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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说学斋稿》，明代危素撰。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说学斋稿》。别集类第五。明。提要。臣等谨案：《说学斋稿》四卷，为明代危素所撰。危素另有《草庐年谱》，已经著录。据《千顷堂书目》，他的文集原有五十卷，到明代已经散佚不存。此本是嘉靖三十八年归有光从吴氏处得到危素手稿后传抄的。书中不分卷帙，只在纸尾记载创作年月，都是元代所作。归有光跋文说共有一百三十六篇，此本却只有一百三十三篇。王懋竑《白田杂著》中的跋文又说：赋三篇、赞二篇、铭二篇、颂三篇、记五十一篇、序七十六篇，共一百三十八首。若以归有光跋文为传抄错误，但按照王懋竑所列，实际也只有一百三十七首，数目同样不相合。大概旧时没有刻本，好事者辗转传抄，所以篇数参差不齐，不能统一；实际上说的是同一本书。危素晚年不能善终，被世人讥笑；他这个人本来不值得称道，但他的文章在欧阳修、虞集、黄溍、柳贯之后，巍然成为一代宗师。王懋竑跋文称他的文章舒展深厚、澄澈宏博，看起来似乎平易，实际上很难有人赶得上；若不是熙甫，没人能知道它的深意。他如此珍重抄录流传，确实不是毫无缘由的。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说学斋稿》卷一。明代危素撰。《三节堂赋》（乙酉年）。考察偰氏在高堂的先世啊，那里是奠定偰辇居处的地方。正值元朝兴盛的运势啊，于是铲除强暴。伟大的令子偰辇豪迈不凡啊，跟随世皇平定吴地。不只是奋力作战啊，还陈述征讨的谋略。确实因为秉持正道而触犯时势啊，转运粮草到番禺。正当群盗交相炽盛啊，聚集草野间呼啸。凭借险要狭隘之地动用兵力啊，遇上了横行的凶恶渠帅。发誓以赤心奋战啊，英勇刚烈，始终不变。不久形势穷困而被擒啊，必定在危难中舍弃生命。海上雾气阴暗啊，山鬼呼号，狐狸乘势而出。可怜贤良的配偶守寡啊，已经历三十多年。抚摸青铜镜而含悲啊，泪水收在衣襟上。哀怜年幼孤弱的孩子啊，想到生养我的辛劳。怜悯没有父亲何所依靠啊，全靠慈母携持扶养。母亲遭受疾病而不能痊愈啊，我难道会吝惜自己的肌肤吗？割下大腿肉和药调和啊，欣喜沉重的痼疾得以苏醒。世人惊叹这种忠义啊，便写成作为人伦规范的美好楷模。在东湖修建堂宇歌咏三种节义啊，高高矗立。把遗留下来的器物珍藏在木匣中啊，绣有纹饰的锦帛包裹着诗书。想到延祐以后皇帝啊，搜罗文儒。于是通过科举取得美名啊，簪笏满朝。黎庶陷在泥涂之中；即使我的文章有所不工啊，也要揭示潜藏的德行并加以宣扬。确实相信天道极其明白啊，因此追溯它最初的根本。《别友赋》：送给葛子熙（癸酉年）。我生长在楚地南方的贫困之邦啊，感叹自己赶不上古人。手执简策长久歌咏啊，回望前行者却迟疑徘徊。感叹风气日益衰败啊，众人混杂在污浊之中。唯独清冷孤立又能到哪里去啊，担心诽谤之言接连而来。能够奉行仁、践履义啊，即使颠沛流离又有什么伤害？只怕操守实践会有懈怠啊，悲哀如丝被染成黑黄。想驾着云中螭龙高飞啊，向下遍览四海。佩带玉璐和宝剑啊，在天外放声长啸。遇见丹丘的仙人啊，原来是抱朴子的后代。早晨吸饮上池的露水啊，晚上采摘玄圃的香草。搜求六经的精华啊，悲叹黄帝、神农已经不能等待我。并驾着轻快的良马啊，想引导车轮前进。有疑难的义理就相互分析啊，同时互相修正我的过失。难道只是私人亲昵结交吗？将要借此使道德得到整饬。我怀念先生安于贫困啊，即使受到礼义约束也能自我安顿。只是担心甘美的饮食有时缺乏啊，难道不是孝子所乐意的吗？想到一家人孤弱啊，衣食都不能完备。奔走在泥涂之中啊，岁月渐渐到了晚年。停下彭泽的桂木船桨啊，于是向东在钱塘休息。抚视句践的旧都啊，凭吊台观的荒芜。扬起高帆渡过大海啊，仍与群仙相会于云中山坞。凌越扶桑向远处眺望啊，沐浴在鲜红而明亮的阳光中。遥望梅梁而长叹啊，向往诸冯的圣贤。为何三千年如此寂寥啊，大运竟有这样的盛衰起伏。遮蔽游乐的本来足以使人快乐啊，却伤感于奔驰劳苦。把红色的光辉散布在炎热的天空啊，哪里才能激发清风吹来？很快在汝水边调转轻车啊，将要和你一同采食苋菜豆叶。欣赏翠云山峰于青翠云气之间（金溪县有翠云峰），射麋鹿作为娱乐。尾声：你为什么要出行啊，去吴越的乡土啊？美妙的声音铿锵作响啊，我抬头远望。虞舜啊，遥远了；夏禹面对茫茫大海啊，令人哀叹百姓的生活啊，什么时候才能安康啊？《存存斋赋》：为尚书李孟豳所作（庚寅年）。太极混沌未分啊，是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本；阴阳二气开合啊，使万物蓬勃滋长。易道广大啊，在乾坤中具备于我身；极力提高认识以效法天啊，遵循谦卑的礼制以效法地。体察成就本性的存存之道啊，源于道义永不匮乏；确实伸缩张弛没有差失啊，柔与刚也彼此调济。伟大的邹孟轲崛起啊，正当战国兵争之时；哀怜民心迷乱啊，揭示皇极并加以阐明。说君子善于保存本心啊，不同于禽鸟的顽昧；那些卑陋琐碎、纷纷扰扰的人啊，终于被外物诱惑而丧失本性。明镜澄湛地摆在台上啊，最终却被尘垢遮蔽；茂盛的嘉谷遍地生长啊，为何与稂莠混杂？怀念皋陶、伊尹的后裔啊，早年便在滕国显露行迹；如冰壶般明净交相映照啊，如无双的白璧般纯洁。研习简册中的玄妙义理啊，驾驭卓越才华驰骋四方；于是到史馆校书啊，在台阁执掌法度。善于调和群情啊，有时正直进谏、直言不讳；像久旱中的甘霖啊，使天下八方从苦难中复苏。退休后沐浴斋居啊，抚玩《易》象而观察天道；真正坚持存存而不止息啊，与洙泗一脉的心传相契合。即使前路遥远漫长啊，也等待到白头而不改变；回想在虎林调转车驾啊，在京城偶然相逢。仰望云霄中高飞的身影啊，不要因为自己驽钝低劣而停止策励；在岁暮仍保持贞洁纯白啊，追随前代圣哲的道路。以几筵洁净为乐啊，左边陈列图籍，右边摆放书册；种植花木使芬芳繁茂啊，打开用韦带编联的书册而获得快乐。把内心情感寄托在文辞笔墨中啊，把美善的警戒写在座席旁边。《望番禺》（有序，庚寅年）。

译广东道肃政廉访使钦察核查军民事务，达噜噶齐托欢察尔在广州有许多违法行为，江南行御史台派监察御史镏振前往查办。镏振接受贿赂，说钦察所言并非事实，钦察愤恨而死。镏振也因恐惧得病，回到龙兴驿舍时，白天看见钦察出现在面前，于是噤声而死。不久，行台又派监察御史杜某调查此事，得到当时的衢州路总管薛超吾在任江西行中书省令史时所作的诗，于是会同诸位御史上奏章核查镏振。后世某年（缺），临川危素听说此事后哀悼他，作《望番禺》：‘望番禺啊，海上雾气沉沉；青天高高啊，白日却变得阴暗。悲风吹满山岭啊，夜里听见低沉的呜咽；豺狼虎豹张口咆哮啊，麒麟逃遁潜藏。望着番禺啊，完全使我心中悲伤。’ 《经历律图赞》（庚寅年）。啊！从前上古时代人类蒙昧纷乱，黄帝在涿鹿作战，于是产生了混乱的民众。唐尧、虞舜命契推广教化，人伦制度才建立学校，尊敬尊长，亲爱亲族。世事变化、风俗转移，常典不能遵循，于是设置刑罚威势，法令由此陈列。楚国有位君子，哀怜这些顽固愚昧的人，把经义附于律法，提纲挈领地反复告诫，使之流行于天下。彰明美德、怀抱新政，怎能使天下重新返璞归真，各守本职，保全天性？上下四方都像温暖的阳春一样和乐，刑罚搁置不用，凤凰麒麟也会纷纷出现。我为这幅图作赞，于是祝愿其教化无边无际。《异石铭》（有序，庚寅年）。武库副使高昌额森布哈君把一块奇异的石头给我看。石头大三寸，颜色纯碧，上面有白色纹理；纹理中有一个戴斗笠、骑驴的神人，白气向上贯通其中，还有两条龙在空中盘旋飞舞。君说，他的祖父甘州守库里拜托欢公到仁祖山佛寺时得到这块石头，路上因旧公文而将它收藏起来，已经很久了。大概这是天地灵气聚集而成的东西。看见这样的奇物，于是为它作铭。铭文说：太和之气氤氲弥漫，阴阳二气相互激荡；山川储藏英奇之气，奇石由此形成异样的形态。纯碧的石中含有素白纹理，神人光彩灿然。他行走迟缓，蜿蜒如惊龙；乘云飞跃，贯通天端地际。阴阳之气交错回旋，精气赫然显现，升腾而成为列星。好好地用匣子收藏起来，哪怕经过百千年也应如此。《范文正公读书台铭》（有序，庚寅年）。宋代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累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楚国文正范公，幼年丧父而贫困，跟随母亲改嫁到长山朱氏。朱氏任安乡县宰时，范公在太平兴国观读书。后来考中进士，进入朝廷参与大政，功名显赫，记载在史册上。后人指着他的遗迹吟咏歌唱、怀念追思，始终没有停止。正逢宋中书舍人、庐陵刘公才邵的八世孙刘珍寄居此县，于是修建祠宇，划拨良田供奉祭祀，请我危素撰文刻在读书台下，于是为此作铭。铭文说：显赫的范公啊，是东南的英杰；出将入相啊，功名光耀。眷顾这安乡啊，它是酆地所属的县邑；从北门出去啊，山林丘阜极其高峻。范公留下遗迹啊，高台巍峨；世事变迁啊，经过的人都兴起哀思。仲璧氏刘家啊，是衣冠世家的后裔；寄居在此乡啊，仰望异代的贤哲。砍伐良木啊，于是建起高堂；祭器陈列啊，愿神灵前来享用。登上那高高的山丘啊，凄然久久伫立。江水滔滔流去啊，岁月不会等待我们。啊，范公出仕啊，正逢其时；是谁使荆州、扬州的英才沉沦？范公的风范旨趣遥远啊，却越久越新。把铭文刻在坚贞的石头上啊，范公的英灵如有鬼神护佑。《赐帛颂》（有序，庚寅年）。皇帝治理天下十八年，先后三次赐给老人丝帛。这时抚州百姓张天佑受到恩宠。第一次受赐时，天佑八十多岁（缺）；第二次受赐时，八十多岁（缺）；第三次受赐时，八十多岁（缺）；最后一次受赐时，已经九十二岁。天佑年轻时喜欢道术，善于保养、节省自己的精神，是隐居在市井中的大隐士，对世俗没有欲求。他藏书极为丰富，用来勉励子孙。他能够活到高寿，大概确实不同于常人。国家自祖宗以来，爱护百姓如同子女；但对于尊敬礼遇高龄老人，尤其完备。由此可见，先王治理天下时，百姓受到教化、风俗容易形成的原因。于是史臣危素作颂，把美德归于皇上。颂文说：皇帝拥有万国，天下无不尊敬亲近。承受上天的明命，以仁德抚育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胞，四海承载，苍天覆盖。仁政施行，敬养老人，慈爱幼儿，礼物大量颁赐。皇帝有恩德的诏言，恩惠泽被广大。以孝治理天下确实敦厚；抚州作为郡，在江湖之外、山谷偏僻深处，百姓多能长寿。微臣张天佑，生于宋代，受到束帛的恩赐。明白的诏令飞快传来，养老并征求老人的意见。三王时代到太学迎接拜见老人，汉帝也曾多次受到称赞，竟然能做到如此。人的道术十分多样，藏书充满家中；守持专一而处世平和。用安车聘请贤人，仍然效法古代。应当秉持赤诚之心，从上辅佐圣德，使教化推行、风俗美善。皇帝的圣明，光明显著、无穷无尽；史臣作颂歌来赞美。《蕲春县兴学颂》（有序，庚寅年）。蕲春县长额森布哈君修缮了新的庙学，郡学教授卫子炎为此作记。君到京师上计时，略微向我谈起治理县邑的事情。君刚到任，便整治农桑、水利，审理平反诉讼，抚恤灾害伤亡，无不尽心尽力。他兴办学校的功绩最大。蕲春县学在郡城东北的鲜原，向来没有固定产业，在籍儒生有二十八家，大多贫困，不能自行振作。因此学校房屋倾塌，弦歌诵读寂寥。君刚到任，俯身拜谒庙宇，非常害怕无法符合国家崇尚学校、尊重文教的意旨，于是拿出官仓粮食作为倡导。县尹边守诚、县丞孙克昭、主簿苏世荣、教谕鲁志，以及胥吏和富民，都共同协助工程。因旧址修整的是大成殿、明新堂；拆除重建的是门、廊庑、斋舍；新建的是棂星门和大成门。至于祭祀场所、神龛、帷帐和祭器，没有不齐备的。学校的闲田全部用来种桑，每年收取所得，以补充供养学校的费用。百姓知道县令的意向，互相劝勉从事诗书学习，并且敦厚地践行孝悌。君治理政务，先后缓急安排得就是这样。于是为他作颂，命人刻在石上。颂文说：我行走在江边，于是采摘蕲草。田地多被杂草污莱覆盖，野外传来百姓的呻吟。上天监察下界，哀怜这些疲敝的百姓，赐给我们贤能的县令。皇帝的仁德，兴办学校，是先王的善政。到了世皇时，明确写入法令。蕲春有学校，用来祭祀玄圣孔子。栋梁弯曲、屋宇倾塌，怎么能够扩大敬意？贤能的县令终于到来，回头环视、徘徊感叹。于是召集各类工匠，没有谁敢不来。恭敬奉行明令，众人都说确实协调。祭器庄严陈列，百姓深受德泽。儿童与冠者和谐相处，弦歌诵读整齐响亮。修养品行、通晓经书，接连不断地充任贡士。正是这位长才，只是略试其才能。于是砍石刻辞，作为百姓的颂歌。《兴学颂》（有序，辛巳年）。

译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都达噜噶齐喀喇公伯嘉努请求修建左右南三所警巡院，修建大兴、宛平二县的孔子庙，并且建造学校。都府立即把事情送达礼部，礼部上报中书省。中书省同意他的建议，各自把官有房屋作为学校。又说学校设置教谕却没有廪食，不是尊敬师道的做法。中书省也同意了。唉！古代设立学校，是为了培养成人才，准备国家任用，不是小事。三所警巡院管辖之地，五方之人都聚集在那里。即使有才华出众的百姓，也必须经过教育才能明理，何况那些愚昧的民众呢？这两个县位于京畿之内，教育更不能缺少。这是本朝建立邦国、设置都城以来百年间的事，国学、京学的规制已经修成，只是对于五所县学还没有来得及兴建。如今在公任京尹之日兴建学校，那么公治理政务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能够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志愿，这是多么盛大啊！或者也是因为遇逢圣人留意于此道，所以公的意见能够取信朝廷，没有人加以阻挠。五所学校的师生，难道也不应当思考不要辜负公的志愿吗？公字九德，在官任职，像救活海商等事情都可以记载；现在只选取他治理政务懂得根本这一点作颂。颂文说：从前火帝来到燕地建都，山高水曲，神明共同扶助，于是在京城和国都建造庙学，用来祭祀圣师，讲授道德。人才蓬勃兴起，成为国家的光彩；小的可以成为椽桷，大的可以成为栋梁。三所警巡院以及京畿各县，设置教师，学校没有不能听闻见到的。康里公确实治理神京，政务公平，豪强奸猾都震惊，说：‘这些教化事务是我的责任。’于是向宰臣请求，很快便得到批准。于是奏响琴瑟，升歌雅乐，笾豆陈列在筵席上。威严地亲临这里；若不是公的言行，怎会赶上这样的盛时？教化遍及国都，风俗因此端正。冠帽衣裳庄严整齐，诵诗读书；所有众多士人，都不要昧失最初的本心。《赵步院记》（甲子年）。赵步院在金溪县南面，距离县城四十里，位于顺政乡梧桐里。可以知道它兴建于唐代，但也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年。佛殿、法堂上记有施财者黄谔的姓名，修缮者是米邦杰。延祐年间，寺中没有僧人。到了五年诞圣节，禅居寺僧人如瑛叹息说：‘赵步院也是我佛的祠庙。依我看，善于以佛道行世的人，不靠一点点粮食钱财，最终也能建成重楼广宇，鱼鼓之声彼此相闻。即使已经废弃的寺院，也应当设法兴复，何况正在兴盛的寺院，怎么忍心让它突然废弃呢？作为我们这些求学佛法的人，风餐露宿、饮涧食草，本来何必等待房屋的安定呢？所以一块地方存在了几百年，却坐视它成为荆棘丛生、狐狸野兔出没的废墟，实在有什么值得劝勉的呢？何况今天正值祝颂天子长寿，而这座院子独无僧人，无法表达报答皇上的礼意，这怎么可以呢？’于是向有关官府请求，住进了这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度化弟子，增置田园；乡人江大举又施舍了他的居室和若干亩菜园。后来过了十八年，如瑛已经去世，他的弟子嗣平谋划说：‘我的老师对于赵步院，实在勤劳，不能永远默默无闻而不给后人留下记载。’于是把事情始末备具，请我作记。我有志于学习经术、治理世务，愿意借此谈论一番。国家初建时，各郡县有主管僧人的官吏，他们的政令严酷。在那时，僧人竭尽财力供给，征收索取、追赶呼叫，前来求取财物的人没有一天空闲；如果稍有不应，惩罚立刻就到。僧人已经奔走于郡县之间，斗笠草鞋、烧饭住宿的费用又很多，所以贫困的寺院甚至卖掉锅釜、钟磬，仍然不够，只好四处逃散。仁宗皇帝在东宫时，首先废除了所谓僧录司的机构，僧人才得以缓解。如瑛来到赵步院时，正值仁宗在位；感念皇上的恩德如此深厚，所以把祝愿万寿作为祝祷，大概是内心自然产生的报答之情。然而自从废除主管僧人的官吏后，其他寺院的僧人安然无事，不再受到外界干扰；田地连片，却不承担征役。既然如此，精心修行万种功德，以达到正觉，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可是实际上大不相同：他们驾着华车肥马，结交攀附权势，亲近声色，增殖财产，大的甚至可以与封君相比。他们不知道朝廷尊崇、庇护他们，是希望他们超脱尘俗、明见本性而成佛，或者能够对政治教化有所补益。唉！这也足以深思了！乡里人说，如瑛居住赵步院时，穿着粗劣衣服，吃着简陋食物，努力耕种，所以寺院能够不衰败；他的见识确实不同于流俗。嗣平能够思念老师的勤劳，希望使贤者不朽；后来继承他的人读到我的记，也应当有所警戒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如瑛号玉庵，嗣平号云岩。江大举侍奉母亲极为谨慎，凭借相人之术走遍数郡，九十多岁时去世；他擅长钓鱼，所以号称钓舟子。《游先生文集目录后记》（丙子年）。以上是宋代监察御史、广平游先生的文集若干卷，篇目次第如上。从前河南二程子的门下，英才很多，其中卓然著称的，只有谢显道、尹彦明、杨中立和先生四人。杨氏传了三代而得到新安朱氏，阐明、发扬失传的经书和道统，所以杨氏的著作流传于世最为兴盛；其余的却几乎散佚磨灭，难道不可惜吗？当初先生在京师时，程叔子一见他，就说他可以和自己一同趋向大道。程伯子任扶沟县令，召集县中子弟到学校，让先生在其中任职；先生欣然从命，完全抛弃原来的学问而学习程氏之学。程叔子曾说：‘游君德性器度纯粹，学问每天进步，政务才能也远远超过常人，那么先生的成就就可想而知了。’既然如此，怎么可以让他的文章失传呢？元纯年间，我危素客居郡城，故金溪县主簿徐君奇伯的孙子把这部书借给我带回去。我和友人黄冔一起阅读，书中文字脱漏错误很多，便大为校订，又编排其先后次序；无法考知的地方则缺而不补。文章是心灵精微之处的体现。游先生亲自得到大儒的教导，又善于学习，他对文章之道的功劳非常大。唉！后世奋发有为的君子，也许可以从这部书中得到考察和启发。《游牛头山记》（戊寅年）。

译牛头山在金陵南面，距离三十里。至元四年，岁次戊寅，我留住在崇因寺。崇因寺位于全程中部。三月己酉日，我将和番阳僧人明晋同游山中。僧人善继、如壁，山阴道士费一元，都欣然愿意同行。经过石子冈，向东走到山下，寻找辟支佛洞。洞中昏暗，东面有个孔穴；把瓦石投入其中，发出铿锵声，过了很久才停止。孙权时山体裂开，有僧人从中出来，说是文殊辟支佛。云南唐周彦崇记载了这件事。经过大雄殿前，遇到寺僧明大和英台寺的一名僧人，他们带我登上兜率庵，那里正靠近山顶。又向东沿着崖石寻找融师的足迹和卓锡泉，山崖十分险峻，我们五个人都害怕，只有明大独自往来，像猿猴飞跃一样，还讥笑我们。又从庵西面前行，我和费一元不能跟随；能够前往的人回来夸说那里奇异优胜。阅读南唐保大年间所建佛窟寺碑，确实是王文秉所刻，文章十分衰弱，但刻字特别精美；我们抚摸观赏了很久才离开。到了下西寺，僧人道宣留我们吃饭；墙壁间看见恒山周昶的诗。周昶是文穆公的后代，皇庆年间任江西廉访司佥事，巡行到我的抚州，施政卓异，后来任职的人大多比不上他。这首诗虽然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地方，我却特别喜爱他这个人。道宣说：‘自从兵乱以来，寺院在邻郡的田地全都不能收回，所以僧徒众多，只能为衣食忙碌奔波，因此比不上从前兴盛。’听说祖堂寺有幽栖岩，山路危险陡峭，登上去相当艰难。我们在西峰寺休息，拜访融禅师庵，到了延寿寺；寺碑也是王文秉所刻，地上又有一块断碑，是唐大历年间僧人灵樽所书，文字十分简约古雅。于是住在寺中，第二天游览幽栖岩，拓下王文秉的题名；善继作诗题在石上，明晋作诗唱和。回来后登上东峰，望见兜率庵隐隐约约在山上，树木错落，像一幅画。费一元回头对善继说：‘你曾和我约定建庵，这里就是地方，不必再找别处了。’登临高处远望，从孙权分裂江南以来，经过晋、宋、齐、梁等朝代，数千百年之间，金陵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英雄豪杰留下的遗迹，已经全都被铲除磨灭了。我们这些人生逢太平清明之世，能够和山僧道士在山水之间娱乐性情，又是多么幸运啊！回来后记下这些，来推荐给喜爱奇景的君子。《余姚州核田记》（甲申年）。至正二年，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发文给绍兴路总管府，认为余姚州的田赋不均，于是交给同知州事刘侯端办理。起初，大德四年曾经核实田税，后来册籍毁于火灾，在乡里办事的人往往增减田亩数目，扰乱赋税的常规，于是富人享受其利益而安居，穷人耗尽家产却无处申诉，积累的弊病纷纷出现，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刘侯接到公文以来，出外住宿在官署，每天只回去一次问候母亲起居；他昼夜尽心操劳，连须发都发生了变化。每一块田都用印章在一尺见方的纸上盖印，发给田主，作为乌由，共四十六万多张。田地后来更换主人，如果有契约而没有乌由，就不予承认。百姓王实曾经把自己所有的田地假报为别人的户名，到这时害怕有人夺走，便主动自首；继而自首的人有五万人，有的过去没有纳粮，如今自报实有田地，甚至达到三五百亩。至于消除多年积累的争讼，共七千多件，三言两语之下，没有不感悟悔过的；父子兄弟重新恢复亲情的，大概有很多。又核查驿站田一万五千二百多亩，使有田的人分担役务；画出田地的形状，计算田亩多少来确定赋税，称为‘流水不越之簿’。又绘制图册，称为‘鱼鳞才次之图’；各都的田亩又有所谓‘兜簿’。至于划分等级以备差役赋税，又有所谓‘鼠尾册’。总计六千二百五十多帙，纲目全部展开，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刘侯任期届满交代事务后，上级官员挽留他，使他不能离去；然而他的号令在下属中执行，仍和刚到任时一样。如果不是已经得到百姓的拥护，怎么能这样呢？唉！像刘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能够替百姓作长远打算、回顾民生的人了。刘侯名辉，字文大，沉厚而精明干练，曾任风纪官，离开这里后进入朝廷任职也不远了。适逢我因出使经过此州，耆老杨仲等请我作文，把这件事刻在石上，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盗发彭府君墓记》（甲申年）。宋代名臣彭忠肃公的父亲府君，名文先，葬在清江县建安乡四会山的山麓，和四会院相邻。后来过了一百八十三年，到元至顺二年八月十六日，四会院的僧人敖本此率人挖掘府君的坟墓，打开石椁，砍毁棺木，毁坏尸体，抛弃在河中，盗取随葬器物，又把他的师父埋在上面，建了佛塔；还在附近假造一座小佛塔作为凭证。彭氏子孙涕泣号哭，奔走到官府申诉。清江县发文命太平寨巡检曹某前往查办。僧人拿出伪造的凭券来辩解，彭氏拿出忠肃公为其母亲墓室所作的志文，其中说：‘向左距离府君墓二十步。’测量后果然符合。墓中的砖都用朱漆写着彭氏的记号。曹君命人打开墓穴，得到新棺，旁边都填满旧砖；把僧人埋葬的地方挖出后，才找到彭氏被毁坏的棺木，斧头砍凿的痕迹清晰可辨，棺盖、鞋子都还在。有同郡杨君，当时所写的墓志石还埋在土中。县主簿王某奋然向上级官员报告，立即上报此事。部使者多次审讯，最后中书省将案件交给刑部；刑部议定按强盗论罪，减免死刑，把僧人刺字后贬为平民，隶属于有关官府充任警役，并归还墓地。彭氏后人奉命出使经过临江，购买史馆遗书，作《忠肃公传》，已经上奏皇帝。忠肃公的世孙镛请我记载发墓之事。如今国子博士刘闻和我在馆中谈论撰述时说：‘我任临江录事时，看到王主簿上报这件事，他难道不是毅然有为的大丈夫吗？’有人说，佛教徒一向损己利人；像敖本此这样残酷放纵，最终遭受刑罚，哪里看得出所谓损己利人呢？世上的人却纷纷向佛教求取福田利益，唉，何其迷惑啊！十五年后，即至正五年二月记。《乐平州慈湖书院赡学田记》（甲申年）。

译从前杨文元公治理乐平时，崇尚教化，敦厚礼义，治理百姓、奉事神明，都充分尽到职责。乐平百姓从前蒙受杨公恩惠，如今看来，都已经是他们的高祖、曾祖、祖父一辈了。然而离开杨公已经一百年，百姓仍然不能忘记；如果不是长期抚育教化，使他们心悦诚服，哪里能达到这样？孔子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人民。’这话是有道理的！袁正肃公任江东提点刑狱时，创建书楼和庙学。后来进入本朝，至元十九年，县尹翟君衡和故宋丞相马公的专祠商议，请拨贡士庄田若干供奉祭祀、供养师生。马公认为可行，于是在县治东面得到魏氏的空地，地势高敞明爽，山川呈现奇景，于是在上面修建宫舍，率领诸生入内行释奠礼。事情上报朝廷后，赐额为‘慈湖书院’，按照法令设置官员。至元二十七年核查天下户口，延祐二年清理田亩，这些田地都登记在书院名下。后来不知事情原委的人，每每拿贡士庄作为借口，官吏也得以在其中舞文弄墨，实在不足以仰承圣朝敦促学校、成就风俗教化百姓的旨意。至正元年，杨公的五世从孙同翁来任山长，把事情列举上报郡府；饶州路总管府知事于君凯向郡守说：‘慈湖书院用贡士庄田供养士人，这项做法在国家初年就已经实行，并不违反法律，为什么还要吝惜呢？’ 又把这件事上报江浙行省，行省认可了他的意见。从此书院才有了田产。危素起初经过这个州，拜谒祠堂之后，同翁详细叙述事情始末，请我作记。杨氏的学问，是从陆文安公那里得到的；杨公治理乐平，实际上又是朱文公任浙东常平使者时推荐的。然而不了解这些情况的人纷纷说朱、陆是不同的学派，真令人感叹！现在书院有田产可以自给，后来在其中求学的人，有一天出仕于清明之世，治理一方百姓，就应当以杨公治理乐平的政绩作为榜样。这就是记。《友樵斋记》（乙酉年）。我到越地去，得到越人王君所作的《楚语》，读了它，文辞好像是在哀悼屈大夫怀抱忠诚而死，实际上却是在寄托自己的身世。我忧伤地长叹说：‘可悲啊，这个人的志向，难道是因为命运不遇吗？’后来，太史叶君敬常传达佛教僧人大同的话说：‘前些时候，您经过越地，听到的《楚语》，是先君子的作品。先君子学问丰富，却与时势不合，退居在山海之间，混迹其中，和樵夫农人同类，所以把休息的屋子题名为“友樵”。翰林承旨赵公为他书写匾额，侍讲学士邓公书写《楚语》，刻在墙壁上，请您为我作记。’考察王君名发，字景回；他的父亲武冈君、教授王汝舟，藏书很多。王君幼年聪颖敏锐，能够全部读完这些书；有缺漏，就一定旁搜博访，补充完整才停止。关于礼乐刑政、冠婚丧祭，以及天地万物、虞初和稗官的言论，凡是能够辅助国家、补益名教的，他就立即亲手抄录。像晏丞相一类重要内容，总计若干卷。他性情极其孝顺，父亲生病时，亲自调治药食，又用楷书抄写佛经为父亲祈寿。有人聘请他做老师，他便说：‘我是人家的儿子，有侍奉父母的职责，怎么敢离开父母膝下到别处去？’ 因此跟随他学习的人接连来到门前，他启发、培养而有所成就的人很多。王君待人正直而不傲慢，和善而不随流俗，口中不谈利益，在屏风上大字写着‘忍贫’二字。然而不幸的是，他刚四十岁就去世了。唉！王君积累学问，不能说不勤奋；他的操守行为，不能说不谨慎；但最终隐没在山林之间，正当壮年便突然去世。我悲叹他的命运不遇，正是因为这一点。‘友樵斋’在上虞、会稽两县交界处，位于杨梅峰下，襟带浙江，拥有树木山石的美景。西面是日铸山，欧冶子淬炼宝剑的地方；东面是东山，谢太傅登临游览之处。大同虽然后来离去学习身毒之学，却也能够阅读他父亲的书，慷慨而有气节义气。他的弟弟克明居住在这里，能够继承家业；事业堵塞在前面，未必不会在后面通达，只要努力行善罢了。我正在编纂续补《楚辞》，已经收录王君的作品，又为他作序识别；同时再次接受叶君的请求，写下这篇记。《清啸轩记》（丙戌年）。我的性情喜欢清静寂寞，因为任职在馆阁，得以在京师太液池上借住道人的宫室一间；有空时便闭门静坐，自得其乐。邻居有元君寿卿，性情疏放爽朗，喜欢交游，间或前去拜访他。元君请我坐在他居所的清啸轩中，拿出法书名画共同欣赏，神情十分开朗。后来元君请我为他的轩作记，我开玩笑问他说：‘从前以啸为名的人，我听说有两个：孙登在苏门山长啸，刘琨在晋阳长啸。您的啸将要跟随谁呢？跟随刘琨的啸吗？刘琨是名将，如今天下太平，没有一点尘埃扰动，因此可知您的啸不同于刘琨的啸。跟随孙登的啸吗？孙登是隐士，您正要凭借才华出仕，为当世所用，因此可知您的啸也不同于孙登的啸。’怎么样呢？元君笑着说：‘先生为什么这样固执！我只知道长啸罢了，何必讨论像不像古人呢？’博学的人曾经告诉我，啸有十五章，其中有‘深溪虎’‘高柳蝉’‘巫峡猿’‘下鸿鹄’‘古木鸢’之类，还是向寿卿请教吧。于是写下这篇作为《清啸轩记》。《休宁县尹唐君核田记》（丙戌年）。

译本朝以五事、六事责成郡守县令，其中条目都说赋役要均平。唉！赋役难以均平，已经很久了。大体说来，江淮以北，赋役从户口中征取；江淮以南，则从土地中征取。户口的贫富没有固定，土地的买卖也没有固定主人。因此即使希望均平，最终也不能均平。何况忧虑百姓的守令极少，而贪婪残暴、在其中上下其手的人到处都是。假如在太平时代，皇恩雨露仍不能下达百姓，究竟是谁的罪过呢？我曾经寻求能够核查有田无税、纳税无田，从而确定力役的人，大概找到了三位：第一位是至元年间绍兴新昌县尹李君，第二位是大德年间金溪县尹赵君，第三位是同知余姚州事刘君。他们都能够从头到尾完成此事，百姓所受的恩惠难道会小吗？如今又听说吴兴唐君在徽州休宁县任县令，也把这件事放在首位。至正五年春，唐君刚到任，召集父老询问百姓有什么不便，大家都说赋役不均。唐君说：‘我不能让胥吏承办这件事，因为他们会借机作奸、滋生弊害。’于是听任百姓自行推选廉洁而能干、办事实在的人，把事情交给他们。五月甲子日，各乡各推举二人。唐君在县堂设酒，郑重告诫他们，戒令不得徇私、不得扰民、不得欺骗。约定三个月内把册籍送到县里，八月办完事务，将册籍上报郡府。百姓心情大为喜悦，歌颂之声传遍道路。于是父老请求砍石记载此事；他们到上京，请我作文。我本来就乐于见到唐君慈祥清廉简约、号令不繁，却一扫旧日弊病，使百姓长久乐于生息、安于职业，这是多么有古代循吏的风范啊！唐君名棣，字子华，文章清丽，擅长绘画山水；曾奉诏为嘉禧殿绘制御屏，所以不了解他的人只说他凭技艺成名而已。《国子监分学题名记》（丙戌年）。国子助教每年随驾巡幸，分赴上都，佩带国子学印，配给驿站骑马和公用车辆。学正或学录一人，伴读四人；其中一人兼掌仪礼，一人兼管典籍，一人兼掌典书，一人兼管勾稽弟子员。或有宿卫，或有随从父兄，人数没有定额。起初由留守司供给膳食，到至正（缺）年才停止。唯有国子监自大都按计钱粮以来，学生入学时，留守司预先办理供具。宣徽院颁赐尚酝，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的官员必定到场，这是为了奉行明诏，表示勉励。枢密院、翰林院、国史院、宣徽三院的官员来不来，则视其人而定。今年我一向同学录赵性端实来往，闲暇时追溯此事而求得这些情况。助教中有可考的，从大德八年开始，次年至皇庆二年缺载；学正、学录、伴读中有可考的，从延祐元年开始。于是诸生请求把这些姓名编次刻在石上，我说这叫题名，所以作此记。如今你们刻石流传永久，不也是好事吗？古书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创立言论。金子可以毁坏，这些却不可毁坏。’诸生努力吧。殿中司题名记（丙戌） 皇帝到上都避暑，臣僚分批随从护驾，而殿中司刻列姓名并作记，这是沿袭旧例。至正六年，殿中侍御史哈喇多尔济奉使来到，请我为此作记。我认为，自古帝王统治天下，深居九重宫禁之中，却能使政令通行四海，所以出宫必有警戒清道的仪节，入宫必有森严的禁卫，这都是为了显示尊卑等级，彰明上下秩序。何况在殿廷之间、朝会之时，更不能不严肃。臣下奏对有失于政事的，仪文有违于礼制的，都可以提出。每年到上都，随驾的各官署官员，三日以内都要申报说明；超过三日，无故不到的，便可纠察治罪。这就是殿中侍御史的职责，难道不可以称为清贵重要的官职吗？国家把这样重大的责任委托给他们，大概就是如此。任此官职的人，难道可以不竭尽忠贞，想着如何称职报效吗？至于知班这一职位最初设置，是为了检举礼仪不合规范的行为；后来又兼掌文书，并设置通事、驿史，这些都是本朝的制度。这一年，知班鄂伦博斯哈、通事闗寳、译史哈喇章实随驾而行。洪赞孔子庙塑象记（丙戌） 至正三年，■〈氵累〉阳的诸生李泰在懐来县洪赞驿西北买地，修建孔子庙。驿令说：‘我当竭力相助，实际赞成并促成此事。’至正五年，站戸长宣平王训出钱塑造孔子像。至正六年，李泰又出钱，率众塑造颜子以下十四位从祀者的像。于是他到上京来，请求我作记。懐来古称绝塞，洪赞距离县城很远，如今却已临近京畿。正逢崇尚文教的时代，所以即使山谷偏僻幽深，圣人的教化也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李泰居住在隐微困约之中，却能率领百姓学习祭祀礼仪；而王温身负驿令之职，又能思虑职责之外的事情，真是贤能啊！让人仰望孔子的盛大德容，必然会有所振奋而兴起。昭福寺法堂记（丙戌） 浮屠师继清把他所居昭福寺新建法堂的始末带到京师，请同乡危素作记。考察此寺，在金溪县南五十里；后唐纪历年间，头陀僧进明创建，后来中途废弃。宋淳化年间，乡人请项山悟空禅寺的僧人善津来主持。善津的弟子叫用和，用和的弟子叫如陵。开庆年间改律宗为禅宗，静思寺僧妙冲来主持。不久妙冲请求恢复律宗，于是妙冲和如陵的弟子一同传承并居住管理此寺。如今僧人希晃、希和、正宁、正宗、正大，是妙冲一系的传人；继清和正朗，是如陵一系的传人。起初善津、用和相继兴建寺宇，如陵新建法堂。元贞年间寺院遭火灾，妙冲的弟子如壁于是重新修建。后来又毁坏，僧人维仁主持寺务，聚集材料尚未修建便去世了。希晃继任寺务，维仁的弟子正宁、希和、继清都竭力共同完成此事。工程始于至正四年五月初一，次年九月十五日法堂建成。法堂共七间，耗费中统钞一万贯；乡人拿财物前来相助的，约占五分之二。法堂中室之后建有观音阁，这是希和、静思寺僧维宁以及朱琛共同资助的。唉！佛法的学问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表达的；既然佛经多到将近六千卷，佛教徒就必然要有演说佛法的场所，这就是修建法堂的原因。东南地区战乱平息将近六十年，国家又崇尚佛学，赐给寺院田地，免除它们的徭役，使僧徒安闲舒展、没有忧患。然而也有人放纵自己而不遵守规矩。我们这里山深谷幽，没有外物诱惑，像昭福寺这些僧人能够专心求学来修养整饬自己，并且致力于修建这座法堂，他们的勤劳达到如此程度，我实在无法推辞不为之作记。玄儒吕先生道行记（丁亥）

译先生名虚夷，字与之，姓吕，是春化人。吕家世代承袭家业；先生刚出生时，母亲因为吕家祖上只有一个儿子，担心若不传承家业，他必定会出家为僧或为道士，三天没有给他洗浴。嫂嫂胡氏怜悯他，亲自给他喂乳。年轻时曾在鄞县、象山县的县衙任职，希望得到微薄俸禄来奉养母亲。母亲去世后，他便辞职离去，进入天台桐柏山崇道观，穿上道士服，更加研治经史。皇庆年间，他到庆元报恩寺，向吴尊师学习祈求风雨、役使鬼神的法术。有一位王翁，在象山郁溪盖坞的孤绝之处修筑道馆；先生祈雨应验，王翁于是留他共同居住，这就是大瀛海道院。翰林学士临川吴公曾为此作记。至正元年，庆元发生旱灾；五月己酉，先生在郡治祈雨，西北方云气升起，形状像天神手执兵杖，官吏惊呼而拜了两拜，不久大雨降下。临江路同知、总管府事赵侯由松召请他主持福顺观，修建高阁供奉四明洞天之神。先生重义而质朴正直，端庄谨慎而平易近人，安于贫困、守持道义，不追求华丽装饰，不趋附权势利禄，平素喜爱待客，常常典当衣物来准备食物。他通晓禅观之学，沙门师恢、大章噩、无梦铭、古鼎都曾有与他唱和的作品。他曾同翰林侍讲学士、同郡人袁公僧岫云一起坐在松树荫下讲解《老子》，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吴公又为它作赞。他对乡亲极其厚道，乡亲有喜事必定庆贺，有忧事必定吊慰。博士袁士元生病，一年都没有痊愈，先生冒着寒暑、踏着冰霜，替他求医请祷，长久不懈怠。有一天他来探视病情，渡河时忽然刮起大风、掀起巨浪，船翻了，他被水淹没；先生慢慢起身，脸色丝毫不变，说：‘不要让病人听见这件事，免得使他受惊。’同舍生项诚之长期客居杭州，年老而无所依靠，先生亲自前往迎接他，愿意终身同他相处。然而先生既已隐居，对世俗没有什么求取；到了杭州吴山，看见古梅和盘曲奇怪的藤树，便把它们当作益友。至正四年二月丙辰，他没有生病便去世了。在此以前，郡人金谅在鄞县东湖西亭有一座山，预先为先生营造寿藏；到这时，他的弟子捧着冠剑将其埋葬。全城人都前往送葬，即使军卒和普通百姓也在路旁设祭。接受他传授道法的金谅、钱津以及各位交游，修建天坛道院，筑誓坛来收藏他的著作：《老子讲义》缺卷，《啬斋文集》缺卷。先生亲自撰写的有《瀛海记言》十七卷，都是当时名人为先生所作的作品。起初，吴尊师在城东另有一座馆舍，门人吴某把它毁掉了。先生曾接受师父的遗命，极力想要恢复它，但有权势的人暗中庇护吴某。他无法据理直争，所以到去世时仍把这件事当作遗憾。我在二十岁时才开始认识先生，曾相信他在龙虎山，彼此如神交一般。后来过了四年，我和他徒步去华盖山拜见吴公，抚慰并请教于他。当时本郡处士孙君履常、吴君仲谷相互登临吟咏，兴致欢乐。又过了十八年，我恰好到鄞县，而先生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唉，真令人悲痛！葛逻禄乃贤和他的弟子郑守仁，请我把先生的遗事写下来，并收藏起来。金溪县梁安峡义渡记（戊子） 抚州所属的县有金溪，县南五十里有梁安峡，石壁陡峭险峻，两岸山崖对峙。南城各处的水都汇聚到这里。上游有一个渡口叫马头，渡过峡谷东侧后，水深得无法涉渡。临川营前里有个张昭孙，名不恭，感慨地说：‘我的先君葬在梁安山中，距离渡口才二里。’于是修建祠堂祭祀父亲，又在外面建屋供渡客停留，在这里歇息。请永嘉僧人普愿守护，划出若干亩肥田，用来供养船夫并供给他们饭食。后来又加以扩建，有余财的曾某、吴某都捐田相助。始终赞助此事完成的，是项山寺主僧师启；又因为寺院离这里近，于是委托他永久负责此事，希望不要有毁坏废弃的时候。吴君的儿子扩把信送到京师，对他的朋友危素说：‘希望您作一篇记。’我读《周官》，其中《夏官》的职掌有司险，掌管九州岛的地图，全面了解山林川泽的险阻，从而使道路通行。山林有险阻就开凿，川泽有险阻就架桥，这一职官叫司险，是因为有敌国侵扰侵犯的缘故。如今国家完全取得四方疆域，土地本来就不需要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所以司险这一官职不再设置。然而道路桥梁也有专门负责的人，只是有关官吏大多急于处理钱粮和文书事务，认为这些事情迂缓而不切实际，不再有意加以办理。因此渡口的船只被强悍之徒、凶恶之人把持，他们争夺细微的利益，把性命看得像鸿毛一样轻，这样的人大概很多。即使法令中明文规定禁止刁难阻滞，也没有人能够革除这种弊病。唉，哪里叹息得尽呢！如今张君和州里的贤士豪杰致力于此事，并没有什么外在逼迫，而是拿出私财带头，开垦肥田也毫不吝惜，这难道不可以称为义举吗？因此写下此文，给后人看。莲华寳胜寺记（己丑）

译豫章僧人志佑来到京师游历，把事情经过告诉临川危素说：‘我所居住的寺院在南昌境内，叫莲华寳胜寺。寺中有三百多亩田地，唐朝尚书右丞相、赠司徒、谥号文献的张公祠堂就在这里。宋朝兴起时，官塘中的田地被百姓姚氏占据，主持僧澄江极力使它归还，直到今天，官府文书还都在。澄江又环绕寺院种竹，年年积累，达到三万多竿。进入本朝后，僧人至寳建造四间屋子，在竹林间题名为莲溪书院。泰定初年，僧人绍能将要去世，嘱咐弟子说：‘我死之后，你要努力行善。’于是僧人觉先建造善法堂。至顺初年，僧人绍定与长者万仁在寺西修建石桥，名为万年桥。至元二年，主持僧宗庆与僧德宁用公库余财建造三门和西庑。僧人德淳在寺前建亭，名为锁翠亭，又建外门，名为碧莲梵景。第二年，觉先出资建造海会堂和东庑。又过一年，觉先接任住持。至正五年，新建佛殿、真堂、伽蓝神祠以及各种塑像、厨房、库房和各种器物，没有一样不齐备，于是请您为它作记。’志佑又说：‘各位法师相继为寺院竭力，后人怎么可以忘记呢？考察张公的遗迹，年代越久越加显著，您难道没有感想吗？’考察张公的事迹：张丞相张说最亲近、最敬重张公，并且同他通谱系，说：‘他是后来词人中的佼佼者。’张公入朝任中书舍人时，正逢御史中丞宇文融先提出建议，搜括天下的游户和户籍以外的田地；他被任为十道劝农使，分赴各郡县。张公担心扰民，多次抵制阻止。张公对张说说：‘宇文融新近掌权，能言善辩而且多有欺诈，您不能轻视他。’张说说：‘狗鼠一样的人能有什么作为？’到这时，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置十个铨司，分别管理选官事务，张公仍不赞同。宇文融怨恨恼怒，便同崔隐甫、李林甫谋划诬陷张公，于是张公被罢去宰相之职，张公也改任太常少卿，出任冀州刺史。因为母亲不肯离开乡里，所以上表请求调任洪州都督。张公在任官期间，难道不曾在这里休息过吗？张公从岭海起家，被举荐参加道侔伊吕科，立身于朝廷，秉持正道、直言进谏；他的进退关系着天下的治乱，大概也可以称为百世之师了。他学习佛教，既然已经出世离开人伦，却还能尊崇敬重先贤，严肃办理祭祀，难道哪里是那些见识浅薄的人可以相比议论的？从澄江法师以下，都应该表彰记载他们的功劳，用来勉励后来者。安公堤记（己丑） 至正八年，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安侯因选拔而任龙兴路总管。到任以后，均平赋役，简省狱讼，不到一两个月，政令全都得到施行。过了不久，连续几个月不下雨，安侯遍祷各处群祀。不久大雨连绵不止，祈祷后又得到应验。江水突然暴涨，居民几乎被冲走淹死；他向水神祈祷，水势于是平息。在这以前，城西新坊水道干涸，水流便直冲湖中；春夏水涨时，人和马都苦于涉水，溺死的人数不胜数。安侯查看后，叹息说：‘修筑堤防，是我的职责。’想要命属吏办理，又担心他们借机扰害百姓，于是首先拿出俸钱倡导，交给翠巖寺住持沙门师知，并集合众人的力量修筑。没有经过多久，堤坝就建成了若干丈。在要害处凿石建桥，下面疏通水门，行人都很高兴。众人一起请求命名为‘安公堤’。郡中父老认为我住在邻郡，是诸生，又在太史官署任职，记载事情、记录功绩本是我的职责，便请我写文章刻石，记载这项功绩。从前郑国公孙侨用君王的车驾在溱水、洧水渡送百姓，孟轲讥讽他只施小惠而不知道施行政事。什么叫施行政事？不过是造一座小桥、架一座大桥罢了。安侯修筑这座堤坝，从此可以说懂得施行政事了。皇上的仁德遍及四海，忧虑郡县凋敝、鳏夫寡妇无所申诉，于是重新制定保任法，责成官员取得成效，由此可知他急于治理国家的心意了。只是如今各郡县，事务轻重、难易不同，形势并不一致。龙兴是江右的一大都会，临近行省和宪府，可以说既重要又艰难。因为安侯历任中外官职，声望一向显著，所以把千里之地的重任交给他；安侯也早晚忧劳，想着竭尽自己的才智来建立功业，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些都应该写下来，用来勉励后来者。安侯名谦，字仲益。江州路能仁禅寺三门记（己丑）

译江州城南角有一座佛塔。东魏天平二年，沙门祖道把佛舍利埋藏在其中，用水精瓶盛放，以金、银、铁、石函加以严密护卫。南唐李升在位时，军师威烈公何洙修建佛寺，称为福圣寺。宋朝派曹翰攻取江州，屠杀城中居民；因为寺中藏有舍利，唯独没有毁于兵火。天圣年间，赐额为承天寺，沙门智聪大加修葺，尚书礼部郎中祖士衡为它作了记。不久，名僧白云端、佛印元、铁面感、宏智觉相继主持此寺，号称丛林兴盛。政和七年，改名能仁寺。绍兴十一年，龙图阁学士蒋璨题写匾额。淳熙十四年，有僧人从天台来，嬉笑怒骂，像狂人一样，人们称他为风和尚。有一天，他同僧人智聪以及富商巨贾共同兴修寺院，具体事情见洪文敏公所作的记。宋朝灭亡后，何公施舍的在鄂州嘉鱼县的田地，被田地的佃户趁机占有。寺僧祖印、本中、宗溥到官府争讼，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宗溥的弟子叫致尧，才平息田产诉讼，并专心修造寺院，人们争相送钱财。县中的钟楼、藏经殿焕然一新，重新兴建。郡人李贵和捐田一百多亩，又捐山地若干亩，如今命名为福田庄。致尧主持寺务二十七年，后来退居。至正二年，行宣政院因为南康沙门师严学问和品行纯厚完备，选他为住持，四方学者仰慕而来，于是修建僧堂、众寮，各种居住器具都准备齐全，居住者才安定；只是寺院田产收入微薄，粮食无法供给。郡人黄仁每年拿三百五十石谷贷给田户，收取利息来帮助寺僧，只有惠经负责经营管理。寺院原有田地在蛇口湖尾的有六百多亩，收取粮食接济，于是粮食勉强够用。黄仁又捐出若干茶地以及南郭思贤桥，从此点灯的费用不再需要琐细地向市民求取。至正六年夏天，大风雷雨毁坏了三门，于是沿江上溯到荆州玉泉寺、景德寺，由寺福佑倡导募施，筹得五千多缗钱。回来后，寺僧德永也拿出五千缗钱，同师严的弟子宏教购买蜀地的优良木材。到达荆州时，正遇到巨大的木筏遮蔽江面顺流而下，于是得到檜柏四百多株。至正七年九月庚申开始施工，中间建屋五间，东西两边各四间，规模雄伟，比旧制扩大了一倍。官府和百姓知道师严公正而勤劳，都拿钱出来相助。至正九年夏天，丹雘和彩绘、砖石工程全部完工，便让宏教到京师请我作记。师严说：‘我们佛门所说的三空，就是无相、无愿，合称三种解脱。意思是一下子使我与诸法皆空，不滞留于一切法相，也不存留任何愿求罢了。然而这也只是曲折地施设方便法门，是想让人舍弃那些滞碍，深入一乘佛法的门径而已。如果不能深入修习上乘佛法，那么十方世界就是一个道场，十方世界就是一扇门，十方世界就是一尊佛的真实法身。如此说来，又有什么所谓三门呢？我过去同师严一起客居金陵，知道他清贫苦修，不自我炫耀。看看这些话，作为他的弟子，应当由此有所领悟而深入吧。因此趁着记述他建造三门的事情，也一并记下这些话。’ 静明书塾记（己丑） 从前，四明袁正肃公任江东提点刑狱，巡视到信州贵溪时，修建象山书院，在徐岩祭祀陆文安公。他流传下来的风尚和遗俗，长久没有泯灭。所以近世该县出了陈先生立大，他毅然有扶持树立正道的志向，只是世人不能窥见他的深厚内蕴。他做学问，上能通达性命的精微，下则对事物细节极其谨慎，兢兢业业，早晚都不懈怠。假使先生当时被任用于世，他所施展的功业，必定扎实而精当；然而他隐居困约于里巷之间，终于老死，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先生家中收藏书籍约有一千卷，缮写、校点的手迹仍保存着。又有著作《论语正义》二十卷，他的儿子善益恭敬地收藏起来，并把居室题名为‘静明书塾’。书塾中设置先生的像，春秋两季严肃祭祀；善益不远数十里，请我为之作记。我在天历至顺年间，曾多次到先生家中拜见他，他启发训导我，无不用尽真情。我瞻仰他的风采，觉得他像孤峰绝壁一样，无法接近。我资质凡庸鄙陋，德行没有得到更多修养，行为义理也没有超过别人。岁月不停留，我渐渐到了晚年，仰望追思先生的盛德厚意，不知该怎样图报呢？先生虽然已经去世，幸而他的遗书仍有贤能的子孙承继并收藏。天下后世的士人，如果想听闻先生的言论和旨趣，经过贵溪县，来到他的家中，拜他的画像，读他的著作，行善的心意就会像河流刚刚开始增长一样，浩大而不可遏止。那么先生暗中施加给学者的影响，不就在这里吗？于是为他作记，刻在墙壁之间。翰林国史院经历司题名记（己丑） 世祖皇帝开始登临帝位，建立翰林官署。至元元年，设置学士院。至元四年，改置翰林兼国史院，品秩为正三品。至元二十年，设置典簿厅，任命杨勋担任典簿。大德九年，翰林兼国史院升为正二品，又把典簿厅改为司直司，设置司直一人，由陈景元担任；都事一人，由王恭政担任。皇庆元年，院升为从一品，司直司改为经历司，设置经历一人，由田澍担任；都事一人，由王璧担任。至正元年，又让经历兼任经筵参赞官。这就是它沿革的大概。至正九年夏，学士承旨威明公玛南同僚友商议，刻石载录姓名，昭示永久。恰逢经历职位空缺，汪古君图沁特穆尔凭勋臣家子弟的身份，被选为都事；他爱好崇尚文雅，竭力赞助此事完成。因此经历司也应当有一篇记。石碑已经准备好，图沁特穆尔请我为它叙述。私下考察前代负责代天子立言的官员和掌管编纂修史的职务，都被称为清华之地。本朝把二者合为一体，权势严重而事务重大。那些在幕府中参与筹划的人，文书簿册稀少，诉讼案件不多，十天之内也不过到官署三次罢了。由此可见朝廷对文臣的优容，也已经达到极点了。仁宗皇帝大概常常重申命令，要选择贤能的人来担任这些职务。圣上的思虑所及，深远得如同深渊，不是我这样的愚臣所能测知。然而担任这些官职的人，难道不应该思考如何报答并称职吗？儒英阁记（己丑）

译宋朝右文殿修撰、致仕中大夫、赠宝章阁待制、谥号献肃的柴公的六世孙季承，在南溪之上建造高阁，用来收藏先世留下的书籍。他的姻亲兄长陈君汝贤来到京师，因为我与漳州府君有文章交谊，请我替高阁命名。我平常读四明袁正肃公为柴公墓所作的铭文，其中有句话说：‘这位就是献肃公，真是卓异的儒者英才。’于是请求用‘儒英’为阁命名。陈君又根据季承的意思，请我记述此阁。当年柴公任我州军事推官，韩侂胄掌握国政，诬陷残害正直之人，把濂洛一派传授的学问称为伪学。转运司发檄文，命柴公亲自说明自己不是伪学之徒，才可以担任考试官。柴公奋笔写道：‘我从小学习诵读程颐的书籍，凭此取得科第；如果把这种学问认为是伪学，我就不愿主持考试。’后来他升任太学博士、宗正少卿，议论政事恳切正直。他镇守襄阳时兼管帅司、漕司事务，任提点浙西刑狱时，考察举劾都很适当。他在经筵讲说时，所陈述的都尊崇正道、排斥邪说，光明磊落而清楚明白。袁公曾引用汉代鲍宣的话：‘朝廷大臣中没有具有大儒骨鲠之气、年老德高、卓异伟岸的人，能够议论贯通古今，慨然感动众人之心，忧虑国家如同饥渴一般，我没有见到这样的人。’ 只有柴公足以当得起这些话。唉，这大概就是他成为儒者英才的原因吧！然而当时君主被谗言邪说迷惑，使柴公不能完全施展才华，儒英的功效没有显著于天下，难道不可惜吗？我过去奉诏编修《宋史》，曾经为柴公立传；这样一来，柴公的高尚风范和重大节操足以震耀后世，也没有遗憾了。柴公去世已有一百二十多年，季承仍凭借诗书使家业世代相传，将要继续成为世代的儒英；行善的报偿，大概就在这里吧？我家距离于越不到三夜路程，将来退休归田后，一定到柴公祠下拜谒，读他的遗书，登上这座高阁，还能为季承作诗赋咏。兰溪桥记（己丑） 从我们金溪县向东走四十五里，有个地方叫兰溪。从前这里盛产马兰，民间又称为马兰桥。马兰茎紫叶翠，另一个名称是泽兰。宋朝末年，桥梁毁坏，只用横木搭成简陋小桥，车马必须涉水而过，只有步行的人还能勉强踩着通过。春夏之间，溪水横溢，常常阻塞险困，不能前进。溪边有毛氏人家，他们是宋朝南渡以后江宁县丞、名辨之人的子弟，从南城县龙荫里迁到这里，至今已有二百五十多年。毛翁士谦的居所离桥最近，清池茂林相互映衬环绕。毛翁年过七十，没有子嗣，孤独地住在一间屋里。至正四年，水灾、旱灾、疾病、瘟疫一起发生，毛翁病重将死，前往投靠族人翼会。翼会正在修建西溪家塾，把尊祖敬宗作为首要事务，怜悯他，便留他住在其中。毛翁将死时，把自己的居所卖给龙虎山曾君日省。曾君重新修治房屋，题名为兰溪寓所，命他的弟子闽中高昌宗守护。曾君的族人和先世坟墓都在金溪，每年按时回家，必定经过兰溪，感慨桥梁长期荒废，便嘱托同乡罗君义方请求说：‘毛氏族人常常想修建它却没有成功，您难道不愿意做这件事吗？’ 曾君立即拿出钱来买石料，雇工并把工程交给钱唐州民匠提领毛君一夔督办。于是毛一夔也拿出粮食，并把曾君的意图告诉宗族邻里；听到的人都送钱出力，没有一个面露难色。没过几年，役夫便报告工程完成，从此不再有涉水的困难。翼会来到京师，对我说：‘希望您作一篇记。’这座桥离我家非常近，我年轻时曾多次经过，屡次感叹百姓还没有余力顾及这件事。曾君学习老氏之学，年已八九十岁，这次举动大概是无所求取却去做了它；无所求取而做事，他的心意是公正无私的吧？这件事应该记下来。把碑刻在道路左边，后来仁人君子看见桥将要毁坏而加以修缮，希望曾君的善举能够确实得到继承，长久惠及众人，难道不是盛事吗？曾君字省吾，毛翁字君实，一夔字君尧，翼字遇顺，高君字符适，罗君字敬德。桥建成于至正六年。至正九年四月甲子记。信州龟峰瑞相寺记（己丑） 信州弋阳县向南二十五里，有一座形如龟的山。从南北望去，群峰丛聚相映，收拢起来像一体；从东西观看，则两山相对耸立，南山高耸尖锐而独立，北山高大隆起，像手臂伸展。斜看山背，只见横向绵延、陡峭险峻，像坚固的城壁和营垒。山顶有城堞，正面望去，层层山峦重叠起伏，彼此相连，像星辰交错；一座座高耸峻拔，互相朝拜拱捧。将要到达时，四面环视，山势合拢，仿佛无路可以进入。后来沿着山崖绕过峰峦，曲折如斗柄转折而入，四周群山环抱，而以山峰命名的共有三十二处。有一峰叫石蜃，能吐纳云气来预示晴雨；中间的一峰叫石龟，唐乾宁年间，僧人茂蟾在它下面建寺，名叫灵胜寺。到了宋真宗时改名瑞相寺。太子少保赵抃、龙图阁学士韩元吉都曾作诗。丞相陈康伯请求朝廷改名显亲寺，崇福寺如今又恢复名为瑞相寺。寺中有一位僧人（缺名）学问高深，弟子琼光应重仁，事迹载于《传灯录》。有道之士居住在这座山中的，有晦庵光、云庵庆、曹原生、山堂淳、桕庭永、孤云权；从这里出山而主持名刹的，有径山蒙庵聪、雪峰螺庵肇。看这些人物，就知道他们足以为此山增重。本朝延祐五年，禅师从正主持此山；第二年发生火灾，过了十多年，寺院的规制才全部恢复旧观。又过三年，从正因年老请求退职，推荐禅师德学代替自己；凡是尚未完备的，德学法师都竭尽力量完成。八年之间，讲法的道场大为兴盛。至元五年，又毁于火灾，众人都号哭，只有道元面色不变，慢慢安慰他们说：‘这大概是天数，难道没听说成、住、坏、空是世间的现象吗？我的缘分还没有尽，应当努力恢复它，有什么可忧虑的！’随后率领各位乐善好施者聚集工匠、选择木材，依次兴复寺院，雄伟华丽，比从前更胜。于是让他的弟子行观来到京师，请我为此作记。如今国家崇尚佛教，京城遍布高墙大厦，大的工程由官府兴建。唉，劳损百姓力量来求取福田，难道是佛的本心吗？看瑞相寺的兴建，唯独是由于州里有余财的人彼此共同成全，可见从正、德学两位法师的品行取信于人。或者也是因为此山山川优美，足以吸引僧徒，使他们安然舒展地前来，那么继承佛法灯火、见载于记录中的人物，将会接连出现。我因此考察前人记述的地形，叙述它的始末，让这些一同刻在碑上。懐徳书院记

译少昊氏的第四代后裔陶居住在雷泽，虞帝寻访他，任命他为士师；他制定律法，执守中正，被封在皋地，所以称为皋陶。后来封地在英、六，就是今天的六安州。宋朝丞相晏殊公认为皋陶墓就在这里，在州治东面；古代有皋陶祠，地方只有一亩。后来靠近监狱，低湿狭小，很不相称。至正八年秋，达鲁花赤伯嘉纳君与知州赵君孜共同商议，把它迁移出来，规划建为书院。他们向民间广泛查访皋陶墓；恰逢军千户要在城东角建官署，于是买地与他交换。地势朝阳，后面依靠高冈，东西二十多丈，南面土地加倍还多十多丈。二位官员率领僚属拿出俸钱，准备木料石料，州民中好义的人都来相助。建正殿、东西两庑、讲堂、前门，各四间，用周围的墙环绕。工程始于这一年某月某日，次年某月某日落成。建成后他们来信请我作记，我为此作记。我听儒学先贤说：‘唐尧虞舜时代，道统在皋陶。’我曾思考这句话，却没有完全探究它的旨意。大概在那个时候，朝廷中的臣子，德行相近的只有伯禹和皋陶。伯禹的功劳显著，皋陶的见识却比伯禹更深密。伯禹的功绩，天下人共同知道；皋陶的功绩，若不是虞帝和伯禹，没有人知道。禹即位的第二年，皋陶去世。《史记》说：‘帝禹即位后举用皋陶，推荐他并且把政事交给他；皋陶去世后，才举用益，让他主持政事。’这句话，懂得帝禹的心意；皋陶虽然不幸没有来得及君临天下，但百姓本来已经感受到他的德行了。这个地方自皋陶受封以来，直到今天已有三千六百多年，如今才由贤能的侯守尊敬祭祀、表彰他的功德，也可以说是盛事啊！考察皋陶告诫他的君主说：‘谨慎修养自身，考虑长久之道，厚待并使九族和百姓亲睦有序；勉力辅佐君主，亲近的人能做好，远方的人自然也会归服，关键就在这里。’君子认为这段话体用兼备、品节详明，就是《大学》的道理。至于知人安民的论述，也一定以兢兢业业、诚信为根本，即所谓‘我的话是善的，可以落实实行’。后来在这里求学的人，如果实行他的话并深入用力，将会看到人才像猬刺一样聚集，被国家任用，那么书院就不是徒然建立了。伯嘉纳君在这里治理州政，以清简为原则，百姓爱戴并亲近他。赵君是进士，因选任来到这里做官，所以他施行政令时知道先后轻重。务同知何君城、判官姜君权，都能很好地配合他们的谋划，所以一并记下。《说学斋稿》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说学斋稿》卷二 （明）危素撰 王左山房记（庚寅） 王左山房，是我的朋友刘景阳所居住的屋舍。刘君的居所距离乐平县城向东三十五里，地方叫刘坊，又叫流芳。刘氏从大梁迁来，已经十多代了。从流芳向北走二里，有座山叫王护；王护山的西门山叫鞍马。两山之间曲折蜿蜒，走五里左右，地势宽平，水田很多。四面山峦环绕，像张开的帐幕，名叫尚忠。又沿山向东，穿过山涧走几百步，转入幽深的山坞，才半里路。南面有座小山，形状像伏虎。左右又有支山拱卫相对，北面大山高数百寻，这就是王左山。景阳曾出游四方，以扩大自己的学问。有一天思念父母，办理行装南归，谋划在小山脚下建三间屋子，屋顶覆盖白茅，题名为王左山房。他把古代有王佐之才却不被世间任用的人，都画在墙壁上，并详细书写他们出仕、退处的始末。屋前凿方池种莲，中间放置石刻《周元公爱莲说》。小山上杂植松树、桧树和奇石，两旁山上有竹、树、桃、梅一类。那里有良田可以种粳稻和糯稻，清溪水色澄澈，适合垂笭箵捕鱼。天气清朗时，便奉陪父母整日游玩，然后回去。景阳来请我为他所说的山房作记。考察《乐平广记》，王左山发源于新安，经过凤游三山而到达这里，在群山中最为雄伟秀美，实在是胜地。景阳的祖先，正值宋朝东都兴盛的时候，却远离京城的繁华喧闹，喜爱山林的幽静独处；他们的远见和高雅情趣，哪里是别人所能比的呢？况且历经数百年，世世代代以诗礼相承，君子的恩泽像这样深远长久，听到这些的人难道可以不思考吗？至于画在墙上的那些人，他们的才干都足以辅佐君主，成就文治武功，使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并在清庙中接受颂扬。可惜他们在当时没有得到任用，有的沉沦于低级官职，有的老死在荒野，这个时代和百姓没有受到他们的恩泽，难道是上天不想使天下太平吗？真令人叹息！然而出仕或退处、任职长短、早晚迟速，各自都取决于时机的，大概只有孔子吧？景阳明白圣贤之学，践行中庸之道，他的志愿就是学习孔子。云林图记（庚寅）

译云林山在金溪县东面。山脉从大庾岭经过赣州、建昌南境，到■〈木黏〉岭进入邵武光泽县。有一座山高一千二百丈，是汉初徐仲仙遇仙的地方。到了乌佩山，是仙人乌君升天时遗落玉佩的地方。经过太和山、小和山，山脉曲折向南城延伸，进入金溪县境内。其中高耸直冲云霄的有三十六峰，最高的中峰叫石锥。它的左边叫白马，又名玉马，因为形状相似而得名。山上有浮丘先生祠。浮丘先生，有人说姓李，是黄帝时代的人；有人说是周灵王的儿子子晋。他的弟子王君、郭君都是陈留人，曾到这里寻访老师。然而临川境内有很多他的祠庙。它的右边叫厓山，山势起伏九十九处，深谷中出产灵药奇草。《本草》说：‘临川士人家的婢女吃了黄精而能够飞翔。’想来指的就是这里。山顶多有石级和飞瀑，称为磜。山中有深潭，宽一亩，古树苍藤遮天蔽日，阴暗幽深，相传神龙居住其中。宋朝有一位沙门师刘中宫，从蜀地来到这里，在山中结茅而居。百姓苦于旱灾，向他求雨。师刘说：‘今年按天数本来就不会下雨，我怜悯你们贫困，即使下雨，也只能刚刚沾湿菜畦而已。’ 后来有一天，师父进入潭中，把鞋遗落在石头上。一个叫涂叟的人守着他的鞋，等了七天。师父从外面回来，对老人说：“你可以说是诚实笃厚了。”问他想要什么，老人说：“我只是喜欢吃鸭肉。”如今祈求下雨的人，必先用鸭子祭祀涂叟，然后就会下雨。师父曾拜访抚州太守，名帖上写着“豢龙僧”。太守厌恶他的幻术，责问道：“龙在哪里？”师父说：“明公不要惊慌，请用金盘盛水，从我怀中取出像枯草一样的东西放进水里，风雨就会大作，龙会飞跃而去。”邓氏自五代起居住在山下。宋建炎年间，苗传、刘正彦作乱，邓雱聚集民兵追击并击破他们的党羽，号称忠义社。后来屡次建立战功，扫平御守一方。入国朝后设置巡检，到元末天下已经平定，才予以裁撤。如今山谷中还留有壁垒。近崖山有神童峰，方仲永早年聪慧，出生在那里。荆国王文公所作的《伤仲永》说的就是他。进入南城、贵溪，有一处叫豪猪哄的地方，非常险峻。近来我曾与今德庆路总管府知事杨君季子，一同到太原僧舍拜访故浔州路总管府经历祝蕃远先生，那里正如应劭所说的“前人看见后人的头顶，后人看见前人的鞋底”，毒蛇和狐狸不时从草间窜出，大概是害怕涂叟的缘故。我又曾与祝先生夜宿田家，白云充满山谷，只听见水声罢了。我居住的高桥有一条小溪，从原山山麓流来。元十一年，我的祖父白鹿府君从县里的梯云坊迁居到这里。读书的屋子叫处一堂，开窗正对着群峰。韩子说：“横云平铺凝结，时时露出几座山峰，像修长的眉毛，新画浮在天空之中。”这里与他说的情景十分相似。我年轻时曾在这里读书，有书籍若干卷，都是先世收藏的。每年节省衣食费用，添置若干卷书。三代以来收藏的碑刻有若干卷，有一张琴，却不上弦；只是遵照先父太常府君的遗戒，连棋具也不设置罢了。蜀郡简君大璧与我同客于吴文正公所说的作《云林图》的地方，道士方壶子也喜爱我山居的幽静偏僻，多次为我作画。真人张彦辅奉诏书写钦天殿的墙壁，我当时在经筵，便用米氏画法为我画了一幅。翰林侍讲学士虞公曾为此赋诗，海内的名胜之士相继创作。于是有声的画、无声的诗，全都汇集在几案席前。即使南金大贝，也不足以珍贵了。然而故旧朋友因此把“云林”作为我的别号，却不是我的志愿。上古质朴，只称名而已。到了周代文饰繁多，才有了字。有了字却还不用字来称呼，又另取一个号，这是末世的弊病。何况昭武的黄长睿、近集贤院的宣城贡文靖公、句吴的倪元镇，都号称云林子。我在这三位君子面前连充当役使都不配，哪里敢袭用他们的号呢？偶尔有人拿图来向秘书达噜君道夫求诗，道夫说：“我既然来了，能够亲自看到此地，你何不写一篇记，以配合这幅图。”至正十年十二月辛卯日，我寄居在城南头陀寺，雪下满一尺，道路上没有行人。夜里展开图来欣赏，忽然想起离家已经十四年，丢下亲属和祖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按照法令，任职满规定年限以后，也允许请求退休。我明年四十九岁，距离领取俸禄退休的年限，本来已经不远了。幸而清明的朝廷允许我早些退职归去，和樵夫野老在山间游乐，观赏云月，歌咏诸公的诗，也足以自得其乐了。上都宜兴州孔子庙建两庑记（庚寅） 至元二年，上都路宜兴县开始修建孔子庙；过了六十五年，县升格为州。最初庙建成时，只有正殿，两侧廊庑还没有完备。至正八年，虞城边侯来任此州知州，在先圣先师前举行祭奠，退下后在庭院中徘徊，看见从祀诸人的位置没有设置，于是与僚属、士人和百姓商议，首先拿出自己的俸钱倡导，众人都乐于前来办事，没有谁敢落后。工程完成后，依照法令，把孔门七十二子以及汉唐以来诸儒绘在墙上。至正十年夏季最后一个月开始兴工，秋季第二个月竣工。儒学正陈士元与州中士绅某某等写具事情经过，来到京师，请我撰写记文。想当初，在边疆彼此交战的时候，宜兴号称塞外；天运循环，皇元兴起，这个地方于是处在两都之间，称为赤县。世祖皇帝登临天下不久，就下诏郡县普遍祭祀孔子，宜兴的学校正是在这时兴盛起来的。然而经过一个甲子，廊庑仍未建成，从祀也仍有缺漏。边侯以前，难道没有贤能的守令吗？只是他们治理政务疏略，完全不加留意，大概仍把过去的宜兴看待。因此，边侯仰承国家专心尊崇儒学的旨意，急切谋划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可以说是对职守尽了心力，与古代所称的循良之吏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确实值得记载。侯的名是思诚，字明善。无量寿庵记（庚寅）

译京师寅宾里有一座无量寿庵，是居士屠君所建。屠君名文正，后来改名觉缘，是山阳人，侍奉父母极为孝顺。至元元年，大军驱赶他来到开平，他日夜思念母亲，面向南方悲泣，当时二十七岁。于是礼拜佛性道者为师，断绝荤酒，持守五戒，诵念佛号，希望能与母亲相见。至元五年正月初一开始，每天诵读《妙法莲华经》，到初八日诵完。又从五月初一开始，每天只吃一餐，满一个月而止。九月初一也这样做。行住坐卧之间，每念一声佛，恍惚就像看见母亲。他常在清晨诵《四圣真诠》，傍晚礼拜《白莲宝忏》，夜里拜佛一千拜才睡。至元十一年，回到大都。第二年，在庆寿寺拜荜庵满禅师为师，满禅师给他取号为居士。当时南宋已经归附，疆域统一，他私下里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他的母亲急忙寄信来问候他，他才知道，在他北来的第二年，母亲已经去世了。居士捶胸顿足，号哭悲痛，仿佛不能活下去。于是选定六月癸未日，召集一百多名善信，建立白莲社。至元二十一年，拿出自己的钱七百贯，在大庙西边买地十亩，建造无量寿庵。建立佛殿三间，房屋、佛像等一应俱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他疏浚水井，整治园圃，亲手栽种佳木。至元二十七年四月癸酉朔日，他为弟子详细陈说教诫，说：“诸佛菩萨不可不念，九品净业不可不修。过七天，到傍晚时，我就要离去了。”到了己卯日，他沐浴更衣，写完偈颂，倚着几案端坐。忽然有一道白虹从西南方垂入庵中，宽数丈，像飞架的桥，细雨洒落在道路上。门人念完五声佛号，他行礼后结跏趺坐而逝。口中吐出奇异香气，满一个月仍未散去。安葬在太史庄的墓道旁。他的儿子觉兴很好地继承了他的志愿。皇庆二年，庵遭灾焚毁。觉兴向乐善好施的人募集钱财，再次谋划营建。不久，规模制度全都恢复旧貌。觉兴又去世了，他的弟子魏守溪向邻里的大长者、翰林学士承旨裕噜特穆尔公请求说：“从前先师建庵，已经将近七十年了，还没有刻石来告诉后人，这是守溪的责任。”裕噜特穆尔公于是命史官危素考察宋代通判赣州事尹应元所撰的行道碑，才知道居士思念父母竟然如此深切。世祖皇帝诞生之日，居士用这种方法祈求上天延长皇帝寿命，所以把他的庵命名为无量寿；这既充分表达了他侍奉父母的心，也表达了他效忠君主的心，可以说是孝子、忠臣，应该把这些事写下来传示久远。至于居士建造这座庵，并不只是为了求取福田利益而已。云台大隐记（庚寅） 从前我喜欢游览名山，往来于广信境内，从龙虎山向东走二十五里，望见云台山，苍翠之色插入天际，料想山下必定有避世的士人栖居其中；否则，也应当建成珍贵的馆舍来安置仙人。到了至正二年，上清宫周君孟章才在云台山下一个叫奇扎尔的地方，建造石室作为寿藏。第二年又建了若干间房屋，中间是观极堂，堂东是丹室，另有临清轩；左廊是神祠，右边是宾位。石室下面积水成池，大旱也不会干涸，称为还原池，总称云台东麓。起初周君是儒家子弟，年轻时跟随上清宫奉真；西院陈尊师所学的是老庄之道，而他果断地避离尘世、超脱外物。从前楚国大夫悲叹世俗逼迫狭隘，想要轻身远游，慨然有志于方仙之学；然而他的术法很微妙，他的话也很隐秘，不是我所知道的。像周君这样退身隐藏在山林中，可以说心志和行迹都超然脱俗，身名也不受世间爱憎喜怒、祸福之情和是非荣辱得失之事的牵累，这些东西全都不能进入他的心中。因此古代学习这种道术的人，大多把踪迹留在荒崖绝谷、人迹罕至的地方；云台的胜境，确实只有仙人才能居住。周君见识器量高远，机智善辩超过常人，善于处理繁难事务、化解纷争并挫败锐气，建造这座馆舍，也是打算在那里安享晚年。陈尊师曾经建造大隐道院，尊师去世后由周君主持。至正九年遭灾，周君又为它重新修建；他敬重所承继的传统一事，果然如此深重。周君的门人徐廷杰与我是同郡人，请我为此撰记。翊正司题名记（庚寅） 国家太平已有百年，文物制度十分完备，各官署都刻碑题名，作为往昔的成例。翊正司的令、丞以及上幕宾客，查考各案牍，也磨石排列刻写姓名。于是请史官危素为此撰记。考察成宗皇帝即位之初，因为潜邸所属齐哩克昆民户和工匠没有统属，便设立管领随路民匠打捕鹰房纳绵总管府，用银铸成印章，品秩为三品。其下属有两个提举司：一名人匠，掌管工艺；一名纳禄，掌管赋役。大德元年，有诏令把所降归德、楚通等三百五十户，设置归德、亳州等处管民提领，隶属于此。延祐六年，诏令改名为翊正司，设置各色人匠局，每年营造行殿。先朝皇后往往亲自察看工程，分别赏赐慰劳官员和工匠。因此鹿项龙状、舆辇、金脊、吾殿仍然保存在工匠局中，这项职任也很重要。正因为职任重要，就必须慎重选择官员。从前由此升迁而被任用于政府、御史台和按察机构的，往往有人。修养廉洁的操守，能够勤勉尽职，是臣下的道义。任职翊正司的人，责任如此重大，难道可以不慎重吗？难道可以不勉励吗！吏部主事题名记（庚寅） 吏部主事官署有一通题名碑，从至元重新纪年的第六年开始刻起，到如今才十年，石面已经刻满了。于是托和齐君彦清、杨君伯敬、齐君中允来为此官谋划续刻，又请史官危素撰写记文。我读《周官》，开头排列天官，其职掌可以说很重要。然而其中的事务如今归宰相执政掌管，唯独所谓“按等级排列使职位端正，按等级晋升使治理有序，按等级任用使事务得以办理，按等级规定俸禄，按等级接受考核，按等级听取情况”等事务，是今天吏部专门掌管的。大元占有天下，从府史胥徒直到一命以上的官员，他们的升降进退、任用罢免，全都听命于吏部。掌握天下威权福柄，以此维系世道，这项职权究竟有多么重大啊！然而事情无论大小，公文的签署都必须从主事开始，以道理为根本，以法律来衡量，使公论不受蒙蔽，私恩没有施行的余地；上面没有侥幸求进的讥讽，下面没有埋没人才的叹息，这才算没有辜负职务。唉，做这个官的人，难道可以不慎重吗？难道可以不敬畏吗？龙山堂记（庚寅）

译端本堂正字王君景先请我为他的居所龙山堂作记，于是我询问这座堂为何得名。景先的家在保定遂州，距离州治七里，所以当地俗称七里公孙庄。它的西面十五里有一座山，蜿蜒苍翠，涵养清气、蓄积润泽，这就是龙山。山西麓有一个洞穴，大小如车轮，四季都有风从四方吹出。地方志认为常有仙人在其中往来，下面有深潭，蛟龙居住在那里，每逢旱灾祈祷就会应验，所以又名泽山。山北有星月岩、黑山、班姬山，沙门法猛进入洞穴，看见石堂。唐大历年间，（缺字）黑山班姬山曹世叔的墓就在这里。隋炀帝征讨辽东，亲自（缺字）班姬说，东边称黄金台，西边称郎山；唐代张燕公读书的地方称黄崖山，但它们的高峻秀美都不能与龙山抗衡。因此景先的先父松江府君建堂面对龙山，并把龙山作为别号。府君名珪，字（缺字），早年游学成均，后来凭借通晓国书入仕，历任官职多在闽粤；到退休归来后，起居饮食总在这座山中。与乡里的年长俊彦带着酒登临远眺，弹琴吟诗，山间浮动的岚气和温润的翠色飘入座席之间，确实令人快乐。后来又在园圃中建造乐全亭，督促子孙读书。府君去世后，景先就在龙山脚下结庐授徒多年。有一天，他在燕南参加艺业考试，被推荐参加礼部会试，在大廷策问中名列众士之首；这更加说明府君善于教育儿子。考察今天的遂州，战国时是武遂县。《史记》记载，赵悼襄王二年，李牧率军攻打燕国，攻取武遂，就是这件事。上下数千年间，这里一直是边境，战争接连不断，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大元拥有天下，太平百年，而遂州城确实靠近京师，当地百姓沐浴圣明教化，享有休养生息的安乐。府君却能独自用诗书启发后代；这虽然出于他卓越的见识和远大的眼光，也还是因为遇上了清明盛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有人观览龙山的胜景，在这座堂中徘徊，感慨地在百世之后追思府君的德行；王氏的兴盛，难道会有尽头吗？文始道院记（庚寅） 信州的龙虎山距离我家只有一舍路程，很近。我年轻时曾在那里读书，与了然子居处相邻。后来我留在京师，听说了然子已经弃家钻研老庄之学，长久居留在东方，出游于沧海之外。会稽人常常见到他。我因为留恋朝廷俸禄，没有时间裹粮去寻访他，但叩问他的学业造诣，又怀念这个人，便常常惆怅很久。客人说：“你对于了然子，大概只是尘世中的缘分和感情上的牵挂罢了，连了然子的一笑都不值得。”了然子善于推阐发明他老师的学说，他曾对弟子说：“浩大虚空无所闻知，玄妙之道无所作为，幽深冥暗而没有边际，生育万物而没有固定期限，这就是道。天地因此开辟，日月由此明亮，万物变化从此产生。宓牺得到它而画出八卦，轩辕得到它而阐说《阴符》，尧舜得到它而拥有天下，大禹得到它而治理洪水，我太上得到它而演说《道德》，青灵君得到它而出自《洞玄》。”又说：“天就是地，地就是天；阴就是阳，阳就是阴；一就是万，万就是一。不能说它在彼处，也不能说它在此处；不能说它不是此处，也不能说它不是彼处；不能说它在内，也不能说它在外。它混然融合、贯通而没有间隔。” 我于是叹息说：“了然子的造诣达到这种境界了吗？”他的弟子赵守真和他的弟弟守玄请我为他们的居所作记。文始道院的情况是这样：“我们的先祖在宋代有官籍，家住海盐州安仁桥。木父（缺字）州佥书判官厅公事，是某人所卜定的居处。我们的父亲名时亨，遭逢宋朝覆亡，于是穿上道士服，把住宅舍作崇真庵，祭祀玄武神以及高祖、曾祖以来的神主。至正五年，我们兄弟听说了然子栖居越地之上，便请他来，恭敬礼待他住下，幸而了然子没有抛弃我们。不久改名为文始道院，庵中原有的田地，全都用来供给道院。州中喜好道术的潘大成、王安孙都欣然帮助它建成，道院的规制因此焕然一新。四方前来求学的人，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为了继承先人的志愿，没有谁敢有一点懈怠。”唉，世上的人被血气的私欲束缚，被气数的末流限制，有谁知道天道的广大而能窥见它的全体呢？既然如此，了然子的话明白灿然、容易看见，洞彻通达而没有疑惑，所以我记述他的道院，也一并把这些话写下来。了然子姓倪，名守中。惠州路东坡书院记（庚寅）

译宋元祐八年八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苏公轼出任定州知州。第二年绍圣元年四月，因侍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邵的言论被削去职名，夺去一官，出任和州知州。不久又任英州知州。六月，被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十月到惠州，寄居合江楼。几天后，迁居嘉祐寺。第二年三月，又迁回合江楼。第三年四月，又迁回嘉祐寺。第四年二月，白鹤峰的新居建成。山峰在归善县北面十多步的地方，下临大江，远望数百里，是惠州的胜景。权臣听说苏公在惠州安居，又加以责罚，授为琼州别驾，安置在昌化军。四月离开惠州。又过了三年，徽宗即位，他才得以返回，后来去世。到这时，苏公流落岭海已经八年。绍兴初年，虔州盗贼谢达攻陷惠州，民房官舍全部焚毁，唯独保留了苏公的故居，杀羊祭奠后离去。淳熙五年，郡守韩公磊重建祠宇，丞相留公为它撰写记文。嘉熙元年，黄公自明拆除旧祠而重新修建。嘉祐五年，赵公汝驭原先创建四间屋子，南面称南堂，北面称北户，取自苏公的话。原有的有德有邻堂、思无邪斋，也都重新建造。景定五年，师公显行来任郡守，正是苏公的同乡，增建了来问亭、墨池、丹灶、蔬畦、药圃以及睡美轩、斜川佳处、江山千里，并分别题写名称。战乱以后全都废毁。国朝至元三十一年，佥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事张公处恭稍微平整土地，建堂祭祀苏公。大德十年，郡经历韩君克恭于是扩展并扩大了它。延祐四年，佥事张公世荣出巡所属地区，使者托尔齐公谈到苏公故居之事，张公首先拿出俸钱修建祠堂。过了很久，祠堂倒塌毁坏。至正六年，佥事周公伯琦来到惠州，恭敬拜谒祠堂，回望徘徊，正好同知总管府事观鲁公治理郡政取得成效，上下信服，于是说：“这正是我的志愿。”立即扩大祠堂，建造孔子燕居殿，改作东坡书院。任期届满回京后，他将事情始末写明，来到京师，请我记述。苏公父子兄弟都出身于西南万里之外，却都成为一代宗师、大儒，声名震动四海，而且越是遥远，声望越加光明。这大概是因为出仕后遇上国家的盛运，上有仁宗作为君主，下有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作为大臣；当时身居显贵荣耀的人都急切地把推荐贤能、报效国家作为首要事务，因此对于苏公一家的怜惜、赞扬和恩宠，无所不用其极。苏公兄弟考中进士后，苏公的父亲也从平民身份被授予官职，参与修订典礼，难道不是太平盛世、贤才共同被征用的时候吗？一旦奸邪小人掌权，来之邵与李定、舒亶等人罗织罪名、造谣诬陷，争着想把苏公置于死地，磨牙逞毒，不遗余力。他们还不如后来的盗贼，盗贼尚且知道敬重。这正是诗人把青蝇比作谗言之口，反复严厉斥责它们的原因。然而苏公在患难中能够处变不惊，符合“有孚，心亨”的旨意；登山临水，发而为文章，曾引用柳柳州的话说：“是谁使我乐于居住在夷地而忘掉故土呢？不正是这座山丘吗？”因此惠州的君子祭祀他，把他当作神灵来祝祷。惠州的小人假托帝命，借用巫师的话来招请苏公的魂魄，这一切归根到底都出于人所共同具有的、喜好道德的良心。观鲁公与苏公虽处不同时代，却崇敬并表彰他，这是为了彰明当代尊崇显扬斯文、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意义；他能够充分做到这一点，实在不能不记述。观鲁君字宾，祖先是北庭人，读书好古，廉洁而有所作为，如今因选任为杭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石鹿书院记（庚寅） 至正六年，鄱阳陈君桢在饶州安仁县管溪建造书院。又过四年十月庚子日，甘露降在松树上，阳光照射，晶莹如油膏洗润，光彩灿烂。饮它，味道像饴糖。众人奔走相告，认为这是陈氏的祥瑞。起初，陈君在住所附近发现一处胜地，砍除丛生荆棘，循着小路前行；草木茂密，地势陡峭，于是尽力攀援俯视，走不到一百步，忽然开阔平坦起来。四周环绕群山，中间有方形水池，水面如镜，涵映碧色。登上山顶，高大的树木成林，石阶时隐时现。两块石头并立，张口像蚌蛤。有一块石头昂首，像神鸟飞翔，于是命名为凤鸣台。三块石头中最奇特的在东面，中间山峰削立，平坦如铺开的席子，称为盘石。转向西面建亭，称为含光亭。再往西，大石头圆顶方底，像竖立的碑碣；稍前方是上谷山崖回转的地方，称为生云。突然隆起的小土丘，称为雪丘。低洼如坑的地方，称为鹿泉。陈君于是就在盘石下面建造书院，在那里教授学生。中间祭祀孔子，另建山房，用来收藏先世书籍；又因为甘露降临，另建亭子来记载这一祥瑞。闲暇时凭临高处四面远望，千里远近尽收眼底；烟云雨风，变化呈现出万般形态。超然置身尘俗之外，即使万钟俸禄、四匹马拉的高车，也不愿用来交换这种乐趣。陈君的姻亲临川孔君英来到京师，于是让危素为此撰记。我听说陈君的祖先出自九江义门，家法的美善延续了数百年；虽然后来分散居住在其他郡县，遗留下来的风尚和思念仍没有完全泯灭。陈君笃守孝友，乡里人都信服他，宗族中人也称许他。他的志愿并不羡慕身外之物，而是在山水石木之间从容游赏，与门人子弟讲说先王之道；以此治理世事，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快乐呢？如果一家人的善行能够推展教化、施行于一乡，远而达到一国，使人人都具有士君子的品行，那么这样的祥瑞没有比它更大的了。甘露的祥瑞，莫非就是这种祥瑞的预兆吗？陈君字士周。宁都州儒学新作礼殿记（辛卯）

译宁都州儒学正临川李君再次在江西参加考试，来到京师，请同郡人危素记述该州学校礼殿兴建的始末，回去刻在丽牲碑上。考察宁都的庙学，创建于宋末，因循简陋，倾塌毁坏，难以支撑。至正八年，知州益津胡侯秉彝与学政务章郑君大同开始谋划改建。第二年春天，达鲁花赤高昌侯拜布哈到任，首先率领僚属拿出俸钱倡导，有义气的人选择七月某日动工；但胡侯与郑君都因任期届满离职。于是知州济南赵侯天泽与李君到任，赵侯把兴办学校视为自己的责任，公务结束就到学校，早晚督促工程，不到几个月，殿宇的瓦盖、砖石台阶、黑色粉饰、白色涂饰、朱漆以及圣师的形貌服饰，都焕然一新了。起初学校的廪粮收入只有一百多石，但赵侯能够以义理率领百姓，因此百姓争先恐后地前来效力，完成了这件事。州中的山川险要闭塞，当地人往往崇尚气节，重视廉耻，用义理引导他们就容易使他们行善；这正是他们天性果敢的表现。然而治理这里的人，大多把它看作偏远之地，所以施行政令草率，使教化不明，导致百姓陷入刑网而无人怜恤。如今州中的长官竟能探究先王治理政事的根本，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难道不是贤能吗？再说，这个地方从前的贤人中，有桂州节度判官孙公立节、肇庆府节度推官曾公兴宗，正是所谓奋发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后听闻他们的人无不受到激励的人。即使时代不同、事情变迁，故老凋零去世，而两位君子的言论和风旨，保存在典籍中的，还没有完全消磨；他们的模范法则，足以成为后学的老师和表率。学生在学校中求学，既然知道立身行己，做到不愧于乡里的前辈，然后才可以向上窥见孔子的门墙；将来入仕，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我一向赞许嘉州长官了解政务的缓急，又看重李君的请求，于是为此作记。梅江书院极高明楼记（辛卯） 极高明楼，是梅江书院的楼。书院在宁都州北郭，是用来祭祀宋代肇庆府节度推官曾公的。楼上的匾额，是丞相信国文公所书写的，已经有若干年了。时间久了，楼毁坏了。正好济南赵侯天泽来任此州长官，儒学正临川李君实向赵侯请求说：“楼将要压塌了，若压塌了，明公和我将用什么话来为自己辩解？明公还是谋划修缮吧。”赵侯惊惧地说：“这是我的责任。”于是率领州中好义之人，一同出力，积聚木材石料，雇用工役，经营修建。李君上礼部参加考试，便把这些话告诉同郡人危素：“我在宁都，幸而遇到贤明的长官，谨慎承受上级命令，把兴办学校、彰明教化作为首要事务，所以这座楼才能在残破倾圮之后得到修缮。”学生们准备好碑石，请我为此作记。所谓“极高明”的话，记载在《中庸》中，它的意义宏大。从前曾公在新安朱氏门下求学，前后将近二十年。朱氏认为他纯厚茂实、切实反省自身、深入思考，用功正当，称许他。庆元年间，群凶掌握国政，诋毁排斥正学，斥逐善类。当时学者都忌讳说出老师的姓名，曾公却更加虔敬地执弟子礼，从未稍有挫折。老师去世后，他像星驰一样赶去吊哭，服心丧三年；可见他对于生死患难早有准备，如果不是造诣达到极高明的境界，能够这样吗？用“极高明”来命名这座楼，寄托的意旨深远了。来这里游览的人登高四望，只见山高水回，万象开阔明朗，获得超然吟风弄月的趣味；细小的烦恼和隔阂，不再滞留在胸中，将与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共同享有这种快乐。不过，《易传》说：“智慧崇高，礼法谦下；崇高效法天，谦下取法地。”极高明，是智慧的崇高。子思所说的“道中庸”，大概也有礼法谦下、效法大地的含义吧？因此记述这座楼，并把所听闻的道理拿来请教这个地方的学者。赈恤乐户记（辛卯） 本朝灭金第五年，岁次戊戌，诏令曲阜孔公元措查访过去太常寺中懂得礼乐的人，供给驿传，把他们迁往东平。第二年，孔公到达燕地，访求掌管音乐的许政等九十一人。世祖皇帝中统三年九月，东平万户严公忠范上言：“宫县乐舞的工人还不齐备，请让本地人学习充任。”中书省大臣呼噜巴哈议论认为可以，并且免除他们的赋役。至元三年，中书省认为东平等处的礼乐户路途遥远，资粮费用沉重，于是只留下九十二户，其余遣返回乡，又征取京师附近的生徒三百八十四人补足人数。至元十九年十一月，太常寺官塔尔楚图噜斯拜穆苏公上言：“礼乐户的户籍和田地都很贫乏。”命丞相哈喇哈逊公核实户数，赏赐钞五千贯。丞相僧格掌权后，便征收他们的赋役。司徒萨哩玛公等请求恢复免除，诏令准许。成宗皇帝元贞元年十月，太保伊苏彻尔、大司徒乌尔图岱二公请求救济他们的贫乏，诏令赐给御史台罚没赃款八百五十贯。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在太庙举行祭祀，礼乐户向皇帝申诉，皇帝诏令丞相奇塔特布济克公给每人赏钞一千贯。至大二年，皇帝亲自祭祀两次，第一次各赐币帛一束，第二次各赐钞七十贯、币帛二束。仁宗皇帝皇庆二年，每人赐币帛三束、钞五贯。延祐七年，英宗皇帝赐帛四百四十五束、绵四百四十五斤，又命中书省供给他们粮食。至正三年，当今皇帝在南郊祭祀上帝，丞相托克托公向皇帝请求，每人赐钞一百五十贯，皇帝听从了。至正十一年春，丞相阿噜图代理祭祀先农，天气非常寒冷，大乐署令高君泰、丞布延特穆尔又据此上奏，于是核实户数，赐钞三百五十贯、帛若干。此后，协律郎邢敬忠、丞规因为我承担职务有余力，史官请我把这件事写下来刻在坚贞的石碑上，我答应了，却还没有来得及写。恰逢调任太常博士，便考察各篇旧记，并叙述自祖宗以来，从来没有不谨慎对待礼乐的，赏赐优厚，恩泽深厚。至于阐明律吕的本源、通晓制作礼乐的意义，以至于使百兽起舞、凤凰来仪，那本来就不是臣下的职分了。赵氏家法记（辛卯）

译赵氏世代居住在京师善俗坊，有荣祖，字绍先；有敬祖，字显卿。兄弟一向友爱，面对财物能够相互谦让。显卿历任官职，做延津县尹时有惠民政绩。任期届满，替代者到任，他回京后因病死在家中。绍先哭弟哭得昏死过去，苏醒后因此中风。显卿的妻子刘氏，嫁来才三年，到这年二十五岁，发誓守节。不到四十天，生下遗腹子。绍先非常高兴，强忍疾病向天地祈祷说：“弟弟的死是命中注定，我愿上天保全这个孤儿，幸好不要断绝他的后代。”过了一年，绍先也去世了。族人认为他的妻子徐氏没有生育，应该把家事交给刘氏。刘氏流泪坚决推辞说：“我年纪小，对家事还不熟悉；嫂嫂是家长，我应当承担劳苦。”于是无论大小事情，她都一一向徐氏请示决定。妯娌们纺织作为生计，共同保育这个孤儿。孩子刚七岁，就命令他入学。到加冠时，仍跟随外来的乡先生学习，取名可温，字仲良。凭借门荫被授为香河县税官，将要出发时，徐氏说：“你正要出仕，但家中人口众多，哪里能供养一家人？我留在家中，应该侍奉你的母亲。”可温出发时，拜谢并哭着说：“儿子今天能够长大成人，全是两位母亲的恩德。伯母年事已高，怎么忍心离开她身边呢？”刘氏也愿意留在家中，于是侍奉徐氏前往香河。任期届满回到京师，徐氏也中风，病情十分严重。可温母子夫妻求医问药，昼夜不敢睡觉，只有可温送进的食物她才咽得下去。过了四十多天才苏醒。可温夜里向神明祈祷，一年多后徐氏渐渐能够行走，最终活到七十三岁。可温为她服齐衰三年。至顺三年，可温安葬了他的（缺字）氏寡姊。至元元年，又安葬叔父文庆。至元四年，安葬了那两个堂兄弟。至元五年，安葬叔母张氏。至正二年，从弟死在外家，便派儿童把他的遗骨送回。至正四年，从叔父也死在外亲家中，便取回安葬。凡是安葬这些亲属，棺椁墓地一定务求坚固，服丧礼数也与亲疏感情相称。听到的人都为之感动。后来改任方城县尉，吏部留他担任永平仓使。当时刘氏年近七十，可温尽心侍奉左右，更加谨慎。地方老人认为他的母亲贞节、他的儿子孝顺，便把这件事上报有关官府。覃怀李君执中与可温同官，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慈、孝、节、义，是人最重要的伦理界限。违背这些，便会沉沦而沦为禽兽鬼蜮，天理民伦败坏混乱，无法扶持建立。京师是四方万里所取法的地方，幸而有贞孝之人出现在其中；圣明天子在上，表彰他的宅里，以此彰显教化、推动风俗改变，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优先呢？于是写下《赵氏家法记》，希望将来执掌史笔的人还能够从这篇文章中得到考证。庐陵萧氏先世画像记（辛卯）

译庐陵萧祖生把祖先的画像寄给我，送到京师。我肃容恭敬地观看，间或考察他们历任的官职和事迹，感叹自己出生在他们之后，不能承受他们的教诲、仰望他们的余光；但仍然幸运地能够从图画中看到他们的容貌。祖生的九世祖名南强，字彦柔，累次追赠为朝奉大夫。八世祖名遵，字符卿，任吉州文学。七世祖名知节，字唐叟，年轻时极为孝顺；绍熙年间，他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立宁宗为太子。丞相周文忠公上奏补授他为登仕郎，转运使赵公彦橚推荐授予他迪功郎，任衡州耒阳县户部赡宁酒库监官，转为从仕郎，代理耒阳、安仁二县，治理有声望；在治理攸县冤狱时，平反了很多案件，累次追赠为大中大夫。六世祖名逢辰，字应甫。宝庆二年考中进士，授迪功郎、濠州司户参军；被征召任淮西转运司提辖催促纲运物料官，转任从仕郎；代理安丰军添差淮西转运司干办公事；转任承直郎。他论说边疆事务尤其恳切，被征召任淛西制置司准备用人；转任奉议郎，代理提领封桩所干办公事；任通州通判，提督天赐盐场；改任黄州黄冈县知县，代理黄州通判；改任蕲州通判；调任监行在都奏院；出任淮东制置使司参议官；转任承议郎，任高邮军知军兼淮东提点刑狱；升任大理寺簿，代理宁国府知府；调任主管台州崇道观；转任朝奉大夫，改任湖北转运判官兼安抚制置司参议，代理鄂州知州；转任朝散大夫、直秘阁，任鄂州知州兼湖北路转运判官；升为直宝谟阁，任计度转运副使兼鄂州知州；转任朝请大夫、朝议大夫，封庐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仍任直宝谟阁，主管亳州明道宫；升为直华文阁，任京湖制置大使司参谋官；转任中奉大夫、户部郎中，总领湖广、江西、京西的财赋以及湖北、京西的军马钱粮，专门负责向御前报发军务文书，并兼任京湖制置大使司参谋官；特授中大夫、枢密院检详文字，仍任直华文阁，提举成都府玉局观；降为中奉大夫。过了很久，又起用为江西安抚副使兼吉州知州。秘书郎欧阳公守道称道他历任官职大多在边城：安抚百姓宽厚和缓，镇守军队严肃有威，处理政务精明勤勉，所以他所到之处都有值得称述的事迹。高祖名安中，字仲和，贡生。因江西转运使的恩典授登仕郎，铨试考取第一，授修职郎、袁州宜春县主簿。安抚公守吉州时，上奏任命他为书写机宜文字，改任寿昌军武昌县主簿。景定五年，再次在江西参加荐举，循资升从事郎、德安府观察支使。曾祖名元永，字正之，两次由江西转运司贡举。吉州归附后，郡守周天骥征召他辅佐府中事务；升任朝列大夫、同知南雄路总管府事。他能够安抚治理百姓，于是加授中顺大夫、琼州安抚副使。祖父名泰登，字则平，任湖南儒学副提举，擢升承务郎，兼任海北广东道提刑按察司事。他以奉训大夫、兵部郎中的身份出使安南，没有辱没使命，授连州知州；服父丧后，起用为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兼任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事，授奉直大夫，任南台监察御史。他在南方担任掌管风纪的官员时，声誉最为显著。父亲名宪，孙字〔缺〕，因为淡泊于仕进，早早领取俸禄退休，任武昌路总管府推官后致仕；如今正当康健强壮，享受供养和福祉还没有尽头。唉！宋朝灭亡已经七十多年了，而公卿大夫之家族变故消灭、衰败殆尽的，哪里数得过来？萧氏的子孙仍有几代人享受俸禄、出仕为官，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大概是他们施惠于人的利益和恩泽，历久而不被忘记；又或者是任用他们时没有耗尽他们的才能，保留了他们的余力，用来遗留给后代吧？因此我摘取其中的大要，为他写下这篇记。陈氏尚德堂记（辛卯） 浏阳陈君〔缺名〕用“尚德”来命名自己居住的厅堂，并亲自制定家规十六条，刻在堂中，使后世世代遵守。他的儿子颐孙考中进士，授邵阳丞，将要回乡为父母增光，于是经过我这里，请我为他的厅堂作记。考察他的家规，其中说：读书必须从《小学》《大学》入手，按次序逐步进修，讲明修身、齐家的道理，并且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中，不要只从事文章辞藻来猎取声誉和利禄。祭祀采用朱文公《家礼》，参照司马文正公《书仪》，编成定本，不得轻易增删。凡是祭祀由宗子主持，叔父即使尊贵，也不应主持祭祀；不奉祀神鬼和浮屠，不使用巫觋。建造厅堂四楹；每逢用饭，男子住在外面，妇女住在里面，儿童另设席位。有酒肉就共同食用，不足时只须奉养父母、慈爱幼小。儿媳妇早晚向父母请安不得缺废；遇到事情要克制自己、奉行公义。有人教导却不听从，儿媳妇就休出，儿子就驱逐，不要姑息迁就而扰乱家法。娶妻不能只贪图她的财产；家中事务，三年内按次序交给她掌管；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禀告家长，不得擅自办理。男子各自谋生，公库发给本钱；留在家中的每月归还利息，外出经营的减免其中四分之三。儿媳妇织麻须完成十二斤，纺绩须完成十斤；未出嫁的女子只取其中一半。儿媳妇治理蚕丝、织绫、缂丝，完成六十一匹的，赏给一匹；女子完成三十一匹的，赏给一匹。能够增置田产以及桑、茶、竹、木的，都必须登记在簿册上，不得私自储藏、私自借贷、私自给予，也不得私自用来供饮食、衣服、冠礼、婚礼、酬酢或馈赠亲属；一切都从公库支取，并规定等级节制，不得过于奢侈。出仕而有余禄的人，也要把余禄归入公库。给仆婢分派事务，并责成他们完成。这些就是家规的大概。然而，这座堂名为“尚德”，表明保全家族的根本正在这里吗？唉！德行是多么不可不崇尚啊！那些不崇尚德行，只凭力量任意施展的人，没有不倾覆败裂的。凭秦国那样强大，像虎一样窥视天下，威势震慑诸侯，却不久便灭亡了。一个拥有天下的国家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家庭呢？因此可知，力量是不足以依靠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况且所谓德，本来就是我们固有的，并不是从外界得来，又为什么不崇尚它呢？如今陈君安排这些家规，严整而周密，区分规划十分严密，可以说是谋划深远、考虑长久。他的子孙如果早起晚睡，始终不丧失这种德行，那么家族的兴盛将绵延不绝。九江的宗族之家，不会只有前人独自享有美名了。这就是《尚德堂记》。世学楼记（壬辰）

译我已经为宋朝正言陈公长元的墓写了铭文，他的曾孙怡可又请我为他家的一座楼作记，这座楼名为“世学”。他对我说：“我家在福之长乐，住宅东边原有楼房三间，是先世讲学的地方。过去五世祖节度府君与东莱吕成公、工部侍郎四明袁公、楼宣献公同为舍生，又一同考中隆兴年间的进士。再过四代就是正言府君，他幼年时常隐藏油灯在夜间诵读，有时对着月光读书；每次听到般若寺的晓钟，便立即起身，也考中了开庆年间的进士。自从有了这座楼，到正言府君时已经将近九代了。年代久远，楼的栋梁屋宇将要毁坏。大德五年，正言府君从燕蓟回来，便谋划翻新它，还未完成就去世了。我和几个弟弟出力，粗略修完，聘请老师来教导子弟；有时外出游览，回来后倚着栏杆观赏景色，仰望龟石的仪表法则，汲取南溪的芳泽，遥想先人，深怕无法继承世代的事业。希望您为它作记，使后人不要废弃它而更加努力。”我考察古今的世事变迁，曾经为此感慨：士大夫凭借诗书兴起家业，传一两代而不衰落的已经很少；传三四代的，世人就认为是奇事，并且交口称誉；传到五六代的，历数郡也未必遇到一例；至于传到七八代的，我还没有见过。如今陈氏传到九世才有正言公，传到十一世才传给怡可兄弟；何况怡可兄弟又有儿子和孙子，从今以后还不知道要传到多少代。唉，世代享有俸禄并不难，世代学习才难，这正是我们这些人对陈氏喜欢谈论、乐于称道的地方。从前孔子谈到夏、商的礼制，认为杞、宋两国有关礼制的文献不足以考证。典籍湮没了，考证时就没有书可查；贤人沦亡了，咨询时就没有人可问，难道不可惜吗？杞、宋既然拥有国家，尚且长久荒废衰落到这种地步；陈氏远居百粤之地，却能在世代更替之后保全诗书传承，可以说是很难得了。登上这座楼的人，希望还能够从我的话中得到验证。怡可字通理。扬州正胜寺记（壬辰） 有学习佛教的人，唐广明二年，在扬州郡城左北厢南进贤坊建寺，赐名兴教禅寺。五代时毁于战乱，宋建隆二年，僧人德钦重新修建。大中祥符五年创建，赐名改为正胜寺。不久又湮没废弃。乾道年间，天竺教院僧人如祖勤学苦行，致力于振兴佛教。有个名叫董谅的评事，把住宅捐出来让他居住，于是改为大隐庵。庵在北进贤坊的念佛巷，占地五亩一百六十步。如祖增建修葺，扩展殿堂，以安置僧众。淳熙十四年，他向州府请求，将正胜作为现在的寺名。如祖去世后，楚州净慧院僧人师谦，号普明大师，奉州府命令前来主持此寺，开始剃度弟子十七人。善妙、善亿、善倚、善德、善相相继主持寺院。景定二年夏天，寺院再次被毁。善德持钵化缘募金，重建殿宇。郡人谢都机捐资塑造佛像，建造藏室来收藏经书。扬州归属职方，江淮诸路设置释教总摄官。不久，命善德主持治平禅寺，仍让他的弟子宗佑管理寺务，加号崇理昌化大师，掌管教门，专门规定住持依甲乙次序相传，不得改变。过了很久，栋、柱、梁、椽腐朽发黑，弯曲折断。延祐元年，宗佑于是拆除旧建筑重新建造，使规模更加宏伟壮丽。他的弟子了忠装饰灵山九士和诸天的塑像，又建法堂四楹、东廊十一楹，建方丈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到了恭时建造西廊八楹，了真认为原来的藏殿低矮狭小，又谋划加高扩建。于是殿堂、门、廊、浴室、库房、粮仓都开始完备，用周围的围墙环绕，涂绘丹青，比从前更加宏大壮观。此前如祖曾乞讨米饭供养僧人；到了咸淳年间，善德才置办若干顷田地供给食用，又在城北置办七百多步宽的塔基，用来安放遗骨。塔的南面有五楹屋舍，供祭祀使用，是了靖建造的。后来宗佑、了荣、道元、了恭、了真、了泰先后增置若干顷田地。当时还有了忠、了明、道寿、道茂等人出力；竭尽力量辅助其建成的，是道通、道照行、进道济、道成、道秀等人。至正十二年，道秀掌管常住事务，认为寺院创建至今将近四百年，其兴废缘由久已没有可以考证的材料，于是嘱托僧人行海编写事情经过。京师安静寺住持僧行玺，请我为它作记。佛教的学说流行于中国，而尊崇、扶护佛教没有比本朝更盛的。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高官显贵每天往来不绝，富商大贾聚集并囤积货财，是财货的渊薮。建成这座寺院，本来不能算十分困难；然而仍然经营了几十年才大体完备。由此推知，天下的事情，哪里可以轻易谈论呢？只要能够想到建成它的艰难，就不会轻易使它毁坏；即使毁坏，也一定会重新兴盛。我从正胜寺看到了这个道理。太行书院先贤祠记

译真定所属的获鹿县，有个里名叫阎同。国子监伴读高健实际创建了太行书院。高健年幼时就仰慕学习，请儒学先生到家中讲道。春秋两季的丁日以及每月朔、望日，悬挂先圣画像，举行释奠、释菜礼。他的先祖君子担心这样做有所亵渎，想建庙祭祀，却未能实现便去世了。服丧期满后，高健的母亲房发拿出所积存的粮食和丝帛，建造书院；礼殿、廊庑、斋舍、厨房和粮仓，没有不完备的。又在杏坛旁建屋，祭祀乡里的先贤。寻访他们的遗像，全部画在墙壁之间。晋代中书舍人贾公纬及其曾孙、宋代左仆射昌朝，金代太常丞蔡公珪，左司员外郎元公好问，本朝御史台侍御史张公德辉，江南行省参知政事贾公居贞，翰林学士承旨正公思廉。元公虽然世代居住在太原，曾经在获鹿买过住宅，他的女儿又嫁给当地人，所以合祀于此。高健在成均游学时，与安阳萧文翔交情很好，到这时便聘请他做儿子庆的老师。文翔到京师，陈述高健的心意，请我为此作记。我感叹说：中州自从金源氏战乱破坏以来，衣冠文物几乎荡然无存。到了本朝，虽然沐浴几位圣人的恩泽，生气仍然没有完全恢复。高健竟然能够特立独行，做今人做不到的事情，这是多么美好啊！这座祠的建立，依据的是礼制所说的在社祭祀乡先生；高健大概是熟习礼制的人吧？考察中书舍人贾公纬，不幸生在战乱之时，却仍然笃好史学，忧虑唐代的事情荒疏恍惚、无从考察，于是撰写了《唐年补录》。左仆射昌朝在经筵讲学时，以《易》代替《春秋》进讲，疏理林氏所说夏禹年月、附会《易》数的错误，都对名教有功。蔡珪、元好问两位公的深奥学问和雄伟文章，震动照耀天地。张德辉、贾居贞两位公的功名记载在史册上，恩惠施及百姓。至于王公敦厚老成，他的学问得自元好问，当然已经刻在美玉上流传于世。这几位君子都是天下的贤士，不只是他们乡邑所应当崇敬祭祀而已。书院的学生来到这里游学歌咏，在一堂之中瞻仰过去的贤人，在千古之中追怀他们的英风，难道不会有所感发吗？诗说：‘谁说华山高，只要仰望它的高度并努力向它看齐，不要自己限制自己就可以了。’ 扬州普门禅庵记（壬辰） 扬州郡城东角，有普门禅庵。起初，至大三年，僧人志如购买了若干亩土地。至顺年间，创建佛殿，塑造阿弥陀佛、阿罗汉和诸天的像；建法堂六楹，东廊十一楹，西廊十四楹；在东城脚下置办十七亩菜圃。元统三年，在江都县永真乡建造三座塔。他的弟子行真建造方丈室，行定建造三门八楹。志如开始经营时，袋中和钵中没有一文钱，最终却凭他的教说感动了人。有的到山中砍伐木材，有的到深谷搬运石头，有的从府库捐出钱财，远近的人纷纷相助，响应如同回声。前淮东宣慰使特穆尔图固苏实自始至终帮助他完成此事。禅庵没有田产作为固定收入，靠乞食供养大众。扬州是南北都会，求学的人每天往来不绝，常常在这座庵中停留接待他们，从不感到厌倦。他又制定规章训诫，告诫勉励后人，命令住持按甲乙次序传承下去。七十五岁时去世，按照佛法火化，得到无数舍利。志如早年跟随蒙山异禅师学习，禅师授予他十六字作为宗派字辈：志行愿清，普贤妙道，智慧圆明，真宗河绍。志如所度的弟子有常贵、正顺、和成、坚用、应寿、仙真、因定、惠戒、观实、正林、信妙、善满、行住、了心、恭俊、清福、贤，他们都冠以“行”字，是遵从师父的命令。至正十二年，行戒掌管禅庵事务，于是筹办材料，记载创建年代以及师徒传承次序。因京师安静寺的行玺请求我为此作记。我听说异禅师在江东振兴他的道法，当时的学者大多归依向往他，大概是因为他的造诣十分深厚，并不是那些纷纷假借名义、欺骗世人，只从事口耳之学的人。因此志如创建这座禅庵，难道只是苟且偷安于朝夕之间吗？所以直到今天仍严格遵守戒律，互相率领而不懈怠，那么他的身教本来就可以知道了。能否坚定不移、受到扰乱而不改变，就要看在他门下学习的人怎样了。居住在这座庵中，希望你们还要想到不要辜负他的志愿。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记（癸巳）

译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书院，奎章阁侍书学士虞公集实际为此作记，但尚未完全建成，山长彭璠便去世了。此后十七年，邹县达鲁噶齐玛哈穆特又在配享殿中增塑颜、曾、思、孟四位先贤的像。县里士人赵守宽、李之质因为与他同乡，陕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张思政到京师时，托我为此叙述。考察颜子配享孔子，始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冬，是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国子博士朱子奢建议的。宋神宗元丰七年夏，又增加孟子配享，是礼部郎中林希奏请的。度宗咸淳三年春，又增加曾子、子思配享。到了我朝统一天下，将近四十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尚学校、尊重文教，御史中丞赵世延首先进言：‘南北祭礼不应有差异，应当按照旧例升祀曾子、子思。’诏令说：‘可以。’在此以前，四位先贤分列两旁而坐，礼部认为他们辅翼、承继道统，阐明圣贤经典，为万世立下法则，确立人的最高准则；根据德行确定名位和排列次序，面向西坐在东边，在礼制上是相称的。至顺三年，加封颜子为复圣公、曾子为述圣公、子思为宗圣公、孟子为亚圣公，又命词臣撰写制书，一代的礼典可以说完备了。玛哈穆特在圣贤之乡担任县令，恭敬地承受皇上的意旨，能够修复废坠的礼典；由此可以知道，他处理政务懂得先后次序。礼书说：‘既然有人倡导举行，就不应有人敢于废止。’您大概是懂得礼制的人吧。虽然如此，您发起这件事，大概也有困难。当时盗贼占据徐方，竭力抵抗王师；邹县紧挨着其境，朝廷担忧供应军需过于繁重，增设县令，于是因为您的才干敏捷而提拔任用您。战争纷扰不断，您应答事务从不迟滞，将士都欢喜。等到徐方平定，您安抚疲惫的百姓，迅速运送粮草，徭役安排公平适当。在这个时候，您又能急切地把兴办学校、阐明教化作为要务，所以说这是很难的。今年春天，您在仲丁日举行藏祀、斋戒的晚上，梦见登上礼殿，正仰瞻圣师、观看祭祀仪式时，忽然看见配享的先贤尚未完备，惆怅了很久，便首先拿出俸钱倡导此事，同僚、官吏、士人、百姓纷纷前来相助。县里士人张敬祖主管收支，不到几个月，工程便告完成。塑像德容温润和善，观看的人都肃然起敬。启圣王和夫人颜氏曾在这座山祈祷；山川神秀所聚，笃实地生育圣贤哲人，他们承继上天、测度神灵，万世都永远依赖他们；这正是要接续此道的传承，揭示精微言论的奥秘。四位先贤的功业，千古以来如同同在一日。书院的学生们，希望考察寻求典籍中的道理；如果不是四位先贤的学问，就不敢学习。县令对学生们的期望，大概就在这里，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金溪黄氏墓记（乙未）

译金溪黄冔告诉同县的危素说：‘我们黄氏的先祖，有国子监的子孙散居在江淮之间。居住在光州固始的，出自汉代豫州牧黄婉的孙子黄固；传到唐代监察御史黄滔的孙子黄峻时，为躲避战乱迁往福建。黄峻的孙子黄光在王氏政权中做官，任谏议大夫；他把儿子分别迁居各郡，如今邵武、南城、临川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迁居抚州南梧桐坪的名叫黄祚，梧桐坪如今隶属金溪。另有居住在板桥、水南、曹洲、红门的，相距环绕十里之内，族人也很兴盛，都说出自福建。黄祚生黄述，黄述生汉淳、汉斌。汉斌的后代非常繁盛，分居湖潭。汉淳的五世孙黄卫，通过乡里贡举，以《周礼》应试，名列春官，赴任途中在安仁去世。他的儿子黄裳当时十一岁，听到丧讯后号哭，扶着灵柩前往。族人怜悯他，带着他同行；因贫穷无法把灵柩运回乡里，就把父亲葬在当地。母亲熊氏也死在外家，于是也取来葬在那里。黄裳稍稍长大后，每年一定去父亲墓前一次。安仁有个王氏，哀怜他的志向，让他住在家里，把女儿嫁给他，生子名有庆。过了很久，他带着妻子儿女回到乡里，田地房屋都被别人占有，死后葬在板桥。他的妻子葬在湖洲。有庆在母亲墓旁建屋，亲自耕种以供给饮食；秋冬时就把盐运回家，换取米粮，第二年夏天总是按平价卖给邻人，而家用也很宽裕。’ 于是有庆说：‘做买卖的事难道可以长久做下去吗？’他有两个儿子，元吉、元亨，教他们读书，说：‘不要仿效我所做的事，还是应当学习并继承祖业。’有庆死后葬在洪厚，妻子饶氏葬在辛方。元吉兄弟居家时同桌吃饭，外出时一同行走，衣冠整肃文雅，整天谈论学问，从幼年到老年从未改变这种风度。元吉生朝美、朝哲，死后葬在化原，妻子丁氏葬在苏原。元亨生朝华、朝俊，死后葬在湖洲，妻子丘氏葬在夏阮。朝美端正诚实，似乎不善言语，曾经在路上看见遗失的衣帛财物，毫不顾惜地走开。回到州里，太守雷默参听族人说起此事，便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君子。’于是把女儿嫁给他。女子原本骄纵尊贵，嫁到黄家后，便改变性情，变得和顺柔婉。朝美读《易》，从蒙卦中有所领悟，给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山泉’，整日端坐，像这样过了几年，忽然安坐而死。生至道，葬在夏阮；雷氏葬在洪厚。朝哲曾经躲避战乱，背着兄长逃走，穿行崎岖山谷，整天饥饿，得到的食物仅够自己吃；兄长不忍独食，总是分出一半给他。国家将要对安南用兵，命百姓制造海船，于是朝哲带着自己的私财前去服役，不使兄长为难。当时官府借机苛扰百姓，他所带的钱财不够，妻子胡氏拿出自己的资财，买足白金来补足。胡氏从此也不再佩戴簪钗耳饰，说：‘我是读书人的妻子，哪里还需要华丽的装饰呢？’她生了立中，夫妻二人死后葬在苏原。朝华凭词赋考中，等待补授进士。宋益王、广王航海来到江东，提点刑狱谢枋得起兵，朝华接到檄文，率领乡里的壮士出征。有人拿取百姓的蔬菜，朝华依法把他斩首。众人惊讶地说：‘黄公是读书人，为什么这样严厉呢？’生元老、敬老、回老，元老死后葬在湖洲，妻子张氏葬在夏阮；四代人的坟墓都在金溪县顺政乡。朝俊迁居南城县南城乡，翁原也和蔼平易，每年回故乡一次；后来宗族年老不能行走，儿子也如此。生允学、允定、允恂，死后葬在居所旁，妻子李氏葬在村西。围至道，生正平，没有后代；立中生冔、斾。元老生观，敬老没有后代。回老生顺，生〔缺〕；允学生麒麟，允定生骥，允恂生涤渊。从前从祖元亨曾经编写族谱，从贡士府君以上，只知道始迁祖的墓在梧桐，其余已经不知道葬在哪里。自讳裳府君以下，坟墓才有了考证，然而还可以知道世代次序和先后。如今经过战火之后，文字没有一样保存下来，所记的世代次序以及生死年月，又有遗忘的了。宗族四处逃散，我一想起来就痛心。从前曾听先人说起，得到先世一两件遗留下来的善行；您如果能够为此写墓记，使我可以借此安慰后代的人，您不要推辞。我的祖父白鹿府君本来出自水南，与谏议公都是后代；黄冔与我结交已有二十年。看他所叙述的这些事情，大概可以体会孝子慈孙的情感吧。周官的制度，设置墓人掌管坟墓；后世这个职务已经废除，黄冔这样深远地考虑祸患，也就很合宜了。南丰曾氏祠堂记（乙未） 宋朝兴盛时，曾氏在南丰显赫，有一座佛寺名叫归信，祠堂就在其中。后来族人多到其他郡任官游历，便在那里定居。到了本朝，祠堂也倒塌毁坏，无人修治。沂国公名仁旺的九世孙、南安军知军冲子居住在金溪，有人向世祖皇帝推荐他，授任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到任不久便归家闲居，于是命族弟三德到南丰，把沂国公以下祖先的画像运来，在金溪南原重新建祠祭祀。这是至元三十一年的事。后来过了五十八年，即至正十一年，三德的孙子熙修补毁坏、破旧的栋宇，使文饰焕然一新。因为乡里士人黄冔来京师游学，便托我为此作记。我世代居住在临川，熟悉听闻曾氏的事迹；何况南安公曾经受业于我的曾祖仁和府君，他的伯父参政渊子，则娶了我族中的姑母。我曾多次经过南原的祠堂，瞻仰拜谒遗像，回来后又读中书舍人文定公、翰林学士文昭公的文章，以及庐陵欧阳文忠公、我临川王文公、彭城陈先生、真定韩公、维延平杨文靖公、新安汪公、藻南唐江文忠公、我朝野江程文宪公铭功述德的文章。百代以后，它们的光彩仍然灿烂，因此我反复感叹了很久。既然如此，曾氏的祠堂难道只是他们的子孙应当尽力维护而已吗？古时候，一个国家没有先师，就以邻国的君子作为先师。南丰如今虽然是州，过去却是抚州所属的县；在一个郡的范围内，杰出的宗师、大儒、著名大臣、正直士人接踵而出，难道还不值得祭祀，而必须合祭于邻国吗？只是郡县官吏以及乡里的求学者有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呢？熙能够继承先人的志向，保有祖先的旧业，又能严谨地记录事情，那么他的贤能胜过一般人就可知了。如今经过盗乱兵火之后，何不访求遗留下来的书籍，尊藏在祠堂的楼阁中，等待后世的君子呢？那么将来我辞官归朝，回乡和俊彦之士在其中潜心学习，难道不是我晚年最大的幸运吗？从前文昭公曾经写过谱序，没有收入《曲阜集》中；中书舍人把它送给熙，让他一并刻在石上。兵部续题名记（乙未）

译至正四年，现任陕西行省左丞高昌廉公任兵部尚书，在这里刻石记载官僚姓名，已经刻满两块石碑。于是尚书高昌乌尔图与同僚、宾客、幕僚谋划，各自拿出俸禄，再买石头来刻录。因为我曾经暂任员外郎，离职不久，应该为此作记。唉！自从国家用兵以来，各司往往增设官员，而兵部增加得最多。虽然说人数最多，但王事没有止息，甚至有人从未与同僚见过面。如果不是有所记载，又从哪里考察他们呢？又怎么敢希望他们修好子孙后世通家之谊呢？既然如此，这块石碑的续刻确实不可缺少。况且本朝兵部所掌管的事务不止一项，今天最紧急的，是把驿传运输作为首要事务。使者在道路上往来频繁，昼夜不停，草料粮食价格暴涨，而供应民户日益凋敝。要通权达变、使百姓得到便利，必定有相应的办法。幸而凭借恩宠荣誉，我们得以联属同官，却还来不及有一天同堂同席，共同研究哪些事情应当停止、哪些事情应当施行，制定规章制度以遗留长久。这正是今天尚书高昌公和我共同对此感慨的地方。由此可知，六部设置官员，是为了统辖维系各种政务；如果又让他们奔走四方，就会荒废天职，其弊端将多得说不尽。所以我为此作记，并且一并说到这些事情。静修书院记 保定刘先生以道德和学问闻名天下。他去世七年后，新安县三台乡建专祠祭祀他，并建立孔子庙、明伦堂和学生斋室。皇庆元年间，朝廷赐额为“静修书院”。“静修”是先生的别号。三台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叫南溪老人梁至刚，与先生友善，常常间或前往拜访，一去就停留十天一个月。至刚的儿子泰，以及刘英、李蒙、王果、李真，都跟随先生游学。刘英早年做官，有一天忽然彻底改变志向，折节求学，所以先生起初拒绝他非常严厉，最终却与他交情最深。到了建祠时，他首先倡导祭祀之事；何平章暐、留守布达实哩各自拿出金钱帮助，兴办学校、阐明教化，大大振兴儒学风气，其中刘英出力最多，从容筹划协助的人，则是梁至刚。至元五年，县达鲁噶齐布哈袅和山长王朝佐开始建造两庑，绘制从祀先贤的画像。然而距今五十多年了，还没有人记述书院的始末，使后世流传，这难道不是缺少礼典吗？至正十五年冬，乡贡进士东平杜禹来任山长，慨然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与县尹中山刘得亨谋划，创建神门，绘制梁泰等四人的画像，以陪享祭食。郡达鲁噶齐布哈公听说后说：‘这是我这个守令的责任。’首先拿出官府粮仓的俸禄，命满城县达鲁噶齐海寿到西山采集碑材。不久，官吏百姓受到风气感召、仰慕义举，都欣然前来相助。后来布哈公派官吏来嘱托我，请我为此作记。唉！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世间风俗之所以能够依靠而不衰落，难道不在于世间的君子吗？先生出生在大河以北，正值国家统一之初，锐意有志于承继圣贤失传的学问；即使用尽南山的竹子，把他的事迹极力形容赞美，也本来不足以说出其精微的万分之一。到这里来求学的人，阅读先生遗留下来的书籍，从中窥见他的门径，仰望他的宫墙，深入他的奥妙，努力在百世之上追随先生的足迹，这大概可以做到了吧？建造这座书院，那么刘英并不只是至死勤勉地侍奉他的老师；他对后来俊秀人才的功劳，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只是如今河南正在用兵，〔“共亿无艺”原文疑有误〕守令、士人、百姓最终仍能完成杜禹的志愿，刻石记载以图永存，可以说是知道当前最重要的事务。这就是我把有关书信联缀成篇的原因。临川危氏家谱序（乙丑） 《临川危氏家谱》一卷。居住在金溪县的，从名怦的祖先以下七世，列为三支；居住在临川县的，从名忱的祖先以下，列为三十六支，并把最初迁居江南的祖先列在卷首。信州刺史府君名仔倡，另改姓元氏，又把元氏一支的谱附在后面。各人的出仕、退隐和事迹，只记录大概。从前福建宗族中有个字福可的人，不知其名，曾经修订族谱。工部侍郎府君名昭德，以及吏部侍郎延平冯公梦得为它作序。从曾祖名浩，又修订族谱，由朝请大夫南城周公方作序。到了宋末仍未能编成。元大德年间，从祖名瑞思终于完成他的志愿，但仍不完备。我年幼时，请求祖父，希望把它刻印并收藏。仲父名有成客居京师，请翰林侍讲学士四明表公桷作序。泰定元年，从临川县族人那里得到旧图，于是所谓三十六支才得以校定其中的伪误，更加详备。危氏的起源没有办法考察。有人说周武王的妃子因奇异的梦而生下危氏先祖，手上有文字，这说法似乎迂曲荒诞、难以相信；但疑惑之处似乎还不能立即删去。抚州刺史府君的事迹已经很久远了，而自宋淳化以来，凭借通晓经书、善于作文考取科第，在朝廷、郡县任职的人很多。如今有的失去了姓名，有的断绝了世系，真是可悲啊。唉，事物由微小变为宏大，又由宏大变为微小；卑贱贫穷和显贵富裕彼此交替，这是天命，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至于浸润诗书的恩泽，树立忠孝的节操，怎么可以因为盛衰变化就改变自己的志向呢？知道不能因盛衰而改变志向，那么我们这些人自我勉励，难道能停止吗？谨慎地把这些话记在谱首，将用来告诫我的后人。泰定二年，岁在乙丑正月。平徭六策序（癸酉）

译延祐年间，徐长公先生来任金溪县主簿。我作为县民，常到先生那里请求学习举子业，间或拿出他的长子中立、字宗道所著的《平徭六策》，我把它抄录下来收藏在家中。当时宗道任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令史，把这六条策略上呈，江西行中书省行省得到他的意见，立即命令他随军前往广西。不久他客死异乡，所著策略于是成了空话，真是可悲啊！我得到这本书已经十四年了，可是猺獠仍然占据山谷险要之处，制造兵器，杀害官军，俘虏百姓子女，抢夺百姓财货，以至于使朝廷费心筹划，停止州县的粮饷供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始终没有平息。难道所谓六策，是从来没有人施行的吗？不然，为什么这么久还不能平息呢？儒者的议论一定说首先要施行教化，这固然是正确的；但也必须能够根据事情制定应变措施，顺应时代建立功业。古人说过：‘懂得时势的人才叫俊杰。’既然如此，宗道的策略难道可以废弃吗？唉！宗道已经不在了。他负有才干，崇尚气概，洒脱不羁，是个奇伟的男子，世上难道常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人能够了解他、寻求他的策略，用它来排除外患，建立特殊功勋，那难道很难吗？这样说来，宗道也就没有死去。宗道去世时，他的长子士原才十岁，如今已经长大，能够勤奋学习，哀痛父亲的不幸，向我请求这本书，想继承收藏它，以等待真正了解它的人；于是我连同序文一起归还给他。可惜我的文章不足以彰显宗道。宗道去世时，年三十一岁。杨氏族谱序（甲戌） 金溪县向北七十里，有座山名叫印山。杨氏世代居住在那里。他们的先祖大概是唐景云初年来任抚州太守，因而在临川县长宁乡小邾里定居。其六世孙名浩，开始迁到印山。浩的堂弟文林郎、潭州节推掞，曾经修订家谱。八世孙武子增修家谱，九世孙从龙继承它并收藏起来。后来校定并刻印流传。十世孙有应泰、三杰、和，负责记录；十一世孙敏也参与记录。应泰又向故翰林学士子吴、奎章阁侍书学士虞公请求作序。子吴子勉励他们树立根本的用意，是有所寄托的。虞公的外家是杨氏，对此了解得很详细，所以又说他们应当与今天的全州总管宗瑞同出于华阴。我读宋代侍讲学士无为杨公为其家谱所作的序，序中把杨氏分为新昌院、淮南院、蜀院、闽院、丹阳房、荥阳房。他们的先祖固然都是羊舌氏的后代，而华阴一支最早兴盛。远古的事情暂且不论，只从宋代中期以来说起。文靖公在延平显名，向河南程氏求学，入朝为官有风骨节操，在东南倡导道学；他的门人弟子大多是豪杰奇伟之才，尊奉宗主、排列支派，源远而有条理，难道不是兴盛吗？文元公显名于四明，师从临川陆氏学习，聪明纯正专一，进修道业从不懈怠。虽然如今的学者已经抛弃这门学问而不再讲习，但是把它拿来质问鬼神也没有疑惑，经过百世等待圣人出现也不会迷惑的道理，又怎么可以诬蔑呢？作为杨氏的子孙，难道不也应当想一想宗家大人的学问应当怎样学习吗？如果能从这里知道探求根本、用力实践的方法，并且自己有所领会，那么将来必定光明显赫，远不止今天所看到的这样罢了。这就是吴子所说的树立根本。虽然如此，难道只是杨氏子孙应当思考这件事吗？天下后世那些崇尚与古人交友的人，也不能遗漏它。应泰与我交情深厚，来请求我在原书后面续写，所以替他写下这些话。送琴师张宏道序（甲戌） 音乐为什么要创作呢？只是要用来培养人的性情，平和人的情感，宣发天地间的和谐罢了。先王的恩泽已经消失，乐经沦亡，人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来培养性情、平和情感。所谓天地的和谐，往往变成乖戾邪乱之气，再也无法宣发出来。因此，乐器虽然还存在，乐声虽然还流传，可以追溯考察的，也不过是吹奏竹管、弹拨丝弦、敲击金石罢了。如果探求音乐的根本，又怎么能得到它的依稀形迹、保存它的仿佛面貌呢？琴在乐器中属于丝弦一类，却可以单独演奏。然而古代的乐音已经久远了，近世都尊崇宋少师杨缵、毛敏叔等人创作的曲调，称为《浙谱》。他们把几十年前人们弹奏的曲调称为《江谱》，所以《浙谱》流行而《江谱》废弃。大概同一时代的取舍，各有不同就是如此。由此看来，越变越新，越出现越繁复。向上追溯，轩辕氏、陶唐氏、有虞氏的时代，音乐的变化也很多。懂得音乐的君子，恐怕对此有所感触吧！豫章胡子泉对我说：临川玄妙观的道士张宏道善于弹琴，将要带着琴出游，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将有问题向宏道请教。如今把木头合起来制成琴，把丝线缠成琴弦，它的声音可以千变万化。况且声音发出时，果真是由于木头吗？还是由于丝弦呢？如果说是由于木头，那么没有丝弦便不能鸣响；如果说是由于丝弦，那么没有木头也没有声音。这同古代音乐兴起时凤凰来仪、群兽率相起舞的情形又有什么关系呢，姑且不论。后世大概有精通此道的人，也能使瓦片飞裂，鸟儿高飞，鱼儿跃动，景星排列，庆云出现，甘露下降，醴泉涌出。像这样的现象，又是因为什么呢？这其中必定有道理。宏道也曾思考过吗？思考而且能够领会它，那么你就超越技艺本身了。送曾君静从军广西序（乙亥）

译元统二年夏天，汝宁章侯以处州路万户的身份镇守抚州，因黎人方面的功劳，升任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将要赴任时，先回到抚州南丰。曾君静对章侯说：“我是一个读书人，兵法虽然不是我所学习的，但对于先生用兵的道理，我曾经讲习过。如今猺獠的叛乱还没有平息，请允许我跟随君侯出行。”章侯说：“好。”于是曾君便同平素交往的人告别。他的朋友危素替他写道：“曾君这次出行，真是壮烈啊！儒者向古人学习，难道只是想沉浮于乡里之间而不考虑施展自己吗？想要施展自己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是不行的。如今曾君遇到时机了。我曾经认识章侯，他大概精明敏捷、谦逊和厚、疏通爽达而明察通晓。那么曾君在军中，当然会知无不言，而所言无不被采纳。况且还要修治铠甲兵器，整顿军队，准备干粮，以从事斩首、割耳、俘虏敌人的战事，扰动南方边境。这一方有事，四面都要相助，事情的体制关系极为重大。那些小小的猺獠，凭借山溪险固之地，像蚂蚁一样聚集，像老鼠一样逃窜，历时多年而不能平息，伤害我们的百姓，使我们的官吏士卒暴露在外，让耕田的人不能安心在田里，让商人不能安心行走在道路上，这是不必等待教化便应当诛杀的人。” 然而人的本性大概彼此相近。他们难道是生来就喜欢争斗吗？他们想要躲避祸害、趋近利益，爱护亲属，害怕死亡，都是一样的。如今想把他们像拔除禾苗、猎杀野兽那样全部铲除，其中难道没有被胁迫跟从、受到诬枉而不能自行申辩的人吗？如果让玉石一起焚毁，就有值得悲哀的人了。作为主管官吏，难道不也应当自己想一想，对他们的安抚驯服是否真的已经尽了道理，对他们的逐渐教化是否真的已经用尽方法？还是还没有尽到呢？考虑到这些百姓生长在溪洞之间，何尝有一天听到过礼义的教化？用宽缓来约束他们，他们就会轻慢放纵；用威势震慑他们，他们就会愤怒暴乱，这是形势所必然的。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把中原视为内，把远方的人视为外，确实是有道理的。所以赵充国说：‘交战而百战百胜，并不是最好的善策。’我曾君曾诵读先王的书，知道如果真正得到一匹马，带着几名老兵，奉元帅的命令，宣告朝廷的恩德，晓谕祸福，使他们知道羞耻而自我更新，那么长枪大剑就可以表示不再使用了。到那时刻石来彰显天子的威灵，记载元帅和诸位执事的功劳，那么曾君又能雕琢文章，把它铺陈宏大、张扬显赫，这难道不是很好吗？这难道不是很好吗？至于自身是否遇到机遇，那是命运的事，不值得拿来对曾君说。送史县尹诗序（丙子） 君子对于小人，只需考察他所趋向的目标罢了。至于把志向表现在事情上，则要看时势是否让他得到机遇，形势是否可以有所作为。形势不可以作为却强行去做，时机没有遇到却强行推行，古代那些懂得进退存亡之道的人，不会这样做。如今做官的人，乘着国家长期统一、法制修明、黜陟严格而诚信的时代，不能说时机没有遇到。然而人心风俗的变化已经很久了，在州县任劳任怨，也确实困难。县附属于郡的，困难尤其严重。其他事情不必说，姑且以我们抚州的情况来看。临川是附属于郡的县，郡府居于上位，各种需要都从这里取得供给。担任县令、县长、佐贰官的，如果不是曾经学习过的，郡府属吏没有不颐指气使的。至于郡府的皂隶，也平等地看待他们，甚至反过来讥笑侮辱他们，送迎馈赠等事每天都没有空闲。时常有人想稍微顺从郡府的诛求，以苟且避免责罚，往往面对财物便不思考义理，只论形势而不知理法，丧失节操、毁坏名声的人，接连不断。君子对此深感忧虑，我因此认为做县令困难。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县罢了，却说它困难，那么汉唐的长安、洛阳，宋代的开封，那些地方贵家大族彼此凌压，事务又繁杂，难道反而不能任职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汉唐的长安、洛阳，宋代的开封，名望尊贵而势力重大。名望尊贵、势力重大，号令一发出，就像雷霆猛烈、旋风飞驰，很难撼动它的势力。至于如今做县令，却大不相同：上级官员制约他，奸猾的胥吏欺骗他，稍微富有强悍的百姓也能把持他；甘心污秽、委屈自己而顺从他人的人，或许可以侥幸无事。如果稍微施展才智、显露操守，毁谤羞辱就会接踵而至。君子虽然不以利害成败来评判事情，然而具有先见之明的人，对于明哲保身的道理，也没有不完全顾及的。唉，这种事情同长安、洛阳、开封难道不是相差太远了吗！真定的史君景让，过去做崇仁县令时，连一粒米、一缕丝以上的东西，也没有从人家接受过；他在沔阳种田，收取田地的收入来供给衣食。所以翰林学士吴先生赞许崇仁县的老人，屡次称赞史君，认为他是当今的廉吏，这种人世间岂容易得到吗？等到调任临川，他仍然像在崇仁一样。史君说：‘凡是我能够做的事，我不敢不努力去做；至于形势上不可以做的事，难道可以改变原则去做吗？’因此任满三年，上级没有什么逼迫责难，下属都服从他的长厚。如今他要回去了，大家都舍不得他离去而希望他留下，于是作歌诗为他送行。我听说监察机构有人推荐史侯担任执掌风纪的官职，《烝民》诗说：‘衮职有缺，只有仲山甫来补救。’将来必定会有像尹吉甫这样的人为君侯作歌了。送陈子嘉序（戊寅）

译古代，公卿大夫称许人的德行，府史胥徒称许人的才能，并没有儒者和吏员的分别。自从有了儒者与吏员的分别，做儒者的高谈名理而不屑于细小事务，所以常常近于迂阔；做吏员的深深拘泥于文书法令而不寻求大体，所以常常近于刻薄。迂阔则政事松弛，刻薄则百姓怨恨，因此儒者与吏员也常常互相诟病，好像榫头和卯眼彼此不能相合。这是因为不懂得道理与法律，明白根本而适于实用的人，二者不能偏废。国朝草创之初，天下豪杰乘风云而起的人很多，然而他们都排列在朝廷，谋划大事、发表重大议论；至于郡县，往往让披毡穿毳的人，放下弓箭、下马来做守令，他们对于法律意旨的轻重、民情的幽微隐曲，不能周遍了解、完全研究，所以只好任用曾经做过胥吏的人，命令他们备具文书上报，并且详细指点说明。那些胥吏的祸害，在中原我不了解。杨氏等人以南北一类人，过去在前代曾经卑贱困顿，一旦得到任用，就像猛虎脱离牢笼、饥鹰挣脱牵引，势不可挡；于是把贿赂看作权衡，有时更改一个字便造成生死祸福；有些善良百姓，他们援引一个先例，就使官长耳聋眼瞎、受到箝制，以致圣明君主、贤能宰相惠爱百姓的心意无法传布到下面，而疲弱、衰病、残疾、鳏寡孤独之人又有不能承受其役使的，可悲啊！” 所以朝廷大臣中有见识的人，选取学校中的生员交错任用，使其中贪婪邪恶、昏昧谬误的人有所观感，可以说是仁厚了。然而上级官员如果确实贤明，就应当打破彼此的界限，时常同儒生讲说《诗》《书》《礼》《乐》，来感化和鼓动他们，这难道不好吗？如果不是这样，反而说儒者不能巧妙地笼络人、不能善于阿谀奉承，于是选择那些贪婪狡黠的人结党行诈、放纵他们吞噬百姓，也有这样的。那些儒生如果确实贤明，自以为自己的学问足以治理国家天下，却屈身居于下位，也曾经为此自我悲悼；既然不能得到上级任用，归隐山林就是了，何至于低头忍辱、徘徊隐忍来使自己受辱呢？更严重的，反而舍弃自己所学，把迎合世俗、媚悦众人当作本领，于是号称任用儒者，实际上并不是。因而一定要有高才卓识的人从他们中间出来：上级以礼对待下属，下属以忠诚侍奉上级。这样一来，百姓哪有不受到恩泽的呢？大梁陈君子嘉精通举子业，曾让众人一起参加有司的考试，可以取得高等名次。后来科举废止，学官推荐他做六安府史。陈君说：‘古代圣贤中，大概有做过委吏的，有做过乘田的，有做过守门小吏和乐官的。府史可以同上级官员谋议政事，随着自己能够做的事情竭尽力量，这是学习者应做的事。’ 他于是来到江宁，探望自己的父母，然后才离去。我赞赏陈君积累学问而且有才华，神色温和、气度平和，所以把我所听到的事情逐一说出，为他送行。以礼对待下属，是我对六安大夫的期望；以忠诚侍奉上级，是我对陈君的期望。请让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序。释洙《翠屏文集》序（戊寅） 我曾经读过大慧禅师的话：‘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心，与生俱来。即使铁轮在头顶旋转，这颗心也不可磨灭。’为此放下书本而叹息。《诗经》说：‘上天生下众民，万物都有法则。百姓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这难道不是真的吗？议论者说佛教的学问远离人伦纲纪，真是这样吗？宋庆元年间，小人掌权。像福王赵忠定公这样，以宗室身份成为贤相，却被斥退，死于湖南。一时的大贤君子，相继离开国家。而我们朱子所作的《楚辞集注》，大概正是对此深深寄托了用意。千万世以后，听到这件事、读到这部书的人，都会感慨万端。赵王的同乡、鄱阳僧人景洙，在一百多年后还喜欢表彰这件事，若不是忠君爱国之心、秉持常性而喜爱美德的善性昭然明白、没有昏昧，他能够这样做吗？假使洙师生在当时，一定能够上疏直言，像四明杨文元公那样投递弹劾而离职，像鄱阳柴献肃公那样，难道不是会增加纲常的分量，使公论不至于像这样被遮蔽吗？虽然如此，传记中有这样的话：‘使隐蔽的德行发出幽微的光辉，在人死之后诛责奸邪谄谀之徒。’那么韩侂胄、张釜之流，死后如果有知，听到洙师的论断，难道不会在地下局促惭愧而恐惧吗？”},{ 唉！做人臣子的，也可以把这些作为借鉴啊！泰定三年，洙师去世。又过了十年，他的弟子伯玄在大龙翔集庆寺掌管书记。我来到海上，经过金陵，闲暇时拿出洙师的文集阅读，感叹他的著作对于世道人心确实有所补益。伯玄说：“洙师姓江，幼年丧父，有一位贤能的母亲，靠养蚕纺织来资助他从师学习。听说乡里有一位善于讲解卢仝《月蚀诗》的人，母亲还准备了礼物和财帛，让他前去求学。他母亲笃实教子的情形，大致就是这样。所以洙师也刻苦自励、精勤不懈六十多年，从不荒废研读书史，因此学问广博精深而且扎实，尤其精通《易》。伯玄将把洙师的文章付梓，共有若干卷，准备和爱好义理的人一起刊刻流传。他这种志向，大概是世俗中很少见到的，所以我为此作序。” 《张文忠公年谱序》（己夘）

译已故追赠摅诚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号文忠的张公年谱一卷，是我一向编纂的。篇首叙述说：古代的君子，他们出仕或退处、前进或退让，难道是随便的吗？身处人臣之位，享用君主给予的俸禄，就一定要忧虑百姓和国家的忧患。他们的志向在于天下国家，苦心经营、深思熟虑，并不只为自己一身而已。这样以后，才能在当时有所建树，并把美好的声名流传到无穷的后世。那些没有得到时忧虑得不到，得到以后又忧虑失去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鄙夫。假如只求私利的是鄙夫，而君主又任用这种人，那么作为君主又能依靠谁呢？自古以来，身居高位、沉溺于宠幸俸禄的人，磨灭无闻、湮没不彰的，多得数也数不清。只有忠臣和爱国之士，那些有德行、有功劳的人，才能在一个时代显现出来；即使历经千万世以后，他们的生气仍然凛然有威，足以使顽固的人受到感化，使懦弱的人立定志节，不至于与死者一同消亡。《左传》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凭什么能够治理呢？” 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张公名养浩，字希孟，是泲南人。年轻时跟随名师努力学习，后来游学京师。太傅、鲁国康里文贞公一见面就惊异于他的才华，征召他担任掾曹。从此他历任显要官职；任堂邑时，在百姓中留下了施行仁惠的政绩。后来授任监察御史，竭力抨击权臣。任中书省参议时，进谏不要建造灯山。君主和宰相正准备任用他，他却以父母年老为由辞职归乡。朝廷以吏部尚书之职征召他，他没有起任。服丧期间有诏令起复他，他又没有起任。泰定年间，多次征召，他都没有起任。文宗即位，授任翰林侍讲学士，不久改任陕西行御史台中丞。张公这才毅然说道：“西部旱灾已经很久了，那里的百姓苦于饥荒，我难道能忍心不为此起而任职吗？”于是散尽自己的财产，当天就上路赴任。凡是为当地百姓谋划的事情，他没有一样不竭尽全力去做。最终因忧虑劳苦，在任上去世，天下人都为他惋惜。唉！看张公出仕与退处的大节，从容而合宜，难道不是所谓有志向的君子吗？假使张公能够得到君主的信任而推行国政，那么他所到之处的成就又怎么能够估量呢？张公的文章有《庄集》四十卷，已经在龙兴学官刊刻。经筵检讨、鲁郡人栾公旭，又从集中选取有关治国和教化大体的文章，编成若干卷，另行刊刻以流传。我一向身处民间，听说张公的品行和义举已经很久；到了京师以后，又跟随张公的儿子、秘书郎引尽，搜集他所藏的名卿、大夫、士人记述交往的文章，以及记载张公事迹和仕历的材料，汇总编成这部书。《周雅》中有这样的话：“百姓共同秉持常道，喜爱这种美德。”天下以及后世有志于自我担当的人，希望都能有所考察和观览。因此一并为这部书作序。《武伯威诗集序》（己夘） 诗的创作，哪里有什么可以专门说的格律呢？不过是发自真情，而止于礼义罢了。君王的恩泽长久衰歇，世间的教化一天比一天低下，于是各代改变而创制新的声调，越来越趋向浮华靡丽，怎么还能用它来振兴人的善心、惩戒和触动人的放纵之志呢？所以共城邵先生说：“删定《诗经》以后，世上就再也没有真正的诗了。”我读邵先生为自己的《击壤集》所作的序，对这句话深有感触。我曾经想仿效他的体裁来写诗，后来又退一步思考：邵先生之所以成为邵先生，他起初学习时，冬天不靠近火炉，夏天不使用扇子，夜里多年不登床席，是为了去除自己的杂质。时间久了，他把心思游观于高明之境，懂得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的消长，直到心神安定而学业有成；一定要达到这种境界，然后才可以接近邵先生。若只是区区模仿他的文字语言这些末节，那难道是求圣求贤的道路吗？后来我到各地访求学问，来到京师，听说武君伯威刚刚闭门谢客，在家授徒，洒脱自守，深居静坐，不问世间事务。有一天，他的门人、山东人牟谦带着伯威先生的两编诗作来请我作序。我反复阅读，觉得诗中文字情意真挚而笃实，明朗而高远，正是以邵先生为学习目标的作品。唉，这种正道将要坠落于地，已经很久了！诸位学者的言论，虽然有千条路径、百种说法，总起来说，不外乎词章、训诂和异端这三类；像水流随势、茅草随风一样，一会儿趋向那里，一会儿转入这里。所谓思诚、慎独、集义以成仁的教诲，能够真正认识并实践这些道理的人，大概很少。伯威有志于那深远宏大的境界，难道不是卓然超拔于流俗之外吗？那么他的诗，当然不是雕琢章句、流连光景之人的作品所能相比的。我因此高兴地为他作序。伯威是宣德人，大德年间以神童身份被贡举入朝，有诏令让他在成均学习，历任翰林中瑞司典簿。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授任汾西县尹，从此不再做官。做官还是不做官，不足以用来评论我们的伯威。我所高兴的，是邵子的志向没有后继无人。赵钤辖传序

译太庙都监阎埙拜访我并告诉我说：‘阎埙的父亲原本姓赵，后来承继阎氏。后来伯父（此处缺字）又学习佛法。我的父亲为此忧虑，于是让我的兄长承继阎氏之后，这样我的父亲才安心。这部书是赵氏七世祖府君的家传，希望您替它作序。’据考，府君名伯深，字逢原，是秦国康惠王德芳的六世孙。府君的父亲子徊，以德州兵马都监的身份戍守棣州，不久降职为监无为军税。府君奉母亲张氏回汴州，正遇金人攻陷京师，府君于是同母亲失散，只与乳母逃到吉州居住。建炎二年，府君的父亲起任虔州兵马都监，父子才重新相见。绍兴八年，府君考中进士，任吉州安福县税务官。十年后，他的父亲以建昌军兵马都监任内去世。府君更加思念母亲，每天供饭给道士，希望借此寻访母亲。绍兴二十一年，正逢曾慥任安抚四川，征召府君到幕府任职。行军经过栈道前，行人奔回来，说有老虎挡路，于是队伍停下。旅店中有一道士从西边来，告诉府君说：‘你的母亲是泸州曹钤辖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曹钤辖死后，她因故忽然不见了。’再询问后来到的人，他们却说：‘其实从未见过老虎。’ 府君把情况告诉曾慥，请求他发布治理文书到泸州，寻访之后找到了母亲，于是迎接她回来。又过了十八年，府君去世。自曾慥以来直到今天，为此赋诗赞美的人共有二十三人，题写并作记的人，自丞相周必大以来直到今天共有十八人。府君的传记，是淳祐年间某州通判潘忠恕所编撰的。唉！当宋朝二帝被押往北方时，宗室、妃嫔遭受灾祸的有三千多人，其他王侯直到平民遭到俘虏的更不可胜数。高宗辗转播迁，仅仅在东南保住了微弱的国统。国家乱亡之后，能够像府君母子这样失散而又重逢的，百件中也难见一件。若不是至诚的孝心上通于天，怎么能够这样呢？我阅读中兴以来的宗室列传，没有记载府君的事，史官实在不能没有遗漏。此前，宗室士（此处字形有误）曾记录宗族诸人的言行，说：‘玉牒中美好的谈论，大多是有文采风致的事情；假使能够见到府君的事迹并记录下来，那么对于天理民伦，难道不是有所关联吗？’府君去世时，写了一首七言四句诗，好像已经看淡生死，难道他是从修炼之术中有所获得吗？曾慥通晓神仙之说，他所著的书往往还存在。府君的传记，如果从曾慥以及当时的情况来看，程氏的门人四处流离、死去迁徙；假使府君能够见到他们，我不相信他不能一下子转向孔孟之道。我的老师说：宋朝在厓山大战失败时，秦王的后代孟某投海而死。他的儿子由侪受到感动而奋发学习，善于侍奉母亲。如今他住在南丰，我将把府君的传记抄录后寄给他，并替此书作序。借书录序（壬午） 我家在唐宋时期迁到临川，先世收藏了很多书。国初遭逢兵乱，毁失殆尽，尚存的也不多，全部见于《故物记》。我年幼时，祖父让我要专心学习儒业，要求非常严格。长大以后，出门拜师交友，渐渐知道自我勉励；但家中没有书，家里又贫穷，不能购置书籍，学业尚未完成，便常常给儿童做老师，挣钱供赋税、衣食，问候馈赠亲戚，应酬宾客，剩下的钱全都用来买书。妻子儿女多次告诉我家中贫乏，但书却不能不备。这样过了将近二十年，然而即使零星搜集，所得书籍仍然不多。只是因为藏书人家多是我的亲友，他们素来知道我嗜书专一，愿意把书借给我，有的长期留在我这里也不怨恨，有的多次请求仍不拒绝。所以关于天，日月星辰、风雨霜雹的现象；关于人，圣贤仙佛、文武忠烈，以及战争攻取、盗贼祸乱、奸邪诡诈的事迹；关于地，山川郡国、城郭坟墓、草木昆虫等事物，没有不记载的。反观自身，性命道德清楚显现；施行于事务，礼乐刑政都具备。至于法书碑刻、稗官小说、微小的方技、末流的术数，也没有遗漏。只是我质朴愚钝、固陋浅薄，而能够从其中窥见万分之一的内容，全靠各位君子借书给我，使我得以阅读的力量。如果不是各位君子，我几乎就不能理解古人著书的用意了。各位君子给予我的恩惠利益，是多么深厚啊！所以我记载所借书籍的目录，并附上各家的世系、姓名和出处，编成《借书目》来给子孙看。太平十策序（壬午） 《太平十策》，是临川艾君本固所撰写的。它的纲目是：开设经筵以扩大圣学，扩大储蓄以防备水旱灾害，推行铜钱以辅助钞法，严格考核政绩以选择守令，崇尚节俭以厚重风俗，淘汰冗员以充实正官，奖励廉洁谦让以教化官吏，荐举孝友以端正民众常性，打通资格限制以任用贤能，修治武备以振奋国威。艾君上书时，今太师忠正公正准备入朝任相，得到艾君的书，非常高兴。中书参议何庭兰，世人称为能吏，也说：‘这些话可以采用。’于是把书下发有关部门，但被吏员的议论阻止，没有答复。我曾经评论说：四民之中，只有士人负有天地、百姓、万物的责任，即使困居草野，考虑的也必定周遍于天下后世。这正是古代君子把天下人的忧虑放在自己忧虑之前。艾君居住在田野之间，百姓生活的安乐和忧患，他看得很详细；国家政事的得失，他思考得很深熟；又能穷究经书、考察史事，用来考订古今的损益和适宜。这十条策略，大概都是明白可举而实行的。治理国家如果不先从这些做起，那么所谓治理，不过都是自我欺骗罢了。难道可以把它看作老生常谈吗？如今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不是没有，却反而让布衣之士焦心劳思，徒步五千里，奋然上书议论政事。他提出意见却又受到吏员议论的困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我阅读他的草稿，写下这些话后把草稿归还给他。山庵图序（癸未）

译圣井山在信州上清宫的东南面，山顶是神龙居住的地方，每逢旱灾祈祷就会下雨，大概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延祐年间，永嘉金蓬头先生在先天观修习自己的学业，风清月明的夜晚，便游览圣井山，攀着藤萝登上去，喜爱它幽深高远的景致，在那里徘徊了很久。他的门徒便大力建造房屋，等待先生到来。我家虽然与那里相邻，但距离那地方不过几十里，早晨出发，傍晚就可以到达。而且我生性喜爱佳山好水，先生又是我内心敬仰爱慕的人，然而我只能在先天观同他相从，所谓圣井山，却未能去游览，只看见层层苍翠高达千仞，直入云霄，也就可以知道它的幽深辽远了。方外友人方壶子早年抛弃尘世事务，深入探求性命之学，跟随先生最久。先生离世以后，方壶子稍稍出游，观览天下名山，到了京师，不到十天便想南归。同他素来交游的人争相挽留他。张君彦辅知道他的志向所在，于是取高句骊纸绘制《圣井山图》来安慰他。彦辅君是国人，隐居修习老子之法，同时善于画山水。从前侍臣曾把他的画进献到延阁，皇帝观看后很喜欢；我几次跟随讲官入直，也曾把他的画同古画一起观看，几乎没有办法辨别差异。然而他的画是人们很难得到的，即使是同他交游很久的人，也不能强行求取。当初，鲁国大长公主喜爱名画，想以此自娱，想得到他的画，但张君始终不肯给她；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如今他唯独赞赏方壶子的高雅情趣，所以为他绘制这幅图。方壶子对我说：‘您本来是山林中人，却留恋朝廷俸禄，离开田园已经很久了，所以特意把这幅图给您看，使您不要忘记砍柴放牧的生活，这也是反过来招引隐士的方法。’方壶子将要在金先生过去隐居之处的东边结庵，约我把这作为老年归隐的打算，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交谊吧？欧阳子的《思颍诗》说：‘趁身体强健还可以享乐，不要等到衰老还需要人搀扶。’那么我这个没有才能的人请求辞职，回到最初的身份，也已经有日子了。方壶子，你就等我在仙岩之上吧！我们一起游览；我把这些话写在图后，来同你约定。《夏小正经传考》序（甲申） 我过去跟随翰林学士吴先生学习礼，得到他校订的《大戴礼》。先生说：‘还算幸运，这部书中的《夏小正》保存下来了。然而我曾经忧虑它的经文和传文相互混杂，注释又不详细。唉！古书保存下来的很少，而这部书经历夏、商、周三代，逃过秦火，直到现在还没有泯灭。况且日月星辰的运行、气候时令的节度、国家的政事、百姓的事业，都详细列在其中。学习的人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句章史君季敷喜欢古学，作《夏小正经传考》。以山阴傅氏本校证经文，又采录《仪礼集》参照考究其中的异同，并附上字音解释。又取先儒解释经书时所引用的《小正》语句，以及事迹相近、可以用来考订的材料，按照事情分别疏解在传文下面。有脱文、衍文的，列在后面说明。仅从他采集材料的详细、训诂的缜密来看，不是笃实研究古学的人不能做到。因公事求取史馆遗书时，我经过句章，从史君的儿子塾孙那里得到这部书。读了十天，于是根据他的请求，在篇首写下这篇序。《君臣政要》序（乙酉） 至正元年九月，皇帝驾临东宣文阁，拿出《君臣政要》三卷，召翰林学士承旨臣库库、学士臣多尔济巴勒、崇文少监罗罗传达诏令，又命翰林侍读学士臣索诺木、直学士臣巴克实、崇文太监臣必里巴哈、少监臣罗罗、宣文阁鉴书画博士臣王沂、授经郎臣布达实哩、臣周伯琦等人翻译，编成此书。又下诏命宣徽院供给他们的俸禄，过了三个月书完成。又下诏命留守司都事臣布格用突厥文字抄写此书。我曾经读《唐史》，开元元年，晋陵尉杨相如上疏，玄宗看后认为很好。如今考察这部书，杨相如当时是陆浑尉，进书在开元十三年，怀疑《唐史》记载有误。书中记载他被征召为左拾遗，当时的制词还存在，大概史书省略了。由此看来，史书难道可以完全相信吗？这部书恳切讨论国家兴亡的原因，反复阐明天人之间的道理，忠厚恳切，哀痛深沉，出于爱君忧国的至诚；治道和法守，都在其中。况且樵夫的话，圣人尚且会选择，何况著书立言，具有可以流传后世的价值呢？我私下考察杨相如进书的年份，正是唐玄宗东封泰山、向皇天报告功绩、天下极盛的时候；没有几年，皇帝车驾便流离播迁，国势危急衰促，逐渐发展到极大的乱局。因此古代的圣王，总是在未乱之时制定治理之策，在未危之时保全国家，早晚忧虑戒惧，始终对此极其谨慎，所以知道了就一定实行，听从意见后就能够改正，这才可以。假如玄宗当时坚定信任并切实履行这些道理，哪里还会有天宝年间的祸乱呢？我读这部书时，没有一次不是合上书卷长叹三声。宋朝大臣苏轼抄写唐代陆贽的奏议进献，并说：‘假使圣贤之间能够相互契合，也就如同臣下与君主处在同一时代。’陛下照临天下，更新各项政务，思考着承受亿万世无穷的美好功业，于是驾临延阁，取出这部书，使人把其中的精微道理翻译成各国语言。圣上的心意所在，不是见识浅薄的人所能窥见万分之一的。臣在经筵任职，亲自见到这些事情，于是根据臣巴克实所校订的本子，再加以校勘，在下面作了疏解，收藏在内府秘阁，供陛下乙夜览读，所以得以私下叙述自己微薄的心意。《说学斋稿》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说学斋稿》卷三 （明）危素撰 《昭先小录》序（丙戌）

译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常州通判陈公照战死。守城后的六十九年，即大元至正三年，皇帝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他的曾孙显曾写信告诉史官、翰林直学士王公沂师鲁、翰林修撰陈君祖仁子山、经筵检讨危素太朴，请求记录陈公死守节义的事迹。陈君和我回信说：‘史官修撰余君廷心，实在应当记载陈公的事，但他谨慎持重，不轻易相信。’于是显曾又多次写信告诉余君，反复陈述悲哀痛惜之情。余君虽然喜爱他的文辞，但仍然对此感到为难。后来从国史院史库中找到德祐年间的日记，记载陈公授官的年月，以及收复城池、守城、两次转任官职、城破殉节、褒奖追赠等事情，非常详细，这才为他立传。然而显曾还不知道，于是奔赴京师，让人拜访余君，请求此事。如今这篇传记已经上报进呈了。显曾退下后，辑录诸公为陈公所作的文章，以及他们前后写给陈公的书信，题名为《昭先录》。他请我在篇首作序。我经过常州时，询问当地父老，并参照野史杂记中的记载。只是遗憾忠义之家，其子孙往往才智低下，不能讲述先世的事迹，怎么能不令人悲哀！而显曾独独对此念念不忘，害怕先人的德行不能流传，可以说是贤良了。况且显曾学问品行淳厚美善，正要出仕为当世所用，这部录即使不等候序文也会流传。然而我读宋礼部郎官邓公光荐所作《续宋书》，说常州天庆观的道士收集城内外的尸骨，数以万计，直到无法计算，井池沟堑没有不被尸骨填满的，仅剩妇女和婴儿四百人罢了。大军进入江南后，屠杀没有比这更惨烈的，那么常州的事情，史家尤其应当尽心记录。考察大元丞相伯颜驱使投降的将领吕文焕，从常州方向进逼临安。在此之前，左丞安塔哈攻打常州，一个多月不能攻下。恰逢守臣赵与鉴称病。温州人王良臣，多次应举不中，流落无所依靠，正好寄居常州。他同钱訔诈称郡府官员，开门迎接投降。降书开头署名钱訔，末尾才署王良臣。如今法令以署名在后者为长官，王良臣于是守郡，钱訔位居其次。这一年三月，原参知政事姚公希得的儿子钱訔，以知某州的身份居住在宜兴，同陈公谋划发动二万军民，收复常州。事情上报后，丙申日授钱訔带行军器监簿、知常州，调拨扬州士兵七千人隶属他。五月戊子日，陈公被差遣为常州通判。六月戊辰日，特意以原职起复，加授奉议郎。于是枢密院都统制刘师勇、副统制王安节都奉督府命令分兵守卫常州，加授刘师勇安抚使，殿前都统制张彦攻打吕城。八月，加授张彦遥郡观察使，刘师勇防御使。又命都统制张全率领淮兵二千人前来增援。文天祥在平江督军，陈公的儿子应鼋奔走申诉，请求援兵。文天祥认为他有义气，派朱华率三千人、尹玉率五千人，在五牧会合。张全前往横林，在虞桥设下埋伏。大军突然袭来，麻士龙战死。张全不救援，逃回五牧。朱华想挖沟设栅，张全一概不允许。大军逼近朱华的军队，朱华奋力作战，从辰时到未时，朱华军队死在水中的人数无法计算。到傍晚，大军绕到朱华军背后。曾全推卸说：‘胡遇、曾玉先逃了。’尹玉奋力作战，亲手杀死七八十人。张全的军队隔岸不发一箭。朱华军渡水拉船，张全砍断拉船人的手指，于是许多人溺死。尹玉战死，张全也连夜逃走。只有尹玉的五百残军同大军交战，全都合力死战，没有一人投降。天亮时，易崇等四人逃脱回来。文天祥谋划再次派兵，但道路已经不通了。张全是淮东的败将，曾跟随许文德收复清河，军队已经进入城中，张全却鸣金收兵，许文德不敢擅自斩杀将领，便把他送到帅府，最终被免罪。到了这时，文天祥想先斩张全，再依军法处置败将；因为张全是朝廷派遣的将领，便向陈宜中请示，陈宜中又免了他的罪。事情最终发展到这一步，文天祥到了余杭，只暂且斩杀曾全来示众罢了。自从吕城战败，城中士气低落，但仍然坚守了四十多天。殿司以及亲近的人私下纷纷交头接耳，想要提出不同的计谋，却总是畏惧师勇的勇猛忠壮，没有人敢开口。不久，一群■〈氏鸟〉绕着城中飞鸣，众人怀疑这是妖异之兆。没过多久，大军有一只鸦鹘逃来，聚集在城中，工匠请求用良马和金帛赎回它，师勇没有答应。他与淮军将领商议，选择十月丁巳日，率领精兵突围出战。乙卯日，巴延亲自率领二十万军队抵达城下，猛烈攻打北门；将士奋力抵抗，敌军刚刚退却，随即又攻打南门。适逢地分将张超离开部队去拜谒神祠，大军从张超防守的地方登城。军士见不到主将，抵抗不力，城于是被攻破。拨发官傅忠作向导，师勇带领数百人打开东门，拔掉栅栏，越过壕沟离去。师勇的弟弟坠入壕沟，跳跃却不能起身，师勇远远举手与他诀别，边战边前进，从小路迅速奔走，几次几乎遇险。等到了平江，只剩下十一名骑兵。云安节善于使用双刀，率领数名敢死之士巷战；即使左大腿被砍断，仍亲手杀死数十人。大军逼迫他投降，安节大骂道：“你们不知道守卫合州的王节使吗？那是我的父亲，我难道能做投降的将军，辱没我的先人吗！” 于是便死在这里。文天祥后来被囚禁在燕京狱中，为■〈缺文〉。有一首哀悼常州的诗说：常州就是宋代的睢阳。北方军队因常州坚守而愤怒，将城中人杀戮殆尽，没有留下一个；死者全都是忠义之鬼，悲哀啊，悲哀啊。诗说：山河千古长存，烟火却一家也没有。睢阳守城何等壮烈，马邑惨遭屠戮何其冤屈。苍天如果可以询问，这些百姓究竟有什么罪过？这里本是唇齿相依的旧封疆，抚胸长叹三声而已。訔放火自焚，公率兵巷战，败退回来，坐在听事堂中等死；左右牵来马匹，请他从小东门出去。公说：“离开这里一步，就不是死所了。”中午敌兵到来，他在堂上慷慨不屈，死在自己所居的职位上。当时淮军拼死战斗，每人杀死数人后才死。有一名身负重伤的妇人伏在尸体堆下，看见六名淮军被大军追赶，六人背靠背互相支撑，一边前进一边战斗，杀死数十至百人后才倒下。莫谦之是宜兴的僧人，起兵后战死。徐道明是天庆观的道士，不肯投降而死。到了这时，宋朝虽然危急，仍然依照典制褒奖抚恤他们：追赠麻士龙为正任高州刺史，赐其一子为承信郎；尹玉为濠州团练使，在赣州为他建立祠庙，赐其一子为承节郎，并赐田二亩；王安节为保定军承宣使，谥号忠荩，赐其二子为大使臣，并恩赐银绢五百、会子二十万、田一千亩。

译姚訔任龙图阁待制，文中的“公”追赠朝奉大夫，任直宝章阁，赐其一子为将仕郎，并且都为他们建立祠庙。莫谦之追赠武功大夫。从前听儒者说：天地间有永恒的大原则，贯穿万世而不会泯灭的，就是忠义。只有在国家败亡之际，这种忠义之人才能显现出来；而有道的朝廷致力于保存至公之理，不责怪他们抗拒敌人，反而记录他们的节操。至于倒戈迎降、开门送上降表的人，虽然给他们加官封爵，却从未不怀疑他们的用心，轻视他们的品行。因此汉高祖杀死丁公，唐太宗表彰并追赠君素，都是为了树立上天的纲常，端正百姓的道德，尊崇世代的功业，并不是浅见陋识所能测度的。我恭敬地认为，当今皇帝把至公之道昭示天下，明诏史官不要忌讳记载死节之士。我承任史官，分担编修《忠义传》，搜集散失的材料，早晚都战战兢兢。所以常州的事情能够得到详细记载；但仍遗憾死者中有许多人失去了姓名，只能为此叹息罢了。只是，哪里能得到像显曾这样贤能的子孙，来彰明祖先呢？公家本来贫寒朴素，后来连续多年领取俸禄，颇积存了许多粮食。乡里缺粮的人拿衣服来抵押，他就用粮食给他们，连续多年没有赎回的衣服很多。这一年又大量酿酒，九月十三日是公的生日，应鼋从无锡用几艘船装载衣物和酒，全部运入城中，借此为公祝寿并犒劳军士。毕公说：“我一定会死；我这一宗族不能没有后代，你回去守护坟墓，不要再来了。”他哭泣着告别而■〈缺文〉。出■〈缺文〉。原来应鼋既请求督府援救，又倾尽家产招募士卒来补充逃散和死亡的人。改朝换代以后，他闭门不出，命令儿子协寻找并购买公的遗文，抄录收藏。他终身不改衣冠。显曾出生时，协禀告父亲，请父亲为他确定名字。父亲以“景忠”二字训诫他说：“显曾，是希望你彰显你的曾祖；景忠，是希望你景仰、思慕曾祖的忠烈。你要记住这件事。”病势危急时，他留下遗言说：“你不要忘记两代尊亲的养育以及给你取名的本意。”显曾哭着说：“不敢忘记！”不久，他的眼睛还没有闭上。显曾哭着说：“不敢忘记遗训！”他这才闭眼。当时显曾才十六岁，所以显曾能够笃实行孝道和诚意，长久而不懈怠。我读到他彰明祖先的记述，也一定会因此停下书本，感动流泪。至正六年四月十六日，史官危素作序。送叶庸生序 世祖皇帝平定江南以后，起用宋朝的臣子，安排他们担任要职。于是钱唐叶公很快升任政府官员，获赐二品俸秩。当时国家刚刚统一，天下正在制定法律、垂示教训，叶公周旋于其中，提出并辅佐完成了许多事情。六十年后，他的孙子叶庸，字子中，按照常规补为国子学弟子员，将要回去探望父母。京师中擅长写文章的人，各自作诗为他送行。适逢我任助教，他的同舍生请我为他作序。我曾修撰《宋史》，考察叶公在京学做诸生时，贾似道正把持国政，推行公田法来加重百姓负担。不久彗星出现，叶公率同舍生唐棣、叶鸿、萧规等上书攻击贾似道，毫不退让。贾似道非常愤怒，把叶公等人收捕下狱。适逢刘良贵任临安府尹，迎合当时的风向和旨意，极力罗织罪名审讯，毫不留情。唐棣、叶鸿、萧规都死在杖刑之下，只有叶公被发配到广南贬所。贾似道被斥退后，叶公才得以生还，但宋朝的国事也已经无可挽回了。叶公既有才气，又逢政治清明的朝代，所以功名显赫，在这方面达到了极盛。所谓兴王的良佐，往往就是末世被弃置的人才，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今子中来到这里游学，天子仁慈圣明，大臣宰相没有失德之处，与叶公当时的处境不同。所以子中也谨慎自守，通晓经书，修养品行，只等待国家任用罢了。唉，叶公的祖孙都是学校里的诸生，所遭遇的时代不同，所以经历的事情也不同，这就是命运有幸与不幸的地方。子中将来在朝廷大庭上来应对策问时，他忠于国家、爱戴君主的内在抱负，将要全部显露出来，不会有所隐瞒。《传》说：“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祖先的地位。” 我对叶子中寄予这样的希望。李节妇诗序 我因为任职在经筵，随翰林侍讲学士揭公护从到滦阳。有客人谈到李君卿的妻子孟氏守贞节的事情，揭公便为她作诗，当时的诸位君子也相继创作，我也作了一首。滦阳在古代是极远的边塞，然而人心中秉持的常性和常理，无论古今远近都是相同的。当时，妇女中守贞节的人难道会没有吗？只是传记没有来得及记载，这不是很可惜吗？现在那里已经建立了都邑，天子每年巡幸一次，凡是关系风俗教化的事情，有司不敢不奏报朝廷，因此旌表贞节、在门上悬匾的人，在街巷中接连不断。像孟氏这样的事，又得到学士大夫为她作记作诗，使她的事迹传遍天下。由此看来，她的命运虽然不幸，却仍然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况且，丈夫要像丈夫，妻子要像妻子，这难道不是适用于万世的常道吗？隋代李德武的妻子裴淑英，读《烈女传》时看到其中称述不改嫁的妇女，便对亲近的人说：“不侍奉第二个丈夫，是妇人的常理，为什么还要把这种事写进传记呢？”裴氏这话说得好，几乎可以说是懂得道理的人。虽然如此，自从先王的恩泽消失以后，世上本来就有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的情况；那么孟氏年轻时丧夫，不再改嫁，又抚养自己的孩子，直到能够使孩子出仕从政，理应受到君子的称许。刑部侍郎、襄阳人王彦宝公嘱托我改写这篇文章，准备请当朝的名家硕儒作诗歌咏赞，把它作为世人的观法。王公是执掌刑狱的官员，难道不是说，行为出于礼就归于礼，行为进入刑法就归于刑法；他这样防范百姓，是已经完全领会了法令之外的意义吗？如果这样，那么王公也算贤人了吧！送湖州吴教授诗叙（丙戌） 士人肩负着治理天地、百姓和万物的责任，所以年轻时求学，就一定要考虑怎样使所学得到实际运用。拥有国家的人设置乡学、序和学校来施教，也是说将来要从这里选取人才并任用他们；这样就能成就天下的事务、改善天下的风俗，其成效没有比这更显著的了。后世的学问几乎同古代不同，局限在章句文词的末流，追究到底不足以明白道理而适合实际应用，圣人的道统渐渐衰微了。古代乡里举行乡射、饮酒礼，春秋两季集合学生养老、慰劳农民，尊重贤人、任用能者；考察技艺、选拔贤才的政务，乃至接受成事报告、献上俘虏首级、审讯囚犯等事情，也都在应当学习的范围之内。所以那时人才兴盛、风俗淳厚，后世哪里能够相比？宋代安定胡先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吴兴主持学校时，设置经义斋和治事斋。在那个时候，湖州的学校里多有秀异之才，等到他们处理政务时又都适合实际应用，大概是胡先生知道道与器不能分离、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唉，后世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新安吴君君辅刚刚分教于湖州，我本来就知道吴君能够振兴胡先生已经衰落的遗法；将来一定会看见湖州士人文质彬彬地涌现出来，不愧于古代，那么吴君的政绩功业应当树立于永久了。送邹景孟序（丙戌）

译道家这一流派中，邹君景孟从江南来到京师，拜访我说：“您知道我们乡里两位仙人的事情吗？有一位超然子为他们作传，宋代尚书谢公又为传文作了书。”超然子已经隐去了他们的姓名，谢公又是我一向仰慕的人，于是我取来读了。原来陈太素，字静甫，是新喻人。当时新喻隶属于袁州，是当地富有的人，年轻时就寻求导引之术。隋大业年间，他游历沅湘，遇到蜀郡人罗太冲，号元真。罗太冲是史臣的儿子，多次参加春官考试却没有中第，于是抛弃家业远游。陈君与他交谈十分投契，便一同到武陵，寻找陶靖节先生记载的桃源。听说王能尊师住在华阴，不知道他的年岁，行迹隐显也无法测知，已经得到辟谷的方法；但他很爱喝酒，醉了就放声在路上歌唱，有时竟然整天躺着。两人前去拜见他，长时间叩头请教。尊师说：“世上的人沉溺于声名利禄，哪里知道违背世俗、超脱尘俗的事情呢？”两人请求更加恳切，于是他与他们约定三天后再来。到期后，他授给他们一卷书，说：“照着实行而不懈怠，成仙之道就有希望了。”这大概是炼白石的方法。他们又在长沙拜见何仙娥，仙娥让他们回到新喻，按照此法煮炼白石十二年，石头都没有毁坏。不久，两眼泉水涌出，他们取泉水来煮炼白石，石头化成了霜状物。两人服食后飞升，所坐的石头全都变成了玉屑。这是唐武德二年八月十五日，县令为他们建造了白石观。后来有飞茅坠落在地上，三天后长到一寻一丈，于是又建造了仙茅观。贞观九年，当地人看见仙人的仪仗从云端出现。听说宋徽宗时赐给白石观匾额“善应”，给仙茅观匾额“洞真”。绍兴二十二年，县尉韩显祖在泉上建亭，题匾“炼石泉”，主簿赵俨之为此作记。这些就是事情始末次序中可以考察的部分。景孟在山中求学，专心致志于道术，算来两位仙人升真已经将近七百年了；他们留下的遗风流俗，或许还没有完全断绝泯灭。学仙这件事，议论的人常常认为它渺茫而无法考察；看看两人的成就，怎么会如此奇异呢？至于文成、五利那种迷惑君主的人，本来就应当憎恨。至于栖息岩穴、隐遁山谷的人，服食药物以延长寿命；看他们与世人沉迷污浊、纠缠于朝夕之间相比，难道不是有所不同吗？景孟回到故乡，在仙茅观、白石观停留住宿，两位仙人的高逸踪迹，他本来就能够追随。翰林学士承旨欧阳公书写“黍仙”二字赠给景孟，那么对他的期望并不局限于凡俗浅近之处，这是可以知道的。承宣集序（丙戌） 《承宣集》，是宋政和年间朝请郎、权发遣南雄州军州事周谔公所著。序中说：我读《周官》，其中讲述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大纲一经提出，各项事务就都能展开，可以说周密极了。后世一概偷懒，采取苟且简略的办法，授予他一个县的职务，他却不能完全了解一县的事务；授予他一个郡的职务，他又不能完全了解一郡的事务；任用他治理天下，能够完全通晓天下事务的人，大概很少。原因是什么呢？大概在世道混乱、离乱之时，兵革兴起，来不及做这些事；在社会稍稍安定之时，空洞的议论盛行，又认为这些事务不值得做。于是大多陷入因循苟且的习惯，政务有的不能举行，法令有的不能施行。凡是玩弄手段来压榨百姓的人，都听命于胥吏；日久之后，百姓愁苦怨恨，天灾流行，这种祸患不发展到败亡是不会停止的。周公凭借宏大深厚的学问、刚正的气节和通达熟练的才干，他所经历的事务，都可以考察出他的成绩。晚年被起用后又遭废斥，镇守南雄州，写成这部书，其中还保留着“日成、月要、岁会”的遗法。因此山阳徐先生积也屡次称许周公的政绩，看他的书就可以见到他的志向。周公离开南雄一百八十年后宋朝灭亡，这个地方于是归入皇元。职方之内，历代圣人的深厚仁德恩泽遍及偏远地区，所以担任牧守的人本来就多是经过慎重选择的。■〈矢攵〉世代不同，事情也不同，施政设施有的因袭、有的改革，不能一概比较而视为相同。然而周公的书将要长久湮没，我不忍心让它失传。适逢东平岳公齐高以名进士出任南雄太守，庐陵刘君楚奇又从中秘省出来任郡府幕长，他们都是热心公益的人，于是抄录此书，请求在学宫刊刻。我曾任史官，为周公作传，所以请求把传文一并刊刻。担心我的话不足以提高此书的分量，又请顺庆太守麦公敬存作序，置于篇首。麦公是南雄人，由他为周公的书作序很合适。唉，我之所以对这部书如此拳拳在心，是爱它大概有《周官》的意味，所以反复说明这些。阅读的人如果由此推求同类事务，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就可以建立功业。孝经（阙）序（丙戌） 古文《孝经》出自秦火之后，是颜芝、子卓所献；今文《孝经》十八章已经流行于世。孔安国、马融为古文作传，长孙氏、江公、后苍、翼奉、张禹则解释今文。刘向校书时不认为古文正确，所以没有把它列入学宫。刘炫作《稽疑》，又不认为今文正确。陆德明说古文既然已经不流行，便随俗采用郑玄所注的今文。司马贞竭力主张郑玄的注本，只有刘知几主张孔安国的传。于是各自结党，攻击异己，争论蜂起。唐玄宗于是为今文作注，在长安刻石，又下诏让元行冲撰写疏文。从此以后，祖述这两种本子的有将近百人。宋代司马文正公说：“在孔壁藏书被发现的时候，距离圣人还不远，所以作《古文孝经指解》。”范太史、季信州袁正肃公以及近世导江张氏，都尊奉司马氏，而不采用颜芝本。只有朱文公以及会稽俞氏、临川吴氏，把两种本子都保存下来。王勔之（勉）注释的书很多，晚年才致力于《孝经》，分章析句，条理记载得十分明晰，广泛考察各家的说法，选择其中重要的，刊刻下来并加以记录，而大体以朱氏为宗旨。唉！从这部书来看，过了一千年以后，还想在众说纷纭之中凭主观臆测来断定是非，不是笃信而且精细审察的人不能做到。孝这种行为，意义太重大了！把它推广实行，它的道理就广大无边了！王君大概正是善于把这种道理施加给同类的人吧？王君是曹南人，官做到太医丞，年老以后仍勤勉求学，尤其值得嘉许。鄞江送别图序（丙戌）

译至正四年，我奉使命到鄞地搜求故翰林侍讲学士袁文清公所收藏的书籍，并嘱托他的孙子曮兼任诸暨州同知。当时我因事前往海中，等了很久才回来。鄞地的士大夫听说我到了，非常高兴，无论贵贱长幼，每天都到我的寓馆问候；他们慰问、安慰、勉励我，做得无微不至。那些退隐山谷之间的人，也穿着宽袍大带，相互携手前来相见。寓馆名叫涵虚，是唐代秘书监贺公的故宅，向下俯视月湖，后面靠着碧沚。正值盛夏，清风不时吹来，座中又有嘉宾。鄞地本来就是文献之邦，距离宋代行都不远，往往能够讲述前代的旧事，又各自拿出自己的文章，仿佛游览琼林瑶圃，灿烂而可观。驿吏惊愕地相互说道：“从前使者到来，从来没有宾客这样盛大过！”事情办完离去时，我回头眺望山川，因此徘徊眷恋了很久。第二年，史越王的后裔孙文可，因果啰罗易之到京师，把《鄞江送别图》寄来赠给我。鄞地的士大夫又作诗作文章题写在图上。我凭什么得到这些呢？我只是山林里的鄙陋之人，学业尚未完成，因为贫困而求取俸禄，没有一点长处可以自我显扬，而且也不是有显赫官位、高贵爵禄足以惊动当世的人。追溯他的祖先，未曾在这个地方做官游历，却在当地人中留下了遗爱，鄞地的士大夫为什么会以如此隆重的礼遇对待我，竟达到这种程度呢？大概是有前世的缘分吧？这幅图是陈元昭所作，笔意高雅；它的纸仍然是越王所收藏的，都值得保存。我傍晚从史馆回来，于是在图后记下这件事，让儿子谨慎收藏。溪香文集序（丙戌） 古代那些豪杰、杰出卓异的人，观察当时的形势和处境，往往把踪迹寄托在世俗之外，用来隐藏自己的才智。我曾经跟随僧道一流的人去寻访这样的人，也不时遇到他们。虽然不能完全看清他们内心所存的东西，但从他们的语言文字来观察，他们的真实情怀也有无法隐藏的地方。鄱阳僧人正则，原本是大姓曹氏之后。年幼时志气英发，跟随宋代江东提刑谢君直公游学，读《孙子》《吴子》一类的兵书。一有疑问便拍着大腿慷慨感叹，认为乡里的那些庸碌小儿都不值得一提。后来谢公改名换姓，到闽中卖卜，途中被拘押押往北方，正则因为父母年老不能跟随。过了很久，他剃去胡须头发，进入里之华果寺，向铁牛禅师学习禅定。他经过浏阳道吾山，道中有一处龙湫，十分神异。有人想住在寺中，必须先占卜得到吉兆才敢留下。正则把偈子投入龙湫，龙从水中跃出数尺，仿佛要来取偈，众人都惊异不已。定禅师与正则谈论的内容，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人们只见他外在的形体仿佛忘却了万物和自我，宽舒自在，陶然自得；看他年轻时的豪迈举止，简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然而他很擅长写文章，一旦铺开信纸、运行笔墨，起初文思滔滔，后来更加浩荡。他的神情随之变化，意气飞扬，仍然有驰骋行阵、激荡风云的气概。难道不是长期形成的习惯还不容易扫除吗？还是因为心中的光明才华已经发露，所说的话一出口就像雷霆运行、风云震动，充沛而无人能够阻挡呢？有人问正则：“您进入佛道之外的异教，是什么原因？”他回答：“我苦于头上有疮，因此不再留头发。”又问：“您面对文章时为什么还要写自己的姓？”他回答：“姓就是我的本性，本性可以去掉吗？”我年轻时在广信山中认识正则，一见面就把他当作故交相约，因此考察寻求谢公所学习的内容。正则说：“根本不在《易》之外，你要努力。”临川庆寿寺的僧人师孔借来他的三篇文章让我观看。至正六年，同乡饶旭子初从金陵回来，我把寄放在他那里的书箱拿出来晒书，在守微观中于是看到了这些文章。唉！像正则这样的世外奇士，我再也不能见到他了。送彭公权序（丙戌） 皇帝即位十一年，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先后任命中书右丞相脱脱公为都总裁。现在由右丞相阿剌纳公、左丞相扬珠济达公主持三史事务。中书平章政事喀喇公、现在的御史大夫秦中贺公、翰林学士承旨泲南张公、庐陵欧阳公、已故侍讲学士豫章揭公、现在的陕西行台侍御史大名李公、翰林侍讲学士长沙杨公、已故礼部尚书襄阴王公，担任总裁官。各自征召平民中的士人担任校勘。史书编成上进后，有关部门议定让校勘担任儒学教授，考核一次便转为流官，制度得到批准。当初，脱脱公任宰相时，想把名士罗致到幕府中，于是首先征召庐陵彭衡，字公权，任校勘。到了授官时，公权便向朝中了解自己的那些人一一说明：“我有老母亲在庐陵，如今有幸得到俸禄来奉养她，希望请求授予邻近便利之地，以完成为人子女的心愿。”于是授予他黄州学教授，他便离京而去。士大夫都认为公权的举动正确，既赞叹又羡慕。擅长写文章的人大多作诗为他送行。公权在京师时，与我交情非常深厚，我也喜爱他疏朗正直、崇尚道义。他人有一技之长、一曲之善，公权总是担心这些才华被埋没，一定要让家家户户都知道。先前他自己尚未得到任用，却一见到王公大人，便总是推荐引进贫寒而有才的士人；又总担心他们被埋没困顿，所以一旦有机会就把他们安置在馆阁等清贵崇高的职位上，人们没有不认为合宜的。如今他刚刚取得俸禄，就把奉养母亲放在首位，那么推重他的孝德，本来就足以成为别人的师表了。因此，古代那些先实行仁义、后追求文采的人，确实就在这里。​​我曾经经过黄州先贤留下的遗迹，往往都还存在。兵戈平息已经七十年■〈矢攵〉，国家尊崇文治也已经很久了，受到我公权教导的诸生，也将激发孝敬父母的心，把这种心意转而用来侍奉君主，哪里会有不忠的人呢？我考察过去善于主持教育事务的人，也都记载在史书中，例如安定胡氏对于湖学、临川陆氏对于全学，就是这样。何况我公权的仕进，实际上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出发以后，把孝德推广开来，直到显达荣耀，将来一定会有执笔记述他后事的人；这难道不是史书不可缺少的内容吗？公权从未请求我作文章，但我却不能不写。汉艺文志考证序（丙戌）

译《汉艺文志考证》六卷，是宋代礼部尚书、浚仪人王公所著。临川危素作序说：“儒家的学问到了宋代极为兴盛，已经完备。嘉定以后，它的弊病逐渐产生，大体上是拿粗疏的学问争强斗胜，拿杂乱污秽的文章互相夸尚，借助高远空虚的言论自我欺饰。这正是人才衰微、国家逐渐走向灭亡的原因。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却不受世俗风气改变，最终能够出入诸子百家，网罗群言，像大地承载、海洋包容一样广博无边，这样就可以免受固陋的讥讽了。”《易》说：“多多记识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此积蓄自己的德行。”怎么能高谈性命之理，反而自己堵塞耳目呢？这大概就是王公能够从纷乱的学术中超拔出来，努力追求古学的原因吧？当初，王公考中进士，在朝廷任职，逐渐担任显要职位，但国事一天天败坏。贾似道被斥退后，王公正好任谏官，便把他的党羽全部弹劾，毫不宽贷。后来朝廷对皇子竑加恩，这件事实际上依从了王公的意见；等他回到四明，便坚决卧居不出，闭门著述，世人称他学识宏博。这部书就是其中的一种著作。大概前代史书收录的艺文著作，隔着千年以后，想考察它们的原本、辨证其中的错误，确实很难！如果不是能够曲折畅达、旁征博通，分辨枝流派别，也不能参与这项工作。由此就可以窥见王公的学问了。我既奉诏修撰《宋史》，详细记载了王公的言行，又因他的孙子厚孙请求，便为这部书作序。后世君子，大概也会谅解这番心意吧？王公名应麟，字伯厚。本政书序（丙戌） 《本政书》十卷，是宋代贺州学教授林勋所著。当初我从东阳陈亮字同父所作的序中得知此书，想求得原书却没有找到。到了四明，从铅山州儒学教授程端礼字敬叔家杂乱的书籍中，仅仅找到三页。端礼说：“我寻找这部书很久了，却一直没有见到；如果你得到它，希望告诉我。”到了括苍，我又从王兴祖字君起家看到朱文公与潘叔度的手帖，便请人抄写、校正这部书。到了松江，才从庄肃字幼恭家得到陈亮刊刻的本子，精美极了，后面还有永嘉薛士龙字季宣所作的跋。我从庄氏那里借来书后，立即抄写，并把这件事写信告诉程端礼。书还没有送到，端礼就去世了。端礼守护经学、喜好古书，可惜没有来得及见到它。唉！按照土地出产来进贡的制度由来已久，但儒者谈论王政，必定说到井田。井田制度难道不好吗？然而治理天下的道理，有时应当减少，有时应当增加；有时沿用，有时改革，要根据时势驾驭变化，使它适合百姓。既然阡陌已经开辟，却想恢复井田制度，就好比文字契券已经产生，却想返回结绳记事的时代，三尺童子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林勋在这部书中处理得极为精密，思虑得极为周详，足以看出他经世济民的大致方略。宋高宗南迁时，推行经界法，正是林勋的书正在写作的时候；可惜没有人能够推荐并任用他。世祖皇帝统一天下，沿用前朝的旧制来确定赋税徭役时，林勋的书还保存着；可惜也没有人能够献上这部书并加以施行。失去这两次机会，林勋的志向最终没有能够在后世得到实现，难道有功名心的士人对此不感到慨叹吗？皇上下诏修撰《宋史》，我为林勋立传，并摘录他的书的大意保存下来。只是我家贫穷，不能刊刻他的书使它流传，姑且作序并收藏起来，等待后世了解它的人。赠潘子华序（丙戌） 开平从前在极远的边塞之外，那里的动植物，如金莲、紫菊、地椒、白翎爵、阿蓝之类，都是居庸关以南从未有过的。边疆阻隔遥远，不是将领和使者不能到达那里；即使到了，也没有闲暇寻求并观赏当地的物产。我国承受天命而兴起，于是就在龙冈南面、滦水岸边建立都邑，至今将近百年。皇帝每年巡幸一次，于是四方万国没有不奔走来听命的。即使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希望在世上显露自己，于是全都聚集到京城。钱塘潘君子华精通绘画，他说九州所产的东西，从前的人选择其中值得观赏的，无不把它们寄托在绢素上，因此成为名家。潘子华幸而生在天下统一的时代，能够见到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中的奇异品种，于是把它们画下来流传。因此凡是子华所擅长的，都是从子华开始，并不是有所承袭模仿。皇帝刚即位时，子华因随从臣下把自己所画的作品进献，皇帝赐酒慰劳并询问了很久。从此好事的人争相向子华求取画作，把它们作为清雅的玩赏之物；子华的名声本来就将与徐熙、赵昌一同不朽了。当初，子华的父亲因为擅长写真，至元年间被征召，三次奉诏，三次升官。如今子华已经七十岁，有司却没有推荐任用他；由此才知道世上那些胸怀道德、具有才能，最终却隐居困顿在山林之下的人，难道会少吗？他是否得到机遇，果然取决于上天。我与子华共同羁旅四十年，他整天陶然自得，没有怨恨和后悔，始终专心于自己的技艺。庄子说：“用心专一不分散，精神就会凝聚。”子华的画作不是一般工匠所能赶上的，也就很自然了。我五次到开平，多次与子华相见，所以作序赠给他。送葛子熙序（丙戌）

译我年幼时孤陋昏昧，学业又不能完成，因此把这当作忧虑，想寻找四方的良友来帮助自己。有一位葛将，字子熙，住处离我很近，我得以同他交往。子熙不因我不成才而嫌弃我，反而屈尊和我交朋友。子熙年少丧父，十分贫困，由舅父抚养。他同我一起到当时的大儒先生门下求学。我们两个人背负行李走在道路上，互相给对方做仆人，冒着霜雪，忍受暑热毒气。子熙亲手抄写、开口诵读，常常直到天亮也不睡觉。他自认为其中的快乐没有什么能够超过。空闲时就寻访幽僻之处、探访古迹，甚至到深山绝谷中去，不时写成文章，寄托自己的情怀。不久以后又经历世事，忧患困苦无日不同。我来到京师游学，子熙因为母亲年老不能同行。过了很久，他服丧期满，才来探望我。此后子熙在京师旅居三四年，每天取经史来诵读，所以他的学问更加深厚宏博，文章也更加精粹缜密。他所写的文章，以靠文章求得世人知名为可耻，别人也没有能够了解他的地方；然而子熙反而庆幸了解他的人少。适逢皇上下令修撰辽、金、宋三史，宰相选拔擅长书写的人二十一名，抄写宋代文献进呈。子熙说：“古人辞去尊贵的地位而居于卑下，辞去富裕的生活而居于贫困，我难道要去做抄写史书的佣工吗？” 因为已经在选取之列，朝廷讨论后认为应任命他为郡学录、县教谕，并且下文书命令行中书省任用他。子熙于是离开我，向南返回了。我长期漂泊羁旅，因为朴实愚拙而不能取媚于世，也想着和子熙重新寻求当年交游相处的快乐，在空山中砍茅结庐，弹琴歌唱先王的风雅。只是我被贫困所拖累，不能舍弃那一点微薄俸禄，因此惘然自失了很久。唉！我和子熙大概早已相约，要在千年之后的世道中相互理解，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那么子熙应该会有办法安置我吧。黄氏族谱序（丁亥） 黄氏始祖唐都头在秀州崇德大中元年居住于此；他的孙子黄萦迁到金华，儿子是洪浩；洪生珍瑕，浩生琛、玘、璞；珍瑕迁到南昌西山，他的儿子赡定居在丰城沈江。又过了八代，出了吏部郎官次山；再过两代，出了礼部尚书畴若，这是其中最显赫的。居住在诸暨、监利、分宁、弋阳的人，都是珍瑕的兄弟后裔。礼部尚书的五世孙翰带着家谱来到京师，请我作序。我的族祖漳州府君从前与礼部尚书同朝任职，临别诗见于他的家集。如今皇帝下诏修撰《宋史》，吏部、礼部以及礼部尚书的孙子、茶陵军使端卿，都列入史官名单，史官确实为他们立了传。百年的交谊，难道是偶然的缘故吗？我早年跟随处士孙先生学习，曾经得到黄氏丰城、分宁的族谱；到礼部尚书的孙辈时已经来不及记载，于是用黄翰的本子补上。黄翰的本子又记载了诸暨、监利、弋阳的族谱，这样一来，唐都头的子孙就齐备了。考察黄氏在江南人数最多，据我所见，只有这部族谱以及旴江唐江西兵马节度使名表的族谱、浦城族谱，可以称得上详细完备。我的高祖、赠承事郎府君，就是节度使的后代。友人黄冔谋想合并黄氏各支族谱，考察它们的分合异同；只是哪里能得到人人都有像黄翰这样贤能的子孙，来保存祖先遗留下来的书籍呢？我考察丰城、分宁两支，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祖先都能敦厚地研习诗书、崇尚礼义；从今以后，如果要使这种世代相传的恩泽延续到无穷，大概还有待考察。舒文靖公文集序（丁亥） 舒文靖公文集共十六卷，著录如上。公名璘，字元质，另一字元宾，是明州奉化人。他的学问品行和历任官职，杨文元公为他的墓志铭作了记载。袁正肃公任江东提点刑狱时，在徽州为他建祠并作记。礼部尚书王应麟曾为他作小传，收入《四明志》。如今皇帝下诏修撰三史，史官危素把舒公与沈端宪公一同列入《宋史》本传，这些大概都可以考察到。我与舒公相隔百年，又相距将近千里，却多次在梦中拜见舒公，承受他的教诲。大瀛海逸人吕虚夷公是同乡，我曾托他寻找舒公的文集。过了几年，他才通过书信，让舒公的六世孙庄、七世族孙祥金带着遗稿来到京师，交给我。我谨慎地取来为它编排次序。以我的才智浅陋，大概只能粗略考察舒公的学问：它完全根源于本心，所以发而为言，无论写什么都体现着这颗心的妙处。这哪里是执笔摹拟、拘泥于文字末节的人所能够窥见一斑的呢？因此在篇首作序，以等待后世了解舒公的人。送刘子铉序（丁亥） 至正二年，皇上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执政大臣和总裁官等人集议，设置修撰、抄写人员四十名，其中翰林国史院书写十六人，国子伴读、籍记、部令史各十二人。辽史、金史的卷帙不算太多，已经编成进呈，唯独宋朝旧史记载详备，如今修史人员势必不能全部删削；而需要参照考证的野史杂记又多得不可胜数。于是政府选拔擅长书写的人二十一名，以平民身份征召安置在史馆中，庐陵刘子铉字鼎也在其中。现在御史大夫高公以中书平章政事的身份主管修史事务，常常在人毫无准备时突然来到史局，只有刘子铉和那二十一人从早到晚不懈怠，而且字迹都端正楷整，高公非常高兴，便在朝廷上公开称赞，认为应当授予他们官职。总裁官采纳史官的意见，按照本朝旧例：完成《大一统志》的二十五人、完成《经世大典》的三十人，都任用为儒学教授。如今所修三史更加繁多，这二十一人也应该遵循前朝旧例授官。但朝廷最后还是任用他们为郡学录、县教谕，并且下文书命令外地中书省授予他们官职。子铉的名字列在江西的文书中，行省参政廉公说：“我是史官，知道这二十一人对史书有功，应当赶紧向僚长说明，选择靠近京师、方便之地安置他。” 子铉被授予吉安龙泉县学教谕。子铉将要南下，京师的旧友分别作诗、题咏赠送给他。只是子铉正当壮年，他的学问如水涌山进、不断增长，用来在一个县施教，既不足以酬答他的辛劳，也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华。然而也有人怀疑子铉不可能对此毫无介意。我读《周官》，古代闾里设有塾，以住在乡里的卿大夫、士为左右师，有的称父师、少师，有的称乡先生，早晚都对人施教。每逢年节召集百姓饮酒，就让他们担任僎。进门时从左门进入，在尊位东边设席，用来考察品德、询问学业，惩戒不善、勉励贤能。如今一个县这么大，其中有二十五家的闾巷，不知道有多少。龙泉又是子铉的邻县，他前往那里担任老师，那么朝廷对待子铉，可以说已经优厚到了极点。子铉还应更加思考怎样报答并称合这份恩遇吧。仙岩图序（丁亥）

译从信州到贵溪，向南走八十里便到龙虎山。我曾从渔人那里买了一只小船，泛舟沿溪行驶数里，到了仙岩。从船中仰望，只见峭壁高达万仞，群岩棋盘般散布，有的像辘轳、酒瓮、仙仓、仙棺，数也数不清。有三个人同坐在岩中，俯视流水；但他们时隐时现，料想不是飞仙不能到达那里。樵夫即使竭尽全力攀援到绝顶，也只能俯身窥看；而石阶悬空嵌在岩壁上，始终不能走到那里。顺中居民把长绳系在大树上，悬下竹笼，让一个人坐在其中，慢慢降到仙棺岩前，用长钩钩住两具棺木，使它们坠入溪水中。棺木都是楠木制成的，其中一具棺内只有玉连环而已。有人说，尧时百姓为躲避洪水而居于其上，所以遗迹还保存着。我曾对此辨析：尧时只是河水为患，洪水横流泛滥，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沿着藤萝攀登而上，有一块大岩可以容纳数百人；再转折向上到达山顶，那里非常平坦开阔。浮图师在岩上架设宫室，又登船行驶数里到了桃原。太史范先生曾为此写过记。等到舍船进入山中，到了演法观，汉代张天师炼丹的地方，仿佛还可以看见。又有水帘洞，瀑布从崖上飞泻而下，像白绢凌空飞落，雷霆般轰鸣着冲入洞中。洞内可以坐人，但即使快步走过，衣巾也一定会被沾湿。到了邹尊岩，乱石构成门扉，里面多有黄精、薯蓣、鷷鸱之类的植物。邹尊是古代仙人。大体说来，这里千岩万壑，草木秀美润泽；若不是遁世而居、喜好奇异的人，便没有缘由来到这里。方壶生在龙虎山学道，心志和行迹超逸高迈，不受尘俗污染，常常描写山水的奇异情趣。像武夷山、匡庐山、恒山、岱山、华不注山等，他多次为我画图，而仙岩又是他常常坐卧其间的地方。不过他游心于方外之境，性情不可测度，兴致所到，往往不问姓名，随意为人作画；否则，即使一笔也不轻易给人。紫阳王君达善得到他所画的《仙岩图》，寄到京师，请我为之作记，于是我叙述自己曾游历的地方，同时也惋惜方壶生沉没于世俗事务之中而不知道返回。《经邦轨辙》序 《经邦轨辙》十卷，是临川郭君庆传所著。全书的篇目共有十二项：格君、进贤、恤民、正己、守法、勉学、去邪、绝私、识量、职任、寡欲、兼听。每项开头都引用经书和史书的内容，再用本朝名臣的事迹加以证明；后面则由郭君自己作出论断，阐明其中意义。监察御史认为郭君所著有益于当世，便向朝廷推荐。集贤院和翰林院两院校订此书，也认为很好，于是按照当今制度，任命他为学官。郭君拿着这部书，让我为它作序。唉！治理国家的道理，难道是容易说的吗？如今木匠、车匠制作器物，尚且要等待规、矩、准、绳齐备，然后才可以建造房屋、制造器物。何况身处辅弼、[疑“凝丞”]之位，国家兴衰、政治治乱都系于其身，难道可以让不学习、没有才术的人苟且充任吗？假使阴阳失调，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国家难道不会走到危亡的地步吗？傅说告诫他的君主说过：“做事不能不以古人为师。”周公曾有兼取三王之道、施行四项事业的思考。古代圣贤没有不是这样。后世治理国家的人，不寻求古人的轨辙而遵循实行，难道可以吗？如今皇上继承大历，任用功臣贤者，又采用郭君所著的书，正好遇上了这样的时机。然而也只是把它收藏在有关官署罢了。郭君虽然接受官职离去，仍应当把书抄写整理后进献到延阁，颁发给群臣，使公卿百官都知道治理国家自有已经形成的法则。一旦举用并施行它，就应该不至于因官员失职而败坏事情。这样，郭君著书的功劳，怎么能够计算呢？《送段学士致仕归济南序》从前翰林学士东平李公伯宗任国子祭酒时，恰逢国子监知印一职空缺。有权势的人逼迫李公任用自己的亲信，李公最终取出诸生名册，任用了名次居首的人，这个人就是济南段某。段公家中十分贫困。当时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认为李公屹立不动、不畏惧权势，能够秉公处理此事。后来段公历任州县官，入朝任监察御史，出任河南宪司佥事，六十六岁时辞去职务，于是授任翰林直学士。朝中诸公赞美他懂得适可而止、知足自守，作诗歌为他送行。年满七十而退休，是古代的制度，如今的法律也这样规定。世上固然有不到七十岁便退休的人：有的受制于权势地位，有所不敢做；有的局限于冗散闲职，有所不能做；有的苦于身体衰弱疾病，有所不能做，因此往往想着浩然离去。至于出任风纪官，持节巡行郡县，威名所到之处，下级官吏无不震惧肃敬；何况俸禄优厚、地位尊贵、职权重大，而且体力强健足以任事，却能够决然离职远行，没有任何留恋，像我的段公这样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古今士人被爵禄和重任所系缚，在功名利禄的长途中驰骋，他们为人的聪明或愚昧，本来就可以看出来了。因此，能够量度自己的能力而接受职任，害怕职位盈满而知道停止，难道不是君子吗？这样看来，段公比众人贤明得多了。因此，世人不只是赞美段公的贤德，也更加了解李公识人的眼光。《送方推官赴嘉兴序》（戊子）

译新安方君以愚早年考中科举，治理县邑颇有声誉，因此被任用为国史翰林院编修官。恰逢当今宣徽使札拉尔公任院长，他喜爱贤能、礼遇士人，知道方君原是进士，便命人搜取前后在禁苑中所作的文章，进行对比编录。方君于是广泛搜求从前翰林学士承旨王文康公以下的文集，大约数百家，将册命、制诰、碑铭、祝文、诗赋、赞颂等作品编次成若干卷，题名为《玉堂视草》。书成将要进献时，札拉尔公却调任其他官职。后来朝廷下诏编修后妃、功臣列传，方君与修史之事已经接受替代，待制以下官员向院长进言，请求重新留下方君。院长说：“可以。”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政府。正逢天子和宰相忧虑郡县凋敝，大规模选拔贤能来安抚百姓，于是提升方君为嘉兴路总管府推官，择定日期出发。同馆士人都惘然流露出离别之情，一起赋诗表达心意。我一向知道方君的从祖（阙）府君与我的曾祖仁和府君同在景定三年考中进士，如今又成为同僚，因此得以写在诗稿的开头。刑法的重要性，经书史书中说得很清楚，方君是儒者，本来不必等我再陈说。我曾观察本朝任命官员的情形，无论事情大小，都一定在同堂讨论，所以人人各自发表意见，而政事往往因此荒废。唯独刑名之事到了郡里，专门责成推官办理，那么他在这件事上谨慎尽责，正足以看出圣明时代爱惜生命的德行已经这样深入民心。如今风俗败坏，诉讼兴起，奸诈豪强得以肆意逞强，胥吏得以颠倒黑白。嘉兴是淛右的大郡，本来就应当有像方君这样和善明察的人来治理它，或许可以使善良的人获得安宁，使受委屈压抑的人得到伸张，也不辜负设置这一官职的本意。从前解释文字的人说，执掌中正的人就是史官；方君对于史事，表彰善行而厌恶恶行，只是执守中正罢了，那么他审理案件，也一定只是执守中正罢了。《送敖巡检序》（戊子） 天历至顺年间，天下黎母山一带发生盗乱，朝廷出兵讨伐。当时主将招募勇悍无赖的子弟作为先锋，称为达尔罕军。“达尔罕”就是放纵任性、没有禁制的意思。于是把黎人几乎全部斩杀，一个种族也没有留下。后来那位主将出任广西官员，采用同样的办法，也招募勇悍无赖的子弟，用来制服成为盗寇的莫、猺、獞人。起初他们也颇有抵御盗寇的功劳，时间一久便熟悉官府的情形，于是暗中同盗寇勾结。盗寇出动时，有司必定让他们追捕；盗寇既然追不到，他们便盗取财物、牛羊猪只，斩杀良民来求取赏赐。当地百姓遭受毒害达二十年，距离天子万里，没有地方申诉，每年又仰赖县官供给，耗费无法计算。进言的人哪里知道这是南粤的祸害，只请求停止给他们供给。一旦他们愤怒起来，彼此呼喊，聚众成为大盗，元帅府也不能制止，于是把事情上报朝廷。朝廷多次调遣行省军队攻打他们，大多不利；他们杀死湖广省臣和各位将佐，接连使数名大臣遭难，震动南粤。盗寇尚未到达的地方，百姓也要供应粮饷，富裕完整的家庭立刻变得贫困。天子怜悯远方百姓，下诏书招降这些盗寇；这正是他们束手请罪投降的时候。我曾考察本朝最初攻取南粤的功劳情形，只有静江凭借坚固城防难以攻下，其余郡县都望风归顺。当时从敌国手中取得土地，尚且如此容易。如今天下已经太平七十年，却兵祸相连，盗贼杀害王朝官员，像鼠窃狗偷一样四处作乱，反复烦劳皇帝忧虑，这一定有它的原因。明白时务的杰出人物，难道能坐视不管而不开口，把胸中的奇策一吐为快吗？宜春人敖遂初曾经在广西从军，论功授任乌程管界巡检。从前苏文忠公镇守徐州，因为沂地盗贼很多，请求兼任兵马巡检。如今敖遂初专门担任这个职务，正是苏公当年所希望担任的职务，国家对待遂初也不能说不厚。遂初早年用于军旅之间，深知应当怎样部署设施，明白止戈息兵、不妄杀人的意义，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这正是臣子的义务，为什么不历数其事向朝廷陈说呢？正值侍从文臣奉诏进言，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语不能传达到天子的耳中。我与遂初从未有过一天的交往，太史周君却多次称赞他淳朴诚实；因此趁他赴任之机谈到广西的事情，不知道他会不会认为我的话正确。《史馆购书目录序》（戊子） 至正三年，朝廷下诏修撰辽史、金史、宋史，派遣使者频繁搜购遗书，但送到官府的书很少。我因为才能平庸浅陋而充任史官，中书省又命我前往河南、江淛、江西。我接受诏命，恭敬勤勉地执行，不敢安居休息，并把皇上仁慈明察、急于删削编述的意思告诉各地。于是藏书之家渐渐拿出书来献上，由驿站送往史馆。选取其中重要的内容抄录在册后，闲暇时我便打开旧书箱，抄录书目收藏起来。其中有宋代东都兴盛时期所写的书，是世上没有其他版本的，如今也有了。朝廷搜求，民间上送，都是出于最公正的心意。至于我跋涉山海、心力俱尽的辛劳，不值得多说。后来掌管钥匙的人，确实应当谨慎守护，不要使它们散失就可以了。有志于考察古代的人，难道不会因此增长、扩充自己的学问吗？至于人情的险阻、事物的纠缠，我另行记录下来，给儿子们看，使他们知道生活在今天，即使是小事，奉公尽职也很困难。《兰桥毛氏族谱序》（己丑）

译毛氏是文王的后裔，历代相传已经很久，世系无法考证。宋代时，西安毛氏最为兴盛；后来有人迁到南城的龙荫，又迁到我金溪县的马兰桥。遇顺曾经增修家谱，共计十一世，并亲自为它作序，说他的先祖中有一人任县丞。宋朝南渡初年，苗传刘正彦发动叛乱，县丞起兵勤王，事情平定后便在龙荫安家。大概因为他的官职低微，史书没有记载，遇顺也没有得到详细情况。遇顺曾间或对我说，南城慧光寺有一块断碑，记载着他的先世事迹，一直记到至元三年。我和石岂生游览山水来到这座寺，询问此事，才知道石碑已经毁失很久了。八年以后，我以经筵检讨的身份奉诏修宋史，奉命到东南搜求遗书，在松江庄肃幼恭家得到长沙丁氏编纂的《百族谱》，西安毛氏族谱也在其中。由此知道县丞名辨，字明仲，曾任江宁县丞；当刘正彦作乱时，他确实在江宁。宋军追到闽境，罪犯才被擒获；南城与邵武的疆界相接，县丞涉足那里，一定有其缘故。丁氏所修的谱，上溯到县丞以上七世便停止，下溯到县丞以下一世便停止，大概是丁氏修书时正值绍兴年间的缘故。遇顺来到京师时，正好我在翰林院供职，便得以借到这部族谱。遇顺非常高兴，补全了自己的族谱，又亲自为它作序。县丞的族祖、衢州知州名滂，字泽民，与眉山苏文忠公交好；翰林院我家中藏有他的文集，旧时还有大理寺丞渐所投献的三篇文章。遇顺都亲手抄录带回，像得到珍贵的拱璧一样。县丞的哥哥名幵，字平仲，扬州学宫藏有他的文集。我曾读过它，喜爱其文章清雅醇厚；遇顺又准备求取并抄录它。可见他尊祖敬宗的心意十分深厚，哪里是世俗之人所能理解的呢？然而我从毛氏族谱来看，遇顺爱好文章而且极其专心，距离县丞不过二百年，尚且过了很久才得到大概情况，那么古代文章中的遗闻旧事本来就不容易穷究查明，往往都像这样，读书人怎能不谨慎呢？至正九年三月望日，写于金台坊客舍。这一天休假，前往旧城观看铜马。《杨梓人待制文集序》（己丑） 澧阳杨侯，早年在天门山中读书，考中高科以后，在州县任职二十多年。天子听说他的文章足以掌管诰命，于是召他任翰林待制。然而杨侯一向珍视自己的文章，宋正献公是其中的榜首作品，想看却无法得到，便贿赂旅店主人偷取出来。杨侯在禁林任职时，四方求文的人从未随意应允。我暂时充任末等僚属，奉命从容地在史馆接受教诲，多次向他请求，才得到两大编文集，读了一整年仍不满足。大概他的文章根本在义理，主旨精要，精深冲远，像没有波涛的沧海，万顷碧色，确实是善于言说的人。诗经说“穿着锦绣衣服还要罩上单衣”，《中庸》说“厌恶文采显露”，这些品德只有杨侯具备。这样的境界，难道是世俗之人沾沾自喜、只知道在外表上加以炫耀的人所能理解的吗？杨侯入仕以来，廉洁勤劳，清苦自守，声誉和声望郁然日盛。东平申屠駉，字迪素，行事严峻，不轻易许可别人，任兵部员外郎；按照法令应当推举一名郡守县令，他曾对我说：“我所信任的只有梓人。”那么杨侯在政务上的能力，也就可以知道了。杨侯在学问上尤其精通《易》，有所论述，又补注《水经》，这些都应当流传后世，所以这里不再详细记载。《送郭真人还玉笥山序》（己丑） 世祖皇帝承受上天的命令，不仅把一时的豪杰和文武方面的奇才都任用起来，而且山川中的百神也没有不各尽职守的。当时，常山刘文正王凭借深沉的谋略和宏大的方略最受世祖亲近宠幸，并且通晓秘术；在出师用兵之际，他役使鬼神，常常取得奇异的效果。于是他在宛平西山、开平南屏山建造祠宇，祭祀太一、六丁之神，都称为灵应万寿宫。常山王去世后，继承其职守的人，若不是操守贞洁、通晓道术，便不能入选。至元四年五月己丑朔日，当今皇帝下令任命玉笥山道士郭君宗纯为第八代祭遁真人，并降下玺书宠幸嘉奖他。他所居住的两都靖治所，正处于戒严之中。真人须眉斑白，深居山林，时人望见他，已经如同古代仙人异士，不容易亲近。十年以后，他向朝廷请求，将要回到故山隐居；这样，他的高尚风操就更加遥远高不可攀了。著名卿大夫和士人听说真人知止知足，与老子的旨意相合，便作诗歌为他送行，并请我为此作序。至顺初年，第六代真人毛君在龙虎山退休，闭门谢绝人事，自在自得；我本来已经感叹他超然游于尘世之外，不是世俗所能淹没的人。如今看到郭君归去，后世将更加羡慕祭遁祠中贤者众多。正因为他们轻视世俗事务、看淡功名，所以内心没有牵累，才能与神明相交。我在这两位君子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又或者，常山王起初曾寄身于方外，后来遇到圣明之主，越级授予上公爵位，却处之淡然。两位君子莫非是听到他的风范而受到激励的吗？不然，他们的出处进退为什么这样从容呢？《横州新城诗序》（己丑）

译《周官》的制度，对城郭建设极为重视：为此测量人口来营建城池，设置掌固来修治城防。大概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血气和欲望容易导致争斗，所以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如今挖沟成为城，开池成为郭，正是用来预先防备，符合先王的制度。我的国家刚刚平定江南，便下令毁坏天下的城郭，难道不是因为大军所到之处，像襄阳、合州那样，攻打很久以后才攻破吗？可是只知道了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另一点。如今中原之地，空旷数千里而没有城池防守，近年有强悍之徒带着几十名骑兵从东海出发，横行州县，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只是因为平时没有防备罢了。横州处在左右两江的要冲，夷人、獠人造成的祸害已经很严重。至正五年，广信人倪君友诚来到这里任佐官，与知事陈华甫、巡检郭君惠、吏目廖蜚卿谋划修复本州的城墙和城池。于是先在东南城门修建泊鼓角楼，倪君拿出俸钱倡导此事，属官们都帮助促成。不久工程宣告完成。倪君说：“百姓是可以任用的。”适逢同知州事于某、知事朱某也来到，官员们赞许倪君的这一举措。计算这项工程，城墙周长三百六十丈，护城池周长三百九十丈。宁浦、永淳的百姓听说后，都乐意赶来办事。不久在乐山石村发现古砖，数量多得无法计算，质地坚实，形制周正，上面刻着“太元七年”。考察图经，晋孝武帝时百姓曾居住在砖室中，到现在已经九百六十五年了。百姓争相把砖运来，用来修筑州城。第二年仲春，倪君又为此划分里巷，建立官府，迁置驿舍，设立惠民局和神祠，使百姓各得其所。倪君调任京师官职，间或还谈及这件事。我曾经忧虑边境檄文所涉及的地方盗贼横行，而守御却没有办法；拘泥文法的人不懂通权达变的道理，害怕兴办事业的人乐于采取因循苟且的办法，以致老弱之民被俘虏、死于刀兵的情形接连不断。假使守土之臣都像倪君治理横州这样，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唉！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从前二十四部春秋史书重视民力，正是这个原因。倪君修筑城池，竟然在千年之后得到古砖，大概不是偶然的；难道是他效忠的诚心、为百姓谋划的功劳，得到上天帮助吗？那么，这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更是史官应当记载的。我谨慎叙述它的始末，请大夫君子作诗歌咏赞。《送归宪使赴河西诗序》（己丑） 新安朱文公谈论观察人物的方法说：“光明正大，疏通畅达，如同青天白日；如同高山大川；如雷霆那样有威势；如雨露那样有恩泽；如龙虎那样勇猛；如麒麟凤凰那样祥瑞；光明磊落，没有丝毫可疑之处的，一定是君子。”我羁旅京师，希望寻求四方君子来考察品德、请教事业；凡是像朱氏所说的人，哪里有高处不登，哪里有深处不探呢？其中不愧朱氏这番话的人，难道就是大梁归公彦温吗？至正五年十一月某日，南至河南行省掾范孟伪造中书省公文，纠集流俗无赖，假称使者，进入并占据行省官署，立即召集省、宪官员，杀害平章政事等若干人；伪授肃政廉访使段辅左丞官职，不久又升为平章，遣散各司，调兵的符牌和檄文往来飞驰，河渡关隘都被盗贼把守。范孟自称大元帅，寓居当地的公侯、富民以及小吏中奸猾强悍的人，都授予伪官。归公原任同知颍州事，正在家中等待任用，也在召集之列，便拜别母亲，诀别赴死。盗贼果然要伪授给他蓬婆万户府经历一职，归公抗言说：“我从一个读书人成为进士，正打算报答国恩，唯恐来不及，哪里肯跟你们做盗贼呢？” 盗贼大怒，把他戴上刑具关进狱中，决定第二天早晨杀死他。当晚事情败露，归公得以免死。当时大丞相秦王巴延仓促之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便上奏派遣知枢密院事特默齐罕率领大军出京，京师震惊恐惧。事情查明后，才知道是范孟所为。如今太尉高公以中书参知政事的身份奉诏前往审讯此事，汴梁百姓家破人亡的接连可见，而归公抗拒盗贼的节操也上报朝廷。如今知枢密院事阿齐拉公任中书平章政事，惊叹说：“儒者中竟有这样的人吗？汉人中竟有这样的人吗？”于是归公的名声大震天下。由此看来，像归公这样的人，正是所谓光明正大、疏通畅达的人。后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台阁各部门争相破格任用他，如今又越级提升为河西肃政廉访使，择定日期出发。朝廷中的名卿大夫和士人没有不作诗为他饯行的。我认识归公最久，因为不熟悉诗歌辞赋，所以特意详细记述归公的大节，以表明他官位日益升高、显贵通达，是凭自己的努力取得的，绝不是靠阿谀顺从、侥幸苟得可以同日而语的。至于一方政务有的应当废止或施行，州县官吏有的应当荐举或弹劾，那只是归公的余事，所以这里只略加说明。《送徐时之还勾吴序》（己丑）

译至正九年，江淛行省奉诏刊刻《大一统志》完成，命松江府儒学教授姑苏徐君时之把书进献朝廷。徐君多次到寓所看望我；我看他的气质容貌，纯粹而十分温和；他的举止端庄而有法度；他的议论深厚而无穷。因此，朝中著名的卿大夫和士人，都乐意同他交游。等到他回去，众人相继作诗歌为他送行。徐君是吴地人，又通晓《春秋》学，并有所著述。我私下拿《春秋》中关于吴国的事情向他请教。吴国本为姬姓，泰伯和弟弟仲雍把君位让出，季历逃往荆蛮。武王灭殷后，寻找他们的后代，找到周章，便封他在吴地。又传十四代到寿梦。《春秋》鲁成公七年记载：“吴国攻打郯国。”左氏记载郯成季文子说：“中原不能振作军旅，蛮夷便进入进攻。”申包胥说：“吴国像大猪长蛇一样，接连吞食中原诸国。”这些都是敌国方面的话，总不能据此轻视或抬高吴国。吴国是周王的伯父之后，却称为蛮夷，为什么呢？至于襄公二十九年，书中记载：“吴王派札来聘问。”常山刘氏、武夷胡氏都竭力责备季札。我曾反复读他们的话，私下认为他们说得过分了。众说纷纭，我将以孔子的话来裁断。孔子说：“延陵季子，是吴国熟习礼仪的人。”又说：“延陵季子对于礼，恐怕是合乎礼了吧？”大概孔子起初听说他学习礼仪，所以说“熟习”；最后看到他能够实行礼仪，所以说“合乎”。假使季子不是贤者，孔子会仅仅因为他学习礼仪、合乎礼仪而称许他吗？当季子出使鲁、郑、卫、晋时，他审察音乐、观察人才，就像烛火照见、蓍草和龟甲占卜一样清楚。如今却说吴国的祸乱确实是因为季子不应当把国家让出去。让国本来是美德。孔子赞美泰伯“三次把天下让出，百姓无法称述他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既然如此，难道泰伯让国不对吗？况且季子虽有父亲的命令，但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如果最终让自己登位而不再谦让，那难道可以说是自居贤者吗？只有公羊氏说：“季子是贤者。”谷梁氏说：“自身贤能，所以尊重贤能；即使让贤，也同样是贤德。”这大概才得到《春秋》的旨意吧？虽然如此，夫差称王却是不对的；把吴国的土地视为遥远的夷地，也是评论者的过错。有人说：“您的先祖与吴国同姓，却被吴国灭掉，您难道会偏袒吴国吗？”《春秋》以天下为公来裁定是非。您既然明白这一点，难道肯因为旧日的怨恨而混淆是非吗？我送您时谈到这些，是因为联系您故乡的地方来加以讨论，用来回答您心中的疑问。《送董英仲琴所诗序》（己丑） 从前神农氏统治天下时，开始制作琴。有虞氏用琴来歌咏《南风》。南风能够使万物生长，就像君主养育万物一样。当时诸侯中有人施行虞帝的政教，德行盛大、教化尊崇，五谷按时成熟，便用音乐来奖赏他。既然如此，治理天下的人怎么可以忽视音乐呢？我曾考察八音：金、石、竹、匏、土、木六类，都有固定的声音；革受到干湿影响，丝弦又有琴弦、琴柱松紧缓急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两类没有固定的声音。丝弦的声音变化无穷。大晟乐府曾经废去一弦琴、三弦琴、九弦琴，只保留五弦琴，认为五弦琴得到五音的正声，最优于其他琴。有人认为琴弦有七根，通过缓急变化声音，便自然可以具备十二律的数目；一根弦具备十二声，十二根弦便具备一百四十四声。一百四十四声本于十二律，而十二律又有六种浊声的差别。六清声既然已经属于清声，六浊声如果没有相应的清声便不和谐。所以从黄钟到中吕，又各有子声，共计六个。因此五声循环相互作为宫音时，七弦便可以变化出十八律，二百一十六声全都具备。皇朝统一天下将近百年，制定礼仪、创作音乐，正是时候；应当有精通音乐技艺的人出来在当代发挥作用，审辨音律而了解政治。唉，这件事不容易说啊！乐平萧君性渊和我是忘年交，他写信告诉我说：“我乡里的董君英仲，希望和您结交。”我观察他的性情纯厚诚笃，而且有深沉的思想。他闭门居住在京师，闲暇时弹一两曲琴来自娱；那么他内心所蕴含的东西，一定有不是我这种浅陋之人所能窥见的。《礼记》说：“君子听到琴瑟的声音，就会想到忠义之臣。”丝弦的声音婉转美妙，所以能够表现怨恨哀伤；也因此能够使人树立廉洁的操守，不越过自己的本分，以此确立自己的志向。听到声音而通达事理，取决于有见识的人。像董君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有志于义的人吗？萧君因为任古田主簿而弃官归去，将要有浩然长往的志向。董君替我致谢说：“明天子在上，礼乐将要兴盛，怎么可以长久淹留在山林中呢？” 《说学斋稿》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说学斋稿》第四卷 （明）危素撰 《送道士李九成序》（庚寅） 我还未满二十岁时，在贵溪卢氏的馆舍读书。当时卢尊师从玉清道馆闲居，每逢休假，总要到他的住处去。尊师为我摆设酒食，从容交谈一整天；告辞后，他又和弟子们在茂密的树林、修长的竹林之间游玩，弹琴焚香，自在超脱，仿佛不知道世俗忧虑会牵累人。几年后，我再次经过那里，尊师已经仙逝，我徘徊了很久才离开。后来客居京师，在尘土中奔波，只为求得微薄的俸禄。每当读到剡原戴先生所写的《拂云楼记》，想起玉清道馆的美景，便茫然觉得它如同弱水一样不可渡过。李君九成是尊师的弟子，和我分别将近三十年后，在京城相见。他年纪比我小，握手叙说旧事，惊讶于彼此的须发也都变了颜色。我这时渐渐走向老年，询问过去一起游玩的那些人，却大多已经去世。我们看这人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从前向子平、宗少文把志趣寄托在山水之间以自娱，正好爵位禄利不足以羁绊他们。我这个不肖之人，私下里也把他们当作千年以前的朋友；如果能够请求退休离去，名山大川便可以供我游览眼目、舒展胸怀。将来有一天再到玉清道馆寻访旧日游踪，约定与李君一起实现这句话，也还不算晚。《送镏志伊采大元文乘序》（庚寅）

译文章对世间的功用，已经由来很久了！怎么可以把它看作儒者的末技而轻视呢？从宓牺氏以前开始，我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代、多少年。那段时期虽然人事简朴，风气尚未开化，但没有典籍可以考察，远古洪荒之事也无法追问。从后世看来，难道不是失于荒野，而不符合先王驾驭天下的本意吗？那三坟、八索、九丘，如今已经无法看到了。《诗》《书》《春秋》详细记载了四代的事情，帝王的功业由此可以考察。大体说来，后世各代都有史书，文人都有别集，书籍多得可以使牛马劳累、充满屋宇；游历书林艺苑，真是丰盛有余。我国朝从北方兴起而统一天下，号令所到，四海臣服。昭华、延喜等珍宝，大概都是翻越山岭、渡过海洋而来。府库充盈，民众物产丰足，自古未曾有过。至于文章的兴盛，与前代相比应当毫无惭愧。立国百年来，却没有人能够广泛采集并使这些文章一同流传，严重的甚至散失磨灭，再也没有补救的打算。从前江淛行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稍微编辑文章类别若干卷，刻印后流传于世。宜春镏志伊读后感叹说：“尊贵官员和大人物的文章，已经列在这里了。至于那些怀抱道德、隐居山林的人，或是坚守志向、砥砺操行而自觉远离声名利禄的人；以及那些憔悴枯槁的士人，急切奔忙于文字之间，希望凭这些文字在寥寥千年之后显现自己，最终却湮没无闻，难道不可惜吗？”于是他准备行装离开京师，而他的志向是要走遍大禹足迹所到之处；如果不能得到当代的文章，便不会停止。我们这些人每天等待他完成这部书，使四方万里都知道历代圣人的深厚仁德和恩泽滋养天下，已经将近百年了。因此百姓不知道兵戈的苦难，能够从容地铺陈文辞、挥毫写作，他们的文章都足以彰显国家的盛大。那么，志伊这次出行，不只是为了从事文章搜集工作，他的功劳也在于本朝了。志伊与我交好，他出发时，我写这篇序为他送行。至正十年三月庚戌朔日，临川危素作序。《送苏县尉序》（庚寅） 真定苏卿伯常，调任保定行唐县尉。他将要出发时，京师的大夫们相继作诗为他送行。苏卿也到我这里来告别。从前我多次因公事经过保定一带，常遇到行人坐卧在草丛中，饮泣叹息、满怀怨恨。有人说：“我所骑的马非常好，被盗贼抢走了。”有人说：“我的财物有若干，被盗贼夺去了。”不久，县尉带领若干名健卒，佩着长刀，带着弓箭，骑马奔驰，快得像风雨。他们问农夫：“你曾看见盗贼吗？”农夫回答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又回去了。我第二次经过那里，再询问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捉到盗贼。我私下感到奇怪：这个地方距离朝廷很近，当国家刚刚开创、局势混乱时，尚且有人占据西山作乱，叛乱的旗帜所到之处，便有人在辕门前捆颈投降；与今日的盗贼相比，无论强弱、人数多少，固然有所不同。可是太平日久，官府轻视法令，使道路上的行旅惴惴不安、忧惧战栗，如同走在深不可测的深渊边上，不能说不是有关官署的罪过。然而君子的议论认为，抵御盗贼并不难，难的是使天下没有盗贼。捕获、诛杀，只是政刑的末端，难道一定要使用这些办法吗？使他们改换心思、改变考虑，改正过错而趋向善良，根本在于礼吗？苏卿曾任太常检讨，天子在南郊举行祭祀时，他参与讨论仪礼，朝廷还赏赐他币帛；那么他本来就是熟习礼的人。他治理行唐县的盗贼，我知道他能够使那里没有盗贼；这就是懂得根本的人为什么可贵啊。《黎省之诗序》（庚寅） 黎子省之奉使从安南来到京师，士大夫大多喜爱并敬重他。等他回去时，把自己的一卷诗抄录下来赠给我，都是途中所作。诗辞清新流畅，旨意婉转而正大，飘飘然有凌云之志。文章流传，儒者把它看作末技，但实际上它与天地的气运相互升降，君子可以由此观察世道。大江以南，自从疆土分裂以来，宋朝中期以后用词赋考试选拔进士，安南也仿照实行。皇元各位大公相继创作，努力铲除前朝遗留下来的习气，渐渐接近古代。所以中原士人知道应当趋向何处，安南远在炎热的海域之中，起初也逐渐染上南宋末年的风气。几十年间，朝贡使者接连不断地行走在道路上，因此省之奋然要完全扫除那些弊病，以追随前代作者的志向；这哪里是见识浅近的人所能理解的呢？省之已经出发，我谨慎收藏他的诗，并为他作序。《送夏仲信序》（庚寅） 京师是众多大事汇集的地方。四方士人只要有一项技艺的长处、一种才能的优点，远的来自万里，近的来自数百里，乘车骑马、水陆兼行，从东西南北来到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隔他们。人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然而人的资质有高有低，言论也各不相同，何况习俗不同，志趣也不同；在家中修养却在交游中败坏的人，到处都是。一定要卓然不被流俗淹没，才差不多可以有所自立。庐陵夏君仲信，是能够自立的人吗？他早年跟随堂兄会稽令仲善北上，仲善调任官职向南离去，而仲信独自留下，接受征召任用并领取俸禄，于是迎接母亲来奉养。不久他又自己努力求学，后来想道：“从前子路离开鲁国，曾子让他哭祭坟墓后再走，我难道可以长久离开祖先的坟墓吗？”于是准备行装回去，文人们都作诗为他送行。在我看来，仲信确实可以说是卓然不被流俗淹没的人。他租住在凤池里，左边是图籍，右边是史书，不停地讲学，从此更加自我勉励，成就自己的德业，用来光显亲族、扬名后世；这同那些漫无目的地外出、在家修养却在交游中败坏的人，难道不是很不一样吗？《安福周氏族谱序》（庚寅）

译至正元年，安福后林周氏九世孙周浩，字叔量，修订本家族谱，制定凡例十二章。他的先祖南唐御史周矩从金陵迁到西昌爵誉里。御史府君的七世孙周倩开始迁居后林，这些地方都在本郡境内。看这部族谱的图表，原本已经明白而详尽了。我一向私下看到近世士大夫之家，往往谱牒毁坏散失，无从考察，每每为此感慨惋惜。叔量能够追念先人的德行，对此事如此谨慎，可以说是贤良了。周氏的祖先出自后稷。邹孟氏说：“后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如同自己挨饿一样；可见他的心胸广大宏博，和天地相同。”所以《诗经》说：“伟大的后稷啊，能考察并辅佐天下。”凡是后稷的后代，都应当像后稷那样存心，这才可以。叔量对于自己的族人，想到兵乱毁坏之后，族谱图表失传已经五十年，便诚恳地访求并加以完整记录。把这样的心意推广到天下和后世，他或许也近于后稷的心意了吧？我危素也不才，同样是后稷的后代，愿意和叔量一起勉励自己。《太行书院四咏序》（庚寅） 太行书院，是国子监伴读、获鹿人高健字文刚所建的。经书承载圣贤之道，史书记载往事，众家学说相继兴起，百家诸子之书，装在绫帙中的典籍和插着牙签的书册，卷数以亿、以秭计，所以建造了“作教善之楼”。修长茂盛的竹子，花卉草木都散发芳香，又有来自远方的良朋，朋友之间相互砥砺、彼此润益，讲习有固定的常规，所以建造了“盍簮之亭”。圣学的传承，以邹孟氏为代表；培养浩然之气，关键在于不断积累义理。书斋开始营建，名称早已确定，所以建造了“集义之斋”。太行山的云气，氤氲聚集而变化；一小片云气生成，就能降雨润泽天下。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友爱，无论春夏秋冬，所以建造了“友云之轩”。谁为那座楼作记？是御史中丞、安阳人许公。谁为那座亭题名？是集贤大学士、太原人吕公。礼部尚书、襄阴人王公亲自题写“集义之斋”，而“友云轩”则是文刚的朋友、安阳贡士萧亢宗所居之处。书院里的学生，童生和冠者济济一堂，发出声响前来求学。登上那座楼，能获得考察古事的功效；在亭中休息，可以听到《伐木》的歌咏；进入书斋，便懂得求学进步的根基；处在轩中，可以体会观察万物的妙处。因此古代君子藏身修学、出游休息，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学习的，这些地方都属于这一类。文刚这样布置经营，辛勤到了这种程度，难道只是为了徒然无益吗？难道只是为了徒然无益吗？亢宗将要请当世善于文章的人各自作诗来宣扬它的美盛，而我为此作序。《柳待制文集序》（庚寅） 上天生育人才，是为了资助一代的用途；使人才充分发挥才能，是天子和宰相的责任。千寻高的树木，生长在高崖深谷、人迹罕至的地方，想要建造宫室的工匠，必定会到那里把它取来。何况那些足以为国家建立太平根基的人才呢？《诗经》说：“盛盛众多的是王朝的贤士，只有君子才任用他们。”善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应该对此留心。仁宗皇帝在位时，崇尚儒术，大概是朝廷最兴盛的时候。当时在浙江东部有柳先生道传。执政者发现他的才华，任用他到成均，又任用他到颂台，很有声誉。后来出任江西儒学提举，任期届满回来，在家闲居超过十二年。如今皇帝召他回来，任为翰林待制，正要进一步任用他，不久却死在任上。先生任国子助教时，监察御史马雍古公推荐先生可以担当风纪之任，御史大夫特克实没有听从。先生从江西回来后，朝中有人忌妒他，使他受困而未被任用。等到舆论明朗，才擢升置于馆阁，但这时他已经老了。因此，他所学的东西，一百件中难得有一件显现于功业之中；能够传示给后学的，只依赖文章保存下来罢了。先生年轻时曾游历前代遗老的门下，通晓综合百家学说，探究深奥根本，所以他的文章雄浑严整，长于议论，没有一句话蹈袭陈旧。大概是当时卓然出众的人。先生去世后，门人戴良、宋濂分类编辑成若干卷，托我作序。先生在豫章任官时，我以诸生身份拜见过他；他对我的训导、诱掖和勉励，时间越久越深厚。我知道他的天赋不可说浅薄，但受到人的困厄，往往就是这样。所以读他的文章，深深惋惜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宇文氏族谱序》（庚寅） 太史宇文公谅先生已经增订了本家族谱，带到京师，托临川危素作序。他的祖先从成都寄居吴兴，宋代有许多人做了显达的官。端平以后，蜀地发生兵乱，不能回去，便以诗书作为世代相承的事业。到先生时，又继承世代科举传统，成为著名进士，可以说很兴盛了。《后周书》说：“宇文氏的祖先出自炎帝，炎帝被黄帝消灭后，他的子孙逃居于朝野之间。后来大人普回因打猎得到玉玺，认为这是上天授予的，于是国号称宇文，遂以此为姓。”李延寿说：“宇文部落出自辽东塞外，他们的祖先是南匈奴单于的远支后裔，世代担任东部大人。又有人说，鲜卑人称草为俟汾，音变讹传为宇文；就像今天木要甲讹称为赵一样。”天台胡三省认为《后周书》的说法不对，而以李延寿、欧阳修、宰相世系所记俟汾之说为是，开封王应麟也采纳这种说法。近年有诏令修撰《宋史》，我以经筵检讨的身份充任史官，寻访江南遗书，在钱塘见到了先生。后来先生写信告诉我，前后两次寄来先世的事状，但都没能送达史馆，所以在记载时颇有遗憾。如今族谱已经完成，先生身为史官，应当撰写编次家传，使之流传于世，这就可以了。宇文氏既然出自辽东塞外，而他们的文学和政事照耀古今，由此看来，不一定要生在中原才足以尊贵。古代明王任用贤才不拘一格，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吧？先生字子贞，是元统元年进士。《送吴仲杰还丰城序》

译有位客人问我：“您是楚地人，知道龙渊、太阿是神异宝剑吗？”我回答说：“晋人雷孔章说，斗宿和牛宿之间常有奇异之气，张茂先于是补任孔章为丰城令，挖掘县狱地基时得到了它们。于是用南昌西山北岩的泥土擦拭宝剑，光芒艳丽地发出，把剑放在水面上，精光耀眼。这种至宝不能秘密收藏，竟然如此吗？即便如此，这种东西之所以可珍贵；至于人才应当怎样珍视，客人也知道吗？如今有这样的人，他的孝顺友爱可以追及古人，学问无愧于今人，恭敬谨慎而不自夸，坚定自立而有操守；又出产在龙渊、太阿所出之地，难道不能说是珍宝吗？”唉！龙渊、太阿之所以成为宝物，对内可以安定诸侯，对外可以诛讨叛逆，它们的功用本来就值得称道。人才之所以成为宝物，是因为可以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那么它的功用应当怎么样呢？从前魏侯有一颗直径一寸的明珠，照亮车前车后各十二辆车。齐侯说：“我所珍视的是檀子、朌子、黔夫、种首，这四位臣子将能照耀千里，难道只是十二辆车吗？”龙渊、太阿潜伏在幽深的土中，它们的气势激烈，上冲云霄，所以被有识之士发现。何况人才出生，难道甘愿隐晦埋没而无法自我显现吗？龙渊、太阿的神异，张茂先、雷孔章两人已经识别出来了。至于人才出现，能够精于鉴别裁量的人又是谁呢？吴俊，字仲杰，出众于丰城，难道仅仅是物产的美好足以和他的奇异相称吗？吴君才华出众而且品德良善，确实是世间应当珍视的人；然而他辞别亲人，客居京城已经七年了，却没有张茂先、雷孔章那样明察的人，世上谁能因此知道龙渊、太阿的珍贵呢？即使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珍贵，龙渊、太阿本身仍然如此。吴君和我尤其交好，所以把我对客人所说的话写下来赠给他。《贵溪郑氏家谱序》（庚寅） 我曾经担忧近世士大夫的族谱不完备，没有可以征信的依据。人出生后，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开始时和禽兽有什么区别？那些从民间突然兴起的人，篡改、附会自己的世系，更加可笑。近来客居京师，常常从各地名士那里看他们的家谱。于是贵溪郑咺，字宣伯，拿出他所修的世谱；谱从周厉王的小儿子友记起，到后唐左押衙郑立，才开始迁居信州贵溪松洋里。从郑立到郑咺，已经十六代。郑咺的堂兄弟之后，又传了三代。所以他的家谱可以说详细完备。考察左押衙君的七世孙将仕郎郑晋开始编成此书；九世孙宗学博士郑俊民，十一世孙武昌令郑穰，十二世孙乡贡进士郑元龄、仪凤元郑芝，十三世孙承直郎郑子显、郑旼，十四世孙吉州军事推官郑之秀、乡贡进士郑宗得、郑之怡，以及郑咺的父亲郑贵，相继编纂记录。它的详细完备，本来是应当的。至于凡例所列，有这样的话：“贪财而结亲，因同姓而通婚，贪赃污秽、叛逆作恶，卖掉祖坟的人，都削去他们的名字。”郑氏世代本来是衣冠之族，诗书教化的恩泽深厚而久远，哪里确实会有上述事情呢？但它制定这样的严格办法，也不能认为不应如此。郑氏在唐代是大姓，如今没有专门的官员掌管谱牒，那么郑氏家族怎么能有像郑咺这样的贤良子孙呢？我的先祖也出自姬姓，所以郑咺让我为族谱的开头作序。《云松隐者图序》（庚寅） “云松隐者”是西域彦修君的别号。是谁为他作的图？是秘书监刘君伯熙。彦修君出身世代显贵的家族，早年游学于成均，历任清要之官，如今和刘君同官，任少监。然而他胸襟气度平和高雅，淡泊自守，居住在京师修文坊，常常闭门扫迹，把心思放在诗书文艺之间。他曾诵读唐代李翰林关于庐山巢云松的诗，喜爱庐山高耸立于江上、飞泉怪石、佳花美木时时可见；古代贤人的遗迹，也可以一一指点出来，确实是东南的名山幽胜之地。只是由于被职守所牵，来不及亲身置于那里，所以寄托兴致于这幅图，早晚观览。唉，世上的人又有谁能窥见他的高远情怀呢？从前李翰林暂时经过九江，虽然曾经欣赏庐山，并以青天芙蓉作比，也只是说“我将要去”罢了，至于巢云松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如今彦修君正处在国家盛明的时代，渐渐每日趋向显达任用，形势恐怕不能实现他超然远游的志愿，那么“云松”的称号，也只能在图画中略见仿佛罢了。至于我这样不才的人，贪恋京城之下的微薄俸禄，留恋故乡，而乡邑又实在靠近这座山；等到身体还强健时，请求辞官而去，寄身于烟霞水石之间，处在孤高寂寥的地方，那么“隐者”的称号，应该归于我了。我的彦修君果真愿意把这个称号让给我吗？刘君也肯为我作这样的图吗？《送李文翔序》

译至顺年间，诏令奎章阁学士院修撰《经世大典》。又命礼部尚书库库选择善于书写的人三十名进用，当时号称得到人才最为兴盛。学士们得到他们的帮助很多。天子准备把他们全部安置到馆阁，恰逢驾崩，中书省姑且以儒学教授的职务任命他们。如今铜陵县主簿李君文翔，就是其中一人。文翔进贡方物来到京师，间或经过我这里，对我说：“我年轻时远游，等到归来，见到族中年高的人，他说：‘我家本来是宋代外戚和文的后裔，女真人攻陷开封后，和文跟随高年南迁，寄居在台州黄岩。归附元朝之初，兵火接连发生，所以旧书都没有保存下来。您曾经修撰《宋史》，能不能替我详细说明这些事？’”我所听说的情况是：李氏原本是上党人，祖先为判右金吾街仗兼六军司事、赠太尉元靖公。元靖年幼时就有极高的品行，乡里人都推重敬服。刘知远从晋阳起兵，经过上党时，史弘肇当时任先锋都校，听说元靖的名声，召他署任亲吏。干祐初年，史弘肇统领禁兵兼任京城巡检，杀害许多盗贼、军人和百姓，他的左右都害怕，渐渐离去，只有元靖侍奉他更加谨慎。等到史弘肇被诛杀，唯独元靖得以免祸。郭威和史弘肇一向友善，即位后访求史弘肇的亲旧，找到元靖，对他说：“我和史公受后汉厚恩，同心尽力，共同辅佐王室，却被奸邪之人构陷；史公最终遭逢大祸，我也仅仅得以幸免。你是史氏旧吏，为他寻找近亲属，我将抚恤他们。”元靖上报史弘肇的母亲和弟弟福，并且一向主持他家事务，于是把全部财产登记后交给福。郭威嘉奖他，让元靖隶属于柴荣帐下。后来每逢见到史弘肇的子孙，必定给予厚礼。起初补任供奉官，跟随征讨高平，因功转任供备库副使，改任作坊使。宗训即位，命元靖前往报哀。自南唐回来后，任判四方馆事。宋朝初年，李筠叛乱，命元靖率军驻扎河阳，攻克大会砦，改任泽潞南面行营前军都监，和石守信、高怀德、罗彦环在碾子谷击破李筠军队。泽潞平定后，派元靖先入城，收取图籍，查看府库；于是请求归葬父亲，回到京师，朝廷答应给他十分优厚的赏赐，授右监门卫大将军，充任三司使。跟随征讨李重进，回来后任宣徽北院使，仍兼判三司。干德二年，授枢密使。五年，加检校太傅。当时剑南刚平定，禁军校吕翰策划叛乱，一万多名军人逃亡并聚集在其党羽中，有人请求诛杀他们的妻子儿女。太祖对此疑虑，把这件事告诉元靖。元靖请求全部释放他们。跟随征讨太原，军队回师时，命元靖担任后殿。行军途中疾病发作，命他乘凉车回京师。元靖叩头说：“凉车是至尊所乘的。”这等于催促我去死，于是坚决推辞，才得以免乘。有人因谗言向太祖告发他，元靖被调出任镇国军节度使。六年，召回任左卫大将军。太平兴国二年，黄河决口，诏令元靖按察巡视，出任邕、贵、浔、宾、横、钦六州都巡检使。不久调任琼、厓、儋、万四州都巡检使。部下军士都害怕前往，元靖拿出府库中的数百万钱，全部分给他们，众人于是感动而心悦诚服。当时黎族盗贼扰乱，元靖抵达他们的洞穴，进行抚慰，并用自己的财物赠给酋长。在岭南海边四五年，他安然不把瘴疠放在心上，众人都心怀归附。任期届满回京，授右千牛卫上将军。雍熙三年去世。元靖的儿子是连州刺史、知泾州李继昌，字世长。建隆三年，因恩荫补任西头供奉官。太祖想选他娶公主，元靖坚决推辞；泾州也亲自说不愿让元靖作聘妇，太祖很不高兴。开宝五年，迁任西京副使，入朝任右班殿直、东头供奉官，监理大名府商税，每年征收的课税都有盈余。恰逢诏令选择朝廷臣僚中有功劳的人，府中把他的名字上报，授任西京作坊副使。淳化年间，齐地饥荒、盗贼众多，调任登、莱、沂、密七州都巡检使。至道二年，蜀地盗贼王鸬鹚被平定，但余党仍据守险要作乱，于是授西京作坊使、峡路二十五州捉贼招安都巡检使。不久改任兵马钤辖。贼首喻雷烧把金带送给泾州，泾州假意接受，盗贼因此松懈而不设防，泾州乘机突袭杀掉他们，晋升西京左藏库使。咸平三年，王均在蜀地作乱，泾州和雷有终、上官正、石普一同接受诏令进讨，驻扎在城西门。盗贼忽然开城假装逃走，有终等各自带领部下直接进入泾州城，泾州察觉后急忙制止他们，他们不听，泾州便独自返回营寨。盗贼果然关闭城门发动伏兵，有终等人全部陷入其中，仅凭自身逃脱。泾州的营寨仍然安然无恙。他所部的各校尉听到城中的战斗声，哭着请求撤走，泾州说：“我的职位最低，应当等待主帅的命令。”当天晚上，有终骑马驰来报告，调泾州驻扎雁桥门。三月，攻破弥牟砦，斩首一千级，缴获大量兵器。进逼鱼桥门时，王均逃走。泾州入城后，严令部下不得骚扰或掳获妇女儿童，把他们安置在空寺中。事情平定后，送他们各自回家，因功兼任奖州刺史。不久任知青州，入朝掌管军头引见司。景德二年，皇帝到澶州，派泾州先行赴黄河边，分发各军铠甲。辽人请求议和，想让朝廷派近臣出使，于是命泾州和辽使姚东之一同前往辽国军部。不久泾州和韩和一同到达行在，随即擢升为西上阁门使。景德三年，将要朝拜陵寝，因为汝州是近路、又驻有卫兵，命他知州事兼兵马钤辖。大中祥符元年，晋升东上阁门使；因眼疾请求回京。入朝答对，皇帝慰劳询问，又派尚医诊治。将要正式授为刺史，又让他任职延安。他上表请求退休，不准；改任右骁卫大将军，仍旧领郡。皇帝祭祀汾阴时，留下他任京城新城巡检钤辖。改任左神武军大将军，代理判右金吾街仗。他的儿子遵勋娶万寿公主为妻。天禧初年，公主生日，泾州经过她家，迎拜祝寿。皇帝知道后，秘密赐给他袭衣、金带、器物、钱帛、珍果和美食。第二天，公主入朝答对，皇帝问泾州是否身体强健、饮食正常，便授他连州刺史，出任知泾州。他上表请求两朝御书，并请求拜谒各帝陵，都得到许可。天禧二年冬去世，派中使护送灵柩回去。郑伸曾在元靖门下为客十多年，元靖后来渐渐待他冷淡。

译郑伸上书讼告元靖，因而得到赐同进士出身，任酸枣主簿。这就是所谓的谗人，他很早就死了。他的母亲遇到饥荒年，曾到泾州乞食，家僮竟上前辱骂驱逐她。泾州召见她，给她白金一百两，当时人们称赞他。泾州生有和文，名遵勋，字公武；年轻时学习骑射，曾在冰雪中驰骋。一次马从队伍中逃到山崖下，众人都以为他死了，和文却慢慢起身，安然无恙。后来考中进士，大中祥符年间被召到便殿答对，命他娶万寿长公主。起初名为勋，后来正式以“遵”字为名（原文缺字），因为是元靖的孙子，授左龙武军驸马都尉，赐第宅在永宁里。公主下嫁后，所居堂屋的砖石和瓦片多做成鸾凤形状。和文命人凿去这些装饰，公主服饰上的龙纹也全都收藏起来。皇帝赞叹喜悦，命他领澄州刺史，贬为均州团练使，又调任蔡州。过了一年，起用为太子左卫率府副率，复任左龙武军将军，领宏州团练使。正式授康州团练使，享受观察使的俸禄。当时泾州任刺史，和文请求排列在泾州之下，皇帝答应了。泾州得病，和文骑马赶去探视，没有等待命令。皇帝派使者命他乘驿马前往。回来后，上表自我弹劾，皇帝派近臣慰问晓谕。升任泽州防御使，又升任宣州观察使。他请求补任一郡，经过自我试任后出任知澶州，皇帝赐宴于长春殿。他修筑堤坝防御黄河，七天便完工。升任昭德军节度使、观察留后，授宁国军节度使，调任镇国军，知许州。水军大多没有训练，和文简拔其中十分之七八。后来因病请求援引唐代韦嗣立的旧例，请求获得山林隐退的名号，诏令不准。天圣年间，章献太后屏退左右问道：“人们有什么议论？”和文不回答。太后再三追问，和文说：“臣没有听到别的，只听人说天子已经成年，太后应当适时归还政权。”太后把政权还给皇帝，说：“我并不是留恋这个位置，只是皇帝年幼，宦官太多，恐怕还不能控制他们。”和文曾上奏三篇、论列五件事，议论时政。晋国夫人林氏是太后的乳母，凭借关系干预国政。太后死后，和文请求把她安置在别院，并派人监视她出入，以压制众人的议论。他曾师从杨亿学习写文章，杨亿死后最终为他服丧。等到任知许州时，到杨亿墓前祭奠，痛哭后返回。他又和刘筠交情深厚，照顾抚恤刘筠死后的家属。死后追赠中书令，谥号和文。儿子知澶州，追赠兼侍中，谥号良定，名端懿，字元伯。武康军节度使、知相州，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名端愿，字公谨。任安德军留后，追赠昭德军节度使，谥号恭敏，名端悫，字守道。良定通晓阴阳、医术、星经和地理之学。七岁时授如京副使，侍奉于仁宗东宫，尤其受到仁宗亲近宠爱。仁宗曾解下方玉带赐给他。他稍长后，出入宫禁如同家人。七次升迁为济州防御使。任郡牧副使时，杜祁公任枢密使，选择外戚子弟试任外官，于是让他以侍中的身份知冀州。他处理政务遵循法度，百姓喜爱他不扰民。转运使移文州府捕捉妖人李教，但李教已经死了。恩州王则占据城池，叛乱者说李教没有死，正在贼军中，于是良定被降为单州团练使。知均州，改任滑州兵马钤辖。盗贼平定后，实际并没有李教这个人，于是任为汝州防御使。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升任蔡州观察使，同勾当三班院。调任华州观察使，因母亲丧事起复为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他希望服满丧制，得到许可，仍然结算俸禄，命提举集禧观。出任知郓州，兼任京东西路安抚使。京东水灾，百姓多饥饿，他大规模打开仓库赈济。设置弓手局，教他们作战，于是成为精锐部队。治理汶阳堤，以排除水患，百姓从中得便。不久授定远军节度使，知澶州，但没有接受任命，以观察留后的身份知澶州，后来去世。皇帝当时正在宫中宴饮，听到消息后撤去音乐，赙赠黄金三百两。追赠威德军节度使，谥号良定。再次追赠兼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因穆献公主的恩荫，七岁授如京副使。四次升迁为恩州团练使。仁宗因旱灾在便殿审理囚犯，释放宫女。开府上疏说：“纵然释放有罪的小人只是他们的幸运，放出宫女却会使宦官专权，反而失去她们应有的归宿，用什么来消除灾变？”屡次升迁为邢州观察使、镇东军留后，知襄州、郢州。本路转运使献上数十万羡余钱，受到奖赏。开府说：“正常赋税已经三次加派于百姓，百姓不能承受，请把这件事上报。”皇帝发怒，剥夺转运使的奖赏，重申禁止折变赋税的规定。调任庐州。富郑公对他说：“肥上之政，怎么反而比襄阳差？”开府说：“刚任官时喜欢生事，为了求得名声而装饰厨传，所以称誉的人来了；经历事务久了，知道抑制豪强、制约奸滑吏员，所以毁谤也随之而来。”富弼深以为然。英宗初年，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皇帝因病临朝而沉默，开府请求入对，进言说：“陛下应当亲自掌握权柄纲纪，以维系人心，不应退避推托，使天下失望。” 授武康军节度使，知相州；请求归隐，授醴泉观察使。神宗即位，派使者到他家中记录取走他过去的奏章，赐诏褒奖他。河东城啰乌时，开府亲手抄写赵普劝谏太祖不要北伐的奏疏进呈。连续多年请求告老，以太子少保身份退休。凡遇重大礼仪完成，赐给黄金、丝帛、器物和钱币，数量按照执政大臣的等级。哲宗继位，晋升太子太保。钦圣皇后因为甥舅关系，曾驾临他的宅第，礼敬献穆祠堂，命近侍扶着开府使他不必下拜。元祐六年去世，皇帝停止朝会亲临祭奠，赙赠礼数格外优厚，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恭敏任左藏库使时，主持献穆公主的丧事而辞职，起复后，诏令特别给俸，屡次升任东上阁门使、干办三班院。他曾在群玉殿侍奉，仁宗独自赐给他珠花和飞白字，宠爱眷顾格外不同。知邢、冀、卫三州，至蔡州观察使。元祐年间，以安德军留后身份去世，追赠昭德军节度使，谥号恭敏。当初，良定在嘉祐年间曾秘密请求建立太子，没人知道。元丰年间，恭敏把旧稿藏在袖中进呈，神宗叹息说：“这是近世贤明的外戚啊。”良定的儿子任成州团练使、知蔡州，名评，字持正，年轻时涉猎书传，曾因公主遗奏被召到学士院试用，并授殿中丞；他心中不满意，辞去了这些任命。

译过了两年，再次召他考试，仍只停止升迁一级，他更加不高兴。从东头供奉官八次升迁为皇城使；因父亲告老，授西上阁门使，任枢密都承旨。出使陕西、河东回来后说：“鄜延人都说城啰乌不便利，请求尽快撤除毁掉，以解除一路的祸患。”朝廷出兵安南，征调河东的军队，他又说：“王师向南征讨，却从西北征取士卒，使蛮人听到这件事，就能窥伺我国。”以荣州刺史出任知颍州，回来任干当三班院使。契丹划定河东地界，将近两年才决定，朝廷赐给他袍服、衣带、金帛以奖赏慰劳，晋升成州团练使，知蔡州时去世，追赠冀州观察使，赐白金一千两。这就是文翔祖先的事迹。李氏从高唐渡江，在山海阻绝之地定居，已有一百多年；宋朝丧失国统，李氏后人不足以被录取，也属自然。征召文翔时，他虽然已经在汴京任学官，却又过了五十年，这正是他的志向令人悲叹之处。《左传》说：“公侯的儿子。”孙辈必定会恢复祖先的根基。文翔在馆阁中，和当时的名士俊杰交游，讨论国家的典故；何况他经历练达而深厚，阅历深广，完全可以在当时公侯之中显现自己。恢复祖先的根基，我对于文翔实在日日盼望，所以把所听到的事详细记下，作为赠言。《定武王氏族谱序》（辛卯） 王氏是兴盛的家族，其来源不止一支，有妫姓，有姬姓，还有二支杂姓；定武的王氏，不知道本出于哪一支，能够考察的从仁遇开始。仁遇生顗，考中宋宝元（原文缺年）年进士，任隰川尉，追赠太子太保，称隰川公。顗生三子，皇祐年间都考中进士；长子王仅，最终任水部郎中、知雅州，追赠太子太傅，称雅州公。王仅生孝孙，知代州五台县，追赠太子太师，称五台公。孝孙生安中，元符三年考中进士，历任二府之职，于是定武这一族更加壮大。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的富贵显赫于一时吗？我曾读《初寮集》，私下考察清源公王安中的行事，他坚持正道、直言正谏，从不屈曲退让。他议论权奸蔡京，认为蔡京欺骗君主、僭越上位，侵害国家、残害百姓，天下人都认为他说得对。等到开拓北方边地，蔡京父子合谋，认为王公是有声望的大臣，可以让他镇守安抚新归附的地区，于是出任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徽宗昏暗，竟没有怀疑蔡京的奸邪，这和颜太师出使李希烈有什么不同呢？然而王公陈述的事情，明明看到了事机的先兆，而他的君主却没有醒悟，最终导致宗庙成为废墟、百姓遭受涂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王公在朝廷上所坚持的大节，足以使后世信服。如今皇帝下诏修撰《宋史》，史官为王公立传，已经上奏皇帝，可以说使潜藏的德行发出幽微的光辉，穷尽天地、贯通古今而永不朽灭。后世做人臣子的，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王公八世孙王渐，能写文章，和我在吴中偶然相遇，详细说明了他们家世的美德。王渐的堂弟王晋，向江西贡举，来参加春官试，拿出他的世谱，请我作序，于是写在这部谱的后面。至正十一年二月壬寅，临川危素在京师金台坊租住的房舍中写成。《先天观诗序》（辛卯） 《先天观诗》一卷，从翰林学士承旨、楚国程文宪公以下，总共有若干人。起初曾尊师贯翁为这座道观选择山水胜境，使亭台楼阁高低错落、位置各得其宜。游览山林的君子不能到达这里，便以为遗憾；学道的人尤其喜爱它远离喧嚣，可以脱离尘世而独立。我的叔父功远甫年轻时跟随曾尊师学习，在京师凭借道观的图和四明戴先生所作的记，请朝廷中的名卿大夫题诗。清河元文敏公和先叔父是莫逆之交，得到戴先生亲笔书写的一份记文，面向江南拜了两拜，说：“江左的文章，难道还有这样的人吗？”太史、临江人范德机作诗说：“玉堂学士危与吴”，说的是我的叔父和玄教宗师、鄱阳人吴公。元公亲自在记文后题字，极力赞赏。元公的学问在中州卓然出众，然而他倚仗才华，不肯多让给别人；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赞扬别人善处的行为，还保有古人的风范。当时国家太平，崇尚文物，名人巨公都聚集京城；即使一首诗作出来，也一定充分发挥各自所长，期望作品必定流传后世才罢休。所以范公和太史、浦城人杨公仲宏、豫章揭文安公的诗，都是在他们还是布衣时作的；后来他们虽成为显贵之人，今天读这些诗，也不是随便写成的。先天观的名声传遍四方万里，难道不是凭借这些诗而流传的吗？从薛真人玄卿以来的若干首诗，是曾尊师十几代孙毛遂良、字叔达所搜求的。起初叔达来到京师，让我作诗，我以不敏辞谢，哪里敢接续诸公的作品，只求免受瓦砾般粗劣之作的讥笑。十年后，叔达将要请求他的老师、遁教宗师刘真人耕隐刻版印行，又托我作序。只是曾尊师的品行义理十分高尚，他和开府、玄教宗师张公在贫贱时同乡结交。张公后来得到本朝宠遇极盛，几次招请曾尊师，他都不去。曾尊师去世后，仅仅收藏了宋高宗所书《阴符经》和这卷诗罢了。张公祭文说：“这人伟大啊，秉持这样的正直。”由此便可知道曾尊师的为人。后来有位仙人金蓬头在道观旁结草庵独居二十六年，我多次住宿在庵中，听到松风涧水的声音，清越冷冽，产生高飞远引的志向。只是我在朝廷贪恋微薄俸禄，渐渐头发花白。读诸公的诗，恍惚像在尘湖之上梦游，难道能不在心中有所感触吗？《临川王氏世谱序》（辛卯） 《临川王氏世谱》一卷，是宋代累次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英国公的十三世孙王允升所收藏的。过去荆国公王安石兄弟凭借政绩和文学使家族壮大，世代久远之后，子孙大多散居在其他郡县。我是本郡人，曾经到祠堂寻找他的族谱，大概前面详细而后面简略。后来到金陵访求，也没有得到。因为把这件事托付给名叫垕、字载之的人，垕闭门居于钟山，读书奉养父母，曾多次写信问候，却没有提到这件事。允升从他的七世祖德庆史君开始在诸暨择居，还没有来得及回临川一次。他来到京师游历，拿出这部谱给我看，仍然是祖先手泽的遗留。我把它留存数年，谨慎抄录并收藏起来。孔子说：“夏、殷的礼制，我都能说出来。”但又感叹文献不足以考证。那么，这部族谱的保存，关系到我国的文献，难道可以忽视吗？《三皇祭礼序》（辛卯）

译皇帝即位第十七年，下诏祭祀三皇，派大臣代理祭祀事务，三献礼使用音乐，并制定为法令；这是根据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臣文殊纳的请求。臣危素任供奉翰林，曾经制定、撰写乐章；太常博士臣任栻于是制定乐名。御乐局大使臣卢亨审定音律，到礼部尚书臣赵琏处求正，然后把结果上报皇帝。臣危素调任奉常为博士，私下想到既然提高祭祀礼制，就应当确定仪式文书，颁行各郡县。恰逢臣任栻授任监察御史，于是讨论典故，编成《祭礼》一卷。序言说：从前孔子传授《易经·系辞》，叙述宓牺氏、神农氏、黄帝氏裁成万物、辅相天地的功绩，是伟大的。他们有先于天地开辟而施仁的功德，有后于天地而制作万物的义理，利益延及千万世之久，即使竭尽四海九州的供奉，也曾不足以报答其万分之一。《礼记》说：“功施于百姓的人就应当祭祀。”还有谁的功德在三皇之前呢？然而三代以来，最终没有谁能够实行祭祀三皇的礼制，报答根本、追念始祖，这是多么缺失啊！唐玄宗只在京师设置三皇庙，宋太宗也只是祭祀宓牺于陈、神农于亳、黄帝于防而已。遍及郡县的祭祀，都没有成文的等级秩序，未有像我大元这样盛大的。至元初年，曾由医家专门主持三皇的祭祀。议论者说，三位圣人的功劳和德行，凡是有牙齿有头发的人都应当尊敬奉事，难道只能由医家专擅吗？元贞以来，臣僚间也曾把这件事作为建议，但有关部门漫不经心，没有理会。如今皇帝能够继承宏大的基业，庄严恭敬、谨慎畏惧，凡是奉事神明、治理百姓的事情，没有不尽到其道的，所以作出决定并实行了这件事，真是盛大啊！臣危素蒙受恩宠，接受任用，得以参与礼乐制度的制定；只是顾念自己没有才能，哪里能够上面符合圣明天子敬祀神明的心意？臣实在害怕，因此姑且把这些话记在篇首，以示后来的人。《广信文献录序》（辛卯） 广信确实是东南的大郡。这里的山峰奇特峻拔，水流清澈（原文“清写”字义有疑），山水钟灵毓秀，所生之人多有文章才华，崇尚气节。自唐代吴武陵父子以及校书郎王贞白开创端绪以来，到宋室南迁，中原旧族多侨居于此，士人的风气也更加兴盛。自佥书枢密院事张公叔夜、直秘阁知同州郑氏骧以来，众人都能守持节义、舍生赴死，尤其足以成为本州的光荣。我家邻近贵溪之地，年轻时读柳仪曹所作《吴君文集序》，其中赞誉极为周详。我曾前往寻求这部文集，最终没有得到，吴武陵的文章也同样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我奉命修撰《宋史》，发现广信竟没有一字送到官府供搜集，其他书也只编成了几篇传记，其中缺失当然很多。大概是州县没有贤能的官吏，家中也没有贤良的子孙，使忠臣贤士湮没无闻，给史家留下遗憾，难道不可惜吗？永丰士人舒彬，字文质，当时客居京师，看到这件事后深为感慨，于是发奋回到故乡，搜罗散失的文献，得到前人所作的文章，日久之后汇集编成一书，题名为《广信文献录》。文质家境贫寒，正忙于谋生养家，却在寝食之间也不忘此事；他访求旧族世家，甚至到佛寺、道观，凡残碑断碣，没有不搜集整理的。众人颇且非议、嘲笑他，但文质并不畏惧那些老师宿儒；凡是听说过前代旧事的人，便说：“文质的举动真伟大啊！”不久，资料日积月累，便可以进一步考见数县的历史。后来他再次游历京师，借阅公私藏书，补足原来未完备的部分，所得资料更加丰富。文质将要回江南，便遍访各处，想把这些材料编成记载。假使广信人都有这样的志向，吴氏父子所作的文章怎么会同飘风浮尘一起归于湮没呢？所以我赞美他笃实地爱好古事，替他作这篇序。《广信桂氏三世文集序》（辛卯） 广信桂氏，自司空公在五代宋初显达以后，后来几代都有人凭儒学考中科举。我家陆文安公称说，桂氏一族兴盛而崇尚礼法；宋代忠臣谢公君直的母亲也是桂氏女。至治年间，我客游贵溪之地，开始听说桂氏兄弟凭文学成为乡里的先生，于是斋戒沐浴，整肃仪容，拜谒其门下。当时澹圃先生武仲，方脸白须，像古代的君子；他不因我年轻而轻视我，行揖让之礼非常恭敬，还拍掌谈论谢公的言论和旨趣，使人毅然产生立志自立之心。告退后，我便跟随他的儿子林伯交游。林伯当时正深思经学，希望有所著述来辅助、护卫圣贤之道，而不肯苟且迎合当时的爱好。我比林伯小十四岁，林伯的儿子孟又比我小六岁；孟天资飘逸，文采灿然，尤其足以为桂氏家族增光。后来先生去世，我也因为家贫而求取俸禄，久而不能归乡；隔了几年，林伯和孟还常写信向我表达殷切深厚的友谊。近来孟的儿子来京师访问我，名叫庸，年纪也将近三十岁。由此看来，桂氏传到第四代，也将渐渐衰落了。庸带着他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的文章，请求说：“您与我家有世代的交谊，希望您为它作序，使之流传。” 我读《孟东蒙》的诗，其中第四章说：“内心充实而和顺，外在形貌端正；观察时势而确实合宜，退居之后便安康。”第六章说：“圣人的轨范卓然高明，以删定、撰述为法；于是指示我，使我持守光明的德性。”这正是称述、赞美他祖父尊府君的话，可以说善于言说德行。我虽然不才，实在不敢改易他的言辞。孟继承了家学的传统，所以他的文章有作家之风。古人三代都有文集，被认为是儒林中的盛事；如今在桂氏家中看到了，实在多么美好啊！庸在成均求学，谨慎持重而努力学习，假如能让我在未老之前读到桂氏四代的文章，难道不是我一生的幸运吗？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序。《果啰罗易之〈金台后稿〉序》（辛卯）

译《易之〈金台前稿〉》我已经为它作过序了。后来再次来到京师，又得到《后稿》一卷，便为它评论说：从前在成周时代，采集诗歌来观察民情风俗；当时大小诸侯国共有一千八百个。西方诸国中，豳国得到诗七篇，秦国得到诗十卷，仅此而已。以雍州的地域来说，它实际上就在王畿之内；但从豳、秦以西，便没有见到诗歌，难道是那里的风气尚未开化，习俗不能彼此沟通吗？易之是果啰罗氏族人。他的国家在北庭西北、金山以西，距离中国极其遥远。太祖皇帝取得天下时，他们的名王以及辉和尔最先前来归附，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族人散居四方的，往往从事诗书，擅长文章。易之的长兄已经考中进士，易之却淡泊无意于仕进，退居在句章山水之间。他所作的诗，清丽而精纯细密，士大夫多加以传诵。这样看来，果啰罗氏中能作诗的人，是从易之开始的；这足以看出我朝文化教化遍及四方，没有远近之分，即使成周盛世，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从前我客居鄞地，曾作文章送易之北上，认为祖宗取得天下，功业丰盛伟大，应当制作乐歌，在郊庙中荐献。易之的才华足以承担这件事。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制定礼制、创作乐章，难道最终会舍弃我们易之吗？《卫氏族谱序》（辛卯） 卫氏本是周文王的后代，最初在康地受封食邑；武王又把纣都以东的国家封给他们。到秦二世时，才废黜其国君角，使他成为平民。此后族人散居四方，如今可以考查知道的有：合阳一派，始祖是忠；倾曰夏县一派，始祖是宋代酆州士曹勋；兴元一派，始祖是唐代将军志忠；华亭一派，始祖是诲。诲的六世孙阗，于宋政和八年考中进士，官至左朝奉大夫、镇江府通判，屡次追赠太师、魏国公。他的长子时敏，任通直郎、仁和县知县，生有三子：长子溉，任朝请大夫、直秘阁、处州知州，屡次追赠宣奉大夫；次子洵，任迪功郎、海盐县主簿；三子洙，嘉定七年进士，任朝请大夫、户部郎中兼（原文缺官名）司郎中。若淳熙十一年进士及第，任参知政事，屡次追赠太师，谥号秦国文节公。泾是魏公次子季敏的儿子。户部公的玄孙钟，长期居住京师，想到宗族相隔遥远，便命他的儿子好义增修世谱，请我为它作序。我曾因办事经过华亭，访问卫氏子孙，听说其中贤能而有文章的人，字立礼，闭门不与人交往，已经将近二十年；我想询问他家族旧事和遗闻，最终也没有能够得到。幸而还可以凭借钟来考查卫氏世系的详细情况。华亭卫氏，莫盛于宋代；自世道变乱以来，衣冠世族往往衰败，谱牒散失，传闻荒疏模糊，而卫氏后裔却独能像这样有据可考，真是奇异啊！人的成败得失，衰落与兴盛相互交替，是天意。至于上承诗书的恩泽，下为曾孙、玄孙谋划，自有其中的道理。从前康叔开始受封时，武王告诫他要敬奉、遵循文王的德业，又说要广泛求取殷代先哲王的教诲，说要尊重商代年高有德的贤人；有的从古代先哲王的言论中听取教诲，有的近取当今、远考古代，这些说法不一而足，却都足以说明义理无穷。这样的话，凡是康叔的后裔都可以实行。钟迁居北方，混迹于市井，却不被习俗改变；他知道教导自己的儿子，我因此知道卫氏一定会恢复往日的兴盛，所以写下这篇序来证明此事。《明伦传序》（辛卯） 《明伦传》共五十卷，分为君道、父道、母道、子道、妇道、夫道、妻道、友共、交友、师生、家臣、僚属、知举等十五门，是蜀郡杨君三杰所著。杨君已经为它编排次序，并把凡例列在卷首。监察御史认为杨君的书有益于世间教化，便向朝廷推荐。集贤院、翰林院、礼部共同议论后，认为它符合中书省的意见，便移文江浙省刻印此书。我曾考察杨君著书的用意，认为人处在正常的人伦关系中而实行常道，是可能的；至于处在变故之中而能恰当应对变故，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而且由常态变为变故，本来就是人伦的不幸。安于自己的身份而行事，难道不在于自己吗？然而这并不容易说清。若不是深入研究事物，使义理精确、仁德成熟，就难免有毫厘之差、千里之错。过分与不足，错误的结果是相同的。杨君所作这部书，确实足以帮助学习者穷究事理。它好比养生所需的粮食、治病所用的药石，怎么可以缺少呢？况且先王的恩泽已经断绝，几千年间，议论不恰当、处置不适宜、权变与常道不明、性情和见识昏暗，即使身居君王、父亲那样尊贵的地位，也尚且不能明白臣下、子女所应做的事，何况其他人呢？如果这部书在天下广泛流行，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使常伦教化和日常行为都有成法可循，能够因时制变而不失常道，难道还要等到运用权变之后才知道轻重，测量之后才知道长短吗？杨君著书的功劳，在这里就显得伟大了。若到了这种地步还陷入偏私朋党之中而自己不知道，岂不是自暴自弃到了极点吗？那也就无可奈何了。杨君在京师时，曾多次与我谈论天下大事；看他通晓政务而沉着坚毅、积极有为，便知道他的书并不是空谈。于是作序，并把书归还给他。杨君字曼卿。《元氏世录序》（壬辰）

译唐朝末年，盗贼蜂起，黄巢的党羽柳彦璋攻陷抚州。先南庭府君兄弟竭力平定盗乱，在象牙潭进攻柳彦璋，斩杀黄可思、李道谦。僖宗嘉奖他们的功劳，任命府君为刺史。府君的弟弟名子昌，任新州刺史，又任虔州刺史，改任弋州刺史，加授饶州制置使。杨行密自称留后，后来便自行担任淮南节度使。到他的儿子渥伪称吴国、改年号为隆演时，江西各州县全部陷落。弋州府君依附吴越的钱氏。梁贞明三年十月六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弋州府君有二十二个儿子，其中十一人德昭改姓，改称元氏，随吴越王钱俶归附宋朝，事迹见于《宋史》。宋朝任德昭为右仆射兼侍中，封晋国公。他生有九子，幼子守文，咸平年间进士，官至大理寺丞、白州知州。守文生绛，天圣五年进士，神宗时任参知政事，官至正议大夫，封魏郡公，任太子太师，谥号章简。绛生二子：耆宁、耆弼。五个孙子是延祖、似之、绍京、绍直、绍著。曾孙中可以考见的，名康曾。自章简公的两个儿子以下，历任官职都无法详细考知。五个孙子的情况也不知道；耆宁有若干个儿子，耆弼也有若干个儿子。康曾也无法看出五人中谁是他的父亲。弋州府君有二十一个儿子，晋国公最为显达。到曾孙还不到七代，世系已经漫漶得无法查考，想要寻求二十一个儿子的后裔，就更加难以知道了。自改姓以来，危氏中有一人名清臣，曾经与章简公以诗歌叙述宗族盟谊。章简公也曾回到南城县界潭祭扫祖墓，在永福僧寺刻石留记。后来尚书都官员外郎、右正言，名叫佑的人，章简公还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章简公旧宅在平江带城桥。至正四年，我因办事经过平江，遍访他的后裔，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此事。查考《吴郡志》，也没有一字提到他们。括苍安抚潜、临安知府说友曾经修撰郡志，较多记载了这件事。平阳张君仲举与我同在史馆任职，偶然对我说：“杭州新城有一位姓元的儒者，自称与你同出一族，是真的吗？”我听后非常高兴。恰好大梁段君吉甫也在史馆，即将回钱唐，我便赶忙把这件事托付给段君。三次派人到新城访求，最终也没有听到消息。章简公的墓在钱唐县履泰乡凤凰山。北庭观驴君元宾奉选任杭州守，元宾与我有交情，因此我请他查访此事，他答应了。红巾贼兴起、杭州城陷落时，我正在朝廷任职，不能立即回江南，于是先略加编排这份族谱。又绘图，并附上金石碑刻和简册材料，编成《元氏世录》一卷，收藏在家中。以后如果继续听到有关情况，当再补充记载，以表明宗族之间的情谊，即使相隔遥远也不能忘记。《玉堂集序》（壬辰） 从前我家太子太师章简公凭世家子弟的身份考中宋天圣五年进士甲科，历任州县官，号称清廉刚强。神宗改革各项政务后，想慎重选拔翰林词臣，宰相王安石回答说：“有一位真正的翰林学士，只怕陛下不能任用他罢了。”这个人就是元某。当时他虽然任龙图阁学士，却被降调为知制诰，后来便从外任调回为翰林学士。他所撰制书诏令，纯正深厚而温润，构思深远，长于应制；神宗对他大加赏识激励。至于碑志、表章、诗歌等文章，也没有不精通的。丞相苏颂谈论章简公时，称道他的立论，追述他的前言往行，讲求考察学术源流；有时推究天人之间善恶报应的关系，涉及相应领域，往往彼此推重赞许。由此可知，章简公的学问怎么可以从浅近处窥测呢？我家先世收藏章简公的《玉堂集》《谳狱集》等书，经过兵乱毁坏以后，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后来我客居京师，在翰林国史院公库得到《玉堂集》二十卷，于是借出传抄；这些大概是他任学士时代代拟诏令的作品。又从卖古书的人那里得到《玉堂诗集》十卷，我所得到的只有《鹿苑寺记》等几篇文章罢了。谨慎地为它作序并收藏起来；凡是用来赞颂章简公的话，都不是我一家私下的说法。章简公去世已经二百六十多年了，我家宗族受到诗书的恩泽，至今还没有完全断绝，难道不是章简公曾经在前代振兴过它吗？后世之人读到章简公的书，也应该不要懈怠于祖上的事业。《送许巡检序》（壬辰） 至元年间，漳州南部盗贼作乱，郡中百姓往往结寨自保。长泰有一座寨子叫天城，居民最多，又受到盗贼逼迫。龙溪士人许存衷拿出全部财产招募士兵攻击盗贼，不计成败，于是解除了天城的围困。天城百姓没有遭到盗贼玷污，父子、兄弟、夫妻也得以相互保全而活下来，这是存衷的功劳。事情平定后，存衷神色安然，从不自己夸说。过了十四年，宪帅两府推荐他，授任南胜定南寨巡检；他将要赴任，经过我这里，与我执手告别。自从盗乱平定以后，许多人都把功劳状送上来。像如今的永春县尉胡君、长泰县主簿方君，我曾与他们谈论政事，知道他们的才干足以有所作为，也都写文章送别他们。存衷只是一个书生，却奋勇而不顾自身，竭力与盗贼抗争来保卫百姓；如果不是明白地知道大义所在，他怎么能这样做呢？这难道能与武夫悍卒相提并论吗？从前中州、江南被盗贼侵扰的地方，归入版图已经很久，国家的法制无不以惠爱、安抚百姓为根本。然而盗贼突然窃发，有时连陷数城，这是什么原因呢？守令失职、武备不修，导致了这种情况，这是事实。闽粤距离朝廷万里之遥，盗贼刚刚兴起时，警报传到朝廷，非十天半月不能到达。等到选派将领、调动军队，声讨罪行、出兵征讨时，盗贼的势力已经更加扩大了。实在应当让百姓彼此结寨自保，谨慎设置侦察哨，修置烽火台，使声势相互依托，在紧急情况下彼此救援；这样，即使盗贼十分猖獗，也可以平定。古代寓兵于农，大概正有这个意思。若只依靠百万军队让他们长途远征，面临寒暑不同的气候，又有饥渴等不适宜的情况，我还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何况州县困于迎送，百姓疲于供应，所以说不如让百姓自为保伍，这是最好的办法。漳州防御盗贼，已经是验证过的明证，为什么还害怕而不实行呢？从前存衷身为平民，守卫抵御盗贼的功劳已经如此显著；如今他成为王朝官员，以捕盗为职业，功名的建立将从这里开始，同行的大夫君子，难道能不说几句话来送他吗？《浸铜要略序》（壬辰）

译德兴人张理任福建宣慰司同考，考核期满后调任京师，恰逢国家正在改革钱币制度，便把他祖先所撰的《浸铜要略》献给朝廷。宰相认为此书有益于国家财政，于是重新设置兴利场。至正十二年三月某甲子日，奏请授张理为场官，让他主持此事。张理带着书的副本请我作序。序文说：钱币流通的历史已经很久了，然而鼓铸钱币无穷无尽，铜的产量却有限。张理的方法竟能浸取铁来制成铜，所费少而收效广，朝廷当然乐于听闻。宋朝盛世时，三司度支判官诗申能够用药物把铁化成铜；但过了很久，工人厌恶劳苦，这件事便停止了。现在这部书写于绍圣年间，方法才开始完备。元祐元年，有人说可以取胆泉浸铁、取矿石烹炼铜；这样的泉共有二十二处：五日一洗的有一处，名黄牛；七日一洗的有十四处，名为永丰、青山、黄山、大岩、横泉、石墙坞、齐官坞、小南山、章木原、东山南畔、上东山、下东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洗的有十七处，名为西（原文缺字）、焦原、铜积、大南山、横槎坞、羊栈、陲旻、冷浸、横槎下坞、陈军垆前、上姚旻、下姚旻、上炭灶、下炭灶、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总共开沟一百三十八条。政和五年雨水很多，泉水泛溢，浸铜的产量最多。这部书是张理的先祖、赠少保府君名潜所撰，传给他的儿子、赠少师府君名盘，又传给成忠府君名甲；少师府君的孙子、参知政事忠定公名焘，确实为它作序并记载此事。武宗皇帝下诏铸造至大钱时，张理的从祖名懋和父亲名逖曾携此书进献，二人都被任命为场官；只是尚未铸成印信，场司就被裁撤了。如今张理又因此受到格外恩遇，几乎如同古代世袭的官职。只有他的父亲、儿子、祖父、孙子专心从事同一件事，便可知道他们研究得精细、考虑得成熟。还担心冶炼铸造不能成功、宝藏不能兴盛吗？虽然如此，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制造的人勤快，使用的人从容，关键还在于上位者努力实行得怎样罢了。从前张氏家族中，赠少师名根著述传授学问；忠定公的事业载在正史。张理的功名重新开始，大概就在这里；将来所建立的成就，一定不止于此。张理字伯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人〕 《潏水集序》（壬辰） 《潏水集》四十卷，是宋代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公的文章。李公名复，字履中，世代居于开府的祥符；他的祖先历任关右诸官，于是成为京兆人。李公十六岁时取得国学解试资格，认为自己年少，十年没有参加礼部考试，才刻苦钻研学问。元丰二年考中进士，不参加制举。宋朝出兵灵夏时，当时的宰相诱劝他担任侍从，李公毅然拒绝。边臣请求制造战船、战车，李公又极力上疏说明不可行，劳役于是停止。他的气节操守大略可见于这些事情，但他内在蕴藏的宏大才学，本来还没有得到施展。参知政事、观文殿学士吴越钱忠肃公从李公的孙子龟年、龟朋那里得到他的文集，准备刊刻流传，却没有成功。钱公的孙子、左丞相、成国公象祖称赞李公学问渊博有源流，文章典雅，议论醇正。淳熙九年，他任信州知州，便在公库刊刻此书，以完成祖先未竟的志愿。到现在已经一百七十年了。我年轻时读《夏书》，建安蔡氏在《禹贡》“导河积石”之下引用了李公的几句话，并说李公的学问非常广博。从此我想寻求李公的其他文章，长久以来都没有得到。等到我任翰林供奉，才开始读到李公的全集，仍然像贾丞相似所说的那样，道家本来就广大。信州舒彬、字文质来信告诉我说：“我们郡里所刻的《潏水集》只保存下来这一部，但脱落的地方很多。彬游历京师，于是摹刻了这部书带回来；又从儒学借来旧藏本，补足其中的缺漏，送给我。还借来翰林院藏本加以校定。然而彬和我都很贫穷，遗憾的是力量不足以把书版全部补完，只好姑且作序记下，使我们后人知道，先贤正直之文日渐湮没，要保存它是如此困难。”舒彬的高尚情谊，哪里能够忘记呢？李公曾说：“汉唐文章，人人都竭尽精力思考，自以为能够在一时之间大步前进，究竟补益了什么呢？也不过是小技罢了。他的志向一定要发明道的奥秘，阐明义理的隐微，寻求能够流传后世的文章。” 《永丰王氏族谱序》（壬辰） 广信王志道君在京师把他的家谱给我看，说：“这是我祖母俞夫人的手迹。我幼年丧父，是祖母抚养并教育我的。七世祖朝奉府君的八条家训，也写在谱中。尚书韩公无咎、内翰洪公景卢为府君作的挽诗，写在墙壁之间。夫人担心墙壁有一天会毁坏，于是又把它们写进家谱。像夫人这样为王氏继承家业、启迪后人的心意，是多么美好啊！”我从前修撰《宋史》，知道王君的先祖有很大的功勋劳绩，想仿照欧阳修修谱的方法编写此谱，并请把夫人的手迹装入匣中，收藏在家庙里。只是早晚奔走，没能抽暇完成。王君将要回江南，于是请我作序。序说：王氏的祖先是琅琊人，后来迁徙到大名成安；可以考见的有：唐末处士肇，肇的儿子景任洛州录事，追赠将作监；将作监的儿子迁，追赠光禄卿；光禄卿生明，正逢宋朝兴起，能够建立大业，被封为推诚翊戴功臣，追赠太子太傅。此后出仕为官的人接连兴起。居住在永丰的这一支，从太傅的第四世孙同开始，到王君为止，又传了十二代。太傅处在风云际会之时，功名显赫，铭刻在彝鼎之上，经历数百年而家族子孙繁衍，这其中自有原因。当太傅率领数万军队攻下江南时，军队抵达洪州，没有滥杀百姓，市场也没有改变原有的营业；他革除李氏的弊政，减轻赋税。唉，这难道是一般武夫悍将所能做到的吗？至于朝奉府君的家训：不可无端挑起争斗，不可无故兴起诉讼；不可让骨肉亲属彼此残害；用度不可过分奢侈；不可轻易抛弃祖业，谋划拆毁旧居；不可废弃四时祭祀祖先的礼仪，忘记庭院中长辈关于处世立身的教诲。这些话十分简约，不只是王氏可以遵行，凡是做子孙的，都用这些话彼此劝告，那么兴盛的家业就不至于突然废败，已经废败的家业也可以因此重新兴起。我叙述这部族谱，推究它的根源，并说到祖先的训诫，也是为了警戒世上的人，同时勉励自己。《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癸巳）

译梁武帝时，菩提达摩来到金陵，与梁武帝问答不相契合，便折芦渡江，留下《楞伽经》，说：“这部经可以传授佛心宗旨。”震旦有人学习佛法，敬重、信奉并诵读学习它，因此开悟的人难以全部计数。天竺距离中国十万多里，语言不通，文字也不同，所以尚未翻译的佛书还很多，不只是《楞伽经》而已。皇元泰定初年，中印度王舍城刹底里逊，号指空师，在开平拜见晋王，谈论佛法符合晋王的心意，晋王命有关官署每年供给衣粮。指空师说：“我不是为了这个。”于是向东游历高句骊，礼拜金刚山法起菩萨的道场。国王和众多臣僚共同劝请他稍作停留，指空师于是拿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希望使有情众生、无情之物、有形之物、无形之物全都受持此戒。听到的人欢喜而专心听讲。以血肉祭祀本国神灵的人说：“三岳之神也听到了这个戒法，将来停止杀生祭祀，敬畏之心会更加增长。”指空师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的道理就是这样；但讲说佛法、广施戒法，是因为慈悲心切，所以这部经借事明理，反复讲解，十分详细。”读者读它，好像最初读到《楞伽经》一样，会感叹其稀有。唉！五浊恶世之中，人的迷惑错误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如果没有能够警醒、震动并开导启发他们的办法，终究无法为入道奠定基础。指空师的学问得自南印度吉祥山普明尊者。天历皇帝曾诏令他与诸僧在禁中讲法，却有人嫉妒他，竭尽力量使他受困辱。指空师能够安守常态、顺受境遇，深沉默然，反省自身。没有多久，其他僧人陷入罪网，指空师的名声震动中外，四方信奉归向他的人更加坚定。如今皇帝对他更加优厚地礼遇，资政院使姜金刚已经出资并命人刻印这部经，交给门人达蕴流传，请我为它作序。《上都分学书目序》（癸巳） 开平距离大兴将近千里，皇帝每年亲临一次，通常在仲夏到达，到了秋天便南返。因此，各部门随驾人员来得快、去得也快，再没有长期居留的打算。在上位者本来就简略其约束，也无暇对他们进行督察。国子监每年派一名助教佩印主管分学，学正、学录或一人，伴读四人，实际跟随那些正在值宿卫的学生；有的跟随父兄，人数多达几十人，并带着负责粮食供应和厨房杂役的人。学馆设在孔子庙西北，远离尘嚣，人事稀少简约。助教专心办理教务，除休假外不出门户，可以考察经书、询问史事，探索精微深奥的内容。各部门的随驾人员想得到像分学这样安适的条件，也十分少见。至正十三年，助教庐陵毛文在正在随驾行列中，于是节省餐钱的剩余，购买书籍一千二百六十三卷，编为三百五十册，放置在分学。上都是书籍最难购得的地方，从前贺泾阳王任留守时，曾派教授董君到吴中买书，收藏在学宫，并把书目刻在石上。凡是文臣中爱好学习的人，往往借来阅读，临还时一定归还给掌管典籍的人。在此以前，分学也曾借阅那些书，有时别的官署已经借走，便无法取得；有志于求学进取的人对此十分惋惜。分学购买书籍，从毛君开始；后来继任的人将会年年增加，最终多到无法计算。学生学习古代学问而进入官场，修养内心、端正自身，都可以从这些书册中得到验证，毛君的功劳难道小吗？祭酒鲁郡王公移文给开平府，让他们把这些书与儒学旧藏书一同收藏；书目抄存一份在崇文阁，一份在开平儒学，一份随分学保存，于是我为它的卷首作序。这一年分学的学录是李文，伴读是刘寿、张俨、苑致、陈信。《艾蜚英〈奇纳克实山百韵诗〉序》（乙未） 我喜欢考察天下的山川、风俗和物产，唯独北方没有相关的记载。到了那里的人，往往不能述说；即使能够述说，也不能全部讲清。前些年，古田主簿、鄱阳人萧澄曾任和宁学官，拿出他所撰的《和林赋》。还有一位李生，也是鄱阳人，任兵马司吏，是个儒者，颇能记载当地大概情况。我正准备编撰《和林志》，只是还没有空闲罢了。同郡艾蜚英君任内史府掾史，甘于贫困，勉励操守，以冰霜和蘖木自我约束。同僚嫉恨他与自己不同，依据各部门官署的条例，凡是后来到任的人都应当远行服役；艾君的名字排在最前，于是命他分赴北方。听见这件事的人都替他不平，艾君却欣然说：“我壮年出游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当天便启程。他在奇纳克实山下住宿，闲暇时因而登上此山，作诗百韵、千言，来记述山的胜景。这是至正十一年暮春之月。五年后的初秋，艾君任左警巡院判官，与我都请假休养疾病；他抄录这首诗寄给我，铺陈皇元的丰功大业。这本来就是我的一贯志愿，又足以帮助完成《和林志》，所以我因幽忧而得的疾病顿时舒畅，仿佛恢复了精神。艾君给予我的恩惠太深厚了。古人说：“登高而能作赋，可以任大夫。” 说的不就是艾君吗？于是写在诗后归还给他。《杜氏世谱考异序》（乙未）

译至正八年，天台杜昌闾君带着他的世谱，渡海到达京师，请史官临川危素为它作序。我想，杜氏是世代显贵的大族，为什么还要我作序呢？杜君从此与我相见，总把这件事对我说起。于是我取出他的书反复研读，发现其中有些地方没有完全吻合，便旁征博考其他书籍，撰成《杜氏世谱考异》一卷。序说：从前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在唐，唐的子孙后来改封为杜，之后宗族又散居于其他国家。隰叔逃奔晋国，担任士师，于是成为士氏。后来又在范地接受食邑，于是成为范氏。所以宣子对鲁叔说：“陶唐氏、御龙氏、豢龙氏、豕韦氏、唐杜氏、范氏，都是他的祖先。”杜氏的后代泄到鲁国任大夫，后来逃奔楚国，生大夫绰。绰生段，段生赫，赫任秦国大将，在南阳受封食邑，子孙便因而居住在那里，世人称为杜衍。赫有三个儿子：上党太守秉，秉生南郡太守札；札生御史大夫周。唐大历七年，安平公颙的六世孙、太子宾客信曾经修撰族谱。宋代《中兴馆阁书目》还记载这部书，可见它曾经刊行于世。司徒、岐国安简公善于著书，搜罗古今，号称精密，为什么却没有来得及修订自己的族谱呢？欧阳文忠公曾说：“从春秋时期诸侯的儿子算起，经过秦汉一千多年，能够使世谱不断绝；唐朝盛世时，公卿家族的家法还保存到今天。只有杜氏，它的族谱本来应当最为详细，却仍然存在相互抵牾之处。”学者想考察求证旧事，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我曾经向出行的人寻求史馆遗书，经过越地时询问祁国正献公的后代，没有找到。后来到黄岩，得到太子赞善、梓州通判谊，以及丞相清献公和他的儿子浒的事迹，刊载在《宋史》中。我又曾撰写《世德之记》留给杜君。《考异》的写作，大概也可以看出我对杜氏深深寄托的心意。将来杜君回到故乡，应当搜访、考订这些资料，使它们归于一致。在山林之间，应该有好古博雅的君子，来补足我力所不及的地方。《说学斋稿》共一百三十三首。我在三十年前曾向吴纯甫借来阅览。如今吴氏的书往往散失了。有一天我忽然想起这部书，赶紧向他家询问，幸而还保存着，因此十分高兴。这些大概是作者亲自书写的本子，前面有“临川危素太朴著”七个字；每篇分别不编成联卷，纸尾都暗中记下创作的年月，只是按照赋、颂、赞、记、序的次序编排。由此可知，作者如此珍爱自己的文章，大概是抄录收藏起来，等待日后编次。然而如今还剩一半，另一半已经散失了。《说学斋稿》这个名称，也是我从前见过的题签，同样是作者的真迹，如今又脱落不存。我从前听宋代太史说，作者在至正年间以文章名闻天下，学问深厚精纯，独自继承欧阳修、虞集之后的传统。我家苦于没有书，作者的文集五十卷又一直没有见到，所以命童子抄录保存。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癸亥，归有光题跋。《说学斋稿》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