿过树林坐在翠色如涛的地方。山中摆设杯盘，我任意饮酒；镜中的冰雪白发，又怎能逃避？道路艰难时，真想辞去朱绂官服；幽深的洞穴里，春天应当长有碧桃。面对暮云令人惆怅，足以痛饮至醉；古原斜阳下，蓬蒿遍地。舟中抱病遣怀 抱病向东归还，回望罗浮山，不至于孤独；回头看见清都。自信我的沉疴是因喜爱泉石山水而成，雨雪天气谁能忍受满载病体行走在道路上？伏在枕上，夏云仿佛生在几席之间；观看江涛，秋色充满江湖。丹砂尚未炼成，头发却先白了；叶县令又凭什么能使鞋子化作飞鸬鹚？叶韡夫、李宗阳带着酒来访 城上阴云静静地聚着不散，为谁带酒来到蒿莱之间？醉后骑着白鹤，昏暗的钟声传得很远；把书信托付青鸾，暮雨中送来。年老了还有几个人能跃马驰骋？我仍狂歌，独携宝剑登台。也知道在河朔避暑可以痛饮，倘若允许，明天我要把我的酒杯喝尽。雾雨来到太和宫，俯视四周，只见一片混沌之气，近在咫尺也无法分辨。阴云连续五日浓重不散，千山崖壁萧瑟，气氛多么悲凉！只凭客人的青藜杖，支撑着走到仙人的白玉台。万里长风盘旋，天柱山也似在震动；各种神灵般的涛浪涌来，如雪山奔赴。大家都说石洞足以让龙安卧，却不让荆南乘鹤归去。浓云层层漂浮，布满九重关隘；帝王宫阙只在紫微星之间。雨水沾润万国，仿佛看见天子显现；雾气环绕千岩，隐约显出豹纹。既已知道骏马般的人才不把郭隗看重，蛾眉美人又何必嫉妒麋山？具茨山近在咫尺，通向襄城的道路上；牧马之事难道会使七圣白白归还吗？天刚亮便去拜谒天帝，原本约定下雨也要前往，忽然天色晴朗，于是得以游遍各处。天门初升的太阳照耀扶桑，雾气卷开，千峰显现，四方天地尽收眼底。于是我开始冲着星辰朝拜玉帝，才知道遇到雨天与秦皇不同。群山连接瀛海，三座神山从水中显现，仿佛划开中原。万里长空放晴，积雪消融，云气也一同散去。向南远望丹梯，只见一片苍苍。登太和山 缥缈的灵光究竟有还是没有？秋高气爽，天柱山高耸，我在此徘徊。云气托着汉代祭天之地，藏着仙人的符箓；上天护佑燕京，守卫帝王的符命。宣室殿前，汉文帝怜惜贾谊；茂陵之中，司马相如写成文章，令我惭愧。悲风和落日增添萧瑟之感，极目中原，只有一只孤雁。玉石般的天梯高耸而立，使碧空含愁；金色宫殿高悬山间，万道沟壑充满秋意。这里坐拥龟蛇二山，神势朝向北极；地势分列龙虎，雄壮地镇守南州。衡山、庐山一带有一半随炎荒衰落，江水、汉水环绕太岳流去。更有蓬莱山上五色云气，曣■〈日昷〉长久地傍着帝乡漂浮。经过虎岩，拜访不二上人 一座佛龛高高地靠近虎岩，我栖身此处，是为了访求东林高僧；到了虎溪转弯处，三车佛法空对贝叶经，觉悟之后，连菩提双树也仿佛失去了意义。云间持玉麈与高僧相对，共看秋色；灯光映照金轮，夜里也不会迷失。天籁声中听到温柔话语，凉月依依，照着曲栏西边。林均州邀请我在沧浪亭饮酒，席上即兴作诗。同席的有王、杨两位孝廉，还有我的门人东官黄于广。道路迷失在江汉之间，百般愁绪顿生；亭子伸入沧浪水中，一叶船轻快地划行。摇桨偶然听见渔父歌唱，洗濯冠缨，哪里能比得上使君的清白？层层山崖雨后，芙蓉花湿润；曲折岸边烟雾散开，翡翠鸟明亮可见。白衣沾满尘土，我还不能归去；石泉白白辜负了我与故山的盟约（我的石洞有洗耳泉）。送廖大夫解下官印归闽 归到石洞耕作，卧在白云之间；幔亭招请隐士，又遇见了你。举杯遥祝闽越，飞鸿已远；在江楼上执手，像比翼鸟一样却又将分别。尘世中有多少次因按剑而悲伤，北山再也不必写移文来驱逐我。他年到渔樵之地相访，在九曲溪边共同面对夕阳。寄给吴一庵别驾 我从西粤任职期满归来，你弹琴，我作《东征》诗；回到故林，转眼间江湖漂泊已使我们两鬓斑白，置身天地之间，能有几个知心人？我归隐实在是到罗浮山去占卜居处，惆怅遥望时，便吟诵《梁甫吟》。不要责怪虞卿轻易离开国家，著书本来就不是因为愁苦太深。元旦，我和梁懋孚、叶思叔冒雨游湖。这天夜里风雨大作，随着波浪一直到天亮。元日，今年雨下个不停。玉壶般的湖面上，画舫载着游兴，何等豪迈！城边暮色合拢，青山消失；半夜风声呼啸，白浪高涌。近在咫尺的楼台藏入山谷，参差的钟磬声从林野间传来。明天只在沙鸥身旁，和冻草寒云共同迎风。前往西粤，投檄文给祁在德，崔子玉送我到石门。从前我们以渔游湖海为业，同立盟约；回首风尘往事，如今只能洗濯冠缨。十日之间平原升起夜色，一叶帆船在春雨中显出交情。到了苍梧，愁听湘妃曲；五柳先生的名声空自高悬。听说淮南可以安卧治理，梁鸿却早已离开西京。拜访曾明吾 为了谁挂帆，奔赴炎热的海边？忽然穿过松林，来到夜关。满眼都是交游旧友，而我已经白发；置身天地之间，只有这座青山相伴。秋天蛟龙般的涛浪依然壮阔；傍晚独自从鸟雀环绕的园林归来。高傲困顿的身世尚且令人怜惜，隐藏在丛桂之中；他年秋寒时节，愿与你一同攀桂。题白鹤山房 主人茅屋中秋意萧瑟，留客时柏林小屋里常备酒。山空了，白鹤不知何年飞去；日暮时流萤隔着帷幔飞来。池边青草承载着世代传说中的《鹦鹉赋》，从海门向东俯瞰凤凰台。黄金和白发最终都归于尘土，鸥鸟任凭你来往，幸好不要猜疑我。游海隅山 海上两座山峰如镜中绽开；芝城的宫阙，也仿佛蓬莱。九江秀丽的景色，尽在东南；三峡的涛声，从天地间传来。黄昏时鱼龙喧闹，鼓角齐鸣；江流中央日月仿佛隐没在楼台之后。沧洲之上，我的道义实在可以托付给渔夫，帆樯一同往来。赠郑叔异 谷口有个风流人物叫子真，故园的松竹到了晚年更加亲切。绨袍清晨带着烟霞的色彩，蓬草小径在秋日里又添了芋栗贫困的意味。在郡斋中安置客人，清漏声漫长；在幕府传授经书，绛纱帐又焕然一新。翟公的门巷已经可以张罗鸟网了，希望你时时带酒来访我这个野人。送祁马石赴京 燕台的侠客天天相伴，曾骑马游历易水之旁。明月下遇见人常常按剑，白云之下哪里不能举杯饮酒？出行边地，骏马的价值重过黄金；到达京城，紫陌上的莺花绵延不绝。可怜弟弟在茅溪旁择地筑居，究竟是为谁吟咏池塘春草诗？送叶韡夫赴京 燕京宫阙倚着云层敞开，你此去将重新登上郭隗台。千里骅骝本来就在大道上奔驰，五湖的鸥鹭自自在在徘徊。天涯的公子思念芳草，海上的友人寄来折梅。正在怜惜羊仲还住在筑屋之处，不知何时才能写下松菊归来的诗篇。酬答梁少仲寄来的诗 多年未见，想起梁少仲在东园修禊饮酒，使人思念那随风回旋的情景。宝刹旁潮水上涨，雨后银塘中客人醉饮。病后忽然收到青鸟使者送来的信，拆开信封又见到你写的白云般高洁的诗篇。清秋时准备在扶胥江击鼓开船，只为与你一同攀折桂树枝。寄给欧祯伯 老友仕途卑微，滞留燕京，还记得在江都怅然分别的情景。即使三次迁居，也不离开秦博士；面对鲁地诸生，空谈六经。西山晚霞映照青毡般的山色，北阙之下又有谁与你同唱《白雪》？退朝后九街寒漏声漫长，不知清幽的梦能否来到朱明。在铜岭凭吊古迹（熊飞故居）

译千山聚集在天边，仿佛簇拥旌旗，想象熊飞勤王转战之时。故宅只剩地基，鹤在巢水栖息；空山中没有祠庙，只能采江蓠来祭荐。悲风吹过松柏，人如今在哪里？落日下摆酒，我不推辞。满地都是属镂之剑，却没有可以自杀的地方；不如乘一叶扁舟谋生，学习鸱夷子皮。留别陈辅德、李敬可 我在泽畔行吟，晚年有你们相伴，身在天涯便不再为离群而叹息。高斋确实为陈蕃放下了床榻，面对酒杯重新谈论李白的文章。醉后旗峰出现在眼前，分别时铜岭被一条溪水隔开。也知道相聚与离别不会长久，伫立遥望，??只堪与日暮云色相对。归罗浮 乘轩车在风尘中奔走十年，回到灵境，学习隐居。猿猴和仙鹤隔着树林，仿佛认得主人；峰峦正对门户，像在窥视行人。紫藤还拂过当年游览的道路，惭愧白发满头，已不是洞中人。筑屋已经连接南涧曲折之处，请不要仿照北山神写《移文》来驱逐我。七夕 时节一再过去，我总是在客途中度过。今夜牛郎织女两颗星，又一次渡过银河。天上的美好约会，应当有一定的日期；人间的欢乐相聚，却苦于没有多少。相聚和离别没有定数，只有桥边的倒影；巧与拙又有什么心思，不过如织机中的梭子。我近年来也已理解玄妙的道理，却仍怜惜尘世之人，蹉跎岁月。重阳后一天，梁懋孚约我游北山 清晨一同来到寒山深处，傍晚乘一叶扁舟驶入暮色。唯有黄菊值得怜爱，今天正好一醉；白衣特意前来，更称合故人的心意。多年后才得以回到蓬屋，野性从来都在竹林间。若不是借重阳补偿这次聚会，又怎能用酒杯洗去胸中的烦闷？闲居 炊烟缭绕不绝，所以故意不去清除；鸡犬声喧闹，陪伴着闲居生活。鼠肝虫臂般的卑微形体，承受着天地间的劳苦；凤飞龙盘般的气概，却只能接近乡里邻居。煮粥时常常去寻找长白寺，闭门无事，徒然撰写《太玄经》。旁人不要嘲笑扬雄的居处，紫府清都也就是我的家。穷巷本来偏僻，车子回转不便。田家尚且以能在石堂安睡为喜。即使只够立锥之地，也不是没有地方；抱着水瓮到林山间取水，尚且还有园圃。和鹪鹩一样栖身，只求一棵树供养；却听说豺虎遍布中原。今天究竟因为什么事而伤心？只愁听孤城号角，彻夜喧响。寄内于金陵 畏惧艰险的道路，落魄失意，自己已经忘却机心；旧日所学荒废冷落，感叹从前的错误。想要游览名胜，去寻找白鹿洞；写好书信寄给乐羊的妻子。田地耕作，泥水沾满双脚，天又常常干旱；粮食已经吃尽瓶中储存，我却还没有疲倦。正要依靠宿瘤女般的贤妻为我历数辛苦，不要让她到岁暮时穿着牛衣哭泣。在金陵惆怅遥望，才刚烹煮鲤鱼；从玉帐中远远听说，已经梦见蛇。翟公没有钱，仍然抚养女儿；刘公曾有约定，正好可以成家。天地把人当作蜕壳一样弃置，人又能参与什么？事情的缓急听凭上天安排，我并不叹息。不学向平，去完成儿女婚嫁；姑且浪游，乘坐白羊车。欣赏侄子文兆的菊花 我家小阮，在碧色栏杆旁，把菊花移栽到梁园，傲然面对岁寒。已经有郢人唱起《白雪》曲，哪里还愁陶氏的黄金盘？稀疏枝条轻轻摇曳，冰霜渐渐消解；繁密花蕊点点含露，露珠将要凝聚。我会呼唤孩子在台阶下痛饮，何必带酒到东篱去看菊？和刘古唐翁论说学问的诗 春陵的一窍，在图谶之前便已显露；提纲挈领，是旷世少有的贤者悟境。后来从洛阳归来，才分别于成熟之时；关内之地，夜里也应安睡。怜惜蛇，也怜惜蚿，情感都已失去；逃避世俗，也逃避禅门，所见各有边际，动静都没有端绪。唯有这个道理，究竟谁能参透？这是最大的因缘。未发之中的道理，难道不是先把一切穿连起来吗？前代几位贤人反复思考，至今仍有三点没有解开；即使挥戈起舞、吹奏《万》舞乐，又何妨倚几而眠？朱熹与陆九渊的异同，各自都有说法；周敦颐、二程所说的风月之理，广大无边。想得到明珠，只有到沧海去；却恐怕求鱼，反而要缘木。梦中作 第一楼中，夜晚静听涛声。忽然听见仙乐，从云旗下传来。青蛇起舞，与南天相接遥远；黄鹄高飞，连接北极高空。万里长江尽可收入眼底，百年难得的兴致独自挥笔写下。吸饱天地元气和朝霞，我这个老妇人不必劳烦再叫人拿浊酒来。不寐 露水降下，天空澄澈，秋色实在可爱。高楼上的明月，格外明丽。一株桂树的影子映在江湖之上；半夜钟声传到云霄边。今日我敲碎玉壶，付之一笑；想攀登金阙，追忆往年。慷慨高歌却不能入睡，拂衣起身舞剑，手持双泉宝剑。奉送按察马公到河东治兵 向北望太行山，山势郁然高峻。人们传说持节出任者如同马伏波。宪府所辖山川，足以雄视魏国；油幢在霜雪中，降临汾河。汉庭早已准备以三旌礼等待贤者，晋史却徒然夸说五利的和议。玁狁如今正须加以征讨，希望你出塞时手持雕饰的长戈。除夕前两日，武昌孙太守、李别驾、韩司刑在黄鹤楼置酒，席上即兴作诗。想乘黄鹤，黄鹤却不来；黄鹤仙人，如今在哪里？雪花飘过楼阁，客愁令人肠断；岁暮漂泊江湖，催白了衰老的鬓发。蜗角般的微小名利耽误了我，使我错过葛洪洞；郭隗台上的骏骨故事又欺骗了人。身在泽畔，哪里能唱独醒之歌？为你一饮三百杯。挽吊东泉李将军 漏声已尽，钟声响起，晨间计时结束。飞将军未等到封侯便已离世；楼船曾航行海上五千里。六十年来凭借斧钺成就家业，西风中玉树折断，令人忧愁。宝刀如南斗星般收藏在匣中，想到两代交游，眼泪悲伤流下，呜咽声真如陇水奔流。直沽 泉水和卫水重新汇合，回归大海；吞吐漕运水道的地方，就是直沽。秦汉时代的黄河，并非大禹治水的遗迹。幽燕之间紫气升腾，本来就是皇都。船只年年从吴江远道转运而来；日月随天运行，只有碣石孤立。不要追问元季的凄凉往事，古今形胜之地，都有赖于谋略。忆祁仲绳 河上的游丝在晴日中袅袅飘动，想起你我举杯，惋惜年华。西樵山的松桂仍带着秋色，北阙外风尘中只有晚笳声。落日下对着帆樯尽情饮酒，暂且避开世人，以江海为家。为时局忧虑，寄信远方，都无可奈何；朱明山的一片晚霞令人肠断。怀念梁佥宪 画戟、青骢马，显示出柏府的尊严；你置身霄汉，仕途高举。道路泥泞艰险，我惭愧只有一把孤剑；岁月流逝，真有谁能与你并论？如今天地之间只剩长久的寂静，何日才能共对酒樽直到黄昏？东南方向鸿雁来得应当很少，我极目远望，只看见罗浮海上的村落。鳄湖道中 鳄湖的灯火映着夜里的杉树竹林，单匹马在万木之中寒声嘶鸣。明月正悬在淮水之上，如一面镜子；怒涛先已冲到涧边松树。大地遍布干戈，风中传来角声和城堞上的号音；营垒连到天边，旷野的火光空自奔走。身处鸿雁南北往来的行列，实在不堪忍受，难道只是因为行役才被阻隔东西？登飞来寺 峡谷束住滇江，江水静止不流；深处隐藏着青碧色宫殿，面对江水更加幽静。玉环洞幽深无际，风从树间生起；金锁潭空阔，月光照满行舟。帝子向南来，山中竹子为之裂开；仙人向东去，山谷亭子仍然留存。少年时曾多次带着彩笔来到这里；如今捧着檄文重游，不禁笑自己已经白头。在临湘驿怀念曾明吾 草边微微发凉，雨后初晴，我怀念友人。山月照到庭院台阶，云气绵延在汉水以北，随着鸿雁而去；湖南水满，却断绝了鲤鱼传书。芬芳树木在傍晚挽留逃亡的客人，驾着皇华车；秋天又想起使臣的车驾。暂时告别菟裘，我将要老去；只等你在禁中宫室的前席上召见我。元日，学宪李万卿和儿子兆侄一同来访。年年柴门前长满绿色苔茵，小城的元日有谁来访？忽然听说车马填满三条小径，随即拂拭杯盘，摆上五辛菜。淝水的阿玄新近得到任命，玉堂中的太白仍是旧日的词臣。故人一去便远在云霄，只有春风陪伴我头上的葛巾。赠陈养斋

译梅福离开国家，在吴市中忧愁。三条小径承蒙君恩，这里也足以安居。白发之时有时愿与麋鹿一同往来，青天之下没有伴侣，只有仙鹤可以招来。唯有用眼泪酬答先帝，才真正看见圣朝降下弓旌来征聘。难道尧舜之世会遗弃粗食？江湖足以容纳你这许由的水瓢。酬答周玉虹示给我的阅兵诗 听说周郎昨日检阅军队，蛇矛林立，羽林军士威武；继承家传斧钺，如今却投笔执槊，面对江天自然作诗。关塞之间多年传来虎豹的啼声，天地何处没有旌旗？匣中的宝剑冲撞星辰，发出铮铮声；惆怅遥望暮色中的云峰，心中生出无限思绪。赠别周玉虹 独自作客，直到深夜才举起酒杯，只因是为你。夏日厅堂外风吹台阶，夜里共同谈论文章。群山环绕官舍，云气不时飘入；江楼水满，怎忍心与你分手。旧日赏花，雨中花落令人愁；一树树飞沙鸟，成群结队一同归来。闽海之行频频令人伤别，细细写成书信，寄托鲤鱼传信。送周玉虹到江口时作口号 想分别却还没有分别，已到梅溪东面，千山万山映照成一片红色。亲近人的鸥鸟，反而勾起许多思绪；背着太阳的旌旗，迎着晚风飘来。世路漫漫，举杯同为异乡客；海国相隔遥远，音书只能寄托给鸿雁。南天之下聚散无常，只如云水流转；不要顾惜醉意，把船系在芦苇之中。约定拜访陈养斋，因为有事未能成行，作诗致歉，也作为日后再约的凭证。本想约你到水竹居避暑，看濠梁云静，观游鱼在溪中来往；划船本想冲开鸥鸟，进入野外饮瓜浆，也怜惜你冒雨锄地。无奈我像叔夜一样被冠带官服羁绊，并不是因为口渴难消而阻碍相如。你这样高雅的人，陈蕃的榻如今应当已经放下；过三五日不要再悬挂明月等待望舒。赠陈太仆北上 你历任两朝执法之臣，手持绣斧，身居霄汉，早早便显达；又曾在险要岭地消灭虎豹，来日阁中应当绘像麒麟。清晨赶车，带着金陵的月色；到达宫阙，长久沐浴玉座下的春风。调和鼎鼐、主持国政，真正有人等待你；应当知道，崧岳降生了申伯般的贤臣。周王今日思念周公之道，伯冏也应当再任太仆之臣。难道只是因为渥洼出产的龙马优良，才想使云锦般的马匹在渭河更新？长城铁骑时时深入西域寻找敌穴，金牌旧日已经进入秦地。八骏长久闲置，天子的马厩都已满了；燕台求贤买马骨，又还有谁来做这件事？乘着星使车驾向北而去，距离天颜更近。却又想起当年披裘伏在宫阙前求见的时候，万里之外独自感念明主的恩惠。三湘之地，谁来替贾生悲悼？讲完灌园之学，回到溪涧，只听水声如鸣玉。退朝后只是梦想到幽僻之处，倘若承蒙皇帝闲暇宴见，问及我这个迂疏之人就好了。早已约定在鹿门归隐。打鱼 船夫齐声击桨，浪花如雪明亮；春水映着青色芜草，白浪翻涌。船从湖心金锁处撇开，直到来到几案旁；玉梭般的鱼横在平面上。雨水沾湿鱼鳍，霜色鱼鳞轻轻剖开。夹菜入口，席间应当十分鲜美；只是怜惜鱼身残破，更令人伤情。藤州清明 十年来离开父母坟墓，今天清明又在客途。满眼郊原都像倾倒的绿蚁酒；置身天地之间，惭愧不能像慈乌反哺母亲。读《蓼莪》篇而废弃不作，忧愁仍在；林木间风吹来，仿佛静静地自我呼唤。隔岸悲猿更加呜咽，一声声令人肠断，只有粤山孤立。第一楼秋兴（就是郡城的钟楼，年轻时我曾在这里读书） 万石楼高耸，直入太虚；家境贫寒，却还能居住在这座楼中。青山映入门户，使寒意显得格外清瘦；绿鬓遇到秋天，渐渐稀疏。北郭的高大楸树旁，清晨纵马驰骋；西邻对着明月，夜里吹奏笙竽。成都的扬雄只求清静，门外没有别人，只有我专心著书。秦军汉将昔日曾来到关隘，旗帜一度闪耀在五岭之间。南帝的宫殿庭院沿着桂水而立，左丞的坟墓布满枫山。潮声实实在在地迎来早秋；栈道却仿佛虚幻，出塞依然艰难。这里是万古圣朝的形胜之地，海滨确实有虎踞龙盘之势。罗浮山下是古老的循州，漂泊万里、历经风尘，游子已经疲倦。向北望去，九连山关塞险峻；向西听闻三峡兵事，令人忧愁。霜气高起，越地边境的军寨草木凋零；月色照满祯城，也照着戍楼。海丰的烽火仍未停息，我在江湖间徒然怀抱杞人的忧虑。书写胸中感怀 从燕云向南望故山，迷惘的游子思念家乡。询问道路，溪关塞路使愁绪更加寒冷，春意寂静。故园归梦中芳草萋萋，黄金台已湮没，蘼芜长满其间。碧玉楼高耸，与日月齐平；想要访问江门，知道并不遥远，乘一叶扁舟横过铁桥西边。南望 向南遥望天边，却被翠色山林隔断。东征的消息，往往不合心愿。为时局忧愁，即使吃藜藿也徒然悲壮；故国已经长满蓬蒿，其中仍有是非。连年战乱如阴雨不止，野外鬼魂啼哭。春天的农民何时才能回到山中柴门？最痛恨锦衣军进入枢府，数万貔貅般的精兵一夜之间归去。梧桐山 梧桐山上，梧桐树间的月光照见当年汉军将领的营地。十日之内，穿黄衣的军队便可扫清秋敌；半夜举起白羽扇，军队很早便能还师。淮水因战乱增添了千家万户的泪水；驿站奏报燕云军情，只有单骑奔驰。南北相隔遥远，遗恨无穷；村村烟雨中，仿佛传来髑髅的声响。留别两位陈明府 向西而来，温水之地只有两位贤者稀少难得；城北城南，各自掩闭门户。三条小径云深之处，是高士分别的地方；万山之外天色辽远，远帆归去。酒樽移到树影下，离筵直到傍晚；道路绕着秋声，离去的马也走得迟缓。两粤之地古今本来相连，回首并州，我们共同依依不舍。在陆川县斋中对着雨水，呈给张明府 傍晚的风吹来雨，送来新秋的凉意；远处的树影依稀，近处依傍着女墙。云气升起，戍楼在秋色中一片黯淡；群山环绕官舍，日光显得苍茫。空庭中鸟儿飞来，人的踪迹很少；在清凉的竹席上饮螺形杯中的酒，兴致格外悠长。十年倦于游宦，只有您还怜惜我；我们曾在刺桐花下共同徜徉。在陆川县谯楼晚眺，呈给张明府。雨后，峰峦间升起傍晚的烟霭。登上楼去，秋色正令人怜爱。几户人家坐落在苍山之中，一县的弦歌声随着落日飘到远方。花木近处，烽火狼烟已经消歇，古老的戍所安静下来；落叶纷飞，云中的大雁降到平野。开樽饮酒，劳烦明府相陪；无奈心中牵挂着中原的离愁。傍晚登楼，远望得几乎迷失。清秋的草色，转眼间更加萋萋。苍梧山向西延伸，龙濠显得遥远；翠色山岭从南面而来，城上的雉堞整齐排列。千顷水田经过雨水，湿润一片。二更时分山月低垂，仿佛靠近行人。还不用说鸡犬之声，孤城已经寂静；绕树的霜乌，整夜不停地啼叫。中秋在姚氏园亭饮酒。名园佳节来到柴门，词客们在草亭中设宴聚会。碧海上的月亮今夜格外美好，清秋中的人仿佛又经历了往年。病中逢此节日，仍像金谷园那样举杯；夜色流转，银河仿佛落入庭院。为何羽衣仙人还在蟾宫之上？桂树成团，风露正清冷。为交埤的郑君作《龙山赋》。交埤群山层层叠起，仿佛来自天地之间；山势蜿蜒，如龙盘曲，处在郑谷一隅。石洞中云气生出，时时化作雨；海门处月亮升起，夜色明亮如珠。风吹动老桧树，苍青的鳞片仿佛也在摇动；阳光照在平坦的田野上，像展开锦绣的翅膀。戴着高帽的山人，两鬓蓬松；重阳节怀古，几度徘徊不前。祝寿李长史。董相回到家中，园子里满是绿色。哪里比得上白头之年还向着王门呢？放下帷幕，自己撰写《春秋》传；进入内室，时时窥读《道德经》的言语。战胜西湖边的乌鸦，乌黑的鬓发仿佛染成了黑色；祝寿时如北海孔融，酒杯中蚂蚁般的酒沫盈满。青牛紫气向来兴盛，更何况还是翩翩有风度的李耳后代。题写《节孝卷》。幽居穴中，不能与红颜一同老去；堂屋北边，面对母亲白发，又有什么办法呢？孤燕春来，旧日缕痕仍在；双鱼早晨送来，玉盘中的供品很多。沿着水流溯行，屋侧的泉水仍然涌出；化石江边，水波自自然然荡漾。彤管青编记载的节孝，并非我窃取虚名；霍山、南海之间，山势郁郁巍峨。惠安有三岐麦，六岐稷，士民作诗相赠，我作诗奉答。

译多少次盼望春雨，祝愿年成丰收；大家都说三岐麦同样出现在田垄之间。千载以来惭愧自己并非汉代的良吏，但七闽此地却有唐代的风俗。黄巾之乱以后，人家的井都已荒废；海岸白苇丛中，只有飞沙。击壤歌本来就应歌颂皇帝的恩德；满车的功劳，谁敢窃取上天的功绩？哪里敢比拟河阳的两岐麦和东郊的嘉禾，这反而更令人疑惑。闽海战乱初平的日子，正是东南遭遇水旱、洒泪之时。词客有情，歌颂这盛美的祥瑞；长安却没有办法医治百姓的疮痍。近年来疾病缠身，思念田园；惭愧自己，不如河间王所作的《稼猎诗》。题写《观罗台》。因为喜爱罗浮四百座山峰，便在江边筑台观赏。芙蓉般的青山和苔痕，坐在台上仿佛可以一扫而空，惊动蛟龙。白发游人，怜爱随着云气升起的鹤和鹿。锦绣屏障般的山峦展开，雨后绝壁清明；稀疏的松树间挂着素白的瀑布。请问我幽居在何处的石洞中？向东望去，山峰高峻，究竟是第几重？恭送岭西王公任湖南参政。百姓攀着车子，夹道奔走；您重新整治政务，澄清岭西。粤地西部，猛虎盘踞深山，连藜草也无人采食；野鸡飞过平野，麦苗刚刚齐整。藩镇分处江汉之间，雄据三楚；笛声吹过烟云，传遍五溪。如今南望，正可使圣主舒展忧怀；禁城中春意早来，静听您的马蹄声。您有右丞的诗才、右军的书法，在朝廷中家学无人能比。穿着彩衣进门，椿树高大而盘曲；在紫微省分署办公，树木疏落。武昌月色明朗，正好延请参佐；云梦天气寒冷，便可吟赋《子虚》。论到为政的风流，谁能像您？洞庭湖清澈映照着，使君的车驾。蒲柳之姿徒然感叹年华如犬马般衰老，只应松柏到了晚年仍然美好。（我的年齿与您相同，只是我已经衰老，您却仍是壮年。）徒然劳烦全郡推举我执掌文笔，难道我的三种长处真能超过司马迁吗？（修撰郡志一事，实在是您所推举。）夜里登楼，藻井间仿佛穿过海上明月；秋天泛舟桂林，江烟淡淡。谈论文章，不知下次相会在何地；只能遥望您如北斗般的清光。送丘南安回海康。风尘劳苦先于我来到，您却解下牛刀；万里高飞的鸿雁，岂止一根羽毛。谁相信五溪多瘴疠呢？自古以来三峡的波涛就雄壮。向北遥望中原，浮云都已散尽；向西回望函谷关，紫气高高升起。春雨洒在海门，正好寻访旧日隐居之处；即使要弯腰行礼，也应当含笑，因为那里还有孩子们。题写江秀才的莲花草庐。严城向东而下，敞开了读书台；这座重镇，我曾经开辟过荒芜之地。倚杖听潮声，三座仙岛仿佛相接；卷起帘子看山色，五公仿佛从山中而来。青云高高与沾湿的芙蓉并立；落日遥遥从城墙垛口回照。四壁萧条，但您自会爱惜它；汉王元羡慕司马相如的才华。随意题诗，寄给二位国子徐弼卿、张仲矩，以及三位茂才陈巽卿、洪子崇、江惟城。听说中山有一箱书，太行山的风雨如今又怎样呢？青春年少时惭愧自己在鸣琴之后才有所作为；明月之下，有人投书于我，而我按剑长叹。日落时阴暗的山崖间窥见罔两；时局危急，沧海之上尽是樵夫渔人。谁不羡慕凌云般的彩笔？早晚君王会问到《子虚赋》。詹侍御游匡庐，因折臂未能成行，作诗询问他。听说您的名声，籍贯在沧洲，持杖寻访仙人，却不能久留。九派春愁连接着楚地泽国；五峰清梦，充满江州。题诗忽然使烟霞增色；伏枕之间，忽惊日月流逝。望气的关令尹令我自怜，不知何时才能骑青牛经过函谷关。在洪子崇宅中饮酒，率意作诗相赠。高堂上华烛明亮，坐到更深夜阑。时序进入秋天，暑气将要消退。已经看见洪厓身上充满道家气象，更爱叶县有神奇的仙丹。金银宫阙在三山之外遥远；名利如风尘，两鬓已经斑白。搔首仰望您在霄汉之上，铁桥仙境夜夜还出现在梦中。秋日登大武山。大武山高高盘踞在海上，登临其上，浯州充满凉气。乘木筏漫然想起远游三秋的客子；濯足的流水仿佛遥遥来自万里之外。南溟大地像被劈开，少有大雁飞过；天空环绕绝壁，山势倚连牵牛星。夜里潮声落下，云霞澄净；缥缈之间，几乎疑心已经抵达十洲。海上的芙蓉般群山在万仞之间盛开，翠色含映飞阁，实在奇美。屋檐前太阳拥抱着扶桑升起；树梢上的风从碣石山吹来。不要在悲凉的山谷中只看暮云；秋高气爽时倚剑登台，任落叶相伴。东南的天柱山自古至今雄伟，哪里能找到驾楼船、下急滩的才士呢？在清海台送陈山人入京，得“山”字。旧日同游的词客，又到了燕山关塞。岁暮遇见您，我才露出笑容。在高台上举酒，面对落日题诗。寒意笼罩苍山，黄金宫阙眼看就要接近。白发之身奔波于风尘之间，暂且还不能归还。天上的旧友若问起我，我将带着妻子儿女到鹿门山间去。傍晚从临清出发。风吹起蒹葭，船便自行开动。树梢上的孤城映来返照。楼台倒映水中，船从空寂的水道经过。鸣锣催促舟楫，天晚了应当赶路。鸥鸟野鸭划桨回到汀洲的芷草旁；河岳间流动的云影，落入酒杯。回头顾盼，暂且不论那些事，只扶着药饵前行。古今的踪迹，本来都不过是荒草。茅屋落成，酬答韩甥寅仲。大成庙西边、苏祠东边，有我的一所住宅。荒草蓬蒿自然生长；茅屋经雨，春天也并不坏。火红的树木倚着栏杆，秋天能够开得红艳。开一条小径，只适合请来二仲；灌溉园子，难道是为了推辞三公的职位吗？馆甥堂中，竹子细长清润；袒腹躺着，在霜叶中吟诗。寄诗唱和太保兄弟《紫燕》。您家兄弟卓异无比，仪表气骨森然，像凤凰成群。您写成《紫燕》诗后又寄给我，使我在黄龙洞口更加思念您。（当时正在黄龙庐墓。）燕巢筑在画栋上，正逢秋色；太阳向着青天升起，带着暮云。海北海南都有道路，不要把幽深的思念去询问鸿钧。赠给真空上人。身披袈裟共同泛舟，究竟是什么缘故？在空门中苦行，像您这样贤德。您在蓟北冰雪中传承佛灯，在岭南瘴云边持钵化缘。陶渊明的酒友只需要菊花；慧远的禅心只种莲花。面对古今茫茫之事，不胜感慨；江岸上默默无言，只有草木茂盛。七言绝句。题画赠方伯滕公。微垣花影隐藏，刺桐树木深密。您公务之余，时时抱膝吟咏。一曲瑶琴，仿佛传遍万里春色。不知棠树旧日是否已经长成浓阴。（题为《嘉树长吟》。） 粤台上云气郁郁苍苍，人处在华胥之境，白日漫长。不只是南窗可以寄托傲情，随处曲肱而卧，便都是羲皇时代。（题为《紫云高卧》。） 郑生学医，随海上军队出行，我作诗相赠。试问有没有安期生的仙枣？一叶小帆驶向南海，海面宁静，天吴仿佛前来报恩。到处都能遇到知己；每夜双龙剑在匣中发出鸣声。送张伯珍赴京。不要夸耀六郡的勇力和雄强；手提兵戈向东望去，绿林已经空了。可怜众将都已封侯，只有您骑着白马、穿着青袍，迎着北风而行。七尺之躯曾经历百战，曾亲自率先登城，夺取绣蝥弧。知道您不需要凭借尚书的尊贵地位；夜夜面对青天，反而为灌夫哭泣。答复吕文在。雨中传来飞觞，等待两位姬妾。新制的巴歌，是《竹枝词》；天风吹落的，是《霓裳曲》。梦中相逢，仍然怨恨离别。赠给玉娥。涉过山涧登上高台，两鬓已经半松散。与玉娥相对，正面对玉娥峰。劝饮千杯也饮尽了，却不知道已经醉了。手捧飞泉，倒入酒钟之中。泉声潺潺，石面细纹粼粼。穿罗袜踏凌波而行，不沾染尘埃。请问仙家中谁能比得上她？大罗珠宫里的鲍夫人。千座山峰斜映夕阳，一盘棋局将尽，残月升起。穿上《霓裳》般的仙衣，驾鹤归去。你自己姓王，世人却不认识你；将来应当能与烂柯山的仙人相比。代玉娥答诗。

译我本是巫山山下的女子，日日夜夜都在阳台。可怜轩前遗落的鞋履，在月光下长久照着从海上飞来的野鸭。飞泉直落，不知有几千寻；水花洒落在云山之间，紫翠深浓。采来的山花羞对我的面容；汲来的泉水，正好可以比拟我的心。醉醺醺地回来，忘记了头上的玉搔头。藤蔓牵扯衣襟，碧绿的山涧水不断流淌。到了门前，水声仍在呜咽。松间风声与藤萝间月色，都是悠然不尽。作《赋得海不扬波》赠给张将军。大船乘风而行，连马也比不上；孤城映着落日，景色空旷萧疏。如今海天空阔，碧色相连；买酒带船而来，仰问天上的白榆星。积水澄澈，水波宁静而不流动；两颗星相对，浮现在明镜般的水中。灵槎年年从天边降下，大家共同指认那寻找水源的博望侯。大星小星坠入海中，海鲸向东游去，海水涵容着天空。楼上的戍卒全然无事，处处放下钓竿，学着渔翁垂钓。将军骑白马，长着紫色的虬髯；海上的青山，峰尖万点。半夜高堂上的歌舞停止了，高高的山月照着稀疏的帘子。送潘去华侍御还朝。潘去华在粤地著书，书名《百六书》，书成后被召回，所以次首诗提到这件事。南迁客舍中寄居，面对桄榔树；五岭如今竟传来五月降霜的消息。自然是君主的恩德深如雨露，哪里肯让韩愈再被贬到潮阳。独树空庭之中，面对书卷著述。书写成后，便像司马相如一样乘驿车被召起。名山石室并非没有藏书之地；紫气红光之间，抬头可见斗宿的区域。蒲叶青青，石榴子鲜红。还朝之人骑着五花骢马；遥想宣室之中，君王将要前席而问。一切风谣民情，都将传达到九重宫阙。独自抱着瑶琴，长久没有弹奏。为了您弹一曲，再三叹息。仿佛从天上有玄鹤伴着云彩飞下；我便想借此寄托羽翰，远寄心意。与梁思立、谭永明在韦纯显宅中饮酒。庭院的月色美好，从海上楼头升起。庭前赊酒，穿着鹔鹴裘。相逢时……，还要推辞醉意。二十岁时结交，今日都已白头。在燕市饮酒的人，与谭生一同参加会试。梁、韦二位兄弟听说兄长召唤便驾车而来，难道相隔千里就很难吗？直到今天，人们仍只能见到古人的深情。海上高高悬着碣石宫，稷下学士竞相谈天论道、争称雄辩。您看那些情意最为相投的人，四位朋友满眼都是青山，在一笑之间相聚。太和道士李理雄，我给他取字“守雌”，请求作诗赠他一首绝句。早早便前往名山求学，息灭机心，焚香修道，长久关闭白云间的门扉。胸中一片雄心，如今应当已经消尽；难道还肯追逐杨花，化作雪花飞舞吗？太和道士王思明跟随我登紫霄峰，我问他那里的泉水是什么，他回答说：“最高的善，就像老子所说的水一样。”我给他取字“子静”，又以“若水”为号，请求作诗赠他。一领蒲席，一片青草，年年面对万重苍山；夕烟静止之后，观察自己的心，犹如止水；高高的明月悬在中天。在白云山楼中。高山使人的心自然沉静，尘世间又有了这座南楼。我在这里悠闲地坐着，楼中的门全都敞开。白云早晨离去，傍晚又回来。白云早晨离去，傍晚又回来；一去一来，都在山中。离家十年，不知归返；如今才觉醒，泪痕斑斑。下山时云雨濛濛，上山时却天晴。谁说山云也有感情？它倒像道人的心，一片无来无去，也无所谓出生。不上山携带酒樽，只舀龙泉水喝一杯。泉水本来清澈，人自己来饮，不必担心心地沾染尘埃。下山其实也是上山；想喝泉水，还必须到水源。若不相信，诸位请到泉上观看，千条万道的水流都落向眼前的河川。高坐楼中，云彩仿佛成为衣裳。夜里亲眼见到郑安期。峰头的鹤最无情，不肯为游人停留片刻。题写《石山船》二首。石船高高架在碧山之巅，仿佛害怕风波急骤；傍晚的水流在十二时辰中从平地涌起。试问您在什么地方不会感到忧愁呢？以木兰作船桨，以桂木作短桨。向南连接着端明学士桥；我自称空船，世人却不认识。海门的风雨，日日潇潇。七月晦日，和诸位同游在大雨中的三髻山，鼓奏《御风》之章。千山雷雨，震动天门；万条山谷飞瀑奔流，如万马驰骋。不要说游人的魂魄几乎断裂；在瑶琴石室中，反而倒置玉制酒樽畅饮。秋衣被雨水反复打湿，海天一片寒凉。三座山峰秀美的景色，在雨中观看。只是遗憾多情，偏偏遇到了仙女；她的双鬟发髻仍然隔着云端。脚下是万仞高的层层山崖，耳边悬着危险的岩石；一根藤牵着白云，缓缓飘动，仿佛下面没有土地。夜宿后的雨意朦胧，眼前只有天空。赠给罗浮吴道士。仙人持着绛色旌节，从云中四百峰之巅来访葛洪。将来若在天柱山相见，玄鹤便会飘然飞舞在碧空之中。《柯节妇诗》。空庭中有盘石，面对它而心志不移。到此才知道青铜镜也会嫉妒蛾眉。子规在枝头啼到三更，仿佛流血；正像闺中女子咬指等待时。太守新题的诗写在照壁的画梁上，霜风飒飒，吹满清漳。您的家正在罗溪之上，一条水流曲折回旋，绵延万里。赠给汝诚，答应他赴贡北上。从南方来到梨岭，万重山色如绿色锦缎；遇到您，我才露出笑容。满院梅花开也开不尽；北方的云和春天的树，又在燕山关塞。翠色山壁与苍茫云气如锦绣般展开，夜凉时藤萝间的月色洒满松台。想念您却不能在梅溪相见，只有惆怅地任天风从万里之外吹来。万国儒生衣冠肃整，如鹭鸟成行；九重天阙之中朝见帝王的光辉。东边连接碣石山，悬着鳷鹊观；南面渡过秦淮河，有凤凰飞来。九条大道上车马每天辚辚作响，您此去初次充任上国的宾客。过去身居紫微而没有安世那样的尊贵；如今著《太玄》，却像扬子云一样贫穷。曾经排开云气上奏万言书，无奈天门闭塞，只有远望着我。汉室还有人询问贾谊；幽兰依旧结成芳香的衣襟。与李宗阳一同泛游西湖，邀请侄子兆男却没有来，便口头作诗催促他。当时他十五岁。西湖水中多白苹，白苹倒映在水面，随波摇动。山中花与水中花都灿烂夺目。您若不来，花儿就要笑话人了。答真空上人。佛家憎恶的，正是五蕴所成的须弥山；其实它原本只在人间。我如今已经出世，您知道吗？一日之间，便能乘九万里的扶摇而上。在有中谈有，最终还是归入有无之中；谈论无，却又执着于无。我用这句话来相互印证，恰如明月照耀江湖。《赏报》，有序。当时我代理闽清教谕，将要赴南宫考试，到了福州，遇到上报迁升和赏赐的事，后来便对我说：“如今赴南宫考试而及第，是可以期待的；即使及第却不赏赐，又有什么关系？难道要像罗文毅弹劾李贤那样，被贬为泉州市舶提举，那还谈什么赏赐？代理教谕升为左职，仍然只是知县，也没有赏赐，又有什么关系？难道要像陶靖节任职八十天便归去，那还谈什么赏赐？将来即使被召回，也没有赏赐，又有什么关系？授任御史，将要冒犯皇帝直谏，连性命都保不住，那还谈什么赏赐？”三更时，报信的人出去后又进来说：“听说您非常廉洁，知道您没有囊中金钱，请写几个字吧。”后来他向里长索取费用，我说：“难道能让里长替叶知县出钱吗？”于是作诗道谢，您随口作了一首绝句。我家住在青山，学习隐居避世；偶然前来拜访武夷君。铁桥流水旁却不能归去，听着清猿与白云相和，令人肠断。在洛阳遥望三髻山。云气锁住三座山峰，雨后天还没有放晴，只剩三髻山，形状像三台星。车夫们遥遥望去，彼此说道：“昨天还曾亲自到云里去过。” 宏路途中。太阳落山，虫声鸣叫，草上的露水清凉。海风吹来，月色苍苍。各处驿亭看起来都相似，高高地隔在松林之中，绵延十里。渡过峡江。

译峡江亭前，秋叶很多；峡江渡口，风浪充足。知道您急着渡江，如同江水奔流；帆影已经先行展开，对此又能怎么办呢？题写在茶洋驿清风亭。隔着树木传来蝉声，翠绿的山屏间穿流着林中的涧水；倚着栏杆聆听，行人一到便扬鞭离去，只有清风还留恋着竹亭。赠别韦纯显赴泰和。我们携带书剑一同游历了二十年，柳丝长长地系住万缕烟霭。身处天涯、失意潦倒，愁苦地面对分别；你要去西江，而我留在燕地。潞渚的船帆已经扬起，我却独自滞留；燕山风尘沾满了黑貂裘。愁绪袭来，已经写成了祢衡的《鹦鹉赋》，请替我先投向鹦鹉洲。向南游历时，我们一同唱着郢人的歌；楚水与闽山之间，路途究竟有多远？想把杨柳寄到天涯，只可惜可供攀折的已经不多了。三忠祠在上东门，古道上飞沙漫天，白日也显得昏暗；只有前朝遗留下来的松柏树，带霜的枝条姑且还可以赠给王孙。在朝斗坛踏月而行。太乙宫前，月色满盈之时，万顷沧波如碧玉琉璃。手持玉笛，站在瑶坛之上，吹奏起来，凌空飞起的锡杖也随之飞舞。用原韵回答林中洲的询问。寒烟迷蒙，细雨纷纷。江南草色已绿，春天却还没有归来。满树桃花，你不要再问；道人如今已经学会了无为。独自坐着，面对炉中香烟和霏霏细雨，闲看江水流逝、白云同归。主人想问我是否还清醒吗？哪里还有什么清醒之处，何必再问呢？友人约我赴佛会，作诗回答他。于是随着众人说道：“不要以为在西天焚香就能种下福田；在白鹤峰顶长啸一声，却不知道谁才是野狐禅。” 十四岁时，我在永福寺读书。友人击鼓七声，命我作诗，并索取道士的酒。远公当年在东林寺有酒，曾经招呼陶靖节前来。今夜在虎溪边一定要尽情醉倒，不要让明月照着空杯。《石洞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