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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三 提要 《都官集》十四卷，属于别集类第二类。【宋】臣等恭敬地考察：《都官集》十四卷，是宋代陈舜俞所撰。陈舜俞另有《庐山记》，已经著录在案。他的文集是在舜俞去世以后，由他的女婿周开祖编成的，共三十卷，蒋之奇为它作序。庆元年间，他的曾孙陈杞以徽猷阁待制的身份任庆元府知府，又重新刻印这部书，因四明而题名为《都官集》，楼钥为它作后序。原本已经长久散佚，只有《永乐大典》所载篇章还比较多；经过检核、排列，大约可以得到原书的十分之六七。现谨按类别编次，又补入厉鹗《宋诗纪事》、沈季友《续李诗系》中所收的诗七首，分为文十一卷、诗三卷。舜俞年轻时师从胡瑗，长大后以欧阳修为老师，并与司马光、苏轼等人交游。他有坚定的经世济民志向，所进《万言策》自比于贾谊。及至被贬而死，苏轼作文章哭悼他，称说他的学术和才能兼有百人的器识，慨然准备以一身担当天下大事；但一经斥退便不再起用，士大夫无论相识与否，都为他深深悲痛。如今看他的诗，大半是贬谪以后所作，气格疏宕散淡，都是抒发胸臆的言语；文章则大多议论时政，总体上剀切正直，铺陈明白，通晓事理。其中三次上书英宗以及谏议青苗法的一篇奏疏，对时政利弊的指摘尤其深切明白。虽然他的建议没有得到施行，但他的气节和经世济民的才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斑。考察《宋史》，舜俞的传记附在《张问传》末尾，叙述他的官职经历十分简略。现在考察集中所说，舜俞自称任天台从事十五年，期间两次任职于天台、四明二州；他上给唐州知州的启文中注说“当时宰守南阳”，又有韩琦的《答陈舜俞推官诗》，司马光赠诗也说“他日苍生望，非徒泽寿春”；本集序又说他“以光禄丞签书寿州判官”。这些都是传记没有记载的。又陈杞在文集后面题记说“曾祖都官”，陈振孙《书录解题》也称“都官员外郎集”，书名显然取自这里；可是本传却说他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各部史书中，《宋史》最为疏漏，这也是一个证据。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原序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在殿上亲自考察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才，陈侯令举被取为第一。当时，令举已经凭进士身份登上乙科，又被选中这一科，所以他的文章声名显赫，远远超出众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羡慕、爱戴和仰望他的。士大夫都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可以平步升至公卿。后来他以光禄丞签书寿州判官事，又调任越州山阴县令。任期届满，本应召试馆职，恰逢朝廷正在整顿各项政务、变更各种法令，而令举的议论与执政者不合，于是被排斥不用。这样，他才得以利用闲暇时日纵情于文章的乐趣，贯通古今，探取深奥的精华，细细咀嚼英华、吸收芳香，汇聚秀美，每天都有创作，每月都有增加。作品沉潜涵泳，铺陈流衍，最终大为铺张，上可以追配古代作者，下看骚赋也不值得称道。圣明的天子谋求治理天下，从熙宁到元丰年间，修复历代君王废弃的典章，补足万世宏大的制度；凡是察觉到细微弊病的，没有不加以更改，凡是细小而有利的措施，没有不予以兴办。朝廷所施行的事情，大都与令举在策论中所陈述的内容相合，这才知道令举深刻认识治乱的根本，广博通达地了解制度沿革的源流。假使令举能够遇到时机和君命，把他的见闻施用于朝廷之上，推行他所知道的道理来辅助太平政治，那么岂只是小小的补益而已吗？这就是我惋惜令举的才华没有得到施展的原因。虽然如此，令举平素立志所学习的、过去席间所谈论的，都是认为应当求道而不应求利；这是求学的人应当坚持而不可丧失的原则，也是做官的人应当遵守而不可改变的原则。至于平日的议论高出皋陶、禹之上，到了迎合时势办事的时候，却低下到管仲、晏婴之下，这正是令举所鄙弃的。孔子在鲁国，弹琴歌咏道德，三千弟子从未谈论利。子贡经营财货，孔子认为他没有接受天命。冉求聚敛钱财来增加季氏的财富，孔子认为可以鸣鼓进攻他。梁惠王询问如何使国家获利，孟子却用仁义回答。宋牼用利益去游说秦、楚两国的君主，孟子认为不如用仁义去游说他们。既然仁义可以使人称王，又何必谈利呢？那么令举的志向难道不是正确的吗？但他最终没有办法在世上显现自己的才能，而且不幸去世了。这就是我为令举的志向未能实现而悲伤的原因。《左传》说：“言辞能够准确表达意思就够了。” 这句话是说，文章是用来传达道的，言辞本身并不是所崇尚的。自天子、王侯以下，中国谈论六艺的人都以孔子为准绳，他的文章可以说达到极致了；然而难道是崇尚辞藻吗？自建武以来直到梁、陈之间，缀辑文章的文士雕琢文辞、编织藻饰，严重的甚至把文章绣得像衣带佩巾一样。这样说来，辞藻不能说不华美，但文章的体制衰落了，质朴的根柢也残缺不全，对道又有什么益处呢？令举的文章，大的能够用来治理世务，穷尽时势变化；小的也足以咏叹性情，舒展幽深郁结的情怀。他对于道的认识大体如此，而他的文辞本身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令举年轻时跟随安定先生学习，是他的高足弟子，在同辈中以声名著称。不久以后，他卓然自立，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没有辜负所学。自令举凭直言极谏科登第以后，这一科后来也就废止了。汉代选拔贤良方正之士，本来是为了询问灾异，使朝廷因此警戒恐惧，修养反省，思考过失并加以改正，寻求善政并努力实行，这样并不是没有益处。可是近年以来，却先在秘阁中考三千字，合格后才能在大殿接受皇帝询问；这样一来，有才敢于直言的人有时就不能自行显露。这本来就是应当改正的事情，可是竟然连这一科也废掉了，于是朝廷又无法听到直言，这是令人惋惜的。令举去世若干年后，他的女婿周君开祖才把他的文章分类编聚成三十卷，请我作序。开祖有学问，通晓义理，痛惜令举的不幸，于是编纂他的遗文，想把它流传给后世，却反而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凭我的不才，言语不足以取得世人的信任，哪里足以彰显令举的美德、慰藉开祖的心意呢？只是因为我年轻时曾参加有司主持的进士考试，令举正好主持考试文衡，发现并擢拔我为第一，对我的知遇和奖掖最深。我既惋惜他的才华没有得到施展，又悲伤他的志向没有实现，不能让这篇文章毫无记述。因此作序，记下大略如此。

译蒋之奇序 制置使陈公从地官贰卿出任四明镇守，政务办成后的闲暇日子里，把家藏的曾祖都官文集刻印在郡学，请楼钥作序。我推辞说不敢，并且说：“蒋鲁公的序写得很详尽了，我怎么敢再作赘述？”后来不能推辞，便恭敬地题写在后面：“都官的气节多么高尚啊！鲁公称赞陈公的学问说：‘平素立志所学习的，是求道而不求利；这是求学者应当守持的原则，也是做官者应当遵循而不改变的原则。’至于平日的议论高出皋陶、禹之上，到了迎合时势办事的时候，却低下到管仲、晏婴之下，这正是令举所鄙弃的。又称赞陈公的文章说：‘大的文章用来治理世务，穷尽时势变化；小的文章也足以咏叹性情，舒展幽深郁结的情怀。’他对于道的认识大体如此，而他的文辞本身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可以说评价已经完备了，但仍似乎有所畏惧回避，不敢把话全部说尽。我楼钥虽不才，敢于补上他没有说到的地方。我曾多次仔细阅读陈公的遗文，因而了解到他的为人：他的抱负向来就非同寻常，以忠义为根本，以学问充实自己，以安定胡先生为老师和朋友。从东坡先生以下，都是天下杰出的人士；他的学术渊源又如此深厚，那么《万言策》中所显示的经世济民规模，就已经确定了。他自认为亲自结交并得到昭陵的知遇，虽然身在外地，遇到事情便立即发言；上书论说灾异，言辞尤其激烈；三次上书英宗，也都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等到神宗振兴政治、锐意求治，王文公得到皇帝信任并掌握政权，法令制度开始更新，许多老臣大臣争论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定，靠投机取巧取得爵位的人不计其数，风俗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有人远在蜀地、相距万里，只任偏远州郡的官职，却上奏朝廷，大力称赞青苗新法的好处，以求侥幸取得显贵官职。陈公当时正在做山阴县令，既然曾经考中大科，按惯例任期届满就可以升入馆阁；只要稍稍忍耐而不发言，难道不足以平步上升吗？可是他却上奏章极力辩论，缴还召试馆阁的堂帖，自己招来流放贬责而不后悔。当时他正优游于庐山，和刘公凝之一起骑牛在松树下游览，穷尽幽深之处，寻访名胜来自我娱乐。恰好，唉！如果没有刘凝之，就不足以匹配欧阳公所称的庐山高；如果没有陈公，也不足以和刘凝之的贤德相伴。假使当时陈公的一句话就能使君主和宰相醒悟，哪里会有后来纷纷而起的祸乱呢？陈公最终困顿衰老而死，他的儿子为父申诉冤屈，又因此重获罪过。然而后来传到第二代，便有两位做到秘丞、删定的公；传到第三代，便有一位出任贰卿，陈氏因此更加显达。上天的报偿施予，究竟如何呢？读陈公文章的人，如果能够从这些事情来考察他，那么就会知道陈公的高尚风范和重大气节，仍将使百代以后顽劣的人受到感化、懦弱的人树立志气；不要只是欣赏他的华美文辞而已。” 庆元六年孟秋丙子日，郡人楼钥书写。

译钦定四库全书 《都官集》卷一　　　　　　宋　陈舜俞　撰策 太平有为策 臣恭敬地认为，身处江湖乡野的人，能够不忘国家的道义，就是忠；圣明的君王，能够不废弃平民百姓的意见，就是圣。上有圣人的日月般明察，下有忠臣金石般坚定，二者能够在同一时代相遇，这是千载难逢的幸事。臣曾私下庆幸自己读书学古，对世事有所了解，又生逢陛下这样神圣明智、听取谏言而不违逆的君主，岂能不努力竭尽草野之人的愚见，勉力陈述经世济民的方法，向上辅佐陛下盛大德业和美好声名的万分之一，而错过这一时的相遇吗？臣以为，假如有人说陛下可以垂衣拱手，深居高处，仰视穆清之境，施行无须再有所作为的教化，这个人一定是谄媚的臣子或妇人，只求取悦君上，却不明白王业的艰难；不然，就是想使陛下懈怠求治的心，把陛下推到犯错的境地。臣仰观陛下的圣明，看到您为万机焦心，常常日已西斜还顾不上吃饭，把政务委托给群臣，听到善言就像受到惊动一样，真是巍巍然一位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然而陛下抚御天下、施行神化已经三十多年，天下的刑狱还没有听说减少到可以安置，公私储蓄常常像是不足，选拔贤能、任用人才有时又担心不够；任用官员、考核实绩的举措，也没有听说取得美好功绩；麒麟不来，颂歌不起，这是什么原因呢？臣曾经反复深入地思考过。生财方面有巨大的损耗尚未除去，百姓有严重的创伤尚未治愈，风俗有重大的教化尚未施行，国家有重大的根本尚未建立，朝廷有重大的制度尚未确立。损耗没有除去，却希望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是不可能的。创伤没有治愈，却希望刑罚清明、奸邪改过，也是不能实现的。教化没有遍及，却希望风俗纯厚美好，也是不能实现的。根本没有建立，却希望礼乐完备明盛，也是不能实现的。制度没有确立，却希望政事彰明通畅，也是不能实现的。如今四海安宁，战争不起，这是由于陛下仁慈孝顺、宽容有恩，能够不滥杀无辜；虽然能够维持安宁，却终究还有惭德。臣因此知道，现在并不是陛下无所作为的时机。今天谋求治理，没有比谨慎利用财物、节制损耗更重要的了；这样，财富就可以逐渐丰厚。臣谨为陛下作《利用五篇》，消除搜刮侵夺，使百姓的创伤得以平息；这样，百姓就可以安居。臣谨为陛下作《厚生五篇》，敦厚朴实，使教化美善；这样，风俗就可以敦厚。臣谨为陛下作《敦化五篇》，崇尚德义，巩固国家根本；这样，国家就可以长久。臣谨为陛下作《崇德五篇》，明确各人的职分，建立制度；这样，朝廷就可以得到治理。臣谨为陛下作《经制五篇》。臣认为，财富丰厚以后，百姓生活才可以富足；百姓生活富足以后，王道教化才可以敦厚。这三件事，是使下民安定的办法；从内里说，也就是使国家长久稳固。时间久了，事业就会明白，政事的纲纪也会确立。这两件事，是从上面修治。上面修治，下面就安定；下面安定，上面就能修治。太平而有所作为，不过如此而已。臣谨将这些内容总括起来，题名为《太平有为策》，共二十五篇。从前汉文帝时，天下可以说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河南的贾谊通晓国事，尚且认为还有值得痛哭的三件事、长声叹息的六件事。臣愚昧而忧心忡忡，所见也与此没有不同。利用一 天下是一个有利有害的器物。凡是君上用来掌握、控制和驱使天下的办法，都必须先明白它的用途。善于使用这个器物，就能长久而不破败，内部日益富足，外部也没有人敢欺侮。屠牛的庖丁一天解剖十二头牛，刀刃仍像头发一样锋利，刀口没有其他特殊之处，只是善于使用刀刃罢了。禹、汤利用天下而成就王业，桀、纣利用天下却因此灭亡。齐桓公、晋文公利用国家而成为霸主，齐襄公、晋昭公利用国家却日益削弱。同样是治理国家，结果有治乱存亡的不同，是善于利用和不善于利用造成的。因此，用道德仁义来治理天下的可以成王，用法令制度和权术计数来治理天下的可以成霸，用战争取胜、使国家富足来治理天下的可以强盛。不善于利用的，正好相反：把欺诈虚伪的文饰当作道德，把姑息迁就、曲意宽容当作仁义，这样国家就会削弱；把勉强维持、苟且偷安当作法度，把迂回曲折、烦苛扰民当作权术，这样国家就会混乱；把穷兵黩武当作战胜，把聚敛搜刮当作富足，这样国家就会灭亡。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希望达到尧、舜、禹、汤那样的盛况，然而不能做到，是因为所采用的办法不同。就像拿刀的人没有不想割东西，却比不上庖丁，是因为不懂得使用刀的道理。天下的仁，以恩惠为作用，可以没有恩惠；如果恩惠过多，就会造成奢侈。天下的礼，以文饰为作用，可以没有文饰；如果文饰过多，就会造成骄纵。天下的财物，以供养为作用，可以没有过度供养；供养过度就会造成浪费。天下的刑罚，以宽赦为作用，可以不宽赦；宽赦过度就会纵容盗贼。孔子说：“过分和不足的结果一样。”说的就是这个。因此，知道推行恩惠足以保有天下，以至于小人张口乞食、低声附和而没有满足之时，就是把恩惠用过头了；知道竭尽礼制可以使国家光彩，以至于极尽奢侈，挥霍金钱、浪费丝帛而没有节制，就是把礼用过头了；知道供养人民可以治理国家，以至于领取仓廪供给的人蜂拥蚁聚、多得数不清，就是把供养用过头了；知道公平宽恕可以使人免罪，以至于侥幸之人放纵欲望、贪婪冒进而不知羞耻，就是把宽恕用过头了。这四件事，是治理国家的大蛀虫，是天下最严重的弊病。治理天下国家却不能免除蛀虫和弊病，就如同掌管器物却不知道爱惜，每天拿来使用，终于走上不是折断就是残缺的道路；这样的做法，或许本来就不应当有。天下的治理方法有三种：第一是正，第二是权，第三是蠧。所谓正，是天下最大的正义。禹、汤、文、武，自己生活俭朴，制定礼制适当，供养人民有节制，所以向人民征取也有定额，国家和人民都富足，因此说这是天下最大的正义。所谓权，是天下最大的变通。管夷吾辅佐齐国而诸侯归服，商鞅治理秦国而六国倾覆，汉武帝扩张汉朝疆域而匈奴屈服；然而军队常驻野外，国家不重视粮食，官吏勤于事务，官府不爱惜仓廪，国家稍得安定而百姓也陷于危险。所以说，这是天下最大的变通。所谓蠧，是天下最大的残害。晋、宋、隋、唐的君主，官吏没有事情可做却领取俸禄的人很多，军队不足以作战而需要供养的人数不胜数，使者往来于中原，而他们的索取没有满足；天下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困竭，百姓不能承受这种负担。所以说，这是天下最大的残害。这不是善于利用的道路。治理天下国家，必须先使它的运用合理；运用合理以后，财物才可以丰厚；财物丰厚以后，人民才可以富足；人民富足以后，教化才可以施行；教化施行以后，天下才可以安定而长久。所以说，治理天下国家，必须先使其运用合理。唉，弊败是百代共同的祸患。禹、汤、文、武凭借明察古代的智慧来考察当今，所以能够善于合理使用天下，王道也因此成就。后人看禹、汤、文、武的治理，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探究晋、宋、隋、唐的乱局，也同样可以明白这一点。然而却不能反躬自省，难道不是因为不善于合理使用吗？关键只在于使用的方法罢了。利用二

译天下的供养规模决定天下的使用条件，一个国家的供养规模决定一个国家的使用条件。天地供养万物，天子、诸侯供养人民，卿大夫供养士，士和庶人自己养活自己。凡是所谓供养，都有一定的等级和分际。所谓分际，必须用多数人供养少数人，用有余供养不足，然后恩惠才会充足而道义不被废弃，使用才会日益宽裕而财物不会耗尽。因此，如果用士和庶人来供养士，财力就会贫乏；用卿大夫来供养一般人民，俸禄就会匮乏；用天子、诸侯来供养万物，功用就会不足。所以治理天下国家，不能不知道等级分际。假如毫无分际，那么路人随意毁坏屋瓦、涂抹墙壁，也都可以向上面求取衣食，这是导致混乱的道路。因此，天子、诸侯供养人民，应当用爵位来褒奖德行，但不能超过限度；用俸禄来供给功劳，但不能浮滥。人们之所以向上面求取供养，是因为有大德就希望得到大禄，有小功就希望获得小利，个个都显出恭敬满足、自得其分的样子，这是因为等级分际一向明白，供养制度一向明确。三代的制度灭亡以后，秦、汉、晋、宋、齐、魏、梁、隋、唐的君主，取用人才混杂，供养人民泛滥。胥徒、士卒、百工、技艺之流，全都得到国家供养，而人民责求国家供养时，不要求自己有功，都把自己看作理应得到供养的人。唉，后世的当政者大概因此一直没有改正这种弊病。然而我曾寻求古代的供养制度，与今天的人相比，今天甚至更加严重。古代选取士人的办法，没有比周代更详尽的。从七岁入学，到三十岁，考核从每年进行；到第九年，主持考核的人从卿大夫直到大司徒、乐正，最后上达天子。士人到了这种程度，也可以说已经贤能了。然而还要等到任官以后确定爵位，再确定俸禄，哪里像今天把天下士人聚集起来，只求一篇一时无用的空文？任凭有司根据个人好恶决定升降，当时不再询问他的才干，终身也不考察他的能力，却竟然安置爵位、耗费俸禄，分派职务、授予政权，使人达到富贵地位吗？古代大夫不能世袭爵位，君王认为他有功勋劳绩，才让他的后代世袭俸禄，而且也不是一位卿大夫的所有子弟都能得到世禄。哪里像今天一个人佩上官印，全家人都宽衣缓带，前后相连、衣襟相接、鞋履相随，登上台省、进入阁门，文采斐然，显得何等兴盛呢？古代官吏只执行职役，国家供养他们不过是与职事相称的粮食俸禄。即使在失道的时代，还要责求他们通晓经书，或者多年不得升迁。哪里像今天那样官员鱼贯成列、鸿雁有序，却有许多侥幸取得官职的途径呢？唉，今天官员冗滥，可以说已经严重了。从朝廷到郡县，从各级官班到选部，估计不下二万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天下规定的官员员额，从宰相直到下层办事人员，不过七八千人。这些人中无事可做却接受国家供养的，常常占三分之二。一年的俸禄，按通常数目计算有百万，加上粮食和布帛，恐怕要五十万才够；向百姓征收时，每户出粟三石、帛二匹。大概十万户的耕作和纺织物资，聚集起来发给官府供养的人，他们才有粮食吃、有布帛穿。【案：此句当有脱误。】由此说来，天地供养万物，尚且担心不能充足；用人民来供养人民，怎么会不被耗竭呢？如今圣贤有所作为，必定先废除凭声律记诵而进身的做法，改用贤能选举【具体说明见下篇】；公卿大夫的世禄，必须有功劳以后才授予嫡子；各部门的官吏，都用优厚的粮禄来报偿劳绩，而不以此作为升仕的阶梯。天下凡是接受国家供养的人，都必须有功劳；这样，上面供养下面，力量就有余裕，下面要求上面，也容易满足。合理使用天下的办法，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利用三 如果有人说：如今天下依靠国家供养的士兵，比做官的人多百倍；懒惰而不能用于作战的士兵，占大半。若对国家议论此事，先处理少数，再处理多数，可以吗？臣回答说：军队冗滥确实很严重；但上面不节制使用军队，下面就无法制约；法令不从内部开始，外部也无法行动。士卒在国家制度下受到节制，官员根据职位选用人才，纪律明确，职事有序，那么所谓军队，就像伯乐的马厩，劣马也不能伤害我的马群；又像匠石所选的木材，即使盘曲，也可以备用，哪里还会有冗滥的忧患呢？如今天下军队大约有百万，国家按等级供养，约有千余等；每年通常要用五万钱供养一个士兵，天下每年的供养，常常耗费亿万，哪里数得清呢？这样使用军队必然使国家力量困竭，财物必然匮乏；供养人的弊病，也已经太严重了。古代的士兵自己供养自己，君主教他们作战；秦、汉的士兵由君主供养，也由君主教他们作战。如今的士兵既然已经使天下财力耗尽，供养尚且不足，即使施用于战争，也本来没有坚强勇猛、敢于死战的道义，这是因为没有受到教练。我曾考察天下的军队，杂乱而没有统一指挥；骑兵不足以驰骋，只知道谋求草料粮食的利益；步兵不知道进退、坐作，更不用说询问作战布阵的事情了。强悍者必然骄横放纵，满足于恩赏；一旦失去所欲，就多有怨恨；弱者力量不足，即使冻饿而死也无法逃脱。因此考察今天的适宜办法，便知道军队不能只是一味供养；与其供养，不如训练；既要训练，又不能不选用有才能的官员来统率。统率并训练军队，就像支配四肢，心一动手臂就运转，手臂运转手指就弯曲；又像调节五声，命令宫音，宫音就鸣响，命令角音，角音就应和。周代官制中司马统军的方法已经无法完全恢复，但也可以采用隋、唐的制度：把军队编列又分离为十六卫，以元帅统领，以将军辅佐，训练他们、教习他们【具体说明见下篇】。这样，先前粗劣的军队可以变得精锐，腐朽穿破的皮革可以变得坚固完整，恩惠和信义本来就可以相互保障，号令也一向可以彼此听闻；由此使人人都有勇气和义气，能够作战，也能够守御。强国备御外寇的办法，大概就在这里吧？有人问：供养军队的办法，难道不能讲求吗？回答说：三代之所以能够自己供养军队，靠的是庐井制度下的人民；汉代的军队还有能够自己供养的，赵充国在浩亹屯田就是这样；魏武帝的屯田在许下，邓艾的屯田不远于陈、蔡，羊祜使襄阳富足，杜元凯使荆州充实，荀羡耕作石鼈，隋开皇年间在朔方屯田，这些事都记载在典籍中，明白得可以作为鉴戒。何况如今逃亡迁徙者所居的荒僻贫瘠土地，也不是完全没有；再加上朝廷推行并命名为田的法令【具体说明见下篇】，把土地均分给百姓而且还有余地，就都可以让士兵耕作、自我供养，这也只在于能够得到适当的人才而已。利用四

译中原的财物，常常担心被岁币耗竭。从秦、汉以来，没有谁能改变这种情况。然而上天产生财物，是用来供给天下正当的用度；使用财物如果能够爱护、供养天下，这就是正当；使用财物如果能够威服、强盛天下，也同样是正当。汉武帝因对夷狄用兵而愤怒，虽然耗费财物，却使汉朝已经衰耗，百姓受到毒害而无以为生，这是使用财物失当。五代混乱时，用厚重财币侍奉敌国，力量有时会困竭，而索取者从来没有满足；本来是我们没有预先准备，却不顾祸患而行动，过失就更加严重了，这也会导致灭亡。所以善于使用财物的人，实行节省的用度时，必定想到有时不得不使用奢费；实行奢费的用度时，也必定寻求有时能够节省。想到将来可能不得不奢费，所以充实仓廪、整治甲兵、培养人才、供养士人，以等待不得不奢费的时候；这样，费用尚未发生而物资已经蓄积，祸害尚未产生而已有谋划。这就是三代治理天下的原因：春天搜田、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都利用农闲来讲习军事。寻求节省用度的人，也同样充实仓廪、整治甲兵、培养人才、供养士人，以等待可以节省的时候；这样力量充足而心神安定，智慧达到而功业建立。太王侍奉獯鬻，勾践侍奉吴国，就是这样。天下有三种最可贵的东西：人民居首，土地其次，财物再次。有人民才有土地，有土地才有财物。先王如果不能使人民获益，就从不把土地看得比人民更贵重；如果不能保全土地，就从不把财物看得比土地更贵重。扩张土地千里，使人民劳苦作战，却不能因为是为了人民而说这是祸害；动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却不能因为是为了土地而说这是困竭。圣明的君主掌握这三种贵重之物来面对天下，所以人民安居于土地，土地由财物开发，财物用来供养人民。三者之中，舍弃一个而得到两个，或者舍弃两个而得到一个；财物可以舍弃，土地次之，人民不可抛弃。三者全都失去，这个国家就不再是原来的国家了，何况还谈得上使用财物有利吗？如今失去幽、蓟的人民已经很久了，失去幽、蓟的土地也已经很久了。既不能把人民和土地看得贵重，又轻视我们的财物，这不是合理使用财物。得到幽、蓟的人民，得到幽、蓟的土地，即使耗费我们的财物，尚且还很为难；为什么连人民和土地都得不到，反而还要失去财物呢？况且五十万的财物，是供养我们人民饮食衣着的，是使我们土地生产繁殖的。每年拿来给予别人，终究也有力量困竭的时候。索取者本来从来没有满足，却又不思考在有时节省它的办法，难道符合合理使用财物的道理吗？替国家谋划的人，也实在令人奇怪。那么应当怎么办呢？也只是充实仓廪、整治甲兵、培养人才、供养士人，以等待时机罢了【具体说明见下篇】。利用五 如今向朝廷谈论合理使用财物的人，一定说要开发山林、煮海取盐。所谓有利，是就获利来说的；做了这件事却看不见利益，就不是好的策略。如果有人说：“既然反对这种办法，为什么还要谈呢？”茶的税收，每年大约有若干；盐的盐场，每年大约有若干收入；军队和国家的粮饷都依靠它们，能说它们没有利益吗？回答说：有办法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利益，因为那是商贾逐利的做法。请用商人来作比喻：东市的商人货物精美，一定要求获得一百金的利润，市场上的人不过再转卖两次、三次就停止了；西市的商人货物同样精美，却只要求获得五十金的利润，所以一国的人都到那里交易。那么获利一百金的有利吗？获利五十金的有利吗？一定会说五十金的有利。然而拿一百金去讥笑五十金，正好说明那是愚蠢的商人。凡是有血气、有心智的生物，没有舍弃美好而廉价的东西，反去选择昂贵而恶劣的东西。如今国家拥有开发山林、煮海取盐的财富，却要求取得三十倍的利润，把它们储藏在府库中，渐渐腐朽变坏，最后还要向下与小民争夺半倍的利润；即使愚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行的。只是依仗严酷的鞭扑，张开严密的法网，认为区区百姓不能与我抗争；为什么要趋向美好而廉价的东西，抛弃昂贵而恶劣的东西呢？难道不容易用刑罚来违背人的本性吗？如今天下茶和盐的价格，官府得到一成，百姓得到九成，为什么呢？因为美好、廉价和昂贵、恶劣之间的道理完全相反。官府所得的那一成尚且不是百姓所愿意给的，只是被鞭扑逼迫、被法网笼罩，无法逃避罢了。如今那些谈论获利的人，指出每年大约有若干收入，便说不可放宽禁令；这就像拿一百金去讥笑五十金，不知道一国的人都在做五十金的交易。又不知道天下因犯法而遭受鞭笞、黥面、流窜、髡发、钳制的人，每年常有数千数百，都是把这五十金作为利益的人；否则，他们就是逃往西边、到西市交易的人。使天下富有，使天下百姓成为自己的子弟，却反而向他们争利，而且还不明白法令和税数本来就是不对的；替国家筹划这种办法的人，可以说是得到正确办法了吗？现在若想实行合理使用财物、使财富丰厚的政策，必须先放宽茶的专卖，降低盐价。放开茶的专卖而征收税，降低盐价而让百姓获利，这就像把一百金的利润改成五十金的利润，使天下百姓喜欢这种美好而廉价的交易，免受刑罚，都向东市奔走归附于它。哪里还担心利益不能广泛呢？有人问放宽专卖的方法。回答说：拔除禁令并把它交给民间，使有山林的人自行出售，经营买卖的人自行交易，关市只需查看并征税。如今漆、丝、布帛等利益，都来自山林，何不也像征税一样而不实行专卖，难道不可以吗？有人问降低盐价的方法。回答说：如今海边百姓贪利冒险、处境特别艰难，也可以说十分辛苦；但他们背负盐货去出售，通常只取得官府市价的五分之一，大概也已经足够了。这是因为还可以获得利润，就应当按照百姓的承受能力来确定价格，使之公平。百姓有一，就按一来；百姓有十，就按十来。这样，一国的人到西市交易，就会和到东市交易一样。况且还有刑罚的威慑，他们为什么不在我们这里交易呢？那些在下面追求更大利润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也将放弃背负贩卖，转而奔向田亩务农。

译钦定四库全书 《都官集》卷二　　　　　　宋　陈舜俞　撰策 厚生一 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百姓怎么会不贫困呢？一个有一千户人的乡里，耕种别人田地的有九百人。耕牛和农具没有一样不是向别人租赁的。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男女配对耕作，劳力不够耕种一百亩田，却还希望赶上好年成的收获。五份田租要取走其中两份，耕牛租金取走一份，农具租金取走一份，自己仅仅吃到一份。若遇到中等年成，偿还这些费用尚且不够。第二年再耕种，利息又增加了；以后即使有丰收，收获拿去偿还也没有剩余，仍然只够糊口。大体上耕种五年，必然有一年歉收。即使在好年成、丰收之时，他们还常常忧愁得像衣食不足一样；到了凶年，想免于寒冷饥饿就更困难了。作为百姓的统治者，却要把受寒挨饿的百姓召来教他们礼义廉耻，这就像扶起瘫痪的人却责备他行走坐卧，像责备盲人看东西一样，是不可能做到的。古代人民按里居住，土地按井田分配；即使有荒地，也只是让狐狸居住、荆棘丛生，分给人家的田不过一百亩。先王尚且如此，是因为知道国家如果有兼并土地的富家，乡里就会有受冻挨饿的百姓；乡里有受冻挨饿的百姓，道路上就会出现抢夺财物的暴行。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须使强者不能拥有过多，使弱者不至于缺乏，这是王道的起点。秦代造成了这种祸患，汉人不能挽救，于是努力亲自耕种籍田，以粮食作为赏罚，用这种办法激励天下；这就像画饼给饥饿的人充饥，给人水喝却希望他醉酒一样，没有什么益处。然而当时还能够免除百姓的田租，不把山林湖泽封闭禁绝，公私储积也没有窘迫到极点。到了末年，师傅张禹占有四百顷田，富家因此认为他非常鄙陋。拿古代与今天相比，土地没有限制，没有比今天更令人悲痛的了。如今公卿大臣占有田地，有的达到千顷还不知道停止。大臣遵守法度，小臣廉洁奉公，这是古代的道理。所以天下士大夫忙忙然经营田产，只怕财力不够；富家大姓又有谁来制约他们呢？如今居于上位的人，只责怪百姓争夺不止、孝悌不够厚重，却看见没有一块田不被耕种，耕田的人却长期饥饿；没有一个妇女不养蚕，养蚕的人却长期寒冷。只要一年不丰收，流离失所的人就遍满道路；却独独不知道天下百姓自己耕种而能够自食其力的，十人中不到一二，替别人耕种的人根本不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如今圣贤有所作为，必定先限制名田；议论的人却还说，这是百年的弊病，夺取它一定会引起怨恨，隐瞒田产、逃避税役、迁徙转移、抵赖欺骗会滋生奸诈；恩惠还没有遍及，百姓的怨恨一定会酿成祸乱。臣认为不是这样。如今公卿大臣占有的田地已经太多。凡是想有所作为，必须先下手诏，裁定一个适中的制度，使公卿大夫都把多余的田地归还县官，再分给没有田可耕的百姓，或者让他们自行均分给宗族中的贫困者。公卿大夫本来就是凭道德忠义取得君上信任的人，也乐意和天子一起使天下成为富足而廉逊的人所居之地。鼎食供养、享受世禄，本来就是不依靠田地也有衣食的人。这样的人难道会因为区区土地而向君上产生怨恨吗？既然如此，那么公卿大夫在朝廷修订法令，天下百姓一定会互相传告说：“朝廷将要使我们这些人不能拥有连片田地吗？为什么公卿大夫会提出这样的举措呢？”这时，朝廷发布恩德之诏，向他们说明王制，约定在年成不好时减少有余、补助不足。臣认为可以不处罚一个人，就使天下人都成为有田可耕的人，因而教导他们，勉励他们使生活富足，王道就成功了。厚生二 如果有人说：如今天下没有不耕种的田地，然而耕田的人没有不贫穷的；土地没有不被利用的，狐狸无处栖身；官府又没有增加赋税，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限制名田的弊病，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名田不加限制，却希望百姓有余力，就像夺走他的粮食却问他是否吃饱，拔掉树根却等待它开花一样，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说：限制田地就够了吗？回答说：还不够。农民不勤劳，粮食就不会丰足；根本不厚实，用度就不会节省。拥有百亩田的人家，即使遇到丰年，也不过穿好衣、吃鲜美食物；一旦谷物歉收，便没有余粮可吃，没有余布可穿，甚至要卖掉妻子儿女来偿还债务，何况还希望他们产生安土重迁的感情呢？因此圣王对待人民，从来没有一天不施行教化。所以古语说：“人口已经众多了，还要增加什么？回答说：使他们富足。已经富足了，还要增加什么？回答说：教化他们。”《诗经》说：“白天你们去割茅草，晚上你们搓绳索，赶快登上屋顶修缮房屋，开始播种百谷。”这是说对于百姓生活中细小的事情，没有不加以教导的。古代乡大夫、乡先生，早晚坐在里门旁向百姓讲说，教化就是这样周到。如今官府有劝农的名义，却没有劝农的实际，是因为朝廷崇尚名目而不责求实效；接近百姓的官员，只把能够严厉征收赋役、供给粮饷看作才干，这并不是使百姓生活富足的办法。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应当使流转各地、靠佣工租赁为生的人回归本土，先让每家拥有百亩田地；然后在郡中设置劝农官，在乡里设置三老，使他们按时到田间乡里施教，全面了解耕作者的勤惰。对于努力耕作的人，选拔出来，赏赐布帛、牛和酒；对于懒惰的人，给他们穿异样的衣服来羞辱，并制定加重赋税的办法来惩罚；又教导他们节约用度、改善生活。凡是巫觋的欺骗，释、老之徒的乞讨，都应禁止，不让他们进入田里。这样以后，男子有余粮，女子有余布，生养和安葬都没有遗憾，礼义的教化才可以施行。如今人们担忧土地没有不贫瘠的地方，而官府却不增加赋税；在这以前，狡黠的大姓豪族通过订立契约作弊，占有数百里的田地，所纳赋税还不到应纳的一二成，贫困者却只拥有贫瘠的田地，承担数倍的输纳。年年都无法缴足，最终只好借用他人的名义登记、逃亡迁徙。因此天下逃亡迁徙后留下的田地，很多都没有按数额纳税。官吏又屡次更换，簿籍文书的线索断绝，即使有聪明人也无法考察清楚。假如现在限定田亩而使赋税均平，并且有劝农官和三老共同周知农事，难道只是百姓安定富足吗？田赋也会一天天随着开垦而增加。厚生三

译古代的官吏，只怕百姓不能安定而富足；如今的官吏，百姓安定了就嫉妒，富足了就仇视。人的本性，古今难道会不同吗？是制度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古代的君子用政事爱护百姓，如今的君子用政事强迫百姓。爱护百姓的人，把养活百姓看作贤能；强迫百姓的人，把能够伤害百姓看作贤能。古人进入一个国家，看见田地肥沃，禾苗茂盛；桑柘繁茂，枝叶舒展；房屋整齐密集，像梳齿一样排列；市场兴盛，气象融洽。那里的百姓安定而从容，国家的政令前后舒缓而深厚。君子说：“这就是政事啊！”难道不是有养民的方法吗？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人谈到他的国家说：“农民拼力耕种来应付赋税，蚕妇赶紧织布来缴纳赋税。乡里没有翻修房屋的，因为害怕增加劳役；市场上没有聚集货物的，因为害怕增加算税。”那里的百姓谨慎畏缩地服从差役，政令前后催逼频繁，只求免于获罪。君子说：“这就是政事啊！”难道不是有害民的方法吗？唉！如今所称赞的，正是古人所谓残害百姓的行为；如今因此得到君子认可的，正是古人所抛弃的东西。然而我曾经追究过它的根源。古代使用民力，每年不过三天；役使百姓的方法，都是为了让他们获得安逸。天所产生的财富、地所提供的利益，百姓享用其中的百分之百，君主只取其中的十分之一。即使征取，也只是不得已的办法。所以在上位者对待百姓施恩，下面奉事上位者就容易。恩惠日久而更加深入，依附日久而更加牢固。天下国家曾经能够数百年安宁，正是因为百姓没有背叛。如今使用民力没有止息：每年有主管各项事务的官员发出的差遣，有修缮城郭沟渠的工程，有兴建宫庙游观的工程，有确定关税、赋税、定额的事务，有县官供应布帛百物的要求，运输和挽运全都使用民力。天所产生、地所生长的东西，仿佛掐住百姓的手强迫他们取出，又仿佛捂住百姓的嘴命令他们进食。官吏把能使用百姓看作有才，把不能使用百姓看作无才；把能搜刮百姓财物看作有智，把不能搜刮看作无智。有的人家拥有千金产业，却因一次劳役便瓦解；有的人家拥有百金财产，却因一次劳役而忧愁至死。官吏这样对百姓说：“不是我这样做，是法令如此。”法令借官吏这样对待百姓，又说：“这不是合乎义，是时势使然。”唉！百姓看不到恩泽逐渐浸润，像这样下去，怎么能长久而不背叛呢？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必定先把天下最重大的劳役取出来废除，并且使这些百姓安居田里，得到滋润和休养。在这以前并非做不到，只是不肯做。现在天子有一天坐在法宫，向郡县发布重大诏令说：“凡是像这样役使我百姓的，一律恢复他们的自由。舟车运输的供给、军国事务的急需，一律由公家负责。谁敢故意役使百姓，按法律论罪。还有谁能阻挡呢？”如果这样，官吏就会知道上位者养民的意旨极其严厉，人人都会按照上位者的严厉要求约束自己；即使有强横忍耐的人，也无从施展。要解除百姓的紧迫困苦，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厚生四 如今搜取百姓的财物，可以说已经搜尽了。一个农夫耕种收获在田里，而征敛的人守在门口；一个妇女养蚕织布在织机旁，而征税的人来到屋里。凡是天所生、地所产，只要可以用来穿衣和吃饭的，全都被列为征税禁令的对象。百姓怎么会不贫穷呢？古代的君子治理天下国家，发布政令时，必定有办法把百姓的心牢牢团结起来，使百姓歌唱欢舞，感戴君上的恩赐，像小孩子依恋父母一样。所以即使在衰微的时代，虽然有制造祸乱的人，也仍然不能号召我们的百姓溃散背叛；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小孩子离开父母，又能到哪里去呢？因此夏后以五十亩田纳贡，商人以七十亩田助税，周人每百亩田收取十分之一的彻法，这些都是使百姓有衣穿、有饭吃的办法。下至汉代，仍能放宽山泽赋税，苑囿免收田租，有时实行三十税一。后世谈养民的人，必定要考察这些制度。唉！拿古代来比较今天，天下的征敛实在令人恐惧。秦代百姓承担屯戍和劳役，比古代多三十倍；田租、口赋以及盐铁之利，比古代多二十倍，足以使秦灭亡。如今的田租、劳役、口赋、盐铁之利，同古代相比又怎样呢？唐代对百姓征收商户税、租赁税、间架税、除陌钱，已经足以使唐朝混乱。如今在暴虐征敛之下，几乎没有不抄没住宅、封闭柜子和窖藏而取走财物的。关税和市税，谁不把除陌钱计算进去征收呢？然而天下仍安然无事，是因为朝廷革除了五代的祸乱；在此以前，也曾有措施把民心牢牢团结起来。如今则是天子仁慈孝顺，不杀无辜，上天也有所扶持，使天下得以保全安定。即便如此，百姓已经无以聊生了，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困苦不停，怨恨就会聚集；怨恨不停，恩惠也不能抵消前代的祸患，祸患往往必然由此产生，难道可以不思考吗？所以圣贤若有所作为，必定先使百姓善于利用财物。善于利用财物，财富就会充足；财富充足，赋税就可以减轻，禁令也可以放宽。如今天下的赋税有五类：公田、民田、城邑、杂变、丁口。天下的禁令有三类：盐、茗、酒。百姓的衣食，全都被这八项耗尽了。朝廷又制定科变法，一合的粮食转折计算成一釜，一缕布匹直接折算成一尺。有司又用支移法加重征收，公家取一份，官吏取两份，借机作奸，无法一一记载。这就是民心更加无以聊生的原因。假如善于利用财物的办法得到大力推行，国家有余蓄，就可以从容发布明诏，免除百姓一年的税收，废除科变，使百姓剩下一粒粮食、得到一匹布，穿衣吃饭都知道这是君上的恩赐，难道不会歌唱欢舞，像小孩子依恋父母一样吗？至于受冻挨饿的时候，不过是其中最严重的情况罢了。厚生五 如果问：“关市税收怎么样？”我说：“只向商人征税而不向百姓征税，是周代的制度。周制中，有司负责管理关市征税的人，把所收的布帛收入交给泉府。这样看来，周代爱护百姓，可以说十分周全了。产生财富的方法，是享用的人少、生产的人多，这样粮食才多得吃不完。先王看到百姓喜欢迁徙而厌恶劳苦屈辱，就寻求敦本抑末的办法，所以在关口盘查，在市场征税，征税正是为了劝勉农业。先王征税，还担忧粮食多得卖不完；如果不征税，那么南亩的农民没有不携家离去的。先王的征税难道没有防范吗？如今关市的征税却违背古制。鱼、柴、蛤蜊、蚌类，以及普通男女从事小利所得，全都征税；富商大贾，水上有并列的大船，陆上有相连的四马车，行走千里而不经过有司管辖的却很多。这就是所谓向百姓征税而不向商人征税。商人本来可以征税，但有司不寻求疏通流通、招徕商人的办法，只是一味穷尽力量计算税额，逼迫商人冒险走偏僻道路来谋利。普通男女本来可以得到供养，有司却搜刮剥削他们，连毫发也不放过。《诗经》说：‘张设鱼网，鸿雁也会落入其中。’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必定彻底更新法令，略去细碎名目而保留大纲。凡是山海的富饶资源，以及鳏寡孤独可以取用获利的东西，都应全部发布号令，使天下知晓，让有司不能欺骗蒙蔽，擅自夺取其中利益。

译即使只是蒙蒙细雨的滋润，也会遍及草木，难道不能使它们各自顺遂地生长吗？如果担心供给不足，也只在于节制罢了。唉！百姓富足了，君主还同谁一起贫困呢？敦化一 太严重了，百姓竟然没有教化！有儿子不知道自己是儿子的，有弟弟不知道自己是弟弟的，有臣子不知道自己是臣子的，有朋友之间互相欺骗愚弄的，有市井中每天用虚伪手段争夺财物的。这五种情况，都不是人的本性。人一出生，没有不懂得爱自己的父亲的；长大以后，没有不懂得敬爱兄长的；做官以后，没有不愿意忠于君主的；交游以后，没有不愿意诚信对待朋友的。人与人相互生养，没有不愿意在衣食上自给自足的。然而本心完全丧失，是因为受到习俗熏染，陶冶于没有教化的环境，又被生活不足所驱使，日久之后就没有人回归本心了。古代的人，孩子刚会走路，就由保姆教育；幼年由乡大夫、乡先生教育；长大后，乐正、大司徒又教育他们。从幼年到老死，他们耳中听到的全是孝、悌、忠、信、仁、义的言论，眼中看到的全是孝、悌、忠、信、仁、义的行为。先王认为这六种德行必须等到衣食富足、力量有余之后，人们才不会背弃，所以制定庐井制度让他们居住，税收取十分之一，又利用山泽资源使他们获利，以通商旅来救济他们。家中有余财，人有余蓄，遇到水旱灾害又加以赈济，遇到灾患又加以救恤。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若不使父母高兴，不得到兄长喜爱，不得到君上认可，不与朋友交往，不被乡人认为善良，进入一个国家，整个国家都会厌恶他；进入一个乡里，整个乡里都会抛弃他。何必一定等到刑罚诛戮之后，才迫使人接受教化呢？所以说：成王、康王时期，四十多年不实行刑罚，大概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唉！真是盛大啊！如今的人，从幼年到老死，上位者不以教化勉励的话语告诫他们；即使有人生来就知道竭力奉养父母、尽力帮助兄长，光明显著地高出乡人之上，也不为他制定礼制加以表彰。佛教、道教之徒接着招引他们，不仅上位者没有人禁止，反而为他们兴建寺观，宣扬佛、老的学说，使他们抛弃父母兄弟之道，命令百姓供给他们饮食、衣服，又进一步为他们装饰门面、授予职位名号，让他们的父母兄弟向其跪拜，让郡邑长官为他们免除赋役。这实际上是想让人不再奉行孝悌忠信之道。其余那些还没有自行离开田野、市井，仍然以父母兄弟为乐而归家的人，上位者必定用种种办法使他们受苦。他们养蚕，就征收丝帛；他们耕种，就征收田租；刚刚有条件安居，就强迫他们服劳役；刚刚足以相互养活，就一定要调发他们。丰收年景，百姓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始终没有真正宽裕；到了灾荒年，当然难免流亡。唉！孝、悌、忠、信的行为，也几乎要灭绝了！从前的君子引导百姓，即使不能完全恢复古代，也还担心百姓全都抛弃孝悌忠信。因此有闭门思过的，有上书自我弹劾的。难道不应该说三纲五常是教化中最重要的吗？如今三纲没有得到推行，五常没有得到修养，百姓彼此相伴，终身抛弃这些道理。有的人傲慢凶狠、残忍无情，已经有像枭鸟那样悖乱的行径了。俗话说：‘即使有粮食，我能得到并吃它吗？’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难道能不警戒吗？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必定设立学校官署，选取贤能的教师，使人从幼年起就有地方接受教育。从乡里选取有道德、重品行的人担任三老，使他们主持风俗教化。每年考察孝悌方面特别优异的人，授予爵位；次一等的，每月给粮，每年给布，以此奖励勉励他们。刺史、县令四季举行乡饮、养老之礼，用来彰明这种风尚。制定佛、老之徒所服劳役的制度，夺去他们衣服上的纹饰、职位名号的尊贵，把他们遣返家中，使他们必须拜见父母。这样以后，人人都知道身处天地之间、尚未走出中国，就不能忘记人伦、断绝孝悌，或许才可以做到。敦化二 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担心没有政令，而担心教化的方法；不担心百姓不服从，而是寻求使百姓能够服从的方法。引导百姓的道路，没有比道德仁义更好的；改善风俗，没有比使君子形成风尚更好的。明白了小人的本性，就不会触犯非礼之事。上位者没有道德仁义的教化，却要求天下风俗美好，就像扰乱水源却想澄清水流，树立弯曲的表杆却想得到端正的影子，绝不可能。上位者喜欢玩弄器械和数字，百姓就知道器械和数字可以欺骗，于是欺诈在器械之外产生；上位者喜欢刑名之学，百姓就知道刑名可以逃避，于是奸邪在法律不能涉及之处滋生。所以器械、数字、刑名，并不是治理百姓的方法，而是在带领天下人共同作伪。古代君子治理小人，小人接受君子的命令，是因为上位者崇尚道德仁义来陶冶百姓。君子是道德仁义的府库。后世君子和小人交相治理，是因为上位者崇尚刑名、器械和数字来规范百姓。刑名、器械和数字，是天下公共的东西，君子和小人都能共同使用。人各有所能：让君子从事耕作，不如农夫；让君子使用斧斤，不如工匠；让君子辨别音声，不如盲人乐师；让君子运用器械、数字、刑名，不如小人。能干的人制约别人，不能干的人受别人制约。唉！教化中没有比让小人反过来制约君子更坏的了。法律的弊端，开始是损害小人，最后则损害君子。弊端刚开始时，小人无处安放手脚；弊端发展到最后，君子连自身都无法容纳。唉！君子是国家的根基。治理国家却没有根基，国家还能存在吗？《诗经》说：‘我出生之初，还没有什么忧患；我出生以后，却遭逢这许多灾祸。’这是说世道混乱，法律就会越来越严密，而君子不能以这样的生活为乐。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正如冠冕同鞋上的系带、几杖同床榻的区别一样。用鞋带去加在冠冕上，用几杖去放在床榻上，颠倒错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易经》说：‘城墙倾覆到护城壕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刑名、器械、数字的设立一天不停，罗网、捕获、陷阱遍布天下，使百姓天天彼此冲突；愚笨的人日益昏暗，聪明的人日益受压抑，君子和小人共同一天比一天陷入穿墙盗窃的境地，实在可叹！如今有人忧虑天下的治理，却不明白根本与枝末的区别，只担心遵循旧法还不够周密，又继续增加制度；这就像绳索越繁多，捆绑越紧；琴弦已经绷紧，琴柱却又调得更急，既看不到手脚便利，也听不到琴瑟和谐。这样下去，怎么能不麻痹而断绝呢？秦代的百姓背叛，汉代的百姓归附。秦代的法律像秋霜一样严酷；汉代的法律却像网眼疏漏，连能吞下大船的鱼也能漏过，治理的道理和形势由此可知。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必定解除它的纷扰，以道德仁义指示百姓，使有智巧的人无从逞能，使贤能的人有所自我充实，天下形成和平的风俗，然后王道才可以达到。敦化三

译人们如果奔走而前来投奔，难道不是因为上位者有招徕召用的办法吗？天下无事时，岩穴草野中的人互相呼唤着起来，说：‘何不出来做官呢？’即使这样，太平日子一久，愿意做官的人增多，而上位者本来就有招徕召用的办法，于是做官的人都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前，轻视进身而重视退身。唉！如今更严重了。大臣每天上朝，早晨取得一项职位，晚上还希望取得第二项，即使有千金万贯也觉得不够，这是由于上位者招徕他们的条件是富有而无忧、尊贵而无责任，进身便荣耀，退身也幸运。小人每天进入官场，急于为上位者办事，不安于处在下位；他们被贵人蒙蔽，不知道自己卑微。由于上位者招徕他们的办法是：有人举荐就能升进，无人举荐就不能升进。不肖者侥幸得到他人援引，聪明人却担心他们会危害自己。士人三年一次由有司选拔，肩挨着肩、脚跟着脚，以百人争取一个名额，不能自我养活。这是因为上位者招徕他们时，选拔不考察品行，授予爵禄不询问平素表现，有时仓促使人获得富贵，并不等待他们建立功劳。风气讹变，习俗衰败，势力相等就争斗，力量相敌就争夺，以巧取进身为乐，以笨拙退处为耻，实在太过分了。田园中的人没有清白的光辉，岩谷之中听不到清正高雅的声音；即使有这样的人，乡人也指为愚蠢，朝廷也不称许其高尚，怎么能希望他们不奔走而来呢？舍弃小节的人，必定有许多大的事情不肯做；有所不为，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诗经》说：‘洁白的白马，在那空旷的山谷；喂它一束青草，那个人品德如玉。’这是说贤人君子必定有从容高远、不肯做世俗事务的一面。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必定使朝廷之上有人辞去尊贵职位而不辞卑贱职位，使朝廷内外把办事放在求禄之前。天下的士人因此把求进身看作退让，说：‘怎样修养自己，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回答说：‘天子用廉耻来总领考核大臣，使他们富有而知道止足，身居高位而忧惧，不敢逃避自己的责任。’所以说，立法必须从尊贵者开始。六曹用节义考察群吏，安静守职的人得到特别荐举，才能卓异者被提拔，不沉沦在下级官吏之中。至于所谓间或诏令侍从大臣荐举一名有风节、才术、学问而屈居下位的人，首先要选择符合诏令要求的人，不必以品秩高低作为标准。郡国诸侯以孝廉之名羁留和选拔众多士人，使超出流俗的人有时得到进用，让清正风气知道由此受到激发。至于所谓每年贡举一名有道德、孝悌而不肯屈身求仕的人，朝廷暂且把他安置在职位上，逐渐用俸禄供养，以观察他的才能。即使说他并不贤能，和那些由吏员升为官、纳赋而入仕的人相比，也不算太多。这就能使人人知道尊重节义廉耻，等待上位者求取人才，并且先加以养育，然后风俗就会灿然可观了。敦化四 国家的祸患，没有比上下共同争逐利益更严重的了。人人都有贪利之心，如果不加以矫正，豪强兼并就不会满足；这正如水不能没有堤防，木材不能没有矫正弯曲的工具。用廉耻指示百姓，百姓就知道什么可喜、什么可恶；让辞让走在前面，百姓就知道止足；以俭约来守持，百姓就有节制；把这些写入法制，百姓就不敢触犯。这四项，就是堤防和矫正木材的作用。古代天子说：‘天下是我的家，百姓是我的子女。’把财富积聚在百姓那里，仍然等于收藏在自己这里。凡是天所生、地所养的东西，没有不与百姓共同享用的。所以养护材木而不吝惜，放宽鱼盐禁令而不禁止。公卿大夫说：‘上天生长材物，从没有人能够全部兼有。我既然已经享受俸禄，难道可以做贩运货物的小人的事情吗？难道可以谋取农夫和织女的利益吗？’所以穿丝绸的人家没有织帛的妾，领取粮食俸禄的人家没有靠丰年求取利益的子弟。庶民说：‘天子给予我们，君公卿大夫把上等田地给予我们，让我们耕种山泽、取用山泽物产。他们不耕种、不取用，并不是势力不允许他们得到供养，而是他们同上位者分配财富的原则本来如此。他们奉养自身，本来就有节制。上位者爱护我们，也已经极其深厚了。我们难道还要因为身份低贱而另外谋求多余利益吗？’ 所以斧头没有人争着拿，泽地中也没有人反复张设密网。在那个时候，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工匠像工匠，百姓像百姓，农民像农民，士人像士人，争夺于是停止了。这是因为廉耻一向彰明，辞让一向实行，俭约一向具备，法禁一向清楚。古代有作为的时代，夏、商、周三代就是这样。天子迈步，公卿大夫快走，庶人奔跑。所以说：‘上位者喜欢这种东西，下面一定有更厉害的人。’自己想要，却禁止百姓做，这是不合人情的。因此天子封闭山泽，诸侯就封闭府库；诸侯封闭府库，大夫就连接田界、兼并土地；大夫连接田界，庶民就成为盗贼，进行抢夺。有了这几种情况，廉耻、辞让首先消亡，俭约、法禁首先混乱。治理天下，等到将要用刑罚时才希望它停止，难道还做得到吗？廉耻、辞让的教化能够推行，知止知足、崇尚俭约的风气能够形成，那么即使上位者下诏让人争夺、兼并，人们也会畏惧道义而不去做。因此朝廷中有辞去俸禄的臣子，田野中有谦让田界的百姓。如今山泽、土地、田产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富饶，有司也加以禁锢并征税，百姓即使说自己抵触法令而陷入困穷，却不知道产生怨恨，这是因为他们日久之后不知道有司禁锢的根本原因原来是要夺取利益。然而公卿大夫却相互教导奢侈，相互以利益争夺。他们在朝廷中，辞让贫穷而不辞让富贵；在郡县中，不知道使自己的行为区别于小人的行为。他们生财取利的办法，只怕来不及获得利益。这样怎么能希望百姓不去兼并，而各自安守本分呢？怎么能希望百姓不去争夺，而知道以防止争夺、谦让退避来自我尊重呢？天子的公卿大夫可以这样做，天子的百姓却不可以这样做，这也不是公正宽恕的办法。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倡导廉耻的道理，必定从公卿大臣开始。要点是：不以聚敛钱财来教导百姓；不贪利、不连接田界兼并土地来教导百姓；不在朝廷上争夺，辞让尊贵职位而不辞让卑贱职位来教导百姓；不争着接受事务，却不肯接受俸禄来教导百姓；退处时尽力，进身时少求，以此教导天下，知道止足。一个人喜欢谦让，一个国家就会兴起谦让；一个人喜爱仁德，一个国家就会兴起仁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有人说：‘从前公卿大臣进身时也不是没有谦让，但百姓并没有受到教化。’回答说：‘百姓跟从他们的行为，而不跟从他们的言语；正因为如此，能够说却不能实行的话，君子就不说。如今未能进身时便争夺，已经进身后才谦让，那么争夺的人可信吗，谦让的人可信吗？既然都说不可信，百姓当然不会跟从。’ 敦化五

译先王教导百姓实行敦厚、节俭、节约用度的原则，为什么呢？难道君王喜爱金玉却不用它们制作器物吗？山泽中会出产金玉。难道君王喜爱绮罗纨绔却不穿吗？女工会织造它们。难道君王喜爱牛羊却不吃吗？饲草和牲畜会把它们养肥。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节制呢？如果不节制，就会争夺而永不满足。所以君王不是斋戒，不吃玉食；公卿大夫不是祭祀，不穿絺绣；庶人没有特殊缘故，不吃珍异食物。防范规定曲折周密，法令清楚，崇尚节俭的美德一向存在。不像如今下诏让百姓极尽雕刻纹饰，也不像如今引导百姓从事奇异技艺和过度巧作。如今涂饰金箔、雕刻美玉，起始于六宫，出自京师，流传到天下，难道不是诏令吗？仆人和雇工穿丝绸毛毯，士卒穿珠玉丝带、长衣、高帽，从天子到徒隶胥吏，服饰制度全都一样，难道不是诏令吗？土木建筑披上文绣，佛、老宫阁比王宫还奢侈，难道不是引导吗？古代八口之家，每天吃一斗粮，厨房还有余粮；一年穿一束帛，箱子里还有余布。如今器物上的雕刻还嫌不够，身上的绮纨还嫌不够，口中的肥甘还嫌不够，耳边的音乐还嫌不够，左右前后的宠幸侍从还嫌不够。这样怎么会没有争夺和嗜欲之心呢？如今庶民一定要以公卿大夫为榜样，那么所谓公卿大夫又是什么样呢？是说盘盂还不够使用吗？便用黄金做华饰，用白玉做质地。是说罗绮还不够轻柔暖和吗？便用明珠做耳珰，用翡翠做耳饰。是说牛羊还不够美味吗？便让陆地和海中的珍味都作为菜肴，让屠丁、易牙为之调味。是说五音还不够欢乐吗？便让群童歌唱，排列店肆起舞。是说宠幸侍从还不够供使令吗？南方选取吴越美女，北方安置燕赵美色。如今中原各地一定要以京师为榜样，那么所谓京师又是什么样呢？它是百般奇异事物的渊薮、各种虚伪的府库；奇异服饰和器物，早晨在宫廷中出现，晚上就在市井仿效，不到几个月便遍布天下。最终归结为雕刻几案、贩卖丝带刺绣并在市场获利的人，都是把京师所谓的诏令和引导传播到天下，影响也可以说达到极点了。《诗经》说：‘不是当面教导你，而是提着你的耳朵告诫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从前孔子想做司寇，沈犹氏连早晨饮羊都不敢；公慎氏把妻子送出，慎溃氏越过国境迁徙。杨绾担任唐朝宰相，御史拆除自己的台观，京兆府的驺从不在邠州停留，行营也因此减省。乐意看到上位者有清净俭约的道路来给百姓作示范，为什么还要奢侈呢？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削减文饰、恢复质朴，必定从宫廷开始。公卿大夫穿衣不用五种颜色，器物不用瓦木以外的奢华材料，全都抛弃并在四通之地焚烧。让歌童学习耕田，让舞女和宠幸侍从学习养蚕，天下怎么会不受到教化呢？

译钦定四库全书 《都官集》卷三　宋·陈舜俞撰，奏疏 崇德一 凡是治理天下国家而能够长久安宁，经历数百年仍未灭亡的，都是因为一向得到贤才并且善于养士。天下从来没有没有贤才却能够兴盛的国家，也没有没有士人却能够治理好的国家。舍弃舟船而横渡江河，丢掉车马而到达千里之外，这样的情况很少见。所以希望得到治理，不如寻求贤才；寻求贤才，不如养育士人。不养育士人却寻求贤才，就像不栽树却想求得树荫，不织锦却想求得文采，是不可能的。《诗经》说：‘山木茂盛，砍来用作柴薪。’这是说文王能够养育士人并任用他们。商人做买卖，起初无不先聚集货物，然后才出售；农民务农，起初无不先积聚粮食，然后才食用。货物卖出却不交换，就不能成为商人；粮食吃掉却不耕种，就不能成为农民。岂只是商人、农民不能成立，接着还会有受冻挨饿的祸患。所以天下国家从来不能不用贤才。任用贤才却不养育，人才有时会匮乏，也就不能成为善于治理的国家；岂只是不能治理，还会接着有覆亡之祸。所以《诗经》说：‘贤人都亡失了，国家困苦不堪。’这是说没有贤才。然而君主知道养士、求贤，如果没有真正做到养士，最终仍然会没有贤才。这就像不提供良好的饲料来养马，最终一定得不到骏马。所以善于驾驭马的人，善于养育骏马；仁慈的君主，善于养育士人。《诗经》又说：‘青翠茂盛的莪草，生长在那山洼中。’又说：‘给他饮食，教导他、训诲他。’这是说养育士人要如此周详。伯乐所驾驭的马多得数不清，周公所使用的士人多得数不清。从前周公养育士人，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人从出生起看不到鄙陋、粗暴、欺诈、虚伪的习俗，长大后听闻圣智仁义的道理。从比年升到三年，从三年升到九年。乡先生推荐他们，司徒以礼接待他们，乐正推重四术，设立四种教育来成就他们。大乐正选拔其中优秀者使其升学，司马按贤能次第考核，报告给君王并加以评议。评议确定后才授官，授官后才授爵，职位确定后才给俸禄。因此周代士人的才干多得用不完，并不是一天养成的。周代以后，天下并非没有学校和教育，但那已经不是周代的道路了。这就像马厩里没有良好的水草，也没有伯乐来驾驭，人们只见它没有骏马，却不寻求善于驾驭的人来治理，不寻找美好的草料和粮食来饲养，偏偏说马厩对马没有用处，实在糊涂极了。如今天下赐给学校田产，下诏兴学，遍及各郡；弦歌鼓箧已经实行三十年，天下士人不能说没有一向受到磨炼，理应足以通达政事，人才多得用不完。然而郡县官员仍然叹息称职的人很少，台省选拔人才常常忙于荐举，却又担心人才不足以应命。这是寻求人才不得其法吗？还是养育人才没有尽到应有的办法呢？我曾经思考过：天下的学校，和古今的制度很不相同。朝廷给看守关门、击柝巡夜的人以百金之利；又为佛、老的宫塔设置官吏，并且按等级考核他们，这不是太重视了吗？先王的宫室、教育之地，却不受重视，就像马厩中没有驾驭者，不算养马，反而只会使马蹄啃咬、蛀蚀损坏，最终只能认定其中没有良马。天下士人沉溺于声律末技的学习，不懂圣贤忠义之道，一旦选取出来置于众人之上，就像不熟悉衔辔、不曾使用骖乘，必然断定他不能行走千里。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必定先下诏修缮学校馆舍，选派并任命侍臣，推荐天下有道德、才术、学问的人担任教师。如果难以找到这样的人，就在朝廷中给他们优厚俸禄而限制他们晋升。俸禄优厚，贤者可以得到供养；晋升受限，浮薄冒进的人就不会来。又制定制度：士人不在学校中遵循教化，就不得称为士。这样就会使人人尊崇节义，学习成为贤能之人；正如还没有见过土地肥美、草料优良、长期训练，就不能说会没有良马。崇德二 人活着不可以没有养育，既有养育又不可以没有教育。生下来不养育，是牲畜；养育而不教育，是圈养。上天生长万物，春夏用来养育它们，秋冬用来肃杀它们；霜雪风露，无不属于教化。人之所以不同于万物，是因为幼儿由母亲教导，童子由父亲教导；说话时教他，讲解饮食时教他，吃东西时教他，行走时教他，趋行和观看时教他，端正姿态、专心听取时教他，审慎才能时教他。工匠教人使用斤斧，商人教人经营货物，农民教人从事耕种，士人教人学习诗书。这几种教育都不是虚假的，而是人性必然如此。所以天子、诸侯、卿大夫一定要教育子弟，使他们能够治理天下国家，就像工匠必定成为工匠，商人必定成为商人，农民必定成为农民，士人必定成为士人，各自符合自己的身份。周公封国七十一个，周家的子弟有五十三人，都成为显赫的诸侯，这是因为能够教育他们。秦朝灭亡，是因为胡亥；胡亥灭亡，是因为赵高。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却使彼此相距遥远。’难道可以不警戒吗？后世天子的子弟，出生后不知道庠序师友的严格，学习时看不到智慧、圣德、仁义的道理，幼年就授予爵位，长大就封给国土，意气骄纵而容易倾覆，志意满足而容易败亡，这种爱护正是给他们带来祸患。只爱护而不教育，就是耽误他们了。还有因为把他们当作愚蠢之人而不教育的。爱护他们却不教育，叫作不智；认为他们愚蠢而不教育，叫作不仁。不智还可以理解，不仁则是极其不加思考。《诗经》说：‘绵延的葛藤，生长在河岸。’这是说葛藤尚且能够庇护自己的根本。如今国家诸王的子弟，不给他们田土，不赐给他们山川，只用俸禄使他们富足，不让他们参与政事，恩惠和情义已经很周到了；然而却让他们长在深宫之中，沉溺于妾妇的安逸，上不懂礼义的教训，下不知耕作的艰难，即使有高冠大带的华美、金鞍碧盖的奇异，也同把他们禁锢起来没有区别。然而朝廷本来已经设置官员掌管教训，为什么授官时不选择贤能者，要求他们任职却不让他们教诲劝谕？居官的人不过是替市井之人校订买卖，辱没了乐工调弦的技艺，并不懂得教育。古代王世子、君王的诸子，必定入学并与国人按年龄相序，因此《礼记》说：‘实行一件事而三种善行都能得到，说的就是世子入学。’《诗经》不是说过：‘怀有德行才会安宁，宗子就是宗室的城墙。’所以治理天下，必须加强宗室的形势；如果加强形势却不用仁义，也只是末节罢了。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必定下诏让诸王的子弟听命进入太学，与国人按年龄相序，使他们熟悉师友的严格，每天听闻智慧、圣德、仁义的学问；每年派遣大臣考察询问，按课业考试排列次第，对才能高下分别加以表彰，尤其优异者厚加俸禄和品秩。这样自然人人都会向往这种风气，知道尊重学习；宗室根本稳固百世，哪里说得尽它的好处呢？崇德三

译太严重了，如今的士人浮薄而没有实际才能。凡是上位者招徕士人的办法，本来就不合正道；下面的人为了利益而行动的，却一天比一天多。他们到达之后，所走的道路全都一样。蒙受上位者的待遇，又有对处在众人之上还感到不满足的，于是天下士人陷入这种利益之中，侥幸等待偶然机会，浮荡不定，没有人能够抵御。制定制度的人，不去阻止利益对人的招引，却厌恶士人归附；这就像把市场开放给人，却又厌恶市场上的喧饮，憎恨人们醉酒。如今一定要用声律技艺来考取天下士人。议论者说：‘采用古代乡里选拔的办法，责成今天的郡县办理，会使贤者和不肖者无法究察，奔走竞争之风就会出现；这就像向市井之人询问田地，徒然混杂稂莠而损害庄稼，所以不如考察士人难以伪造、而有司容易辨明的声律技艺。’我回答说：‘不是这样，只是没有思考罢了。所谓声律，贤者难以精通，童子却容易掌握。明白的有司可以辨明，不明白的也就无法辨明。况且所谓通过这种考选而得到的人，是会全都贤能，还是贤能与不肖混杂在一起？假如现在让人人在乡党中考察本行，在郡县中负责岁举，即使不能避免贤者与不肖者一起进用，也会使那些不肖而企图参加岁举的人伪装成君子。假设如今不防察其偏处、不考验其棱角，放下屠刀而拿起册书，解下犊鼻裤而穿上宽大的儒服，有司能够制止他们吗？’ 爵禄是贵重的器物，人口是重要的积蓄。如今只相信一天之内写成的空文，却不考察他平素的品行，轻率地任用并加以爵禄，这不是所谓重视爵禄。议论者又说：‘多次选取而谨慎选择，或许可以吧？’回答说：‘不对。顺着风扬砂，风越急，力量越耗尽，而好谷反而被吹得更快；不如把砂谷放在清水中淘洗，连瓦砾也可以挑选出来。再如明经科的举荐，方圆数千里有时没有一个人应诏，并不是没有通晓经术的士人，而是徒有等待人才的意图，却没有拓宽道路。如今圣贤若有所作为，必定先在学校中养育士人，在乡党中考察品行；县大夫考察其中贤能者，荐升到郡太守，由郡太守以礼接待贤者，再荐升到礼部，并报告天子。礼部考察他们当世事务、先圣学术方面的能力，观察他们能否胜任，然后报告天子并确定评议。评议确定后，才确定官职；官职确定后，才确定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确定俸禄。郡国贡举的人，贤者有赏，不肖者有罚。陈汤有罪，缪侯因此被夺爵；徐淑失言，陈蕃因此被免官。这两件事，是东汉之所以接近三代盛世的原因。议论者又说：‘士人学习这种制度已经很久了，自大业年间以来，一直不能改变。士人失去原来的业途而无处归依，反躬修养、遵循道德又还没有达到，难道不会反而出现讥讪上位者、无所依凭的祸患吗？’ 答道：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举办理便能没有遗留防备的。隋代设置进士科，却没有废除志行修谨、清廉干济等科目；唐代设置进士科，又有明经、秀才等选拔。如果现在下诏让各郡国贡举一名贤才，朝廷另设科目来接纳他们；隔年不停止旧有的选举，同时把进士录取人数削减大半。还应制定宏词、拔萃等科目，让平民也可以参加选拔，以考察他们的才能，然后授予禄位。这样一来，那些凭借声律、记诵而进身的人，就更难以晋升；朝廷对贤能之士的礼遇增加，另行考察他们几年，自然会使浮华邪僻之道消歇而儒术兴盛。入仕的都是修身洁行之才，出众者又有杰出宏大的器量，贤能之才多得用不完，天下怎么会不能治理好呢？崇德四 古代君子谈论德政与刑罚的文章很多，谁不是先施教化而后使用刑杀，先鼓励开导而后禁止阻遏呢？所以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心；又说：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仪整齐他们，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顺。古代的君主杀死一个有罪的人，整日不奏乐；在道路上遇见受刑的人，便下车哭泣。又说：天下各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唉！刑罚之事是多么重大啊！正因为这样，所以古人划定庐井，让百姓居住；设置庠序，教导百姓；撰作文章，阐明道理；谨慎对待好恶，把标准显示给他们。然而即使如此，仍不轻易施用刑法，而是议论政事来制定制度，担心百姓生出争斗之心。如今天下百姓从刚会提抱的孩子直到老死，有的人甚至没有听过仁义教化的言语。治理百姓的官员互相以争夺为事，用夸饰、奢靡、刻薄的方式教导他们。居处又使他们劳累身体，谋求衣食；天上的财物、地上的地产，水中游的、陆上跑的，全都有禁令。百姓一抬脚就踏上犯罪之地，一开口就触发祸患的机关。千户的城邑，万口的百姓，想求得完整无伤的生活，算来不到十人。即使有明智的长官，暂且发布以德义教诫百姓的命令，穿粗布衣服的人也不拒绝承担负担，穿破鞋的人也不躲避道路泥水。这种顽劣迟钝的风俗，哪里能够听从教化？因此，政治仍旧只是禁令，沿袭这种刑罚来治理这种风俗，却希望天下不发生差错、监狱空虚，就像登山却往下跑、沿着树爬去捉鱼一样，是不可能的。陛下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不滥杀无辜，但为什么天下的禁令如此严密，衣食的来源几乎全被堵塞了呢？治理百姓的官员不想办法予以放宽，反而把依法斩断有罪者视为能干，把徇私轻重、任意裁量视为才智。难怪我们的百姓无处安放手脚，只得一起走向穷盗；鹰犬搏击，是因为有潜伏的兔子；法令禁制繁多，是因为有奸邪盗贼。这不是人的本性，而是驱使逼迫他们造成的。现在圣贤有所作为，必定先大大解开繁密的罗网，开放衣食的道路，慎重选择慈惠的师长、明智的长官，用德义陈说教导他们，以恭敬谦让作先导，以礼乐引导，以好恶显示标准，这才差不多可以治理。至于三年一次赦免、每年一次宽宥，并不是整顿刑罚、引导风俗的根本办法，不过是救治小腿却牵拉脚而已。崇德五 古时候文王养育百姓，可以说做到极致了。文王的百姓，每户有五亩宅地，在那里种桑树；一位妇女养蚕，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帛了。每家养五只母鸡、两只母猪，不要错过繁殖的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每户有百亩田地，一名男子耕种，八口之家就可以不挨饿了。年老而没有妻子的叫鳏，年老而没有丈夫的叫寡，年幼而没有父亲的叫孤，年老而没有子女的叫独。这四种人，是上天降生的百姓中穷困而无处申诉的人。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必定先照顾这四种人。文王的仁德达到极点。所以《书》说：‘文王不欺侮鳏寡，不虐待无所申诉的人，不抛弃困穷者。’当时，太公、伯夷在海边兴起，说：‘为什么不归附他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由此看来，救济穷困、奉养老人，就可以优待天下人了。文王之后，汉代曾经奉养老人，每人赏赐一匹帛，每斛赏赐一斗酒，却不如文王的办法。况且说奉养老人可以优待天下人吗？敬爱自家的老人，并推及他人的老人，所以敬爱别人家的老人，别人也会敬爱自家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孩子，并推及他人的孩子，所以爱护别人家的孩子，别人也会爱护自家的孩子，这就是仁爱的方式。周朝兴起时，分封诸侯国七十一个，周王的子孙独居其中的有五十三人。

译只要不是狂妄迷惑的人，都成为天下显赫的诸侯，这就是救济穷困、奉养老人的成效。唉！违背古制的法令太多了。《礼记》说：‘八十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服徭役；九十岁的人，全家都不服徭役。’如今七十岁便免除本人徭役，还不能说是奉养老人。老人被抛弃在道路上，没有衣服，也没有粗布衣穿，治理百姓的官员却从未表现出不足和惭愧，是因为尊重老人的教化没有实行。法律中还有更严重的：老人没有子女，不准收养别人的孩子；孩子没有父亲，不准认别人为父亲。仿佛在说：‘难道没有百金的财产吗？幸好等他死后又没有继承人，县官就可以登记没收了。’这种不仁，也太过分了。人活着没有不愿意有家庭的，死了也没有不愿意有所祭祀的。如今三尺高的孤儿，被抛弃在道路上，必定是因为贫困、父母不能养育他；否则，就是因为品行恶劣而可耻，没有人愿意抚养他。《诗经》说：‘看看那被抛弃的兔子，尚且还有人先收养它。’即便如此，又有谁来抚养呢？只有那些没有子女、担忧死后无人继承的人，才会收养他们。如今双方既已经互相生养，已经形成父子关系，等到孩子的养父母死去，治理百姓的官员却贪图他们有百金财产，最终夺取并没收。活着的人被赶到道路上而无人养育，死去的人断绝祭祀而成为饿鬼，这竟然也是法律造成的。唉！不仁又更加严重了。难道不仅是救济孤儿、奉养老人的赏赐将要断绝吗？保存将亡之人、接续断绝宗嗣的仁德也要消失了。如今十户的小邑，或许有这样的人；千户的大邑，大概也只有一两个。放眼天下，恐怕无法计算其数目。圣贤在上位，像文王那样奉养他们，仍然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像汉代那样赈济他们，也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姑且让他们互相生养，不使他们的家族断绝，本来同样只是反掌之间的事。敬爱老人的人，也会敬爱他的老人；爱护幼小的人，也会爱护他的孩子。哪里只是人将来报答他们，也不过是天地的神灵会予以报应罢了。经制一 上天不说话，日月星辰显示它的光明，四时施行它的变化；中枢稳定不移动，经纬有序而不乱，运行不停止，然后万物生长繁育才能长久。所以天子不可不懂得天道。三公献上德行，六卿奏明功绩，百官尽力办事；议论政事的人不直接发号施令，进言的人不亲自处理事务，办事的人不敢吝惜自己的力量，然后教化才能长久。周公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六典便保存在那里。后世君子要考察周代的治理之道，必须考察六典。六典体现的就是天道。因此三公坐着讨论治理之道，这就是所谓议论而不发令。六卿年终把百官的政绩交给天子考核，这就是所谓进言而不亲自处理。百官各有治属、教属、礼属、政属、刑属、事属，这就是所谓办事而不敢吝惜力量。周公的制度大概已经很久远了，实在不得已，便有隋唐的制度可供取法。武德、贞观年间，这种制度最为兴盛。后世君子要考察武德、贞观的治理，必须考察台省、九寺、五监、十六卫，这大致就是周公布置六典的形式。唉！不依靠六典治理天下，最终只是苟且之道；不依靠台省、九寺、五监、十六卫治理天下，最终会成为危险的国家。如今，天子和二三位大臣每天亲自听取天下政务，百司的事务没有不亲自过问的，这就使三公没有府署，尚书没有省署，六卿没有职守，二十四司没有责任，九寺、五监、十六卫彼此混杂、丧失职分，已经很久了。军籍归入枢密，天下的防务计划乃至米、盐、丝、头发、竹、毫毛、木屑等大小事务，全都集中到三司办理。古代没有枢密院的官署，也没有三司使，这只是唐昭宗、唐僖宗末年的制度。朝廷不亲自统辖枢密，是因为偏爱官员；天下动用军队、征收租庸，是因为军费调度紧急。古代有治理，也有混乱；古人考察天下而研究古制，却不取法古代的治理，反而取法古代的混乱，也太糊涂了。今天的枢密院，只相当于古代的兵曹；今天的三司，只相当于古代分散的各个有司。古语说：‘人的行为有顺从大体的，有顺从小体的；顺从大体的成为大人，顺从小体的成为小人。’如今公卿不像公卿，却去办理群有司的事务，大体小体都混乱了。这使号令日益繁多，财赋日益匮乏，天下事务日益苟且简略，百姓的困苦日益严重，并不是偶然的不幸，而是制度和权术造成的。如今圣贤有所作为，必定从六曹开始：把天下的官吏归于吏部，把天下的百姓归于户部，把天下的礼仪归于礼部，把天下的军队归于兵部，把天下的刑罚归于刑部，把天下的工程归于工部；由尚书统领，以二位侍郎考核，以二位仆射总辖，十二司位于左，十二司位于右。这样，天下的事情就像网有条理、珠子有贯串一样清楚。尚书总领，侍郎辅佐，郎中、员外郎执行，下至各有司的小吏，就像身体指使手臂、手臂指使手指一样。朝廷内部，中书省掌握机要事务，门下省负责传达和接纳诏令；官员有余力便设置副职，不足便兼任。三公年终把六曹的政绩交给天子考核，评定优劣；称职能干的加以褒奖，否则便罢免。所以说：‘这是天子一年一次听取天下治理，君王的心无需亲自作为，君主处在不犯过失的位置上了。’ 经制二 有人问寺的设置，说：‘古代的寺，确实是寺；今天的名称也叫寺。’有人问监的设置，说：‘古代的监，确实是监；今天的名称也叫监。’古代有九寺，如今没有的有六个；古代有五监，如今没有的有四个。然而，古代制度之所以可贵，在于它切实有效；百王之所以致力于此，在于它抓住了要害。如果既不切实又不重要，本来也不值得纷纷称赞古代而非难今日。周朝天下设置六卿，各自统率属官，以倡导九牧，于是治理之道便清楚了。后世的六位尚书，就是这种制度。又设置寺、监：既有户部又有太府，司徒的职权便被分割了；既有礼部又有太常，宗伯的职权便被分开了；既有刑部又有大理，司寇的职权便被分离了；既有工部又有将作，司空的职权便被区别开了。杜佑也说：‘过去皋陶任士，主管五刑；如今刑部有尚书，大理有卿，这是两个皋陶。垂任共工，制作便利器具；如今工部有尚书，将作有监，这是两个垂。契任司徒，施行五教；如今有司徒，又有户部，这是两个契。伯夷任秩宗，掌管国家礼仪；如今礼部有尚书，礼仪有使，这是两个伯夷。伯益任虞官，掌管山泽；’

译如今有虞部、水部，这是两个伯益。伯冏任太仆，主管车马；如今太仆所属有驾部、尚辇、闲厩，这是两个伯冏。’唉！杜佑也可以说是懂得政务了。如今的混乱确实很严重，寺、监的职权分散到各有司，就像四肢不能听从身体的指挥，五指不能受手足控制一样。只有主管官员评定优劣，朝廷进行诛罚和奖赏，不过是姑息迁就，助长小人的侥幸，使偷窃、取巧、诋毁成为各有司的常态。出纳事务不能考核其巧拙，簿册文书不能计算其盈亏，日渐削损、月渐蛀蚀，数不胜数。哪里能马上拿来与古代比较是非呢？况且如今有掌管音乐、医药、卜筮的事务，哪里比得上统归太常更好呢？有掌管厨膳、酒醢的事务，哪里比得上交给光禄更好呢？有掌管内械、外器的事务，哪里比得上交给卫尉更好呢？有掌管骐骥以及牛、羊、骆驼、大象的事务，哪里比得上交给太仆更好呢？有审理刑狱的事务，哪里比得上交给大理更好呢？有掌管林、苑的事务，哪里比得上交给司农更好呢？有织造、染色、裁制的事务，哪里比得上交给少府更好呢？有东西作坊、内外物料、竹木、退材等事务，数不胜数，哪里比得上交给将作更好呢？各有司的事务，可以省并的就省并，可以归入寺的就归入寺，可以归入监的就归入监，分别划定清楚。由卿统领，由丞辅佐，由主簿考核；就像十张狐皮制成的皮衣，必须提住衣领，万眼的网必须提住纲绳，这样还有什么不能治理的呢？事情已经如此，仍不过是反掌之间罢了。经制三 有人问十二卫，说：‘如今十二卫已经废弛很久了，军队没有统一的统帅。有的称殿前，有的称马军，有的称步军，有的称军头。天冷便索取衣服，饥饿便请求军饷。这些人有一千多人，等级各自不同，各自成为小卒，各自充当小头领，各自领属一队。他们并不是懂得忠义、征伐的将领，只是按年月积累资历、逐级升迁的老兵罢了。统领他们的人，也不是懂得节制和教令的将帅，只是强悍粗暴、力气超过常人的人罢了。名义上分属四司，而掌管他们的官员却不能了解军籍，所以士卒不知道教令，将领不知道义理，骄傲懒惰、暴躁傲慢；安于衣食，转而成为守边之手，习惯于充当卑末劳作者，都是如此。哪里还有时间懂得坐、作、进、退的军法呢？哪里能谈得上敢于死战、献出生命的道义呢？幸好朝廷无事，他们老去死亡而不被使用；不幸一方传来紧急军情，天子从宫中推毂派遣将领，那么这些人免不了在军旗和鼓声前后杂乱集合，彼此连声音都不曾熟悉，恩惠和威严也从未相互传达，和驱赶虎、犀去搏斗没有不同，谁能听命作战？况且恐怕还免不了彼此搏杀，却又不是所谓驱赶市民去作战，难道不可忧虑吗！’古代天下的军队，没有比它更重要的，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必定先治理军队。古代大司马率领属官，春天搜田，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都利用农闲来讲习军事；三年整治军队，出征便整顿军旅，入朝便奏凯报捷。他们对于坐、作、进、退经常互相操练，对于旌旗、金鼓经常互相配合，对于击刺、射御经常互相熟习，对于勇敢赴死、守义尽节经常彼此认可。唉！庐井制度废弃，这种道路也就消失了！但仍有魏、周、隋、唐的制度可取。有称‘十二大将军’的，有称‘十二卫’的，有称‘十二军’的。每军有将领，将领有副手，都是一时威名显著的人选。这难道不是国家的重任吗？后来有十六卫：称卫、骁、武、威、领、金吾、监门、千牛，都分左右。每卫有大将军一人、将军三人。羽林、龙武、神武也都分左右，共六军，每军大将军一人、将军各三人，都有卫署。开元年间，这种制度最为兴盛，是因为懂得教练。如今圣贤有所作为，必定考察这种制度，去掉千百种杂乱的名目，把军队归于十六卫大将军统辖，制定军令，由将军辅佐。每天教练，每月考验，按时选拔，每年阅兵。他们平时居处如树枝依附树干，行动时如影子随形。有一天，天子讨伐有罪者而不赦免，在朝廷决定作战，就像调和笙簧的五音一样；命令宫音，宫音便应和；命令角音，角音便奏响。这样可以使军队不越过本国疆界，将领无需另行任命，天子只须执辔而行，远方之国便会通过重译前来称臣了。经制四 有人问侍卫，说：‘这是文王、武王的治道，如今已经消失了。王道没有比文王、武王时期更兴盛的。文王、武王在位时，即使侍御、仆从之臣，也一定选择贤良之士。任命某人时说：‘仆臣正直，君主就能正直；仆臣谄媚，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授予职务时说：‘纠正过失，校正错误，纠正君主不正的心念，使他能够继承先王的功业。’以文王、武王那样的圣明，又有周公、召公辅佐，本来不应需要侍御、仆从之臣，然而仍然如此慎重选择，实在是因为他们朝夕起居，常与君主一同出入，言语行动相互接触，相关事务不可不重视。因此文王、武王的身边没有只会替君主结袜子的人，他们侍奉君主，无不以正道为本。穆王即位，周道衰落，但仍能慎重选拔属官来担任侍卫，所以他警惕忧惧的心情见于《书》。孔子对此有所取法，说君主总揽天下大势，居于九重宫禁之中，身边亲近、熟习的侍卫之人，应当首先端正。贾谊所以说：‘经常同正直的人居处，不可能不正直；经常同不正直的人居处，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而不正直。’这可以说是懂得治理根本的人。如今侍卫的名义或许还存在，侍郎、给事、谏议、起居、司谏、正言等职，常常不少于五六十人，然而早晚从未真正侍奉君主，起居也从未相随，出入、言语、行动从未相互接触。他们所谓的侍卫，不过是宫尹属下扫除的奴役、供役使的卑贱之人，并没有道德仁义的内涵，也不懂侍奉君主、侍奉父亲的大义，却一旦被取来列在九重宫禁、青蒲席上，实在令人恐惧。

译普通人和普通士人选择朋友，尚且要寻找贤能而懂得道德的人来亲近，必定要寻找偏邪、不聪明、不仁爱的人来疏远。如今拥有万乘之重的君主，朝夕侍卫、燕居起居，以及共同出入、承接言语行动的人，如果是士人君子便不信任，如果是供役使的小人便信任，也太糊涂了。汉唐的治理虽然没有达到文王、武王的程度，但侍卫的选拔从未废止。汉代制度规定，大臣每年贡举贤能之士供宿卫使用，入选的都是天下杰出的人才、特然崛起的士人，东方朔、扬雄就是这样的人。唐代制度中有千牛、进马等官，常常选择三品官的子孙担任。如今圣贤有所作为，必定先端正君主身边的人，最亲近的莫过于侍卫。姑且让方正博达、文雅深密的臣子分批侍奉宫禁，然后命大臣举荐贤能之士，参与列于貂蝉之列，依靠君主如日月般的光辉；朝廷优厚其选拔，礼待他们。这样以后，忠臣孝子便能尽展心志；自然，扫除的役夫、供役使的卑贱之人各自安于名分，柔媚逢迎的言论无从进入，圣人的德行日益兴盛，国家的体统日益尊重，要超越汉唐而比拟文王、武王，哪里会困难呢？经制五 有人问郡县，说：‘政令和教化改变，百姓就困穷了。唐尧、虞舜如果不是圣人，那么考核政绩也不必等到九年；三代如果没有治理好，那么官职由世族世袭便是过错；两汉如果没有达到太平，那么奉行仁政的良吏也不必到任七八年甚至十多年后才被称为治理有成。如今郡县的官员，大多两年就更换，严重的几个月便调走，有的仅仅坐暖席子就离任。即使愚妇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是要抛弃这些百姓而不爱护他们，那就算了；如果爱护他们，为什么没有固定的政令却要让他们治理，没有固定的教化却要让他们教化，没有固定的百姓却要让他们安定？离任的人未必贤能，继任的人也未必聪明，这种危害真是说不尽。如今百姓常常举手皱眉说：‘山泽不给我财物，租税不为我减免，劳役不为我减轻，夺走我的衣食，不怜悯我的穷困，不为我伸张冤屈。究竟是什么使我到了这种地步？’唉！这是恩泽不能向下流布，民心也没有凝聚，实在令人恐惧。如今圣贤有所作为，必定先凝聚民心。想要凝聚民心，必须先选择贤能的郡守县令并让他们长期任职，这是政治的根本。想得到合适的人并让他们长期任职，前面所说的六曹、九寺、五监就是根本。六曹、九寺、五监可以清楚地辨别官员的贤能与否，像日月星辰在天空、丹青在白绢上一样明白，无法欺瞒。’ 不贤能的人可以在寺、监中辗转任职，上面有长官，长官都是有道的大臣，由他们发布命令、总管辖制、整顿纲纪。即使本人没有才能，也不必担心他直接接近百姓，这样也有安置他的办法。若其人贤能，长官、尚书便推荐他，小则出去治理百里之地，大则出去镇守千里之地。天下有使者统领他们，朝廷还派使者巡视考察。不贤能的立即罢免，贤能的长期任用、增加官秩以示褒奖，赏赐金帛、刻印玺以表彰，或任职五年，或十年，然后入朝成为公卿。这就是巩固权势、使长久世代保持治理的办法。钦定四库全书 《都官集》卷四　宋·陈舜俞撰，书 上奏论灾异之书 具备此官职的臣陈某，谨冒死向皇帝陛下上书。臣伏见去年江淮之间洪水泛滥，幸赖陛下派遣使者收恤安抚，发放粮食赈济，还希望今年能够获得丰收。然而从冬天到春天，雨雪失常，麦子和禾苗枯死，谷地尚未耕种，千家万户忧愁叹息，认为再也没有一年的收成可望了。并且听说从京师以内到朔方、陕右、江浙、湖广以外，纵横数千里的范围，遭受旱灾的地方十有八九。陛下精诚感通上天，焦虑忧念百姓，群臣侍从奉诏斋戒祈祷，向四方山川祈告，没有不竭力祷告的。然而美好的应验仍未到来，这是为什么呢？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在消除、恢复灾变的时候，言语一定超过平常地忧惧，使天下人没有不震动倾听并感动喜悦；行动一定超过平常地恭敬节俭，使天下人没有不改变看法而赞叹。这样，百姓在下感动，上天在上回应，就没有灾祸不能消除、祥瑞不能降临的。臣不敢远引古事，曾恭敬听说太宗皇帝端拱、淳化年间，先前已经预先下诏，准备在仲秋享祀太庙，不久却有彗星从东井出现，从七月到十二月不下雨。太宗皇帝首先下罪己诏，暂时停止亲自享祀的礼仪，又自行减去尊号，命令四方上书只称皇帝。当时朝廷内外震惊，封上的奏章五次请求，才重新尊奉‘法天崇道’的尊号。不久果然得到吉祥的降雪，获得丰年。这正如前面所说的，超过平常地忧惧、恭敬、节俭的自责，可以感动天人。此事载在国史中，光明显著，确实表现了圣人侧身修行、消除祸患、兴起福祉的心意，即使是成汤的六项自责、周室《云汉》诗所说的忧旱之情，也不能超过它。伏望陛下听到善言便惊醒，考察古制又非常敏锐，何况先帝的美德，难道还怕不能修习讲行吗？伏愿陛下深切畏惧灾异，亲自从宫中裁断，下诏责备自己，完全削减尊号，如同端拱年间的旧例。两府大臣见陛下首先自我贬损，一定会以两汉水旱灾异时三公请求免职的旧例来请命。陛下慰问并嘉奖采纳他们的请求，酌量削夺他们的官职而恢复其职位，使他们修补文武方面缺失的政务。然后布告天下：各地的守臣、长吏，凡是发生旱灾的地方，必定要有通晓道理、博学多识的臣子闭门引咎，惭愧自己没有像汉臣郑弘、黄霸那样随车致雨的政绩；也不敢不体察皇上的心意，勤勉处理政务，疏理冤狱，停止厨膳馈赠的装饰，废除不急迫的事务，以召来和气、招致甘霖。何况今年是卜郊之年，也可以像端拱年间亲自享祀那样，暂且商议停止，向天下说明，等待时雨普遍降临、秋田获得收成，然后举行亲自向天地宗庙致谢的礼仪。如果不幸最终仍然干旱，自然可以不必亲自致谢，向天下施行赦免，询问百姓的疾苦，庆赏六军来满足众望。这样，陛下享有敬畏灾异、责己悔过的美名，国家也顺应时令、适应变化的大义，难道不是美事吗？然而臣又听说《京房易传》说：‘想施行德政却没有实行，这就叫张大他的灾祸。’废弃、怀疑圣人的大政，都是把天下的大政拿来议论，却想实行德政而没有实行的意思。人君只是张扬想实行德政的意图，却没有真正实行，所以造成旱灾。何况陛下仁慈孝顺、神明圣哲，本来足以覆盖上下，应该阴阳和谐、风雨按时而至；但如今仍未能如此，臣私下推测：朝廷有应当实行而尚未实行的大废大置，天下有应当建立而尚未建立的大根本。陛下在深宫中张扬圣意，却不能果断实行；大臣贪恋禄位、取悦容身，躲避而不敢进言，这就是上天降下警戒、造成荒旱灾变的原因。还望陛下留心思考。

译上英宗皇帝书 具备此官职的臣陈某，谨惶恐冒死向皇帝陛下上书。臣曾听说古代天子即位，上卿进言说：‘对于长久的忧患该怎么办呢？’能够消除祸患，就成为福；不能消除祸患，就成为祸害。于是授给天子第一条计策。中卿进言说：‘能够配天而拥有天下的人，要在事情发生前考虑事情，在祸患发生前考虑祸患。在事情发生前考虑事情叫作敏捷，敏捷便能使事情顺利完成；在祸患发生前考虑祸患叫作预备，有预备祸患就不会发生。事情发生后才考虑，叫作迟后，迟后事情就不能办成；祸患临头后才考虑，叫作困窘，困窘便无法抵御祸患。’于是授给天子第二条计策。下卿进言说：‘恭敬警戒，不要懈怠；庆贺之事在堂上，吊丧之事在里巷。祸与福相邻，没有人知道它们从哪一门进来。要预先准备，要预先准备，万民都在仰望您。’于是授给天子第三条计策。宝贵的帝位极其尊贵，天下极其广大，四海极其富有，臣妾极其众多。为什么古代圣贤不把这些当作快乐，反而把它当作忧虑？君臣相互警戒、考虑祸患、寻求福祉的心意，为什么这样早就开始了呢？然而天子在上是上天的儿子，在下是天下人的父母。父亲爱护儿子，难道有不扶持他、使他安稳的吗？儿子孝敬父母，难道有不供养父母、尊敬父母的吗？关键在于要在敬畏戒慎之时侧身自持，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外行走于正道。向上承接天意的事情显著明白，向下获得人心的事情逐渐浸润而充沛流布，这样就可以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享有无穷的福祉。臣不必远引史册中的旧事，私下曾恭敬观察先皇帝：他从年少即位开始，享有帝位，涵养天下四十多年。自三代以来，一千多年间的君主，没有谁像这样长久安乐，这是为什么呢？由于先皇帝天性至孝，帝王之心至仁，天赋的德性至为宽容，服饰器用极其节俭，礼仪仪容极其恭敬，因而得到天人助佑、昭明感通、四方显现的验证。臣请求分别明白地说一说。过去先皇帝哀痛章懿皇太后未能享受天下奉养，一想到这件事便泪流不止。后来奉上册宝、升祔太庙、入庙祭享时，也没有一次不感到悲哀、面容动容。然而侍奉章献明肃皇太后又非常谨慎，两宫共同处理政事，先皇帝没有失去为人子的道义。陛下认为先皇帝的孝德如此，天人难道不会帮助他吗？帝业福祚难道不会长久吗？先皇帝深深厌恶惨酷的官吏，吏部考核官员，即使有罪需要鞭笞，也担心留下伤痕、成为牵累；所以他临御四十多年，从未轻易杀死一个人，遇有疑难案件上奏，囚犯都暂缓死刑。陛下认为先皇帝的仁德如此，天人难道不会赐福给他吗？帝业福祚难道不会长久吗？先皇帝在位时，曾有人诬告大臣将要废立皇帝，那么按理应当怎么办呢？罪大则应灭族处死，次等也应诛杀本人。先皇帝起初虽然相信了这件事，却仍不依法惩罚；中途虽有所怀疑，也从未稍稍减少对他的任用；最后查明真相后，又亲近信任他并重用他。那么诬告欺骗的人又应当怎样处理呢？先皇帝仍不穷究治罪，而是保全了他。

译《尚书》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于不合常法。’ 正是说的这个道理。陛下认为先皇帝的宽容之德如此，天人难道不会帮助他吗？帝业福祚难道不会长久吗？先皇帝不喜欢游猎，池台苑囿没有增修。皇祐年间先皇帝身体违和，宰相和近臣因此入宫觐见，看到宫寝帷幄以青碧色装饰，黄褥而用素色内衬，木器没有纹饰。当时赞叹歌颂的声音，众口一词，大家也知道以奢侈为惭愧而转向俭约了。陛下认为先皇帝的节俭之德如此，天人难道不会帮助他吗？帝业福祚难道不会长久吗？先皇帝祭祀郊庙，斋戒住宿、跪拜站立，即使礼文极为繁琐，也不认为劳苦，反而更加恭敬。进入佛寺、道观，都完全遵守容礼；宴请、接见臣下，无论大小都一视同仁。先皇帝面色庄严如玉，威严如神，四十多年没有听说他有轻慢侮辱人的行为。陛下认为先皇帝的恭敬之德如此，天人难道不会帮助他吗？帝业福祚难道不会长久吗？普通人和普通士人，如果真诚地专守一种德行，人会给予美名，神会给予祥瑞的报答。何况登临高明之位而治理广大天下，只要君主一身践行，众多德行便能安然实行；长久坚持而始终不懈，达到这样的境界，岂不更为至善吗？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天资睿智圣明，声威如雷而沉静深默，潜居宫闱，能够承受上天眷顾的命令，如太阳照临帝宫，光明显赫，这难道不是上天启佑吗？那么臣将看到天地清平，星象光彩灿烂，祥瑞之物接连而来，风雷不会失常。这难道不是人心归附吗？那么臣将看到宫禁安静无哗，冠帽佩剑之臣欢舞，边疆不会震惊，远方之国乘梯航海而来。陛下的道德可以说美好了，陛下获得天人感应也可以说长久了。然而上天并没有固定亲近谁，以善回应它就吉祥，以不善回应它就降下灾祸；人心也没有固定不变，以德回应就能治理，以不德回应就会混乱。臣伏见陛下既然善于开创，就一定要善于完成，以帝位为忧患而不以为快乐。向上要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其次要体察先帝所以享国长久的原因，思考他所奉行的原则，谨慎自己的行为。臣又听说孝，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父亲创作，儿子继述；史书称赞文王没有忧患，完全遵循尧的道统；史书把虞舜称为圣人。伏愿陛下体察先帝最为深厚的孝德，奉行先帝的法度，以长乐宫中子孙的身份尽孝，这样纯正的心意就能通达宗庙。体察先帝最为深厚的仁德，赦免过失、宽宥罪犯，敬慎刑罚，这样恩泽就能遍及万物。体察先帝最为深厚的宽容，以诚信对待功臣贤士，包容接纳臣民，这样朝廷就不会有离间之言。体察先帝最为深厚的节俭，减少服饰器用，作为万事的法则，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归于淳朴。体察先帝最为深厚的恭敬，以恭敬侍奉鬼神，以礼宴见臣下，这样福祥就会日益到来，忠臣也会乐于尽力。何况如今生财困难、国用不足，兵力屈弱、戎夷在内部欺侮。陛下在事情发生前考虑事情，在祸患发生前考虑祸患，天下的计策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伏望陛下安置陵庙之后，在听取阅览万机政务之余，召见询问左右大臣和文武旧德之臣：用什么办法使财赋流通增长，使国家积蓄足够九年使用？用什么策略教练养育兵力，使天威畅行于四夷？果断采用并施行适宜的办法，不要形成苟且简略的习惯。这样，中国日益尊崇，安卧而得到治理，便能善于继承四圣，不在百王面前惭愧，太平的福祚无穷，细微的灾祸也不会发生。臣再思量，陛下含藏光明、积蓄德行，天下倾心归附；临朝登基以来，没有听说失德之事。至于效法先帝保有天下的美德，讲习古人忧虑天下的心意，必定都是陛下能够做到、左右功臣贤士也能够陈说的事。只是微臣身处疏远卑贱之地，言语显得狂妄，不过想扩充陛下采纳谏言的圣德，为陛下开启天下人的进言之路。如果陛下赦免我而不杀，把我的一两条意见收录采用，将会看到平民草野之中有人提出使国家富强的议论，布衣之士陈述治理天下的策略，不断来到陛下面前。陛下不必走出门户，就能收取天人助佑，成就帝王功业，难道不是美事吗？如果认为臣的言论狂妄迷惑，赐给我斧钺，臣也已经报效国家，死而无憾了。只愿陛下念及此事。臣谨顿首顿首。上英宗皇帝书二 具备此官职的臣陈某，谨冒死向皇帝陛下上书。臣听说，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千年才能遇到一次；愚人的言语，经过千百次思虑也可能有一次可取。遇到千年一次的机会，忠臣义士没有不愿竭尽力量、尽心尽意的；对于千虑一得的言论，圣王哲后也因此不厌其烦地留心倾听。臣确实愚昧，如今却遇到了这样的时机。恭敬地想，陛下的圣明智慧出于天性，恭敬节俭根植于天资；在宫闱中潜修德行，从典籍坟典中积蓄精神；不亲近声色，不喜好游猎。孝德日益提升，仁厚而深沉安静，这是百王不能完全具备的，而陛下兼有这些美德。所以自从陛下接受遗命、继承帝位以来，臣民鼓舞，不曾听说有怨言；天地清明，没有灾疫。这本来是前代难以获得的，而陛下享有了它。如今陛下登上天下正位，安居天下广大的正道之中；上有祖宗的威灵，中有忠臣贤士的心腹，下有亿万臣民，都洗耳恭听陛下的命令，拭目观看陛下实现太平。过去董仲舒说过：‘处在能够致治的地位，掌握能够致治的权势，又有能够致治的资质，说的正是陛下。’他又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如今陛下想成为二帝那样的君主，就可以在德行上比肩尧、舜；想成为三代君主，就不会在启、诵面前惭愧。难道区区汉唐的君主、汉文帝汉景帝和唐开元时期的盛治，值得作为比拟的对象吗？只看陛下如何加以用心罢了。然而臣听说天下的政务有大体，有小体。大体是君主的职责，小体是群臣和各有司的事务。什么叫大体？审察国家形势的强弱，掌握君主权柄的授予与收回，辨别左右近臣的忠诚与邪曲，考察诽谤与赞誉的是非，这些就是所谓大体。什么叫小体？进用贤能、贬退不肖，治理军队，流通财货，核验刑名，谨慎处理簿册文书，这些就是所谓小体。君主掌握大体来整齐各种政务，使王道灿然可观，天下无论远近、大小都服从而得到治理。安定之后又有三种德行：第一是宽容以蓄养德行，第二是深密以收藏作用，第三是神明以施行权变。臣确实没有才能，请允许我为陛下分别说明并再次申述。什么叫审察国家形势的强弱？天下的形势没有固定不变的。前代留下的法令制度宏大深远，本来可以使子孙长久遵守。后代守住而不失去它，国家就会日益强盛；有的可以照旧持守却反而失去它，有的不能只照旧持守而不加以更新，否则就会渐渐衰弱。

译强盛还是衰弱，是国家兴亡所系的关键，君主不可不审慎。天下即使没有祸乱，也不能说是强盛。估量我朝天下，即使不幸发生重大变故，有大规模战争，或遭遇数千里范围的水灾、旱灾、蝗灾之忧，而我们的力量足以支撑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受逼迫而死亡，这才可以说是强盛。四方夷族即使没有战争的祸患，也不能说是强盛。估量我们的命令足以使他们心服，威武足以施加于不臣之人，这才可以说是强盛。四方即使没有强横跋扈的臣子，也不能说是强盛。估量他们替我们守卫时足以成为坚固的城池和沸水护城河，替我们作战时足以成为坚韧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这才可以说是强盛。否则，都属于衰弱。如今天下的形势，正处在这两端之间。前代的法制，也有得有失。陛下守住应该守的，革除应该革除的，强盛就会日益形成；如果守住应该革除的，革除应该守住的，衰弱就会日益形成。所以臣说：审察国家形势的强弱，要以此为准。什么叫作掌握君主的权柄而决定取舍？君主的权柄，就是刑罚和赏赐。善于使用这种权柄的人，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是有关官署和群臣所敢窥伺的。以爵位俸禄和庆功赏赐施加给有功之人时，君主一定要随即加以称誉；以刑罚杀戮、贬黜责罚施加给有罪之人时，君主有时却反而随之表示惭愧。所以，即使用微薄的赏赐奖赏大功，士人也会受到勉励；用严厉的刑罚惩罚轻罪，臣下也会服从而不敢怨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知道，决定取舍、使人生死的，是君主施加给自己的，而不是群臣的力量。不善于使用这种权柄的人却不是这样，爵禄赏赐和刑罚诛杀不再由自己掌握，一切都成为有关官署的法令。于是人们知道，取舍生杀出自有关官署，而不出自君主，反而觉得君主的权势比有关官署还轻。因此爵禄日益耗费，君子却没有更加增多；刑罚日益繁苛，小人却没有什么畏惧。如今有关官署在外掌管赏罚，天子在上面只负责批准，已经很久了。有关官署贤能吗？那就只会把法令和资格作为常规，不敢采取大的措施来抑制坏人、鼓励善人，只求避免天下人的毁谤罢了。然而有赏罚而没有抑制和鼓励，不能说是治理。有关官署不贤能吗？那就会擅自把持威权和恩福，来加厚自己的私利。威福被外廷擅自掌握，君主的权势就会被夺走，混乱也会更加到来，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臣说：掌握君主权柄的取舍，要以此为准。什么叫作辨别左右近臣的忠诚与奸邪？君主身边的人，戴着高冠，垂着佩绶，插笏束带，簪笔侍从，并非只有一两个人。他们未必都是贤能之人。谄媚的言语、佞邪的神色，似乎是爱护君主；丹心赤诚，有时却被看作冒犯君上；有的人以揭发直言来冒充佞臣，有的人以退避来掩饰贪婪，有的人谋划国家大事其实是为了掩盖自身私利，有的人推荐人才其实是在暗中使他遭受祸害。所以汉武帝把汲黯的正直看作轻率妄言，却不知道平津侯的欺诈；唐德宗认为萧复轻视自己，却没有看清卢杞的奸邪。忠臣贤士得到君主信任，善人就会得到进用；善人得到进用，政治就会兴盛；奸邪之人得到信任，正直之士就会消沉；正直之士消沉，天下就会混乱。会导致君主败亡的因素，不可不及早辨明。所以臣说：辨别左右近臣的忠邪，要以此为准。什么叫作考察毁谤和赞誉的是非？君子和小人都有各自的党类。君子看见恶人就像看见仇敌，小人憎恶正直之人也像憎恨疾病。所以孔子说：乡里的人都喜欢他，未必就是好人；乡里的人都厌恶他，也未必就是坏人。不如让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让乡里不善的人厌恶他。因此有些士人践行廉洁、履守正道，却遭到苛求完美的毁谤；有些人矫饰情态、粉饰容貌，却获得一时的声誉。齐王能够察知身边人的欺诈，最终仍然尊崇贤能的即墨大夫；鲁侯一度被宠臣的谗言迷惑，便不礼遇孟轲。有国家的人不可不引以为戒。如今毁誉不真实，是非利害混淆，小人惯于制造没有根据的谤言，用来诬陷善良之人、扰乱国家政务。君子也害怕多言招祸，只求熟习苟且简略的处世办法，为自身打算。浅薄的风俗逐渐滋长，公正的道理因此废弃，这是当今最大的祸患。所以臣说：考察毁谤和赞誉的是非，要以此为准。至于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有宰相负责；治理军队，有将帅负责；流通财货，有三司负责；审核刑狱名实，有审刑院、大理寺负责；谨慎处理文书簿册，有各个官署负责。所以臣说：细小的事务，是群臣和各有关官署的职责。陛下亲自掌握大政，细务就会得到全面举措；只要提起纲领，万目就一定会张开。古代的明哲圣王和贤君，都任用贤能之人，自己居于无为之地，安享太平，因而没有祸乱；奸邪能够在其中滋生，根源就在于没有采用这种办法。然而臣先前所说的，又有三种德行：第一是宽容以蓄养德性。什么叫宽容？包容一切、覆盖一切，就叫宽容。《周书》说：有宽容，德性才会广大。《中庸》说：宽厚、富裕、温和、柔顺，足以有容人之量。古书说：河川湖泽能够容纳污物，山林薮泽能够藏纳毒虫猛兽，国君能够包容污垢，这些说的都是宽容。运用明察达到秋毫毕见的程度，观察力就有时会穷尽；寻求瑕疵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人们就会手足无措。因此古代天子用冕旒遮蔽视线，用黄绵塞住耳朵，以此涵养德性。刑罚足以除去天下的奸邪，却还留有赦免；法网足以笼罩天下的隐蔽罪行，却还留有宽缓；谋略足以压倒他人，却以愚拙自守；力量足以使人服从，却以怯弱来调济。这就是帝王最盛大的德行。至于汉、魏的君主，揪住大臣责问，追究细小过失，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精明，难道能相提并论吗？所以臣说：以宽容蓄养德性，要以此为准。臣先前所说的以深沉缄默来隐藏作用，是什么呢？沉静深远、默然不言，就叫作深密。《易经》说：不走出门户庭院，就没有过失。孔子说：祸乱的产生，往往以言语作为阶梯。君主不秘密行事，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秘密行事，就会丧失自身；谋划事情不秘密，就会造成祸害。因此君子谨慎守密，不轻易说出。先王没有重大的诛杀和赏赐时，喜怒之气不表现在脸色上；没有重大的升降进退时，好恶的意向不显露在言语中。为什么呢？因为言语一旦说出，就可能付诸实行；如果本来想实行，又何必等待说出来呢？况且好恶本来就是君主最应谨慎对待的事情。上面喜爱某事，下面就会产生获得宠荣的希望；对本不该希望的事产生希望，正是混乱产生的原因。上面厌恶某事，下面就会产生死亡的恐惧；对本不该恐惧的事产生恐惧，祸患就由此而起。所以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亲近他们，他们就不谦逊；疏远他们，他们就怨恨。”这正是对好恶的深切警戒。所以臣说：“以深密来隐藏作用，要以此为准。臣先前所说的以神妙来施行权变，又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神妙，就是帝王独自洞察的事情，天下没有人敢于知道。

译《易经》说：“达到神妙而使万物变化，使百姓各得其宜。”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以极大的宽容作为圣人的气量，天下人就会亲近您，不忍欺骗您；以极深的缄默隐藏圣人的作用，天下人就会揣测您，却无法看透您。不是重大的利害之事，我从不轻易决断；到了合乎义理而应当决断的时候才决断，那么您的决断就会神妙。不是重大的谋略，我从不轻易发言；到了时机成熟才发言，那么您的言语就会神妙。天下人的升降进退，虽交给宰相办理，陛下却只掌握大体，并在内廷亲自裁决；天下人的诛杀和赏赐，虽责成有关官署办理，陛下却能忽然抓住其中的关键，在内廷处理。这样，大臣就会遵循法令而不敢专擅，小臣就会尽力而没有懈怠。天下人敬畏您，却不因此疏远您；爱戴您，却不因此轻侮您。您的智慧不劳心就容易显明，您的事务极其简约却容易取得功效。所以臣说：“以神妙来施行权变，要以此为准。”臣恭敬地想到，陛下承受祖宗极其厚重的基业，继承先帝至仁的遗德；不要把安居宝位看作安全而忘记危险，不要把改变善政看作容易而忘记艰难；谨慎守持后宫旧有的美德，以巩固人心；不要忘记从前积累的素养，以使万事得到治理。掌握臣前面所说的大体而略去细小事务，运用所说的三种德行来成全盛美，就可以凭几案休养精神，安枕而达到太平。那时便可歌颂前所未有的功业，奠定永不倾覆的社稷基业。只望陛下加以选择。臣虽然卑微浅陋，幸而曾经以直言回答先帝的重大询问，出于爱护君主而接受进言，即使死去也不后悔；何况如今遇到圣明的君主，一定会赦免我的罪过。这就是臣日夜诚恳地为陛下剖露肝胆、毫不避讳的原因。其余不再详述，臣某冒死叩拜。《上英宗皇帝书》第三篇 具官臣陈某冒死谨向皇帝陛下上书。臣虽然愚昧，先皇曾因贤良方正科选拔臣为第一名，幸而又遇陛下继承光明，大明照临天下，万事重新开始，早已显露圣德，天下人都寄予厚望。臣怀有忠诚和愤懑，稍微知道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难道忍心不在此时为陛下说出来吗？十一月二十八日，臣谨到閤门上书，大意是：审察国势的强弱，掌握君主权柄的取舍，辨别左右近臣的忠邪，考察毁誉的是非。其次说：以宽容蓄养德性，以深密隐藏作用，以神妙施行权变，希望陛下明察。臣退下后思量，自己的学识极其浅薄，言辞繁多而道理没有讲明，难道是陛下左右之人蒙蔽隐匿，使这些话没有立即得到诛罚吗？然而臣不知道避讳和忌惮，最终仍愿竭尽愚笨的思虑，上可以扩大陛下接纳谏言的圣德，下可以补助朝廷威势统御万分之一的不足。臣出入朝廷行列之中，每天听到臣下和士大夫称颂陛下临朝时恭敬沉默，尊严如神。朝廷议论刑罚、赏赐、取舍时，陛下从未亲自表示可否，只把这些事交给两三位大臣。这确实是盛大的德行，即使古代贤王居丧守制期间不言，也没有什么能超过陛下。然而臣私下疑惑的是，古代天子居丧守制不言，百官总揽职事听命于冢宰，那是在三年守制之时；如今朝廷中没有听说以日数代替月数，君臣的丧服也没有以冠冕代替衰绖，四海之人也没有停止娱乐而服丧。当时天子身穿斩衰，处在丧服之中，不亲自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那所谓冢宰，本来就不是徒有其名、占据职位的臣子；天下人知道他可以代替天子执政，而他自己承担责任，也毫不犹疑，所以人们没有离间之言，国家没有被废弃的事务。自三代以后，从秦、汉以来，这种情形已经很久没有再出现了。继承帝位、守成的君主，关键在于亲自处理政事，收揽威权，以使天下完全服从，只怕不能及早取得人心；这就像弩机已经张开，审慎地扣住扳机而等待发射，形势不可能长久维持，实在令人恐惧。如今陛下即位以来，奉行先帝的遗制，以日数代替月数，改变丧服而从吉服，山陵已经修备，升祔礼已经完成，四海之人都擦亮眼睛等待、洗净耳朵聆听，认为陛下将要大有作为，亲自运用威权，兴办各项政务，以加强王道。如今却退居深沉默然，把政事交给大臣，小事听不到振兴停滞、补救弊病的议论，大事听不到进用贤能、斥退不肖的主张；天下万事无论大小，都由宰相和各有关官署在下面决定是非、裁置废立，而陛下不过在上面表示批准罢了。若说这是天子居丧守制的意义，那恐怕是拘泥于古制而不切合今日，重视小节而遗忘大事，难道是用来满足天下人殷切期望的吗？古代《周官》所说的八种权柄之法是：爵禄的授予和废置，权力的取舍，人的生杀；冢宰只是把这些事情告知君王，并用来驾驭群臣，难道竟是大臣可以自行决定，而天子只负责批准的吗？天子之所以尊严，并不是仅仅凭借帝位、名号和富贵，而是因为他能够掌握这几种权柄，大臣不能参与知晓，天下没有人敢于窥伺。如果不掌握这些权柄，只依靠帝位名号，便不足以长久维持。这是臣日夜替陛下感到凛然寒心的地方。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恭敬沉默，思考治国之道；将来要超过一年而改元，发布政令必定考察典章礼制。臣恳请陛下早日掌握权纲，亲自控制威权，谨慎运用驾驭臣下的方法，表明求治的心意。进用人才时，要询问提拔他的原因；陛下也要亲自判断，认为可以进用就进用，认为不可以就不要进用，不必受资格限制。惩罚有罪之人时，要询问他获罪的缘由；陛下也要亲自判断，认为可以惩罚就惩罚，认为不可以就不要惩罚，不必拘泥于成文法条。这也可以说是驾驭臣下的方法。至于宴见大臣，希望陛下亲自提出圣明的询问：现在天下是已经得到治理的时候，还是尚未得到治理的时候？大臣若认为已经得到治理，就询问他希望使陛下的德行与哪位君王相等；若认为尚未得到治理，就询问天下万事中什么应当首先作为根本事务。这样，陛下愿意求治的心意就会大大显现于万物之间，驾驭臣下的声威就会震慑四方，威权归于掌握之中，法制不再出自臣下，天下百姓抬头翘足，将要看到太平政治了。臣的官位虽疏远，言语却亲近；这是忠义激发所致，即使被诛杀也没有遗憾，只望陛下加以选择。其余不再详述，臣谨冒死叩拜。

译《上神宗皇帝论天变书》具官臣陈某冒死谨向皇帝陛下上书。臣听说，上天对于君主，就像父亲对于儿子。一个家庭有严厉的父亲，神色严肃、训诫严厉，坚定地不可冒犯，难道是要憎恶他的儿子吗？只是因为想到家业托付的重大，想用大义使他日益成就贤德罢了。善于做儿子的，应当战战兢兢，畏惧父亲的威严，寻求能够守成家业的道路，这样才不失为贤子。所以，上天降下灾异变怪来告诫君主，正如严父神色严肃、训诫严厉来教导儿子，并不是要给当世招来祸败，而是因为想到承担天下的艰难，想使君主感动，日夜忧劳而不敢安享康宁，从而成就长久的安乐。善于做天子的，关键在于兢兢业业，畏惧上天的震怒，寻求保全安定天下的方法，这样才不失为贤君。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圣明睿智，天性所赋、神明所助，继承光明，文治武功兼备。自从陛下登临宝位以来，亲自选拔俊杰，讲求革新政治的道路。天下人都擦亮眼睛、洗净耳朵，日夜盼望皇极大放光明，听到太平的美好声誉。究竟是什么政事的谬误、德行的过失，能够招致上天谴责呢？近来京师以及河北郡县发生地震，严重的地方城郭倾覆、城橹毁坏，房屋倒塌、压死的人数不胜数，流离失所的人充满道路，忧愁叹息而呼天。陛下上承天威和灾变，像驾驭朽坏的车马一样凛然谨慎，所以又调遣执法官和侍从官，临机便宜出行，收容安抚困顿病弱的百姓，恩泽十分深厚。然而臣听说，遇到灾害便感到恐惧，反省自身、修养德行，这是周宣王中兴的原因。唐太宗将要举行封禅，彗星出现在太微垣，便接受褚遂良的劝谏，车驾到洛阳就停止了此事，这正是贞观太平能够与三代相媲美的原因。臣近来恭读七月的御札，陛下将要在仲冬迎接到达之日亲自祭祀南郊。郊祀是吉礼。陛下考察古制、总揽政务，留心掌握威权，勉强节制对先帝的哀慕，亲自处理万机。然而仍处在先帝居丧守制期间，大概是礼官、博士援引汉唐混杂的议论，苟且牵强附会，并不是二帝三王的礼制。三年之内，四海停止娱乐；八音禁绝，记载于《尧典》；丧事尚未完毕，鲁国举行禘祭，庄公便受到《春秋》的讥刺。这些都是圣人的法则所可采用的，陛下为什么反而近取汉唐呢？况且陛下在本月甲戌诞生并颁下尊号，想在就阳举行祭祀。过了十天到甲申日，太阴却发生变异，似乎上天的意思尚未赞同。希望陛下明白地远行醒悟，加重自我责备，下达恐惧自省的诏书，停止亲自郊享的礼仪，重新命令有关官署像往年四郊祭祀那样办理，并增加褒奖和礼节，让大臣代为完成最后的仪式。陛下又或者可以削减尊号，停止四方使者奔驰而来的祭祀供品，把诸侯进贡、祝贺的玉帛赏赐给他们，用来供应朔方的军需、调运和营缮。这样，上天就会察知陛下奉承天威，不贪图亲自进见神灵的安逸；百姓也会知道陛下怜悯他们的困苦，不急于举行完成盛德的礼仪。天下后世仰望陛下纠正失礼，远远遵循经典，一举而使三种美德合于一身，难道还只是延续吉祥、消除灾祸罢了吗？臣又听说，阴类所象征的事物，是甲兵、阴谋、强臣、夷狄、宦官和宫妾。也许上天因同类之事而大为震动，以此告诫陛下；也希望陛下深思远虑，对这些忧患预先防范。銮驾如雷声般发动，宫禁在夜里寂静，宗庙墙垣和郊外祭坛都设置了防卫。这并不是拥有九重宫阙的严密、金城汤池的坚固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假如陛下观察灾变而自我慎重，以此爱护社稷，也不能把自己同太平无事之时相比。臣实在是私下忧虑过度，因而对此战战兢兢，不知避讳，冒犯万死，只望陛下明察。诚惶诚恐，叩头叩头。

译钦定《四库全书》《都官集》卷五，宋陈舜俞撰，奏状 奉行青苗新法自我弹劾的奏状 熙宁三年五月，具位臣陈某依据州府公文、前后录下的诏令以及转运司、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的公文和榜文等文件得知：近来按照诏令条文，将常平广惠仓的钱粮依照陕西青苗钱的成例，每年夏秋以前，约定各地收成时的偿还价格，制定应支给的数额；每斗的价格都公布出来，招募百姓，听凭愿意领取的人申请，随着缴纳赋税一并送纳粮斛，或者缴纳时如果市价较贵，愿意缴纳现钱的，也听其方便。即使市价极贵，与原数相比，所取利息也不过二分；既不得阻止百姓领取，也不得对不愿领取的人一律强行摊派。臣私下见到民间借贷财物，彼此以信义相交的人，每月所取利息不过一分半至二分；其中也有人乘人危急，企图侥幸获利一时，虽然利息取到很重，却仍不过本金的一倍。到了收取本息时，有的携带馈赠，尽力讨好，到借款人家中搬运，也不要求其负责输送；有的起初约定以缗钱偿还，后来却要用谷粟偿还；起初约定以粱米、稻米偿还，后来却要用布帛偿还。放贷者以能够收回本息为幸，偿还者则没有不被索取的东西。甚至有人改为延期后收取，把偿还变成劳役租赁；下至鱼、盐、柴薪、蔬菜、耰、锄、锜、釜之类，都按其价格取用。大概如果不这样做，贫困患病、逃亡流离的人，即使只有抵押契约，官府也不会替他处理；这就是天下民间借贷的常态。如今朝廷设置官署，招募百姓，以青苗法借给他们钱粮，作为宽缓农民困乏的恩惠，所以所制定的法令大体上都很周密，借出和偿纳都听从百姓方便。然而归根结底，按照人情，用米粮出纳不如使用钱财简便。如今假使有关官署一定要按中等年成确定价格，借钱给百姓，估计我们的百姓如果不是遇到大丰收、米谷极其便宜，就一定要偿还缗钱后才能交出粮食，这就是所谓二分利息。但是所谓二分利息，如今约定为六个月；按数字计算，在民间收取一倍利息尚且足以补助生活。因为朝廷没有考虑责令州县按期办理输送，最终不可能没有拖欠；如果想像私人借贷那样杂取其他物品偿还，仓库势必也没有办法收纳，人们的乞求和索取会接连不断，即使让皋陶制定法令并亲自执行，也不可能全部处理。与民间借贷双方相安、没有督责威刑的恐惧相比，臣认为，虽然说官府所取利息较轻，实际上本来已经不低于民间一倍利息的沉重了。诏令又担心州县不能明白新法的意图，反而用钱粮强行摊派给百姓，所以再次申令告诫、讲解说明，并把它写成条约。然而臣实地了解如今小民贫乏，十家中有八九家如此；主动应募的人不待召集就纷纷前来，多得数不清。替国家谋划的人反而担心强行摊派，这实在是多虑了。这就好比小孩子看见糖饴蜂蜜，一定会伸手指蘸取、争着吃；但父母急忙制止，是担心甜食积聚过多而足以生病。如今作为治理百姓的长官，制止他们因穷困而滥借，不让他们接受轻易取得却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贷款，最终陷入被督责的困境，这是爱护、怜惜他们，并不是没有用意。臣近来又见民间有依仗豪强势力、企图倾夺他人财产的人，必定先拿出许多金帛，表面上用好话互相借贷，又暗中包藏微妙用意，把它说成借据，不收取利息，使愚夫蠢子不考虑后悔，安然坐视财物耗费。到了期限，便趁着他们无力偿还的时候，极力逼迫追逐。起初既未曾议定利息，借款人于是向州县诉告；州县不得不受理，公私两方面交相逼迫，禁锢、鞭打接连而来，日益危急，所以只能卖掉田宅，甚至卖掉妻子儿女为佣。这种事很多。因此世上有见识的老人告诫乡里，贤能的父兄教导子弟，没有不把借贷、卖身、拖欠债务看作惹事生祸的不善行为。过去祖宗制定法令，凡以财物相互借贷的，任凭双方订立契约，官府不替他们处理，这种保全百姓的用意实在深远。如今却由官府亲自放贷，设置赏罚，奖励怂恿恶吏，以便利诱导他们，以威刑督促他们，与旧法相比，已经完全不同。况且臣再次阅读诏书，诏书认为，要救济百姓的穷困，抑制兼并，法令没有比青苗法更好的了。等到看到有关官署申明科条，又规定十户编为一甲，甲中必须有一名上三等户充任担保；浮浪无业、没有抵押的人，不得一律分散借给。所谓浮浪之人，是乡里人不肯替他担保的人，只不过是贫困到了极点、濒临迁徙流离、倒毙沟壑的人。如今本来就没有防止他们获得这项恩惠，反而还想借此抑制兼并，臣恐怕法令最终实行，只会成为天下兼并之家得利的凭借。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设置常平仓，并不是能够让每个人都按人口计算而领取粮食。市井乡里常常有谷价突然上涨的时候，官府把常平仓的粮食减价出售，那么囤积粮食的人自然不能再珍藏深藏、等待高价，于是百姓暗中受到恩惠。比如越州去年，民田并没有遭遇水灾、旱灾或蝗灾，只因邻州歉收，米商很少到来，谷价日益上涨；本州从正月到五月，以常平仓米持续出粜，共四万五千余石，才仅仅能够遏止高价出售，百姓才免于粮食艰难。就一个州而言，天下的情势大略相同。如今朝廷按照新法，把常平仓粮食分散出去作为青苗钱，唯恐发放不尽，使仓库已经空虚；一旦饥荒接连到来，兼并之家必定会乘机囤积粮食、拒绝出售而抬高粮价，不知道州县将用什么办法制止他们。到那时一斗粮食卖到万钱，也未可知。这难道不是给兼并之家带来利益吗？臣又私下认为，兼并之家如今看到官府已经放贷，便不必与官府争利，只要藏好钱财，坐等邻里百姓拖欠青苗钱、恶吏严厉督逼的时候，低价买下人家的田宅，和缓地取得抵押人的妻子儿女罢了。所以臣说，这只不过是为兼并之家谋利。诏书又担心州县逃避责任，不肯推行新法，压制阻止百姓，不肯把钱粮发放给他们，这更加不对。臣曾私下替掌管州县的人设想：如今既然一定要奉行新法，那么姑且放任他们借贷，也不必担心将来难以收取。因为朝廷制定的法令，已经把借贷分为夏、秋两料：五月发放秋料，正月发放夏料。收取秋料正在正月，收取夏料正在五月。只要用发放秋料的钱粮来偿还正月借出的，用发放夏料的钱粮来偿还五月借出的，那么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不过是计算应收的利息，再把这次发放的数额增加到下一次偿还之中罢了。如果这样，就等于让百姓一旦领取青苗钱，终身乃至世世代代每年都要缴纳两次利息，永远没有尽头。万一真是这样，就是另立一种赋税，使百姓疲敝，并不是朝廷实行王道的举措。臣虽然愚昧，却曾经深切了解世间事务；任职于县道，职责在于爱护百姓，如今不敢苟且免除按问之责，和其他官吏一样诱骗陷害小民，使他们日益陷入困敝。臣以犬马般的忠心，也深深痛惜轻率误害圣朝，另行产生这种赋税。所有关于青苗新法的事项，都难以奉行，臣谨具奏状自我弹劾，报告于上，恭候诏令裁处。制 任命江西路转运副使吴潜为太常少卿的制书。

译诏令：具官某，礼乐根植于内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通达于天地化育和万物生长。上古圣人重视礼乐，所以分别命令夷隶等官来治理其具体事务。后世文饰胜过实际，只由太常掌管其粗略事务也就够了，何况如今并不常设正职，只设置副职而已。凭借科举魁首的声望，继承名父的声誉；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仁义充满本性，再用礼来节制，用乐来调和，无不合乎实际的道理。出任外职，发扬驾驭车马的光彩；入朝以后，总理礼部的制作事务，哪一样不是实际的功用呢？如今社会教化的规范没有建立，人心中的真伪日益滋长，借锄取帚、拔剑击柱之类的行为，使纲常几乎毁坏。你应当思考辨明上下和谐、神人相通的道理，以发扬你所学的学问。论 《救治论》世上没有不思考治理的，但治理未必能够实现，大概是因为措施不合乎正确的道路，后来又懈怠了。古代善于治理的人，一定会思考用什么来教化百姓。从不教化百姓却希望治理达到完善的，古代没有这种情况。一定会思考用什么使百姓富足。不使百姓富足却希望教化达到完善的，古代也没有这种情况。百姓富足以后实行教化，还要勤勉思考、竭力施行，不能因为时间长、进展慢就改变初衷、延误诚心。后世的治理不是这样，不探究根本，只一味追求末节；有时又随之忽视根本，把各种所谓治理的办法铺陈得很多。更严重的，淫邪、苛酷、暴虐的政令无所不至。这就是治理的时代总是少，而不治的时代总是多的原因。古代的时候，使百姓富足有根源，教化百姓有端绪。以井田为农地，使百姓的产业不至于浮动；使中等百姓拥有的财富足以容易满足其需要；不以繁重横征的费用侵蚀百姓的财产，不以兼并的风气夺取百姓的财富；至于山林川泽和各种物产的税收，也没有一项转嫁给百姓。所以百姓饥饿时不困于食物，寒冷时不困于衣服。然后首先向他们施行教化：亲爱我所亲爱的人，恩惠便推广到天下；怜恤我所怜恤的幼小者，恩惠便推广到天下；把爱护自己所爱的人推广到爱护他人，天下人就会互相勉励实行仁；把有利于自己的事推广到有利于他人，天下人就会相互遵从义。又考虑到这样还不够，设置庠、序，任儒者为业师而施教，使他们的诚意彼此巩固，诚信谦让更加笃厚，和悦地以文辞相接，欢快地以礼节相交。又礼遇贤能之人，以他们为长者。对于尚未达到要求的人加以治理；治理后仍不服从的，就斥退他，希望他反省而改过向善。若仍然不可改，就施以刑罚；这不是出于私意，而是天下人共同认可的。因此恩惠周遍地浸润百姓，受到恩惠的人很广；教化周遍地施及万物，受到感化的人很深。然后同百姓一起安定居住，和睦便可以保持；同百姓一起面对危难、守卫国家，坚定便不会懈怠。这就是古代的情形：使百姓富足，一定寻求使他们富足的方法；教化百姓，一定寻求教化的根源。如果古代没有这些做法，百姓不相继成为盗贼，实在是很少的。古代能够做到这些的，只有唐、虞和三代。因此那时的百姓以及各种昆虫草木，没有一样不受到恩泽。《易经》说：“诚信推广到猪和鱼。”《诗经》说：“爱护那柔嫩的芦苇，不要让牛羊践踏。”连牛羊这样的微贱之物，也不忍心对它们不仁；猪鱼这样的细微生物，诚信和恩惠确实也能达到它们，何况其他事物呢？这就是根基深厚牢固、长久产生纯粹治理的极致。三代以后，治理最盛的没有超过汉、唐。汉朝拥有天下，经历二十四位君主，四百多年，其治理只有汉文帝最值得称道。唐朝拥有天下，传了二十代，可以称道的也只有唐太宗一人。文帝、太宗都有治理天下的才能，也都有治理天下的心愿，然而仍然没有达到极致。他们与三王相同的地方，大概在于礼乐制度不能完全以三王为法。以孝文帝的德行、唐太宗的明察，再加上当时辅佐他们的大臣既贤能又有才干，却仍然没有达到三代的境界，何况那些不如孝文帝、唐太宗的君主呢？所以汉朝灭亡，并不是因为衰败疲敝才灭亡，而是循着汉武帝的做法走向灭亡；唐朝发生动乱，并不是因为削弱才动乱，而是循着唐明皇的做法走向动乱。这难道不是凭借强盛的形势、拥有治理天下的条件，却仍然走向混乱和灭亡吗？大概就是措施不合正道，后来又懈怠了。假如这两位皇帝能够纯粹遵循先王之道，而汉武帝、唐明皇又接续下去而不懈怠，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达到呢？如今的天子仁慈圣明，拥有四海之广大的财富，万物的赋税都汇聚于朝廷；与三王治理天下的条件相比，不能说不富足。贤能之士辅佐职事，朝廷内外的臣子有数千人；每年诏令四方，参加有关官署考核的士人又有几万人；与三王时代的士人相比，不能说不多。然而财物不足以供给上面的使用，人才不足以充实官府，而治理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为什么呢？难道不是百姓的财产虽被朝廷竭尽征取，而费用却没有节制；土地的力量虽已在下层耗尽，而百姓中的豪强却兼并土地；储蓄虽不断转运，而军队的粮食或有虚耗；官员虽不断升迁，而任用人才的源头却没有澄清；士人被选取时或许方法不当，因而庸滥之人得到进用；政令下达后不能坚定地守持，百姓扰动君主操持政权的情况日益增加，下面供给劳役财物也日益艰难吗？于是政事日益背离正道，百姓日益危险。拥有四海，又有众多士人的条件，再遇到仁圣的天子，财物却不足以供给上用，百姓已经困苦；人才不足以充任官职，教化也懈怠；礼义不足以向人们讲明，而骄横却没有停止；制度和风俗都没有达到古代治理的境界，这难道不是因为只顾谋求当前的利益，却从未把百姓放在心上吗？治理国家却不把百姓放在心上，怎么能够治理呢？即使有幸把百姓放在心上，如果说：能够使他们富足，却不寻求使他们富足的方法；能够教化他们，却不寻求教化的根源；拿这些来治理，离弊病的出现还能有多远呢？那么将要有所作为，应当怎么办？回答说：建立相应制度，限制土地兼并，节省天下浮泛的费用，说明先王使百姓富足、教化百姓的方法，并用来引导他们，使忠信孝悌充满四方上下，百姓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得到治理呢？《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剥取那桑树根皮，把门窗缚扎牢固。”这就是可以采取的办法。

译《臣难论》臣并不是难以相信天下一定能够得到治理，而是认为治理的方法很难。臣下对君主，本来可以引导却不去引导，反而助长君主的错误，这就是世人所谓的能臣，也是古人所说的盗窃君主的人。古代善于辅佐君主的臣子，使君主每天都能听到正直的言语、看见正直的道路；君主左右前后的百官，即使是地位低微的，也都选择正直之人为辅佐。这样，君主自然会日益趋向善良，纲纪端正，道德广被，根基深厚牢固，逐渐光明昌盛而不会衰败。不善于这样做的臣子则相反，只求一时安稳，说：“我能使君主的国家富足、军队强盛，能够安定就够了，哪里有空闲顾及纲纪道德呢？”有人随即责备他，他便说：“那些道理迂腐空疏，不切合实际事务；况且我们的君主未必能够做到。”更严重的，有人甚至把君主引入奸邪淫僻之境，没有什么坏事不做。唉！臣下最大的祸患，没有比认定君主做不到更大的了；在事情尚未发生时不加引导，事情发生后却听任君主去做。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婴儿将要来不及得到母亲的乳养。水源深厚，河流必定长远；根基厚实，枝叶必定茂盛。三代之时，国家兴起都延续二三百年，百姓都能看见圣人的治理，还没有来得及遭遇混乱；等到衰败时，即使是平庸君主、昏暗之主，也还要二三百年之后才灭亡。兴盛和衰败为什么都能延续那么久呢？周公圣明，伊尹、吕尚贤能，在其中辅佐扶翼；他们辅佐君主建立的功德，不用不合圣道的方法诱导君主，所以道路正直，根基坚固牢靠。即使后来衰败，仍有先王教化长期浸润的深厚影响，长久不绝，这是理所当然的。三代以后，凭借强盛而兴起的国家不过几十年；等到衰败，也不过几十年国家传统便断绝灭亡，为什么如此迅速而容易呢？管仲的权术、商鞅的法术被用来辅佐君主，扰乱先圣的法度来蒙蔽君主，所以道路不正，根基容易动摇；即使国家安宁，纲纪已经从内部坏掉，何况衰败以后，怎么能够长久而不断绝呢？砍伐深厚的根基，难以见功；摧毁枯朽的东西，却容易用力。三代以前的君主，难道全都圣明吗？太甲昏昧，周成王软弱。三代以后的君主，难道全都昏庸混乱吗？齐桓公有谋略，秦孝公有勇气；如果没有伊尹、周公那样的道来匡正他们，那么太甲、周成王未必能成为圣君；如果管仲、商鞅之类的人不以不合正道的方法诱导他们，而是完全用先王之法约束他们，那么齐国、秦国差不多怎么会不能治理清明呢？只是伊尹、周公那样的人，心中常常担心君主不正；管仲、商鞅的心为什么不正呢？只要百姓富足就够了，只要国家强盛就够了，为什么不能成为帝王呢？有人说：“成为帝王是不可以的。”问：“为什么不能称王呢？”回答说：“称王也不可以。”他们打击、抛弃仁义，断绝、毁灭礼法，使百姓的心志愚昧，开启百姓的混乱，又以虚妄迷惑君主，使其达到称霸的地步；这样看来，管仲、商鞅的用心，难道不是已经不仁了吗？唉！周公不可能世世出现，伊尹、吕尚也不可能时时出生；假如不幸有人生在齐、秦那样的时代，却采用管仲、商鞅的术数来诱导君主，那么君主不能成帝、不能称王，治理又从哪里能够到来呢？或者说，他所承担的责任究竟如何罢了。今天做臣子、辅佐君主的人，想使自己的君主最终达到三代的境界，就应当把这些作为鉴戒。钦定《四库全书》《都官集》卷六，宋陈舜俞撰，说

译《进治说序》臣私下认为，前代统治人民的君主，有时因天地发生变异，便下达不避讳的诏书，以收集群臣的意见，承接上天的意旨。从没有像陛下这样，圣德日益更新，天下安宁，却仍然忧劳勤勉，补救察治，招纳忠诚正直的言论，处在太平无事之时。因而每隔几年降下一道德音，士人和臣属纷纷响应诏书，以此兴起帝王巍巍崇高的德业，百代以来没有能够比得上的。只是接受诏问的臣子，拘泥于应制文章，习惯于沉溺在求取进身之途，没有人能够替陛下穷尽兴起治理、补救弊病的要领，建立保持盈满、守成不失的防范，以回应陛下虚心求言的诚意，臣实在为此感到羞耻。何况如今天下虽安定，王道的缺失、百姓的疾病，难道只有一两件吗？安定时一定要想到危险，治理时一定要想到混乱，所以才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使后世长久处于大定之中。臣曾经替陛下思考这些，思考而不能默然不言，曾经私下有所论述，共五十首，分成上下两篇。上篇讲述帝王的法则，并兼及当代尚未达到的地方；下篇指出国家的弊病，主要说明施行时的便利办法。臣虽然鄙陋，大概已经得到其中的大略。合起来命名为《治说》，意思是遵循这些原则实行，天下就可以得到治理。至于权贵宠幸所忌讳的事情、关系安危的重大问题、朝廷所应当忧虑的事项，臣既然以言官身份被选任，就不再回避隐瞒以求取容悦，只望陛下明察。御说 说：王良善于驾车，即使是奔驰跳跃的马，驾驭失控的车驾，也没有不能使它驯服习惯的。因为掌握缰绳和嚼子的关键在于自己，而控制、驱使它们能够合乎道理。有天下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内有朝廷百官，外有九州万国，他们所依凭的无不在于天子，而驾驭、使役他们的手段，全都在于我的法令和命令。这可以说是善于驾驭了。爵位用来驾驭德行，天下人尊重尊贵者而推崇贤能者，所以《诗》说：‘快乐的君子，天子任命他。’赏赐用来驾驭功劳，天下人办事而崇尚能力，所以《诗》说：‘君子来到这里，福禄多得像茨草一样。’刑罚用来驾驭奸邪，天下人憎恶邪恶而崇尚知耻，所以《诗》说：‘难道不想归去吗？只是害怕这些简书上的命令。’官职用来驾驭百官，任用官员以职位使他们奉行常法、承担职责，所以《诗》说：‘安守你的职位，喜爱正直。’朝贡用来驾驭诸侯，中原掌握名册，诸侯没有敢于废止的，所以《诗》说：‘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登记土地、固定民籍用来驾驭万民，于是四方百姓不改变产业来侍奉君上，所以《诗》说：‘雨水降到我们的公田，也降到我的私田。’征伐用来驾驭不朝见、不服从的国家，于是风声和诰命所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不面向中原、服从王命的，所以《诗》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 君主掌握这几种手段，立足于四海之内，所以称为没有失去驾驭之术。《易经·乾卦》说：‘乾元用九，天下大治。’这是说君主是驾驭臣下的手段。《坤卦》说：‘脚踩初霜，坚冰将至。’这是说阳气是驾驭阴气的手段。《节卦》说：‘击打节器以警戒，适宜用来防备过度。’这是说朝廷是驾驭四方的手段。《剥卦》说：‘像贯串的鱼一样，宫人都承受宠爱。’这是说君子是驾驭小人的手段。《师卦》说：‘君王多次赐予命令’，这是说赏赐是驾驭德行的手段。《噬嗑卦》说：‘脚戴刑具而伤灭脚趾，没有灾祸。’这是说刑罚是驾驭邪恶的手段。唉！春秋时期，天下可以说是没有驾驭之术了。弑杀君主的事件有三十六起，君臣失去了驾驭。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失去了驾驭。诸侯彼此交战结盟，攻伐吴、楚、越的君主，天天兵戈相交，四方失去了驾驭。水灾、旱灾、蝗虫、螟虫，大饥荒时请求买粮，山崩地震，万民失去了驾驭。齐国有田常，鲁国有三桓，晋国有六卿，他们中有的窃取权力，有的逃亡奔走，多得数不清。大概天下的刑罚和赏赐已经荡然无存，毫无驾驭之术了。在这个时候，龟鼎不足以增重世道，爵位名号不足以保存天下。然而有的国家还能勉强维持而没有灭亡，是因为诸侯不把爵位名号看作美好，因而不想夺取；如果他们想要夺取，形势就会像振动枯槁一样容易了。驾驭之术是不能丧失的。事情变成这样，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它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夏朝灭亡，不能只归罪于桀；太康失去驾驭之术，已经十五代了。商朝灭亡，不能只归罪于纣；帝甲、武乙失去驾驭之术，已经九代了。周朝灭亡，不能只归罪于赧王；平王失去驾驭之术，已经二十二代了。秦朝传到二世就灭亡，是因为只知道驾驭而不知道施德，只知道君主而不知道百姓。汉王没有制约功臣，封立九国；汉文帝、汉景帝虽然治理得好，但驾驭之术早已丧失。后来东汉在洛阳中兴，也许是上天还没有厌弃祸乱，强臣和大宦官提挈三尺高的幼主，号令天下。十代以来的驾驭之术都不合乎正道。唐朝初年的武德、贞观时期，驾驭之术可以说很美善了。然而永徽以后，倾覆了又扶持，危急了又维持，天下的驾驭没有定准，有时落入强臣、贤明妇人之手，有时在宦官、宫妾手中。君子说，天祐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祸乱从永徽年间开始，天下再也无法驾驭了。唉！驾驭之术，是治理天下的关键形势，是祸福的枢机。形势完备、枢机存在，即使修筑高台广榭，天下也不会因此受害；即使声乐繁多、色彩艳丽，天下也不会因此受到蛀蚀；即使使用金玉制作冠帽佩饰，天下也不会因此耗费；即使纵情于犬马驰骋，天下也不会因此损耗。形势一旦转移，枢机一旦丧失，即使茅屋土台也不足以制服强横梗直之人，即使夙兴夜寐、早起晚食也不足以威慑祸乱；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反而会成为盗贼使用的东西；高城深池，反而会成为诸侯获利的凭借。那么治理天下的人，要怎样才能不失去驾驭之术呢？答案是：做君主的要慎重对待名位和器物，以明确的法令治理臣下。名位和器物，是驾驭的力量。名位和器物一旦丧失，就像马只有缰绳而没有嚼子，或者有缰绳却无人掌握；这样一来，马蹄踢咬、奔跑跳跃所造成的祸患，必然再也无法驾驭了。法令不明确，就像小孩子牵着六条缰绳而想使马车行驶千里，中途若有人突然发难，将用什么来驾驭它呢？所以《左传》说：‘名器不可借给别人。’《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说的都是驾驭之术。我愚钝而没有才能，所以作《御说》。用说

译说：六经所设的防范虽然不同，但它们的道理都归结于实际功用。治理天下国家，就是用六经的道理引导它，使百姓依循；发挥六经的功用，使百姓服从。并不是说华丽的言辞、单独的文句、不同的旨意和深奥的义理都是无益之学。所以《易经》讲吉凶，吉凶是得失的功用；《尚书》有典谟诰命，典谟诰命是治乱的功用；《诗经》有赞美和讽刺，赞美和讽刺是善恶的功用；《春秋》有褒奖和贬斥，褒奖和贬斥是赏罚的功用；《礼经》有质朴和文饰，质朴和文饰是损益的功用；《乐经》有雅乐和郑声，雅乐和郑声是性情的功用。因此，深通《易经》的人长于应变，深通《尚书》的人长于治理，深通《诗经》的人长于教化，深通《春秋》的人长于决断，深通《礼经》的人长于制定制度，深通《乐经》的人长于陶冶性情。学习的人有六种弊病，教学的人一定要知道：玩味卦爻卦象，却不明白得失；研习辞令，却不能解决治乱；考察《国风》《雅》诗，却不能落实于善恶；探究《春秋》笔削，却不能实行赏罚；通晓制度，却不能通达损益；知道声音，却不能达到性情。这是学习者的蔽病，也是天下国家的大患。君子研究动静变化的端倪而不失其正，明白进退的时机而没有悔恨忧吝，这就是深通《易经》的人。能够裁制天下而使制度统一，在臣民之上发布号令，使百姓听从并服从，这就是深通《尚书》的人。从家庭开始，终于形成国家风俗，使欢乐而不过度，使正当而不混杂，这就是深通《诗经》的人。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惩罚邪恶而勉励善良，这就是深通《春秋》的人。区别文章体制，分别器物制度，经典制度建立而等级不乱，这就是深通《礼经》的人。百姓安定而快乐，鼓舞他们、使他们舞蹈，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深通《乐经》的人。伏羲、神农、黄帝通达变化而使百姓不感到困倦，这是《易经》的功用。尧、舜、禹、汤以揖让、征伐和诛讨治理天下而使天下信服，这是《尚书》的功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教化，使夫妇关系端正，朝廷得到治理，这是《诗经》的功用。三代的治理，使君尊臣卑，君主发布命令、臣下执行，强者不兼并弱者，众多者不暴虐少数者，这是《礼经》的功用。粮仓充实，衣食丰足，奉养生者、送葬死者都没有遗憾，这是《乐经》的功用。汉朝中兴时，依据名分考察实际，赏赐必定兑现、刑罚必定执行，以约束臣下，这是《春秋》的功用。因此，君主能得到经术的功用，就成为经术之君；臣子能得到经术的功用，就成为经术之臣。船只齐备却不能渡过江河，弓箭调校精良却不能射中正鹄，不是船和弓箭不好，而是人不能使它们发挥作用。君子所看重道，是因为它能够落实于实际功用。唉！圣人去世以后，秦朝焚烧六经，汉代专门分门讲习；下至晋、宋、齐、梁、魏、隋、唐之间，人们只知道训诂而不知道经书的判断和旨趣，分析经文言语却不顾义理，把义理分散成章句，并把它窃取来作为求取功名的手段。君子不认为这能成就德行，小人却借此文饰奸邪之言，实在太严重了！百姓很久没有见到六经的功用了，天下国家怎能安定治理呢？如今朝廷文明昌盛、感通上天，礼义成为风俗；边塞没有手执兵器、头戴铠胄的老人，乡里有弦歌和执羽籥的儿童；自从建立学校、培养士人，儒学教师以经术教导，学习者纷纷受到感化、转向正道。陛下专心考察古事，退朝后直到日已西斜仍不休息，广泛延请儒臣，分别讲授经书。唉！自汉、唐以来，礼乐文章的盛况还没有见过能与此相比的。然而臣还有疑问：陛下尊崇经书、勉励学习已经三十多年了。如果说曾经学习《易经》，那么当世的事情难道还有应当改变却没有改变的吗？如果说曾经学习《尚书》，那么朝廷的号令难道还有发出后不能使百姓受到鼓舞的吗？如果说曾经学习《诗经》，那么难道还有人伦风俗不在礼义上敦厚和睦的吗？如果说曾经学习《春秋》，那么难道还有奸人受到宠幸、贤者退处困穷的吗？如果说曾经学习《礼经》，那么难道还有经制没有完备而放纵奢侈、不知节制的吗？如果说曾经学习《乐经》，那么难道还有百姓遭受疾苦、发出愁叹，和乐之气却有所缺失的吗？如今天下虽然安治，却不能没有前面几种弊病。这是因为学校虽然设置了，却没有任用儒学教师；经术虽然有所进步，却还不能忘掉章句；学者探究训诂，却不寻求圣人的本心；士人把它作为求取功名的资本，却不知道怎样为天下发挥作用。虽然陛下虚心接受高明的议论，侧身等待奇异的见闻，但研习经学的臣子本来就没有怀抱经世济民的谋略、探求帝王的治术、依据六艺来回答清问，不过是分解文义、宣扬各家异同而已，这还没有副合陛下询问道理、求取治理的勤劳。有人也说：尧、舜没有讲解训诂的言辞，夏禹、启也没有章句之学，却都能使百姓达到仁慈长寿，使后世垂留安定的治理；难道不正是因为能够践行大道、适用于实际吗？我愚钝而没有才能，所以作《用说》。复说【原文缺失】变说 《易经》说：‘穷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穷尽天下事业的道理，不过就是这句话。万物生成后必然会有穷尽，穷尽而不变化，就是断绝万物。上古的治理，曾经把这个道理作为法则。由于困穷而不能不发生混乱，所以圣人替人们制作耒耜来耕种，制作网罟来打猎捕鱼，制作栋梁房屋来居住，制作船桨来渡过不能通行的地方，驯服牛、驾乘马来通达远方，制定文字和契券来取信，规定在正午设市来交换有无，制作棺椁来安葬，制作弓箭来防御，垂衣裳来治理天下。伏羲把它传给神农，神农传给黄帝，黄帝传给尧，尧传给舜。所传承的是道，彼此更替的是变化。然而天下能够做的事情已经完备了。夏朝衰微，商朝改变它；商朝衰微，周朝改变它。有人说：‘三王之道，就像循环一样。’这是说忠、质、文彼此救弊，叫作变化。这样说的人，是在损害大道。大道本来不属于质朴，也不属于文饰。三王都依据人情治理，但都各有弊病；不可改变的是大道，可以改变的是弊病。为什么要拘泥于文质之别，而不依据人情去变革呢？周朝的弊病到了极点，秦朝本应改变它，却以乱政代替，所以百姓像鱼腐烂一样不可再治。

译汉朝改变了秦朝的苛法，却没有改变秦朝不合先王之法的根本，所以它的治理比不上三代。下至晋、宋、齐、魏、梁、隋相继取代，仍然像抱着柴薪去扑灭火灾、推开水波去阻挡巨澜，君子没有看见它们能够有所好转。隋朝的祸乱本来很严重，唐朝改变了它，但房玄龄、杜如晦等几个人最终在礼乐方面仍有惭愧。君子知道唐朝有所变革，却没有达到真正的治理。国家铲除了五代的祸乱，继承百王的事业，建立万世的功业，使百姓从涂炭中出来，沐浴于清澈的水流，脱离罗网，放任他们生活在广阔天地之间；外无强臣跋扈的忧患，内无刀锯惨酷的刑罚。贤明君王的变革多么盛大，百世也不能赶上！然而盐、酒、茶的专卖，是五代的禁令，朝廷从中获利却不知道改革；一土十税，是五代的征收，朝廷收取却不能减免；张口等待军饷，是五代军队的习气，朝廷姑息它却不知道教训；侮辱中原、索求货利，是五代外域的做法，朝廷倚仗武力却不知道加强防御。如今这些弊病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天下因禁令而犯法，百姓没有完好肌肤；因税收而把财物交入官府，家中没有多余粮食。这两件事使恩泽不能流布、衣食不能充足，上面无法稳固下面，百姓于是想要做盗贼了。天下用十户人家供养一个士兵，却不足以使军队作战；金帛用来供给无穷无尽的征求，而中原的生产却是有限的。这两件事，使下面的百姓困穷，使上面的财物匮乏，不是长久之策。唉！难道还只是因为不变革吗？古人说：‘治理国家就像调理琴瑟。琴瑟不协调，严重时就必须解开琴弦重新张设，才可以调理好。’治理国家不协调，不如重新变革。我愚钝而没有才能，所以作《变说》。应说 说：天有五行，五行相互作用而形成气；顺应与乖戾所感应的道理是相同的。人有五种行为，五种行为相互作用而形成德性；善恶所招致的结果也是相同的。做君主的人，应合五气，兼备五种德行，就像水有源头、树有根本一样；源头浑浊而想使水流独自清澈，是不可能的。过去箕子已经向武王详细讲过这个道理。就是说：君主恭敬地对待五事，那么五行各得其性，众多应验就常常吉祥；君主怠慢五事，那么五行失去其性，众多应验就常常凶咎。一件事得到整饬，就是四件事得到完备；一种气顺畅，就是四种气相互协调；一种应验美善，就是众多应验都到来。所以肃敬就无不安治，安治就无不明哲，明哲就无不善谋，善谋就无不圣明，这就是善恶所招致的结果相同。雨水合宜，阳光就合宜；阳光合宜，温暖就合宜；温暖合宜，寒冷就合宜；寒冷合宜，风就合宜，这就是顺逆之气相互关联的道理。尧、舜施行德政，五事难道有不完备的吗？五行难道有不协调的吗？众多吉应难道有不出现的吗？桀、纣施行恶政，五事还会完备吗？五行还会协调吗？众多吉应还会出现吗？箕子应当把这些合在一起讲。解释《尚书》的人不要因拘泥文字而损害义理，这样以后天人之间的道理才能完备。京房、刘歆、刘向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古代扰乱常道的人。他们的说法是：五行、五事各不相同，因而各自有相应；上天用一种气来报应一种事情。这是把本来相通的道理割裂开来分别说。若相信这种说法，天地的功用也会停止了。孔子作《春秋》，日食、地震、山崩、大水、旱灾、蝗虫、螟虫、飞虫、霜、雹、雨、雪失时等现象，都记载下来。难道天子、诸侯都没有五事、三德，上天却还要反复以五行来周遍警告周、鲁以及各国吗？后世谈论灾异的人很多。天地发生变动，日月星辰运行失常，阳气过度而阴气潜伏，草木、人物、禽兽出现怪异，君臣相互说道：‘政事没有修治吗？号令没有信用吗？女宠干政而馈赠贿赂流行吗？奸佞谗谤者进用而正直之人退处吗？百姓贫困而财物不足吗？’如果这样，君主就会圣明，臣子就会贤能，国家长久，天下大治。所以《诗》说：‘敬畏啊，敬畏啊，上天确实明察，天命是不容易保有的！’天地发生变动，日月星辰运行失常，阳气过度而阴气潜伏，草木、人物、禽兽的怪异屡屡出现；可是臣下进谏，君主就怨恨，君主忧虑，臣下就受辱；政事荒废，号令不一；兴废决定于女宠，许诺因馈赠贿赂而实现；谗佞之人得到进用，正直之人受到排斥；百姓贫困而无处申诉，财物匮乏而不知节制。这样一来，君主昏暗，臣下贪墨，国家日益困窘，天下发生祸乱败亡。所以《诗》说：‘上天正在不断降下灾病，丧乱实在很多，百姓的话没有一句可喜，惨痛到了极点，却没有人受到惩戒！’上天爱护君主，也到了极点。即使在治理极好的时代，灾害和异常现象仍然会到来，仿佛是在说：已经治理好了，不要因此安逸；已经安定了，不要因此骄傲。自以为有治理，反而会陷入混乱；依仗已有的安定，反而会灭亡。尧时的洪水、汤时的旱灾、太戊时的桑谷异生、高宗时的野鸡登鼎、成王时的禾苗并生，就是这样。天下的治乱彼此胜负，灾害和异常现象屡屡出现，仿佛是在说：不悔改就不能治理，不变革就不能安定；即使处于危险，仍然可以扶持；即使已经倾覆，仍然可以挽救。齐景公时期、西都的汉武帝和汉宣帝时期、东京的章和年间、晋武帝太始年间、隋文帝仁寿年间、唐玄宗天宝年间，日月星辰、水旱、雨雹、风震等灾变怪异，曾经多得不可胜数。天下大乱，怪异现象大规模出现，仿佛是在说：已经无可挽救了，不如开启后世，使后来的人重新治理；于是仍有凤凰、麒麟出现。春秋时期的定公、哀公，汉代的桓帝、灵帝，晋代的隆和年间，隋代的大业年间，唐代的僖宗、昭宗时期，君子不再谈论了。由此说来，天与人相互感应的道理，实在非常可怕。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想要观察灾祥，一定要观察他的国家。君主明智，即使日食、月食也不能使他昏暗；臣子忠义，即使地震也不能使他们叛乱。宫闱端正，社稷稳固，即使山崩川竭也不能使国家溃乱。政教明备，号令齐一而有信用，雨、雹、霜、雪不合时令，也不能使国家废弛怠忽；百姓懂得礼让，粮仓充实，穿得起丝帛、吃得上肉，水灾、旱灾、蝗虫、螟虫也不能使他们饥寒交迫。明智通达的君王即使看到国家如此，也不敢安逸而忘记戒惧。《诗》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保全自身。’又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明智的君王彰明德行，以恭敬自身、竭尽诚意、侧身自警为务，然后灾变所应的凶咎才会消除，和平美善的祥瑞才会降临。做君主的减省一件衣服，减少一顿膳食，避开一座正殿，颁下一道赦令，并不是消除灾异、恢复太平的办法。我愚钝而没有才能，所以作《应说》。[按：《永乐大典》中此篇原已缺失，只有在重字韵中载有《都官集·说柄》的一段文字：‘君子责备自己很重，所以世人责备贤者很全面。陈寿的才华、郤诜的孝行，尚且不能免于责备，清议的严厉，难道能够逃避吗？’共三十四字，谨附录在原题之下。]《防说》【原文缺失】《权说》【原文缺失】《上说》【原文缺失】《学说》【原文缺失】教说

译说：先王治理天下，什么时候不把教化作为首要事务呢？上天生育百姓，知道他们无知，所以为他们树立君主来教导他们。若不教导他们，岂不是几乎不知道上天的意旨吗？所谓教化，不是从天地之外产生，也不是从外界取得后交给百姓；先王顺应百姓本有的这种本性，于是制定了这样的教化。所以《诗》说：‘百姓秉持常性，喜爱美德。’百姓生来就知道爱自己的父母，所以教他们孝；知道敬畏年长者，所以教他们悌；知道敦厚亲近和睦的开端，所以教他们仁；顺着他们羞耻憎恶的心，所以教他们义。因此先王的教化，不用严厉督促就能成功；教化的感应，不用言语宣讲就能达到。所以《诗》说：‘你们施行教化，百姓全都仿效。’古代的百姓，从提孩时就受教育，年少时懂得礼义，长大后实行起来如同自然，这就是三代的百姓。只有在事情发生后才禁止，混乱以后才治理，幼年不谦逊、不敬兄长，长大后才知道接受礼义教化，这是后世君王的百姓。眼睛看不到善行，耳朵听不到善训，活着相互作伪，死后也没有知识，这是乱世的百姓。三代百姓行善很坚定；后世百姓只是有幸免于过错；乱世百姓则非常不幸。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性如此。古代每家有塾，里中有序，乡大夫、乡先生早晚坐在那里，对百姓教导说：‘孝敬你的父母，顺从你的长辈，勤劳以求衣食。’ 儿子一定看着父亲孝敬父亲，弟弟一定看着哥哥友爱兄长，然后侍奉自己的兄长。他们谋求衣食的方法，都从身边人的行为中习见。人们所做的事情，教导他们的人既然如此；彼此每天所见的行为，又是如此。这样，哪里会有邪僻、欺诈、虚伪、奸邪混杂其中呢？然而还不止如此，又为他们举行冠礼、婚礼来教导男女之别；举行养老礼来教导孝道；举行乡饮酒礼来教导顺从；举行宴飨来教导和乐；设置宗庙来教导报答根本。古代对待百姓，就是这样亲近、厚重、勤勉而周到。所以《诗》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又说：‘给他们饮食，教导他们、训诲他们。’命令那辆后车，说把他们载上。唉！如今的百姓，比古代实在不幸得多。现在世上没有古代那样的学校，也没有古代那样的乡大夫、乡先生。他们对于孝、悌、仁、义以及谋求衣食的方法，既没有上面的人反复教导。老氏、佛氏说：‘顺从我的人就会得到神灵护佑，背弃我的人就会成为异物，必定要抛弃孝悌仁义和谋求衣食的正道。’于是百姓高兴地跟从他们，十人中有四五人。佛家又说：‘顺从我的人得天助，背弃我的人受地罚，必定要抛弃孝悌仁义和谋求衣食的正道。’于是百姓高兴地跟从他们，十人中有四五人。古代的人都自己养活自己；如今的人一旦脱离孝、悌、仁、义和谋求衣食的正道，就要由别人来养活。他们得到安逸和利益既然如此，所以不必等待教诏就会奔向那里。古代异端进入中国，就把它驱逐；执持左道、扰乱政事，就把他杀掉。如今却为他们建造华丽的馆舍让他们居住，为他们制作华美衣服来装饰他们，为他们设置仪仗标志来尊崇他们，为他们建立师长来主持其事，为他们免除赋役来使他们安逸。用来教诏百姓、使百姓趋从他们的办法，本来已经反复周到。这样一来，天下为什么不会全都成为佛教、道教徒呢？然而仍然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妇之间的道理保存下来，这是人的善良本性如此。还是先王的教化与天地同样长久，尚未彻底改变、消亡吗？然而千户之邑中，懒惰放纵的家庭不止数百；六亲不和，儿子违逆父亲，弟弟侵犯兄长。天下的案件，常常有十分之一二属于这些。风俗习以为常而不感到奇怪，严重的甚至长官厌恶却不追究，这类事情更是数不胜数。何况奸诈狡猾、虚伪欺骗的事情，比古代多出百倍，却没有人能够制服它们。父亲没有比他更尊贵的，母亲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可百姓仍有违犯父母的，这不是他们的本性，而是生下来没有听到教导劝勉的话，长大后凶恶狡诈、什么也不懂。上面的人于是只知道杀掉他们，这是防禁百姓，并不是上天树立君主来对待百姓的本意。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在于施行教化。孝、悌、仁、义，百姓人人都有；只要像点燃火、疏通泉水一样引导它们，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如今把守关卡的官吏，有百金的利益；在老氏、佛氏的宫塔中设置官吏，又跟着建造殿宇来劝诱或阻止他们。至于教导百姓的官员，却不是这样，不能称作教化。那么又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在于崇尚正道。老氏、佛氏之徒并不是单凭自己能够召集百姓、使他们归附，实在是由于上面崇尚他们到了极点。如今老氏、佛氏之徒可以免除赋役，孝悌之人、努力耕田的士人和百姓却不能免除，这不能称为崇尚正道。我们的君主果真这样教导，朝廷又这样崇尚，百姓本性又如此，那么老氏、佛氏就不能夺走我们的百姓，祸患也差不多可以止息了。我愚钝而没有才能，所以作《教说》。《化说》【原文缺失】政说 说：五帝以后，不可以只谈教化；三王以后，不可以只谈教育。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也不过在于施行政事。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就是正。君主施政，百姓没有谁敢不端正。’这样看来，君主的一切作为，没有不是政事的。礼，是政事的秩序；乐，是政事的和谐；赏，是政事的劝勉；刑，是政事的威严；法令，是政事的文理。这五项，是百代君王共同的东西。天下的政事没有超出这些的。得到适当的人就能保存，失去适当的人就会灭亡。卢医不观察人的肥瘦，而是诊察他的脉象；君子不只看天下的盛衰，而要观察它的政事。所以《诗》说：‘正因为有这样的德行，所以才像这样。’观察政事的方法有四种，不能不知道：有保全民众的政事，有强盛国家的政事，有挽救弊病的政事，有维持现状的政事。保全民众的可以成就王业，强盛国家的可以成就霸业，挽救弊病的可以实现治理，维持现状的最终会灭亡，这些不能不知道。把义放在利之前，把赏放在罚之前，把百姓放在国家之前，这是保全民众的政事。用利益成就义，用惩罚辅助劝勉，使国家尊贵而使百姓服从，这是强盛国家的政事。不考察事情的缘故，不拘泥于常义，先使之行动然后安定，先改变然后取得信任；小的德行给予大的赏赐而不算僭越，小的罪过施加重刑而不算虐待，这是挽救弊病的政事。

译所沿袭的是弊败的事情，所遵守的是弊败的法令，利益不能胜过祸害，义理不能胜过私恩，号令虽然完备却没有信用，典章刑法虽然存在却不实行，这就是维持现状的政事。维持现状虽然暂时安定，但形势已经走向灭亡。议论政事的人把保全民众说成迂阔，把强盛国家说成苛刻扰民，把挽救弊病说成不遵循法度，把维持现状说成无所作为，实在可悲！庸俗的儒生不能通达施政的意义，实在太严重了。五种政事都完备，有礼的秩序，有乐的和谐，有赏的劝勉，有刑的威严，有法令的文理，这是教化的辅助，多么美好啊！秤和衡，是衡量轻重的器具；秤衡一直存在，但轻重仍有不明白的地方。绳墨，是辨别曲直的器具；绳墨从未消失，但曲直仍有不清楚的地方。为什么呢？在于使用和不使用的差别。威仪等级不足以成为礼，礼是天下的分界；分界确定，政事就确定。声音、羽饰、旄饰不足以成为乐，乐是天下的和谐；乐完备，政事就完备。不爱轩车冠冕、不看重爵位俸禄，不足以成为赏；赏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奖赏有功而不施给恶德，政事才有劝勉作用。严整斧钺、治理囹圄，天下官吏每天上报杀人，也不足以成为刑；刑不在于残酷，也不在于宽赦，正确处置有罪者而不杀无辜者，政事才有威严。典章完备不足以成为法，文告反复下达不足以成为令；完备却不执行，是空法；下达却没有信用，是徒然的命令。如今礼乐有一项不完备，赏罚有一项不恰当，法令有一项不实行，君子就称之为弊病。有弊病而能挽救，就会得到治理。一个不加挽救的地方，是百种弊病的开端；被忽略的小事，是大祸的根基。它起于苟且敷衍，最终形成败坏腐烂；习惯于维持现状，最终走向覆亡。这是前代留给我们的鉴戒。希望陛下谨慎对待。我愚钝而没有才能，所以作《政说》。《刑说》【原文缺失】《仁说》【原文缺失】义说 说：如今天下所以能够安定长久，没有凌辱暴虐、侵夺削弱的祸患，难道只是靠人的力量吗？是因为有义。假如没有义，君主就不能拥有臣下，父亲就不能保全儿子，更何况尊敬亲爱的人呢？所以仁以义为纲纪，礼以义为节度，智以义为分别，信以义为辨别。尧、舜的仁并不是对所有人一律亲爱，所以亲近九族和百姓，进而推及天下万民。夏、商的礼并不是祭祀一切，所以先祭宗庙社稷，后祭山川鬼神。孔子、墨子的智慧并不是一切都学习，所以认为仁义忠信贤明，而认为射、御、书、数低下。齐桓公、晋文公的信并不是一切都遵守，所以在号令、刑罚、赏赐上端正严明，而在战胜强国上使用权谋。这些都因为义。义施行时范围广大，任用万物却不显得奢侈狭窄；约束一丝一毫，却不显得拘谨。应当进取的，即使是牺牲、孺子，也不让它们居后；应当退避的，即使是天地、圣人，也不让它们居先。义胜过人情，可以说达到极点了！这是万世所共同奉行、百代君王所共同遵守的道理。然而考察三代以后，义已经不足以称道。汉朝废除秦朝的苛法，一概宽缓简约，终于废除肉刑，这可以说是爱民却不知道义。汉文帝、汉景帝亲自实行俭朴，而天下却放纵奢侈，是因为没有建立经常性的制度，这可以说是节俭却不知道义。光武帝亲自追求治理，把责任归于臣下，最终流于刻薄急迫，这可以说是明察却不知道义。隋文帝亲自裁决一切事务，每天直到太阳西斜才传餐，这可以说是勤劳却不知道义。唐太宗喜爱贤能、接受劝谏，使天下大定，却没有达到礼乐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治理却不知道义。他们所应当改变的，是裁减布帛，节制酒醴，使抬头能够供养六亲，低头能够容纳自身而已。天子治理天下，使内有朝廷百官，外有九州万国，下至草木禽兽，没有一样不遵循正道。他所做的是义之事，所施布的是义之法，所守持的是义之志，这以后才可以说义已经完备。治理百姓的，使富人日益受到削夺，穷人日益困窘，鳏寡孤独流离而无人供养，这是由于占有土地没有限制、赋税不均，说明养民之义丧失了。任用官员的，使贤者和不肖者混杂错乱，小才之人担任大任，大贤之人因而困穷退处，这是由于科条不精密、仕进没有受到鼓励，说明任贤之义丧失了。主持政教的，使命令屡次下达而欺诈不断发生，法令本来完备而刑罚日益繁多；免除刑罚却没有羞耻之心，不能禁止邪恶；刑罚急迫，又常有无辜者被杀，这是由于平时没有教导百姓、风俗不美，说明教刑之义丧失了。治理财赋的，使山林川泽不能与百姓共享利益，田野日益贫乏而府库仍然不足，这是由于取用不得其道、使用又没有节度，说明财赋之义丧失了。治理军队的，使士卒因姑息而骄纵，将领因利禄而偷安，敌国和国内都加以侮辱却无从抵御，这是由于苟且偷安而忘记作战，不考虑祸患而没有防备，说明甲兵之义丧失了。明智的君王要制定当世的策略，招致无穷的福祉，必定先修治五种义，挽救五种过失，然后众生才能昌盛顺遂，天下才能长久。希望陛下思考它。我愚钝而没有才能，所以作《义说》。礼说 说：天地的开端，是一团元气孕育形成的。清气旋转上升，浊气运行下降，所以有天地的区别。有区别，就是礼的开始。人和禽兽承受天地之间的气而生，成群行动，挺立而行，但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比禽兽尊贵。圣人出现，开始教导他们：以巢窟改变为宫室，以羽毛改变为麻丝，以饮血食腥改变为耕种烹饪；把虎、兕驱逐到山中，把龙、蛇放到海里，驾马、乘车，役使牛，于是人知道自己不同于禽兽。至于像蹄印、鸟迹那样生活，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比禽兽尊贵，这种区别就是礼。圣人又教导他们建立朝廷中的君臣关系，建立闺门中的父子关系，建立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活着时有供养来修饰爱意，死后有丧礼来文饰哀痛。到了后世，圣人希望天下大治、国家长久，于是事事制定节文，谨慎划分名分。士人在学校研习，农人在田野使用耒耜，工人在府库制作器物，商人在市场交易货物，彼此不相混杂。车辆、服饰、器械以及五色、五章，即使细微详尽，也无不依礼而治，礼于是大为完备。这就是礼的根本。《易经》说：‘上天下泽，是履卦；君子由此辨明上下，安定百姓的心志。’名分和义理确定，上下就分明，百姓的心志也就安定了。

译礼有五类，都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名分、彰明天下的义理的。因此，朝见和聘问之礼，用来明确君臣关系；丧礼和祭礼，用来明确神与人的关系；冠礼和婚礼，用来明确男女关系；射礼和乡饮酒礼，用来明确尊卑关系；军旅之礼，用来明确中原与夷狄的关系。名分和义理没有丧失，假如没有礼，君子也会称之为野蛮；没有名分和义理，礼的形式虽然存在，君子知道它将要灭亡。所以周旋行礼、袒衣袭衣，是礼的文饰，童子就可以学习；笾、豆、簠、簋，是礼的器物，由有关官员掌管。天下即使混乱，周旋袒袭的仪节人人都知道；国家即使灭亡，笾豆簠簋也还可能有保存的。因此君子并不看重这些形式。孔子说：‘商承袭夏的礼，哪些有所减少、哪些有所增加，可以知道；周承袭商的礼，哪些有所减少、哪些有所增加，也可以知道。将来即使有继承周的朝代，百世以后也可以知道。能够损益的，是文饰、质朴和器械，是礼的末节；不能损益的，是名分和义理。名分和义理，是百代君王共同的东西。’没有名分和义理所造成的祸患，实在太大了！《诗》说：‘做人却没有礼，为什么不赶快死去？’没有礼有六种：人和禽兽混杂于中原，叫作乱；君主弱而臣下强，叫作叛；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顺，叫作逆；男子在外不端正，女子在内不守位，叫作乖；士、农、工、商四种人互相改变位置，叫作夺；车服器械没有节制，叫作放荡。这难道不是招致迅速祸患的道路吗？所以观察天下，要观察礼；观察礼，必须以这六种情况为根本。这就是明智的君王慎重巩固正道、用来防范祸患的原因。祸患往往发生在极其细微的防范疏漏之处；庸俗的儒生不能通达六礼与天地同样具有区别的道理，却反复讲说文质、辨析名数，以为那就是天下之礼，实在把礼说得遥远得不可企及。我愚钝而没有才能，所以作《礼说》。乐说 说：乾天覆盖，坤地承载，阴阳化育，雨水滋润、雷声发动，草木萌发茂盛，蛰虫复苏，禽鸟游鱼跳跃欢舞，于是乐运行在天地之间。人比草木禽兽尊贵，立身于天地之间，又有心知和血气，会嬉戏歌唱、发声吟咏，受到万物感触而发动，乐的道理便显现出来。万物感动人的情形各不相同，而人对万物的回应有喜怒哀乐的变化。因此，喜悦的声音发出而舒散，愤怒的声音奋发而激厉，哀伤的声音悲痛而低沉，快乐的声音和谐而舒缓，喜爱的声音柔和而平易，厌恶的声音愤激而振作，欲望的声音放荡而混乱。这七种情感，都不是中和之道。先王知道万物感动人的情形无穷，而人的声音不能没有变化，所以用仁来涵养它，用义来教导它，用礼来节制它，用信来统一它，使富足者不期望奢侈，使贫穷者不至于困窘，使强者不兼并弱者，使人多势众者不暴虐人少势弱者；天下没有因不足而产生的疾苦，也没有淫逸放纵的过错。因此声音合乎中和，不会有任何暴戾邪僻的东西混杂其中。乐，是五常正当本性的表现，是中和之声所停留的地方。先王依据声音，所以制作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乐器来发出它，用干戚、羽旄以及舞蹈的行列、快慢节奏来文饰它。所以说：功业成就便制作乐舞，治理安定便制定礼制，这就是礼乐的最高境界。黄帝的《咸池》、少昊的《大渊》、颛顼的《六茎》、帝喾的《英》、尧的《大章》、舜的《韶》、禹的《夏》、商代的《濩》、周代的《武》，它们的名称是帝王各不相同的称谓，它们的声音却都是天下中正平和的声音，实质是一样的。桀、纣做君主时，每天演奏《夏》《濩》，但禹、汤之道终于不能再见；政治已不是禹、汤的政治，百姓也不是禹、汤时代的百姓。所以周朝衰微而《韶》的乐声仍然存在，却再也看不见舜了。因此仲尼说：“想不到制作乐竟到了这种地步！”《桑间》《濮上》的乐声兴起，于是郑、卫亡国，郑、卫的百姓也灭亡了；并不是《桑间》《濮上》的乐声能够使郑、卫灭亡。孟轲说：“如今的音乐同古代的音乐一样。君王如果喜爱音乐，并且同百姓共同欣赏，对于成就王业又有什么困难呢？”所以君子说：孟轲可以说是懂得音乐的。音乐有三方面：第一是实质，第二是文饰，第三是器具。所谓天下音乐的和谐，是百姓都发出中正的声音，这是音乐的实质。所谓干、戚、羽、旄以及舞列和舞步的快慢，这是音乐的文饰。所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是音乐的器具。天下如果具备了音乐的实质，君王即使尚未制作新乐，仍可采用先王的音乐；适合当世的实质已经不存在，那么即使有像师旷那样的臣子，有像《韶》《濩》那样的舞乐，君子也会说：只是声音还在，音乐已经亡失了。臣私下认为，国家的德泽已经浸润流布百年了，百姓摆脱了五代的战乱苦难，又承受朝廷的恩泽，这就是《韶》《濩》的实质。然而如今天下承平日久，十税的负担并未减轻，百姓却越来越贫困；四种禁令日益苛刻，刑罚从未停止施行；和谐欢乐的实质已经缺失了。凭借一祖二宗的文治武功，合起来表演干戚之舞，这叫作文饰不足。即使诏令儒臣，访求遗逸之士，考察律吕的长短，辨别钟磬的清浊，又把各种是非不同的议论、关于祸福的禁忌掺杂进去，臣也不知道这怎么能称为音乐。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先以实质为本，以文饰居中，最后以器具完成，这样音乐之道就有希望了。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乐说》。《说智》《说》说：人谁没有智慧呢？婴儿出生后哇哇啼哭，得到哺乳便停止啼哭并张开嘴，这是智慧的开始。长大后厌恶赤身裸体，知道用衣冠加以遮饰；以自己的愚蠢为羞耻，知道用言辞谦让加以节制，这是智慧的萌芽。到了学习的时候，驾驭牛马，拿着耒耜，年轻人在田里除草，年老者在田间送饭，这是农夫的智慧。运用斧斤，谨慎地依照绳墨，大的建造厅堂，小的制作杯盂，这是百工的智慧。驾船乘车，使用度量衡，往来于关隘集市，在有无之间转运交易，这是商人的智慧。在乡里交游，在堂上弦歌，言语称道圣人，行为遵循先王，这是士人的智慧。男子还有射、御、书、数的技能，女子则有织、紝、组、紃的事务，无不是智慧。职责有大小，智慧有劳逸之别；有匹夫匹妇的智慧，有一国的智慧，有天下的智慧。天下有道时，大智慧任用小智慧，役使大智慧的人常常安逸，小智慧的人常常劳苦；天下无道时，大智慧的人耍弄机巧，小智慧的人显得愚笨，大智慧的人常常勤劳，小智慧的人常常懒惰。因此，能够奉行辞令、治理军旅，使官府没有废弃的职务、使者没有辱没使命，这是大夫的智慧。朝廷办事不失时机，贡赋不失期限，甲兵强盛便盗贼平息，邻国和睦便疆场安宁，这是诸侯的智慧。

译尊重贤者而任用有器识的人，以才干安排百官来托付政事，万事不出户庭便能知晓天下，这是天子的智慧。才干足以守护列国，却不足以治理天下；谋略足以使大夫之家富裕，却不足以治理诸侯，何况治理天下国家，难道能凭区区的小智小谋吗？《诗经》说：“我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顾得上我的后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求贤来辅佐，德行就会日益受到蒙蔽，士人也不会奋勉；如果不衡量德才便任用驱使，官职就会与人才不相称，百工也会败坏。即使把文书堆积如山，在四通八达的厅堂里广泛听取意见，使精神疲惫而更加困顿，使智慧劳苦而更加闭塞，仍然像撒网却不用纲绳，整理蚕丝反而把它弄乱，谁能看出其中的条理呢？师旷的耳朵洞察五音，却不能把天下人的听觉都交给他；离娄的眼睛能看见千里之外的秋毫，却不能把天下人的视觉都交给他；羿的射箭力量足以拉开十钧之弓，造父驾车的才能足以到达千里之外，却不足以担当天下人的勇力。天下人的听觉，是百姓没有冤屈之言、士人没有被遗漏的贤才，然后才叫作聪；天下人的视觉，是爵位不超过应得的赏赐，刑罚不僭越、不滥用，然后才叫作明；天下人的力量，是兵革不被使用，夷狄不敢侮辱，然后才叫作勇。所以以尧辨察五音的能力来说，不如师旷；以舜辨别五彩的能力来说，不如离娄；以汤、武治理射御之事的能力来说，不如羿和造父。《诗经》说：“舞姿优美而有选择，射箭命中而贯穿。”这难道不正是说威仪和技艺吗？难道不是做君主所应有的智慧吗？周公说：“我不如旦有多种才干和技艺。”孔子说：“我能做那些鄙俗的事务。”唉！周公、孔子，可以说是各种才能兼备了。不懂得大的智慧，却只懂得小的智慧；不懂得简要的原则，却只懂得琐细的详尽，这是拥有天下国家者的大患。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智说》。《说信》《说》说：诚信的重要性太大了，不能废弃，所以圣人看重它。有人说：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靠什么行走呢？兵器是天下人仰赖它来获得安定和食物的东西，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比较诚信与兵器的优劣而想要舍弃兵器，尚且还说“百姓没有诚信就不能立足”。有人说：确实如此，但兵器的作用不是更大吗？回答说：只有五里的城和十里的外城，披甲守卫，扛戈作战，即使有强敌，最终也能成为安定的国家。国君失去信用，三军面向外方脱下铠甲离去，倒转兵戈进行攻击，即使有武库，也不能靠木偶来制服他们。假使这是我的处境，我宁可舍弃兵器，也不能舍弃诚信。普通人践行诚信，即使毁坏瓦片、涂抹墙面，别人送来食物，他也会兼收储存；一旦乡里邻人厌恶他，某天陷入匮乏，救济供给也会断绝。所以我宁可舍弃食物，也不能舍弃诚信。因此普通人在乡党中讲信用，卿大夫在朝廷中讲信用，国君在邻国中讲信用，天子在九州万国中讲信用。说话要使它能够重复兑现，做事要使它能够持续继承。言语和行动，是诚信的凭证。乡党之间的信用薄弱，于是有契约；朝廷之间的信用薄弱，于是有期限和防范；邻国之间的信用薄弱，于是有诅盟；中原与四夷之间的信用薄弱，于是有诰命和誓约。古代百姓淳朴，他们的言语不用约束便能使人信服，政令不用反复告诫便能被理解施行；这种情形已经无法看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所以有了契约，即使普通人想不讲信用也做不到，否则刑罚、期限和防范就会明确；卿大夫想不讲信用也做不到，否则羞辱和诅盟就会接踵而来；国君想失信也做不到，否则侵略讨伐便会随之而来；诰命誓约一旦施行，天子想失信也做不到，否则诸侯就不再臣服，戎狄就会反叛。即使有命令，天下也不把它看得重要而恭顺接受，这样天下虽暂时安定，根本却已经先行败亡了。商君辅佐秦国时，在南门放置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有谁能把它放到北门，赏五十金。”随后搬木头的人果然得到赏赐。晋文公讨伐原国时，命令只带三天粮食，原国不投降便撤军，说：“得到原国却失去信用，我不做这种事。”秦、晋两国的国土不过百里，诸侯和邻国并不是一向受它们保护、乐于接受教令的对象，然而它们仍能在同类诸侯中称雄一时，纵横行走，这是因为百姓相信它们的命令，容易被控制，使它们的智慧和力量能够充分发挥，没有人敢于抗拒。何况掌握天下的形势，内外臣民都仰望而顺从其命令，运用信用的功效应当怎样呢？乡野之人的信用尚且足以驯服鸟兽，何况有智慧的人呢？一家人的欺诈尚且不足以保全妻子儿女，何况关系到国家重器呢？如今有契约之后，争夺仍多得不可计数；天下的刑狱中，一百个涉及欺诈妄言的案件，常常有三分之一；有了期限和防范之后，臣下仍有人接受了命令却不完成。大祭祀、大朝会，虚假的告谕纷纷而来，主管者安然不觉得奇怪，也不加以诘问。这是由于上面不看重信用，下面也不竞相维护信用，天下这样奔忙相互作伪，已经很久了。更严重的是，诰命一下达，关系到利害，动摇百姓的耳目，影响也很明显。一百人都赞成，只有一人反对，就修改而停止。等到再次下达，百姓相互指点议论，不久又修改。后来果然如此，这说明朝廷的命令在开始谋划时不够周详，在坚持执行时又很轻慢，是自己招致天下轻视。天下的祸患，百姓违背君主命令，祸患小；百姓轻视君主命令，祸患大。百姓违背命令，仍然会服从刑罚；百姓轻视命令，即使服从也不会畏惧。命令是天下共同的命令。轻视命令，就是轻视天下。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臣本来就说过：“说话要使它能够重复兑现，做事要使它能够持续继承。”说出却不能重复兑现的话，君子不说；做出却不能持续的事，君子不做。有人问：“还要增加什么呢？”回答说：“把事情的开始谋划周详，把它的结局巩固好，那么天下就会服从，像四时运行那样持续不息。”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信说》。《说体》《说》说：从天地直到万物，都各有其本体，随着生命一同产生，随着死亡一同消亡。拥有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一点。天以高为本体，失去其高，日月星辰不能显明，阴阳风雨霜雪不能发挥作用，便不能称为天地。地以厚为本体，失去其厚，山川不能承载，百谷草木不能生长，便不能称为地。君主以尊严为本体，失去其尊严，各种事务便不能治理，政令赏罚也不能在天下产生作用，那么君主之道也差不多要消亡了。天并不靠巍巍高耸来显示高，也不说话，却使四时如同奉受命令般相互更替，所以人们相信它能够高远。地并不靠广博来显示厚，不刻意干预，万物的生死也看不出有主宰，所以人们相信它能够厚载。君主不以职位名号显示尊贵，而是王公直到百官，都依照职分在内外奉行法令，并且能够在无为中收摄神明，于是中原和四夷都像仰望天地一样仰望他，像畏惧神明一样畏惧他。拥有百金家产的人建造厅堂，坐在内室，拿出绢帛和金钱，分类准备材料，命令工匠，这是他的职责。拿墨斗、拉绳，指示长短，却不亲自操斧斤，这是匠石的职责。栋、梁、榱、桷、甍、臬、椳、楔，不把这些具体事项责成众多工匠，即使般输的技巧也不能建成环堵之屋。治理天下，就像建造厅堂。

译君主就是拥有百金家产的人，三公就是匠石所承担的职责。古代天子每天日出临朝，命三公坐下来讨论治国之道，直到治理国家、调和阴阳。三公的存在，等于说有臣下在承担责任，并不是由君主亲自负责。天官冢宰率领属官掌管国家政务，地官司徒率领属官掌管国家教化，春官宗伯率领属官掌管国家礼制，夏官司马率领属官掌管国家政令，秋官司寇率领属官掌管国家刑法，冬官司空率领属官掌管国家工程。年终六卿各以百官的政绩向天子核验，这是天子一年只听取一次天下政务的总计。所以君主常常安逸，臣下常常劳苦；君主常处在没有过失的位置，臣下常有不能担责的忧虑。这就是所谓君主掌握了治理天下的本体。掌握了这个本体，即使是中等才干的君主、平庸的人，只要维持着拱手作揖的姿态，传承多代，即使偶有治理不善，也不必担心天下陷入混乱。周朝传三十世而有七百年，正是这样。失去这个本体，即使有雄才大略的人，焦劳身心，向四海发号施令，祸患到来时也无法挽救，灾祸转变后也无法恢复。秦朝就是这样：夜里还在察看天下的文书，按衡石计算日程，自以为威势超过万古，却连二世也没有达到。典章刑法消亡，天下失去纲纪，六卿的职权合并为一，今天的天子正是这种情形。古代有关部门的事务，是总括考核名目和数量，把取舍任命交给长官；如今三公六卿就是这种制度。刑罚遇到一个罪犯，由掌管法律的人奉行法律就可以了，如有疑难再裁决于天子；如果最终还要由天子亲自处理，那么刑法的本体就消亡了。治理一项财赋，由掌管财政的人奉行财计就可以了；如果最终还要由天子亲自处理，那么财赋的本体就消亡了。天下的事务分给各个部门，各部门的事务却全都由天子一人总揽。所以君主常常劳苦，臣下常常安逸；君主总是独自承受天下的责任，臣下则常常逃避一个部门没有尽职的责任。这就是所谓失去了本体。即使君主如尧舜，臣下如防、龙、求，天下没有事情且大体安定，也不可能实现。我曾听说崇政殿的一次答对、延和殿的几刻时间，百卒之长、万户之佐，都直接传达到天子的听闻，接受圣明诏命；他们专心于治理太平，忘却自身，忧劳勤勉，这当然很好。但如果拿古代治理天下所依据的本体来衡量，难道不是大有不同吗？

译《传》说：“尊贵者不亲自承担小事，卑下者不专擅决定大名分。” 能够作出这样的论说，可以说是懂得治理的本体了。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体说》。《说制》【原文缺佚】《说实》《说》说：“实际是天下最优先的事务。实际是成就德行的根本，名分只是空有其位。有名而没有实际的情况是有的，但从来没有不遵循名分而能取得实际成效的。”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言语不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所谓事情，就是实际。仁，是广泛爱人的名分；滋润恩泽、安宁养育万物，是仁的实际。义，是行为合宜的名分；裁断制度、使之整齐划一，是义的实际。礼，是恭敬严肃的名分；中正而没有邪曲，是礼的实际。乐，是和谐欢乐的名分；天下没有怨恨，是乐的实际。每天下诏宣扬宽大，市场上却有无罪之人受害，这是名义上像尧而实际如桀。身居皋陶的职位，却不用皋陶之道侍奉君主，这是名义上是臣而实际上是盗贼。古代的君主，只有尧、舜懂得实际。任命禹做司空，说：“你治理水土。”任命弃做后稷，说：“你播种百谷。”任命契做司徒，说：“你施行五种教化。”任命皋陶做士，说：“你明确五种刑罚。”任命垂做共工，说：“你像我一样治理工事。”任命益做虞，说：“你像我一样管理上下草木。”任命伯夷做秩宗，说：“你掌管我的三种礼制。”任命夔掌管音乐，说：“你教导太子。” 任命龙做纳言，说：“你负责传达和收纳我的命令。”所谓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乐、纳言，是职位名称。反复说“都”“吁”“俞”“咨”，又进一步告诫整饬、提出要求，这些才是实际。所以唐、虞时代的官职虽有百种，后世自称治理有成的最终也不能赶上它们，这说明了注重实际的功效。不求实际，即使任命成百上千的官员，彼此观望维持，习惯于苟且简略，官员有失职，职务有废弛的事务，却希望天下安定，就像倒退着奔跑去追赶前面的人一样。鼎只有一扃时，乌获举不起来，童子却能提走；乌获没有用力，童子却用了心，这就是实际。汉宣帝可以说是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说：“百姓能够安居田里而没有忧愁叹息，是因为政事公平、诉讼得到治理。能够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吧？”所以从丞相直到刺史、郡守和国相，没有不考核名分与实际并据此施行赏罚的。因此王成、黄霸、龚遂、尹信臣这类人，接连在当时出现，这就是责求实际的功效。如今却不是这样。比如太常是掌礼的官，大理是掌法的官，将作是掌工程的官，国子是掌学校的官，如今却徒然保有职位名号，杂乱地相互调换，甚至下至管理仓库、奉行文书，这就是所谓名分不正。孔子不愿意担任这样的职务，但当时还没有酿成大患。贤能者退隐而困穷居处，不肖者踮足钻营以求进身，宰相不以此为羞；边疆营垒重重，士卒骄纵、力量衰退而不能训练，将军不以此为耻；田野荒芜，百姓困穷而逃亡，郡守县令不承担责任；官吏侵害侮辱、暴横作奸贪赃，狱讼冤枉，下面的人手脚无措；转运、提刑等官却对此安然自得，这样一来，天下就只剩虚名而实际已经亡失了。从前王良替受宠的小人驾车，整天也没有捕获一只禽鸟，说：“我不习惯与小人同车。”另一天再次前往，不到半天便捕获十只禽鸟；人们因此认为王良善于驾车，大概是有智慧的人有所不肯做。弈秋是全国最善于下棋的人，专心思考便能学会；一抬头看见鸿鹄，便想着拿弓箭去射，就学不会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看是否专心罢了。臣私下认为，如今朝廷清明，典章刑法明白灿然，才智之士纷纷聚集，分列在群臣之中；论名分与实际的治理，比古代还没有达到，只是没有更加用心罢了。若能更加用心，关键在于责求实际。责求实际，就能使国家达到唐、虞的境界，达到汉宣帝所称许的治理，有谁能抵挡呢？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实说》。《说听》《说》说：人谁没有听觉呢？只是有人受到蒙蔽而不聪敏，有人虽然听见却不能明辨，有人没有审察事情的开端，最终便陷入迷惑。像这样，听又有什么益处呢？没有听觉，就像两颗豆子堵住耳朵，听不见雷霆之声，这并不是疾病。人知道去除堵塞而求得听闻，听觉自然就聪敏了。奸邪的声音演奏出来，便不愿听雅颂之音；阿谀之言传入耳中，便不接受忠直的劝谏，而且人还不知道这是疾病，所以君子对此格外谨慎。因此说：有人受到蒙蔽而不聪敏。《诗经》说：“我就你的谋议请教，你却对我喧嚣不已。”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君子知道一己的智慧不足，便穷尽天下人的智慧，必定勤于兼听，乐于多闻；然而如果不能辨别善而接受，不能厌恶恶而拒绝，有时把妄动当作直率，有时把浅陋的诉说当作忠诚，那么乐于告诉他善道的人也会懈怠。因此说：有人虽然听见却不能明辨。《诗经》说：“谋议好就违背，谋议不好反而采用。”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君子的听取，必定审察意见所由来，裁断之后不会迷乱其作用，所以能够智慧充足、善于广泛取用，德行明白而功业成功。有兼听的心愿却没有兼听的才能，喜欢好问的声誉却没有好问的实际；一个人告诉他便推行，一个人阻止他便停止，这是听取意见者的大患。所以说：有人没有审察事情的开端，最终便陷入迷惑。《诗经》说：“像在道路旁筑屋而向众人谋划，因此不能成就而不崩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因此君子知道这个道理，内有明智圣哲的老师、恭敬严肃的辅佐之臣，以谋略辅弼调和；有论议思考的臣子、进谏争辩的官员，用来补正考察、提出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外有仁慈惠爱的长官、廉察刺举的官吏，用来把治理措施传达并收纳到下面。至于百官，各自按照职分办事，没有什么不听取的，却仍担心听得还不够。朝廷有敢于进谏的鼓，道路旁有进善的旗帜，士人在学校议论，农人在田野歌唱，工匠借技艺表达意见，商人通过货物传达诉求，甚至盲人、失明者、衰病残疾之人，有的讽诵、有的歌诵，也没有不听取的。古人既听取又审察，最终任用并贯彻到底，所以君主站在没有过失的位置上，天下没有闭塞蒙蔽、暴虐混乱的政治，善于听取意见的方法完备了。必定灭亡的时代，它的听取首先灭亡；必定混乱的国家，它的听取首先混乱。周景王监视诽谤，就像婴儿哭泣便厌恶而捂住他的嘴，这不是保全孩子的方法。秦朝亡于禁止私下议论，汉朝兴起则不用诽谤之法，这就是已经显现的效果，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治理天下，有善言却没有善于听取的人，有善于听取的人却没有善言，这两种祸患相同。

译有善言、善听，却没有善行，这种祸患也相同。善言不一定出自善士，所以《诗经》说：“古人有话说，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孔子也说：“不要因为这个人而废弃他所说的话。”天下的士人，常常只从有名望者的言论中取用，又不排斥狂妄之人和地位卑微者的意见，因此如此。天下的事情，不怕没有善言，常怕没有善听；既怕没有善听，又怕没有善行。天下有一种不必担忧的事，却有两种值得担忧的事，所以达到治理的时期常少，达到混乱的时期常多。唉，难道可以忽视吗？如今满朝发言盈庭，不加选择的言论充斥天下，所以天下的事情从来不曾没有听取言论的蒙蔽，却常常有听取言论的错误。姑息之言传入，便滋长姑息的恩宽；苟且简略之言传入，便安于苟且简略的政治；夸张虚妄之言传入，便推崇夸张虚妄的风尚，这不是朝廷听察得当的结果。浅近的话不能谋划长远，疑惑的话不能用来考虑决断，鄙陋的话不能用来商议恩德，反复重复的话不能用来谋划简约。明智的君王把心力留意于万事，最终归结为一次听取之中，这是不可不知道的。懂得听取，不如懂得言论；懂得言论，不如懂得治理。明主懂得治理，天下就能得到治理，他的听取便不会有失误。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听说》。《说断》《说》说：天下共同具备的德性有三种，即智、仁、勇。用智慧思虑，用仁德处理，用勇气实行。明君的智慧照察万物，去除邪曲而归于正道，然后用仁德来成就它。只有智慧而没有仁德，过失在于欺诈；仁德足以施及万物，还必须用勇气来实行。只有仁德而没有勇气，过失在于迷惑。所以探究深微、研究精细，是智慧的妙处；普遍爱护、全面覆盖，是仁德的精纯；英明决断、努力实行，是勇气的神妙。天下的事情，好比一辆车：智慧是斧斤，仁德是承载，勇气是驾驭。制作车辆的人，功效取决于善于驾车；谋划事情的人，成功取决于善于决断。所以求得治理不如善于决断；善于决断的治理不会失去驾驭的方法，一旦失去驾驭，天下的权柄就会丧失，即使小心谨慎也不能很好挽救。即使已经大治，明察也不如善于决断；善于决断的明察不会失去关键，一旦失去关键，天下的事务就会失误，即使每天运用明察去处理小善，也会昧于大的道理。兼听不如善于决断；善于决断的听取不会失去要领，一旦失去要领，天下的言论就会失去实质，即使每天劳烦四方之聪、追逐繁文，也会丧失实际道理。善于赏赐不如善于决断；善于决断的赏赐不会失去德义，一旦失去德义，即使增加爵位、加重俸禄，也不足以使善人进取。善于刑罚不如善于决断；善于决断的刑罚不会失去实情；一旦失去实情，即使刑罚严酷、惩罚峻厉，也不足以惩治奸邪。天下的谋划开始于谋议，最终在于裁决；天下的功业败于犹豫，成于果断。所以铅制的刀不使用，而把镆鎁佩在身上，是看重它能够切割；鸒斯这种鸟得到食物，而鹰隼得到饲养，是看重它能够搏击。造父即使迟疑，也不如牛车一定前进；孟贲即使不忍，也不如童子一定把万物杀死；何况治理天下国家呢！古代有善于决断的君主，求得治理如同援救溺水之人，坐着谋议，站起来便建立功业；革除弊病如同追赶盗贼，早晨还在消耗败坏，晚上便治理安定。任用贤人像磐石一样坚定，群臣的谗毁不能改变这一点；相信并听从劝谏像转动圆环一样顺畅，众多奸佞不能推翻他独立的明察。善行一定赏赐，把富贵看得如同抛弃鸿毛；恶行一定惩罚，即使使用五刑也像割除茅草。在这种时候，朝廷没有暗中玩弄权术的臣子，下面没有希求侥幸的官吏，天下没有优柔寡断的弊病。所以这是天下最可贵的情形。尧、舜作出决断而必定把治水的大患让给别人；禹作出决断而必定治理成功，这是君臣的大义；汤、武作出决断而必定讨伐，这是兄弟关系的大顺；周公作出决断而必定诛杀傅说、施刑于人；高宗作出决断而必定任用少正卯这样的卿士；孔子作出决断而必定杀戮罪人；除非是天下的圣贤，谁能做到这些呢？臣私下认为，陛下有如日月般的明察，照耀并洞察四海；有如天地般的仁德，涵养哺育万物；却常想到一天之内万端事务的繁多，担忧会有千虑一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常常战战兢兢，不把专断当作勇敢；谆谆告诫，不把独自听取当作聪明。伟大啊，端正君王存心的做法！只是陛下的臣佐，前不及皋陶、后不及管仲、晏婴，所以听取越广反而越多疑惑，思虑越周密反而越加疑虑。他们以毁誉扰乱识人的明察，以成败迷惑治理天下的智慧，忠臣义士实在替陛下惋惜。从前汉文帝知道贾谊的才干，却不能任用，最终留下长沙之恨；唐宪宗明白裴度的忠诚，果断决定一定任用他，最终建立淮西之功。这就是决断与不决断的结果。古人也有轻率决断而导致混乱的，秦始皇、汉武帝就是这样。他们由于天资强悍刚忍，习惯于自以为是而不自知；这怎能同深沉仁厚、慈悲恻隐、喜爱善行、乐于正道的君主相提并论呢？《传》有这样的话：“宽厚者用刚猛来补足，刚猛者用宽厚来补足。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呢？”如果懂得用仁德去施行智慧，并思考用什么来补足它，却不发动独到见解的权变、不作出神武果断的决策，天下怎么能达到极好的治理呢？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断说》。

译钦定《四库全书》。《都官集》卷七，宋代陈舜俞撰写的各篇论说。《说祭》《说》说：“鹰和水獭尚且知道祭祀，难道人反而可以不知道祭祀吗？然而祭祀如果不合礼制，那就是鹰和水獭的做法。”先王的制度是：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于是天下没有人敢不侍奉上位者。天子祭祀七世祖先，诸侯祭祀五世祖先，于是百姓没有遗忘自己的亲人。所以《礼记》说：“明白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就像把它放在手掌上看一样容易！”祭祀享祀的礼仪，人人都有；圣人能够祭享上帝，孝子能够祭享亲人。孔子说：“我举行祭祀时神灵便接受福祉，大概是因为得到了祭祀的正道。”说的就是这个。过去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享上帝。《礼记》说：“周公大概是最通达孝道的人吧！周公举行郊祭和禘祭，没有一件不合礼。”周朝衰微，天子诸侯破坏法纪，不举行郊祭，终于导致夫人参与逆祀，天下的礼制大概因此纷乱不堪。秦朝灭亡后，汉朝沿袭旧俗，儒者又不明白先王的制度，九天八神、群畤之类的祭祀，每年总计四百多次。天子的宗庙遍布天下，月游、更衣、园陵、殿寝等祭祀，常常有数百处，这些礼文哪里值得称道呢？后世终于不能恢复古制，甚至出现妃后献祭、斋娘祭奠，成为亵渎天地之道的行为。唉，神灵还会享用这样的祭祀吗？由此看来，郊祭、禘祭的礼制杂乱无章，再也没有得到治理和【原文疑有脱讹】；百姓也就懂得了上下尊卑的区别【案：从“杂然”以下十二字，文义不明，可能有脱漏讹误，没有其他版本可校，暂且仍照原文】。这正是陛下纠正千年来失误的礼制、成全一代恭敬孝道的机会，前代君王没有谁能比得上这种隆盛，后世也将守行您的制度。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祭说》。《说财》【原文缺佚】《说兵》《说》说：“兵器，是国家的锐利工具，是文德的辅助。国家的治乱安危，都系于此。自黄帝以来，没有能够改变这一点的。五帝时代的兵，列阵而不交战；三王时代的兵，列阵而不作战；五霸时代的兵，交战却不失败；六国时代的兵，失败却不灭亡。五帝时代的百姓遵循法令而受到教化，即使有德义和刑罚，也大概有画衣冠在身而不敢犯法的人，所以说‘列阵而不交战’。三王时代的百姓用箪盛饭、用壶装浆，来迎接王师；王师向东征伐，西方就怨恨；向南征伐，北方就怨恨，所以说‘列阵而不作战’。五霸时代的百姓使诸侯彼此征伐，小国侍奉大国，弱国侍奉强国，讨伐必定使对方服从，进攻必定取得胜利，所以说‘交战而不失败’。六国时代的百姓合纵连横，争夺城池而杀人尸体充满城中，争夺土地而杀人尸体遍满原野；早晨还在囚禁之中，晚上便在王朝；早晨逃跑，晚上又返回，形势没有常态，所以说‘失败而不灭亡’。唉！兵器衰亡已经很久了。古代的兵，是为自己而战；如今的兵，是为他人而战。古代的兵，自己供养；如今的兵，由别人供养。为自己而战的人，必定竭尽勇力，因此胜利多；不幸战死，百姓也没有怨言。为他人而战的人，驱赶便前进，不驱赶便后退；法令不明而人心未服，其中大概有人不肯尽力；不幸战死，将军便说：‘责任在我一人，怎么能希望他们善于作战呢？’ 自己供养的兵，容易积蓄，而且兵与农不会改变职业；兵虽然每天增多，田地却每天更加开辟，粮食也每天更加充足。由别人供养的兵难以满足，饥饿便索要粮饷，寒冷便索要衣服；能够增加一个士兵，却会损失一个百姓，兵每天增多而百姓每天困苦，财用也日益不足，怎么能希望它不灭亡呢？秦国的兵像土崩鱼烂一样，已经不能使用，不值得再说。两汉的兵大概比不上六国的兵，兵权都由朝廷中枢发出；然而军队一旦在京师供养，出征后胜负便系于将领。晋、宋、隋、唐的兵，又比不上两汉；军队由上面供养，却不能控制别人，只知道服从将帅，不知道服从天子，连赏赐也常常供应不足。君子考察六国以来所谓的兵，认为都是招致灭亡的道路。后世冗兵过多而不能裁减，饱食暖衣却没有用处，替它谋划的人认为无可奈何。唉！兵难道还可以这样看待吗？如今天下的田地没有不耕种的，但耕种的人长期饥饿；桑树没有不养蚕的，但养蚕的人长期寒冷；山海林泽的利益没有一处不被设置障碍，却使百姓冒着刀锯鞭打，在其中仅仅求得衣食。关市征税连锱铢毫毛也不肯放过，以补充国家财利；商旅奉命运送粮食到边境，回来时手里只拿着空的凭券等待县官，却有积累多年仍不能得到给付的。总括这些情况，天下的财物日益匮乏，国家日益不足；天下的诉讼日益繁多，百姓日益困苦，都是兵造成的。臣私下估算，天下的士兵不下百万；由县官供给衣食的，不下千等，长短相抵。一人每年领取五十千钱，那么天下每年的费用就是五千万。天下的户数才一千余万，十户供养一兵，天下每年的赋税收入还不到以亿计算，而军队却取得了其中的大半，怎么能不使天下贫穷而且出现盗贼呢？普通人蓄养牛马，把它们作为牵引重物、运送远方的工具，就每天耗费草料饲料而不吝惜，所以能够用它们负载万钧、到达千里；力量不足，就加以鞭打。牧养牛马的人便算是没有尽到责任。这就是两汉以来供养军队的办法。如今车辆配着衡、朱辔、玉饰，马匹住在丹色马厩、涂粉的槽枥中，不仅有甘草美料的费用；等到加上一车柴薪使它走上平坦道路，它每天还不能走一百里，而且动辄有马蹄受伤、互相啃咬、泛滥放纵、败坏毁损的忧患。主人若有邻国的车辆，便每天拿出绢帛和金钱，求取佣工、保人和厮役的力量，然后勉强使它达到能力所不能及之处。这样经过多年，牧养牛马的人不感到惭愧，主人也不改变换辕改驾的办法。唉！蓄养牛马的愚人尚且没有听说这样做，何况把治乱安危寄托在这种事上呢？这就是臣感到寒心的原因。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兵说》。《说战》【原文缺佚】《说河》

译《说》说：万物的本性各不相同，顺应它就能得到治理，违逆它就会发生混乱。因此孟子说：“禹治理水，是使水流行于地势之中。聪明的人做事，顺着事物本来可以不费力的地方去做；聪明人所厌恶的，是自以为聪明而去凿挖。”孔子创作的《禹之法》一直保存着，孟氏提出《禹之法》，使它更加明白。唉！不用禹的方法治理的，都是违背事物本性的做法。古代治理水，是疏导并使水道加深；后世却堵塞并设置障碍。禹从积石山疏导黄河，到达大陆，把水分流为九河，流入大海，这是疏导并加深水道。后世却拔取长茭，堆倒林木竹子，竖立石桩来堵塞设置障碍。后世让百姓躲避黄河，如今却让黄河躲避百姓。战国时，堤岸距离河流曾经有二十五里之远；汉代修筑的堤岸，有的距离只有百步，有的只有几里。堤内已经不能种桑麻、耕田稼穑。如今澶州、魏州的百姓，已经居住在古堤之间了。河水如果要流到这里，就会毁坏我们的耕地、桑麻。替百姓筹划的人，不迁移他们的田地，不迁移他们的城郭，却想寻找宽阔空闲的地方来躲避河水；只是每天搬运土石、柴薪、竹木，用微小的力量同河水争夺地盘，却希望躲避水患，实在不可能。如今用五斗的罇承受五斗的水，就会装满而不溢出；再加上一勺，就会倾覆败坏，这是事理和形势的常态。如今让一条河的水量由九条河的河道承受，而且又不让它流行于地势之中，怎么能希望没有决口泛滥的祸患呢？这里不决口，必定在那里决口；春天不成灾，夏天必定成灾。横垄堵塞，商胡就危险；商胡堵塞，大韩就危险，这同样是事理和形势的常态。如今谋划治河的人，依靠无处申诉的百姓之力，凭借县官无法供给的费用，只求一时侥幸，以求邀取眼前的奖赏，并没有经久长远的见识，也没有爱护百姓、勤劳为国的节操。上面的人顺从而任用他们，实在糊涂。如今柴草的耗费，每年将近数十万，其中腐朽损坏和被侵盗的占三分之一；兵民的劳力，每年也耗费数十万，其中逃亡、淹溺和徒劳损失的占三分之一。耗尽百姓的财力，损耗上面的赋税，把百姓的性命陷在泥水中，这不是河水的灾祸，而是谋划者不善造成的。适应天下的需要，便能兴起天下的利益；疏通天下的权宜，便能除去天下的祸害。如今拿它同禹相比，不知相隔几千几百年，禹的遗迹已经无法恢复；而黄河的忧患，自汉代酸枣以来，没有人能够免除。如今再看汉代，也不知相隔几千几百年，而它的弊病没有定准。俗语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要决开它，使它有自己的流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这就是后世的权宜之计。至于断绝那些邀功兴利之人的做法，怜惜百姓陷入泥水之中的性命，减轻县官亿万计的费用，那么迁移百姓到宽阔空闲之地，放开河流让它顺势流淌，就是当世最好的谋划。六塔工程的役作，不能说谋划得不周全；但商胡反而更加危险，金堤的忧患也没有缓解。然而濵、棣、德、博一带的百姓已经凋敝不堪了，这就是它的结果。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河说》。《说豫立太子》【原文缺佚】《说幸》【原文缺佚】《说节》【原文缺佚】《说势》说：作为君主，凭一人独立于亿万百姓之上，不出门户之间，却能号令四海，并且把这种权势传给子孙，有时数百年；局势危急了又恢复，倾覆了又扶持起来，这难道只是依靠名位、器物和称号的力量吗？这是由于天子的权势本身就有兴衰的联系。后世谈论权势的人，推究前代兴亡的踪迹，都归结为权势的强弱，说什么不实行封建、不亲近亲族、不任用贤者、王道不完备；说这种话的人，还不足以通达道理。天下的权势，不因诸侯存在便存在，也不因郡县消亡便消亡。权势存在时，诸侯有诸侯的权势，郡县有郡县的权势，而天下的治理原则是一样的。权势消亡时，诸侯制度强盛，郡县制度衰弱；强弱的形势虽不同，天下由此灭亡却是一样的。秦朝惩戒六国合纵，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可是灭亡秦朝的却是耕田的农夫和戍边的士卒。汉朝鉴于秦朝孤立的教训，分封功臣和皇帝子弟为王，可是灭亡汉朝的却是外戚和豪门大族。光武帝戒备功臣势力过强，封邑不过三四处，可是使东汉灭亡的却是强臣和宦官、宠妾。晋、魏的君主，有的因王侯势力而耗损，有的被郡邑势力削弱，它们的兴亡没有定规。唐朝初年，魏征、李靖等几位君子，对于前代兴亡的议论也已经很熟悉了，可是最终篡夺唐朝的却是藩镇大臣和悖逆的将帅。由此说来，天下的权势不在于实行封建还是郡县，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今天的郡县，正是古代诸侯的土地；古代亲近亲族、任用贤者的做法，今天就表现在郡县守令身上。关键只在于驾驭和制约的方法如何。制约的方法，必须根据治理或混乱的情形，审察其强弱：即使是王侯，也不让他骄横；即使是郡县，也不把它削弱。这样制约它而不使它过强，天下就有维系城郭、坚如磐石的稳固；使用它而不使它过弱，天下就没有土崩瓦解的忧患。像这样，才可以说是善于掌握天下的权势。奕秋是天下最善于下棋的人，他谋求必胜的方法，也首先审察形势，使强者不骄，使弱者能够自守。下棋尚且如此，何况治理天下呢？《诗经》说：“怀有德行便能安宁，宗族子弟就是国家的城墙。”今天的天子诸子弟就是这样。不给他们封土地，不让他们居有封邑，不让他们专掌刑政，这还不算弊病。假使他们生长在宫廷，沉溺于享乐和妾妇之中，内不能接触礼义的熏陶，外不知道农事的艰难，又没有严格的师傅和良好的学校来教养他们；等到任用他们时，又不让贤能者施展，不考察和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即使有高冠大带的外表、华美高车列驷的排场，也不过是把他们禁锢起来罢了。天下的才俊就培养他们，亲族中的人才却不培养；天下的贤能就任用他们，亲族中的贤能却不任用。《论语》说：“不爱自己的亲人，却爱别人，这叫违背德行。”难道这就是所谓增强亲族势力的方法吗？《诗经》说：“四方诸国作为屏藩，四方之民得以宣达。”今天的天下郡邑就是这样。现在不把土地赋予他们，不把山林水泽赐给他们，不让他们武装仆役，不授予他们生杀之权，这确实是善于制约了。然而代理郡守的官员，隔一年就更换一次，百姓不认识他的容貌，士人也听不到他的命令；仓库没有锋利的兵器，城邑没有完整的堡垒。一个人挽臂而起，零散的士卒就不能抵挡；一个关隘有千人竖起竹竿起事，城中百姓谁肯为他赴死？《尚书》说：“警戒没有预料到的祸患。”《左传》说：“有准备就没有忧患。”这是军队的良好政务。增强郡县势力的方法，果真应当像这样吗？园丁知道爱护桐树和梓树，每年砍去它们的萌蘖，使枝条不至于繁乱，这是为了坚固树干。假如不明白培养的道理，反而过分砍伐，最终使它没有枝条，根本也没有遮护，这就不是培育人才的方法。园丁尚且知道爱护桐梓，治理天下的人难道反而不爱护天下吗？我愚钝无能，所以写下这篇《说势》。《说官》【原文缺失】《说任》。

译说：天下的职任，没有大小之分，关键只在任用的人贤能还是不贤能。可忧虑的是不加选择；既然选择了，又希望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可忧虑的是任用不长久。即使有千里马，驾车不能终日，也不能到达千里；即使有圣人，仁德不能施行一世，王道就不能完备，歌颂太平的声音也不会出现。成就天下不断进步的事业，完成天下的功业，难道不在于任用长久吗？从哪里知道是这样呢？天地长久运行才产生万物，日月长久运行才保持光明，山川长久存在才显得高峻，水泉长久流淌才能通达，石火长久摩擦才能燃烧，金砂长久雕琢才能成形；玉兰、槐树的根，洗涤加工后可以成为芷草；吴越人长期受教，才会说相同的语言。长久任用难道可以停止吗？《礼记》说：凡是学习官吏事务，要先学习办事；士人则要先立志。古代任用官员的人，都是为了完成天下的事业。凡是从三公到各级百官，推究他们所承担的责任，观察他们所施行的政绩，都好像本来就熟悉这些事务；任职又长久，因此治国之道日益进步，天下和平。如今任用官员的人，任职所需的本领并非平素具备，到了处理职事时，都是临时仓促学习，突然掌握一些方法。其中即使有聪明敏捷、博学多闻的人，能够临事通达，也往往不到三年便更换，严重的只任职数月，有的甚至还未坐暖席位就被调走。上天对待万物，春天使它萌生，夏天使它成长，秋冬使它成熟，必须经历四季，生养万物的功效才能完成。星辰按规律运行，日月交替运行，阴阳交感，昼夜更替，也必须到三年才略有完备，五年以后才大体完备。唉！上天生成万物，长久尚且如此；人治理人，怎么能有还没坐暖席位就产生治理成效的呢？所以治国之道一天比一天违背古道，百姓无处安身。承担天下责任的人安然不思考，也太糊涂了。事情靠诚心和长久经营才能完善，却会从缝隙中败坏；平庸的人勉强致力于总核考察，却在无人追究责任时松懈。如今官吏频繁更换，事务无法考察实际成效，人人习惯用苟且简略的方法来求得容身和取悦上级。由于人心各不相同，如果没有前后相继、连续施行的政令，前任所兴办的事情，后任就会废置；前任所喜好的，后任就会厌恶。因此惩治奸邪未必能使人改过，原本希望借此改变坏事却未必成功；奖励善行未必能起到劝勉作用，文书簿册因此又被废弃，联系断绝，官吏滋生奸诈贪婪，迎来送往接连不断，百姓受到纷扰。这是前代议论过的旧弊，可惜圣朝还没有能够改掉。县令承担方圆百里的职责，两年便离任，百姓尚且不能认识他的容貌，何况知道他们的疾苦呢？何况任职不到三年的人呢？二千石官员承担数百里的职责，三年便离任，百姓尚且听不到他的声音，何况能改善风俗吗？何况任职不到三年的人呢？这些弊病，是由于官员冗多而晋升又不加选择，郡县职务不能精确补授；各级官吏只庆幸调迁迅速，却再也不知道关系百姓安危休戚的政务了。如今负责考察举荐的人，承担千里的职责，三年便离任，所行之事尚且不能周遍，何况能辨别贤能和不肖吗？省府官员总览国家事务，早晨还在南司，晚上便进入北署；手中只掌握一种权力，眼前只等待一项职权，哪里有空闲弥补弊端、兴办利事呢？这些弊病，是由于总核考察的制度，使官员不考察实际功绩；大官和大权以任职经历作为晋升阶梯，却再也不知道朝廷治乱的责任了。至于宰相，应当衡量百官的才能，公平赏罚，以治理天下。君主如果不能给人如金石般坚固的信任，大臣便有不能自安的心，即使是防风、龙逢、周公、召公这样的贤臣，也不足以成就天下的事业，何况普通的中等才干之人呢？如今人们为了求取名声而进身，只怕天下的权势不能集中到自己身上；保全自己而退处之后，又不再顾念天下，从来没有办法来完成天下的责任。这是因为朝廷待他们的礼数很重，实际责成却很轻，所以臣下轻易地把进退当作自己的选择，再也不知道朝廷安危所系的责任了。总括这几种情况，任用官员的过失可以说到了极点。承担天下责任的人又随之不思考，百姓无所依赖，治理之道最终也无法看见了。古代曾以官职作为姓氏，官吏还有子孙后代；恢复到今天这种情形，应当也不是难以做到的。像汉朝那样得到人才，大概有总核名实、增加俸秩、赏赐金帛等办法，只是现在不肯去做罢了。我愚钝无能，所以写下这篇《说任》。《说使》。说：“使用人才的方法，上古是任用贤者，中古是任用智者，下古是任用有力者。任用贤者可以称王，任用智者可以称霸，任用有力者可以强盛。使用人的力量，不要耗尽他的勇气；使用人的智慧，不要穷尽他的机变；使用人的贤德，不要竭尽他的德行。德行不被耗尽，天下就仰望他；机变无穷，四方就敬畏而神化他；勇气不被耗尽，敌国就畏惧他。天下不仰望他，就不能称王；四方不敬畏他，就不能称霸；敌国不畏惧他，就不能强盛。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也是拥有天下国家者的利器，叫作善于使用人才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是这样：拿微小的德行去承担巨大的教化，好比掘开小沟来增加江河，江河并未增加，小沟的深浅反而可以看清；拿近处的机变来应付广大的用人，好比捧一杯水去扑灭车载柴薪的大火，燃烧的火不能熄灭，取水的人却没有后继。凭一个普通人的勇力来统率三军，好比拿一根树枝支撑九重高厦的崩塌，栋梁最终倒下，树枝也折断而无一完好。这是形势和道理决定的。所以善于使用人才的人，取得他们的功劳便能获利，功效可以影响一世；不善于使用人才的人，岂只是不能让人承担责任，功业利益一无所得，甚至功成之后反而失败，利益到来之后祸害也随之而来，并且还常常由此招致祸患。贤者难以驱使，却容易保全；有智力的人容易驱使，却难以保全。贤者不屑于屈身求进，不看重利禄，也不迎合君主，难道容易使用吗？然而名声超过实际、地位超过才能的人，确实也有。贤者有可以被夺走的俸禄，却没有可以被夺走的气节；有可以忘却的生命，却没有可以忘却的道义，难道难以保全吗？有智谋的人敏捷于运用计策，有力量的人果断地自我尝试，所以容易使用。智者一行动，行动起来就没有守持之心；有力者一旦受到阻塞，受到阻塞就不顾道义，这是祸患的根源。这是治理天下国家最应谨慎的事。《易经》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说的就是谨慎使用人才。汉朝使用人才，萧何丢下马鞭便位至公相，黥布、彭越逃避刑具斧钺而成为功臣；可是有的人早晨还是王侯，晚上就被杀戮羞辱，活着时拥有节旄，死后却玷污刀锋，这是不善于谨慎处理他们最终结局的表现。只有建武年间可以说是善于使用人才的君主吗？咳唾之间赏赐金帛，动辄以万计；受赐的人接连不断，车辙相接于道路。然而分封土地不超过十邑，封爵不过特进；一世的人都终于享受福禄，死后又成就功勋。这并不是人人都贤能，而是使用他们的方法如此。我私下认为，如今并非没有魁梧卓异的人才，可以与太平盛世功勋卓著的辅佐大臣并肩，可以在本朝接踵而行；关键在于使用他们时给予相称的器度而不耗尽他们的才能，保全他们时遵循正道而不放纵他们的心志。这样君主不怀疑臣下，臣下不辜负君主，人人都可以成为可用之才，世世代代都没有凌辱夺取的忧患了。我愚钝无能，所以写下这篇《说使》。” 《说进》。

译说：天下的祸患，在于人们喜欢身居高位而求进；喜欢高位而求进，实际上就是贪图利禄的心。怀抱道义而前往的人，即使进身也并不以此为乐。所以尧把不能得到舜看作自己的忧患，舜也把不能得到禹看作自己的忧患。然而舜、禹难道果真以此为乐吗？他们曾背负罪责逃亡，后来终于得到天下，却还不如在海滨生活快乐。孔子说：“富贵是人人想要的，但如果不是用正道得到的，就不接受；贫贱是人人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正道造成的，就不逃避。”道义，是保有富贵的根本。有道义，摆脱贫贱容易；实行道义而保有富贵却很难。没有道义却拥有金玉财富，是招致祸患的旗帜；没有德行却身居高位，是暴露罪恶的器具。一个人的力量足以举起百钧，再加上一根鸿毛，却承受不了，便叫作普通人。衡量自己的力量，善于使用力量的人，以三十钧的能力承担百钧的任务，那么人还有余力，可以到达远方而不困乏。让普通人承担普通人的任务，所知所能不会超过他的力量。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却用丰厚俸禄和尊贵爵位加在不自量力的人身上，这是糊涂的。孟公绰做赵国、魏国的家臣长官则很优秀，却不能做滕、薛两国的大夫。鲁国申公处理经书义理很擅长，询问天下治乱却不行。黄霸入朝任三公后，声名反而比治理郡国时降低。李文博善于谈论政事之道，却不擅长治理国家，经营天下的能力都不足。一个人的视力足以看清百里之内，连秋毫也不遗漏；但到了千里之外，即使是双手合抱的小树，也有看不见的。把观察百里的智慧加在治理千里的职责上，百姓尚且不会厌弃他；再加上治理数千里的事务，事情就会曲折纷乱，百姓也会抛弃他。何况吝惜一个人的才智，却拿它来制定治理天下的办法，这就是抛弃天下。不量力的祸患，是由于使用人才不衡量他的德能，接受任命时不让他承担相称的责任，退下之后又没有地方归咎他的罪过。由此天下出现不自量力的进身；有不自量力的进身，就没有不谋求利禄的。有谋求利禄的进身，就没有能够真正爱护君主的。高山之下必有深不可测的水潭；显贵高明之家，必有无法逃避的祸患。所以古代遇到天地间的大变故，三公就应当防备被免职；不能胜任的官员脱去官服，以平民身份步行出城，官府也变为庶人；若另有过错，就乘栈车、驾牝马，被放逐到乡里；罪行严重的，甚至让牛肉和酒放在道路中间，表示不再起用。过去是责求实际功绩的时代，实行这种制度的君主也曾这样做。因此君子处在那种时代，任命下达便流泪，不敢接受；荣宠越重，越弯腰恭敬；在祸患尚未萌发时防范，在自身尚未陷入危险时保全自己，哪里会兴高采烈地乐于求进呢？如今乐于求进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挡一只小鸟，却气势凌驾于三军之上；才能不足以处理文书，却心里羡慕公卿宰相的地位。总核考察的制度松弛了，朋党之事便兴起；修身清白的方法不再自我顾念，反而只去询问求取官位的门路。天下的祸患，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私下认为，国家的法律中，用降低官职来减轻小罪，用高官来赎免特殊重罪，这只是法律条文的常规，并不是驾驭臣下、责求实际功绩的根本大权。如今州县官员疲弱无能，不能胜任职务便免官夺禄，过数年才恢复；丞相不能胜任职务，却不失去节旄，仍然雄视一方。州县官员贪污犯法，终身不得录用；罪重的还要受黥刑，禁锢到夷岛。丞相犯法，却不影响升任显要官职，仍然安坐在屏辅之地。即使陛下进退大臣的礼法本来合乎常理，但廉耻之风不能振作，人人都想把这种高位当作不受危险、不遭羞辱的地方。如今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使做官的人量力而进更重要；要让人一想到高位便不敢轻易任职，那么立法就应当从丞相开始。然后大臣守法，小臣廉洁，治国之道也差不多可以建立了。我愚钝无能，所以写下这篇《说进》。《说党》【原文缺阙】《说副》。说：一只眼睛看东西，走半步也不知道背后的影子；一只耳朵听声音，坐席之间也听不到附带的话。圣人鉴于这个道理，知道单凭自己观察不足以穷尽真情和伪诈，单凭自己听闻不足以察知隐秘和远方。因此承担天下的职任，就应设置辅佐天下的副手；承担一国的职任，就应设置辅佐一国的副手；承担一邑的职任，就应设置辅佐一邑的副手。天子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臣属，又有从丞相到各级百官，然后才能发布号令，立于亿万百姓之上。公、侯、伯、子、男有卿、大夫、士作为辅佐，然后奉行职贡，保卫社稷，调和人民。从丞相到各级百官，府有属官，司有胥吏，然后才能奉行法度，完成官府职责。设置官职、安置吏员，并不是让他们只占据标明的职位名号；也不是让他们只听从命令，在左右前后取代主官办事。爱护人民，要任用仁者；谋划事务，要任用智者；面对危难，要任用勇者。仁者聚集，爱护便广博；智慧集中，谋虑便周详；勇者众多，力量便果决。圣人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所以等待善于辅佐的副手，这才成就圣人之道；贤人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所以寻求善于辅佐的副手，这才成就贤人之道。普通人却自以为是，背弃辅佐者，仁者变得鄙陋，智者变得昏暗，才能一天比一天不足。概括天下的事务，只有提一只瓶子这样的任务，即使儿童也可以独自承担；普通人扛一只鼎，尚且会有失足跌倒的时候，何况九鼎，难道能靠一手一足来背负吗？天下的权势，哪里只是九鼎那么重？即使君主如尧、臣下如舜，也不敢独自承担。后世的人，与尧舜相比又能强多少呢？尧在位时，天下事务简易，家家户户仁厚长寿；舜掌管百官，也有十六族作为辅佐。后世天下事务纷繁，家家户户多是鄙陋之人，万端政务却只询问一两个丞相，正如普通人背负九鼎，必然不能胜任。武德、贞观年间的治理，尚书省有六名舍人；天下的利害、朝廷的取舍，他们在朝廷上当面参与决断，分席共同议论，承担天下的职责，曾经不少于七八人。开元以后，这种情形消失了。姚崇虽有治理当时的功劳，却有改变古制的罪过，赵诲的祸患就是由此引起的。以今天来看姚崇，又有谁比他更强呢？六房不过是吏员罢了，这叫作听从差遣、在左右前后取代主官办事，并不是副手。百亩田地，一个农夫耕种就可以；千亩田地，必须十个农夫耕种；万亩田地，必须一百个农夫耕种。这是因为耕作者的智力和力量不足，田地不耕种，即使遇到丰年，也会长满稂莠。如今治理百里之地的长官，有丞、主簿、尉作为副手；为了治理好百里，千里之长官有倅贰、幕府、掾属作为副手；为了治理好千里，天下的宰相却没有副手，只不过有一些副职吏员罢了，这难道是爱护天下吗？我愚钝无能，所以写下这篇《说副》。《说士》。

译说：古代的士人，学习是为了自己，做官是为了道义。为了自己的人，事情在自己；他行善没有什么不努力的。为了道义的人，成败在于天命，所以贫穷却快乐，地位卑贱却安守本分，在世间安定自己，从来没有求取什么，反而是别人来求取他。今天的士人，学习是为了别人，做官是为了利益。为了别人的人，成败在别人；所以他行善没有恒心。为了利益的人，不懂得天命，对于得失全都被蒙蔽，惶惶不安，总担心求取的东西来不及得到。贫穷的必定求取富裕，卑贱的必定求取尊贵，默默无闻的必定求取显达，困窘的必定求取通达。天下如果都这样，行为和道义就再也无法建立，廉耻也不再被自己看重。因此，贤明君主治理天下，使求学的人无不为了自己，使做官的人都为了道义，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天下的器物，有的以容量大见长，有的以容量小见长；若拿五斗的容量来衡量天下器物，那么能容纳钧、石的大器就会被舍弃不用。天下的树木，有的以长见长，有的以短见长；若拿十寻的尺度来衡量天下树木，那么千尺高的树就会无所用。天下的士人，有的器量不同，有的才能不可用一个标准衡量；可是求取人才的人拿一个人的尺度来选择取舍，必然会荒废职守而错失人才。所以《诗经》说：“小瓶已经空了，这是大酒器的耻辱。”说的是取小而遗漏大的道理。因此贤明君主任用人的仁德，不要求他勇武；任用人的智慧，不考察他是否守信；采用人的言论，不以他的德行作比较。所以《诗经》说：“采摘蔓菁和萝卜，不要因为根部不好就连叶子也舍弃。”说的是贤明君主收罗士人是这样广泛。贤明君主对待士人，使他们在乡里成为宾客，在学校按年齿排列，在官府施展才能，任职便有俸禄；都不用等他们来求取，反而有人主动求取他们，而且范围如此广泛。所以士人习惯于不主动求取，进身不苟且，所任官职一定能称职，所办事情一定能成功，百姓也因此得到依赖。如今不采纳人的长处，不任用人的实际才能，却以言语来衡量天下士人。古代的言论，经过考察其赋文，史书尚且可以借此通晓天下的事业，仍足以得到见闻广博、通达事理的人。如今考试所重的只是声调格律和辞章工拙，有司拿这些作为尺度来对待天下士人。天下士人，不求取便无人知道，不主动进身便不能通达，不符合有司的标准就又被舍弃。大概有英雄豪杰、气魄卓异的人，宁愿安于贫贱，也不肯屈身迎合而自我求进。像这样的人，上面本来就没有科目去搜求他们，所以士人习惯于自己求取进身；这样未必贤能的人和不才的人都混在一起，官员不办理自己的事务，百姓也得不到他们的恩泽。古代的人未必个个贤能，今天的人也未必个个不贤；古代的进身者未必都安贫乐道，今天的进身者也未必都不安贫乐道。这是因为上面不实行使人惭愧、激励人的办法，天下彼此习染，渐渐形成风气。古代的人，上面既然征求他的意见却不听劝谏，接待他又不合礼，他便悠然离去，哪里像今天这样低头向有司求取信任呢？士人不等上面来求取便自行进身，所以众多而混杂。人们只计算人数，却不探究根源、堵塞弊流。做官以年资作为资格，每次晋升又要求有人保举担任，于是才能得到一个任命、升一级。保举担任，并不是考察贤能与否，只是上级举荐下级，大官推荐小官。被推荐的人未必全都贤能，但他自己谋求向上发展时，从来不是没有欲求；可是看待别人依靠自己，却说别人不能没有他。若不是有耸肩低头、顺从意旨的人，有结交亲近权贵的门路，有用财货、利益和劳役奉承权势，他不但得不到举荐，恐怕连逃避罪责也来不及。唉！保举担任制度正是这样驱使天下士人相互追逐利益。那些履行道义、相信自己、收敛光芒而不炫耀的人，应当不会在选拔之列了。鹓鶵不是竹实不吃，不是醴泉不喝，何况肯降低身份同鸱鸢争食腐肉吗？如今科条逐年增加，举荐的道路日益扩大，但进士仍脱离不了声调格律，科目仍拘泥于名额数目，经学仍必定以训诂为贵。这几种做法，都只能等待中等才干、向往利禄的人，怎么办呢？将来若有非同寻常的人才、尚未试验的事业，有像耕于莘野、钓于渭水那样的贤者，有像漆园吏、柱下史那样的人，不做世俗所重的事情，朝廷又不另设特殊科目去搜求他们，怎么能不遗漏这类人呢？所以《诗经》说：“洁白的小马，在那空旷的山谷。”说的是贤者能够隐居自处。士人，是天下用来联系治乱、王霸道路的关键。如今只得到中等才干、习染俗气的人来任用，难道是朝廷的利益吗？如果确实能够在科举考试之外，间或发布明诏，同时访求遗逸之士，以不拘常格的次序任用，使天下士人中才高而行为独特者，有人虽不求闻达，朝廷却主动求取他，那么庶几可以使行为道义建立起来，使士人受到激励。我愚钝无能，所以写下这篇《说士》。《说农》。说：“唉！百姓的困苦，没有比农民更严重的了。古代的农民，一人可以接受百亩田地；今天的农民，十个人还没有百亩田地。古代耕田，都是为了自己；今天耕田，都是为了别人。古代顺应农时役使百姓，减轻赋税来安定他们，鼓励努力耕田来尊重他们；今天徭役和租税都很重，使他们困苦，上面又不制定科条来鼓励他们。古代百姓分为四类，农民占其中之一；今天士、农、工、商、老、佛、兵、游手合为八类，农民仍只占其中之一。古代士人不耕种，大夫不经营园圃，这是为了让男子和女子各自从事有利于生计的工作；今天公卿大夫兼并土地，田地连成阡陌。古代工商与农民互相生养，都有一定限度；今天工商从农民那里取得财物，欺诈虚伪，贪得无厌。古代佛教、道教传入中国，便驱逐它们；今天却由官府下诏让百姓供养它们。古代养生送死，都有固定的费用；今天婚嫁、丧葬、淫祀，都没有节制。古代山林水泽、陂湖的利益与百姓共享，水旱灾害也能从中得到好处；今天筑堤设管处处禁限，干旱时不能救济，水涝时又无处排泄。古代教导百姓蓄积，又有仓廪在匮乏时发放；今天既不制定蓄积制度，也不储藏粮食，荒年没有依赖，只得流亡。古代的天下就是今天的天下，但与古代不同的事情有十项，农民怎么能不困苦呢？

译古代农民常常尊重君主，臣下彼此谋划政事，一定先谈到农事；今天农民常常受到轻视，做官的人听说有劝农的事情，便互相讥笑。古代农民虽然劳苦，却喜欢那种有利可得的生活而趋向农事，所以人数常常增多，越来越富；今天农民既劳苦，又没有利益使他们快乐，所以人数常常减少，越来越困苦。如今天下人口，大约有二千万，达到汉朝、超过唐朝，可以说很盛大了。然而登记为兵士的常有数百万，逃去从事佛道的又有数万，雕琢工匠、游荡奢靡的商人、府史胥徒之类，以及医、巫、卜、祝、声乐伎艺之人，合计起来大约有数百万，这还只是粗略估计。由此看来，天下百姓一百人中只有一个农民，而一个农民却要养活一百个吃粮的人。古代一个农民养活三个人，还担心不足，所以命冢宰制定国家用度，根据年成丰歉调节；一遇水旱灾害，便命乡师救济，均人抚恤。如今用一个农民养活一百人，最终穷困并成为盗贼，是理所当然的。唉！农民的困苦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汉文帝时，天下富足，衣食丰盛，尚且能够减免田租，优待强健力田的人，贾谊、晁错有时还劝皇帝重视农业根本，以杜绝游荡末业。然而汉文帝没有求取文王的法度，只是亲自耕种籍田，用粮食进行赏罚；这种劝勉激励的方法，也只是末节罢了。所谓文王的法度是什么呢？五亩住宅，把桑树种在其中，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帛衣了；鸡、豚、狗、猪都在适当时节饲养，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百亩田地不误农时，八口之家就可以不挨饿了。过去孟轲为齐国谋划，已经详细地宣说过这些道理。住宅不种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百姓没有职事的，要出夫役。这些家中的赋税，载师早已记录下来了。有人说：“现在可以实行吗？”回答说：“还不行。”十户人家中，有九个人耕种别人的田、吃别人的粮，却想实行劝勉农事的办法，就好比没有车却教人装载，没有弓箭却教人射箭，实在糊涂。今天天下的法度，必须从划定田地开始，以劝农结束。划定田地的制度，必须从公卿大夫开始，以平民百姓结束；劝农的制度，必须从采用孟子的办法开始，以实行载师的办法结束。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谋求太平的对策，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志》不是说过吗：“王法以农为根本。”我愚钝无能，所以写下这篇《说农》。《说工》。说：工匠，是天下的末业。不经营末业，就不能供养农业根本；不制约末业，农业根本也会跟着受到损害。古代百工所属有六类：陶旊之工、筑冶之工、玉石之工、车梓之工、韦革之工、萑苇之工。工匠虽然种类很多，不过这六类，天下的用品就没有不能满足的了。先王知道后世不可能没有混乱，所以把工匠分开，使他们不轻易改变行业；限制他们，使他们不杂居；禁止他们制作淫靡奇巧的器物。因此《礼记》说：“制作奇异服饰、奇特技艺、淫靡技巧以惑乱众人的，杀无赦。”然而先王仍担心制止得不够。不使宫室华美，不使黻冕奢侈，车辆不雕刻装饰，器物不刻镂。在那个时候，百工拿着尺度、量具、绳墨为上级办事，没有一样不合于礼。他们把它作为衣食的途径，才能都只足以自我供养。三代之所以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然而三代衰败时期的君主，都不顾先王的法度，把天下的奢侈华丽用尽来满足一时的欲望，从事末业的人便跟着从中获利，逐渐没有止境。到了秦汉的君主，池苑堤防涂饰金碧，衣冠增加文绣的华美，器皿施加珠玉的光彩。君主在上面喜好，百姓在下面仿效；君主做一分，百姓做两分，天下纷纷追逐，已经无法禁止了。唉！百姓的不幸，也太严重了吧！三代时期，君主合乎义而有制度，百姓节俭而守礼，末业只够彼此供养。后世君主奢侈而没有限度，百姓放纵而没有节制，末业只顾自己如何获利。然而浮屠和老子之教，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它们衣食、房屋栋宇的费用，都不是从自身取得，因此使用供养时没有限制，穷奢极欲而不知满足。古代的工匠，居民中只占一个；今天的工匠，居民中却有一百个。古代的财富，君主取一分，百姓享用九分；今天的财富，君主取去一部分，浮屠、老子又取去一部分，再转而供养百工，所以百工日益富裕，农民日益贫困。唉！先王致力农业、重视粮食的道路消失了。如今山林中的斧斤没有休息之日，天下的财富聚集在宫殿佛塔，而百姓的住所却有暴露在外的；文绣纂组覆盖在土木建筑上，而百姓的衣服却破旧褴褛；金玉雕刻和奢靡之物施用于服饰器物，而百姓的食物却有蒲草芦苇。如今市场上出售的，是古代所禁止的；如今因此得到上面供养的，是古代所要诛杀的。树木不能在林中繁茂，珍珠不能藏在深渊，金玉不能留在山中；其余翡翠、玳瑁、象牙、贝类等，也都不能顺遂其生长。如今所忽视的，正是古代所重视的。所以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百工追求利益，天天把虚伪献给上面；上面不建立常法制度，反而又喜好这些东西，想让万物充分发挥本性，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恭敬地认为，陛下恭敬节俭的德行，即使汉孝文帝也比不上。只是承平以来，治理国家的人不能显明法度，又不以法度杜绝机巧，浮屠、老子之教又从中招引人，所以末业游惰兴盛，风俗日益败坏，现在可以说严重极了，不可不制止。朝廷应以纯朴素简的教化先施于六宫，次施于大臣，最后施于天下；天下应以统一的制度，先从浮屠开始，次及郡县，最后及于百姓，使人人以节约替代奢侈，以质朴替代文饰。这样百工的巧技无所施展，自然百姓富裕而农民受到劝勉，王道的根本就建立起来了。我愚钝无能，所以写下这篇《说工》。《说商》【原文缺阙】《说田》。

译说：“古代圣王在上，而下面没有衣食不足的忧患，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和百姓一起耕种、一起吃饭，而是因为他们对田地有制度。百姓一天也不能没有食物，田地一天也不能没有制度，所以圣人兴起，必定先制定田制，三代的井田、授田制度就是这样。计算人口授予田地，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无不有田可耕，因此百姓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没有贫富、强弱的差别。井田制度一废除，富人田地连成阡陌，穷人连立锥之地也没有，百姓穷困，于是逃离秦朝归附汉朝。然而汉朝没有为此制定田制，只是减轻田租，亲自耕种籍田，勉励农夫，优待强健力田者，所以百姓不知道受到劝勉，而且流亡者还不能胜数，原因就在于没有田制。这些道理，董仲舒、师丹、荀悦都曾详细地向当时君主说过。现在的情况，不仅没有田制，反而又有许多事情使田制灭亡。中国承平，人口繁衍，本应不逊于汉朝；可是天下田地的总数只有二百五十万顷，其中荒废的又曾达到二十万顷，与元始年间相比，仅有三分之一。这说明田制没有建立，土地逐渐落入兼并之中；不仅我们的农民没有田可耕，朝廷的赋税也随之减少。景德年间增加田地三十余万顷，而每年的赋税反而减少七十余万，这就是明证。” 天下有兼并土地的百姓，有专擅土地利益的公卿大夫，有不耕种的释、老之徒，有漫延的陂泽，却希望天下田地日益扩大、天下税收日益增加，是不可能的。古代的兼并，是兼并百姓的利益；今天的兼并，又兼并了公家的税收。把十夫的田地归入一户的人，有的连三夫的税也不缴，最终以剩余田地报称逃亡迁徙，而实际并没有一两户这样的人；这是由于田界不清，官吏借机作奸，无法制止。古代公卿大夫专擅四百顷土地，已经算很多了，张禹就是这样；今天公卿大夫动辄以千顷计仍不满足，是因为没有划定名田的法令，廉耻没有建立，风俗不能振作，不可不加以制止。今天的释、老之徒，就是古代南亩耕作的百姓；一旦进入游惰状态，坐着无事，不仅由公家和百姓供养，还用田地供养他们，将会看到百姓都抛弃劳作和辛苦而归向游惰，不可不加以制止。古代陂泽的利益，都有水官治理；今天水部徒有官位名号，没有固定职掌，廉访、刺史、郡守、长官，名义上劝农，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责任。鲁国有大野，晋国有大陆，秦国有阳陓，宋国有孟诸，楚国有云梦，吴越有具区，齐国有海隅，郑国有圃田，周地有焦获，大概都有水势浩荡、曲折绵延而不能耕种的地方，不可不加以了解。唉！《诗经》不是说过：“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王土”吗？田地的弊病已经这样严重，却不制定制度，按理说执掌政事的人能不感到惭愧吗？税租可以均平，兼并可以限制，游惰可以制止，陂泽可以治理。在朝廷，谨慎制定经常制度，责成官员负责，并且立法一定从贵者开始。天下田地日益开辟，天下税收日益增加，百姓的利益哪里说得尽呢？我愚钝无能，所以写下这篇《说田》。《说谏》。说：“从前天子的臣属中有七名进谏者，即使君主傲慢乖僻、治理无方，国家也不会混乱；诸侯的臣属中有五名进谏者，即使君主言语欺诳、行为不合法，国家也不会灭亡；卿大夫的臣属中有三名进谏者，即使君主软弱放纵、失去职守，也不会受到羞辱；士人、庶人有能进谏的朋友，即使自己昏乱失业，也不会遭到刑罚。君主不知道做君主的困难，昧于求取进谏，只是徒然开启招纳谏言的名声，却违背虚心接受的实际；徒然得到刚愎而又能顺从听取的美名，却丧失努力实行的道义；这叫作软弱。知道这三点，只不过是听到善言便喜欢听，听到合义的事便改过，听到过错便悔改，听到恶事便停止罢了。臣下不知道承担责任的重大，昧于进谏，这叫作昏昧；喜欢直言却不明白大的道理，这叫作愚蠢；屈从于祸患、回转于权势利益，这叫作贼害。知道这三点，就能够强国、爱君，兴起治理、补救弊病，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不因富贵而内心惭愧，不因刑戮而畏惧罢了。君主这样，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大臣这样，国家就能得到治理；臣下这样，家国就能得到治理。大臣不泄露亲近者的私情，臣下不偏私疏远者，臣下不苟且求容，这就可以说是盛治了。此前，君主并不是没有接受谏言，天下却从来没有因此得到治理；臣下也不是没有进谏，名声却从来没有因此变得贤良。所以君子不把接受谏言看作难事，而把辨明言论看作难事；不要把进用善言看作难事，却要把践行正道看作难事。什么叫辨识言论？有迎合君主的劝谏，有要挟君主的劝谏，有偏执一曲的劝谏，有诋毁善行的劝谏。迎合君主的话巧辩而像聪明，要挟君主的话刻薄而像正直，偏执一曲的话迂阔而像守法，诋毁善行的话昏蔽而像诚实。因此君子不可不加以辨察。所以《诗》说：‘可悲啊，不能说话，不是舌头吐露，而是自身憔悴；可喜啊，能够说话，巧言如流水，使自身处于安逸。’什么叫践行正道？喜好援引古事的劝谏，昧于适应时势的变化；喜好讲仁爱的劝谏，昧于临事决断；喜好妄动的劝谏，昧于安静平和的道理；喜好严法的劝谏，昧于忠恕的厚道。因此君子不可不加以辨察。所以《诗》说：‘不是以先民为法，不是以大道为常，只听近前的话，只争论近前的话。’五帝时代，他们的臣子还不如都吁，谋划规谏只有警戒而没有劝谏，天下却得以治理；三王时代，君臣都贤明，用治乱之道教诲君主，以讽谕相互沟通，王道于是成就。后世君主不如臣下，不接受劝谏便不能治理，不听诤言便不肯听从，君臣之道从此没有常规。所以龙逄、比干害怕获罪责备而以死进谏，伯夷、叔齐害怕违背道义而隐遁进谏，周公、君陈害怕治理失误而用《诗》《书》进谏，宫之奇、百里奚害怕祸乱而不惜受辱进谏，鬻拳、泄冶知道无可作为，便以刑罚和灾祸来进谏。唉！君子爱护君主的心，也已经到了极点，怎么办呢？只是幸与不幸各不相同。君子知道辨识言论和践行正道的困难，也知道其中的好坏，却还有两种弊病：只顾小的善行而忘了大的祸患，勤于谋划开始而怠于守成，这是天下的大患。晋武帝可以说很有容人的德行，大臣刘毅把他比作桓帝、灵帝，他并不恼怒；刘毅还攻击山涛，陈述经国用兵的准备，他却不采用；和峤提出立储的忧患，他不听从；孔恂说到刘元海的奸恶，他却不加诛除。这就是只顾小善而忘掉大患。唐太宗可以说很能喜爱善言，房玄龄、魏征等几个人触犯君颜，他反而高兴；听到逆耳之言，他便顺从。张元素劝阻征伐干阳之役，认为那会同桀、纣一样招致祸乱，唐太宗尚且能够听取并停止。可是稍有翠微宫、玉华宫的奢侈，贞观之治的风气就几乎衰败了。这就是勤于谋划开始而怠于守成。善于运用劝谏，没有别的办法，只是知道劝谏的困难和弊病，仍把它保存于治国之道中，这样大概就可以了吧？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谏说》。《说恩》【原文缺佚】《说宥》。

译《说》：古代有宽宥而没有赦免，所以说‘宽宥过失，过失再大也不追究’，又说‘杀人则不赦免’。宽宥，是刑罚中的仁厚。如今有赦免而没有宽宥，所以年年降下赦令，三年一次大赦。赦免，是把宽宥用错而损害刑法。《易经·解卦》说：‘君子因此赦免过失，宽宥罪人。’意思是有过失便赦免，并宽宥其罪，而不是有罪也一概赦免。周穆王时王道衰落，吕侯制定刑法，于是刑罚疑难案件中有了赦免。穆王、吕侯的刑法，并不是舜和皋陶的刑法。舜做君主，皋陶做士师，天下本应没有刑罚，却还说‘罪行有疑，就从轻处理’，这是立法来教导后世。所谓从轻，是忠厚之道，并不是赦免。《春秋》记载‘大赦各种罪过’，仲尼讥刺它，并不是赞同这种做法。汉代儒生没有探究其中的意义，借托古义来防范现实，有人甚至说‘国君经过集市就赦免罪人’，这样国君所到之处便下诏赦免杀人，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诗》说：‘那人本来应当有罪，你反而替他解脱。’从前天子一旦接受天命，祸乱便一时停息，新旧事物染习未定，百姓和君子仍说‘王道太浅薄了’。舜接受天命后，诛杀、放逐、流放了四个人，天下便服从，从未听说赦免。管子说：‘赦免这种事，开始容易，后来困难；时间久了便承受不了它的祸害，可惜谈论它的人见识太浅。’ 明知赦免有害，却仍把它看作有利，只顾暂时施恩，而不知道它必然要被废止，这正是齐桓公能够称霸的原因。汉代更为严重，议论这件事的人有好几位。唐代没有完全革除，有人试图制止，有人反而推行，也有好几位这样的人。然而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年年降赦、三年一赦，严重到这种地步。难道上天不爱护这些百姓，能够替他们五日一风、十日一雨，使田地不用耕种就生长、不用除草就收获吗？风雨不按时，丰年不能常有，百姓便天天仰望云霓之下，偶然幸得一年丰收，也只说是上天的赐予。辛劳耕种才有生长，用力除草才有收获；有了粱稻，便知道自己珍惜，不会随意耗费，这正是上天不替人做这些事的原因。如今天下大赦，按日计算便可以预知，百姓并没有仰望云霓般的希望。小人屡次犯罪又屡次脱免，反而不如偶遇一年丰收而懂得自我珍惜。这就是赦免而又失掉赦免本意的结果。上古没有赦免，所以刑罚公平；后来有了赦免，反而损害刑法。如今屡次降赦，既损害恩德又损害刑法，杀人而不死刑，伤人而不受刑，但小人仍以侥幸获得赦免，天天称颂天子的恩德，却不再践行奸恶。所谓损害恩德，是天下亡命之徒屈指等待赦令，不知道朝廷的仁慈，反而把它当作刑法；恰好获得释放，却未必悔改，还认为以后仍会再次赦免，于是天下因赦免而变得虚伪的人就多了。如今同前代相比，不只是有‘宽纵奸人、放失恶人’的叹息，施恩的弊害竟到了这种地步，怎能不加以思考！臣私下认为，有些事情像背负大山、跨越大海一样无法做到，有些事情却像折取树枝一样容易。以如今君主和宰相的圣明，即使使天下刑罚废置不用，形势也如同折取树枝，何况只是减少赦免罢了。唐太宗是什么样的人啊！只是他不肯做罢了。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宥说》。《说禁》。《说》：野兽奔走于旷野，鸟飞翔于树林，百姓趋逐利益，都是本性。先王顺着百姓求利的本性而使他们获利，所以国家不把利益当作利益，而把义当作利益。海中不吝惜鱼盐，山中不吝惜金铁，凡是天所生、地所养、可以使人穿衣吃饭的东西，百姓都共同享用。做先王时代的百姓，实在幸运。后世酒有专卖，盐和茶有禁令，金铁有赋税，关市有征算；天所生、地所养、可以使人穿衣吃饭的东西，国家都设置障碍并加以取利，于是百姓本来已经困苦，国家却还略有补益，所以后世君主不能改变。如今却不同，山海之利被夺归百姓而由官府掌管，有司不制定权宜、疏通流通的办法来取得盈余，只是设置刑罚来控制天下，使百姓在口腹之欲上受到压抑，心里明知这种做法违背常情，却不得不舍弃便宜美好的东西而选择昂贵低劣的东西，以求取得十倍的利润。因此官府刑罚日益繁多，公家利益日益耗损，国用日益不足，禁令的弊害从没有像这样严重。朝廷徒有专擅利益之名，却看不到取得利益的实际好处；百姓徒然承受抵触禁令的痛苦，却不能享受饮食的快乐。如今千家万户的盐茶，向官府购买的不到十分之一；酒因专卖而购买的也不到五六分之一。朝廷的法令只看见眼前的利益，看不见长远的利益；只在贵的时候取盈余，不在贱的时候取盈余。有司徒然抱有全部收取的意图，天下常常只得到百分之一，百姓从来没有享受到公家所得的利益；郡县的刑罚勉强只能约束其中一部分人，而天下的案件每年已经多达万计。如果要把他们全部控制住，天下的怨恨溃决，便不可收拾。楚人装载货物和钱币到齐国去，索取一份、获得两份的利润，过一个月才回来；索取一份、获得五份的利润，过一季才回来；那些取利少的人，能够在一个时辰内获得三倍，于是齐人把取五份利润的算作五份，把取两份利润的算作六份。如今天下的禁令正像这样，主管者只看见取利数量多，却不知道迅速返回的好处，所以从未疏通禁令，反而又增加其税算，争夺一时一寸的利益。这无异于救一个跌倒的人却拉住他的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只是加速他的死亡。如今天下因禁令每年收入泉钱才二三百万，如果放开禁令而求取盈余，大约可以增加十倍，这个利害关系十分明显。陛下的臣子都能知道，却不去做，是因为有司不要求实际成效，只想敷衍履历以求自身富贵，于是使弊害日积月累，最终将无可挽救。从前孟轲拜见齐宣王，把王政告诉他，齐宣王说：‘寡人喜欢财货。’孟轲说：‘大王如果喜欢财货，就同百姓共同享有，对于王道又有什么妨害呢？’如今天下的禁令，并不是陛下想要这样做的；自汉武帝以来，却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如果确实能够疏通法令、减轻税利，少取其利而求得总盈余，刑罚就能清简，财用就能扩大，民力就能充足，国用也就能充足。这样看来，陛下即使采用禁令，王道又有什么损害呢？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禁说》。《说戒》。

译《说》：有人问：大禹告诫舜，是真的吗？回答说：《尚书》中有这样的话：‘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荡，白天黑夜都放纵，和朋党在家中淫乱，断绝他的世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中等资质的人都不值得说，何况是德行完备的圣人呢？回答说：古代养由基善于射箭，拉开六钧的弓，在百步之外射杨树叶，百发百中。有个过路人却笑他说：‘这还不足以谈论射箭。’善于射箭的人，百发百中，今天百发百中，人们说他有功；明天再射，弓弯了，箭头钩曲，一发不中，先前的功劳便全部丧失。以圣人治理天下，万般思虑都能得到结果，万事都能办成，才能称为善治；只要有一项思虑没有实现，便是万般思虑中的缺失，所以不能不加以戒惧。有人说：用丹朱来告诫舜，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告诫不可不严厉，严厉正是用来巩固最终成果的。所以《诗经》说：‘没有不能有好的开始的，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大禹的德行多么美好啊！使后世的臣下能够告诫君主，必定从大禹开始。所以成王做君主时，周公告诫他，《尚书》说‘不要安逸’；又说‘立政’。召公留给他的《诗经》篇章有《公刘》《泂酌》《卷阿》。这些虽然不同，但谋划国政、爱护君主和天下的心意是相同的。君王治理天下的开始，哪一次不是退让自处而不自以为明，畏惧神器的重大，思念天命的宏大，并且广泛访求忠诚的劝谏来补救、察知自己的不足，深入探求百姓的隐情来顺应并协调众人的归附？在这种时候，观察天下的治理，容易得就像反掌一样。等到志向被岁月磨损，身体安于逸乐，耳目沉溺于声色，起居享受台观之乐，驰骋享受犬马之快，玩好胜过金玉，早朝和宴饮都废止，早晚的饮酒也废止，只有善始的名声而没有善终的美誉，先治理天下，后来却造成天下的混乱。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开始戒惧而不在终点戒惧。所以《左传》说：‘有始有终，大概只有圣人吧？’周宣王是中兴之君。君子观察《鸿雁》的赞美、《庭燎》的讽谏、《沔水》的规戒、《鹤鸣》的教诲，以及《祈父》《白驹》《黄鸟》的讥刺、《斯干》《无羊》的作品，便知道周宣王不能善终，周道也不能再度兴盛。假使六月的北伐、《采芑》的南征，不被《斯干》《无羊》所预示的梦兆破坏，文王、武王的政治就会灿然复兴。唐文皇是善于治理的君主。君子观察魏世南、虞世南等人的劝谏，以及玉华宫、翠微宫的营建，就知道文皇不能善终，不能成为纯粹的王者。假使贞观年间的勤勉到老年也不改变，接受善言如同得到魏公魏征时一样，圣人的治理难道会仅仅如此而已吗？古语说：‘堆山堆到九仞高，只差一筐土便功亏一篑。’所以君子怎么能中途停止呢？人人都有向善的志向，却难以长久；君主都有治理天下的心愿，却难以坚持到底。所以《易经》以《未济》作为终篇。臣私下认为，陛下明察有德，谨慎开始，虚心求治，垂范一世，前无历代百王，巍巍然圣人的道路，已经无人能及。还希望陛下知道怎样开始，也就思考怎样结束；成就所要做的事业，也就寻求怎样戒备。这样圣人长久坚持自己的道，天下便教化成功。陛下的道足以远继舜，陛下的臣子也不以德行比不上大禹为惭愧，难道只是区区周宣王、唐太宗可以相提并论吗？臣愚昧无能，所以写下这篇《戒说》。钦定《四库全书》。《都官集》卷八，宋陈舜俞撰写的记。海惠院经藏记。秀州檇李的幽深之地，华亭县唳鹤的名邑，白牛村在它的西面，人口聚居而富庶。海惠院建在其中，是佛寺中的胜地。从前，赐紫僧奉英聪明敏捷，才智出众，成为主持，于是募人抄写流传的佛经，共有经函八百、经卷五千零四十八。当地居民吴氏子仁义，施舍财物，被称为长者，替他募钱雇工，制造转轮来收藏经书。屋宇有若干楹，既砍削又雕琢，以金碧色彩装饰。在某年某月某日落成。白牛居士陈舜俞叙述其中的意义并赞叹说：‘天下的险阻，东方有泰山、华山，南方有衡山、岷山，西方有昆仑山、龙门山，北方有太行山、羊肠坂，这是上天用来限隔地域的。然而宝货在那里出产，于是负重的人来到；草木禽兽在那里生长，于是樵夫、采药者、射猎者前往。人若凭借山势攀登，跌倒便受伤，跌到下面就会死亡，这又是滋生万物中的大患。圣人因此观察转蓬而制造车子，用来承载。高峻之处被削平，险路便通行；陡峭之处被破碎，尘土飞扬；把千仞高山看作平地，把跌倒转化为安稳，那么车子的利益实在深远。无明之山、悭贪的险阻、嗔恚的山冈、愚痴黑暗的高峰、欺诈妄言的荆棘丛，以及深林、淫乱、坑谷、溪涧，众生没有谁能够避免。’ 于是用佛法教导他们，把布施作为车辕，把禅定作为车底，把忍辱作为车毂，把持戒作为车辖，把勇猛精进作为车辐，把般若作为车轮，以此度过各种险阻，不堕入生死轮回；开始是自己乘载，最终是载度他人。所以这部经书以轮为喻，并非没有意义。何况我所说的法轮，要到达远方全靠自己；形相虽然在外，发心却必定在内。心转动，轮便疾行；心止息，轮便停滞。真如的性海，只用一指便能遍尽尘沙般的法门。只要有一念，须弥山便可容入芥子，沧海便可纳入毛端，具体呈现佛道的枢纽、利益万物的关键。制造它，可以说是妙用；施用它的人，难道不会获得无穷的利益吗？至于山涧都变得平坦，平坦和险阻完全相同；在没有傲慢的车驾上奔驰，在没有固定方向的机关中遨游。不造作也不停止，谁会沉溺，谁会承载？我若不是这类人，又和谁一起遨游呢？然而不同道路最终归于一处，又有什么遥远呢？’

译秀州资圣禅院转轮经藏记。天轮向左旋转，四时无需命令便运行；地轮向右旋转，万物无需言说便生长；经藏之轮向北旋转，各种佛法无需解释便明白。轮的意义真大啊！四时推移交替，万物流行布散；各种佛法没有固定停住之处，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然而如来出世，只是为了以一件大事因缘使一切众生开示悟入；因为众生根器不同，才有二说、三说，并不是本来就有不同的宗旨。众生迷失在尘世末路，流荡而不知返回；善门百般开启，却没有一个进入。早晚讲说诵读，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大智者创制此物，庄严建造一座屋宇，把各种经典汇聚其中，称为大法轮。法轮一转，便能遍及万方，使众生在一念之间领受各种教化，这正是加速他们归依的办法。愚者说：‘好啊！转轮把我的功德根本种在未来，便能获得无上道。’智者说：‘伟大啊！转轮就是我的自性，在当下这一念中便能悟得无上道。’由此推论，寺院建造这个转轮，所产生的悲悯和利益众生之处，哪里说得尽呢！至和元年三月丁亥营建地基，十月辛卯落成。赞说：‘琅玕色的经函环列如星，红色经轴金光闪耀；珍贵墨宝聚集，香题金榜辉煌。这就是经藏，不是经藏，称为经藏。车毂运转环行，电奔雷震；钟和幢在前引导，歌呗在后陈列。’ 这就是转轮，不是转轮，称为转轮。名称就是实相，实相就是名称。空中花朵的果实，叩击寂静所发出的声音，都是大大饶益法界众生的法门。明州鄞县镇国禅院记。世间流传《五土九宫》之书，内容高深琐碎而不合常理，其中的意义几乎无法考问。凡是宣讲这种学说的人，都说乾、坎、震、离同样凶，坤、艮、巽、兑同样吉。拿它来考察天下，千户的州、百户的县，以及陵墓、园林、庙宇、佛塔所依凭的地势面向，往往能够找出它们兴废的原因。因此上至朝廷，还设立官局，设置署丞、长官，每天相互讲习。人们把这种学说写成篇章，下至公卿大夫和士，即使是好古信道的人，也往往畏惧而信从；更有甚者，还杂用农夫野老的话，把福祸的应验说得像回声和影子一样，以此煽动愚昧的百姓，使活着的人不能保全安宅，死去的人被火烧水淹而无法安葬。可悲啊！它危害正道、祸害风俗，却没有人能够挽救。我十五年间两次在天台、四明二州任职，这是古人所说的天下奇山；又考察其中雄伟险怪、古今有声名的山，游览它们，探求它们能够大多不衰败的原因，发现不只是景物奇特突出而不可遮蔽，也一定是世代有才干有力量的人主持并兴起它们。有一天，镇亭山镇国院的僧人某乙，拿着他所居之处的形势胜景和兴建年代，来拜访我，请我写文作记。而且他的寺院有佛殿，佛法有讲堂，僧人居所有住房，粮仓有厨房，钟台、浴室、高大的门、长长的廊庑，光彩灿烂，无一不完备，而且十分兴盛。它的门朝向称为丁，它的道路方向称为丙，它的山水屏障称为巽。考察其实际情况便说：这本来依据《五土九宫》之书所说的同吉之方。唉！难道真有这种事吗？还是恰好如此呢？等到询问它最初的情况，回答说：唐贞元六年，僧徒慈云居住在这里并奠定基础；会昌年间全部废毁，大中九年，灵持才重新兴修；中和五年，开始取得今天的名号；皇朝天禧二年，普光庆成又扩大基地和建筑；景德三年，宝宁主持此院，直到如今相传承袭不断。因此仔细推究它的兴废、倾圮和完好，果然取决于时势以及主持者能不能作为，而不在于吉凶之说。否则，为什么一个所谓吉地中途废弃，过了二百七十三年才开始完备？《诗》说：‘正因为他拥有这些，所以才像这些。’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交给他，并且告诉那些心中困惑的人。嘉祐庚子年十月癸未记。秀州华亭县布金院新建转轮经藏记。布金院距离县城七十里，寺中有位高僧叫清已，他的品行淳厚纯洁，善于护持佛法，正是所谓慈悲、忍辱、精进的人。时间久了，乡里没有不归向他的。县人颜霸首先施钱二百万，抄写寺中所藏的全部经书，又共同谋划建造大屋，把经书环绕成轮来收藏。后来工程尚未完成，于是不论远近，大家争相捐资，像建造厅堂一样。过了两年便告成，用有文理的木材制作经函，以绨锦包裹，用华美的转轮承载，以藻饰的楼阁覆盖，以珠贝缭绕，以虬龙作为承托，以高大的屋宇遮覆，以宽广的廊庑环绕；方木雕琢，圆木磨制，明处奇异，暗处精巧，涂金间以碧色，庄严装饰并杂绘，总共用钱一千万。前后施舍的人大约有数百，光彩盛大啊！西方的佛书，是论说生灭究竟的著作。生灭，就是周流而无穷；周流说的是事迹，无穷说的是本性。事迹有去有住，本性没有前后；借万物寄托并显现义理，没有比轮更妙的。轮的名称有两种：一叫法轮，是诸佛所乘的。以智慧、解脱使它转动，以戒、定、悲、忍使它运行；小则进入微尘仍有余，大则驾驭太虚也不能容纳，想用形状来比拟却无法命名，这就是法轮。第二叫苦轮，是众生所乘的。以烦恼、贪着使它转动，以昏暗、纷乱和罪网使它运行；上面驰骋于天界，中间驰骋于人间，下面转行于大地，散开则进入鬼神之都、禽兽之乡，却没有人知道它归向哪里，想用形状来比拟也无法命名，这就是苦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唉！在佛便是法，在众生便是苦；有众生才有佛，不是佛便不能度脱众生。然而佛度众生，并不曾让众生脱离自己所乘的轮而另行承载他们，大概只是依照他们所乘的轮指出方向，所以能够并驾同轨，走出无穷的境域罢了。这样看来，凡是称为轮的，都可以用来停止各种苦难，使佛法流转，也几乎接近佛的作用了。转轮建成后，高僧认为我善于解释其中的意义，能够用文章申述赞叹，所以不远千里嘱托我撰文。时在嘉祐辛丑年十二月壬辰。

译湖州安吉县灵峰殿记。障南古邑灵峰山在县西南，水石非常美丽。背山建屋，始于五代开平丁卯年，是高僧义璘、号明义大师所建。当时吴越王重视佛教，崇尚施舍，因而加以褒奖赐予，并命名为灵峰。长兴癸巳年，开始建造佛殿，以供奉佛像。宗室太傅的夫人刘氏，有一天整夜梦中欢喜，发心信佛，便拿出嫁妆钱，选择工匠施展技艺，用香泥涂饰，排列尊像侍从，大体已经完备。过了一百五十九年，正是皇朝治平元年甲辰，追用嘉祐壬寅年明堂诏书，改赐今天的匾额。虽然承平时代天覆地载，林泉也因此增光，但由于风雨年久，土木已经毁坏。寺院第七代法嗣仲贤说：‘我作为上首，最近才接受佛道，通晓许多道理；在贤首宗法门中，我专门承受师父的讲授，修行力量已有余裕，又广泛兼通各种技艺。’于是弟子们尊奉他，乡里人归向他；看到这里倾圮，便感叹并希望兴建。不久有县民施则安、施则寅、施则宽、彦邦，以及嘉禾的沈承礼、唐简等远近十多个姓氏的人。他们正仰望并尊重大师的学问，也乐于种植福德的果实，于是聚集钱三百万，共同修复破旧建筑。治平丙午年十二月十九日己亥开始施工，第二年春天大体落成。用金锤安置基石，木材取直合绳，柱子仿佛挺立而起，屋脊如同飞腾。内外涂丹漆，上下饰绀碧，胜过古代的褒美，在县中称为胜景。伟大啊，薄伽梵的道！因为以无我作为自身，所以万物没有什么能超越它；因为以无尽作为仁，所以众生没有不蒙受它的力量；因为以无边作为度量，所以广大到虚空也容纳不下；因为以无受作为所得，所以施与如大地一般广大而没有极限。只是用一粒微尘般的财物，施舍一根毛发般的栋梁，又怎么能报答称颂它呢？然而有智慧的人达到这里，知道修建的本体是空，成就与毁坏相等；悭吝和布施的本性相同，受用和舍弃也相同；忘掉中间的分别，立身于无相之域，却在有为之时广行事业，难道还有哪一件事不是道吗？使众人来到这里，以香火祭荐，以歌呗取乐，登阶下阶、旋绕礼拜，一次合掌、一次低头，凡是这些行动，都是从无心而发，却使心意得到表达；最终就由自己的心识知无心，那么他们报答佛的功德就多了，利益世人的作用也深远了，难道不值得在当时记下吗？治平四年八月初一日丁未记。秀州华亭县天台教院记。好啊！天台宗建立教化，以观心为法门，以念佛为宗旨。观心，就是观察有心而达到无心；念佛，就是忆念那尊佛，以证明我自身也有佛性。有时登上台阶进入宫殿，共同踏入堂室深处；有时顺着风乘船，横渡苦海。真可以说是大乘佛法的源头、导师教化的方便法门。推究清净本来如此，并没有空、假等因缘，忽然生出万法，于是产生如恒河沙数般的妙门，一念便已具足。所以体性同于寂静和光照，精神通达安乐之域；丘陵坑坎，都看成庄严清净；群鸟和树林，都发出佛法之音。运用它便能如此，哪里还会遥远呢？佛陇开始建立道场，神妙教化遍及四方，各地都向风归附，因缘感应如回声一样。既然四方的珍宝纷纷到来，六时勤修清净善业，栋宇完备而神人与僧众安居，钟声梵音响起而斋戒修行，又怎么可以缺少呢？秀州华亭县某寺的天台教院，真是唳鹤之地的幽深园林，实为龙象居住的精舍。从前寺界东南一带地面空旷，杂草茂盛，时和年丰，百姓有多余财物可以施舍。师徒每天演说佛法，于是建成宽大的屋宇；讲诵之声传开，人们便有了归向。法师元湛是天台山宗派的苗裔。他厌倦了四处游方，于是来到这里居住。既以自己的见识提携新学，又用方便法门诱导扶助乡里百姓。于是施主的供养接连不断，各种建筑和器物都已齐备。又在清净的屋室中塑造西方阿弥陀佛像，高十六尺，巍然垂臂，仿佛要援救溺水之人，以符合经典所说的尺度。当地人延请善于布施、乐于行义的人，于是购买黄金来完成涂饰。这样以后，居住的人便有了寄托瞻仰和诵经诚心的处所，远方来的人也由此生起仰慕大师的愿望；高悬佛像以供观瞻，也就完成了佛门的一切事业。唉！谁说布施就是停留在外相上呢？众生若不爱护自身，悭贪无厌，便会遮蔽真实觉性，聚集成为苦的根本，流转于生灭之中而没有停止。所以不执着外相地施舍，执着便会消亡；看见空寂，佛性便具足。谁说声色不能使人见到如来呢？如今金山聚集在眼前，不能不被我的眼睛看见；和雅的声音不断，也不能不被我的耳朵听见。尘世万法虽然在外，心却是我自身；如果离开所见所闻，哪里还有佛？所以只喜爱苦、乐、空而相信因果，厌弃各种形相而追求解脱，还不足以和他谈论大道。教院已经大体建成，佛像也将完工。因为我早年就体会这种道理，承蒙嘱托，谨表随喜。

译海盐李县令遗爱碑记。秀州海盐县有一位贤能的县令，太常博士李君。他爱护养育百姓，为他们兴办有利之事，又教导他们重视根本、节省用度。他离任以后，百姓思念他。吴承润、潘彦昌等人和众人一起，把李君从任职开始到离去为止的事迹记录下来；这些功绩鲜明地表现在政绩中，藏在众人的心里，传颂于众人的口中，于是来找我请求撰文，使之取信于当世。靠近海边的百姓，生活不勤劳；有河流却不蓄水，有田地却不耕种。如果一年多次下雨，四野成为水泽，水流入海；不久天气稍微放晴，却没有可以灌溉的水，只能坐看土地赤旱，携手流徙的人很多。所以十年耕种丰收，往往没有一两年。李君刚开始任职时，百姓正频繁遭受饥荒，转入山海之间，携带茶和盐来供给衣食，李君都采取权宜办法而不禁止。春天已经可以耕种，但百姓家中没有粟米稻种。李君说：‘上天有适宜的时令，百姓却没有力量，罪责将由谁来承担？’防运使元公绛巡视郡县时，李君拿着数通告身和敕文，请求设置郡府钱库，借官钱三百万，购买种子和粮食卖给百姓。元公赞许了他，年终百姓依靠这些而获得丰收。在此以前，唐代有贤能的县令李锷，疏通全县河道，共有三百零一条，年代久远后又堵塞了。李君说：‘沟渠河道不疏浚，却希望年成丰收，就像气血枯竭而想求得无病一样，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写成一篇劝农书，共二百多字，发布告示给百姓。开始命令百姓积蓄粮食、谨慎节俭，以供养生者、送葬死者；最终又诏令他们准备簸箕、铁锹，按照各人所占有的田地，由本人疏浚修治，借土筑成田埂，用来防御水旱。提刑张公师中察知他的才能，便上报朝廷，请求赐给奖书来勉励能干的官吏。过了很久没有答复。李君说：‘疏浚河道只是利益百姓的小略，我的功业还没有完成，朝廷不赞同我也是应该的。’后来年成也略有歉收，李君便大力劝导百姓修筑横塘堰，在旁边植木设置闸门；长水、永泰，以及开济乡以下各处，都修筑乡底堰，将近三十座，用来最终取得一时的利益。前后所有兴建工程，命令一下达，百姓知道这是用安逸的方式役使他们，老人和孩子彼此告知，争相劝说服从，唯恐落后。不用警戒，不用鞭打，事情便全部办成。戊戌年仲冬，吴地的雨一直下到己亥年仲夏才停止。邻近州县车马相接，方圆千里都遭受水灾，唯独李君所治理的县有堤防和疏导决口的准备，而这时李君已经离任。因此百姓更加思念他。唉！古代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为他们开发土地的利益，以顺应天时，在政事中这是最优先的。所以周代有司勋掌管六乡赏赐土地的法令，把百姓的功劳作为役籍。在汉代，像杜诗、召信臣这类人，才称得上继承了这种传统。拿李君同古人相比，他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李君施政的大略是刑罚宽缓，政令简明；处理纷争和诉讼时，严肃认真，只怕不能完全查明实情；看到一个百姓不能获得应有的生活，便惭愧得无地自容。难怪他在任时能够劝导百姓达到大治，离任后百姓长久而且更加思念他。我曾经陪同李君担任别头主试官，知道他有文章和品行；嘉兴的亲友又能够向我详细讲述他的事迹，确实都同来人所说的一样。因此我不惭愧为他撰写这篇碑文，等待史官采集。李君名维几，字景纯。嘉祐元年四月接受任命，四年四月任满回京；这一年六月乙亥，嘉兴陈某记。

译杭州知府沈公生祠堂德政记。仁宗在位第四十一年，起居舍人、知制诰、吴兴人沈公正任越州长官，他的政绩传到京城，诏令调任扬州太守。随后说：‘江海环绕、形势险要，杭州是大州。’于是改任沈公治理杭州，并晋升为某曹郎中。沈公刚经过杭州，他的任命文书正好到达，众人一起高兴地说：‘这是我们本州的父母官。’山中有祖先的坟墓，街巷中有亲属，风俗的好坏、百姓应当忧虑和应当安乐的事情，沈公早已熟悉，治理成效可以踮脚等待了。沈公接受任命，第二天进入府衙办理事务，十县县令奔走前来献上图籍印玺；沈公一概慰劳接见，并逐一列举他们贪廉、勤惰的情况，于是没有人不相视惊惧。沈公一向明察，府庭中吏员处理的案卷每天有数百件，剖析决断立即解决，没有迟滞难解的案件。不久，有个官吏收受钱财，夜里告诉妻子说：‘使君如今严明，我幸而得到五千钱。’妻子询问钱放在哪里，他仍不肯说。第二天，官吏突然被召集，沈公在庭上责问：‘是谁收了某人的若干钱，告诉了妻子，却不说把钱放在哪里？’官吏两腿发抖，请求认罪。从此人们更加认为沈公如神明，远近内外没有人敢欺骗隐瞒。他刚开始严厉禁止盗窃抢夺，清除赌博，下令后有人仍敢抵触，沈公说：‘把他们交付法外处置，正是为了这种人。’ 于是只单独挑出一个人，公开展示他的处置，以震慑众人的耳目。有个横暴狡猾的人凭借邪术控制公私事务，先前一直不能除去，沈公抓住他依法处置。从此人们知道沈公不可冒犯。道路上没有酗酒喧哗，路不拾遗，万家安睡，门户夜间不用关闭，诉讼案件日益减少，监狱屡屡空置。沈公又广泛颁布律令和各种条教，命令不得擅自改变权衡，不得屠杀牛狗，不得饮食鸡豚，不得把倡优收养为良民。市场上有劣钱，便在街道设置大缿让人投入，不到十天就积聚了数千枚。父子分居的，规定期限，使愿意悔改复归的人奔走返回，约有数百户。佛教徒混杂在商人中从事交易，妇女游入他们的居处而人们习以为常，沈公一概禁止。西湖不准捕鱼，是古代制度；日久渐渐松弛，沈公重申并严明禁令，鱼跃出堤岸，儿童也不敢下水窥视。大概沈公用来治理百姓的方法，有时亲自践行，以诚心率先示范；否则便是根据百姓希望安定快乐的本性来治理。因此他的文告一下达，城内外、田野间争相传诵，老人和妇女轮流告知，没有人敢不听从而信奉。沈公这样治理的第二年，仁宗升遐，沈公奉诏悲痛号哭，几乎断绝行走服丧；又以东诸侯的礼仪荐享，便停止游观，不设置酒食，召集宾客，把府库中多余的钱访求贫穷而无力婚配的良家女子，用来为她们置办婚嫁，成婚的已有数百人。在这个时候，杭州虽然是旧州，风俗却焕然一新；家中有贤良的人，亲属有孝顺的子弟，穿着破旧短衣，闺房中织布，没有一个愚蠢恶劣的人。那些愚昧的男女，时间久了越发懂得感戴沈公的恩德，也惭愧自己的风俗没有达到更好。皇帝即位第二年冬十一月，沈公治理杭州也已两年。诏令召还沈公，于是百姓知道沈公离开此地后将要得到重用、成就大业，都叹息再也不能遇到这样的官长。于是共同在山顶建造室堂，置备画像和仪仗形象，以便揭示供人瞻仰。每天歌颂沈公长寿。后来，身着官服和僧道服的男女，以及年高德劭的人，以嘉兴陈某退居乡间、成为他们邻里为由，请我撰写文章。沈公的风范功绩，我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又能写文章来安慰他们的心。他们来提出请求，我既不能推辞执笔，而且沈公年龄三十七岁，恭敬节俭、简朴平易，像师长一样教导百姓；不离开厅堂深处，便能洞察家家户户，因此能依法惩治奸恶，仁爱施及各类众生。他年老以后，声名传遍王室，利益恩泽遍及四海，这一定会实现。即使古代名臣，又有什么能够超过他呢？难道不应援引考核条文，逐项记录事实，使后世相信，等待史官采集吗？治平元年十月某日记。秀州崇德县新建三桥记。崇德县处在漕运水渠旁，水渠分流通向七乡，百姓的房屋分布在两岸。三座桥是往来必经之处，年代久了，土石塌落、木材腐朽，百姓将要为涉水而苦。卫君子渊原任临安主簿，有才干能力，长官推荐他做县令，又因捕盗有功获得便宜任官的资格，升任补授本县县令。崔君圣猷辅佐他，聪明仁惠和顺，依法惩治奸恶，仁爱百姓，人神安宁，百谷丰登。百姓虽然有赋税徭役，却像孝子弟弟侍奉父母一样，早晚仰望他们的脸色，只怕政令不能下达，没有人敢违背。有一天，他们想到三桥毁坏，来回徘徊，产生重建的想法。百姓知道后，邻里相互传告，接连来到堂下，愿意捐出钱财和工匠来彻底更新三桥。县官为他们指画高度和宽度，都扩大胜过旧有的规模；在中桥建造亭子，让游玩和居停的人休息，使行路的人从未劳烦县官一声呵斥或一次指挥。过了一个月，三座桥便建成了。学习《春秋》的人请求记载说：‘秋七月某日，百姓新建三桥。’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因为要赞美它。赞美什么？赞美它有利于往来，并使工程长久完好。为什么说‘新作’而又说有旧桥呢？因为县官教导百姓来建造，不说县官建成，是为了表达百姓的意愿。三桥的石材不可能一天备齐，为什么却用日期来记载？因为百姓盼望工匠到来，就像工程不会一天完成一样。唉！天下的政事正被三尺法律束缚，县令任期又不长便更换，哪里有空暇同风俗共同扶助衰败、革除腐朽，件件都像古人那样呢？两位县令任职不久，百姓便到处歌咏他们；又能废除旧弊、兴办有利之事，使功业流传数十代，这样的才干也实在少见。朝廷从三公直到百官，县令是官职中最低的。两位县令离开这里后，他们的声名和能力能够逐级上升，难道只是一两级而已吗？以后还将显现出像治理县邑、百姓和三桥这样更多的事业，我不知道后来的撰记者应当怎样记载。

译明教大师行业记。宋熙宁五年六月初四日，有一位大沙门明教大师在杭州灵隐寺示寂，享年六十六岁，僧腊五十三年。这月初八日，按照佛法将他的遗体火化，收集遗骨，得到三块没有毁坏的六根骨；顶骨中又出现舍利，红白相间，晶莹洁净，形状像大豆的有三粒；他平日所持的木制念珠也没有毁坏。于是当地的百姓和僧人相互传告，惊叹并顶礼。过了一个月的初四日，把这些没有毁坏的遗物合葬在他故居永安院的左边。他在世时，曾经同与他交往的居士陈舜俞深入谈论生死问题，并把后事托付给他，因此不能不有所记述。大师名契嵩，字仲灵，自号潜子，是藤州镡津人，姓李，母亲姓钟。他七岁出家，十三岁受度落发，第二年受具足戒，十九岁开始游方，渡过长江、湘江，登临衡山、庐山，头上常带着观音像，口中诵念观音名号，每天十万声。于是世间的经书和文章章句，不用专门学习也能通晓；他从筠州洞山的聪公那里得到佛法。庆历年间进入吴中，到了钱塘，喜爱那里的湖山，于是开始在那里停留。当时，天下士人都学习古文，仰慕韩退之排斥佛教而尊崇孔子；东南一带有章表民、黄聱隅、李防伯，尤其杰出，学者都以他们为宗师。仲灵独自居住，写了十多篇《原教孝论》，阐明儒、释两家的道理本来是一贯的，用来抗辩那些人的说法。诸位读了以后，既喜爱他的文章，又畏服于他的道理高明，没有人能够驳倒他。于是同他交游；遇到厌恶佛教的士大夫，仲灵没有不恳切地为他们讲说的，因此排斥佛教的人渐渐停止了这种做法，后来甚至有人非常喜爱佛教，仲灵便倡导他们这样做。他所住的只是一间屋子，空空荡荡，没有多余的财物；同人清谈，源源不断，直到整日不停。来拜访他的客人，必须是品行修洁、重视道义的人。当时副卿郎公告老辞官归乡，是他最超然物外的朋友；曾经想同他游览径山，已经有了出发的打算。郎公还让县里的豪强预先准备，希望见到仲灵后能有机会尊敬供养他。仲灵知道后不肯前往，派人向郎公致谢说：‘顺从我自己的爱好就够了，何必为了求取富贵而去执鞭侍奉人呢？’他的清廉洁白大都如此。皇祐年间，他离开那里，居住在越地的南衡山；不久又离去返回，重新撰写了《禅宗定祖图》和《传法正宗记》。仲灵写这些书时，慨然怜悯禅门日渐衰落，于是广泛考察经典，认为佛陀之后只有摩诃迦叶得到大法眼藏，是禅宗初祖；往下推至达摩为第二十八祖，历代祖师都秘密地相互付嘱，不立文字，称作教外别传。过了不久，观察使李公谨得到他的书，又仰慕他的盛名，便上奏朝廷赐给他紫色方袍。仲灵又想到自己有幸生逢天子和大臣共同护持佛道、弘扬佛法的时代，于是带着自己的书游历京师。府尹龙图王仲仪果然把这部书上奏给皇帝。仁宗读了以后，下诏交给传法院编次整理，以表示褒奖宠信，并且赐给他“明教”的称号。仲灵再次上表辞谢，皇帝不准许。朝廷中从韩丞相以下，没有不延请会见并尊重他的。仲灵留居悯贤寺，不接受邀请返回东南。不久，那些讲解佛法的僧人厌恶书中有“教外别传”的说法，又以自己所尊奉的祖师不在所谓二十八人之中为耻，于是彼此编造说法来诋毁他。仲灵听说后，挽起衣袖，咬牙切齿，又增加著述，广泛引用圣贤的经论以及古人的文集记录作为证据，几乎写到数万字。士人中有贤德而喜爱佛教的，常常到他那里诉说自己的冤屈。时间久了，即使平生对仲灵很厚爱的人，也仍然遗憾他不能同众人相互调和。到了这些是非争论之中，及至他去世，他平日用来议论是非的三寸之舌，最终却同几件没有毁坏的遗物一起为这些事情作了明证。唉！假使他在取舍褒贬上不公正，辩说又不合乎道理，怎么会达到这样的结果呢？不过，仲灵从中自得并以此为乐的地方，大概本来就不在这些事情上，这难道可以向见识浅薄、听闻寡陋的人说吗？仲灵在东南居住时，最后是蔡君谟任杭州知州，他把仲灵请到佛日山安置，礼遇十分优厚。居住了几年，仲灵言论高远、品行卓异，从不稍稍迁就求学的人，所以没有人能够跟随他学习。他有弟子慈愈、洞清、洞光等，所著的书从《定祖图》以下，称为《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共一百多卷，总计六十多万字。他的外甥沙门法澄能够恭敬地收藏这些书，以取信于后世。熙宁八年十二月五日记。钦定《四库全书》。《都官集》卷九，宋代陈舜俞撰写书信。

译致韩丞相书。集贤相公阁下：我居住在东海之滨，有一天得到驿站官吏的报告说：‘天子任命阁下为丞相，并不是因为阁下和富丞相一同享有天下人的期望；你们胸怀治理天下的事业如同符节相合，使天下人心和谐如同埙箎相应，已经实现了吗？难道不是要把朝廷百年来希望得到治理的愿望，托付给庙堂，在一日之间使政治焕然一新；使百姓成为富裕长寿的百姓，使我们的君主成为无为而治的君主，才算实现了吗？’我听到这话，不知不觉精神振奋、意气勃发，手舞足蹈，呼唤童仆，告诉宾客，抬头仰望日光，怀疑天下已经清明；又觉得天下贤能的人即使超过阁下二人，也没有什么可听闻的了；百姓得到太平，舍弃今天这个机会就不可能实现，难道不是这样吗？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大概还有缙绅先生和隐居山林的人，也相互庆贺感叹，异口同声地说：‘美好啊！伟大啊！我们的君主寻求治理天下、任用贤能辅臣，竟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私下想到，过去我曾是相州门下的卑微宾客，蒙受一次国士般的知遇。自从阁下奉诏回到宰司、重新掌握枢密大权，我心里当然欣喜畅快，但一直没有说一句话来进贺。最初拜见您的人认为自己疏远卑贱，不敢把自己同门生故吏相比；又以为阁下是治理天下的栋梁，正当精心处理机务，尚不足以把这件事视作天下最大的庆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我曾经谈论天下的治理：为什么得到太平这样困难，失去太平却这样容易呢？君臣相遇，为什么彼此倡和的少而抵牾的多呢？仲尼周游列国而不被时代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得到君主信任却才能不足，这就是盛世相隔一千百年也难得一见的原因。伏惟阁下从前已经掌权，后来出任外官，十年不能再回朝，阁下一定会认为自己有使天下得到治理的办法，只是没有时机；天下人也都为阁下感到惋惜。富丞相较早恢复职位，至今已经三年，却不曾施展自己的抱负；看到如此宏大的事业，必定也会认为没有人能超过阁下，这是百发百中的判断。因此古代帝王使用贤能之人，不让他们的才能一次耗尽，也不让他们的力量达到极限；才能用尽，天下就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勇力用到极限，事情发展到关键处便无法继续。帝王掌握用人的方法，大概就是为此。过去范文正公、富丞相和阁下齐名，如今天子都任用了你们，也没有把你们的才能用尽。过去有百发百中的声誉，如今要寻求百发百中的功效；只要有一箭不中，中原百姓的期望便不足以谈论了。况且对夷狄之人又该怎么办呢？所以阁下今天的举措，不能不极其慎重。我十分愚钝，不仅曾经蒙受您的爱护，如今正值阁下被重新任用，更不敢像俗人那样只作阿谀奉承的庆贺；只是内心忧切，实在因为这是天下的大事，不能默默不说。至于端正国家的根本，确定朝廷的纲纪，核实臣下的名分和实际，消除百姓的损耗弊病，振兴衰败的风俗教化，收取礼乐教化的最大功效，这些都是阁下本来就有的学问、早已确定的事业；施行它们自然有先后，取用它们也没有穷尽，不必等待我这种微末之言来补益什么。只希望阁下不要错失时机，努力实行罢了。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不再详述。恭敬拜上。

译致当朝宰相书。十二月十日，具位陈某恭敬斋戒沐浴，写此书信，再拜献给集贤相公阁下。我私下认为：三个月不下雨，忽然有一小片云气浓重地升起；不要说只有一成田地的禾苗枯槁而未能锄治，抬头仰望它的，全国百姓都是如此。等到还没有下雨时，云气浓密地聚集在天上，人人都为它祈祷，也不只是有所等待的人才开口。大概能够给天下带来恩泽的，人人都希望看到；天下的恩泽，人人都希望能够遇到并受到滋润。这就是自古以来英雄明哲之人能够深居廊庙，收罗天下士人的原因。天下士人怀抱志向和才略，只可惜不能使自己投身于这样的人门下，同他们在同一时代被任用。伏惟阁下天生的资质和才业，显露于富贵地位之中，天下人都盼望您成为降下恩泽的人；即使汉代的平勃、唐代的姚崇和宋璟，也没有像阁下这样，在尚未被任用之前就收聚天下人的期望。自阁下发解应试、登上大科，当时有识之士已经深深认为阁下是公卿宰辅之才。边疆长久安定，军队懈怠，财力匮乏，胡人南下放牧，朝廷震惊；阁下出使边疆讲和，张扬国威，议论的人认为阁下不只是使蕃汉百姓重新在朝廷的治理下看见太平，而且有安定国家、奠定基业的功劳。于是天子采纳公议，提拔阁下参与机密政务。阁下自信能够同皇帝相互信任如金石，急切希望建立说明大道的大事业，为天下谋求长久之计；却没有料到大规模的诽谤从中兴起，使您免职而居于方面，至今将近十年。朝廷的政事一天比一天不得治理，阁下的声望却一天比一天隆盛。天下人谈到阁下，都说朝廷的太平就在某一方面，只是还没有把它取来施行于朝廷之上；一旦取来施行，就会像翻手一样容易。我是吴地人，今年秋天居住在吴中，听说天子又命阁下回到政府，我怎能不去见天下人的情形呢？单就吴中来说，天下的缙绅先生、州学县学的师生，乃至隐居山林的人，都奔走庆贺，说国家的太平一旦重新兴起，人人都拭目以待、洗耳恭听，再也没有什么疑虑；天下各地都是如此。当时我同两三个草野士人反复交谈、思量：阁下承受天下如此重大的期望，肩负天下如此重大的责任，又有天子洗去从前不可消除的诽谤，像这样洒然任用您，天下的事情如此重大，长期安定所积累的弊病又如此众多，阁下应当以什么来持守操行，以什么作为当务之急，才能一举行动，堵塞天下人的责难，回应天子明察而信任的心意呢？这就是古人把居位看作忧患，而不把居位看作快乐的原因。又想到，朱砂经过研磨会更加鲜红，箭越强劲射得越远；以阁下天生的资质和事业，再加上十年等待所积蓄的思想，应该会有很深厚的资粮和收获。这样就能左右逢源、处处得到助力了。因而我想到从前唐明皇在新丰驿讲习武事，姚崇开始时用呼犬放鹰来迎合皇帝的心意，明皇便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门下。姚崇骑在马上不接受诏命，皇帝又升任他为紫微令，姚崇仍然不下马前进。到打猎结束时，姚崇上奏说：‘推行天下的有利之事，革除天下的弊病，我担心陛下不采用我的意见，所以不敢接受任命。’于是当面向皇帝陈述几十件事，都是关于中宗末年国家的祸患以及天下应当优先处理的事务，言语十分深切。明皇因此感动激发，流下眼泪，答应姚崇说：‘天下的有利之事，朕能够推行；天下的弊病，朕能够铲除；朕能够采用你的意见。’姚崇说：‘陛下能够这样，天下实在大幸，我岂敢不就任而进言呢？’姚崇开始被任用时似乎不太合乎常规，但最终成为贤能的宰相。后世所称的“十事”，说是太平的根源，难道不是因为他求得君主信任的原则不苟且，而使治理天下、流传后世的谋划早已确定了吗？我又私下听说，般输的技艺巧妙，所到之处天下并非没有木材，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建造高厦当作自己的责任，不必等到寻找木材之后才承担责任。料想阁下受命之初，应当有进入幕府的正直之士和曾经出自您门下的人，早晚为阁下讲论和筹划政务，使您不差毫厘，成就近世姚崇那样的盛事。譬如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孔子难道不知道礼仪的细节吗？大概是因为主持祭祀、侍奉鬼神，不能有一点差错；礼仪一旦实行，便不可反悔。孟子说：‘乡邻有人争斗，却披散头发、戴上帽子前去救援，那就是糊涂；即使关上门不管也可以。’所以，地位疏远而言语亲密，叫作僭越；只责备眼前的事，却忧虑长远的问题，叫作妄言。谁不想使自己宽裕？若不是非常愚蠢的人，哪里肯喜欢做僭越妄言的事呢？然而古代在田野间也有不忘记君主的人，背柴的人也能说出关于朝廷的话；伊尹尚未遇到成汤时，只是莘地的耕作者，他说：‘一个人不能得到收成，就好像是我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这说明仁人义士不必等到有职位之后才生出忧虑天下的心，这就是我今天身处疏远低微之中，却冒着僭越妄言的罪过来向阁下进言的原因。我到京师已经一个多月，刚来时就暗中向众人打听阁下的谋略和措施，其中有人说：‘还没有行动。’有人说：‘只是遵循惯例，尚未真正主持政事，大概辜负了天下人的期望，只是在为自己求安稳。’我的话分量轻，不能指望胜过别人；私下议论的人这样说，也已经很直露了。治疗久病的人，却用猛烈的药剂，企求几天就见效，这不是良医。何况求自我安稳的打算，本来是平庸之人应当做的，不是天下人对贤者的期望。然而居住日久，听到议论的人每天不停地谈论，又颇为看到政府制定新法、裁断天下的小事。我渐渐疑惑地想：难道阁下只有盖世的名声，却还没有做出震动天下的事情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的责备呢？难道是因为吸取从前被罢黜的教训，所以对今天的举措格外慎重吗？如果不是这样，难道富贵名位果真能够使大贤之人产生顾惜退避之心吗？请允许我为阁下逐条陈述：天下郡县长期得不到治理，郡守县令不可能在一天之内逐一选好，关键在于选择按察之官，给予他们更重的权力，并让他们成为所属官员的师帅，这才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阁下在外任职十年，又长期怀有安定天下、救济百姓的志向，因此应当知道某人不能任转运使，某人可以任转运使。如今天下贪污昏暗、废弛懈怠的官员还没有全部罢免，又不曾破格提拔一人。有人资历和才能都足以担任这种官职，却听说暗中奉行三年一更换的惯例，不知这意味着天下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全都才干出众，还是全都没有才干？如果有一个不才之人，一方百姓受了冤屈便无处申诉，贤能与不肖也没有人辨明，反而让狡猾的官吏借机贩卖、横征暴敛、强行索取，以便使兼并之家更加富有；百姓一天已经苦不堪言，哪里还要等三年？

译这是第一条议论者所不赞成的事。磨勘改官的制度，近年以来已经严密地加在铨曹身上，使贫寒孤苦的人受到苛刻限制，实在苦不堪言。大概那些有根基的人奏请任官，都属于京秩，自然不参加铨选。如今看到新制度规定：内官不是省府判官以上，外官不是转运使、提刑以上的人，如果因私罪被杖责，举荐他的官员便不予理会。长吏考察、荐举下属，是为了加重他的权力；对上可以替朝廷举荐贤能，对下可以驱策限制中等才干的人。如今天下因私罪受杖而担任长吏的，有十分之五六；即使断绝他们荐举人才的资格，也必定还要接受按察治罪。这样却说他们能够知道谁没有才干，却不能知道谁有才干，难道是立法恰当的吗？况且如今省府判官、转运使、提刑，果真全都是贤能的人吗？知州、通判果真全都不贤能吗？不贤能的人不足以识别人才，却让他们去治理百姓，难道可以吗？如果说这是为了清理改官造成的冗员，那就应当另想办法；现在这样做，只是困住贫寒而有才、以及懒散平庸的人罢了。这是第二条议论者所不赞成的事。历来朝廷很少肯不经过监司查验，就升降外官，这是因循的弊病。近来有长吏奏报强盗杀人案件为疑狱，这种人实在是天下的妄人。朝廷体察案情，降他的官，却没有再按察追究。这样的荐举，天下人都共同认为是错误的。如今听说那人依仗自己已经被贬官，牵连指控监司属官有罪，以此发泄旧日怨恨，朝廷也因此弹劾他。小人无赖，凭借自己所犯的重罪，牵连善良的人，使对方只受轻罪，也不过是为了逞一己之志。这种事在郡县中常常发生；长吏难道能够专断而不接受这种牵连，却让朝廷来承受它吗？朝廷既然知道他的说法荒诞，已经免除了被牵连者。况且即使他所指摘的事情并非诬陷，对方的罪也不算很重，既然因为朝廷的罢免而使善人受到伤害，还不如不罢免。这是第三条议论者所不赞成的事。国学，是培养贤才、作为天下首善之地的地方。从前朝廷把学官当作升迁资历，不责成他们教诲学生；近年却限制年资，按年举荐，这并不合乎常规。韩吏部不是说过：‘无论年长年少，道理所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这难道不是不顾根本而压抑末节吗？近来听说有一位直讲被举荐，他是天下正直的人。起初士人的期望是，阁下执政后一定不会采用限制年资的办法；如今难道只是拖延等待他达到年限吗？如果年龄和资历符合条例，才能得到补授，即使让平庸的人做宰相，这种办法也能实行。这是第四条议论者所不赞成的事。过去阁下任方面官时，非常希望搜罗天下士人，依据各人的长处来荐举他们，这确实是宰相器重人才应有的做法。然而阁下开始执政时，应当首先选取天下最完美的人才，召入朝廷，满足天下人的期望；那些曾经被推荐的人还滞留在朝廷之外，急切希望得到任用，难道不正说明阁下开始进退人才之时，关系天下极大吗？我不能先行退避，而不为阁下补益一二。阁下正处在这个时候，应当邀请他们到私宅会见，坦诚陈述心意，却总是把他们遣走，反而因循沉默，把决定交给其他宰执，从而使士人产生疑虑和失望。这是第五条议论者所不赞成的事。天下的事情，比这些更重大的，哪里只有百千件？对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对外关系到百姓的祸福。即使执政者，也不能一时忽略而不思考；实在不能责求阁下凭一己之力，在几个月内取得成效。议论者说这件事目前还不可行。若说到近来的几件事，利弊明显而容易看清，所关系的事情也在阁下一句话之间，可以废置、取舍和裁决。孟子说：‘挟着泰山跳过北海，对人说做不到，那确实是做不到；替长者折一根树枝，对人说做不到，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肯做。’正因为如此，议论者才认为阁下不应当不做，却有了因循惯例、顾惜退缩的诽谤。至于所谓尚未主持政事，也是此前执政者留下的旧弊，其用意大致有几种：有的人把少说话、能忍耐事情当作慎重；有的人不通晓利害，不敢相信自己而独断；有的人怕一旦倡言便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独自承担办坏事情的责任；有的人怕言论不被采用，旁边又有互相抵牾的人。这是没有天下事业、也不为天下所信任仰望的常人所采取的做法。阁下一旦受到君主倾心信任、洗去诽谤的托付，又面对天下人洗耳拭目、等待观察的情形，所以起初同列大臣都谦让退避，没有人敢上前。假如您主持天下大事，像江河奔流那样畅达，谁能够阻挡呢？不知道阁下究竟害怕什么而不肯主持政事，又顾惜什么而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俗语说：‘虽然有智慧，不如乘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待时机。’我私下认为，阁下的形势可以说已经非常强盛，阁下的时机可以说已经遇到了。口渴的人觉得淡水也甘美，饥饿的人觉得粗食也美味；我只担心阁下不实行公正的政治。实行姚崇、宋璟的事业，就能得到萧何、曹参那样的声望；成就萧何、曹参的功业，就能享有伊尹、吕尚那样的功勋。这是时势决定的。如今京城人的议论竟然这样喧嚣。诗说：‘张大而夸张啊，竟造成了南箕星那样的虚名。’不知道天下谈论的人又会怎样呢？阁下难道要辜负天下那些洗耳拭目的人，辜负倾心信任、洗去诽谤而托付您的君主，自己丧失替天下办事的形势吗？我私下替阁下感到惋惜。今天国家天下的重大事情，确实还不能立即全部举措。如果阁下确实想震动天下人的听闻，使天下人惊异，解除天下人的疑惑，消除天下人的讥诮，恢复天下人的希望，仍然有事情可以做。如今天下有积累德行、努力实践的完美士人，有的栖身闾巷，有的遗逸草野；这些都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人，阁下却没有把他们罢黜或弃置，难道不是阁下自己相信，尚未主持这类事情吗？这样就使天下人看清您的奖惩，反而说迅速治理没有益处，担心失去天下人的期望、招来天下人的讥诮。却不知道，失去天下人的期望、招来天下人的讥诮，正好像并不是因为这些事。阁下提拔人才，如果是出于公心而提拔；罢退人才，如果是出于公心而罢退，即使一时小人不能不憎恨嫉妒，天下不肖者虽然很多，贤者本来就不少，自然有公论来帮助阁下，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又如两府只在休假时接见宾客，本来就不是过去的制度，也是近年那些骄傲自满、厌恶天下士人的人造成的。如今阁下为什么安然照旧而不加改变呢？天下士人本来就有怀抱辅佐君王谋略、希望为百姓造福的人，也有通晓当世利害、愿意为陛下补益的人。周公是圣人，也不敢安稳地洗一次澡、吃一顿饭，拒绝天下士人，以保全叔父的尊贵。裴晋公是当世罕见的人才，也曾上言要求改变唐代私宅不接见宾客的制度，最终建立了平定淮西的功勋。阁下将要使自身同这两位圣贤相比，为什么害怕而不这样做呢？京城到各处的道路，举步之间就有几里之远；能够骑肥马、驾健仆，在十天之内等待见阁下一次的人，一定是当面柔顺、善于逢迎取悦阁下，以求升进的人。天下的士人哪里能够到达这里呢？

译阁下难道应该认为天下士人不值得寻求吗？我私下认为，阁下宏大的声望如今受到损毁、比从前减弱，难道不是因为突然断绝同天下士人的交往，门下少有正直之人可以同您讲论、提供补助吗？至于中丞、御史，他们是天子选择的最为端正正直、可以同朝廷议论政事的人。我私下听说，旧制度有时在中书省分开听取他们的意见，咨询时事；近来的制度却只在聚集听政时才接见他们，这也是用来隔绝他们的办法。法令不是从天上自然产生的，也不是从地上自然出现的。阁下可以从容地上前，陈述其中的道理，请求能够同中丞、御史丞直接互相提醒告诫，防止过失，纠正错误，不必一件件混杂地上报皇帝。这样天子的听闻就会清明开阔，朝政得到修明施行，成为流传后世的美好利益。唉！人的年龄和头发一旦改变，就不会再恢复；功名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舜的同道者天不亮就起身，禹不敢轻视一寸光阴，周公坐着等待天明，都是为了这个原因。阁下难道不应当勉励自己吗？我从远方来，因为仰慕阁下的德行事业，已经积累了多年的心愿。从前阁下任方面官时，我曾经想请求拜见；如今正当阁下被重用之时，忽然听到士人非难诋毁的议论，并且同他们相互应和，实在不忍心这样做。不过我的才干不足以供阁下使用，资历也不足以替阁下振兴提拔，因此没有顾虑通过传达士人的话，把这些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即使不能对您的聪明才智稍有补益，哪怕只有万分之一，也胜过同朝野中那些诋毁您的人一起唱和。我还猜想，阁下暗中建立了长远的策略，进入朝廷后有重大议论，这些都是众人所不知道的；众人知道后再来谈论，或许并没有得到真实情况。我跟着他们谈论，也只是希望阁下能够宽宥他们的罪过，从而招来天下的言论，收取天下的谋略，堵塞天下人的责备，不至于最终失去天下人的期望，保全为天下建立功业的机会。我的一点心意，不过如此。冒犯您的威严，惶恐至极。不再详述。再拜。致当朝宰相书。三月三十日，具官陈某恭敬斋戒沐浴，写此书信，再拜献给集贤相公阁下。我因为没有才干而地位卑微，所以每天都惶恐不安，没有丝毫建树，最终将同天下愚昧不肖的人一起湮没。然而我又不自量力，仰望当世那些道德文章显扬于天下的人，必定想奔走前去拜见；也不是存心依附、企求借此增长自己的声誉，只是想苟且博见广闻，使自己受到每个人的熏陶罢了。对阁下抱有这种心意，也有十年了。几个月前我来到这里，困顿地居住，却勇于实现这个愿望，不再顾虑身份地位的限制。又私下认为，阁下的德行、事业和声名充满天下，连愚夫幼童都知道称颂；众口一词地说，自从阁下掌握国政、为天下办事以来，众人的责备和群体的期望却有了疑虑，所以我在请求拜见之初，宁愿像进言一样说话。我又认为士人传递言论本来就是自己的职责，于是不避讳，采集当时的事情，把众人的议论逐条陈述，写在书中献给门下。伏望阁下不因我卑鄙低贱而疏远，邀请我在堂上占一席之地，给予好脸色，赐我一些余论。然而以我这样愚笨的人，哪里足以了解大贤者的心意呢？姑且把它比作进入武库，看见戈、矛、剑、戟、旗、旄、胄、甲森然排列，就知道它们足以雄壮三军、威震四夷，包裹收藏、收束起来的都是锋利而尚未试用的兵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后来我高兴地出来，告诉别人说：‘阁下的心，是古代君子的心。虽然功业还没有完成，恩泽还没有施及天下，但已经可以替天下百姓庆贺了。’从此以后，我没有一个姓名传到阁下左右，也没有一步足迹到达阁下门下，难道是我自暴自弃吗？只是担心被看作那些惶惶不安、急切请求拜见以求升进的人，使有识者感到羞辱。如今我已经得到一官的俸禄，即使有千里之遥，仍然还有一些话想说，希望能够把它陈述完毕后再离开，也只希望阁下明察。宰相，是天下人的宰相，不是某一个人的宰相；也是贤者和不肖者混杂居处的职位。贤者未必总能占据它，不肖者也未必永远不能占据它；功业可以盖过天地，声名可以同日月一样光明，但也有离开职位的时候。因此世上曾有拿着占卜术来游说人的说法：‘某人的命运注定要做丞相，某人的命运注定要被免职。’有些人不是靠自己努力，后来竟然真的应验了；由此可知富贵能否得到，取决于天命，并非人力。阁下此前任方面官十多年，虽然天下人的期望一天比一天加重，但深知谋略的人没有谁敢料定阁下一定会很快成为宰相，更何况阁下自己能够预先知道并自信吗？得到宰相之位后终身居之，不可知；转眼之间便不再居此位，也不可知。这些事情之所以不可知，是因为取决于天命。至于建立制度、施行措施、办理天下的事情，早晚只在阁下是否勇于决断、努力实行，并不取决于天命。即使还没有做到，也应当使自己的心意和行为在天下人那里得到信任，不要长久地使人失望，这也在阁下自己，并不取决于天命。自古至今，魁梧明哲、把天下当作自己责任的人，一定都想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生活，这样的人难道只有一两个吗？心愿能否实现，功名能否成就，也是天命；也是天下百姓幸运还是不幸的关键。今天的事情，只怕阁下不去做；只要去做，成败得失就取决于天命和幸运，不幸则关系天下百姓。阁下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只是担心万一不幸，阁下的心意和行为还没有被天下人看见，盛大的时机一旦过去便不能再得到，天下四海将为此悔恨叹息，内心实在不胜忧切。我将回到江湖之外任官，职位卑微，事务简少，既然得到微薄的俸禄，能够使偏亲欢欣，以此终其岁月；但仍然能够伸长脖子、侧耳倾听阁下使君主达到盛治、使百姓得到恩泽的事业，并写成赋和颂，完成儒者赞美太平的责任。冒犯您的尊严，惶恐至极。

译致欧阳内翰书。具官某恭敬斋戒沐浴，写此书信，叩首再拜，敬献给群牧内翰先生座下。我虽然不肖，却从事于学习，曾经得到古人的一句话，私下珍藏在心中；每天思考如何践行、宣说这句话的道理，却一直没有做到。我从小诵读《礼记》，读到曾子说：‘所谓孝，就是国人都称赞、祝愿，说有这样的儿子真幸运，可以称作孝了。’这就是使父母成为君子。我每次抚摸书卷反复阅读，都不曾不想到古人建立功业、显扬荣耀来彰显父母的原因，是否必定是先对这句话立下志向呢？从那以后，我居家求学、外出游学应试，从来不敢不谨慎自持，在言语和进退之间，害怕有任何行为会使父母蒙受羞辱。庆历年间，我承蒙上天幸运考中，任天台从事；任期还没有满，罪罚突然降临，先父不幸在官舍去世。后来我从深山穷谷中背负着完整的棺柩回到家乡，便向宗族乡里的人哭诉说：‘我的罪过和忤逆太深了，想来即使丧身草土也不足以赎罪，反而又加重了它。请允许我改变礼制，实行权宜的殡葬办法，使我早晚勉励自己，坚定所建立的志业，万一能够在当世有些声誉，也使我先父辛勤教子的功劳能够被天下记述；请看重这件事的人，或许还能替我请求朝廷的一道诰命，直到泉下，然后再安葬。’ 听到这话的人说：‘正是如此。’然而我的声名没有显扬，道德没有长进，在簿领文书事务中处处艰难困顿，内心一天比一天感到辜负，事情也一天比一天违背初衷，直到今天已经十三年了。在此以前，我曾经寻求天下的贤士大夫，归附到他们门下，直到自己无愧于心，能够置身门下，自比于门生故吏；这也是因为我非常害怕自己每天沉没在小人俗吏之中，使先父的德行不能有所传闻。如今我又承蒙上天加重我的幸运，通过科举选拔改任官职，屈指计算日月，盼望用赠官的典礼来酬答当初的话，大概再过不到三年。至于能否使先父的美德见于记述，得到当世的尊重而流传取信于后人，还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做到。然而想到我当初以顽钝卑贱的身份在先生座下接受教诲，往来于您的门墙之间，到今天也有十年了。若要凭借我的诚心，请您将先父的事情写进一篇记述，那么这件事也在十年以前就有这个愿望了。今天我终于不避嫌疑、不怕被弃绝，把它全部陈述出来，并不是敢立即说先父已经有足以称道的成就；只是我拳拳之心认为，勉强践行道义直到有所建树，足以使家中有无可以办理葬事，超过这些以后，也将有一天请求金玉般的文字赐予，为我撰写铭文之美；这不是今天就要谈的事。可是转眼先生就要入朝主持天下大政，正要执笔裁定天下贤能与不肖，职位日益尊隆，我再请求满足自己的心愿，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谨将友人姚辟所写的状文抄录在这里，哭泣俯伏于门下，等待先生裁择。不再详述。陈某叩首再拜。致欧阳参政侍郎书。十二月某日，门人具官陈某恭敬叩首百拜，敬献给参政先生座下。伏惟朝廷两府，是掌握文武官员赏罚大权、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机构，也是天下治乱、百姓休戚所系之处。先生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侍从之列登上朝堂，历任两府职位，就像登上严父的厅堂，进入内室深处。难道不是因为您内在有足以镇定天下君子期望的东西，这一点不言而喻吗？对外，天下人称颂您，也足以钳制堵塞小人的横议之口，已经很久了。我有幸成为门人，最初听到任命的消息时，欢跃庆贺，远非普通人可比。后来离开门下，已经三年，仰望您的左右，本来一直勤勉不忘；但唯独没有写信祝贺，直到今天，原因是我认为有道德的士人，富贵本来都是自己应有的，而且还想让自己的功名远远超过皋陶、后稷、契，所以不把职位当作快乐，反而把它当作忧患。几天前收到同科进士钱藻的信，知道我虽然自行疏远、居处在外，我的姓名还没有被门生故吏忘记，我又庆幸又欢喜。于是想奉上书信，并说明从前本应庆贺的事情。又私下认为，世俗的礼节，就像由俳优乐府之人代为说出的言辞，足以称颂盛德、伸展至诚吗？古代的大臣，曾经日夜思求贤士，渴望得到人才，得到后便举荐他们来侍奉君主。那些有才干的人，难道担心自己没有声名和知遇，还要主动去告诉别人、求取自我显达吗？如果不去寻求他们，就得不到他们；如果不能广泛阅览、兼听各方，就会失去他们。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人，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这不只是天子把这样的责任交给大臣，即使弟子之间相互告知的道理，也是如此。我虽然不肖，也冒昧地向上体察陛下用来对待先生的心意，向下转述我所听闻的情况，希望尽到侍奉先生的礼数。兖州录事参军姜潜，学问足以做人师，智慧足以谋划王道，气度深沉，可以使浇薄的风俗变得厚重；志向勇气足以坚持大义，任用他担任什么职务都合适。虞部员外郎、前抚州知州黄瑊，品行廉洁正直，才能超过常人，喜爱建立功名，能够担当大事。扬州签判、虞部员外郎李直躬，外表和顺而内心纯粹，内在刚强而明达；推行风俗教化和政治措施，可以同古代的循吏相比。大理寺丞、知蕲春县俞尚，博学有文才，又兼备各种德行，依循中庸之道来修饰政事。前明州推官林琪、楚州判官侯叔献，守持道义而不动摇，智慧足以照察幽明，才能足以治理繁难之事、承担重大责任。杭州进士施耕，甘于贫困而乐于道义，传授经书、教诲他人，不诡诈，不偏激，有颜回、闵子骞那样的美德。这七个人，行事遵循正道，守身不苟且求取，所以有的沉沦于低级官僚之中，有的混杂在同辈人之间。世上还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也没有人举荐并任用他们。伏惟先生怀有澄清天下的平素志愿，如今正是建立功业的时候，一定会寻求天下英俊豪杰之士。这几个人，先生心中或许早已知道，他们的德行、见闻、器识和才能，应当声名传到朝廷，而今却空守山林。这些不是我所能知道的；然而我这一点心意，只是特别转述自己所知道的人，同时用来称扬贤者，按照师生的道义并不算有嫌疑，也借此同世俗庆贺之辞有所不同。伏望先生稍加察看。不再详述。陈某再拜。

译致欧阳参政侍郎书。十二月某日，门人具位陈某恭敬再拜，敬献给参政先生座下。善于务农的人善于辨知云气阴晴的好坏，能够预先知道水旱灾害的到来，所以耕作没有不获得丰收的年景。善于经商的人善于考察货物财产的有无，权衡贵贱，所以储藏货物常常能取得十倍百倍的利润。那些小人只知道经营自己的利益，尚且能够做到这样；所以君子的道理，是深思熟虑而先于事物行动，在事情刚露出苗头时就知道，并预先做好准备，这样功业没有不成功的，事情没有不响应的。我实在不肖，但如果我的谋划思虑偶尔有所收获，能够不愧于农夫商人这类小人，也就是上天的幸运了。前年我出仕时，曾在先生座下带着先父的一篇行状，哭泣着说：‘我犯下罪过和忤逆已经十五年，却不能安葬先父；这是因为先父辛勤教导儿子，而我恨自己一生碌碌无为，没有建立事业来报答他。我曾经希望先生写一篇铭文，同我一起把它藏在墓中，使先父得到当世的尊重、为万世所信；并且一定要等到朝廷的一道诰命，来赠赐先父于幽冥之下。怀着这份诚心，也已经十五年了。’从那以后，朝廷的任命可以按日计算，我却担心先生的文章不久便会提笔主持天下，化为滋润百姓的恩泽，建立进贤退不肖的功业，那样我就无法得到您的文章了。因此我预先把这件事告诉先生，希望先生也预先答应我。先生怜悯我的诚心，回答说：“可以。”我至今仍把这句话牢记在耳边。近日听说先生入朝参与国家大政，我首先替天下百姓祝贺，其次替天下贤人君子祝贺，最后也替自己祝贺，因为报答先亲的心愿终于不必被农夫商贾之类的小人讥嫌，可以自行庆贺了。既然对人许下的诺言价值万金，不能不看重，古今圣贤都是这样。有人说：“先生的文章明亮得同日月一样，长久得同天地一样，哪里只是把万金看作锱铢呢？”我知道先生一定会报答自己的诺言；即使如此，先生难道会抛弃我、拒绝我吗？即便把连绵的山当作坟墓，把黄金熔化作为外椁，让千人执绋，准备百瓮随葬物品，也不能称作真正安葬；若在人世间感到惭愧，又无从报答地下的先人，最终也不会草率下葬。先生难道终究肯答应我吗？我若能在坟垄上背土，使先人的善名永存于陵谷之间，使我这个小子在乡人面前无愧，赎回十五年未能安葬先人的罪过，那么无论生死、使枯骨复生，我的报答之论都不会止息。先生究竟是拒绝我，还是答应我呢？不再详述。某再拜。钦定《四库全书》。《都官集》卷十，宋陈舜俞撰，书。给当朝宰相的信。具官某恭敬地斋戒沐浴，写好这封信，向东遥拜，交给门人转呈集贤相公阁下。我曾经学习古今历史，私下疑惑历代治乱的踪迹：为什么实现太平这样困难，而天下祸乱又如此之多呢？桀、纣造成的祸乱，并不是因为尧、舜之道已经灭亡；使尧、舜之道灭亡的，也不是尧、舜时代的人。然而上天所生的人才无穷无尽，上天并没有把皋陶、后稷、禹、契、夔、稷、元、凯等人才私自赐给尧舜。尧舜战战兢兢，把不能得到皋陶、后稷、元、凯看作自己的忧患；皋陶、后稷、元、凯也惶惶不安，把不能遇到尧舜看作自己的忧患。因此，文德教化传播到四海，尧舜的功勋充塞天地。唉！百姓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太平政治了。士人生活在世上，彼此相处，天天见到的往往是虚伪；先王之道从来没有人人传授，也没有传出乡里；国君从来没有为不能得到士人并任用他们而忧虑；士人一旦进入利禄之途，也从未实行自己的道、采用自己的言论。难道只是皋陶、后稷、元、凯没有出现在后世吗？后世培养、任用、进取人才的方法已经不同了。那么，士人出仕于世，想要做到对进身之道无愧，应当怎么办呢？国君如果不以失去士人为忧，就不会举用他们；即使忧虑并寻求人才，如果不以失礼为忧，就不会按照礼制进用他们；如果不以不能实行他们的言论为忧，就不会采用他们的意见；如果不以不能让他们完成自己的事业为忧，也不会真正进用他们。人人都有求进的心，但求进非常困难，所以常有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愿望，却不容易实现。哪里会有仁德之人在上，使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本心，彼此天天见到太平政治呢？士人怀抱这样的道，恰逢这样的时代，难道愿意同鸟兽草木为伍，而能忘记贫贱的忧愁吗？我不才，潜心读书，以文章因袭陈旧为耻，推崇古人的忠义，也已经有些时日了。此前我说话总是谦逊，进身总是退缩，本来从未像这样急切求进。唉！难道不是因为知道自行进身困难，也知道盛世不可再得吗？至于鉴察前代君王兴废的原因，明辨后世成败的关键，探究百姓的利弊，议论天下的安危，虽说智慧不大而谋划宏远，所责在近处而忧虑及远方。如今或许有人认为我所写的书可以采用，因而举荐我参加科举。又想到古代宰相都开阁来培养天下士人，收集群策以整治各种事务。阁下爱惜贤才、选拔士人，超过古人，而我过去有幸担任宾客属官，曳裾出入阁下门下。虽然阁下的盛德大业并不需要借助他人，但狂夫的言论，圣人也会选择其中可取的。如今我进身求仕，是希望得到足以满足自己愿望的机会；至于能否蒙受您的恩赐，还未可知。假如您只从我的书中采纳一句话，对今天有所补益，那么我的心本来就已经满足了。谨将所进《治说》五十篇十卷缮写成册，冒昧献上。还望您在调和治理政务的闲暇，俯赐审阅。其余不再详述。某叩头再拜。

译给当朝宰相的信。某居住在东海之滨，一天收到驿馆官吏的报告，恭敬地得知执事晋位为首辅，与您并肩受命的诸位，也都是天下所寄望的人。我正在吃饭，匕箸掉落，竟不知不觉在座位上起舞。唉！圣明天子求治之心竟如此迫切，任用贤能宰辅又如此恰当。大概自汉、唐以来，任命宰相的盛况，从未有今天这样。某又想到天下的士大夫、岩穴隐士，洗耳等待革新，擦亮眼睛观看太平，难道只有一两个人吗？只是我区区孤独一人，想到过去客居京师，每天听到都城人士和卿士们的议论，执事执掌政权以来，所施行的谋略似乎还不能完全满足众人的期望，我曾冒昧不避忌讳，把众人的意见抄录下来，置于主谒之处。恭敬地希望执事远取圣人吐哺握发、礼贤下士的意义，不因我的狂妄浅陋之言而有所隔绝，以对待上客的礼节接见我，赐我长谈的机会，敞开心怀亲自指示时事，那么我便知道执事培育德性、等待时机，兴办天下利益、除去天下祸害，自有先后次序，和那些进取过于锐利、退处过于迅速、轻率决定去留的人，不能相提并论。从此以后，我在一方伸长脖子，每天等待德教下达；那么像裁减任子之令、改革贡举之法这样的措施，显然也足以振奋天下人的希望了。但我又私下忧虑的是，太平之世不容易得到，君臣相遇也非常困难；恐怕执事有等待施展的心愿，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怀抱切磋磨砺天下的办法，却不能建立功业。万一到了这种地步，当世之人仍然看不见执事有所作为的迹象，谁还会相信执事求治的心愿呢？我不能不说，执事已经知道上天将降大任于自己的心意，期待您的治道在合适的时候终于在今天见效。然而我听说秦国人苦于痿痹之病，共有二十年，庸医和拙劣医术每天登门，不但没有治好，反而害人的很多。乡邻中有人经过并告诉他们说：“一定要请卢医、扁鹊来，病才会痊愈。”可是秦国人始终不信，日渐消瘦，月月病重，始终没有好转，终于请来那两位医生，乡邻都很高兴，秦国人却担忧地说：“秦国的医术难道就只有这些吗？从此让他们来治我的病，病情一定会改变了。”唉！今天的事情与此没有不同。天下的弊病，难道仅仅是痿痹而已吗？那些与执事并肩任用的人，就像医生中的卢医、扁鹊。天下的贤能，本来不过像执事这样的两个人，因此天下虽高兴，有见识的人却以为忧虑。为什么呢？医治久病的人，不能只求不用药的轻松，必定要有针刺砭石的锋利、攻灼药物的毒性、昏厥眩晕的痛苦，然后才能固护人体元气，疏通五脏的郁滞，使六腑调和，增强筋力、丰润肌肤罢了。如今有百年的弊病，哪里能只实行因循旧迹的治理？必须有非同寻常的事业、超越常格的进退任用、大有作为的改革，然后才能树立天下的根本，消除当世的冗弊，使百姓获得安乐舒畅，振扬威灵而达到富足。现在执事如果施展平日所积蓄的才学，显现宏大的功业，针对百年弊病谋求一代之内的救治，那么朝廷达到三代的康强，百姓享有二帝的长寿，就在这一举措了。假使执事又实行因循旧迹的治理，沿袭前人的作为，不过是勉强维持、保全现状，因而使天下人的希望退落；那么辜负执事而没有归属，天子今天对您的信任以后也不可再得。这样看来，任由四海的疮疡溃烂，形成一世的不治之症，也正是这种做法造成的。我又考察汉、唐以来承担天下忧患和责任的人，没有谁像执事这样责任重大。古人不把职位看作快乐，而把职位看作忧患，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所谓针砭的神妙，是什么呢？恭敬地认为，执事的道贯通圣贤，学问通晓古今，知道天下的责任不可逃避，也知道天下托付的重任一定会到来。难道只是怀抱平庸的谋略、掌握狭小的本领而已吗？您一定有治理天下的高雅才略，施用于大小事务都适宜；有深远的谋略，随时取用而不会穷尽。恭敬地希望执事以必行的决断来裁定，以极其神妙的办法施行，这就是所谓非同寻常的事业，正如秦国医生使用针砭。我所谓攻灼之毒，是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如今综核考察的法理废弛，贤能与不肖混杂，大官大职逐级升迁而来，从未等待功劳，只是白白领取空俸，纷纷没有事情可做却又要任用他们；同时又担忧人才不足，这是天下最大的弊病。恭敬地希望执事识别贤能，即使是草莽尘泥中的人，也一定让他们成为显贵；察知不善之人，即使穿着黻冕朱紫，也一定废置在冗散职位。这样士人多趋向善道，官员都能称职，这就是所谓超越常格的升降进退，正如秦国医生使用攻灼之法。我所谓昏厥眩晕之苦，是什么呢？我私下认为，众人难以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端，却容易同他们享受成功。郑子产是古代贤能的大夫，执政一年，舆人想杀他；三年以后，百姓却歌颂他。君子的幸运，是小人的罪过；善人的利益，是不善者的祸害，这就是诽谤产生的原因。何况如今与君主的关系正处于关键之时，执事应当奋发而不顾一切，以不可夺移的道义行事；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顾自身；尚未取得人的信任，却先取得上天的信任。这样，还有什么利益不能兴办，什么弊病不能革除呢？这就是所谓大有作为的改革，正如秦国医生造成昏厥眩晕。我所谓固护元气，是什么呢？我私下认为，人没有元气就不能生存，国家没有根本就不能稳固。从前贾谊可以说是懂得国家根本的人，他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端正，天下就端正。所以古代天子、国君即位时，政教还没有修明，礼乐还没有讲习，君臣便共同商议建立根本大计，往往这样早就开始了。至于教导、习学善道，还唯恐来不及，哪里有把祸患的征兆留给一世却不加以防备的呢？大臣畏惧退避而无所陈说，不能替国家作长远打算，真是令人凛然寒心。”况且天下是太祖、太宗的天下，他们相互揖让而取得它。恭敬地希望执事采纳正直的建议，推明上天的心意，以此尊重宗庙，使祸患在尚未发生时消除，把福泽留给万世。这就是所谓树立天下的根本，正如秦国医生治病，首先必须固护人体元气。我所谓疏通五脏的郁滞，是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如今蚂蚁般的士卒约有百万人，他们仰赖县官供给，每年大约要五千万；像犬马一样供职的臣僚约有三万人，他们从县官领取俸禄，每年大约也要一百五十万。天下财物从百姓身上搜取，聚积起来像丘山一样，但每年的收入还没有超过一亿；而官府和军队的冗余开支已经占去大半，其余郊祀、宫廷的供奉和岁币等费用，尚且不够支用。

译古人三年耕作，必定有一年的积蓄；国家没有三年的积蓄，就说是不足。如今却靠当年的收入供养当年，仍然有时不够，所以太仓的粮食不能支撑连续数年，都内的钱财也从未听说达到亿数。不幸又加上战争，接着发生饥荒，为国家筹划的人实在非常可怕。恭敬地希望执事严格进行教练，淘汰无用的士兵；整顿仕进制度，澄清不称职的官吏，使国家总共收回三年的冗余供养，留下足够一年的经费；这样实行九年，国家大概就可以有储备了。这就是所谓消除当世的冗弊，正如秦国医生治病，必须疏通五脏的郁滞。我所谓使六腑调和，是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如今田土的赋税、关市山海的利益，已经全部从百姓那里搜取了。朝廷任用刻剥百姓的官吏，把羡余看作有功；郡县考核征收科派的劳绩，把残忍看作称职。天下有禁令之外的禁令，小人一旦犯法便没有完整的肌肤；天下有赋税之外的赋税，百姓饥寒交迫，连勉强免除都不能。唉，可以说已经困穷到极点了。恭敬地希望执事清理名田，减轻大半的赋税；节省用度，疏通天下的禁令。即使还不能完全禁止禁令之外的私征，也应分别制定条文，使执法者有所依据而不任意断割；对于赋税之外的私下搜敛，也应留下百姓衣食的丝毫余地。这就是所谓给百姓带来安乐，正如秦国医生治病，必须使六腑和调。我所谓增强筋力、丰润肌肤，是什么呢？我私下认为，朝廷以军队强盛、战胜敌人为筋力，以家家富足、人人丰足为肌肤。如今敌国在外侮辱我们，要靠贿赂才能取得满足，能说是强盛吗？百姓盗窃、穷困、流离转徙以至死亡，能说是丰足吗？恭敬地希望执事努力做到尚未做到的事情，改革想要改革的事情，更改应当更改的事情，那么中原自然一天天强盛，敌国畏惧我们如同畏惧天地；百姓一天天富足，礼乐完备而廉让之风兴起，这就是所谓振扬威灵而达到富庶，正如秦国医生治病，增强筋力、丰润肌肤。这几件事，大概是天地间的大务，也是兴复国家最急迫、最优先的事情。执事得到君主信任，遇到合适时机，又有同心共政者，可以一同推行这些事情，就像饥饿的人得到粮食、口渴的人索取饮水一样，仍恐怕已经太迟了。至于弥补一切事务的缺失，改变一代以来的旧弊，细致周详到极点，哪里能够一一记述完呢？恭敬地希望执事开阁接待天下士人，退朝后不贪宴乐，广泛采纳群策，夜里思考、白天实行太平之功，这样才可以达到目标。唉！古代太平之世常少，祸乱之世常多，难道不是圣贤人才与时代常常不能相遇吗？古代有才能而没有时机，仲尼就是这样；有时机而没有人才，房玄龄、杜如晦就是这样。上天降生执事来辅佐我宋，上天又使我君主得到贤才；执事获得了圣人未曾获得的时机，又有房玄龄、杜如晦所未达到的学问，可以说是极其盛大了。执事不要说上天还没有厌弃祸乱，因为上天把这样的时机赐给您，已经足以证明；不要说君主还没有把您视为心腹，因为君主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您，可以说是坚定不移。如今执事竭尽一切去做，就没有违背上天；竭尽一切来报答君主，就没有辜负我们的君主。执事忘掉自身，自己反而会安全；不顾念自家，家族反而会荣耀。时机啊，时机啊，不会再来，只有执事自己谋划了。某愚笨卑贱，没有什么才能，只因曾经求知天下之事而有所了解。即便如此，我不知道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如今正当执掌重大职任之时，我曾经在您面前进献过浅陋的意见，后来又不能默然不说，所以冒昧把它们全部陈述出来，只请执事选择采用。即使我的话没有补益，也希望您知道我的心意诚恳；万一其中有所可取，执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它，那便是我最幸运的事。我确实没有借此谋求自身利益。冒犯台府森严的刑罚，也只希望您怜悯宽恕。不再详述。某再拜。

译给昭文相公的信。具官某谨慎地拂拭蓍草、选择吉日，斋戒静思，写成此信，叩头再拜，惶恐地陈述于昭文相公阁下。我曾恭敬地认为，君子践行大道、推行于天下，实在难以在出仕与退处、离职与任职之间求得恰当。人生谁不羡慕富贵而厌恶贫贱，谁不以美食为好而以粗食为厌，谁不喜欢华美的衣服而羞惭于破旧衣裳，谁不以有人役使、宠幸便利为快而怜悯身体劳苦，谁不以志愿和恩泽日益施加天下为乐而因困穷、遭挫折于所作所为而叹息，谁不希望声名像日月一样显耀而以埋没无闻为耻？又何况天下并非没有足以供养自己、伸展愿望的形势。然而君子践行大道、推行天下，是否遇合、是否有所得，并不是人人都相同。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时运，君子却不这样说。周公辅佐天下，使诸侯朝见如同运掌，算是得到时运了吗？可是与周公同时代的伯夷、叔齐却饿死了。孔子作为旅人，奔走四海，死时连放置锥子的土地也没有，算是没有得到时运了吗？可是与孔子同时代的管夷吾、晏平仲，曾经使他们的君主称霸。因此君子不说这是时运。有人说是命运。《论语》说：“不知道命运，就无法成为君子。”周公本来已经通达了，但远有四国散布流言，近有成王不了解他；周公惕然恐惧，担心不能光明地继承文王、武王之道，使辅佐王室的事业大大坠落，于是作诗留给成王，题名为《鸱鸮》。仲尼本来处于困穷之中，失去了鲁国司寇的职位，先后又推荐子夏、冉有，他到诸侯国去时没有一次不是惶惶不安。假使周公认为一切是命运，就不会听到流言便恐惧；孔子认为一切是命运，就不会奔走诸侯。因此君子也不说这是命运。既然如此，其余关于任用与舍弃、出仕与退处的分别，也可以说是很难处理的。周公、管夷吾、晏平仲得到了适宜于出仕的位置，就出仕而不算谄媚；孔子、伯夷、叔齐得到了适宜于离去的位置，就离去而不算固执。后世出仕的人，如果没有周公、管夷吾、晏平仲那样的道义却出来做官，都是苟且仕进；后世退处的人，如果没有孔子、伯夷、叔齐那样的义理却隐居，都是妄自隐居。所以说：“富贵是人人都想要的，但不是用正当方式取得的，就不接受；贫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是因为正当原因造成的，就不逃避。”君子对于自己，审察自己出仕或退处的原因，力求不失正道，还不算困难；但处置别人任用自己或舍弃自己的态度，使双方都不失义理，就非常困难。假如既能审察自己，又能妥善对待别人，那么不会因为别人将要舍弃自己，就主动迎合别人；也不会因为别人将要任用自己，就离开别人。对于别人所舍弃的人，即使得到他，君子也会说：曾经并不值得如此。这就像黔敖对待那个饥饿的人一样：离开了应有的位置，即使得到了它，君子也会说：“这是把天下看成了道路，任意践踏。”古人对于任用还是舍弃、离去还是留下的区别，常常如此慎重；如今的人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加仰慕富贵、喜欢肥美的膳食、欣赏华丽的衣裳、以役使人和亲近宠幸为快，把恩泽施加天下、追求声名看得比日月还重要；也不是因为他们厌恶贫贱、嫌弃粗食、羞穿破衣、怜悯劳苦、叹息困穷和屈辱、更加害怕湮没无闻；也不是因为周公、孔子、管仲、晏婴、伯夷、叔齐的道路已经消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时势造成的。古人能够出仕于世，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在国人中形成了声望，于是乡大夫、乡先生以礼相待并请他为宾；他们的辨析议论得到卿大夫认可，于是国君亲自执礼相见；他们的志向和才识闻名于国，于是国君用束帛聘求他们。并不像如今，只因言论是否符合有司所定的尺度，众人纷纷前来，符合便录用，不符合便抛弃，薄待到了这种地步。古人离开一个国家，离开鲁国就到卫国，离开卫国就到齐国、晋国、宋国、秦国，有的还到四夷去；不像如今，不合有司之意便成为平民，有的甚至穷困而死罢了；不合朝廷之意便成为被贬黜的臣子，有的甚至被禁锢而死罢了。因此，如今的君子常常不如古人那样有光明磊落、进退出入的操守，而居上位的人也没有因唯恐失去一个士人而感到悔恨。即使这样，说古代任用和舍弃人才的办法还不能立即恢复，可以；但说古代任用和舍弃人才的原则不值得恢复，就不可以。说如今使人离去或留下的办法即使失去人才，也不能因此让人才离开中国，可以；但说如今使人离去或留下的办法即使不失去身在中国的人才，也不可以。假如有人喜好古道，遵守古代任用、舍弃、去留的原则，却不走出天下，他难道只会把古道以及古代任用、舍弃、去留的原则寄望于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吗？还是不会只把这些寄望于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呢？孟轲说：“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陈述在君王面前。”难道他不认为仁义之道美好吗？他心里想的是：“这样的人哪里值得同他谈论仁义呢？”所以齐国人没有谁像我这样尊敬君王。如今他来到这里，如果不是把古道和古代任用、舍弃、去留的原则寄望于我们的宰相，那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不恭敬了。古代用旌旗招募士人，用皮冠招募虞人；虞人不过是郊野的鄙人，得不到召唤也不前往，何况国士呢？如今天子招募天下士人的办法，就像六博的规则一样，有时偶数取胜，有时奇数不胜；不胜的人不得怨恨，取胜的人也说：“是幸与不幸，不过偶然罢了。” 所谓以六科来防范、甄别天下士人的办法，就更加过分了。它就像射寠数之类的技法；然而六道题目，必定罗列群书中隐晦深奥、奇崛难解的言语，再把它们交错分离，故意造成难以知晓的情形。侥幸知道了，便算中选；不幸不知道，便因不知道而不中选。然而天下的士人，有胸怀治理天下、辅佐君王的谋略，正如汉代的董仲舒；有直言敢谏的心志，正如唐代的刘蕡。他们出类拔萃地通过这科，不能说是得到了召唤而来。若说如今天下应选的士人虽然有古人的道术，却没有古人的操守，所以得不到召唤便前往，也不可以。大概由于朝廷承平和谐，街巷歌唱、乡里诵读，文章声名响彻天地，收罗人才日益增多，得到的士人也很多。群臣如《棫朴》所称的材木般丰富，山岩深谷中却没有《考槃》所写的隐逸之乐。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如果名声不能列入当权者之中，就免不了成为乡里人家的供养者；不能得到俸禄，就最终困顿于田野。求取而得不到的有，不求取而自行得到的却没有，所以他们都惶惶急急地赶来。古代任用士人，只任用他们所擅长的，不任用他们所短缺的，因此人才有余，而治理之道日益不足。如今对待士人，却专门考问他们不知道的，明知他们做不到还责备他们做到；即使得到了人才，大概也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译所以近年以来，诏令荐举所得不过一人，严重时天下竟没有一人足以充任其选。这并不是士人消失了，而是任用他们的短处、不任用他们的长处造成的。像这样荐举人才给我们的君主和宰相，难道不应该使他们因此动心吗？古代对待士人，不只是荐举并任用他们；至于礼待他们、接纳他们，本来也是有一套办法的。比如周公，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在天下人的地位本已不低。然而平民士人拿着贽礼来拜见并拜他为师的有十人，归还贽礼后前来拜见的有十二人，穷巷白屋中他所接见的有四十九人，进献善言的有一百人，接受教诲的有一千人，入朝朝见的有一万人。这说明古人对待士人，也有很多办法：有的授予爵位，有的给予俸禄，有的尊重他、推重他，有的教育他、供养他；不像如今，有人凭借极重的资历，挟持着不可调和的态势，愿意接纳便耗尽一天的精力极力尊崇他，否则便悻悻然拒绝，摆出自满傲慢的样子。近世所谓制举，也可以考察。例如唐代武德年间的荐举，没有固定制度，都是标明名目来搜求、举荐人才；策论文章高等的授予美官，次等的也不过取得一个出身罢了。哪里像如今这样，标榜特别的选拔，称为非常的科举，得到它便立即取得富贵，否则便抛弃而去，庸碌不振。我曾远远考察周公辅佐成王的时代以及唐代武德年间，那时礼制修明、乐制完备，刑罚清明、诉讼简少，家家富裕、人人丰足，歌颂之声和美盛的功业，光明灿烂，极其盛大。毕公、召公、虞公、虢公等众多圣贤共同辅佐，次之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众多贤臣共同谋划治理；即便如此，他们求取善士的心意仍然如此勤勉，取士的方法仍然如此恰当。拿那时与今天相比，不能说今天没有事情可做。因此我们的君主和宰相正应当孜孜不倦地求取天下士人。大略说来，古代的制度稍加修整，今天求取人才的事务，就一定要得到士人而后停止。阁下的道德功业，不只是在当今无人可比，在数百年之间也只是一个人罢了。岂止能够使我们的君主成为武德年间那样的君主而已？即使把自己比作周公，也不过分。我不肖，没有通晓古今的术学，只是徒然仰慕古人的节义。私下庆幸阁下正值讲明道理、使天下得到治理的时期，也正值留心收用士人的时候，便不顾自己的浅陋，从海滨起身，求得在阁下爵禄和教养之中安身。此前我特意把所撰写的治道论说五十篇，托付放在门下。如果蒙阁下察看其中言论，相信其中所存的志意，若它大体符合长久适用于世的道理，也可以粗略说是不苟且了。然而如今又这样陈述我的微小心意，是因为听说朝廷正在收集采纳人才，使我得以在有司任事。有司一定会出难题，考察那些题目，举取一人、二人的名额。侥幸能够通过，尚且还不可知；如果不幸因记诵赶不上要求、科举题旨又不明白，便只好像庸碌之人一样低头离去，那么终年都不能望见阁下的门墙，也就没有办法竭尽我的愚忠了。因此我把这些全部陈述出来，以求永远无愧于古人。上给吕参政的书。某惶恐地叩头再拜，有话要禀告参政阁下。我私下认为，二帝三王时代的君臣，距今已经很远，并没有流传的风尚和遗留的恩泽能够延续到今天。然而人们无不认为他们圣明而贤德，大概只是因为他们施行仁义礼乐、赏罚号令的事迹还存在。孔子、颜回、子思、孟轲，活着时只是平民，从未得到方圆百里的人民而统治、长养他们，只能高谈道义而死去；然而后世的人怀念他们的风范功烈，仍说二帝三王时代的君臣还不如他们。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没有施行仁义礼乐、赏罚号令的事迹，却有治理时代、安定天下的心志，因而为后世所信服。道理大概寄托在事迹之中，虽然可以与天地同样高厚，却终究有所极限；而深深浩浩地藏在心中，没有人知道它的边际。这就是后世评论仲尼远比尧舜贤明的原因。恭敬地想，阁下学习孔子、颜回、子思、孟轲的道术，又处在二帝三王臣佐那样尊贵的位置，声名事业为四海所仰望，可以说极其盛大了。至于仁义礼乐、赏罚号令的事迹，已经显著存在很久，恩泽施加于百姓，也确实已经久远；但天下士大夫彼此谈论说：“夫子用来治理世道、安定天下的心意，我们本来还没有见到。”他们指着从前的事迹，姑且称赞说：“从这些可以知道夫子的心意。” 因此，天下士人所仰望并等待的，难道还浅薄吗？我被弃置而穷困已经很久了，但仍徘徊彷徨，爱惜自己剩下的生命，希望还能见到阁下竭尽心意、施行德化，使昆虫草木也沐浴其中。请您明察。不再多说。某再拜。

译钦定《四库全书》。《都官集》卷十一，宋代陈舜俞撰写的启。贺文相公启。我恭敬地听说枢密太尉相公光荣地奉行诏制、进入枢密院任职，杰出的贤臣掌握政柄，天下都共同欢庆。恭敬地想，太尉相公的道德光辉如三英，才干兼有九德；风云际会，正逢圣明之时而出仕，像彩虹般的光辉灿然，成为天下所共同仰望的人。功勋劳绩遍及朝廷内外，清白足以光耀国家；裁断国家政事的安危，许多方面都受到倚重；辅助皇帝调和天下，政事的舒缓或紧急，没有人有异议。如今皇上正经营武备于朝廷，仰赖您成就大业，慎重地把重任交付给您，这是多么美好；也知道您在帷幄中筹划先机，使五兵不战而用，主持机衡政务，使百种法度协调。某有幸出自您的门下，因此尤其受到鼓舞。贺富相公启。我恭敬地听说相公被朝廷擢用，天下非常庆幸。恭敬地想，相公如皋陶、夔那样的贤能，即使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您杰出地生于韩地，确实辅佐我大宋。忠义始终如一，凛然如冰霜；在三朝建立的功名，光耀于史册。您本来已经把天下的大事视为己任，又常常努力去做众人不能做到的事，成为万世的金城、九庙的磐石。上天把大任交给您，士人没有异议。如今正要厌弃百事的败坏，使众人同心一德而修治振兴；治理纲条讲求三代的盛况，天子的声威震动八方。美善的谋略将要施行，而您此前所任的职位还不长久；美德广泛施布，而百姓所期待的还没有终止。如今您返回中书门下，正是成就宏大功业。众多贤臣汇聚，竭尽努力共同归附；百姓处在您的陶铸之中，像从前一样欢欣鼓舞。我出身卑微，如同草根，蒙受生养教化已有根本，如今有幸遇到此事，欢庆无边。我流落在偏远穷困之地，遥望并勤切思念您，内心无法承受这深切的感情，惶恐到了极点。谨奉上启事陈述祝贺，恭请您以宽厚的慈意俯赐鉴察。谨此启告。贺张参政启。我恭敬地听说参政侍郎光荣地奉行制书，荣耀地参与国家政务，在洪大的造化之下，众人都共同起舞庆贺。恭敬地想，参政侍郎有如金玉般清正的操守，智慧如蓍龟，一句话便能使君主醒悟，裁断重大政论以扶持危局。四海想望您的风采，懦弱之人也因此增加气概；功勋业绩在朝廷内外相互辉映，谦恭的德行得到天人的多方辅助。您从前表率枢庭，参与谋划国家根本，帷幄筹划多有胜算，虽掌权而不虚浮；台鼎之任尚未调和，舆论却已经没有不满意的。如今果然与原职互换，圣主明白您是知臣，百事得以协调，百姓都蒙受福祉；您渡济众生，奋发建立功业，已经符合朝廷的期望；功勋将被载入史册，正等待在公卿之位上光耀天下。贺参政给事启。我近日看到邸报，恭敬地听说您光荣地承受皇帝诏命，进入三公之台辅佐政务，凡属蒙受陶铸的人都不胜欢欣慰藉。恭敬地认为，参政给事才干足以辅佐君王，声望足以光耀国家；积蓄了诚信正直的高明谋略，富有治理国家的盛大功业，早已具备大臣的器量，又早已得到明主的知遇。入朝辅佐机衡，匡正朝廷的大事；出任牧伯，宣扬屏卫国家的元勋；屡次更任朝廷内外的职司，确实显示出宰辅的声望。众人都赞同，正合乎皇上的心意；果然由于皇帝多次接见的恩宠，再次辅佐公卿推行教化。上可以匡正君主的缺失，下可以补益辅佐国家的适宜之策；谋划社稷的长远计划，扩充朝廷的奇谋；治理国家、论说道理，借您的启发劝告来帮助皇帝；停止战争、改用车服礼乐，赞成帝王事业的太平。如今正任命您担任保衡之职，以彰明垂拱而治的风气，足以符合众望，长久宣扬同心同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贺枢密太尉启。我近日看到邸报，恭敬地听说枢密太尉光荣地奉行制书，自从登上枢密院长官之位，我更加增添了欢庆之情。私下认为，您处在辅弼重臣的次位，参与帷幄谋划的职司，慎密地辅佐王室谋略，匡正天下的机要事务；统筹调和军队法令，掌握朝廷之外的军事权谋，必定要依靠俊杰的才干，来承担股肱之臣的职责。恭敬地认为，枢密太尉气禀元一之和，德性承受中正平和，明晓社稷的长远谋划，胸怀朝廷的良才大器；早逢千载难遇的时代，仰承皇帝的知遇；出镇大藩，入朝辅佐枢政。皇上的倚重更加深厚，百官都仰望您的仪范；既然确实符合众人的赞同，于是正式掌管近密之职。何况如今兵车已经停止，戎狄全都平定，成就了文武大功，正依赖萧何、张良那样的奇谋；使国家获得盛大的福祉，庆贺天地成就太平。愿您大大承受宏图，永远清平四海，进而兼任辅相，以符合百姓的仰望。贺枢密侍郎启。我恭敬地听说某官荣幸地接受绨制诰命，入朝辅佐枢庭，功勋事业所汇聚之处，华夏与夷狄都共同庆贺。恭敬地想，某官才华如星辰经纬般秀美，学问纯粹而师法宏大，身为儒学宗师，早年便以雄健文笔主持文章；自从得到明主知遇，渐步青云，平素的风范常常激励士林，宏大的义理不断补益国家议论。玉堂中撰写制诰文章，雅正地追继《二典》的淳厚；身居金鼎调和政务之任，长期得到众生的期望。暂且分掌宥密之职，以施展经纶之才；黜陟考核已经有声望，魏相在汉代的政绩也不足以相比；将要彰明赋税政务，还没有推举达到山甫兴周那样的功业，如今正式处于众望所归的师表地位。我一向承蒙您的长久教养，私下庆幸遇到亨通嘉美的时运；只是这份欢悦，实在不同于寻常。更请上承皇帝的眷顾托付，顺从并讲明圣经。谨奉上启事问候并陈贺，恭请您以宽厚慈意俯赐阅览。贺欧阳枢密启。我恭敬地听说枢密侍郎先生奉命进入禁中官署，荣耀地开启枢密府的政务。朝廷有道，圣主知臣，无论贤愚，大家都共同鼓舞。恭敬地想，枢密侍郎先生功勋事业居于天下之高，文章才华超越古人；为皇帝撰写百篇诏书，雄健文笔追及《二典》；学问如九仞高墙，诸生如孔门四科弟子般前来就学。您表率国家，勤劳于朝廷内外；当世独自出众，群公无人能及。只是舆论还不满足于您没有承担更大的重任，所以朝廷因此延请您登上宥密之地，历试您将帅和明察的才干。帷幄中的英明谋略，近可以纲纪一世；朝廷中的胜算，远可以使百蛮臣服。将要看见真正儒者施展才能，使苍生共同庆享福祉。贺陈枢密启。我恭敬地听说枢密谏议承受皇帝恩典的诏书，晋升品秩而进入枢庭。凡是蒙受陶铸的人都不胜庆贺欢欣。恭敬地想，某官谋略宏大而经久，厚德足以镇定浮薄；正直的议论和美善的谋略，向来足以参照、补益王道；英名和盛绩，曾经超过群臣；深得皇帝记挂，蔚然成为当世栋梁。您从前治理三辅，提纲挈领统摄百司，终究需要承担宰辅重任，才使清正的舆论满足；如今果然开设宥密之职，以施展您将明政务的才能。贺庞枢密启。我恭敬地听说您光荣地承受制书，入朝辅佐机要政务；凡在皇帝恩泽所播及之处，都汇聚着欢庆之诚。私下认为，朝廷掌管宥密的机构，负责宣布皇帝的明命；帷幄中谋划大计的地方，负责经营宏大的事业。何况考核检验尤其困难，大概正因为皇帝倚重辅佐之臣最为重要。恭敬地认为，枢密大人禀有淳厚至善的德性，胸怀宏大深厚的才器；在朝廷上树立敦厚慎密、宁静持重的风气，在民间树立美善清明的教化。近来丑陋的羌人侵犯边境，精锐军队驻守不动，将要让儒臣总领军务，皇帝眷顾寻求防御抵抗的谋略，以分化挫败桀骜狡黠者的威势。况且像颇牧那样的将帅之才，已经很久停止供职于宫禁之中；像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之臣，也应当登进于明亮的朝廷。于是记录您的特殊功劳，施行盛大的典礼；裁成百官万事，正要入朝执掌国家大权；仰观天象以端正三阶，等待升登鼎席。某遥望您的轩门宫墙，卑微的情意无法承受欣喜激切之至。贺吴枢密启。

译恭敬地认为，枢密某官胸怀忠贞气概，事业通达文治经典；以端方厚重的品格立于朝廷，审慎筹划国事而居于宫禁掖垣。清要亲近之职，早已在训诰辞令中充分施展；作为内相，尊严地参与裁决各种政务，更加深厚地承受圣上的眷顾，入朝登上枢密近臣的荣耀职位。百事都和乐兴盛，正应分担辅弼国家的职责；万方都以您为法，等待您端正朝廷的瞻望。答复同年任职交接的启。我脱去布衣而走上荣耀的仕途，曾私下享有与您同年登第的幸运；您下车任职、庇护一邑，我敬重地听闻这种思念已经很久。正仰望着奉行成法，您却从远方寄来美好的问候。恭敬地听说您颁行条令十分从容，涵养浩然之气更加深厚，使我大为慰藉；倾心仰慕之情，哪里能胜过长久的友好。恭敬地想，某官谋划王道，政绩足为官吏的老师；出任地方长官，充分宣扬儒者一贯的操守；入朝后的功绩声望，恰好得到天子的知遇。难道一次外任就能掩盖您将被重用吗？不久就会听到朝廷持节召回，请慎重地迎候春旗。上给唐州知郡高大卿的启（当时宰治南阳）。我私下想到，初次入仕便入朝为官，早就想在龙坂听闻您的声名；您治理百姓、出任一邑，我有幸与侯藩紧密相邻，多次窥见邻境烛照般的光辉，更加显露出对高山般德望的仰慕。适逢公文事务多而令人畏惧，我奉上书札却耽误了时日，既有误于事大之礼，尤其增加了心中藏着的惭愧。恭敬地想，某官以正直方正培植德行，以浑厚深沉施行仁爱；身着簪组，光彩显赫，是本朝赫赫有名的希望所在。旌旗所到之处，充分成为循良官吏的典范。您治理这座名城，从前已经安定并施行善政，使千里之地变成乐于耕作的田野，九重之中也因此分担了共同治理天下的忧劳。皇帝赐下玺书和黄金，已经讲求汉廷任用地方长官的旧事；穿着缁衣入朝觐见，远远追慕卫武公的英风。暑气正盛，饮食起居应当格外珍重调护。贺运使启。某恭敬地得知：运使驾部荣幸地接受皇帝的选任，出任使者，掌握使职权力；凡属您的辖境，都欢喜地听从命令。恭敬地想，您天资卓异，承受福庆，熟悉并通晓常理，平素的美德没有损害家声，大义必定以经术来裁断。您逢遇良时，很早就显达，所到之处都有贤能的声誉。天府事务浩繁，申明规划正忙于办理；边防刺举，观察民情，没有比澄清政事更紧要的事。于是朝廷眷顾您的才略，特意分派给您忧劳之任。百城之事坐而照察，哪里需要多次执鞭驾车？连续三次承受宠遇和酬答，等待着您接到追锋使者的征召。感谢改任官职答贺书启 某承蒙朝廷恩典，按次序升迁并著录官职，退下来想想，实在是侥幸冒进，交相叠加的只是战兢惶恐。这大概是因为某官盛德宽容，余光远远照临，使我这个闲散之人也得到宠爱升迁。怎敢希望您谦劳过甚，又郑重地送来贺牍？惭愧与感荷由来已久，铺陈叙述哪里能够说尽。感谢秀才投文来访启 某启：恭敬地承蒙秀才、先辈屈尊驾临寒门，并赐下雄奇文章；满卷承蒙您的光临，我惭愧地接受，也足以确认您推重前贤、拭目以待的心意。铺陈阅览之后，才知道其中有所发明。恭敬地想，秀才、先辈如枌榆之乡所拔出的秀才，如兰芷般芳美挺立；广泛涵泳群书，必定领会圣贤的深厚蕴藏；根柢于众多美善，最终归于仁义的纯粹。发而为文辞，精纯而得文章要领，足以独擅一时的美誉。如今您压倒众多士人而先行登第，又蒙朝廷挑选而下达诏书；郡国奉行选举，评论才秀，显然早有亨通之势，晋升正逢其时。麒麟出现而呈祥，您的珍异无人能够掩盖；鹏鸟展翅得志，前程确实远大而难以估量。像我这样，质地如樗木而没有才干，心思闭塞而自我堵塞，承蒙您的风采谋略格外厚待，显示礼数等级而不遗漏我。锦绣般的文章实在华美，我披览之后觉得墙壁也难以相称；篇章间美好辞藻交相发越，使人忘记滋味也可以想见。我不能测量您的深广，只能珍藏它而长久喜爱。今后如何裁定，实在不知所措。答举人谢解启 某启：恭敬地承蒙秀才、先辈出应新诏，荣耀地列入优选。因为我曾经错误地奉檄参与考试文章，得以见到您高雅与质朴相结合的盛大仪态；您又写长笺屈尊致谢。您如同怀玉之人，既有幸让我看到光彩，又写下这篇华美文字，我怎能承受这样的礼意？交相到来的只有感激与惭愧。我等待听到茅征的消息，终将符合柏悦之意。与钱塘知县殿丞启 某虽与您时运不相逢，却长久仰慕您的声望。恭敬地想，您治理钱塘之余，能够保全修养精神的福分。恭敬地希望某官承受英秀与福庆，在清明之时被拔擢。系绶任职于黄畿，早已有很高的声望；处理政务游刃有余，所到之处的声名渐渐喧腾。只是这吴地，仍耽误了晋用您的时机。朝廷严峻的征召一到，必将破格褒奖升迁。顺应清和时节，格外祈望您保养身体。感谢越州知府大卿启 某仰望高山，已有多年；我处在仕途末路，参差不齐，未能登门拜见，想写一封短信表达敬意，又惭愧没有亲承教诲的雅集。近日我在县邑任职失误，被播迁贬谪而归，您命人载运物品前来问候，恩惠深厚，实在感激；惭愧和向往一并交集，更增加了劳烦。恭敬地想，您正在名城安闲休息，神宇深沉而和顺。恭敬地希望知府大卿，高明的议论超出古今，美好的品行著于家国；见闻广博，世人把您当作老师；清雅的谈论和言语，听见的人都能背诵；谋议屡次有益于国家的议论，调和中正之道常常达到吏治的循理。幸而来到这个偏远州郡，人们等待您的旧德；众人的歌谣只担忧难以借留您，山林隐士的公论又遗憾问讯得太晚。像我这样微小而蹇拙，前往遥远之地，未知何年才能得到您的引进，只有无穷无尽的颂美。贺南康知军郎中启 某恭敬地得知：知军郎中荣幸地接受皇帝的选任，前来统领军队，我得以承受您的余风，大家都更加欢欣慰藉。恭敬地希望知军郎中，文章如奎星光彩灿烂，胸襟深厚而广大。像韦相凭一部经书成名，早早地为世代学问所敬仰；又如汉臣万石，远远继承了家声。暂时分任皇帝所简拔的才干，屈身治理湖滨的营垒；更希望您上合圣上的眷顾与托付，加倍保重身体。

译钦定四库全书 都官集卷十二　宋·陈舜俞撰诗 遇便风 船头船尾沿着隋堤逆流而上，积水漫入楚地。大帆挂在高桅上，香风借来顺利的航行。气势张扬如中军大旗，速度快似强弩射出的箭。浪头喷起飞雪，波心落下流电。有时像春雷震动，又像急雨飞溅。天空中彩绘的鹢鸟船归来，明珠般的光彩映照着深渊蛟龙争战。长久以来归去的心意急切，幸而这次行色发生了变化。船夫长啸引颈，纤夫满面欢喜。举起船篙无需费力，快马也不要超过我。唉，我想景物仿佛陪坐，手指交错，勇气令人羡慕。不消片刻，沿途已经历过各县的渡口和津亭；忽然渡过淮河的官堠，很快进入汴水。盛夏时草木齐茂，远水之间遍布苹藻。傍晚景色稍稍可爱，片刻之后却不能再见。我并不是想求快的人，只是眼睛厌恶转动眩晕。衣袖姑且带来空疏的凉意，心中独自安适。傍晚风稍稍停息，我因留连而享受幽静的眷恋。失题 从前见淮水清澈，如今见淮水浑浊。我问它为什么这样，淮地的官吏对我说：“这淮水发源于桐柏，那汴水来自昆仑。年年相合而流，向东望入沧溟；奔流的汴水进入淮水，而清澈的水如同淮水本来一样，尊风停息，水面一色而宁静，像古镜磨得没有一点痕迹。今年淮水水量小，仅仅能够容纳龟鼋。黄河从春天以来，桃花水注入龙门，滔滔地朝宗而来，势大浪急，日夜烦扰。小的清水容纳大的浊水，势必不能保持自身；一阵崩腾奔流而去，泥沙磅礴喷涌。”我听了官吏的话，沉默地暗自思考：“君子洁净自己的操守，小人却作诈欺骗；奸邪豪强炫耀危害正道的行为，如烈火烧遍原野；喧哗的言语污染正论，如青蝇停在篱笆上。普通人可以改变本性，很少有人能够始终敦厚。我早晚都要想着淮水的清澈，使我的心扩大，使我的源流清正。” 中秋玩月宴友 秋气清爽而强劲，夜色澄澈而没有喧声。月亮正当澄清的天空，光华比平常明亮百倍。金盘似的月亮挂在浩荡水气之间，水面如镜，却还没有磨去全部的瑕痕。碧海似乎已经渐渐靠近，黄道斜斜横过天空。嫦娥的肌肤如玉般光滑，使吴宫的女子也羞惭；月中蟾蜍住在寒冷的银窟，不进入死水中的蛤蟆穴。依稀听见玉兔捣药，仿佛看见桂花。月光哪里只是照数千里，已经照耀万户人家。都城人在这格外奢盛的时节，更珍惜这美好景色。楼台迎接皎洁月魄，帘幕撤去，纵横交错地遮挡物尽皆打开。宴席上的男女喧杂，箫笳声响起。清丽的月影落入酒杯，爽气侵入巾纱。正当明亮时又点上蜡烛，投果一般散落如沙。而我身在旅途中，十分贫穷，也令人叹息。于是召集朋友说：‘可以饮酒作诗吗？’客人很快坐满厅堂，风骨森然如镆鎁宝剑。主人出来面对客人，衰病之身像插在水边的芦苇。共同享受天上的景色，哪里能像富人那样奢侈？污浊的酒杯献上带酒花的酒，粗劣的菜肴杂陈鱼虾。解下衣带，果品只有柰和瓜。高谈阔论昂扬峥嵘，直冲灵界，坦荡而不拘泥。情意亲密，不作委曲周旋，议论达到极点而纷乱交错。寒意侵入吟诗的骨髓，欢意却来自天涯。若不是北斗的斗柄转动，哪里相信漏刻已经拖延？不知不觉鸡叫了三遍，渐渐又传来五更的鼓声。美好的时光实在值得珍惜，同心之情又有什么能超过它？残月余晖催促着席面，天晓的意味在微霞中生出。明早起来作成这首诗，留给我日后夸耀。种梅 当初我从山中窥见梅花，早早就同梅花约定；徘徊之间竟过了四十年，种树的打算已经迟了。樵夫从远方送来树根，园官送来新枝；谨慎地包裹故土，反复给深根培土滋养。连夜下着细雨，直到初升的太阳时分，绕着小路种下一百棵树，抚摸察看它们，像照看婴儿。自古以来梅花横斜的影子，老了才显出奇特。可叹你出生得晚，也笑我将要衰老。世人不是金石，有的还能成为千年之材；转眼之间都将共同零落，比起梅树，这不是更加痴妄吗？有情之时姑且寄托欣赏，不要执着于欢喜或悲伤。青、赤、灿白的花朵交相错杂，我笑着唱起自己的诗。百年霜雪过去之后，谁知道美好的又是谁。公署井诗 老屋遮蔽着一口大井，放下百尺长的绳索；它修凿疏浚不知经过多少年，人们说它像古代诸侯。泉源从卞山流来，涓涓不息。旱地千里一片赤红，只有这深泉清澈；盛夏六月浮出的水气如火焰，寒冷清冽可与冰雪相比。万户人家住在双溪旁边，这口井卓然成为全州闻名之物。一个接一个提着水瓶的人，每天到门前来投取。宾客来到，本来急着起身，却因命人取水酌饮而又留下。它难道不如醍醐吗？口渴的病痛饮后便痊愈。学校缺少讲学问道，昏暗浅陋，有谁来寻求我？反省自己面对这口井的德行，饮水实在值得羞惭。桃花坞 道路转过青山的曲折处，地气温暖，留住了春天。从前听说这里有千株桃树，香气和艳丽的红色氤氲满地。游子想象神仙境界，花下鸟儿啼鸣而驯静。如今这里只剩空荡的蔓草，何况种桃的人也不在了。只有坞中的月亮，清光依旧，毫无故意的新旧之别。饯张郎中 不要贪爱卞山的景色，也不要羡慕苕水的清澈。山高，天空早早寒冷；水深，潜流在浪中生起。只有这位贤德的长者，气度和韵致平和。清冷幽深而没有威严，秀美的言辞吐出春天的花朵。众人欣赏他的外在光华，君子却取其内在真情。和乐平易是神明所劳，安乐喜庆与长寿一同降临。乘安车省视家园，华发和艾发已经立在儿孙甥侄之间。地方长官表示尊敬礼遇，宴饮欢乐而丰盛。将要回到湖上居所，载酒到东城为他饯行。宾客醉后还可以再诉说，尊重老人之事不是小事。送诗僧惠师 你是林下萧然的僧人，病弱的身骨如经霜的枯松。若论诗家一流，你的力量足以压倒古人。雕琢诗句如雕琢美玉，得到佳句就像得到珍宝。有时达到最精深的境界，简直可以补助天地的创造。你一生以此为乐，直到白头也不知衰老。数年间游历吴楚，把泉石的美景吟咏遍了。如今却怀念中山的隐居之处，乡思充满春草。你的袋中拿什么回去？篇篇都是留存的诗稿。采芑诗 在原野上不断采摘芑菜，衣襟装满了还不知道有多少；可惜只能和藜藿一起食用，按命运把它与羹中的米糁调和。正值出行服役之间，留下我采杂草和莪蒿。京洛之人夸耀肥美食物，这些采撷物究竟给了谁？我退职的事情已经定了，不必等到白发满头。年年春天万物繁盛，期待你在山的那一边。野烧 赶快烧掉山上的草，不要顾惜山下的树木。烧草可以得到肥美的土地，是想来年种粟。乘着风放开大火，猛烈地烧遍山岩峡谷。既然连玉石都不分，哪里有空爱惜小鹿？寄语种粟的老人，趁时选择良种。不要让粮食和莠草一起留下，还能看见原来的草重新变绿。栋梁之材已经化为灰烬，你只顾谋求填饱肚腹。廉溪 难道城中没有居所吗？高墙围绕，大屋高敞；我却喜爱这里的原野之间，山静而溪水碧绿。人家买下良田，每年收取一万斛谷物；我耕种山下的土地，所得也足够生活。用藜菜羹配深潭里的鱼，早晨烧火还要买柴。客人来时正逢好风好日，便在篱边菊花旁喝浊酒喝醉。主人离开微小官职，归去的心意常常急切；把画图随行李携带，林木园圃每天都在眼前。公卿为此作赋，美好的句子写满瑶轴。近年来请求调任闲便的郡，早晚告诫童仆；乘霜回到荒僻小径，趁雨添挖新土。应当遗憾您还没有归来，您贫穷却仍在等待俸禄。寄扬州知府钱舍人 岁月忽然已经逝去，流动的光阴浩荡无边。新春的阳气到达厚实的大地，草木渐渐萌发。禽鸟知道时节，日夜鸣声美好。人生唯独为何不能同万物一起繁华？牙齿头发只是摇落，只有年老日益增加。遥遥怀念西垣的宾客，事业纷纷如天上的花朵。三年离开皇帝左右，士大夫感叹您耿直难合。大道越大越不被容纳，微小之身本来又何必嗟叹？听说有不老之药，以沆瀣调和丹砂。只愿活到百岁，却不能确定龙蛇之年。灵祐观

译遥想那幽深虚静之地，天宫曾是众仙的园囿；宫观祠堂迎来神灵，青黑色的瓦覆盖着苍色的砖。窗扉幽秘，环佩声似在席几间被华美文绣包围。传闻这里祭祷时，神祠宫殿灿烂如白昼；樵夫避开山林，村中草木因此长得疏朗秀美。祥符年间的圣天子仰慕道术，如同轩辕黄帝；县官主持修缮完毕，赐名并题为灵祐。星形玉饰捧着金龙，沉入水中，随葬玉简作为副物。近来三十年，寂寞冷落，事情已经不如从前。黄冠道士守着萧然的殿堂，香火和柴薪混杂。神州祭祀太乙，司农营造华丽建筑；这里却以休祥保佑邦国，在岩穴中甘愿偏僻简陋。游人独自来这里求什么？只在丰碑上阅读古代籀文。保圣院 院门幽深，苍苔锁住地面；灵秀之气孕育美好的树木。烟云笼罩着寂静的居所，不通向市井朝廷的道路。如果能够灰心寡欲地居住，这里就是古人所说的快乐之处。赠孔经甫贤良兼简许少张状元。傍晚停泊在姑孰浦，忽然遇见来自潇湘的人。他自称是丹丘客，脸上带着湘江的云气。这个客人的骨相非同寻常，是九天上的麒麟，刚刚登上紫烟之巅，头颅触到了天门。赤龙发怒挡在道路上，身姿矫健，使百神惊惧。麒麟回头看自己有什么力量？它的牙爪勇猛，蹲踞着，既想抓住赤龙的角，又想撕裂它的鳞片。它甘愿死上万次，粉身碎骨也不退缩。天帝说：‘你没有罪，洁白明亮，确实不同寻常；我停止使用黄金铺成的道路，放你到赤城去。’尘土收敛，头颈缩回下界，等待风雷到来的春天。赤龙发怒把它驱逐而去，四海波涛翻腾。它回望我在天涯一方，留下温和的神色。从前曾做遨游天界的梦，也曾接受一日的恩宠。如今老了，因面对客人而追念往事，惊动心神。魂魄寄语剡溪子，入朝之后难道可以默不作声吗？寄防州东禅惠长老 山中的僧人还未曾见面，只能远远想象您的潇洒。客人从赣地来，难道一定可以知道您的儒雅吗？您学诗仿效柴桑，手中常常执持古代诗文；反复搜求佳句，清淡冲和，可以与之相上下。您的学问源流久远，知道义理中空假相待的妙处。史君本来就喜好行善，公务之余屈驾而来；玄妙的谈论间夹杂清吟，真正的快乐并不在尊贵的酒杯。请问岁月早晚，什么时候重修远公社？次韵酬郏郎中 正直之道怎么会不被排斥？士人活着常常苦于贫穷。这句话听来已经很旧，如今却见到贤能的文人：三十岁考取科第，起初奔走州县；尘埃不能沾染他一丝一毫，义理有时重达万钧。四十岁虽已仕途显达，五十岁却已经困顿不顺，仿佛车轮脱了辐条，想拉它又像车轮陷入泥中。向南栖居在穷山之中，茅屋没有邻居，只有两三垄瘦田。半生都在荆棘荒草间度过，年成丰收仍苦于吃不饱，何况水旱灾害频繁。我常去拜访他的居所，门庭附近欢乐无边。想到他过于幽独，想离去却更加伤神。我劝您为什么不归来？清霅一带有许多亲友。不久听说您修治船只，要送您到彭蠡湖边。如今您又来相过，已经三次看见汀洲上的春天。虽说故乡快乐，却又像枯池中的鱼。借住僧坊躲避风雨，全靠太守仁厚。随着衣服度过伏腊之月，计算俸禄来解除早晚的困乏。没有妻子，只能抱影而眠；失去儿子，眼泪沾湿衣巾。苍天幽远难以知道，善人偏偏不能振作。您胸怀旷达，自在地以天命为乐。作诗仿效陶渊明，任凭形体随屈伸变化。所喜的是酒樽中有酒，且以园圃中的竹子为乐。我思量若能得到您的高义，列鼎而食，铺设重重锦褥。在华堂上安置您，每年给您百囷粮食。使您不必顾虑寒冷饥饿，便可以辞谢簪绅。世俗的念头已经淡薄，这个地方却不是寻常可比。东台【有序】太博刘公曾经亲自为自己居所的东台作诗说：‘这座台才是主人，我自身如同过客。’可以说是通达生命道理的极高言论。有人托名作诗回答刘公，很称颂刘公的道德，却没有尽意说明台与主人相互作为宾主的意义，于是我作诗一篇。筑台俯临园中树木，也已经覆盖了华美屋宇。主人是通达生命的人，作诗题写在门上，说：‘台才是主人，我自身如同旅舍中的过客。’台又对刘公说：‘不要轻易浪称它与天地一样广大，何况只是一抔土？’我从前还没有成为高台，蚂蚁土堆一动就仿佛要下雨。主人想用畚箕和土筑台，金锤也不要说能修成宫室台阶，于是冠带松筠渐渐成为同伴。万物本来有什么恒常？今天就是古代以前。高岸会变成深谷，白浪会在桑圃中升起。长短虽然有差别，相距又能有多远？主人闲暇时宾客到来，只有这里可以献上芳酒。主人仁厚，妻子儿女欢乐，姑且用肥嫩的小羊款待。高明的光照在图籍史书上，开合顺应寒暑。鄙陋之人不能做到这样，只能让蟋蟀在台阶上作赋。台公默默地与我相忘，不要再问谁是宾、谁是主。赠刘道原 三年漂泊江湖，得到的朋友只有道原。您年少时便负有英俊卓异之才，每天诵书万言；长久喜爱史学，执笔专攻一门。数千年的兴衰都在掌握之间，如洪河翻腾；洁身自守可比伯夷、叔齐，见到义理便勇敢践行；培育、贲饰，只是不肯善待；玄妙地解释经义，厌恶佛教如同仇敌。我虽然与您不同，却知道学问品行尊贵，亲近而尊重您；共同像雾露一样珍视美玉般的品德。一起游览庐山，迁宿于幽深林园中水石最美的地方，整日畅饮清酒。我所希望的是听到高明谈论，美好得如同品尝熊掌。您的故人公台已经调和元气，听说他当初求学问时，如幽兰和荪草一样芳香。到了如今议论不合，如良弓面对受惊的猿猴；云泥高下遂成隔绝，却徒然议论国家的治乱。自古任用人才的人如同梓匠，车轮和车辕长短不同也不弃置；不同并不是仇恨，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交给国史，置您于西掖垣呢？我的话虽然鄙陋低贱，几乎想呼叫天门。【这一篇如今收入《江州图经》。】湖州李使君听说我游历，寄信说：‘替我向清绝致意。’ 道虽然微妙，本来是一致的；喧闹与寂静只是偶然走上不同的道路。想到朝廷中的士人，何必一定喜欢山水？李侯承受灵秀之气，家园邻近大别山；庐山有五千仞高，您曾登临而以手摩挲日月。您一旦跟随青云之友，长久仕宦于金马门，如今成为东南的守臣。双溪相对而清寒洁净，于是把洞庭来的客人托付给您，寄使者向清绝致意。想来您爱惜山水而不愿前往，搔首厌倦符节。泽被百姓本来是重要的事情，闲适的兴致姑且可以停止。我已经告诉林屋天神，金庭将赐给您期颐之寿。初入太湖 东南有具区，方圆三万六千顷，是百川中雄伟的水域；它汇合咸池，借着天地混沌的水气。玉堂仿佛在它下面，谁知道日月有多么长久？范蠡从前一去不返，哪里肯再顾恋市朝？请让我遥远地抒发平素的胸怀，劳烦孤舟漂泊在此地。船桨划过沙滩，穿出荒林；水浅处惊动苹荇，航行渐渐远去；转过水湾，形势更加深远。疑心大地不能承载它，简直同天空构成境界。青天四面低垂，像帷幕一样，乱山也不能遮蔽；茫茫水面上白鸟飞行，浩荡波光映着美好的云影。巡船呼喊，十支桨同时划动；急网横列九道水防。【一条船横立在九道水防上，乘风撒网捕鱼。】雨过天晴，水波中有光；风停之后，浪势仍然猛烈。澎湃声忽然使人畅快，船身碰撞颠簸之中反而有所省悟。我自量不过是蹄涔般微小的水洼，而自身实在如浮萍断梗。深渊之神令人战栗，寒气浸入肌肤，清冷之气飘过白领。观看波澜而追念往日的道术，洗濯冠缨而哀悼从前的过失。未能追随谢灵运这样的高士，姑且用来终了流逝的光阴。吟咏并不是夸耀自己的独清，渡水却要凭借心中的安静。寄语洞庭君，终当来此乘老鱼船。霅溪

译吴王城下的溪流不知从何时开凿，自天地开辟以来，潭水深广而没有边岸；只见水气浸润下垂，碧色增加了天地的宽广，水势吞纳江湖，反而显得江湖狭窄。楼台照映清澈水影，汀洲上多有美好的草木；红鳞鱼在霞光朝日中游动，明镜般的水面在月夕沉映。恍惚如神仙国度，远远隔绝于尘土。奇异的传说早已熟闻，真正的源头还可从图籍中探求。天目山据守西南，两地山峰高峻至极，旁边数百条山谷奔流而下，成为它的附益。到了这深水停蓄之处，深度不可用尺计算；稻粱养活万家，世上没有原田荒瘠。鱼虾孕育成千上万，天天成为网罟捕获之物。阴沉的风雨夜里，大多成为蛟龙的居所。我少年时曾在溪上学习，长大后却长期作幕下之客；观览波澜而抚念前贤，太平时代却以吟诵《泽》篇为耻。想到自己的度量不过如污浊积水，临流更加惭愧痛惜。林屋洞 三十六洞天中，第九处叫林屋。神仙之事本来难以说尽，奇异怪诞的景物却有记录。我多年怀想着来探寻，今日有幸到此观览。精神驰骋于真正的游历，哪里还会害怕深谷？解下鞋袜，穿上草鞋；燃起松枝，命人点亮火炬。刚开始行走已经弯腰，渐渐深入只能匍匐前进。回头顾看，躲避突出的石头和碰撞；泥泞淤积，淹没手脚。这样走了一百多步，才可以站立稍稍观看。有的下垂像钟磬，有的竖立像旌旗；有的平坦如几案，有的弯曲如小几。刻画并非人工所为，晶莹灿烂如黄玉。遥想洞穴之外，一定有金庭的仙箓。凡人的肌肤不能前往，哪里敢叩击冒犯？鸾凤没有消息，只看见白蝙蝠。回头望着微弱的光明，出来以后还在喘息。衣服沾湿，怜惜石髓，谁会后悔曾受泥途玷辱？或许可以通达微妙的仰慕之心，借养生之道助我获得福分。毛公坛 古坛由乱石层层堆叠，草木多么参差不齐！黄色屋宇在旁边，陈旧遗迹刻在丰碑上，碑文说：‘从前刘真人的牙齿头发不可毁损，只见深青色的毛发披满全身，纷纷垂下，如云车一般。有一天他离开空山，留下庭院和坛壝；弟子散入岩谷，荆棘丛生遮蔽荒废的基址。后来周息元前来探访，亲自砍伐披开的白鹿，白鹿忽然跪在面前，灵符显得繁茂。地势优胜而与人相遇，凝重庄严地建起宝祠；带着束帛到幽冥聘请，良马以白丝系住。前朝仰慕高风，有皮日休、陆龟蒙美好的诗篇。到现在三百年，事情过去，万物也毁坏；高大的松树被樵夫砍伐，野蔓间狐狸哀叫。只有炼丹井还在，甘甜清冽无可相比。饮一杯不只是解渴，钦敬仰慕之情仍然带来神灵的福佑。’ 松梢诗 朽屋延续着昏暗，暮色中凿开一处明亮，使我的精神畅快。西墙偶然朝向这里，形势打开了窗户，于是生出白光。我在这里玩味图籍史书，也用来安置床席。哪里能招来清风，却仍苦于面对残余的炎热？炎热的夏天正逢干旱，长夜坐在火烤般的暑气中。宾客怎么能安置？儿女苦于不能商议，有人献计说覆盖屋顶才是办法。于是架木接到屋檐，铺瓦压竹，铺设芦席，姑且稍稍缓解暴烈酷热，却还不够美好。恰好北山有许多高大的松树，倚着天空而不知有多高。它们密集交错，遮蔽星日，仿佛鬼神的居所。树干尚且不能作栋梁，枝叶本来又有什么用？谨告执利斧的人，砍伐要遵照指示；若有遗忘，便把它们捆束起来。不要把弯曲的木材强行说成直的，使我此身得到余下的荫庇，我将永远佩戴铭记而不厌。枫桥诗 二十岁时送您上路，乡里的老人写下书信。堂上白发双亲，欢乐和悦。岐亭酒宴结束，不忍分别；走了二百多里，来到姑苏枫桥的古岸。冬季十月，霜风刺骨，草木枯萎。拜别起身将要离去，又再三嘱咐；携手相对，泪水成双流下。第二年偶然考中崇政第，在赤城山下欣喜地迎接扶持。苍天没有夺去您的荣养，星霜还未满一年，却遭逢明诛。再也见不到您的容颜，已经三年，肝血哭尽，只留下形骸。隐居没有事业，为了奉养年老而病弱的亲人，又作卑微官职的打算。回想枫桥是旧日分别之地，风物依依，春阳舒展；人烟山色一如从前，唯独牙齿头发改变。亲人已经不在，万杵捶心，交相落泪。水边姑且想停留行舟。平生仰望的天已经失去，再也没有依靠。即使得到微薄俸禄，又有什么可以使人欢乐？时运的穷达，仍未决定。走吧，愿在生前报答您的辛劳。贫女曲 贫穷的女子，四十岁了，没有人过问。她不传粉施脂，只用水梳理鬓发。并不是容貌不如别人，而是不肯出门，羞于失去贞身。床头旧织机零落，池水中沤麻，仍然织布。布织成了不卖给市中的人，亲自用金刀剪裁白雪般的布料做衣裳。太湖一首和姚子张 太湖可以捕鱼，山中可以砍柴。捕鱼砍柴的隐士，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醉后拍打大海，摩挲高空，歌咏周公、孔子，追慕松乔。旧日的钓矶上人已经归去，如今寂寥。秋空中波浪平稳，兰草可以作桨。为什么不离去奔走于市朝？何况又没有一条计策可以献给虞舜、唐尧。可叹生计只能依靠箪瓢，母亲年老牙齿稀疏，群儿刚刚换牙，像鸱鸮一样哭寒悲饥。古人曾为此折腰，我怎敢不欢喜做低级官职来获得俸禄？沧浪的景色确实不远，西风起时，心也摇动。将来只要挥手，您便可以召唤我。三峡桥 银河从天上源源流下，新秋时织女遥望牵牛。洪水想要渡过，却无法渡过，只能借喜鹊搭桥，实在是笨拙的办法。为什么不看看庐山三峡的水？这里的源头也连接着银河的底部。山崖被劈开，峰障被裂断，多么雄伟！崩腾如雷，云气倾泻，气势披靡；飞鸟难以通过，虎豹也为之发愁。四季白雪吹落不尽，烛龙在这里也没有行走的踪迹。六月里游人还要披貂裘，谁拿巨斧凿开大石？突兀的长桥横跨苍色峭壁，车辆马匹行走其上安稳如山。向下看龙门任凭水流淙淙激荡。寄语牛郎织女不要互相疑心，地下的神工造作还更加奇异。把银河边的水取来作桥梁，一年就不必只有一次相会。骑牛歌 舜俞被贬官到庐山脚下，常常陪伴太博刘公骑黄牛往来山中，因此作歌记述此事。【按：此下三诗，《永乐大典》编入三刘文集。原注说：舜俞熙宁五年任山阴令，因为不实行青苗法而自劾，被贬为监南康酒税。又载《南康旧志》说：舜俞与凝之骑黄牛，曾用六十天游尽南北山水之胜，有《庐山记》五卷，李伯时画成图。】我骑牛，你不要笑。人间万事，任凭我喜欢。千金买马骨，骏马就会前来，乘骑肥壮的马。跳跃须由少年人来做，蒲草作鞍垫，草绳作缰绳。瀑布在山前，松树小径在山里；看山听水，应当慢慢走，停驻时放缓脚步，不让尘土飞起。穿布袍，系葛带，戴乌纱帽，山野人的装束不合时宜。用匏樽盛酒，靠着牛背饮；用青白色袋子装书，垂在牛角旁。吟诗有时狂醉欲倒，同醉同吟，直到白云也老。这个老人不可小看：天下人暂且住在庐山三十年，声音如钟，眼睛如电；七十岁时神光还射向人面。上牛下牛，不需要扶持。应当和山中景色合成一幅图画。骑马在汴州到底怎样？春泥没过腹部，雨水溅到帽子。半夜回来，人已经疲惫。天真之气全被耗尽，百般忧虑一齐聚来，衣食琐事归于妻儿。哪里如同骑牛而来，与水光山色一同悠然。和部使者骑牛歌

译君平山前的白云已经苍老，五十岁就辞官，为什么太早？唉，官职卑微就不要再奔走求道，鸾凤哪里肯同粱稻争食？喜爱山水，什么时候都可以离去；渐渐老了，更买一头黄牛来骑。长须老仆提着酒器跟随，穿着洁白的山人衣。因为怜惜湖边有个被放逐的客人，他也懂得忘却形骸、以泉石为乐；不让他执缰随我游，我自己出钱给他买牛。山中的酒很美，斟上几杯给我。醉中诗成，要求我唱和；市中的孩子指指点点，应该不认识我，为什么不穿轻暖皮衣骑快马？毛夫子真是国家的贤士！出行询问民间歌谣，宣布直指之意；潇洒本是神仙般的人，功名只是勉强为了苍生而起。听说骑牛并不加以诋毁，便亲手撕开红笺为我作歌。英华的辞句如百花铺成锦绣，雄辩如三峡倾倒银河。我骑牛入山的道路渐渐熟悉，美好的歌声容易谱成曲调。明年皇恩也应当放我还乡，直入深云而无所拘束。欠着刘家买牛的黄金钱，却又得到毛公骑牛的碧玉篇。和刘道原骑牛歌 陈某没有才能，久已被弃置废居，骑牛入山，学习逃避尘世。刘某有道德，忧虑天下，想取得宰相印，乘坐四马之车。二人相逢在湖水边，进退都暂且忘却，却都没有实现志愿。面对市人高歌，听见的人应当会讥笑。您难道没见蔡泽最终没有做宰相却跃马而行，宁戚还未遇时先替牛喂饭？后来腰悬六枚黄印，享受万户侯的禄食。人生究竟有什么常态？自古以来海水也能生出桑树，少华山一峰已经成为深谷。白天从西方出来，明日又照向东方。男子要等到入棺，事情才算了结；眼前的荣枯空自令人悲凉。水的曲折处，山的旁边，年终姑且饮酒；富贵与否，不要彼此忘却。附录刘涣《骑牛歌》后序。吴顺义年间，史虚白先生在北海避乱，常常骑牛往来于山水之间。如今民间还保存着史先生骑牛图。我退居庐山，出入游览，往往徒步而行，大概是担心把人当作车舆；虽仰慕先生的作为，却一直没有闲暇。嘉禾陈令举在嘉祐年间考中贤良科，徘徊十多年，才开始治理县邑；又因为指斥青苗法的利弊，触犯执政者，名声重于天下，被贬到东市。他欣然赴任，我独自在山林中来往，得以亲自依从他，还有什么快乐能超过这件事？当时共同享受泉石之趣，于是养了两头小牛来实现他的志愿，又得到吟咏歌唱的美好，谨敢刻石使它永远流传。癸丑年熙宁六年正月五日，江西刘涣在篇末叙述。送南康刘道纯秀才起应新诏 太平的天子厌弃弊旧之物，全部解除旧有纲条，重新系结制度。一旦进士都各自通晓一部经书，五百年来的弊病偶然可以声讨。弟子员增加，岩穴之士不再空虚；博士献上书籍，车马奔走在大道。青蝇从前被困笼中，鱼儿想起沧浪，如今已经脱离鱼笱。乘时得志，您正是这样的人。平生好学，气势直冲北斗；诋毁毛亨、郑玄，却又能低眉思索；辩说如张仪、苏秦，也不能堵住您的口。本来应当以束帛征聘，装饰圭璧，勉励您应新诏，辞别田野。江南往往出现俊才，脱去布衣入仕，须当期望位居皇帝左右。珍宝藏在匣中，原本等待合适的价格；握弓抚弦，须要随时应手。不要学迂腐疏阔的鲁国两位老生，是古非今，徒然白首。赠通慧大师净务 在鄱阳江头遇见道人。从前我的先父游历时，您曾跟随家亲，口中诵读先父的诗。分别以来三十个春天，我悲伤得不忍听，泪水潸然沾湿衣巾。道人看着我年少时的样子，感叹我老大却徒然蒙尘。我对道人说：‘姑且愿意陈述一些话。公孙希世，董生追随子贡而乘四马车；原宪贫穷，伯夷采薇而躲避周朝的粮食；许由洗耳，成为尧的百姓。道虽然有任用和舍弃，天实际上使人屈伸。您确实是空门之士，为什么甘心隐沦？近来边地士人到来，屠夫商贩和囚牢之中，往往也能生出麒麟。延英殿赐见答对而不膜拜，向下看鸠摩罗什来到姚秦。穿方袍骑马出使绝域，贺兰山前没有缙绅。像您这样本来不受拘束，为什么不自己化身为青云之人？如今我迂腐疏阔而不知返回，悠悠如海，徒然迷失渡口。没有钱买山中庐舍，想在山峰下向东来到长水岸边。您如果已经厌弃世俗，便来寄托瓶锡，做我的邻居。’ 赠湖州使君李公择 李侯的车马匆匆出行，前导不鸣号角，随从急忙而不游览台榭池沼，也不寻访山水，只独自走向城角的小屋。城角的小屋，是谁家的？是太学先生的家。先生贤能而已经去世，老妻还在，年过八十。李侯前来问候夫人的疾病。当年弟子如今还剩五六人，连袂追随，仓促间亲手调汤药，进奉器皿，劳心询问一切有无，细致周全。巷中人来观看，都感叹而欢喜，门外墙头传来唧唧声。我想到康定、庆历年间，天下文章极其萧瑟，读书人不再探问义理，只把破碎浅薄的文字塞入声律。先生当初出来治理学校，辅导培养学者，尊崇经术，从此道义遍及百姓。晚年看见诏书起用遗逸，先生如今已经骨化为土，名儒的大义却不如从前。早晨登上龙坂，晚上便身居高官；旧日学问和前人功业都付之幽黜，往往是昔日游历苕霅的人，也不敢把实话说出来。李侯本是江南士人，没有列入我们这些人的旧日堂室，却是真诚地尊德乐道。想到老人贫穷，特意保全他的秩禄。魏文帝伏轼经过西河，郑公成为名乡，议论高妙而周密，自古像您这样的人实在没有几个。如今奔走逐利尤其不能与之相比。人们说侯的政绩就是这样，多听些民间歌谣，便可知其中百分之一。双溪行【有序】熙宁七年九月，我游览吴兴，遇到退职的张郎中子野，每天都有文章和饮酒的快乐。当时学士李公择是使君幕客，陈殿丞正臣也都是我的旧友。有一天，正臣对我说：‘昨天张子野来我这里，我家有个侍婢何氏，原来是范恪太尉家的歌妓。她从窗户窥见子野，认出子野曾经陪范恪宴饮，因此感念旧事，流下了几行眼泪。’我听了很是恻然，转告李公择，公择更加为她悲怆，于是便载酒选客，陪同子野去访问她。酒过数巡，正臣不肯出来；何氏劝诸客饮酒，自己独自在屏障后歌唱，又吹笛、奏胡琴数曲才停止。她的声调没有不清妙的，只有子野因为旧日恩情得以到屏障之间，询问范氏家族的兴衰及其缘由。子野说：‘这是范家当年最宠爱的人。’于是客人们人人怜惜她，又赞美她技艺精妙，只遗憾不能见到她。我因此作《双溪行》；‘双溪’就是吴兴的水，即苕水、霅水。

译星郎辞官，两鬓已经斑白，惯常做五侯堂上的宾客。【原本缺第三句。】有一半时间进入人家的深宅，偶然来到花幕双溪的源头。听说有旧日相识的侍女，五马车的主人情意深厚，载酒前来。主人仍须隔着屏障相见，黄昏时移来烛火，背对重重帘幕。起初清歌响起，拍节疏落，婉转的声调另有京洛的风味。其中含有千万尺的离愁，曲调中又吹起孤独的笛声。玉龙笛一声长吟，群声全都寂静；金酒杯无人饮，四座都在倾听。淡淡的月色朦胧地挂在碧空，又把余下的情意写入琵琶。手指抹过凤槽，声音历历分明；《梁州》将要奏完，细弦忽然断了，恐怕外人听知。怨恨主人不许传递青鸟的消息，只有星郎独自听着她靠近墙壁的诉说。她低声呜咽谈起当年，公子在酒席前最怜爱她。离开朱门后身世转轻，往事消沉，再也无处寻找。星郎自有流落的遗恨，回到玳瑁华筵前，双泪滴落。劝您收起眼泪听我歌唱，聚散有命，又能怎么办？您没看见陇头水流入大海，不知相隔几千里；又没看见风中的花吹向千家万户。人生不要作寻常的离别，事情过去、年老之后，空自叹息。示诸弟 我家从蓬蒿之间兴起，先君求学十分艰苦，典当衣服买书，教我读书。一生贫穷，却从不因此吝惜。晚年才得到一点俸禄，奉养上天所降的灾祸还没有多久，便如泰山崩塌。何况当时你们都还年幼，来不及看见你们在燕闲时学习。到如今孤苦无依，经历多年，渐渐觉得你们长大成人，却变得疏懒顽钝。诗书堆积，已有现成的学业，文章的体制要领也容易攀登。只是必须以仁义努力造诣，谨慎选择朋友，少与人往来。偏爱的母亲在堂上等待甘美的奉养，何况已经年老，牙齿脱落，双鬓斑白，更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忽然想到荣华奉养不如乌鸟反哺的鸣叫，官家以公道给寒门士子俸禄。努力进取，使慈母欢颜。淮阴阻风谗风伯 滔滔淮水，泛滥楚地疆域。原野成为蓄水之地，城郭成了堤防。水势浸漫而广大，无法涉渡；浩荡而险恶，无法航行。有行旅之人想逆流渡过河心，编蒲苇作船，竖木作桅。幸而乘着飘风凭借风力，终于可以让我归去而自在漂荡。你这风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从西北吹来，反而阻碍我要走的道路？这本是风伯的职责；悠悠水边，为什么偏偏只留下我？有上百件役事，仿佛有上千艘船。粟米和麦子，是中都运来的粮饷；布帛，是赤县百姓的衣裘。府臣伸长脖子屈指等待，纤夫坐着等粮，因而躺下睡觉。风伯难道还不知道，天子圣明，以百姓为忧？听说这个方国常常被横流淹没，朝廷在严肃的官署分派文书，向诸侯询问疮痍。有贤善的使者，仁厚而义理修明，体察皇上的嘱托，同声合谋。如今想前往这里，正被道路上的险阻困住；如果倡导和声、说出话来，百姓就能得到休息。风使我不能成行，不是你风伯还能怪谁？可以向上帝诉说，谗言如此众多，将要发怒责罚风伯。不如把风命令它离去。明日北风更加猛烈，不能成行，再次谗毁风伯。我行船经过楚地水滨，洪大的波涛充满江面，狂风并不惠顾，停泊的船只首尾相接。我确实已经作了祷辞，却说是伯风神进谗。过了第二天风又发作，仿佛发怒而不肯平息。大风猛烈震荡，声音像虎啸雷喊。风龙凭借、猛虎相助，播动谷物，摇撼山岩。船停下来无人能够维系，前行又无法防备。是谁使它这样的呢？都是风伯所监临。我说这些话似乎是在进谗，实际是诚心祈祷。最终如果使我不能前往，难道不应报答它吗？漂泊水上的行旅之人，有游行的，也有漕运的；他们还要防备衣食不继，其中有的携带幼儿和老人。出行本来就非常艰难，仁慈的神明所应爱护，愿风吹得顺利些。请不要忽视我的告诫。致谢风伯 清晨的风飘拂而来，不急也不猛烈。我的船在水上漂行，安稳而且顺利。是谁赐给我的呢？是神明风伯给予报答。不要阻挡淮水，就像那迅疾前行的船一样；不要远离泗水，曾经不需一天就能到达。我所说的话不善，我的言辞也不美。风伯如果怜悯我，就让你长寿而康健吧。风伯实在神圣，哀悼善人；鼓动万物，永远辅佐昊天。我作歌作诗，用来献给路上的积水。题写娄亿的墓 那是什么人的门庭啊？大雁般成行的人群，马车络绎不绝。年老的人怀揣黄金，儿童也缠绕着朱绶。他们取得万钟的俸禄，毫厘都不差。厨房里有精米和肉食，腹中却没有书籍学问。上天生下这样的人，究竟有什么罪过、什么过错？他们讲解句读，修饰言辞；抱着笔在夜里吟诵，铺开纸张白天书写。天子征召他做官，乡人也勉励呼唤。众人摩肩接踵，催马争相奔驰。有关官司五次上报我的姓名，礼部却一次也没有录取我。退一步将使我困顿失意，进取又像被羝羊角顶住、被胡须牵绊。年纪将近六十，仅仅免于成为白身平民。连一任官秩也不能承受，早晨还勉强支撑，晚上便死去了。父母会怎样说我呢？哪里还顾得上哀悼妻子和儿女。高处我难以询问，厚重之事也难以开口诉说。种种遗恨都沉寂无声，只剩秋草覆盖着坟墟。

译钦定《四库全书》《都官集》卷十三　宋陈舜俞撰诗 夜宿灵源院 山中人家都种橘树，唯有古寺独自栽种松树。树林寂静时有鹤栖息，泉水灵秀，想来应有龙潜藏。哪一年有人舍弃住宅，今天我却扶杖来到这里。暂住之处留下来与僧人交谈，还未入睡便听到敲钟声。阅目堂的僧人种的橘树 阅目堂前的橘树，是山僧亲手移栽的；为了迎接林下的客人，便顺手把枝条拄在路旁。树上结实，曾经防备蚂蚁侵食；果实装满箱子，也禁不住孩子来取。等到将来我算定日子，穿着蜡木屐经过门前时，应该还能看到它。落叶 风和露水进入树林深处，落叶纷纷，面对它们又能怎么办呢？满庭落叶增添了野外的景色，打开门窗才觉得光线更加明亮。它们还没有随沧浪漂远，倒值得怜惜，因为已同腐草混在一起。没有办法遮住醉眼，归乡的思绪充满烟雾迷蒙的水面。半夜 勉强入睡，可夜晚为什么这样漫长，整夜都没有做成一个梦。天亮时灯光寒冷，灯焰周围有光晕，连跳蚤安静时的声响都听得见。做官不成，正适合退身；家境贫寒，却长久保持着求道的心情。可怜自己从前的谋划落空了，半生都在追慕虚名。客意五首 客居的心情久已不舒畅，傍晚时整理衣服出门。烟雾绵长，藏住了空旷的原野；云层断开，露出天空。把酒放进千般愁绪之中，在一望无际的景色里写成诗。黄花无限美好，究竟为什么还要想起江东呢？二 旅途奔波，心情匆匆，久留不去，谋划已经穷尽。梦中想归乡，却无奈天已破晓；病中才觉得身体禁受不住秋风。想起橘园里垂下的枳树，夜深时听见沉鱼之处传来鸿雁声。悲叹秋天竟已生出白发，幸好还没有成为衰老的老人。三 高高的岸边耸立如丘陵，秋日的光照到哪里，哪里都显得清朗。远山映入眼帘，碧绿和黄色的树叶追随着行人。不要奇怪新冒出的炊烟和火光，这里曾经经历过古代战争。深林中的茅屋虽然很小，呈现出的气象却也豪迈英伟。四 水很浑浊，照不见自己的面容，哪里还能照见内心的光明呢？还因为送走漂流的木梗，才得以筹划归程。太阳落山，西风急切；秋意深重，积水与清澈的江水相连。先前的约定仍在，只是还没有洗濯我的衣缨。五 何况又长期滞留在旅途和泊船之处，情绪多而秋意也令人悲伤。寒云仿佛要垂到原野，稀疏的叶子遮不住梨树。折断的树梗随流水漂走，归来的鸟投向适宜栖息的枝头。我在古老的原野上徘徊，想来应有夕阳知道我的心情。被风阻挡，返回旧浦停泊 既然已经作好久留的打算，行船迟些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只好又驶入先前的水浦住宿，情形仍像刚来时一样。空旷寥落，鲈鱼之乡已经遥远；漂泊零落，鹤一样的白发令人悲伤。还欣喜有隐士在这里，趁着景色之暇覆下残棋【当时有姜隐和在我的船上】。题秋浦亭 秋浦实在荒凉寂寞，江山使客船滞留。身体像大雁一样向南飞去，心却如江水向东流。鸥鸟飞在荒烟之中，渔人守在古渡头。只是因为山色美好，所以登上九华楼来眺望。彭泽县 自古以来的彭泽县，想来曾有许多弯腰事人的官员。方圆百里的县令过去尚且被人看重，陶先生难道不贫穷吗？菊花如今还在不在？柳色又为谁而重新鲜明？我这个白发的南迁客，凄凉地来到水边询问。题东林寺 净社的清谈尽是高雅名士的故事，野史把它们传说在空山之中；旧寺仍留在这里，老桧树还记得当年。古老的殿堂里应该还藏着壁画，闲适的僧人学习种植莲花。我在东林、西林之间徘徊，月光仍照着虎溪的泉水。把橘子赠给湖州李公择 穿着登山木屐离去，梦里回到清霅门。请亲口尝尝霜后的橘子，想来可以用它来佐府中的酒。我替你问一问林间的道路，是否曾经过水边的村庄。人们都说封境很近，往往蒙受李公的恩惠。送可则上人回京师开讲 善于作空王弟子，能够探访佛陇。心像浮云一样没有定处，住处也随着流水消磨光阴。已经习惯以粗食打开钵盂，飞尘却使破旧僧衣难以承受。到国城传法以后，便倚着锡杖回到旧日山林。因为经过下方院，便又指向上方，登上像偃盖一样的杉松之间。道路包围着金橘柚树，层层清幽的水湾自古以来就适宜孤舟。又有谁曾听说八十年前的事情呢？凄凉之中想向僧人询问。依吴少卿致仕自咏诗的韵作诗 挂起官帽回到故乡，带着头巾车去寻找山谷。庭院台阶上的兰蕙茂盛，世路上的交游却日渐疏远。一壶新制的漏箭【吴公亲自制作漏箭】，一部旧日的《千姓书》【吴公编写《千姓编》来排遣自己】。寄信问一问跟随吴公的客人，他家中的金钱还剩多少？奉和长文舍人出城时示我的诗句 春分时腊月的积雪还没有完全消尽，凛冽的春寒气势仍然强盛。开始办理事务，欣喜地迎来社日的燕子；寻访春色，因而得以走过溪桥。清酒上浮着酒花，酒醅刚刚拨开，暖意进入莺鸟的竹林，舌声渐渐调和。兴致和情趣都喜爱你年纪还轻，不要嫌斋禁【一作“斋馆”】暂时寂寥。赠徐道士游京师 有一位客人，人的形貌而有善于鉴察的眼光，经过我的门前，姑且肯停下远行的马鞍。他知道我徒然失去了江湖之约，笑我甘心做掌管文书的官吏。你将隐居之处选在靠近日边、接近龙阙的地方，前去的路上霜寒，鹤衣也会觉得寒冷。京师车马飞驰迅速，分别时还请把金色月光当作清水来洗洗眼睛。将到嘉禾，先寄给诸位兄弟 半年以来向西奔走，像飞蓬一样漂泊；所得俸禄不多，谋划屡屡困窘。骏马的脚步受到寒冷压制，只能甘心伏卧；黑色的雁群惊飞四散，实在令人痛惜弓箭无用。家境贫寒，不容易建造新堂；幸而上天保佑，还能遇到丰年。暂且等我回来，再把一切讲论清楚；只凭一根船篙，在烟水中趁着霜风前行。送刘吏部获准请求，前往三茅崇禧观 老臣接连上呈密封奏章，准备去拜访三茅山上驾鹤的仙翁。曾经替苍生议论政事的弊病，因此从紫府中得到仙人的清风。收身于尘世之外，光阴正好；回头看人间，宠辱都成空。丹药已经炼成，家传的法术仍在；应当带着鸡犬一起进入云中。和王介甫寄赠安丰知县修治芍陂的诗 雩娄陂的水，旧日的风光烟景很可喜；百姓得以继续依靠它收获万顷稻粱。追想汉代时五门防止开凿水利的旧事，又仿佛齐代年间【齐高帝时桓崇祖曾经修治此陂】。你的才学很高，想献上营田水利的办法；公务之暇还来泛舟饮酒。你与淮南相称，都是喜好办事的人；耕歌和渔唱已经彼此相连。和知郡王职方的韵，同前诗 县邑的陂塘增筑之后，水渊更加深广，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收到诗筒，不禁赞叹，深深体会楚国老臣流传千古的心意，也体会庐江贤守一家相承的心情【汉章帝建初年间，王景任庐江太守，曾经修治此陂；如今的太守与介甫都是他的同宗】。淮水边的野史又添了新事，田垄上的春犁传来赞美的声音。兴修水利、劝导农事，才是真正的治理办法；由此可知，做官要能掌握施政的关键。南阳春日十首 城头的古树还不知道春天已经到来，官道旁的柳树柔条却日日更新。门巷很快就打开了，卖酒的市集也活跃起来；郊外原野便有踏青的人。风烟刚刚转暖，鸟儿开始唱得悦耳；捕鸟的网还很多，野鸡哪里肯驯服。想在芳美的时节举杯饮酒，却惭愧没有像乐天那样的心事。春日晚间已感疲倦，便解下远行的马。官场的情形喧闹卑俗，从前并未深知。难道甘心敲打催逼别人，忘掉平生的学业吗？还有琴和酒可以帮助清谈。窗灯明亮，打开书卷；衙门的鼓声咚咚，吏员放下手中的参谒事务。只有登楼远望，心情仍不舒畅；纷乱的云雾堆积，锁住了东南方向。山川之中处处都有芳菲，年纪老大后，心情已经不同于从前。已经恼恨黄莺的叫声惊醒清晨的梦，哪里还禁得住花香沾染衣裳？家中的蔬菜不知是否添了新掘的种类，祖坟上的树木想来已经长得粗大如旧日的围栏。最终还是走上令人畏惧的仕途而一无所得，倒不如归去，好风佳月也比不上回家。面对花朵惆怅，心情反而更加难以平复。屈指计算光阴，已经过去半生。还让这具身体经历种种患难，却不知哪一天才能得到功名。去留未定，千头万绪纷乱；往昔的悲欢，醒来才知道只是一场梦。想进入醉乡来消除这番遗恨，然而猛烈的春风无缘无故吹散了春日的酒意。豪壮的胸怀受到摧折，还能再说什么呢？今年齿发都已衰老，去年还念想着远方，心飞到了鸟儿也飞不到的地方；感叹时事，在落花前流下两行眼泪。琴曲遇到遏密之声，便难以调理；诗歌想仿作《离骚》，怨情却无法传达。我的家在五湖明月照耀之中，梦魂随着春水停宿在渔船上。

译客居做官时逢上春天，病弱的眼睛也睁开了。在紫荆花下，我仍然徘徊。徒然劳费人力，读了千卷书；姑且寄托天然真性，饮下一杯酒。清明的时代本来应当不抛弃任何人才，孤独的臣子哪里敢自夸才能？暂且欣喜腐草同乌喙一样都能入药，不怕丹山的凤凰猜疑。在堆积的文书中仍能保有天然真性，却徒然为了浮名役使此身。门前的柳树偶然像陶靖节那样自在，空自羡慕颍封人能得到君王的羹汤。沙鸥过去答应做我的伴侣，巢中的燕子何曾嫌弃我的贫穷。已经同东风约定归期，暂且随着桃李一同笑看今年春天。故乡春天的景物有谁与我共同欣赏？大地尽头、长天低垂，景色隐约迷蒙。杏花如火，柳烟如雾，仿佛烧亮了白昼；茶芽和笋尖争相在春风中生长。桥横跨水面，酒市悬着青帘；出门便能面对渔矶，小艇可以通行。谁能相信南阳楼上的客人，轻盈的归鸟般身影正想飞向长空。水乡的生活有一叶钓舟，我这身子随自己的本分同群鸥亲近。并不是因为利禄才被羁绊，而是因为学习文章反倒成了累赘。病眼看花，只白白溅下眼泪；客居的面容面对镜子，又感到羞惭。江东的父老应该还在思念我，燕子来时不停地传语。半生做官，走在仕途上，连奉养父母的简单生活也未能使他们当年欢喜。钟鼎之食还不能光耀祖先，牛羊虽美，也惭愧不能真正陈列在杯盘之间。五千字勉强背诵，谁说就能有所补益？四十岁还默默无闻，怎么能自我安慰？不知不觉便登上台榭寻春，东风吹来，眼泪落在栏杆上。和开祖在丹阳送别子瞻后寄来的诗 仙舟系在柳树旁，野桥东边，离情别意格外深重。劳烦被贬的老翁相对而坐，共饮一樽浮着酒花的酒；二月的微寒中，小桃树被春风吹动。羁旅的愁怀在放纵歌唱中消散，世间事务在纵情醉笑中暂且抛开。不要怨恨明天又要离散，人生哪里不是匆匆忙忙。和章子厚听说子瞻在阳羡买田后寄去的诗 罨画般的春水流动，水藻荇菜不断生长；吴门盛产菰米，是鳜鱼鲈鱼的故乡。谋划买田置屋，是拙陋之人的事情；寻找山谷、购买山地，你为什么这样忙？出仕和退隐两相忘却，姑且共同寄居在外；清水浊水本来一样，都交给沧浪。故人的诗和酒，还能任我驱使【白公诗说：“诗酒尚堪驱使在”】；另有甘泉和绿野堂。依韵酬答余彦翔 我惭愧自己不合时宜，竟沦落到极其穷困的儒生地步。谋划自身前程，你却更加迂拙；我不愿同枭鸟狐狸依附城社，正应跟随鱼鸟享乐于江湖。自古以来真正受重视的只有风操声望，事情过去后才知道情味已经不同。即使大腿上的肉消瘦，我的舌头还在；任凭那些儿女暗中讥笑我吧。依韵酬答白天觉 人的一生要靠自己取得成就，确实没有什么固定策略；年岁将晚却一事无成，还能再谈什么呢？迟钝的车马徒然想追赶骏马跃进，病弱的鸟巢哪里敢羡慕鸿雁高飞？性情倨傲如嵇康，仍然多病；辩说之事就交给《南华经》，自己一概不言。姑且感谢白夫子的高情厚意，用来抒发骚体诗的兴致，安慰王孙般的游子。感谢杨都官赠送金鸡 这种珍禽在鸟类中品格高贵，值得褒扬题咏。上天赋予它华美文采，五色羽毛整齐鲜明。羽翼已经足以攀附凤凰的翅膀，哪里应当同鸡一起争食稻粱、栖息在鸡窝呢？应当思念旧日伴侣，雌雄一起起舞；不屑于学习凡俗群鸟，姑且在黄昏时啼鸣。最好把它养在彩衣堂下，成就名声显赫的人，从此快乐地持带供养。送李户曹任满还江宁 归去的路途荒凉，不妨暂且徘徊。听我高声吟诵，以一杯酒相助。光明磊落，胸中无愧无耻；身穿青衫，任凭尘土沾染。秦淮地方形胜优美，人物众多；晋室遗风流传至今，却已进入草野。回到江山之间，姑且洗一洗眼睛；做下级官吏不会太久，沉潜的才华终将显露。凤凰台 凤凰飞去而高台仍在，碧草茂密。游人来到这里，询问凤凰遗留下的踪迹。旧日巢居所见的风月已经过了千年，美好景色只剩空空的重重栏杆。府中坐着循良有政绩的黄太守，乘舆中有仁圣的汉高宗。竹子开花结子，梧桐也已衰老；为什么丹山的凤凰，始终没有应信而来？十八贤台 台下的衣冠人物早已化为尘土，台前的景色却仍像新的一样。山林泉石本来应当是修行者聚集的地方，岩穴之中谁不是避世之人？美丽的鸟儿哪里知道当年的事情，幽静的花朵又哪里像昔日的春天？老僧不懂得谈论古今，想来会笑我徘徊追问那些隐逸者。陶渊明醉卧的石头 飞泉喧响，清流环绕着石头；长天悠远，翠色铺满天空。是非都交付给千钟美酒，日月在一场大醉中消磨。任凭柳絮飘落在荒径旁，菊花仍在旧篱笆东边开放。水声山色年年美好，足以使游人惭愧于陶渊明的清高遗风。东庵 已经喜爱门巷从树林中伸出，何况轩窗又开在水边。清冷的山光照亮枕席，摇动的水波映上酒器。坐着看天边孤舟渐渐消失，惯常看见太守乘坐的五马车来到。常常遗憾夕阳下吟咏还没有尽兴，只好留在栏杆边与明月共同徘徊。太平观 层层环绕的山峰，像玉案般围拢；重重楼阁殿宇，紫烟缭绕升起。青藤和白色简册仿佛接近天门，红色旌节和彩虹般的旗帜在半夜归来。仙鹤使者常常传来三岛的消息，凤凰诏书频频送来九霞衣。被放逐的臣子身在尘世，自惭没有补益；在金蕚楼前，只能下拜而不敢祈求。东林寺 白发老僧安然居住在这里，青山容纳着司马闲来游赏。松树嫌天太近，株株都长得短；花朵等待春天归来，慢慢开放。可以相信壶中藏着日月，谁知道云外还另有楼台？官位卑微，正适合做寻访山林的客人；看不见芳菲，心情便懒于回返。西林寺 从东林寺移宿到西林寺，风声烟霭萧萧，凝成昏暗的阴气。走到哪里都听见水声喧响在木屐之下，身旁的山色映上衣襟。知道自己在尘土俗世中无所用处，享受云泉之乐却也使心志受到损伤。想把《离骚》交给猿鸟传诵，樵夫和采苏的人大概会奇怪我为何久久登临。栖贤寺 开辟土地的行者想来应当开创寺院，擦亮眼睛看一看，高僧的坟墓还在。蛟龙带着雨水归向三峡，水鸟衔着花朵飞出五座山峰。云中的楼台高高耸立，仿佛接近天宫；钟磬声稀疏，却能传入尘俗世界。游人不嫌车马道路遥远，岩门之上却无法阻止苔藓长出纹理。万杉院【仁宗御书寺额】银钩般的书法、金榜般的匾额，悬在佛家园林。我的木屐刚刚踏来，便感到毛骨生寒。天上的星辰留下翰墨，人间的陵寝闭藏着衣冠。虬龙般的松树拥护着神灵，仿佛神明仍在；云雾遮蔽收藏，颜色却还没有干。四十二年承受雨露，连草野茅屋也懂得流泪悲泣。开先寺 山门高耸，横跨青色山嶂；岩屋烟霭蒙蒙，带着紫色云烟。千尺高的老松正对着大道，一条飞瀑从半空落下。再次到来观览景物，想来它们应当还认识我；在这里寻访僧人，仿佛也是有缘。自认为读书而不是庸俗的官吏，即使被贬为官，仍能接近山林泉石。新罗岩 万重青山与尘世隔绝，一座岩石倚天而立，云气环绕，险峻高危。僧人开凿陡峭的岩石，山路难以行走；猿猴在枯松最高的枝头啼叫。药鼎用来救人，寒冷时也要点火；菜地里老虎行走，夜里宿卧，四周没有篱笆。这里另有超越年岁的生活，尘世间纷纷扰扰的事情一概不知。竹云洞 竹子的根干长久如老龙，竹笋也像小龙，在竹林深处阴阴蔽日，仿佛锁住了白昼的云气。不要问是什么年月最初进入此洞，自古以来哪一天能够没有竹子相伴呢？清幽的竹色围绕栏杆，喧闹之声难以进入；翠绿的露水滴在衣襟上，安静得仿佛可以听见。等到严寒岁暮，再来看它苦守节操；凭谁来吟咏相对这纷纷扬扬的雪呢？峰顶院 自怜自己随缘也有仙人般的踪迹，曾经住宿在金庭第九重。谁说被贬的官员真是庸俗官吏，我还登上了庐阜最高的山峰。坐在峰顶，平视并揖让千岩间的月色；枕下隐约听见两座寺院的钟声。归去以后，同山林泉石的缘分更加深厚，想来春梦中也一定还会同它们相逢。雪 年老以后只有爱看山的癖好，踏着雪来寻找洞府中的春意。正因为喜爱匡庐山中没有庸俗官吏，又遇见姑射仙山般显露的天然真趣。千山之间玉树参差，高低错落的景色映在蓝田一带的水边。乘兴而来，兴尽而去，请不要怪我；这种风流本来就是剡中人的性情。灵溪观

译灵溪流水碧绿，潺潺而下；溪上的清光照着弟子园。白发老人扛着锄头，春日进山采药；黄冠道士敲着磬，夜里朝拜元始天尊。山中的松叶足以酿酒，路口的桃花仿佛通向桃源。只是游人没有修道者的根骨，长生又何必依靠五千言的《道德经》呢？落星寺 不知哪一年青翠的山麓浮在彭蠡湖上？有人说那是寒星从斗宿、牛宿之间坠落。远处的水拍打天空，环绕着清净的境界；野僧依着山石建起朱红楼阁。白日里栏杆被风吹过，雁群飞行；黄昏时帘幕低垂，月亮仿佛靠近鸥鸟。安然居住本身就能成为不老的药，不必乘船入海去寻找蓬莱仙丘。承天院 建昌门外有一座小小的禅院，竹栏松窗，十分幽静。全院靠近江湖，反而增添了远望的惆怅；刚离开城市，便容易感到清幽空寂。人们想寻求朋友，便听鸟儿啼鸣；僧人喜爱忘却捕鱼的机心，观看水中的鱼。并不因为山南有许多胜景，这里便已经足以让我停下车来。寄给星子县令柯季立 我惯于看见江湖上被轻视、被放逐的臣子，离去寻找岩穴，或许彼此相亲。我曾在金马门做过宾客，如今你任县令，仍肯把铜章身份借给这样的人。夜夜水声随着枕席传来，时时林色映上衣巾。我的题诗有一半留在山南寺中，请告诫岩中的僧人，把缝隙里的尘土扫掉。寄给郏景仁郎中 早年的交情看似淡薄，实际上已经亲密；在旅途中相逢，白头之后又增添了新的情谊。虽然惭愧不能像管仲、鲍叔牙那样谈论高尚友谊，却想仰慕陈重、雷义，选择住处彼此为邻。旅舍常常只有门外的麻雀，归来时甑中还满是尘土。明年我们相伴向东邻而去，也未必能让鲈鱼留住行人。中秋佳月，独自游览垂虹亭，有感怀胡完夫、苏子瞻、钱安道 住在五湖之地，觉得天空格外宽广；清秋有月，仿佛置身广寒宫。玉镜般的月光中，连几根毛发都数得清；我倚着长虹般的栏杆。栖息的乌鸦误以为天亮，啼叫一声又停住；白露沾湿衣服，干了又再湿。请问姑苏的胡别驾，你在簿书灯火之下同谁一起看月呢【胡完夫】？月光清澈到了极点，正向着中秋；千古以来，松陵今夜最适合游赏。天空空旷，再没有云彩遮住眼睛；沧浪水本来就应当让我停船。浮生还没有约定明年相见，姑且浅斟，直到天亮再留一会儿。可惜辜负了三万顷金色月波，诗豪草圣如今正在杭州【苏子瞻】。玉兔般的月光中，系住小船的桅杆；长虹的影子里，酒器仿佛倒映其中。一年之中今夜最美，正值清秋过半；万里无云，晴朗的月色完全展开。月中仙女美丽动人，仿佛同我有旧交；水神使波涛安稳，也怜惜有才之人。理应痛饮，酬答这美好的赏月；不要同乌台御史一同前来【钱安道】。留槎阁 听说欧川像沃洲一样，一条溪水分成两道溪流。长桥跨过两岸，像彩虹垂到地面；高阁凌空而立，仿佛海市蜃楼吐出楼台。浩荡天地供醉眼观览，凄凉风雨送行舟远去。凭谁替我问一问乘槎而来的客人？未必没有人能够触犯斗宿、牛宿。禹穴 百尺高的苍石上有洞穴，翠色山岚如同天成的痕迹，并非劈凿镌刻而成。先王的图籍史册，谁来分别掌管？后世之人疏懒慵怠，不再探究。这里一定有蛟龙盘踞在寂静之中，怎会让苔藓如此纷乱丛生？老师又谈起神灵之事，只读着高碑离去，终究觉得不甘。谷帘泉 玉色的水帘铺展成瀑布，从半空垂下；行旅之人寻山到这里的很少。陆羽品评它，真如华美的黼黻；黄州的吟咏，也全是珠玉般的佳句。再次来这里饮一杯，并不是没有缘分；没有带着我的酒瓶，怎忍心回去？终究要追寻水源登上绝顶，带着云和月，玩赏清澈的光辉。若耶溪 十里澄澈的溪水，溪上有山；溪光无边无际，映照着山的容颜。上天嫌世俗的眼睛只见寻常景物，大地爱惜群峰，所以让它们分列左右作关隘。蓬莱仙岛也应当并不在海外，琼台怎能只收藏在人间？系船之后正想徘徊饮酒，却坐看苍烟笼罩着青翠的水湾。天池院【张景诗说：“如果把山的形状比作人的骨骼，那么这池子应当很像泥洹。”】这座山峰高峻险绝，直冲云霄；峰顶的水潭清澈深静，即使大旱也不会干涸。天下一定会因此增添沆瀣，山顶也确实有泥洹。寻常间云气从千岩中升起，转眼间蛟龙归去，六月也顿觉寒冷。一勺水本来就足以留存万古，何必在低处羡慕江河的波澜。题翠峰院 请问鸱夷子皮和季鹰，五湖的珍奇景物又有谁曾尽情赏玩？惯常观看销夏湾头的月色，只有莫厘山上的僧人。傍晚渡水，浪痕沾湿了破旧的僧衣；上方的云气如液，洒落在枯藤上。提防有人想随着沙鸥离去，还要陪着禅师登上翠色层峰。青龙江醉眠亭 酒担很长，轻轻压在腰间的六印上。醉中一觉，胜过千朝。对兴亡看得淡薄，把荣枯、聚散看作同旦暮潮汐一样。清逸的兴致本应在尘世之外获得，芳香的魂魄却徒然向水边招引。已经听说有佳士相约来往，便不因东风而回转画船。水月院 兴致随着白鸟而来，白鸟立在汀洲；我步入青林，台殿便显现出来。湖水的脉络贯通而来，方士泉和山色分流进入幽人的居室。难道苦于驾一叶扁舟，每次都要寻访吗？什么时代的空谷中会没有遗逸之士？一夜霜风穿透客衣，二十六间房屋都在采橘。题碧藓亭 栏杆清幽洒脱，像一丛碧玉；我频频来游赏，仿佛还是孩子。曲折的修竹撩动清影，刻写新诗，环绕着翠色的竹筒。十年经受雪霜，林木的颜色已经改变；几番风月之后，酒杯也已空了。子猷虽然老去，心志仍长存；终究打算做你的邻居，成为一个醉翁。送喜长老游四明 钓竿没有竹子，空着一只船；事情过去于朱泾，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一句话并非从外物中得到，这颗心知道该向什么人传授。无需像王老那样长久垂竿在地，也不必像胡僧那样扬臂仰托苍天。去问玲珑岩上的石头，其中究竟谁是我的禅师？寄给姑苏的智肱、钱塘的文防二位上人 出家人纷纷如此，能把你们怎么样呢？传闻说向右绕行，反而更加乖谬。南山所述的作品，哪里经得起毁坏？西天竺的师徒，果真有魔障吗？群蚁本来就应当随行；一杯水转动石头，哪里能够阻挡奔涌而下的洪波？青铜、瓦片、砾石，都称作明镜。请把它们交给光明和岁月去磨砺。

译传神悦躬上人 疲倦的马曾经投宿林下，短篷船又在越江边相见。人虽归去，河岳般的仪容风范仍在；事情已经隔了多年，世间景物还在传述。弟子们共同谈论庭院中的柏树，公卿大夫大多认识社中的莲花。高尚的风范自然出自空王的弟子，驰名于丹青之中，实在令人怜惜。山中寄给姑苏太守和通判 莫厘山头有万户人家的橘树，震泽上有闲人驾一叶小舟。树林摇曳着金色的果实，从篱笆中探出；浪花喷起雪阵，涌上汀洲。云气在缥缈中升起，吟诗的魂魄也飘向远方；太阳落入穹窿山，醉眼中的景色渐渐收拢。五湖不禁容我作小小的隐士，特地写下这些诗篇来向苏州致谢。经过平望驿，有怀念湖州李使君二首。柳色浓阴笼罩着平望桥的春天，流水向西承受霅溪的潮水。玉楼有月，清光遥远；苹草洲渚生风，美丽的思绪随风飘荡。宁愿让文书堆满几案，也已经听说歌咏声遍满渔夫樵夫之间。想乘酒船到乌程去拜访，又愁要花费金龟换取乘画船归来。凭着熊、飞隼两溪的山水，那里的人仿佛住在冰壶玉楼之中；世事随着欢乐的歌谣进入渔钓生活，诗意随着秋思充满汀洲。顾渚的茶已经采收，茶旗还卷着；乌家酒已经买来，酒面上的酒蚁浮起一半。去路距离平望驿不远，客愁的魂魄却在秋雨中寄宿于扁舟。晚秋田闲 再次回到田园，草木已经衰老，鬓发萧瑟，头戴白纶巾。徒然夸说孺子能够分肉，可笑书生至今还背负柴薪。静静地与禽鸟游鱼相处，哪里还分什么物我；懒散得因鸡黍而忘记了早晚。东篱已经开满金色花蕊，只缺一个穿麻衣、前来送酒的人。挽邵夫人词 丹阳门第三家，朝廷显贵以长寿为乐；五色丝纶诏书展开，有助于清郎，最终盛誉又得到邻里相称。诸位儿子全是高才，北畹的兰花虽凋谢，香气还在；水流向东海，逝去便不再回头。送葬车从原野上向西行去，远望着日色西斜、秋风秋雨，仍久久徘徊。挽刘夫人词二首 显赫的家声，从寒微之家兴起；众多的儿子居处在兰陔，侍奉母亲。翩翩而飞的三只凤凰，都是杰出人物；蹭蹬失意的两匹小马，也有骏马般的才干。回忆从前，孩子们穿着防衣，环绕膝前；如今悲伤的血泪洒在奠酒杯旁。什么时候才能再有盛大的事，使簪缨相联？另有诏书，将荐送到黄泉之下。早早选择邻居，已经实行了孟母三迁的教诲；背米奉养母亲，才停止了百里负米的劳苦。欢乐的事情难以留住，只能同流水一道逝去；孝亲的思念没有穷尽，进入蒿草之间。万家原野上开起新的坟茔，旧日馆舍有人前来祭奠浊酒。何况还有铭文诗篇流传不朽，长城自古高耸，白云也在其上。挽侍讲先生王夫人诗二首 兰陔堂上，这是归于完满；松柏山头，那里有旧日的墓地。我得享高寿，接近九十岁；人们依附绛帐求学，当年有三千之众。患病时太守调和汤药，去世后诸位学生侍奉灵前。善于教化群才，使他们如草木般茂盛；先生的恩德，重得如同苍天。在老师门下受教的儿童，都受到陶铸；凤凰仍同列桂籍，春风难道只偏爱慈善有道之人？若论恩分，先生就是我的亲生父亲；生前却未获准登堂拜见，今天只能在原野上徒然陪同执绋送葬的人。一曲薤露歌难以写尽遗恨，哀荣和声名只能交付给千古苍色的碑石。

译钦定四库全书 《都官集》卷十四，宋陈舜俞撰诗 山中咏橘长咏 包橘自古就被称为美果，扬州是适宜种植它的地方；“橘”名源于夏后氏的贡品，赞颂见于楚人的辞赋。云梦一带土地肥沃，璇星散布如橘树；洞庭的仙土相接，震泽的水烟舒展开来。柚子酸涩，何必过早成熟；柑橘金黄，难道会嫌成熟得迟？封君的千户封邑，等同于老圃中万株橘树的奴仆。秀美的花萼如瑶玉相缀，青翠的树阴像帷幕垂下；红色的果皮经霜而增添光彩，洁白的果肉含着露水般的津液。柔弱的树干承受着沉重的金色果实，繁密枝条上层层累着果子。瓜果生长先分成瓣，蚕老了却结不成丝；清爽的滋味聚集着寒律，浓艳的姿态映照着夕阳。清香压过兰草和杜若，甘美汁液使楂梨都显得低贱。挑选收藏的时日，是在冬至前二十日左右；通常霜后或起西北风、天气晴朗时，家家采摘收藏，不能晚于冬至前十日，过了这个期限就会受寒损坏，也会损伤来年的树。种植嫁接时十分辛勤，土壤必须以产地优良者为宜。移栽时怕树知道，故意不让它察觉。朱橘与绿橘争相呈现珍异，荆南和湘州的品种各有差别。小路深处如桃林般幽静，到了岁末便与松树相约共同耐寒。坛边用龟鼋山石砌成台阶，园中以枳棘作篱笆。治理虫害，烦劳钻凿树干；疏除无用枝条，交给蒸煮烧炊。为了防备天旱，在树旁凿井；发生瘟病，即使年成饥荒也要举行禳祭。向阳处删去密叶，砍去木枝使树枝低垂；橘子成熟时曾分给客人，没有偷摘，是因为孩子们见惯了橘子而不再稀罕。怕雨水连绵使果实生长过大，皮薄而不能久藏；还要等强劲的风吹过。采摘时满把都要留下长果蒂，装满箱子便借用短茨竹笼。橘子入仓，难道会比稻谷入仓惭愧？出汗时几乎像给病人治病。橘子采下后先铺在地板上堆放数日，略盖草使其出汗，然后装入笼中，否则味道会变酸。雅俗之人都传说它珍贵而爱惜，深山中却有时也会弃置。先把早落的果实收起，可以腌藏作药橘；又争相曝晒已经残缺的橘皮。为了赶上市集，商船急忙出发；为了充实庭院，驿使飞驰运送。公宴上进献的是大而奇异的果实，内廷送去的是珍奇之品。橘子有直径和周长的限制，大果不敢进贡，担心不能年年如此；只有官府公宴才把它们挑担送到京城出售，富贵人家最喜欢大的。寄送远方并不是选择最大的，而是选尚未十分成熟的小果，因为不易坏；已经变黄变大的，就不能久存。熏藏的品级最低，小橘称作脚橘，山中人在土窖里用烟熏后收藏，称为熏橘。善于生长的橘树，只按亩数计算；看价格再议定财产价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十万钱、一百斤、一千五百钱〕 不能把这作为固定不变的准则。略加探访，以酬答春日的赏玩；精心品尝，以助举杯饮酒。将来编修果品谱录，应当载入山野之人的诗篇。销暑楼 溪上的楼台仿佛玉壶，欢乐的郊野中春日万物更加复苏。贤侯喜爱士人，簪缨仕宦纷纷聚集；闲暇日子设宴，锦绣般的陈设铺展开来。剖开水中鲙鱼和鲈鱼，堆积如白雪；拨开新酿滤酒，酒滴如珍珠。沉香飘散，缭绕在栏杆角落；歌声震动屋梁，传到座席边隅。大略如同十洲仙境的景色，依稀又似洛川九老图。席间兰花般的言语相互熏染，远望莲花般的女子，容貌也都美丽。狂客笑着吟诗，姑且自得其乐；老人身体强健，不需要人搀扶。送客归去后，堂前的月色仍照着帘子，映出一半胡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骑〕 弄水亭 还不知道贵池究竟有多美，早就听说有弄水亭的名声。白鸟站在明镜般的水中，彩绘的船仿佛在天上行驶。寿阳僧房见橘诗 这里地处长淮以北，难以种植橘树。如今在僧房中看见它被锁在朱红栏杆之内；秋天到来，幸赖还有金黄色的果实，几乎被过路人当作枳树看待。次韵六安魏明府三首 故人芳美的书信从江东传来，使我舒展愁容，排解病中的忧闷。自己也笑自己徒然漂泊在湖海之上，几乎没有一点像陈元龙那样的豪气。少年时的心志想要摩天而上，渐渐老去后低飞，满心悔恨。早已明白宰割鸡鸭也足以果腹，不必辛苦去学习屠龙之术。几度羡慕功名，追逐着像飞蓬一样漂泊；既然没有成就，反而徒增苦恼。不如回去听华亭鹤鸣，如今人们还在追忆那二位名士。宝庆院 小小的佛寺坐落在白云层中，古殿深处的佛龛上了锁，白天也点着灯。山北的远公曾经在这里结社，直到今天仍有僧人种莲。题炉峰阁 因为喜爱炉中香烟，便拂过画檐下的小栏杆，整日卷起朱帘。不必再踏上山前的道路，难道是因为人在闲暇中看得厌倦了吗？再次经过太平观，拜访沈道士而未遇二首。行旅之人寻山而去，又返回来。仙人依旧没有归来。洞门没有上锁，清风吹入；黄叶无言，落在翠色苔藓上。没有见到芝岩上骑鹤的老翁，他抱着琴回去，悄然没有踪迹。黄花仿佛还带着东篱的旧日风貌，在山前山后，随处都能遇见。兴福院僧房 东西两面游遍了两山的村庄，栀子花黄时，橘子满园。只有小轩临近小溪，生病的僧人斜倚着枕头听潺潺水声。宿上真宫赠朱道士【天同年间中叶，道昌舍宅建观】栖居求真的人一定是朱痴之后【朱痴的事见《续仙传》】；建造屋宇的根由，原是法善的后代。此地之人依凭地灵，治病迅速；山村中有人连夜来敲门求药。

译题写在通济寺僧人的墙壁上 红色果包裹着赤红的果实，冲破苍翠的树色。距离冬至已经没有十天闲暇【山客采橘，以冬至为期限】；还剩下一些黄柑留给过路客人，天气寒冷，谁肯再来寻山？上方寺僧人京师识面短句二首 乱云笼罩峰顶，紫田翁在二十年前于京城寺院遇见我，觉得奇怪。我没有成就，早早白了头；千金散尽，学的却是屠龙之术。老僧曾经住在京城附近的寺院，熟悉骑金鞍马的贵人。身在云外，不知人容易衰老；从头问起，所谈全是尘世琐事。赠华严院玉真上人 青萝和翠竹锁住禅关，门正对着松陵第一道水湾。白发老僧应当是有道之人，却随意陪着客人走过前山。上方化成院【陈恭功德院收藏仁宗御书，每年剃度一名僧人】珍藏在琅函中的，是君王的字；石壁上仍然镌刻着宰相的诗。无尽的幽深光彩震动着山岩溪谷，山深之处只有白云知道。虎溪 紫霄道士贪恋云中仙鹤，五柳先生沉溺于酒杯。如果不是为了清风和明月，道士为什么要渡过溪水而来？原跋 曾祖都官在庆历六年贾榜中考取进士。嘉祐四年，又与钱公藻一同考中“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实际名列第一。熙宁年间，任越州山阴县知县。恰逢新法施行，他上书极力论述其弊害，于是被贬为监南康军酒税。多年之后始终没有再做官，直至去世。我杞没有什么才能，凭借先世遗留下来的功业，冒昧越级进入朝班，只知道戒慎恐惧，以保全家门。先父删定了《宝藏都官遗文》。我先前任闽中常平使者时，曾将它刻版刊印，尚未完成便调任广右转运使，于是把此事交给属官办理，仍有很多差错，我每每以此惭愧悔恨。等到来到这个地方，想到都官本来以明州观察推官的身份参加大科考试，想要考察他的遗迹，可距离当时已经一百四十多年，无法知道详情。文集中他自己说，十五年间，曾两次在天台、四明二州任官，如今还保存着《鄞县镇国院记》等文章。于是再次加以校勘，把那些无法考知的地方缺略不补。嘱托本郡博士和郡中属官刊刻此书，以扩大它的流传。仰念曾祖的风节高峻严厉，凛然如同仍在世一般。我这个不肖孙曾，仗恃天下公论，不敢再作多余的言辞。庆元六年十月十五日，曾孙太中大夫、徽猷阁待制、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杞谨慎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