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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八 《三国志文类》　总集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三国志文类》共六十卷，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现在流传的有宋代刊本。《宋史·艺文志》记载此书时注说“编集者不知姓名”，可见当时已经无法考察作者了。考察柳宗元《河东集》，其中有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文章都是从《汉书》中采录的。这部书只采录《三国志》中的文章，大概是沿用了这一体例。全书分为二十三门：诏书、教令、表奏、书疏、谏诤、戒责、荐称、劝说、对问、议、论、书、笺、评、檄、盟、序、祝文、祭文、诔、诗赋、杂文、传。所采文章上起汉末，下至晋初，这是因为《魏志》所载曹操的事迹都在建安年间，而裴松之注文所采录的多是晋人的文章。只是其中“劝说”“对问”两门，都是当时的口头言语，本来不是文章，为了充实卷帙而收入，按义理说不很妥当。又陈寿所作的评论，也如同司马迁、班固的赞语一样，却摘出另立篇名，也不合体例。因为它是宋人的旧本，姑且保存下来，以备考证。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三国志文类》第一卷 诏书 魏 汉献帝 命魏公代行皇帝权力封拜的诏书【天子认为魏公在外总管政务，临事赏赐有时应当迅速，于是命令魏公可以代行皇帝权力，封拜诸侯和郡守、国相。诏书说】军队的大事，在于赏罚；奖赏善行、惩罚恶行，应当不拖延时日。所以《司马法》说：“赏赐不超过一天，是想让百姓迅速看见行善的利益。”从前中兴时，邓禹进入关中，奉承皇帝的权力任命军祭酒；李文任河东太守时，来歙又奉承皇帝的权力任命高峻为通路将军。考察他们的本传，都不是先行请示，显然是在临事时立即刻印授官。这是世祖神明，能够权衡事变、通达损益，大概是用来迅速显示威势、安抚人心，并建立大功的。《春秋》的义理说：“大夫出使在疆外，有可以专断命令的事情，只要是为了有利于社稷、安定国家就行。”何况君承担着二伯、师、尹治理九州的重任，实际征讨夷夏，军队行动在边境之外，得失就在片刻之间。停下赏赐等待诏令，以致耽误国家事务，本来就不是朕所打算的。从今以后，临事选拔人才，凡应当加赐荣号的，便可立即刻制印章授予，使忠臣义士都能互相奖勉，不要对此有所疑虑。封魏公为魏王的诏书 自古以来，帝王虽然称号不断变化，爵位等级各不相同，但说到褒扬尊崇元勋、建立功业德行、光显启发氏族姓氏、延及子孙，平民与亲属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从前我圣祖承受天命开创基业，开始奠定治理我华夏的基础。考察古今制度，贯通爵位等级的差别，把山川之地全都分封出去，建立藩屏，使异姓和亲属并列拥有土地，据国称王，这是为了保全天命，安定巩固万代基业。历代承平，君臣相安无事。世祖中兴以后，时势有艰难有平易，因此数百年长期没有异姓诸侯王的爵位。朕以不德继承大业，遭逢天下分崩，群凶肆意作乱，从西到东辛苦困顿、处境卑微。在这种时候，只怕陷入灾难，以致玷辱先帝的圣德。幸赖皇天神灵，使君秉持正义挺身而出，奋扬神威，救朕于艰难之中，使宗庙得以保全。华夏遗民和一切有气息的生灵，没有不蒙受恩惠的。君的勤劳超过稷、禹，忠诚可比伊尹、周公，却用谦让掩饰功劳，用更加恭敬来保持德行。因此过去刚开创魏国时，赐给君土地，担心君违抗命令，又担心君坚决推辞，所以姑且压下心意，封君为上公，是想尊重和顺从君的高尚德义，等待功勋建立。韩遂、宋建在南方联合巴蜀，群逆合纵，图谋危害社稷。君再次奉命出兵，像龙腾虎跃一般奋勇作战，斩下他们的首领，剿灭他们的巢穴。到了西征阳平之战，亲自穿上铠甲头盔，深入险要之地，铲除盗贼，消灭凶恶之徒，荡平安定西部边疆，旌旗悬扬万里，声威教化远播，使我疆域安宁。大概唐尧、虞

译舜盛世，有三位辅佐者建立功勋；周文王、周武王兴起，有旦、奭辅佐；二祖成就帝业，也有英豪辅佐承受天命。即使是圣明贤哲的君主，把天下事务视为自己的责任，尚且还要赐予土地、颁发瑞物，以报答功臣。哪里有像朕这样德行浅薄，依靠君才得以成功，却使赏赐典制不丰厚的道理？那将用什么来答谢神威、安慰天下万方呢？现在晋升君的爵位为魏王，派持节使者、行御史大夫兼宗正刘艾奉持策书、玉玺、玄土所筑的社坛及用白茅包裹的祭品，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君应当正式登上王位，仍以丞相兼领冀州牧。交还魏公的玺绶、符节、策书，恭敬接受朕的命令，体恤安抚你的民众，努力使各项功业成功，以发扬我祖宗的美好天命。魏王三次辞让，诏书三次答复不许，又亲笔下诏 大圣之人把功德看作最高的美德，把忠诚和谐作为典范训诫，所以开创基业、流传声名，使百代之后仍可仰慕；推行正道、制定义理，使努力实行的人能够效法。因此功勋永无穷尽，美好光辉盛大显著。稷、契承受帝王首领的聪明，周公、召公凭借文王、武王的才智施政，即使经营治理众多官职，也还要仰头赞叹、低头思考如何报答，哪里有像君这样的人呢？朕想到古人的功业，美誉达到那样；又想到君忠诚勤劳的功绩，赞美也应达到这样。因此每当将要刻制符节、分赐瑞物、陈列礼仪、颁发册命时，朕早晚感慨，几乎忘了自己守成而德行不足。如今君再次违背朕命，坚决而恳切地辞让，这不是用来称合朕的心意、训示后世的做法。君应当收敛心志、节制谦让，不要再坚决推辞。给魏太子曹丕的诏书 魏太子曹丕：从前皇天授命，使你的先父辅佐我皇家，于是扫除群凶，开拓平定九州。宏大的功劳和盛大的功绩，光耀于天地之间。朕因此垂衣拱手、凭靠屏风治理天下，已经二十多年。上天不肯留下这位老人长久保佑我，使我一人早早离世、神魂潜藏。朕悲哀悼念，伤痛深切。丕，你世代传承而光明显赫，应当承担文武大任，继承光大先前的事业。现在派持节使者、御史大夫华歆奉持策书诏令，授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兼领冀州牧。如今外面还有残余敌人，远方夷族尚未归服，军旗战鼓仍在，边境战事不能收兵。这正是发扬宏大功业、建立功名的时机。难道能修习居丧三年、闭门守丧的礼制，来完全实现曾参、闵子骞的孝志吗？你应当恭敬接受朕命，抑制消除忧虑，勤勉完成父亲的事业，及时辅佐各项功业，以符合朕的心意。啊，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改“雒”为“洛”的诏书 诏书说：汉代在五行中属火，火忌水，所以“洛”字去掉水旁而加上“佳”旁。魏在五行次序中属土，土是水的母体。水得到土才能流动，土得到水才能柔和，所以去掉“佳”旁而加上水旁，把“雒”改为“洛”。魏文帝 封孔子后人为宗圣侯的诏书 从前仲尼具有大圣人的才质，怀有帝王的器度，正值衰微的周朝末年，没有承受天命的时运；在鲁国、卫国的朝廷之间，在洙水、泗水之上推行教化，奔波不安、惶惶不定，想委屈自己来保存圣道，降低身份来拯救世人。当时王公始终没有能够任用他，于是他退下来考察五代的礼制，修明无冕之王的事业，依据鲁国史书编定《春秋》，到太师那里订正《雅》《颂》，使千年以后的人无不尊崇他的文章来进行著述，仰慕他的圣德来成就谋略。这可以说是应时而生的大圣人、亿万年不变的师表。遭逢天下大乱，历代祭祀废坏，旧居的孔庙毁坏后没有修复，褒成侯的后代断绝而无人承继，阙里听不到讲诵的声音，四时也看不到祭祀的位置，这难道是所谓尊崇礼制、报答功德、盛德百世都应祭祀的道理吗？现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食邑百户，奉祀孔子；命令鲁郡修建旧庙，设置百户吏卒守卫；又在庙外扩建房屋，让求学者居住。关于

译天地灾异不再弹劾三公的诏书 灾异发生，是上天谴责君主，却把过错归到辅佐大臣身上，难道是禹、汤责备自己的道义吗？命令百官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以后再有天地灾异，不要再弹劾三公。杨彪按宾客礼节对待，诏书【公卿朝见朔旦时，一并引领原汉太尉杨彪，按宾客礼节接待。诏书说】

译先王制定赐予几杖的制度，是用宾客礼节礼待年老者，褒扬尊崇元老。从前孔光、卓茂，都因为品德美好、年高德劭，受到这种美好的赏赐。您是原汉朝的宰臣，自祖先以来世代以名节著称，年过七十，行为不逾越规矩，可以说是老成之人了。应当特别加以宠异，以彰显您过去的德行。赐给您延年杖和凭几，您来朝见请谒时，可以让您持杖入内；又可以让您戴鹿皮冠。杨彪辞让，皇帝不听，最终只穿布单衣、戴皮弁来朝见。营造寿陵、告诫节俭安葬的诏书【在首阳山东面营造寿陵，制定遗诏说】礼制规定，国君即位时就制作内棺，这是活着时不忘死后的意思。从前尧葬在谷林，四周通通栽树；禹葬在会稽，农民不改动田地。因此葬在山林，就应当符合山林封土植树的制度；这不是上古的制度，我不取用。寿陵依山为体，不要封土植树，不要设置寝殿，也不要营造园邑、开通神道。所谓葬，就是收藏，想让人不能看见。尸骨没有痛痒的知觉，坟墓也不是神魂栖息的住所。礼制不在墓地祭祀，是不想使生者和死者受到亵渎。棺椁只要足以使骨头腐朽，衣衾只要足以使肌肉腐朽就够了。因此我营造这座坟丘，只求成为不生产食物的荒地，想让改朝换代以后的人不知道它的位置；不要使用芦苇和木炭，不要收藏金、银、铜、铁，全部使用陶器，以符合古代涂车、刍灵的意义。棺木只涂漆三道以作防护，饭含只用三粒，不要用珠玉，不要设置珠襦、玉匣，这些都是愚昧世俗的做法。季孙用璵璠随葬，孔子登上台阶去制止，把这种行为比作让尸骸暴露在原野之中。宋公厚葬，君子认为华元、乐莒不以臣礼事君，等于是把君主遗弃在恶名之中。汉文帝的霸陵没有被挖掘，是因为张释之没有求取财物；光武帝的原陵被挖掘，是因为封土植树。霸陵得以完整，功劳在张释之；原陵被挖掘，罪过在明帝。张释之的忠诚是为了有利于君主，明帝的爱护却反而损害了亲人。忠臣孝子应当思考仲尼、左丘明、张释之的话，以华元、乐莒、明帝的教训为鉴，存心于如何使君主安定、使亲人安稳，使魂灵万年没有危险；这才是贤人圣人的忠孝。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丧乱以来，汉氏各陵没有不被挖掘的，甚至烧掉并取走玉匣金缕，尸骨也全都毁尽，这简直是遭受焚烧之刑，难道不令人极其痛心吗？祸患是由厚葬、封土植树引起的，桑弘羊、霍光的事正可作为我们的警戒，难道还不明显吗？皇后以及贵人以下没有随王前往封国的人，死后都葬在涧水西面，先前已经用标志表明了那里。舜葬在苍梧，二妃没有随从；延陵季子远在嬴、博之间，魂灵如果有知，也没有不归往那里的。一条山涧的距离算不上遥远。如果违背今诏，擅自有所改变、营造，就把我在地下戮尸；戮尸之后再加戮尸，死亡之后再加死亡。臣子若轻蔑已死的君父，就是不忠不孝；如果死者有知，就不会赐福给你们。应当把这道诏书收藏在宗庙，副本存放在尚书省、秘书省和三府。缓征孙权的诏书 孙权残害百姓和财物，朕认为敌寇不可放任壮大，所以分别命令猛将，分三路同时征讨。现在征东诸军与孙权党羽吕范等水战，斩首四万人，缴获战船一万艘。大司马曹仁据守濡须，所擒获的也以万计。中军征南将军攻打围困江陵，左将军张郃等驾着连舟直渡，攻击江陵南面的沙洲，贼兵跳入水中溺死的有几千人。又挖掘地道攻城，城内外连雀鼠都不能出入，敌人已经像砧板上的肉一样了。但是贼军中疫气流行、疾病严重，沿江遍地都是，恐怕会互相传染。过去周武王讨伐殷朝，在孟津回师；汉高祖征讨隗嚣，退军高平，他们都知道审察天时、估量敌情。况且成汤曾解开三面捕兽的网，天下因此归服仁德。现在应当解除江陵之围，暂缓把敌人一举消灭；同时停止劳役，减免徭役和戍守，让士卒和百姓休养生息，都得到安宁。《三国志文类》第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 《三国志文类》第二卷

译诏书 魏 文帝 鹈鹕鸟聚集灵芝池的诏书 鹈鹕鸟聚集在灵芝池，皇帝下诏说：“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污泽。曹国诗歌讽刺恭公远离君子而亲近小人。如今难道有贤能智慧的人处在下位吗？如果没有，那么这种鸟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应当广泛举荐天下有俊异德行和卓越才能的人，以及品行独特的君子，用来回应曹人的讽刺。” 议论减轻刑罚的诏书 近处的人都不能得到安抚，又怎么能使远方的人归怀？如今事务繁多而民众减少，上下都被繁琐的法令相互困扰，百姓连手脚都无处安放。过去泰山有人哭泣，是认为苛酷的政治比猛虎还凶恶。我秉承儒者的风范，服从圣人的遗教，难道可以只在眼前玩味那些言辞，实际行动却违背圣人的告诫吗？应当广泛议论减轻刑罚，以此惠及百姓。告诫不得举行非正祀祭祀等事的诏书 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彰明孝道、侍奉祖先。大的祭祀有郊祭、社祭，其次是宗庙祭祀，以及三辰、五行、名山、大川。不是这一类的，就不在祭祀典册之中。末世衰乱，崇尚相信巫祝和史官，甚至宫殿之内、门窗之间，没有不洒酒祭祀的。迷惑得太严重了。从今以后，凡敢设立非正祀的祭祀，以及巫祝所说的各种事情，都按执持左道的罪名论处，并写入法令典章。晓谕华歆的诏书【华歆称病请求退职，把职位让给管宁，皇帝不答应。临到举行大典时，才派散骑常侍缪袭奉诏说明旨意说】朕刚开始处理各种政务，每天有万般机要，担心听取和裁决不够明察，依赖有德之臣在朕身边辅佐。而君屡次以疾病辞去职位。衡量君主、选择君主，不在他的朝廷任职；放弃荣誉俸禄，不求取自己的职位，这样的古人固然有过。但我认为周公、伊尹不是这样。清白自身、追求名节，普通人可以做到，却不能要求君子也这样。君应当勉强带病前来赴任，以惠助朕一人。朕将设置席位和几案，命百官总摄职事来等候君到，然后朕再临朝就座。又下诏命缪袭一定要等华歆起身后才回来，华歆不得已才起身。封张辽、李典的诏书【皇帝追念张辽、李典在合肥的功劳，下诏说】合肥之战，张辽、李典凭八百名步兵击破敌军十万人，自古以来用兵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使敌军直到今天仍然丧失斗志，可以说是国家的爪牙。分别给张辽、李典增加食邑各百户，赐给他们一人的爵位为关内侯。封朱灵的诏书【皇帝即位，封朱灵为鄃侯，增加他的户数和封邑。诏书说】将军辅佐先帝接受天命，多年掌管军队，威势超过方叔、召虎，功劳胜过绛侯周勃、灌婴。图籍所称美的功劳，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朕承受天命，成为四海之主。对有大功的将领、社稷的功臣，都是朕要与他们共享福禄、共同庆贺，并传给后世无穷的。如今封你为鄃侯，如果富贵了却不能回到故乡，就像夜间出行却穿着绣衣。如果你还有平常所希望的事情，不要难以开口。朱灵谢恩说：“高唐是我一向的愿望。”于是改封他为高唐侯。追封邓公的策书【魏武帝的儿子曹冲，十三岁早逝，追赠谥号为邓哀侯，又加封为公】黄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说：“唉，邓哀侯曹冲！从前皇天把美好的资质集中赋予你，使聪明睿哲的才能在年少时便已形成，本应长久享有显赫福禄，能够成就一生。为什么没有福禄而早早离世，年少夭亡、神志昏昧！朕承受上天的次序，拥有四海，并且分封亲属来藩卫王室。只是你没有赶上这种荣耀，而且安葬礼制也没有完备。朕追悼之情深重，悲伤不已。现在将你迁葬到高陵，派持节使者、兼谒者仆射郎中陈承，追赐你名号为邓公。用太牢祭祀你；你的魂灵如果有知，就享受这份恩宠荣耀吧。唉，悲哀啊！” 赐给庞德谥号的策书【庞德讨伐关羽，被关羽杀死。太祖为此悲痛。文帝即王位后，便派使者到庞德墓前，赐策书说】从前先轸战死、王蠋自刎，献身来追求名节，前代人都赞美他们。惟有侯您以武功显扬，果敢坚毅，踏入危难之中，成就的名声在当时极为显著，义节高尚足以与古人相比，朕怜悯你，谥号为壮侯。赐给张既之子爵位的诏书 从前荀桓子在翟地建立功勋，晋侯赏赐给他千户的封邑；冯异为汉朝效力，光武帝封他的两个儿子。原凉州刺史张既，能够容纳百姓、聚集民众，使各部羌人归顺，可以说是国家的贤良之臣。不幸去世，朕非常怜悯他。应当赐给他的幼子张翁归关内侯的爵位。蒋济使皇帝追回诏书 蒋济任东中郎将，后来入朝任散骑常侍。当时有一道诏书，皇帝诏告征南将军夏侯尚说：“你是朕的心腹重臣，特别承担重任，所受恩惠足以至死，所受宠爱值得铭记。可以作威作福，杀人或使人活命。”夏侯尚把诏书给蒋济看。蒋济到任后，皇帝问他：“你所听到、看到的，天下风俗教化怎么样？”蒋济回答：“没有听见别的好话，只看见了亡国的言语。”皇帝面露怒色，询问原因。蒋济详细作答，并趁机说：“‘作威作福’是《尚书》中明白的告诫。天子无戏言，这是古人谨慎对待的事情。希望陛下删去这句话。”于是皇帝怒意消解，派人追回先前的诏书。明帝 改定正朔的诏书【起初，文皇帝即位，因为是接受汉的禅让，沿用汉代正朔，没有更改。皇帝在东宫时，曾著论认为，五帝三王虽然同出一源、共同尊奉祖先，但礼制并不相互沿袭，正朔本来就应当改变，以彰明承受天命的运数。等到即位后，却长久犹豫不决。史官又撰文说明应当更改，于是下诏命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官员广泛议论。议论者有的意见不同，皇帝依据古典，下诏说】太极在上运行日月五星，元气在下运转三统五行，升降周旋，终了又重新开始。所以仲尼在三微之月编写《春秋》，每个月都称“正月”，用来说明三正交替把各自的正月作为岁首。如今推求三统的次序，魏得到地统，应当以建丑之月作为正月。考察各种典籍，这个道理已经很清楚了。祭祀圜丘的诏书【皇帝在洛阳南面的委粟山营造圜丘，下诏说】大凡帝王承受天命，没有不恭敬承奉天地、彰明神灵，尊崇祭祀历代祖先、昭示功德的。因此，先代的典章既已确立，禘祭、郊祭以及祭祀祖宗的制度也就完备了。从前汉朝初年，承接秦朝焚毁学术之后，搜集残缺典籍来完备郊祀制度。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的神祇和祭祀位置，大多不见于经典，所以制度没有定规，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四百多年间废弃了禘祀。古代所应当重新建立的制度，于是有所缺失。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如今祭祀圜丘，配祀始祖帝舜，圜丘称为“皇皇帝天”；方丘所祭称为“皇皇后地”，配祀舜的妃子伊氏。天郊所祭称为“皇天之神”，配祀太祖武皇帝；地郊所祭称为“皇地之祇”，配祀武皇后。在明堂祭祀皇考高祖文皇帝，配祀上帝。追尊高帝、高后的事情完成后，颁下这道诏书【当时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于是有这道诏书】

译礼制规定，皇后没有儿子，就选择旁支之子来继承大宗，这样就应当承继正统、奉行公义，怎么能再顾念自己的生身亲属呢？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给悼考加上皇帝称号；哀帝由外藩被拥立，而董宏等人援引已经灭亡的秦朝作为说辞，误导了当时的朝廷。既尊奉恭皇，在京都建立宗庙；又宠爱外藩的妾，使她享受相当于长信宫的待遇。在前殿排列昭穆次序，又在东宫并列四位，僭越失序没有限度，人与神都不保佑。又不采纳师丹忠正的劝谏，以致有丁、傅遭受焚毁之祸。此后相继仿行这种做法。从前鲁文公颠倒祭祀次序，罪责在夏父；宋国违背制度，讥刺在华元。命令公卿和有关官员，深深以往代的做法为戒。后世子孙如果有万一从诸侯入朝继承大统的情况，就应当明确作为人后、继承正统的道义。谁敢以谄媚邪曲引导取悦当时的君主，妄自建立不合正统的称号来干扰正统？如果把生父称为皇帝，把生母称为皇后，辅佐大臣就应当将其诛杀，毫不赦免。把这件事写在金策上，收藏在宗庙，载入法令典章。封诸侯王的诏书 古代帝王分封诸侯，是为了藩卫屏护王室。《诗经》不是说过吗？“怀有德行才有安宁，宗族子弟就是城墙。”秦、汉承继周朝，有时强盛，有时衰弱，都失去了适中的原则。大魏开创基业，诸王建立封国，因时制宜，尚未有固定制度，这不是可以永远作为后世法则的做法。应当改封诸侯王，一律以郡作为封国。功臣配享的诏书【祭祀夏侯惇、曹仁、程昱】从前先王的礼制，对功臣在世时显扬他的爵禄，死后就在大烝之祭中祭祀他。因此汉朝的功臣在宗庙朝廷祭祀，大魏建立国家以来有大功的臣子，功勋特别显著、始终美好光明的，都应当依照礼制祭祀。于是让夏侯惇等人配享。《三国志文类》第二卷 钦定四库全书 《三国志文类》第三卷 诏书 魏 明帝 宽减狱刑的诏书 有虞氏画出图像来警示百姓，百姓便不犯法；周人设置刑罚却搁置不用。朕处在历代君王的末端，追想上古的风俗，距离那时是多么遥远啊！法令越来越繁密，犯法的人却越来越多，刑罚越来越多，而奸邪仍然不能禁止。过去审核死刑条文时，常常多方减免，是希望挽救百姓的性命，这正是朕的最大心愿。然而各郡国审理隐瞒的案件，一年之中仍超过数百件，难道是朕的教导不够纯正，使百姓轻易犯罪吗？还是苛酷的法律仍然存在，成为他们掉进去的陷阱呢？有关官员应当议论缓办死刑，务必采取宽缓简易的办法。至于请求恩赦的人，有时请求的话还没有送出，案件已经审结判决，这不是穷究事实、完全了解情由的做法。命令廷尉和天下掌管狱讼的官员，凡是死罪案件已经审理确定的，除了谋反和亲手杀人以外，立即告诉罪犯的亲属。有人请求恩赦，就让请求文书和判决奏文一同上报，朕将设法保全他的性命。把这道诏书布告天下，使人人明白朕的心意。征召管宁的诏书 太中大夫管宁深深怀抱道德，专心奉行六艺，清静虚淡足以与古人相比，廉洁纯白足以当今世人的表率。从前遭逢王道衰微残缺，便漂海隐居。大魏承受天命后，他却背负行装前来。这大概正符合应龙潜藏与升腾的规律，也符合圣贤出仕与退处的道义。然而黄初以来，征召命令屡次下达，他每次都借病推辞，违命不来。难道是朝廷的政事和您的志趣不同，还是您已经安乐于山林，去了便不想回来呢？周公那样圣明，尚且因为老成的德者不肯降临而听不到鸣凤；秦穆公那样贤明，还想向老者请教。何况朕德行浅薄，怎么能不希望向您这样的贤士听闻大道呢？现在任命管宁为光禄勋，礼制中有大伦，君臣之道不能废弃。希望您一定迅速前来，以满足朕的心意。命令青州刺史以礼送管宁赴京的诏书 诏告青州刺史：“管宁怀抱大道、守持贞正，隐居在海边，近来多次下征召文书，他违抗命令不来，留恋安逸居处，把高尚的隐居当作自己的事业。虽然有安贫守节、幽居自守的坚贞，却失去了考父那样恭敬从政的道义。使朕空自倾心盼望，历年如此，这算什么呢？只是想贪图安逸，必定要任性

译而行；难道不应当像古人那样，也有幡然改变志节来使百姓蒙受恩惠的时候吗？日子流逝、月份更替，时光已经过去了，修养自身、沐浴德行，将要用来做什么呢？仲尼说过：‘我如果不和这些人同类相处，又和谁相处呢？’命令别驾从事、郡丞、掾属奉诏，按照礼节发送他上路。” 经过贾逵祠的诏书【青龙年间，皇帝东征，乘车进入贾逵祠，下诏说】昨天经过项县，看见贾逵的碑和画像，想起他来，悲伤不已。古人说过：“担心的是名声不能树立，不担心寿命不能长久。”贾逵活着时有忠诚功勋，死后仍被人怀念，可以说是死而不朽的人了。把这件事布告天下，用来勉励后人。赐给彭城王曹据的诏书 先王建立封国，随着时势制定制度。汉高祖增加了秦朝设置的郡，到了光武帝，因为天下耗损，又合并裁省郡县。拿今天和过去相比，今天更加不如从前。应当改封诸王，一律改为县。又赐玺书 制诏：彭城王，有关官员上奏说，王派司马董和携带珠玉来到京师，中尚方制造了许多禁用物品，王又与工官交往，出入宫禁附近的官署，奢侈逾越制度，轻慢法令、违背制度。按法律追究王，朕心中因此忧伤不安。王以皇亲的尊贵身份，处在藩王辅卫的位置，典籍每天陈列在面前，勤勉诵读从不停止；加上平素奉行修养，恭敬严肃、谨慎小心，致力于践行正道，孜孜不倦，难道会忘记率直行事、端正自身，以考验并完成自己的德行吗？如果确有小的过失，也许只是细微处的错误，别人忽然没有觉察到，才把这当作过错罢了。《尚书》说：“只有圣人不思考，才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能够思考，才会成为圣人。” 古人留下的训诫，竟然说到这样的程度。因此君子思考自己的内心，片刻也不离开正道；经常担心会损害德行的事情，并把它去掉，那么德行就明亮了；敞开心胸，把使心灵闭塞的东西疏通，那么内心就平坦了；谨慎行动，修正那些可能成为过失的地方，那么行为就完整了。这三点，王都能够具备。现在诏令有关官员宽赦王，只削减县邑二千户，用来彰明赏罚进退的法则。从前羲皇、文王作《易》，留下吉祥复归的训诫；仲尼论说行为，认为有过错能够改正就好。王应当改正行为，充分彰明这个道理，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不要懈怠。赐给恭王曹衮的诏书【当时黄龙出现在邺城西面的漳水，曹衮上书赞颂。皇帝下诏赐黄金十斤，诏书说】从前唐叔把嘉禾献给周成王，东平王献上颂文，这些都是宗室亲属的赞美，用来彰显美好的亲情。王精研古代典籍，深深品味大道真理，文章文雅光彩照人，朕非常赞赏。王应当谨慎地保持明德，使美好的声誉始终不衰。又赐玺书 制诏：中山王，有关官员上奏说，王前来朝见时，触犯了不得与京师交通的禁令。朕念及亲亲之恩，暂且搁置官吏的议论。然而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不能废弃。现在削减王的县邑二户、七百五十夫。能够约束自己、恢复礼制，圣人称为仁；早晨犯错、晚上改正，君子也予以赞许。王应当记住这些，不要再有第二次过失和后悔。赐给赵王曹干玺书【青龙二年，曹干私下与宾客交往，被有关官员上奏，皇帝赐玺书告诫他】《易经》说“开创新国、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诗经》提出“大车蒙尘”的警戒。自太祖承受天命、开创基业以来，深深看到了治乱的根源，明察存亡的关键。最初分封诸侯时，用极其恭敬谨慎的话训诫他们，又用天下正直之士辅佐他们。太祖常常称述马援留下的训诫，重视诸侯与宾客交往的禁令，甚至把违反者和犯妖恶之罪同等论处。这难道是因为轻视骨肉亲情吗？只是想使子弟没有过失的罪愆，使士民没有受到伤害的悔恨罢了。高祖登上帝位，只谨慎处理万机，再次明确诸侯不得入朝的命令。朕感念诗人所作《棠棣》，赞赏《采菽》所表达的道义，又因为诏文说“如果有诏令，可以到京都来”，所以命诸王依照朝聘礼来朝见。可是楚王、中山王都触犯交往禁令，赵宗、戴捷也都伏法获罪。近来东平王又派属官殴打寿张县的官吏，有关官员举奏此事。朕只削减他

译的县邑封地，有关官员又说曹纂、王乔等人借九族节日聚集到王家，有时并不在规定时间，也都违反了禁令。朕考虑王年纪幼小，素来有恭顺的品行，又接受先帝临终的托付，想要推崇恩礼，延及后嗣，何况这些过错又发生在王自身呢？况且不是圣人，谁能没有过错？朕已经诏令有关官员宽赦王的过失。古人说：“要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戒慎，要在无人听见的时候恐惧。没有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的，也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的。”所以君子在独处时尤其谨慎。叔父啊，你应当遵循先圣的典章，以继承你先帝父亲的遗命，战战兢兢、恭敬安定地守住自己的职位，以符合朕的心意。

译《三国志文类》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 《三国志文类》第四卷 诏书 魏 明帝 封聊城王曹茂的诏书【曹茂性情傲慢，年轻时很少得到太祖和文帝的宠爱，在文帝时又独自没有封王。太和元年，曹茂封为聊城公，当年又封为王。诏书说】从前象作恶，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大舜仍然封他为诸侯。有鼻接近汉代，淮南王、阜陵王都曾是作乱的臣子、悖逆的儿子，但有的本人在世时又恢复了封国，有的甚至到了儿子一代仍被赐予土地。有虞氏在上古建立这种制度，汉文帝、汉明帝在前代实行这种做法，这都是敦厚地叙列亲属、重视亲亲厚情的道义。聊城公曹茂，年少时不熟悉礼教，长大后也不致力于善道。先帝认为古代建立诸侯，都是任用贤者，所以姬姓之中也有人未必能封侯，这就是唯独不封曹茂为王的原因。太皇太后多次为此进言。听说曹茂近来稍稍知道悔恨过去的错误，想要修养德行，将来的君子会赞许他的进步，而不追究过去。现在封曹茂为聊城王，以安慰太皇太后施恩亲属的心愿。担心无人能够传承学业的诏书【景初年间，皇帝认为高堂隆、苏林、秦静等人都已年老，担心没有能够传承学业的人，于是下诏说】从前先圣去世后，他们遗留下来的言论和教诲都著录在六艺之中。六艺的文章，以礼最为紧要，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末世风俗背离根本，由来已经很久，所以闵子骞讥刺原伯不学习，荀卿鄙斥秦代坑杀儒生。儒学既然废弃，风俗教化又从哪里兴起呢？如今有学问阅历的老儒生都已经年高，教导训诫的事业由谁来继承呢？从前伏生将要老去，汉文帝让晁错传承他的学业，又让谷梁传承经学；汉宣帝则让十名经学之士继承。应当从郎官、属吏中选取才华高、能够通晓经义的人三十名，跟随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分别学习四经、三礼。主管官员要详细制定考课考试的办法。赦免辽东的诏书【皇帝即位后，任命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派使者向南与孙权交往，往来赠送财物。国家知道公孙渊心怀两端，但担心辽东官吏百姓被他误导，所以公文下达到辽东，借此赦免他们说】告知辽东、玄菟的将领、官吏和百姓：逆贼孙权，遭逢天下动乱的时机，凭借他祖先劫掠州郡的余势，终于聚集成群凶之徒，自行占据江表。朕包容他的污垢、隐藏对他的憎恶，希望他能够改化，所以割地封他为王，让他面向南方称孤，位居上将，以九命之礼待他。孙权亲自执义行礼，面向北方叩头，假借人臣的宠荣，接受人臣的荣耀，从来没有谁像孙权这样受到优待。然而他狼子野心，告诫命令难以改变，最终反复无常，背恩叛主，罪恶滔天、违逆神明，竟敢擅自称帝，倚仗江湖险阻，王法的诛讨尚未加于他身。近年来，他又远派船只，越过大海，携带许多货物，欺骗诱导边地百姓。边民无知，与他交往；长官以下，没有人肯禁止，甚至让周贺驾着百艘船漂泊停靠在渡口岸边，交换有无，既不怀疑拒绝，还拿名马资助他，又派宿舒随周贺前往交好。即使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应有忠信之人；把君主陷入恶名，是《春秋》所记载的罪行。如今辽东、玄菟奉事国朝，身着青紫官服的人以千百计，戴着冠带、垂着缨带，全都佩带印绶，却没有一句匡正错误、纳善进谏的话。龟玉毁坏在匣中，虎兕冲出笼子，这是谁的过错呢？国朝为你们这些大夫感到羞耻。从前狐突说过：“父亲教儿子怀有二心，凭什么侍奉君主？” 登记姓名、献上信物表示效忠，怀有二心就是背叛。如今你们竟然迎合邪恶谋划，胁从奸邪迷惑，这难道只是父兄教导不周、子弟行为习惯错误而已吗？如果禾苗中的杂草污染田地，随风而起的大火燃烧，芝草和艾草都会一同烧尽，怎么能够自行分别呢？况且这件事本来就很容易看清，也不必说鉴戒古代成败，史书传记中已经记载得很明白了。江南和海北相隔万里，辽东君臣却没有惊惧忧患；有利的事情只追求不应追求的利益，尊贵的事情却不看重应当尊贵的义理。这是厌弃安乐的居处，寻求危亡的祸患，轻视忠贞的节操，重视背叛的名声。即便蛮夷之长也知道爱惜礼义，用这种方式侍奉人，也难以面对世人。况且宿舒本来无罪，却被挤压着派入吴国，奉行不义的使者任务，出发时与家人诀别，流泪哭泣而去；等到周贺死的那天，覆没的尸体堆积如山。宿舒虽幸免于死，魂魄几乎离身，究竟是什么逼迫他，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忠臣烈将都愤恨辽东反复怀有二心，全都想乘木筏渡海，出来任意施为。朕作为天下人的父母，又考虑天下刚刚平定，既不想使军队劳顿、远涉大川，耗费劳役到那种程度，又怜悯边疆遗留下来的百姓竟然被迷惑到如此地步，所以派郎中卫慎、邵瑁等人先奉诏前来说明旨意。如果辅佐大臣和忠良之士能够效忠立信，辅佐当今君主，反对邪恶而归向正道，建立大功，福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你们只是担心自己已经被恶逆之事玷污，不敢首先发言，长久怀抱忧惧，那么凡是与贼方使者交往的人，都予以赦免，和他们重新开始。齐王曹芳 赐给孙资的诏书【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擅政事，多次改变旧有制度。孙资感叹说：“我家世代受到恩宠，加上我参与听闻先帝的托付。如今即使不能匡正辅弼时政，又怎么能白白接受国家俸禄呢？”于是坚决称病。皇帝便赐诏说】君掌管机密三十多年，经营处理各种政务，在前朝功勋显著。等到朕即位，一举一动都依赖你的良谋。因此从前增加你的荣宠和礼制待遇，使你与三公同等，在外统率群官，在内盼望你进谏正言。近来由于年老病重，你上交印绶，前后态度郑重，辞言旨意恳切。天地以最大顺理来成就德行，君子以善于宽恕来成就仁德。又因为职事违背、夺去了你的心志，现在听从你的坚持。赐钱一百万，让你兼任光禄勋、少府，亲自颁策诏命你在宅第养病。君应当努力服用医药，调养精神、平和气息，以长久享有无边的福禄。为你设置舍人和官骑，并增加每日的俸禄、菜肴和酒食供给。高贵乡公 即位诏书 从前三位祖先凭神武圣德顺应天命、承受福禄，齐王继承帝位后，肆意行事而不合制度，败坏了自己的德行。皇太后深深考虑社稷的重大责任，采纳宰辅的谋划，用此废黜他的帝位，把大命交付给我一人。我以微小卑弱的身躯，处在王公之上，早晚敬畏恐惧，不能继承守护祖宗伟大的教诲，恢复中兴的宏大事业，战战兢兢，如同站在深谷边缘。如今群公卿士是辅佐的股肱，四方征镇是宣扬效力的助力，他们都积累德行、建立功勋，忠诚勤劳于帝室。希望凭借先祖先父那些有德之臣，在左右辅佐我这个年轻人，用来保全安定皇家，使朕能够清明无为，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我听说君主的道德，应当厚重如天地，恩泽施及四海；先以慈爱待人，又向人表明爱憎，然后教化才能在上位施行，百姓才能在下位听从。朕虽然德行不足，对大道昧然无知，但希望和天下共同达到这个境界。

译《尚书》不是说过：“使百姓安定就是恩惠，百姓都会怀念他。” 大赦天下，改换年号；削减皇帝车舆、服饰和器用，以及后宫的用度，并废止尚方、御府所制作的各种奢靡华丽而无益的物品。改武丘名的诏书【大将军司马文王攻陷寿春城，斩杀诸葛诞，诏书说】古代攻克敌人后，要收集敌人的尸体筑成京观，用来惩戒昏乱叛逆者，彰显武功。汉孝武帝元鼎年间，曾把桐乡改名为闻喜，把新乡改名为获嘉，用以表彰南越灭亡的功绩。大将军亲自统率六军，驻营占据丘头，对内平定群凶，对外消灭寇虏，使万民受益，声威震动四海。攻克敌人的地方，应当有美好的名称。应把丘头改名为武丘，表明凭借武力平定乱事，使后世永不忘记；这也体现了筑京观和命名二邑的意义。设立三老、五更的诏书 尊养老人、振兴教化，是夏、商、周三代用来树立风俗教化、流传不朽的办法。一定要设置三老、五更，以表示最高的敬意，向他们请教并采纳教诲，这些事都记载在厚重的史册中。这样以后，天下就会承受教化的流泽，下层百姓也会观摩而受到感化。应当精心选拔德行高尚的人来充任。关内侯王祥，实行仁德、秉持义理，素来志向淳厚坚定；关内侯郑小同，温和恭敬、孝顺友爱，遵循师法礼制而不违失。应任命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由皇帝亲自率领群臣，亲自实行古代礼仪。重新进入贾逵祠的诏书【甘露二年，皇帝东征，驻军项县，再次进入贾逵祠堂，诏书说】贾逵死后仍留下爱民的恩惠，历代都享受祭祀；追念并听闻他的功业，我非常嘉许。过去先帝东征时，也曾驾临这里，亲自发布德音，褒扬贾逵的美德；想到这些，我更加感慨不已。礼敬贤人的道理，有时是替他扫除坟墓，有时是巡行他的门闾，都是为了表示崇敬。应当清扫祠堂，凡是有破损渗漏的地方，都加以修补治理。赐给楚王彪玺书【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与太尉王凌谋划迎立彪到许昌，详情记载在《王凌传》中。于是派遣傅和侍御史到楚国查验，并逮捕惩办受到牵连的人。廷尉请求惩罚楚王彪治罪，于是依照汉代燕王旦的旧例，派兼任廷尉、大鸿胪的人持节把玺书赐给彪，严厉斥责他，使他自行打算。玺书说】先王实行赏赐，不遗漏仇敌；施行诛戮，也不因亲戚而违背，正是最公正的道理。所以周公流着眼泪决定处置管叔、蔡叔的罪行，孝武帝内心悲伤而断绝了昭平君案件的亲情，这是古今一贯的法典。您是王室至亲，在外建立藩国，却不能专心奉行王法，表率宗室，反而同奸邪之人谋划，和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勾结，图谋危害社稷，怀有悖逆的心思，没有忠孝的意念。宗庙神灵如果有知，您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我对此十分痛心，是您自己陷入罪过。如今已经查明您的实情，我深感悲伤。有司上奏说您应当交给大理寺治罪；我想到公族由甸师掌管的旧义，不忍心让您在街市上受刑，所以派使者赐书给您：您自己造下的罪孽，不是由于别人。燕王旦受诛的事情足以作为您的鉴戒，您自己筹划处置吧。彪于是自杀。

译《三国志文类》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 诏书 魏 陈留王 关于燕王不称臣的诏书【并附有司的奏议】古代的君王，有时可以不把某些人当作臣下。燕王是否应当依照这个道理，在奏表中不称臣？又应当怎样答复？对于继承大宗的人，要降低对自己私亲的礼制，何况继承的是地位尊重的大宗呢？如果立即把燕王同一般臣妾等同对待，感情上也实在不安。应当全部依照礼典处理，务必做到适宜。有司上奏认为：礼制没有比尊祖更尊贵的，制度没有比端正典章更重大的。陛下考察德行、顺应天命，抚临万国，继承太宗的隆盛事业和三祖的基业。恭惟燕王身为尊贵的亲属，端居藩王之位，亲自执掌防卫和肃整之事，率先践行恭敬的德行，以此表率万国。对于正统典章，这正是阐明并完成大顺之道的事情，不是通常制度所能限制的。圣朝实在应当以非常的制度尊崇他，以不称臣的礼仪奉事他。臣等共同议定：燕王的奏表可以听取，格式依照旧制。中诏所使用的称呼，有的可以保留询问慰问之意；按照同类礼义，这是宴会相见时对贵族的称呼，可以稍微顺合圣上的敬意，加以尊崇的仪式称谓，表示不敢斥责燕王。应当说：‘皇帝敬问大王侍御。’至于制书，是国家的正典，朝廷用来辨明公家制度、向天下宣示法度仪轨的文书。应当遵循旧法，称作‘制诏燕王’。凡是诏命、制书、奏事、上书中提到燕王的，都可以用上平声称呼。除宗庙助祭之事外，都不得直称燕王的名。奏事、上书、文书以及官吏和百姓，都不得触犯燕王的名讳，以彰显加于群臣之上的特殊礼制；向上遵循正典尊祖的制度，向下顺应圣上恭敬而深厚的心意。这两方面都没有违失，礼制确实合宜。可以普遍发布并施行。督令邓艾擒获姜维的诏书 蜀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土地狭窄、人口稀少，而姜维残暴地役使百姓，从来没有放弃作战的念头。往年失败之后，他仍然在沓中耕种，刻剥各族羌人，劳役没有止息，百姓不堪忍受。兼并弱小、攻取昏昧，是武王、文王所擅长的策略；使敌人受我驱使，而不受敌人驱使，是用兵的上策。蜀所依靠的，只有姜维一人。趁他远离巢穴，出兵攻取就容易了。现在派征西将军邓艾督率各军奔赴甘松、沓中，包围擒取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率各军奔赴武都、高楼，从首尾两端夹击追讨。如果擒获姜维，就应当东西两路一齐进军，扫灭巴蜀。蜀 先主 封张飞的策书 我承受上天的秩序，继承奉行宏大的事业，铲除残暴、平定祸乱，却还没有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如今寇虏作乱为害，百姓遭受荼毒，思念汉朝的士人都伸长脖子如鹤般远望。我因此忧惧悲痛，坐不安席，吃不知味。现在整顿军队，发布誓言，将要施行上天的惩罚。因为您忠诚刚毅，足以媲美召虎，声名远播四方，所以特意在高大的城垣上公开任命您，晋升爵位，并兼任京城中的官职。您应当大力施展上天的威势，以德使顺服者柔服，以刑讨伐叛逆，以符合我的心意。《诗经》不是说过吗：‘不忧不急，来到王国建立法则；奋勉建立军功，因此赐给你福禄。’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后主 告谕讨伐魏国的诏书 我听说天地的规律是赐福给仁德者、降祸给淫恶者；善行积累的国家就昌盛，恶行积累的国家就灭亡，这是古今不变的规律。因此商汤、周武王修养德行而称王，夏桀、商纣极端暴虐而灭亡。从前汉朝国运中途衰微，法网漏掉了凶恶之徒；董卓制造祸乱，震动京城地区；曹操由此取得祸乱的阶梯，窃取掌握天子的权柄，残害剥削天下，怀有不尊奉君主的心。曹丕这个孤立无援的小人，竟敢沿着乱阶继续作乱，盗据神器，改换国姓和制度，世代相继地延续其凶恶。当时皇帝的正道幽暗不明，天下没有主人，于是我们的帝命在下界陨落。昭烈皇帝具有明睿的德行，光大施行文治武功，顺应乾坤的运数，出身于平民而平定祸难，经营四方；人神共同谋划，百姓推举贤能，万民欣然拥戴，奉顺天命的征兆，建立帝位、改换国号，承继天命，挽救衰败，保存并恢复祖先的基业，广大地承受皇帝的纲纪，使其不致坠落。可是万国还未安定，他就早年去世。朕以年幼之身继承宏大的基业，还没有受过保傅的教导，便承受了祖宗的重任；天下闭塞不通，社稷没有建立长久的安定。我始终思考如何匡正救助，光大继承前人的事业，求得有所成就，内心非常恐惧。因此早起晚睡，不敢自我放纵；常常崇尚俭朴以增加国家用度，劝导有余者分给不足者，致力于农业以增加百姓财富；授予方略，任用贤能，以便广泛听取意见；断绝私欲，降低身份，来抚养将士，希望拔剑长驱，指向并讨伐凶恶叛逆。红色军旗还没有举起，曹丕又死去了，这正所谓柴薪没有烧尽自己却先自焚。残余的同党和余孽，长久承受上天的祸患，却仍在黄河、洛水之间肆意妄为，凭借武力作乱而未被消灭。诸葛丞相宏大刚毅、忠诚壮烈，忘却自身而忧虑国家；先帝把天下托付给他，来勉励我自身。如今把旄钺所代表的重任授予他，把专断行事的权力交给他，统率步兵、骑兵二十万，督领大军，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铲除祸患、平定乱事，收复旧都。这次出征，过去项籍统率强大的军队，跨州兼并土地，所图谋的事业很大，然而最终在垓下失败，死于东城，宗族也遭焚灭，成为千载笑柄，都是因为他不讲义理、凌驾君上、虐待下民的缘故。如今贼人又重蹈覆辙，为天地人神所怨恨；顺应时势应当迅速行动，希望凭借炎汉皇室和祖宗威灵相助的福佑，所向必能取胜。吴王孙权同样忧虑灾患，暗中出兵谋划，从后方形成掎角之势。凉州各国王分别派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多人前来接受节制。大军向北出发，我将率领将士兵马，奋勇挥戈，首先前进。天命已经汇集，人事也已齐备，军队正当、形势有利，必定无人能够抵挡。王者的军队，是出征而不必交战，既尊贵又合乎义理，没有人敢于抗拒。所以鸣条之战，军队没有流血便取胜；牧野之战，商朝军队反过来倒戈。如今军旗已经在前方举起，军队所经过到达的地方，也不想穷尽兵力、极端使用武力。凡是能够去除邪恶、归顺正道，拿着箪中食物和壶中酒浆迎接王师的人，国家都有一贯的法典加以处置，封赏尊宠的大小也各有等级限制。至于魏国宗族的支属，无论内外，凡是能够辨明利害、审察逆顺的道理，前来投降的人，一律赦免。过去辅果同智氏断绝亲属关系，从而保全了宗族；微子离开殷朝，项伯归附汉朝，都受到了封土的庆赏，这些都是前代明确的验证。如果他们沉迷不返，帮助作乱之人，不遵奉王命，就连妻子儿女也一同诛戮，绝不赦免。应当广泛宣扬恩德和威严，赦免那些首领，抚恤他们残败的百姓。其余事项依照诏书和律令办理，丞相应当把檄文传布天下，使之符合我的意旨。赐给诸葛亮武乡侯的诏书 您天资兼备文武，明智睿达而忠诚深厚，接受遗命托付而辅佐我，接续绝断的事业、振兴衰微的国家，志在平定乱事；于是整顿六军，没有一年不出征，神武赫赫，威震八方，将要为季汉建立特殊功勋，参与伊尹、周公那样的伟大功业，怎么不令人悲痛？事情将要成功时，您却遭遇疾病而去世，我因此悲伤哀悼，肝心仿佛破裂。崇尚德行、排列功勋，记载事迹、赐予谥号，是为了光明地昭示后世，刊刻记载而永垂不朽。现在派持节使者、左中郎将杜琼，赠给您丞相、武乡侯的印绶，谥您为忠武侯。您的魂灵如果有知，当会嘉许这种荣耀。呜呼，悲哉！

译《三国志文类》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六 诏书 吴 大帝 魏文帝封吴王的策书 圣王的法则，大概是根据德行设置爵位，根据功劳制定俸禄。劳绩大的俸禄丰厚，德行盛大的俸禄优厚。所以叔旦有辅佐周室的功勋，太公有如鹰扬般奋发的功劳，都开辟土地、建立疆域，都受到完备的礼物。这是用来表彰大功，区别对待贤能之人的。近代汉高祖接受天命之初，分割肥沃的土地封给八个姓氏的王，这就是前代的美事，也是后世君王的大龟鉴。朕凭借不足的德行承受天命、革易旧制，君临万国，掌握统治天下的机要，思慕并追比前代，坐等天明。惟有您天资忠诚正直，是应时而生的辅佐之臣，深明历数，通达兴废。您远遣使者渡过潜水、汉水而来，闻知风声便归附，抗拒魏国而自称藩属，并且接受南方进献的细葛布。您普遍派遣各位将领来归还本朝，内心忠诚肃敬，外在真诚显明，信义坚如金石，义气高过山河，朕非常嘉许。现在封您为吴王，派持节使者、太常、平高侯贞授予您玺绶、策书，以及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任命您以大将军持节督领交州，兼领荆州牧的事务；赐给您青土，用白茅包裹。您应当回应并宣扬朕的命令，治理东夏。交还原骠骑将军、南昌侯的印绶、符节和策书。现在又加赐您九锡，您应当恭敬听受后面的命令。因为您安抚东南，整治长江以外的政纲，使汉人和夷人都安居乐业，没有人怀有二心，所以赐给您大辂、戎辂各一辆，黑色公牛两驷。您致力于增加财富、劝导农业，使仓库充盈，所以赐给您衮冕之服，另配赤舄。您教化百姓有德，礼教兴盛施行，所以赐给您轩县之乐。您宣扬引导美好的风俗，安抚柔服百越，所以赐给您朱户居住。您运用才智谋略，任用贤能治理官府，所以赐给您登殿用的纳陛。您忠诚勇敢，一同奋发，清除奸邪，所以赐给您虎贲之士一百人。您振扬威势、超越众人，在荆南竭尽力量，消灭凶恶之徒，使罪人受到惩罚，所以赐给您鈇、钺各一件。您在内有文治，在外有武信，所以赐给您彤弓一张、彤矢一百支，玈弓十张、玈矢一千支。您以忠诚严肃为根基，以恭敬勤勉为德行，所以赐给您秬鬯一卣，另配圭瓒。要恭敬啊！敬谨施行训典，以服从朕的命令，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永远保持您显赫的功业。答复吴王的书信【当初，孙权表面上托事于魏国，实际内心并不真诚。魏国想派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前往与他盟誓，并征召他的儿子入朝做人质。孙权推辞不接受。当时杨越蛮夷中还有很多没有平定，内部的困难也没有消除，所以孙权用谦卑的言辞上书，请求改过自新。如果罪行难以赦免，必定不被宽宥，他愿意归还土地和百姓，请求寄居交州，以终老余年。魏文帝答复说】您生在天下扰乱之时，本来就有纵横天下的志向；后来降低身份奉事国家，享有了今日的福禄。自从您登记名籍以来，进献贡物络绎不绝，讨伐刘备的功劳，朝廷一直仰赖您来完成。把埋葬的人重新挖出来，是古人所认为的耻辱。朕和您之间，大义已经确定，难道愿意让军队远道劳顿，来到江汉地区吗？朝廷的谋议，不是君王可以独自专断的。三公上奏您的过失，都有始末依据。朕虽然昏昧，即使有曾母投杼那样的疑虑，仍希望不要相信进言，以成全国家的福祉。所以先派使者慰劳您，又派尚书、侍中践行前面的话，来确定人质之事。您却设置托辞，不愿让他们入境，议论此事的人都感到奇怪。吴主答复陆逊的书信【陆逊陈述有利于国事的意见，劝孙权施行德政、缓和刑罚、宽减赋税、停止征调，又说：‘忠诚正直的话不能全部陈述，希望允许我这个小臣多次把有利于国事的意见报告上来。’孙权答复这封信】设置法令，是想遏制罪恶、防止邪行，警戒尚未发生的事情，怎么能没有刑罚来威慑小人呢？这只是先发布法令然后才诛罚，是不想让人有所触犯罢了。您认为刑罚太重，我又有什么理由从中获利呢？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做。如今承接您的来意，应当更加重视咨询谋议，务必采纳可行的意见。况且近臣有竭尽规谏的劝告，亲戚有补正监察的箴言，都是为了匡正君主、使忠信之道彰明。书中记载：‘我有违误，你们要辅弼；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难道不乐意听取忠言来帮助自己改正吗？可是你说不敢尽情陈述，怎么能算忠诚正直呢？小臣之中如果有可以采纳任用的人，难道能因为不喜欢这个人，就废弃他的话而不加选择吗？即使只是谄媚取容的人，我即使昏暗，也能清楚识别。至于征发赋税和兵役，只是因为天下尚未安定，事情必须靠众人共同完成。如果只想固守江东，施行宽厚的政令，军队本来就足够使用，又何必大量征发？不过只坐守自身，是可鄙的。如果不预先征调，恐怕临到事情发生时便不能立即使用。况且我和您之间情义特别不同，荣耀和忧患实在相同。您的奏表说‘不敢随众人苟且容身、求得免祸’，这正是我内心甘愿从您那里得到的。关于奔赴丧事的诏书 三年丧期，是天下通行的制度，也是人情中最深的悲痛。贤能的人克制悲哀而遵从礼制，不肖的人也勉强做到。世道太平，上下无事，君子不剥夺人的亲情，所以三年丧期不会阻拦孝子奔赴父母的丧事。至于发生战事，就要减损礼制而顺应实际，只穿丧服、系丧带而处理政事。因此圣人制定制度，有礼制而没有适当时机，就不能实行。遭逢丧事却不奔赴，古代并不是这样；这大概是随时势而采取适宜的办法，用义理来裁断恩情。此前已经设置了相关条文，长吏在任时必须等到有人交接职务；如果故意违犯，即使随着纠察而定罪，也已经造成职务废弛。如今事务繁重，国家多难，凡在官府任职的人，都应当各自尽节，先公后私；如果不恭敬地承受职责，实在没有道理。朝廷内外的群臣，应当重新平议此事，务求适中，详细制定节度。顾谭议论认为：为奔丧设立禁令，处罚轻了不足以禁止孝子的感情，处罚重了又本来不是应当处死的罪。即使不断增加严刑，违犯禁令的人也不会因此减少多少。如果偶然有人违犯而加重刑罚，恩情上又不忍心；如果减轻刑罚，法令便会废弛而不能施行。我认为，长吏在远方，如果不事先告知，势必无法知道。等到选任替代者之间，如果有人传达了命令而仍不奔丧，就处以大辟，那么长吏没有废弃职务的负担，孝子也没有触犯重刑的罪。将军胡综议论认为：丧事礼制虽然有典章制度，但如果没有适当的时机，就无法施行。如今正值军务，军队和国家的情势不同，而长吏遭遇丧事，明知有禁令，却公然敢于触犯。如果只顾考虑听闻忧丧却不奔赴的耻辱，就不会顾及作为臣子触犯禁令的罪过。这都是由于禁令防范本来较轻造成的。忠节在于国家，孝道立于家庭；既然出身为臣，怎么能够两者兼顾？所以做忠臣便不能做孝子。应当制定法令条文，明白告诉他们违犯者处以大辟。如果故意违犯，有罪而不得赦免；用杀戮制止杀戮，杀一个人来实行这项制度，以后必定绝迹。责问诸葛瑾的诏书【当时派袁礼询问各位大将对于时事应当损益的意见，袁礼回来后，皇帝下诏责问诸葛瑾】

译袁礼回来后说：‘我同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他们都认为时事应当有所先后；又各自以为不掌管民政，不肯立即陈述意见，全都推给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到袁礼，流泪恳切，言辞艰苦，甚至心怀危惧，感到不安。听到这些，我惆怅不已，深深责怪自己。为什么呢？只有圣人能够没有过失，明智的人能够自己看见过失。人做事怎么能全部恰当？只是我一定有伤害、拒绝众人意见的地方，却忽然没有自觉，所以诸位才有疑虑和为难。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自从我起兵以来五十年，所有征发赋税，大都出自百姓。天下尚未平定，罪孽之徒还存在，士人百姓勤劳困苦，这些我确实完全知道。然而劳累百姓，是因为事情不得已。我同诸位共事，从年轻到年长，头发已经有了两种颜色；我以为内外之情足以明白表露，公事私事分开计算，足以彼此保全。尽情直言进谏，是希望诸位拾遗补阙，我也正是这样期望的。从前卫武公年过而志气仍壮，勤恳寻求辅弼之臣，常常独自叹息自责；还穿着布衣、系着韦带，同人交往结交，分担成败、彼此和好，即使有污垢也不互相区别。今天诸位同我共事，虽然仍有君臣的名分，我还认为你们像骨肉至亲一样，何况超过这个程度呢。荣耀、福禄、喜悦和忧患，都应当彼此共同承担。忠诚就不要隐藏实情，智慧就不要保留谋略；事情的统领、是非的判断，诸位难道只能从容旁观吗？同船渡水，能同谁交换位置呢？齐桓公不过是诸侯中的霸主，但他有管仲辅佐，有善事时从未不赞叹；有过失时从未不进谏，即使进谏没有被采纳，最终也不停地进谏。如今我自己反省，没有齐桓公那样的德行，而诸位的劝谏还没有说出口，仍然抱持疑虑和为难。这样说来，我比齐桓公好得多，却不知道诸位比管仲如何。我们长久不见，正好借这件事相互谈笑，共同完成大业、整顿天下，将来还会有谁呢？凡是各种事务中应当减损或增益的地方，我都乐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以弥补我的不足。任命陆逊为丞相的诏书 朕凭借不足的德行，应合时运、登临帝位；王道尚未统一，奸邪充斥道路，早晚战战兢兢，没有时间安睡。惟有您天资聪慧，德行光明盛大，统率并担任上将，匡正国家、平息祸难。有超越世人的功劳，就必定承受光大隆盛的宠荣；具有文武才干，就必定肩负社稷的重任。从前伊尹使商汤兴盛，吕尚辅佐周室；内外的重任，您实在兼而有之。现在任命您为丞相，派持节使者、守太常傅常授予您印绶。您应当大力彰明美德，修成美好的功绩，敬谨服从王命，安抚平定四方。啊！总领三公事务，以训导群臣，怎么能不敬慎呢？您应当勉励自己。州牧、都督以及领武昌事务，都依旧办理。授予孙虑大将军职位的诏书 时运动荡，凶恶奸邪肆虐；威势和刑罚虽有次序，战争仍不能停止。因为孙虑气度志向美好，武略早已显著，必定能够辅佐国家平定大业，所以授予他上将的职位，以特别的荣耀来显扬他，以兵马的权势来宠任他，把偏远方面的重任交给他。对外希望他威震敌虏，使万里之内的祸难平息；对内希望他镇抚远近，慰劳体恤将士。实在是孙虑建立功业、竭尽生命的时候了。孙虑应当在内修养文德，在外讲习武略，保持盈满却像空虚一样谦退；即使充实也不外溢，恭敬谨慎地守护内心，不要辜负所接受的任命。赐给吕岱讨伐贼人的诏书【当时吕岱讨伐庐陵贼李桓、南海贼罗厉等，都已斩杀擒获，将首级传送到都城，因此有此诏书】罗厉凭借险要地势作乱，自己导致被斩首；李桓凶恶狡猾、反复无常，已经投降又再次叛乱。前后讨伐，经历多年仍未能擒获。若不是您的谋略，谁能斩杀他们？忠勇威武的节操，从此更加显著。首恶既已铲除，大小贼众都受到震慑；其余小股同类，也将被彻底扫除。自今以后，国家永远没有南方回顾忧患的顾虑，三郡安宁，不再有恐惧惊惶。又得到这些恶民来供给赋税和劳役。朕深为感叹，赏赐不会超过一个月。国家一贯的典章制度所应规定的事项，您可以自行裁定。《三国志文类》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七 教令 魏 太祖 命令属官各自陈述我的过失 治理天下、统御众人，必须建立辅弼之臣，所应戒惧的是当面顺从。《诗经》说‘听取采用我的谋略，也许就不会有大的悔恨’，这确实是君臣之间恳切的要求。我承担重任，常常害怕处理失当；近年以来，听不到好的谋略，难道是我开诚接纳意见不够勤勉的过错吗？从今以后，各位属官、治中、别驾，应当每月初一分别陈述我的过失，我将加以阅览。分配租税的命令 过去赵奢、窦婴担任将领时，接受赏赐千金，某一天便把它们散给众人，所以能够成就大功，使声名流传后世。我读到他们的事迹，没有一次不仰慕他们的为人。我同诸位将士、大夫共同从事军务，幸而依靠贤人不吝惜自己的谋略，众将士不遗余力，因此平定艰险、扫除乱事，而我得以侥幸获得丰厚赏赐，拥有三万户食邑。追念窦婴散金的道义，现在把我所获得的租税分给各位将领、属官，以及过去驻守陈、蔡的人，希望用它酬答众人的劳苦，并不是擅自施行大恩。应当按照差等，把为国战死者的遗孤也纳入租谷的供给；如果年成丰收、用度充足，租税俸禄全部收入后，我将把它们大都拿来和众人共同享用。辞让封地的命令 我当初被举荐为孝廉时，年纪还很轻，自己认为本来不是隐居山林而闻名的人，恐怕会被天下人看作平庸愚昧，想做一个郡守，好好施行政教，建立名誉，使世上的士人都明白地了解我。所以我在济南任职时，开始铲除残暴、清除污秽，公平地选拔人才，违逆触犯各位常侍，因而被豪强所怨恨，又担心给家族招来祸患，所以借病辞职离去。离开官职以后，年纪还很轻；回头看看同年被举荐的人，其中年过五十的还没有被称为老，于是内心谋划，从此退隐二十年，等天下清平后，再同同年被举荐的人一起出仕。因此我按四季回到乡里，在谯县东五十里修筑精舍，想在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寻求地位低下的生活。想用泥水来遮蔽自己，断绝宾客往来的希望，但不能如愿。后来被征召为都尉，又升任典军校尉，心意于是改变，更想替国家讨伐贼人、建立功劳，希望封侯、担任征西将军，然后在墓道上题写‘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的志向。可是遇上董卓之乱，于是起兵组织义军。当时如果集合军队，本来可以得到更多人，但我常常自己舍弃、不愿多招募，原因是兵力越多，意气越盛，同强敌争斗，倘若失败，反而会成为祸乱的开始。所以汴水之战后，只有几千人退到扬州，后来再次招募，也不过三千人，这就是我原本所定的限度。后来我兼领兖州，击破并降服黄巾三十万大军；又有袁术在九江僭越称号，下面的人都称他为臣，给门起名叫建号门，衣服被褥都采用天子的制度，两个妻子还预先争着做皇后。袁术的志向和谋划已经确定，有人劝他立即登上帝位，向天下发布檄文；他回答说：‘曹公还在，不可以。’后来我讨伐并擒获他的四位将领，俘获他们的人众，于是使袁术困穷、灭亡、瓦解，最终发病而死。到袁绍占据河北、兵力强盛时，我自己估量形势，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但只打算为国家舍生忘死，以道义牺牲自身，足以流传后世。幸而击破袁绍，斩杀他的两个儿子；又有刘表自认为是汉室宗亲，包藏奸心，时而进攻、时而退却，以观察天下形势，占据荆州，我又将其平定，于是天下平定。我身为宰相，臣下的尊贵已经到了极点，心中的愿望也已经超过了原先所想。如今我说这些，如果像是自夸，是因为希望别人尽情发言，所以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假使国家没有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也许有人看见我势力强盛，又知道我本性不信天命之类的事情，担心私下相互议论，说我有不恭顺的志向，妄自揣度，因此常常令我不安。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直到今天仍享有声誉，是因为他们兵力强大，却仍然奉事周王室。《论语》说：‘三分天下，已经拥有其中的两分，却仍以臣服的态度奉事殷，周文王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能够以大国身份侍奉小国，从前乐毅逃到赵国，赵王想同他谋划攻打燕国，乐毅俯身流泪回答说：‘我侍奉昭王，就像侍奉大王一样。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别的国家，直到死去才算完结，也不忍心谋害赵国的徒众，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胡亥杀蒙恬时，蒙恬说：‘从我的先人直到子孙，世代在秦国积累信任，已经三代了。如今我统率三十多万军队，形势足以背叛；然而我明知必死仍守持道义，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愿忘记先王的缘故。’我每次读到这两个人的事迹，没有一次不悲伤流泪。我从祖父直到我本人，都担任过亲近而重要的职务，可以说是受到信任的人；再加上子桓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我不只是对诸位说这些，也常常把这番意思告诉妻妾，都让她们深刻明白。我对她们说：‘你们要想到我死后，你们都应当出嫁；我希望你们把我的心意传述出去，使别人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发自内心的要害。我之所以勤恳恳切地叙说内心，是因为看见周公有金縢之书来为自己申明，担心别人不相信我的缘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但是，要我就这样交出所统率的军队，归还给执掌政务的人，回到武平侯国去，实在做不到。为什么呢？确实担心一旦离开军队，就会被别人加害。既要为子孙考虑，又担心失败后国家倾覆危亡，所以不能贪图虚名而陷入实际的祸患，这是不能做的。前朝的恩典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他们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如今想再次接受，并不是想用它来增加荣誉，而是想把它作为外部援助，为万全安全打算。我听说介子推逃避晋国的封赏、伍子胥逃避楚国的赏赐，从来没有一次读到这些事而不放下书叹息，并用来反省自己。承受国家的威灵，凭借斧钺出征讨伐，以弱小击败强大，处于小地而擒获大敌；意中所谋划的事情，行动起来没有不成功的；心中所考虑的事情，向哪个方向不能实现？于是扫平天下，没有辱没君主的命令，可以说是上天帮助汉室，并不是人的力量。然而封给我四县，食邑三万户，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呢？江湖地区尚未平定，不能辞让爵位；至于封邑土地，却可以辞让。现在上交阳夏、柘、苦三县，共二万户，只食武平一万户的租税，并且借此减少诽谤议论，稍微减轻对我的责备。祠庙的命令 议论的人认为，在祠庙上殿应当脱鞋；我接受皇帝的赐命而佩剑，因此不脱鞋登殿。如今在庙中举行祭祀，如果脱鞋，就是尊重先公而废弃王命，敬重父祖而怠慢君王，所以我不敢脱鞋登殿。又有人认为临祭时应当到洗处，以手接触水却不洗手。我认为洗手是为了洁净以表示敬意，从未听说只接触、面对水而不洗手的礼节。况且祭祀神灵要如同神灵在场，所以我亲自接受水来洗手。又有人认为降神礼结束后，应当下台阶到帷幕旁站立，等奏乐完毕；这似乎是担心不恭敬烈祖，拖延祭祀而不迅速结束。我坐着等到音乐终止，送神之后才起身。接受祭肉后把它交给侍中，这样做虽然恭敬，最终却不是真实亲行祭礼。古代亲自执掌祭祀之事，所以我亲自把祭肉供纳于神前，最后抱着它回来。孔子说：‘即使违背众人，我也遵从下位者的意见。’这话确实正确。录用王必的命令

译领长史王必，是我在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时的属官。他忠诚而能勤勉办事，内心像铁石一样坚定，是国家的良吏。只是长期遭遇挫折，没有征召任用他。舍弃千里马而不乘用，难道还要匆忙到处寻找吗？所以我命令征召任用他。已经签署了适宜的任命，即任命他兼任长史，事务仍照旧统领。封赏田畴的命令 太祖赏赐田畴车马、粮食和丝帛，田畴都分给宗族和旧日朋友。太祖从荆州征战回来后，追念田畴功劳特别卓著，后悔此前听从田畴辞让爵位，说：‘这是成全一个人的志愿，却亏损了王法的大制度。’于是重新按照原来的爵位封田畴，命令说：‘蓨县令田畴节操高尚，正值州里汉人与戎狄交相作乱，便退身深入山林，精研学问、体味道义，百姓跟随他，形成了城邑。袁贼势力强盛时，征召命令也不能使他屈服；他慷慨守志，以等待真正的君主。等到我奉诏征讨平定河北，终于使幽都归服，将要平定胡人寇乱时，多次以礼征召，田畴立即接受任命。他陈述攻打胡人的道路和路径，率领齐山百姓，一时之间使他们归向教化，开通险塞、引导道路，供给并承担当差役，使道路更近更便利，令敌人意想不到；在白狼斩杀蹋顿，随后长驱直入柳城，田畴是有功劳的。等到军队进入塞内，将要论定他的功劳时，上表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但田畴前后恳切辞让赏赐，出入任职三年，历年都没有受赐。这是成全一个人的高尚志节，却严重违背王法，失误太多了。应当依照奏表封赏，不要长久留下我的过错。’ 加封枣只儿子爵位的命令 已故陈留太守枣只，天性忠诚能干，当初共同起兵举义，辗转参与征讨。后来袁绍在冀州，也贪图想得到枣只。枣只深深依托于我，于是让他担任东阿县令。吕布作乱时，兖州全都叛变，只有范县和东阿县完整保存，这是依靠枣只用兵据守城池的力量。后来大军缺粮，能够得到东阿县来接济，是枣只的功劳。击破黄巾、平定许县以后，获得了贼人的资财产业，应当兴办屯田。当时议论的人都说应当计算牛只，按牛输送粮食，制定佃作科条来确定施行。后来枣只陈述，认为租用牛来输送粮食，大丰收时也不能增加粮食；遇到水旱灾害则应当免除，极为不便。他反复来劝说我，我仍认为应当照旧，大丰收也不能再改变。枣只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不知道该听从谁，于是让他同荀令君商议。当时已故军祭酒侯声说：‘规定征用官牛来耕作官田，按照枣只的意见计算，对官府有利，对租佃者不利。’侯声怀着这个意见说了这些话，想使令君疑惑。枣只仍然相信自己的主张，根据规划回来报告，坚持分配田地的办法。我于是认为他说得对，让他担任屯田都尉，设置经营田业。当时年年获得大丰收，后来因此大力发展田地、粮食丰足，军队得以消灭群逆，平定天下，使王室兴盛。枣只开创了这项功业，却不幸早逝；追赠他一个郡，仍然不足以相称。现在再三思量，枣只应当接受封赏；拖延到今天，是我的过错。枣只的儿子处中，应当加封爵位，以此祭祀枣只，使他的功业不朽。赐给杜畿的命令 过去萧何平定关中，寇恂平定河内，您具有他们那样的功劳。我本来将要授予您纳言的职务，但想到河东是我的股肱之郡，是充实国家、足以控制天下的地方，所以暂且劳烦您卧居镇守那里。《三国志文类》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八 教令 魏 文帝 询问张既的命令 皇帝询问雍州刺史张既说：‘代理金城太守苏则，已经有安抚百姓、平定夷人的功劳；听说他又出兵向西平定湟中，为河西造成声势，我非常嘉许。他的功劳成效可以加封爵位和食邑吗？封爵是重大事情，所以来询问你。你秘密报告意见，不要公开泄露。’张既回答说：‘金城郡过去被韩遂屠杀剥削，百姓死亡逃亡，有的逃入戎狄之中，有的陷入寇乱，户数不足五百。苏则到任后，对内抚慰残破的百姓，对外招集离散的人口，如今已有一千多户。又有梁烧等杂种羌人，过去同韩遂一起作恶；韩遂死后，他们越过障塞，苏则前后招抚归附郡中的有三千多落，都用威势和恩德加以控制，使其为官府效力。西平的麴演等人倡导制造邪恶的谋划，苏则随即出兵直逼他们的要害，麴演立即归命并送来人质，破坏断绝了贼人的粮道。苏则既有安抚百姓的功效，又能和睦夷狄，竭尽忠诚、效守节操，又遇到圣明的君主，有功劳必定被记录。如果给苏则加封爵位和食邑，确实足以劝勉忠臣、激励风俗。’ 任郑称为武德侯傅的命令 龙渊剑、太阿剑，出自昆吾的金材；和氏璧，来自井里的田野。用磨刀石磨砺它，用他山之石错磨它，所以能够获得价值连城的价格，成为闻名当世的珍宝。学习也是磨砺人的工具。郑称是专心求学的大儒，应当勉励他研习经学；辅佐武德侯的工作，应当早晚入宫侍奉，彰明他的志向。因孙权献上蜀将孟达等人的亲笔书信而发布的命令 我先前派遣使者宣示国家的威灵，孟达立即前来归附。我想到《春秋》褒奖仪父的先例，便封拜孟达，使他返回并兼任新城太守。近来又有人扶老携幼，首先归向王化。我听说夙沙氏的百姓自己捆绑他们的君主，归附神农；豳国的众人背负着孩子进入酆、镐。这难道是驱逐劫掠、逼迫胁制所造成的吗？而是风俗教化触动了他们的感情，仁义感动了他们的内心，欢悦之情从内心发出，所以才这样。由此推断，西南地区将会万里之内都没有边外之地，孙权、刘备将要同谁拼死守卫呢？答复司马懿等人的话：‘许芝所上报的符命诏令，〔原文未完〕’ 世人所缺少的，是道义；所拥有的，多是苟且虚妄。一般人的本性，是轻视自己缺少的，重视自己拥有的。所以说：“不担忧没有官位，只担忧凭什么立身。”我虽然德行浅薄，希望还能免于一般人所看重的东西。石头可以破碎，却不能夺去它的坚硬；丹砂可以磨损，却不能夺去它的赤色。丹砂和石头都是微小之物，尚且能保有这样的本质，何况我位列士人之末，曾经受教于君子呢！况且于陵子仲把仁当作财富，栢城子高把义当作尊贵。鲍焦因感动于子贡的话，丢弃蔬菜而枯槁死去；打柴人讥讽季札失言，二人都放弃了厚重的待遇而不顾。我又是什么人呢？从前周武王是大圣人，却让叔旦在四内与胶鬲结盟，让召公在共头与微子订约。因此伯夷、叔齐相互讥笑说：“从前神农氏拥有天下，不依靠损害别人来成就自己，也不依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如今看来，周讨伐殷是把恭敬当作借口。”我的德行比不上周武王，而在道义上又愧对伯夷、叔齐；希望远离苟且虚妄的过失，树立像丹砂、石头那样不可夺取的操守，超过于陵子仲所看重的财富，践行栢城子高所看重的道义，守持鲍焦的贞节，最终遵循打柴人的清高节操。所以说：“三军可以夺去主帅，普通人的志向却不可夺去。”我的志向，难道可以夺去吗！答复辅国将军刘若等以下一百二十人的诏令。上古圣王治理天下时，最高的德行与天地相合，恩惠泽被万物，礼教甚至惠及昆虫，仁恩也润泽草木。凡是日月所照、头顶苍天、脚踏大地以及含气有生的万类，没有不受到清正之风的熏染、沐浴玄妙德化的。因此兵革不起，苛刻邪恶不作，风雨顺应时节，各种祥瑞也相继出现。如今百姓寒冷的还没有得到温暖，饥饿的还没有吃饱，鳏夫还没有成家，寡妇还没有出嫁；权宜的准备仍在，尚不能挥舞干戚而庆功，正要整顿军队、准备斧钺。外面的战事尚未平息，国内的士民还没有安定，耳朵还没有听到“康哉”的歌声，眼睛还没有看见击壤的游戏，婴儿还不能托付给高大的巢穴，余粮还不能留在田亩里。这说明人事还没有完备，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夜空还没有出现景星，政治还没有达到真人之治，黄河还没有出现龙马，山中还没有出现象车，蓂荚还没有种在台阶道路旁，萐莆还没有生在厨房里，王母还没有献上白环，渠搜还没有呈现珍贵皮裘，神灵祥瑞也还没有应验；情形又是如此。从前东户季子、容成、大庭、轩辕、赫胥等君主，都能够凭借这些成就功业、刻石留名。如今诸位卿家难道不能稍稍体谅我，尽心竭力，使天人和谐、符合至理，等到各种事务完备、群瑞应验，然后再来议论这件事吗？为什么竟这样急迫地互相惭愧、互相逼迫呢！赶快写好辞让的奏章，交还玺印绶带，不要再加重我德行不足的负担了。蜀诸葛亮 给李丰的教令【当时李丰任江州都督，诸葛亮被废黜，平民，又给李丰下教令】教令说：“我和您君臣同心竭力，以辅佐汉室，这是神明所听闻的，不只是人们知道而已。我上表推荐都防典掌汉中，把您托付给东关，并没有与别人商议。原以为您至诚感动，始终可以保全，哪里料到中途发生变故呢？从前楚国的卿大夫屡遭贬黜，最终也能恢复。思考正道就会得到福祉，这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希望您宽慰都防，勤于追补过去的过失。如今他虽然被解除职任，身份和事业已失去原状，但仍有奴婢、宾客一百几十人。您以中郎参军的身份居于府中，与同类相比，仍然是上等人家。如果都防想要消除旧日嫌隙，您和公琰能否推诚相待、共同办事？过去的交往可以恢复，旧有的地位也可以恢复。请仔细思量这番告诫，明白我的用心。临写此信，只有长叹哭泣而已。” 吴 大帝 幽禁张温的诏令 从前我下令征召张温，空出自己来等待他。张温到来后，我破格授予他显要职位，超过旧臣，哪里料到他竟是凶恶之徒，专门怀有异心？过去暨艳的父兄依附恶逆之人，我没有猜忌，因此提拔并任用他。想观察暨艳究竟怎样，察看他内心的态度，果然发现他与张温结成生死之交；暨艳所任用或罢黜的人，都是张温所操纵的，彼此内外相应，共同成为表里和腹背。凡不是张温党羽的，便寻找瑕疵，替他们制造罪名。此前任用张温督领三郡，指挥防守的官吏、宾客以及残余军队。当时担心发生事变，想让他迅速回来，所以授予他棨戟和防卫之权，并以威势和兵柄勉励他。他于是到了豫章，上表请求讨伐旧恶。我相信并接受了他的话，特意把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交给他。后来听说曹丕亲自出兵淮泗，所以预先告诫张温，一旦有急事就立即出兵；可是张温却把各位将领全部安置在深山里，接到命令也不赶来。幸亏曹丕自行退兵，否则事情已经发生，哪里还能深谋远虑？又如殷礼，本来是负责占候召请的官员，张温却前后请求让他带兵前往蜀地，宣扬异国，为他制造舆论。殷礼回来后，本应亲自担任原职，张温却命他代理尚书户曹郎；这样的安排，完全是张温一人所为。张温又对贾原说：‘我应当推荐你做御史。’对蒋康说：‘我应当任用你代替贾原。’他专门炫耀自己所受的国家恩宠，为自己制造声势。

译推究他的奸邪用心，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我不忍心把他的罪行公开在朝廷和市集上，如今斥退他返回本郡，去供厮役差遣。唉，张温啊，能够免于死罪已经是幸运了。追悔虞翻的诏令【孙权派遣将士到辽东，途中在海上遇风，很多人沉没；孙权后悔，于是下令说】从前赵简子说：‘诸位唯唯诺诺地应答，还不如周舍直言不讳。’虞翻刚正明亮，善于把话全部说出来，是我国的周舍。从前如果让虞翻在这里，这次行动不能成功，他一定会催促我下令询问交州。虞翻如果还活着，就给他配备人员和船只，遣送回都城；如果已经死了，就把他的灵柩送回本郡，并让他的儿子出来做官。恐怕虞翻已经去世了。《三国志文类》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九 表奏 魏 太祖请求封荀彧为侯的奏表【太祖记录荀彧前后的功劳，上表请求封他为万岁亭侯】臣听说，谋虑是功劳的首要，谋略是赏赐的根本；野战的功绩不能超过朝廷谋划的功劳，战斗中杀敌再多也不能超过国家的功勋。因此，曲阜的封赐不在营丘之后，萧何的封地先于平阳。珍贵的策略和重要的谋划，是古今所共同推重的。侍中、尚书令荀彧，积累德行，始终没有过失；遭逢世道纷乱，仍怀抱忠诚、思虑治理。臣自开始举兵起义以来，四处征战，与荀彧同心协力，辅佐王业；每逢发表意见、传授策略，没有一项不奏效。荀彧的功业，使臣得以成就事业，正如拨开浮云，使日月的光辉显现。陛下幸而允许荀彧在身边参与机密近事，他忠诚谨慎、恭敬顺从，如同走在薄冰上；他精研事务，竭尽才智，以安抚各种政务。天下的平定，是荀彧的功劳。他应当享有高爵，以彰明首要功勋。荀彧坚决推辞，说自己没有野战之劳，因此太祖没有把这篇表章上报。太祖又给荀彧写信。太祖又写信说 自从我和您共事以来，建立朝廷，是靠您的辅佐匡正；选拔人才，是靠您的帮助；制定谋略，是靠您的筹划；秘密谋议，也有很多是靠您的力量。功劳未必都来自野战，希望您不要再推辞，荀彧应当接受封赏。请求增加荀彧户邑的奏表 从前袁绍侵入京城郊外，在官渡交战。当时军队少、粮食尽，我打算退回许都，写信与荀彧商议，荀彧不同意。臣本来主张坚守的便利，他进一步提出进攻的方略，使我重新振作，改变了愚拙的打算，终于摧毁大逆之敌，夺取了他的军队。这是荀彧看出了胜败的关键，世上很少有这样的谋略。等到袁绍败亡时，我的粮食也用尽了，以为河北难以图取，打算南征刘表，荀彧又劝止我，陈述其中的得失；我于是调转军旗，最终吞并凶恶势力，平定四州。假如当初我在官渡退兵，袁绍一定会击鼓进军，形势将有覆亡之危，而没有取胜的可能。后来如果南征，便会丢弃兖州、豫州，既难以取得利益，又将失去根本根据地。荀彧的这两条计策，使将亡转为生，使祸患转为福祉；他的谋略特别，功劳非凡，臣实在比不上。因此先帝重视指示踪迹、筹划全局的功劳，而轻视俘获敌人的赏赐；古人也推重帷幄之中的谋划，而把攻城拔寨的胜利放在其下。先前的赏赐和记录，还不足以匹配荀彧崇高的功勋，请重新议定，增加他的户邑。荀彧极力推辞，太祖又回复他。回复荀彧的信 您的谋略，不只是表章中所说的两件事；您前后谦让不受，难道想仿效鲁连先生吗？这不是圣人所说通达时宜的人所看重的。过去介子推说过：‘偷窃别人的财物，还要被称为盗贼。’何况您秘密谋划使众人安定、使我显耀的事情，数以百计呢？只把两件事退还给您，您却又推辞，为什么要过分采取谦让和正直的态度呢？夏侯献请求派鬷弘出使公孙渊的奏表 公孙渊过去竟敢违抗王命，废绝计贡，实在是怀有两面打算：既倚仗险阻，又依靠孙权，所以敢于跋扈放纵。如今他在海外亲自看见吴贼孙权的军队和府库，知道其势力弱小、不足以依靠，因此决定杀掉吴国使者。又因为高句丽、濊貊与公孙渊有仇，常常一起侵扰劫掠。如今他对外失去吴国援助，对内又有胡人侵寇，心里知道国家能够从陆路进兵，势必不得不产生惶恐畏惧之心。趁这个时机，应派使者向他说明祸福。奉车都尉鬷弘，在武皇帝时开始奉命出使，打通道路。文皇帝即位后，想恢复使节往来，派鬷弘带着妻子儿女还乡，并赐给他车、牛和绢百匹。鬷弘因为感受恩德，决意为朝廷效死，再没有回乡的打算，请求留下妻子儿女，自己奉命出使。公孙康于是称臣称妾。因为鬷弘出使符合使命，朝廷赐他关内侯爵位。鬷弘性情果敢刚烈，一心向着国家，早晚诚恳不懈，想着竭尽力量报效。他出身冠族，年轻时喜好学问，博通书记，涉猎广泛；口才敏捷，善辩而不鄙俗，援引典诰，仿佛出自胸臆。后来在本郡任职，常常位居众人之上，那里士人一向敬佩信服他。若要派使者，认为可以任用他，那么鬷弘一定能够成行。他本来就来自旧土，熟悉那个国家的风俗；他能说明利害，言辞足以动摇对方的意志，见识足以使对方明白形势，才干足以实行使命，言辞足以取得信任。如果他的计策能够被采纳，即使是郦生降服齐王、陆贾游说尉佗，也不能远远超过他。想要开辟远方道路，不应当舍弃千里马；将要治愈重病，不应当废弃扁鹊。希望您察纳我的愚见。

译华歆推荐郑小同的奏表 臣听说，劝勉风俗、宣扬教化，没有什么比表彰善行更重要；颁布俸禄、排列爵位，没有什么比显用有才能的人更好。因此楚国人思念子文的治理，重新任用他的后代；汉室赞美江公的德行，于是显扬他的家世。臣私下见到已故汉大司农、北海人郑玄，他的学问在当时冠绝华夏，是天下儒者的宗师。文皇帝表彰记录先贤，任命郑玄的嫡孙郑小同为郎中，准长假在家。小同年过三十，年轻时就有美好的资质，学问贯通六经，品行在乡里著称。海岱一带的人，没有不赞赏他的天性、称美他的器量的。考察他的行为，有质朴正直、始终不变的品性；同时又恭谨沉静，和颜侍奉父母，不追求显露的美名，也不争逐世间的声誉。这正是清平时代所应当依次表彰的人，也是前后明诏所斟酌访求的对象。臣年老多病，身体疲惫，对视听也没有什么帮助，谨慎地把这些情况上奏。何曾请求设置军队副职的奏表【当时诏令太尉司马宣王率军讨伐辽东，何曾上表】臣听说先王制定法度，必定着眼于周全谨慎；因此设置官职、授予职任，就设置代理辅佐之人；部署军队、任命将领，就设立监军副职；宣布命令、派遣使者，就设置副使；临敌交战，就安排参谋和御右。这样做，是为了充分发挥谋虑的功效，防备安危变化。因此处在险境、面对危难时，权力和力量可以互相补助；一旦出现陨失缺漏，也有手足可以替代。这种巩固防备的意义，深远极了。到了汉代，也沿用旧章：韩信攻伐赵国，张耳任副将；马援讨伐南越，刘隆为副车。前代事迹，都记载在典籍中。如今司马懿奉命讨伐罪人，步兵骑兵数万人，道路曲折阻隔，行程四千多里。即使借助上天威势，也可能只有征伐而没有交战；敌人或许潜逃消散，皇帝的命令又没有固定期限。人不是金石，长远谋划和周密准备，实在应当设置副职。如今北方边境的各位将领以及司马懿所统辖的人，都是他的属官，名位没有差别，平日又没有明确的职责分界；一旦发生突变和紧急情况，彼此不能统摄。居安而不忘危，是圣人通达事理的告诫。应当选择有威望、著名已久的大臣或名将，给以隆重的礼秩，派到司马懿军中，进则共同谋划，退则作为副手辅佐。即使发生万一的不测，主帅还有后备力量，也就没有忧患了。陈群上奏请求追封皇太后父母【当时文帝想追封皇太后的父母，陈群上奏说】陛下凭圣明德行顺应天命，开创基业、改革制度，应当永远成为后世的法式。考察典籍文字，没有妇女分封土地、授予爵位的制度。按照礼典，妇人因丈夫的爵位而尊贵；秦朝违背古法，汉代沿袭秦制，都不是先王的正典。文帝说：‘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不要施行。’于是把它写入诏书，下藏于台阁，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式。三公请求为文昭甄后上谥号的奏表 孝敬的道理，在于深厚地尊敬亲人；这是四海之所以承受教化、天地之所以明察的原因。也就是说，活着时要供养，死后要使其神灵显耀，诵述其德行以尽力赞美，宣扬其美名以使之显赫。如今陛下凭圣明美德，继承宏大的基业，至孝深厚，通于神明；遭逢深重忧患，却常常谦逊推让。先帝迁葬山陵，大礼已经完备，至于先皇后，还没有显著的谥号。臣等恭敬地思量，先皇后谦恭退让的德行表现在幽隐之处，至高的品行显于不言之间，教化流布邦国，德行可与《周南》《召南》相比，所以能够承受神灵的嘉祥，成为大魏历代的皇妃。虽然早年去世，经过万年以后，她的光辉功烈仍将永远流传。后妃的功德，没有谁能超过她。按照谥法，圣明的声誉周遍四方叫作‘昭’，德行明盛而有功叫作‘昭’。‘昭’就是光明极其盛大、久远而不昏暗。应当尊上谥号为文昭皇后。又请求建立寝庙的奏表 自古以来，周人的始祖后稷之外，又特意建立庙宇祭祀姜嫄。如今文昭皇后对于万代子孙所施的圣德和极大教化，哪里能够估量呢？皇家世代祭祀的尊贵地位，加上她长久谦让恭敬，本来就应当推尊为盛位。如今神灵迁化，却没有寝庙来承受祭享之礼，这不是报答显著德行、彰明孝敬的办法。考察古代制度，应当依照周礼，为先妣另立寝庙。奏请得到批准。《三国志文类》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十 表奏 魏

译公孙瓒上表列举袁绍罪状 臣听说，自从皇道兴起以来，才有君臣上下的秩序；用教化引导百姓，用刑罚禁止暴乱。如今行车骑将军袁绍，凭借祖先留下的功业，盗窃他人的爵位；本性暴戾混乱，行为淫邪污秽。从前他任司隶校尉时，正值国家遭逢丧乱，太后临朝摄政，何氏辅佐政务；袁绍专门逢迎邪媚，不能举荐正直、提升贤能，反而使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制造祸乱的根源，这是袁绍的第一条罪。董卓进入雒阳后，皇帝被挟持，袁绍不能用权谋救助君父，却抛弃节传，逃亡奔窜，辱没爵位和使命，对上不忠，这是袁绍的第二条罪。袁绍任渤海太守时，暗中选练兵马，准备攻打董卓，却不告诉父兄，致使太傅一家、太仆母子在一日之间全部丧命；这是不仁不孝，袁绍的第三条罪。袁绍起兵以后，历时两年，不顾国家的危难，只大肆扩充自己的财产；又大量征集物资粮食，专门用于不急迫的事情，剥削富裕人家，拘捕拷问索取钱财，百姓叹息，无不痛恨怨恨，这是袁绍的第四条罪。韩馥被逼迫后，他窃取了韩馥的空缺职位，假传诏令恩命，刻制金印玉玺；每次下发文书，都用黑色袋子装着并加封检，文上写着‘诏书一封，邟乡侯印’。从前新室之乱时，便逐渐发展到自称真命天子；如今袁绍所作所为，正与之相仿，这是袁绍的第五条罪。袁绍命崔巨业观察星象和日辰，收受货物贿赂，与他共同饮食，约定日期会合，进攻劫掠郡县；这难道是大臣所应当做的吗？这是袁绍的第六条罪。袁绍与已故虎牙都尉刘勋最先共同起兵，刘勋后来又立有功劳，并且降服了张扬；袁绍却因为一点怨恨，冤枉杀害刘勋，听信谗邪，杀害有功之人，这是袁绍的第七条罪。袁绍又向已故上谷太守高焉、已故甘陵相姚贡横加索取钱财，钱不能全部备齐，两人都被杀死，这是袁绍的第八条罪。《春秋》的义理说，儿子因母亲而显贵；袁绍的生母本来是婢女，袁绍实在出身卑贱，不可以作为别人的后嗣。既然按义理不合适，却占据丰厚隆重的重任，玷污王爵，损辱袁氏宗族，这是袁绍的第九条罪。又如长沙太守孙坚，先前兼任豫州刺史，驱逐董卓，扫除陵墓宗庙，他的功劳最大；袁绍却命周昻窃据孙坚的职位，断绝孙坚的粮食，使他不能入境，因而使董卓没有被诛杀，这是袁绍的第十条罪。臣又常常收到后将军袁术的信，信中说：‘袁绍不是与我同类的人。’袁绍的罪过，即使把终南山的竹子全部砍来，也不能写尽。从前姬周政权衰弱，王道衰败，天子迁都，诸侯背叛；于是齐桓公在柯亭订立盟约，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讨伐荆楚以取得菁茅，诛伐曹、卫以彰显无礼。臣虽然卑微无能，名望比不上前代贤人，但蒙受朝廷恩宠，承担这样的重任，职掌斧钺，奉命讨伐罪人，已经与各位将领及州郡军队一同出兵征讨。袁绍等人如果战事能够取胜，罪人就会被擒获，希望能够继承齐桓公、晋文公忠诚的功效。交战情形，前后接连上报【于是起兵与袁绍交战，袁绍战败】王朗请求太祖节省费用的奏表 诏书问应当减损或增加什么，我认为一定是指东京的制度。至于西京云阳、汾阴的大祭，数量达到一千五百种的群祀，通天台，阿房宫，斋戒必定一百日，饲养祭牲必定五年；牛有三千头，重玉有七千块；祭器用有花纹的绮绣装饰，重席上铺设华饰，童女用来踏舞，缀酿酎酒，必定经过三季才能完成；乐人必定有三千四百人才能齐备，内宫美女将近一千人，宫中厩马则有騑騄驸马六万多匹，外牧有扈养三万人，马匹是其十倍；执金吾的随从骑兵六百人，步卒是其两倍；太常巡行陵墓、皇帝出行所用车辆一千乘，太官赏赐官奴婢六千人；长安城中负责治理百姓、处理政务的官员三千人，中二千石官员中掌管诉讼、审判刑罪的有二十五人。狱政事务充塞而繁杂，威仪繁多而富丽，盛大超过三代，近乎超越礼制的适中标准。这种极度奢侈的做法，大多承袭秦朝遗风，既违背像蚕茧初生、栗子初成那样朴实真诚的根本，扫除了简易的宗旨，又丢失质朴而增加文饰，背离崇尚宏大而趋向节约的旨趣。难道这些是当今国家兴盛、政治清明、追法尧舜之时，实行削减奢侈、务求节俭，除去繁杂、崇尚简省，详慎刑罚的政教所应当仰慕的吗？至于寝庙每日用一太牢祭祀、郡国都建立宗庙的制度，以及丞相、御史大夫属官吏员和随从的数量之类，在哀帝、平帝以前就已屡次改变，光武帝以后也没有施行了。谨按图籍所记载的改革奏议，关于天地、五帝、六宗、宗庙、社稷的礼制，已经沿用了前代的兆域。祭祀天地只需扫地举行，其余祭祀都筑坛相等而祭。明堂是用来祭祀上帝的，灵台是用来观测天文的，辟雍是用来修习礼乐的，大学是用来聚集儒生的，高禖是用来祈求福祥的，也用来考察时务、宣扬教化、考核古代先民、开启广大福祚。过去这些建筑都在国都南面，建有高栋大屋，足以举行祭享、射礼和观测云气。七郊虽然尊贵的祭祀仍崇尚质朴，却也都设有门屋和便坐，足以躲避风雨；可以等到军队停息、年成丰收，再逐渐修治旧制。虎贲、羽林五营兵和卫士合计虽然将近万人，其中有些是商贾、懒散游荡的子弟，有些是乡野谨慎而迟钝的人；虽有乘车、骑马的制度，却不讲习战阵，既没有选拔训练，又很少再遇敌寇。这样名实不相符合，难以应付紧急情况；有警报后才招募士兵，军队出发后才运送粮食；有时军队长期驻扎，却不经营屯田，不修理兵器，也没有储存粮食，一方传来紧急文书，三面便同时受到骚扰。这也是汉代近世的过失，不可作为法式。如今中原已经安定，而巴蜀还在疆界之外；虽然还不能完全停止武备、收藏铠甲、放马息兵，却应当趁着大丰收之年，把军政寄托在农事上。

译官吏和士卒，无论大小，都应勤力耕种。停驻时就在广阔田野间形成乡里，行动时就编成六军的校队。减轻他们的暴虐劳役，供给他们衣食。《易经》说：‘用喜悦的心情役使百姓，百姓就会忘记劳苦；用喜悦的心情让他们赴难，百姓就会忘记死亡。’说的正是如今的情形。粮食储备在食物中，勇气储备在声势中。即使只是坐在那里显示威严，外界的蛮夷还没有行动，必定又会叩头请求改过自新、效力报国。如果他们因为畏惧威势而效力，不经交战就平定下来，那就远胜于交战以后才树立威势、接刃以后才建立功勋。若奸邪凶恶之徒不改过，终于迷失而不回头，我们仍然要让他们用曾经虐待过的百姓，来对抗大魏投降效命、报答养育之恩的士卒；然后让我们从前歌唱、后来舞蹈、乐于征战的军队，面对那些倒戈折箭的人，让乐于归服的群体去讨伐腐朽、摧折枯木，尚且不足以比喻其容易。太祖请求追赠郭嘉并增加户邑的奏表【郭嘉病重，太祖派来问候病情的人络绎不绝。郭嘉去世后，太祖亲临丧事，悲哀非常，对荀攸等说：‘诸位的年纪都和我相近，只有奉孝最年轻。天下的事情正想把后事托付给他，却中年夭折，这是命啊。’于是上表说：‘军祭酒郭嘉，自从跟随我征战以来已有十一年，每逢有重大议论，临敌需要随机应变时，我的计策还没有决定，郭嘉总能把它完成。平定天下，以谋划功劳为最高；可惜他不幸短命，事业没有完成。追念郭嘉的功勋，实在不能忘记。可以增加封邑八百户，加上原有的一千户。臣听说，褒奖忠臣、宠遇贤能，未必都能在其生前实现；追念功劳，只看功绩，恩惠应当厚及后代。因此楚国宗室孙叔敖显达后，封赏他的儿子；岑彭死后，爵位也延及旁支。已故军祭酒郭嘉，忠诚贤良、深厚纯正，通达事理、性情明敏；每逢重大议论，他发言充满朝廷，秉持中正处理事务，行动从未没有谋略。自从在军中任职以来十多年，与我同行同乘，坐在同一帷帐席间。东面擒获吕布，西面攻取眭固，斩下袁谭的首级，平定朔方的军队，越过险要关塞，荡平乌丸，威震辽东，诛灭袁尚。虽说借助了上天的威势，指挥起来容易；但临敌之时，能够发扬威命、剿灭凶逆，功勋实在都来自郭嘉。正要表彰他时，他却短命早逝。上至朝廷为失去良臣而哀悼惋惜，下至我自己为失去奇异的辅佐而痛恨。应当追赠并增加郭嘉的封邑，加上原有的一千户，以厚待死者、激励后人。又论述田畴功劳的奏表【田畴字子泰，被举荐为茂才，授任蓨县令，却没有赴任，随军驻扎在无终。当时正值夏季多雨，海滨低洼泥泞，道路不通，敌军又遮断把守道路要口，车辆无法前进。太祖为此忧虑，询问田畴。田畴说：‘这条道路每逢秋夏通常都有水，水浅时车马不能通行，水深时又不能载船，形成这种困难已经很久了。以前北平郡治在平冈，道路经过卢龙，通达柳城；自建武以来，道路陷坏断绝，将近二百年了，但还有小路可以通行。如今敌军将认为大军必须从无终出发，见我们不能前进便退兵松懈、不加防备。若暗中回军从卢龙口进入，越过白檀的险要，从空虚之地出兵，道路近而便利，乘其不备进攻，那么蹋顿的首级可以不经交战就擒获。’太祖说：‘好。’于是引军返回，在水边和路旁竖立一块大木牌，上面写道：‘如今正值夏季暑热，道路不通，暂且等到秋冬再重新进军。’敌军侦察骑兵看见后，果然以为大军已经离去。太祖命田畴率领部众作向导，登上徐无山，从卢龙出发，经过平冈，登上白狼堆，距离柳城二百多里。敌人才惊觉，单于亲自到阵前。太祖与之交战，于是大量斩获，追赶败军直到柳城。军队返回进入关塞后，论功行赏，封田畴为亭侯。太祖上表论述田畴的功劳说 田畴文雅而完备，忠诚勇武也很显著；对下属和顺安抚，对上级谨慎恭敬；能够衡量时势、推度事理，进退都合乎义理。幽州开始骚乱时，胡人和汉人交相聚集，流离失所，没有可以依托归附之处。田畴率领宗族逃难到无终山，北面拒守卢龙，南面守护要害，清静隐约地生活，耕种之后才取得食物。百姓受到感化而归附，都共同资助供奉他。等到袁绍父子的威势施加到北方荒野，远远与乌丸结交、互相声援；袁绍父子前后召请田畴，他始终没有屈服动摇。后来臣奉命出征，军队驻扎在易县，田畴长途赶来，陈述讨伐胡人的形势，正如广武君当年为韩信提出攻燕之策、薛公推度淮南形势一样。又让部下带着臣的露布出去诱导胡人，汉人有的因此逃来归附，乌丸听闻后震动。王师出塞，行军道路经过山中九百多里，田畴率五百士兵开辟、引导山谷道路，终于消灭乌丸，荡平塞外。田畴文武才能都有效验，节操义气值得嘉奖，实在应当厚加宠赏，以表彰他的美德【田畴认为自己当初只是因为身处危难，率众逃避，志向和义理没有树立，反而把它当作获利之事，并非本意，所以坚决推辞】。太祖知道他的真诚用心，答应了他而没有强行夺取其志。卫觊请求设置律博士的奏表【明帝时】《九章律》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法律，用来断定刑罚罪责，其中的义理精微，凡任职百里的长吏都应当懂得法律。刑法是国家所看重的，而私人议论却轻视它；狱吏掌握百姓的性命，是百姓把性命托付给他们的人，却受到选用官员的轻视。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请设置律博士，使他们相互传授法律知识。事情于是得到施行。

译刘廙论述治国之道的奏表 从前周朝有十位治理天下的贤臣，其中还有一位妇人，实际上是九个人而已。孔子称叹‘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贤能之人确实难以得到。何况经历祸乱衰败之后，百姓凋敝殆尽，残存的士人也没有多少。朝廷股肱大臣、州郡督察官以及边疆的重要职任，虽然官位都设置齐全，也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这并不是选拔官员的人不用心，而是人才匮乏造成的。何况长吏以下的众多官职和较小的任务，难道能够全部精选到合适的人吗？解决办法不如用法律督责他们；否则频繁调动更换，来来往往不止，送迎的烦扰无法计算。调动更换之间，往往会产生奸巧之事；官员既不了解本职事务，主持政务的人又因为任期不能长久，知道恩惠利益不能由自己成就，于是都只图苟且免除眼前祸患，不肯尽心防备百姓，只梦想获取声誉。这不是治理政务的本意。如今考核官员升降，近来大多根据州郡的毁誉，听信来往者的浮泛言论，也不能都取得实情来考察他们的才能。长吏之所以优秀，在于奉行法令、忧虑公事、保护百姓。这三件事，有时州郡认为不方便，来往的人认为不安，而长吏坚持按照它们治理不停止；这样即使考察他的声誉未必美好，他如果有所缺失而顺从众人治理，声誉虽然失去，却一定会集中在他身上。长吏都知道升降取决于这些方面，又怎么能不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呢？我认为长吏都应当让他们在职稍久，使他们能够施展才能，考察一年之中的成绩，三年总计后才决定升降。考察都应当依据实际事务，不得依靠名声。实际事务都应当以户口增减率、垦田多少，以及盗贼发生、百姓逃亡叛乱等情况来计算得失。这样施行，无能的官吏修饰名声也没有用，有能力的人即使没有声名也不会受损。法律一经实行，即使没有专门官司的监督，虚假赞誉和妄加毁谤也可以全部查清。此事上报太祖，太祖认为很好。卢毓驳斥弃市刑的奏表【卢毓字子家，崔琰举荐他为冀州主簿。当时天下刚刚建立，逃亡者很多，因此对逃亡士人的法律很严厉，罪责还牵连妻子儿女。逃亡士人的妻子白氏等，刚嫁到夫家三天，还没有与丈夫见面。大理寺奏请弃市，卢毓驳斥说】女子的情感，要通过相见才产生恩爱，完成婚礼后才有夫妻义分。所以《诗经》说：‘没有见到君子，我心悲伤；既已见到他，我心就平和。’礼制又规定，尚未到宗庙拜见舅姑的妇人死去，应当归葬于娘家一族，因为她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妇人。如今白氏等生前有未曾相见的悲哀，死后又有尚未成妇的痛苦，官吏却议论要对她们施行大刑；那么如果已经同牢共食、完成交拜之后，罪责又该增加到什么程度呢？况且《礼记》说：‘附从者从轻论处’，就是说附从他人犯罪，应当以较轻的刑罚作为比照。《尚书》又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恐怕这样判罪过重。如果认为白氏等都接受了聘礼，已经进入夫家门庭，那么判刑尚可，处死却太重了。太祖说：‘卢毓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又引用经典，有意让我为之叹息。王昶陈述治理方略五件事【司马宣王诛杀曹爽后，上奏广泛询问大臣们政事的得失。王昶陈述治理方略五件事】第一，希望崇尚道义、笃志学习，抑制断绝浮华风气，使国子进入太学，修治学校。第二，希望实行考试。考试就像准绳，不可能舍弃准绳而凭主观判断曲直，也不可能废除升降而空谈才能高低。第三，希望让任官者长期任职；有治理成绩，就提升官位、赐予爵位。第四，希望约束官员的实际俸禄，勉励士人知廉耻，不让他们和百姓争利。第五，希望断绝奢侈靡费，努力崇尚节俭；使服饰有章法，上下有等级；储存粮食、积蓄丝帛，使百姓回归质朴。【诏书加以褒奖赞美】《三国志文类》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十一 表奏 蜀 群臣上表给汉帝【先主拥有汉中之地，群臣马超等上表拥立先主为汉中王，向汉帝上表说】从前唐尧极其圣明，却有四个亲族在朝中；周成王仁厚贤明，却有四个国家发动祸乱；高后临朝称制时，诸吕窃取权命；孝昭帝年幼时，上官氏谋反。这些人都凭借世代宠幸，借机掌握国家权力，最终造成极大的祸乱，社稷几乎倾覆。如果没有大舜、周公、朱虚侯、博陆侯，就不能流放他们、擒讨他们、挽救危局、安定倾覆。臣等恭敬地思量，陛下天生具有圣明德性，统理万邦，却遭逢厄运和不幸的艰难。董卓首先制造祸乱，倾覆京城；曹操又借此造成灾祸，窃取执掌天子的权力；皇后、太子被鸩杀而受害，天下遭到剥削扰乱，百姓财物残破毁坏，长期使陛下蒙受尘垢忧患，幽居在空虚的城邑中，天地神人都没有主宰；他阻断王命，蒙蔽皇权，想要盗取神器。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州牧、荆州牧、益州牧、宜城亭侯刘备，承受朝廷授予的爵位秩禄，想到竭尽力量、以身殉国；看见事变的征兆，勃然愤怒，与车骑将军董承共同谋划诛杀曹操，想要安定国家、恢复旧都。不料董承机密泄露，使曹操得以继续纵恶，残害天下。臣等常常害怕王室大则有阎乐那样的祸患，小则有安定那样的变乱，早晚忧惧战栗，屏息不安。从前《虞书》重视叙序九族，周朝借鉴夏、商二代，分封同姓诸侯，《诗经》记载了其中的意义，历经长久岁月。汉朝兴起之初，分割土地、尊崇王室子弟，因此最终平定了诸吕之乱，奠定了太宗的基业。臣等作为皇室的亲属、宗族的屏藩，心中存念国家，想着平息祸乱。自从曹操在汉中被击败，天下英雄闻风而来，像蚂蚁归附，却没有显赫的爵号，也没有加赐九锡；这不足以镇守保卫社稷、光耀万世。臣等奉命在外，礼制和任命断绝。过去河西太守梁统等人，正值汉朝中兴之时，受到山河阻隔，地位和权力相当，不能互相率领，于是共同推举窦融为元帅，最终建立功绩，击败隗嚣。如今社稷的危难比陇蜀还紧急；曹操对外吞并天下，对内残害群臣，朝廷有萧墙之内的危机，而抵御外侮的力量还没有建立，实在令人寒心。臣等姑且依照旧典，封刘备为汉中王，授任大司马，统率六军，联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作为国家设置的封地，依照汉初诸侯王的旧制。权宜的制度，只要有利于社稷，专断施行也是可以的。等到功业成就、事情完成后，臣等退下伏地请罪，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

译先主上表给汉帝 臣凭普通臣子的才能，承担上将军的职任，统率三军，在外奉命征战，却不能扫除寇难、安定匡正王室，长久使陛下的圣明教化衰微，天下四方闭塞而未能安泰；臣始终忧虑动荡，头痛如患重病。从前董卓制造祸乱的阶梯，从那以后，群凶横行，残害天下。幸赖陛下圣明的德行和威灵，臣下同心响应，有的奋发忠义前去讨伐，有的由上天降下惩罚，暴逆之徒相继灭亡，渐渐如冰消散。唯独曹操长久没有被诛灭，侵夺擅自掌握国家权力，任意行事，把祸乱发展到极点。臣过去与车骑将军董承谋划讨伐曹操，机密事情泄露，董承被陷害，臣流亡而失去根据地，忠义之事没有成功，反而使曹操得以穷凶极恶、悖逆至极，杀戮皇帝和皇后，杀害皇子，毒害宫廷。臣虽然联合同盟，念在奋力报国，但怯弱而没有武力，多年不能见效，常常害怕自己死去，辜负国家恩德，日夜长叹，晚上也戒惧不安。如今群臣认为，从前《虞书》重视敦睦叙序九族，使众臣明白而尽力辅佐；五帝时代虽有损益变化，这条原则却没有废弃。周朝借鉴夏、商二代，分封姬姓诸侯，实在依赖晋、郑辅佐的福力。汉高祖兴起后，尊崇王室子弟，大规模开立九国，最终斩除诸吕，以安定太宗。如今曹操憎恶正直、厌弃端正，党羽实在众多，包藏祸心，篡夺盗取皇位的野心已经显露。既然皇室宗族衰弱，帝王亲族没有地位，臣等斟酌古代制度，依照权宜办法，上表推举臣为大司马、汉中王。臣私下反复省察自己，承受国家深厚恩德，承担一方重任，却没有显出功效，所得已经超过应得，不宜再冒领高位，以加重罪责和毁谤。群臣一再逼迫，臣按义理本应退让；只是寇贼尚未诛灭，国难没有终止，宗庙倾危，社稷将要坠落，若成就臣的忧患和责任，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承担。若是顺应权宜、通达时变，以安定圣明朝廷，即使赴汤蹈火，也没有什么可以推辞。臣不敢只考虑平常的适宜与否，以免日后后悔，姑且顺从众议，拜受印玺，以尊崇国家威势。仰望所授爵号地位尊高、恩宠深厚，低头思量报效之责，忧虑深重、责任重大，惊惧屏息，如同临近深谷；当竭尽力量、输诚效命，激励六军，率领众人同心合义，顺应天意和时势，讨伐凶逆，以安定社稷，报答万分之一的国家恩德。谨此拜上奏章，借驿站奉还原来所授的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

译陈寿进呈《诸葛氏集》的奏表 臣寿等上言：臣先前任著作郎、侍中，奉济北侯荀勗之命；中书令、关内侯和峤上奏，命臣整理已故蜀国丞相诸葛亮的文集。诸葛亮辅佐危亡中的国家，凭借险阻自守而不向人宾服，但他的言论仍值得保存，不能使有益的内容遗失。这实在是大晋光明至德、恩泽无边的体现，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可以相比的。臣于是删去重复之处，按类别编排，共成二十四篇，篇名如上。诸葛亮年少时便有超群的才华和成就霸业的器识，身长八尺，容貌十分伟岸，当时人都认为奇异。他遭逢汉末动乱，跟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避难，亲自在野外耕种，不求声名显达。当时左将军刘备认为诸葛亮有非凡的才量，便三次到草庐拜访他。诸葛亮深知刘备姿态雄伟、才德杰出，于是解衣推诚相待，深厚地与他结交。等到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献出全州归降，刘备失去势力，兵少势孤，连一块立锥之地也没有。诸葛亮当时二十七岁，便提出奇谋，让刘备派使者向孙权求援。吴主孙权一向敬服刘备，又见诸葛亮才奇而风雅，非常敬重他，立即派遣三万军队援助刘备。刘备因此得以同魏武帝交战，大败魏军，乘胜攻克取胜，江南地区全部平定。后来刘备又向西攻取益州，益州平定后，任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 刘备称帝后，任命诸葛亮为丞相，掌管尚书事务。刘备去世后，继承帝位的儿子年幼势弱，政事无论大小，都由诸葛亮专断。于是他对外联合东吴，对内平定南越，建立法令、施行制度，整顿军队；工艺器械和各种技术，都发展到极致；政令教化严明，赏罚一定兑现，有罪恶的无不惩罚，有善行的无不显扬，以至官吏不能容纳奸邪，人人都怀着自我砥砺之心，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强者不侵犯弱者，风俗教化严肃清明。当时，诸葛亮平日的志向是：进取时如龙腾虎视，包举天下；退守时则跨越、压制边疆，震撼天下。他又认为，若自己死去，便再没有人能够跋涉中原、同魏国抗衡，因此用兵不停，屡次显示武力。然而，诸葛亮的才能长于治理军队，短于出奇谋；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将帅谋略，而他所面对的敌手有时正逢杰出人物，又有兵力多少不相称、攻守形势不同等情况，所以虽然连年动员军队，始终不能取胜。从前萧何推荐韩信，管仲举荐王子城父，都是因为估量自己的长处，知道不能兼具所有才能。诸葛亮治理政事的器能，大概也只是管仲、萧何一流。然而当时的名将中没有王子城父、韩信这样的人，所以使功业衰退，难道不是大义不能实现吗？大概是天命已有归属，不是智谋和力量所能争夺的。青龙二年春，诸葛亮率军出兵武功，分兵屯田，为长期驻扎打下基础。这年秋天，他因病去世。百姓追念他，把他的事迹当作口头谈资；直到今天，梁州、益州的百姓谈起诸葛亮，声音还仿佛在耳边。即使是甘棠诗歌歌咏召公、郑国人歌唱子产，也没有什么可以远比于此。孟轲说过：“用安逸的道理役使百姓，即使劳苦，百姓也不怨恨；按照使人获得生存的原则去杀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愤怒。”这话确实可信！评论者有人奇怪诸葛亮的文章文采不够华美，却过于丁宁周详。臣愚昧地认为，咎繇是大贤，周公是圣人。考察《尚书》，咎繇的谋议简略而雅正，周公的诰文烦琐而详尽。为什么呢？因为咎繇是同舜、禹交谈，周公则是向群臣发誓告诫。诸葛亮所交谈的，都是普通人和凡庸之士，所以他的文章旨意不能达到深远。然而他的声教和遗言，都能综理事务、统摄万物，公正诚实之心显现在文字中，足以使人了解他的思想和道理，对当世也有补益。臣恭敬地思量，陛下超过古代圣人的踪迹，胸怀坦荡而无所忌讳，所以即使是敌国诽谤的话，也全都任其直说而不加更改、隐讳；这正是彰明通达大道的做法。谨将这些文章抄录呈送著作官署。诸葛亮废黜李平的表文【李严后来改名为李平。诸葛亮出兵时，命李平以中都护的身份代理府中事务。诸葛亮驻军祁山，李平负责催督运输事务。夏秋之间，正逢连绵大雨，粮食运输接不上，李平派参军狐忠告知诸葛亮，叫他回来。诸葛亮于是接受意见退军。李平听说军队退回，便假装惊讶，说：“军粮充足，为什么就这样回来？这是想借此推脱自己不能办好军粮运输的责任，反而显出诸葛亮不进兵的过错。”他又上表对后主说：“军队是假装退却，想诱使敌人出来交战。”诸葛亮把李平前后亲笔写的书信奏疏全部拿出来，李平违背、错误的言辞清楚显著。李平理屈词穷、情势用尽，低头谢罪。于是诸葛亮上表弹劾李平，将他废为平民。】自从先帝去世以后，李平只顾治理自己的家业，还只是施行小恩小惠，求得自身安稳和个人名声，丝毫不忧虑国家大事。臣将要北伐，想得到李平的军队来镇守汉中。李平百般推托，没有前来的意思，反而要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想西征，想让李平主管督理汉中，李平却说应让司马懿等人开府征召属官。臣知道李平鄙陋的心思，想趁臣出征之际逼迫臣以此取利，所以便上表任命李平的儿子李丰督领江州，优厚提高他的待遇，来应付眼前的事务。李平到任那天，臣把各项事务全都交给他，群臣上下都奇怪臣待李平如此优厚。正因为大事尚未平定，汉室危急，若揭发李平的短处，不如先加以褒奖。然而臣只以为李平的心思不过在于荣华财利，没想到他的内心竟颠倒到这种地步。如果事情拖延下去，将导致祸败，那是臣不敏锐，言辞过多反而增加罪过。习隆请求建立诸葛亮庙的表文【诸葛亮刚去世时，各地都请求为他立庙，朝廷以礼制等级为由不予许可，百姓于是趁时节在道路田陌旁私自祭祀。上书论事的人有人认为可以听从百姓请求，请在成都立庙，后主没有同意。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尚充等共同上表说】臣听说周人怀念召伯的恩德，因此甘棠树无人砍伐；越王思念范蠡的功劳，铸造金像保存他的形象。自汉朝兴起以来，因为小小善行和德行而画像立庙的人很多。何况诸葛亮的德行影响远近，功勋超过末世群臣，汉室王业能够不毁，实在依靠此人。然而对他的春秋祭祀只限于私人家门，庙宇和塑像又缺少而无人建立，使百姓在街巷祭祀，戎夷在野外祭祀，这不是保存德行、追念功劳、追述往昔的办法。如今如果完全顺从民心，就会有亵渎之嫌而没有典制；若在京师建立，又会逼近宗庙，这正是圣上心中疑虑的地方。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因势靠近他的坟墓，在沔阳建立庙宇，使他的亲属按时奉诏祭祀。凡是他的旧臣、故吏想奉祠祭拜的，都限定到庙中祭祀，禁止他们私自祭祀，以尊崇正礼。于是朝廷开始采纳了这个建议。

译孟达辞别先主的表文 臣恭敬地想，殿下将要建立伊尹、吕尚那样的事业，追赶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大事刚刚开始，需要借助吴、楚的势力，所以有作为的人深深看清了归附的方向。臣自从献上名籍归附以来，罪过多得像山一样堆积，臣自己尚且知道，何况君主呢？如今王朝正在兴起，英俊人才像鱼鳞一样聚集，臣内无辅佐的器能，外无统领军队的才干，列在功臣之中，实在惭愧。臣听说范蠡看清形势，泛舟五湖；咎犯谢罪，徘徊在黄河岸边。人在时势交替之际，请求退身离去，为什么呢？是想表明自己出仕或退处的分别。何况臣卑微鄙陋，没有重大的功劳，只是被时势所系，私下仰慕前贤，早早思量远离耻辱。从前申生极其孝顺，却被父亲怀疑；伍子胥极其忠诚，却被君主诛杀；蒙恬开拓疆土却遭受大刑，乐毅攻破齐国却遭到谗佞陷害。臣每次读到他们的事迹，没有一次不慷慨流泪；如今亲身遭遇类似事情，更加悲伤绝望。为什么呢？荆州覆败，大臣失去节操，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够生还。只有臣寻求机会，自行取得房陵、上庸，又请求退身，自我放逐到外地。臣想殿下圣明的恩德能够体察，怜悯臣的心情，哀伤臣的举动。臣确实是小人，不能始终如一，明知如此仍然去做，岂敢说自己没有罪？臣常听说，交往断绝时不留下恶声，离去时不留下怨言。臣有幸曾承受君子的教诲，愿君王努力自勉。《三国志文类》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十二 表奏 吴 魏国三公陈述孙权罪恶、请求免除其官职并削夺封土的奏表。臣听说，树枝过大树干就会被撑裂，尾巴过大就无法摆动，这是有国有家者所应谨慎的。过去汉朝承受秦朝的弊病，天下刚刚安定，大国诸侯的臣节还没有完全确立；汉高祖凭借萧何、张良的谋略，没有预先充分收录、安置功臣，以至六王先后反叛，后来又出兵讨伐，战车长期不停。后来汉文帝、汉景帝守成，忘记战事、收敛兵役，骄纵吴王、楚王，养成祸患，终于成为社稷的大忧患。前事不能忘记，正是后事的借鉴。吴王孙权，不过是个年幼小子，没有尺寸功劳，遭逢战乱，凭借父兄留下的基业，在幼年时得到护卫卵育的恩惠，长大后却怀有鸱枭般反逆的本性，背弃上天的恩赐，罪恶积累深重。他又同关羽彼此窥伺，见到利益和机会便逐利而动，用卑下言辞加以利用。先帝知道孙权奸诈，只是想借用他的力量，当时正逢于禁因水灾等原因失败，先帝想讨伐关羽，便把这件事托付给孙权。先帝去世时，遗体尚在席上，孙权没有尽心，表面上似乎悲痛，实际上想趁王室遭逢大丧、力量削弱，暗中希望借董桃传达先帝的命令，乘蜀汉还没有得到答复许可，擅自夺取襄阳。等到看见自己被驱逐，才又改变节操，表现出邪僻的姿态，巧言如流；虽然多次派遣驿使和使者，送还于禁等人，内心却包藏隗嚣那样观望的奸诈，外表上想拖延对蜀贼的诛讨。圣朝宽厚仁慈，已经不忍加罪，优待并赦免了他，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竟又割地封他为王，使他面向南方自称孤王，还兼任官职、累加爵位，礼制待遇完备，授予九命之名，赐马百驷，使他的势力达到极盛，荣宠显赫，古今没有第二个。孙权本有犬羊般的资质，却横加披上虎豹般的文饰，不思竭尽力量、以死效忠来报答无量而罕世的恩德。臣每次看到朝廷前后下达给孙权的表章，又根据自己的愚见考察，孙权自恃凭借江湖阻隔、据险固守而不肯服从，习惯于借助几代人积累的欺诈伪饰来成就功业；上面效法尉佗、英布的计谋，下面吟诵伍被、屈彊的言辞，终究不是那种不侵犯、不叛乱的臣子。臣认为，如果晁错没有提出削弱诸侯王的谋略，七国就会势力相当，祸患会持续而扩大；如果蒯通没有决定袭击历下的计谋，田横就会认为自己的罪过更深、变化更重。臣谨按《周礼》九伐之法考察，孙权凶恶叛逆的行为，在罪名上有十五条。过去九黎扰乱德政，黄帝便加以诛讨；项羽有十项罪过，汉高祖也没有放过。孙权所犯的罪衅清楚明白，不是仁恩所应养育、天地所能容忍的。臣请求免去孙权鸿胪之官，削夺爵位和封土，逮捕治罪；若敢不服，就调动军队进兵讨伐，以彰明国家赏善罚恶的常法，来平息三州百姓的痛苦。其十五条罪状大多没有记载。虞翻上奏《易经》注本的两篇奏表 臣听说，六经的根

译本，没有比阴阳更重要的。因此伏羲仰观上天悬示的象，创立八卦，观察变化运动而推演六爻，成为六十四卦，用来贯通神明，类比万物。臣的高祖父、已故零陵太守虞光，年轻时学习孟氏《易》学；曾祖父、已故平舆令虞成继承并阐述他的学业；到臣的祖父虞凤时，研究得最为精密。臣已故父亲、日南太守虞歆，从虞凤那里接受根本学说，拥有最多的旧书，世代传承这门学业。到臣这一代，前辈所讲授的内容大多玩弄章句，虽然对经书有秘传之说，但仍然疏略。臣出生时遇上乱世，长大于军旅之中，在战鼓声中学习经书，在战马之上讲论义理，考察先师的学说，依据经文建立注解。又有臣的郡吏陈桃梦见臣同道士相遇，道士披散头发、穿着鹿皮衣，铺开《易经》六爻，挠去其中三爻来给臣饮用。臣请求把它们全部吞下。道士说：“《易》的道理在于天，三爻就够了，难道我是奉天命应当懂得经书的吗？”臣所看到的各家解释，大多没有脱离流俗，其中义理不恰当的，臣实在都加以改定，使之归于正确。孔子说：“乾卦元始之德运用九，就能使天下得到治理。”圣人面向南方而治，大概取法于离卦。这确实是天子所应遵循、调和阴阳而招致麒麟凤凰的道路。谨将正本和副本一并呈上，唯恐因此获罪。又一篇奏表 经书中最重要的，没有超过《易经》的。自汉初以来，天下英才读《易经》的，能够真正解释它的很少。到了孝灵帝时期，颍川荀谞号称懂得《易》，臣得到他的注本，发现它比俗儒的解释高明。但他解释“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时，却把文义颠倒反说，完全无法理解。孔子赞叹《易》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了吧？”这是赞美大衍、四象的创制，可荀谞却把它放在篇章开头，尤其令人可怪可笑。南郡太守马融名声上有杰出的才华，他的解释反而还不如荀谞。孔子说：“可以同他一起学习，却不能同他一起走向大道。”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然各自建立了注解，宋忠稍微比郑玄差一些，但二人都没有找到《易》的门径，难以拿给世人看。又上书呈送《尚书》注本的奏表 郑玄解释《尚书》发生错误的事情：臣听说周公制定礼制来辨明上下，孔子说：“有了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了上下，然后礼义才有所施行。”所以尊崇君主、卑下臣子，是礼制的大原则。臣看到已故征士、北海人郑玄所注《尚书》，在《顾命》中解释康王执瑁，把古月形的字误认为相同，既没有察觉并订正，又训释为杯子，说是酒杯；成王病重时凭靠几案，洮面、颒面却解释成濯，并认为是洗衣服；“洮”字本来是虚字，却改成“濯”，以此造成错误。又古代大篆中的“卯”字应读作“柳”；古代“柳”“卯”二字相同，他却把它解释为“昧”。“分北三苗”中的“北”本是古代“别”字，却又训释“北”就是“别”。像这些情况，实在令人惊怪。《周礼·玉人职》说，天子执瑁以朝见诸侯，郑玄却解释成酒杯；天子洗脸，郑玄却解释成洗衣服；古篆的“卯”字反而解释为“昧”，实在大大违背了不明白就存疑的原则。这几件事中的错误，没有比它们更大的。应当命令学官订正这三件事。马融的训释注解也把它解释为“同”，说是大同天下；如今经文增加金旁写成“铜”字，训释说天子有副玺，虽然都不正确，却仍比郑玄强。然而如果现在不订正，臣死后即使过了百世，即使世上有明白的人，也会因为谦让而无人上奏纠正。郑玄所注五经中严重违背经义的地方，还有一百六十七处，不能不加以订正，在学校推行并传给后世。臣私下以此为耻。虞翻被放逐到南方，自恨行事疏略、身骨不被人喜欢，因触犯上位而获罪，将长久埋没在海角；活着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死后以青蝇作为吊客，只要天下有一个人了解自己，也就足以没有遗憾。臣以典籍自我安慰，依据《易》设置卦象来占问吉凶；又认为宋忠解释郑玄的地方颇有错误，便重新建立条例，并写成《明扬释宋》，来疏通其中的滞碍。张温出使蜀国时所上的奏章【张温，字惠恕，当时出使蜀国。孙权对张温说：“你不适合远行出使，我恐怕诸葛孔明不知道我同曹氏交往的用意，所以才屈尊让你前往。如果你出了都城，我就想大力经

译营同蜀国的关系。使者的原则，是接受使命而不接受推辞。”张温回答说：“臣在国内没有深谋远虑的才干，出使在外也没有独自应对的能力，恐怕没有像张老那样传扬君主声誉的功劳，也没有像子产那样陈述国事的成效。然而诸葛亮见识通达，必定知道圣明的谋虑应当如何屈伸。况且他受到朝廷像上天覆盖万物一样的恩惠，推想诸葛亮的心意，一定不会怀疑背叛。”张温到达蜀国，来到宫门拜上奏章说】

译从前商高宗服丧期间，仍使殷朝国运重新兴盛；周成王年幼时，仍使周朝德业达到太平，他们的功勋覆盖天下，声名传到无穷。如今陛下具有聪明的资质，和古代圣王相当，能够把百官之事总揽于贤良辅佐之手，使群臣精粹的光辉交相辉映，远近各方闻风，无不欣喜依赖。吴国勤勉地使用军队力量，清理江边，希望同有道之国平定天下，专心同心协力，情谊如同河水一样长久。军事兴起而事务繁多，使者人手不足，所以臣忍受鄙陋卑微的羞惭，派下臣张温来沟通情意、表示友好。陛下崇尚礼义，不会因这件事而耻笑轻视臣。臣自进入远方境界，到达近郊，屡次得到慰劳迎接，恩诏又不断加以荣宠，自己惶恐惊惧，如同受到惊吓，谨奉上所携带的一封书信。骆统为张温申辩的表文 臣恭敬地想，殿下天生明德，神明启发圣心，从四方招揽杰出人才，把俊秀贤能的人安置在朝廷。众多士人已经受到普遍深厚的恩惠，张温又承受了最为隆厚的恩施。但张温自己招致罪责，辜负了荣宠待遇。想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悲痛。不过臣在周旋交往之间，替国家观察舆论，深知其中情形，所以秘密陈述此事的道理。张温确实没有其他情由，事情上也没有叛逆迹象，只是年纪还轻，镇重持稳的修养尚浅，却承受了显赫的宠信，具有卓越伟大的才华，直陈善恶是非，发表褒贬议论。于是追逐权势的人嫉妒他的宠遇，争夺名声的人嫉妒他的才华，沉默自守的人非难他的言论，有过失嫌隙的人忌讳他的议论。这些都应当由臣下详细辨析，也是圣明朝廷应当彻底查察的。过去贾谊是极其忠诚的臣子，汉文帝是极其英明的君主，然而绛侯周勃、灌婴一句话，就使贾谊远远退避。为什么呢？因为憎恨他的人用心深，进谗言的人手段巧，结果错误的传闻流布天下，使后世不能显明真相。所以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张温虽然智慧比不上纵横家，武勇比不上猛虎，但他一向宏雅，德行英秀，文章华彩，议论辨析，卓越超群，光辉照耀当世，世人没有能赶上他的。因此谈到张温的才华，实在值得惋惜；说到他的罪过，则可以宽恕。如果陛下能够忍耐威严、赦免盛德之人的过失，宽恕贤能之才，以敦促大业，这本来就是圣明朝廷的美好光彩，也是四方所能看到的盛美景象。国家对暨艳，并没有因为他是忌讳的族类而排斥，仍把他当作平民一样看待。因此，他最初被朱治任用，后来被众人举荐，中间被圣明朝廷任用，也被张温结交。君臣之间的义，是义理中最重的；朋友之间的交往，是交情中最轻的。国家不嫌弃暨艳而同他建立最重的君臣之义，因此张温也不应因同暨艳建立最轻的朋友之交而获罪。那时暨艳在上面受到宠信，张温私下在下面亲近他。对于长期作恶的百姓，放纵他们逃入山险，就会成为强劲的盗寇；把他们安置到平地，就会成为健壮的士兵。因此张温考虑要收取这些长期作恶的人，除掉强盗的祸害，增加健兵的锐气。只是后来事情错乱，功劳没有达到言辞所说的程度。然而考察他送出的兵力同许晏相比，数量并不少；论兵力强弱，他也没有处于下风；至于行动迟速，他也没有落后。因此能够赶上秋冬时节，赴有警报的日期，不敢忘记恩德而遗弃力量。张温到达蜀国后，共同称誉殷礼；即使臣不应有境外私交，这件事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所谓境外之交，是指没有君主命令而私下往来，不以国事为由而暗中通消息。如果奉君命出行，既修好君主之间的关系，又顺便叙说自己的情意，也是使臣应尽的道义。所以孔子出使邻国，有私下会见的礼仪；季札出访中原诸国，也有宴饮交谈的礼节。古人说过：“想知道一个君主，看看他派出的使者；看见他派出的使者如此光明，就知道他的君主如此显赫。”张温如果称赞殷礼，能使对方由衷赞叹，这正好彰显我国臣子多有贤良，说明出使的人选得当，使本国的美德显扬于异国，使君主的命令传播到他邦。因此，晋国赵文子在宋国结盟时，称赞随武子给楚国屈建听；楚国王孙圉出使晋国时，向赵鞅称赞晋国左史。这些都是面对他国辅臣而赞叹本国臣子，经传认为这样能够光耀国家，并不讥讽这是同外国私交。王靖在内不忧虑时政，在外不积极办事；张温弹劾他时没有私心，推举他时也没有徇私。于是张温同王靖结成大仇，这正是他竭尽节操的明证。王靖在兵众的势力、任职的作用方面，都胜过贾、原、蒋、康。张温尚且不肯因私情而容纳王靖，以求安抚他，难道还敢出卖恩德来结交原、康吗？况且原在任职期间不勤勉，遇到事务又不能胜任，张温多次当面以难看的脸色对待他，以严厉的声音弹劾他。如果张温确实想出卖恩德、制造叛乱，也不必贪图原的力量。这几件事，拿事实相互核对，既不相合；同众人的情况参照，也不能验证。臣私下想到，君主即使有圣哲的资质和非凡的智慧，然而以一人之身驾驭亿万百姓，从深宫之内观察四方之外，照察群臣的情状，寻求处理万机的道理，仍然不容易周全。本来应当听取并考察群臣的言论，以扩大聪明睿智的功效。如今指责张温的人既然殷勤陈说，臣为张温辩护又遭遇阻隔；他们的言辞都很巧妙，心意也都表达充分，各自都说是为了国家，谁会说自己是为了私利呢？仓促之间，尚且难以立即辨别。然而凭借殿下的聪明睿智，考察双方议论的是非曲直，如果潜心留意，细微和粗略都加以研究核实，那么人情还有什么可疑而不能显明，事情还有什么昏暗而不能昭示呢？张温并非亲近臣子，臣也不是爱护张温的人。从前的君子都能压制私下的愤恨，以增益君主的明察；他们独自在前代实行了这一点，臣不愿在后代废弃它，所以今天终于说出积久的心意，把愚拙的话献给圣上听，实在是尽心于圣明朝廷，并不是挂念张温个人。孙权最终没有采纳。

译周鲂诱骗曹休的秘密表文 如今北方有逃亡的盗寇，固守阻隔河洛地区，长久拖延王法的诛讨，擅自占据北方土地。臣不能吐露奇谋、举荐贤能，对上光大赞助皇朝教化，对下贡献万分之一的力量，忧心如捣，假寐而忘记睡眠。圣朝如上天覆盖万物，包容臣的无能，特意发布优厚命令，命臣用先前的办法诱使贼将曹休前来。臣遗憾不能按原计划行事，想在郡界内寻找一名被北方贼寇听闻的山谷首领，让他同北方相通。臣反复思考，喜悦和恐惧交集，私下担心此人不能很快找到。即使找到他，也恐怕不能使人相信，不如让臣设下计谋欺骗曹休，这样更方便。这是臣希望了多年的机会，愿意遇到千载难逢的一次时机，于是亲自督促竭尽力量，穷尽愚钝浅陋，撰写这封笺文草稿来欺骗诱引曹休，具体内容另见附纸。臣知道自己没有古人反复奇正的谋术，又仓促接受大略，惶恐蒙昧而狼狈，担心因轻率愚昧而辜负特别的恩施，预先怀着忧惧焦灼之心。臣听说唐尧顺应天时而行，天也不违背他；又广泛询问樵夫，以成就盛大功勋。朝廷神妙的谋略，是要一定把曹休诱入谋划的范围；有神灵辅助圣明的计策，曹休一定会自己送上门来，使六军将其全部包围，敌寇一个不留，威势如雷电般迅速传遍天下，那是天下的大幸。谨拜上表章使陛下知悉，并呈上笺文草稿；臣恐怕谋略浅陋，追想起来仍然惶恐叹息。【朝廷批复后实行，曹休果然相信周鲂，率领步骑十万人，辎重布满道路，径直进入皖地。】陆凯恳切劝谏孙皓将要灭亡的表文【孙皓的行为越来越暴虐，陆凯知道他将要灭亡，便上表说】臣听说，恶行不能积累，过错不能滋长。恶行积累、过错滋长，是国家丧亡动乱的根源。因此古人害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特意设置进善之旌，建立敢谏之鼓。卫武公九十岁时，还希望听到警戒自己的话，《诗经》赞美他的德行，士人喜爱他的行为。臣观察陛下没有思考警戒之义，却有积累恶行的趋势，臣对此深深忧虑。祸患的征兆已经显现，所以粗略陈述其中要点，写尽愚昧的心意。陛下应当约束自己、恢复礼制，继承修养从前的德行，不可抛弃臣的话而放纵奢侈之心。欲望奢侈而情欲极盛，官吏每天欺压百姓；百姓离心，君上就不能使下属信服；下属又常常怀疑君上，骨肉之间互相残害，公子们相继逃奔。臣虽然愚昧，不能明知天命，但用心考察，国家败亡不会超过二十年。我常常愤恨那些亡国的人，夏桀、殷纣，也不愿后人再次愤恨陛下。臣承受国家恩德，侍奉朝廷已经三代，如今又以余年遇到陛下，不能顺从世俗、同众人一起随波逐流。即使像比干、伍员那样，因为忠诚被杀，因为正直被怀疑，臣也自认为已经尽到职责，没有留下遗憾；即使粉身碎骨埋入黄泉，也没有辜负先帝。愿陛下反复思考九次，社稷就可以保存。华覈推荐陆胤的表文 陆胤天资聪慧明朗，才华通达，品行清白。从前历任选曹官职，留下的功绩可以记载。后来他在交州，奉行并宣示朝廷恩德，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每年都有旧有的风灾、瘴气之害。刮风时折断树木、飞沙走石；瘴气弥漫时雾气浓重，飞鸟也不能经过。自陆胤到交州以后，风灾瘴气全都止息，商旅平安通行，百姓没有疾病，田地庄稼丰收。州治靠近海边，海水到秋天就变咸。陆胤又蓄积淡水，百姓得以饮食甘美。惠风广泛吹拂，教化感动人神。于是他凭借天威，招集离散的百姓。等到接到诏书，应当出兵时，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甚至忘记留恋故土，背着老人、带着孩子，甘心跟随他，众人没有携贰之心，不劳烦军队护卫。自从各位将领聚集兵众以来，都用威势胁迫百姓，没有像陆胤这样用恩信结聚人心的。他奉命驻守交州十多年，身边接触着异俗，那里出产珍宝玩物，但家中没有以粉黛装饰、佩戴珍珠的妾，家里也没有纹甲、犀角、象牙等珍宝。拿他同当今臣子相比，确实难以多得。应当让他处在京城，成为辅佐王室的股肱，以赞助唐尧、虞舜“康哉”的歌颂。江边的任职太轻，不能发挥他的才干；虎林任督，能够胜任的人很多。如果召回都城，宠任为上司，那么上天交付的职事就能全部修治，各项功绩也都会兴盛。华覈上表报告魏国兼并蜀国的奏表【当时蜀国被魏国兼并，华覈到宫门上表】间或听说贼军像蚂蚁一样聚集，向西部边境进攻。西部边境艰险，臣原以为应当不会有忧患。后来确定听说陆抗的表章送到，成都已经失守。臣主流离逃亡，社稷覆灭。过去卫国被狄人灭亡，齐桓公还保存了它。如今道路遥远，无法救援振兴；失去了归附的土地，抛弃了进贡的国家。臣像草芥一样卑微，私下忧虑不安。陛下圣明仁慈，恩泽远方抚慰百姓，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会垂怜哀悼。臣承受不住悲痛惆怅的情绪，谨拜上表章使陛下知悉。《三国志文类》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十三 书信、奏疏 魏

译太祖感谢九锡的书信 臣承蒙先帝深厚的恩德，得以在郎署任职；由于本性疲弱，心愿已经满足，并不敢奢望高位，只希望能够显达。适逢董卓作乱，按义理应当为国死难，所以臣敢于奋身冒死，冲击敌军锋芒，率领众人，终于遇上千载难逢的时运，承受眼前的使命。当袁绍、袁术二人气势炽盛、侵犯侮辱朝廷之际，陛下同臣一样寒心忧虑，回望京师，向前迎战强敌，常常担心君臣一起陷入虎口。臣没有料到自己能够保全首领，依赖祖宗神灵保佑，凶恶之徒被消灭，才使臣侥幸窃列其中而获得名声。陛下加厚恩德，授臣上相之位，封爵、宠禄丰厚宏大，实在是平生的愿望所不敢想的。臣口中同内心反复计量，只愿暂且待罪，保住列侯之位，传给子孙，寄身于圣明时代，永远没有忧患和责罚。没有想到陛下竟然发出盛大的恩意，开立封国、准备九锡来赐给愚臣，使封地比拟齐国、鲁国，礼制同于藩王。这并非臣没有功劳，而是臣所应当承受的；臣把自己的心意上报，陛下不肯听许，严厉的诏命接连而至，实在使臣俯仰之间都感到逼迫。臣私下反复自我省察，身列大臣，命运受制于王室，身体并非自己所有，岂敢自私自利、成全自己的愚意？即使因此被贬退，也应当恢复原来的身份。如今臣接受疆土，充当藩屏，虽不敢预期长远，只是担心后世，于是同父子发誓，终身粉身碎骨、竭尽生命，以报答并偿还厚恩。天子的威严就在面前，臣惶恐畏惧地接受诏命。陶谦上书太祖说明不可停止用兵【当时曹操的父亲在泰山被杀，曹操把责任归于陶谦，想攻伐陶谦又畏惧他的强盛，于是上表命令州郡一时停止用兵；陶谦接到诏令后便上书】臣听说，要怀柔远方、使人归服，没有德行就不能做到；克服艰难、平定动乱，没有军队就不能成功。因此在涿鹿、阪泉、三苗等地，有五帝的军队；对有扈、鬼方、商奄四国，有王者的征伐。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不扬威来平息动乱、不振奋武力来制止暴乱的。臣此前起初因为黄巾扰乱统治，接受命令长驱作战，没有片刻安宁。虽然依据法令、接受诏令，宣扬天子的威灵，恭敬地执行天诛，每次讨伐都能取胜。然而妖贼人数众多，尤其不怕死亡；父兄被消灭，子弟又群起为乱，屯聚交战，直到今天仍是祸患。如果奉命解甲，弱国就会自行空虚；放弃武备来资助动乱，损害官府威严来增加贼寇势力。今天停止用兵，明天灾难必然到来，向上有损朝廷授予臣权力的根本，向下则使群凶日益滋长，这不是强化根干、削弱枝叶、遏制罪恶、停止动乱的办法。臣虽然愚昧闭塞，忠诚宽恕之心未能显明，但怀抱恩德、思图报答，有些事情实在不忍实行。臣立即整顿部曲，下令加强警备，出兵铲除强贼，只看力量是否能够做到；入内则宣扬德泽，亲自奉行职事，希望效法前人、报效劳苦，以赎自己的罪过。又说：华夏动荡，直到今天还未平息，包茅没有按职贡入贡，其他贡物也多有缺失。臣日夜忧愁叹息，没有一天敢于安宁。臣诚心希望贡物一定送达，进献珍羞能够通行，然后销毁兵器、解除甲胄，这是臣的愿望。臣此前调运一百万斛粮食，已经运到水边，便下令派兵护送。霍性劝谏南征的奏疏【魏王将要出征，度支中郎将、新平人霍性上疏劝谏】臣听说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当时天下收敛不动，因而没有灾祸，所有君子都不肯采用武力。如今大王在德性上体现乾坤，广泛开启四方耳目，使贤能和愚庸的人都各自陈述意见。臣恭敬地认为，先王的功业无可相比，而如今能够进言的人不称颂这就是德行。因此圣人说：“得到百姓的欢心。”兵书说：“战争，是危险的事情。”所以六国竭力作战，强秦乘其弊病而兴起；豳国君王不争，周道才得以兴盛。臣愚昧地认为，大王暂且应当把重心放在本朝，守持柔静之道，像虎卧一样积蓄威势，这样功业可以成就。如今刚刚创立基业，便又兴起战争。战争是凶器，必然带来凶祸扰乱；既然扰乱，就会产生叛乱；叛乱往往出人意料。臣认为这很危险，比累卵还危险。从前夏启隐居三年，易经有“失道不远就能复归”的话，论说中也有“不怕改正”的话。诚愿大王考察古今，深思远虑，同三公九卿大夫谋算事情的长短。臣沐浴先王的知遇，又在刚刚改制的时候重新接受重任，虽然知道进言会触犯龙颜、阿谀奉承可以接近福禄，但想到自己所诵读的道理，面对危险而不能不扶持大王。傅干劝谏征伐孙权的奏疏 治理天下的大原则有两项，就是文治和武功。使用武力，首先要建立威势；施行文治，首先要培植德行。威势和德行足以相互补济，然后王道才完备。过去天下大乱，上下失去秩序，明公用武力排除祸乱，十成中平定了九成。如今还没有承受王命归附的，只有吴、蜀。吴国有长江的险阻，蜀国有高山的阻隔，难以用威势使它们服从，却容易用德行怀柔。臣愚昧地认为，可以暂且按住铠甲、停止战争，休息军队、养育士卒，分封土地、确定封爵，评定功劳、实行赏赐。这样，内外人心就会稳固，有功的人受到鼓励，天下的制度也就确定了。然后逐渐兴办学校，引导他们的善性，增长他们的义节。明公的神武震动四海，如果再修正文治来补助武功，那么天下所有人都会无不思量归服。如今调集十万军队，驻扎在长江岸边，如果贼军凭险固守、深深隐藏，那么士兵战马不能施展奇能，变化的谋略也无处使用，强大的威势就会受挫，而敌人的内心仍未能服从。唯愿明公明白虞舜舞动干戚、以德服人的道理，保全威势、培养德行，以道义制胜。明公没有听从，军队出发后最终没有取得功劳。张茂上书劝止登记夺取士人女子的事情【张茂因为吴、蜀多次发动战事，各位将领出征，而魏帝大兴宫室，把心思放在玩赏装饰上，赏赐没有限度，府库因此空竭；又登记夺取士人和百姓的女子，已经嫁给官吏、平民为妻的，也重新夺来配给士兵。后来又允许用活人赎回妻子，同时挑选其中姿色好的女子纳入后宫，于是上书劝谏】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规定士人与非士人家的女子结婚的，一概登记夺取，配给作战的士兵。这实在是权宜之时的办法，却不是大化教化的善政。臣请求加以说明：陛下是上天的儿子，百姓和官吏也是陛下的儿子。礼制规定赏赐君子和小人不能在同一天，是为了区别贵贱。官吏属于君子，士兵属于小人；如今夺取那一方的妻子给这一方，和夺取兄长的妻子给弟弟没有区别，这是对父母恩情的偏私。又有诏书允许用年龄、容貌同妻子相当的活人替代，因此富人便倾尽家产，穷人则举债借贷，用高价买活人来赎回妻子。县官以配给士兵为名，实际上却把女子纳入后宫。容貌丑陋的才放出配给士兵；得到妻子的人未必有欢喜之心，而失去妻子的人必然面露忧愁。无论贫穷还是忧愁，都不能如愿。君主拥有天下，却不能得到万民欢心的，很少有不危险的。况且军队在外，人数达数千万，一天的费用不只是千金。拿天下的赋税供养这场战争，尚且将要不足，何况又有宫廷中无定额、没有登记的女子，椒房、皇太后之家，以及突然增加的赏赐，内外互相牵引，这些费用几乎占军费的一半。从前汉武帝喜好神仙，信任方士，挖地造海，堆土成山，只是依靠当时天下统一，没有人敢同他争执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译自从衰败动乱以来，已经四五十年，战马没有离开马鞍，士兵没有脱下铠甲。每次交战，鲜血流遍原野，伤残者的号哭疼痛之声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强大的贼寇仍在边疆，图谋危害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地考虑崇尚节约、思考安定天下的方法，却反而专心追求奢侈靡费。中尚方专门制造玩赏器物，拿到后园炫耀，又建造承露盘，这确实能满足耳目观赏，但也足以助长敌寇仇视之心。可惜陛下舍弃尧舜的节俭，却去做汉武帝那样奢侈的事情，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愿陛下充分地下诏，凡是各项政务中没有益处反而有损害的，全部除去；把节省下来的无益费用，厚厚赏赐给将士中父母、妻子、儿女饥寒的人。询问百姓所痛苦的事情，除掉他们所厌恶的事；充实仓廪，修缮铠甲兵器，恭敬谨慎地治理天下。这样，吴国贼军就会当面缚手，蜀国俘虏会抬着棺材投降，不等诛讨就自行服从，太平之路可以数日等待。陛下也就不必劳神思考海外的事情，军师可以高枕而卧，战士也能充实编制。如今群臣都闭口不言，而臣之所以不敢不献上瞎眼之人的直言，是因为臣从前上奏要言，散骑奏请听取臣的书，朝廷认为听谏是善事，下诏说：“对。”于是提拔臣为太子舍人。况且臣曾写信讥讽做臣子的不能进谏，如今有可以劝谏的事情而臣不进谏，这就使从前所写的信成为虚妄，也使臣不能发言。臣年五十，常常担心到死也没有办法报效国家，所以愿意投身舍命，冒昧把这些话上奏。唯愿陛下裁断察看。董寻上书劝移承露盘【明帝把长安的各座钟架、骆驼、铜人、承露盘迁来；承露盘折断，铜人太重无法运到，便留在霸城。又大规模开采铜铸造两尊铜人，号称翁仲，排列坐在司马门外。又铸造黄龙、凤凰各两只，龙高四丈，凤高三丈多，放置在内殿前。又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土山，让公卿群僚都背土筑山，在山上种竹子、杂树和美草，捕捉山禽杂兽放在其中。起初，皇帝迁移承露盘时，盘子折断的声音传到几十里外，铜人有的仿佛流泪，于是把它留在霸城。董寻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古代正直的人，对国家把话全部说出来，不躲避死亡。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商纣，刘辅把赵皇后比作婢女。上天生下忠直之士，他们即使面对白刃沸汤也勇往直前、毫不顾惜自己，实在是因为替当时的君主爱惜天下。建安以来，野战中死伤，或者一家一户都灭尽了，即使有幸存者，也只是留下孤儿、老人和弱者。如今如果宫室狭小，应当把它扩建得宽广，也还应当顺应时节，不妨碍农事，何况竟然营造这些没有益处的东西呢？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土山和深池，这些都不是圣明之主应当兴建的。它们所耗费的功力，是宫殿房舍的数倍。三公九卿、侍中、尚书以及天下最有德行的人，都知道这不是正道，却不敢进言，是因为陛下正值壮年，心中畏惧雷霆之威。如今陛下既尊重群臣，使他们显贵地戴着冠冕，穿着文绣服饰，乘坐华丽车舆，以此区别于小人；可是却让他们穿着短衣、搬土筑墙，脸面污黑，身体沾泥，双脚涂土，衣冠破败不堪，毁损国家的光彩，来尊崇无益之物，这实在是极不应该的。孔子说：‘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下，臣下用忠心侍奉君主。君主没有礼，臣下没有忠，国家凭什么建立？’所以，君主不像君主，臣下不像臣下，上下不能沟通，内心郁结，就会使阴阳失和，灾害屡屡降临，凶恶之徒趁机而起。还有谁会替陛下把这些话全说出来呢？又有谁会把万乘之尊的君主当作儿戏，冒死进言呢？臣知道这些话一说出口必定会死，但臣把自己比作牛身上的一根毛，活着既没有什么益处，死了又有什么损失？臣手执笔流着眼泪，心中已经同世人告别。臣有八个儿子，臣死以后，还要连累陛下。臣将要上奏时先沐浴，奏章已经送达，皇帝说：‘董寻，你不怕死吗？’主管官员奏请逮捕董寻，皇帝下诏不予追问。后来董寻任贝丘令，清廉简约，得到百姓拥护。刘祯答文帝书【文帝曾赐给刘祯廓落带，后来师父去世，想借来取作画像的样式，于是写信嘲笑刘祯说：‘物品因人而显得尊贵，所以在卑贱者手中就不能发挥作用；如今我虽从至尊身边取走它，你不要嫌我没有归还。’刘祯写信回答】桢听说，荆山的璞玉能够发光，是元后的珍宝；随侯之珠能够照明，是众士所珍爱的；南垠的金子能够登用，是幽美女子的首饰；鼲貂的尾巴可以缀在侍从的头巾上。这四种宝物，都曾埋伏在朽石之下，潜藏在污泥之中，却能把光辉传播到千载之后，把彩色显现于往昔之外。它们也都不是一开始就能亲自接近至尊的。尊贵的人所穿戴的，正是卑贱的人所修治的；贵人所使用的，正是贱人首先制作的。所以高大的房屋刚刚建成，大匠先在它下面站立；嘉禾刚刚成熟，农夫先尝它的谷粒。只可惜我刘桢所佩带的东西没有别的奇妙装饰；如果确实特别珍异，还是可以送入宫中的。刘廙答文帝书【文帝命刘廙书写草书，刘廙回信说】起初是因为尊卑之间有超越礼法的固定界限，所以我贪守区区小节，不敢写草书。如果一定要按照严命行事，我实在知道您素来谦下勤勉，并不看重奇异之物。假如您的崇高，能够像这样尊重寒门士人；只要郭隗在燕国不被轻视，九匹马的故事在齐国不被忽略，那么乐毅自然会来，霸业也会因此兴盛。损失一个匹夫的操守，却能成就巍巍的美名；我虽愚钝不敏，又怎敢推辞呢？《三国志文类》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十四

译书信、奏疏 魏 管宁辞爵书【管宁，字幼安，当时朝廷任命管宁为太中大夫，管宁上书称病推辞，不接受任命】臣听说傅说通过梦境感动殷宗，吕尚凭借征兆使周文王受到启发。他们凭借通达神明的才智，被圣明的君主所知遇，因此能够匡助帝王事业，成就伟大功勋。臣的才器已经朽败，实在不是这样的人。臣虽然贪恋清明的时代，想要脱离尘世如蝉蜕壳一般；但内心自省，顽病缠身，生命已如日薄西山。只愿陛下听取山野之人的愿望，使一个老者能够保全性命。管宁答谢礼遣奏疏 臣是海滨的孤独老民，停止务农而没有同伴；幸而禄命深厚，能够横受陛下承继大业、德比三皇、教化超过有唐的恩德。长久承受深厚恩泽，累计已十二年，却不能仰报陛下养育恩德的福泽；臣沉溺于严重的疾病，卧病日久，不能奉行臣下进退的礼节，早晚战栗恐惧，无处安置自己。臣在元年十一月接到公车司马令下达州郡的命令；八月甲申，诏书征召臣，又赐给安车、衣被和褥垫，按照礼仪遣送，光荣恩宠一并来到，优厚的命令屡次降下。臣惶恐不安、屏息战栗，心中悲痛，失去主意，想要自己陈述情况、申明内心愚情；可是明诏压抑裁止，不许臣稍稍修治章表，因此郁结至今。臣本以为上天覆盖万物的恩惠也有一定限度，没想到神灵的恩泽反而更加隆盛显赫。今年二月，臣奉到州郡下达的、三年十二月辛酉诏书，重新赐给臣安车、衣服，并命别驾从事与郡功曹按照礼仪遣送；又特意赐下玺书，任命臣为光禄勋。陛下亲自执持谦下勤劳之德，以周、秦之事作比，损上益下。臣接到诏书的那天，精神魂魄飞散，几乎无处容身。臣再次反省衡量自己，德行比不上园绮，却承受安车的荣耀；功劳没有窦融那样大，却承受玺封的宠幸；才力低下如短小的椽子，却承担栋梁的职任；将死的生命，却获得九棘之位。臣害怕会有朱博击鼓所象征的灾异；而且年老疾病日益侵袭，有增无减，不能扶车上路，以报答陛下重大的责任。臣仰望宫门，徘徊于宫阙之前，谨此拜上章表陈述心情，恳请陛下哀怜省察，收回恩宠，听任臣离去，不要让臣的尸骨填塞道路。崔琰谏猎书【崔琰，字季珪，在邺城辅佐文帝。世子仍然出外打猎，改变服装和车乘，专心追逐禽兽。崔琰上书劝谏】我听说，沉溺于游猎，是《尚书》所警戒的；鲁隐公观看捕鱼，《春秋》对此加以讥刺。这是周公、孔子的格言，也是两部经典的明确义理。夏朝的灭亡足以作为殷人的鉴戒，《诗经》说它并不遥远；子日、卯日不奏乐，礼法把它视为禁忌。这又是近世得失的教训，不可不深加察看。袁氏宗族富强，公子放纵，游猎日益奢侈，仁义的声誉却听不见。贤哲君子很快便产生离去的志向，熊罴般勇壮的士人反而沦为吞噬百姓的工具。所以才会拥兵百万，占有河朔，却没有容身之地。如今国家困苦不堪，恩惠安康还没有普遍施行，士人百姓踮脚仰望，所思念的只是德政。况且君王亲自驾驭战马，上下都劳苦悲惨；世子应当遵循正道，谨慎地实行正道，思考治理国家的高明谋略，对内以近来的戒鉴自省，对外发扬长远的节操，深深考虑储君应当把自身作为宝贵之物。如今却鄙陋地穿着虞人打猎的卑贱服装，忽然奔驰越过险地，把捕获雉兔的小小娱乐放在心上，忘记社稷才是最重要的。这实在是有见识的人所感到痛心的。只希望世子烧掉猎具，丢弃猎服，以满足众人的期望，不要使老臣获罪于上天。世子答道 昨天承蒙您赐予美好的教诲，又惠然示下高雅的奏疏，希望我烧掉猎具、丢弃猎服。猎具已经毁坏了，猎服也丢掉了。以后若再有类似的事，还请蒙您赐教。鲍勋谏猎疏【鲍勋，字叔业，文帝将要出游打猎，鲍勋停车上书进谏】臣听说五帝三王没有不彰明根本、树立教化，依靠孝道治理天下的。陛下仁慈圣明，富有恻隐之心，同古代圣王一样。臣希望陛下能够继承前代的足迹，使万世都可以效法。为什么却在服丧期间从事驰骋游猎呢？臣冒死把这些话奏闻，只希望陛下明察。皇帝亲手撕毁了奏表，最终还是出猎。途中停下来休息，问侍臣说：‘打猎的快乐，比八音之乐如何？’侍中刘晔回答说：‘打猎胜过音乐。’鲍勋严正地说：‘音乐上可以通达神明，下可以调和人伦，兴盛治理、实现教化，使万国都得到安定。所以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何况打猎让华盖暴露在原野，伤害生养万物的至理，任凭风吹雨打，难道不顾时节的空隙吗？从前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春秋》讥刺了他。即使陛下把这当作要务，愚臣也不愿意。’于是上奏说刘晔奸佞谄媚、不忠诚，迎合陛下过分嬉戏的言语；从前梁丘据在遄台讨好君主，说的就是刘晔。请有关官员议定他的罪，以清肃朝廷。皇帝发怒变色，停止游猎返回，立即把鲍勋调出任右中郎将。钟繇请求恢复肉刑的奏疏 大魏承受天命，继承虞、夏的事业。孝文帝改革刑法，不合古代正道。先帝圣明的德行，本来就是上天所放任的；古代典籍的事业，始终贯彻如一。因此先帝即位后，仍然发布明确诏令，考虑恢复古代刑罚，作为一代的法制。只是接连发生军事事务，最终没有施行。陛下远追二祖的遗志，借截断脚趾来禁止罪恶，又怜惜被处死者中无辜的人。请让熟悉律令的人与群臣共同议论：对于原本应当斩右趾、后来却被判死刑的人，恢复施行这种刑罚。

译《尚书》说：‘皇帝清楚地询问下民，鳏夫寡妇对于苗民之事有所申诉。’ 这句话是说，尧应当废除蚩尤、有苗的刑罚，先向下民中有申诉的人审慎询问。如今审理疑难案件时，应当询问三槐九棘之下的公卿、群吏和万民，使之像孝景帝的法令那样：对于应当弃市、想要斩右趾的人，允许施行这种刑罚；至于黥刑、劓刑、斩左趾和宫刑，仍按照孝文帝的制度。把髡刑改为笞刑，能查出奸恶的人，大多年龄在二十至四五十岁之间，即使斩去他的脚，仍然可以生育。如今天下人口比孝文帝时少，按最低估计，每年可以保全三千人。张仓废除肉刑后，每年被杀的人以万计。臣希望恢复肉刑，每年就能多活三千人。子贡问：‘能够救济百姓，可以称为仁吗？’孔子说：‘何止是仁，必定是圣吧！即使尧、舜对此恐怕也感到困难。’孔子又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到来了。’如果真能实行这件事，百姓就会永远得到救济。华歆征讨蜀地奏疏【太和年间，朝廷派曹真从子午道攻伐蜀地，车驾向东前往许昌，华歆上了这篇奏疏】自从兵乱以来，已经超过二纪。大魏承受天命，陛下凭圣明德行正当成王、康王的盛隆时代，应当弘扬一代的治理，继承三王的事业。虽然有两个贼寇凭险据守、延续性命，但如果圣明教化日益提升，远方之人怀念德政，将会背负婴儿前来归附。兵是不得已才使用的，所以平时收敛，适时发动。臣实在希望陛下先把心思放在治国之道上，把征伐放在后面。况且千里运送粮食，并不是用兵的有利条件；越过险阻深入敌境，也没有独自取胜的功劳。听说今年征发徭役，使农桑之业颇受损失。治理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衣食为根本。假如中原没有饥寒之患，百姓没有离开土地的心愿，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两个贼寇的罪衅，可以坐等时机再处理。臣身居宰相之位，年老疾病日益严重，犬马般的生命将要终结，恐怕再也不能奉望銮盖，所以不敢不竭尽臣子的心意。只愿陛下裁察。皇帝答道：‘你深思国家大计，朕非常嘉许。贼寇凭恃山川险阻，二祖在前代辛劳征讨，尚且不能平定，朕哪里敢自以为一定能消灭他们呢？诸将认为不先试探进攻一次，就无法使敌人自行困弊，所以暂且展示军威，窥伺他们的破绽。如果天时尚未到来，像周武王那样收兵回师，也正是前事的鉴戒，朕恭敬地不忘记这个劝戒。’ 当时秋季大雨，皇帝下诏让曹真率军返回。王朗谏猎疏【当时皇帝频繁出游打猎，有时直到深夜才回宫，王朗上疏劝谏】帝王居处，外面要设置周密的警卫，里面要重重关闭宫门。将要出行，先部署兵卫然后才出宫；搭好帷帐、称警之后才踏上台阶；张弓之后才登车；清理道路之后才由前导引路；设置遮拦、排列仪仗之后车轮才转动；清静室内之后才停驾休息。这些都是为了显示至尊的身份，务必戒慎，并垂示法度教化。近来车驾出宫到郊外捕虎，太阳偏西才出发，到黄昏才返回，违反了警跸的常法，不是万乘之主最应有的谨慎。皇帝答道：‘看了你的奏表，虽然魏绛称引虞人的箴言来讽谏晋悼公，相如陈说猛兽来劝戒汉武帝，也不足以作比。如今两个贼寇尚未消灭，将帅远征，所以朕时常进入原野，以操练军备。至于夜间返回的戒令，已经下诏让有关官员施行。’ 又谏东征疏【当时大兴屯田，准备率军东征，王朗上这篇奏疏劝谏】从前南越守善，婴齐入朝侍奉，于是被立为王位继承人，后来又回到本国做君主。康居骄横狡黠，实际情况与言辞不相符合。都护上奏议论，认为应当派遣侍子，以惩罚它的无礼。况且吴王刘濞的祸乱，萌芽于他的儿子入朝；隗嚣的叛乱，也是不顾及儿子的结果。过去听说孙权有遣送儿子的言论，但至今还没有送来。六军已经戒严，臣担心舆论还没有完全明白圣上的意图，反而会认为国家因孙登滞留而恼怒，所以才兴兵。如果军队已经出发而孙登却到来，那么受其影响的事情极大，而所得到的结果极小，仍不足以庆贺；假如他特别傲慢强硬，根本没有入朝的意思，臣又担心那些尚未明白情况的舆论会一并忧愁不安。臣愚见认为，应当命令另外征召的诸将，各自明确奉行禁令，谨慎守卫自己的辖区。对外显示猛烈的威势，对内扩大耕种，使军势安静如山，深沉如渊，形势不可撼动，计谋不可测度。当时皇帝认为军队已经组成，便出兵东行；孙权之子没有到来，车驾行至长江便返回。又言修建营造宫室奏疏【明帝即位后，王朗见百姓中有的生活不足；当时正营造宫室，王朗于是上疏劝谏说】陛下即位以来，恩惠诏令屡次颁布，百姓万民没有不欣喜的。臣近来奉命出使向北行走，往返于道路之间，听说各种徭役中能够免除、减省的已经很多。希望陛下再次留心于日昃时仍听政，以筹划制服贼寇。从前大禹将要拯救天下的大患，所以先降低自己的宫室，节俭衣食用度，因而能够完全拥有九州，辅成五服。句践想要扩张御儿的疆土，在姑苏斩杀夫差，所以也约束自身并及于家庭，节俭家庭费用以施于国家，因而能够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在中原取得威势，安定华夏。汉文帝、汉景帝也想要扩大祖业、增隆大统，所以能够割舍建造百金之台的念头，以穿弋绨之服昭示节俭，对内减少太官的供给而不接受进献，对外省减徭役赋税而致力于农桑，因而获得升平的称誉，几乎达到刑罚废置。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振奋军威、拓展外部疆域，实在是因为祖先积蓄向来充足，所以能够成就大功。霍去病是才中等的将领，尚且因为匈奴没有消灭，不营治第宅，表明防备远方之事就可以略过近处，办理外部事务就可以简省内部事务。自汉朝初年至中兴，都是在战争大致停止以后，才修建凤阙、扩建闳阔的宫殿，兴建德阳宫。如今建始宫之前，足以用来陈列朝廷仪卫；崇华宫之后，足以用来安置内官；华林园、天渊池，足以用来进行游宴。如果暂且先建成阊阖门的象魏，使它足以陈列远方人的朝贡；修缮城池，使它足以阻绝逾越，形成国家的险要；其余一切工程都暂且等到丰年，把勤勉耕农作为唯一要务，把操练军备作为主要事务，那么国家就不会有怨恨和失意的人，户口会日益繁盛，百姓充足、军队强盛，而贼寇不来归顺；太平和兴盛还没有不出现的。又言屡失皇子奏疏【当时屡次失去皇子，后宫能够临产的妃嫔又少，王朗上疏说】

译从前周文王十五岁便有了武王，于是享有十个儿子的福祚，扩大了姬姓诸侯的后代。武王年老以后才生下成王，所以成王的兄弟很少。这两位君王，各自树立了圣德，不能说谁超过谁；但比较他们子孙的福祚，却又不同。大概是生育有早有晚，所生子女有多有少。陛下的德行福祚既兼有那两位圣王的优长，年龄又超过姬姓文王生武王时的年纪，可是皇子还没有在椒兰深宫中诞生，藩王也没有在后宫众多宫室中繁衍。拿成王作比，还不能说晚；拿伯邑考作比，则也不能说早。周礼规定六宫内官有一百二十人，而各种经典通常都说以十二人为限。到了秦、汉末年，有时人数达到千人。然而人数虽然更加繁多，能够及时住进吉祥宫馆、顺利生育的，反而有时很少。百子千孙的根本，确实在于专心致意，不只在于务求人数众多。老臣诚恳忧虑，希望国家能够像轩辕氏经历五五之数那样享有长久福祚，却还没有达到周文王二五之数，因此为此忧愁。况且年少之人常常苦于被褥过于温暖，过于温暖就不能使皮肤柔韧、身体强健，因此难以防护，容易感受疾病。假如常常让年少之人的粗布衣服不至于太厚，那么他们一定都能保有金石般的体质，像南山一样长寿。皇帝答道：‘忠心极深的人，言辞就恳切；爱护深重的人，言语就深刻。’ 你既然劳心思虑，又亲自动笔写信劝谏，我反复读了三遍你的美好言辞，欣喜无限。朕的继承人还没有确立，正因此使你忧虑；朕敬重地采纳你至诚的言论，愿意听取你的良好规劝。《三国志文类》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十五 书信、奏疏 魏 王肃谏征蜀疏【王肃，字子雍，当时大司马曹真征讨蜀地，王肃上疏劝谏】前代的记载中有这样的说法：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士卒就会面带饥色；砍柴割草的人还没有回来，军队就不能吃饱。这说的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何况深入险阻之地，开凿道路前进，那么所受劳苦必定要增加百倍。如今又遇上连绵大雨，山坡陡峭湿滑，众军受阻不能展开，粮食悬隔而难以接续，这实在是行军用兵的大忌。听说曹真出发已经超过一个月，行程才走了一半，修治道路的工程又使战士全都从事劳作。这样一来，贼军正好能够以逸待劳，是兵家所最忌惮的。追论前代，周武王伐纣，出关后便回师；论及近事，武帝、文帝征讨孙权，到了长江却没有渡过。难道不是因为顺应天时、知道时机、通晓权变吗？百姓都知道圣上是因为水雨艰难的缘故，让军队休息停顿。日后有了破绽，再乘机使用军队，那就会达到所谓使百姓喜悦而冒险犯难、忘却死亡的境界。于是朝廷就停止了这次征伐。王肃陈述政治根本的奏疏 裁撤没有实际事务的职位，减少不急需的俸禄，停止供养闲散人员的费用，任用从容有余暇的官员，使每个官员都必须有职掌，每项职务都有人负责，每件事务都必须领取俸禄，以俸禄代替耕作，这才是古代一贯的制度，也是当今所应实行的。官员少而俸禄优厚，国家的费用就少，出仕求进的志向就会受到鼓励。出仕求进的志向受到鼓励，各人就会充分发挥才力，不互相依赖，陈述政事只凭言论，由皇帝明察考核其才能是否有效，简要地记在帝心。因此唐尧、虞舜设置官职、分掌职务，郑重命令公卿各司其事；后来只有龙官担任纳言，就像今天的尚书，只负责传达和收纳皇帝的命令。夏、殷的情况无法详细考见，《甘誓》说：‘六事之人’，说明六卿也是掌管政事的官员。周代官制就完备了，每隔五日视朝，公卿大夫一同入朝，由司士辨明他们的位置。周礼记载说：‘坐着讨论治国之道的，称为王公；起身实行这些道理的，称为士大夫。’到了汉朝初年，仿照前代公卿，官员都亲自带着职事上朝，所以汉高祖亲自追赶、追回逃走的周昌，汉武帝远远认可前来奏事的汲黯，汉宣帝让公卿五日一朝，汉成帝才开始设置五名尚书。从此制度逐渐衰败，朝会礼仪于是废缺。可以恢复五日视朝的仪式，使公卿、尚书各自带着职事入朝，废弃的礼制重新兴起，光大并继承圣明的事业，这实在可以说是名声美好而实际厚重。王肃谏修营宫室疏 大魏承接百王的事业，百姓人数并不多，战争还没有停止，实在应当让百姓休息并施加恩惠，以安定远近。要致力于积蓄、使疲惫的百姓休息，关键在于减少徭役、勤于农作。如今宫室尚未完工，工程事业尚未结束，运输漕粮、征调人力，彼此转相供给，所以丁夫疲于劳作，农民离开南亩，播种的人少，吃粮的人多，旧粮已经耗尽，新粮又没有接上，这就是国家的大患，并不是预先防备的长久之计。现在看见服役的人有三四万人，九龙殿足以安置圣体，内部足以排列六宫，显阳殿也将要完工；只有泰极殿以前的工程还很大。眼下正要进入严寒，疾病或许发生。臣实在希望陛下发布恩德之言，下达明确诏令，深切怜悯役夫的疲劳，厚厚体恤百姓的不足；从常食廪禄的士人中，抽取那些不属紧急要务的，选择其中壮丁，留下万人，使他们一年一更替。大家都知道休息和替换有日期，就没有不欢喜地投入事务的，劳累也不会怨恨了。计算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夫，也并不少；本来一年应当完成的工程，可以听任用三年完成，分批遣散其余人，使他们都从事农业，这是无穷尽的办法。仓库有多余的粮食，百姓有剩余的力量，凭借这些来兴办工程，什么工程不能建成？凭借这些来施行教化，什么教化不能成功？对百姓讲信用，是国家最大的宝物。仲尼说：‘自古以来人都要死亡，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小小的晋国，弱小的重耳想要使用晋国百姓，先向他们显示信用，所以原地虽然将要投降，重耳却因为顾念信用而返回，终于凭一次战争建立霸业，直到今天仍受到称道。以前车驾将要前往洛阳，征发百姓修建营舍，有关官员命令营舍建成后就遣散百姓；营舍已经建成，却又贪图他们的劳力，不按时遣返，有关官员只图眼前营造的利益，不顾治理国家的根本。臣愚见认为，从今以后如果再次役使百姓，应当明确规定期限，使他们一定按期返回；如果还有事情，就依次重新征发，不可有一次失信。凡是陛下临时施行刑罚，所处罚的都是有罪的官吏、应当处死的人；然而百姓不知道，认为这是仓促处置。所以臣希望陛下把他们交给官吏审理，公开他们的罪行，公平地处死他们，不要让污秽之事发生在宫廷内外，以免远近产生疑惑。况且人的性命极其重要，生存困难而杀人容易，一旦气息断绝就不能恢复，所以圣贤格外重视。孟轲说：‘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来取得天下，仁者是不做的。’汉代有人冲犯宫禁、惊动皇帝车马，廷尉张释之奏请只罚金，汉文帝嫌处罚太轻，张释之说：‘当时如果皇上命令杀他，那就已经结束了；如今把他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执掌公平的人。’ 只要一有偏差，天下执法的人都会因此把刑罚定得或轻或重，百姓将把手脚安放在哪里呢？臣认为这实在大大失去了其中的道理，不是忠臣所应当陈述的。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公平，难道天子的自身反而可以迷惑错乱吗？这就是对自己办事看得重，对君主办事看得轻，是极其不忠的。周公说：‘天子没有戏言，说出的话史官要记录，乐工要吟诵，士人要称道。言语尚且不可当作戏言，何况实际施行呢？’所以张释之的言论不可不审察，周公的戒告不可不效法。又陈述各种鸟兽等没有用的东西，却要耗费饲草、粮食和人的劳力，这些也都可以免除。程晓论校事官放纵横行奏疏【当时校事官放纵横行，程晓上疏】

译《周礼》说：‘设置官职、分掌职务，以此成为百姓的准则。’《春秋左氏传》说：‘天有十个等级，人有十个等级；愚者不能凌驾贤者，卑贱者不能凌驾尊贵者。’因此一同任用圣贤，树立良好声誉，以功劳明察考核；九年考核政绩，各自修治自己的事业，思想不超出职位范围。所以栾书想要拯救晋侯，他的儿子却不听从，结果尸体横陈在街道上；邴吉不去过问，上级不责求不属于职分的功劳，下级不追求分外的赏赐，官吏没有兼并统属的势力，百姓没有承担两种事务的劳役。这实在是治理国家的重要道路，也是治乱的由来。远看古代典章志书，近看秦汉以来，虽然官名有所改变，职掌各有不同，但说到尊崇上级、抑制下属，彰明等级名分，其根本是一致的。起初并没有校事这种干预众多政务的官职。过去武皇帝大业刚刚创立，百官还没有完备，军旅劳苦，民心不安，于是认为有些小罪不能不察，才设置校事官，只是暂时取其权宜作用罢了。不过当时控制有方，并没有达到放纵的地步。这是霸业时代的权宜办法，不应成为帝王的正规制度。后来逐渐出现专门任用校事官的情况，反而成为弊病，彼此因循相袭，没有人纠正根本，于是使它对上察看宫庙，对下干预各部门；官员没有固定职掌，职位没有分界限，任凭意愿和私情行事，只有内心所想；法令由笔下随意制定，不依照科条诏令；案件在门下形成，不顾覆审讯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他们选用属官，把谨慎的人说成粗疏，把巧诈的人说成贤能；他们处理事务，把刻薄暴虐说成公正严厉，把遵循法理说成怯懦软弱。对外借托天威来制造声势，对内聚集众多奸人为心腹。大臣以同他分割权势为耻，只能含忍不言；小人害怕他的锋芒，郁结而无处申诉。以至于尹模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施行奸恶，罪行显著，连路人都知道；细小的恶行和过失，却多年无人听闻。这既不是《周礼》设置官职的本意，也不是《春秋》所说十等的义理。如今外有公卿、将校，总领各个官署；内有侍中、尚书，综合处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城，御史中丞统摄宫殿；这些官员都是精选贤才来充任，申明科条诏令以督察违背。如果这些贤臣还不足以任用校事小吏，那么校事就更加不可信；如果这些贤臣各自想着竭尽忠心，那么区区校事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再精选国家贤士来担任校事，那不过是让中丞、司隶之外又增加一个官职；如果像过去那样选择尹模这类奸邪之人，今天的祸患就会再次发生。无论进退推算，都没有任用校事的必要。过去桑弘羊替汉朝谋求利益，卜式认为只有把桑弘羊单独煮掉，上天才会下雨。假如政治的得失必定能够感动天地，臣恐怕水旱灾害未必不是校事官造成的。曹恭公远离君子、亲近小人，《国风》借此加以讽刺；卫献公舍弃大臣而同小臣谋划，定姜认为他是有罪的。即使假使校事官对国家有益，从礼义上说，也还会伤害大臣之心；何况如今奸邪暴行已经暴露，却仍不罢免校事官，这就像衣裳有破损却不加缝补，迷失道路而不肯返回。于是朝廷就废除了校事官。董昭攻打江陵奏疏【当时大将军夏侯尚等攻打江陵尚未成功，江水浅而狭，夏侯尚想乘船把步兵、骑兵带入江中沙洲，在南北之间架设浮桥往来驻屯，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城池必定可以攻下，董昭上疏】武皇帝的智谋勇力超过常人，而用兵时仍然畏惧敌人，不敢轻视敌人，就是如此。军队喜欢前进而厌恶后退，是通常的规律。在平地上没有险阻，尚且还很艰难；一旦深入敌境，回头的道路应当有利。军队有进有退，不能完全随心如意。如今驻扎在江中沙洲，是深入到了极点；架设浮桥渡江，是危险到了极点；只有一条道路通行，是狭窄到了极点。这三件事都是兵家所忌讳的，如今却全都在做。敌人频繁攻打浮桥，一旦出现疏漏，沙洲中的精锐就不再属于魏国，将转而成为吴国的力量。臣私下为此忧伤，寝食难安，而议论的人却怡然自得，毫不担忧，难道不是糊涂吗？如果江水持续上涨，一旦突然暴涨，拿什么来防御？即使不能攻破敌人，也应当保全自己，为什么要乘着危险却不感到害怕？事情将要危险了，只希望陛下明察。皇帝醒悟后，立即因董昭的话下诏命令夏侯尚等迅速从敌军两头撤出，并把前后官兵合并为一路撤去，不久就得以脱险。将军石建得到升迁，只是侥幸自保。军队出发十天，江水果然突然暴涨。皇帝说：‘你议论这件事，是多么审慎啊！即使让张良、陈平来处理，又怎能超过你呢？’ 董昭陈述末流弊病奏疏 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尊重崇尚敦厚朴实、忠诚守信之士，没有不深深憎恨虚伪不实之人的，因为虚伪会毁坏教化、扰乱治理、败坏风俗、伤害教化。近来魏讽在建安末年被处死，曹伟在黄初初年被斩杀。臣恭敬地想，前后圣明诏令都深深憎恨浮华虚伪，希望借此破散邪党，常常对此切齿痛恨。然而执法官吏都畏惧他们的权势，没有人能够纠察揭发，结果风俗受到毁坏，侵夺贪欲日益滋长。臣私下看到如今的年轻人，不再把学问作为根本，专门把交游作为事业。国家士人不以孝悌、清正自守为首要，反而把趋炎附势、游走求利放在前面。他们结党连群，互相夸赞，把诋毁别人当作惩罚，把党人的声誉当作爵赏。依附自己的人，就用许多言辞赞叹；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替他制造瑕疵和罪衅。甚至互相说：‘如今世上还有什么可忧虑而不能渡过的呢？只是寻找人才的道路还不够勤勉，罗致人才的范围还不够广罢了。又有什么可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只要给他服药，使他柔顺调和就行了。’又听说有人让奴仆、门客冒充名义上的在职家人，借此出入宫禁、往来交通，并探问诏书奏疏的内容。凡是这些事情，都是法令所不允许、刑罚所不赦免的；即使魏讽、曹伟的罪行，也没有超过它们。蒋济论中书奏疏【蒋济任中护军时，中书监令被称为专擅任事，蒋济上了这篇奏疏】大臣权势过重，国家就危险；君主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君主自身就会受蒙蔽。这是古代最重要的戒告。过去大臣掌握政事，内外相互煽动；陛下卓然亲自总览万机，众人无不恭敬肃然。大臣并不是不忠诚，但威权在下，众人的心就会轻慢上级，这是势势所然。陛下既然已经察觉大臣的情形，希望不要忘记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即使忠正而有远虑，也未必比大臣贤能；至于善于逢迎取悦的人，有时反而可能更擅长此道。如今外面所说的，往往说中书即使恭敬谨慎，也不敢同外廷交往；但仅有这样的名声，仍足以迷惑世俗，何况实际上掌握重要政务，又天天在陛下面前。倘若趁陛下疲倦的时候有所裁决，群臣看见它能够左右政事，也会趁机趋附它。一旦有了这个苗头，便会在宫内设法自我保护，并以私下招引同党作为内援。这样一来，是非毁誉必定会由此兴起，功劳过失、赏赐惩罚也必定会因此改变。直道而上的人有时受到阻塞，曲意依附身边的人反而能够通达；因依附而进入，沿着形势而出；君主所亲近信任的人，便不再受到猜疑察觉。这是圣明睿智的君主应当及早听闻的事。对外按照治理原则加以处理，内外形势的边际自然会显现。臣担心朝臣害怕言语不合而受到身边人的怨恨，没有人能够把这些事报告给陛下。臣私下希望陛下潜心默思，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同时观察各种情况。

译如果政事有不完全合乎道理的地方，事物有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就应当改变曲调、调整方法，远则同黄帝、唐尧争功，近则彰明武帝、文帝的事业，难道只是亲近之人的习惯而已吗？然而君主仍不能把天下所有事务都亲自处理，以满足自己的聪明，应当有所托付。三种官职都交给一个臣子，如果不是周公旦那样忠诚，也不是管夷吾那样公正，就会有玩弄权机、败坏官事的弊病。当今支撑国家的贤士虽然少，但至于在一个州中声名卓著、才智足以胜任一官、忠信而竭尽性命的人，都可以并驾齐驱地任用，不使圣明朝廷有专门由一名官吏独掌政务的名声。诏书说：‘刚直鲠直的臣子，是君主所倚仗的人。蒋济文武才干兼备，勤勉效力、竭尽节操，每逢军国大事，总是上奏议论；他的忠诚奋发，我非常赞赏。’于是升任蒋济为护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蒋济论征役造成怨旷奏疏【景初年间，对外频繁征伐，对内忙于营造宫室，怨女旷夫很多，又遇年成歉收，蒋济上了这篇奏疏】陛下正应当扩大、崇隆前代事业，光大并完成先帝遗业，实在还不能高枕无忧地治理天下。如今虽然有十二州，至于人口数量，不过相当于汉代的一个大郡。两个贼寇还没有诛灭，军队常年驻守边境，且耕且战，怨女旷夫积累多年。宗庙、宫室以及各种事务，都还没有创制；从事农桑的人少，穿衣吃饭的人多。如今最急迫的事，只应当使百姓休养生息，不至于极度困弊。疲弊困顿的百姓，倘若遇到水旱灾害，即使有百万之众，也不能为国家所用。凡是役使百姓，必须利用农闲，不能夺取农时。想要大兴工程的君主，应当先估量百姓的力量，使他们得到休养。勾践养育民力以等待时机，昭王抚恤病弱以雪恨报仇，所以弱小的燕国能够制服强大的齐国，瘦弱的越国能够消灭强劲的吴国。如今两个敌人不进攻便不消灭，不整治就会遭受侵扰；若不能在当代除掉他们，就会成为百世的责任。凭借陛下圣明神武的谋略，舍弃那些缓慢的事务，专心讨伐贼寇，臣认为没有什么困难。又何况沉溺于享乐会损害精神，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耗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希望大量简选贤能美好之人，足以充实后宫；那些多余闲散而未到适婚年龄的，暂且全部分派出去，专心从事清静无为之务。诏书说：‘你是中护军，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话。’蒋济论日食奏疏【当时曹爽专权，丁谧、邓飏等轻率改变法度，适逢发生日食灾变，皇帝下诏询问群臣政治得失，蒋济上疏】从前大舜辅佐治理时，告诫不要结党营私；周公辅政时，谨慎对待朋党。齐侯询问灾异，晏婴用施布恩惠来回答；鲁君询问异常，臧孙用缓解徭役来回答。顺应上天、消除灾变，根本在于实际的人事。如今两个贼寇尚未消灭，将士暴露在外已经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治理国家的法度，只有闻名当世的大才，才能张立纲维、垂示后世，哪里是中下级官吏所适合擅自改变的呢？最终对治理没有益处，只会伤害民望。应当让文武大臣各守自己的职分，一概遵循清明平正，这样和气与祥瑞就可以感应而来。蒋济辞谢食邑奏疏【当时蒋济随太傅司马宣王驻扎洛水浮桥，诛杀曹爽等人，被进封为都乡侯，食邑七百户。蒋济上疏说】臣忝居受宠的上司之位，而曹爽竟敢包藏祸心，这是臣不能胜任职分的表现。太傅奋然独断，陛下明察他的忠节，罪人伏法诛杀，这是社稷之福。封爵、宠幸、庆贺和赏赐，必定应当加给有功之人。如今论谋划，臣事先并不知道；说到作战，也不是臣所率领的。然而上面失去制度，下面承受弊病。臣身居宰辅之列，百姓都把臣看作应当供养国家的人，实在担心冒领赏赐的风气从此兴起，推让的风气也从此废止。臣坚决辞让，但没有获准。【孙盛说：蒋济辞让食邑，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的内心。俗语说：不因利益而改变，不因义理而惭愧。蒋济大概做到了这一点。】《三国志文类》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十六

译书信、奏疏 魏 刘靖请求选立博士奏疏 学习，是治理混乱的轨范仪则，是圣人的重大教化。自黄初以来，尊崇建立太学已经二十多年，但很少有成效，大概是因为博士的选任标准太轻，诸生逃避徭役，高门子弟以自己与他们不相匹配为耻。所以学习虽然有名义，却没有真正的学生；虽然设置了教化，却没有实际功效。应当提高博士的官阶，选取品行足为众人表率、经学足以做人师的人，掌管教育国子，依照古代法制，使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孙，年满十五岁都进入太学。明确规定升降制度和荣辱之路：经学明达、品行修洁的，就提升他们以崇尚德行；荒废教化、荒废学业的，就降黜他们以惩戒恶行。举荐善人而教育不能成才，那么追逐浮华、结交游乐的风气自然就会止息。阐明弘扬伟大的教化，以安抚尚未归附的人，天下四方承受教化，远方之人前来归顺；这是圣人的教化，也是达到太平治理的根本。杜恕请求刺史不要兼领军队奏疏【当时公卿以下广泛讨论政治的增损得失，杜恕认为古代刺史奉行六条察访，以清静治理著称，以威望声誉闻名；如今可以不让刺史统领军队，使他专心处理民政。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领冀州，杜恕于是上疏】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什么比使百姓安定更重要的。安定百姓的方法，在于增加财富。增加财富，就要重视农业这个根本并节约开支。如今两个敌人还没有消灭，战车频繁出动，这正是熊虎之士施展力量的时候。然而士大夫中的儒者横加推崇谈论军事，扼腕高谈，把孙武、吴起列为首要。州郡的牧守都共同忽视安民之道，而专门办理将帅统率军队的事务。务农养蚕的百姓竞相从事兵戈之业，不能说是重视根本。国库年年空虚，制度年年扩张；民力年年衰弱，赋税徭役年年增加，不能说是节约开支。如今大魏占有十州之地，却承受丧乱造成的弊病，计算户口，已经不如从前。仅一州的百姓，却要面对二方僭逆，北方胡虏尚未归顺，三面边境都遭遇祸患，战事遍及天下。因此，用一州百姓的力量来经营九州土地，其中的艰难，就像驾驭瘦弱的马匹来走远路，怎么能不格外爱惜它的力量呢？凭武皇帝那样节俭，府库都很充实，尚且不能使十州都屯驻军队，郡一级的军队还将近二十处。如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以及沿边各州，都有军队。所依靠的内可充实府库、外可制服四夷的地方，只有兖、豫、司、冀四州罢了。臣以前认为州郡长官掌握兵权，就会专心追求军功，不勤于民政，应该另外设置将领和郡守，以便充分完成治理事务。而陛下又以冀州的尊宠官秩授予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地开垦得多，又有桑树、枣树的丰饶，是国家征收赋税的府库，实在不应再让他兼任军事事务。如果认为北方需要镇守，完全可以专门设置大将镇抚安定那里。计算所设置的官吏和士卒的费用，与兼任官职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别。然而吕昭在人才方面还很容易替代；如果朝廷确实缺少人才，兼具才能的人也势必不会很多。由此推知，可以看出国家是在根据人来选择官职，而不是根据官职来选择人。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政事就公平，诉讼就能得到处理。政事公平，所以百姓富足充实；诉讼得到处理，所以监狱空虚。陛下即位以来，天下判决的狱案从一百几十人，年年增加，到如今已经五百多人了。百姓并没有增多，法律也没有更加严峻，由此推知，这难道不是政治教化衰败、牧守不称职的明显证明吗？往年牛死亡，全国平均计算损失了十分之二，麦子没有收成一半，秋季播种也没有进行。如果两个敌人在边境游动，运送粮草，千里之外都来不及供应，研究这种局势，难道在于使军队更强吗？武士精兵越多，反而病害越大罢了。天下就像人的身体，腹心充实，四肢即使有病，最终也不会有大患。如今兖、豫、司、冀四州，也是天下的腹心。因此愚臣诚恳不懈，实在希望四州的牧守专心从事重农的事业，以承担四肢所负的重任。然而孤立的意见难以坚持，触犯欲望的言论难以实行，众人的怨恨难以积聚，似是而非的情形难以分辨，所以多年不能被明主采纳。我所观察到的是，凡是说这些话的人，大多被认为是在防范、贬抑他人。[此处原文“防贱”疑有讹误。]防范、贬抑的言论，实在不容易听取。假如善于防范的意见一定只能出自亲近显贵之人，那么亲近显贵的人就不会触犯这四种困难来求得忠诚和爱护。这是古今都应当忧虑的事情。杜恕《考核内外众官疏》【当时朝廷大规模讨论考核官员的制度，要考核内外众官，杜恕认为如果不能充分任用人才，即使有才能也没有益处；所保存的不是所应致力的，所致力的又不是世间的要务，于是上疏说】《尚书》说：“明确考察其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后升降官员。”这确实是帝王的盛美制度，使有才能的人担任相称的官职，有功劳的人获得相应的俸禄，就像乌获能够举起千钧重物，善于相马的伯乐、王良能够选出千里马一样。虽然经历六代，考核政绩的方法仍不显著；经过七位圣王，考核试用的文书也没有流传下来。臣确实认为，这一制度大体可以依循，但其中的详细办法难以全部举出，所以才会如此。《论语》说：“世上有扰乱的人，却没有扰乱的法。”假如法令可以单独依靠，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稷、契辅佐，殷、周也不必尊重伊尹、吕尚的辅弼了。如今上奏考核功绩的人，陈述周、汉的制度作为纲要，又以京房的奏议为根据，可以说已经说明考核的要点了。但要用它来崇尚礼让之风，兴起人才众多、政治清明的治理，臣认为还没有完全妥善。若要使州郡考察士人，必须依据四科；都要有实际成效，然后才考察、荐举，试用后任命到公府，担任治理百姓的长官，再按照功劳次序转任郡守，或者因此增加官秩、赐予爵位，这才是当前考核制度最急迫的要务。臣认为应当显扬他们的身份，采用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完整制定考核州郡的法令；法令制定后就施行，建立一定兑现的赏赐，施行一定执行的惩罚。至于公卿以及在朝廷任职的大臣，也应当都按照各自的职务加以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朝廷中议论治国之道；在朝廷任职的大臣，负责进言补救缺失，凡有善行无不记录，凡有过失无不举发。

译况且天下极其广大，政务极其繁多，确实不是一个明智的人所能全部照察的，所以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君臣本为一体，彼此相须才能成事。因此古人说，朝廷的栋梁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帝王的事业，也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所能完成。由此说来，哪里有大臣只守着职分、办理考核，就能够达到太平和谐的境界呢？况且平民之间的交往，尚且有人致力于守信守誓、赴汤蹈火，有人感念知己而披肝沥胆，有人追求声名而建立节义；何况身着官服立于朝廷、官位达到卿相的人呢？他们所致力的难道只是匹夫之间的信用吗？他们所感念的难道只是知己的恩惠吗？他们所追求的难道只是声名吗？那些得到宠幸、俸禄而承担重任的人，不只是想把明主推举到唐尧、虞舜之上，也想使自己列于稷、契之列。因此古人不担忧忧虑治理天下的心意不够尽力，只担忧自己承担责任不够，这实在是君主使他们如此的。唐尧、虞舜把政务委任给稷、契，任用龙、责成他们取得成功；等到获罪时，又诛杀鲧，流放四凶。如今大臣亲自接受明诏，在眼前办理事务，其中有早晚都以公务为重、谨慎勤勉而特立独行、任职时不屈服、面对权贵秉持公平、不偏袒私人的人，以直言直行为准则处在朝廷之中，这些都是明主所能察知的。假如尸位享禄还自以为高明，拱手沉默还自以为聪明，任职只求免除责任，立于朝廷却不忘保全自身，靠洁身自好、谦退少言来处世，这些也都是明主所能察知的。假如保全自身、保持官位没有被放逐退黜的罪责，而尽忠守节于公事却要承担被怀疑的处境，公义不能得到推行，私下议论反而成为风气，即使孔仲尼来谋划，也仍然不能充分发挥一个人的才干，更何况世俗之人呢？如今的学者以商鞅、韩非为老师，崇尚法术，竞相认为儒家迂腐空疏、不合世用，这是风俗流弊中最严重的一种，也是开创事业的君主所应谨慎的。后来考核官员的制度最终没有实行。杜恕《上言事疏》【乐安人防昭凭借才能得到破格提拔，很喜欢谈论政事，杜恕上疏极力劝谏说】臣听说尚书郎防昭上奏，左丞曹璠因处罚应当关押而没有依照诏令，被交付审问；又说：“凡是应当获罪的人，另行上奏。”尚书令陈矫亲自上奏，不敢推辞惩罚，也不敢因所处刑罚较重而表示恭顺。他的心意极其恳切悲痛，臣私下对此感到怜悯，也替朝廷惋惜。圣人并不选择时代才兴起，也不更换百姓才治理；然而圣人一生必定有贤能智慧的辅佐，这是因为用正道引导他们，以礼法统率他们。古代帝王能够辅佐天下、长养百姓，无不在远处取得百姓的欢心，在近处使群臣充分发挥智慧和力量。假如如今在朝廷任职的臣子都是天下选出的人才，却不能使他们尽力，便不能说是善于使用人；如果他们不是天下的人才，也不能说是善于任用官员。陛下忧劳万机，有时亲自处理到灯火之下，而各种事务仍不安定，刑罚禁令日益松弛，这难道不是股肱之臣不称职的明显证明吗？追究其中的原因，不只是臣下没有尽忠，也是君主不能使臣下尽力。百里奚在虞国显得愚钝，在秦国却显出智慧；豫让在中行氏那里苟且容身，后来却显露节义；智伯一死，这些就是古人的明显证明。如今臣若说整个朝廷都不忠，就是诬蔑整个朝廷；然而从事情的类别推究，确实可以得出结论。陛下感到国库不充实，而军事又没有停止，甚至停止四季的赋税，自己穿得单薄，拿御府的私藏粮食供给军队；这完全出于圣意，满朝都称赞陛下英明。参与听闻政事、秘密处理机要的各位大臣，难道有谁诚恳忧虑这些事情吗？骑都尉王才，是宠幸的乐人孟思所做的非法行为，震动了京都，然而他的罪状却由小吏揭发，公卿大臣起初没有一句话。自陛下即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谁举张纲纪、督察奸邪，使朝廷肃然的吗？如果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良才，朝廷缺少贤能的辅佐，难道可以追慕稷、契的远大事迹，坐等后世的俊杰出现吗？如今所谓的贤者，都已经拥有高官厚禄了，然而奉事君上的节操没有树立，向着公义的心意不专一，这是因为委任他们的责任不专一，而且世俗中忌讳太多的缘故。臣认为，忠臣未必是亲近之臣，亲近之臣未必忠诚，为什么呢？因为忠臣处在没有嫌疑的地位，办事就能尽其所能。如今有人疏远地位显贵的人，诋毁别人而不实，却一定说是私下报复所憎恨的人；称誉别人而不实，却一定说是私下偏爱亲近的人。左右近臣有时还借此进献关于憎爱的言论；不只是毁誉如此，政事的损益也都受到嫌疑。陛下应当思考用什么办法来开阔朝臣的心胸，坚定激励有道之士的节操，使他们能够与古人相同，希望功名载入竹帛。反而让像防昭这样的人扰乱其中，臣担心大臣最终会只求保全自身、保持官位，坐观成败，成为后世的借鉴。从前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使大臣怨恨自己不能被任用。不论贤能还是愚拙，显然都应当为当世所用。尧多次称说舜的功劳，称赞除去四凶，不说官职大小，有罪就罢黜。如今朝臣并不认为自己不能干，而认为是陛下不肯任用；并不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是陛下不肯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任用人才的做法，遵循大舜罢黜罪人的做法呢？让侍中、尚书坐下时侍奉帷幄之中，出行时跟随华丽车辇，亲自回答诏令的询问，使他们所陈述的意见必定能够上达，那么群臣的品行和才能，也就都可以了解了。忠诚而有才能的人得到进用，昏暗低劣的人退下，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尽心呢？凭陛下的圣明，亲自同群臣讨论政事，使群臣人人能够尽情表达，人人都认为自己受到亲近，人人都思考怎样报答。贤能与愚拙、能干与不能干，都在于陛下如何任用；用这种方法处理政事，还有什么事办不成？用这种方法建立功业，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功？每逢发生军事行动，诏书常说：‘谁应当忧虑这件事呢？只能由我亲自忧虑。’最近诏书又说：‘忧虑公事而忘记私事，是不可能的；但只要先公后私，事情自然能够办成。’臣恭敬地读了明诏，才知道圣上的思虑已经深入并完全了解臣下的实情。然而臣也奇怪，陛下为什么不治理根本，却忧虑枝末呢？

译人的能干与否，确实有其本性，臣也认为朝臣并非都称职。明主任用人，应当使有能力的人不敢保留自己的力量，使没有能力的人不能处在不适合他的职位上。选拔任用错了人，未必就是被选者有罪；满朝共同包容不合适的人，才是奇怪的事。陛下知道他们没有尽力，却替他们忧虑职务；知道他们不能胜任，却教他们治理事务，难道只是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在世，也终究不能用这种方法治理天下。陛下又担心台阁禁令不严密，人事请托不断，于是听从伊尹制定迎接宾客出入的制度，选择司徒更换恶吏来守卫寺门；依靠威严禁令，实际上还没有得到禁绝弊端的根本办法。从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没有罪过的侄子，仍然被人举奏，章奏弹劾纷纷而来。近来司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狂悖的弟弟，有关部门却默不作声，观望风向、揣摩意旨，比接受请托还严重。选拔任用不以实情为标准，是人事问题中最大的弊病。窦嘉有亲戚的宠幸，郭躬也不是掌握社稷重权的大臣，尚且如此；以今天的情形推想古代，实在是陛下自己没有督促执行必定兑现的惩罚，来断绝阿附结党的根源罢了。伊尹的制度和让恶吏守门，都不是治理太平世道的办法。假如臣的言论稍微得到考察采纳，又何必担心奸邪不能削除消灭，却反而养着防昭等人呢？纠察揭发奸邪，是忠诚的行为。然而世人憎恨小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只求苟且取得容身和进用。假如陛下不再考察事情的始终，必然会把违背众人、触犯世俗的行为说成奉公密行，把替别人洗清罪名说成尽忠节。难道有通达事理的大才，反而不能做这种事吗？实在是顾念道理而不肯做罢了。假使天下人都背弃道义而趋向利益，那么君主最忧患的事情就会发生，陛下将以什么为乐呢？为什么不在它刚刚萌芽时就断绝呢？迎合上意、承顺上意以求得容纳和美誉的人，大多是天下浅薄而没有操守义行的人，他们的用心只在适合君主的心意，并不是想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改变政务方向来向他们表示呢？他们难道会固守自己的做法来违背圣意吗？臣下得到君主的心意，是安稳的事业；处在尊贵显赫的官位，是荣耀的事情；享用千钟俸禄，是丰厚的实际利益。臣下即使愚笨，也没有不乐于此、不喜欢进取而触犯君主的，只是被道义逼迫才勉强这样做罢了。实在应该认为陛下应当怜悯并保护他们，稍微委任他们一些。为什么反而记录防昭等人的反复倾侧之意，却忽视这样的人呢？如今外有伺机而动的敌人，内有贫困而闲置的百姓，陛下应当全面谋划天下的损益、政事的得失，实在不能懈怠。《三国志文类》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十七

译书疏 魏 雍丘王曹植朝见京都疏【曹植与诸侯一同前往封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迎合上意，上奏说曹植醉酒傲慢，胁迫使者。有关部门请求治罪。文帝因为太后的缘故，贬曹植为安乡侯。这一年改封为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四年，改封为雍丘王。这一年朝见京都，上疏说】臣自从因获罪返回藩国以来，刻骨铭心地追思自己的罪过，白天分开时间进食，夜晚分开时间睡眠，实在是因为天网一旦离开就不可再次脱身，圣恩也难以再依靠。私下感念《相鼠》篇所说的道理和“无礼则早死”的意义，形影相吊，五内惭愧羞赧。因罪过而放弃生命，就违背古代贤人有过即改的劝诫；忍辱偷生、苟且保全，又会受到《诗经》中“何其厚颜”的讥刺。臣恭敬地思考，陛下的德行像天地一样广大，恩情比父母还深厚，施恩如春风畅行，恩泽如及时雨降下。因此不分荆棘而一并覆盖，是庆云的恩惠；七个儿子均等养育，是尸鸠的仁慈；舍弃罪责而考察功劳，是明君的举动；怜悯愚钝而爱惜才能，是慈父的恩情。正因如此，愚臣留恋恩泽而不能自行放弃。此前奉到诏书，臣等断绝了朝见的心愿，离散了志向，自己估量年老，再没有执持圭玉入朝的希望。没有想到圣诏屈尊召见，到了京都的那一天，心情飞驰向往宫阙；偏居西馆，尚未拜见朝廷，心中踊跃，却又因遥望而辗转不安。谨此拜表献诗二篇，诗辞说：多么肃穆显赫的先父啊，他就是武皇帝；承受上天的命令，安定救济四方。朱红旗帜所到之处，九州都被平定；玄妙的教化广大流布，荒远地区也前来称臣。功业超过商、周，与唐尧相提并论。上天笃厚地生下我们的皇帝，世世代代都承载着聪明才智。武德就肃穆刚烈，文治就合于时宜而和谐。他接受炎汉的禅让，统治天下万邦。万邦既已被教化，全部遵循旧有法则。广泛分封美善的宗亲，让他们藩屏王国。皇帝说：你这侯爵，治理这片青州土地，全部拥有海滨之地。你比周公封于鲁国时还要尊荣，车服光彩，旗帜仪仗井然有序；贤才众多，来辅佐我。只是我这个小子，依仗宠爱而骄傲自满，一举一动都触犯时代的法网，动辄扰乱国家的法度。你轻慢我的使者，触犯朝廷的礼仪。国家有典刑，我要削减你的封爵、贬黜你的地位，将你交付司法审理。元凶曹丕率先提出此议，英明的天子此时深厚地顾念同族，不忍心对我施刑。把罪状公布在朝廷，违背掌管法宪之官的意见；怜悯我这个小子，改封我为兖地的侯爵，封邑在黄河岸边。辅佐大臣没有设置，有君主却没有臣下；荒淫所造成的过失，谁来辅佐我自身？防防的仆夫，安排你前往冀方。[“防防”疑有讹误。]可叹我这个小子，竟遭遇这样的灾殃。显赫的天子恩泽不遗漏任何事物，给我戴上黑色礼冠，系上红色丝带。红色丝带光彩盛大，使我荣华富贵。剖分符节，授予玉印，加封王爵。抬头接受金印，低头手持圣旨。皇恩过于隆厚，我只恭敬承受而心怀恐惧。可叹我这个小子，竟被顽劣凶恶所缠绕。活着惭愧于祖先陵墓，生存又愧对朝廷。并非我敢于傲慢地对待恩德，实在是仰仗恩德而已。等到圣上的威灵再次施加恩泽，足以让我终身铭记。苍天的恩德无边无际，我不敢图谋自己的性命，常常害怕颠沛流离，死后带着罪名埋入黄土。愿意冒着箭石，树立旗帜登临东岳，希望建立微小的功劳，以便赎回危险的生命。接受使命而知足，即使免除罪过也甘愿奔赴江湘，挥戈征伐吴越。上天启发我的内心，使我能够进入京畿；迟迟才能拜见圣颜，心情如饥似渴。内心的仰慕啊，悲怆而又哀伤。苍天高远却能听见卑微之声，皇帝难道肯不照察我的微心吗？又说：恭敬接受明诏，响应皇帝的召命前往京都。星光未灭就早早驾车，喂饱马匹、给车轴上油，命令掌管徒役的人整肃队伍，整顿我的行军队伍。早晨从鸾台出发，傍晚住宿在兰渚。原野广阔，男男女女众多；经过公田，百姓以黍稷为乐。那里有弯曲的树木，层层浓荫却不能停息；虽然有干粮，饥饿时也来不及吃。望见城池也不停留经过，面对城邑也不游观。仆夫警戒驱赶，专走平坦的道路。黑色的马匹浓密壮盛，扬起马嚼子和飞沫；流动的风助推车衡，轻云承托车盖。渡过山涧岸边，沿着山的曲隅，顺着黄河岸边前行，以黄土山坡为阶梯。向西渡过关隘山谷，有时下降有时上升；驾车的骖马疲倦于道路，睡下又起身，反复多次。将要朝见圣皇，不敢安逸迟缓；放慢车节而长途奔驰，指向太阳疾速前进。前面的车举起烽火，后面的车高举旌旗；车轮不停转动，鸾铃声没有停歇。终于到达皇宫，在西城墙下停车；美好的诏命尚未赐下，朝见之事也没有得到安排。抬头仰望城门，低头思念宫阙朝廷，长久怀念、永远仰慕，忧心如同沉醉。皇帝赞许他的文辞和义理，降下优厚的诏书答复并勉励他。《又求自试疏》【六年，皇帝东征，返回时经过雍丘，临幸曹植的宫邸，增加五百户。太和元年，改封浚仪。二年，又返回雍丘。曹植常常自己愤懑怨恨，怀抱利器却没有施展的地方。于是上疏请求亲自效力说】臣听说士人生活在世上，在家就侍奉父亲，出仕就侍奉君主。侍奉父亲，重在使父亲荣耀；侍奉君主，贵在使国家兴盛。所以慈爱的父亲不会爱护没有益处的儿子，仁慈的君主也不能养着没有用处的臣子。根据德行授予官职，是成就功业的君主；衡量才能接受爵位，是至死尽忠的臣子。因此君主不会徒然授官，臣下也不会徒然接受。徒然授官叫作错误任用，徒然接受叫作尸位享禄。《诗经》中“素餐”一篇就是由此而作。从前虢公不推辞承担两国的责任，是因为德行深厚；周公旦、召公奭不推辞燕、鲁的封国，是因为功劳巨大。如今臣承受国家的深重恩宠，到今天已经三代了。正值陛下创造太平之时，沐浴圣泽，潜移默化地接受德教，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然而臣窃居东部藩国，爵位列于上等，身上穿着轻暖的衣服，口中享尽百味，眼睛看尽华美，耳朵听厌丝竹，这是爵位尊贵、俸禄丰厚所造成的。退一步想到古代授予爵禄的人，情况与此不同，他们都是用功劳勤劳来救济国家、辅佐君主、施惠百姓。如今臣没有德行可以述说，没有功劳可以记载；如果这样终年下去，对国家朝廷没有益处，就会遭到《诗经》中“彼其之子”的讥刺。因此臣抬头惭愧于黑色礼冠，低头惭愧于红色丝带。如今天下统一，九州安宁，但西面有违抗命令的蜀，东面有不称臣的吴，使边境还不能脱下铠甲，谋士还不能高枕安睡，实在是因为想要统一天下而达到太平。

译所以启灭掉有扈氏，夏的功业才显著完成；周攻克商奄，周的德业才得以彰明。如今陛下凭圣明统治天下，将要完成文武之功，继承成王、康王的盛隆，选拔贤能、授予有才之人，以方叔、召虎这样的臣子镇守抵御四方，作为国家的爪牙，这可以说是恰当的了。然而高飞的鸟尚未被轻箭射中，深水的鱼尚未被钩饵钓取，恐怕钓鱼射鸟的方法还没有完全施展。从前耿弇没有等待光武帝的命令，急忙进攻张步，说不能把贼人留给君父。因此车右在车轮鸣响时伏剑自杀，雍门在齐国境内割颈自杀。像这两位士人，难道是厌恶生存而崇尚死亡吗？实在是愤恨臣下轻慢君主、凌辱君父。君主宠爱臣子，是想让他除去祸患、兴起利益；臣子侍奉君主，必定要以牺牲自身来平定祸乱，以功劳报答君主。从前贾谊年方弱冠，请求出使属国，要求把单于的脖子系住而控制他的性命；终军年轻时出使南越，希望得到一条长绳，把南越王捆来送到北阙。这两位臣子难道喜欢夸耀君主、炫耀于世吗？只是志向郁结，想施展自己的才力，把才能贡献给明君罢了。从前汉武帝为霍去病修建住宅，霍去病辞谢说：“匈奴还没有消灭，我没有心思置办家室。”本来，忧虑国家而忘记家庭，牺牲生命来救济危难，就是忠臣的志向。如今臣身处外地，待遇并不薄，却睡不安席、食不知味，实在是因为挂念两方敌人尚未攻克。臣听说先武皇帝的武臣宿将中，年老去世的，已有所闻。即使贤才并不少，世间久经战阵的老将和旧日士卒仍然熟悉战斗。臣私下不自量力，志在效命，希望建立极其微小的功劳，以报答所受的恩惠。假如陛下颁下非同寻常的诏令，试用臣微薄的才能，让臣向西隶属于大将军，统领一校人马；或者向东隶属于大司马，承担统率偏舟的任务。臣一定冒险涉险，纵船奋马，迎着刀锋冲击，作为士卒的先导。即使不能擒获孙权、割下诸葛亮的首级，也希望能够俘获他们的首领，消灭他们的丑类，一定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以消除终身的惭愧。使姓名挂在史官的笔下，事迹列入朝廷的典册。即使身体被分裂在蜀境，首级悬挂在吴国宫阙，也算没有虚度一生。如果微薄的才能始终不能得到试用，终身默默无闻，只是使身体享受荣华、养得肥壮，活着对事业没有益处，死后对局势也没有损害，空自承受高位而玷辱厚禄，像禽兽一样被圈养，直到白头。这只是圈牢中豢养的牲畜，并不是臣的志向。臣听说东路军队防备失误，军队遭到小败，便停止进食，丢下饭食，挽起衣袖、撩起衣襟，抚剑向东遥望，心已经奔驰到吴地宫阙了。臣从前跟随先武皇帝，南到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亲眼见到行军用兵的形势，可以说是神妙无比。所以用兵之事不能预先说定，而是在面临危难时制定应变之策。臣的志向是想在圣明的时代效力，在圣世建立功业。每当阅读史籍，看到古代忠臣义士接受君主一朝的命令，为国家的灾难而牺牲自己，即使身体被肢解，功劳仍铭刻在鼎钟之上，姓名流传在竹帛之间，臣没有一次不抚心叹息。臣听说明主使用臣下，不因有罪而完全弃用，所以败逃的将领也能被秦国、鲁国任用而成就功业；楚国赦免因绝缨而获罪、盗马的臣子，赵国也赦免类似罪人来渡过危难。臣私下感伤先帝早早去世、威王弃世，臣独自一人，怎能长久承受重任？常常害怕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先行消失，填入沟壑时坟土还未干，身名便一起泯灭。臣听说骏马长鸣，伯乐就能看出它的才能；卢狗悲号，韩国就能知道它的才干。因此要在齐、楚的道路上试验它，来发挥日行千里的能力；用追捕狡兔的敏捷来检验搏击撕咬的本领。如今臣只希望取得狗马一样微小的功劳，私下揣度自己，始终没有伯乐、韩国那样的举荐，所以郁闷而暗自痛心。临近博戏而高举身体，听到音乐而暗暗拍手，有时也是因为遇到懂得欣赏声音、识别道理的人。过去毛遂只是赵国的陪隶，尚且借用锥子藏在囊中的比喻来启发君主、建立功业。何况巍巍大魏，是人才众多的朝廷，难道会没有慷慨赴死、担当危难的臣子吗？自我炫耀、自我推荐，是士人和女子的丑行；迎合时势以求进用，是道家明白禁止的事情。然而臣敢把所听闻的意见陈述给陛下，实在是因为自己与国家形体相连、气息相通，共同承担忧患。希望以尘雾般微小的力量补益山海，以烛火末端的微光增加日月的光辉。因此臣敢冒着这种丑行而献上忠心。又有《请求问候亲戚疏》【太和三年，改封东阿；五年，又上疏请求问候亲戚，趁机表达自己的心意说】臣听说，称天高，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能覆盖；称地广，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能承载；称日月明，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能照耀；称江海大，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能容纳。所以孔子说：“尧作为君主多么伟大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天的德行施于万物，可以说是宏大广大了。大概尧的教化，是先亲近后疏远，由近及远。他的传文说：“能够明察崇高的德行，使九族亲近和睦；九族和睦以后，就辨明百官的功过。”到了周文王，也同样崇尚这种教化。《诗经》说：“先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再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家族和国家。”因此和谐肃穆，诗人歌咏它。从前周公哀悼管叔、蔡叔不能和睦，广泛分封美善的宗亲，来藩屏王室。

译传文说：“周朝宗族的盟会，以异姓诸侯为后。” 骨肉之间的恩情应当明白而不离散，亲近亲族的道义，确实在于敦厚牢固。从来没有先讲道义而后置君主、讲仁爱却遗弃亲族的道理。臣恭敬地想，陛下承袭帝尧、唐尧敬慎明察的德行，体现周文王恭敬谨慎的仁爱，恩惠遍及后宫，恩德昭示九族。群后百官轮流休息、交替入朝，执政事务在朝廷中没有废弛，下面的实情也能在私人处所得到表达。亲属相亲相理的道路畅通，庆贺和吊慰的情谊得以施展，实在可以说是推己及人、推行恩惠的人了。至于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已经断绝，在圣明时代却受到禁锢。臣私下自我伤痛，也不敢再希望与同类交往、办理人情、叙说伦理。近来连婚姻嫁娶也不相通，兄弟彼此隔绝，吉凶问候的道路堵塞，庆贺吊慰的礼节废弃。恩义纲纪的违背，比路人还要疏远；隔阂阻绝的不同，超过胡人与越人的距离。如今臣受到一概禁止的制度限制，永远没有朝见的希望。至于臣专心向往皇室、把感情系于宫阙，神明是知道的。然而这是上天造成的，又能说什么呢？退一步想到各位诸侯常有兄弟亲近、彼此忧戚的心愿，希望陛下慷慨降诏，使各国在四时节令能够互相庆贺问候，得以叙述骨肉之间的欢乐恩情，保全和乐亲厚的道义。妃妾之家赠送膏沐之物，每年能够互通两次。使对尊贵宗室的义理相齐，使对百官的恩惠相等。这样，古人所感叹的、风雅诗篇所歌咏的情义，就又能存在于圣明时代了。臣私下反省自己，没有锥刀般微小的才用。等到看到陛下选拔授予官职的人，如果把臣当作异姓之人来对待，臣私下估量自己的才干，也不在朝廷士人之后。假如能够辞去远游，戴上武弁，解下朱组，佩上青绶，担任驸马、奉车之职，赶快得到一个名号，安居京城，手执马鞭、耳边插笔，出行跟随华盖，入朝侍奉车辇，承答圣上的询问，在左右拾补遗缺，这就是臣赤诚的最大愿望，是梦中也不曾离开的愿望。远远仰慕《鹿鸣》中君臣宴饮的情谊，中间吟咏《常棣》中“并非他人”的训诫，下面思念《伐木》中朋友的道义，始终怀有《蓼莪》所说的无穷哀痛。每逢四时节令，臣孤独地独处，左右只有仆役可以面对，只有妻子儿女可以交谈；没有人可以共同谈论，没有人可以陈述、抒发义理，因而常常听到音乐便抚心，面对酒杯便叹息。臣认为犬马般的诚心不能感动人，就像人的诚心不能感动上天、山崩城陷、降霜一样；臣起初相信这些话。用臣的内心来推想，这不过是空话罢了。譬如向日葵和藿草的叶子倾向太阳，太阳虽然不会因此回转光辉，但它们朝向太阳却是真诚的。臣私下把自己比作葵藿；如果承蒙陛下施恩如天地、垂下日月星辰般的光明，那实在全在陛下。臣听文子说：“不要成为福泽的开端，也不要成为祸患的先导。”如今兄弟彼此隔绝、共同忧愁，而只有臣一人出面陈说，是私下不愿在圣明时代使有不受恩施的事物；一旦有不受恩施的事物，就必然会有惨痛怨毒的情怀。所以《柏舟》有“上天啊”的怨恨，《谷风》有“抛弃我”的叹息。因此伊尹以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孟子说：“不能像舜侍奉尧那样侍奉自己的君主，就是不敬君主。”臣愚昧闭塞，本来远远比不上虞舜、伊尹；至于希望使陛下光明盛德遍及时世、宣扬和谐光明的德行，这却是臣诚恳不懈的心意，是臣私下独自守持的志向，实在怀有如鹤独立、长久企盼的心情，所以敢再次陈述，希望陛下或许发出天听而垂意听取。诏书答复说：“教化所以形成，各有兴盛和衰弊，并不是一概开始时好、后来就坏，事情本身使它如此。因此，忠厚仁爱施及草木，《行苇》的诗便作成了；恩泽衰薄，不亲近九族，《角弓》的篇章便加以讽刺。如今让各国兄弟的情谊礼节简慢懈怠，妃妾之家赠送膏沐之物也稀少简略，朕即使不能使他们敦厚和睦，王所援引古事来说明义理的道理，已经详尽了。怎么能说精诚不足以感通呢？辨明贵贱，崇尚亲亲，尊重贤良，顺从长幼，这是国家的纲纪；本来没有禁止各国互相通问的诏令。只是纠正偏差时矫枉过正，下级官吏害怕获罪，才到了这种地步。已经命令有关部门按照王所诉说的办理。” 《又求审举之义疏》臣听说天地协调和气，万物才能生长；君臣合乎德行，各项政事才能成功。五帝的时代，并不是人人聪明；三代末世，也不是人人愚昧，只是有无任用、知与不知不同罢了。既然当时有举荐贤才的名声，却没有得到贤才的实际结果，那么一定是各自援引同类来进用。谚语说：“宰相门下有宰相，将门之子有将才。”所谓宰相，是文德显著的人；所谓将领，是武功卓著的人。文德显著，就可以匡正国家、使政治达到太平，稷、契、龙就是这样的人。武功卓著，就可以征讨不服从的国家、威服四夷，南仲、方叔就是这样的人。从前伊尹作为陪嫁的臣仆，地位极其卑贱；吕尚居于屠宰、垂钓之间，处境极其鄙陋。等到被商汤、周文王举用，实在是道合志同、谋略深远而神妙贯通，哪里还需要依靠近臣推荐、通过左右引见呢？《尚书》说：“有非同寻常的君主，必定能够任用非同寻常的臣子；能够任用非同寻常的臣子，必定能够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殷、周二王就是这样。至于器量狭小、只在近处谋求进步、遵循常规而守着旧法的人，哪里值得对陛下称说呢？所以阴阳不和，日月星辰不能畅明，官职空缺而无人，政事不能整治，是三司的责任；边境骚动，四方内部受到侵犯，军队覆没、士众丧失，战争不能停止，是边将的忧责。难道可以徒然承受国家的宠遇，却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吗？所以责任越隆重，所负担的越重；地位越高，责任越深。《尚书》称“不要使众多官职空缺”，《诗经》有“想着自己的职责和忧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承体上天正直美善的圣德，登临神明的权柄以继承大统，希望听到“康哉”的歌声，展现停止武事、施行文治的美好。然而这些年以来，水旱灾害不合时令，百姓困于衣食，军队征发年年增加调动。加上东面有覆败的军队，西面有战死的将领，甚至使蚌蛤在淮水、泗水上漂浮飞翔，貉、鼬在林木间喧哗。臣每次想到这些，没有一次不停止进食、挥掉饭食，面对酒杯、扼腕叹息。从前汉文帝从代地回来，怀疑朝廷发生变故，宋昌说：“宫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宗亲，宫外有齐、楚、淮南、琅邪诸国，这就是盘石一样的宗族，请大王不要疑虑。”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上远取法周文王有虢国辅佐，中间思考周成王有召公、毕公辅弼，下则保存宋昌所说盘石般的坚固。骏马在吴坂上奔走时，可以说是困顿了；等到伯乐为它相马、孙邮为它驾车，形体不劳累，便可以坐取千里。这是因为伯乐善于驾驭马，明君善于驾驭臣。伯乐能使马驰骋千里，明君能使天下达到太平，这确实是任用贤能、使人尽才的明显效果。

译假如朝廷各部门都任用贤良，万般政务在内得到治理，武将出兵，边境的祸难将要平息，陛下就可以从容安居都城，何必劳驾銮驾，暴露在边境呢？臣听说羊披着虎皮，见到草就高兴，见到豺狼就战栗，忘记了自己披的是虎皮。如今任用将领不善，就像这种情形，所以俗语说：“忧虑事情的人往往不知道其根本，知道根本的人却不能去办理。”从前乐毅逃奔赵国，心中仍不忘燕国；廉颇在楚国，仍想着做赵国的将军。臣生在乱世，长大于军旅之间，又多次接受武皇帝的教诲。臣亲见行军用兵的要领，不必直接取法孙武、吴起，却暗中与他们相合。臣私下在心中揣度，常希望能够有一次朝见机会，排开金门，登上玉阶，列在有职官员之中，得到片刻的询问，使臣能够一旦抒散胸中所怀，舒展积郁，即使死也没有遗憾了。臣接到鸿胪下发的征发士卒、停止休息的文书，期限极其紧迫。又听说豹尾旗已经树立，战车将要奔驰，陛下又要劳累玉体、扰乱心神，臣实在惊惧不安，来不及安处。愿意骑着骏马手执马鞭，首先承受尘土和露水，撮取风后奇谋，接续孙武、吴起的要领；追慕卜商，得到陛下左右的启发，作为先锋效命，至死追随车驾。即使没有大的益处，也希望略有小小的补益。然而天高听远，臣的情意不能上达，只能独自望着青云抚心，仰望高天叹息罢了。屈平说：“国家有骏马却不知道驾驭它，惶惶不安地反而到处寻找。”从前管叔、蔡叔被放逐诛杀，周公、召公成为辅弼；叔鱼陷入刑罚，叔向匡正国家。三监造成的祸患，臣自己应当承担；像周南、召南那样的辅佐，寻找起来一定不会遥远。华贵宗族、藩王之中，必定有能承担这种举荐的人。因此传文说：“没有周公那样的亲近关系，就不能施行周公所做的事情。”希望陛下稍微留意。近来汉朝广泛建立藩王，封地丰厚的拥有连城数十，封地少的也不过享受祭祀祖先的俸食罢了，不如姬周建立诸侯国，制定五等爵位的制度。像扶苏劝谏秦始皇、淳于越反对周青臣的意见，可以说是懂得时势变化了。能够使天下侧耳注目的人，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因此谋略能够改变君主的想法，威势能够震慑下属；豪强右族掌握政权，并不在于是否为亲戚。权力所在之处，即使关系疏远也必然尊重；势力离去之处，即使是亲近之人也必然轻视。夺取齐国的是田氏，不是吕氏宗族；瓜分晋国的是赵氏、魏氏，不是姬姓宗族。希望陛下明察。假如专门掌握职位、遇到祸患就离开的人，是异姓之臣；希望国家安定、祈求家族尊贵，活着共同享有荣耀，死后共同承担祸患的人，是公族之臣。如今反而疏远公族而亲近异姓，臣私下感到困惑。臣听孟子说：“君子困窘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如今臣与陛下一同踏冰踩炭，一同登山渡涧，共同承受寒温燥湿、高下险夷，怎么能离开陛下呢？臣不能抑制愤懑，所以拜表陈述心情。如果其中有不合适的地方，请暂且收藏在书府，不要方便地销毁抛弃。臣死以后，事情或许还可以被思考。如果其中有丝毫能够挂在圣心上的内容，请把它拿到朝堂，使博通古事的人纠正臣上表中不合义理之处。这样，臣的愿望就满足了。皇帝总是用优厚的文辞答复他。《三国志文类》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十八

译书疏 魏 雍丘王曹植《上大发国士稚弱书》【当时大规模征发士卒，并征取各国士人。曹植因为近来各国士人的子弟已经被征发，留下的遗孤幼弱也没有得到赦免，反而又被征取，于是上书说】臣听说，古代的圣明君主，光明同日月一样，守信如四时运行一样准时。因此，诛杀凶恶从不嫌重，奖赏善行从不嫌轻；发怒时如惊雷震动，喜悦时如及时雨降临；恩德不中断，教化没有两样。若能这样临朝理政，臣下就知道应当为谁而死了。臣受任于万里之外，审察君主为何授予我官职、自己为何愿意以性命相托，即使有人从中构陷阻挠，也安然不以为惧，大概正是君臣彼此信任的明显效验。昔日章子担任齐国将领，有人告发他谋反，齐威王说：“不是这样。”左右问：“大王凭什么知道？”威王说：“我听说章子改葬亡母，他尚且不欺骗死去的母亲，难道反而会背叛活着的君主吗？”这就是君主信任臣下。昔日管仲曾亲自射中过齐桓公，后来被囚禁，鲁国用囚车押送他回齐国，还让年轻人拉车相送。管仲知道桓公必定会任用自己，害怕鲁国后悔，便对年轻人说：“我来唱歌，你来应和；应和时应当快走。”于是管仲唱歌，年轻人边快走边应和，每天走几百里，很快就到了齐国；到达后，管仲便辅佐齐国。这就是臣下信任君主。臣当初接受封国文书时说：“曹植接受这块青社之土，封在东方，用来屏卫王室，作为魏国的藩辅。”可是臣所得到的士兵只有一百五十人，全都年过耳顺，或已超过不惑之年；虎贲、官骑和亲事官总共二百多人，即使不是老年人，也都只能使其年壮者服役，用来防备意外、巡检登城，尚且不足以自救，何况他们又都年老衰弱、疲惫不堪呢？臣却被称为魏国东方的藩国，担负屏卫王室的责任，臣私下实在感到羞惭。即使拿各国来比较，一国的士人子弟合计也不过五百人；臣认为，这些人对于三军的增减已经不再能有所依赖。若边境以外局势不安，确实有必须办理的战事，臣愿率领部曲加倍赶路前往；夫妻背着襁褓中的孩子，子弟怀揣粮食，踏着刀锋、冒着箭刃来赴国难，难道只是让这些小孩子学习技艺吗？臣愚昧而至诚地认为，这就像挥泪使河水增加、鼷鼠防水却想饮尽大海一样，对朝廷毫无益处，对臣的家计却损害极大。臣的士人子弟前后已经三次被送去服役，连同能代替他人的人也已经用尽；如今只剩下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岁以下的小人三十多人。现在部曲中都年老卧床，不吃糜粥以外的食物，眼睛不能视物，气息仅仅相连的有三十七人；疲劳成病、衰弱如风吹倒，以及患疣、失明、耳聋、眼瞎的有二十三人。臣正需要这些小孩子：年长的可以充任宿卫，虽然不足以抵御强盗，大致还可以警戒小盗；年幼的还不能承担大事，可以让他们耕田锄草、驱赶鸟雀。若休息等待人手，便会荒废一件事情；一天去打猎，便会败坏众多事业；不亲自经营，功效就不能集中，因此臣只能常常亲自操劳，不能把事情交给下属官吏。陛下圣明仁慈，恩诏三次下来，允许士人子弟留在国中，不再征发。明诏一下，光明如同白日；保全臣等的金石之恩，实在…… 圣明神武的诚信，清楚坚定而自成保障，如同天地一样。如今却要把已经确定学习技艺的人也一并送走，昏暗得仿佛白昼变成黑夜，臣怅然若失，像失去了谋划。臣以为，陛下既然把臣的爵位列在百官之上，又让臣担任藩国之任，为臣设置卿士，建造宫室，称屋为宫、称墓为陵，却不让臣处于危险孤立的境地；这同平民百姓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像栢成那样乐于在野外耕作，像子仲那样乐于灌溉园圃，住蓬门茅窗的房屋，就是原宪的居所；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一箪饭、饮一瓢水，就是颜子的居所。臣才智不能得到施展，常常慨然守着这样的志向。若陛下听从臣的请求，把部曲全部遣还，罢除官属，减少监官，让臣解下印玺、脱去绶带，追随栢成、子仲的事业，经营颜渊、原宪的生活，住在子臧的庐舍，居于延陵的房屋；这样，即使进仕没有成功，退处也有可守之道，身死之日，仍可如松、乔一样长存。然而臣私下料想，朝廷终究不会这样听从臣的请求；臣本来就应当被世俗羁绊，被禄位的绳索牵系，怀抱琐碎的小忧虑，执着于无穷无尽的种种思虑，哪里能够荡然无累、任意施展志向，逍遥在天地之外呢？这个愿望若不能实现，而陛下又一定要尊重亲族、厚待骨肉，使白骨蒙润、枯木荣华，那么只求陛下充分施行仁德，以报答先前的恩典。诏令全部满足了这些请求。卫顗《爱民惜费疏》【当时百姓凋敝，而徭役事务正多，卫顗上疏】改变人情、磨砺性情，本来就是勉强人所不能做到的事。臣下进言已经不容易，君主接受进言也很艰难。况且人人所喜爱的，是富贵显达荣耀；所厌恶的，是贫困卑贱和死亡。然而这四件事，都由君主掌握。君主喜爱谁，谁就富贵显荣；君主厌恶谁，谁就贫贱死亡。顺从君主心意的，便得到宠爱；违逆君主意旨的，便招致厌恶。因此臣下都争相顺应上意，躲避违逆，不是那种宁可毁家为国、牺牲自身来成就君主的人，谁能冒犯君主的脸色，触犯禁忌，提出一句话、开辟一种说法呢？陛下若留心考察，就能看见臣下的真实心情了。如今议论时政的人，大多喜欢说悦耳的话：谈政治，就把陛下比作尧、舜；谈征伐，就把两个敌国比作狸獾。臣认为并非如此。昔日汉文帝时，诸侯势力强大，贾谊忧惧得连连叹息，认为形势极其危险。何况如今天下分裂为三方，各地群士竭尽力量，各自为其君主效命。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不肯说自己是舍弃邪道而归于正道，都说是被困急形势所迫；这同六国分治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如今千里之内烽烟不举，遗民困苦，陛下若不善加留意，百姓将日益凋敝，难以重新振作。按照礼制，天子的礼器必有金玉装饰，饮食的菜肴必有八珍之味。至于遇到灾荒，就应当撤减膳食、降低服饰等级。这样看来，奢侈与节俭的尺度，必定要看世道是丰足还是困乏。武皇帝在位时，后宫饮食不过一肉，衣服不用锦绣，褥垫不加边饰，器物不用丹漆；因此能够平定天下，把福泽留给子孙。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见的。如今的急务，应当是君臣上下共同筹划，核算府库，量入为出，深思勾践滋养百姓的办法，还恐怕来不及；可是尚方制造的金银器物却逐渐增多扩大，工役不停，奢侈日益增长，国库日益枯竭。昔日汉武帝相信求神仙之道，认为云表之露可以用来调和玉屑服食，所以设置仙掌承接高空的露水。陛下通达明察，常常讥笑这种做法。汉武帝有意求取露水，尚且因此被后人非议；陛下本无求露之意，却白白设置这种器物，既不能增进什么爱好，又徒然耗费工夫，实在都是圣明思虑所应当裁减的。刘廙《请太祖不亲征蜀疏》【太祖在长安，想亲自征伐蜀地，刘廙上疏说】

译圣人不因为自己的智慧而轻视世俗常理，王者不因为进言者身份低微而废弃其言论。因此，能够在千年之后取得成功的人，必定能由近处观察远方；智慧足以独自决断的人，也不以向下属询问为耻。想要广泛采纳意见，就必须从众人的见解中尽量取得。况且韦带和弦线并不是能说话的东西，圣贤却把它们引来作为自我警戒。臣才智昏昧浅陋，愿把自己比作韦带和弦线。昔日乐毅能够凭弱小的燕国击破强大的齐国，却不能用轻兵攻下即墨；这是因为愿意自我谋划的，力量虽弱也能坚固，想要自我溃败的，势力虽强也必然失败。自殿下起兵以来，三十多年间，敌人没有不被击破的，强者没有不服从的。如今凭借天下的兵力、百战百胜的威势，而孙权凭借吴地险要进行抗拒，刘备在蜀地不肯宾服。孙权、刘备所凭借的条件，并不像袁绍过去的基业那样强盛。然而袁绍最终灭亡，两个敌寇却还没有取胜，并不是他们比现在昏弱、比过去智勇，而是愿意自我谋划者与想要自我溃败者所处的形势不同。周文王讨伐崇国，三次出兵也未能攻下，回来后修养德行，后来才使崇国服从。秦国被诸侯征伐时，必定使诸侯服从；等到兼并天下，又向东称帝。一个平民大声呼喊，社稷便被毁掉，这是力量耗竭于外，却没有在内部防备百姓的结果。臣担心边境的敌寇未必比六国更强，而世上又不缺乏才智之人，国家土崩瓦解的势头，这不可不察。天下有重大的获得，也有重大的失去。形势可以取得，而我们却勤力经营，这是重大的获得；形势不可取得，而我们却徒劳用力，这是重大的失去。就如今的谋划来说，不如先估量四方的险要，选择关键险要之处加以防守；选取天下的精锐士卒，随着各个方向轮换驻守。殿下可以高枕安卧于宽广的屋舍之中，暗自思考治国之道，扩大农桑生产，办事遵从节约；这样修治十年，国家就会富足，百姓就会安定。太祖于是上前回答刘廙说：“不只是君主应当了解臣下，臣下也应当了解君主。如今想让我坐在这里实行西伯的德政，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 又《谢原罪疏》【魏讽谋反，刘廙的弟弟刘伟又被魏讽牵连，按理应当连坐处死。太祖下令说：“叔向没有因弟弟叔虎而获罪，这是古代的制度。”特意赦免刘伟，不再追问，迁任丞相仓曹属。刘廙上疏致谢说】臣的罪过本应使全宗覆灭，灾祸本应使全族倾覆。臣却遇到天地神灵的庇佑，逢上时运的转机。陛下如同扬汤止沸，使臣免于焦烂；又如同在寒灰上重新升起烟火，使已经枯萎的树木重新开花。万物不能报答天地的施恩，子女也无法报谢父母的生养之恩。臣只能以死来报效艰难之事，谨用文字陈述谢意。段灼《为邓艾申理疏》【并附诏令】邓艾心怀极其忠诚，却背负反逆的罪名；平定巴蜀，却遭受夷灭三族的刑罚。臣私下对此深感哀悼。可惜啊，人们竟说邓艾谋反！邓艾性情刚直急切，轻易触犯雅正礼俗，又不能同同僚和朋友协调相处，所以没有人肯为他申理。臣斗胆陈述邓艾没有谋反的事实：昔日姜维有截断陇右的志向，邓艾便修治防守工事，积蓄国力，增强兵力。正逢年成遭受旱灾，邓艾实行区种法，亲身穿着黑衣，手拿耒耜，率领将士劳动，上下相互感动，没有不竭尽力量的。邓艾持节守卫边境，统领数万兵众，却不以从事仆役劳作为难，也不以役使士民为难。若不是持节而忠诚勤劳，谁能做到这样？所以在落门、段谷之战中，他以少击多，摧毁强大的贼军。先帝知道他可以任用，把军国谋略交给邓艾，授予他长久镇守边境的职责。邓艾接受命令后忘却自身，束缚马匹、悬挂车轴，主动投身死地，勇气冲上云霄；士众乘势而进，使刘禅君臣面缚双手、屈膝投降。邓艾的功名已经成就，应当书写在竹帛上，流传万世。他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难道还想求取什么？邓艾确实倚仗国家养育的恩德，内心并没有怀疑，因而假传诏命、承受制令，以权宜之计安定社稷。虽然违背通常的法令，却符合古代的大义。考察他的本心来定罪，本来应当可以讨论。钟会嫉妒邓艾的威名，构陷编造了这件事。邓艾忠诚却遭杀戮，守信却被怀疑，首级悬挂在马市，几个儿子也一并被斩。看见这件事的人流下眼泪，听说这件事的人发出叹息。陛下兴起于天下，阐明弘大的气度，能够消除各种嫌疑和忌讳；对于受诛之家，也不拘泥于旧例而不予叙用。昔日秦国百姓怜悯白起无罪，吴地人悲伤伍子胥遭受惨酷冤屈，都为他们建立祠庙。如今天下百姓为邓艾痛心悲悼，也正是如此。臣认为，邓艾身首分离、尸体被弃置在草野泥土之间，应当收殓他的尸体，归还他的田地住宅；凭借平定蜀地的功劳，恢复其孙子的封爵，使其能够合棺安葬、确定谥号，死后不再留下遗恨。在黄泉之下赦免他的冤魂，在后世收存他的信义。安葬一个人，却使天下人仰慕他的品行；埋葬一个魂魄，却使天下人归向他的正义。所做的事情很少，而使众人喜悦的地方很多。诏令答复说：“邓艾有功勋，获罪后没有逃避刑罚；他的子孙却成为百姓的奴隶，我常常怜悯他们。可以任用嫡孙邓朗为郎中。” 高柔《论妖言疏》【民间多次出现诽谤和妖言，皇帝对此厌恶，凡有妖言便杀人，又奖赏告发者。高柔上疏说】如今说妖言的人必定被杀，告发的人总是得到奖赏。这既使犯错的人没有改过向善的道路，又将开启凶险狡诈之徒互相诬陷欺骗的渐端。实在不是用来止息奸邪、减少诉讼、兴盛治道的办法。昔日周公作诰命，称述殷代祖先的功德，并不顾虑小人的怨恨；汉太宗时，也废除了有关妖言和诽谤的法令。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废除因妖言诽谤而赏赐告发者的法律，以此弘扬上天如同父亲养育万物的仁慈。又《请咨询三公疏》【魏国初年，三公无事可做，又很少参与朝政，高柔上疏说】天地凭借四时完成万物，君主凭借辅弼大臣兴起治理。成汤依靠阿衡的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凭借周公旦、太公望的力量。到了汉初，萧何、曹参这类人，都凭借开国大功，一代代成为君主的心腹肱骨。这都是因为明王圣主在上任用贤臣，贤相良辅在下充当股肱。如今三公辅弼之臣，都是国家的栋梁，百姓共同仰望的人，却把他们安置在三公之位而不让他们参与政事，致使他们各自退处休息、修养声望，很少进言纳策，实在不是朝廷尊崇任用大臣的道理。所谓大臣，就是应当提出可行之策、替换不可行之策。古代刑政有疑难时，常在槐树、棘树之下召集议论。从今以后，朝廷有疑难议论和刑狱大事，应当多次向三公咨询。三公在每月初一、十五入朝时，也可以特意召他们入内讲论得失，广泛穷尽实情，希望能够帮助皇帝听取意见，广泛增益教化。皇帝赞许并采纳了。又《请优待博士疏》

译臣听说，遵循道义、重视学问，是圣人的宏大教训；褒扬文章、尊崇儒学，是帝王的明确原则。昔日汉末衰败，礼乐崩坏，群雄争战，以战阵为急务，于是使儒林之士隐没而不显。太祖初兴起时，怜悯这种情形，在拨乱反正之际，就命令郡县设置掌管学校的官员。高祖即位后，便发扬这一事业，兴复辟雍，在州中设立考核考试，于是天下士人重新听到学校的教诲，亲自学习俎豆礼仪。陛下临朝执政，确实遵循睿智圣哲之道，施行宏大的事业，光大完成先代的法统；即使夏代少康承继基业、周成王继承事业，也实在无法超过陛下。然而如今博士都经学明达、品行修养，是一国清正精选的人才，却使他们升迁任用受到限制，最高不过担任长官，恐怕这不是尊崇显扬儒术、激励懈怠者的办法。孔子说，推举善人并加以教导；不能做到，就应当劝勉。因此楚国礼遇申公，学士们都锐意精进；汉代尊崇卓茂，士大夫争相仰慕。臣认为，博士是道术汇聚之处，是六艺所尊奉的宗主，应当根据学问品行的优劣，给予不拘常格的职位，敦厚崇尚道德教化，以此勉励求学的人。这样对于教化大有裨益，皇帝采纳了。又《请停止修建宫室、放出嫔妃疏》【后来大规模兴建宫殿房舍，使百姓服劳役；广泛征选女子，充满后宫；皇子接连夭折，继承人尚未繁育，高柔上疏说】吴、蜀两个敌国狡猾，暗中自行讲习武事，谋划发动战争，并没有打算束手就擒。朝廷应当蓄养将士、修缮兵器铠甲，以逸待劳。近来却兴建宫殿房舍，使上下受到劳扰；如果让吴、蜀知道我国的虚实，互相联络、合并势力，再一同来送死，事情就很难办了。昔日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费用，不营造小台来供自己游乐；霍去病考虑匈奴的危害，连营造住宅都顾不上，何况如今损耗的难道只是百金的费用，所忧虑的难道只是北方狄族的祸患吗？可以把现已营建的工程粗略完成，以充当朝廷宴会的礼仪，请求停止劳作者，让他们回去务农。等吴、蜀两方平定后，再慢慢兴建也不迟。昔日轩辕氏凭二十五个儿子传承后代，周室凭姬姓诸国四十个，历年更加长久。陛下聪明通达，穷究事理、尽明人性，可是近来皇子接连多次夭折，象征子孙繁衍的熊罴祥瑞又没有应验，群臣内心无不忧郁悲戚。周礼规定，天子及后妃以下共有一百二十人，嫔妃的制度已经很盛大了。臣私下听说后宫人数有时又超过这个数。圣明子嗣不能昌盛，大概都是由此造成。臣愚昧地认为，可以精选贤淑美好的女子，补足内官的名额，其余全部遣送回家；同时应当保养精气、调养精神，以专一清静为珍宝。这样，螽斯多子的征兆或许就可以希望实现了。皇帝答复说：“我知道卿忠诚正直，一心向着王室，常常能够提出有益的直言；其他事情也再上奏让我知道。”又《请放宽捕杀禁地鹿的禁令疏》【当时杀死禁地鹿的人处死，财产没收入官府；能够察觉并告发的人则给予丰厚赏赐，高柔上疏说】圣明君主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扩大农业作为要务、把节俭用度作为根本的。农业扩大，粮食就会积聚；用度节俭，财物就会储蓄。财物积聚、粮食储备，却还会忧虑患难，这是从未有过的。古代一个男子不耕作，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寒。近年以来，百姓供给国家的物资和徭役增多，亲自耕田的人已经减少，近来又增加了禁猎。群鹿肆意侵害，残食刚生出的禾苗，到处造成灾害，所损伤的数量无法计算。百姓虽然设置屏障防护，力量却不能禁止。至于荥阳附近，周围几百里土地每年大略都没有收成，百姓的性命实在值得怜悯。如今天下能够生产财物的人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害却很多。一旦有戍边用兵的劳役，或遇到荒年灾害，将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应付。希望陛下察看先圣所忧虑的事情，怜悯耕种收获的艰难，放宽民间禁令，使百姓能够捕鹿；这样废除禁令，百姓就能长久得到救济，没有不欢喜的。《三国志文类》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十九

译书疏 魏 孙礼《辩平原地界疏》【孙礼，字德达，升任冀州牧。太傅司马宣王对孙礼说：“如今清河、平原争夺边界已经八年，换了两任刺史，都不能判决。虞、芮两国等到文王时才解决争端，你应当妥善让边界分明。”孙礼说：“争讼双方以坟墓旧址作为证据，听讼者以年长老人为准。然而老人不能对他们施加杖罚，而且坟墓有的迁到高敞之处，有的为躲避仇敌而迁移。如今按照我所听到的情况，即使是皋陶也将感到为难。如果一定要使案件不再争讼，就应当根据烈祖最初分封平原时的地图来裁决，何必推求古事、询问旧闻，反而增加争讼的言辞呢？昔日周成王拿梧桐叶同叔虞开玩笑，周公便据此正式封他为诸侯。如今地图收藏在天府，马上就可以在座上裁决，哪里还需要等到州府呢？”司马宣王说：“说得对。”应当另行下发地图。孙礼到任后，查验地图，认为应当划归平原；但曹爽相信清河方面的话，下令说：“地图不能采用，应当参考考察其中的异同。”孙礼上疏说】管仲是成就霸业者的辅佐之臣，器量还不算大，却尚且能够夺取伯氏的骈邑，使伯氏终身没有怨言。臣接受牧伯的任命，奉行圣朝明确的地图，以勘验土地、确定边界。边界实际应以王翁河为限，鄃县却以马丹侯为证，欺诈地把鸣犊河当作界线，凭虚假诉讼使台阁受到迷惑。臣听说，众人的议论足以熔化金属，漂浮的石头也能被说成下沉，三个人说有老虎就会使人相信街上有虎，慈爱的母亲也会因谣言而抛下织梭。如今两郡争夺边界八年，而能够一朝裁决，是因为有解书和图画可供查考、辨验。平原位于两条河流之间偏东的上方，其间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所争之地在高唐西北，两地相距二十多里，真可以令人长叹流泪了。臣查验解书和地图并上奏，而鄃县不接受诏令；这是臣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责。臣还有什么脸面尸位素餐呢？于是立即束带穿鞋，驾车等待罢免。曹爽看见孙礼的奏章，大怒，弹劾孙礼心怀怨望。辛毗《论百姓劳役疏》【皇帝正在修建宫殿房舍，百姓被征发服役，辛毗上疏说】臣私下听说，诸葛亮讲习武事、治理军队，而孙权正在辽东买马；推测他们的意图，似乎想彼此呼应。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善于治理的方法。如今宫室大规模兴建，加上连年谷麦没有收成。《诗经》说：“百姓也太劳苦了，但愿能够得到一点安宁；请惠爱中原百姓，以安抚四方。”希望陛下为社稷考虑。皇帝答复说：“两个敌寇还没有消灭，却修治宫室，正是直言进谏者建立声名的时候。王者的都城，应当趁百姓劳作之时一并完成，使后世不必再增加工程，这就是萧何为汉朝规划规模的谋略。如今卿是魏国重臣，也应当了解其中的大体意义。”皇帝又想削平北芒山，要在山上修建台观【已详见《谏诤门》】。杨阜《谏修宫室、放鹰打猎疏》【杨阜字义山，升任将作大匠时，刚开始修治宫室，又征发美女充实后宫，皇帝多次出入射箭打猎；秋天大雨，雷电震动，打死了许多鸟雀，杨阜上疏】臣听说，明主在上，群臣就会竭尽言辞。尧、舜以圣德治世，主动寻求过失、索取谏言；大禹勤劳建功，致力于建造低矮宫室；成汤遭遇旱灾，归罪于自己；周文王以身作则于妻子，用来治理家庭和国家；汉文帝亲自实行节俭，自己穿着粗厚的黑色丝绸。这些人都能彰明美好的声誉，把谋略留给子孙。臣恭敬地想，陛下承奉武皇帝开拓的大业，守护文皇帝能够善始善终的宏大基业。实在应当思考并效法往古圣贤的善政，全面观察末世放纵荒淫的恶政。所谓善政，就是致力于节俭，重视民力；所谓恶政，就是顺从自己的心意、放纵欲望，触动感情便立即施行。希望陛下考察古代各朝初年为何显赫，又考察末世为何衰弱直到灭亡。近来看看汉末的变乱，已经足以使人动心而警戒恐惧了。假使当初桓帝、灵帝不废弃汉高祖的法度和汉文帝、汉景帝的恭敬节俭，即使太祖拥有神武之才，又能在哪里施展呢？陛下又凭什么能够处在今天这样的尊位呢？如今吴、蜀尚未平定，军队驻扎在外，希望陛下每有行动都三思，思考之后再行动，谨慎对待出入。以过去作为将来的鉴戒来说，轻率对待成败，后果极其严重。近来天雨又多，突然发生异常的雷电，甚至打死鸟雀。天地神明把王者看作自己的儿子，政治有不当之处，就显现灾异来谴责。克制自己、在内心反省，是圣人所记载的道理。希望陛下考虑无形的祸患，谨慎防范祸患刚刚萌发的细微之处。效法汉孝文帝，放出汉惠帝的美人，让她们能够自行嫁人。近来调送来的少女，远近都听说这不是好事，应当为今后作打算。各种修缮营造，都务求节约。尚书说：“九族已经和睦，便能协和万国。办事要思考是否合宜，以遵循中正之道。”应当精心谋划，节省停止不必要的费用。等吴、蜀平定，届时上安下乐，九族亲属和睦欢乐。这样下去，祖先的心也会欢喜，即使尧、舜恐怕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如今应当向天下开示最大的诚信，使百姓安定，也向远方之人显示德义。又《上谏征伐蜀地遇雨不进疏》【大司马曹真征伐蜀地，遇雨不能前进，杨阜上疏】昔日周文王有赤乌降临的祥瑞，尚且每天直到太阳偏西还无暇吃饭；周武王遇到白鱼跃入船中的祥瑞，君臣仍然变色而行动，得到吉祥征兆尚且如此忧惧，何况如今有灾异却不战战兢兢吗？如今吴、蜀还没有平定，而上天屡次降下灾变，陛下应当深切专心地作出回应，侧身而坐，思考如何向远方施以德政、用节俭安抚近处。近来各军刚开始进发，便遭遇天雨，山势险阻使行军受阻，已经多日了。转运的劳苦、担负的艰辛，耗费已经很多；如果物资供应不能接续，必然会违背原来的计划。

译古书说：“看见可以前进的时机就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却，这是用兵的良好原则。” 这样只会使六军困在山谷之间，前进不能取得战果，后退又不能撤回，这不是统率军队的方法。周武王撤军后，殷朝最终还是灭亡，这是因为他知道天命的时机。今年应当防备百姓饥饿，应该发布明确诏令，减少膳食、减省服饰；工巧器物和珍玩，都可以停止制造。昔日邵信臣担任少府，在没有战事的时代尚且上奏停止供养浮费，如今军费不足，更应当节制开支。皇帝立即召回各路军队。又《上谏营建洛阳宫殿疏》【皇帝新近建造许宫，又营建洛阳的宫殿、台观楼阁，杨阜上疏】尧尚且住茅草屋顶，却使万国安居；禹降低宫室规格，却使天下人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到了殷、周，有的宫堂高不过三尺，尺度不过九筵罢了。古代圣明的帝王，从没有极力修建高大华丽的宫室，来耗尽百姓的财力。夏桀建造璇室、象廊，商纣修筑倾宫、鹿台，因而丧失社稷；楚灵王因为修建章华台而自身遭祸；秦始皇建造阿房宫，灾祸殃及他的儿子，天下背叛，传到二世便灭亡。不估量万民的力量，却放纵耳目欲望的人，没有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为法则，以夏桀、商纣、楚灵王、秦始皇为深刻的戒鉴。陛下高高在上，实在应当鉴察后世君主的德行，谨慎守护上天授予的君位，以承继祖先崇高伟大的事业；即使如此还恐怕失去它。若不能早晚恭敬戒慎，真正恭敬地爱护百姓，却反而自得闲暇、纵情安逸，只知道奢侈装饰宫台，必定会有倾覆危亡的灾祸。《易经》说：“扩建房屋，使家中昏暗；窥视门户，寂静得像没有人。”王者以天下为家，这句话是说，房屋过于华丽的祸患会达到家中空无一人的地步。如今两个敌国联合，谋划危害宗庙；十万军队在东西两面奔赴，边境没有一天安宁，农夫荒废了事业，百姓面带饥色。陛下不把这些当作忧患，却营造宫室，没有停止的时候。假如国家灭亡而臣还能独自生存，臣也就不再进言了。君主是头部，臣子是四肢，生死一体，得失相同。《孝经》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诤谏的臣子，即使没有道义，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虽然愚钝怯弱，怎敢忘记诤臣的道义？如果言辞不达到切直的程度，就不足以使陛下感悟醒悟。陛下若不察看臣的进言，恐怕皇祖、烈考的基业将要坠落；假如臣的死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那么臣死的那一天也就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有意义。臣谨以临死之心叩见，沐浴整衣，伏地等待重罚。奏章送达天子，天子感动于他的忠言，亲笔写诏书答复。高堂隆《谏修治宫殿、取长安大钟疏》【青龙年间，大规模修建宫殿房舍，又从长安取来大钟，高堂隆上疏说】昔日周景王不能以周文王、周武王的明德为法，不顾周公旦的圣贤制度，既铸造大钱，又制作大钟。单穆公进谏而他不听，泠州鸠回答劝说而他不采纳，终于迷失而不能回头，周朝的德业因此衰落。贤良史官记载此事，作为永远的鉴戒。然而如今的小人喜欢宣扬秦、汉的奢靡之事，来动摇圣明的心意，索取亡国之君不加节制的器物，使百姓劳役、财物损耗，伤害德政，这不是用来兴起礼乐和谐、保全神明福祐的办法。这一天，皇帝驾临上方，高堂隆与卞兰随从。皇帝把高堂隆的奏表交给卞兰，让卞兰诘难高堂隆说：“国家兴衰在于政治，音乐有什么关系？教化不明，难道是钟的罪过吗？”高堂隆说：“礼乐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以箫韶演奏九成，凤凰便来起舞；雷鼓演奏六变，天神便降临。政治因此平和，刑罚因此得到适当施行，这是和谐的极致。新声发出声响，商纣因此灭亡；大钟铸成，周景王因此衰败。国家存亡的关键，常常由这些事情引发，怎么能说兴衰没有阶梯、没有关联呢？”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应记载，这是古代的道理。做了事情却不遵循法度，拿什么给后世看？圣明的君王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有规诫的道理；忠臣愿意竭尽气节，所以有不顾自身的义节。”皇帝称赞他说得好。又《论彗星出现在大辰星宿附近疏》凡是帝王迁都、建立城邑，都要先确定天地、社稷神位，恭敬奉祀。将要营建宫室时，以宗庙为先，马厩、仓库其次，居住的宫室最后。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的神位尚未确定，宗庙制度又还不合乎礼制，却崇尚修饰居室，使士人百姓失去事业，外面的人都说：“宫人的用度和兴兵、军国的费用，全都差不多耗尽了百姓的财力，百姓不堪承受，都怀有怨怒。”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的百姓聪明；上天的明察和威严，也来自我的百姓所显示的明察与威严。”众人作歌颂，就趋向五福；百姓愤怒叹息，就降下六极。意思是说，上天的赏罚随着百姓的言语，顺应百姓的心意。因此临朝理政，务必要把安定百姓放在首位，然后考察古代教化，使其上达于天、下及于民。自古以来到今天，从没有不是如此的。用粗木为椽、建造低矮宫室，是唐尧、虞舜、大禹用来垂示盛大风化的做法；玉台琼室，是夏桀、商纣用来触犯上天的做法。如今的宫室实在违背礼制法度，却又建造九龙，华丽装饰超过从前。彗星光芒明显，起初出现在房宿、心宿之间，侵犯帝座，逼近紫微宫。这正是皇天爱护陛下，所以发出警戒教诲的征象。它从开始到结束都经过尊贵的位置，反复郑重地显示，想要使陛下必定觉悟醒来。这正是慈父恳切的训诫，应当提高孝子恭敬戒惧的礼节，以此率先天下，昭示后代，不应忽视，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又《论用法过于严酷疏》开创基业、垂示传统，必定要等待圣明之君；辅佐世道、匡正政治，必须依靠贤良辅佐。这样才能使各种功业得以完成，万物安康治理。移风易俗，宣扬彰明道德教化，使四方同受风化，回首向内朝拜，德教光明兴盛，九服都仰慕仁义，这本来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如今有关官吏专心纠察刑法条文，却不以大道为根本，所以刑罚施用不断，风俗败坏而不能敦厚。应当尊崇礼乐，安排明堂礼仪，修治三雍，举行大射礼和养老礼，营建郊庙，尊重儒士，举用隐逸之民，表彰制度，改定正朔，更换服色，布施和乐仁厚的教化，崇尚节俭朴素；然后完备封禅礼仪，把功劳归于天地，使雅颂之声充满六合，使光明兴盛的教化融入后世子孙。这大概就是至善治理的美好境界，是成就不朽伟业的尊贵事业。这样九州之内都可以通过揖让礼义来治理，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端正根本而只补救末节，就像整理纷乱的丝线一样，不是治理政事的方法。可以命令群公卿士和博通经学的儒者共同详细制定这些事情，作为典章法式。高堂隆又认为，应当改定正朔、改变服色、区别徽号、变更器械。这是自古帝王用来使政令显得神圣、改变百姓视听的方法，所以三月称王，是为了彰明三统。于是他铺陈说明旧有典章，上奏后予以改定。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三国志文类》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二十

译书疏 魏 高堂隆《论百役繁兴疏》【青龙五年，明帝更加崇尚宫殿，雕刻装饰台观楼阁，开凿太行山的石料，采集谷城的文理石，在芳林园中修筑景阳山，在太极宫北面建造昭阳殿，铸造黄龙、凤凰等奇异伟大的禽兽，装饰金镛、陵云台、陵霄阙；各种劳役纷纷兴起，参加劳作的人数以万计，从公卿以下直到学生，没有不出力的。皇帝还亲自挖土来率领众人。可是辽东不来朝，悼皇后去世，上天降下过量的淫雨，冀州发生水灾，漂没百姓和财物。高堂隆上疏直切劝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最珍贵的宝物叫作君位。凭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德。凭什么聚集人民？靠财物。这样看来，士人和百姓是国家的镇石，谷物和丝帛是士民的生命。谷物丝帛若没有自然生长，便不能繁育；若没有人的劳作，便不能成就。因此天子亲自耕田来劝勉农业，王后亲自养蚕来制成衣服，这是用来彰明侍奉上帝、报答施恩的道理。昔日在伊尧的时代，遇到阳九厄运的灾难，洪水滔天，派鲧治理却没有成功，于是推举文命，也就是禹，随山开路、砍伐树木，前后经历二十二年。灾害的责任，没有比那时更重的；兴起劳役，没有比那时更久的。尧、舜君臣只是面向南方治理天下而已。禹治理九州，众多士人各自凭功劳任职，等级各有差别。君子和小人，各有相应的服饰章纹。如今并没有像当时那样紧急的灾患，却让公卿大夫和役夫共同承担劳役，让四方夷狄听闻此事，不是美好的声誉；记载在竹帛上，也不是美好的名声。因此，治理国家和家族的人，应当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慈爱养育百姓，所以称为和乐仁厚；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今上下都在劳役，疾病和灾荒并至，耕种的人少，饥荒接连到来，无法安然度过一年，应当更加怜悯救助，以解救他们的困苦。臣考察往昔典籍所记载的事，天与人的关系，从来没有不相互应验的。因此，古代先贤君王敬畏上天光明的命令，顺应阴阳的逆顺，兢兢业业，唯恐有所违背；这样以后，治国之道才兴起，德行才能同神明相符。灾异已经发生，就因恐惧而修治政事，没有不因此延长寿命、流传福祚的。到了末世，昏暗的君主、荒淫的统治者，不尊崇先王的法度，不采纳正直之士的直言，只为满足自己的情志，安然忽视灾变警戒，没有不很快遭遇祸难、以至倾覆的。天道已经明显，下面请从人道来论述。六情五性都存在于人身上，嗜好欲望和防范贞正各自占据一端。等到它们发动时，便在内心交相争夺；欲望强盛而本性柔弱，就会放纵泛滥、无法禁止；精神意志不能控制欲望，就会放荡流溢而没有尽头。凡是情欲所在，不是喜爱就是认为美好；而美好事物的聚集，不靠人的力量不能成就，不靠谷物丝帛不能建立。情欲如果没有限度，百姓就不能承受劳苦，物资也不能满足需求。劳苦和需求一同逼迫而来，就将引发祸乱；所以不节制情欲，就没有办法彼此供给。仲尼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会有眼前的忧患。”由此看来，礼义的制度并不是徒然拘束名分，而是要借此消除长远祸害、兴起治理。如今吴、蜀两个贼国，并不只是占据空地的小股敌寇，而是据险凭水，拥有城邑和众多士卒，僭越称帝，想同中原争衡。如今假如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备都修治德政，重新实行清廉节俭，减轻租税，不制造玩赏珍好之物，凡事都向年高贤者咨询，办事遵守礼制；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会惊惧地厌恶他们这样做，认为很难迅速讨伐消灭他们，从而成为国家的忧患吗？如果告发者说：“这两个贼国都实行无道之政，崇尚奢侈而没有限度，使士民服劳役，加重赋税，下面的人不堪忍受，叹息日益严重。”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会勃然大怒，痛恨他们使我国无辜百姓困苦，想要迅速加以诛讨吗？退一步说，难道不会庆幸他们疲敝不堪，觉得夺取他们并不困难吗？如果确实如此，就可以改变心意来衡量事情，义理的道理也就不难明白了。况且秦始皇不修筑道德的根基，却修建阿房宫；不忧虑宫墙内部的变乱，却兴起修筑长城的劳役。当时他的君臣作这样的谋划，也想建立万世基业，使子孙长久拥有天下，哪里料到一天之内一个平民大声呼喊，天下便倾覆了呢？所以臣认为，假使先代君主事先知道自己的行为必定导致失败，就不会这样做。因此亡国之君总是自以为不会亡国，后来才走向灭亡；贤圣之君自认为将要亡国，于是反而能够不亡。昔日汉文帝被称为贤君，亲自实行节俭，惠爱下民、养育百姓，而贾谊却把当时比作天下倒悬，认为有一件事可以痛哭，有两件事可以流泪，有三件事可以长叹息。何况如今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储粮，外有强敌，六军在边境上劳苦，内又兴起土木工程，使州郡骚动。假如有敌寇警报，臣恐怕筑城的民夫不能投入性命，向敌寇屈服。又有将领和官吏的俸禄逐渐被削减，比起从前，只有五分之一。接受休假的人又断绝了粮食赏赐；过去不应当输纳的，如今也都要交出一半。这使官府收入比过去增加很多，而支出却比过去减少到很少，但度支所掌管的经费仍然常常不足。牛肉小赋前后接连征收，反过来推究这些费用，必定各有其去处。况且俸禄赏赐的谷物丝帛，是君主用来惠养官吏百姓、掌握他们命运的东西。如果如今废止，就是夺取他们的生命。已经得到而又失去，这是产生怨恨的根源。《周礼》说，天府掌管九伐的法则，用来供给九式的费用；收入有规定的分配，支出有相应的用途，不能相互混杂挪用，各项费用各自满足之后，才用九式贡赋的余财供给君王玩赏之物。况且动用财物，还必须在司会处考核。如今同陛下一起坐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的重臣，就是台阁近臣；他们都是陛下的腹心、能够促膝进言的人，本应当没有什么忌讳。如果看见财物有余或不足却不敢报告，只知道奉行命令奔走，唯恐不能满足要求，那么就是徒具职位的臣子，不是刚直的辅弼。昔日李斯教秦二世说：“做人主而不能任意放纵，就叫作天下的桎梏。”秦二世采用了他的说法，秦国因此覆亡，李斯也遭到灭族。因此司马迁评论他没有作正直的劝谏，把这件事作为后世的警戒。

译奏章上呈后，皇帝看了，对中书监、令说：“看了刘隆这篇奏章，使我感到害怕。” 啊！又在病重时口述这篇奏疏。曾子病重，孟敬子去问候他。曾子说：“鸟将要死时，叫声悲哀；人将要死时，说话却是善良而诚恳的。”臣卧病在床，病情有增无减，常常害怕突然死去，忠心不能被明察。臣的赤诚，岂只是像曾子那样吗？愿陛下稍加察看，彻底改正以往事情中的过错，奋然振兴当前事务中荒废阻塞的方面，使神灵和人都向往响应，使远方各地仰慕义德，使四灵献上祥瑞，使玉衡发出光辉，那么就可以超过三王、越过五帝，不只是继承帝位、守成遵文而已。臣常常痛恨世上的君王，没有不想继承尧、舜、汤、武的治绩，却反而踏着桀、纣、幽、厉的旧迹；没有不讥笑末世那些惑乱亡国的君主，却不肯登上并实践虞、夏、殷、周的轨道。可悲啊！按照这样的作为，去求取那样的愿望，就像爬上树去捉鱼、烧开水来制冰一样，显然不可能得到。细看三代拥有天下时，圣贤相继，历时数百年，没有一尺土地不是他们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是他们的臣民，万国全都安宁，九州整齐有序。鹿台的金钱、巨桥的粮食，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却仍旧面向南方称帝，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然而癸、辛这类人，倚仗自己的体力，认为自己的智力足以拒绝劝谏，才智足以掩饰过错，把谄媚奉承当作崇尚，把高台楼观当作尊贵，把淫靡享乐当作爱好，把倡优歌舞当作快乐，制作靡靡之音，安于濮上之声。上天没有宽赦他们，回头顾念宗国，于是宗国成为废墟；纣不能平等对待奴隶，于是有人竖起白旗；桀被放逐到鸣条。天子的尊位，汤、武都曾拥有，难道他们是不同于常人的人吗？他们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代。况且在六国并存之时，天下繁盛炽热；秦国兼并六国后，不修行圣人之道，反而营建阿房宫，修筑长城作为守备，夸耀中原的强大，以威势使百蛮臣服，天下震恐，行路之人只能以眼示意。它自以为枝叶百代相传，永远流布盛大光辉，哪里料到到了二世便灭亡，连做普通百姓都不得呢？近代汉孝武帝，乘着文帝、景帝留下的福泽，对外排斥夷狄，对内兴建宫殿，十多年间天下喧扰，于是相信越地巫师，怨恨上天而迁怒他人，兴建建章宫，设置千门万户，最终发生江充以妖术蛊惑的变乱，以至宫室关系离散，父子互相残害，灾祸的毒害流传数代。臣观察黄初年间，上天已经显示警戒：异类的鸟孵化成长，燕子筑巢，嘴、爪和胸部都是红色的，这是魏室的大灾异。应当防备在萧墙之内像鹰一样奋扬的臣子，可以选择诸王，让他们治理封国、掌握军队，使他们分布对峙，镇抚京畿，辅佐光大帝室。从前周朝东迁，依靠晋国、郑国；汉代吕氏之乱，实在依靠朱虚侯。这都是前代明白的鉴戒。上天没有亲疏，只辅佐有德之人；百姓歌咏德政，国家就能延长寿命、超过历代；下面有怨恨叹息，就应当搜集记录并任用有才能的人。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并不只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臣百病集于一身，气力渐渐衰弱，便自己乘车出宫，回到乡里住宅。如果终于沉沦不起，即使死后有知，也当结草衔环来报答。诏书说：“生防像伯夷一样高洁，正直超过史鱼，持守内心坚定纯白，忠言直谏而不顾自身。为什么生防病还没有痊愈，就退居乡里呢？从前邴吉因为积阴德而疾病痊愈并延长寿命，贡禹因为守节而病重后得到痊愈。生防要努力进食，专心保养自己。” 栈潜上《息役睦亲疏》【栈潜字彦皇，明帝时，各种劳役一同兴起，皇亲外戚受到疏远排斥，栈潜上疏】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是为了覆盖养育众生，使亿万百姓得到安乐和生长。所以规划治理四海，并不是为了让天子分割土地、划分疆界，也不是为了诸侯。自三皇开始，直到唐尧、虞舜，都用广泛救济天下的办法，以淳厚的德行使百姓得到恩泽，他们都依赖这种德政。三王之后衰微，到了汉代，太平日子越来越少，丧乱却大大增多。从那以后，也没有谁能够治理好天下。太祖深明睿智而且神武，铲除暴乱，恢复王纲，从而开创帝业。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扩大恢复皇室基业，登基七年，每件事都还来不及办理。陛下以圣明的德行继承宏大的基业，应当崇尚安宁，使百姓休养生息。然而各方尚未安宁，征发的士卒远戍边地，在海外用兵，旌旗悬行万里，六军骚动，水陆运输，百姓抛弃产业，每天耗费千金，大规模兴建宫殿房舍，营造工程数以万计。徂徕山的松木，被砍入深山穷谷；奇异的石头和珷玞，被水运到黄河、淮河。京畿以内，全都属于供应京师的甸服，本应缴纳禾秸、铚粟等赋税，却被用来修建苑囿和选择禽兽的场所，充满林莽污秽，成为鹿兔繁殖的薮泽，损害农事。土地上荆棘丛生，灾害疫病流行，百姓和万物都大受破坏，上天因此减少和气，嘉禾也不能生长。臣听说周文王营建丰邑，开始营建时并不急迫，百姓像儿子归父亲一样自愿前来，不久便建成；灵沼、灵囿也与百姓共同享用。如今宫观高大奢侈，雕刻装饰极尽精妙，忘却有虞氏总括百官、整饬政务的事业，却想念殷辛的琼室；禁苑广达千里，举步都可能触犯法网；宫殿华丽可比阿房宫，役使百干谿的民力。臣恐怕民力已经耗尽，百姓无法承受这种命令。从前秦国凭借殽山、函谷关控制天下，自以为德行高过三皇，功业兼有五帝，想让自己的尊号传至万代，然而二世便覆亡，连做平民都愿意；这是因为枝干已经折断，根本果实早已被拔除了。圣王统治天下，应当彰明高尚的德行，任用有功之臣，亲近亲族，任用贤俊，让功业得以隆盛；显贵任用亲族，使他们与国家共同忧患安危。根基深固，枝干羽翼相互扶持，即使经历盛衰，内外也都有辅佐。从前成王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周公、太公、召公、毕公都在左右辅政。如今既没有卫侯康叔那样的人监护，也没有分陕所任用的贤臣，又没有周公旦、召公奭，东宫尚未建立，天下没有副贰储君。愿陛下留心边关要塞，永远保全国家而无穷无尽，那么天下人就十分幸运了。《三国志文类》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一

译书信、奏疏 蜀 诸葛亮临出发前往汉中的奏疏【诸葛亮率领各军北伐，临出发前往汉中时，上疏】先帝创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在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成三国，益州疲惫困顿，这确实是形势危急、决定国家存亡的时刻。然而宫中的侍卫之臣在朝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外面舍生忘死，是因为追念先帝的特殊厚遇，想要报答在陛下身上。实在应当广泛听取意见，以发扬先帝留下的德行，振作有志之士的气概；不应当随意看轻自己，说话比喻失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表彰、贬黜，不应当有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交给主管官员评定其刑罚或奖赏，以彰明陛下公平严明的治理；不应偏袒私情，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志向思虑忠贞纯正的人，因此先帝选拔他们来留给陛下使用。臣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全部向他们咨询，然后实行，这样一定能弥补缺失、获得广泛益处。将军向宠，性情品行善良公正，通晓军事，过去曾经试用过他，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向宠担任都督。臣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应向他咨询，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和睦，使才能高低的人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臣谈论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感到叹息和痛恨。侍中、尚书、长史、防军，这些都是忠贞贤良、为节义而死的臣子，愿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可以计算着日子等待了。臣本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只想在乱世中勉强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中获得声名地位。先帝不因为臣身份低微、见识浅陋，反而屈尊亲自来访，三次到草庐中来拜访臣，向臣询问当时的天下大事；臣因此感动奋发，于是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国家倾覆，臣在军队战败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行使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臣接受遗命以来，早晚忧虑叹息，担心托付的事情不能办成而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军队和武器已经充足，应当激励并率领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竭尽自己的拙劣才能，铲除奸邪凶恶，复兴汉室，迁回旧都；这是臣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职责。至于权衡事情的减损和增益，进献全部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职责。愿陛下把讨伐贼寇、复兴汉室的成效交给臣；如果不能成功，就治臣的罪，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提出兴德的言论，就应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以彰明他们的过错。陛下也应当亲自谋划，向群臣询问好的道理，考察并采纳正直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留下的遗诏，臣承受恩德而感激不尽。如今将要远行，面对这篇表章眼泪直流，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于是出发，驻扎在沔阳。又说：“关中空虚衰弱。”奏疏【诸葛亮听说孙权击破曹休，魏军向东进发，关中空虚衰弱，便上书说】先帝考虑到汉贼不能两立，帝王基业不能偏安一隅，所以把讨伐贼寇的任务托付给臣。凭先帝的明智，估量臣的才能，当然知道臣讨伐贼寇时才能弱而敌人强。然而如果不讨伐贼寇，帝王基业也会灭亡，只坐等灭亡，与主动讨伐相比哪个更好呢？所以先帝把任务托付给臣而不疑虑。臣接受命令的那天起，睡觉不能安席，吃饭没有滋味，思考北伐，认为应当先进入南方，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甚至两天合吃一天的粮食。臣并不是不爱惜自己，只是考虑到帝王基业不能在蜀都偏安而求全，所以冒着危难来奉行先帝的遗志。可是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良策。如今贼军恰好在西面疲惫，又忙于东面，兵法说应乘敌人疲劳之时，这正是进军趋击的时机。现谨将事情陈述如下：汉高祖的英明如同日月，谋臣的谋略深远，但仍然经历险阻、遭受创伤，处于危急之后才获得安定。如今陛下还比不上汉高祖，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却想凭长期谋划取得胜利，坐等天下平定，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讨论安定国家、谋划计策，动不动就引用圣人之言，群臣心中充满疑虑，众多困难堵塞胸中。如今今年不作战，明年也不出征，任由孙策坐大，最终兼并江东，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谋远远超过常人，他用兵大概与孙武、吴起相似，然而曾在南阳受困，在乌巢遭遇险境，在祁连陷入危急，在黎阳受到逼迫，几乎在北山战败，差点死于潼关，之后才勉强使天下暂时安定罢了。何况臣的才能弱，却想不经历危险便平定曹操，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三点。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不能攻下，四次越过巢湖而没有成功，任用李服而李服却图谋他，委任夏侯而夏侯却败亡。先帝每每称赞曹操有才能，他尚且有这些失败，何况臣才能低下，怎么能保证一定取胜呢？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四点。自臣到汉中以来，中间不过一年，但已经失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人，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还有勇猛冲锋、无人能敌的将士，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几十年间从四方聚集来的精锐，并不是一个州所有的力量。如果再过几年，就会损失三分之二，那时凭什么谋划对敌呢？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五点。如今百姓穷困、军队疲惫，但战争又不能停止；既然不能停止，留下来和出征所耗费的劳力、财物正好相等，却又不能趁敌人空虚而谋取胜利，想凭一个州的土地同贼军长期对抗，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六点。难以平定的，是事情本身。过去先帝在楚地战败，当时曹操拍手称快，认为天下已经平定；后来先帝向东联合吴越，向西取得巴蜀，出兵北伐，夏侯渊被斩首，这是曹操错误的谋划，而汉室的大业就要成就了。后来吴国又违背盟约，关羽遭到惨败，先帝在秭归失利，曹丕称帝，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难以事先预料。臣当恭敬尽力，死后才停止。至于成败和利钝，不是臣的明智能够预先看清的。于是发生了散关之战。谯周上书劝后主减少游观声乐【后主颇为出游观览，增加声乐，谯周于是上疏说】

译从前王莽败亡时，豪杰一同起兵，占据州郡，都想玩弄帝王权柄。当时贤才智士考虑归附的对象，并不一定看他的势力大小，只看他的德行厚薄。因此那时更始帝、公孙述以及拥有众多军队的人，大多已经势力广大，然而无不放纵情欲，懒于行善，游猎饮食，不顾百姓和万物。世祖刚进入河北时，冯异等劝他说：“应当去做别人不能做到的事。”于是致力于审理冤狱，节制饮食，举动遵循法度，所以北方各州歌咏赞叹，声誉传遍四方。于是邓禹从南阳追随他而来，吴汉、寇恂当时还不认识世祖，远远听到他的德行，便用权宜计策攻取渔阳、上谷的突骑，在广阿迎接他。其余闻风仰慕德行的人，如邳彤、耿纯、刘植等，甚至乘车带病、携带棺材，背负家属前来的人，多得数不清。因此他能够以弱变强，诛灭王郎，吞并铜马，击败赤眉，成就帝业。到了洛阳后，他常想稍微出游，车驾已经准备好，姚期劝谏说：“天下还没有安定，臣实在不愿陛下轻易多次出行。”世祖立即让车驾返回。后来征讨隗嚣时，颍川盗贼起事，世祖返回洛阳，只派寇恂前往。寇恂说：“颍川因为陛下远征，所以奸猾之徒起兵反叛；他们还不知道陛下已经回来，恐怕不会及时投降。陛下亲自来到颍川，贼寇一定立即投降。”于是世祖到达颍川，果然像寇恂所说的那样。因此不是紧急事务，即使想稍微出游也不敢；至于紧急事务，即使想亲自处理，也不因贪图安逸而不做。这就是帝王行善的方式。所以传记说：“百姓并不是无缘无故归附，实在是因为君主以德行走在他们前面。”如今汉朝遭逢厄运，天下分成三国，正是英雄明哲之士考虑归附的时候。陛下天生至孝，服丧超过三年，一谈到先帝就流泪，即使曾参、闵子骞也不过如此。敬重贤人、任用人才，使他们竭尽力量，超过了周成王、周康王。因此国内和睦统一，上下共同尽力，这些不是臣能够完全陈述的。然而臣的最大愿望不能自已，希望陛下再次扩充别人所不能做到的事业。挽拉大而沉重的东西，使用的力量越多越感到艰苦；拔除大的艰难，好的办法越不广泛也越困难。况且承奉宗庙祭祀，并不只是为了求得福佑，也是为了率领百姓尊崇君上。至于四时祭祀，有时不能亲临；池苑观览，却有时仍然出游。臣愚钝滞塞，私下实在不能安心。忧虑和责任在身上的人很多，没有空闲尽情享乐。如今先帝的志业，宫室堂构尚未完成，实在不是尽情享乐的时候。愿陛下减少乐官和后宫增加的营造，只奉行修治先帝已经建立的事业，向下为子孙树立节俭的教诲。谯周请求后主向魏国投降的奏疏【当时邓艾已经进入阴平，百姓纷纷逃散到山野，无法禁制。后主让群臣商议，始终想不出计策。有人认为蜀国与吴国本来是友好之国，应当逃往吴国；有人认为南中七郡地势险绝，容易据守，应当逃往南方。只有谯周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寄居他国而仍做天子的。如今如果进入吴国，当然应当向吴国称臣；况且两国政事治理没有不同，那么强大的国家吞并弱小的国家，这是自然的规律。由此说来，魏国能够兼并吴国，吴国不能兼并魏国，这是明白的。都是向小国称臣，哪比得上向大国称臣？两次受辱和一次受辱相比，哪一种更好呢？况且如果想逃往南方，就应当早做打算，这样才可能实现。如今强敌已经逼近，灾祸失败将要到来，群臣小人的心思没有一个可以保证，恐怕一旦起脚出发，变故就不可预料，哪里还来得及到南方呢？群臣有人责难谯周说：“如今邓艾已经不远，恐怕不肯接受投降，那怎么办？”谯周说：“现在东吴尚未归附，当前形势使魏国不得不接受投降；接受投降后又不得不以礼相待。如果陛下降魏，魏国不分封土地给陛下，我谯周请求亲自到京都，根据古代义理同他们争辩。”众人无法改变谯周的道理，后主仍然对逃往南方犹豫不决，谯周于是上疏说】有人劝陛下说，北方军队深入境内，想要前往南方。我愚意认为这样不安，为什么呢？南方是遥远的蛮夷之地，平时没有什么赋税供给，尚且屡次反叛。自从丞相诸葛亮南征，以军势逼迫他们，他们困窘无奈才勉强顺从。此后他们缴纳官府赋税，供给军队，因此心怀忧愁怨恨，这是危害国家的人。如今因为形势穷迫，想前往南方依靠他们，恐怕他们一定会再次反叛，这是第一点。北方军队前来，并不只是为了夺取蜀地；如果逃往南方，他们一定会趁蜀国势力衰弱并及时追赶，这是第二点。若到达南方，对外要抵御敌军，对内要供给服饰、御用和各种费用，扩大势力后又没有别处可以取得物资，必然极大耗损各夷；耗损太重，他们一定会迅速反叛，这是第三点。从前王郎在邯郸僭越称号，当时世祖在信都，因畏惧王郎的逼迫，想放弃信都返回关中。邳彤劝他说：“明公向西返回，那么邯郸城中的百姓不会抛弃父母、背弃城主，跋涉千里来送您，他们逃散反叛是可以确定的。”世祖听从了他，于是攻破邯郸。如今北方军队到来，陛下却向南行进，实在恐怕邳彤的话又会在今天应验，这是第四点。愿陛下早作打算，可以获得爵位和土地。如果终于前往南方，等到形势穷困才屈服，灾祸一定更深。《易经》说：“亢的意思，是只知道得到而不知道丧失，只知道存在而不知道灭亡；能够知道得失存亡而不失去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这句话是说，圣人懂得天命，却不苟且强求必然如此。所以尧、舜因为自己的儿子不贤，知道上天另有授予之人，便寻求把帝位授给别人。儿子虽然不肖，灾祸还没有萌发时就迎接并把帝位授给别人，何况灾祸已经到来呢？所以微子作为殷王的兄长，面缚自己、口衔玉璧归顺武王，难道是他所乐意的吗？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后主终于听从谯周的计策，刘氏免于忧患，一个国家都应当说依赖谯周的谋略。蒋琬上书请求袭击魏国【蒋琬字公琰，认为从前武侯多次窥伺秦川，道路险峻、运输艰难，终于不能攻克，不如顺水向东进发，于是大量制造舟船，想从汉水、沔水袭击魏国；兴起上庸方面的旧事，连续调动却一直没有机会实行。众人都认为，如果不能取胜，返回的道路非常艰难，不是长久之策，于是派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说明旨意】铲除污秽、平息祸难，是臣所掌管的职责。自臣奉命离开汉中，已经六年了。臣既昏昧羸弱，又像患病的人一样，谋划始终不能成功，早晚忧愁悲惨。如今魏国横跨占有九州，根基枝蔓滋长，要将它平除并不容易。如果东西两面共同用力，首尾形成犄角，即使不能很快如愿，也应当先分割它、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步吞并，先摧毁它的党羽。然而吴国屡次约期，联合行动始终不能实现，俯仰之间都很艰难，实在使臣废寝忘食。臣便与费祎等商议，认为凉州是胡塞的要害，进退都有凭借，是贼军所珍惜的地方。况且羌、胡一心思念汉朝，如同口渴思饮；过去偏军进入羌地，郭淮曾将他们击破赶走。衡量利弊，认为应以此作为行动的开端，应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如果姜维出征，控制河右地区，臣应当率军作为姜维的镇守后援。如今涪水地区水陆四通，只要有紧急情况都能应援；如果东北有忧患，前往那里也不困难。吴 顾谭上书论鲁王与太子应当齐等的奏疏【当时鲁王孙霸受到特别宠爱，和太子孙和地位相等，顾谭上了这篇奏疏】

译臣听说拥有国家、家族的君主，必须明确嫡子和庶子的区别，区别尊卑的礼制，使高下有差别、等级相距遥远。这样骨肉之间的恩情就会产生，觊觎的希望就会断绝。从前贾谊陈述治理安定国家的计策，论述诸侯的势力，认为势力太重，即使是亲人，也必然有产生叛逆的忧患；势力轻小，即使关系疏远，也必然有保全国家的帮助。所以淮南王是皇帝的亲弟弟，却不能最终享有封国，是因为势力太重而失去它；吴芮只是疏远的臣子，却把爵位传给后代并保有长沙，是因为势力轻小而得到它。从前汉文帝让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袁盎把慎夫人的座位往后移，皇帝面露怒色。等到袁盎说明上下尊卑的礼仪，陈述人彘事件的警戒，皇帝便高兴了，慎夫人也明白过来。如今臣所陈述的，并不是有所偏向，实在是想用这种办法使太子安定，也使鲁王便利。步骘上书劝勉的奏疏【步骘评论当时在荆州境内事务的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卫旌、李肃、周条、石干十一人，辨别考核他们的品行，于是上了这篇奏疏】臣听说君主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百官和主管官员各自承担职务，所以舜任命九位贤臣后，自己就没有什么需要操心的事，只弹五弦琴，吟咏《南风》诗，不下殿堂而天下得到治理。齐桓公任用管仲，管仲披散头发、载在车上，齐国既得到治理，又实现了匡正天下、会盟诸侯的功业。近代汉高祖任用三杰而兴起帝业，西楚却失去雄才俊杰而丧失成功。汲黯在朝廷，淮南王便停止谋反；郅都守卫边境，匈奴便销声匿迹。所以贤人所在之处，能够在万里之外挫败敌人的谋略；贤人确实是国家的利器，也是国家兴盛或衰败的根由。如今王道教化还没有施行到汉水以北，黄河、洛水之滨仍有僭越叛逆的丑行，实在是收揽英雄、选拔俊才、任用贤人的时候。愿陛下明白地使太子重视经学义理，那么天下人就非常幸运了。又上书说中书多次纠察举发的奏疏。臣听说各位典校官挑剔细微之处，吹毛求疵，重复审理案件，深加诬陷，急于陷害别人以成就自己的威势和福祸予夺；无罪无辜的人横遭大刑，因此百姓抬头怕碰天、低头怕触地，谁能不战栗呢？从前的狱官只任用贤人，所以皋陶担任士官，吕侯制定赎刑，张汤任廷尉，百姓没有冤屈，安乐太平的福祚实在由此兴起。如今的小官员往往和古代不同，案件因贿赂而办成，轻视忽略人的性命，把罪过归于上级，为国家招来怨恨。一个人的哀叹，就会使王道受损，这实在应当痛恨。彰明德行、慎重用刑，是《尚书》和传记所赞美的。从今以后审理疑难案件，京城之内应当咨询顾雍，武昌则咨询陆逊、潘濬，平心静气、专心致志，务必查明实情；步骘一党有神明作证，即使获罪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又说：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所以宫室、百官的行动都应效法天上的星宿。如果施行政令恭敬顺应时节，官职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阴阳就会和平，七曜就会依照轨道运行。至于现在，官吏多有空缺，即使有大臣，也不再得到信任；这样天地怎么能没有变异呢？所以连年干旱，是亢阳所对应的灾异。又在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乌二年正月一日和二十七日，地面都发生震动。地属阴，象征臣下；阴气旺盛所以震动，这是臣下专权的缘故。天地显现灾异，是为了警醒君主，难道可以不深思其中的意义吗？又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忧虑深、责任重，立志竭尽忠诚，早晚战战兢兢，睡不安、食不宁，一心想使国家安定、百姓得利，建立长久的计策，可以说是国家的心腹股肱、社稷之臣。应当分别委以重任，不要让其他官员监察他们所主管的事务；应当责求成效，考核他们的功过。如果这三位大臣思虑不到，那还可以说；他们哪里敢擅自专断威福，欺负上天所授予的君主呢？又说：用赏赐来表彰善行，设置刑罚来威慑奸邪，任用贤人而使能者发挥作用，审慎明察地运用法术，那么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什么事情不能辨明，什么声音不能听到，什么事物不能看见呢？如果如今各郡守治理百里之地，都能各自得到合适的人才，共同治理协调各种事务，那么这样的政务难道还不能安康吗？臣私下听说各县都有备吏，官吏太多而百姓烦扰，习俗因此败坏；只是小人凭借奉命办事的机会，不致力于奉公，反而作威作福，既无益于视察听闻，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臣认为可以一概裁撤减少。孙权也醒悟过来，于是诛杀吕壹。《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二

译书信、奏疏 吴 薛综请求为交州选择人才的奏疏【薛综字敬文，当时吕岱从交州被召回，薛综担心继任吕岱的人不是合适人选，便上了这篇奏疏】从前帝舜南巡，最终死在苍梧。秦朝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这样看来，四方国家归属于中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赵佗在番禺起兵，招抚归服百越的君长，这就是珠官以南的地区。汉武帝诛杀吕嘉，开设九郡，设置交阯刺史来镇守监察那里。那里山川遥远，习俗不一，语言有同有异，经过多重翻译才能沟通。百姓如同禽兽，长幼没有分别，盘发、徒跣，头发贯结，衣襟向左。设置长吏，虽然有名义却像没有。从此以后，逐渐迁徙中原的罪犯，杂居在当地，渐渐使他们学习文字，粗略懂得语言，使译官往来，让他们看见礼义教化。后来锡光任交阯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才教他们耕田使用犁具，使他们戴帽穿鞋，设置媒官，他们才知道聘娶，建立学校，引导他们学习经义。自此以后四百多年，渐渐有些类似中原。臣从前客居初到那里时，珠崖除了设置州县、规定嫁娶以外，凡婚姻都必须在八月登记户籍；百姓聚集时，男女彼此选择合意的，便成为夫妻，父母也不能阻止。交阯的糜泠县、九真的都厐县，都有兄长死后弟弟娶嫂子的习俗，世代以此为风俗。长吏任意听凭，不能禁止。日南郡的男女赤身裸体，也不以此为羞。由此说来，他们可以说是虫豸，只是还保留着一点人的面貌罢了。然而那里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又有险阻和毒害，容易成为祸乱之地，难以使他们服从治理。县官只采取羁縻办法，显示命令和威势使他们归服。田户的租赋，只酌量征取以供办事，贵在取得远方珍宝：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等奇异物品，用来充实宝玩，不必依靠那里的赋税来增加中原的财富。然而那里在九州之外，长吏的选任大多不精审。汉代法令宽松，官吏多自行放纵，所以屡次违反法令。珠崖废除郡县，起因是长吏看见当地人的头发美好，便剃下来制作假发。到臣所见时，南海郡的黄盖任日南太守，因为供给设置不丰盛，便捶打杀死主簿，仍然被当地人驱逐。九真太守儋萌替妻子的父亲周京办理宴会，同时邀请大官，酒兴正浓时奏乐作乐。功曹番歆起舞，招呼周京，周京不肯起身，番歆仍然强迫他。儋萌愤怒，用杖打番歆；番歆逃亡到郡中。番歆的弟弟番苗率众攻打府署，用毒箭射中儋萌，儋萌最终死去。交阯太守士燮派兵前往讨伐，最终也不能取胜。又有前任交阯刺史、会稽人朱符，多任用同乡虞褒、刘彦之类的人分别担任长吏，侵害虐待百姓，强行向民众征赋，一条黄鱼就征收一斛稻米。百姓怨恨反叛，山贼纷纷出现，攻打州郡。朱符逃入海中，流离失所而死。后来得到南阳人张津，他与荆州牧刘表结怨；军队弱而敌人强，年年兴兵，将领们厌恶忧患，去留都任凭自己。张津稍有约束，威势武力又不足以抵御欺凌侮辱，终于被杀死。后来得到零陵人赖恭，他仁厚谨慎却不懂时势；刘表又派长沙人吴巨任苍梧太守。吴巨是轻率强悍的武夫，不肯服从赖恭，因双方取舍意见相怨，便把赖恭驱逐出去，要求步骘来任职。当时张津的旧将夷廖、钱博等人还很多，步骘依次加以铲除治理，纲纪才渐渐安定。孙权于是召回吕岱。吕岱到任后，发生士民叛乱；他越过边地南征，平定讨伐之时，改换设置长吏，彰明王纲，威势施加到万里之外，上下大小都承受其教化。由此说来，安抚边疆、抚恤远方夷民，确实需要合适的人才。州牧和刺史的任用，既应选择清廉能干的人；荒远地区的长官，祸福尤其重大。如今交州虽然名义上大体安定，但仍有高凉的旧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的边界还没有安定，那里依旧是盗贼聚集、亡命叛逃者藏匿的地方。如果吕岱不再南下，新任刺史应当选拔精明谨慎、善于约束治理八郡的人；要有谋略和智计，能够逐渐治理高凉，就应借给他威势和恩宠，凭借形势，责求他的成效，这样或许可以恢复安定。如果只是让中等之才近守常法，没有奇谋异术，那么各种恶行就会日益滋长，时间一久便形成祸害。所以国家的安危，取决于所任用的人，不能不慎重考察。我私下担心朝廷忽视、轻率地对待这项选任，所以竭尽愚诚来扩大圣上的思考。华覈推荐薛莹修撰史书的奏疏【当时薛莹被调往广州，华覈上疏推荐他】臣听说五帝、三王都设置史官，叙述记录功业美德，把它们流传到无穷后世。汉代的司马迁、班固，都有名于当世，是伟大的才士；他们所撰写的史书精美高妙，与六经一同流传。大吴承受天命，在南方建立国家，大皇帝晚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开始撰写《吴书》。丁孚、项峻都不是史才，他们所撰写的东西不足以记录史实。到了少帝时，又选派韦曜、周昭、薛莹、梁广以及臣五人，访求往事，共同撰写，已经具备事情的始末。周昭、梁广先后去世，韦曜辜负恩德而获罪，薛莹出任将领，又因过失被调往外地，于是这部书便搁置停滞，直到现在还没有撰成上奏。臣才智浅陋低劣，只适合为薛莹等人作记注而已。如果让臣撰写全书，一定会重蹈丁孚、项峻的旧路，臣担心会使大皇帝开创的大功失传，损害当时盛大的美德。薛莹涉猎学问广博，文章尤其精妙，在同僚之中，薛莹是第一。如今现任官吏虽然很多，但通晓经学、善于记述的人，像薛莹这样的是很少的。因此臣为国家深深惋惜，实在想让已经将要完成的功业，编入前代史书的末尾。奏章上呈之后，臣退下来即使填尸沟壑，也再没有遗憾了。孙皓于是召薛莹回来担任左国史。周瑜上书请求刘备治理公安的奏疏【周瑜字公瑾，当时刘备以左将军兼任荆州牧，治理公安，周瑜上了这篇奏疏】刘备有枭雄的姿态，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熊虎般的将领，一定不会长久屈身受人役使。臣愚意认为，大计应当把刘备迁到吴地安置，盛大地为他修筑宫室，增多美女珍玩来娱乐他的耳目；把关羽、张飞二人分别安置在不同地方，使像臣这样的将领能够挟制并带领他们作战，那么大事就可以平定了。如今反而割让土地来资助他们，使这三个人聚集在边境上，臣恐怕蛟龙得到云雨，终究不是池中的东西。孙权因为曹操在北方，应当广泛收揽英雄，又担心刘备难以立即制服，所以没有采纳。诸葛瑾、步骘上书为周胤申辩的奏疏。

译故将军周瑜的儿子周胤，从前受到粉饰和夸誉，受封为将军，却不能用福禄善待自身，反而想建立功效，后来放纵情欲，招致并加速了罪罚。臣私下认为，周瑜从前受到宠信任用，入朝则做心腹，出外则为爪牙；奉命出征，亲身冒着箭石，竭尽节操、听命效死，因而能够在乌林摧毁曹操，在郢都击走曹仁，扬显国家的威势德行，使华夏震动，愚昧的荆蛮无不宾服。即使周朝的方叔、汉代的韩信和英布，实在又有什么能超过他呢？抵御冲击、捍卫危难的臣子，自古以来帝王没有不珍重的。所以汉高帝封爵的誓词说：“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那样细，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样小，国家仍将长久存在，并延及后代子孙。”又用丹书重申，用盟约加以郑重对待，藏在宗庙，流传无穷，是想让忠臣的后代世世相继，不只是他们的子孙，也包括他们的后代后裔；报答恩德、彰明功勋，勤恳诚敬到了这样的程度，是想用来劝勉告诫后人，使奉命效死的臣子死而无悔。何况周瑜去世还不久，他的儿子周胤却降为平民，更加值得悲伤。臣私下认为陛下尊敬明智、考察古事，兴复事业的心意深厚，请为周胤接受申诉，乞求减免余罪，恢复他的兵权和爵位，使那只失去报晓机会的鸡重新鸣叫，使身负罪过的臣子能够施展以后的功效。虞翻上书给吴主【从前孙权曾和张昭谈论神仙之事，虞翻指着张昭说：“那些都是死人，却谈什么神仙，世上难道有仙人吗？”孙权积累的愤怒不止一次，于是把虞翻迁徙到交州。孙权登上帝位后，虞翻因此上了这篇奏疏】陛下承受光明圣明的德行，体现舜、禹的孝道，正逢天命运数的时期，顺应上天、救助万物，奉承天命，臣独自手舞足蹈；臣既被罪弃，君臣关系又断绝，想拜贺也没有机会。抬头仰望宫殿北极，既喜悦又悲伤。臣私下反省自己，性命轻得像雀鼠，性情轻浮如毫厘，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按理不容诛杀。上天却没有穷尽地宽宥臣，使臣苟活九年；退居之后本应等待诛戮，却屡次获得生机，仍然苟且喘息。臣如今已年过六十，思念过错而忧愤，形貌枯槁憔悴，头发白了，牙齿落了；虽然还没有死，却悲悼自己终将死去，再也看不见宫阙百官的富盛，再也看不到皇帝车驾、金车的华饰。仰望巍峨的宫阙和众民的歌谣，侧耳听钟鼓铿锵的音乐，长久地陨落在海边，尸骨被弃置在遥远的异域，不能承受对皇帝安逸盛大庆典的悲伤仰慕，只能以喜悦忘掉自己的罪过。骆统上书论征役和疫病损害百姓的奏疏【当时征发劳役频繁，又加上疫病，民户损耗，骆统上疏】臣听说，统治国家的君主，把拥有疆土看作强盛富足，把掌握威势和赏罚看作尊贵，把彰明德义看作荣耀显达，把国家长久传给后代看作丰厚福祚。然而财富必须靠百姓生产，强盛依赖百姓的力量，威势凭借百姓的形势，福泽由百姓繁殖生长而来，德行要等待百姓兴盛，义理要靠百姓来实行。这六项都具备以后，才能应合天意、承受福祚，保全宗族、安定国家。《尚书》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相互安宁；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开拓四方。” 推究这句话，那么百姓凭借君主得到安定，君主凭借百姓获得成功，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如今强敌尚未消灭，天下尚未安定，三军有无休止的战役，长江边境有不能解除的戒备；征发赋税和调动徭役，已经延续累积多年，又加上灾害、疫病和死亡流离的祸患，郡县荒废空虚，田地荒芜，听说相连的城邑中百姓越来越少，而且多是残疾、衰老之人，壮丁很少。臣听到这些，心中像被火焚烧，思考其中的原因。小民没有见识，既有安土重迁的本性，又前后被征发为兵；活着就困苦不堪，连温饱都没有，死后尸骨被抛弃，不能送回故乡，所以更加眷恋故土、畏惧远行，几乎等同于被逼向死亡。每逢征发，瘦弱而谨慎、留在家中又负担沉重的人先被押送；稍有财物的，就倾尽家产行贿，不顾一切耗尽；轻捷剽悍的人则逃入险阻之地，结党投奔群盗。百姓空虚枯竭，哀号忧扰；忧扰就不能经营生业，不能经营生业就导致贫困，贫困就不乐于生存。因此口粮财物一旦紧迫，奸邪之心就会发动，携带家属叛乱的人也会增多。又听说民间如果不是居处稍微能够自给，生下儿子多不能抚养成人，屯田中的贫苦士兵也多有抛弃孩子的。上天使他们出生，父母却杀死他们，既然令人害怕违逆天道，和气也会感动阴阳而产生灾异。况且殿下开创基业、建立国家，这是传之无穷的事业。强大的邻国和敌人，不是仓促之间就能消灭的；边境防守也不是只需几个月的戍守。可是兵力和民力日益减损，年轻人不能繁衍，这不是能够维持长远、取得成功的办法。国家有民众，就如同水有舟船：水静则舟安，水扰则舟危。民众虽愚，却不可欺骗；力量虽弱，却不可轻易战胜，所以圣王十分重视民众。国家的祸福由此而来，因此应当同民众一起休养生息，观察时势来制定政令。如今长吏担负亲近民众的职务，却只把办理事务、置备物资当作才能，只求解决眼前的急务，很少再以恩惠施政治民，来副合殿下覆被天下的仁德和勤劳体恤民众的德行，结果官府、民众、政事和风俗日益衰败，渐渐走向衰落，形势不可能长久维持。医治疾病贵在尚未严重时，消除祸患贵在尚未深重时。愿殿下稍稍利用处理万机政务之外的闲暇，留心思考，补救恢复荒废空虚的局面，深谋长远，使残余的民众得到养育，使人口和财物得到增长，同日月星辰共同光明，与天地同样崇高，这是臣陆统最大的愿望，即使因此死去也足以不朽了。孙权被陆统的话感动，十分重视这件事。陆逊上奏请求任用尚未得到仕进的人，奏疏说：【当时荆州士人刚刚归还，尚未得到任用，陆逊上疏说：】从前汉高祖接受天命，招揽延请杰出奇异的人才；光武帝中兴，群才俊士全部到来。只要有助于兴盛和隆盛教化之道的人才，就不必论远近。如今荆州刚刚平定，人才还没有得到通达任用。臣愚昧而诚恳地请求陛下普遍施加覆载万物的恩德，给予拔擢任用的恩惠，使他们都能自行进用。这样以后，四海之人都会伸长脖子，盼望归附于盛大的教化。孙权恭敬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又上奏请求攻打刘备的奏疏【孙权命陆逊抵御刘备，刘备进围夷陵，陆逊上疏说：】夷陵是要害之地，是国家的关隘屏障。它虽然容易取得，也同样容易失去。失去它不只是损失一个郡的土地，荆州也会令人忧虑。今天争夺它，应当使这场争夺必定成功。刘备违犯上天常道，不守住自己的巢穴，竟敢亲自送上门来。臣虽然没有才能，凭借陛下的威灵，顺天讨伐叛逆，破坏刘备军队就在眼前。不久以来考察刘备前后行军，多是失败，少有胜利。由此推论，不值得忧虑。臣起初担心他水陆并进，如今他反而舍弃船只改走陆路，到处修筑营垒。观察他的部署，必定不会再有其他变化。恭敬地希望陛下高枕安睡，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三

译书疏 吴 陆逊陈述时政的奏疏 臣认为，法令科条过于严峻，触犯下令的人很多。近年来，将领和官吏遭受罪罚，即使其中有些确实因不谨慎而应当责罚，然而天下尚未统一，正应谋求进取，应该稍稍施加恩赦，以安定下情。况且当前事务日益兴盛，应当把有才能的人放在首位；只要不是犯有奸邪污秽、身负难以容忍的罪过，请求恢复他们的显要任用，使他们施展才力、建立功效。这就是圣王忘记过错而计较功劳，以成就王业的做法。从前汉高祖舍弃陈平的过失，任用他的奇谋，最终建立功勋基业，功名流传千载。严峻的法令和严酷的刑罚，不是帝王兴盛的事业；只有惩罚而没有宽恕，也不是怀柔远方的宏大法则。又上奏请求攻取珠崖的奏疏【孙权想派偏师攻取夷州和珠崖，都拿这件事询问陆逊，陆逊上疏说：】臣愚昧地认为，四海尚未平定，应当依靠民力来完成当前事务。如今战争兴起多年，现有兵众已经减少。陛下忧劳圣心，废寝忘食，却还要从远方谋取夷州来成就大事。臣反复思考，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万里之外进行袭取，风浪难以预料；民众不适应当地水土，必定会导致疾病流行。如今驱使现有兵众，跋涉经过不毛之地，想增加力量反而造成损失，想取得利益反而招来祸害。何况珠崖极其险阻，当地民众如同禽兽，得到他们不足以成事，没有得到其兵力也不足以使我军受损。如今江东现有的兵众，已经足以谋划大事，只应当积蓄力量然后行动罢了。从前桓王创立基业时，兵力不到一旅，却开创了大业。陛下承受天命，开拓平定江表。臣听说治理乱世、讨伐叛逆，需要军队来显示威势；农桑、衣食，是民众的根本事业。可是战争还没有停止，民众已有饥寒之苦。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养育士民，放宽赋税；军队能够在和睦中壮大，以道义来勉励勇气，那么河水、渭水流域都可以平定，天下九州就能统一了。孙权最终出兵征讨夷州，所得不能弥补损失。陆抗上奏论政令多有缺失的奏疏 臣听说，德行相等时，人数多的能够战胜人数少的；力量相当时，安定的一方能够制服危险的一方。这大概就是六国被强秦兼并、西楚向汉高祖北面称臣的原因。如今敌人控制着九州，并不只是关右一带；他们割据九州，难道仅仅是鸿沟以西而已吗？国家对外没有相互连接的盟国援助，对内也没有西楚那样的强盛实力，政务日益衰败，百姓尚未得到安定，而议论者所依仗的，只是长河高山环绕、限制疆域。这只是守卫国家的末等办法，不是有智慧的人首先考虑的事情。臣常常远远思考战国各国存亡的征兆，近来又考察刘氏覆亡的祸因，查考典籍，验证现实中的事情，常常半夜抚摸枕头，面对饭食也忘了进餐。从前匈奴没有消灭，霍去病辞去馆舍；汉朝的治道没有纯正，贾谊悲哀哭泣。何况臣出身王室，世代承受光荣恩宠，个人的名誉和命运与国家同忧同乐，生死离合之间，按道义不能苟且偷安，早晚都忧惧不安。想到这些，内心实在悲痛。侍奉君主的道义，是即使触犯君主也不欺骗他；人臣的气节，是不顾自身而为国殉难。谨将适合当前形势的十七条意见陈列如下。十七条已经散失原本内容，所以不再刊载。又上奏论宦官参与政事的奏疏【当时何定玩弄权力，宦官参与政事，陆抗上疏说：】臣听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时，不应任用小人。《尚书》所戒备的，就是平庸邪曲之人扰乱国家。因此《诗经》中正直的人因此怨刺，孔子因此叹息。自《春秋》以来，直到秦汉，国家倾覆的祸因，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小人不明白道理，见识本来就浅，即使让他们竭尽情意、奉献气节，仍然不足以任用；何况他们奸邪之心一向深重，爱憎又容易改变呢？如果担心失去权势，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如今却把掌握聪明才智、处理机密的职务交给他们，借给他们专断的威势，却希望出现太平和乐的声誉、建立肃清的政治教化，这是不可能的。如今现有官吏中，特别有才干的人虽然少，但有的出身冠冕世家，稍稍受到道德教化的熏陶；有的清白自守、刻苦自立，资质才能足以任用。完全可以按照才能授予官职，压制贬黜群小，然后风俗教化就可以清明，众多政务也不会受到玷污。又上奏请求宽赦薛莹的奏疏 才德出众的人，是国家的良宝、社稷的贵重资材，是各项政务能够有条理、朝廷四门能够和穆清明的原因。所以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蕃、少府李朂，都是当世的优秀人才、一时显赫的器用，已经受到最初的恩宠，从容列位，却都很快遭受诛杀，有的连累宗族、使祭祀断绝，有的被放逐抛弃到荒远边地。周礼有赦免贤人的规定，《春秋》有宽宥善人的义理，《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而王蕃等人的罪名尚未确定，死刑已经加身，内心怀有忠义，身体却遭受极刑，难道不可悲痛吗？况且既已处死的刑罚，本来就没有知觉，竟至于把尸体焚烧、抛流，弃置在水边，恐怕并非先王的正典，也许是甫侯所告诫的事情。因此百姓悲哀震惊，士人和民众同样忧伤。王蕃、李朂既然已经死去，再悔恨也来不及了。实在希望陛下赦免召回楼玄，使他出狱；近来又听说薛莹突然被逮捕收录。薛莹的父亲薛综，曾向先帝进言，又辅佐文皇帝；薛莹继承父业，在内修养名声品行，如今所获之罪，是可以宽宥的。臣担心主管官吏没有详细查明此事，如果又加以诛杀，更会失去民众的希望。请求陛下降下如天的恩德，原谅赦免薛莹的罪过，怜悯各类案件，澄清刑法罗网，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了。又上奏论百姓疲敝的奏疏【当时战争仍在进行，百姓疲惫困苦，陆抗上疏说：】臣听说，《易经》重视顺应时势，《左传》赞美观察祸患的征兆，所以夏朝罪恶众多，殷汤便兴兵；纣王施行淫虐，周武王便授予黄钺。如果没有这样的时势，玉台之地就会有忧伤的考虑，孟津就会有回师的军队。如今不致力于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努力发展农业、储积粮食，使文武人才充分施展作用，使百官的职位没有空缺；明确升降官员的标准来激励众官，慎重决定刑罚和奖赏来显示劝善惩恶，用德行训导各部门，以仁爱安抚百姓，然后才能顺应天意、乘承时运，席卷天下。可是现在却听任各将领追求虚名，穷兵黩武，动辄耗费数以万计的财物，使士卒疲敝，而敌人并未因此衰弱，我方却已经遭受重病。如今争夺帝王的资本，却看不清十倍百倍的利益，这是人臣谋求私利的便利，并非国家的良策。从前齐国、鲁国交战三次，鲁国人两次获胜却最终灭亡，不久便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强弱的形势不同。何况如今军队所取得的战果，难道能够弥补所损失的吗？况且依仗武力却没有众多兵力，这是古代清楚的鉴戒。实在应当暂时停止进取的小规模谋划，以蓄养士民的力量，观察祸患的征兆、等待可乘的空隙，或许就不会留下悔恨和忧虑。又因疾病上奏【陆抗拜任大司马、荆州牧后，因病上疏说：】

译西陵是建平国的藩屏和表障，既处在下游，又承受两个境面的敌人。如果敌人乘船顺流而下，船首船尾相接千里，像流星奔驰、闪电飞驰一样，很快就会到达，不能指望依靠其他部队的援助来解救危急。这是关系社稷安危的关键，不只是边疆被侵扰的小害。臣的父亲陆逊从前在西部边境，曾陈述意见说：西陵是国家的西门，虽然据说容易守卫，也同样容易丢失。如果不能守住，不只是失去一个郡，荆州也将不再属于吴国；如果出现危险，应当倾尽全国力量争夺它。臣从前在西陵，得以考察陆逊留下的事迹，曾请求精兵三万，到现在按照惯例却还没有肯调派前来。自步阐以后，兵力更加损耗。如今臣统辖的千里疆域受到四面敌人威胁，对外抵御强敌，对内还要安抚百蛮，而上下现有的兵力和财力只有数万，长期羸弱疲敝，难以等待变化。臣愚昧地认为，各位王子年幼，尚未统理国事，可以暂且设置师傅、丞相加以辅导；有贤能资质的人，不应让他们被兵马之事牵制而妨碍重要政务。另外，黄门宦官私自开设招募机构，兵民因怨恨劳役而逃亡后又被登记招募，请求特别下诏检阅，一律清点编出，补充边疆经常受敌的地方，使臣所部兵力足够达到八万人，减省平息各种事务，并严格实行赏罚。即使韩信、白起再生，也没有施展智谋的余地。如果兵力不增加，这种制度不改变，却想使大事成功，这是臣深为忧虑的。如果臣死后，请求把西方事务交给属下处理。希望陛下思考审察臣的话，那么臣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孙登临终前上疏 臣因为没有什么功状，身患重病，自己审察才质微薄，害怕突然死亡。臣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想到将要离开、不能再奉养父母，尸骨埋入土中，长久不能再到宫省朝见陛下。活着不能有益于国家，死后又给陛下留下深重的悲痛，因此内心郁结难言。臣听说死生有命，寿命长短由上天决定。周朝的晋国颜回有最高的智慧和才能，尚且早夭，何况臣愚昧浅陋，年纪已经超过了他的寿命。活着成为国家的继承人，死后享有荣耀福禄，对臣来说已经很多了，又有什么可悲伤怨恨的呢？如今大事尚未平定，逃亡的敌寇尚未讨伐，万国都在仰望叹息，把性命寄托在陛下身上。危险者希望得到安定，混乱者仰望得到治理。希望陛下忘掉臣自身，割舍对下流之地的恩宠，修习黄老之术，厚养精神光明，增加珍美膳食，广泛开启明智的思虑，以安定无穷的大业，那么天下百姓都会得到依赖，臣死也没有遗憾了。皇子孙和仁慈孝顺、聪明明达，德行清正茂盛，应当尽早确立其地位，以维系民众的希望。诸葛恪才智谋略广博通达，是辅佐时政的器用。张休、顾谭、谢景都通达敏捷而有见识，入朝应当委以腹心之任，出外可以作为爪牙。范慎、华融都有刚健卓异的气节，具有国士的风范。羊衜辩才敏捷，有独自应对外交的才能。刁玄宽厚博大，志向和操守合乎正道。裴钦博闻强记，文采足以任用。蒋修、虞翻的志向气节都十分鲜明。以上这些大臣，有的适合在朝廷任职，有的适合担任将帅，他们都熟悉时务，明白通晓法令，守信重义，具有不可改变的志向。这些都是陛下日月般的光明所照耀、选置在臣的宫中、得以参与政事的人，臣详细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所以敢于陈述上报。臣再三思考当今形势，境外多有忧患，战争尚未停止，应当激励六军来谋求进取。军队以人为众，民众又以财物为宝。臣私下听说各郡县颇多荒废残破，民众和物产凋敝，奸乱正在萌生，因此法令越来越繁多，刑罚越来越严酷。臣听说治理政事要听从民众，律令应随时势推移，实在应当与将相大臣详细选择适合时势的措施，广泛采纳众议，放宽刑罚、减轻赋税，平均减息劳役，以顺应民众的希望。陆逊当时忠诚勤勉，出身便忧虑国家，正直地为公事尽力，有不顾自身的气节。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畯、张承、孙怡都忠于国家，通达治理国家的体制，可以让他们陈述便利国事的意见，免除苛细烦琐的事务，爱护养育士卒和战马，安抚巡行百姓。五年以外、十年以内，远方的人归来复业，近处的人竭尽力量，不用兵刃见血，而大事就可以平定了。臣听说，鸟将要死时，鸣叫声是悲哀的；人将要死时，说的话是善意的。所以子囊临终留下遗言，告诫当时的君主，人们都认为这是忠诚，何况臣孙登难道能停止不说吗？希望陛下留心听取采纳这些话，臣即使死去的那一天，也仍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羊衜上奏论两宫不和的奏疏【当时孙和为太子，孙霸为鲁王，受到的宠爱特别优厚，与孙和没有差别。不久，孙和与孙霸不和的议论传到了孙权耳中。孙权禁止他们往来，假称让他们专心学习。督军使者羊衜上疏说：】臣听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都先明确嫡子和庶子的区别，分封子弟，是为了尊重祖宗，使他们成为国家的藩屏。两宫受到授予封号，天下都称说合宜，这正是大吴兴盛隆盛的根基。近来听说两宫同时断绝宾客往来，远近之人都惊恐不安，大小人物都感到失望。臣私下从旁听取众论，大家都说两宫聪明通达、英俊茂盛，自从正式定名立号到现在已有三年，德行在内显著，美名在外昭彰。西北两个方面，早已听闻他们的声名，都认为陛下应当顺应远近人的心意，使他们归附德化、勤勉奉命，让两宫延请四方宾客，使异国听到声誉后思愿称臣。如今陛下既没有留意这些事情，反而颁发明确诏令，削减他们的仪仗侍卫，压制断绝宾客来往，使四方的礼敬不能再通达。即使陛下确实是崇尚古代义理，想让两宫专心学习，不再顾虑外界的见闻和小事，只期望他们温习旧学、博通事物而已，这也并不是臣下倾心仰望、众口盼望的最大愿望。有人说两宫不遵守典章礼制，这正是臣夜不能寐、呼吸不安的原因。即使确有可嫌疑之处，也应当加以补察，秘密斟酌，不要使远近之人有机会说出异议。臣担心疑虑积累成为诽谤，久后将会传播开来；而西北两个方面离国都不远，异同之言很容易传闻到朝廷。传闻到达之日，舆论必定兴起，一定会说两宫有不顺从的过错，不知陛下将用什么来解释。如果无法向异国解释，也就无法向境内解释。境内的人守着疑虑，异国的人兴起诽谤，这不是用来培养巍巍威势、镇守社稷的办法。希望陛下早日发布优厚的诏书，使两宫像从前一样往来遵行礼制和接受诏命，那么天地清宁，万国都会大为幸甚。《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二十四

译书疏 吴 陆凯陈述迁都武昌的奏疏【当时迁都武昌，扬州土地上的百姓逆流而上供应物资，以此为苦；又因政事多有错误，百姓穷困，陆凯上了这篇奏疏。】臣听说，有道的君主以使百姓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无道的君主以使自身享乐为快乐。使百姓快乐的人，他的快乐更加长久；使自身享乐的人，不久就会灭亡。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实在应当重视他们的粮食，爱护他们的生命。百姓安定，君主就安定；百姓快乐，君主就快乐。近年以来，君主的威势受到桀、纣那样的损伤，君主的明察被奸雄蒙蔽，君主的恩惠被群邪阻塞。没有灾害而民众的生命耗尽，没有作为而国家的财物空虚。使无罪的人获罪，使没有功劳的人受赏，使君主背上错误失当的过失。上天降下灾异，而公卿们媚奉君主来求取宠爱，困苦百姓来求取宽赦，把君主引向不义，使政事败坏于淫靡风俗之中，臣私下对此痛心。如今邻国交好，四边没有战事，应当致力于停止劳役、养育士卒，充实粮仓府库，以等待天时。却反而扰动上天的心意，骚扰万民，使百姓不得安宁，大小人物都叹息不已。这不是保全国家、养育百姓的办法。臣听说，吉凶在于上天，就如同影子依附形体、回声依附声音一样；形体移动，影子就移动，形体停止，影子就停止。这种祸福的分际有所依附，并不在于口头上的进退。过去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只是因为赏罚轻重失当，政令刑法错乱，民力耗尽在奢侈之中，眼目被美色迷惑，心志被财宝浊乱，奸邪之臣处于高位，贤哲之人隐退，百姓战战兢兢，天下都以此为苦，所以最终有覆巢破卵的忧患。汉朝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亲身实行诚信，听取劝谏、接纳贤才，恩惠施及背柴的人，亲自请出隐居山林的贤士，广泛采纳、周密考察意见，以成就自己的谋略。这是过去事情的明确证明。近来汉朝衰亡末期，三家鼎立；曹魏失去纲纪，晋朝取得了它的政权。又如益州地势险要，兵力众多而精强，闭门坚守，可以保有万世。然而刘氏在任用和罢黜上颠倒错乱，赏罚失当，君主任意追求奢侈，民力耗尽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所以被晋朝攻伐，君臣都成了俘虏。这是眼前的明确验证。臣对大道理昏昧，文辞不如义理，智慧浅薄低劣，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只是私下替陛下爱惜天下罢了。臣谨将耳目所见所闻、百姓所受的烦苛、刑政造成的错乱奏报给您，希望陛下停止大规模的功业，减少各种劳役，务必宽缓放任，抛弃苛刻的政令。又武昌的土地实在险恶贫瘠，不是建都、安国、养民的地方。船只停泊就会沉没漂失，住在山陵之上则险峻危急。况且童谣说：‘宁愿饮建业的水，也不吃武昌的鱼；宁愿回建业去死，也不留在武昌居住。’臣听说翼星出现是灾变，荧惑星出现会造成妖异，童谣的话产生于上天的意旨，如今竟把安居同死亡相比，足以表明天意，也可以知道百姓所受的痛苦。臣听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称不上国家。如今连一年的储备也没有，这是臣下的责任。然而各位公卿身处众人之上，俸禄延及子孙，却一点也没有舍命尽职的气节和匡救国家的办法，只求苟且进取；以小利讨好君主，求得容纳和媚悦，毒害百姓，却不替君主谋划。自从孙弘制造义兵以来，耕种已经荒废，各地不再有收入，又把一家人分开，父子分别服役，粮仓供给日益扩大，储积日益耗损，百姓有离散的怨恨，国家出现根基暴露、逐渐危亡的征兆，却没有人怜悯。民力困苦穷乏，甚至卖掉儿女，征调赋税接连不断，日益疲惫到了极点。各地长吏不加以隐瞒和核实，又增加监官；监官既不爱护百姓，只求施展威势，各处骚扰，更加繁多苛刻。百姓同时苦于这两方面，财力再次耗损，这是没有益处而只有损害的事情。希望陛下暂且停止任用这类人，怜悯孤弱，以安定抚慰百姓的心，这就如同鱼鳖免于毒螫的深渊，鸟兽逃离网罗的纲绳，四方百姓就会背负幼儿前来归附。这样，百姓就能够保全先王的国家，使它继续存在。臣听说五种声音使人的耳朵不聪，五种颜色使人的眼睛不明；这对政事没有益处，反而有损害。从前先帝在位时，后宫的宫女以及各种织作人员，人数不超过一百，从没有积蓄多余的财货。先帝去世以后，年幼的景帝在位，改变了先帝的俭朴而趋向奢侈，不再遵循先帝的旧迹。臣恭敬地听说，织作人员以及各类徒役竟有数千人，计算她们所生产的物品，也不足以成为国家的财用，却坐食宫廷粮仓，年年相承，这是没有益处的事情。希望陛下清点放出她们，分配嫁给没有妻子的男子。这样对上符合天意，对下合乎地意，天下就大为幸甚。臣听说，殷汤从商人中取士，齐桓公从车夫中取士，周武王从背柴人中取士，大汉从奴仆中取士；贤明的君王、圣明的君主取士看重贤能，不拘泥于卑贱，因此功德广大充盈，名声流传于竹帛，并不是看重容貌、喜爱穿着华丽、口齿伶俐、善于取悦的人。臣看见如今内廷受宠的臣子，职位不是合适的人，任用也超过了他们的才能，不能辅佐国家、匡正时世，群党却彼此扶持，损害忠臣，埋没贤才。希望陛下简选文武大臣，使他们各自勤勉于职守；州牧、督将镇守藩国和边外，公卿、尚书致力于修明仁政，上面辅佐陛下，下面救助百姓，各自竭尽忠诚，哪怕只弥补万分之一的缺失，也会使《康哉》之歌兴起，刑罚搁置不用的治理清明。希望陛下留心思考臣的愚见。又有一篇奏疏【孙皓派亲近的赵钦口头传诏答复陆凯先前的奏表说：‘我每一行动都遵循先帝，有什么不平之处？你所劝谏的是错误的。又因为建业宫不利，所以避开那里向西迁移；宫室已毁坏朽败，需要谋划迁都，为什么不能迁徙呢？’】陆凯上了这篇奏疏。臣私下看到，陛下执政以来，阴阳失调，五星运行失常，主管官员不忠，奸党互相扶持，这是陛下不遵循先帝所导致的。王者兴起，是承受天命；修养德行而成就事业，难道在于宫殿吗？陛下不向公卿辅弼咨询，便大举驱使六军奔走迁移，使民众流离、悲伤、恐惧，违逆天地，天地因此降下灾害，童谣也唱出这样的歌谣。即使陛下一人能够安定，百姓却愁苦劳碌，凭什么治理国家？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一件事。臣听说，国家以贤人为根本；夏朝杀死龙逢，殷朝得到伊尹，这是前代明确的成效，也是今日的师法。中常侍王蕃内心光明、通达事理，在朝廷忠诚正直，是社稷的重镇、大吴的龙逢。然而陛下因恼怒他的苦心直言，厌恶他的直率回答，竟在殿堂斩首，尸骸暴露弃置，国内伤心，有识之士悲哀悼念，都认为吴国的夫差又复存在了；先帝亲近贤人，陛下却反其道而行，这是陛下不遵循先帝的第二件事。臣听说，宰相是国家的支柱，不可不强。汉朝有萧何、曹参辅佐，先帝有顾雍、步骘为相。而万彧只是琐碎才能、凡庸资质的人，从前出身家奴，却越级进入紫闼；对万彧来说已经是器量过盛、恩宠过分了，而陛下却爱惜他的细小节操，不考察大体，尊荣他为辅弼，越过旧臣而抬高他，使贤良之士愤懑，智慧之士惊怒，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三件事。

译先帝爱护百姓超过爱护婴孩，没有妻子的男子，就把宫女嫁给他；看见身穿单衣的人，就给他帛；枯骨无人收葬，就取来埋葬。而陛下却反其道而行，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四件事。从前桀、纣灭亡，是由于妖媚的妇人；幽王、厉王混乱，是由于宠妾。先帝以此为鉴戒来警戒自身，左右不安置淫邪的美色，后宫没有闲置积聚的女子。如今后宫人数众多，却不能完备地配给嫔妃，外面又有许多鳏夫，女子在宫中悲吟，风雨失去正常节令，正是由此而起，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五件事。先帝忧劳万机，仍害怕有所失误；陛下登位以来，却在后宫游玩，沉迷惑乱于妇女之中，于是使各项事务多有荒废，下面的官吏得以容纳奸邪，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六件事。先帝崇尚朴素，衣服不求纯美华丽，宫中没有高台，器物不加雕饰，国家富足，百姓充实，奸盗不起。而陛下向州郡征调，耗尽百姓财力，使土地遍布玄黄之色，宫中却有朱紫装饰，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七件事。先帝对外依靠顾雍、陆逊、朱然、张昭等人，对内亲近胡综、薛综，因此各项功业和政事和乐兴盛，国内清明肃静。如今外任官员不是合适的人，内廷近臣也不是合适的人；陈声、曹辅等斗筲小吏，是先帝所弃用的，陛下却宠幸他们，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八件事。先帝每次宴见群臣，都减少醇厚的酒食，臣下终日没有失礼怠慢的过失，百官众吏都能充分陈述意见。而陛下却拘束于外表礼敬的顾虑，又担心不能把酒喝尽。酒是用来成全礼仪的，过量就会败坏德行。这和商纣王彻夜饮酒没有不同。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九件事。从前汉桓帝、汉灵帝亲近宦官小人，大大失去民心。如今高通、詹廉、羊度这些黄门小人，陛下却赏给他们重爵，授予他们掌握军队的权力。如果江边有难，烽火相互燃起，那么羊度等人的武力不能抵御侮辱，这是明摆着的。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件事。如今宫女积聚过多，黄门又四处奔走。州郡列出文书征取民间女子，有钱就放弃不取，没钱就强行带走。道路上怨声呼喊，母子临死诀别。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一件事。先帝在世时，也供养各位王子和太子。如果要取乳母，就让乳母的丈夫免除劳役，赏给钱财，供给资粮，还时常让她回家探望，看护她年幼的孩子。现在却不是这样，夫妇被迫生离，丈夫被强行服役，孩子随后死去，家中成为空户。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二件事。先帝叹息说：‘国家以民众为根本，民众以粮食为上天，衣服次于粮食。这三件事，我都把它们放在心上。’现在却不是这样，农业和蚕桑都荒废了。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三件事。先帝选用士人不拘泥于卑贱，让他们在乡里任职，以办事成效考察他们，被推荐的人不虚浮，接受任用的人不妄为。现在却不是这样，浮华的人得到升迁，结党的人得到进用。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四件事。先帝在战事之外不给士卒安排其他劳役，春天只让他们从事农耕，秋天只让他们收割稻谷；江边有战事，就要求他们以死效力。如今的战士要供应各种劳役，粮饷赏赐又不足。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五件事。赏赐是用来鼓励功劳的，惩罚是用来禁止邪恶的。赏罚不恰当，士人和百姓就会离散失望。如今江边将士战死却得不到哀恤，劳苦却得不到赏赐。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六件事。如今各地的监司已经繁多琐碎，又有内使在其中扰乱。一个百姓要应付十个官吏，怎么能承受命令？从前景帝时，交阯发生叛乱，实际上就是由此引起的。这是遵循景帝的缺失，而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七件事。校事官是官吏和百姓的仇敌。先帝末年，虽然有吕壹、钱钦，但不久都被诛灭，以此向百姓谢罪。如今又设置校曹，放纵官吏上报事情。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八件事。先帝时在官位的人都长久任职，然后考核功绩、决定升降。如今州郡的官员有的刚执掌政务不久，便被征召、调任、升迁，迎接新官、送走旧官，路上纷纷扰扰，伤害财物、损害百姓，这种情况尤其严重。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九件事。先帝每次审察判决案件的奏章，常常留心推究查问，因此狱中没有冤屈的囚犯，死者也能闭口无言。现在却违背了这一点。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二十件事。如果臣的话可以记录，请把它收藏在盟府；如果都是虚妄，就治臣的罪。希望陛下留心。

译隐蕃归附吴国后上书 臣听说，纣王无道，微子先行离开；高祖宽厚明达，陈平先行归入。臣年二十二岁，舍弃封疆，归命于有道之国，依赖上天的神灵保佑，才得以保全自身来到这里。臣到达已有些日子，主管者却把臣与降人等同对待，尚未接见降人，也没有仔细辨别臣的身份；一些微妙的意见和深远的谋略无法上达，臣忧闷叹息不止，哪里能够停止呢？谨到宫阙拜上奏章，请求防备引见。孙权立即召见，隐蕃致谢并回答问话，等到陈述时政，言辞和见识都很出色。贺邵上奏论政事日益败坏的奏疏【字兴伯，会稽山阴人。孙休即位后，由中郎任散骑中常侍，出任吴郡太守。孙皓时入朝任左典军，升为中书令，兼任太子太傅。孙皓凶暴骄矜，政事日益败坏。贺邵上疏劝谏说：】古代圣王所以深居重重宫闱之内，却能知道万里之外的事情；垂衣拱手坐在寝席之上，却能明察八方极远之地，都是任用贤人的功效。陛下正凭借至高的德行和美好的资质，继承统治王业，应当以身作则、履行正道，恭敬地奉守神器，表彰贤能、显示善人，以使各种政务安定。近年以来，朝廷官列纷乱错杂，真假互相混淆；上下都徒有其位，文武官职空置；对外没有像山岳一样镇守的重臣，对内没有拾遗补缺的大臣。奸佞谄谀之徒依附天子飞腾，干预玩弄朝廷威权，窃取荣耀利益，而忠良之臣被排斥陨落，诚信之臣遭受迫害。因此正直之士摧折方正之节，庸臣苟且媚上，揣摩君主意图、迎合其意，各自希望追逐时势；人人都发表颠倒道理的评论，士人都吐露诡诈邪僻的言论，于是使清正的流品变得污浊，使忠臣缄默不言。陛下居处九天之上，深藏在百重宫室之中，言语一出就像风吹草倒，命令一行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亲近宠信媚上的臣子，每天听到顺从迎合的话，便以为这些人确实贤能，而天下已经太平。臣内心对此不安，怎么敢不把它报告给陛下？臣听说，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使国家荒乱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赞誉。听到过错的人，过错日渐消除而福气到来；听到赞誉的人，赞誉日益减少而祸患到来。所以古代君主以谦让的态度进用贤人，虚心地求问过错，把天子之位比作驾驭奔马，把踩虎尾当作警戒。至于陛下，却严酷地施行刑法来禁止直言，贬黜善士来拒绝劝谏的大臣，混淆毁誉的实际，沉溺于亲近之人的言论。从前高宗思求辅佐，连梦中都得到贤人，而陛下求贤却像忘记了一样，忽视贤人又像遗弃了一样。所以常侍王蕃忠诚谨慎、以公事为重，才能足以担任辅弼，却在醉酒之时被处以极刑。近来的鸿胪葛奚，是先帝的旧臣，偶然有违逆触犯之处，不过是昏醉时说的话；饮酒三爵之后，礼制本来不忌讳这些话，陛下却无端大发雷霆，认为他轻慢君主，让他喝醇酒，因中毒而丧命。从此以后，天下内心悲悼，朝臣失去主张，做官的人把退职当作幸运，留任的人把外调当作福气，实在不是用来保全宏大国祚、兴盛道化的办法。又如何定，本是奔走服役的小人，地位在仆隶之下，身上没有丝毫德行，却有鹰犬般的办事能力；陛下喜爱他的谄媚，借给他威权，使何定仗恃宠幸而放纵恣肆，擅自掌握威势和赏罚，口头上歪曲国家议论，手中玩弄天子的机要，上面损害日月般的圣明，下面堵塞君子的道路。小人求得进用，必定会进献奸邪逐利的事情。何定间或妄自兴办劳役，调发江边戍卒驱赶麋鹿，张设网罟于山陵，砍伐树林草莽，把九野的野兽捕尽，聚集在重重围猎之中；对上不能增益时政，对下却造成耗费，士兵疲于运输，人力耗尽于驱逐，老弱饥寒，大小人物都怨恨叹息。臣私下观察天象变化，近年以来，阴阳错乱，四时违背节令，发生日食、地震，仲夏降霜；参照典籍，这些都是阴气压倒阳气、小人玩弄权势所造成的。臣常常阅读书传，把它们同现实中的事情相验证，对于灾异祥瑞的应验，感到不寒而栗。从前高宗修养自身，以消除鼎雉的灾异；宋景公崇尚德行，使荧惑星退去。希望陛在上对皇天谴责告诫的责难感到畏惧，对下追法这两位君主消除灾祸的办法，远远考察前代任用贤人的功效，近来醒悟今日错误授任的过失，澄清朝廷官位，表彰叙用俊杰，放逐退斥邪佞，抑制夺取奸人的势力。像这样的人，一概不要再任用。广泛延请长期被埋没的人才，容纳接受直言，敬畏承受上天的旨意，恭敬奉行先帝的事业，那么伟大的教化就会光明显布，天人之间的期望也会得到满足。古书说：‘国家兴盛时，把百姓看作赤子；国家灭亡时，把百姓当作草芥。’陛下从前隐藏神明光辉，暗中修养德行于东夏，凭借圣明智慧的茂盛资质，如龙飞升而顺应天命，四海伸长脖子，八方擦亮眼睛，成康时代的教化必定会在早晚之间兴盛起来。自从登位以来，法令禁制越来越苛刻，赋税征调日益繁多，中宫的内官和防卫人员分布到各州郡，横行兴办劳役，争相制造奸利，百姓遭受纺织劳作的困苦，民众疲于无休止的征求，老人孩童忍受饥寒，家家户户都呈现菜色。而各地长吏迫于害怕罪责，施行严法重刑，苦苦逼迫百姓以求办成事务，因此民力不能承受，家家离散，呼喊叹息的声音感伤和气。又如江边戍卒，对外应当开拓土地、扩展疆域，对内应当守卫边界、预备灾难，应当按时抚养训练他们，以等待有事发生。如今却不断征发赋税和劳役，烟尘一到便云集而来，衣服连完整的粗布短衣都没有，食物不能供给一日早晚；出战要面对刀箭的危险，入营又怀抱无聊的忧愁，因此父子相互抛弃，叛逃的人接连成行。希望陛下放宽赋税，革除烦苛，救济贫穷困乏，省去各种不急迫的事务，荡除禁约法令，那么天下就会安居乐业，伟大的教化普遍融洽。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民众的性命。如今国家没有一年的储备，家中没有支撑一个月的积蓄，而后宫之中坐食俸禄的人有一万多人，内有离散空虚的怨恨，外有物资损耗的费用，使府库粮仓空虚于无用之处，使士人和百姓只能以糟糠充饥。又有北方敌人窥伺，等待国家强弱盛衰，陛下不依靠自身的威德，却仗恃敌人不来，忽视四海的贫困穷乏，轻视敌虏不以为患，实在不是长远策略和朝廷谋胜的关键。过去大皇帝勤劳自身、辛苦身体，在南夏开创基业，割据江山，开拓土地万里；虽然承受天命赞助，实际上也是依靠人力。先帝遗留下来的福庆和基业传到陛下这里，陛下应当努力崇尚德行器度，以光大先帝的功业，爱护百姓、养育士卒，保全先帝的旧法，怎么可以忽视显祖的功勤，轻视来之不易的大业，忘记天下尚未振兴，废弃兴衰的大变局呢？臣听说，否泰没有常态，吉凶由人造成；长江的阻隔也不能长久依仗，只要我方不守，一叶小舟也可以渡过。从前秦始皇建立皇帝的称号，凭借殽山、函谷关的险阻，德化不加修治，法令政事苛刻残酷，毒害流布于百姓，忠臣闭口不言，所以一人高声呼喊，社稷便倾覆了。近来刘氏凭借三关的险要，守着重山的坚固，可以说是金城石室、万世的基业；但任用授职失去了贤能之人，一旦之间便丧失覆亡，君臣都被系住脖子，共同成为拘禁役使的奴仆。这是当世明确的鉴戒，也是眼前鲜明的警告。希望陛下远考前代的事情，近来以世局变化为鉴，丰厚根基、强化根本，割舍私情而遵从正道，那么成康之治就会兴起，圣祖的基业也会隆盛。奏疏送上后，孙皓深深怨恨他。

译《三国志文类》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五 书疏 吴 韦曜狱中上书【孙皓在酒后让侍臣诘难折服公卿，用嘲弄、侵辱、责问来取乐；当时有人偶有过失，或无意触犯孙皓的忌讳，便常常被收捕捆绑，甚至遭到诛杀。韦曜认为，对外互相毁伤，对内增长怨恨，使朝廷不能人才济济，这不是好事，所以只表示要诘问经义和言论而已。孙皓认为韦曜不奉行诏令，心意不忠诚，于是累积前后的嫌怨愤恨，把韦曜收捕交付狱官。这一年是鳳皇二年。韦曜于是借狱吏上书陈辞说：】囚徒蒙受恩德而得到怜悯，这种恩遇没有什么可以相比；我从未稍有防备，却用这种行为来报答陛下的羞辱和恩宠，自陷于极重的罪过，想到将要化为灰烬，长弃黄泉。愚臣内心惶恐不安，私下有所怀抱，贪图让陛下知道。囚徒过去见世间有古代历书和注释，其中所记载的大多虚妄，即使见于书籍的也常有错谬。我于是查考传记，考核异同，采集耳目所及的材料，撰成《洞纪》，上起庖牺，下至秦汉，共三卷；又应当从黄武年间开始，另作一卷，但事情尚未完成。又见刘熙所作《释名》，确实有许多可取之处；然而事物类别繁多，难以详尽考究，所以时有得失。至于爵位之事，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我认为官爵是当今急务，不应出现错误。我忘却自己地位极其卑微，又撰写《官职训》和《辩释名》各一卷，想要上表献给陛下；新稿刚刚写完，恐怕因无罪而被幽禁待命，等到身死湮没之日，遗憾不能上达天听，所以恭谨地在死前列具情状，请求向秘府转达，由外廷取出呈进，使陛下知道。追念自己浅陋蒙昧，恐怕不合圣听，惊惧得屏息如雀，乞求陛下垂怜省察，或许可以因此获得宽免。但孙皓反而责怪他的书污秽，所以又拿这件事诘问韦曜。韦曜被审问时战栗不已，形容憔悴，气息不畅，说话结巴；谨慎地再次陈述辞意，叩头五百下，并用双手自行击打身体。于是华覈接连上疏营救韦曜。《华覈营救韦曜疏》韦曜的命运正逢千载难遇的机会，特别受到哀怜和知遇，凭借儒学得以与史官、貂蝉内侍一起承受答复重大询问。圣朝仁厚笃实，慎重对待身后之事，追念远祖；迎神之时，陛下还流泪告诫韦曜。韦曜愚昧迷惑，不能阐明宣扬陛下如大舜一般的美德，反而拘系史官，使圣明的旨趣不能叙述，最高的德行不能彰显，这实在是韦曜愚昧蒙蔽、应当处死的罪过。然而臣私下看到，韦曜年轻时勤奋好学，虽已年老也不懈怠，探究综合古代典籍，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知；对于亲身经历的事情，能够认识古今的行事规律。在外任官吏中，比韦曜强的人很少。过去李陵任汉朝将军，兵败未能返回而投降匈奴，司马迁并没有憎恨责骂他，反而替李陵游说；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具有优秀史才，想让他完成所撰之书，便忍而不杀，书最终完成，流传无穷。如今韦曜在吴国，也正是汉代的司马迁。我恭敬地看到，前后符瑞显著，神灵指示、上天感应接连出现，多次显现天下将归于一统的征兆，或许不会再等很久。天下平定以后，应当观察时势制定制度。三王不沿袭同样的礼制，五帝不沿用同样的音乐，质朴与文饰道路不同，损益取舍各异，应当得到像韦曜这样的人，依照古义有所改定创立。汉朝承继秦朝，于是有叔孙通制定一代礼仪；韦曜的才学，也仅次于汉代的叔孙通。况且《吴书》虽然已经初具规模，叙述和赞语还没有写完。过去班固撰写《汉书》，文辞典雅；后来刘珍、刘毅等人撰写《汉记》，远远比不上班固，叙传尤其低劣。如今《吴书》应当流传千载，编次各代史书；后世才士要评定善恶，如果没有像韦曜这样的良才，实在不能让这部不朽之书缺失。像臣这样顽钝蒙昧，确实不是合适的人选。韦曜年已七十多岁，寿命所剩无几，请求赦免他一等死罪，改为终身徒刑，使他完成修史事业，永远足以传示后世，流传百代。谨奉上此表，叩头百下。孙皓没有答应，于是杀死了韦曜。《又请求赦免楼玄疏》【楼玄任九卿，手持刀剑担任侍卫，以端正自身、率领众人奉行法令；应答切直，多次触犯孙皓的心意，渐渐受到责怒。后来有人诬陷说楼玄与贺邵相逢，停下来一起低声说话，大笑讥谤政事，于是被诏令责问，送交广州东观。华覈上疏说：】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就像治理家庭一样。主管田野的人，都应当良善诚信；又应当有一个人总管各项事务，制定纲纪，众多事情才能得到治理。《论语》说：“自己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的，大概就是舜吧？只是恭敬地端坐，面向南方而已。”这是说任用的人选得当，所以能够从容安逸。如今海内尚未安定，天下事务很多，无论事情大小，都应当奏闻，动辄经过御座，劳损圣上心神。陛下既然留意博古，综览各种典籍，又勤于用心、喜好道术，顺应节气调养元气，更应当获得清闲安静来舒展精神，与天地同其广大。臣日夜思考，众官之中，能够担当事务、足以委托倚仗的，没有胜过楼玄。楼玄清正忠诚，奉公守法，在当时官员中居于首位，众人都佩服他的操守，无人能与他争先。清正的人，内心平和而意志正直；忠诚的人，只遵循正道而践行。楼玄的品性，始终都可以保持。请陛下赦免楼玄过去的过失，使他能够自我更新，提拔他进入宰司，责成他以后取得成效；如果能让官府根据人才选择官员，按照才干授予职位，那么舜那样恭己无为的境界也就近乎可以实现了。又上《世俗日益奢侈疏》【当时仓廪没有储粮，世俗日益奢侈，华覈上了这篇疏】如今盗寇充斥各地，征伐尚未停止，平时没有多年积存的储粮，出兵时也没有可以应敌的储备，这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深切忧虑的事。钱财粮食的生产，应当出自百姓；顺应时令从事农业，是国家最紧要的事务。但京城以下各官府所掌管的物资各不相同，分别自行下令征调，不考虑百姓的力量，动辄限期收取。长吏害怕获罪，日夜催逼百姓，使他们放下田间耕作，匆忙赶赴规定日期，按期送到京城。有的物资积存起来却不用，白白使百姓耗费力气、耽误时节。到了秋收的月份，又督促他们限期交纳，夺去他们播种收获的时间，却责令他们缴纳当年的赋税。如果有拖欠，就登记没收财物，所以家家户户贫困，衣食不足。应当暂时停止各种劳役，专心从事农桑。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作，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冻。因此先王治理国家，唯独把农业当作要务。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已经将近百年，农民荒废南亩的耕作，女子停止机杼的纺织。由此推算，吃粗食而长期饥饿、穿单薄衣服而踏冰行走的人，当然不会少。臣听说，君主向百姓所求的有两件事，百姓向君主所盼的有三件事。君主所求的两件事，是要求百姓为自己劳作，要求百姓为自己战死。百姓所盼的三件事，是饥饿时能得到食物，劳累时能得到休息，有功劳时能得到奖赏。

译百姓已经完成了君主所求的两件事，而君主却失去了百姓所盼的三件事，那么怨恨之心就会产生，功业也不能建立。如今府库空虚，百姓劳役繁重，君主所要求的两件事已经具备，而百姓所期望的三件事却没有得到满足。况且饥饿的人不必等到有美味佳肴才会饱，寒冷的人也不必等到有狐貉皮衣才会暖。讲究滋味，是为了满足口腹的奇异；穿着文绣，是为了装饰身体。如今事务很多、劳役繁重，百姓贫困而风俗奢侈；百工制作无用的器物，妇女制作华丽的装饰，不勤于纺麻绩苎，反而织绣文彩黼黻，彼此转相仿效，以独自没有这些东西为可耻。即使是士兵和百姓之家，也仍然追逐世俗风气，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藏，外出却穿着绫罗绮绣。至于富商贩卖之家，又用金银加以装饰，奢侈放纵更加严重。天下尚未平定，百姓不能丰足，却应当一心发展生民的根本、充实粮食和布帛的生产，反而把功夫耗费在浮华的技巧上，把时间浪费在奢靡的事情上。上面没有尊卑等级的区别，下面却有耗财费力的损失。如今官吏和士人的家庭，子女少的也有一两个，多的有三四个。普遍下令每户有一名女子织布，十万户就有十万名女子；每人一年织成一束布，就是十万束。假使四境之内同心协力，几年之间布帛必然积累起来。允许百姓使用五色织物，只按实际需要穿用，但禁止绮绣等无益的装饰。况且容貌美丽的人不需要借助华彩来增加美好，姿态艳丽的人也不需要借助华美的绸缎来获得爱怜。五彩的装饰已经足以使人美丽了。即使把脂粉和黛色用到极致，把盛大的服饰穿到极尽，也未必没有丑妇；废弃华彩、去掉文绣，也未必没有美人。如果事实确实如我所说，有了它没有益处，废弃它也没有损失，那么为什么珍惜而不暂时禁止它，以充实府库的急需呢？这是救济匮乏的首要事务，是富国的根本事业。即使管仲、晏婴再生，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个道理。汉代文帝、景帝承继太平，天下已经安定，四方没有忧患，仍然认为雕饰文采会损害农业，锦绣会妨害女工，于是开辟富国的利益，堵塞造成饥寒的根源。何况如今天下分裂不合，豺狼充满道路，军队不离边境，铠甲不能解下，难道还可以不扩大生财的根源、充实府库的积蓄吗？《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二十六 谏诤 魏 沮授劝谏袁绍停止南征 军队出征多年，百姓疲惫困乏，仓廪没有积粮，赋税劳役正很繁重，这是国家深切的忧患。应当先派使者向天子献上捷报，致力于农业，使百姓得到休息。如果不能通达，就上表说明曹氏阻隔了我们通向王室的道路，然后进军驻扎黎阳，逐渐经营河南，同时制造船只，修缮器械，分派精锐骑兵抄掠曹军边境，使他们不得安宁，我们利用他们疲惫的时机，三年之内，事情可以坐而定之。审配、郭图说：“兵书的方法是，十倍兵力可以包围，五倍兵力可以进攻，兵力相当就能够交战。如今凭明公的神武，率领跨越黄河以北的强盛军队讨伐曹氏，就像翻手一样容易。现在不及时夺取，日后就难以图谋了。”沮授说：“救济乱世、诛讨暴虐，叫作义兵；倚仗人多势强，叫作骄兵。义兵没有敌手，骄兵却会先行灭亡。曹氏迎接天子，安置宫室于许都，如今发兵向南，在义理上是违背的。况且决定胜负的谋略，不在于强弱。曹氏的法令已经施行，士卒精锐训练有素，并不是公孙瓒那样坐等围困的人。如今舍弃万全之计，却兴起没有正当名义的军队，我私下替明公感到忧惧。”郭图等说：“周武王讨伐纣王，不能说是不义，何况用兵攻打曹氏，怎么能说没有名义？况且明公率领武臣竭尽力量，将士愤怒，人心都想奋勇建功；如果不及时早日成就大业，考虑这些就会误事。上天赐予机会却不取，反而会受到灾祸，这就是越国因此称霸、吴国因此灭亡的原因。监军的计策，只在于持重稳固，而不是看清时势、知道机变。”袁绍听从了郭图等人的意见，郭图等便因此诬陷沮授监统内外军务，威势震动三军。假如他的威势逐渐强盛，将用什么来控制他？臣下与君主意见不同，国家才能昌盛；君主与臣下意见相同，国家就会灭亡，这是黄石公所忌讳的。况且在外统御众军的人，不应当掌知内政。袁绍对此产生疑虑，于是把监军分为三个都督，让沮授、郭图、淳于琼各自统领一军，随后合兵南下。张邈劝谏袁术不要称尊号【袁术谋议称尊号，张邈对袁术说】汉朝以火德立国，国运中断后又重新兴盛；它的德泽和影响流传天下，才生出了明公。明公身居中枢，入朝则坐在上席，出行则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华山、霍山不能增加您的高大，深渊、泉水不能与您的气量相比。可以说您巍巍荡荡，无人能与您相提并论。为什么要舍弃这一切而想要称帝行制呢？恐怕福分还没有充满眼前，灾祸就将溢满天下。庄周说过郊外祭祀的牺牛，饲养多年，披上有花纹的绣衣，宰夫拿着鸾刀走进宗庙。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牛也不可得了。袁涣劝谏太祖用义理教导百姓 军队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到不得已时不应使用；应以道德鼓舞军队，以仁义发动征伐，同时安抚对方百姓、除去他们的祸害，这样才能与他们同生共死。自从大乱以来，已经十多年了，百姓想要安定，超过了倒悬之急；然而暴乱仍未止息，这是为什么呢？或许是政治失去了正道吧？我听说，明君善于拯救世道，所以世道混乱时就用义理整齐它，时局虚伪时就用质朴镇定它。时代不同、事情变化，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同，不可不察。至于制度的损益，这是古今不必相同之处。若能兼爱天下，使天下返回正道，即使凭武力平定，也用德政来救济它，这确实是百王不变的原则。明公明智通达，超越当世；古代圣王所以得到百姓，您已经努力去做了；如今统治者所以失去百姓，您也已经警戒自己了。天下依赖明公而免于危亡之祸，然而百姓还不知道义理，如果明公能够教导他们，那将是天下的大幸。”太祖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蒋济劝谏明帝不要攻打辽东【太和六年，明帝派平州刺史田豫乘海路渡海，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进军，一同攻打辽东。蒋济劝谏说】凡是不与我国相互吞并的国家，不应侵犯；叛逆的臣子，也不宜轻率征伐。征伐却不能制服，反而是在驱使他们成为盗贼。所以说：“老虎豺狼挡在道路上，不必先去治理；狐狸应先除掉。大的祸害、小的祸害，自然会停止。”如今海外地区历代都来归附，年年选送计吏接受考核，职贡没有缺少。现在议论先行征伐，即使一举就能取胜，得到那里的百姓不足以增加国家实力，得到那里的财物也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倘若不如意，便会结下怨恨、失去信义。”明帝不听，田豫出兵，最终没有成功而返回。陈琳劝谏何进诛杀宦官 《易经》说“追逐鹿而没有虞官引导”，谚语说“遮住眼睛捕鸟雀”。微小的事物尚且不能靠欺骗来达到目的，何况国家大事，难道可以凭诈术建立吗？如今将军总揽皇帝的威权，掌握军队的要害，行动如龙腾虎跃，高低进退都在掌握之中；凭这样的条件办事，就像用火炉的烈火烧掉毛发一样容易。只应迅速发出雷霆般的威势，当机立断，虽然违背经文的常规，却合乎正道，天人都会顺从。如今反而放下自己的利器，另外征求他人意见；大军一旦会聚，强者就会成为首领。这就是所谓倒拿武器把刀柄交给别人，必然不能成功，只会成为祸乱的开端。”何进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终因此招致灾祸。辛毗劝谏文帝迁徙冀州士族之家【文帝想迁徙冀州士族十万户来充实河南，当时接连发生蝗灾，百姓饥荒，郡国都认为不可行，但文帝的意图非常强烈。辛毗和朝臣一同请求进见，文帝知道他们想劝谏，便变了脸色接见他们，众人都没有说话】“陛下想迁徙士族之家，这个计策是从哪里想出来的？”文帝说：“你认为我迁徙他们是不对的吗？”辛毗说：“确实认为不对。”文帝说：“我不和你共同商议。”辛毗说：“陛下不认为臣不肖，把臣置于左右，又让臣厕身于参与谋议的官员之中，怎么能不和臣商议呢？臣所说的不是私事，而是社稷的忧虑，陛下怎么能因此对臣发怒？”文帝不回答，起身进入内室，辛毗跟随在后拉住他的衣襟。文帝于是振衣而去，没有回头；过了很久才出来，说：“佐治，你拉着我为什么这样急迫呢？”辛毗说：“如今迁徙既已失去民心，又没有办法供给他们食物。”文帝于是只迁徙了其中一半。又劝谏不要伐吴

译文帝想大规模出兵征讨吴国，辛毗劝谏说：“吴、楚一带的百姓地势险要而难以控制，道德教化昌盛时才归服，道路阻塞时就先行叛乱，自古以来就是祸患，不只是今日如此。陛下的福祚已经拥有天下，那些不来宾服的人，难道能够长久存在吗？过去尉佗称帝，子阳僭越称号，经过的年头没有多少，有的称臣，有的被诛杀，为什么呢？违逆正道不能长久保全，而大的德行没有不能使人归服的。如今天下刚刚安定，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即使在宗庙中谋划之后才出兵，临事时尚且会有所畏惧，何况如今宗庙谋划本已不足，却想使用军队，臣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先帝多次兴起精锐军队，到了长江边又返回；如今六军并没有比过去增加，却又要重复这件事，这并不容易。今日的计策，不如修习范蠡养育百姓的方法，效法管仲寄托政事的方略；这样就能实行充国的屯田，彰明仲尼安抚远方的道理。十年之中，壮年人还没有老去，儿童也足以参加战斗，百姓都知道义理，将士都想着奋发，然后再使用军队，就不必再次发动劳役了。”文帝说：“按照你的意思，难道还要把敌人留给子孙吗？”辛毗回答：“从前周文王把纣王留给武王，只是因为懂得时机。如果时机尚未成熟，难道能够强行停止等待吗？”文帝最终还是伐吴，到了长江便返回。又劝谏明帝不要削平北芒山 明帝又想削平北芒山，命令在山上修建台观，以便能够望见孟津。辛毗劝谏说：“天地的性质，是高的使它高、低的使它低；如今反过来改变它，已经不合道理。何况还要耗费人力，百姓承受不了劳役。再说，如果九河水势上涨泛滥，洪水造成灾害，而丘陵都被夷平了，将凭什么抵御洪水呢？”明帝于是停止了此事。高堂隆劝谏明帝不要举行宴饮 明帝刚刚登上帝位，群臣有人认为应当举行宴饮。高堂隆说：“唐尧、虞舜时有停止音乐、服丧哀悼之事，商高宗有因思念先王而长期不言的事，因此达到至高的德治，光照四海。臣认为不宜举行宴饮。”明帝恭敬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三国志文类》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七 谏诤 蜀 杨颙劝谏诸葛亮不要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襄阳记》说：杨颙，字子昭，进入蜀地后任巴郡太守，任丞相诸葛亮的主簿。诸葛亮曾亲自校阅簿书，杨颙径直入内劝谏说】治理国家有其体制，上下不可相互侵越。请允许我替明公打个家庭的比方：如今有一个人，让奴仆掌管耕作，让婢女主管烧饭，让鸡负责报晓，让狗负责吠盗，让牛承担重载，让马奔走远路；各项家业都没有荒废，所要求的事情全都得到满足，他安闲地高枕而卧，只管饮食就可以了。忽然有一天，他什么事情都想亲自承担，不再交给别人，劳累自己的体力去处理这些琐碎事务，身体疲惫、精神困顿，最终一件事也没有办成。难道他的智慧不如奴仆、婢女、鸡和狗吗？这是因为失去了做一家之主的原则。所以古人说：“坐着谈论道理的，叫作王公；起身实行道理的，叫作士大夫。”因此邴吉不询问横死道路上的人，却忧虑牛喘气；陈平不肯了解钱粮的具体数目，说自然有主管的人。他们确实通晓各自职位的本分。如今明公治理政事，却亲自校阅簿书，整天流汗，不也太劳累了吗？”吴 张纮劝谏吴主不要突袭敌军【孙权任命张纮为长史，随军征讨合肥。孙权率领轻骑将要前往突击敌军，张纮劝谏说】军队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如今将军凭恃盛壮的气势，轻视强暴的敌人，三军将士没有不寒心的。即使能够斩杀敌将、拔取敌旗，威震敌军战场，那也只是偏将所承担的职责，并不是主将应做的事情。希望您收敛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胸怀霸王的谋略。孙权采纳了张纮的意见，便停止了行动。又劝谏【第二年将要再次出兵，张纮又劝谏说】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帝王，即使有皇天神灵在上辅助，文德在下播扬，也还要依靠武功来彰明功勋；然而贵在适时行动，然后才能树立威势。如今将军正遭逢四百年国运的厄运，却有扶危济困的功劳，应当暂且让军队休息，广泛开展播种耕殖，任用贤能，致力于崇尚宽厚恩惠，顺应天

译命来施行诛伐；这样可以不劳师动众而平定天下。”于是孙权便停止出兵。薛综劝谏不要征讨公孙渊【当时公孙渊投降后又叛乱，孙权非常愤怒，想亲自征讨，薛综上疏劝谏说】帝王是万国的首领，是天下百姓命运所系。因此平居时要设置重重宫门、击柝巡警，以防备意外；出行时要清理道路、控制车驾节奏，以保持威严。这些都是为了保全万全的福祉，镇定四海人心。过去孔子患病时，曾托言乘木筏漂浮海外，子路因此高兴，孔子却拒绝说没有可以取材的地方。汉元帝想乘楼船，薛广德请求以自刎之血染车来劝阻他。为什么呢？水火的危险极其严重，不是帝王应当亲自涉足的。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坐着也不靠近厅堂边缘，何况万乘之尊呢？如今辽东是戎狄中的小国，城池没有坚固防御，防备抵御的办法不足，器械也很粗钝，法纪纲常没有政令。前往必然能够擒获取胜，确如明诏所说。然而那里土地寒冷贫瘠，谷物不能繁殖，百姓习惯骑马，迁徙没有常态。突然听到大军到来，自己估量不能抵敌，便如鸟惊兽骇一般，长驱逃窜，连一个人一匹马也无法捕获。即使得到一片空地而守住它，也没有益处。这是第一不可行。又加上海面广大浩瀚，有成山岛一带的险难，海上航行没有常规，风波难以避免，转瞬之间，人和船就可能处于不同的形势。即使有尧舜的德行，也无从施展智慧；即使有孟贲、夏育的勇力，也无处施展力量。这是第二不可行。再加上上有浓雾笼罩，下有咸水蒸腾，容易滋生流肿之病，转相污染。凡是航行海上的人，很少没有这种祸患。这是第三不可行。上天降生神圣之人，又以符瑞彰显，正应当乘着平定丧乱的时机，使天下百姓和万物安康。吉祥之事每天汇集，海内即将平定，叛逆的敌人凶暴残虐，灭亡就在眼前。中原一旦平定，辽东自然会灭亡，只应当拱手等待罢了。如今却违背必然的谋划，前往涉足极其危险的险阻，忽视九州的坚固，放纵一时的愤怒。这既不是关系社稷的长远谋略，也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举动。这实在是群臣倾心忧虑、侧身屏息，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安席的原因。希望陛下收敛雷霆般的威势，忍住赫然的怒气，遵循乘桥的安全，远离踏冰的危险，那么臣子就会蒙受福祉，天下也将大幸。”孙权最终没有出兵。又有陆瑁劝谏【字子璋】臣听说圣王统御远方夷族，只是加以羁縻而已，并不长期占有。所以古代划分土地，把远方称为荒服，说的是那里恍惚无常、不可保持。如今公孙渊不过是一方小小的丑类，屏处海角，虽然托身于人的形貌，却与禽兽没有不同。国家之所以不吝惜财宝，从远方送给他，并不是赞美他的德义，实在是想诱导收纳、愚弄他，以图取得他的马匹罢了。公孙渊骄横狡黠，凭恃路远而违背命令，这正是荒远夷族的常态，有什么值得深怪的？过去汉代各帝也曾锐意经营外夷，派使者奔驰，散发钱财，充满西域；虽然有时恭敬服从，但汉使被杀害、财货全部没收的事情，多得无法计数。如今陛下不能忍受一时愤恨，想跨越大海，亲自踏上他的土地；群臣愚昧地议论，私下认为这样不安。为什么呢？北方敌寇与我国疆土相连，倘有空隙，就会乘机而来。之所以越过大海求取马匹，委曲心意对待公孙渊，是为了应付眼前的急务，除去腹心之患。如今却反而舍弃根本去追逐末节，丢下近处而治理远方，因为愤怒改变谋划，激动而调动众军，这正是狡猾敌人所希望听到的，不是大吴的上策。况且兵家的方法，是用功役使彼此疲惫，以逸待劳；在得失之间，往往能看出很多差别。再说沓渚距离公孙渊的道路还很远，如今到达他的海岸，兵力要分成三部分：强壮者前进攻取，其次的人留守船只，再其次的人运输粮食；出行的人虽然很多，却难以全部使用。再加上单身步行的人背负粮食，走远路深入敌境，许多骑兵会从中途拦截，情况无法预料。如果公孙渊狡诈，与北方敌人尚未断绝联系，那么在调动军队之日，双方就会唇齿相依。如果他确实孤立无援，那么他由于畏惧逃往远方，也可能难以立即消灭。上天对北方荒野的惩罚

译一旦迟延，山中夷族就会乘机而起，恐怕这不是确保万全、考虑长远的办法。又劝谏【当时孙权没有批准前一篇奏疏，陆瑁再次上了这篇疏】军队和武器，固然是前代用来除暴乱、威服四夷的手段。然而它们应当在奸雄已经被除、天下无事之时，在朝廷从容谋划，用余暇讨论罢了。至于中原动荡、九州盘结不安的时候，总要深深巩固根本，爱惜民力、节省费用，努力自我休养，以等待邻敌出现空隙。从来没有在这种时候舍弃近处而治理远方，使军队疲惫的。过去尉佗叛逆，僭越称帝，当时天下安定，百姓富足，铠甲兵器的数量和粮食的积蓄都可以说很多；然而汉文帝仍认为远征不易，慎重地兴师，只作告喻而已。如今凶暴的豪杰尚未消灭，边境仍然戒备，即使有蚩尤、鬼方那样的祸乱，也应当按照轻重缓急区别处理，不宜把公孙渊放在首位。愿陛下收敛威势，停止这个计划，暂且使六军安宁，静心谋划，以作日后的打算，天下将大幸。”孙权再三阅览，赞赏他的文辞和道理，于是没有出兵。又有陆逊劝谏【公孙渊背弃盟约，孙权想前往征讨，陆逊上疏说】

译公孙渊凭恃险要、依仗坚固，拘留我国使者，不献名马，确实值得愤恨。蛮夷扰乱中原，尚未沾染王化，逃窜于荒远之地，抗拒违逆王师。如今竟使陛下勃然大怒，想要劳驾万乘之尊，乘轻舟渡海，既不考虑危险，又要涉足不可测之境。当前天下动荡，群雄像虎一样争斗，英豪纷纷奋起，张扬声势、扩大视野。陛下凭神武的姿态，承受时运，曾在乌林击破曹操，在西陵击败刘备，又重新夺取荆州。这两个敌人当时都是雄杰，陛下都摧毁了他们的锋芒，圣明教化所到之处，万里之内的草木都随风倒伏。如今正要荡平华夏、统一大业，却不能忍受小小的愤怒而发出雷霆之怒，违背‘不坐在堂边’的告诫，轻视万乘之尊，这正是臣所不明白的。臣听说，有志于行走万里的人，不会走到半途就停下脚步；谋图四海的人，不会因为顾念细小事情而损害大局。强敌就在境内，荒远地区尚未入朝，陛下若乘木筏远征，必然会招致窥伺侵扰到来，等到忧悔时就来不及了。假使大事很快成功，公孙渊不必征讨也会自行归服。如今却远远舍不得辽东的民众和马匹，为什么偏偏想要丢弃江东万全的根本事业而不爱惜呢？请停止六军行动以威服大敌，早日平定中原，光耀后世。”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华覈劝谏营建新宫、兴工妨碍农业【宝鼎二年，孙皓又营建新宫，规模宏大，以珠玉装饰，耗费很多。当时正值盛夏而兴工，农事和守备都被废弃，华覈劝谏说】臣听说汉文帝时期，九州安宁。秦地百姓庆幸摆脱残酷暴虐的苛政，归附刘氏的宽仁；汉朝减省劳役、简约法令，与百姓重新开始，又分封皇帝子弟来藩卫汉室。当时人人都认为这是泰山一样的安定、无穷的根基。到了贾谊，却独自认为有三件事值得痛哭、六件事值得流泪长叹。他说：‘如今的形势，哪里不同于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它安全。’后来发生的变乱，都如他所说。臣虽然极其愚昧，不懂得大的原则，私下拿过去的事情来衡量如今的形势，贾谊所说的‘再过几年，诸王正当壮盛，汉朝的傅相借口有病辞职回乡’等情况，若想以此治理天下，即使尧舜也不能使国家安定。如今大敌占据九州之地，拥有大半人口，继承并熟悉攻战的余术，凭借过去战马的势力，想同中原争夺兼并天下，这正如楚汉相争，形势上不能两立，并不只是汉朝诸王、淮南王和济北王的问题。贾谊想要痛哭的事情，与今日相比还算缓和；把火放在柴薪下、躺在柴薪上的比喻，在今天更加紧迫。大皇帝看到前代的情形如此，察知当今的世势如此，所以广泛发展农桑事业，积蓄不可估量的储备，体恤百姓、慎重对待劳役，致力于养育战士，因此大小官民都感恩戴德，各自想着竭尽生命。时运尚未到来，大皇帝就早早抛弃了万国。从此以后，强臣专擅政权，对上欺骗天时，对下违背众议，忘记安危存亡的根本，只图一时的利益，多次兴起军队，耗尽府库，使军队劳苦、百姓困顿，没有一刻获得安宁。如今还活着的人，只是战争创伤中残存的众人、悲哀苦难中余下的百姓罢了。于是军资空虚匮乏，仓廪不充实，布帛赏赐不能周济寒暑，又加上百姓失去生业，家家户户不能丰足。而北方正在积粮养民，专心向东进攻，不再有其他警报。蜀国作为西部藩屏，土地险要坚固，又承继先主统御的方略，本来认为它的防守足以长久，却没有料到一旦之间就突然覆亡。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这是古人所害怕的。交州各郡国是南方的土地，交阯、九真二郡已经失陷，日南孤立危急，存亡难以保全。合浦以北，百姓都动摇不安，因接连躲避劳役，很多人离散叛乱；而守备戍卒减少，威势镇服转而减弱，常常害怕一呼一吸之间又发生变故。过去海上的盗寇窥伺东部诸县，招得许多流离百姓；当地人熟悉海上航行，又习惯于过去的抄掠盗窃。如今腹背都有忧患，首尾困难重重，这正是国家朝廷的灾厄。实在应当停止营建工程，先作防备的计划，努力从事开垦种植，以救济饥荒匮乏；只怕农时将要过去，春耕已经晚了，发生战事的日子到来时，整顿严备还没有办好。如果舍弃这些紧急事务，竭尽力量从事工程，突然发生战乱等意外变化，就会不得不放下筑墙的劳役，去应付烽火报警的急务，驱赶满怀怨苦的百姓去面对刀刃的危险。这正是大敌借以取得资助的事情。如果只是固守，长久拖延，那么军粮必然匮乏，不等交战，战士就已经困顿了。过去太戊时期，庭院里长出了桑树和谷树，他因恐惧而修养德行，怪异之事便消失，殷国也兴盛起来。荧惑星停留在心宿，宋国认为这是灾祸；宋景公听从瞽史的话，荧惑星便退舍，景公也延长了寿命。修养自身的德行，可以感动异类；言语从口中发出，可以上通神明。臣凭愚昧蒙蔽的资质，错误地任职近署，不能辅助宣扬仁德恩泽，以感动神灵，仰面惭愧、俯首羞愧，无处容身。退下后伏地思考，荧惑、桑谷的灾异，是上天向两位君主发出的警示。至于其他细小的妖异，大概是门庭附近的小神所造成的。验证于天地，并没有其他变故；而征兆祥瑞前后多次降临。明珠已经出现，白雀接着出现，万亿年的福祚，实在是神灵所挺立的。以九州为住宅、天下为家庭，不应与编户百姓迁徙转移相同。况且如今的宫室，是先帝所营建的，选择土地、建立根基，并不是不吉祥。又杨市土地与宫室相连接，如果大工程最终完成，车驾迁往那里，门行之神也应当一同迁移；只怕长久以后未必胜过旧宫，屡次迁移而不能停留，反而会产生嫌疑。这正是愚臣日夜忧虑焦灼的原因。臣查阅《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建土木工程，不可以调发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举行重大事情，必然会有天灾。如今虽然没有调发诸侯，但调发诸侯的军队与调发军队没有不同。六月戊己日，土行正当旺盛，既然不可触犯；况且又是农忙月份，时令不可错过。过去鲁隐公在夏天筑中丘城，《春秋》记载了这件事，把它流传下来作为后世的警戒。如今修筑宫室作为长世的大根基，却违犯天地的大禁，重蹈《春秋》所记之事，废弃敬授民时的首要事务，臣以管窥之见，私下认为不安。又恐怕所征召的流民有人不到，讨伐他们就会废止劳役而兴起战事，不讨伐则日月渐久、拖延更加严重。假如全部来到，大众聚集服役，很少能没有疾病；况且人心安定就会心存善意，困苦就会怨恨叛乱。江南的精兵，是北方土地所难以抵挡的；如果想用北方十名士卒抵挡东方一人，天下尚未安定，实在值得深切忧虑。这样修成宫室，若死去、叛逃五千人，那么北军人数就会增加五万；若达到一万人，就会增加十万。患病者会造成死亡的损失，叛逃者会传播不好的言语，这正是大敌感到高兴的事情。如今正要在中原较量，以决定强弱，恰逢这个关头，对方得到好处而我方遭受损失，再加上劳累困顿，这正是英雄和智士深深忧虑的事情。

译臣听说先王治理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说国家还不是安宁之世；戒备尚且如此，何况敌人强大却忽视农业、忘记积蓄呢？如今虽然种植了不少作物，但间或遭遇大水淹没；其余保存下来的，也需要除草收获。然而长吏害怕上级规定的期限，亲自涉过山林，竭力砍伐木材，荒废农事、抛弃本业；士人百姓以及妻子儿女，身体羸弱却还要开垦种植，又薄弱得很，假如遇到水旱灾害，就永远没有收获。州郡现有的粮食，应当留待有事之时，却还要供给众多无业之人的日常食用，仰赖官府救济。假如上下都空虚匮乏，运输漕运不能供应，而北方敌人侵犯边疆，即使周公、召公再生，张良、陈平再出，也显然不能替陛下想出办法。臣听说君主英明，臣下就忠诚；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因此臣惶恐诚挚地冒犯天威，请求陛下垂怜省察。”奏疏上呈，孙皓没有采纳。《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二十八 戒责 魏 李秉家诫【李秉字玄胄，才智出众，受到当时人的推重。曾回答司马文王的询问，于是把这件事写成家诫说】过去我陪坐在先帝身旁，当时有三位长吏一同进见，临告辞出宫时，先帝说：“做官长，应当清廉，应当谨慎，应当勤勉修治。这三点都做到，还担心什么不能治理好呢？”三人都接受了诏命。出去以后，先帝回头对我们说：“这样相互告诫勉励，不正应当如此吗？”陪坐的众贤没有不称赞这个意见的。先帝又问：“如果这三点中必不得已只能先顾一项，哪一项应当放在前面？”有人回答：“清廉本来就是根本。”先帝又问我，我回答：“清廉和谨慎的道理，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成就；如果一定不得不有所取舍，谨慎应当更重要。清廉的人不一定谨慎，谨慎的人却必然会自己清廉。这也像仁爱的人必定勇敢，勇敢的人却不一定仁爱一样。所以《易经》称说‘扎紧口袋没有灾祸，借用白茅’，这些都是谨慎到了极点的表现。”先帝说：“你的话说得对。可以举出近代能够谨慎的人吗？”众人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于是举出已故太尉荀景倩、尚书董仲连、仆射王公仲，认为他们都可以说是谨慎的人。先帝说：“这些人早晚都温和恭敬，办事恪守职守，也各自体现了谨慎。然而天下最谨慎的人，恐怕只有阮嗣宗吧？每次同他说话，谈到玄远的道理，他从来不评论时事的是非和人物的优劣，真可以说是谨慎到了极点。” 我每每想到这番话，也足以把它作为明白的戒训。凡人行事，年轻时立身处世，不可不谨慎；不要轻易评论别人，不要轻易谈论事情。这样一来，悔恨和忧患从哪里产生，灾祸又从哪里到来呢？王昶告诫儿子【王昶为兄长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取名，都依据谦逊、真实的原则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兄长的儿子王默字处静、王沈字处道，自己的儿子王浑字玄冲、王深字道冲。于是写下戒文告诫他们说】做人的道理，对于子弟来说，没有比珍爱自身、保全品行，以此来显扬父母更重要的了。这三件事，人人都知道它们是善事，可是有些人却危害自身、败坏家庭，陷入灭亡的灾祸，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所尊奉、所沿袭的不是正道。孝敬、仁义，是各种德行的首要；实行它们，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孝敬可以使宗族安定，仁义可以使乡党尊重；这种德行在内心成就，名声就会在外部显著。人如果不能笃行最高的德行，反而背弃根本、追逐末节，就会陷入浮华，结成朋党。浮华会带来虚伪的牵累，朋党会带来彼此争斗的祸患。这两种弊端的戒训明白显著，可是重蹈覆辙的人越来越多，追逐末节也越来越严重，都是因为被当时的声誉迷惑，蒙昧于眼前的利益。富贵和声名，是人情所喜爱的，但君子有时得到它们却不居处其中，为什么呢？只是厌恶不由正道取得罢了。只怕人们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让，只知道欲求而不知道满足，所以遭受困窘羞辱的牵累，得到悔恨忧患的过失。古语说：如果不知道满足，就会失去所想要的东西。因此知道满足的满足，才是永远的满足。考察往事的成败，观察将来的吉凶，从来没有一个人干求名声、追逐利益而不满足，却能够保全世代、维持家业、长久保全福禄的。我想让你们立身处世、修行自身时遵循儒家的教诲，践履道家的言论，所以用玄、默、冲、虚来命名，希望你们看到名字就想到其中的意义，不敢违背越过。古时候，盘盂上有铭文，几案和手杖上有警诫，人们俯仰之间都能看到它们，用来使自己的行为不犯过错；何况如今名声已经形成，难道可以不加以警戒吗？事物若速成就容易迅速败亡，晚成则能善终。早晨盛开的花草，到了傍晚便凋零；松柏虽然茂盛，严冬也不衰败。因此，大雅的君子厌恶速成，警戒自己不要像阙党那样。就像范匄回答秦国使者时，武子打他，打断了他的委筓，是因为厌恶他掩盖别人的才能【《国语》说：范文子傍晚退朝，武子说：“为什么回来这么晚？”范文子回答：“朝中有秦国的客人庾辞，大夫们没有谁能够回答他。我知道其中三点。”武子发怒说：“大夫们不是不能回答，而是谦让父兄。你一个童子，却在朝廷上三次压倒别人；我若不在晋国，晋国灭亡就不远了。”于是用手杖打他，打断了他的委筓】。人有优点，很少有不自我夸耀的；有才能，很少有不自我矜持的。夸耀自己就会遮蔽别人，矜持自满就会凌驾于别人之上。遮蔽别人的人，别人也会遮蔽他；凌驾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凌驾他。因此，三郤在晋国被杀，王叔在周朝获罪，难道不都是矜夸自己的优点、好争强的过错吗？所以君子不自我称扬，并不是为了谦让别人，而是厌恶遮盖别人的行为。能够以屈作为伸，以谦让作为所得，以柔弱作为强盛的人，很少有不能成事的。毁誉、爱憎的根源，也是祸福发生的关键。因此圣人对此十分谨慎。孔子说：“我对于人，毁谤谁，赞誉谁呢？如果有所赞誉，一定是经过考察验证的。”又说：“子贡喜欢评论别人，赐啊，你就贤明了吗？我没有这个闲暇。”连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怎么能轻易毁誉别人呢！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兄长之子说：“听到别人的恶名，应当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可以听到，却不可以说出口。”这种警戒已经达到极点了！有人毁谤自己，应当退下来在自身寻找原因；如果自己确有可供毁谤的行为，那么对方说得对；如果自己没有可供毁谤的行为，那么对方就是妄言。说得对，就不必怨恨对方；是妄言，也不会损害自身，又何必反过来报复呢？况且听到别人毁谤自己便愤怒，是厌恶丑恶的声名加到自己身上；自己报复，反而会使事情更加严重，不如默默地自我修养。谚语说：“抵御寒冷没有比穿厚皮衣更好的，止息毁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这话确实可信！即使与议论是非的人、凶险的人接近尚且不可，何况还要同他们争辩呢？那危害就更深了！虚伪的人，说话不以道义为根本，行为也不顾及自己的言语；他们的浮浅本来容易辨识，但世人仍然会被迷惑，还是不以言语和行为来检验他们。近来济阴的魏讽、山阳的曹伟，都因邪曲而败亡，迷惑当世，包庇奸邪，驱使后生；虽然已经受到斧钺刑罚，成为很大的警戒，但他们所造成的污染毕竟已经很多了，怎么能不谨慎呢？

译至于山林中的隐士，以及伯夷、叔齐一类的人，甘愿在首阳山长期挨饿，安然在绵山赴火而死，虽然可以用来激励贪婪、整肃风俗，但圣人不会这样做，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如今你的先人世代享有冠冕，以仁义为名，以谨慎自守著称；在闺门之内奉行孝悌，在师友之间致力于学习。我和当时的人共事，虽然出仕与退隐不同，但各人都有可取之处。颍川郭伯益，爱好崇尚通达，聪敏而有才智；他的为人，宽宏旷达不足，轻视权贵却有余。遇到他认为是人才的人，便像山一样看重；遇不到这样的人，就像草一样轻视。我根据自己的了解，亲近他、喜爱他，却不愿儿子成为这样的人。北海徐伟长，不经营高尚的名声，不追求苟且所得，淡泊自守，只以道义为务；他有所是非判断时，便借古人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当时不对人作褒贬。我敬重他，希望儿子以他为师。东平刘公干，博学而有高才，诚实守节而有远大志向；但性情行为不够平和，少有拘束顾忌，优点和缺点足以相互抵偿。我爱惜并敬重他，却不愿儿子仰慕他。乐安任昭先，性情淳厚纯正，奉行正道，内心敏锐而对外宽恕，处处推让、恭敬谦让；身处污秽之地也不躲避，外表怯弱而内心有义有勇，在朝廷任职时能够忘却自身。我与他交友，认为他善良，希望儿子遵循他。若能由此推演扩充，触类旁通、由一端推广到其他方面，你大概就可以举一反三了。等到你使用财物时，要先顾及九族；施舍财物要以周济急难为要；出入往来要记着故旧老人；发表议论要以不贬低别人为贵；出仕做官要崇尚忠节；选取人物要务求道德和实际才能；处世要戒除骄奢淫逸，不要因贫贱而忧戚，谨慎对待自己的进退，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宜，并且增加九种思考。做到这些罢了，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王基告诫司马景王的书信【司马景王刚开始主持政务，王基写信告诫他说】天下广大，政务极其繁多，实在不能不兢兢业业，坐着等待天亮。志向端正，各种邪念就不会产生；内心安静，各种事务就不会躁急；思虑审慎而后决定，教令就不会烦琐；亲近任用忠良，远近的人就会协同归服。所以应当知道，和睦远方在于自身，安定众人在于内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都是一时的正直之士，质朴刚直而没有浮华之心，可以同他们共同处理政务。景王采纳了他的意见。吴 孙和告诫不要博弈 群臣陪侍宴饮，谈话涉及博弈，孙和认为博弈妨碍事务、浪费时日，对实际使用没有益处；劳损精神，耗费思虑，最终又一无所成，不是用来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积累功绩的方法。况且有志之士珍惜时间、爱惜精力，君子仰慕远大的事业，景仰高山和高尚的德行，以自己不能达到更高境界为羞耻。天地长久，而人生活在其中，正如白驹过隙一般短暂；年岁一旦老去，荣华便不会再来。人们所忧虑的事情，凡是都在于情性上不能割舍；如果真能断绝无益的欲望，用来奉行德义之路，抛弃不急迫的事务，用来修筑功业的根基，那么对于名声和品行，难道不是好事吗？人情仍然不能没有嬉游娱乐，而娱乐的爱好也在饮宴、琴书、射御之间，何必一定要博弈才算欢乐呢？于是命令陪坐的八个人各自撰写文章来纠正这种风气。中庶子韦曜于是退下写成奏论，孙和把它拿给宾客看。当时蔡颖喜好下棋，值班在官署的人颇有仿效他的，所以孙和借此讽谏他们。《三国志文类》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九 荐称 魏 后汉张超向朱隽推荐袁遗 袁遗有超越当世的美德，有经世济时的才量。他忠诚、诚信、明达、正直，本来就是上天所纵任的；至于博览群书、综合掌握诸家学说，登高能作赋，见到事物便能知其名称。如今寻求这样的人，远远没有可以与他匹敌的。太祖称赞荀攸 我和荀公达交游二十多年，没有一点可以非难他的地方。又说：“荀公达，真是贤人。正是所谓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并且能够以此取得成就的人。”孔子称赞晏平仲善于同人交往，交往久了反而更加敬重他。公达就是这样的人。又称赞荀氏父子二人 《傅子》说：“有人问近世的大贤君子，回答说：‘荀令君的仁德，荀军师的智慧，这可以说是近世的大贤君子了。’荀令君凭仁德树立德业，凭明察举荐贤才，行为不谄媚、不污秽，谋略能够适应时机。孟轲称说：‘五百年会有圣王兴起，在这期间必定有承受天命、闻名于世的人。’大概就是荀令君吧？太祖称说：‘荀令君发现善行、进用善人，做不到不停止；荀军师除去恶行、罢黜恶人，做不到不停止。’” 孔融推荐祢衡的书信【祢衡字正平，建安初年，从荆州向北游历都城，依仗才华而傲慢放纵，褒贬人物过分，见到不如自己的人便不与交谈，众人因此都憎恶他，只有少府孔融认为他的才华高贵，上书推荐他说】他资质善良而坚贞明亮，才华杰出卓异。刚开始接触艺文，就已经登堂窥见其中奥妙。眼睛一看到的，立即能诵说出来；耳朵暂时听到的，也不会忘在心里。他的性情与大道相合，思考仿佛有神助。以弘羊的心算、安世的默记来衡量祢衡，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先贤行状》称赞毛玠 《先贤行状》说：“毛玠高雅明达而公正，在官任上清廉谨慎。他主管选举，提拔坚贞朴实的人，斥退浮华虚伪的人，进用谦逊有德行的人，抑制阿谀结党的行为。各位主管官员治理百姓，功绩不显著而私人财产却很丰厚的，都免职、贬黜、停职或废弃，长期不再选用。当时四海一致响应，没有谁不勉励自己的品行。于是，卸任归来的长吏都面容污垢、衣着破旧，常常乘坐柴车；军吏进入官府，穿着朝服徒步而行。人们把他们比作饮用壶中之水的清洁，把各家比作濯缨的操守。尊贵者没有污秽欲望的拖累，卑贱者断绝了求取奸利贿赂的念头。上面的官吏清廉了，下面的风俗也随之改变。百姓直到现在还称颂他。” 《傅子》称赞何曾、荀顗以孝敬奉养双亲 《傅子》称赞何曾和荀顗说：“能够用文王之道侍奉父母的，是颖昌的何侯吧？是荀侯吧？古代称赞曾参、闵子骞，今天则说荀氏、何氏。他们对内竭尽自己的心力侍奉父母，对外崇尚礼让来对待天下人。孝子是百世的宗范，仁人是天下的根本。能够实行仁孝之道的人，就是君子的表率。” 王象推荐杨俊【王象任散骑常侍，推荐杨俊说】我私下观察南阳太守杨俊，他秉有纯粹美好的资质，具有忠诚严肃的宏大器量；以仁德足以养育万物，以笃实足以感动众人；能够提携后进，施以惠训而不知疲倦；外表宽厚，内心正直，仁慈而有决断。他自从开始出仕以来，所任职之处都能使教化流行；再次任南阳太守，恩德流布显著，邻近地区和不同党类的人，都背负孩子来到他的辖境。现在他恪守清静，无处施展自己的才智，应该调回朝廷，在京城效力，宣扬皇帝的事业。谢子微称赞许劭 召陵人谢子微才高而见识深远，十八岁时见到许劭，便叹息说：“这真是世上罕见、超出众人的伟大人物啊！”许劭起初在卖头巾的店铺中发现樊子昭，从牧童中选拔出虞永贤，在乡里召用李叔才，从骑马的小吏中提拔郭子瑜，举荐杨孝祖，举荐和阳士兹。这六个人，都是当世美好有德的人。其余处于中等的士人，有的因他举荐而不再困滞，有的在年幼时便因他而显达，没有谁不依赖许劭顾念、赞叹所带来的荣耀。凡是他提拔培养、使之显达而成就美德的人，无法全部记载。他探察揭露虚伪的行为、压抑减损虚浮的名声，即使周朝的单襄公也没有超过他。许劭的同宗许栩沉溺于荣华名利，后来做到司徒；全宗族的人无不匍匐在许栩门下，承受他的风气而奔走，官职靠贿赂获得。只有许劭不曾经过他的门。广陵徐孟本来到临汝南，听说许劭声名很高，请求担任功曹。贪婪暴虐的人被放逐，清廉之士充满朝廷。袁绍是公族子弟而且喜好名声，任濮阳县长时，弃官返回，有副车和随从骑兵将要进入郡界，袁绍于是叹息说：“我的车舆服饰，难道可以让许子将看见吗？”于是乘单车返回。他被征召为公府属官，授任鄢陵令，征召他任方正等职，他都没有接受。后来为躲避战乱到了江南，所经过的地方，必定像鸟一样盘旋观察后才停留，最终死在豫章，当时四十六岁。孟达推荐王雄【安定太守孟达推荐王雄说】我听说，明君把任用贤才作为事业，忠臣把进荐善人作为功效。所以《易经》称“拔茅连茹”，《左传》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我不自量力，私下仰慕这种道义。我过去因为人才缺乏，错误地充任部属职务。当时涿郡太守王雄任西部从事，与我同僚。王雄天性善良，果断而有谋略，历任三县，政绩成就、民众和睦。等到担任近职，奉行宣扬威势与恩德，安抚怀柔很有方法，清廉谨慎，奉法办事。我前些年出使，经过王雄所辖郡地，他亲自说自己特别受到陛下拔擢的恩典，常常砥砺节操、精勤职守，一心想着以献身来报效；言辞激昂，情意恳切。我虽然愚昧，不能辨识真假，却认为王雄兼有文武才干，忠烈的性情超过同辈。如今涿郡管辖的户数只有三千，孤儿寡妇之家占了一半，北面又有守兵和藩卫的坚固防备，实在不足以舒展王雄的才力、发挥他的勤劳干练。我受恩深厚，却没有办法报效国家，不能胜任于此的恳切浅见之情，谨冒昧陈述。诏书说：“从前萧何推荐韩信，邓禹进荐吴汉，只有贤人才能知晓贤人。王雄有胆略、智慧和文武才能，我早已知道。现在先让他参与散骑的选任，暂且使他在我门下稍作任职、了解施政方针，便要重用他。” 天下的士人，都希望让他们先历任散骑，然后再出任州郡长官，这正是我的本意。”

译张既称赞毋丘兴的表章 雍州刺史张既上表说：“河右地区偏远，遭受丧乱已经很久。武威处在各郡交通的要路上，是沟通咽喉、掌握关键的地方，加上汉人和夷人杂居，屡次发生兵乱。代理太守毋丘兴到任后，对内抚慰官吏百姓，对外安抚羌胡，终于使他们柔顺归附，为官府效力。黄华、张进最初图谋叛乱，煽动左右人众。毋丘兴志气忠烈，面临危难也不顾自身，为将领、校尉以及汉夷百姓陈说祸福，谈到这些便流泪。当时男女万余人，全都心怀感动激奋，宁可身体毁伤、头发散乱，也发誓尽心致命。不久，他率领精兵逼迫张掖，救出并拔取领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张睦，以及张掖的番和、骊靬二县的官吏百姓和郡中杂胡，抛弃恶行而归附毋丘兴。毋丘兴全都安抚救济他们，使他们尽力务农。毋丘兴每到一处，都竭尽心力，确实是国家的良吏。殿下即位后，留心处理万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善行，必定给予赏赐记录。我谨遵圣旨，指陈此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赵孔曜推荐管辂 安平人赵孔曜向冀州刺史裴徽推荐管辂说：“管辂天性宽大，与世人没有什么嫌隙；仰观天文，便能与甘公、石申的精妙相同；俯览《周易》，则可与季主的思考相匹敌。如今明使君正向幽深的草野垂注神思，在九皋之地留心访求人才，管辂应当得到阴阳和气的感应，赶上任用羽仪的时机。”裴徽于是征召他为文学从事。《三国志文类》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三十 荐称 魏 陈群推荐管宁 我听说，王者彰显善人来消除恶行，所以商汤举用伊尹，不仁的人便远离。我私下看到被征召的北海管宁，行为可以作为世人的表率，学问足以做人师；清廉节俭足以激励污浊，坚贞正直足以矫正时俗。以前虽然征召过他，但礼数还不够优厚。过去司空荀爽在家中被授任光禄，前代大儒郑玄便被授任司农。如果增加完备的礼仪，大概一定可以招致他。到那时请他到西序，坐在那里谈论治道，他一定能够阐明古今，对宏大的教化有所裨益。陶丘一等人推荐管宁【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推荐管宁说】我听说，龙凤隐藏光辉，是应合德运才来到；明哲之士潜藏退隐，是等待时机才行动。因此鸑鷟在岐山鸣叫，周朝的治道便兴盛；四皓出来辅佐，汉帝便得到安宁。我私下看到太中大夫管宁，应合天地二气的中和，汇集九种德行的纯美；内含文采而资质朴素，像冰一样洁净、像深渊一样清澄；玄妙虚静、淡泊自守，与大道逍遥相游；以黄老之学娱悦心志，以六艺放游志趣；学问登堂入室，穷究其中奥妙，把古今之事藏在胸怀，包握道德的关键。中平年间，黄巾纵横，华夏倾覆动荡，王纲松弛，于是他躲避时乱，乘木筏渡海，羁旅辽东，三十多年。在《干》卦的姤时，隐藏形迹、收敛光芒，嘉美地退隐以养浩然之气，蕴藏儒墨学术，潜移默化，使旁流异俗也受到影响。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遍访群臣，想求俊杰贤能，所以司徒华歆举荐管宁，他应公车之选，特别征召，从远方振翅而来。途中遭遇屯难，又染疾病，于是授任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奖赞美他的德行，升任他为光禄勋。管宁疾病加重，未能进献治道。如今管宁旧病已经痊愈，年已八十，志气没有衰退倦怠；环绕着简陋的柴门，安卧在偏僻小巷，靠卖饭和粥糊口，隔日才吃一餐，吟咏诗书，快乐依旧不改。他身处困境却能通达，遭遇灾难必能渡过，经历危难、踏涉险阻而不改变节操；他的声誉如金声玉色，时间越久越加彰明。考察他的始终，大概是上天所保佑的人，应当辅佐大魏，辅助成就太平和乐。朝廷官职还有空缺，群臣都寄予希望。从前高宗刻画贤人形象，营求贤哲；周文王用龟甲占卜来寻求贤佐。何况管宁是前朝所表彰的人，名声德行早已显著，却长期闲居，直到现在还没有及时征召，这不是奉行明君训示、继承前代志业的做法。陛下登上帝位，继承宏大基业，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提升，超过周成王；每次发布德音，都动辄咨询师傅。如果继承二祖招贤的旧典，以宾礼接待俊杰，来扩大和成就济济一堂的教化，就可以与前代相等。管宁清高淡泊，足以比拟前代贤人；德行卓越，天下没有匹敌者。遍观前代，奉命以玉帛征召的申公、枚乘、周党、樊英之流，考察他们的渊源，观察他们的清浊，也没有像管宁这样砥砺风俗、独守正道的。实在应当用束帛加璧，备齐礼仪征聘他，再授给几杖，延请他登上东序，陈述典籍，坐而论道；对上可以匡正天象、协和皇极，对下可以使众生富足、伦理秩序井然，必定能够显示光彩、增益大化。如果管宁固执如磐石，守志于箕山，追随洪崖的踪迹，与巢父、许由并列，这也足以使圣朝与唐虞相合，优待贤者、彰扬其名，声名流传千载。虽然出仕与退隐道路不同，俯仰之间的形态有别，但至于兴起治理、改善风俗，其道理是相同的。于是特意准备安车蒲轮，带上束帛和玉璧，前去征聘他。桓范推荐徐宣 我听说帝王任用人才，要根据时代需要授予相应才能。争夺天下的时候，以策略为先；天下大体分定以后，以忠义为首。因此晋文公采用舅犯的计策，却赏赐雍季的意见；汉高祖采用陈平的智慧，却把身后大事托付给周勃。我私下看到尚书徐宣，具有忠厚的品行，秉持正直明亮的性情；清雅自守，不拘泥于世俗，坚定不易动摇，有安定社稷的气节。他历任州郡官职，所到之处都称职。如今仆射一职空缺，徐宣代理掌管后续事务，承担腹心重任，没有比徐宣更合适的人了。皇帝于是任命徐宣为左仆射。卢钦称赞徐邈 徐公志向高远、品行清洁，才学广博，气概刚猛；他施行这些品德时，志向高却不急躁，清洁却不孤介，博学却能守约，刚猛却能够宽厚。圣人认为清廉是难事，而徐公却把它当作容易做到的事。有人问卢钦：“徐公在武帝时期，人们认为他通达；自从他在凉州任职到返回京师，人们又认为他孤介，为什么呢？”卢钦回答说：“过去毛孝先、崔季珪等人当权，尊崇清白质朴之士，当时的人都改变车马服饰来求取高名，而徐公不改变平常的样子，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近来天下奢侈浮靡，彼此转相仿效，而徐公平素的崇尚始终如一，不与世俗相同，所以过去所谓的通达，便成了今日所谓的孤介。这说明世人没有常性，而徐公却有常性。” 蜀 秦宓给刘焉写奏记，推荐任定祖【任定祖字子勅，是广汉绵竹人，年轻时就有才学，州郡征召任命，他都称病不去；于是给州牧刘焉写奏记，推荐这位儒士任定祖】从前百里奚、蹇叔凭年老而制定策略，甘罗、子奇凭少年而建立功勋，所以《尚书》赞美黄发老人，而《易经》称许颜渊；由此本来就可以知道，选拔士人、任用才能，不拘泥于年龄长幼，这是很明白的。近年来，天下察举的人，大多英俊杰出，却遗漏年长者；众人的议论不一致，赞成和反对各占一半。这只是太平时代的从容举措，不是乱世的急务。想要挽救危局、安抚乱世，修养自身来使百姓安定，就应当选拔卓越超群、志趣与时代不同的人，使邻国震惊、四方震动；对上符合天意，对下合乎人心。天人既然和谐，内心又没有愧疚，即使遭遇凶乱，又有什么可忧虑、可畏惧的呢？从前楚国叶公喜欢龙，神龙便下凡；连虚假的爱好都能感动上天，何况真实的品德呢？如今处士任安有仁义，正直之道的声名流传四方；如果现在察举他，全州都会归服。从前商汤举用伊尹，不仁的人便远离；何武贡举二龚，二人的声名载入史册。所以有人贪图寻常的高峰，却忽视万仞高的嵩山；喜欢眼前的装饰，却忘掉天下的声誉。这确实是古人所重视和谨慎的。刚想凿石寻找玉、剖蚌求珠，如今随侯珠与和氏璧已经光彩显现，宛如明亮的太阳，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当然知道白天不必拿烛，因为太阳本有余光；但我这片诚恳的心意，仍想冒昧陈述自己的见解。彭羕推荐秦宓【秦宓字永年，广汉人。彭羕向太守许靖推荐同郡人秦子勅说】

译从前高宗梦见傅说，周文王寻求吕尚，后来汉高祖又从平民中接纳郦食其；这正是帝王创立事业、传承基业、光大功业的原因。如今明府考察古代治国之道，诚信地执掌神明之政，具备公刘的德行和不剪伐的恩惠，清庙之作由此开始，褒贬之义也由此兴起。然而，辅佐羽翼还没有齐备。我私下看到隐士绵竹秦宓，具有山甫的德行，履行隽生的正直；枕石漱流，吟咏诗书，安处于仁义之路，淡泊于浩然之境；气概高尚、节操高洁，守护本真而不亏损，即使古代隐遁之士，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如果明府能够招致此人，一定会有忠诚正直、卓然不群的声誉，建立丰厚功业和利益，留下建功立业的勋绩；然后把功绩记录在王府，使声名传到后世，不也是美事吗？” 桓温推荐谯秀【谯秀性情清静，不与世俗交往，知道将有大乱，预先断绝人事；堂兄弟以及各位亲戚乡里都不与他相见。州郡征召任命，以及李雄盗据蜀地后用安车征召谯秀，还有李雄的叔父骧、骧的儿子寿征召任命他，他都没有答应。他常穿鹿皮衣，亲自耕作于山林。永和三年，安西将军桓温平定蜀地，上表推荐谯秀说】我听说，大道的质朴已经亏损，高尚之士的标榜才显现；道义衰败、时世昏暗，忠贞的意义才彰明。因此上代的君主没有不崇尚重视这条道路的，用来敦厚风俗、教导百姓，使争逐的风气归于安静统一。我恭敬地想，大晋应合天命治理天下，国运并非总是通达，时势也有屯难。神州成为废墟，天下三方分裂。罗网中再也听不到兔罝之歌，空旷山谷中也听不到白驹之诗。这正是有识之士痛心、大雅之士叹息的事情。陛下以圣德继承兴起，正要恢弘上天赐予的基业。我过去奉命在西土办事，鲸鲵既已被诛灭，便想宣扬大化，访问故老，搜求隐逸，希望在羿、浞作乱的废墟中寻访武罗，在齐国灭亡的境地想见王蠋。我私下听说巴西谯秀，立身操守坚贞稳固，怀抱美德而深深退隐。当时他在世上扬清激浊，皇极却遭遇道义消亡的危机，百姓经历颠沛流离的艰难。中原有顾望哀伤，却没有幽谷之鸟迁往高木的希望。凶恶的征召屡次到来，奸邪的威势仍然逼迫。自身寄托在虎口之中，危急如同朝露，他却能抗守节操、如玉挺立，发誓不接受屈辱。闭门绝迹，不与伪朝相见。进则没有遭遇龚胜以死守节的祸患，退则没有受到薛方巧言回答的讥讽。即使商山四皓隐居商洛、管宁默默隐居辽海，拿他们同谯秀相比，大概也没有超过如今西土的谯秀；西土以此作为美谈。表彰德行、礼敬贤才，是教化之道首先要做的事；崇尚、表扬特殊节操，是圣哲最重要的事务。如今天下还没有安定，豺狼当道，遗民苟且偷薄，正义的声誉听不到。更加应当振兴道义之士，以纠正流亡退隐的弊病。如果谯秀能够接受束帛征召，就足以镇定衰颓的风气，规范教导喧嚣的世俗。偏远之地仰望这种风化，九服都会知道教化了。吴 周昭称赞步隲等人的书信【颍川人周昭著书称赞步隲、严畯等人说】古今贤士大夫之所以丧失名声、丢掉性命、倾覆家业、危害国家，原因并不只有一个。然而概括其根本，归纳他们通常的祸患，不过四种罢了：急于议论，是第一；争夺名声权势，是第二；看重朋党，是第三；追求速成，是第四。急于议论就会伤害别人，争夺名势就会败坏朋友，看重朋党就会蒙蔽君主，追求速成就会丧失德行。这四种弊病不除，没有人能够保全。当世君子中能够不这样做的，也常常有，难道只有古人才有吗？但要说特别卓异的，还不如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奋威做得好。《论语》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又说“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顾豫章具有这些品德。望着他庄严可敬，接近他却很温和，听他说话又严厉，诸葛使君体现了这些品德。恭敬而安详，有威严却不凶猛，步丞相实行了这些品德。不求禄位而学习，内心没有苟且求取，严卫尉、张奋威践行了这些品德。这五位君子，虽然实际德行有所差别，轻重也不相同，但至于取舍的大节，都不触犯这四种弊病，所遵循的道理是一致的。从前丁谞出身孤寒之家，吾粲出身牧童，顾豫章宣扬他们的善行，使他们与陆全并列，因此没有人会被埋没，风俗也因而敦厚。使君、丞相、卫尉三位君子，从前还是平民时便彼此友好，各种评论的人于是分别叙述他们的优劣，起初先列卫尉，其次丞相，最后是使君。后来他们一同侍奉明主，经营世间事务，出仕与退处的才能有所不同，名次先后也必须反过来，这正是世俗常人的判断最勤快、最浅薄的地方。至于三位君子分别交好，最终没有任何损害，难道不正是古人所说的交友吗？又有鲁横江从前统率万名士兵，屯驻陆口，这是当时的美好功业。谁不希望自己能做到，谁又做不到呢？但横江死后，卫尉应召接受这一职位，却认为自己不是将帅之才，深深辞谢，坚决谦让，最终没有就任。后来他升任九卿，迁任掌管八座尚书事务的官职，荣誉不足以自我炫耀，俸禄不足以自我供养。至于另外两位君子，都位居上将，极富极贵。卫尉既没有欲求，另外两位君子又不称扬荐举他，各自守持自己的志向，保全自己的名声和交情。孔子说：“君子矜持而不争斗，合群而不结党。”这正是有风范啊。张奋威的名望，也排在三位君子之后。当一方边境的守将，接受上将的任命，与使君、丞相没有不同。然而历经国事、评论功劳，确实有先后，所以爵位的荣宠有所差别。张奋威将要处在这种地位时，能够明白自己的分际，心中没有失道的欲望，办事没有求取充盈、害怕不足的心态。他每次登上朝堂，都遵循礼法而行动；言辞正直，毫不隐讳，无不以忠心为原则。叔嗣虽然亲近而尊贵，他仍然直言指出其失败的忧患；蔡文至虽然疏远而卑微，他仍然谈论并称赞他的贤能。女儿嫁给太子，他接受礼仪时却像接受吊唁一样，慷慨激昂的志趣十分笃定，因此成就了人物。各种成败得失，都如他所忧虑的那样，可以说是守持正道、洞察时机、喜好古道的人。至于治理国家、统率军队，在奔驰驰骋之间建立霸王功业，这五个人还没有超过常人。至于品行纯粹、履行正道，不苟且求取，随着世事升降而始终保全名声品行，超然绝俗，实在有值得效法之处。因此粗略论述他们的事迹，来给后来的君子看。《三国志文类》卷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一 劝说 魏 荀彧劝太祖平定兖州【荀彧字文若，起初离开袁绍跟随太祖，太祖非常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子房啊！”任命他为司马。太祖征讨陶谦，任荀彧留守处理事务。荀彧防备张邈使兖州反叛、暗中迎接吕布。兖州各城都响应吕布。太祖从徐州回来攻打吕布，吕布向东逃走。太祖军队驻扎乘氏，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情况。陶谦死后，太祖想乘机夺取徐州，然后回来平定吕布。荀彧劝太祖说】晋高祖保有关中，光武帝占据河内，都是深深巩固根本来控制天下，进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坚守，所以即使遭遇困顿失败，最终也能成就大业。将军本来凭兖州首先起兵，平定崤山以东的祸乱，百姓没有不归心悦服的。况且河济地区是天下的要地，如今虽然残破，仍然容易用来保全自己，这也是将军的关中、河内，不可以不先行平定。现在已经击破李、封和薛兰，如果分兵向东攻打陈宫，陈宫一定不敢向西顾望；趁此机会整顿军队收割成熟的麦子，约束粮食、积蓄谷物，一举便可以击破吕布。击破吕布以后，再向南联合扬州，共同讨伐袁术，进逼淮水、泗水一带。如果舍弃吕布向东进军，多留军队就兵力不足以使用，少留军队则百姓都会守城，使我们不能砍柴取粮；吕布乘虚来袭，百姓的心更加危险。那样只有鄄城、范县、卫国可以保全，其余地方都不再属于我们，这就是失去兖州了。如果徐州也不能平定，将军将要安身归往哪里呢？况且陶谦虽然死了，徐州却不容易灭亡。他们会鉴于往年的失败，因恐惧而结成亲近关系，彼此内外呼应。如今东方各地都在收割麦子，一定会坚壁清野等待将军。将军攻打不能攻破，掠取又没有收获，不出十天，十万大军还没有交战就会自行困乏。先前讨伐徐州时，威势和刑罚都施行了；徐州人的子弟想到父兄所受的耻辱，必定人人自行守卫，没有投降的心。即使能够攻破徐州，也还不能占有它。事情本来有舍弃这个而取得那个的情况，以大换小可以，以安定替代危险可以，权衡一时形势而不担心根本不牢固也可以。如今这三件事都没有好处，希望将军仔细考虑。”太祖于是停止进攻，广泛收割麦子，又同吕布交战，分兵平定各县。吕布败走兖州，兖州于是平定。又劝太祖迎接汉献帝【建安元年，太祖击破黄巾，汉献帝从河东返回洛阳，太祖商议奉迎天子，准备定都许县。荀彧认为山东尚未平定，韩暹、杨奉刚刚带天子到洛阳，北面又联合张杨，暂时不能迅速制伏。荀彧劝太祖说】从前汉高祖向东征伐，为义帝穿丧服，天下便归心。自从天子流离播迁，将军首先倡导义兵，只因山东扰乱，不能远赴函谷关以西；但仍然分派将帅，守险设防、沟通使者。虽然在外面抵御灾难，内心无不在王室，这正是将军匡救天下的一贯志向。如今天子的车驾回转，义士有保存根本的愿望，百姓感念旧日而更加悲哀。如果趁此时奉迎主上，以顺应百姓的愿望，是大顺；秉持至公来使豪杰归服，是大略；扶持宏大的正义来招致英杰，是大德。天下即使有叛逆之节，也一定不能成为祸害，已经很明显了。韩暹、杨奉难道敢于作乱吗？如果不及时平定，四方就会生出异心，后来即使忧虑，也来不及了。”太祖于是到洛阳迎接天子，定都许县。荀攸等劝太祖进爵魏公、接受九锡【建安十八年，天子策命曹公为魏公，加赐九锡，诏令说：“授予九锡、广泛开拓土地，周公就是这样的人。汉朝的异姓八王，与高祖一同从平民起兵，创立并安定帝王事业，功劳极大，我怎么可以同他们相比呢？”曹公前后推让三次，于是谢亭侯荀攸等人劝他接受进爵】自古以来，三代把土地分封给功臣，接受天命而兴起、中兴时封爵授禄以辅佐君王，都是为了褒奖功劳、赏赐德行，成为国家的藩篱屏障。从前天下崩乱，群凶豪杰纷纷兴起，颠覆、越权、跋扈的危险，实在不忍言说。明公奋不顾身地出兵赴难，诛灭二袁篡夺盗窃的叛逆，消灭黄巾贼乱之类，灭除首恶，扫除荒秽，在霜露中奔走二十多年。自有文字契券以来，还没有这样的功劳。从前周公承接文王、武王的事业，接受已经成就的基业，高枕安坐、执笔处理事务，拱手揖见群臣，平定商奄只用了不到两年。吕望凭借天下三分而有其二的形势，占据八百诸侯的势力，暂时执掌旄钺，一时之间指挥军队。然而他们都大规模开拓土地，跨州兼并诸国。周公的八个儿子都成为侯伯，使用白牡、骍刚祭祀天地，典章制度和器物礼制都仿效王室，荣宠显赫盛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到了汉朝兴起，辅佐受命的功臣张耳、吴芮，功劳十分微薄，也能连城开地，面南称王。这些都是明君贤主在上面实行，贤臣圣相在下面接受。三代的良法、汉帝的明制，如今比较劳绩，周公、吕望还显得轻松；计算功劳，张耳、吴芮还很微小；论制度，齐、鲁封国更重；说土地，长沙国还更多。既然如此，那么魏国的封爵、九锡的荣宠，比起过去的赏赐，仍然像怀抱美玉却身穿粗布一样。况且列侯诸将有幸攀附龙骥，得到一点微小功劳，佩紫绶、怀金印的人大概有数百个，也将因此把名声传到万世。而明公独自在上面推辞赏赐，会使下面的人心怀不安，在上违背圣朝的欢心，在下又失去士人官僚的最大愿望；忘掉辅弼的大业，却相信匹夫的小节，这是我等最为恐惧的。于是曹公命令对外只作奏章，表示只接受魏郡。荀攸等又说：“我等看到，魏国最初受封，是圣朝深思熟虑、咨询群臣之后才发布诏命。然而明公长期违背皇上的旨意，不立即接受大礼。如今既然已经奉行诏命，符合众望，却又想辞多受少，九种赏赐只接受一种，这仍然等于汉朝的赏赐没有施行，而我等的请求也没有得到允许。过去齐、鲁封国，全部占有东海的疆域，井田赋税有四百万家，根基隆盛、事业广大，容易建立功勋，所以能够成就辅翼拥戴、匡正天下的功绩。如今魏国虽然名义上有十郡，仍然比曲阜还小；计算户数，不到齐、鲁的一半，用来藩卫王室、建立城垣屏障，仍然不足。况且圣上看到亡秦之后无所补益的祸患，惩戒过去动荡的艰难，所以托付建立忠贤之国，来挽救废坠的事业。” 希望明公恭敬地接受皇帝的命令，不要拒绝违背。”曹公于是接受了命令。田丰劝说袁绍【袁绍与曹公在官渡相持，田丰劝他说】

译曹公善于用兵，变化没有定规，军队虽然少，也不能轻视。不如用持久战拖住他。将军依凭山河险固，拥有关中以北四州的军队，对外结交英雄，对内修治农业和战备，然后选取精锐，分成奇兵，乘敌空虚接连出动，扰乱黄河以南。敌人救援右边，我们就攻击左边；救援左边，我们就攻击右边，使敌人疲于奔命，百姓不能安居从事生产。我们没有劳累，而敌人已经困顿，不到两年，便可以坐等取胜。如今放弃庙堂中谋划胜负的策略，而把成败决定在一场战斗中；如果不能取胜，后悔也来不及了。”袁绍没有听从。傅巽劝刘琮归附太祖【越嵩以及东曹掾傅巽等人劝刘琮归附太祖，刘琮说：“如今我和诸位凭借整个楚地，守护先君的事业，来观察天下形势，有什么不可以呢？”傅巽回答说】逆与顺有根本的道理，强与弱有确定的形势。以臣子的身份拒绝君主，是逆；凭新近建立的楚地抵抗国家，形势上不能相当；凭刘备去对抗曹公，也不能相当。这三方面都处于劣势，却想凭此抵挡王师的锋芒，是必然灭亡的道路。将军自己估量一下，和刘备相比怎么样？”刘琮说：“我不如他。”傅巽说：“如果果真认为刘备不足以抵御曹公，那么即使保有楚地，也不足以保全自己；如果果真认为刘备足以抵御曹公，那么刘备就不会居于将军之下。希望将军不要疑惑。” 阎忠劝说皇甫嵩【中平元年，车骑将军皇甫嵩已经击破黄巾，威势震动天下。阎忠当时罢任信都令，便劝皇甫嵩说】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的，是时机；时机已经到来却不能立即行动的，是机会。所以圣人常常顺应时势而行动，智者必定凭借机会而有所作为。如今将军遭逢难得的时运，踏上容易解决的机会，却不能安抚残余势力，面对机会又不行动，将凭什么享有大名呢？嵩说：“该怎么办呢？”忠说：“天道对谁都不特别亲近，百姓拥戴有才能的人。所以有高人功业的人，不应接受庸主的赏赐。如今将军在初春接受符节，至年末冬季建立功业，用兵神速，谋划从不需要重复计议。短短十个月间，神兵如闪电般扫荡，攻取坚固城池比折断枯木还容易，摧毁敌军比热汤融雪还迅速。席卷九州，诛灭三十六万黄巾军，铲除了邪恶和祸患。有人会为将军封户刻石，面向南方报答恩德；威势震动朝廷，声名像风一样传到海外。因此群雄回头观望，百姓踮足仰望。即使是汤、武的功业，也没有比将军更高的。自身建立了高人的功业，却向北面事奉庸主，将凭什么谋求安定呢？”嵩说：“心中没有忘记忠义，为什么会不安呢？”忠说：“不是这样。从前韩信不能忍受一顿饭的恩遇，却放弃了三分天下的利益，拒绝了蒯通的忠言，忽视了鼎足而立的形势。等到利剑已经抵住他的喉咙，才叹息后悔，所以被一个妇人所生的孩子烹杀。” 如今主上的势力比刘邦、项羽时还弱，将军的权势却超过淮阴侯韩信；指挥军队可以震动风云，叱咤之间足以兴起雷电。应当显赫奋发，趁危局而挽救衰颓，厚施恩德以安抚先前归附的人，振作武力以对待后来归顺的人。征召冀州方面的士人，调动七州的军队。檄文先在前方飞驰，大军随后震响。踏过漳河，在孟津饮马，张开天网来网罗京都，诛讨宦官的罪行，消除群臣百姓积累的怨恨，解救长期处于危急倒悬状态的人们。这样一来，攻守就没有坚不可破之处；城池即使不招降，也必定像影子随形般归附；即使儿童，也可以让他们奋起空拳出力；即使女子，也可以让她们提起衣裳效命。何况激励有才智的人，借助风雷般的声势，那么大功业就足以会合八方，天下也足以共同归顺。功业已经完成，天下已经顺服，就在上帝面前举行燎祭，把天命告知天下，统治六合，面南而治，把帝王神器转移到自己家族，推翻将亡的汉朝以安定国运，这实在是神机中最果断的决定，是风起云涌的良好时机。树木腐朽了就不能雕刻，世道衰败了就难以辅佐。将军即使想把忠心托付给这个难以辅佐的朝廷，在朽败的木头上雕刻，也如同在陡坡上奔跑的弹丸，必定做不到。如今权臣聚集，彼此同恶相济；主上不能自主，诏令都出自近臣左右。即使有极其聪明的人，如果不能察觉机宜并抢先行动，必定遭到后悔，到那时也来不及了。” 嵩不听从，忠于是逃走了。《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二 劝说 魏 王朗劝文帝养育百姓、减少刑罚 战争兴起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四海动荡覆乱，万国残破困顿。幸亏先王铲除盗贼，扶助养育孤弱之民，于是使华夏重新有了纲纪，把万民聚集到魏国土地上，使封疆之内鸡鸣狗叫的声音能够传到四方边境。百姓欣欣向荣，高兴地遇到了太平时代。如今远方的部族还没有归顺，战争还没有停止；如果确实实行免除徭役赋税，就足以安抚远方的人；任用贤能的宰辅，就足以宣扬恩德。田间道路都得到修治，士、农、工、商四民富足兴盛，一定会超过从前，比平日更加富裕。《易经》说要谨慎制定法律，彰明祥善的刑罚；一个人有福，万民都能得到依赖，说的就是慎重处理刑狱。从前曹相国把狱讼和市场托付给属官，路温舒痛恨治理狱讼的官吏。治理狱讼的人如果能查明实情，就不会有被冤枉处死的囚犯；壮丁如果能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就不会有饥荒的百姓；穷困年老的人如果能依靠官仓供养，就不会有饿死的尸体；婚嫁按时进行，男女就不会有婚姻失配的怨恨；胎儿得到周全养育，孕妇就不会有自行伤害的悲哀；新生儿都得到救济，婴孩就不会有无法自行养育的负担；成年以后才服役，幼童就不会有离家的忧思；年老的人不再服兵役，老人就不会有突然倒伏的祸患；用医药治疗他们的疾病，放宽徭役使他们安乐地从事本业，用威刑惩罚压制强暴者，用恩德仁爱救济弱者，用赈济借贷供养贫乏者。十年以后，已经成年可以行笄礼的女子一定会挤满街巷；二十年以后，能够服兵役的壮丁一定会遍布田野。程昱劝太祖不要把家属安置在邺城【程昱字仲德。太祖与吕布在濮阳交战，多次失利，于是各自退去。这时袁绍派人劝太祖联合讲和，想让太祖把家属送到邺城居住。太祖刚刚失去兖州，军粮又已用尽，正要答应时，程昱被召见，说道】从前田横是齐国世族，兄弟三人轮流称王，占据方圆千里的齐地，拥有百万军众，与诸侯并立，面南称孤。后来高祖取得天下，而田横反倒成了投降的俘虏。在这种时候，田横难道能甘心吗？太祖说：“是的，这确实是大丈夫最大的耻辱。”程昱说：“我愚昧，不懂得重大原则，原以为将军的志向还不如田横。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名壮士，却尚且以做高祖的臣子为耻。如今听说将军想把家属送往邺城，将要面向北方侍奉袁绍。凭将军的聪明神武，反而不以处在袁绍之下为耻，我私下替将军感到羞耻。” 又预料孙防不会杀刘备 太祖征讨荆州，刘备逃往吴地。议论的人认为孙权一定会杀刘备。程昱推测说：“孙权刚刚即位，还没有受到天下人的畏惧。曹公在天下无敌，刚刚攻取荆州，威势震动江表。孙权虽然有谋略，却不能独自抵挡。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都是万人敌。孙权一定会借助他们来抵御我军，这样敌我形势就会缓解、力量就会分散。刘备借助孙权的力量而成事之后，孙权又不可能杀他。”孙权果然给了刘备许多军队，让他抵御太祖。郭嘉预料孙防必定死于匹夫之手 孙策转战千里，完全占有江东。听说太祖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孙策将要渡过长江向北袭击许都，众人听说后都很害怕。郭嘉推测说：“孙策刚刚兼并江东，所诛杀的都是英豪雄杰，正是能够使人拼死效力的人。然而孙策轻率而没有防备，即使拥有百万军队，也和独自走在中原没有区别。如果刺客潜伏出击，他也只是一个人的敌手罢了。依我看来，他必定死在普通人手中。”孙策临江尚未渡河，果然被许贡的门客杀死。刘晔劝曹操攻伐蜀地【当时太祖征讨张鲁，汉中平定，刘晔进言说】明公凭五千步兵起兵，诛灭董卓，向北击破袁绍，向南征讨刘表，九州百郡已经攻取十之八九，威势震动天下，声威使海外畏惧。如今攻取汉中，蜀人望风胆寒，守军已经失守；由此继续推进，蜀地可以凭一纸檄文而平定。刘备是人中豪杰，有气度却行动迟缓，得到蜀地的时间还很短，蜀人还没有对他产生依赖。如今攻取汉中，蜀人震恐，形势自然会倾覆；凭您的神明威势，趁它倾覆而压上去，没有不能取胜的。如果稍微拖延，诸葛亮精通治理而担任丞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担任将领，蜀民一旦安定，凭险要据守，就无法侵犯了。现在不取，日后必定成为忧患。太祖没有听从。” 刘放劝王松归附太祖【刘放字子弃，遭逢天下大乱。当时渔阳人王松占据自己的土地，刘放前往依附他。太祖攻克冀州后，刘放劝王松说】过去董卓作乱，英雄纷纷起兵，凭借军队阻断道路、擅自发布命令，各自扩张势力。只有曹公能够拔除祸乱、拯救危局，辅佐拥戴天子，奉天子之命讨伐罪人，所向无不取胜。凭二袁的强盛，守则在淮南像冰雪消融，战则在官渡大败。曹公乘胜席卷，将要清平黄河以北。威势和刑法已经合拢，大势已经显现；迅速前来归附的人逐渐得到福分，后来才服从的人将先遭灭亡。这正是不能等待一天、应当奔驰归附的时候。从前黥布放弃南面称王的尊贵，带剑归顺汉王，确实是看清了兴亡的道理，审察了取舍去留的区别。将军应当投身托命，深厚地与曹公结交。”王松同意了。贾逵劝孙资接受征召【孙资字梁道。当时太祖征召孙资，恰逢他的兄长被乡人杀害，孙资亲手杀人报仇，于是带着家属避居河东，所以没有接受征召。不久又被本郡征召，他以疾病为由推辞。友人、河东人贾逵对孙资说】您怀有超群的才能，正逢旧国倾覆，主上和将领殷切相待，远方的人都伸长脖子盼望您；况且您崇尚古代贤人桑梓之地的情义，却长久徘徊，拒绝违抗君命，这就像把和氏璧显露在秦王殿庭上，却用连城的价值把它堵塞起来一样。我私下认为您不应该这样做。”孙资被他的话感动，于是前往接受征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蜀 诸葛亮劝说孙权【当时诸葛亮和徐庶一起被曹公追赶击败并俘获，徐庶的母亲也被擒，徐庶辞别先主而前往曹公那里。诸葛亮说事情紧急，请求奉命到孙将军处求救。当时孙权拥兵驻在柴桑，观望成败，诸葛亮劝说道】

译天下大乱，将军起兵，占有江东。刘豫州也在汉水以南收集军队，与曹操共同争夺天下。如今曹操铲除大患，天下大势已经大体平定，于是攻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处施展武力，所以豫州逃到这里。将军应当衡量自己的力量来作决定：如果能够凭吴越的军队与中原抗衡，不如早些与曹操断绝关系；如果不能抵挡，为什么不收兵束甲，面向北方侍奉他呢？如今将军对外假托服从的名义，对内却怀着犹豫不决的打算，事情紧急却不能决断，祸患很快就要到了。孙权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刘豫州为什么不干脆侍奉曹操呢？”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名壮士，尚且守住义节而不受辱。何况刘豫州是王室后裔，英才盖世，众多士人仰慕他，如同百川归海。事情如果不能成功，那是天意，怎么能再屈居他人之下呢？”孙权勃然变色说：“我不能把整个吴地和十万军队交给别人控制。我的决心已经定了。除了刘豫州，没有人能够抵挡曹操。然而豫州刚刚战败，怎么能够抵御这样的灾难呢？”诸葛亮说：“豫州的军队虽然在长坂战败，如今归来的战士以及关羽的水军，精锐铠甲之士有一万人。刘琦集合江夏的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 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听说要追击豫州，轻装骑兵一天一夜奔驰三百多里，这就是所谓强弩之末，力量不能穿透鲁地所产的薄绢。兵法因此忌讳这种情况，说：‘一定会使主将遭受挫败。’况且北方人不熟悉水战，荆州百姓归附曹操，也只是迫于军队的威势，并非内心服从。如今将军如果确实能够命令猛将统领数万军队，与豫州共同谋划、同心协力，必定能够击破曹操的军队。曹军一破，必然向北退回。这样一来，荆州和吴地的形势就会强盛，鼎足而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关键，就在今天。”孙权大为高兴，当即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率水军三万人，跟随诸葛亮前往先主处，与先主合力抵御曹公。庞统劝说刘备【庞统字士元，先主器重他，亲近礼遇仅次于诸葛亮；诸葛亮和庞统都担任军师中郎将。庞统劝刘备说】荆州荒残，人才和物力都已耗尽。东面有吴国孙权，北面有曹氏，鼎足而立的计策很难实现。如今益州国家富足、百姓强盛，户口有百万，是四方军队的来源，必定具备珍宝财货，不需要向外求取。现在可以暂时借助它来成就大事。刘备说：“如今与我水火不容的，是曹操。曹操急迫，我宽厚；曹操暴虐，我仁慈；曹操诡诈，我忠诚。每次都同曹操反着做事，才可以成功。如今因为小事而失信义于天下，我不接受。”庞统说：“权宜变化的时机，本来就不是一种办法能够决定的。兼并弱小、攻取昏乱之国，是五霸所做的事；以逆势取得，以顺道守护，再用合乎义理的方式报答他们。事情平定以后，封给他大国，哪里算辜负信义？今天不取，最终只会成为别人的利益。”刘备于是出兵。姜维劝说钟防【当时钟防暗中怀有异心，姜维看出他的心思，认为可以挑起骚乱，以图谋恢复，于是用欺诈的言辞劝钟防说】听说您自淮南以来，谋划没有遗漏，晋国的道路能够昌盛，都是您的力量。如今又平定蜀地，威德震动一世，百姓推重您的功劳，君主畏惧您的谋略。您想凭这些功业安然归身吗？韩信当初没有在天下扰乱时背叛汉王，却在天下平定后受到猜疑；大夫文种没有跟随范蠡泛舟五湖，最终拔剑自杀。他们难道是昏暗的君主、愚蠢的臣子吗？是利害关系使他们如此。如今您的大功已经建立，大德已经彰显，为什么不效法陶朱公，泛舟江湖、断绝踪迹，保全功业和自身，登上峨嵋山岭，跟随赤松子游历呢？”钟会说：“您的话说得太远了，我不能做到。而且针对当前的道路，或许还没有穷尽于此。”姜维说：“其他事情都是您的智力所能做到的，不必烦劳老夫了。”因此两人的感情更加亲密欢乐。吴 鲁肃劝吴主前往吊祭刘表的两个儿子 荆楚与我国接壤，水流向北方，外有长江、汉水环绕，内有山陵阻隔，具有金城般坚固的形势；土地肥沃广阔，方圆万里，士人百姓富足。如果占据并拥有这里，这是帝王的资本。如今刘表刚死，两个儿子一向不和睦，军中的将领也各有拥护的一方。何况刘备是天下的枭雄，与曹操有嫌隙，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厌恶他的才能，却不能任用他。如果刘备和他们同心，上下齐心，就应当安抚他们并与之结盟交好；如果他们彼此离心违背，就应当另行谋划，以成就大事。鲁肃请求奉命前往吊祭刘表的两个儿子，并慰劳军中掌权的人，再劝说刘备，使他安抚刘表的部众，同心协力，共同对付曹操。刘备一定会高兴地接受命令；如果能够协调成功，天下就可以平定。如今不赶快前往，恐怕会被曹操抢先。孙权立即派鲁肃前往。朱治劝孙贲陈说安危【朱治字君理。当时孙权的堂兄、豫章太守孙贲的女儿嫁给曹公的儿子为妻。曹公攻破荆州、威震南方后，孙贲畏惧，想送儿子入京做人质。朱治听说后，请求前往拜见孙贲，向他陈说安危】朱治劝孙贲说：“破虏将军过去率领义兵进讨董卓，声名冠绝中原，义士们都为此振奋。讨逆将军继承事业，平定江东六郡，尤其因为您是他的至亲骨肉，又是当时杰出的人才，所以向汉朝上表，请求授予您大郡太守之符，同时兼任将校，继续总领两府事务，荣耀冠于宗室，成为远近所瞻望的人。何况讨虏将军聪明神武，继承宏大的基业，招揽团结英雄，周济世间事务，军队日益强盛，事业日益兴隆。即使当年萧王处在河北，也不能超过他。一定能够成就王业的根基，顺应天命在东南兴起。所以刘玄德远道表达内心，求您出手拯救，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前些时候我在东面，听到道路上的传言，说将军另有打算，心中很是怅惘。如今曹公拥兵作乱，倾覆汉室，幼帝流离失所，百姓无所归依；中原萧条，有的地方百里之内没有炊烟，城邑空虚，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士人在外叹息，妇人在家怨恨。又加上战争，接连发生饥荒；据此推断，曹公哪里能够越过长江与我们争夺利益呢？将军正处于这样的时势，却想背弃骨肉亲情，违背万全之计，割裂同胞的肌肤，送进虎狼之口，只因一个女子而改变谋虑、改易计划；错过毫厘，差以千里，难道不可惜吗！” 《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三 对问 魏 高贵乡公询问诸儒经义 皇帝驾临太学，询问诸位儒生说：“圣人幽微地赞助神明，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开始创制八卦。后来的圣人加以重叠，成为六十四卦，设立爻辞以穷尽数理。这些大义没有不完备的。然而夏代有《连山》，殷代有《归藏》，周代称为《周易》。《易》的书名和这些名称，究竟是怎么回事？”《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说：“庖牺根据燧皇的图式制成八卦，神农推演它成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通晓其中的变化，夏、商、周三代顺应时势，各自依照当时的事务而有质朴或文饰的不同。所以‘易’就是变易。称为《连山》，是因为好像山吐纳内气，连接着天地。《归藏》，是说万事没有不归藏其中的。”皇帝又问：“如果说包羲依据燧皇而作《易》，孔子为什么不说‘燧人氏去世，包羲氏兴起’呢？”淳于俊不能回答。皇帝又问：“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然圣贤不同，但他们解释经义是一致的。如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郑玄却把它们连接起来，为什么呢？”淳于俊回答：“郑玄把《彖》《象》合到经文中，是想让学习的人查寻省览起来更容易。”皇帝说：“如果郑玄合并经文确实便于学习，那么孔子为什么不把它们合并起来以便于学习者呢？”淳于俊回答：“孔子恐怕它们与文王的经文混淆，所以没有合并。” 这正是圣人把它们不合并作为谦逊。”皇帝说：“如果圣人把不合并作为谦逊，那么郑玄为什么偏偏不谦逊呢？”淳于俊回答：“古代的义理宏大深奥，圣上的问题幽深远大，不是臣下所能详尽说明的。”皇帝又问：“《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理。’难道包羲、神农的时代没有衣裳吗？只是圣人教化天下的方法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淳于俊回答：“三皇时期，人口少而禽兽多，所以取禽兽的羽毛和皮革，天下的人都足以使用。到了黄帝时期，人口增多而禽兽减少，因此制作衣裳，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皇帝又问：“乾卦代表天，又代表金、玉、老马，难道能和细小的事物并列吗？”淳于俊回答：“圣人取象，有时取远处的，有时取近处的；近处就从万物中取象，远处则取法天地。”《易》的讲解结束后，又命令讲授《尚书》。皇帝问：“郑玄说‘稽古同天’，意思是尧与天相同。王肃说‘尧顺着考察古道而施行’，两种解释不同，哪一种正确？”博士庾峻回答：“前代儒者各自坚持一说，彼此有不相同之处，臣不足以判定。但是《洪范》说‘三人占卜，听从其中两人的意见’，贾逵、马融和王肃都认为是顺着考察古道而行。” 从《洪范》的说法看，王肃的解释更为正确。”皇帝说：“仲尼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取法于天’，尧的最大美德正在于取法于天；顺着考察古道而行，并不是他的最高境界。如今开篇解释经义，是为了彰明圣德，却舍弃最大的意义，反而称说细小的意义，难道是作者的本意吗？”淳于俊回答：“臣遵循老师的学说，还没有明白大义。至于折中裁判圣人，思考完后又谈到四岳，举荐鲧。”皇帝又问：“大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思虑没有不周全，光明没有不照耀。如今王肃说，尧不能明察鲧，所以试用他。这样说来，圣人的明察也有未能穷尽的地方吗？”庾峻回答：“圣人的宏大，仍然有不能穷尽之处。所以禹说：‘能识别人就是明哲，只有帝尧对此感到困难。’然而尧最终能够改授贤能的人，光明盛大地完成各种政务，这也正是成就圣人的地方。”皇帝说：“有始有终，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如果不能开创开始，怎么能算圣人？他说‘只有帝尧对此感到困难’，但最终能够改授贤能，大概是说识人是圣人所难的事，并不是说圣人不能完全做到。经文说：‘能识别人就是明哲，能够任用合适的人。’如果尧怀疑鲧，试用他九年，导致任用人才失去次序，怎么能称为圣哲呢？” 庾峻回答：“臣私下考察经书和传文，圣人行事也不能没有过失，所以尧错用了四凶，周公错用了管叔、蔡叔，孔子错看了宰予。”皇帝说：“尧任用鲧九年而没有成效，使五行的常理混乱，百姓因此陷于昏昧困顿。至于孔子错看宰予，只是在言语行为之间，轻重程度不同罢了。至于周公处理管叔、蔡叔的事情，也是《尚书》所记载的，都是博士应当通晓的。”庾峻回答：“这些都是前代贤人所疑惑的，并非臣浅陋的见识所能穷究论定。”接着讲到“有鳏在下”，说：“这是虞舜。”皇帝问：“在尧的时候，洪水造成灾害，四凶又在朝廷，正是应当迅速提拔贤圣、救济百姓的时候。舜已经到了成年，圣德光明，却长久没有被进用，为什么呢？”庾峻回答：“尧叹息着寻求贤人，想把自己的帝位让出。四岳说：‘我的德行不足以辱居帝位。’尧又让四岳广泛举荐出身卑微的人，然后才推荐舜。推荐舜的根本，确实在于尧。这大概是圣人想要尽量听取众人的意见。”皇帝说：“尧既然听说了舜却不立即任用，当时忠臣也没有得到进用，反而要让四岳广泛举荐卑微之人后才推荐舜，这不能说是急于任用贤人、怜恤百姓。”庾峻回答：“这不是臣愚昧的见解所能达到的。” 于是又命令讲授《礼记》。皇帝问：“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致力于施行。都说以此治理，为什么教化各不相同？究竟施行什么政治，才能达到树立德行的境界？施行了而不求回报吗？”博士马照回答：“最上等的树立德行，是说三皇五帝的时代用德行教化百姓。其次是报答施予，是说三王的时代用礼来治理。”皇帝说：“这两种达到教化的厚薄不同，是因为君主有优劣吗？还是时代使它如此？”马照回答：“确实是因为时代有质朴和文饰的不同，所以教化有厚薄的差异。”

译蒯良、蒯越回答刘表 刘表最初担任荆州刺史时，江南的宗族盗贼势力强盛；袁术驻扎在鲁阳，完全拥有南阳的军队。吴人苏代兼任长沙太守，贝羽任华容县长，各自据有军队作乱。刘表刚到任，单枪匹马进入宜城，召来中庐人蒯良、蒯越和襄阳人蔡瑁共同商议。刘表说：“宗族盗贼势力很盛，而百姓不归附；袁术又借此发展，祸患就要到了。我想征集军队，又恐怕不能聚集，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蒯良说：“百姓不归附，是因为仁爱不足；归附了却不能治理，是因为义理不足。如果实行仁义之道，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哪里还担心他们不服从呢？”刘表又询问出兵和防备的办法，转而问蒯越。蒯越说：“治理太平，首先要讲仁义；治理乱世，首先要讲权谋。军队不在于多，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袁术有勇无断，苏代、贝羽都是武夫，不值得忧虑。宗族盗贼的首领大多贪婪暴虐，被部下所怨恨。我平素有一些养育和结交的人，让他们用利益引诱这些首领，他们一定会带着部众前来。您诛杀无道者，安抚并任用其余的人，一个州的人都会产生乐于保全生命的心意；听闻您的圣德，百姓一定会背负着孩子前来。军队聚集、百姓归附后，南面据守江陵，北面守住襄阳，荆州八郡可以凭一纸檄文平定。即使袁术等人到来，也不能有所作为。” 刘表说：“子柔的话，是雍季的议论；异度的计策，是舅犯的谋略。”于是派蒯越派人诱骗宗族盗贼的首领前来，共五十五人，把他们全部杀掉，并袭取了他们的部众。荀彧回答讨伐袁绍之策【袁绍给太祖写信，言辞傲慢无礼。太祖把信给荀彧看，说：“如今想讨伐不义之人，但力量又敌不过他，怎么办？”荀彧作了这番回答】古代成败的原因，确实在于是否有才能；如果是有才能的人，即使弱小也必定会变强；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即使强大也会变弱。刘邦、项羽的存亡，足以说明这一点。如今与明公争夺天下的，只有袁绍罢了。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猜忌，任用别人却怀疑他们的心意；明公通达明敏而不拘泥，只按才能任用，这是第一项胜处。袁绍迟疑慎重，缺少决断，过失在于错失时机；明公能够决断大事，随机应变没有一定的方法，这是谋略上的胜处。袁绍统领军队宽缓，法令不能确立，士卒虽然众多，实际上难以使用；明公法令已经明确，赏罚必定实行，士卒虽然少，却都争着拼死效力，这是武力上的胜处。袁绍凭借世代积累的资望，从容地装饰自己的聪明，以收取名誉，所以才能少而喜欢空谈的人多归附他；明公以极大的仁德待人，推诚相交，不追求虚浮的美名，行事谨慎俭朴，而对有功的人毫不吝惜，所以天下忠正而愿意做实事的人，都希望被您任用，这是德行上的胜处。凭借这四项胜处辅佐天子，扶助正义进行征伐，谁敢不服从？袁绍虽强，又能做什么呢？”太祖很高兴。贾诩回答立太子之策【当时文帝担任五官中郎将，临菑侯曹植的才名正盛，两人各有党羽，朝廷中有争夺嫡位的议论。文帝派人询问贾诩巩固自身地位的方法，贾诩回答说】希望将军扩大并提高德行气度，亲自奉行朴实士人的事业，早晚勤勉努力，不违背为人子弟的道义，如此而已。”文帝听从了他，深深自我磨砺。太祖又曾屏退左右侍从，贾诩默然不答。太祖说：“我同你说话，你却不回答，为什么？”贾诩说：“刚才有所思考，所以没有立即回答。”太祖说：“你想什么？”贾诩说：“我在想袁本初、刘景升父子。”太祖大笑，于是太子的地位就确定了。又论征伐吴、蜀【皇帝问贾诩说：“我想征伐不服从命令的人，以统一天下，吴、蜀两国应当先攻哪一个？”贾诩回答】要攻取别国，首先应当重视兵权；要建立根本，则应当崇尚德化。陛下顺应时运接受禅让，安抚统治天下。如果用文德安抚他们，等待他们发生变化，那么平定他们并不困难。吴、蜀虽然只是很小的国家，却依靠山川险阻。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能辨识虚实，陆逊能看清兵势。他们据守险要，乘舟行于江湖，都很难仓促谋取。用兵的道理，是先造成必胜的形势然后交战，衡量敌我、评议将领，所以每次行动都不能有遗漏。臣私下估计，群臣还没有做好准备；即使孙权面对天威，也没有显现出万全的形势。过去舜舞动干戚，苗民就归服了。臣认为当前应当先实行文治，后使用武力。” 钟繇审问毛玠的狱辞【当时毛玠出门看见被刺面后反叛的人，他的妻子儿女被没收为官府奴婢。毛玠说：“上天不下雨，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太祖于是大怒，把毛玠收捕交付狱官。大理钟繇审问毛玠】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都曾把罪责牵连到妻子儿女。

译《尚书》说：“左边的人不与左边相亲，右边的人不与右边相亲，我就把你的妻子儿女诛戮。” 司寇的职掌是：男子犯罪，就把他收系入狱；女子犯罪，就让她隶属于舂米舂谷的劳役。汉朝法律规定，罪犯的妻子儿女没收为奴婢，并刺面为记。汉代实行的刺墨刑，在古代典籍中本来就有。如今真正的奴婢，祖先即使有罪，经过百代，仍然要刺面服事官府：一方面是为了宽免良民的性命，另一方面是为了赦宥与罪犯同族的无辜者。这怎么会违背神明的意思，反而导致旱灾呢？按照典籍，谋划过急，常常会出现严寒；预先宽缓，常常会出现炎热。宽缓就造成阳气亢盛，所以成为旱灾。毛玠说这些话，是认为刑法宽缓吗？还是认为刑法过急？如果过急，应当阴雨连绵，怎么反而发生旱灾？成汤的圣明时代，田野里没有生长的草；周宣王的清明时代，旱魃也曾肆虐；自从亢旱以来，已经累计三十年。把旱灾归咎于刺面刑，只是恰好相遇，并不能保护百姓；等到讨伐邢国、发动军队时，天才下雨。罪恶没有征验，凭什么说它能感应上天？毛玠讥刺诽谤的话流传到下层百姓中；不满的声音传到圣上的耳中。毛玠说这些话，势必不是独自一人私下说的。当时他看见刺面的人，凡是作为防卫人员，难道会认识那些刺面奴婢吗？又怎么会见到他们？他面对刺面的人叹息说：‘当时你把这话说给谁听了？’那人回答说：‘还问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的？事情已经暴露了，不能隐瞒欺骗。’于是把事情的经过全部供述出来。” 毛玠在狱中的答辩 臣听说萧生被缢死，是被石显困害；贾谊被放逐到外地，是因为受到绛侯、灌婴的谗毁；白起在杜邮被赐剑，晁错在东市被杀，伍子胥在吴都丧命。这几个人，有的是前面有人嫉妒他，有的是后面有人加害他。臣自幼束发执简，长期勤勉以求取得官职，参与机要、接近人事。有人把私事托付给臣，臣没有权势，不能断绝他们的诉说；臣认为冤屈，即使细小也没有不加以审理的。人情贪图利益，受到法律禁止；法律禁止利益，势力就能因此加害人。青蝇般的谗言凭空滋生，替臣制造诽谤。诽谤臣的人，势力并不在别人。过去王叔、陈生在王廷争论正义，宣子公平审理，命令举出契约，是非各有适宜，曲直各有所归。《春秋》称许这件事，所以把它记载下来。臣若没有说过这些话，就没有这件事；当时人说臣讲过这些话，一定有证据和要领。请求您考察宣子那样的辨析，听取王叔那样的答辩。如果臣果真有错，到了受刑的那一天，对臣来说就如同得到安驷的赠赐；被赐剑到来，与得到重赏的恩惠相比也是如此。谨把事情经过据实答复。” 王肃回答明帝，皇帝想说李云不当死【皇帝曾问王肃：“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说，‘帝者，应当明察审谛。’既然这是皇帝不愿听的话，为什么能够不处死他呢？”王肃回答】只是因为他说话失去了尊卑顺逆的分寸；推究他的本意，都是想竭尽心意，思念保存国家，辅佐皇帝。而且帝王的威势超过雷霆，杀一个普通人如同杀死蝼蚁；宽恕容纳他，可以显示皇帝能够包容接受直言，使切直的言论在天下广泛流传，扩大圣德的范围，所以臣认为杀掉他未必正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又回答司马迁隐含讥刺之问【皇帝问王肃说：“司马迁因为受过刑罚，内心怀有隐微的怨恨，撰写《史记》，并不是贬低孝武帝，却使人读来咬牙切齿。”王肃回答】司马迁记事不虚饰美化，也不隐瞒丑恶。刘向、扬雄都佩服他善于叙事，认为他有良史的才能，把《史记》称为实录。汉武帝听说司马迁撰述《史记》，取来《孝景本纪》和自己的本纪阅读，于是大怒，把它们删削后投入火中。直到今天，这两篇本纪只有记录而没有完整的文字。后来又发生李陵事件，司马迁于是被送进蚕室受刑。这说明隐微的怨恨在孝武帝，而不在史迁。” 《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三十四 对问 魏 郭嘉回答讨伐袁本初之策【郭嘉字奉孝，任司空军祭酒。太祖对郭嘉说：“袁本初拥有冀州的军队，青州、并州也都归附他，地域广大、兵力强盛，却屡次对我不逊。我想讨伐他，力量又敌不过他，怎么办？”郭嘉回答】刘邦、项羽之间的力量对比，您是知道的。汉高祖以智谋取胜，项羽虽然强大，最终还是被他擒获。臣私下推测，袁绍有十项失败之处，您有十项胜处；他即使兵力强盛，也没有什么可作为。袁绍繁文缛节多，您任性自然，这是道义上的第一项胜处。袁绍以叛逆行动，您奉行顺义之道来率领天下，这是道义上的第二项胜处。汉末政治失误在于宽纵，袁绍以宽纵救济宽纵，所以不能震慑人；您用严猛纠正它，使上下都知道有所约束，这是治理上的第三项胜处。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猜忌，用人却怀疑；他所任用的只是亲戚子弟。您外表简易而内心明察，用人不疑，只按才能任用，不分远近，这是器度上的第四项胜处。袁绍谋略多而决断少，过失在于迟延；您一旦察知就立即实行，应变无穷，这是谋略上的第五项胜处。袁绍凭借世代积累的资望，高谈礼让来收取名誉，喜欢粉饰外表、夸夸其谈的士人多归附他；您以至诚待人，推诚相交，不追求虚浮的美名，以俭朴率领部下，对有功的人毫不吝惜，所以忠正、有远见而能做实事的士人都愿意为您效力，这是德行上的第六项胜处。袁绍见到别人饥寒就怜悯，表现在脸色上；但对他看不见的人，考虑往往有所不到，这就是所谓妇人之仁。您对眼前的小事有时有所忽略，但对于大事以及与天下相交往的事情，所施加的恩德都超过人的期望；即使是您没有看见的人，您的考虑也周遍而无不救济，这是仁爱上的第七项胜处。” 袁绍的大臣互相争权，谗言造成惑乱；您按照道理驾驭部下，使谗言的浸润不能发生，这是明察上的第八项胜处。袁绍的是非标准令人无法看清；您认为正确的就以礼进用，认为不正确的就用法令纠正，这是文治上的第九项胜处。袁绍喜欢制造虚假的声势，不懂得用兵的要领；您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军人依赖您，敌人畏惧您，这是武力上的第十项胜处。”太祖笑着说：“像你所说的这样，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这些赞誉呢？”郭嘉又说：“袁绍现在正向北进攻公孙瓒，您可以趁他远征，向东攻取吕布。如果不先攻取吕布，袁绍一旦成为寇敌，吕布就会成为他的援助，这是深重的祸害。”太祖说：“对。” 刘晔回答是否征伐陈防【刘晔字子扬。当时庐江境内有山贼陈防，部众数万人，凭借险要据守。此前太祖派偏将前往讨伐，没有人能够擒获取胜。太祖询问群臣是否可以征伐，众人都说山势高峻，溪谷深而狭窄，守容易攻困难；即使没有它也不算损失，得到它也没有什么益处】陈防等人只是小小的盗贼，趁着天下混乱逃入险地，于是彼此依靠而形成强势，并不是因为有爵位、命令和威信使人服从。过去偏将的资望轻微，而中原还没有平定，所以陈防才敢据险防守。如今天下大体平定，后来服从的就先诛杀。畏惧死亡、追求赏赐，是愚人和智者共同的心理，所以广武君替韩信谋划时说，应当凭借威名先声夺人，后以实际行动，使邻国归服。何况明公的德行，向东征讨则东面怨服，向西征讨则西面怨服；先宣布赏赐、招募的条件，大军逼近，再把命令宣示出去，每天只要军门一开，俘虏自然就会溃散。”太祖笑着说：“你的话很接近事实。”于是派遣猛将在前、大将在后，抵达后就攻克陈防，正如刘晔所预料。又回答孙权无故求降之事【当时孙权派使者请求投降，皇帝把这件事问刘晔，刘晔回答】孙权无缘无故请求投降，内部一定有紧急情况。孙权先前袭击杀死关羽，夺取荆州四郡，刘备大怒，一定会大举发兵攻打他。外有强敌，众人的心不能安定；又恐怕中原乘着他们的裂隙进攻，所以割让土地请求投降：一方面用来退却中原的军队，另一方面借助中原的援助来增强自己的部众，使敌人产生疑虑。孙权善于用兵，能够见到防备而知道变化，他的计策一定出在这里。如今天下三分，中原占有八成，吴、蜀各自保有一个州，依靠山川险阻，有急难时可以互相救援，这是小国的有利之处。现在如果反过来彼此攻打，就是上天要亡掉他们。应当大举发兵，直接渡江袭击吴国内部；蜀军从外面进攻，我们从内部袭击，吴国的灭亡不会超过十天一个月。吴国灭亡后，蜀国就会孤立；即使割取吴地一半，蜀国也不能长久存在，何况蜀军取得外部地区，我们又取得内部地区呢？”皇帝说：“人家称臣投降，我们却进攻他，恐怕会使天下想来归附的人心生疑虑，必定感到害怕，这是第一点不可取。我为什么不暂且接受吴国投降，再袭击蜀国的后方呢？”刘晔回答：“蜀地远而吴地近，蜀军又听说中原要攻打吴国，就会立即回军，无法阻止。如今刘备已经愤怒，所以兴兵攻打吴国；如果听说我们攻打吴国，知道吴国必亡，他一定高兴地进兵，和我们争夺吴地；他绝不会改变计划、压下怒气去救吴国，这是必然的形势。” 皇帝没有听从，于是接受了吴国的投降，立即任命孙权为吴王。蒋济又进言说：“不可以。先帝征伐天下，兼并了八方，威震海内。陛下接受禅让而登上帝位，德行与天地相合，声威传遍四方，这确实是已经形成的形势，并不是卑臣的颂扬之辞。孙权虽然有雄才，但原来只是汉朝的骠骑将军、南昌侯罢了，官职轻、势力低，吴地士民还对中原怀有畏惧之心，不可以强迫他实现我们的谋划。不得已接受他的投降，可以提高他的将军名号，封他为食邑十万户的侯爵，却不能立即封他为王。王位只比天子低一等，王与天子的礼制、品秩、服饰和车驾容易混淆。他只做侯爵，江南士民尚未形成君臣之义。我们相信他的假投降，反而给他增加封地、尊崇他的职位名号，使君臣关系确定下来，这就是给老虎添上翅膀。”孙权接受王位以后，在蜀军之后采取行动；对外极尽礼数侍奉中原，使吴国境内的人都听说中原内部无礼，以激怒陛下。陛下勃然大怒，发兵讨伐吴国，孙权便慢慢对百姓说：“我委身侍奉中原，不吝惜珍货重宝，按时进贡，不敢失去臣子的礼节。现在中原无故攻打我，必定想要残害我的国家，把我的百姓、男女子女俘虏去作为奴婢、仆役和妾。”吴国百姓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百姓相信了他的话而感到愤怒，上下同心，战斗力增加了十倍。皇帝又没有听从，于是立即任命孙权为吴王。孙权的将领陆逊大败刘备，杀死刘备军八万多人，刘备仅仅凭自身逃脱。孙权对外的礼数更加卑下，而内里的行为却不顺服，果然如蒋济所说。孙资关于讨伐蜀国的答复【当时诸葛亮出兵驻扎在南郑，议论者认为可以趁机大举发兵讨伐他。皇帝也有这个意思，便询问孙资。孙资回答说】

译从前武皇帝征伐南郑，攻取张鲁，在阳平之战中处境危急而后获胜，又亲自前往救出夏侯渊的军队。他多次说南郑简直是天造的牢狱，斜谷道简直是五百里长的石洞，用来说明那里深险难行，也是为夏侯渊军队突出重围而感到欣喜的说法。况且武皇帝善于用兵，看到蜀贼盘踞山岩，便把他们看作吴虏逃窜于江湖一样，都加以牵制而避开，不责求将士竭尽力量，不争一时的愤怒，正是所谓看见可以取胜才交战，知道困难便退兵。如今如果进军南郑讨伐诸葛亮，道路既险阻，又要使用精锐部队，并且转运粮饷、镇守南方四州、遏制水上贼寇，总共需要十五六万人，必定还要再次征发兵力，使天下骚动，耗费和劳力极大，这确实是陛下应当深思的事。防守和作战所需的力量、徭役要增加数倍；不如利用今日现有的军队，分别命令大将据守各处险要，威势足以震慑强敌，镇定边疆，将士如虎而卧，百姓安宁。几年之间，中原日益强盛，吴、蜀二贼必然自行疲敝。【皇帝因此停止了行动。】讨伐吴国的答复【当时吴人彭绮又在江南发动起义，议论者认为可以趁此讨伐吴国，必定有所收获，皇帝询问孙资。】孙资说：“彭绮是鄱阳宗室之人。前后多次有人发动起义，但兵众弱小、谋略浅陋，很快就背离离散。从前文皇帝曾秘密谈论贼人的形势，说在洞浦杀死一万人、缴获船只上千艘，几天之内船上的人又在江陵会合；被围困了几个月，孙权只用一千几百名士兵驻守东门，而他的土地却没有崩解，这是因为有法令禁制，上下相互奉行维护，是明确的证明。由此推断，彭绮恐怕还不能成为孙权腹心中的大患。”【彭绮不久果然败亡。】又回答明帝身后安排的谋划【孙资别传说：皇帝下诏对孙资说：“我的年纪渐长，又遍览书传中的事情，处处都感到叹息，没有什么不挂念的，谋划万年之后的安排，没有比让亲近之人广泛占据职权、掌握兵权并且加以重用更好的。现在射声校尉一职空缺已久，我想任用亲近之人，谁可以任用呢？”】孙资说：“陛下思虑深远，确实不是愚臣所能企及的。书传中记载的事情，都是圣明的听察所能究明的。假使汉高祖不知道陈平、周勃能够安定刘氏，汉孝武帝不认识金日磾、霍光而把事情托付给他们，那后果几乎不堪设想。文皇帝当初召曹真回来时，亲自诏告臣下，说明他深思熟虑。到文皇帝驾崩、陛下登基时，仍然寄望于曹休在内外发挥作用。幸亏日月般的圣明驾驭而没有倾覆，使各人都守住本分职务，细微的隔阂也没有发生。由此推断，亲信大臣和贵戚即使应当据有权势、掌握兵权，也应当预先确定其轻重。如果诸侯掌握的兵力均衡相当，宠爱等级相同，便不会相互服从；不相互服从，意愿就会有异同。如今五营所统领的现有兵力，通常不过几百人。选择任命校尉，应当使他们各有所匹敌、各有同类。至于重大的任命，能够起维系纲纪作用的人，应当由圣恩审慎选择，例如陈平、周勃、金日磾、霍光、刘章这样的一两个人，逐渐使他们的威望和权重有别，用来相互镇守巩固，这对政事是有利的。”皇帝说：“确实如卿所言，应当替我作长远谋划。如今可以与陈平、周勃相当，像金日磾、霍光以及刘章那样的人，究竟是谁呢？”孙资说：“臣听说，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但这件事唯有帝王最难做到。唐尧、虞舜那样的圣君，凡是提拔任用的人，都要明确考察其功绩。陈平最初侍奉汉高祖时，绛侯周勃、灌婴等人诋毁陈平，说他有接受金钱和盗嫂的罪行。” 周勃凭吹箫引导强悍之士，开始侍奉高祖时，也没有名声。高祖考察他的行为踪迹，后来才知道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霍光在给事中任上二十多年，小心谨慎，这才得到亲近信任。他每日防备夷狄，因为孝顺、质朴正直而被特别提拔任用。当时身边的人还说：“不过是偶然得到一个胡人小儿，却把他尊贵地重用。”陈平、周勃虽然安定了汉朝的继承人，但周勃最终被蒙上谋反的名声，陈平也差点因吕须的谗言而不能自保。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争夺权力，几乎造成祸乱。这确实说明识人不容易，做臣下也很艰难。况且所要审慎选择的人，应当是陛下亲近的人、陛下信任的人，确实不是愚臣所能辨识的。” 杜畿关于登记寡妇的答复 杜畿在郡中接到诏书，要登记寡妇。当时其他郡有些寡妇已经自行婚配，按照诏书都登记并夺取她们，寡妇们在道路上啼哭。杜畿只登记真正的寡妇，所以送上的人数少。赵俨接替杜畿后，送上的人数却多了。文帝问杜畿：“先前你送来的人为什么少，现在为什么多呢？”杜畿回答：“臣先前登记的都是亡者的妻子，如今赵俨送来的是活人的妻子。”皇帝和身边的人相顾失色。郑泰回答董卓【郑泰字公业，年轻时就有才干谋略，善于谋划。何进辅政，征召任用名士，任郑泰为尚书侍郎，加授奉车都尉。何进将要诛杀宦官，召董卓来相助，郑泰进谏但没有被采纳。何进不久被害，董卓果然专权，废黜皇帝，关东义兵起兵。董卓准备商议大举发兵，群臣都害怕董卓，没有人敢违逆。他担心董卓的势力越来越强，将难以控制，于是说：“治理天下在于德，不在于兵。”董卓不高兴地说：“这样说来，军队没有用吗？”众人无不变色，为郑泰感到震恐。郑泰于是用委婉的话回答说】“并不是说军队没有用，而是说山东不值得出兵。如今山东正在商议起兵，各州郡相连，百姓相互鼓动，并非没有能力起兵。然而中原自光武以来，已经没有鸡鸣狗叫般的惊扰，百姓忘记战争已经很久了。仲尼说过：‘不教百姓作战，就等于抛弃他们。’即使他们人数众多，也不能造成危害，这是第一点。明公从西州起家，年轻时便做国家的将领，熟悉军事，多次踏上战场，名声闻于当世。凭借这样的威名，百姓心怀畏服，这是第二点。袁本初是公卿子弟，生长在京师，身材像妇人；张孟卓是东平的长者，坐着时连内堂都不窥视；孔公绪只能清谈高论，能使枯木复生，却没有统军的才干，不能经受风霜，也不能临敌交锋、踏着刀刃决出胜负，这些人都不是明公的对手，这是第三点。考察山东的士人，力量能够跨马控弦、勇气等同孟贲，敏捷胜过齐国庆忌，确实有聊城守将那样的才能，又有陈平、韩信那样的谋略，能够统领偏师并要求取得成功的人，尚未听说有这样的人，这是第四点。即使有这样的人，王爵也不能彼此相加，长幼尊卑的地位也没有确定，各自倚仗人众、依恃力量，人人都会像棋子一样各自据立，等待成败，不肯同心同胆，率领部众前进，这是第五点。关西各郡，北面连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近来多次与胡人交战，妇女都能驾车、持矛、张弓、背箭，更不用说那些强悍的男子了。让他们凭此对付山东那些忘记战争的百姓，就好像驱赶羊群去面对虎狼，胜利是可以确定的，这是第六点。”

译“况且天下勇猛善战的人，如今在世的不过是并州、凉州的将士，匈奴、屠各、湟中义从以及八种西羌；这些人一向是百姓所畏服的，而明公又把他们任作爪牙，壮士尚且震恐，何况那些小丑呢，这是第七点。再者，明公的将帅都是内外亲信，长期共同作战；从三原狭口以来，恩德信义深厚显著，忠诚足以承担远方重任，智谋足以单独出使。凭这些力量来对付山东各方离散合纵的虚妄言辞，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第八点。战争有三种失败：以混乱进攻安定者失败，以邪恶进攻正义者失败，以叛逆进攻顺从者失败。如今明公掌握国政，平定讨伐夷狄凶徒，担忧忠义之业不能建立；以三种德行对待三种必败之势，奉正当辞令讨伐罪人，谁敢抵御，这是第九点。东州有郑康成，学识贯通古今，是儒生所归集之处；北海有邴根矩，清高正直明亮，是群士的楷模。他们如果询问各将的谋划，按典籍考校各方强弱，就会知道燕、赵、齐、梁并非不强盛，最终仍被秦所灭；吴、楚七国并非兵众不多，却不敢越过荥阳。何况如今德政赫赫，辅佐之臣遍布各地，真想制造动乱、求取不义利益的人，一定不会彼此赞同，更不会帮助他们实现凶谋，这是第十点。如果这十件事中稍有可以采纳的，就没有必要征发军队来惊动天下，使苦于徭役的百姓聚集起来做坏事，白白抛弃德政，倚仗人数而轻视威重。” 董卓于是高兴了。《三国志文类》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五 对问 魏 傅嘏关于讨伐吴国的答复【孙权死后，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上表请求征伐吴国。朝廷因为三位征伐将军的谋划不同，诏令询问尚书傅嘏。傅嘏回答说】从前夫差战胜齐国、压服晋国，威势行于中原，却不能因此免除姑苏的灾祸。齐湣王驱逐▯人，兼并国土、开拓土地千里，也不足以挽救覆灭的败局。有好的开始未必有好的结局，这是古代事情的明显验证。孙权自从击破蜀国、兼并平定荆州以后，志得意满，杀戮忠良，诛及后代，元凶之恶已经达到极点。相国宣文侯早已认识到乘乱取胜、趁亡国而欺凌的道理，深谋远虑，建立了防备大举进攻的宏图。如今孙权已死，把孤儿托付给诸葛恪。如果诸葛恪纠正孙权的苛刻暴虐，免除他的虐政，使百姓免受酷刑暴政之苦，暂且安享新施的恩惠，内外同心同虑，就会有同舟共济的畏惧。即使不能最终自保完整，也还足以在长江深处之外延长国命。王昶等人有的想乘船直接渡江，横行江表，收服百姓、掠取土地，就地取粮；有的想四路并进，以武力逼近，诱使他们离间反叛，等待其自行崩溃；有的想进军大规模屯田，逼近其要害，积蓄粮食以等待破绽，观察时机而行动。这三种都是攻取敌人的常规策略。然而，运用得当、合乎时机就能建立功名，如果不合节度，必定留下后患。自从整治军队以来，军队进出已经三年，并不是可以突然袭击的军队。敌方失去统帅，利在退守；如果修整船只，布置船只和渡口要害，坚固城池、清空野外来防备突然进攻，那么横行江表的计策恐怕很难保证施行。吴国成为祸患，已经六十年了，君臣虚伪地维持政权，同受吉凶祸患。如果诸葛恪免除它的弊政，上天除去它的疾患，那么它崩溃的应验就不能很快等到。如今边境守军与敌人相距很远，敌人设置了罗网，又持重严密，间谍无法行动，耳目也没有所得。军队没有耳目，考察情况不详，却调集大军逼临巨大险阻，这是希求侥幸、求取功劳，先交战而后寻求胜利，并不是保全军队的长远谋略。只有进军大规模屯田最为稳妥，可以诏令王昶、胡遵等选择险要之地驻扎，审慎安排部署，并且命令三方面军队同时向前推进，夺取敌人的肥沃土地，使他们退回去耕种贫瘠土壤，这是第一点；军队出现在百姓之外，敌人的劫掠不能侵犯百姓，这是第二点；招抚怀柔近处道路上的百姓，投降归附的人每日都会增加，这是第三点；敌人的罗网设在远处，间谍离间的行动无法到来，这是第四点；敌人退守，罗网必然变得浅薄，屯田耕作可以容易进行，这是第五点；坐享积蓄的粮食，士兵不必运输，这是第六点；一旦听到敌人的破绽，讨伐袭击便可迅速决定，这是第七点。这七项都是军事上的急务。不占据这些地方，敌人就能任意获得便利并取得资粮；占据它们，利益就归于国家，不能不察知这一点。军营相互逼近，形势已经接触，智勇都能施展，巧拙都能发挥；通过防守可以知道得失的谋划，通过交锋可以知道力量的有余不足，敌人的真假虚实又往哪里逃呢？” 以小国敌大国，徭役就会繁重而力量耗尽；以贫弱敌富强，征敛就会沉重而财物匮乏。所以要使安逸的敌人劳苦，使吃饱的敌人饥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集中众兵、磨砺武器来震慑他们；增加恩惠、加倍赏赐来招诱他们；采取多种办法、广泛制造疑似迹象来迷惑他们；从他们意料不到的道路出兵，离间他们没有戒备的地方。等到三年左右，左手提携、右手扶助，敌人必定像冰雪消融、瓦片崩解一样，安然承受他们的弊害，坐着计算也可以得到胜利。从前汉朝历代经常忧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宴罢之后，披甲戴胄的将领便陈说征伐，士大夫都说应当和亲，勇猛奋发的人想着施展搏击吞噬之力。所以樊哙愿意率领十万人横行匈奴，季布当面指出他的短处；李信请求独自率领二十万人攻打楚人，结果使秦军蒙受耻辱。如今各位将领中有人陈说渡过长江攻取江陵，独自深入敌廷，这也就是从前那一类人。凭陛下的圣德，辅佐大臣的忠贤，法令严明、士卒训练有素，把谋略放在必胜的位置，振作长久的防御来抵御敌人，敌人奔溃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兵法说：‘使敌人屈服而不是靠交战，攻拔敌城而不是靠强攻。’如果舍弃必然获胜的庙算，而走那条万一不能保全的道路，确实是愚臣所忧虑的。因此说，实行大规模屯田来逼近敌人，是最好的计策。” 当时没有听从傅嘏的话。这年十一月，诏令王昶等人征伐吴国。五年正月，诸葛恪拒绝交战，在东关大败魏军。陈群关于肉刑的答复【当时太祖下令商议恢复肉刑，陈群回答说】臣的父亲陈纪认为，汉朝废除肉刑而增加笞刑，原本是出于仁慈怜悯，但死的人反而更多，这就是所谓名义上减轻、实际上加重。名义上轻，便容易触犯；实际上重，便伤害百姓。《尚书》说：‘唯有敬慎地使用五刑，才能成就三种德行。’《周易》记载割鼻、断足、削去脚趾等刑法，是为了辅佐政治、帮助教化，惩罚恶行、止息杀戮。况且杀人偿命，符合古代制度；至于伤害人的罪行，有时残毁身体，有时剪掉头发，这并不合理。如果采用古代刑法，让淫乱者进入蚕室，让盗贼砍掉脚，那么淫乱放纵和穿墙盗窃的奸恶就会永远消失。三千种刑罚虽然不能全部恢复，但像这几种刑罚，正是当今社会所忧患的，应当先施行。汉律中那些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的罪行，并不是仁慈所能宽宥的。其余接近死罪的人，可以用刑罚替代死刑。这样，施加刑罚与保全生命的好处就足以相互权衡了。如今用把人打死的笞刑来替代不杀人的刑罚，是重视人的肢体却轻视人的性命。” 卢毓关于举荐人才的答复【明帝时，司徒职位空缺，卢毓举荐处士管宁，皇帝不能任用，又询问其次的人选，卢毓回答说】敦厚笃实、品行高尚的，有太中大夫韩暨；正直清廉、品行端方的，有司隶校尉崔林；贞正坚定、纯粹无杂的，有太常常林。皇帝于是任用了韩暨和卢毓，并且从此选举人才先考察品性德行，然后才谈才能。黄门李丰曾经拿这件事询问卢毓，卢毓说：‘才能是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能成就大善，小才能成就小善。如今称说某人有才能，却不能行善，这就是才能不合用、不成器。’李丰等人都佩服他的话。和洽关于时风不至的答复【太和年间，散骑常侍高堂隆上奏说：“季节的风不能按时到来，并且有灾异衰败的气象，一定是有关官员没有勤勉履行职事，从而失去了天时常道。”皇帝下诏谦逊自责，广泛询问不同意见，和洽于是回答】

译和洽认为，百姓稀少、耕地耕作不足，而不生产却吃粮的人很多。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性命，所以废弃一时的农业，就会失去养育生命的根本。因此先王致力于减免烦琐费用，使百姓专心务农。自从春夏以来，百姓因劳役而穷困，农业有所荒废，百姓喧嚣不安，季节之风不能按时到来，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消除灾异、恢复正常的办法，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太祖建立大业，承担军队的费用，供给军队赏赐的支出，官吏士卒的资粮充足，仓库中的粮帛丰盈，都是因为不修饰无用的宫殿，断绝浮华的费用。如今最重要的事情，确实在于停止、节省劳苦烦扰的徭役，削减、除去其他多余事务，用来积储军队的物资。三边守御，应当预先做好准备，考察敌人的虚实，蓄养士卒和民众，筹划可以取胜的防御，明确进攻夺取的谋略，详细询问百姓，以求得恰当的办法。如果谋略没有预先确定，轻视弱小敌人，军队多次出动却没有功效，就是所谓喜好武力却不能震慑敌人，是古人的警戒。” 高堂隆关于崇华殿灾祸的答复【崇华殿发生火灾，皇帝下诏询问高堂隆：“这对礼制来说是什么灾咎？难道有什么禳除灾祸的道理吗？”】灾异的发生，都是为了昭示教诫。只有遵循礼制、修养德行，才能胜过它们。《易传》说：‘在上位的人不节俭，在下位的人不节制，妖孽之火就会烧毁他的房屋。’又说：‘君主建造高台，上天就降下火灾。’这是说君主如果只顾装饰宫室，不知道百姓已经空虚困竭，所以天就用旱灾来回应他，火从高大的宫殿燃起。上天降下鉴察，所以谴责告诫陛下。陛下应当更加尊崇人道，以回应上天的意旨。从前太戊时有桑树、谷树生长在朝廷，武丁时有野鸡飞上鼎，二人都听到灾异便恐惧，谨慎自持、修养德行；三年以后，远方夷人前来朝贡，所以分别被称为中宗、高宗。这就是前代明确的鉴戒。如今考察旧日占书，灾火发生，都是以台榭宫室作为警诫。然而如今宫室所以充广，实在是因为宫人过多。应当加以甄别选择，只留下贤淑美善的人，依照周代制度，裁减其余人员。这就是祖己用来训诫高宗、高宗因此享有久远名号的道理。”皇帝又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反而大规模兴建宫殿来压制灾异，这是什么道理？”高堂隆回答说：“臣听说西京柏梁台发生火灾后，越地巫师陈说方术，于是建造建章宫来压制火灾的祥兆。这是越地巫师所作，并不是圣贤的明训。” 《五行志》说：‘柏梁台发生火灾，此后发生了江充巫蛊之事。’卫太子的事，正如《五行志》所说；越地巫师建造建章宫，并没有压制灾祸。孔子说：‘灾异，是在同类事物中修治自身；天、地、人之气相互感应，以此警戒君主。’所以圣明的君主看见灾异便责备自己，退下来修养德行，以消除灾祸、恢复正常。如今应当停止遣使役民，宫室的制度务必从俭节约，内部足以遮蔽风雨，外部足以讲习礼义。清扫灾毁的地方，不敢在这里有所兴建。萐莆、嘉禾一定会在此地生长，来报答陛下恭敬谨慎的德行。怎么可以使百姓疲惫、耗尽百姓的财力呢？这实在不是招致符瑞、使远方人归附的办法。”皇帝于是恢复崇华殿，当时各郡国有九龙出现，所以改名为九龙殿。又回答鹊鸟在凌霄阙筑巢的问题 《诗经》说：‘只有喜鹊有巢，只有鸠鸟居住其中。’如今兴建宫室，修起凌霄阙，喜鹊却在上面筑巢，这是说宫室尚未建成，君主自身不能居住其中的象征。上天的意思仿佛在说：‘宫室还没有建成，将会有别的姓氏来控制它。’这就是上天的警戒。天道不偏爱亲近的人，只帮助善人，不能不深加防备，不能不深入思虑。夏、商末年，都是继承先王的后代，却不敬重承受上天的明命，只听信谗言阿谀，废弃德行而放纵欲望，所以灭亡得很快。太戊、武丁看到灾异便恐惧，恭敬地承受上天的警戒，所以国家兴盛得迅速。如今如果停止各项劳役，以俭朴使财用充足，增崇德政，举动都遵循帝王法则，除去天下人共同忧患的事情，兴办亿万百姓共同获利的事业，那么三王就可以增为四王，五帝就可以增为六帝，难道只不过是殷宗把祸患转为福气吗？臣身为腹心之臣，如果能够使圣上的福祉增多、使国家安定存续，那么臣即使粉身碎骨、家族覆灭，也如同活在有生之年。难道还怕触犯君上的灾祸，而使陛下听不到最正确的言论吗？”于是皇帝改变面容，神色也为之震动。王基关于讨伐吴国的答复 军队出动却没有功劳，威名就会在外部受损，财用就会在内部穷尽，所以一定要有全胜的把握之后才可以用兵。如果不能利用水道、聚集粮食，准备水战，那么即使在长江以内积聚军队，也没有一定能够渡江的形势。如今江陵有沮水、漳水两条河，灌溉肥沃的田地数以千计；安陆附近陂池众多、土地肥沃。如果水陆同时耕作，充实军用物资，然后引兵到江陵、夷陵，分兵占据夏口，顺着沮水、漳水借助水势运粮而下。敌人知道官军具有长期作战的形势，抵抗天诛的意志就会沮丧，归向王化的人就会更加坚定。然后率领蛮夷部众从内部进攻，派精锐强兵从外部讨伐，那么夏口以上的地区必定可以攻拔，长江以外的郡县也无法守住。这样一来，吴、蜀之间的联系就会断绝；联系断绝，吴国就会被擒获。否则，出兵的利益就不能确定。”},{ 《三国志文类》第三十五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第三十六卷 对问 蜀 诸葛亮回答先主关于计策的询问【先主见诸葛亮后，让旁人退下，说：“汉室衰败，奸臣窃取权命，君主蒙受尘辱。我没有正确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却想在天下伸张大义；但智谋和才术浅薄短缺，终于因此遭到挫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然而我的志向仍未停止，您认为应当从哪里着手呢？”诸葛亮回答说】自从董卓以来，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州郡的多得数不清。曹操与袁绍相比，声名较小，兵力也少；但曹操终于能够战胜袁绍，由弱变强，不只是因为天时，也因为人的谋略。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同他争夺天下。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经三代；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附，贤能之士都为他效力，这一方可以同他结为援助，却不能图谋夺取。荆州北面凭借汉水、沔水，物产利益尽收南海，东面连接吴郡、会稽，西面通达巴蜀，这是兵家必争之地，而荆州之主却不能守住它；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地方，将军难道没有意图吗？益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方圆千里，是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土。汉高祖凭借它成就了帝业。刘璋昏暗懦弱，张鲁在北面；百姓富足，国家富裕，却不知道爱护救济百姓，贤能而有智慧的人都希望得到一位贤明的君主。将军既是汉室后裔，信义闻名天下，又总揽英雄人物，求贤如同口渴求饮。若能同时占有荆州和益州，守住它们险要的山川，向西同各部戎族和好，向南安抚夷越之民，对外同孙权结交友好，对内修明政治；一旦天下发生变故，就命令一员上将率领荆州军队进攻宛、洛，将军亲自率领益州军队出兵秦川，百姓谁敢不准备箪食、壶浆来迎接将军呢？如果确实能够这样做，霸业就可以成功，汉室也可以复兴了。先主说：“好。”从此以后，他和诸葛亮的感情日益亲密。庞统称许人才的回答【庞统生性喜爱评论人物，勤于培养和奖掖人才，每逢称许、赞述某人，大多超过其实际才干。当时人对此感到奇怪，便问他，庞统回答说】如今天下大乱，正道日渐衰微，善人少而恶人多。正想要振兴风俗、弘扬道业，如果不赞美他们的言论，声名就不足以令人仰慕；声名不足以令人仰慕，仰慕并努力行善的人就少了。如今选拔十人，即使有五人不合适，仍然能够得到一半，并且可以崇尚和推进世间的教化，使有志之士自我勉励，这不也是可以的吗？秦宓回答有人把自己比作巢父、许由、商山四皓的问话【有人对秦宓说：“您想把自己比作巢父、许由、商山四皓，为什么还要炫耀文采，显露奇异才华呢？”秦宓回答说】我的文章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哪里有什么文采值得炫耀呢？从前孔子三次拜见鲁哀公，所谈的话写成七卷，其中大概有些事情是不能默默不说的。接舆一边行走一边歌唱，论说他的人便用以光耀篇章；渔父吟咏“沧浪之水”，贤者便用以彰显文章。这两个人，并不是对当时的政治有所求取。老虎一出生身上就有斑纹，凤凰一出生就有五色羽毛，难道是用五彩来给自己装饰描画的吗？这是天性自然如此。大概河图、洛书因文而兴起，六经因文而产生，君子以美好的文德自立，讲究文采又有什么妨害呢？凭我的愚陋，尚且以革子成的错误为耻，何况那些贤能超过我的人呢？回答夏侯纂【先主平定益州以后，广汉太守夏侯纂请秦宓担任师友祭酒，兼领五官掾，称他为“仲父”。秦宓称病躺在茅舍中。夏侯纂带着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和厨师，携带酒食到秦宓家中宴饮交谈。秦宓仍像原来一样躺着。夏侯纂问古朴：“说到贵州养生的物产，实在超过其他州郡；不知道士人比起其他州郡怎么样？”古朴回答说：“只是从前汉以来，论爵位的士人不如其他州郡罢了。至于著作足以成为世人的师法，则不比其他州郡差。严君平见到黄老之学，作《指归》；扬雄见到《易》，作《太玄》；见到《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替武帝撰写封禅文章，这些至今都是天下共同知晓的。”夏侯纂说：“仲父怎么样？”秦宓用书简敲打自己的脸，说：“希望明府不要把‘仲父’的称誉借给我这个小小百姓，请允许我为明府陈述本州的根本情况】蜀地有汶阜山，长江从它的腹中发源；上天让它防卫昌盛、神灵建立福祉，所以能够使沃野绵延千里。淮水、济水等四条大河中，长江居首，这就是其中第一点。大禹出生在石纽山，今天的汶山郡就是那里。从前尧遭遇洪水，鲧不能治理；大禹疏通长江，疏导黄河，使水向东流入大海，为百姓除去灾害。自有人类以来，功劳没有谁比得上他，这是第二点。上天布置治理天下的秩序，房宿、心宿主管政事，参宿、伐星对应益州的分野。三皇乘坐天帝的车从谷口出来，今天的斜谷就是那里。这不过是鄙州的田间小路，明府若以高雅的心意来评论它，同天下相比又怎么样呢？又回答张温【吴国派张温出使蜀国，秦宓有这番回答】张温问：“您学习过吗？”秦宓说：“五尺高的童子都在学习，何必问我这个小人呢？”张温又问：“天有头吗？”秦宓说：“有。”张温说：“在什么方向？”秦宓说：“在西方。《诗经》说：‘于是眷顾西方。’由此推断，头在西方。”张温说：“天有耳朵吗？”秦宓说：“天处在高处，却能听见下界。《诗经》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上天。’如果天没有耳朵，凭什么听见呢？”张温说：“天有脚吗？”秦宓说：“有。《诗经》说：‘上天行走艰难。’这句话中的‘这’若不是指有脚的上天，那么没有脚，凭什么行走呢？”张温说：“天有姓吗？”秦宓说：“有。”张温说：“姓什么？”秦宓说：“姓刘。”张温说：“怎么知道？”秦宓回答说：“天子的姓是刘，所以由此知道。”张温说：“太阳在东方产生吗？”秦宓说：“虽然在东方产生，却在西方落下。”秦宓回答问题像回声随声而出一样迅速，因此张温非常敬佩、折服于秦宓的文章和辩才；这类事很多。李恢代替邓方回答【当时庲降都督邓方去世，先主问李恢：“谁可以接替他？”李恢回答说】人的才能各有长处和短处。所以孔子说：“任用人时，要根据他的才器。”况且贤明的君主在上，臣下就能尽情陈述。因此在先零之战中，赵充国说：“没有谁比得上老臣。”臣下我不敢自量，只希望陛下明察。先主笑着说：“我本来的意思，也已经在卿你身上了。”于是任命李恢为庲降都督，使他持节兼领交州刺史，驻守平夷县。吴 赵咨回答魏帝关于吴王的情况【魏国派都尉赵咨出使魏国，魏帝问：“吴王是怎样的君主？”赵咨回答说】魏帝问：“吴王是怎样的君主？”赵咨回答：“他是聪明、仁爱、睿智而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魏帝问他的具体情况，赵咨说：“他把鲁肃从普通人中接纳出来，这是他的聪明；从行伍中提拔吕蒙，这是他的明察；俘获于禁却不加伤害，这是他的仁爱；夺取荆州而军队没有经过血战，这是他的智慧；占据三州，像猛虎一样威视天下，这是他的雄才；能屈身事奉陛下，这是他的谋略。” 又回答嘲问

译魏文帝嘲问赵咨：“吴主很懂得学习吗？”赵咨说：“吴王泛舟长江，拥有战船万艘、披甲士卒百万，任用贤能，志在经营谋划天下；即使还有空闲，也会广泛阅读书籍传记，遍览史籍，采集奇闻异事，并不只是像书生那样寻章摘句而已。”魏文帝说：“吴国可以征伐吗？”赵咨回答：“大国有征伐的军队，小国有防备抵御的坚固条件。”魏文帝又问：“吴国难以抵抗魏国吗？”赵咨说：“拥有披甲士卒百万，以长江、汉水为护城河，有什么难以抵抗的呢？”魏帝问：“吴国像您这样的士大夫有几人？”赵咨说：“聪明而才识卓异的，有八九十人；像我这样的人，车载斗量，多得数不清。”赵咨多次奉命出使北方，受到人们敬重和惊异。孙权听说后赞许他，授予骑都尉。赵咨进言说：“看北方最终不能守住盟约，如今的计策是，朝廷承接汉朝四百年的国运，应当顺应东南的气运，改换年号，整顿服色，以顺应天意、安抚民心。”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鲁肃回答吴主关于辅佐齐桓公、晋文公功业的问题【鲁肃，字子敬。孙权因议论说：“如今汉室倾危，四方纷乱。我承继父兄遗留下来的基业，想要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您既然惠然来顾，准备怎样辅佐我呢？”鲁肃回答说】从前汉高帝想以微薄力量尊奉义帝却没有成功，是因为项羽成为祸害。如今的曹操，就像从前的项羽，将军凭什么能够成为齐桓公、晋文公呢？我私下揣度，汉室不可能再兴复，曹操也不可能很快除掉。为将军谋划，只有鼎足占据江东，等待天下出现可乘之机。这样谋划，也自然没有什么不妥。为什么呢？北方确实事务繁多。趁它事务繁多之时，消灭黄祖，继续进攻刘表，直到占有长江所能达到的尽头，然后据此拥有它，接着建立帝王名号，谋取天下；这就是汉高帝的事业。孙权说：“我如今只是尽力经营一方，希望借此辅佐汉室罢了。”这不是鲁肃所能预料到的话。朱育回答濮阳兴【《防稽典录》说：孙亮在位时，会稽山阴县有朱育，在郡府任门下书佐。太守濮阳兴在元旦设宴，看见属官，谈话间问太守：“从前听说朱颍川向郑召公询问士人，韩吴郡向刘圣博询问士人，王景兴向虞仲翔询问士人。我曾经见过郑召公、刘圣博的两篇回答，却还没有看到虞仲翔的回答。敬仰本国贤人，想看见这篇盛美的文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译书佐您难道知道这件事吗？” 朱育回答说】我过去曾经学习过这篇文章。从前初平末年，王府君凭借深邃奇妙的才华，破格升任临郡长官。他思慕贤才，赞美善行，乐于搜求名士俊杰。他问功曹虞翻：“听说美玉出自昆山，珍珠产于南海，远方异域各自出产珍宝。况且我曾听说士人赞叹贵州，自古以来多有英俊之才，只是因为远离京城，含藏才华而未能显达罢了。功曹一向喜好博览古事，难道知道这些人吗？”虞翻回答：“会稽上应牵牛星宿，下处在少阳之位，东面渐近大海，西面通达五湖，南面开阔无边，北面濒临浙江，南山是它的居处，实在是州郡的屏障。从前大禹会合群臣，于是用它来命名。山中金、木以及鸟兽资源丰富，水中盐、鱼、珍珠、蚌类富足，海岳的精华和汁液善于孕育俊异之才，因此忠臣接连出现，孝子相继遍布乡里，下至贤德女子，没有不在这里孕育成长的。”王府君笑着说：“地势既然如此，那么士人和女子的名声，可以全都听闻吗？”虞翻回答：“不敢说远处的，只略说附近的罢了。从前有孝子句章董黯，竭尽心力奉养父母，使父母在面色和生活上都得到安适；父母去世时竭尽哀痛，独自居住在山林旷野，鸟兽都归附于他；他怨恨亲人受到侮辱，白天便报仇雪恨，名声传遍天下，显赫光明。太中大夫、山阴人陈嚣，捕鱼时感化盗贼，居住时把地方让给邻人；受到侵扰后退让藩篱，于是形成了义人聚居的乡里；他赡养车妪，行为足以激励风俗。” 自从扬子云等人上书推荐他以后，这些事便光彩显著地流传于世。太尉、山阴人郑公，清正明亮、质朴正直，不畏惧强暴权势。鲁国国相、山阴人钟离意，禀赋特殊的资质，在家孝顺，在朝忠诚；治理县邑和相国任上，所到之处都留下恩惠，所以取法于他的养民之道，具有君子的谋略。鲁国有丹书所记的信验，以及陈宫、费齐，都上合天心；他们的功德和治理政绩，记载在汉代典籍中。有道德的山阴人赵晔、被征召的士人上虞人王充，都才华宏大、深厚美善，学问穷尽道术本源；他们著书作文，接连写成百篇，解释经传中长期存在的疑义，解开当世盘结的难题，有的向上探究阴阳的奥秘，向下依据人情的终极归向。交阯刺史、上虞人綦毋俊，选拔并救济一郡百姓，让出爵位和土地的封赏。决曹掾、上虞人孟英，三代人都为义而死。主簿、句章人梁宏，功曹史、余姚人曹驷勋，主簿、向章人郑云，都恪守始终如一的道义，主动承担罪责，免除职居。门下督盗贼、余姚人伍隆▯▯候，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黄他，都亲身面对白刃，救助君主脱离危难。扬州从事、句章人王脩，献身接受使命，声名流传后世。河内太守、上虞人魏少英，遭逢世道艰难困厄，忘却家庭而忧虑国家，列名八俊之中，是当世英才。尚书、乌伤人杨乔，桓帝把公主嫁给他，他以疾病为由推辞而不接受。近来去世的太尉、上虞人朱公，天资聪颖明达，敬慎明察而有神明威武之才，防备没有失策，征伐没有遗漏的谋虑，因此天下的义兵都想推举他为首。上虞女子曹娥，她的父亲溺死在江中，她投水而死，乡人立碑记载此事。碑文光明显著。王府君说：“这已经很好了。颍川有巢父、许由那样的隐逸事迹，吴地有泰伯三次让国的事迹；贵郡虽然士人众多，这些已经足够了。”翻对答说：“我刚才只是先说近代的事罢了。至于追述上古的事，以及守持节操的人，也不是没有。过去越王翳让出王位，逃到巫山的洞穴中，越人用烟熏他才把他赶出来，这难道不是泰伯一类的人吗？况且泰伯是外来的君主，并非当地人。若说外来的人，那么大禹也曾巡行到这里，并葬在这里了。”鄞县大里人黄公，在暴秦时代洁身自守；高祖登上帝位后，他不能统一自己的志节，惠帝恭敬谦让时，他出仕便能救济危难。余姚征士严遵王，王莽多次征聘他，他守节不去；直到光武中兴之后，才低头出仕，却昂首不拜，志气凌越云日。这些都记载在传籍中，清楚而显著，难道能同巢父、许由那种流俗遗闻、经传中没有记载的事相比吗？王府君笑着说：“说得好！真是贤人啊。不是您不加以彰显，而是太守我从前没有听说过。” 濮阳府君说：“御史所说的人，我已经听说过了；亚于这些人以下的，书佐你还知道吗？”育回答说：“仰慕他们的高尚德行，怎敢不知道呢？近来的太守、上虞人陈业，洁身自守，品行清正，胸怀如霜雪般贞洁明亮，诚信坚贞，与柳下惠有同样的操守。他遭逢汉朝中衰，弃官弃禄，隐遁在黟、歙之间，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他高远美妙的行迹，天下都听说过。所以桓、文二公留下书信，比较起来也只够列入三高之中。他们之中，聪明而有大略、忠直敢言的，是侍御史、余姚人虞翻，以及偏将军、乌伤人骆统；深厚美善、德行纯正的，是太子少傅、山阴人阚泽，他学问通达、品行卓异，成为皇帝的儒学老师；姿态雄伟、勇武刚毅，在当世建立功勋的，是后将军贺齐，功勋业绩十分显著；探究极深的秘术，所说合于神明的，是太史令、上虞人吴范；以文章著称、立言灿烂盛大的，是御史中丞、句章人任爽和鄱阳太守、章安人虞翔，他们各自驰骋于文檄之间，光彩如春日花木。处士邓卢叙的弟弟触犯公法，他自杀请求代替弟弟受罪；吴宁人斯敦、山阴人祁庚、上虞人樊正，都代替父亲去死罪。他们的女子，有松杨、柳朱、永宁、瞿素等，有的嫁过一次便守节，连性命也不顾；有的遭逢盗寇劫掠，至死也不损害自己的操行。这些都是近世的事情，至今还在人们耳目之中。” 府君说：“这些都是天下的英才。我听说秦始皇二十五年，把吴越之地设置为会稽郡，郡治在吴县。汉朝分封诸侯王，到了哪一年又恢复为郡，并把郡治分设在这里？”育回答说：“刘贾为荆王，刘贾被英布杀死后，又任命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刘濞反叛被诛杀，于是又恢复为郡，郡治设在吴县。”元鼎五年，平定东越，便以东越之地作为郡治，并把它归属这里，同时设置东部都尉，后来迁到章安。阳朔元年，又迁郡治到鄞县。后来有盗寇侵害，又迁到句章。到永建四年，刘府君上书，把浙江以北的地区划归吴郡、会稽郡，郡治迁回山阴。从永建四年、岁在己巳，到今年，共经过一百二十九年。府君称善。这一年，是吴国太平三年，岁在丁丑。《三国志文类》卷三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七 议 魏 太祖拒绝王芬等人谋划废立的议论【冀州刺史王芬、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联合豪杰，谋划废黜灵帝，拥立合肥侯，把这件事告诉太祖，太祖拒绝了他们。王芬等人于是失败。《魏书》记载太祖拒绝王芬时的说辞如下】废黜或拥立皇帝，是天下最不祥的事情。古人中有权衡成败、估量轻重而实行此事的人，伊尹、霍光就是这样。伊尹怀有极其忠诚的心意，凭借宰相大臣的权势，处在百官之上，所以进退废置，谋划能够实行，事情能够成功。至于霍光接受托付国家的重任，凭借宗室重臣的地位，对内有太后执掌政权的权势，对外有群臣共同赞成的形势；昌邑王即位不久，没有形成尊贵的恩宠，朝廷中又缺少正直敢言的大臣，议论出自亲近之人，所以计策实行起来如同转动圆环，事情成功如同摧折朽木。现在诸位只看到了从前事情容易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如今事情的困难。诸位自己估量一下，你们结集的众人、联合的党羽，哪里比得上七国？合肥侯的尊贵，哪里比得上吴王、楚王？却要制造非常之变，并希望必定成功，难道不是危险吗？” 曹髦《帝王优劣议》【皇帝在太极东堂宴请群臣，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共同讲述礼典，于是谈到帝王优劣的差别。皇帝仰慕夏代少康，因而问荀顗等人】夏朝已经衰败，后相几乎灭亡，少康收集夏朝的部众，恢复了大禹的功业。高祖从田野间起兵，驱使并统率豪杰俊士，消灭秦朝和项羽，包举天下。这两位君王都可以说是才智非凡、谋略不同寻常、承受天命而出的大贤人。考察他们的功德，谁应该排在前面？荀顗等回答说：“天下是最重要的重器，君王由上天授予权柄；具有圣德而又符合天命，然后才能接受天命、开创基业。至于承接前人的事业、复兴旧日功业，开创与因循，难易各不相同。少康的功德虽然美好，仍然是中兴之君，可以和世祖归为同类。至于高祖，臣等认为他更优。”皇帝说：“自古以来，帝王的功德、言语和行为，彼此各有高下，未必开创基业的人都优越，继承事业的人都低劣。汤、武、高祖虽然都接受天命，但贤明和圣德的差别，按所见之事比较，悬殊很大。少康、殷中宗，是中兴的美盛；夏启、周成王，是守成守文的盛德。论德行、考实绩，与汉高祖相比，我只看见他们优越，没听说他们低劣。只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所称说的功业不同罢了。少康生在国家灭亡之后，降为诸侯的臣属，艰难逃难，仅仅保全自身，却能够施布德政、开创谋略，最终消灭过、戈，恢复大禹的功业，使夏的祭祀与上天相配，不失去旧有的国家。” 若不是具有极高的德行和宏大的仁爱，哪里能成就这样的功勋？汉高祖凭借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依靠一时的权变，专门凭借智谋和武力建立功业；他的行事举动多有违背圣人法度之处。作为人子，多次使自己的父亲陷于危险；作为君主，囚禁贤能的相国；作为父亲，又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死后，国家几乎倾覆。假如让他和少康交换时代处境，他或许不能恢复大禹的功业。由此推论，应当尊崇夏少康而贬低汉高祖。”群臣，请你们详细议论这件事。第二天丁巳，讲学完毕，荀顗、袁亮等议论说：“三代建立国家，分封土地而治理；在它们衰败时，没有土崩瓦解的形势，可以用德政安抚，却难以用武力屈服。到了战国，强弱互相吞并，舍弃道德而任用智力，所以秦朝的弊病可以用武力争夺。少康施布德政，是仁人的英杰；高祖任用武力，是智者中的俊杰。仁与智不同，二位帝王也就不同了。”《诗经》《尚书》记述殷中宗、殷高宗，都列入《大雅》。少康的功业美德超过二宗，他列入《大雅》是很明显的。少康优越，应当如诏书所说。崔赞、钟毓、虞松等议论说：“少康虽然积累德行、累积仁爱，然而他上承大禹遗留下来的恩泽和余庆，内有虞仍的援助，外有靡艾的帮助。寒浞奸邪不正，不能施德于百姓；浇昏暴而没有亲属，内外都背弃他。少康因此取得国家，大概也有所凭借。” 至于汉高祖，他从平民起兵，率领乌合之众，成就了帝王的事业。

译论德行，少康优越；考察功业，高祖较多；说到所凭借的条件，少康较为容易；比较所处的时代，高祖更加困难。” 皇帝说：“诸位卿认为少康凭借了条件、高祖开创了事业，这些说法确实有道理；然而还不知道三代之时，凭借德行成就功勋是那样困难，秦、项之际，凭借武力成功又是这样容易。况且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才是建立功业；汉高祖的功业虽高，却不如少康盛大的德行。仁者必定有勇，诛灭暴乱必定要使用武力；少康武功威烈的力量，难道一定低于汉高祖吗？只是《夏书》沦亡，旧文残缺，所以他的功勋美德有所缺失，未能记载。只有伍员大略地叙述过，他说少康恢复大禹的功业，不失去旧有的国家，继承圣人的事业，旧有的典章没有差错。若不是兼有大雅之才的人，谁能做到这些？假如当时坟典全都保存，事迹记载详备，哪里还会有这种异同的争论呢！”于是群臣都心悦诚服。中书令虞松进言说：“少康的事距今久远，文字又晦暗不明，因此自古至今，议论的人没有谁谈到它。少康的德行美善被隐藏而没有宣扬，陛下已经用深远的见识留心此事，考察详究古代，又发表高明的言论，赞明少康的美德，使它显扬在千年之后，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编成篇章，永远流传给后人。”皇帝说：“我的学问不广博，见闻浅陋狭窄，担心所论未能恰当。即使偶有可取之处，也是偶然猜中，多次猜中也不值得珍视，恐怕反而使后世贤者讥笑，彰显我的昏昧吧？” 于是侍郎钟会退下后，整理编次这篇议论。荀彧关于粮食将尽的议论【太祖驻守官渡，袁绍包围了他。太祖军粮将尽，写信给荀彧商议，想退回许都以引诱袁绍。荀彧提出了这个意见】现在军粮虽然少，却还没有达到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作战时的程度。当时刘邦、项羽谁也不肯先退，因为先退的人势力就会屈服。您以十分之一的兵力，划地坚守，扼住敌人的咽喉使他不能前进，已经半年了。如今敌军情势显露、力量已经竭尽，必将发生变化；现在正是使用奇兵的时候，不可错过。太祖于是留下来，后来用奇兵袭击袁绍的别营，斩杀其将淳于琼等人。袁绍退走。又一次使恢复九州的议论搁置【太祖攻下邺城，兼任冀州牧。有人劝太祖应恢复古代设置九州的制度，这样冀州所管辖的地域就会广大，天下也会服从。太祖准备听从，荀彧提出了这个意见】如果这样做，冀州就应当得到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州、并州的土地，所夺取的地方太多了。前些日子您击败袁尚、擒获审配，天下震惊，人人一定都害怕不能保有自己的土地、守住自己的军队。现在如果把这些地方分属冀州，他们都会动摇心思。况且很多人劝说关右诸将采取闭关自守的计策，如今听到这件事，会认为自己必定依次被夺取。事情一旦发生变故，即使有善于守御的人，也会相互胁迫而做出非法之事，那么袁尚就能暂时免于死亡，袁谭会心怀二意，刘表也会于是保住江汉之间，天下就难以谋取了。希望您赶快率兵先平定河北，然后修复旧都，向南逼临荆州，责问它不入贡，那么天下都知道您的意图，人人自然安心；天下大定之后，再讨论恢复古制，这才是国家长久的利益。”太祖于是搁置了恢复九州的议论。贾诩关于追击退军的议论 太祖征讨张绣，有一天率军撤退，张绣亲自追击。贾诩对张绣说：“不能追，追击一定失败。”张绣不听，进军交战，大败而回。贾诩对张绣说：“赶快再追，重新交战一定胜利。”张绣道歉说：“没有听您的话，才到了这个地步；如今已经败了，为什么还要再追？”贾诩说：“军队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赶快前去一定有利。”张绣相信了他，于是收集散兵赶去追击，大战后果然获胜而回。张绣问贾诩说：“我用精兵追击退军，您却说一定失败；后来用败兵攻击胜军，您却说一定胜利，全都如您所说，为什么反而都应验了呢？”贾诩说：“这很容易知道。将军虽然善于用兵，却不是曹公的对手。曹军虽然刚刚撤退，曹公必定亲自断后；追兵虽然精锐，但将领既然不是曹公的对手，曹军士卒又正锐气旺盛，所以知道一定会失败。曹公攻打将军时，没有失误，兵力尚未用尽就撤退，必定是国内发生了事故。他已经击破将军，一定会轻装快速前进；即使留下将领断后，那些将领虽然勇猛，也不是将军的对手，所以即使用败兵交战，也一定能够取胜。”张绣于是心服。夏侯玄关于时政的议论 太傅司马宣王向夏侯玄询问时政，夏侯玄提出意见说：任用官员、选拔人才，是国家的权柄。因此铨选权专属于台阁，这是上级的分职。孝行存在于乡里，优劣由乡人评定，这是下级的次序。想要使教化清明、选任审慎，只在于明确各自的分职和次序，不使它们互相越界罢了。为什么呢？上级越过自己的权限，就担心任用的依据不正，凭借权势奔走钻营的道路会被打开；下级越过自己的次序，就担心天爵之外的渠道也会开通，谋取机权的门路越来越多。所谓天爵向下通达，就是平民也来议论用人权柄；谋取机权的门路太多，就是纷乱的根源。自从州郡中正品评官才以来，已经多年了，但局势纷乱不止，从未听说整齐有序，难道不是分职和次序错乱、各自失去要领造成的吗？如果让中正只考察人的品行和伦常，根据同类品行排列次序，品行相当的人都可以授官。为什么呢？一个人在家门内孝行显著，难道做官时不会忠诚恭谨吗？在九族中以仁慈宽厚著称，难道施行政务时不会通达吗？在乡党中按照义理果断行事，难道不能担当职事吗？这三类品行由中正考察，即使不写出具体官名，也可以知道他们适合做官。品行有大小，同类有高下，那么所任用的等级也自然清楚分明了。何必让中正在下级干预铨选的机要，又让掌握机要权柄的人在上级有所依托，使上下互相侵犯而造成混乱呢？” 况且台阁面对下级，考核功绩、检验成败；各个官职所属的人员各有长官，早晚都在考察，没有什么比这更详细的。乡里的议论却凭个人意愿裁断处置，使负责选任的官员失去职守，众人受到驱使而惊惧；想要风俗清明安静，难道可能吗？如果中央的台阁离百姓很远，众人都不把它当作可接近的地方，那么能够到达那里的人反而更接近权力，谁不修饰自己以求达到目的？既然有所求取的门路，那么只修养自己、在家乡建立名声的人，已经不如直接在乡党中自我显达的人；能在乡党中自我显达的人，又已经不如直接向州郡求取的人。假如打开这样的门路，却担心他们粉饰真实、背离根本，即使再严厉责罚中正、用刑罚督促他们，也仍然没有用处。哪里比得上让各自按照职分行事：官长就把所属官员的能与不能上报台阁，台阁则依据官长所报的能否等级，再参考乡里的德行次序，拟定同类的等级，不让其中偏颇。中正只考察人的行迹，区别高下，审定同类，不让升降失当。台阁总揽全局，按照所选定的任用；如果其中有错乱，责任就在有关官署。官长所排的等级、中正所拟的同类，依次率先任用。如果任用不相称，责任就在外部官员。这样，内外相互参验，得失可以互相检验，谁还能彼此粉饰？这样人心就会安定，事情也能得到合理处理，大概可以使风俗安静、官才选定了。”

译他又认为，古代设置官职，是为了救济养育众生，统辖治理人民和万物。因此设置君长来管理他们。管理百姓的主官，应该统一而专任；统一，则官员职任确定、上下安定；专任，则职事能够修明，政务不繁杂。政务简要、职事修明，上下相安而国家仍不能治理的，从来没有。先王建立万国，虽然其中详情已经难以全部考察，但划分疆界、各守自己的土地，并不是用繁重的牵制束缚来治理的体制。考察殷、周的制度，五等爵位只有大小、贵贱的差别，也没有君主、官员、臣民各有两套统属、互相牵制的情形。官府统属不统一，职事就不能修明；职事不能修明，政务怎么能简要？政务不简要，百姓怎么能安静？百姓不安静，邪恶就一同兴起，奸诈虚伪也会滋长。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使职司专一、统属统一。秦代开始，不遵循圣人之道，私自把持御史职权，以奸诈手段对待下级，害怕宰官职事不修明，于是设置监牧来督察；又害怕督察者宽容曲从，于是设置司察来纠正。宰官与监牧互相牵累，监察官彼此监督，人人怀有不同心思，上下各自忙于不同事务。汉朝承袭这一遗绪，不能匡正改革；魏室兴盛时，也来不及处理。五等爵制虽然难以立即恢复，但可以大略建立准则，以统一治理制度。” 如今的长吏，都是君主的官吏，百姓横向受到郡守的重压，纵向又被刺史层层加重。如果郡守所管辖的只是大概事务，那么它就同州相同，没有必要再设置一层重叠的管理，应该省去郡守，只任用刺史。刺史的职权存在，监察就不会废止；郡吏数以万计，可以重新从事农业，以节省烦琐费用、增加财物、繁殖谷物，这是第一点。大县的人才都足以担任郡守，诉讼是非常常产生不同意见；顺从就安定，坚持己见就争执。调和羹汤的美味，在于调合不同味道；上下相处的益处，在于能够互相补益。只知顺从才安定，就像琴瑟只奏同一个声音。把这些纷扰荡除，官职减少、事务简化，这是第二点。再说郡中的官吏，职在监察各县，却经营保护党羽、亲属、乡邑旧交；如果有人不合他们的意，就借公事加以牵制，百姓的困苦弊病便由此产生。如果把这些机构合并，混乱的根源自然堵塞，这是第三点。如今承接衰败弊病，百姓凋敝，贤才稀少，能够任事的人很少；郡县中的好官，往往并不少，郡受县的成效影响，繁重困难在下层，而官吏中的优良人选，郡里应当先行充足。如今亲近百姓的官吏，专门得到下级官吏，关系到百姓性命的职位却常常由顽劣鄙陋的人担任。现在如果合并郡县，官吏中就会有更多清廉善良的人，建立宏大的职制，广泛施行教化，使百姓和万物获得安宁，这是第四点。规定辖有万户的县称为郡守；五千户以上的，称为都尉；千户以下的，县令、县长仍按旧制。自县长以上，考核、迁调、任用，都依才能升迁，所治理的地区也随之增加，这是进用人才、考察功效的次序。如果制度一经确定，官员和人才就有等级次序，治理功效整齐明白，这是第五点。如果省去郡守，各县都能直接上达，事务不会拥塞隔绝，官员也不会滞留；即使还不能必然达到三代那种简约统一的教化，或许也可以逐步实现。便利百姓、节省费用，就在这里。又认为，文饰与质朴交替使用，就像四季轮流兴起一样。君王体察天理、治理万物，必定要根据弊病来使它通达。时代越来越质朴，就用礼加以文饰；时代安泰而奢侈，就用质朴来挽救。如今承接历代王朝的末流，受秦、汉遗风影响，世俗越来越重文饰，应当大加改革，以改变百姓的期望。如今制度规定，从公、列侯以下，到位在大将军以上，都可以穿用绫、锦、罗、绮、纨、素以及金银装饰雕镂的物品；从这一等级以下，各种彩色服饰又通用于贱民。虽然上下等级各自表示出差别，然而朝臣的服饰制度已经可以同至尊相等，青黄等色彩也已经通用于下层。想要使市场不卖华丽的颜色，商人不流通难得的货物，工匠不制作雕刻的器物，是做不到的。因此应当大力整治根本，按照古代制度取法，斟酌文饰与质朴的适宜程度，取其中道作为礼制；车舆、服饰、章采都归于质朴，禁止革除末俗的华丽之事。使身居朝廷的官员之家、有爵位的家庭，不再有锦绮装饰，不穿用杂色的服装，不使用纤巧的器物。从上到下，只在朴素程度上显示等级差别罢了，不要让它超过一两层的差别。至于功德方面的赏赐，是皇上的特别恩典，必须由有关官署明文表彰，然后才能服用这些物品。上层对下层的教化，就像风吹草倒一样；朴素的教化在朝廷根本处兴起，下面越来越奢侈的心思自然会消除。” 刘劭关于废除朝会、推迟朝会的议论 建安年间，刘劭作为计吏到许都，太史上奏说元旦当天将发生日食。刘劭当时在尚书令荀彧的官署，坐着几十个人，有人说应当废止朝会，有人说应当推迟朝会。刘劭说：“梓慎、裨灶是古代的良史，尚且会在水灾、火灾的占候上出错，错失天时。《礼记》说：‘诸侯共同朝见天子，已经到了宫门却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四种，日食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圣人留下制度，并不会因为预先预测到变故就废止朝会礼仪，或许灾害会自行消除、异常会潜伏不显，或许推算的方法本来就有错误。”荀彧认为他说得对，命令朝会照旧举行。当天也没有发生日食。《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三十八 议 魏 王朗关于恢复肉刑的议论【王朗字景兴，当时钟繇上疏请求恢复肉刑，王朗提出了这个议论】钟繇想减轻死刑条文，使加重劳役刑的数量增加，这就像扶起倒下的东西、把尸体变成人一样。然而以臣愚见，仍有一点细微的不同意见。五刑所属的罪名，已经写在科律中；科律本来就有减死一等的法律，不判死刑就是减等，实行已经很久了，不必远远借助那种肉刑，然后才有次于死刑的罪罚。前代仁德之人，不忍心看肉刑的惨酷，所以废止不用。自从不用肉刑以来，已经历经数百年，如今重新施行，恐怕减死的条文还没有明白显示在万民眼前，而肉刑的传闻已经传到敌人的耳朵里，这不是招致远方之人的办法。如今可以按照钟繇想减轻的死罪，改判减死的髡刑；如果还嫌刑罚太轻，就加倍服劳役的年数。这样，对内有用生刑替代死刑的无量恩德，对外没有用割足替代割鼻那种惊骇耳目的声名。参与议论的有一百多人，赞同王朗的占多数。皇帝因为吴、蜀尚未平定，暂且搁置了此事。华歆关于举荐孝廉的议论【华歆字子鱼，当时三府议论举荐孝廉，本来依据德行，不再限制必须试经】华歆认为，自从丧乱以来，六经已经废坏，应当把保存、建立六经作为当前急务，以此尊崇王道。制定法律，是为了适应盛衰变化；如今如果听任举荐孝廉而不以经学考试，恐怕学业会从此废弃。如果有特别优秀的人，可以特意征召任用；担心的是没有这样的人，哪里用得着担心他们不能通过考试呢？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程昱关于诛杀投降者的议论【太祖征伐马超，文帝留守，让程昱参与军事。田银、苏伯等人在河间反叛，太祖派将军贾信讨伐他们。有一千多名贼兵请求投降，议论的人都认为应当按照旧法处理。程昱提出了意见】程昱说：“诛杀投降者，是说在天下扰乱、各地纷纷起兵的时候，必须把他们围困之后才投降的人杀掉，以此向天下显示威势，堵住他们以投降获利的道路，使他们不至于等到被围困才投降。如今天下大致平定，而且事情发生在国家境内，这些贼兵必然会投降，杀掉他们不能使人畏惧，并不是前日诛杀投降者的本意。臣认为不能杀；即使要杀，也应当先上奏请示。”众议者说：“军事行动有专断权，不必请示。”程昱没有回答。文帝起身进入内室，特意召见他。程昱说：“您是不是还有没有说尽的意思？”程昱说：“所谓可以专断命令，是指有临时紧急情况、在呼吸之间就要处理的事罢了。如今这些贼兵受制于贾信手中，并没有朝夕之间的变化，所以老臣不愿意让将军擅自执行这件事。”文帝说：“您的考虑很周全，就把这件事告诉太祖。”太祖果然没有诛杀他们。太祖回来后，听说此事十分高兴，对程昱说：“您不只是明白军事谋略，也善于处理臣下父子之间的关系。” 郭嘉关于谋划对付刘备的议论 刘备前来投奔，太祖任命他为豫州牧。有人对太祖说：“刘备有英雄的志向，如今不早些谋划除掉他，后来一定会成为祸患。”太祖拿这件事询问郭嘉。郭嘉说：“确实如此。但您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守信来招揽俊杰，尚且担心人才不能完全归附。如今刘备有英雄的名声，又因为困窘而来归附，您如果因此害他，就会以残害贤人为名，那么智士们将会自己疑惧、回心另择主人，谁还会同您一起平定天下呢？为了除掉一个人的祸患，却使四海的希望受挫，这是安危的关键，不可不察。”太祖笑着说：“你说得对。”刘晔关于帝号、谥号的议论【诏书说：“尊崇严肃地追尊祖先，是为了崇尚孝道、表彰德行；追溯根本、敬重始祖，是为了使教化深厚而流传。所以成汤、文王、武王，实际开创了商、周；《诗经》《尚书》的义理，追尊稷、契，歌颂有娀氏、姜嫄的事迹，阐明盛德的源流以及受命兴起的由来。自从我魏室承受天命以来，已经由高皇帝、太皇帝开创根基，又由武皇帝、文皇帝使功业隆盛。至于高皇帝的父亲处士君，暗中修养德行、谦让自守，行为合于神明，这正是天地所赐福、神灵所由降临的根源。然而他的精神高远幽深，称号和名声竟没有记载，这不是所谓崇尚孝道、重视根本。” 应命令公卿以下官员共同议论帝号、谥号。”刘晔说】圣明皇帝、孝顺的后代想要褒扬尊崇先祖，确实没有止境。然而亲疏的次序、远近的差等，大概有礼制作为规范，用来割断私情，成就公法，成为万世的准则。周王之所以追尊后稷为先祖，是因为后稷辅佐唐尧有功，名列祭祀的典册。至于汉代初年，追谥的原则不过涉及他的父亲；向上比照周室，那么大魏的开创应当从高皇帝开始。向下考察汉代，追谥的礼制没有达到他的祖先；这确实是前代已经形成的制度，也是当今明确的义理。陛下孝思发自内心，确实没有止境；但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载，所以在礼制上应当谨慎。我认为追尊的原则，应该只追尊到高皇帝为止。尚书卫臻与刘晔的意见相同，这件事于是施行了。张辽关于太祖教令的议论【太祖征讨孙权回来后，派张辽与乐进、李典等率领七千多人屯驻合肥。太祖征讨张鲁时，给护军薛悌下了一道教令，封口处写着：“敌人到来时才能打开。”不久孙权率领十万大军包围合肥，于是共同打开教令，内容如下】“如果孙权到来，张辽、李典将军出战，乐进将军守护军，不得与敌交战。”诸将都疑惑，张辽说：“曹公远征在外，等到救兵到来时，我们早已被敌人攻破了。”所以教令的意思是，在敌我尚未会合之前，主动出击，挫折敌人的盛大气势，以安定众人的心，然后才可以守城。成败的关键就在这一战，诸位为什么疑惑？”李典也赞同张辽。于是张辽夜里招募敢于跟从的人，得到八百人，杀牛犒飨将士。第二天大战，天刚亮张辽披甲持戟，率先登上敌阵，杀死几十人，斩杀两名将领，大声喊出自己的姓名，冲破营垒直到孙权的麾盖之下。孙权大惊，众人不知道怎么办，逃到高大的坟冢上，凭借长戟自守。张辽呵斥孙权下来交战，孙权不敢动。孙权看见张辽所带的人很少，便聚集军队把张辽包围了好几层。张辽在左右挥戟，直向前猛烈攻击，包围圈被冲开。张辽带着部下几十人冲出，剩下的人大声呼喊：“将军要抛弃我们吗？”张辽又返回去冲破包围，救出其余众人。孙权的军马全都溃散，没有人敢抵挡。战斗从早晨一直到中午，吴军丧失了锐气，退回去修整防备，众人的心才安定下来。诸将都佩服他。孙权守合肥十多天，城池无法攻下，于是率军退走。张辽率诸军追击，几乎再次擒获孙权。太祖非常赞赏张辽，任命他为征东将军。崔林关于考核官吏的议论【崔林字德儒，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论》，诏令下达给百官，崔林提出意见】

译考察《周官》中的考核制度，文字已经很完备了。自康王以后，制度便逐渐衰败。这说明考核的方法是否有效，在于执行它的人。到了汉朝末年，它的失误难道在于属官的职务规定不够周密吗？如今军务有时繁多，有时仓促，只用科条来防备，用内外制度来申明，增减没有常规，本来就很难统一。况且众多事物的纲目没有张举，就只需举起纲领；众多毛发不能整理，就只需提起衣领。皋陶在虞舜时任职，伊尹在殷朝为臣，不仁的人就会被疏远。五帝三王的制度未必完全相同，却都能各自治理好国家。《乱易》说：‘简易，则天下的道理就能得到。’太祖应当随时势设置制度，为后世留下规范，不必担心不能完全仿效古代。我认为如今的制度并不疏漏宽泛，只在于守住统一原则而不丧失罢了。如果朝廷大臣能够承担仲山甫那样的重任，成为百官的法式，那么谁敢不肃敬呢？” 辛毗、袁谭请求讲和的议论【辛毗字佐治，太祖任司空时征辟辛毗，辛毗没有接受任命。后来袁尚在平原攻打兄长袁谭，袁谭派辛毗到太祖那里请求讲和】太祖对辛毗说：“袁谭可靠吗？袁尚一定可以击败吗？”辛毗回答说：“明公不要问他是真诚还是欺诈，只应当讨论形势。袁氏本来是兄弟相互攻伐，并不是说别人能从中离间，而是以为天下可以由自己平定。如今突然向明公请求救援，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显甫看见显思困窘却不能夺取他的地盘，这是力量已经竭尽。对外兵败，内部谋臣被诛，兄弟相互谗毁，国家分成两半，多年征战，以至于铠甲头盔上都生满虱子。加上旱灾、蝗灾、饥荒一齐到来，国家没有粮仓，出行没有裹粮；天灾在上面应验，人事在下面困顿，百姓无论愚蠢还是聪明，都知道国家将土崩瓦解。这正是上天要灭亡袁尚的时候。兵法说：‘即使有石城汤池、披甲百万，但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如今我们前去攻打邺城，袁尚如果不回来救援，就不能自守；如果回来救援，袁谭就会跟在他的后面。凭明公的威势，对付困穷的敌人、束缚疲惫的寇贼，就像秋风吹落叶一样容易。上天把袁尚送给明公，明公不取，却去攻打荆州。荆州富足安乐，国家没有裂隙。仲虺说过：‘要攻取动乱的国家，讨伐衰亡的国家。’如今袁氏兄弟不谋划长远，却在内部相互图害，可以说是乱了。” 留下的人没有粮食，出行的人没有食物，可以说是亡国了。早晨还顾不上谋划晚上的事，百姓的生命无法延续，却不安抚他们，反而想等到别的年份。以后年成或许丰收，袁氏又会知道自己将亡而改修德行，那就失去了用兵的关键。如今趁袁谭请求救援而安抚他，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事了。况且四方的寇贼，没有比河北更大的。河北平定，六军就会强盛，天下也会震动。”太祖说：“好。”于是答应与袁谭讲和。杨阜关于四种弊害的议论【诏令大范围讨论政治中对百姓不利的事情】杨阜议论认为：政治在于任用贤能，国家兴盛在于致力农业。如果舍弃贤能而任用自己的私亲，这是忘记治理的最大弊害。广泛修建宫殿馆舍，把台榭建得很高，以妨碍百姓从事生产，这是损害农业的最大弊害。百工不认真制造实用器具，反而争相制作奇巧之物，以迎合上面的欲望，这是伤害根本的最大弊害。孔子说：“苛刻的政治比猛虎更凶暴。”如今一些守着功劳、拘守文俗的官吏，处理政务不通晓治理的根本，只喜欢烦琐苛刻，这是扰乱百姓的最大弊害。当今的急务，应当除去这四种最大弊害，并诏令公卿、郡国举荐贤良方正、敦厚朴实的人加以选用，这也是求取贤才的一种办法。” 王昶《百官考核议》【诏令王昶撰写百官考核的事情】王昶认为，唐尧、虞舜虽然有贬黜升迁的文辞，但考核官吏的制度没有流传下来。周代制度中，冢宰的职务是总计群臣的治理情况，而诛罚和赏赐又没有逐一比较考核的制度。由此说来，圣明的君主明白如何任用贤能，只是大略提出贬黜升迁的体制，把它交给高官和长官负责，并总揽其纲纪，所以官员能干还是无能就可以知道了。大旨就是这样。蜀 诸葛亮关于申明正义的议论【当时魏国司徒华歆等人各自写信给诸葛亮，陈说天命和人事，想让蜀国举国称藩，诸葛亮于是没有答复。

译他写作《正议》说】从前项羽起兵不是依靠德行，虽然身处华夏，掌握帝王的权势，最终还是遭受汤镬之刑，成为后世永远的鉴戒。魏国不能审慎地吸取这个教训，如今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能够保全自身就是幸运，应该警戒子孙。然而你们这些人都已年老，却承受伪造的旨意而递上文书。像崇竦那样称颂王莽的功业，难道也将迫近元恶而求苟且免死吗？过去世祖继承旧日根基开创事业，率领几千疲弱士卒，在昆阳郊外摧毁王莽四十多万的强军。凭正道讨伐淫乱，关键不在兵力多少。到了孟德，凭借诡诈取胜的力量，率领几十万军队在阳平救援张郃，形势穷困、谋划后悔，仅仅能够逃脱自身，锐利的军锋受到屈辱，于是丧失汉中之地。他深知帝王神器不能妄自取得，回军后还未到达，便因忧愤中毒而死。子桓荒淫放纵，后来又以篡夺继承；即使你们多人逞强使用苏秦、张仪那种诡辩华靡的说辞，奉上如驩兜那样弥天的毁谤，想借此诬蔑毁谤唐帝、讥刺解除禹、稷的功业，也不过是白白损耗文采、劳费笔墨罢了。这是大人君子所不做的事。军队戒令又说：‘万人一心赴死，就能横行天下。’从前轩辕氏整顿几万士卒，制服四方、安定天下，何况凭几十万军队，依据正道面对有罪之人，谁能够抵挡呢？” 诸葛亮关于断绝与孙权盟好的议论【当时孙权僭称帝号，给群臣加封尊号，以便同魏、蜀二帝并尊。前来议论的人都认为同孙权交往没有益处，名分和体制也不顺，应该公开申明正义、断绝盟好。诸葛亮说】孙权早已有僭越叛逆之心，国家之所以暂且略过他的罪衅，是为了寻求掎角相援。如今如果公开断绝关系，他仇视我们一定更深，就应当调兵到东方戍守、同他较量，必须兼并他的土地之后，才能议论中原。孙权那里贤能的人才还很多，将相和睦协调，不可能一朝之间平定。军队停顿相持，坐等年老，使北方的敌人得到机会，这不是上策。从前孝文帝对匈奴使用谦卑的言辞，先帝优厚地同吴国结盟，都是顺应权宜、考虑长远利益，并不是普通人的偏执行为。如今议论的人都认为，孙权占据鼎足之势，不能同我们合力，而且志愿已经满足，没有渡江北上的打算。由此推断，这些看法似是而非。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智力、势力不相等，所以只能凭长江自保。孙权不能越过长江，就像魏贼不能渡过汉水，并不是力量有余而不肯取利。如果大军前去讨伐，他在上面必须分割土地来作为退路，在下面必须掠取百姓、扩张境地，向内部显示武力，不可能坐着不动。如果他就此不动而同我们和睦，那么我们北伐时就没有向东顾虑，黄河以南的军队也不能全部向西，这种利益已经很深了。孙权僭越的罪名暂时不宜公开，于是派卫尉陈震前去庆贺孙权正式确定的帝号。吴 关于郊祀的议论 群臣因为孙权还没有举行郊祀，上奏议论说：“近来祥瑞屡次降临，远方国家仰慕义理，天意和人事前后都已齐备，应该修建郊祀以承接天意。”孙权说：“郊祀应当在天下中央举行，如今这里不是那个地方，在哪里施行这种礼仪呢？”群臣再次上奏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君王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从前周文王、周武王在酆、镐举行郊祀，也不一定都在天下中央。”孙权说：“武王讨伐纣王后，在镐京登上帝位，就在那里举行郊祀。文王还不是天子，却在酆举行郊祀，这见于哪部经典？”群臣又上奏说：“臣等看到《汉书·郊祀志》中记载，匡衡上奏说：‘从甘泉、河东到酆举行郊祀。’”孙权说：“文王性情谦让，处于诸侯之位，显然没有举行郊祀。经传没有明确文字，匡衡是世俗儒者的臆测之说，不是典籍的正义，不能采用。” 张纮关于建都金陵的议论 张纮对孙权说：“秣陵是楚武王设置的地方，名称叫金陵，地势是山冈丘阜连接着石头山。我询问当地老人，他们说从前秦始皇东巡会稽，经过这个县，望气的人说：‘金陵的地形有帝王都邑的气象。’所以秦始皇挖断相连的山冈，把它改名为秣陵。如今那个地方还完整存在，土地具有这种气象，既然是上天所命，就适宜作为都邑。”孙权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但未能实行。后来刘备东行，住宿在秣陵，周遍观察地形，也劝孙权迁都那里。孙权说：“有智慧的人想法相同。”于是便在那里建都。关于赦免盗贼乘用御马的议论 鲁王曹霸有两个儿子：曹基、曹壹。五鳯年间，封曹基为吴侯，曹壹为宛陵侯。曹基在宫中侍奉孙亮。太平二年，有盗贼乘坐御马，收捕后交付狱官审理。孙亮问侍中刁玄：“盗乘御马，按罪应当怎样处置？”刁玄回答：“按条例应当处死，但鲁王早已去世，只有请陛下哀怜而宽宥他。”孙亮说：“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怎么能因为亲亲而偏袒他呢？应当想办法释放此人，难道可以用私情来逼迫我吗？”刁玄说：“旧例中的赦免有大小之分，有时也有只赦天下千里、五百里之内的，范围可以随意限定。”孙亮说：“善于解说的人不应当这样吧！”于是赦免宫中之人，曹基因此得以免罪。《三国志文类》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九

译论 魏 荀彧论治国之道【当时征战和徭役刚开始，许多制度正在兴建恢复。荀彧曾对太祖说】从前舜分别任命禹、稷、契、皋陶，来统筹各种政务，教化与征伐同时施行。到了汉高祖初年，战争正盛，还举用那些能够善于教导百姓的人。叔孙通在军旅之中学习礼仪，世祖也有放下武器讲习经艺、让马休息而谈论治道的事情。君子即使在一顿饭的短时间内，也不会违背仁德。如今您对外建立武功，对内兴办文学，使战争停止、上下和睦，使大道得以流行。国难即将平息，六礼全都得到治理，这正是周公姬旦辅佐周王而迅速使天下安定的原因。既已立德、立功，又兼能立言，确实符合孔子著述的本意。在当代显明制度，在后世扬名，难道不是盛大的事业吗？如果一定要等武事完毕以后才制作礼乐，就是把治理教化推迟到事情并不急迫的时候了。应当召集天下才德卓异、通晓儒学的人，考订讨论六经，刊定传记，保存古今学术，删去繁杂重复之处，使圣人的真意归于一致；同时大力兴隆礼学，逐渐敦厚教化，这样王道就能兼顾两方面而得以成功。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袁纮论肉刑 百姓的内心喜欢保全自己，却不能始终保全自己。大概是因为有利可图的外物悬在外面，而贪欲之情在内心发动，于是就产生了进取争贪的行为和希求放纵的事情。进取不停，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苟且侥幸的行为便由此产生；希求没有满足，不能使欲望得到快意，奸诈虚伪和愤怒便由此兴起。先王知道会这样，想要挽救其中的弊病，有时先施行德化来陶冶人心；人心不能被教化，然后才加以刑罚。《尚书》说：“百姓不相亲爱，五种人伦关系不能谦顺，你担任司徒，就应当恭敬地广施五教；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和奸邪作乱，你担任士官，就应当依法施行五刑。”这样看来，德化和刑罚的设置，是相互配合而使用的。夏、商、周三代相承，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周礼》说让受墨刑的人守门，让受劓刑的人守关，让受宫刑的人守内宫，让受刖刑的人守苑囿；这就是肉刑制度中可以考论的情况。荀卿也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这是历代君王共同的制度。”只是没有人知道它究竟从何时开始。杀人的处死了，可是相互杀害仍不停止，这说明死刑可以惩罚已经杀人的人，却不能使天下没有杀人之事；伤人的受刑了，可是伤害其他事物的行为仍不停止，这说明黥刑、劓刑可以使尚未受刑的人害怕，却不能使天下不再有犯罪。所以想要制止这些事情，不如先用德化。罪过显著以后，才把人交付刑罚，这样一来，将要杀人的人未必一定处死，伤人的人未必一定受刑；如果放任而不加教化，最终就会陷入刑罚。因此刑罚所能控制的，只是在事情已经无法改变的时候。礼教却不是这样，它说明善恶，使人的情感在暗中受到劝导，在尚未杀人时就把恶念消除；它使人知道羞耻，使内心产生惭愧，在尚未伤人时就加以治理。所以过错轻微而不至于显著，罪责浅薄而没有达到受刑的程度，最终仍陷入刑罚的，并不是教化所能挽救的。因此，即使残害一个人的生命、刑伤一个人的身体，只要能除去天下的祸害，又有什么可伤痛的呢？遵循这个道理，风俗教化可以逐渐淳厚，刑罚可以逐渐减少，这是必然的道理。如果不能教化人心，而专门任用刑罚，百姓就会失去行事的准则，稍一行动便触犯刑网，还想求得世道安宁和谐，能办得到吗？周成王、周康王时，难道只是按照三千条刑法办事，才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美名吗？大概是德化逐渐浸润，达到这种境地是有原因的。汉初革除了严酷刑罚的弊病，致力于宽厚的政论，公卿大夫相互以谈论他人过错为羞耻。汉文帝临朝，又采取清静无为的态度；张武接受贿赂，文帝赐给他黄金，以使他内心惭愧。吴王不来朝见，文帝尊崇礼仪来教训他的过失。因此官吏百姓安于职业，风俗流传而淳厚，所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件，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难道不是德化和刑罚兼用已经产生的效果吗？世上想谈论刑罚作用，却不先说明德教的益处，错误就太远了。如今死刑的罪名与古代相同，免除死刑以下的刑罚不过五年；一旦解除刑具，便又可以列入普通人的行列，因此百姓没有羞耻之心，罪恶之人屡屡进行盗窃，所以受刑的人很多而社会仍不能治理。如果经过教化已经去除恶行，刑罚又与罪行相当，那么一旦免去刀锯之刑，终身都不能列入邻里之中，尚且会感到羞耻，何况在乡党之中呢？何况在朝廷之中呢？这样一来，夙沙、赵高之类的人就无从施展他们的罪恶了。古人考察一个人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于是善恶便显明了。这样看来，君子远离刑罚，本来就已经很久了。因过失而遭遇不幸的，是八议可以宽宥的对象。至于卞和、司马迁的冤屈，则是滥施刑罚造成的。假如失去了治刑的正道，有的人尚且不能免于死刑，何况肉刑呢？《汉书》记载，斩右脚以及杀人后先行向官吏自首、因接受贿赂而看守官府财物却立即盗取的人，都应当弃市。这就是班固所说的本来应当活着却让他死去的人。如今不忍心割截肢体的痛苦，却安然接受斩断生命的悲惨，这正是治理国家最应优先考虑的事情，也是有国家的人应当改正的地方。

译曹冏《叙六代兴亡论》论说：从前夏、商、周历经几十代，而秦朝传到二世就灭亡了。为什么呢？三代的君主和天下共同治理百姓，所以天下人与他们共同忧患；秦王独自控制百姓，所以国家倾危而没有人来挽救。和百姓共同享乐的人，人民一定会忧虑君主的忧虑；和百姓共同安定的人，人民一定会拯救君主的危难。先王知道独自治理不能长久，所以和别人共同治理；知道独自守护不能稳固，所以和别人共同守护。他们兼顾亲疏而同时任用，参照同异而并行设置，因此轻重足以互相制约，亲疏足以互相保卫。兼并的道路被堵塞，叛逆的行为就不会产生。到了周朝衰弱时，齐桓公、晋文公率领诸侯，周王室连礼物和茅草都收不到，齐军讨伐楚国，宋国不再守卫周王室，晋国诛杀周王室的宰臣。王室纲纪松弛后又重新张立，诸侯傲慢后又重新恭敬。二霸之后，逐渐衰落。吴、楚凭借长江和坚固城池自守，虽然内心希望取得九鼎，却畏惧逼近周王室诸姬。奸邪的念头消散于胸中，叛逆的谋划消失在唇舌之间。这难道不是因为信任并重用亲戚，任用贤能，枝叶茂盛而根本得到依赖吗？从此以后，各国辗转相互攻伐，吴国被越国吞并，晋国分裂为三国，鲁国被楚国灭亡，郑国被韩国兼并。到了战国时期，姬姓诸侯更加衰微，只有燕、卫还存在，但也都弱小。它们西面迫于强大的秦国，南面畏惧齐国、楚国，忧虑恐惧灭亡，根本无暇相互救助。到了周赧王降为平民，周王室仍靠枝干相互支撑，得以占有一个空虚的王位。天下没有君主，达四十多年。秦国凭借形势有利的土地，施展诡诈的策略，征伐关东，逐步蚕食九国。到了秦始皇才平定天下，经历的时间如此长，耗费的力量如此大，难道不是因为周朝根深蒂固、不可拔除吗？《易经》说：“还要灭亡吗，还要灭亡吗？系在丛生的桑树上。”周朝的德业可以说正符合这句话。秦国观察周朝的弊病，认为诸侯势力小而弱便会被夺取，于是废除五等爵制，建立郡县官制，抛弃礼乐教化，任用严苛的政治。皇帝的子弟没有一尺土地的封爵，功臣没有立锥之地。朝廷内部没有宗室子弟自我辅佐，外部没有诸侯作为藩篱卫护。仁爱之心没有施加给亲戚，恩惠也没有流布到枝叶。譬如砍掉大腿和手臂，只独自依靠胸腹；又如船浮在江海上，却丢弃船桨。旁观者都因此寒心，而秦始皇却安然自得，认为关中险固、千里如金城，正是子孙万世称帝称王的基业。这难道不是荒谬吗？这时淳于越劝谏说：“我听说殷、周的君王分封子弟和功臣，拥有一千多座城。如今陛下统治天下，而子孙却成为平民，最终如果有田常、六卿那样的臣子，而没有辅佐，靠什么相互救援呢？不以古人为师而能长久的事情，我从未听说过。”秦始皇听信李斯片面的说法，贬抑了淳于越的意见；到自己死去的那一天，没有可以托付的人，把天下的重任交给了平庸之人。把废立皇帝的命令托付给奸臣之口，终于使赵高之徒诛杀铲除宗室。胡亥年少时学习刻薄的教诲，长大后遵循凶残父亲的事业，不能改制变法、宠信任用兄弟，却学习申不害、商鞅的谋略，向赵高询问计策。他把自己幽禁在深宫中，把政事委托给进谗言的奸贼，最终身体残毁于望夷宫，想求得做一个平民，难道还能做到吗？于是郡国离心，百姓溃散反叛，陈胜、吴广在前面倡导，刘邦、项羽在后面使秦朝疲敝。假使秦始皇采纳淳于越的策略，压制李斯的议论，分割州国，把子弟分封为王，封赏三代之后，酬报功臣的劳绩，使土地有固定的君主、百姓有确定的主人，枝叶相互扶持，首尾可以相互发挥作用；即使子孙有失道的行为，当时也没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人，奸谋尚未发动，自己就已经被诛杀了。这样，区区陈胜、项羽又怎么能伸展手脚呢？所以汉高祖挥动三尺宝剑，驱使乌合之众，五年之内就成就帝业。自开天辟地以来，兴起建立功勋，没有像汉高祖这样容易的。砍伐根深的树木，难以取得功效；摧毁枯朽的东西，容易施展力量，形势和道理就是这样。汉朝鉴于秦朝的过失，分封并扶植子弟。到了吕氏擅权，图谋危害刘氏时，天下之所以没有倾覆动荡，百姓之所以没有改变心意，只是因为诸侯势力强大，像磐石一样牢固；东牟侯、朱虚侯在朝廷内部奉命行动，齐、代、吴、楚在外部充当屏障。因此，假使汉高祖沿袭秦朝灭亡的法律，忽视先王制度，那么天下早已传给别人，不再属于刘氏了。然而汉高祖分封的土地超过古制，大的跨州兼郡，小的连有几十座城，上下没有区别，权势与京城相等，所以造成了吴、楚七国的祸患。贾谊说：“诸侯势力强盛，长久的祸乱和奸邪就会产生。想要天下安定，不如多建立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使海内的形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那样，这样下面没有背叛之心，上面没有讨伐之事。”汉文帝没有听从。到了汉景帝，仓促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贬黜诸侯的封地，亲近的诸侯怨恨，疏远的诸侯震恐；吴、楚倡导谋反，五国随风响应。这是高帝留下的裂痕在此时爆发，也是文帝、景帝宽缓政策造成的过失，以及控制过急而没有逐步进行的结果。所谓树梢过大必然折断，尾巴过大难以摆动；尾巴和身体相同，尚且有时不听从，何况不是身体的一部分的尾巴，怎么能摆动呢？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的建议，下达推恩令。从此以后，齐国分成七国，赵国分成六国，淮南国三次被分割，梁国、代国被分成五部分，于是逐渐衰落，子孙势力微弱，只能靠衣食和租税生活，不能参与政事；有的因酎金不足而被免爵削地，有的因没有后嗣而封国被废除。到了汉成帝时，王氏擅自把持朝政，刘向劝谏说：“我听说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凋落，根本就没有屏障保护。如今同姓宗室已经疏远，而外戚却专擅权力。”朝政排斥宗室，使公族孤立衰弱，这不是保卫社稷、安定巩固国嗣的办法。他的话十分恳切，并且引用了许多事例。汉成帝虽然悲伤叹息，却不能采纳。到了汉哀帝、汉平帝时，异姓掌握权力，假借周公的事迹来进行田常那样的叛乱，高高拱手窃取天位，一朝之间便使天下臣服。汉朝宗室王侯解下印绶，进奉社稷，尚且害怕不能成为臣妾，有的竟替王莽制作符命、歌颂王莽的恩德，难道不可悲吗？由此说来，并不是宗室子弟在惠帝、文帝时独自忠孝，而到了哀帝、平帝时便叛逆，只是权力轻、势力弱，不能自我安定罢了。幸亏光武皇帝挺立出世间少有的姿质，在王莽已经成功之后擒获他，在汉朝后嗣已经断绝之后重新继承汉统，这难道不是宗室子弟的力量吗？然而后来竟不鉴戒秦朝的过失，防止重蹈周朝旧制，反而沿袭亡国的法律，侥幸求得无穷的期限。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宦官把持权柄，朝廷内没有为国死难的臣子，外部没有共同分担忧患的国家；君主孤立在上，臣下在下方玩弄权力，根本和枝叶不能互相控制，身体和头部不能互相指使，于是天下沸腾，奸邪凶恶相互争斗，宗庙焚烧成灰，宫室变成丛生的荒薮，身处九州土地却没有安身之处，真可悲啊！

译魏太祖武皇帝具有圣明的资质，又兼有神武的谋略，以王室纲纪废绝为耻，怜悯汉室倾覆。他在谯、沛兴起，如龙飞于天；在兖、豫发展，如凤凰翔集；扫除凶恶叛逆，消灭鲸鲵般的巨恶，迎接皇帝到西京，定都颍邑，德行震动天地，义举感动人神。汉氏奉承天意，把帝位禅让给大魏；大魏兴起到现在已有二十四年了。观察五代存亡的历史，却不采用其中长久防患的办法；看见前车倾覆，却不改变它走过的车辙。把子弟封王，却只给他们空虚的土地；君主拥有百姓，却不让宗室治理；宗室逃居民间，听不到国家政权；宗室权力与平民相等，势力和普通百姓相同。这样不是安定社稷、建立万世基业的办法。况且如今的州牧、郡守，就是古代的方伯、诸侯，都占有千里土地，兼任军事职务；有的几个人的势力相当于一个国家，有的兄弟同时占据要职，而宗室子弟竟没有一人置身其中与他们相互维系。这不是强化根干、削弱枝叶，以防备万一祸患的办法。如今任用贤能之人，有的越级任命为名都的主官，有的任命为偏师的统帅；而宗室中有文才的必定只限于小县县令，有武略的必定只安排在统领百人的职位之上。这样使廉洁高尚之士把志向完全局限在车轭之内，使有才能的人以同非类之人为伍为耻，这不是鼓励进用贤能、以礼褒奖区别对待宗室的办法。泉水枯竭，水流就会干涸；根部腐朽，树叶就会枯萎。枝条繁茂可以保护根部，枝条凋落则根本孤立，所以俗话说：百足之虫，直到死了也不会倒下，是因为扶持它的脚很多。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比喻大事。城墙的根基不能仓促建成，威名也不能一朝树立，都必须逐渐经营，长期积累。譬如种树，时间久了，根部就深厚牢固，枝叶也茂盛。如果仓促把树移到山林中，栽到宫阙下面，即使用黑色肥土培土，用春日阳光温暖它，仍不能挽救它的枯槁，哪里还有时间繁殖生长呢？树木就像亲戚，土地就像士民。建立设置的时间不长，下面的人就会轻视上面的人；即使平安无事时尚且害怕他们离心叛变，到了危急时刻又将怎么办呢？因此圣明的君王在安定时不放纵自己，是为了考虑危难；在存在时就预先设置防备，是因为害怕灭亡。所以猛烈的暴风突然来到，也没有树木被摧折拔起的忧患；天下发生变故，也没有倾覆危亡的祸患。《三国志文类》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四十 论 蜀

译谯周《仇国论》因为我的国家小，而肇建的国家大，两国在世上争斗，成为仇敌。我的国家有位高贤卿，向伏愚子问道：“如今国事尚未安定，上下都劳心劳力。根据古代的事情，能够以弱胜强的国家，它的方法是什么？”伏愚子说：“我听说，处在大国地位而没有忧患的，往往多有怠慢；处在小国地位而有忧患的，便会思考善政。怠慢多了就会产生动乱，思考善政就会得到治理，这是常理。所以周人以较少的赋取养活百姓，从而战胜强敌；句践防备并集合民众，以弱小而消灭强国，这就是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贤卿说：“从前项羽强大、汉朝弱小，两者相互交战，没有一天安宁。然而项羽和汉高祖约定以鸿沟为界，各自想回去使百姓休息。张良认为百姓的心志已经安定，就难以再改变，于是很快率军追击项羽，最终消灭项氏。难道一定要依靠周文王那样的事情吗？肇建的国家正患有疾病，我要利用它的空隙，防守它的边境，希望加重它的病势而消灭它。”伏愚子说：“在殷、周交替之际，王侯世代尊贵，君臣关系长久稳固，百姓习惯于原有的专属关系；根深的难以拔除，占据牢固的难以迁移。在这种时候，即使是汉高祖，难道能仗剑策马夺取天下吗？等到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后，百姓疲于秦朝徭役，天下像土崩一样崩溃，有时一年更换君主，有时一个月更换公侯，像鸟兽受惊一样，没有人知道应当跟随谁。于是豪强相互争斗，像虎撕裂、狼分食一样；行动迅速而猛烈的人获得较多，迟疑落后的人就被吞并。如今我和肇建都已经传国换代了，既不是秦朝末年天下沸腾的时候，实际上又有战国六国各自占据一方的形势，所以可以效法周文王，却难以效法汉高祖。百姓疲劳，就会产生骚扰的征兆；上位者怠慢、下位者暴虐，就会出现瓦解的形势。谚语说：‘射箭如果只求侥幸而多次射偏，不如审慎地瞄准后再发箭。’因此智者不因小利而转移目光，不因似乎有利的意向而改变步伐，等时机适宜之后才行动，谋略相合之后才举事。所以商汤、周武王的军队不必再战就能取胜，确实是因为重视百姓的疲劳并审慎估量时机。如果最终穷尽武力、滥用征伐，土崩的形势一旦形成，不幸遇到祸难，即使有智者，也将无法谋划挽救。至于那些奇异变化、纵横出入毫无间隙，冲破波涛、截断道路，翻越山谷高山，不凭舟船就渡过盟津的人，是我这个愚人所不能企及的。” 费祎《甲乙论》【司马懿诛杀曹爽，费祎设甲乙两方之论，评判其中的是非】甲方认为：曹爽兄弟都是平庸之人，只因为属于宗室子弟，便得到辅佐遗命的重任，却骄奢僭越、放纵逸乐，结交的又不是正人君子，私下培植朋党，图谋扰乱国家。司马懿奋起诛讨，一朝之间把他们全部消灭，这正是称职地承担了自己的任任，符合士人和百姓的期望。乙方认为：司马懿感到曹爽对自己不够亲附，难道是曹爽与他共同处理政事、权势不专一，于是司马懿便暗中制造曹爽的过失吗？起初既没有忠告直谏的教诲，一旦发动屠戮，又以出乎意料的罪名诬陷他，这难道是大人物经营国家、重视根本的行为吗？如果曹爽确实有谋反的心思，大逆之谋已经形成，那么在司马懿起兵之日，若曹爽把皇帝曹芳交给他的兄弟，司马懿父子从后面关闭城门起兵，逼迫军队向曹芳进攻，必然不能使天下安宁，这能称为忠臣替君主深思远虑吗？由此推断，曹爽显然没有大恶。如果司马懿认为曹爽奢侈僭越而废黜他，施加刑罚是可以的；但连他的幼子也一并杀掉，使他蒙受不义之名，断绝曹爽子孙对曹氏祭祀的奉祀，甚至何晏这个魏室的亲外甥也一同被杀，就属于刑罚过度而不合适了。袁子论诸葛亮 袁子说：有人问诸葛亮是怎样的人。袁子说：张飞、关羽和刘备一同起兵，是刘备的爪牙、心腹之臣，同时也是武人。后来刘备得到诸葛亮，便任用他担任辅佐丞相，于是群臣都心悦诚服。这是因为刘备足以使人信任，诸葛亮足以使人敬重。等到诸葛亮接受托孤，主持一国政事；对于一个平庸的君主，他专掌权力却不失礼法，代行君主职事而国人不怀疑。这样，君主、臣下和百姓的心都会欣然拥戴他。他执法严明而国人悦服，使用民力竭尽其能力而下属不怨恨。等到军队出入，像宾客一样，不妨害割草打柴的人；行军狩猎时如同身在国中，不随意打猎。他用兵时，停止时像山一样安定，进退时像风一样迅疾。军队出发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并不忧惧。诸葛亮死到现在已有几十年，蜀国人仍歌咏思念他，像周人思念召公一样。孔子说：“冉雍可以让他面向南方治理百姓。”诸葛亮就具有这种才能。又有人问：诸葛亮当初出兵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人都起兵响应他。如果诸葛亮迅速进军，三郡就不属于中原魏国所有了。然而诸葛亮缓慢行军不进，不久魏军上陇，三郡又丧失了。诸葛亮没有取得一点功劳，错失了这个机会，为什么呢？袁子说：蜀国士兵轻捷锐利，良将却很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诸葛亮刚出兵时，不知道中原魏国的强弱，所以心存疑虑而先加以试探；而且大规模会战不能只求眼前小利，所以没有前进。有人问：怎么知道他心存疑虑呢？袁子说：他刚出兵时行动迟缓谨慎，营寨层层设置；后来转移降兵，却没有进兵作战的意思。诸葛亮勇敢而能战斗，三郡反叛却没有迅速响应，这就是他心存疑虑的征兆。有人问：怎么知道他勇敢而能战斗呢？袁子说：诸葛亮在街亭时，前军大败，诸葛亮的营地距离那里几里却不救援；魏军与蜀军相接之后，他又缓慢行进，这就是他的勇敢。诸葛亮行军安静而稳重；安静就容易发动，稳重就可以进退。他的法令明确，赏罚可信，士卒听命，奔赴险地而不顾惜生命，这就是他能够作战的原因。有人说：诸葛亮率领几万军队，所建造的设施却像动用了几十万人的功劳，这是他的奇特之处。他所到之处修筑的营垒、井、灶、厕所、篱笆和障塞，都合乎规矩；行军一个月，离开时仍像刚到达一样。这些劳费难道只是徒然为了装饰美观吗？袁子说：蜀人轻率放纵，所以诸葛亮故意用坚固的制度来约束他们。有人问：怎么知道确实如此？袁子说：诸葛亮治理实际而不追求名声，志向远大而所求长远，不是追求眼前迅速见效的人。有人问：诸葛亮喜欢整治官府、馆舍、桥梁、道路，这些不是紧急事务，为什么要这样做？袁子说：小国贤能的人少，所以想使它显得尊严。诸葛亮治理蜀国，使田地得到开垦，仓库充实，器械精良，积蓄丰足，朝会不喧哗，道路上没有醉酒的人。根本树立了，枝末才会得到治理；有余力以后才顾及小事，这正是用来促进功业的办法。有人说：您的论述中，诸葛亮确实有事实可以证明。以诸葛亮的才能，功业却不算多，为什么呢？袁子说：“诸葛亮是守持根本的人，应付变化并不是他的长处，所以不敢使用他的短处。”有人说：“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赞美他？”袁子说：“这本来就是贤者的深远之处，怎么可以要求他样样都具备呢？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而不去使用它，这是贤者的伟大之处。知道自己的短处，也就知道自己的长处了。那些事先的见识和言论如果不能切中实际，正是诸葛亮所不采用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可取之处。” 又论诸葛亮、司马宣王【吴国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中《述佐篇》论诸葛亮与司马宣王】

译汉朝倾覆，天下崩坏，豪杰之士竞相希望取得帝位。魏氏占据中原，刘氏据有益州，同时向天下用兵，成为当世的霸王。诸葛亮、司马懿两位丞相，遭逢时势际会，托身于盟主，有的在蜀汉建立功业，有的在伊洛之间留下功名。曹丕、刘备相继去世后，后继者承受帝位，各自接受辅保幼主的重任，不辜负托付和承诺的诚意，也是各国的宗臣、霸王的贤能辅佐。考察前代而观察近事，两位丞相的优劣可以详细看出。诸葛亮从巴蜀兴起，践履一州土地，与大国相比，他的战士和人民大概只有九分之一。然而他向东吴进献礼物，与北方敌人抗衡，使耕作和战斗各有编制，刑法整齐；率领几万步兵长驱至祁山，慨然有让战马饮水于黄河、洛水的志向。司马懿占据天下十倍于蜀地的土地，凭借兼并而来的众多兵力，占据坚固城池，拥有精锐部队，却没有擒敌进取的意图，只求自我保全而已。假使诸葛亮能够这样来去，只要他不死，最终完成自己的志愿，年年运筹谋划，刻日兴兵，那么凉州、雍州就不会解除武装，中原也不会放下马鞍，胜负的形势早已可以决定了。从前子产治理郑国，诸侯不敢加兵，蜀国丞相大概接近这种情况。拿他和司马懿相比，不也更胜一筹吗？有人说：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拥有国家的人如果不致力于保卫境内、安抚百姓，却喜欢开拓土地、征伐天下，不能说是得计。诸葛丞相确实有匡辅的才能，但身处孤立隔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人，本来可以闭关守险，使君臣无事；如今却白白劳累军队，没有一年不出征，不能前进一尺一寸以开创帝王基业，反而使国内受到荒残，西部土地苦于徭役调发。魏国司马懿才智足以统率众多军队，不容易轻视；面对这样的敌人进兵，是兵家所谨慎的。如果丞相确实有办法防备他，却没有看见坦荡显著的功勋；如果没有防备来制约他，就不能称为明智。这样说来，天下归附的意向，我私下有所怀疑，请让我听听您的解释。”回答说：我听说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借百里土地而取得天下，都是用征伐来平定的；以揖让而登上王位的，只有舜、禹罢了。如今蜀、魏是敌对交战的国家，势不可能同时称王。从曹操、刘备时期起，强弱相差悬殊，但刘备仍出兵阳平，擒获夏侯渊；关羽围攻襄阳，差点使曹仁投降，并生擒于禁，当时北方边境无论大小都忧惧。曹操亲自从南阳出兵，乐进、徐晃等前去救援，却不能立即解除围困，所以蒋子通说：当时已有迁都许县、渡过黄河的计策，正好国家袭取南郡，关羽才解除军队。刘玄德与曹操在智谋、力量上有多少差别，士卒人数有多少差别，用兵行军的方略也不能相提并论，却仍能暂时取胜。当时又没有东吴从旁牵制的形势。如今司马懿的才能比诸葛亮差，当时的形势也不同于过去。刘玄德尚且能够与曹操抗衡，诸葛亮为什么不能出兵谋取敌人呢？从前乐毅率领弱小燕国的军队，联合五国兵力，长驱进攻强大的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如今蜀汉的士卒并不少于燕军，君臣之间对乐毅的信任，加上国家作为唇齿相依的援助，东西呼应，首尾如蛇，形势重大，不是五国军队所能相比的。又何必害怕敌人而不能出兵呢？用兵要靠奇谋取胜，制服敌人要靠智慧，土地的广狭、兵马的多少，都不能片面依赖。我观察诸葛亮治理国家的纲领，当时整齐严肃，遗留下来的教化至今仍在；再看他的言辞恳切，陈述进取的谋划，忠诚的谋议直言不讳，正义显现在君主面前，即使古代的管仲、晏婴，又怎么能超过他呢？《三国志文类》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一

译论 吴 陆机《辨亡论》【论述吴国灭亡的原因，其上篇说】从前汉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奸臣窃取权命，灾祸从京畿开始，毒害遍及天下，皇纲松弛紊乱，王室于是衰微。于是群雄像蜂群受惊一样纷纷而起，义兵从四面会合。吴武烈皇帝慷慨地在下国起兵，如闪电般从荆南发动，谋略纷纭，忠勇盖世；威势使夷羿般的强敌震荡，交战时则使丑陋的敌虏授首。于是扫清宗庙社稷，祭祀皇祖。当时云集而起的将领、带领州郡如风暴般兴起的军队、跨越城邑而咆哮的群众，如风驱赶熊罴之族、如雾聚集。然而虽然军队因正义而联合，同盟共同竭力，但他们都包藏祸心，凭借武力助长乱事；有的军队没有谋略，军纪败坏而威势丧失，侵犯忠良、蔑视武节，没有谁像吴武烈皇帝这样显著。武烈皇帝去世后，长沙桓王才华逸出、命世而生，年少时便显露才华，招集遗老，与他们共同继承事业。神兵向东驱驰，以少数进攻多数，攻城没有坚不可摧的城池，交战没有不能战胜的敌人；诛杀叛逆，安抚顺服，于是江外平定；整顿法令，修治军队，威势和德行盛大显赫；以宾礼对待贤能名士，于是张昭成为其中的杰出人物；交结驾驭豪俊，于是周瑜成为其中的英杰。这两位君子都宏大敏锐而多有奇谋，雅正通达而聪慧明哲，所以志趣相同的人按类别归附，气质相投的人因意气聚集，江东于是人才众多。他们将要北伐中原，诛除破坏纲纪的人，使皇帝回到夷庚，恢复帝位于紫闼；挟持天子以号令诸侯，澄清天道，使旧有的帝业归还。军队已经集结，群凶侧目而视，大业尚未完成，吴武烈皇帝却在中途去世。于是我们的大皇帝孙权继承他的奇异功业，沿袭先前的轨迹；睿智的心志产生于宏大的谋划，从政事上参考旧有的成法，播行法令而考察遗留下来的风俗，又加以坚定稳固，用节俭加以推进；广泛访求俊杰英才，喜好谋略，善于防守，把束帛陈列在山林中征聘贤士，使征召命令交相传布于道路乡巷。因此豪杰听到声名便纷纷响应，有志之士仰慕光辉而奔赴，奇才异能之士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勇猛之士多如树林。于是张昭担任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等入朝成为心腹，出外成为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等发挥威势；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等施展力量。文章风雅方面，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耀国家；政事方面，顾雍、潘濬、吕范、吕岱凭借才器担当职务；奇伟卓异方面，虞翻、陆绩、张温、张敦以讽谏议论推动政事；出使方面，赵咨、沈珩以敏捷通达为国家增誉；术数方面，吴范、赵达以祥瑞灾异辅佐德政；董袭、陈武牺牲生命保卫君主；骆统、刘基强谏以弥补过失。谋划没有遗漏，举措没有失策，所以最终割据山川，占据控制荆州、吴地，与天下争衡。魏氏曾经借战争胜利的威势，率领百万军队，乘坐漂过邓塞的战船，向汉水以南进军；船桨成千上万，精锐骑兵成千上万，像龙跃顺流而下，像猛虎行走在原野沼泽之间。谋臣充满厅堂，武将彼此联结。魏军慨然有吞并江边土地、统一天下的气势。然而周瑜率领我方偏师，在赤壁击退魏军，使其丧失旗帜、车辙混乱，侥幸逃脱，收拾残部远遁。汉王刘备也凭借帝王名号，率领巴、汉百姓，乘危机施展变化，筑垒绵延千里，志在报关羽失败之仇，图谋收复湘西土地。而我方陆公也挫败了他，使其军队在西陵覆没，战败困顿后才渡过，最终在永安断绝性命。接着又有濡须的战事，临川挫败敌军精锐，蓬笼之战中，连一辆车轮也没有返回。由此两国的将领丧失士气、锋芒受挫，势力受损、财力匮乏，而吴国安然坐收其弊。因此魏人请求和好，汉氏请求结盟，吴国于是登上帝号，与魏、蜀鼎足而立。西面屠灭庸、蜀的郊野，北面分割淮水、汉水沿岸，东面包有百越之地，南面括取群蛮以外的地区。于是讲习八代的礼仪，搜求三王的乐章，向上天祭告，拱手揖让群臣诸侯。勇猛的虎臣和精锐士卒沿江防守，长久的防御工事和锋利的兵器迎着风而奋发。各级官员在上面尽力规谏，士农工商在下面各展其业；教化协调不同的族类，风俗流布到遥远的疆域。于是派遣一名使者巡抚外域，巨象和神骏的马从外地纷纷来到；明珠珍宝在内府闪耀。珍奇瑰宝带着厚重的踪迹而来，奇异玩物听到声名便应声而至。轻便的使车奔驰在南方荒远之地，冲击敌军的战车停息于北方旷野。齐等百姓免除战争的祸患，战马没有清晨披甲出征的忧虑，于是帝业稳固。大皇帝去世后，年幼的君主临朝，奸邪之人肆意暴虐。景皇帝于是兴起，防守修整先帝遗留下的法宪，政事没有大的缺失，是守成的贤明君主。到了归命侯初降之时，典章刑法尚未消失，旧臣老人仍然存在。大司马陆公以文武才能使朝廷兴盛，左丞相陆凯以正直敢言竭尽规谏，施绩、范慎以威望尊重著称，丁奉、钟离斐以勇武坚毅闻名，孟宗、丁固等担任公卿，楼玄、贺劭等掌管机密政务。君主虽然病弱，股肱大臣仍然贤良。到了末世，群公相继去世，然后百姓产生土崩瓦解的心思，皇室出现土崩的裂隙。历代天命随着时势衰微，王师顺应时运发动进攻，士卒在阵中溃散，百姓逃奔城邑；城池没有藩篱般的坚固，山川也没有沟壑高阜般的险势。敌军并没有鲁班云梯那样的器械，也没有智伯引水灌城那样的灾害，更没有楚子筑室围困、燕人渡过济水进攻那样的军队。军队还没有经过一昼夜，社稷就被平定了。即使有忠臣孤愤，有烈士为节义而死，又能挽救什么呢？曹魏、刘蜀的将领，并非一代中选拔出来的平庸之才；当时的军队，也没有过去那样多；攻战和防守的办法，或许还有前代的征兆；险要的形势，也突然没有改变。然而成败却改变了道理，古今的趋向完全不同，为什么呢？是因为双方所受的教化不同，任用的人才也不同。下篇 从前三方称王时，魏人占据中原，汉氏拥有岷山、益州，吴国控制荆州、扬州并拥有交州、广州。曹氏虽然功业遍及中原，但暴虐也很深，所以百姓怨恨。刘公依靠险要、施展智谋，功业已经浅薄，民俗也鄙陋。吴桓王以武力奠定基业，太祖以德行成就大业，聪明睿智而通达，志度深远。他求贤唯恐来不及，怜恤百姓如同对待幼儿；接待士人完全表现出盛德的容貌，亲近仁者竭尽丹心的爱护。他在军队中发现吕蒙，在俘虏中识别潘濬；推重诚信之士，不担心别人欺骗自己；量才授职，不忧虑权力被别人逼迫。亲自执鞭、恭敬躬身，以提高陆公的威望；把武卫军全部委托给周瑜，以成就他的军队。降低宫室规格、减少饮食，以增加对功臣的赏赐；敞开胸怀、虚心纳谏，以采纳谋士的策略。因此鲁肃一见面就把自己托付给他，士燮防守险要而效命；尊重张公的德行，减少在田猎方面的游乐；认为诸葛瑾的言论贤明，割舍自己的欲望和欢乐；感念陆公的规谏，革除繁琐的政刑；赞赏刘基的议论，制定饮酒不过三爵的誓约。为了等候子明的病情，屏住呼吸、拘谨不安；把滋美的食物分给凌统的孤儿。登坛慷慨陈辞，把战功归给鲁肃；删去投降者的恶言，相信子瑜的节操。因此忠臣争相竭尽谋略，有志之士都能尽力施展。

译宏大的规划和长远的谋略，本来不是这些小事所能完全容纳的。所以百官只是勉强合作，各项事务还来不及办理。吴国最初定都建业时，群臣请求完备礼仪等级，天子推辞而不答应，说：“天下人将怎样议论我呢？宫室、车舆和服饰都应当简朴节约。”到了中期，天与人的分际已经确定，各项制度的缺失大体得到修整。虽然深厚的教化和美善的纲纪还不能与上古相比，但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条件，也足以用来施行政事了。土地面积将近万里，披甲士卒将近百万；田野肥沃，百姓训练有素，财物丰足，器械精良。东面背靠大海，西面有险塞阻挡，长江控制着境内区域，高山环绕着边界。国家的有利条件，没有看见比这里更宏大的了。假使有中等才能的人依道治理它，善良的人有办法驾驭它，遵守先王遗留下来的法宪，勤于爱民、谨慎理政，遵循既定策略，守住平常的险要，那么就可以长久延续，永远存在，不会有危亡的忧患。有人说：“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国灭亡，吴国也会灭亡，按道理确实如此。”蜀国大概是吴国的藩篱援助之国，却并不是吴国存亡所完全依赖的国家。为什么呢？两国郊境相接之处，重山叠岭、险阻密布；陆路没有适合大车通行的道路，水道狭窄而水流湍急，水上有惊涛骇浪的艰难。即使有百万精锐军队，开行时也不过能让一千人先行；即使船只首尾相接绵延千里，前锋也不过一百艘。所以刘氏讨伐吴国的情势，陆公把它比作长蛇，确实是形势使然。从前蜀国刚灭亡时，朝臣们意见不一：有人想堆石筑坝，使水流险阻；有人想制造器械，抵御形势变化。天子综合众议，向大司马陆公询问。陆公认为，四渎是天地用来调节、宣泄其气的，水流本来没有可以遏止的道理；至于器械，则是敌我双方都能使用的东西。敌人如果舍弃自己的长处而去做自己所不擅长的事，比如到荆、扬二州争夺舟楫之利，那就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我们只须谨慎守住峡口，等待擒获敌人罢了。等到步阐叛乱时，他凭借城池固守以拖延强敌，又用重金财帛诱使各蛮族。当时大国的军队如云飞电发，旗帜遍布江边，沿水岸筑垒，扼守要害，以阻止吴军西进；巴、汉的水军则防守江面，向东而下。陆公率偏师三万人，向北据守东坑，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按兵养威，使反叛的敌人困顿待死，不敢窥伺北方。生路一带的强敌大败，连夜逃跑，军队损失过半；陆公又分派五千精锐向西抵御水军，东西两路同时获胜，献上的俘虏以万计。贤人的谋略确实可信，难道会欺骗我吗？从此以后，烽火很少报警，边境少有忧患。陆公死后，暗中图谋吴国的人开始出现，祸衅加深，六军惊惧。至于太康年间的战事，军队并没有比从前更多；广州发生叛乱时，祸患难道比从前的灾难更严重吗？然而国家覆亡，宗庙成为废墟。唉！人一旦逃亡，国家就衰败憔悴，难道不是这样吗？《易经》说：“汤、武发动革命，是顺应天意。”《玄》说：“祸乱不达到极点，治理就不会显现。”说的是帝王要依凭天时。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易经》又说：“王侯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说的是国家所依靠的是地利。又说：“地利不如人和，在于德而不在于险要。”说的是守住险要还要靠人。吴国兴起时，三方面都凭借了，所以是孙卿所说的把三者结合起来；等到它灭亡时，只依靠险要，又是孙卿所说的舍弃三者。四州的百姓并不是不多；长江以南也不是没有俊杰；山川险要，容易防守；锋利坚强的武器，容易使用；先前政治的成业，容易沿袭。功业不能兴盛而灾祸反而降临，是什么原因呢？是使用这些条件的方法错了。因此，先王通晓治理国家的长远方针，审察国家存亡的根本规律，谦抑自身以安定百姓，厚施恩惠以取得人和，宽和谦冲以招致俊杰的谋略，慈爱和善以凝聚士民的爱戴。所以国家安定时，百姓与它同庆；国家危急时，百姓与它共同承受祸患。安定时能与众人同庆，危难就不会发生；危急时能与臣下共同患难，灾难就不足以抵御。这样才能保全社稷，巩固疆土。也就不会有《麦秀》所寄托的殷人悲思，也不会有《黍离》所表达的周人哀感了。张昭《名讳论》【当时汝南主簿应劭主张应当为旧君避讳，议论此事的人各有异同，事情载于《风俗通》。张昭写下这篇议论说】有位客人看见大国议士君子的论说，说自建元、建武以来，旧君名讳共有五十六人，认为后世不应连用他们的名字。他援引经书和理论，比照实际事例，义理高明，文辞华美，实在值得赞叹羡慕。我的见识狭浅，私下却有所疑问。天地分开，万物确定形态，父子、君臣的纲常由此开始。所以圣人顺应天性制定礼制，崇尚敬意，确立君、父、师三者的尊崇意义。君主亲自享用臣下供奉的食物，臣下服丧时的哀痛，君主亲临其丧，其恩厚没有比这更重，其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确实是臣子所尊敬仰望、万民所仰赖的对象，怎么能把君主与普通人同等看待呢？然而亲亲有亲疏递减，尊尊也有等级差别，所以礼服向上不超过高祖，向下不超过玄孙；按照传记，四代以后的缌麻服是丧服关系的终点，五代只袒露左臂而不穿丧服，以表示同姓关系递减，到了六代，亲属关系就穷尽了。又《曲礼》有“未及侍奉其事”的道理，这种情况下便不避讳；所谓不避讳，大概就是指不避个人名字，亲属关系已经断绝，就不受避讳牵制，何况是古代君主五十六人呢？邾子防与人盟会，季友来归，史书都不称他们的名而称字，是因为当时鲁人赞美他们。那为什么臣子要为君父避讳呢？周穆王名满，到定王时有个王孙满，他身为大夫，却与君主同名。又厉王名胡，到庄王的儿子也名胡，这样的例子很多。凡是援引同类事例来提出议论，必须经书有明确依据，传记有可验证的案例，然后才能进退有据，万无一失，并传示百世而永远没有过失。如今应劭虽然向上尊重旧君的名讳，但向下却没有作出相应的防范和整齐安排，仍然可以归入可疑之说。《曲礼》一篇，对于可疑的事情没有确证，只是考察上下文，缺失的义理便自行作证；这种文辞可以作为倡导，却不能拿来规范后世。何况言论一经放出，就像从水中捞取沉物一样难以收回。错误的言辞已经说在前面，后来后悔又怎么追得回来呢？《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卷 《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二

译论 吴 吴主与诸葛瑾论魏帝 近来收到伯言的奏表【陆逊字伯言】，认为曹丕已经死了，遭受毒害、处于混乱中的百姓应当望见旗帜便瓦解投降，可是他们反而安静无事；听说魏国都选用忠良之人，放宽刑罚，施布恩惠，减轻赋税，省却徭役，以取悦民心，这些恩惠比曹操时期还深。我认为不是这样。曹操所作所为，只是杀伐稍有过分，以及离间人家骨肉、手段残酷罢了。至于将领和驾驭军队，自古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曹丕远远不及。如今曹叡不如曹丕，曹丕又不如曹操。他们现在急于施行小恩小惠，一定是因为他的父亲刚死，自己估计势力衰弱，担心困苦的百姓一旦崩溃离散，所以勉强委曲求全以收买民心，想借此使自己安定罢了。难道这是兴盛的开端吗？听说任用陈长文、曹子丹等人，有的是文人儒生，有的是宗室外戚，难道能够驾驭雄才虎将来控制天下吗？权威和刑柄如果不能专一掌握，事情就会错乱。就像从前张耳、陈余，彼此并不是不亲厚和睦，等到乘势而起，反而互相残害，这就是事理所导致的。再说陈长文一类人从前之所以能守善，是因为曹操扼制着他们，畏惧曹操的威严，所以竭尽心力，不敢为非。等到曹丕继位多年，已经长大，承袭曹操之后，又加以恩情笼络，于是能够感动他们，使其知恩守义。如今曹叡年幼柔弱，任人牵引，东倒西歪，这些人必定会趁机卖弄机巧、施展姿态，结党营私，各自帮助所依附的人。到了这种时候，奸邪和防范同时兴起，彼此猜忌怨恨，转而形成嫌隙和离心。一旦如此，群臣争夺利益，君主年幼而不能驾驭，败亡怎么能长久避免呢？我之所以知道会这样，是因为从古到今，哪里有四五个人把持刑柄，却不互相刺害、转而彼此撕咬的呢？强者必然凌辱弱者，弱者必然寻求援助，这是导致乱亡的道路。子瑜你只管侧耳听着；伯言一向长于谋划计算，只恐怕在这件事上稍有短处。吴主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吕蒙【周瑜字公瑾，鲁肃字子敬，吕蒙字子明】公瑾雄伟刚烈，胆略超过常人，于是击破孟德，开拓荆州，远非后人容易继承。如今你继承了他。公瑾从前邀请子敬到东吴，把他引见给我，我与他宴饮交谈，一谈便谈到帝王大业，这是第一件快事。后来孟德趁取得刘琮的势力，张扬说将率领数十万军队，水陆并进。我召集众将，询问应对办法，没有人先提出合适意见。直到子布、文表都说应先派使者修书通告，迎接孟德。子敬立即反驳说不可，劝我赶快召来公瑾，把军队交给他，迎击孟德，这是第二件快事。况且他决定的谋略，远在张仪、苏秦之上。后来他虽然劝我把土地借给玄德，这是他的一点短处，但不足以损害他的两大长处。周公不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所以我忘记他的短处而珍视他的长处，常把他比作邓禹。子明年轻时，我只认为他不论事情艰难容易都不推辞，果敢有胆量罢了。等到他长大，学问日益增长，谋略奇异高超，可以次于公瑾，只是言论议论英发，不如公瑾罢了。他图谋夺取关羽，比子敬高明。子敬给我回信说：“帝王兴起，都有驱除障碍的人，关羽不值得害怕。”这是子敬内心不能办到，表面上却说大话罢了。我也宽恕他，没有苛刻责备。不过，他训练军队、驻扎营垒时，能够做到命令执行、禁令严明，部队辖区没有荒废失职，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品，他的军法也很完善。吴主论鲁肃、吕范【鲁肃字子敬，吕范字子衡】孙权迁都建业后，大司马大将军诸葛恪特意对严畯说：“我从前感叹鲁子敬可比邓禹，吕子衡可比吴汉，听说你们这些人对这个评价还未能平心接受，如今你认为应当怎样？”严畯离开座席说：“臣还没有理解您的旨意，只认为鲁肃、吕范受到的褒扬赞叹超过了实际。”孙权说：“从前邓仲华初次见到光武帝时，光武正接受更始帝的使命，安抚河北，行使大司马的职权罢了，还没有帝王的志向。邓禹劝他恢复汉室基业，这是邓禹开启最初谋议的开端。子敬英明爽朗，有非凡谋略，我刚与他交谈一句，他便谈到帝王大计，这与邓禹相似，所以把他比作邓禹。吕子衡忠诚笃厚、明达正直，性情虽然像奢侈放纵的人，但把忧虑国家公事放在首位，这不足以成为他的缺点。他为躲避袁术而投奔兄长，兄长任大将后，他另行统领部曲，所以忧虑兄长的事务，请求担任都督来办理防务、修整军队。吕范的谨慎勤勉与吴汉相似，所以把他比作吴汉。两人都有相应的才趣，并不是我偏爱他们。”严畯于是心悦诚服。

译诸葛恪出兵论 中散大夫蒋延有人以坚决争辩阻止诸葛恪，扶他出去后，诸葛恪便写文章晓谕众人的意见说：“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土地上不能有两个君王。君王不致力于兼并天下，却想把福祚留给后世，从古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从前战国时，诸侯自恃兵力强盛、土地广大，彼此互相救援，以为这样就足以传之后世，没有人能够危害自己，于是任性行事、随心所欲，害怕劳苦，使秦国逐渐强大，终于把他们兼并了；事实已经如此。近来刘景升在荆州，拥有十万军队，财物粮食堆积如山，在曹操还弱小时却不与他争强，只坐看曹操强大起来，吞并袁氏诸人。等北方完全平定后，曹操率三十万军队进逼荆州，当时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再替刘景升谋划，于是景升的儿子拱手请降，终于成为俘虏。凡是敌国想互相吞并，就像仇敌想互相消灭一样。有仇敌却让它成长，祸患不落在自己身上，也会落在后人身上，不能不作长远考虑。从前伍子胥说：‘越国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以后，吴国恐怕要成为沼泽了。’夫差自恃强大，听到这话却漠然置之，因此杀了伍子胥，没有防备越国之心，直到临近败亡才后悔，哪里还来得及呢？越国比吴国小，尚且成为吴国的祸患，何况更强大的敌人呢？从前秦国不过得到关西地区，尚且能够吞并六国；如今敌人已经占有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土地全是盛产战马的地方，也是士人汇聚之地。现在把魏国比作古代的秦国，土地大数倍；把吴、蜀比作古代六国，连一半也不到。然而如今之所以还能抵抗魏国，只是因为曹操时期的军队到现在正好消耗殆尽，而后来出生的人还没有全部长大，正是敌人衰弱而未强盛的时候。加上司马懿先诛杀王凌，随后又自行死去，他的儿子年幼柔弱，却专门承担那一方的重任；即使有智谋之士，也还没有施展的机会。现在讨伐他们，正是他们困厄的时机。圣人急于顺应时势，实在是认为如果今天顺从众人的想法，采取偷安的计策，以为长江的险要可以传之后世，不管魏国最终会怎样，只顾眼前而轻视后患，这就是我长叹息的原因。自从根本治理以来，国家一直致力于生育繁衍，如今敌国百姓逐年增多，只是还年幼，暂时不能使用罢了。再过十几年，他们的数量一定会是现在的两倍，而国家精锐军队所依靠的地区已经消耗空了，只有现在所能看到的军队还可以用来决定大事。如果不早些使用，坐等他们老去，再过十几年，大约会减少一半，而现有的子弟人数就更不值得一提了。若敌军增加一倍，而我军减少一半，即使再让伊尹、管仲为之谋划，也没有办法了。如今不作长远考虑的人，一定会认为这番话迂阔。灾祸尚未来临便预先忧虑，本来就是众人认为迂阔的事；等灾难到来后才叩头，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再谋划解决，这正是古今共同的弊病，不只是一个时代如此。从前吴国开始时认为伍员迂阔，所以灾难到来便无法挽救；刘景升不能考虑十年以后，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子孙。如今诸葛恪没有具备大臣的才干，却接受了大吴萧何、霍光那样的重任，才智与众人相同，思虑又不能深远；如果不趁今天为国家开拓疆土，转眼年老，而仇敌更加强大，到那时想割颈自杀来谢罪，难道还能有所补救吗？如今听说有人认为百姓还很贫困，想专心休养生息，这是只顾惜眼前小小的劳苦，却不知道考虑更大的危险。从前汉高祖已经拥有三秦之地，为什么不闭关守险、自我享乐，却空身出兵攻打楚国，使自己身负创伤，铠甲中生满虱子，将士厌恶困苦？难道他们喜欢刀锋、忘记安宁吗？只是考虑长久利益，不能两者兼得罢了。每当我读到荆邯劝公孙述进取的言论，近来看到家叔父的表章陈述与敌争战的策略，就没有不慨然叹息的。早晚反复思虑，所担心的就是这些，所以姑且陈述我的愚见，以传达给几位君子。如果有一天我死去，志向和谋划没有实现，至少希望让后世知道我的忧虑，并在后来加以思考。众人都认为诸葛恪的这篇议论一定是为出兵寻找借口，但没有人敢再反驳。韦曜《博弈论》【韦曜好学能文，任尚书郎，升任太子中庶子；当时蔡颖也在东宫，生性喜爱博弈，太子认为这没有益处，命韦曜写文章论说，韦曜说】我听说君子以当世不能建立功业为耻，忧虑终身过去而声名不能显扬，所以说学习好像赶不上什么，仍然担心会失去它。古代有志之士悲叹年岁流逝，害怕声名不能建立，因此勉励自己精进操守，早起晚睡，没有闲暇安息，经过年年月月的积累，凭借日日的努力增长成就，像宁越那样勤奋，像董生那样笃实，渐渐浸润于道德仁义的深渊，安处于道术技艺的领域。即使有西伯那样的圣德、姬公那样的才干，尚且有太阳偏西还等待天明的辛劳，所以能够振兴周道、使名声流传亿万年，何况臣民百姓，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纵观古今建立功名的人，都有长期积累、非同寻常的事迹；他们劳身苦体，辛勤思虑，平常居处不荒废学业，穷困时也不改变本来操守。因此卜式在耕田放牧中立定志向，黄霸在监狱中接受教诲，最终都有荣显的福分，成就不朽的声名。所以仲山甫勤劳于早晚，吴汉不离开官府，难道有游荡懒惰的吗？如今世上的人多不致力于经学，喜爱玩弄博弈，荒废事务、抛弃学业，忘记睡眠和饮食，穷尽一整天直到天黑，接着又点燃油烛。当他们临局争夺胜负而尚未决出时，便专心凝神、竭尽精力，心神劳累、身体疲倦；人情事务荒废而不修治，宾客旅人缺少接待，即使有太牢的美食、韶乐和夏乐，也没有空闲顾及。有时甚至赌上衣物，移动棋子、变更行列，廉耻之心松弛，忿怒的神色显露出来。然而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一局棋，所致力的不过是棋盘方格之间；战胜敌人没有封爵的赏赐，占得土地没有兼并疆土的实际利益；这种技艺不属于六艺，作用也不能治理国家；修身立名的人不靠这种技艺，征召选拔人才也不依据这种道路；拿它与战阵相比，不是孙武、吴起一类；考察它的道艺，不是孔子的门徒；以变诈为务，不是忠信的事业；以劫夺杀人为名，不是仁者的意旨。白白妨碍日子、荒废学业，最终毫无补益，这和设置木头去敲打、放置石头去投掷有什么不同呢？”

译况且君子在家居时，应当勤劳自身来奉养父母；在朝廷任职时，应当竭尽生命来奉献忠诚；遇到事务尚且常常忙到晚饭都顾不上吃，怎么值得沉溺于博弈呢？这样做，所以孝顺友爱的品行得以建立，贞正纯洁的声名得以彰显。如今大吴承受天命，天下尚未平定，圣明朝廷勤于求取人才：勇猛有谋略的人就接受熊虎般的重任，儒雅之士就处在龙凤般的官署；各种品行兼收并蓄，文武人才一同奋进，广泛选拔良才，表彰选用俊士，设置考试的科目，悬置金爵的赏赐，这确实是千年难遇的盛会、百世难逢的良机。当世士人应当努力思考最高的道理，珍惜功业、爱惜精力，以辅佐明时，使姓名载入史册，功勋列在盟府；这才是君子的首要事务，是当今最紧迫的事情。一块木制棋盘，哪里比得上封赏方国？三百枚枯棋，哪里比得上统领万人？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有棋局、交易博弈的价值。假使世上的士人把下棋博弈的力量转移到诗书上，就是有颜回、闵子骞那样的志向；用在智谋计策上，就是有陈平、张良那样的思虑；用在经营财货上，就是有猗顿那样的财富；用在射箭驾车上，就是具备将帅的才能。这样，功名便能建立，卑贱也会远离了。《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三 书 魏 文帝与王朗书【文帝在东宫时，疫病大起，当时人多凋零伤亡，他深为感慨，写信给一向敬重的大理王朗】人活着不过有七尺之身，死后不过占一棺之土，只有树立德行、传播声名才能不朽；其次没有比著述篇籍更好的了。疫病多次流行，士人不断凋零，我又是什么人，能够保全自己的寿命呢？所以我论述、编撰所著的《典论》《诗赋》，大约有一百多篇。我把众儒生集合在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而谈，从不疲倦。我常常赞美汉文帝做君主时宽厚仁慈、深沉安静，致力于用德行教化百姓，具有圣贤的风范。当时文学之士和儒生中，有人认为孝文帝虽然贤明，但在聪明通达、理解国家体制方面，不如贾谊。文帝因此写《太宗论》说：“从前有苗不服，重华舞动干戚以示威德；尉佗自称帝号，孝文帝用恩德安抚他。吴王不来朝见，便赐给他几杖，以安抚他的心意，天下因此得以安定。于是弘扬三章之法，施行和乐平易的教化，希望使从前屏息恐惧的百姓能够阔步高谈，没有危惧之心。难道贾谊才思敏捷、能够筹划国政，只是贤臣的器量、管仲晏婴的才质，哪里比得上孝文帝大人的器量呢？”在三年之内，因为孙权不肯服从，又把《太宗论》颁布天下，明确表示不愿发动征伐。后来又从容地说：“不过我对汉文帝也有三件事不取：杀死薄昭，宠幸邓通，慎夫人的衣服不拖到地面。他把群臣上奏的奏章袋集合起来做成帐帷，认为汉文帝虽然节俭，却没有法度。外戚舅氏之家，只应当用恩惠养育，不应当借助权势。既然触犯了法律，又不得不加以杀害。”他想要秉持中正之道，把它作为帝王的仪表，大概就是如此。文帝与孟达书【孟达率领部曲四千多家归附魏国，文帝当时刚即王位，得知孟达将来，非常高兴，命令有见识、善于观察的显贵大臣前去察看；他们回来后说：“这是将帅的才干。”有人说：“这是卿相的器量。”文帝更加敬重孟达，于是写信给孟达说】近来有命令下达，不足以到达你那里吗？为什么呢？从前伊挚背离商朝而归附周朝，百里奚离开虞国而进入秦国，乐毅因感悟于鸱夷而如蝉蜕般脱身，王遵识别顺逆而决定去留，他们都审察了国家兴废的征兆和结果，知道成败是必然的。所以画工把他们的形貌绘入图画，良史把他们的功勋载入史册。听说你的姿态气度纯正丰茂，器量才能优异绝伦，应当在明时施展才能，收获声名，流传于传记。今天你翻然改变，洗濯鳞甲而归入清流，我非常为此欣喜。我的心空虚而向西遥望，对你依依不舍，仿佛仍如旧日；提笔写辞，欢喜之心也随之

译而来。从前虞卿进入赵国，每次都被任用为相；陈平投奔汉王，一次朝见便任为参乘。我如今对你，情意超过从前，所以送上我所用的马匹财物，以表明忠诚和爱护。又说：如今天下清平安定，万里统一，三方边境没有烽烟警报，中原没有狗叫之忧。因此放松罗网、关闭和禁令，与世间没有猜疑；官府空虚，起初并没有可以交付的职任。你来投奔我，应当明白我的意思，千万不要让家人纷纷行走在道路上，使亲近的人受到惊吓。你若想来见我，先应当安顿部曲，使他们有所保障，然后再慢慢骑轻马向东而来。太祖与王修书【王修字叔治，任司金中郎将。陈述关于黄白金属的不同意见，因而上奏说：“王修听说，枳棘之林没有做栋梁的材料，涓涓细流没有洪波的气势。因此我任职七年，忠诚正直不能为时人所明察，功业不能在事务中显现。对于所接受的职任感到欣慰，却低头惭愧不能报效。没有一次不是长夜起坐，中午也放下饭食不吃。为什么呢？力量小而责任重，不能胜任，因而恐惧。谨将我的意见列陈如下。”】太祖很赞同，于是给王修写信说 你洁身修德，声名流传本州，忠诚而且有成就，是世间的美谈，名声和实际相称，远远超过常人。我从内心了解你，达到深厚熟悉的程度，并不只是耳闻目见而已。我考察前代贤人的论说，多认为盐铁的利益足以供给军国之用。从前我刚设置司金这一官职时，想到除了委屈你，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所以写信告诉你说：“从前遏父任陶正，百姓依赖他制作的器物；等到他的儿子妫满在陈国受封建侯；近代桑弘羊官位达到三公。这是你成为国家重要人才的征兆，是预先显现的吉兆。”这就是我任用你的根本用意。有时担心众人不明白这个意思，从那以后，朝廷之士每得到一个显要的选任，常常把你列为第一。后来听到袁军师等众贤的议论，认为不应越过你；然而我心中已经有了安排，认为军师一职比司金清闲，而建功立业又重于军师。我的精诚足以传达到你那里，你对我的了解也足以使你不生疑虑；只是担心旁人见识浅薄，以蠡测海、画蛇添足，反而会说我前后多次选拔人才，却总不用你，使你沉滞在冶炼官署中，而张甲李乙还都排在你前面。这难道是主人待人不优厚所造成的结果吗？我害怕有这种情形，空洞的声名超过实际，喧闹之声扰乱耳朵；假如真有这种事，但愿钟子期不要失去知音之听。如果并没有这种事，预先作些准备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前宣帝察知少府萧望之的才干，任用他为宰相，后来又调出任冯翊太守，看起来好像是降职；皇帝派侍中传达意思说：‘你守卫平原的时间还短，所以再次让你试任三辅，并不是对你有所疏远。’我揣度先主中宗的意思，确实是为这件事作准备。既然你建立崇高功业，来符合我的心意，那么公叔文子与臣下一起升用，难道唯独会漏掉什么人吗？” 袁绍与公孙瓒书【袁绍派将领进攻公孙瓒，连续多年不能取胜，便写信给公孙瓒说】我与你既有从前盟约的旧交，又以讨伐乱贼的誓言加深盟约；情谊超过伯夷、叔齐，名分已经载在史册上。我们说好同心合力、共同报仇，足以追比齐国、晋国，所以我解下印绶向北而来，把南方肥沃土地分割出来，奉给你掌管，这难道不是我赤诚之心的明证吗？哪里料到你竟抛弃烈士的高义，走上招致祸亡的险路，中途改变心意，把友好换成怨恨，偷偷派遣士兵战马，侵犯暴虐豫州。起初听说你的甲兵在南方，亲自来到战阵，害怕飞箭四处迸射、狂刃横冲直撞，反而加重你的祸患，只是增加我自己的罪过。因此写信恳切劝告，希望你能悔改；可是你超然自得，夸耀自己的威势和欺诈，以为天网可以吞没，豪杰可以消灭，果然使你的弟弟死在刀刃之下。这些话还在耳边，你却不曾追究祸患的根源、克制内心责备自己，只想发泄无边的愤怒，不顾顺逆的界限，隐藏怨恨而伤害百姓，把怒气发泄到我身上，于是纵马张弓，侵入我的疆土，使毒害遍及百姓，

译罪祸延及白骨。我不得已才发动界桥之战。当时你的军队气势如雷霆，骏马奔驰如闪电；我的军队刚刚交战，器械还不严整，强弱悬殊，人数多少也完全不同，幸赖上天帮助，以小战胜大军，于是追逐败兵，乘势夺取营垒和粮食。这难道不是天威扶助诚信、丰福降给有礼之人的征兆吗？

译你的志向仍未满足，于是又聚集残余兵力，率领这些蛮贼，焚烧劫掠勃海。我又不能安宁，因而发动龙河之战；先用弱兵诱敌，大军尚未渡河，你便胆破众散，没有击鼓便败退，军队骚乱，君臣一同逃跑。这又是你的错误，也是我的过失。从此以后，祸衅越来越深，我的军队无法承受愤怒，于是到了尸体堆积成丘、头颅布满荒野的地步。我怜悯那些无辜百姓，没有一次不是慨然流泪。后来接连收到你的书信，言辞态度委婉，有改变过去、修治将来的话。我既为旧日友好能够恢复而高兴，又怜悯百姓不得安宁，所以每次都率军向南进发，依照诏书行事；可是不到一时，北方边境的羽檄文书便不断送来。因此我痛心疾首，心情无处安放。身为三军统帅、列将之任，应当使愤怒如严霜，使喜悦如及时雨，奖善罚恶，坦然明白可见；可是你的品德反复无常，强弱采取不同谋略，危急时卑躬屈膝，宽缓时放纵安逸，行为没有固定准则，言语没有实质要领。作为壮士，本来应当这样吗？后来你残杀老弱，幽州的土地都充满愤怨，众叛亲离，孤零零没有党援；乌丸、濊貊都与你同州，我却与他们风俗不同，他们各自奋勇激怒，争着成为锋锐之师；东西鲜卑也接踵前来归附。这不是我的德行能够招来他们，而是你驱使他们来到我这里。在荒乱危急的时代，处于干戈战争的险境，内部违背同盟的誓言，外部失去戎狄的民心，战争在州境兴起，祸患从内部发生，想要据此安定霸业，不是太难了吗？先前因为西山一带陆梁作乱，我出兵平定讨伐；麴义的残余势力害怕被诛杀，逃命躲藏，所以我暂时停止大军，分兵将其扫荡。这支军队是我的先头部队，正是在界桥拔取敌旗、攻破营垒、首先登城、制服敌人的军队。起初听说你佩金印紫绶，被任命为元帅，我以为你应当借此奋发，来报答孟明视的耻辱。因此将士们伸长脖子、耸立远望，旗帜猎猎，收敛光彩、隐藏踪迹，寂然无声，最终却到了被消灭的地步，彼此都为你惋惜。你有平定天下的愤怒，希求长久世代的功业，掌握军队、豢养战马；叛逆者不讨伐，归服者不收抚，威势和恩怀一并丧失，凭什么建立名声？如今旧都已经收复，天网仿佛正在补救，罪人已经灭亡，忠臣辅翼教化，华夏秩序肃然，正期待大有作为的人来停止干戈，放散牛马。你为什么独自守着小小的土地，保有军队内部的广大势力，甘愿以恶名促成速朽速亡，使美德长久流传？即使壮年时筹划此事，也不是良策。应当放下怨恨，消除嫌隙，敦厚我们过去的友好。若这些话有失，皇天都听见了。”公孙瓒没有答复。袁绍与袁术书【当时议论者认为灵帝失道，使天下叛乱；少帝年幼，被奸臣拥立，又不知道他的母亲出身何处。幽州牧刘虞素来有德望，袁绍等人想拥立他来安定当时局势，便派人告诉袁术。袁术看到汉室衰败，暗中怀有异志，所以表面上托言公议来拒绝袁绍。袁绍又写信给他说】先前我与韩文节共同建立永久的谋划，希望天下能够看到再次兴盛的君主。如今西边名义上有幼主，却没有皇统血脉相属，公卿以下都谄媚侍奉董卓，怎么还可以相信呢？只应派军队前往屯守关隘要地，让他们全都在西边困顿而死。我们在东方拥立圣明君主，太平就可以希望，为什么还要疑虑？况且你的家室已经被杀害，难道竟不想起伍子胥吗？还可以再向北面称臣吗？违背天意是不祥的，希望你详细思考。” 袁术又回信 圣明的君主聪慧睿智，有周成王那样的资质。奸贼董卓乘危乱之际，以威势使百官服从。这只是汉家暂时的厄运，祸乱尚未平息，你们却又想兴兵。竟说当今君主没有皇统血脉相属，难道不是诬蔑吗？自从先人以来，世世相承，忠义一直放在首位。太傅袁隗公仁慈恻隐，虽然知道董卓必定成为祸害，却因为守信重义，不忍离开他。如今门户灭绝，死亡流散，幸好远近之人都来相赴相助；如果不趁此时向上讨伐国贼，向下洗刷家族耻辱，却另作图谋，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你又说：‘家室被杀，还能向北面称臣吗？’这正是董卓所作所为，难道是国家的行为吗？君主的命令来自上天，上天不可仇视，何况这并不是君主的命令呢？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志向就在消灭董卓，其他事情一概不知。” 《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四十四 书 魏 袁术与陈珪书【当时沛相、下邳人陈珪，是已故太尉陈球的弟子。袁术与陈珪都是公族子孙，年轻时一同交游。袁术写信给陈珪说】从前秦国失去政权，天下群雄争相夺取，兼具智谋和勇力的人最终承受了它的归属。如今世事纷乱，又有土崩瓦解的趋势，实在是英俊贤能、有所作为之人的时代。我们与你有旧日交情，难道肯不帮助你吗？如果能成就大事，你确实是我的心腹和臂膀。

译陈珪又回信 从前秦朝末世，放纵暴虐、任意行事，虐害流布天下，毒害遍及百姓，臣下不能忍受命运，所以终于土崩瓦解。如今虽然也是末世，却还没有达到亡秦那样苛暴混乱的程度。曹将军以神武应合时势，兴复典章法度，将要扫平凶恶、清定天下，确实已经有征兆了。我认为你应当竭尽力量、同心协力来匡扶汉室，却暗中谋划不合正道的事情，以自身试探祸患，难道不可悲吗？如果迷失之后知道回头，还可以免除灾祸。我因为承受你过去的知遇，所以陈述至诚之情；虽然逆耳，却是使你肉白骨的恩惠。要我营私阿附，即使触犯死罪，我也不能做。” 袁术答吕布书【吕布刚进入徐州，写信给袁术，袁术回信说】从前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了我的家族。我在关东起兵，没能把董卓诛灭。将军诛杀董卓，把他的首级送来，替我扫除仇恨和耻辱，使我在当世能够扬眉吐气，生死都无愧，这是一件大功。从前我派遣金元休前往兖州，刚到封地，就被曹操迎面击败，只得流离奔逃，几乎灭亡。将军攻破兖州，使我又在远近之地扬眉吐气，这是第二件大功。我出生以来，从没听说天下有刘备这个人；刘备竟起兵与我交战，我凭借将军的威势，才能击破刘备，这是第三件大功。将军对我有三件大功，我虽然不聪敏，也愿把生命交给将军。将军连年攻战，军粮十分缺少，如今送去米二十万斛，在道路上迎接供应。不只这些，还会连续不断地再送去。至于兵器战具，只要是你缺少的，无论大小都听从命令。” 刘表遗袁谭书【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起兵互相攻打，刘表写信给袁谭】上天深重地降下灾害，祸难盛大而蔓延。尊敬的父亲去世，天下都为之哀痛。贤能的后代承继统绪，远近之人都寄托希望。大家都想施展军队的力量，归附盟主；即使在尊公去世之日，这个愿望仍然存在。哪里料到青蝇竟飞到盾牌旗帜之间，无休止地游走在两座营垒之中，使同一人的股肱分成两体，脊背和腹心断绝为不同的身体。从前三王五霸以来，下至战国，父子互相残杀，大概也有这种事。然而有的是想成就王业，有的是想建立霸功，有的是想显扬宗主，有的是想巩固宗族后嗣；从没有抛弃亲人而亲近外人、伤害根本，却还能崇盛事业、成就功业、把福祚传给后世的。齐襄公能够报九世之仇，士匄最终完成荀偃的事业，所以《春秋》赞美他们的义，君子称许他们的信。伯游对于齐国的怨恨，还不如晋文公的愤怒；曹宣子承继父业，也不如仁君继承父亲的统绪。况且君子逃避灾难，不应投奔仇国，难道可以忘记先君的怨恨，抛弃至亲的友好，成为万世的警戒，留下同盟的耻辱吗？袁尚在冀州对兄长不敬的傲慢，既然已经如此，仁君应当放低志意、委屈自身，把匡救国家作为要务。即使受到夫人的憎恨，也不如郑庄公对姜氏的情形；兄弟之间的嫌隙，也不如重华与傲象之间的关系。然而郑庄公还有大隧相会的欢乐，象也接受了有鼻的封地。希望你抛弃从前的愤怒，放眼思考旧日的义理，恢复像最初那样成为子、母、兄、弟。刘表遗袁尚书 我知道祸乱起于辛、郭，灾祸结于亲生兄弟之间；你们追随阏伯、实沈互相争斗的旧迹，忘记棠棣兄弟死丧相救的道义。亲自寻求干戈，尸体僵卧、鲜血流淌，听说后使人哽咽，虽还活着也如同已经死亡。从前轩辕氏有涿鹿之战，周武王有商奄之战，都是为了剪除秽恶、安定王业，并不是逞强斗弱，也不是争一时喜怒之气。所以即使消灭亲人，也不算过错；诛杀兄长，也不伤害义理。如今二位刚承受宏大的事业，继承前代的道路，向前有国家倾覆危亡的忧虑，退后有先公遗留下来的仇恨负担，应当只以义为务，只以使国家安宁为务。为什么呢？金、木、水、火以刚柔互相调济，然后才能取得和谐，成为百姓可以使用的东西。如今青州性情天生峭急，迷失于曲直是非；仁君气度宽宏广大，从容有余。应当用大的包容小的，用宽厚容纳劣弱，先除掉曹操，以完成先公的遗恨。事情平定以后，再讨论谁曲谁直的计策，不是很好吗？如果你留心长远谋划，克制自己、恢复礼义，就应当振动旗帜长驱直进，共同辅佐王室。如果迷失而不回头，违背道义而不改正，那么胡夷将会有责备的话，何况我们同盟之人还能竭尽力量替你效命吗？这就像韩卢、东郭互相争斗而困死在前面，却把利益留给了田父。我们愤怒踊跃、翘首远望，希望听到你们共同应和的声音。如果事情能够顺利，那么袁氏宗族是否将与汉室一起兴衰升降呢？如果事情不能顺利，那么同盟永远没有希望了。袁谭、袁尚最终都没有听从。

译审配进献给袁谭的书信 《春秋》的义理是：国君应为国家而死，忠臣应为君王的命令而死。如果有人图谋危害宗庙、败坏扰乱国家，那么依照王纲和法典，不论亲疏都一视同仁。因此周公流泪，却还是依法处置管叔、蔡叔的案件；季友悲泣，却仍奉行毒杀叔牙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义理重于个人，事情实在不得已。过去卫灵公废黜蒯瞆而立辄为太子，蒯瞆行为不正，进入戚地图谋篡位，卫国军队便讨伐他。《春秋左氏传》说：“按照石曼姑的义理，可以拒绝蒯瞆。”所以蒯瞆最终获叛逆之罪，而石曼姑永远享有忠臣的声名。父子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兄弟呢？过去先公废黜将军，来承继贤兄的后嗣，又立我将军为嫡嗣，上告祖先神灵，下写入家谱。先公称将军为兄长的儿子，将军称先公为叔父。天下远近之人，谁没有充分听闻这件事？况且先公去世那天，我将军穿斩衰服居丧守庐，将军则在涂白的丧室中斋戒；出入礼制的区别，到这时更加明白。当时奸臣逢纪妄加构造，画蛇添足，曲意谄媚，挑拨离间亲近的宗亲。将军勃然大怒，很快便诛杀了他。将军又奉行命令，承受防守之责，且施加酷刑。从此以后，脓疮已经破溃，骨肉之间便没有丝毫嫌隙。那些原本疑惧的臣子，也都保全了性命，享有生存的福分。所以我们把强悍的胡人全部派出，选拔任命名将，筹办整顿器械，挑选战士，耗尽府库财物，竭尽土地所产的粮食。我们供奉将军，凡是将军所需要的，还有什么不能备办？君臣相互率领，共同守卫军旗；作战时如雁阵般并进，征赋时则把百姓当作财物的主人。即使倾尽仓库、搜刮民财，上下仍然欣然拥戴，没有谁敢诉说劳苦。为什么呢？因为推及眷恋而忠诚赤心的情意，竭尽每家每户肝脑涂地的打算；唇齿相依、车辅相连，本不应彼此吝惜，只认为将军与我们心意相合、浑然一体，一定会共同增强威势、相互配合，抵御敌寇、安定国家。哪里料到那些凶险阴邪的人，凭空捏造饰说，诱导奸邪谋利之徒，以至于使将军突然改变计划，忘掉孝友之义，听信豺狼般的谋略，诬蔑先公废立的言论，违背近亲正在服丧的地位，悖逆纲纪的道理，不顾逆顺的礼节，强行更换冀州之主，想取代先公的继承人，于是放纵军队抢掠，屠杀城中居民和官吏，尸体交错铺满原野，赤裸的百姓遍布郊野。有的被剃去头发，有的皮肤和肢体被割裂；冤魂在幽冥中痛苦，伤者在草丛荆棘间号哭。又图谋攻取邺城，许诺把秦人、胡人的财物和妇女赏赐给军士，预先划分了分配界限。有人听见他告诫将吏说：“我虽然有老母，也一定要让她身体完整。”已经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惊愕失色、丧失精神，伤心流泪，使太夫人在堂室中忧愁、悲哀、愤懑。我州的君臣、士人和朋友们，假装入睡却悲叹不已，手脚都不知该放在哪里。想到若想使军队安静下来，拱手沉默，听凭将军的谋划，就害怕违背《春秋》所说为君王死难的节义，给太夫人留下不可预料的祸患，毁掉先公高尚的事业；况且三军都慷慨愤怒，人人怀有私怨，我将军推辞不得已，于是发生了馆陶之战。当时对外是抵御灾难，对内其实是请求治罪；既没有得到赦免，反而遭到屠杀和侮辱，众人的心意各自变易，临战时便叛离反抗。我将军进退都没有取得功效，首尾都受到敌军攻击，只得带军奔逃躲避，不敢告辞；又以为将军应当稍稍施加亲亲之仁，赐予缓追的恩惠。可是将军却追踪寻迹，不留逃生之路；困兽必然搏斗，因此触犯了严厉的军令，而将军的军队也土崩瓦解。这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而是天意。此后我们又希望将军改正过去、修治未来，约束自己、恢复礼制，追还兄弟之间如初的亲爱；但将军反而放纵情欲、任意发怒，急于攻破家门，踮足如鹤般站立，勾结外部仇敌，散布兵锋、放火焚烧，播撒增大的毒害，烽烟彼此可望，血流千里，留下城池困厄、百姓受难，使人伸长脖颈悲伤怨恨。即使想不救援，哪里能够做到？所以我们最终率军向东行进，守住正当的疆界。虽然近郊的营垒尚未侵入你的境域，但望见将军的旌旗，怎能不长久叹息？我等都是奉事先公的家臣，奉行废立的命令；而逢纪等人干犯国政、扰乱家室，礼法自有常刑，所以发动冀州的赋税兵力，来除掉将军这一祸患。如果上天启发将军的内心，使将军早日施行诛罚，那么我将军就会匍匐在将军的腿上和手掌下悲号，我等也会袒露身体，等待斧钺之刑。如果将军一定不肯悔改，以国家的祸患为图谋，首级不会悬挂，军队也不会转身退却；希望将军详细斟酌事情的宜当，赐给我们环玦作为决绝之意。《三国志文类》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五

译书信 魏 臧洪答陈琳书【袁绍的军队围困臧洪，历年不能攻下。袁绍命臧洪的同乡陈琳写信给臧洪，晓谕祸福，以义理责备他。臧洪回答说】彼此隔绝，思念之情在醒梦之间涌起。幸好相距不过几步，却因为志趣取舍和谋划不同，不能相见；这种悲伤怨恨，怎能不痛彻心怀！前些日子承蒙你没有遗弃我，近来又辱承雅赐书信，陈述祸福，公私两方面都恳切周到。我没有立即答复，一方面是学识浅薄、才思迟钝，不足以回答你的责问；另一方面是君子正携带妻室，寄居在主人那里，家在东州，而我却成了仇敌，用这样的身份侍奉人，即使披露内心、剖出肝胆，仍然担心自身有罪，说话甘愿被人责怪。眼下自己尚且不能自救，哪里能顾及别人？况且凭你的才学，通晓各种典籍，难道会对大道昏昧、不明白我的意思吗？然而你还要反复说这些话，我由此知道你的话并非出自本心，而是想借此挽救我的祸患。如果一定要计算长短、辨析是非，那么谈论是非的话已经传遍天下，再由我来陈说，反而更加不明白；不说也没有什么损失。况且说这些话会伤害告绝的义理，也不是我忍心做的。所以我抛弃纸笔，完全没有答复，也希望你从远处揣度我的心意，知道我的谋划已经确定，不会再改变。如今又收到你的来信，援引古今事例，纷纷说满六张纸；我即使想不说话，哪里能做得到呢？我不过是个小人，本来因为服役而来到这里，后来盗取了大州的权势；既然承受的恩情深厚、名分亲近，宁可喜欢今天亲自回来与你交锋。我每次登城整顿军队，望见主人的旗帜和鼓声，感念故友昔日的周旋相助，抚弦、拿箭，不知不觉眼泪就流满了脸。为什么呢？我自认为辅佐主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主人待我，超过常人。当初接受任用时，我自以为可以完成大事，共同尊奉王室，哪里料到天子不悦，本州遭受侵逼，郡将遭遇囚禁于牖里的厄运，陈留却提出发动军队的谋略；谋划迟滞，便丧失了忠孝的声名，执杖策马防备背叛，又损害了朋友间的情分。衡量这两件事，与其不得已丧失忠孝的声名，不如损害朋友之道；二者轻重不同，亲疏取舍也不同。所以我便收泪告绝。如果主人稍微顾念故人，使留下的人得到优厚待遇，离开的人能够约束自己，不急于因朋友离去而施用刑戮来辅佐自己，那么我就会坚持季札的志向，不会参与今天的战争。怎样可以证明呢？过去张景明亲自登坛歃血，奉命奔走，最终使韩牧让出印绶，主人取得土地；后来只是因为拜章朝见主人、获得爵位并得以传名的缘故，转眼之间却没有得到宽宥过失的恩惠，反而遭到夷灭的祸患。吕奉先讨伐董卓后前来归附，请求军队却没有得到；告辞离开有什么罪过，却又被砍刺，濒临死亡。刘子璜奉命出使超过期限，辞谢却没有获准，因害怕威势又思念亲人，便设法求归，可以说有忠孝的志向，并没有损害伯道。然而我却突然死在你的部下手中，恐怕不能免于损害。我的才智虽然不敏锐，又向来不能推究事物的起始、预见结局，见微知著，但我私下揣度主人的心意，难道会认为这三个人都应该这样吗？以死作为惩罚，难道合乎刑法吗？其实主人只是想统一山东，争夺兵力、讨伐仇敌，害怕战士狐疑，没有办法阻止或鼓励他们，所以压制并废弃王命，以尊崇承制之权；仰慕义理的人得到荣宠，等待赦免的人却遭到杀戮。这是主人的利益，并不是游说之士的愿望。所以我以从前的人为鉴戒，困厄之中坚持死战。我虽然极其愚昧，也曾听闻君子的言论：这实在不是我的本心，而是主人招致的结果。我之所以背弃国民、拼命守卫这座城，正是因为君子的违背，不适合成为敌国。如今我因而获罪于主人，被攻打了很长时间，而你却又引用这个道理来规劝我，岂不是言辞相同而趋向不同，不是君子所说的同甘共苦吗？我听说：义理不背弃亲人，忠诚不违背君主。所以我向东以本州为宗族亲属的援助，向内扶助郡将以安定国家，一举而兼得两者，以求全忠孝，这有什么不对？而你却想使我轻弃根本、破坏家族，把君主和主人等同看待！主人对于我，年龄上是我的兄长，名分上是深厚的朋友；道义不合便告辞离去，以安定君主和亲人，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了。按照你的说法，那么申包胥就应该在伍员面前舍命，而不应到秦庭号哭求援了。若只是拘泥于排除眼前祸患，却不知道言行已经违背道理，那就不对了。你或许见城池围困不能解除，救兵尚未到来，又感念婚姻之义，只想到平生的交情，便想屈节苟生，认为这胜过守义而覆亡。过去晏婴不在刀刃前降志，南史氏也不屈笔求生，所以他们的形象载入图画，声名流传后世。何况我依靠金城般坚固的城防，驱使士民的力量，散尽三年积蓄作为一年的军资，扶助困乏、补充不足，以取悦天下，难道会考虑筑室耕田、放弃守城吗？我只是担心秋风扬起尘土，公孙瓒的马头转向南方，张扬、飞燕凭借勇力发难，北部边地将要报告倒悬般的危急，才使股肱之臣奏请归还的诚意得以实现。主人应当鉴察我等已经调转旌旗、退却军队，在邺城修治军备，为什么还要长久地侮辱盛怒，在我的城下炫耀威势呢？你讥笑我依靠黑山作为救援，难道唯独没有想到黄巾军的合纵吗？像飞燕这一类人，都已经接受王命了。过去汉高祖在钜野取得彭越，光武帝在绿林创立基业，最终都能如龙飞起而中兴，成就帝业。如果能够辅佐君主、兴起教化，那又有什么可嫌弃的？何况我亲自接受了传国玺书，已经和他们一起办事了。孔璋足下，你在境外求取利益，臧洪则为君主和亲人奉献生命；你把自身托付给盟主，臧洪则在长安留下声名。你说我身死而名声也灭，我反倒笑你虽然活着和死去，却都没有声闻。可悲啊！本来同道，后来却分离。努力吧，努力吧！还要再说什么呢？袁绍看了臧洪的书信，知道他没有投降的意思，便增加兵力急攻；城池陷落，臧洪被擒。太子与钟繇书【钟繇任相国时，铸造了五熟釜鼎的范模，太子便依此铸造。釜铸成后，太子写信给钟繇，又亲自为它作铭文】从前有黄三鼎，是周代的九种宝器，都用一个器体来调和一种味道，哪里比得上这只五味调和、时令芳美的釜呢？鼎用来烹调食物，供奉上帝，奉养圣贤，彰明德行、祈求福佑，没有比它更美的了。所以不是大德之人不能制造它，不是这样的器物也不适合承载盛德。如今这只嘉美的釜，比那些美处更胜一筹。周代的尸臣、宋国的考父、卫国的孔悝、晋国的魏颗，这四位臣子，都因功德把姓名刻在钟鼎上。如今您辅佐光明的大魏，助成盛大的圣明教化，堂堂的德业，在这里达到极盛。这实在是太常所应铭记、彝器所应刻勒的。因此作下这篇铭文，把它刻在釜口上，希望可以赞扬宏大的美德，使它流传不朽。铭文说：光明赫赫的大魏，成为汉室的藩屏辅弼。它的丞相唯有钟氏，实在是国家的心腹股肱。早晚恭敬勤勉，没有片刻闲暇安居。百官都严肃整齐，以此作为法度和规矩的楷模。又答钟繇送玉玦书【太祖征伐汉中时，太子在孟津，听说钟繇有玉玦，想得到它，却难以直接向钟繇开口，便让临菑侯转托他人劝说；钟繇随即把玉玦送来。太子写信给钟繇说】

译玉可以用来比拟德行，君子见到美玉就会赞美；诗人所说晋国的垂棘、鲁国的璵璠、宋国的结绿、楚国的和璞，价值超过万金，贵重到可与都城相比。它们有名声传于往昔，又有声誉流传后世：垂棘出自晋国，虞公、虢公因此得到两只禽鸟；和氏璧进入秦国，相如却坚持节操。我私下见玉书上说：“美玉洁白如截取的脂肪，黑色像纯漆，红色如鸡冠，黄色像蒸熟的栗子。”只是听到这些话，还没有见过它的形状。我的德行虽不像君子，义理也比不上诗人，但对高山般的德行和大道，私下实在仰慕。可是这四种宝玉遥远难得，秦汉以来也没有听说有可与之匹敌的良玉，所以寻求多年，一直没有遇到真正的。私愿未能实现，像饥渴一样未得满足。近来听南阳宗惠叔说，您过去有一枚美玉玦，听后又惊又喜，笑着拍手。当面写信说明吧，又恐怕传闻不确，所以让舍弟子建托荀仲茂转达我的浅意，没想到您没有忽略它。承蒙厚意周到相待，邺城的骑使已经到来，宝玦刚刚送到；我捧着它跪下打开匣子，光彩灿烂，满眼都是光辉。像我这样浅陋卑微的人，竟能看到稀世之宝，不劳烦一位使者，也没有损失价值连城的宝物。既有秦昭王在章台观玉的欣赏，却没有蔺相如那样被欺骗夺玉的诡诈。如此厚重的恩赐，怎敢不恭敬接受。钟繇回信 过去我忝居近侍之职，也曾得到赐予的玉玦。尚方的老臣很熟悉古旧器物，认出它的名称和纹彩，必然知道它的出处，因此我认为您珍爱它，所以不敢把它进献上去。如今尚未奉献，却幸而使您的心意得到纾解，实在令人欣悦。从前卞和氏忠诚殷勤，而我却等待命令才行事，实在对此怀有惭愧。孔融与王朗书【王朗被征召而尚未到任，孔融写信给王朗说】世途阻隔，音问几乎断绝，触景怀人，思念更加深重。先前见到你的章表，知道你追随汤、武自责请罪的事迹，自投身于东方边远之地，接受同鲧一样的惩罚。我还没有读完，眼泪已经潸然流下。主上宽厚仁慈，尊重德行，宽宥过错。曹公辅佐朝政，思念贤才，广泛任用，诏书屡次下达，情意恳切周到。我知道你曾乘船渡海，停驾广陵，却没料到黄能竟从羽渊中突出。我们谈笑相见的日子已有期望，你要勉励自己，保重身体。董昭与袁春卿书【袁春卿字公仁，任徐州牧。袁绍派将领颜良攻打东郡，太祖调董昭任魏郡太守，随军讨伐颜良。颜良死后，进军包围邺城。袁春卿是袁绍的同族，在城中任魏郡太守。他的父亲元长在扬州，太祖派人迎接。董昭于是写信给袁春卿】我听说，孝的人不背弃亲人以求取利益，仁的人不忘记君主以满足私欲，有志之士不窥伺乱局以求侥幸，明智的人不采用诡诈之道使自己陷入危险。足下的父亲过去为了躲避内乱，向南游历、向北越境，并不是因为不顾骨肉亲情，而是喜欢吴地的风俗。这在有深远见识的人看来，或许还可以理解。曹公怜悯他坚持志向、清廉谨慎而不合群、少有同伴，所以特意派使者到江东，或迎接、或护送，如今使者将要到了。即使足下身处偏远平静之地，依附有德有义的君主，居处有泰山般的坚固保障，自身却没有乔松那样的伴侣，按义理说，也仍然应当背离那边而趋向这里，舍弃百姓而奔赴父亲。况且邾仪父起初与隐公结盟，鲁人赞美他，却没有记载他的爵位；既然周王尚未正式授予爵位，尊卑就不能成立，这正是《春秋》的义理。何况足下如今所托身的，是一个危险混乱的国家；所接受的，是一项虚假诬妄的命令吗？如果只满足于与群党一起放纵，而不顾及自己的父亲，就不能称为孝；忘记祖宗世代居处的本朝，安然接受不正当的奸邪职位，就难以称为忠；忠孝都丧失了，也难以称为智。况且足下过去曾受到曹公礼遇征辟；如今亲近戚族却背离生身父亲，内心寄托于外部势力，留恋王室之外的邪禄而背叛知己，远离福祚而接近危亡，抛弃光明的义理而招来大耻辱，不也太可惜了吗？如果能够突然改变节操，奉戴皇帝、奉养父亲，把自身托付给曹公，忠孝就不会坠失，荣耀的声名也会彰显。应当深思熟虑，早日决定正确的谋划。太祖与荀彧书【太祖写信给荀彧，追悼郭嘉说】郭奉孝年纪不到四十岁，我和他相处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我们都共同经历过。他又通达世事，没有什么疑滞之处，我本想把身后的事情托付给他，哪里料到竟突然失去了他？悲痛伤心。如今上表增加赐给他的儿子满千户，可这又有什么用？对亡者追念的感情，深重而且……奉孝才是了解我的人。天下能够互相知心的人很少，因此更加令人痛惜，怎么办？怎么办！又一封信 追念痛惜奉孝，始终不能排遣。他观察时局和军事事务，远远超过常人。别人多害怕疾病，南方又有瘟疫，他常说：“我若前往南方，就不能活着回来。”然而他和我共同商议谋略时，却说应当先平定荆州。这不仅说明他谋划忠厚，也说明他一定想建立功业，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对人的心意竟能达到这种地步，怎么能让人忘记他呢？应璩与刘靖书 入朝任纳言，出任京畿长官，富民的办法一天比一天、一月比一月发展。藩篱建得高峻，断绝了盗窃穿墙的念头。五种谷物分别出产，远离水火灾害。农具必定齐备，不会错过农时。养蚕和种麦都有覆盖防备的器物，不担心雨水浸湿。封发符传，指明期限，不给人逗留谋利的机会。鳏寡孤独之人，都得到官府粮食赈济的实惠。又能够明察隐微，重视执掌法令而不屈挠。各主管官署供奉执行王命，方圆百里都垂手拱立，仰望办理。即使过去赵、张以及三王的治理，也不足以与之相比。曹植与杨脩书【杨脩在建安年间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丞相请他署理仓曹属主簿。当时军国事务繁多，杨脩总管内外事务，都能称合心意。从魏太子以下的人，全都争相与他结交。又因为当时临菑侯曹植才思敏捷而受到宠爱，便有意结交杨脩，多次给杨脩写信。

译信中说】几天没有见到你，想念你想得很辛苦，想来你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年轻时喜爱辞赋，到今天已经二十五年了。然而当今的作者，大体可以列举如下：从前仲宣在汉南独步一时，孔璋在河朔如鹰扬起，伟长在青土独享声名，公干在海隅振发文采，德琏在大魏开始显露才华，而足下则在上京高踞文坛。在这个时候，人人都自称手握灵蛇之珠，家家都自称怀抱荆山之玉。我的君王于是张开天罗来网罗他们，收拢八方来覆盖他们，如今他们都聚集在这个国家了。然而这几位仍然不能振笔高飞、超绝踪迹，一举飞行千里。以孔璋的才华，却不精通辞赋，还常自称与司马长卿同一风格，这就像画虎不成，反而成了狗。以前我写信嘲笑他，他反而作文章大力称道，说我赞美他的文章。钟子期直到今天仍因善于知音而受到称颂，我也不敢妄自叹赏，怕后人讥笑我。世人的著述不能没有毛病，我一向喜欢别人批评、指摘他们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就及时修改。过去丁敬礼曾经写了一篇短文，让我替他润色；我自认为才能不能超过他，便推辞不做。敬礼说：“您有什么疑难呢？文章的美好，我自己自然知道；后世谁能真正了解并评定我的文章呢？” 我曾经赞叹这番通达的话，认为它是美谈。过去尼父的文章和言辞，与人往来流传；到了编定《春秋》时，即使游、夏这样的弟子也不能改动一个字。超过这个程度而说自己没有毛病的文章，我还没有见过。大概有南威那样的容貌，才可以评论美丽的女子；有龙渊那样的锋利，才可以谈论切割的利器。刘季绪的才华比不上作者，却喜欢诋毁呵斥文章，专门挑剔优劣得失。过去田巴在稷下诋毁五帝，责难三王，讥刺五霸，一天之内就使一千人服气；鲁仲连只要一番游说，就使他终身闭口。刘生的辩才还比不上田氏，如今的仲连并不难寻找，难道不值得叹息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有的人爱好兰、蕙、荪、芷的芳香，这是众人所喜爱的；海边却有追逐臭味的人。咸池、六英的乐曲演奏起来，是众人所喜爱的，墨翟却有非议它们的说法，难道可以强求相同吗？现在把我年少时所写的辞赋抄本寄去，与你共同观览。街谈巷议一定有可取之处，敲击车辕唱出的歌也能合于风雅，普通人的思想，不应轻易抛弃。辞赋只是小道，本来不足以宣扬大道、彰明于后世。过去扬子云不过是前朝执戟的臣子，还说“大丈夫不应做这种事”。我虽然德行浅薄，地位却是藩侯，仍希望尽力报效上国，使恩惠流布下民，建立永世的事业，留下金石般不朽的功勋，难道只是想凭笔墨建立功绩、靠辞颂成为君子吗？如果我的志向不能实现，我的道理不能施行，我也将采集史官的实录，辨析时俗的是非，确定仁义的正理，写成一家之言。即使不能把它藏在名山，也要把它传给志同道合的人。这件事要到白头才会完成，哪里可以在今天就评论呢？我说这些话而不惭愧，是依仗惠子的知己之明。明早迎接你，书信不能把心意全部写尽。杨脩回信 没有侍奉您不过几天，却好像已经过了多年，难道不只是您的爱顾深厚，也使我系恋仰慕的情意更加深了吗？承蒙您屈尊来信，文章文采灿然；我反复诵读，即使是讽诵《雅》《颂》，也不能超过它。像仲宣在江表独擅声名、陈氏在冀域称雄、徐氏和刘氏在青州、豫州显达、应生在魏国发扬文才，都是如此。至于我杨脩，不过是听取风声、仰慕德行还来不及，眼睛忙于浏览拜读，哪里敢惊惶于您的高视呢？我私下想，君侯年少而地位尊贵显盛，具有周公旦那样的资质，又接受圣善的教诲，远近旁观的人，只认为您能够宣扬光明的美德、光大赞助伟业罢了，没想到您还能兼览传记，留心文章。如今您竟然压倒王粲，超过陈琳，远远胜过这几位作者，使观看的人惊骇而拭目，使听闻的人倾首而竖耳。如果不是体性通达、禀赋自然，又有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我又曾亲眼见您手握文牍、执笔作文，仿佛文章早已背诵在心，只是从手边借取书册，片刻也不稍作思考。孔仲尼如日月，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我仰望您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因此我面对鹖鸟般的文思而自惭辞谢，写作《暑赋》，写了一整天也不敢献上。这就像看见西施的容貌，回来后便嫌恶自己的相貌。我想您大概不知道其中缘故，竟然屈尊接受我的顾念和赐教，使我刊定《春秋》这样的成作，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增益或删损的了。吕氏的《淮南子》，文字价值千金，然而弟子们都闭口不言，市场上的人也拱手相对；圣贤卓异超群，本来就是因此与凡庸之人截然不同。如今的赋、颂和古诗一类，不过是沿袭孔公的风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至于我家先人扬子云，老了还不明事理，勉强写成一部书，后来又悔恨自己少年轻作；如果连仲山甫、周旦这一类人也这样，那么他们难道都有过错吗？君侯忘记圣贤显著的事迹，却述说我这鄙陋宗族的过失之言，我私下认为您没有认真考虑。至于不忘经国的大业，流传千载的英名，把功勋铭刻在景钟上，把姓名写在竹帛上，这本来就是您平素所蓄积的宏大器量，难道会与文章相妨碍吗？我承受您的惠赐，只能私下准备像蒙着眼的乐师那样诵读歌唱罢了，哪里敢忘记惠施，从而辱没庄氏呢？季绪那样琐碎的人，哪里值得一提。《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四十六 书信 魏 太子与吴质二书【当时大将军向西征伐，太子向南驻在孟津小城，写信给吴质。吴质字季重】季重平安吗？路途虽然狭窄，官职守地又有限制，但思念你的心情，实在难以承受。足下所治理的地方偏僻在西边，书信问候往来简少，更增加了我的劳苦。每当想起昔日在南皮的游乐，实在不能忘怀。既有精妙的思索，可以遍游六经和诸子百家；间或弹棋，最终又以博弈和高谈阔论娱乐心情，以哀筝的声音悦耳。我们驰骋于北场，在南馆寄食，把甜美的瓜浮在清泉中，把红色的李子沉入冷水中。明亮的太阳已经落下，接着又有朗朗的月亮；我们同车并行，游览后园。车轮缓缓转动，宾客随从都没有声音。清风在夜里升起，悲凉的胡笳轻轻吹奏。欢乐过去而悲哀到来，凄凉地伤感于心。我回头说道：“这样的欢乐难以长久。”你们都认为是这样。如今果然分别，各自在一方。元瑜已经长逝，化为异物。每想到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再说呢？如今正值蕤宾之月，景风吹拂万物，天气和暖，各种果实繁茂。正好驾车出游，向北沿着黄河曲折处前行，随从吹响胡笳为道路开导，文学之士乘坐在后车上。节令相同而时代不同，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我的劳苦忧思怎么能承受？现在派骑士到邺城去，特意让他绕道来拜访你。一路保重，自爱。

译又一封信 岁月容易流逝，分别以来转眼又四年了。三年没有相见，连东山都为它遥远而叹息，何况还超过了这个时间，思念之情怎么承受得了？虽然书信来往不断，也不足以解除心中的劳苦郁结。过去发生瘟疫，亲友多受灾离散，徐、陈、应、刘一时都去世了，痛苦怎么说得尽呢？过去游处时，出行就同乘一车，停下就同席而坐，何曾有片刻分离？每当酒杯传递、丝竹齐奏，酒喝到兴浓耳热，便仰头赋诗。在那时，忽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快乐。曾以为百年之后也注定长久相互保全，哪里料到几年之间就凋零殆尽，说起来实在伤心。近来编撰他们的遗文，总共成为一集；看着他们的姓名，已经列入鬼录。追想过去的游乐，仿佛还在眼前，而这些人却都化为粪土，还能再说什么呢？观察古今文人，大多不能顾及细微的品行，很少有人能以名节自立，只有伟长内怀文才而外质朴淡泊，欲望很少，具有箕山隐士的志向，可以说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他写有《中论》二十多篇，成就一家之学，文辞义理典雅，足以流传后世；这个人已经做到不朽了。德琏常常显露出写作著述的意向，才学足以著书，可是美好的志愿没有实现，实在令人痛惜。我间或阅读诸人的文章，面对它们不禁流泪；既为逝者悲痛，也是在自我感念。孔璋的章表特别刚健，只是稍嫌繁多富丽。公干有超逸的气概，只是还不够雄健。他的五言诗，却是当时绝妙的作品。元瑜的书记文章飘逸，极其值得欣赏。仲宣尤其擅长辞赋，可惜体势稍弱，不足以振起他的文章；至于他所擅长的方面，古人也没有远远超过他的。过去伯牙在钟子期死后断弦，仲尼在子路死后倒掉肉酱，是怜悯知音难遇，伤感门人再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诸位作者只是还没有达到古人水平，本来就是一时俊杰；如今还活着的作者，已经比不上他们了。后生可畏，后来者难以估量，但我和足下却来不及看到了。年岁渐长，心中所怀的事情很多，时时有所忧虑，甚至整夜不能入睡。什么时候才能再像从前那样呢？如今已经成为老翁，只是头发还没有白。光武帝说：“年纪已经三十岁，在军中十年，经历的事情不止一件。我的德行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年纪已经相当；以犬羊一样的资质，穿着虎豹般的文采，没有众星那样的光明，只能借助日月的光辉，举动常常被人观看，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呢？恐怕永远不能再有从前那样的游乐了。”年轻力壮时实在应当努力，年华一旦过去，怎么还能攀援挽回？古人想着持烛夜游，确实是有道理的。近来你用什么来自我娱乐？还颇有新的著述吗？我向东遥望，不禁郁邑，姑且写信来叙说心情。王彪与殷浩书 太史官上奏说元日将发生日食，议论的人有的怀疑是否应当退避元会。过去建元元年也发生过元日日食，庾车骑抄写刘孔才的论说给八座看。当时朝廷议论，有人认为孔才的说法不合礼制，荀令采纳了这种意见，这是胜过别人却反而错了一次。为什么呢？《礼记》说：“诸侯朝见天子，已经进入宫门，却有四种情况会使礼仪不能完成而停止。”这四种情况是太庙失火、日食、皇后的丧事、雨水沾湿朝服使仪容失态。考察这四件事的含义，可以知道诸侯虽然已经入门，但如果突然发生这些事，就不能完成礼仪，并不是预先知道事情会发生而侥幸退避。史官推算历法有误，所以不应预先废止朝礼。日月星辰发生灾异，没有比日食更大的。史官报告天谴却面无惧色，不预先修治防备灾异的礼仪，反而废除消灾救应的办法，正当大规模宴享华夷、君臣相互庆贺之时，这难道是将要面对天灾、归罪于自己的做法吗？况且考察实际情况，日食合朔的仪式是至尊在殿堂中静身，不处理政事，戴冕服、登御座和关闭宫门等制度，与元会礼不同，本来不能兼行；既然如此，就应当权衡事情的宜当。合朔之礼并不轻于元会，元会有可以退避的依据，合朔却没有可以废止的道理。有人认为应当依照建元年间的旧例退避元会，殷浩同意了，最终退避了元会。蒋济写信给卫臻【当时卫臻参与选举官员之事，蒋济写了这封信给他】汉高祖遇到逃亡的俘虏，也任用他做上将；周武王遇到渔父，也任命他做太师。平民和奴仆都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拘守成法，经过考试之后才任用呢？回信 卫臻回答说：“古人留下智慧，任用人重在考察器度，必须考核功绩，然后加以升降。如今您把牧野之战比作成王、康王时代，把蛇患比作文帝、景帝时代，喜好不合常规的举措，开启拔擢奇才的通道，这将使天下人都奔走竞进而起了。” 蜀 诸葛亮答李严书【李严写信劝诸葛亮应当接受九锡、进爵称王，所以诸葛亮回答说】我与你相知已经很久了，难道还需要再向你解释吗？你正在用光大国家的道理教诲我，用不要拘泥常规的道理劝戒我，所以我不能默然不答。我本是东方的卑微士人，因先帝误加任用，地位达到了人臣的最高处，俸禄赏赐达到百亿。如今讨伐贼寇尚未见效，知道自己的功业还没有报答先帝，却正要像齐、晋那样受到尊宠，坐享尊贵强大；如果能够消灭魏国、斩杀曹叡，使皇帝恢复旧日居所，与诸位一同升进，即使十命也可以接受，何况九锡呢？诸葛亮与杜微书【杜微字国辅，是梓潼涪县人。年轻时从广汉任安学习。刘璋征召他为从事，因病离职。等到先主平定蜀地，杜微常常自称耳聋，闭门不出。建兴二年，丞相诸葛亮兼任益州牧，选拔征召的人都精心选择旧德之士，任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杜微坚决推辞，诸葛亮便用车舆把他接来。他到达后，诸葛亮引见杜微，杜微亲自陈述谢辞。诸葛亮因为杜微在座上听不见人声，便写信给他说】我早已听闻您的德行，像饥渴一样仰慕您，已经很久了；清流和浊流各自不同，没有机会向您请教会见。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干、李永南兄弟、文仲宝等人，每每感叹您高尚的志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被人看见。我冒昧凭借空疏的才德，总领益州，德行浅薄而责任重大，内心忧虑惨切。当今朝廷的主公今年才十八岁，天资仁厚聪敏，喜爱德行，礼待士人。天下人都思慕汉室，希望与您顺应天意、依从民心，辅佐这位明主，以光大中兴汉室的功业，把功勋写在竹帛上。我认为贤者和愚者不能共同谋划，所以自行割断关系，安守劳苦罢了，没想到您竟然屈尊前来。杜微自己请求以老病为由，求归故里。

译诸葛亮又一封信 曹丕篡夺帝位、杀害君主而自立为帝，就像土龙、草狗一样，只有虚名而已。我想与群贤借他的邪伪来依循正道消灭他，却奇怪您还没有给我指教，便想求归山野。曹丕又大兴劳役，向吴、楚用兵。如今趁曹丕事务繁多，暂且闭关境、勤力务农，养育人民、积蓄物资，同时整治铠甲兵器，等待他受挫，然后再讨伐他；这样可以使军队不交战、百姓不劳苦，而天下得以安定。您只应以德行辅佐时局，我并不要求您参与军事，为什么急切地想要离开呢？许靖与曹公书【许靖字文休，当时避难于交州】世途充满战乱，祸乱终于汇集在一起；我怯弱无能，只能苟且求生，逃窜到蛮貊之地，彼此隔绝已有十年，吉凶往来的礼数也废弃了。过去在会稽时，收到您所赠的书信，文辞周到亲密，长久的情谊从未忘记。后来受袁术逼迫，正值他发令毁灭宗族、煽动群逆，水陆道路全被阻塞；我虽心向北风，想要北行，却没有办法。正礼的军队退却，袁术的军队前进，会稽倾覆，景兴失去根据地。三江五湖都成了敌人的朝廷，我当时处境困厄，无处申诉，便和袁沛、邓子孝等人漂渡大海，向南到交州，经过东瓯、闽越等国，行程万里，看不见汉地；在风浪中漂泊，粮食断绝，只能吃草，饥饿而死的人接连不断，死者超过一半。渡过南海后，我与领守儿孝德相见，得知您忠义奋发，整顿军队，向西迎接大驾，巡行中岳；接到这个好消息，我又悲又喜。于是和袁沛、徐元贤重新一起整装，想向北前往荆州。怎料苍梧各县的夷越蜂拥而起，州府倾覆，道路断绝，元贤被杀，老弱也一并被杀。许靖沿着水边行进五千多里，又遇到疫病，伯母丧命，堂兄弟等也相继死亡；我自以为妻子儿女几乎一时死尽，只能彼此扶持，前行到这个郡来，估计因兵祸和疾病死亡的人，只剩十人中一二人。百姓的艰难和辛苦到了什么程度，哪里能够一一说尽呢？我害怕最终颠沛倒毙，永远成为亡国的俘虏，忧愁憔悴，惨苦不堪，连睡觉和吃饭都忘了。想要附随朝贡使者，借此取得通行，回去死在宫阙之前。然而荆州水陆都没有渡口，交州一带驿使又断绝；想上益州，又有险峻关隘，所以官长官吏一个也不能进入。此前的交阯太守士威彦，曾把我深情托付给益州的兄弟；我又亲自写信，言辞辛苦恳切，但仍寂寞无应。虽然仰望您的光辉神灵，伸长脖颈、踮足企盼，却有什么办法借翼飞去亲自投奔呢？听说圣主明确授予您专征的职任，各种叛逆，大多被您讨伐诛灭；想来有力量的人都一心效力，顺从的人也都遵循同一谋划。又有张子云，过去在京师时，志在匡扶王室；如今虽然身处荒远之地，不能参与本朝，却也是国家的藩镇，是您的外部援助。如果荆楚平定安和，王室恩泽向南到达，您若能忽然对张子云发出声命，勤加保护托付，使他能够借道从荆州出来；否则，就请再替我向益州的兄弟作中介，使他们接纳他。倘若上天假以年寿，人间稍缓祸患，使我能够回去死在国家之中，解除逃亡之人的罪负，死后埋骨九泉，我还会有什么遗憾？如果时局有险有易，事情有利有不利，而人命无常，我终于死去、不能到达，那么就将永远背负罪责，埋没在边远之地了。过去营丘辅翼周室，手持黄钺，专任征伐；博陆侯辅佐汉室，有虎贲卫士警戒清道。如今足下扶危持倾，是国家的柱石，承担太师的职任，又兼有霍光那样的重任，五侯九伯，都由您控制。自古至今，人臣的尊贵，没有谁能超过足下。爵位越高，忧虑越深；俸禄越厚，责任越重。足下处在高爵的职位、责任重大的地位，话从口中说出，就成为赏罚；意念所在，就关系祸福。行为合乎道义，国家就得到安宁；行为失去道义，四方就会离散混乱。国家的安危在于足下，百姓的性命悬系于您。无论华夏还是夷狄，都抬头注目、殷切期待。足下承担这样的责任，难道可以不远远考察典籍，了解国家兴废的缘由、荣辱的关键吗？应当抛弃旧日嫌恶，宽厚和睦地对待群臣，审慎衡量五种才能，按照官职选择人才。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是仇敌也要举用；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不授予职位。这样才能安定国家、救济百姓。事业建立、功绩完成，就让声名随着管弦流传，把功勋刻在金石上。愿君勉励自己，为国珍重自身，为民爱惜自己。王朝与许靖书 文休兄，听说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哪里料到我们一别三十多年，竟没有相见的缘分呢？诗人把一天的离别比作岁月，何况悠悠经历数纪之年呢？自从同你分别，我如同沉没后又浮出水面、断绝后又重新连接，这样的情形已经多次发生了。如今以后，我居住在太平时代的京师，攀附在飞龙般的圣主身边，同辈大都已经凋零，幸而我和您都老了，成为仅存的遗老；可是彼此相距数千里，又有道路艰难的阻隔。时常从风声中听到你的消息，凭借旧日情谊寄托思念。即使身处异地、异世，也没有什么不同。过去我随军到荆州，见到邓子孝、桓元将，大略听说了您的近况。听说您已在益州任职掌郡，德行一向端正有法度，虽老而不衰。那时我在江陵刘景升听事的厅堂上侍奉、陪宿武皇帝，整夜都在谈论您，拳拳思念，如饥似渴，实在没有止境。自从天子居于东宫以及即位以后，我常常考察群贤，谈论天下杰出人物；在世的人难道就全都容易任用吗？英俊之士很少容易得到最优者，所以我竟以原壤那样衰朽的资质来感动您的情谊。每次听说人们都称您为谋略之首，难道您现在受到的关注反而超过了前世吗？《尚书》说：“人只在于求用旧人。”《易经》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刘将军同大魏各据一方，总括起来就是这两层意思；前世偶然相逢却因同属一体而成为暌违，并不是武皇帝有意防备。近来事情失误，形势由泰转否，也不是您的本意。我深思《尚书》《易经》的义理，认为结交情分有利于维系旧日友好，所以派遣投降者送去吴国所献之物，送上名马、貂裘，希望借此消除嫌隙，使道路开始通畅，铺叙旧日情谊，以传达久别之后的声问和情怀；这些感情不是笔墨所能尽数写出的。想来您也同有这样的心志。如今亲生的儿女共有几人？年纪都多大了？我接连失去一儿一女，如今有两个儿子：大儿名肃，二十九岁，生于会稽；小儿才一岁多。面对书信，悲伤惆怅，不禁遥遥怀念。

译又写一封信。我曾听说《尚书》中有“文祖接受终命”的话，又听说《论语》中有“历数在身，诚实行中正之道”的文字，哪里料到这些事会在我衰老之年亲自遇见，正赶上天命降给圣主的时刻呢？亲眼见到三次辞让的宏大言辞，观看众多祥瑞汇集，瞻仰升堂时穆穆盛大的礼仪，仰望焚燎时光耀的青烟。当时忽然觉得自己处在唐虞的时代，来到紫微星象征的天庭。只可惜不能牵着您的手，一同列在世上“有二子”的行列中，听取有唐“钦哉”的命令。您虽身在边远之地，想来也一定极目回望，侧耳远听，伸长脖子如鹤般站立。过去汝南陈公刚刚受拜，不拘泥于旧例，把上卿之位让给李元礼；由此推想，我本应退身让出您的位置。假如能够避开您而窃取让贤的名声，然后宽衣缓带、委身任职，在平勃之间纵论，与您共同谈说往日避难的艰辛，尽情饮酒宴乐，高谈大笑，也足以排遣忧愁、忘却衰老。提笔陈述心情，随即又感到欢喜。又写一封信。去年夏天曾写过一封信，但没有送到；如今重新写信，并把前一封的问候一并送去。皇帝已经深深哀悼刘将军早逝，又怜悯他的孤儿处境艰难，也惋惜您、孔明等士人同类，竟沉沦在羌夷异族之中，永远同华夏隔绝，没有入朝聘问中原的日期，因而只能遥望故土桑梓。于是皇帝再次运用慈悲之念，劳费仁厚之心，重新颁下明诏，发出德音，命我等再写信给您等人。凭您的聪明，揣度这番殷勤的圣意，也足以明白海岱一带所常在之处，知道百川本应汇注的方向。过去伊尹离开夏而归附殷，陈平背离楚而归汉，仍能以阿衡之德显名，以宰相之功著称。若您能辅佐他人留下的孤儿，安定人心的疑惑，去掉非常的伪号，侍奉受命的大魏，主客双方都获得不世之荣名，上下共同建立不朽的光耀，那么功业与事业并盛，声名与勋绩同著，考核功效足以超过伊尹、吕尚了。既是承受诏命，又出于服膺旧日情谊，感情实在不能自已。如果不说明您的才能，不陈述您的见解，便无法宣扬明诏、弘大光明的恩德，也无法叙说往昔梦寐以求的思念。若上天启发众人的心意，您引导蜀人的意愿，那么确实会有携手相见的日期。如果险阻的道路还没有平定，您的谋划又不被采纳，那么恐怕音问会再次断绝，将来凭什么再见面呢？我前后写过三封信，每次谈到这些事情，都不是没有触动您的心怀。您周游江湖直到南海，历遍各地夷俗，可以说已经十分广泛了；想来您思念华夏、心中郁结，也可以说十分深了。为自身选择居处，尚且愿意以中原为主；中原为您选择居处，难道您还能不把京师放在心上，却对荒远边地抱有疑虑吗？请详细思考我的浅见，赶快给我答复。《三国志文类》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七 书信 蜀 秦宓答王商书【刘璋时，秦宓同郡人王商任治中从事，写信给秦宓说：“贫贱困苦，难道什么时候才可以终身如此？卞和炫耀美玉来显耀于世，您应该来一次同州尊相见。”秦宓答此书】从前尧优待许由，并不是恩礼不宏厚，而是许由仍洗自己的两耳；楚国聘请庄周，礼意并不是不广厚，而庄周却拿着鱼竿头也不回。《易经》说：“坚定不移，不能拔动。”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炫耀的呢？况且以国君的贤能和您的才干，若不能在此时建立萧何、张良那样的策略，就还不能算明智。我能够在田垄中晒晒背，诵读颜回安贫乐道、箪食瓢饮的事迹，歌咏原宪居住蓬门的情操，时常在山林水泽间翱翔，同长沮、桀溺为伍，听黑猿悲哀的吟叫，观察九皋传来的鹤鸣。安身就是快乐，无忧就是福分，处在空虚的名声中，居于不灵验的龟兆之地。了解我的人很少，那么我就显得尊贵了。这正是我得志的时期，哪里有什么困苦的忧愁呢？又与王商书【后来王商为严君平、李弘建立祠堂，秦宓写信给他说】我因疾病躲藏在家，刚刚得知您为严君平、李弘建立祠堂，可以说是厚待同党、勤于尊崇同类的人。看严君平的文章，冠绝天下；他像伯夷、叔齐那样高逸的操守，山岳也不能动摇。即使杨子不叹服，他本来也会自然显明。至于李仲元，如果没有《法言》流传，他的美名必定沉沦，正因为没有虎豹般的文采，所以如此；您可以说是在攀龙附凤。像扬子云那样潜心著述，对世间有所补益，虽处困境而不受污损，德行足以参列圣贤。如今海内都在谈论吟咏他的文辞，有这样的人物，使声名光耀四方。我奇怪您反而废弃这件事，不为他建立祠堂。蜀地本来没有学士，文翁派司马相如向东学习，接受七经，回来教导官吏百姓，于是蜀地的学业可以同齐、鲁相比。所以《地理志》说：“文翁倡导他的教化，司马相如做他的老师，汉家得到人才，在那个时代最为盛大。”董仲舒一类的人不能通晓封禅礼仪，司马相如却制定了它。能够制定礼仪、制作音乐，移风易俗，超出礼制所规定的范围而对世道有益，这难道不是贤能之举吗？即使有王孙那样的牵累，仍不妨碍孔子赞美齐桓公的霸业、公羊高赞许叔术的谦让；我也赞美长卿的教化。应当建立祠堂，赶快确定碑铭。又答李权书【李防向秦宓借《战国策》，秦宓说：“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学说，使用它做什么？”李权说：“孔仲尼和严君平防止众说纷纭，聚集各种书籍而成《春秋》，并阐明归旨的文章，所以海因为汇合众流而广大，君子因为博闻广识而宏大。”秦宓答】书籍如果不是《史记》、周代典籍、仲尼所采录的内容，我便不取；道理如果不是虚无、自然、严君平所阐述的，我便不讲。大海因为容纳泥沙，每年还要荡涤一次而恢复清澈。君子虽然博闻广识，但不合礼的东西不看。如今战国反复无常，张仪、苏秦的权术，使人杀人以求自生，使人灭亡而求自己保存。经书所厌恶的正是这些，所以孔子发愤作《春秋》；大力推崇居正，又撰作《孝经》，广泛陈述德行，杜绝渐生的祸患，防止萌芽，预先有所抑制。因此老子说要在祸患未萌时断绝它，难道不可信吗？成汤是大圣人，却看见野外的鱼而产生追逐猎取的过失；鲁定公是贤者，却见到女乐而荒废朝政。像这样的例子，哪里能一一说尽？道家有训诫说：“不要看见欲望之物，使心不至于紊乱。”所以天地保持正直而可观，日月保持正直而光明；正直如箭，是君子所履行的道路。《洪范》记载灾异，是从言语容貌开始的。战国那些诡诈权变，又有什么可取呢？

译马良与诸葛亮书 听说雒城已经攻克，这是上天赐福。尊兄顺应时机辅佐天下，使功业与国家同样光明，成功的征兆已经显现。应当随着形势变化采用高明的谋虑，审慎而明察，以此选用人才，适应时势。至于收敛锋芒而使远方悦服，使德行遍及天地，让时人乐于听从，使天下服从道义，使高雅美妙的乐声同郑、卫之声并行，各自有利于政事而不相互争夺次序，这就是管弦乐的最高境界，是伯牙、师旷的曲调。即使我不是钟子期，怎敢不击节赞叹呢？孟达与刘封书【魏文帝赞赏孟达的姿态、才干和仪表，任命他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合并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孟达兼任新城太守；又派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同孟达一起进攻刘封。孟达写信给刘封说】古人说：“防备也不能离间亲人，新交也不能超过旧交。”这说的是上面明察、下面正直，邪恶的离间便不能实行。即使是专权的君主、诡诈的主人、贤能的父亲、慈爱的亲人，也仍有忠臣建立功劳反而遭祸、孝子怀抱仁德反而遭难。种商、白起，孝己、伯奇，都是这类人。他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骨肉喜欢离散、亲人乐于相害，而是有时恩情转移、爱意改变，也有谗言在其中离间；即使忠臣也不能使君主改变，孝子也不能使父亲改变。权势利益一旦加以作用，就会把亲人变成仇敌，何况本来就不是至亲呢？所以申生、卫伋、御寇、楚建，禀受同样的形气，本来具有继承君位的正当资格，却仍然遭遇这种事情。如今您同汉中王，不过是道路上遇见的人罢了，亲情并非骨肉，却凭借权势掌权；名分并非君臣，却处在上位。出征时有偏将军任职的威势，居守时有副军将军的名号，这些都是远近所听闻的。自从汉中王立阿斗为太子以来，有见识的人无不为此寒心。假如申生听从子舆的话，就一定会成为太伯那样的人；卫伋听从弟弟的谋划，也不会留下父亲受人讥议的事情。况且小白出奔以后回来成为霸主，重耳越墙逃亡，最终恢复君位，自古就有这样的事，不只是今天才有。智者贵在免除祸患，明达之人崇尚及早觉悟。我揣度汉中王，忧虑已经在内部确定，疑忌也在外部产生了。忧虑确定，内心就会坚固；疑忌产生，内心就会恐惧。乱祸兴起，没有不是由废立之事引起的。私下的怨恨和人情变化，不能不显露出来；我恐怕汉中王身边的人一定会从中离间。这样一来，疑忌形成、怨言传闻起来，爆发就像踩中了机关一样。如今您在远方，还可以暂且喘息一时；如果大军继续进攻，您失去根据地而退回来，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过去微子离开殷，智果离开智氏宗族，都是为了避开灾难、躲避祸患，也都如此。如今您抛弃父母而做别人的后嗣，这是不合礼的；知道灾祸将至却还留下，这是不明智的；看见正道却不服从而心怀疑虑，这是不义的。自称大丈夫，却做这三件事，有什么可贵呢？凭您的才能，舍弃自身来到东方，继承罗侯之后，并不是背弃亲人；面向北方侍奉君主，以此端正纲纪，并不是抛弃旧日关系；即使愤怒也不使事情混乱，以免危亡，并不是白白行动。何况陛下新受禅命，虚心以待，侧席求贤，以德怀柔远方。若您翻然归向内地，不但可以同我等并列，受封三百户、谋划统领罗国而已，还将另行剖符封为大国之君，成为始封之君。陛下的大军以金鼓震动，将转向宛、邓；如果两个敌人尚未平定，军队就没有返回的日期，您应当趁此时机早定良策。《易经》说，行动有利可见。《大人》诗中有“自己寻求更多福分”的话，您去吧！如今您要努力，不要让狐突那样闭门不出，也不要像封那样不听从孟达的话。彭羕狱中与诸葛亮书【当时彭羕被贬，心中不悦，去拜访马超。马超问他说：“您的才干出众，主公对您非常看重，认为您应当同孔明、孝直等人并肩而立、共同驰骋；现在却只授给您一个小郡，难道违背了主公原来的期望吗？”彭羕说：“老革荒谬悖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又对马超说：“您在外，我在内，天下就不难平定了。”彭羕退下后，马超把彭羕的话全部上表，于是彭羕被收捕下狱】过去我曾在诸侯那里任事，认为曹操暴虐，孙权无道，振威将军软弱昏暗，只有主公具有霸王的器度，可以同他兴业致治，所以忽然产生了轻装起事的志向。刘璋来到西川后，我借法正之力自我推售，庞统在中间斟酌安排，终于得以在葭萌拜见主公，拍掌畅谈治理天下的事务，讲论霸王之道，提出夺取益州的策略。主公也早已有明确的考虑，当即赞同并称许，于是举事。过去我在故州不过是平庸之人，忧虑触犯刑法，却得以遇上风云际会，在求贤之时遇到明主，志向得以施展、名声得以显扬，从平民之中被拔擢为国士；我窃取了茂才之名，分得主公深厚的恩遇，谁还能超过我呢？彭羕一旦狂妄悖逆，自取烹杀分尸，难道要成为不忠不义的鬼吗？古人说：左手拿着天下地图，右手却割断咽喉，即使愚夫也不会这样做。何况我还略能分辨菽麦呢？我所以产生怨望之意，是因为不能自我衡量，竟以为自己首先兴起事业，又提出迁往江阳的意见；不理解主人的心意，心中终于激愤，又因饮酒而放纵，失言说了老朽之类的话，这是我极端愚昧、考虑浅薄造成的。主公其实并不老，而且建立功业哪里在于年龄大小？西伯活到九十岁，难道就有衰老的志向吗？我辜负了慈爱的父亲，罪过即使死一百次也难以偿还。至于我所说内外之事，是想让孟起在北方建立功劳，尽力辅佐主公，共同讨伐曹操罢了，哪里敢有其他志向呢？孟起说得对，只是没有分别其中的情由，实在伤人心罢了。过去我常同庞统共同发誓，希望能托身于您的后事，尽心于主公的事业，追随古人的名声，把功勋载入史册。庞统不幸死去，我因失败而取祸；这是我自己懈怠造成的，还能再怨谁呢？您是当世的伊尹、吕尚，应当好好同主公谋划事务，成就他的大业。上天明察、土地洞察，神祇若有灵，我还要再说什么呢？只希望您明白我的本心罢了。请您前行，努力自爱。张嶷与诸葛瞻书【吴太傅诸葛恪刚刚击破魏军，准备大举出兵谋求攻取；侍中诸葛瞻是丞相诸葛亮的儿子，也是诸葛恪的堂弟。张嶷写信给他说】吴国君主刚刚去世，皇帝确实年幼柔弱，太傅接受托孤的重任，哪里容易呢？亲自具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尚且有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而发动变乱；霍光受命辅政，也有燕王旦、上官桀谋反作乱。幸亏汉成帝、汉昭帝英明，才免除了这些灾难。过去我常听说吴国君主在杀戮、赏罚方面，不肯宽待臣下。如今又在临死前召见太傅，把后事托付给他，确实令人忧虑。加上吴、楚之地剽悍急躁，这是过去就有记载的；而太傅离开少主，身临敌境，恐怕不是良策和长远之计。即使说吴国朝廷纲纪严肃、上下和睦，一旦有百中之一的差错，也不是明智者所应考虑的。以古代推知今天，也可以以今天验证古代。若不是您向太傅进献忠言，谁还能对他把话说尽呢？不如撤回军队、广兴农事，致力施行德惠，数年之中同时图谋东西两方，确实也不算晚。希望您深思并明察。

译《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四十八 书信 吴 孙策责袁术书【当时袁术僭越称帝，孙策写信斥责他并同他断绝关系】上天设置主管过错的星宿，圣明的君主建立敢于进谏的谏鼓，设置防备谬误的措施，急切接受规正过失的言论，究竟是为什么呢？凡是有长处，必然也有短处。去年冬天传闻将有重大谋划，人人无不惊惧；很快得知只是准备供奉和进献，众人才解除了疑惑。近来听说有人建议，又想追遵先前的计划，连举事日期也已经确定在某月，更加使人怅惘。我想这只是流传的妄言；如果竟然是真的，百姓还能有什么希望呢？往日举兵倡义，天下士人所以响应，是因为董卓擅自废立，杀害太后，逼迫弘农王，略取宫人，发掘园陵，暴虐叛逆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各州郡的豪杰听到声势便仰慕大义。神武之威在外振作，董卓于是从内部消灭元凶。幼主被杀之后，朝廷向东顾望，令保傅宣布诏命，想让各路军队在黄河北岸振旅，联络黑山军共同谋划。曹操在东徐施放毒害，刘表在南荆自称作乱，公孙瓒在北幽炽盛逞强，刘繇在江边竭力抗争，刘备在淮河一带争取盟友，所以没有能够承受诏命，收起弓箭、停止兵戈。如今刘备、刘繇已经被击破，曹操等人饥饿困乏，本应当同天下共同谋划诛灭丑类；却舍弃此事而不图谋，反有自取天下的意志，这不是海内所希望的，第一。过去成汤讨伐夏桀，称夏有众多罪过；武王讨伐商纣，说殷有罪，惩罚应当加重。这两位君王虽然具有圣德，本来应当在世上成为君主；假使没有遇到相应的时机，也没有由此兴起的可能。幼主并没有对天下做过什么坏事，只是年纪还小，受到强臣胁迫；如果没有过错却夺取他的君位，恐怕不符合成汤、周武王的事迹，这是第二。董卓虽然狂妄狡诈，直到废黜君主、图谋自立，这样的罪行仍然不及桀纣；但天下听到他的桀骜暴虐，便挽起衣袖同心痛恨他。以中原不习战争的军队，抵挡边地强悍的敌人，所以很快便魂游死地。如今四方之人都轻视敌人而便利于争战；之所以可能取胜，是因为他们混乱而我们安定，他们叛逆而我们顺从。看见当世纷乱，若想大举兵力压迫他们，只会促成灾祸，这是第三。天下是神圣的器物，不可以空手强行求取，必须有上天赞助和人力共同促成。殷汤有白鸠的祥瑞，周武王有赤乌的瑞兆，汉高祖有群星聚集的符应，世祖有神光的征兆；都是因为百姓困苦于桀纣的政治、苦于秦朝和王莽的徭役，所以能够铲除无道之人，实现自己的志愿。如今天下并不是苦于幼主，还没有看见受命的应验，却想一旦突然登上尊号，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这是第四。天子的尊贵、四海的财富，谁不想得到呢？只是道义上不允许，形势上也不能这样做罢了。陈胜、项籍、王莽、公孙述这一类人，都面向南方自称孤家，却没有一个能够成就帝业。帝王之位不可以横加妄想，这是第五。幼主聪慧早成，如果除去他的逼迫、解除他的梗阻，必定可以成就中兴的事业，使君主达到周成王那样的盛大功业，并接受旦、奭辅佐的美名；这确实是我对尊明您的期望。即使幼主另有改易，也仍然希望您推求宗室的谱系，考察近亲中的贤良，以延续刘氏统绪、巩固汉室宗族；这些都足以把功劳刻在金石上、画在丹青中，使福庆流传无穷，使声名传于管弦。舍弃这些而不做，专门去做困难的事情，我想以您光明正大的本心，一定不忍心。这是第六。五代世代担任宰相，权力之重、势力之盛，天下没有可以相比的。忠贞之人一定会说：“应当日夜思考如何扶助国家的困顿，忧念社稷的危急，以奉行祖先的志愿，以报答汉室的恩德。”那些忽视道义节操而强烈产生夺取之欲的人却会说：“天下的人不是我家的属吏，就是我门下的学生，谁不跟从我？四方的敌人不是我的匹敌，就是我的役使，谁能违抗我？为什么不乘借累世的势力，起而夺取天下呢？”这两种情况性质完全不同，不可不详细察看。这是第七。圣哲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审察时机，谨慎行事。如果去谋求难以实现的事情，处在难以保全的形势中，以此激发群敌的气势、滋生众人的异心，那么公义本来就不能成为私下的谋算，对明智的人也没有好处，这是第八。世人多被图谶迷惑，牵强附会地类比，把文字拼合起来取悦所奉行的事情，苟且用阿谀上意来迷惑众人，最终留下悔恨的人，从古至今从来没有断绝过；不可不深入选择、反复思考。这是第九。以上九条，是我对尊明您见解的补充，希望能够启发您，弥补遗忘。忠言逆耳，希望您留心听取。孔融与曹公书【盛宪字孝章，器量高雅宏伟。当时孙策平定吴地，准备诛杀其中的英豪。盛宪素有高名，孙策非常忌惮他。当初盛宪同少府孔融友善，孔融担忧他不能免祸，于是写信给曹公】岁月不停留，时节如流水。五十岁的年纪，忽然已经到了。您刚刚满五十岁，我又超过您两岁。海内知交几乎都凋零殆尽，只有会稽盛孝章还活着。他被困在孙氏之下，妻子儿女都沉没失散，孤单一人，处境孤危而忧愁困苦。假如忧愁能够伤害人的身体，这个人恐怕不能再长寿了。《春秋左氏传》说：“诸侯中有彼此灭亡的，齐桓公不能救援，齐桓公便以此为耻。”如今孝章实在是天下丈夫中的英雄，天下谈论士人的人都依靠他来扩大声誉；但他自身却免不了被幽禁，性命危在旦夕。这正是我祖先不应再谈论是否值得结交朋友，也是朱穆之所以同人绝交的原因。您如果真能派一名使者，加上一封近在咫尺的书信，孝章就可以被招来，朋友之道也可以得到弘扬。如今的年轻人喜欢诽谤前辈，有人甚至讥笑孝章。孝章终究具有天下闻名的声望，是九州百姓共同称赞仰慕的人。燕昭王买千里马的骨头，并不是想用它来驰骋道路，而是借此招来真正的千里马。希望您匡正、恢复汉室；宗庙社稷将要断绝，也希望您能使它复兴。复兴的办法，确实需要得到贤才。珠玉没有脚却能自行到来，是因为人们喜爱它；何况贤者难道会没有脚吗？昭王筑台来尊崇郭隗。郭隗虽然才干微小，却遇到了重大的际遇，终于使明主的至诚之心显明。因此乐毅从魏国前往，剧辛从赵国前往，邹衍从齐国前往。假使郭隗倒悬受苦而燕王不解救，临近溺水而燕王不援救，那么士人也将高飞远走，不会有人向北前往燕国。凡是我所称述引用的，都是您所知道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您更加推崇并笃行这项道义。于是上表陈情，没有全部写尽；盛宪因此被征召为骑都尉。诏令尚未到达，果然被孙权杀害。太子与步骘书【当时孙权太子孙登驻守武昌，爱惜人才、喜好善行，写信给步骘说】

译贤人君子，是用来兴隆伟大教化、辅佐处理时务的人。我天性昏昧蒙蔽，不通晓道理和治术，虽然确实力量微薄，却想竭尽心力归向明德，把自己应尽的职责交给君子。至于远近士人，先后任用的适宜与否，我还常常迷惘，不能详尽了解。《左传》说：“爱一个人，能不使他劳苦吗？忠于一个人，能不教诲他吗？”这正是其中的道理，难道不是我对君子的期望吗？孔融遗张纮书【孙权进攻江夏，因为东部事务较少，命令张纮留守，遥领原职。孔融写这封信给他】听说大军向西征讨，您留下镇守。若没有留守的人，谁来守护社稷？牢固地防守并挫败敌人的进攻，也是大功劳啊。难道您有李广那样的气概，头发已经苍白却更加愤怒，只想单独同匈奴单于决战，以发泄余下的愤恨吗？南北都平定之后，天下将要无事。那时孙叔敖放下武器，绛侯周勃、灌婴使用俎豆礼器，也就在今天。但如今彼此分离，没有机会见面，只能为此发愁叹息。道路正直、旅途清平，难道以后还会难以相见吗？陈琳答张纮书【张纮看见楠榴枕，喜爱它的文采，为它作赋。陈琳在北方看见这篇赋，拿给别人看，说：“这是我同乡张子纲所作。”后来张纮看见陈琳所作《武库赋》《应机论》，写信给陈琳，深深赞叹称美。陈琳答此书】自从我身在河北，便同天下隔绝；这里大体很少有人擅长文章，所以我容易被推为雄杰，因而承受了这种过分的称誉，并不符合实际。如今景兴在这里，您和子布在那里，正所谓小巫见到大巫，连神气也全没有了。虞翻与客书【虞翻年少时喜好学习，气度高傲。有一位客人来拜访他的兄长，却没有拜访虞翻，虞翻追上去写信给他】我听说琥珀不吸取腐朽的草屑，磁石不接受弯曲的针；经过而不留存，不也是应该的吗？客人得到这封信，认为十分奇特，从此虞翻便得到称誉。陆逊与关羽书【当时关羽镇守荆州，孙权征召陆逊授任偏将军，陆逊代替吕蒙到陆口，写信给关羽】此前承蒙您观察敌情后采取行动，按照军法出兵，以小规模行动取得大胜，何等壮盛！敌国遭到败绩，对同盟有利；听到这个喜讯，我击节称庆，想来您将乘胜席卷各地，共同奖成王纲。近来我因才智不敏，被任命来到东方，仰慕您的光辉，想接受您的良好教诲。又自从于禁等人被俘，远近都欣羡，认为将军的功勋足以流传后世。即使是昔日晋文公城濮之战的军功、淮阴侯韩信攻取赵国的谋略，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一次。听说徐晃等人的步骑兵驻扎在此，窥伺着您的旗帜仪仗；曹操是狡猾的敌人，愤怒起来不顾艰难，恐怕会暗中增添兵众来逞强。虽说他的军队已经疲惫，却仍有勇悍之士；而且军队在战胜以后常常苦于轻敌，古人依据兵法行军，军队越是获胜就越加警惕。希望将军多方谋划，以保全这次独自取得的胜利。我是书生，行动迟缓，实在承受不了这样的任务；但我欣喜于邻近您的威德，乐于把心意全部倾吐出来，即使未必能合于您的谋略，也还值得您留意。如果您明白我的仰望之情，希望能够察纳。张承与吕岱书【当时吕岱同陆逊一起在武昌，所以兼任督领蒲圻。不久廖式作乱，攻打包围城邑，零陵、苍梧、郁林各郡都受到骚扰。吕岱自行上表请求出兵，日夜兼程进攻讨伐，一年之内击破廖式，斩杀廖式，各郡县全部平定，又返回武昌。他当时已经八十岁，但一向体魄精强勤勉，亲自办理王事。张承写这封信给他】过去周公旦、召公奭辅佐周室，《周南》《召南》作歌咏颂；如今则是您和陆逊。你们彼此以忠诚勤勉相先，以劳苦谦让相互推辞，功业因权宜而成，教化同道义相合。君子赞叹你们的德行，小人喜爱你们的美名。加上文书事务繁多，宾客整日不断，疲惫了也不休息，事情劳苦却不说厌倦。又听说您上马就能自己跃上马背，不用踩着马镫。像这样，您的功劳超过廉颇了，为什么做每件事都这样迅速痛快呢？《周易》说：“礼表现为恭敬，德表现为盛大。”您怎么会把这些美德全都具备了呢？诸葛恪与陆逊书【赤乌年间，魏国司马宣王谋划进攻诸葛恪，孙权正要发兵救援。观望气象的人认为不利，于是把诸葛恪调到柴桑屯驻。诸葛恪写信给丞相陆逊说】杨敬叔传述清明的议论，认为如今人物已经凋零殆尽，能够守持德业的人没有几个了，应当彼此辅助，向上共同振兴国事，向下互相珍惜。又痛恨世俗喜欢彼此诽谤，使已经成就的器物中受到损伤，使将要进取的人没有不因此欢笑。听到这些话，我感慨叹息，实在独自击节赞同。我认为君子不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孔氏门徒大约三千人，其中见于记载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余人，虽有接近圣人的德行，却仍各有短处。孔子说师冕避让、子路粗率，子贡不能接受天命，何况比他们更低的人，难道会没有缺点吗？况且仲尼并不因为这些弟子不完美就不把他们当作朋友，也不因人的短处而抛弃他的长处。何况如今选取士人，应当比古代更加宽缓。为什么呢？时务纵横交错，而善人稀少，国家职务常常苦于没有足够的人手。只要本性不邪恶，志在尽力办事，便可以奖掖任用，使他施展所承担的职务。若只是小小的行为不合私德，都应当宽略，不必细密责备。而且士人实在不可苛细评论、严酷苛求；如果苛刻求全，那么连圣贤也将不能完美，何况普通人呢？所以说：用道德标准要求人就困难，用人的实际情况要求人就容易，由此便可以知道贤愚。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劭一类人，彼此诽谤讥刺，有时甚至因此造成灾祸。追究事情的根源，并不是因为有大的仇恨，只是因为自己不能完全依礼而行，却专门用正义责备别人。自己不合礼，别人就不会服从；责备别人以正义，别人就无法承受。内心不服他的行为，外面又不能承受他的责备，于是不得不彼此怨恨。怨恨一旦产生，小人便得到从中离间的机会；小人得以介入，反复三次便形成的谗言、渐渐浸润的诽谤，以及纷乱交错的言辞便接连而来。即使让最明智、最亲近的人处理，也仍然难以自行判断，何况彼此已有嫌隙而又不能明察的人呢？所以张耳、陈馀最终兵刃相见，萧何、朱博不能始终保持友好，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罢了。若不肯放过小的过错，细微之处也相互责备，时间久了便会发展到家家户户都结怨，一个国家再也没有行为完全无瑕的士人。诸葛恪知道陆逊因为这件事嫌恶自己，所以便进一步阐发其中的道理，赞成防止嫌隙。《三国志文类》卷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九 笺 魏 刘廙谢刘表笺【刘廙的哥哥刘望之，在世上有名声。荆州牧刘表征召他任从事。他的两个朋友都因被刘表怀疑诽谤而遭诛杀。刘廙对刘望之说：“赵简子杀死鸣犊，孔仲尼回车而去。如今兄长既然不能效法柳下惠，在内部与世俗同流而不失其操守，那么就应当在外部仿效范蠡变易形迹，安坐而同当时断绝关系；这样恐怕不行。”刘望之没有听从，不久又被害。刘廙逃到扬州，写笺给刘表谢罪说】我考察自己的过错，实在超过了防范的限度，却分明遭遇了荣宠和显达的授予；既没有管仲、狐偃、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烈，反而使自己的德行孤立、生命陨落，精神不能成就，连累兄长望之受到礼法惩处。从前既没有建立祖业、光明前人功绩，谋划又不周密，因而坠入祸患和刑罚。这正是神明不保佑、上天降下灾祸，悔恨和遗憾已经无法挽回，悲哀号哭也来不及了。我的愚昧浅薄，言语行为多有违背，害怕有人在三番两次的浸润谗言中进说。父亲对我的疼爱已经衰减，兄长望之的责备还存在，这一定会伤害上天慈爱的恩情。过去的情分既然如此，门户又将毁灭，成为明智者的笑柄，因此我逃窜远走，长途涉水。当天我已经到达庐江、寻阳。过去钟仪有南方乡音的操守，椒举有同旧友在荆棘旁相聚的思念；虽然相隔遥远，却仍如同近在眼前，我怎敢忘记从前的恩施呢？蜀 法正与刘璋笺 我天性没有谋略，使盟好受到损害，担心您身边的人不能明辨事情的本末，一定会把罪过一并归到我身上，使我终身蒙受羞耻，也辱及执掌政事的您；因此我把自己弃置在外，不敢回去复命。恐怕圣明的听闻会厌恶我的名声，所以这段时间没有写笺致敬。回想过去受到的知遇，遥望您不禁悲伤。过去和后来，我都披露自己的内心，从开始到结束，实在没有隐瞒，只是有些地方没有说尽。但我愚昧、谋略浅薄，精诚不能感动人，事情才发展到今天。如今国事已经危急，祸害即将迅速到来；即使我被放逐在外，说出的话足以招人憎恨责怪，我仍贪求把心中的话说尽，以完成剩余的忠诚。明将军的本心，是我法正所知道的；我实在是出于区区忠心，不想违背左将军的意愿，可最终竟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您身边的人不明白英雄办事的道理，认为可以违背信用、亵渎誓言，凭意气用事，日复一日地拖延，只求迎合顺耳悦目的话，随声附和而不作长远考虑，不为国家深谋远计。事情已经发生变化，又不衡量强弱形势，认为左将军从远方带来的军队没有粮食储备，运输供应不能及时，便想以多击少，长久相持；可是军队从关中到这里，所经过的地方都已经攻破，离宫、别屯也每天自行零落。雒城之下虽然有一万军队，但都是战阵溃败的士卒、败军之将；如果想争取一时的决战，双方兵力将领的势力实在不相称。各方若想把事情拖到远期再谋划，现在我们的营垒已经坚固，谷米已经积聚；而明将军的土地日益削减，百姓日益困苦，敌对势力越来越多，所需供给的距离又很遥远。我私下计议，认为必定要先使将军的力量耗尽，不能再靠持久相持。即使徒然相守，也仍然不能承受。如今张益德率领的数万军队已经平定巴东，进入犍为境内，分兵平定资中、德阳三路，并且同时进攻，将用什么来抵御呢？原先替明将军谋划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支军队远道而来没有粮食，运输供应不上，兵力少而又没有后续援军。如今荆州道路已经贯通，兵众多出数十倍，加上孙车骑派遣他的弟弟以及李异、甘宁等人作为后续援军。如果从主客形势和以土地较量来判断，现在巴东、广汉、犍为三地已经全部或大半平定，巴西一郡也不再属于明将军。益州所依仗的地方，只有蜀郡；蜀郡也已经破坏，三分之地失去二分，官吏百姓疲惫困苦，十户中有八户想要作乱。敌人在远方，百姓就无法承受劳役；敌人在近处，顷刻之间就会更换主人。广汉各县就是明显的例子。鱼复和关头又是益州祸福的门户，如今两道门户全都打开，坚固城池都已攻下，各路军队一并溃败，兵士将领都已耗尽，而敌军又从几条道路同时推进，已经进入腹心地区。如今只是坐守都城雒城，存亡的形势已经清楚可见；这就是大略，其他曲折之处暂且不论。其余细节复杂难以用言辞说尽。以我这样极其愚昧的人尚且知道此事不可能再成功，何况明将军身边那些明智、善于用谋的人，难道会看不出这些形势吗？他们只是早晚苟且侥幸，希望容身取媚，不考虑长远谋划，没有人肯尽心献上良策罢了。若事情穷尽、形势紧迫，将领们各自寻找活路，求得保全家门，辗转反复，所作所为就会同现在的谋划不同，也不会替明将军尽死赴难了。这样一来，您的家门还将承受他们造成的忧患。我即使因此获得不忠的诽谤，心中却自认为没有辜负您的圣德。只是顾念彼此的情分，实在暗自痛心。左将军自从起兵以来，旧日心意一直依恋不改，实在没有轻慢的意思。我愚见认为，还可以谋求变化，以保全您的家门。吴 张纮授子【张纮任孙权长史，后来回吴国迎接家属，途中因病去世，临终时把儿子张靖叫到身边，留下笺说】自古以来，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都想修明德政，以便同盛世相比。至于实际治理，多数并不芳香美好，并不是没有忠臣贤佐不明白治理的根本，而是由于君主不能战胜自己的感情，不能任用他们。人的常情害怕困难而趋向容易，喜欢相同而厌恶不同，这同治国之道正好相反。

译古书说：“从善如登山，从恶如山崩。” 这是说行善很难。君主承接累世的基业，凭借天然的权势，掌握八种权柄的威力，甘愿享受容易取得的同心之乐，不必向别人求取什么；而忠臣怀抱难以进言的策略，吐露逆耳之言，他们不能相合，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即使由此产生嫌隙，巧言善辩的人又借机进说，以小小的忠心炫耀自己，留恋恩爱，贤愚混杂，长幼失序，事情的由来，都是感情扰乱了判断。因此明君能够醒悟，求贤如饥似渴，接受劝谏而不厌倦，抑制感情、减少欲望，以义割断私恩；上面没有偏颇错误的任用，下面没有非分希求的愿望。应当再三思考，容忍污垢、包藏疾病，以成就仁德覆盖天下的大业。张纮六十岁时去世，孙权读到这封信，流下了眼泪。诸葛恪谏齐王奋笺【当时孙权去世，太傅诸葛恪不愿意让诸王处在江滨掌握兵马的地方，把齐王孙奋迁徙到豫章。孙奋愤怒，不听从命令，又多次越过法度。诸葛恪上笺】帝王的尊贵与上天同等，所以以天下为家，把臣民视同自己的父兄，四海之内都成为臣妾。即使仇敌有长处，也不得不举用；亲戚有罪恶，也不得不诛杀。因此承受天命、治理万物，必须先顾国家而后顾自身。这大概是圣人所确立的制度，是百代不变的道理。从前汉朝初兴时，大量分封皇子弟为王，等到他们势力太强，往往就图谋不轨；对上几乎危及社稷，对下则骨肉相残。后来加以惩戒，把这视为最大的禁忌。自光武帝以来，诸王都有制度约束，只能在宫内自娱，不得治理百姓，不得干预政事。他们与外界交往，也都有严厉禁令，于是得以保全，各自享有福禄。这就是前代得失的验证。近来袁绍、刘表各自拥有国土，土地并不狭小，人口也并不弱少，却因为嫡庶不分，终于使宗庙覆灭，这是天下无论愚者智者都共同叹息悲痛的事。大行皇帝考察古代教训，防患于未然，考虑到千年之后，所以在病重之日，分派诸王及早前往各自封国；诏书策命恳切周详，禁令科条严峻，对他们的告诫无所不至，确实是想上使宗庙安定，下使诸王保全，使国家世代相承，不留下因国家受害、家族受祸而悔恨的遗憾。大王应当向上推尊太伯顺从父亲的志向，中间思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强恭敬谨慎的节操，向下应当牢记抑制骄纵、恣意、荒乱的教训，以此作为警戒。然而听说您近来到了武昌以来，多次违背诏令，不遵守制度，擅自废止诸将的军政，修筑宫室。又听说身边近侍和长期跟随的人有罪过，本应上表报告，交付有关官署公正处理，您却擅自私下杀害，事情也没有查明。大司马吕岱亲自接受先帝诏令，转而劝导大王；大王既不采纳他的话，使他心怀忧惧。华锜是先帝的近臣，忠诚善良而正直，他所陈述劝导的意见，应当采纳；但听说您因华锜说到收捕防禁之事而恼怒。中书杨融又亲自接受诏令，本应恭敬严肃，却说：“我正是不听禁令，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听到这件事后，上上下下无不惊骇，人人寒心。俗语说：“明镜是用来照见形貌的，古事是用来认识今天的。”大王应当深深以鲁王为戒，改正自己的行为，战战兢兢，竭尽敬意对待朝廷，这样就没有求取而得不到的事。倘若抛弃忘却先帝的法令教诲，怀有轻慢之心，臣下宁可得罪大王，也不敢违背先帝遗诏；宁可被大王怨恨憎恶，哪里敢忘记尊奉君主的威严，使诏令不能在藩臣中实行呢？这是古今不变的正义，也是大王所应当明白的。福气到来有其缘由，祸患产生有其渐进过程；祸患渐渐发生却不忧虑，到了后来就无法悔改了。假使鲁王早些采纳忠正直言，怀有惊惧戒慎之心，享有无穷的福禄，哪里会有灭亡的灾祸呢？良药苦口，只有有病的人才能把它当作甘美；忠言逆耳，只有通达事理的人才能接受。如今恪等恭敬勤恳地想在祸患尚处萌芽时替大王除去危殆，扩大福庆的根基，原本是因此而不顾自己是否懂得说话得体，只希望大王防备并再三思量。周瑜上给吴王的笺书【周瑜病重，将此笺书上给孙权】我周瑜凭着平庸的才能，从前受到讨逆将军格外特殊的知遇，您把我当作心腹，于是我承受荣宠和重任，统率兵马，立志执鞭执弭，投身军旅效力，准备平定蜀国，接着夺取襄阳，凭借您的威灵，以为这些目标仿佛已经握在手中。后来因为行事不够谨慎，途中遭遇暴病，昨天开始自行医治，病情却一天天加重，没有丝毫好转。人生终有一死，寿命长短自有定数，实在没有什么可惜的，只遗憾微小的志愿尚未实现，不能再奉行您的教命了。如今曹公在北方，边境尚未安定；刘备寄居在外，犹如养虎；天下大事，还不知道将有怎样的结局。这正是朝臣废寝忘食的时期，也是至尊忧虑垂念的日子。鲁肃忠诚刚烈，遇到事情不苟且，可以接替我。人将要死时，说的话往往是善意的。倘若我的话有一两点可以采纳，我死后也可以不朽了。周鲂诱骗曹休的笺书，其一【周鲂，字子鱼，奉命秘密访求山中旧族中被北方敌人听闻姓名的名士首领，用计诱使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上当。周鲂回答说，恐怕当地百姓和首领都是小人物，不足以任事，或者会泄露机密，不能使曹休上钩，请求派遣亲信携带七封笺书去诱骗曹休】我周鲂有幸在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得以充任州中百姓，远隔江川，恭敬谨慎的心意未能显达，只能遥望云天景色，实在是上天造成了这样的处境。我的精诚微薄，名位又不显著，虽然心中焦灼渴望，凭什么缘由才能得到明公的知遇呢？狐狸死去尚且头朝向山丘，人之常情都眷恋故土；然而我被形势所迫，只能奉行违背礼义的行为。每当独自抬头向西眺望，没有哪一次不是日夜劳心叹息、辗转反侧。如今趁着有一线空隙，得以陈述从前的志愿，若不是神明启示，哪里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不胜翘首企盼万里之外的明公，托付性命，谨派亲信董岑、邵南等人，假托叛变之名来奉上笺书。时局的变化和故由，列在另纸之上。只愿明公君侯垂下如日月般的光辉，照察远方百姓的归向，永远使愿意归命的人有所仰戴和依靠。其二 我周鲂远在边隅，江水把彼此隔绝，您的恩泽教化尚未能够抚慰到这里，我却在山谷之间遥遥陈述心意，害怕自己的大义之心还不能得到信任和采纳。万物有所感发，计谋因变化而产生，古今都是同一个道理。我在东吴任职掌管郡务，最初的愿望已经实现，铭记在心，永远图报，绝无二心。哪里料到近来忽然遭受横来的谴责，祸患迫在眉睫，危险如同把鸡蛋投向高处。进退之间，前进有离合去就的利害，退后又有被诬陷、含冤而死的罪咎。虽然我的志向和行为微不足道，但无论生死都只守一节；只是想到这并非我所能控制，怎能不惆怅？我斗胆借古人之事以寻求归宿，诚恳地倾诉衷情，剖露肝膈，请求您降下春天般的恩泽，怜悯并救助我的急难，不再猜疑我，断绝把委命办事的消息泄露出去的可能，否则我将遭受不可预测的罪罚。一方面会伤害您的仁慈、损害您的谋划，另一方面也会断绝向往归化者的心。只愿明使君远察前代，怜惜并哀悯我，留心我所陈述的情况，迅速赐下秘密答复。我将等候您的行动，事情必须相互呼应。其三

译我所代替的故太守广陵王靖，从前也因郡中百姓作乱而受到谴责。王靖竭力为自己陈述辩解，始终不能解除罪责，于是暗中制定计谋，想向北方归降。事情不幸泄露，连婴孩也被诛杀。我既亲眼见到王靖的遭遇，又观察到东吴君主对人的一贯轻视，情意已不再厚重；即使有时暂且放过，最终也必定剪除。如今又让我统领此郡，正是想责成我取得后效，实质上必然要杀掉我。虽然我还活着，忧惧焦灼，却不知道性命究竟还能保全到什么时候。人活在世间，如同白驹飞过缝隙那样短暂，却常常怀抱危惧，这种处境哪里说得尽呢？我只能陈述愚见，再次把心中的一切剖露出来，只怕因为身份卑贱，不能得到采纳；愿明使君稍加详察，斟酌我的话。如今本郡百姓虽然表面上称降归顺，实际上仍藏在山野草丛中，窥伺空隙，想要再次作乱。作乱之日，就是我周鲂性命终结之时。东吴君主近来暗中部署各路将领，图谋向北进军：吕范、孙韶等进入淮地，全琮、朱桓趋向合肥，诸葛瑾、步骘、朱然到襄阳，陆议、潘璋等人讨伐梅敷。东吴君主亲自统领中军，掩袭石阳；另派堂弟孙奂治理安陆城，修建馆舍楼阁，运输财物粮食，作为军队储备。又命诸葛亮进军指向关西，江边的将领已经没有留在原地的，只留下约三千兵守卫武昌。如果明使君率领一万兵马从皖南沿江水首先进抵江边，我便从这里率领官吏百姓奋力行动，作为内应。此地各郡从前和后来举事将成而失败，都是因为没有外援，所以才会这样。如果北方军队来到边境，传檄各属城，思念归附的百姓谁不会踮起脚跟盼望呢？愿明使君向上观察天时，向下察看人事，中间参考蓍草和龟甲占卜，那么就足以证明我先前所说并非虚妄。其四 所派遣的董岑、邵南，是我家门中的少长亲属，我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视同自己的儿子，所以特意命令他们携带笺书，借口叛变而来。眼神传语、心中谋划，都不能用唇舌宣泄；即使是骨肉至亲，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又已嘱咐他们，到达州中后要说自己是从前归降的人，这是想让那些想传话给北方、准备叛来的人能够把消息传出去。我提出这个计策，把成败交给上天。如果事情成功，就有保全生命的福气；偶然泄露，就会遭受灭族的灾祸。我常常半夜仰天发誓，星辰虽能感知我微薄的精诚，哪里一定能够上达天听呢？然而事情紧急而又孤立困穷，我只能向上天诉说罢了。派遣使者那天，仿佛一半生、一半死，形体虽存而精神已亡，魂魄恍惚不安。我私下担心明使君还没有充分保全他们的身份，董岑、邵南二人可以留下一个，作为日后取信的凭据。只要带回一份教令，按理就应当说是后悔叛变而返回；东吴对于悔叛归还者有固定科条，悔叛回来的人都可以免除原有罪责。这样彼此的疑虑都能堵塞，永远不会留下事端的根由。我县命一般遥望西方，眼泪和笔墨一同流下。其五 鄱阳的百姓，确实多半愚直强悍。军队前往征役时，他们没有立即响应；有人带头作乱，听到声势便纷纷响应。如今虽然表面投降，盘结的势力尚未解散，躲在山中草丛，作乱之心仍然存在。现在东吴君主谋划兴起大军，全国都要出动，江边空旷，驻屯的营垒空虚衰弱，只有一些刺奸官而已。如果趁这个时机使这些百姓骚动起来，很快就可以得到机会，但关键在于必须依靠外援，使内外相互配合、暗中发动；否则便一事无成。如今明使君如果从皖地的道路进驻江上，我当从南岸沿江各口作为内应。如果还不能直接到达江岸，可以前进到上游百里之处，让这里的百姓知道北军在那里，这样自然就会顺利。这里的百姓并不是因为苦于饥寒才甘愿遭受兵乱，而是苦于征讨，乐于归属北方；只是因为贫困而仓促起事，不能及时得到响应，很快就会遭受灾祸。如果石阳以及青、徐各军首尾相接，牵制住吴军，使他们不能迅速退兵，那就再好不过了。我生长在江淮之间，熟悉时局，看到了其中的便利；只要行动，便能百举百捷。时机不会再次到来，冒昧把内心的话全部告诉您。其六 东吴君主心怀怨恨，从前没有防守石阳；现在这次准备大举行动，集合新近征募的兵员，又让潘濬征发夷人，人数很多。听说他预先制定了条令，打算把新兵和羸弱之兵放在前面，把精锐放在后面。听说攻城时，想用羸弱之兵填塞壕沟，使城池立即被攻破；虽然未必能够这样做，但这件事的紧迫性已经很大了。我私下担心石阳城小，不能久守。明使君所率的援军应当迅速前来救援，确实应该快而秘密。王靖的事还没有过去多久，正可作为鉴戒。如今我周鲂归命于您，成败已不在天，而正在明使君您手中。如果及时来救，功业必定能够成功；如果救援不及时，就会和王靖一样遭受灾祸。从前彭绮起事时，听说您的旌旗在逢龙，本郡百姓无论大小都非常欢喜，一心想着建立功劳。如果您能停留一个月左右，事情应当就能大获成功。可惜您很快向东离去，得以增加兵力，集中力量讨伐彭绮，彭绮这才失败。希望明使君深思察考我的这些话。其七 如今要举大事，如果没有爵号，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劝励众人的。请求将军侯的印各五十颗，郎将印一百颗，校尉、都尉的印各二百颗，以便临时授予各部首领，激励他们的志气。并请求赐给幢麾几十面，作为标志旗帜，使山中士兵和官民亲眼看见，知道离开与归附的界限已经确定，也知道接受救援的计划已经安排妥当。双方降归和叛变的消息，每天都有人传递，远近之间往往很快便能听到。如今这件大事应当极其秘密；如果明使君看到我的笺书，请务必更加保密。我知道您的智谋有一定准则，防备和谋虑必定深远；我心中忧惧焦灼，接连写信陈事，请不要因此怪罪。《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十 评论 魏 陈寿评论武帝 评论说：汉末天下大乱，豪雄纷纷兴起；袁绍虎视四州，势力强盛，没有人能与之抗衡。太祖运筹帷幄，施展谋略，鞭挞天下，掌握申不害、商鞅的法术，兼有韩信、白起的奇策；设置官职、任用人才，各自根据其才能任用，能够矫正情势、运用权谋，不计较旧日的仇怨，最终得以总揽驾驭帝王大权，成就宏大功业，正是因为他的明智谋略最为优长。他可以说是非常之人、超越一世的豪杰了。陈寿评论文帝 评论说：文帝天资聪颖，文才出众，提笔便能成章，博学强记，多种才艺兼备。如果再加上宽宏广大的气度，以公平诚实来砥砺自己，志向高远而心存大道，能够扩大仁德之心，那么距离古代贤君还有多远呢？陈寿评论明帝 评论说：明帝沉着坚毅而有见识，任凭心意行事，大概具有成为君主的最高资质。当时百姓凋敝，四海分崩，他不先修明光显的祖业，开拓宏大的基业，却急着追比秦始皇、汉武帝，大兴宫馆营造；与长远谋略相比，这大概是他的弊病吧！陈寿评论三位少帝 评论说：古代把天下看作天下人的公器，只把它传给贤者。后世以世袭为制度，立嫡子为继承人；如果嫡子不能继承，就应当从旁系亲属中选择有明德的人。像汉文帝、汉宣帝那样，这才是不可改变的常规。明帝既不能这样做，又被私爱牵累，抚养幼童，把国家大器传给他；托付并不专一，必定要让旁支宗族参与，最终导致曹爽被诛灭，齐王被废位。高贵乡公才思敏捷，少年早慧，好学多问，崇尚文辞，大概也有文帝的风流才情。然而他轻率急躁、任性放纵，终于自己陷入大祸。陈留王恭敬地面向南方即帝位，宰辅统领政务，仰遵前代制度，以揖让的方式禅位，于是享有大国封爵，在晋朝作为宾客；与山阳公相比，礼遇和恩宠更加优厚。孙盛评论曹公哭祭袁绍墓【当时邺城平定，曹公亲自到袁绍墓前祭祀，哭泣流泪，慰劳袁绍的妻子，归还袁家的家人和财物】从前先王制定诛罚和奖赏，是要惩罚邪恶、鼓励善行，永远彰明鉴戒。袁绍趁世道艰危，竟怀有叛逆谋划，上则图谋帝位，下则干犯国家法纪，荐举社稷污辱宗庙，这是古代的制度。可是曹公却在逆臣之家极尽哀痛，在饕餮之室加以恩惠；为政的道理在这里就跌倒了。把怨恨藏在心中而与仇人交好，是前代贤哲所耻；脱下马匹赠给旧日宾馆主人，合乎义理，也不应是假意流泪。如果道义已经背离，交情已经断绝，那么还有什么可哭的呢？从前汉高祖在项氏问题上犯了这个错误，魏武帝又在这里重蹈覆辙，难道不正是百般思虑中的一次失误吗？孙盛评论文帝【当时军队驻扎在谯，文帝在城东大宴六军以及谯地父老百姓。又设置伎乐百戏，下令说：“先王都以百姓能够安享其生为乐，礼制也不忘记其根本。谯地租税免除二年。”三老、官吏和百姓进献寿酒，直到日暮才结束。丙巾亲自祭祀谯陵】从前先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对内节制天性，对外施恩四海；父母在世时竭尽敬意，父母去世后极尽哀痛，在居丧期间思念哀悼，把政务托付给冢宰。所以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一直通到平民。”正因为这样，才确立居丧三年的道义，敦厚臣子与子女的恩情，厚重和谐光明的教化，尊崇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本来就是圣人用来贯通天地、厚重人伦、彰显至孝、敦厚风俗的原则，是万世不变的典章、历代君王共同遵守的制度。因此，丧礼规定戴素冠，郐国人却因此受到“只想略见一面”的讥刺；宰予把丧期降为一年，孔子发出不仁的叹息。子穨忘记忧戚，君子认为他是在幸灾乐祸；鲁侯更换丧服，《春秋》由此知道他不能善终。难道不正是因为丧失了至痛的真诚，破坏了居丧时哀乐的大节吗？所以即使在三代末期、战国七雄弊乱之时，也从未有在十日或一月之间废除斩衰丧服、在返回哭祭之日便解除麻衣和丧杖的。到了汉文帝，改变古代制度，人道的纲纪一旦废弃，至尊不再穿丧服，四海失去了哀悼之声，群臣的义理感情也缺失了，君主与亲属之间的大教化随之坠落。汉文帝虽存有节制、简约的心意，考虑在于治理国家，但说到树立德行、留下声名、崇尚教化、改变风俗，确实已经使道义薄于当时，风俗衰败于百代了。况且周武王载着文王的牌位，仍然在牧野列阵；晋襄公穿着黑色丧服出兵，仍然俘获三位统帅。顺应时势以成就功业，穿什么丧服又有什么妨害呢？魏王既然追随汉文帝的制度，废弃了最重大的礼制，处在极其沉重的哀痛之中却设置宴饮欢乐，正当开始留下后世基业的时候却毁掉王道教化的根基。到了接受禅让时，又公开纳娶二女，忘记至亲的忧痛，以此诬蔑先圣所兴立的礼义，天意已经丧失了，将来凭什么善终呢？因此可以知道，他的王朝寿命不会长久，世代相传的期限必定短促。孙盛评论文帝斥退后族【当时有诏书说：“妇女参与政事，是祸乱的根源。从今以后，群臣不得向太后奏事，后族之家不得担任辅佐的职位，也不得横加授予茅土封爵。把这道诏书传给后世，如果有人违背，天下共同诛讨他。”】治理国家、经营政务，必定要依靠俊杰贤能的辅佐；贤达而有美德的人，也必须处在参与政务的职位上。所以即使周王室强盛时，也有妇人参与其中。然而坤道承受天道，君主面南而王，不能有两个中心；三从的礼义，正是顺从的极致。至于号令从天子发出、奏事由一方专行，则不合古代的义理。从前申侯、吕侯确实匡辅周室；只要以天下为心，只依靠德行，那么任用亲疏都达到至公，原则上是一样的。为什么到了后族就一定要排斥疏远呢？东汉、西汉末年，世道衰败，王道陵迟，所以才使外戚冯宠等人充当祸乱的阶梯。到了这个时候，昏乱之道败坏国运，福禄将要转移；即使没有王莽、吕后那样的灾难，难道会缺少田氏、赵氏那样的祸患吗？后世看到这种情况，自然应当深深怀有酸楚而警戒的心。至于魏文帝，竟然发布一概排斥后族的诏令，可以说是有见识者一时痛快的言论，却不是帝王宏大的议论。孙盛评论明帝 我听长者说，魏明帝天资秀异，成年时头发垂到地面，口吃而少言语，但沉着坚毅，喜好谋略。起初，诸公接受遗诏辅导皇帝，明帝都根据才能任用他们。政权既由自己掌握，又以优厚礼节对待大臣，宽容接纳善良正直的意见；即使有人冒犯圣颜极力进谏，也不加摧折杀戮。他作为君主的气量，竟有这样宏大。然而他没有思考建立德行、流传风教，也没有巩固藩屏国家的根基，以至于大权被偏据，社稷失去保障，真令人悲哀。孙盛评论魏氏擅自制定庙号【有关官署上奏：武皇帝拨乱反正，应尊为魏太祖，乐舞使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承受天命，应尊为魏高祖，乐舞使用《成熙之舞》；皇帝制定制度、兴办治理，应尊为魏烈祖，乐舞使用《章武之舞》。三祖的庙永远不毁；其余四庙，亲属关系尽了便依次毁去，按照周代后稷、文王、武王庙祧迁的制度】谥号是用来表彰人的德行，宗庙是用来保存先人的容貌形象，都是在死后才加以确定的。这样才能推究事情的起始，考察其最终，以此昭示百代。没有在当世便擅自预先制定祖宗尊号的，也没有事情尚未终结便预先自我尊显的。过去有人以华丽的乐舞来加厚陪葬，结果使周人因预先制作凶礼而违背礼制；魏朝群臣在这件事上也就失去了正道。裴松之评论魏氏

译裴松之认为：从前魏氏举行配享时没有荀彧，大概是因为他晚年意见不同，又因为他的地位不属于魏臣。至于提升程昱而遗漏郭嘉，先列钟繇、华歆而后列荀攸，其中的意图就不清楚了。徐佗谋反时，许褚内心震动，他的忠诚极其深厚，远可与日月相比。况且潼关危急，如果没有许褚便不能成功。许褚的功劳，比典韦还大。如今祭祀典韦却不涉及许褚，这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陈寿评论董卓、袁绍、袁术、刘表 评论说：董卓凶狠残暴、贼害而残忍，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大概还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袁术奢侈淫逸、放纵恣肆，荣华不能善终，是他自己造成的。袁绍、刘表都有威严仪容，在当世以器量和见识闻名。刘表跨据汉水以南，袁绍威势震动黄河以北；然而他们都是表面宽厚、内心猜忌，喜好谋划却没有决断，有才能却不能任用，听到善言却不能采纳；又废嫡立庶，舍弃礼制而崇尚偏爱，终于使后嗣颠覆，社稷倾覆，这并不是偶然的不幸。从前项羽背弃范增的谋划，因而丧失王业；袁绍杀害田丰，比项羽还要严重得多。孙盛评论田丰、沮授 孙盛说：“看田丰、沮授的谋略，即使张良、陈平又凭什么超过他们呢？所以君主贵在审察人才，臣下则重在衡量君主。君主任用忠良，霸业王业就会兴盛；臣下侍奉昏暗的君主，覆亡的祸患就会到来。国家的存亡、个人的荣辱，通常都必定由此决定。田丰知道袁绍将要失败，也知道失败后自己必死，却甘愿冒着虎口的危险来尽忠进谏。烈士侍奉君主，考虑的不是自身安危。诸侯的臣下，在道义上有离开或留下的选择，何况田丰和袁绍并不是纯粹的君臣关系呢？《诗经》说：‘我将离开你，到那快乐的土地去。’意思是离开混乱的国家，归向有道之处。” 裴松之驳斥陈寿对荀彧的评论【世上的评论者多讥讽荀彧协助魏氏谋划而倾覆汉朝，君臣易位，实在是由荀彧造成的。即使他晚年提出不同意见，也无法挽救国运的转移；功业既然违背义理，见识也因此有愧。陈寿的这一评论，大概也与世俗的看法相同】臣裴松之认为，这样的说法实在没有得到事情深远宏大的意义。荀彧难道不知道魏武帝的志气并未衰减，也不知道自己是汉朝的忠臣吗？实在是因为当时王道已经衰微，横流的祸乱已经逼近，豪雄虎视眈眈，人人怀有异心。如果没有拨乱反正的资质和依顺正道的谋略，那么汉室的灭亡就会转眼到来，百姓一类的人也将全部灭尽。想要辅佐当时的英杰，使艰难的国运重新得到匡正，不是这个人还能是谁呢？所以他治理国家、救助危急，如同救治人的头部和身体，能够在险境中有所作为；到了后来霸业兴盛，天下百姓得到重大安定，蒙受舟船渡济般的救助，使刘氏宗族延长了两纪的国运，这难道不是荀彧的根本谋划和仁爱宽恕的深远结果吗？等到霸业已经隆盛，剪除汉朝的迹象显著之后，他才舍身殉节，以申明平素的心志，在当时保全大道，在百代流布诚心。可以说他担负的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志向和行为都合乎义理；说他的志愿没有完成，难道不是诬蔑吗？裴松之驳斥把荀攸、贾诩列为同传 臣裴松之认为，列传的体例，是把事类相同的人编在一起。张子房是青云之士，确实不是陈平一类的人；然而汉朝的谋臣，只有张良、陈平二人。如果不把他们合列，其他人便无从附列。所以前代史书把他们合在一起，大概是合宜的。魏氏像贾诩这样的同类人物很多。贾诩不编入程昱、郭嘉的篇章，却与荀彧、荀攸并列，失去了类别。况且荀攸、贾诩的为人，难道不如同夜光珠和蒸汽灯烛相比吗？它们的光照虽相同，质地却不同。如今对荀攸、贾诩的评论用同一个称誉，尤其失去了区别的妥当性。陈寿评论吕布、张邈、臧洪 评论说：吕布有猛虎般的勇力，却没有英奇的谋略；轻浮狡猾、反复无常，只看重利益。从古到今，没有像他这样而不被夷灭的。过去汉光武帝错误地信任庞萌，近来魏太祖也被张邈蒙蔽。能识别人就是明智，唯独帝王也以此为难，这话确实可信。陈登、臧洪都有雄健的气概和壮烈的节操；陈登早年去世，功业没有完成；臧洪以兵力弱小抵抗强敌，壮烈的志愿没有实现。可惜啊！《三国志文类》卷五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一 评论 魏 陈寿评论二公孙、陶谦和四张 评论说：“公孙瓒据守京城，坐等被夷灭；公孙度残暴而没有节制。公孙渊承袭旧业而又不断制造祸患，只足以覆灭自己的宗族。陶谦昏乱而忧惧至死，张杨被臣下杀害。他们都拥兵占据州郡，却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本来没有什么可评论的。燕王、张绣、鲁肃，都是群盗出身而列为功臣；能够脱离危亡、保全宗庙，在这些人中算是较好的。” 又评论诸夏侯、曹氏 评论说：夏侯氏、曹氏世代通婚，所以曹惇、曹渊、曹仁、曹洪、曹休、曹尚、曹真等人都凭借亲旧和心腹关系，在当时受到尊贵重视，在君主身边建立功业，也都有功劳。曹爽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沉溺于淫逸放纵，这正是《易经》所彰明、道家所忌讳的。曹玄以品格器度著称于世；然而他同曹爽内外亲密至此，荣宠官位如此之高，却从未听说他匡正辅弼曹爽的错误、荐举任用贤能。根据这一点来评论他，难道能免于责备吗？又评论荀彧、荀攸、贾诩 评论说：“荀彧清秀通达而雅正，有辅佐帝王的风度；然而他的机警鉴识和先见之明，未能充分实现自己的志向。荀攸、贾诩，大概谋算周密而没有遗漏，通晓并善于应对权变，可以说是张良、陈平之下的贤才吧？” 又评论袁涣、张范、凉茂、国渊、田畴、王脩、邴原、管宁 评论说：袁涣、邴原、张范亲身实行清正的操守，进退都合乎道义，大概是贡禹、两位龚氏那样的人物；凉茂、国渊也属于其次。张承的名望品行仅次于张范，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弟弟。田畴坚持节操，王脩忠诚坚贞，足以矫正世俗；管宁深沉高雅而崇高自守，坚定不移；张臶、胡昭闭门守静，不经营当世的权势，所以一并记载他们。又评论徐奕、何夔、邢颙、毛玠、司马芝、崔琰、鲍勋。评论说：“徐奕、何夔、邢颙崇尚高峻严厉的品格，是当世名人；毛玠清正公廉，平素操守严谨；司马芝忠诚明亮而不倾斜，大概都能做到不逢迎刚强者、不欺压柔弱者。崔琰的品格最高，鲍勋秉持正道而无亏损，但他们都不能保全自身，可惜啊！《大雅》重视既明智又有见识，《虞书》崇尚正直而能温和；如果不是兼具各种才能，谁能把这些品德全都具备呢？” 又评论钟繇、华歆、王朗 评论说：“钟繇开朗通达，具有治理政事的才干；华歆清纯质朴，德行素著；王朗文章博大丰赡，确实都是一时的杰出人物。”魏氏初建国运时，他们开始登上三司之位，盛况可观！王肃明亮正直而博学多闻，真能担负重任啊。刘寔认为王肃侍奉上司时过分方正，对下属却喜欢谄媚自己，这是第一种相反；他性情喜爱荣华富贵，却不肯苟且迎合，这是第二种相反；他吝惜财物，却能修身而不污秽，这是第三种相反。孙盛评论华歆 评论说：我听说庆赏和刑罚威权，必定以君主的权力为根本。赦免宽宥应当出自君主；君子路私下送食物给孔子，孔子毁坏了他的食器；田氏盗用施舍，《春秋》记载此事来加以讥刺。这些都是褒贬已经确定的言论，也是已经形成的明显义理。诛杀家属，是国家刑法所严肃执行的；受赐的家室，则是君主施恩所及。如果出于哀怜，按理也不能偏私宽宥。华歆身居股肱之任，与君主同负重责，本应公开向朝廷进言，彰显上天的恩泽；却默默接受嘉赐，独自表现为君子。既犯了君主擅自施福的嫌疑，又违背了遇到此事必当辞去职位的义理。可以说这是普通人的仁慈，却还没有践行大道。又评论合肥的战守 评论说：用兵本来就是诡诈之道，奇兵与正兵相互资助。至于命令将领出征，推车送行并把权力交给他，有时依靠“率然”那样的阵形，有时凭借犄角相互援助的形势。众将不和，就是丢弃军队的道路。至于合肥的防守，城池弱小而没有援军，如果专门任用勇猛者，便会因好战而生祸；如果专门任用怯弱者，便会因为畏惧而难以保全。况且敌众我寡，敌人必然心怀贪图、懈怠松弛；用拼死作战的军队攻击贪图松懈的士卒，形势必然取胜。取胜以后再防守，防守就必定牢固。因此魏武帝推选性情方正或圆通的人，参照他们的同异，制定秘密教令，节制并发挥他们的作用；事情来到便能应对，像符契相合一样，实在高妙啊！裴松之评论蒋济关于郊祀的议论 评论说：臣裴松之考察蒋济所提出的郊祀议论，其中称曹腾碑文说曹氏族源出自邾，《魏书》叙述曹氏世系也如此。魏武帝撰写家传，却自己说是曹叔振铎的后代，所以陈思王为武帝作诔文说：“伟大的武王啊，是后稷的后裔、周人的后代。”这就是彼此不同之处。到了景初年间，明帝采纳高堂隆的议论，认为魏是舜的后代；后来魏以禅让得国，晋文帝又称“从前我的皇祖是有虞氏”，这种差异就更加严重了。蒋济驳难高堂隆，以及同尚书缪袭往返辩论，都有道理和根据，文字很多，这里不全载。蒋济也不能确定氏族究竟出自何处，只说魏并非舜的后代，却横行祭祀不属于自己的族类，降低太祖的尊位而不让他配享正天，这些都是缪妄之说；然而当时竟没有人能够纠正。蒋济又驳郑玄注《祭法》说：“有虞氏以前崇尚德行，禘祭、郊祭、祖祭、宗祭配用有德之人；从夏代以下，逐渐采用本姓氏族。”蒋济说：“蚪龙对獭来说是神异之物，獭只祭祀自己的祖先，不祭祀蚪龙；麒麟、白虎比豺狼仁厚，豺狼只祭祀自己的祖先，不祭祀麒麟、白虎。按照郑玄的说法，有虞氏以前的人难道还不如豺狼獭类吗？”臣认为，《祭法》所说的内容，早已被学者怀疑。郑玄没有考察并纠正其中的违背之处，只是设法使它的义理能够通顺。蒋济用“豺狼和獭”的比喻，虽然似乎诙谐戏谑，但其中的意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陈寿评论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刘放、孙资。评论说：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都有才干、见识和谋略，是世间的奇士。虽然他们在清明政治和德业方面远不如荀攸，但在筹划谋算方面，确实属于同一类。刘放长于文辞，孙资勤劳谨慎，一同掌管君主的言辞和机密，权势声名在当时很大；他们高雅明亮却不合正体，所以讥刺他们谄媚的声音，常常超过了实际情况。又评论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评论说：自汉末以来，刺史总领各郡，在外主持赋税政务，不像从前那样只负责监察而已。太祖建立基业，直到魏业终结，这些人都是这一类人物，其中名声和实际相称者尤其值得称誉。他们都精明通达，熟悉政事机要，威严和恩惠一同显著，所以能够整肃安定万里疆域，后世也因此称述他们。又评论任峻、苏则、杜畿、郑浑、仓慈 评论说：任峻起初兴起义兵，归附太祖；开辟土地、种植粮食，使仓库充盈，功绩已经很大。苏则以威势平定叛乱，既是善于处理政事的能臣，又刚强正直、精神昂扬，风采功烈值得称道。杜畿宽严相济，施行恩惠使百姓安康。郑浑、仓慈体恤百姓，治理有方，大概都是魏代著名的太守吧？至于恕，多次陈述时政，谋划治理国家的根本，也有值得称观之处。又评论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 评论说：太祖建立这些武功，当时的良将中，以五人为最先。于禁最以坚毅持重著称，然而不能善终。张郃以善于随机应变著称，乐进以勇猛果敢闻名；但考察他们的事迹，未能完全符合传闻，或许史书注记有所遗漏，不如张辽、徐晃记载得完备详细。又评论二李、臧霸、文聘、吕虔、许褚、典韦、二庞、阎温

译评论说：“李典崇尚儒雅，能够为了义理忘掉私人的嫌隙，美好啊。李通、臧霸、文聘、吕虔镇守保卫州郡，都显著建立了威严和恩惠。许褚、典韦在君主左右冲锋退敌，大概也是汉代的樊哙。庞德接受使命斥骂敌人，具有周苛那样的节操。庞淯不怕伏剑自杀，真诚感动了邻国。阎温面对城池大声呼喊，具有齐解路那样的壮烈。” 又评论任城王、陈思王、萧怀王 评论说：任城王武艺壮猛，具有将领的气概；陈思王文才丰富艳丽，足以凭此流传到后世。然而他不能克制谦让、放眼长远，最终导致彼此产生嫌隙。传记说：“楚国因此失去了机会，但齐国也没有真正得到。”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又评论魏氏诸王公 评论说：魏氏的王公，既只有封国土地的名义而没有社稷的实际；又受到禁防隔绝，和囚禁在牢狱中一样；爵位名号没有定制，大小封国每年变更；骨肉之间的恩情，违背了《常棣》所说的兄弟之义；废弃封建制度本来应有的法则而造成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孙盛评论魏氏封建 评论说：奇怪啊，魏氏的封建制度！它不衡量先王的典章，不思考屏藩国家的方法，违背敦厚和睦的风气，背弃维系城墙般的宗室之义。汉初的分封，有的权力可以与君主相等，虽然可以说没有衡量时势，但还算如此。魏氏的诸侯，地位卑陋得同普通人一样；虽然是为了惩戒七国之乱，却矫枉过正。况且魏代替汉朝，并不是因为积累德行而来；恩泽风化已经衰微，天下尚未统一，却把宗室枝干削弱，反而把权力交给异姓，形势如同病木，危险得像鸟巢搭在帷幕上。宗庙祭祀很快断绝，并不是天意偏爱它。五等爵制是万世不变的典章，六代兴亡的道理，曹冏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陈寿评论王粲、卫觊、刘廙、刘劭、傅嘏 评论说：从前文帝、陈王以公子的尊贵身份，广泛喜好文采，同声相应，因此才士一同涌现。只有王粲等六人最为著名，而王粲尤其担任常伯之官，创立了一代的制度。然而他的冲淡虚静和德行气度，还不如徐干的纯粹。卫觊也因为熟悉许多典章故实，能够观察时势而辅佐君王。刘劭博览学术典籍，文采与质朴周全和谐；刘廙以清明的鉴识著称，傅嘏则凭借才干通达而显名。又评论桓阶、陈群、陈泰、陈矫、徐宣、卫臻、卢毓。评论说：桓阶能够看清成败，才干足以应付当世；陈群举动常常依据名分义理，具有清正的声望。陈泰宏大通达而简约，确实足以继承父祖的事业。魏代政务集中于台阁，重视内廷而轻视外任，所以八座尚书所任之职，就是古代六卿的职责。陈群、徐宣、卫臻、卢毓长久居于这一职位；陈矫、徐宣刚强果断，卫臻、卢毓刚直如骨鲠、明察善鉴，清正而有条理，都没有辱没自己的职责。” 又评论说：“和洽、常林、杨俊、杜袭、赵俨、裴潜。” 评论说：和洽清正平和，常林长于处理政务，平素操守纯正坚定；杨俊善于品评人物，杜袭行为合乎义理，温和纯厚而有见识纲要；赵俨刚强坚毅而有法度，裴潜平和恒常而坚贞能干，都是一代的美士。至于他们能够不把心思系在三公之位上，以大夫身份告老还乡，实在美好啊！又评论韩暨、崔林、高柔、孙礼、王观。评论说：韩暨身处官位时安静自守，施行政教时出任职务，声名流传；崔林简朴而有才智，高清柔明晓法理，孙礼刚强果断、性情刚厉，王观清正刚劲、坚贞纯洁，都能够成为辅佐君王的大臣。等到韩暨年过八十，还被起用出仕；高柔保有官位二十年，最终以元老身份位终。把他们同徐邈、常林相比，在这一点上就有愧了。《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一。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二。评论。蜀。陈寿评论先主。评论说：先主宏大坚毅而宽厚，能够识别人材、礼待士人，大概有汉高祖的风范，具备英雄的器度。等到他把全国托付给诸葛亮，内心始终没有二心，实在是君臣之间最公正的关系，是古今盛大的典范。他在权谋机变和治国谋略方面比不上魏武帝，所以基业疆域也较狭小。然而他屡遭挫折却不屈服，始终不肯居于人下，大概是衡量彼此的器量，必定不能容忍自己屈居其下。不只是为了争利，也是为了避祸罢了。又评论后主。评论说：后主任用贤能的宰相，就是遵循事理的君主；被宦官小人迷惑，就是昏昧的后主。

译《左传》说：“白色的丝没有固定的颜色，只看把它染成什么样，确实如此啊！” 按照礼制，国君继承帝位，应经过一年才改元；可是章武三年就改称建兴。考察古代的义理，这在体制和道理上都是违背的。又因为蜀国没有设置史官，记录史事也没有专职官员，所以许多政事都失载，各种灾异也没有记载。诸葛亮虽然精通治理政事，但在这些方面仍有不周全之处。然而他执政十二年，年号始终不改；军队屡次兴动，也不随意颁布赦令，难道不是非常卓异吗！诸葛亮死后，这种制度逐渐败坏，优劣就明显了。又评论诸葛亮。评论说：诸葛亮担任相国时，安抚百姓，明示礼仪法度，约束官职，依从权宜制度，推诚相待，布行公道。凡尽忠并有益于时政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定奖赏；犯法怠慢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必定惩罚；服罪吐露实情的人，即使罪重也必定宽释；花言巧语、巧加掩饰的人，即使罪轻也必定诛杀。善行没有细小到不予奖赏，恶行没有微末到不加贬斥。各种事务都精细熟练，处理事物掌握根本，按照名分责求实际，虚伪之人不被看重。最终在国境之内，人人都敬畏而爱戴他。刑法政令虽然严峻，却没有怨言，是因为他用心公平，劝善惩恶的界限清楚。可以说是懂得治理国家的良才，是管仲、萧何一流的人物。然而连年动员军队，却没有取得成功，大概应变和用兵谋略不是他的长处吧？又评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评论说：“关羽、张飞都被称为抵得上万人之敌，是当世的虎臣。关羽报答曹公的恩遇，张飞出于义气释放严颜，都有国士的风范。然而关羽刚强而自负，张飞暴烈而缺少恩德，因自己的短处而招致失败，是事理和命数的常态。马超凭借边地武力和勇气，因而覆亡了自己的宗族，可惜啊！能够由困穷转达通泰，不也还是较好吗？黄忠、赵云强劲勇猛，都成为爪牙之臣，大概是灌婴、夏侯婴一类的人吧？” 又评论庞统、法正。评论说：庞统高雅地喜好士流，精通经学，思考当时的政事，荆楚一带称他为高明俊异之士；法正能明显预见成败，有奇特的谋划和防备计策，然而并不以德行平素著称。把他们同魏国臣子相比，庞统大概是荀彧的兄弟叔侄一类，法正大概是程昱、郭嘉一类的人吧？又评论许靖、糜竺、孙干、简雍、伊籍、秦宓。评论说：许靖早年就有声誉，既以忠厚著称，又把品评人物当作志趣，虽然行事举动未必全都恰当，蒋济认为他大体上是朝廷重臣的材料。糜竺、孙干、简雍、伊籍，都举止从容，议论有风度，受到当世礼敬。秦宓起初仰慕肥遯的高尚，却没有若愚那样的实际操守；然而他应对专使很有余裕，文辞华美壮丽，可以说是一时的才士。又评论董和、刘巴、马良、秦宓、董允、吕乂。评论说：董和践行羔羊般的朴素品德，刘巴遵守清高尚义的节操，马良贞正诚实，被称为贤士，陈震忠诚谨慎，年老后更加笃实，董允匡正君主的道义，喜怒显露在脸色上，他们都是蜀国的良臣。吕乂治理郡县时获得称誉，身处朝廷却受到损毁，也算是黄霸、薛宣一流中的人物。陈寿评论刘封、彭羕、廖立、李严、刘琰、魏延、杨仪。评论说：刘封处在令人疑忌的地位，却没有足够的谋虑来保护自己；彭羕、廖立凭才干出众而升进，李严凭办事才干和气度通达，魏延凭勇武谋略被任用，杨仪凭胜任职守而显达，刘琰早年就已出仕，他们都曾受到尊贵重视。考察他们的举动，追究他们的行事法度，招来祸患、取得罪咎，没有不是自己造成的。又评论霍峻、王连、向朗、张裔、杨洪、费诗。评论说：霍峻使孤立的城池不致倾覆，王连坚守节操而不改变，向朗好学不知疲倦，张裔敏捷机警、能随机应变，杨洪一心忠于公事，费诗直率地说出心里话，都有值得记载之处。凭先主广泛济助的胸怀和诸葛亮的准则，费诗说出直言尚且受到逐渐贬退，何况是平庸的后主呢！又评论杜微、周羣、杜琼、许慈、孟光、来敏、尹默、李譔、谯周、郤正。评论说：杜微修养自身，隐居清静，不被当世事务役使，大概可以避免成为夷、皓那样的人。周羣占验天象很有应验，杜琼沉默谨慎而周密，都是诸生中的纯正者。许慈、孟光、来敏、李譔博览群书、见闻广博；尹默精通《左氏春秋》。他们虽然不以德行功业著称，确实都是一时的学者。谯周文辞义理深广通达，是当世的大儒，有董仲舒、扬雄的风范。郤正文辞灿烂，有张衡、蔡邕的风采，加上他的行为举止合乎君子之道，也有可取之处。这两人身处晋朝的事迹较少，在蜀国的事迹较多，所以记载在这一篇中。又评论黄权、李恢、吕凯、马忠、王平、张嶷。评论说：黄权宏大雅正而善于谋虑，李恢公正明达而有志业，吕凯坚守节操不改，马忠扰攘中仍能刚毅，王平忠勇而严整，张嶷诚实果断而明察敏捷，都凭各自的长处显名建功，是遇到了合适的时势。又评论蒋琬、费祎、姜维。评论说：蒋琬端方正直，有威严和声望；费祎宽厚济物而博爱。他们都承袭诸葛亮定下的成规，因循而不改革，所以边境没有忧患，国家和睦统一。然而仍然没有完全懂得治理小国应当谨慎、安静守成的道理。姜维粗略具备文武才能，立志建立功名，却轻率地玩弄军队、滥用战争，明断不周全，最终导致死亡。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何况蜀国这样狭小微弱，怎么可以屡次扰动呢！又评论邓芝、张翼、宗预、杨戏。评论说：邓芝坚贞简朴而明达，任官时忘却家事；张翼能够压制姜维的锐气，宗预能够抵御孙权的严厉，都有值得称道之处。杨戏善于筹划谋略，心意在于不与众人同流，然而智谋器度有所不足，大概因此遭逢世间的灾难吧。杨戏赞颂季汉君臣。皇族留下的血脉，于是流布到八方。另从中山分出，灵秀之气聚集于此。顺应时运而挺然出生，杰出崛起如龙飞腾。开始在燕、代之间，后来称霸并统治荆楚。吴越依仗其威望，望见风采便请求结盟。挟持巴地、跨有蜀地，与庸、汉之地并列而共同掌握天下。重新恢复宗庙祭祀，只有安宁地承继先人的基业和足迹。传播德行的芳名，华夏都思慕赞美。声名如同周文王，开创福庆以留给后世。历经岁月而兴盛。以上是赞昭烈皇帝。忠诚英武而崇高，在江滨献上策略，联合吴、蜀，孙权使我一世安定。接受遗命担任阿衡，整顿武备、协调文治，施行德教，治理万物、改变风俗，使贤者和愚者都争相尽心，人人忘却自身。终于使国内安定，四方夷狄因此安宁；多次兵临敌方朝廷，确实彰显了他的威势。精研大国之事，只遗憾未能平定天下。以上是赞诸葛丞相。司徒有清正的风范，善于咨询，善于辨别，懂得识人和爱人，谈论人物时声誉铿锵有力。以上是赞许司徒。关羽、张飞勇武威猛，出身便以匡扶天下为志，扶助君主、守卫上位者，雄壮如虎、刚烈如火，成为左右的屏障；行动迅疾如飞，发作如雷电，帮助君主渡过艰难，赞助君主宏大的功业，功迹可与韩信、耿弇相比，声名和德行相齐。他们彼此接替，却没有以礼相待，因而一同招致奸邪；可悲的是考虑轻率，最终牺牲自身以匡救国家。以上是赞关云长、张益德。骠骑将军奋然兴起，纵横联合，最初在三秦起兵，保据河东、潼关一带。在朝廷中谋划，有时意见相同，有时意见不同。敌人趁着间隙进攻，导致家族破败、军队覆亡；违背正道、背弃德义，只得托身于凤鸟、攀附于龙。以上是赞马孟起。翼侯有良好的谋略，能够预料世道的兴衰；把自己托付给君主，接受教诲并进行咨询，暂时思考经国谋略，一见事情便知道其中的时机。以上是赞法孝直。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三。评论。吴。陈寿评论孙坚、孙策。评论说：孙坚勇猛强悍而刚毅，从孤微的地位起兵发迹，协助朱儁诛杀董卓，阻塞山陵、杜绝通道，有忠诚壮烈的气概。孙策英气勃发、杰出而有济世之才，勇猛锐利冠绝当世，观览奇异形势、采取不同寻常的行动，志向凌驾中原。然而两人都轻率果敢而急躁，最终丧身失败。况且割据江东，这正是孙策奠定基业的开端。至于孙权的尊号和地位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孙策的儿子只得到侯爵，就礼义而言实在太俭薄了。又评论吴主。评论说：“孙权能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谋略，有勾践那样的奇才，是英雄中的豪杰。因此能够独自据有江表，成就三国鼎立的功业。然而他性情多疑忌，果断地进行杀戮；到了晚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以至于听信谗言、残害善行，连继承人也被废黜或杀死。这难道是所谓为子孙留下谋略、以安乐庇护后代吗？此后国运逐渐衰败，终于导致亡国，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 又评论三位继承君主。评论说：“孙亮年幼，没有贤能的辅佐，他不能终守帝位，是必然的趋势。孙休凭借旧日的宠爱和长期的恩遇，任用张布、丁奉，却不能选拔任用贤才，改弦更张；他即使志向良善、喜好学习，又有什么用来挽救乱局呢？又使已被废黜的孙亮不得善终，兄弟友爱的义理太薄了。孙皓滥用残酷刑罚，因而死亡、流放、贬黜的人大概数也数不清，所以群臣人人恐惧，日日夜夜只求苟延，早晨还不知道晚上会怎样。他迷信巫师，交相进献祥瑞，把这些当作最紧要的事。过去舜、禹亲自耕作，具有最圣明的德行，尚且有时向群臣发誓说‘我有过错，你们要辅弼我’，有时拜受正确的意见，常常像来不及一样，何况孙皓凶恶顽劣，肆意施行残暴，忠言劝谏者被杀，进谗陷害者却被提拔，残虐百姓，穷奢极欲，理应腰斩、斩首分尸，以向百姓谢罪。他既然防止发布不杀他的诏令，又加给他归命侯的恩宠，难道不是宽大过度、恩泽太厚了吗！” 孙盛评论孙坚、孙策。孙氏兄弟都明智而谋略超群，创立基业、成就事业，是由于孙策。况且孙策临终之时，将权力托付给孙权，兄弟意气之间尚且有同生共死的情谊，何况天伦之间的深厚亲爱和豪迈通达的英明识见，难道会吝惜已经过去的名号，违背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吗？还是要长远考虑虚实盈亏的规律，慎重对待名位器物呢？端正根本、确定名分，是国家的大防；杜绝疑忌和二心，是消除祸患的良策。所以鲁隐公自矜仁义，最终造成羽父之祸；宋宣公心怀仁慈，最终有殇公之哀。他们都是心中只存小善，却没有通达经营国家的大计；只求当时获得声誉，却不思考为后世留下谋略。可以说是轻视千乘之国，至于践行正道还远远不够。孙氏乘着乱世，得以施展纵横的志向；其事业不是以积德为根基，国家也没有磐石般的稳固。形势一统，禄位福祚就可以长久；情势乖离，祸乱便会纷纷而起，怎么可以不在祸患尚未显现时防微杜渐，不为将来考虑困难呢？壮烈啊，孙策是首先创业的君主，是吴国的开国之主；列位将相，都是他的旧臣。然而继承的儿子软弱低劣，不能承担先人事业：奉戴他，就会发生鲁桓公、田氏那样的祸难；尊崇他，就会兴起与夷、子冯那样的祸乱。因此端正名分、确定根本，使贵贱相差悬远，然后国家没有僭越放纵的责难，后代继承人没有猜忌的嫌疑，众人的情绪断绝异端议论，不得志的人也杜绝觊觎之心。就人情而言虽然违背常情，就事情而言虽然显得俭薄，但说到收束一切、为长远打算，永远保住国家的屏障，可以说是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着手办理，在局势尚未混乱时加以治理。陈氏的评论，大概还没有通达这个道理吧？又评论三位继承君主。古代设立君主，是为了管理牧养天下百姓，所以君主必须仰合乾坤，覆盖养育万物。如果放纵淫乱暴虐，残酷地祸害众生，那么上天和人都会惩罚他，斩断他的国祚，夺去他面南而王的尊位，施加给他独夫的诛戮。因此商汤、周武王举起武器，不会受到违背君主、不守臣节的讥议；汉高祖拔剑起兵，也没有失节的非难。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暴君成为四海共同的仇敌，是人神共同排斥的对象。何况孙皓的罪行如同逃亡的盗寇，暴虐超过辛、癸；即使在白旗上悬挂他的首级，也不足以向冤魂谢罪；污辱宫室、陈祭社稷，也不足以记录他的暴行。可是却优待他，给他显贵的命令，恩宠赏赐接连增加，这难道符合奉行天罚、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道义吗？由此可知，对僭越叛逆不加惩罚，也不能使凶暴残酷者受到警戒。《诗经》说：‘捉住那些进谗言的人，把他们投给豺狼和老虎。’仅仅进谗尚且如此，何况进谗并施虐呢？而且魏军旗帜如闪电般扫荡，兵临伪吴宫窟，孙皓理屈势穷之后才请求保命。不赦免他的罪行，罪状已经昭彰；三面驱赶、留一面逃生的仁义之道也已堵塞，即使说是权宜之道，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陈寿评论刘繇、太史慈、士燮。评论说：“刘繇文采声望和行为操守都很高，喜好品评人物、褒贬是非；至于天下扰乱之时，要据有万里土地，并不是他的长处。太史慈信守义气而忠烈笃厚，有古人的气节。士燮在南越任守，安闲度过一生；到了他的儿子，却不谨慎，自己招来凶祸。大概是平庸的人玩弄富贵，又倚仗险要地势，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又评论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评论说：张昭接受遗命辅佐君主，功勋能够完成，忠诚耿直、方正刚直，举动从不为自己，却因为严厉而受到畏惧，因为声望高而被排斥；既没有担任宰相，也没有登上太师、太保之位，只能从容居于闾巷，养老而已。由此可见孙权的器量不如孙策。顾雍依凭平素的事业根基而施展才能，因而他的智谋和器局足以达到极高的荣位。诸葛瑾、步骘都凭德行器度和规矩操守受到当世器重。张承、顾邵是虚心谦逊的长者，喜好品评人物，周昭的评论对他们称赞得很美，所以详细记录下来。谭献纳忠于公事，有忠贞的节操。休承修养志行，都差不多能够趋向行善。后来爱恶相互攻击，流放到南方边远地区。可悲啊。又评论张纮、严畯、程秉、阚泽、薛综。评论说：张纮文章义理通达、意旨正大，是当世的贤才；孙策对他的礼待仅次于张昭，确实是有道理的。严畯、程秉、阚泽，都是当时儒林中的人物。至于严畯辞去荣位以救济旧交，不也是长者之行吗？薛综学识广博，能遵循规矩并提出谏诤，是吴国的良臣；到了薛莹、薛综后人继承事业，也确实有先人的遗风。然而在暴虐残酷的朝廷中，他多次登上显贵职位，君子大概会对此感到危险。又评论周瑜、鲁肃、吕蒙。评论说：曹公凭借汉朝丞相的身份，挟持天子而扫除群雄；新近荡平荆州城，凭威势震慑东部和中原。当时议论的人没有不疑惑的。周瑜、鲁肃建立独断的明见，超出众人之上，实在是奇才。吕蒙勇敢而有谋略，能够判断、识别军务计策，欺骗郝普，擒获关羽，这是最精妙的地方。他起初虽然轻率果敢、任意杀人，最终能够约束自己，具有国士的器量，难道只是武将而已吗？孙权对他们的评论，优劣判断确实恰当，所以记录下来。又评论程普、凌统、潘璋等人。评论说：这些将领，都是江表的虎臣，是孙氏厚待的人。凭潘璋不修德行，孙权还能忘记他的过失、记住他的功劳，正因为如此，他能够保有东南地区，也是应当的！陈表出身将门旁支，却能与嫡系子弟和名门人物并驾齐驱，拔萃出类，不也是很美好的吗？又评论朱治、朱然、吕范、朱桓。

译评论说：朱治、吕范凭旧臣身份受到任用，朱然、朱桓凭勇猛刚烈而闻名，吕据、朱异、施绩都有将帅的才干，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假如吕范、朱桓的性情稍微不那么褊狭，便可以善终；至于吕据、朱异并没有这样的过失，反而遭遇灾祸，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又评论虞翻、陆绩、张温、骆统、陆瑁、吾粲、朱据。评论说：虞翻是古代那种狂放而正直的人，固然难以免于末世的祸患；然而孙权不能容纳他，也说明孙权的胸襟不够宽广。陆绩对于扬雄，正如仲尼对于左丘明，老聃对于庄周一样。像陆绩这样具有瑚琏之器的人却去镇守南越，难道不是损害人才吗？张温才华文采俊美丰茂，却没有准备好防身的智谋，因而招致艰难祸患。骆统抗争以阐明大义，言辞急切而道理充分，可惜正遇上孙权闭塞而不肯采纳。陆瑁深厚守义，规劝谏诤，君子对此有所称许。吾粲、朱据遭遇困厄艰难，却以正直自守，可悲啊。又评论陆逊。评论说：刘备雄踞天下，是一世人都畏惧的人；陆逊当时正值壮年，威名尚未显著，却能摧破并战胜他，没有一件不如愿。我既惊奇于陆逊的谋略，又感叹孙权识别人才的能力，这正是他成就大事的原因。等到陆逊忠诚恳切，忧虑国家而牺牲自身，差不多可以称为社稷之臣了。陆抗坚贞明亮而有筹划才干，都有他父亲的风范，父子世代都留下美名，虽具体而规模稍小，可以说是能够继承父业的人了。又评论吴主的五个儿子。评论说：“孙登心中所存的志向，足以成为盛美的德行；孙和、孙虑都具有良善的资质；孙规能够自我砥砺，可惜有人短命早死，有人不得善终。可悲啊！孙霸以庶子身份干预嫡子之位，奋力争夺而不遵守法度，本来就是自取危亡的道路。然而孙奋被诛杀，也确实是横遭飞来的灾祸。” 又评论吕岱、周鲂、钟离牧、全综。评论说：“山越喜欢叛乱，难以安抚而容易骚动，因此孙权无暇向外抵御敌人，只得用卑下的言辞向魏国称臣。这些臣子都能够平定内部的祸难，使国家安宁。吕岱清正谨慎、公心办事；周鲂机诈多谋而奇计甚多；钟离牧践行长者的规范；全综有当世的才干，受到当时的尊贵重视，然而不能约束奸邪的儿子，因而受到讥讽，损害了名声。” 又评论潘濬、陆凯、陆胤。评论说：潘濬公正清廉，果断决断；陆凯忠诚壮烈，质朴正直；两人都操守坚定，有大丈夫的气概。陆胤自身清白，办事有成而著称，在南方可以说是贤能的州牧。又评论是仪、徐详、胡综。评论说：“是仪、徐详、胡综，都是孙权时期能够干办事务、成就事业的人。是仪清正谨慎而操守纯洁，徐详多次通行使命，胡综文采出众而有才干，他们各自都受到信任任用。把他们比作高大的房屋，大概就是支撑屋顶的椽梁吧？” 又评论诸葛恪、滕胤、二孙、濮阳兴。评论说：诸葛恪有才气和办事谋略，受到国人的称赞；然而他骄傲而吝啬，连周公都没有这样的表现，何况诸葛恪呢？自负才能而凌辱他人，能不失败吗？如果他亲自践行写给陆逊及其弟陆融的信中的道理，悔恨和过失就不会发生，哪里会有祸患呢？滕胤严厉自修，士人的操守遵循规矩；但在孙峻掌权时仍保有尊贵地位，这本来就是危险的道理。孙峻、孙綝是凶恶的小人，罪恶满盈，本来不值得评论。濮阳兴身居宰辅，谋虑却不能经营国家，附和张布的邪说，采纳万彧的意见，被诛杀也是应当的。又评论王蕃、楼玄、贺邵、韦曜、华覈。评论说：薛莹称王蕃器量宽绰奇异，宏大博洽、见闻广通；楼玄清白而有节操，才华义理条理流畅；贺邵砥砺志行而高尚洁白，机敏明理而清要；韦曜笃志学习、喜好古事，博览群籍，有记述的才能。胡冲认为楼玄、贺邵、王蕃是一时的清俊美才，大略没有高下之分；如果一定要排次序，楼玄应当在前，贺邵应当其次。华覈作文章、赋的才能胜过韦曜，但典章诰命方面不如他。我看华覈多次进献良策，期望竭尽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是忠臣了。然而这几个人处在荒谬的时代，有名位却被强行杀死，按道理说能够免于这种遭遇就已经是幸运了。《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十四。檄文。魏。魏明帝发布给天下的露布，并颁告益州。刘备背弃恩义，逃窜到巴蜀；诸葛亮抛弃自己的父母之国，依附残暴盗贼的党羽。神人都受到毒害，罪恶积累到自身灭亡。诸葛亮表面上仰慕辅立孤主的名声，内心却贪图独揽专擅的实权。刘升之兄弟，只不过是守着空城罢了。诸葛亮又轻侮、改变益州的风俗，残酷役使当地百姓，所以利狼、岩渠、高定、青羌没有不瓦解而成为诸葛亮的仇敌的。然而诸葛亮却像反穿皮衣、背着柴薪一样自取困窘，里层耗尽、毛也脱光；又像砍掉脚趾去适合鞋子，刻伤肌肤、损害筋骨，反而还加以称说，自以为有能耐。在井底行军，在牛蹄印中布置防守。自从朕即位以来，三边没有发生战事，朕尚且怜悯天下屡遭兵祸，正想养护四海的老人，长久抚育后生孤儿，先用礼乐改变风俗，再在农闲时讲习武事，所以把诸葛亮的谋划置于意料之外，没有把他当作忧患。可是诸葛亮怀有李熊那样愚蠢而逞勇的志向，不思考荆邯所说的衡量德行的戒诫，驱掠有利的百姓，盗取祁山的利益。王师正振作威势，他却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见旗帜便奔逃失败，虎臣追击败军，踏着尸体、涉过血水。诸葛亮这个小子使朕的军队震惊，勇猛精锐的将士都踊跃起来，想着长驱直入。朕想到天下土地上的人无不属于王臣，军队所到之处，荆棘便会丛生；不愿使有千户人家的城邑中忠信贞良之民同淫乱昏昧的党徒一起遭受涂炭，所以先发布告示说明国家的诚意，勉励他们思考改变，不要滞留在乱国之中。巴蜀的将吏、士人和百姓，以及所有被诸葛亮劫持胁迫的人，从公卿以下，都听任自己束手投降。袁绍发布给州郡的檄文。我听说，明主在危险时谋划以制止变乱，忠臣在祸难前考虑以建立权宜之策。从前强大的秦国遇到软弱的君主，赵高掌握权柄，专擅朝廷命令，威势恩福都由自己决定，最终发生望夷宫之祸，污辱至今。到了吕后时，吕禄、吕产专擅政权，独断万机，决定政事、控制禁宫，下臣凌辱上位者、上位者衰败。于是绛侯、朱虚侯奋发威怒，诛除叛逆，尊立太宗，所以能够使道德教化兴隆，光明显著。这就是大臣建立权威的明显先例。司空曹操的祖父曹腾，原是中常侍，曾与左悺、徐璜一起成为妖孽，贪婪横暴，伤害教化、虐待百姓。其父曹嵩以乞讨者身份被收养，靠贿赂冒充取得官位，车载黄金、辇运玉璧，把财货输送给权贵之家，窃取三公之位，倾覆国家重器。曹操是宦官遗留下来的丑类，本来没有美好的德行，轻薄狡猾而逞强好斗，喜好动乱、乐见灾祸。幕府从前统领军队，扫除凶逆，后来又遇到董卓侵夺官权、暴虐国家。于是我提剑挥戈，发布命令给东部中原，正在招罗英雄、抛弃瑕疵而录用人才，所以曾与曹操共同商议策略，认为他有鹰犬般的才干，足可任用为爪牙。后来才知道他愚昧轻率、谋虑短浅，轻易进攻、轻易退却，屡次损伤、挫败军队。幕府于是总是再次分兵、命令精锐，修整补充、收拾整合；表奏任命他为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赐给虎纹符号，授予偏师，奖赏并加强他的威权，希望得到像秦军一战取胜那样的回报。可是曹操于是凭借这些资历而骄横跋扈，肆意施行残酷暴虐，剥削百姓，残害贤能、伤害善良。因此九江太守边让才华英俊、超逸出众，天下闻名，只因直言正色、议论不肯阿谀，就遭受斩首悬尸之刑，妻子儿女也受到灭绝的灾祸。从此士人阶层愤怒悲痛，百姓的怨恨更加沉重；一人振臂而起，整个州郡同声响应。所以曹操亲自在徐方被击破，土地被吕布夺去，徘徊在东方边境，无处立足。幕府只是遵循强干弱枝的道义，又不肯把他列入叛逆之党的行列，所以再次援助旌旗、披挂铠甲，席卷而去征讨；金鼓声震动，吕布的军队被击破溃散，救助曹操免于死亡的祸患，恢复他方伯的职任。这就是说，幕府对兖州百姓没有什么恩德，却对曹操有救命再造的大恩。后来天子车驾向东返回，群盗扰乱政权；当时冀州正有北部边境的警报，不能离开职守，所以派从事中郎徐勋前去征发曹操，使他修缮郊庙，辅卫幼主。可是曹操便放纵心志、专擅行事，胁迫迁移宫禁，卑视侮辱王宫，败坏法令、扰乱纲纪，竟至召集三台，专制朝政；爵位赏赐由他心意决定，刑罚诛戮由他一言决定，所宠爱的人光耀五族，所厌恶的人灭绝三族。公开议论的人遭到显著诛杀，暗中腹诽的人遭到隐秘杀戮，道路上的人只能以目示意，百官都闭口不言，尚书只是记录朝廷政令，公卿不过充当名册上的人数而已。所以太尉杨彪历任三公之职，享有国家最高官位，曹操因一点小怨便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鞭打拷掠同时使用，五种酷刑全部施加。曹操任凭自己的情绪发泄、放纵邪恶，完全不顾法令。又有议郎赵彦忠诚直谏，所议论的事情有可以采纳之处，所以圣朝容纳听取，改变脸色而加以赏赐。曹操想要混淆、夺取当时的权力，杜绝进言之路，擅自拘捕、立即杀人，不等候上报。又如梁孝王，是先帝的同母弟，坟墓尊贵显著，松柏桑梓本来应当恭敬肃穆，可是曹操率领将校吏士，亲自前往挖掘，破坏棺材、使尸体裸露，掠取金银财宝，以至于使圣朝流泪、士民伤心。他又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到之处挖掘毁坏，没有一具尸骸不暴露在外。他身处三公的官位，却做出桀、虏那样的行径，残害国家、虐待百姓，毒害流布于人鬼之间。再加上他施政琐碎苛酷惨烈，互相设置各种禁令，绳索罗网充满道路，坑阱遍布通行之处，举手就会挂上罗网，抬脚就会踩中机关陷阱，因此兖州、豫州有无以为生的百姓，帝都充满叹息怨恨。我遍览古今书籍所记载的贪婪残暴、酷虐无道之臣，没有比曹操更严重的。幕府当时正诘问外部奸邪，还没有来得及整顿训练，加意包容掩盖，希望能够弥补缝隙；可是曹操怀有豺狼般的野心，暗中包藏祸心，竟想折断国家栋梁，使汉室孤立衰弱，除灭正直之士，专门做枭雄之事。往年擂鼓向北征讨，讨伐公孙瓒。他凭借强兵抗拒桀骜的叛逆势力，抵御围攻达一年之久。曹操趁他尚未被攻破，暗中与他往来书信，想借助王师来掩袭对方，所以率兵来到黄河边，排列船只向北渡河；为了防止行踪被人发现，公孙瓒也被斩灭，因此锋芒受挫收缩，谋划没有实现，只得屯兵据守敖仓，把黄河作为险阻来固守，竟想用螳螂的斧臂来抵挡高大的战车。幕府奉承汉室威灵，纵横天下以折冲御侮，长久防御百万胡骑；又聚集成千上万群英，奋发施展中黄育获之才，驾驭良弓劲弩的威势。并州军越过太行山，青州军渡过济水、漯水，大军渡过黄河来夹击他的前方，荆州军南下宛、叶来牵制他的后方，如雷霆震动、猛虎迈步，一齐集结到敌军庭中。那情势就像举起烈火焚烧飞蓬，倾覆沧海浇灭小火，有什么不能消灭的呢！如今汉道衰微，法网纲纪松弛断绝，曹操却凭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对外声称是陪卫，暗中却肆意拘禁。唯恐他篡逆的祸患由此发生，正是忠臣肝脑涂地、烈士建立功勋的时机，难道可以不勉励吗！以上是陈琳的檄文。蜀 陈震移书吴国关隘文【孙权称帝，陈震任卫尉，祝贺孙权登上帝位。陈震进入吴国境界，移书关隘说】

译东方与西方之间，驿使往来不断，车马仪仗彼此相望；重申盟约，恢复最初的友好，双方的交往日益更新。东方尊贵的君主应当保有圣明的福祚，告祭上天，接受符命，划分土地疆域，天下响应，各自有所归属。正当这个时候，同心协力讨伐贼寇，还有什么敌寇不能消灭呢？西朝君臣伸长脖颈，欣喜而有所依赖；我陈震凭着无才，得以充任下使，奉命聘问，重叙友好，踏入贵国边界便欢欣踊跃，进入境内就像回到家一样。献子出使鲁国，触犯了鲁国国君的名讳，《春秋》因此讥刺他。希望贵国一定开诚告知，使出使之人能够和睦相处。今日即将张旗出发，我已告诫众人各自约束并发誓；顺流而下，船行迅疾，然而两国典章制度不同，恐怕有时会有所违误，幸望贵国务必斟酌教诲，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做。吕凯答雍闿檄文【吕凯是永昌不韦人。出仕郡中，任五官掾、功曹。当时雍闿投降吴国，任永昌太守。永昌在益州郡西面，道路阻塞，与蜀地隔绝；而郡太守更换，吕凯和府丞、蜀郡人王伉率领并激励官吏百姓，关闭边境抵抗雍闿。雍闿移檄永昌，陈说如下。吕凯答檄说】上天降下祸乱，奸雄乘机而起，天下人咬牙切齿，万国悲伤哀悼。无论臣民老幼，没有不想竭尽筋力、肝脑涂地来消除国难的。我私下认为，将军世代承受汉朝恩德，应当亲自聚集党众，率先出发；对上报答国家，对下不辜负祖先，在竹帛上留下功绩，使名声流传千载。哪里料到您竟臣事吴越、背弃根本而趋附末流呢？从前舜勤劳于民事，死在苍梧，史籍赞美他，声名流传无穷。即使死在江边，又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文王、武王承受天命，成王于是平定天下。先帝兴起，海内闻风归附；宰臣聪明睿智，上天降下安康。可是将军看不见盛衰的规律、成败的征兆，譬如野火烧在原野、踩踏河中薄冰；火一熄灭，冰一融化，您将依附什么呢？从前将军的先祖雍侯因制造怨恨而被封禁，窦融明白兴亡而归顺，世祖都使他们的名声流传后世，世人歌颂他们的美德。如今诸葛丞相英才突出，深能察见尚未显露的事变，受遗命托孤，辅佐赞助季汉兴起；他与众人相处毫不猜忌，记录功劳而忘却过失。将军若能猛然改变谋划，改换行迹、重新迈步，古人也不是难以追赶的。偏僻的土地哪里值得您做主呢？我听说楚国不恭敬，齐桓公便责罚它；夫差僭越称号，晋国人没有使他长久存在。何况您臣事的并非真正的君主，谁肯归附他呢？我私下考虑古代的义理，臣子不应同越过国境的人交往，所以过去一直有来使而没有回使。再次承蒙您发来告示，我激愤得忘了吃饭，因此略略陈述心中的想法，只希望将军明察。吴 盟文【孙权登位，吴国于是与蜀国三分天下：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属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属蜀。司州的土地以函谷关为界。于是制定盟约说】上天降下祸乱，皇家的纲纪失去条理；逆臣乘机而起，劫夺国家权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他们凶恶到了极点，使天下覆乱，以至九州分裂，普天之下没有统一的统治，百姓和神灵都痛苦怨恨，无处安定。到了曹操的儿子曹丕，承袭桀骜悖逆的余孽，接连作奸邪之事，窃取帝位；他的儿子曹叡又继承曹丕的凶迹，倚仗兵力盗取土地，尚未伏受诛戮。从前共工扰乱天下，高辛氏便出兵；三苗违犯法度，虞舜便征讨。今天消灭曹叡、擒获他的党羽，不是汉和吴，还能是谁呢？讨伐恶人、剪除暴乱，必须先宣告他的罪状；应当先行分割并夺取他的土地，使士民各自知道归属。所以《春秋》记载晋侯讨伐卫国，先分割卫国田地，把它赐给宋人，这就是其中的义理。况且古人建立大事，必定先举行盟誓，所以《周礼》设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的文辞。汉与吴虽然内心诚信相通，但既然要分割土地、划定疆界，就应当订立盟约。诸葛丞相的德行威望远播，辅翼拥戴本国，在外掌管军务，诚信感动阴阳，诚意感动天地；如今再次缔结盟约，广泛申明诚意和誓言，使东西双方的士民都共同听闻。因此筑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次写成盟书，副本收藏在天府。上天高高在上，能听见下民；神灵威严而辅助诚信，掌管慎重和盟誓的神明，以及群臣群祀，没有不来临鉴察的。从今天汉、吴结盟以后，竭尽力量、同心协力，共同讨伐魏贼，拯救危难、防止祸患，共担灾难、共享庆福，爱好和憎恶保持一致，不得有二心。若有人侵害汉国，吴国就讨伐他；若有人侵害吴国，汉国就讨伐他。各自守护本土，不得互相侵犯，传给后代，始终如一地坚持到底。所有这些约定，都如盟书所载。诚信的言语不在华美，实际在于友好。若有人改变这项盟约，首先制造祸乱，违背盟誓而不相协调，轻慢天命，明神上帝就来讨伐监督他，山川百神就来纠正并诛杀他，使他的军队败亡，不能保有国家的福祚。各位大神，请明察鉴照这些誓言。胡综伪造三条投降文书【孙权迁都建业，详细任用胡综，并使他兼任侍中，进封卿侯，兼任左右领军。当时魏国都督、河北振威将军吴质颇受猜疑，胡综于是伪造吴质所作的三条投降文书。第一条说】天纲松弛断绝，四海分崩离析，众生憔悴，士人流离；兵寇所到之处，城邑没有居民，风尘烟火到处可见。自三代以来，大乱到了极点，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臣吴质志向浅薄，处置时势没有办法，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不能展翅飞翔，于是替曹氏任事，远在黄河以北从事军役，与天路隔绝。虽仰望风采、倾慕大义，想要托身于圣明的命令，只是惭愧没有机会来施展志向。每逢往来之人，我都暗中探听教化，私下得知陛下德行与天地相齐，光明与日月同辉；神武的资质出于自然，推行皇道，教化流布万里。自长江以南，家家承受覆盖保佑；英雄俊杰和通达之士，没有不在心中歌咏、腹中赞叹，乐于归附的。今年六月末，我听说已经选定吉日，龙兴登上帝位，弘大事业，整顿天纲，将使遗民看见已经确定的君主。从前武王伐殷，殷人倒戈；高祖诛灭项羽，四面响起楚歌。把那些情形同今天相比，还不足以作比。臣吴质不能胜任对昊天的至诚愿望，谨派亲近的同郡人黄定恭敬地奉上表章，并托他借投降叛变之人的关说求见，设法传达我的请求，所要陈述的内容列在下面。第二条

译从前伊尹离开夏朝归入商朝，陈平舍弃楚国归附汉朝，功绩写在竹帛上，名声流传后世。后世的君主不认为他们背叛荒诞，是因为认为他们懂得天命。我过去受到曹氏交接信任，对外名义上是君臣，对内如同骨肉，恩义深厚，彼此契合而没有离异，于是接受偏远地区的任命，总管河北军队。在那个时候，我的志向和期望都很高大，只想永远与曹氏同生共死，唯恐功业不能建立、事情不能成功罢了。等到曹氏去世，后嗣继位，年幼而主持政事，谗言更加兴盛；同党之人借势相互伤害，志趣不同的人乘机进谗，而我性情简略，平素不肯低头于人，看待那几个人，心中确实感到压迫，这也是我的过错。于是我被邪恶的议论构陷，招致猜疑，有人诬陷我想要反叛。虽然明白真相的人替我表明心迹，但世道混乱、谗言占上风，残余的嫌疑仍然存在；我常常害怕一旦横遭无辜之祸，忧心极其痛苦，如同踩在冰炭之上。从前乐毅为燕昭王在齐国建立功勋，惠王即位后怀疑他并夺去他的职任，于是乐毅离开燕国投奔赵国，功业美名并没有受损。他难道是想在品德上三心二意吗？只是害怕功名不能建立，又担心灾祸将要临头罢了。从前我派魏郡人周光，以贩卖货物为名，假托叛逃南来，传达秘密计策；当时事情仓促，不敢立即上表，只让周光口头转告而已。我认为天下最终归附之处已经显现，可以看见天意所在；不是吴国，又会是谁呢？这一带的百姓想做臣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只怕军队来得太迟罢了。若圣上的恩德稍稍加以信任采纳，我将凭河北之地迎接王师，赤诚之心可由天日鉴察。然而周光离开已经一年，始终没有听到您的只言片语，不知我的这番心意究竟传达到了没有？我遥望着长久叹息，日月迁逝，鲁国盼望高子，又哪里足以比喻这种心情呢？而且我如今受到的待遇渐渐冷淡，苍蝇般的谗言绵绵不断，必定会遭受这场灾祸，只是早晚的问题。我私下猜想，陛下没有降下明白的慰藉，必定是因为认为我吴质贯通仁义之道却没有实行。若是这样，您或许认为周光传来的话虚多实少，或许认为其中另有消息，不知道我吴质被谗言构陷、受到怀疑，恐怕会遭受大祸。况且我吴质若有罪之日，自当奔赴鼎镬，束身等待治罪，这才是做人臣的本分。如今无罪却横遭谗毁，将有商鞅、白起那样的灾祸；仔细考虑形势，离去也是适宜的。死得不合义理，不离去又为了什么？乐毅出走、吴起逃亡，君子为他们怀才不遇而悲伤，却没有人非难他们。愿陛下推究古事来比照今日，不要对我吴质产生疑怪。又想到人臣获罪，应当像伍员那样奉献自己以求效命，不应侥幸借事谋求私利。然而如今与古代的形势不同，南北相距遥远，江湖阻隔；如果自己不举事，又怎能求得成功脱免？因此我暂且顾不得志士的节操，而思考建立功业的道理。况且我吴质又认为，曹氏的后嗣并非天命所在，政权衰弱、刑法混乱，权柄被臣下夺取；诸将又在外专擅威权，各自为政，没有人同心协力。士卒衰耗，府库空虚，纲纪毁坏废弛，上下都昏乱。我想前后已经有几次投降叛变之事，您应当都听说了。对弱者进攻、乘昏乱取胜，正应合天时。这实在是陛下进取的时机，所以我斗胆献上这个计策。如今若在淮水、泗水之间出兵，占据下邳，荆州、扬州二州听到消息便会响应；我从河北席卷南下，形势连成一片，根基便可长久牢固。关西的军队被牵制在各自守卫的地方，青州、徐州的军队不敢撤离防守。许都、洛阳剩余的军队，人数不满一万，谁还能来到东方同陛下争夺天下呢？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难道不应深思熟虑吗？至于我所在的地方，本来就有很多马匹，再加上羌胡的马，通常在三四月草木肥美时，驱马出山，隐蔽越过边界。如今可以得到三千多匹。陛下出兵，应当利用这个时机，多带骑兵来取马。这些都是预先确定、少数人知道的事情。两军不能完全探明虚实，如今这里实际上很虚弱，很容易攻克平定。陛下采取行动，响应的人一定很多。对上可以建立宏大的功业，使普天之下统一；对下可以让臣吴质建立非凡功勋，这就是天意。若不被采纳，那也是天意。愿陛下思量此事，我不再多陈述。第三条 从前许子远舍弃袁绍而投奔曹操，筹划计策，如果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便攻破袁军、建立曹氏基业。假使曹氏不信任许子远，在心中怀疑犹豫而不决，那么今天天下就会属于袁氏了。愿陛下思量此事！近来听说边境上的将领阎浮、赵楫想归附大化，只因响应和行动不够迅速，才招致败亡。如今臣吴质诚恳地从远方将性命托付给您，若您又心怀疑虑、不能及时行动，使我孤立无援而遭受大祸，那么恐怕天下有雄心的丈夫、刚烈的志士想建立功勋的，都不敢再把性命托付给陛下了。愿陛下思量此事！皇天后土确实听见了这些话。《三国志文类》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五

译序 魏 文帝自叙 初平元年，董卓杀害君主，毒死皇后，颠覆王室。当时四海已经困苦不堪，中平年间的政治又恶劣，董卓凶暴叛逆，家家都想作乱，人人自危。崤山以东的州牧郡守都依据《春秋》的义理说：“卫国人到濮地讨伐州吁，意思是人人都可以讨伐贼寇。”于是大规模兴起义兵，名门豪杰、大侠、富室强族像云气一样飘集，万里之遥也相互奔赴。兖州、豫州的军队在荥阳交战，河内的兵马驻扎在孟津。董卓于是迁徙天子的大驾向西到长安，而崤山以东，大的势力连接郡国，中等的包围城邑，小的聚集在田间道路，彼此吞并消灭。黄巾军在海岱之间盛大起来，山贼在并州、冀州肆虐，乘胜转向进攻，席卷南下；乡邑百姓望见烟火便逃跑，城郭看见尘土便崩溃，百姓死亡，尸骨暴露遍野。当时我五岁，父亲认为世道正值扰乱，教我学习射箭。我六岁便懂得射箭，父亲又教我骑马；八岁时已经能够骑马射箭了。由于当时事变很多，每次出征父亲常常都带着我。建安初年，父亲南征荆州，到了宛城，张绣投降，十天后返回，长兄孝廉曹子脩、堂兄曹安民遭到杀害。当时我十岁，骑马逃脱。文武之道，各随时势而运用；我生在中平末年，长大于军旅之间，所以年少时喜爱弓马，直到今天也没有衰减；追逐禽兽时常奔驰十里射击，通常能在百步之外射中。我每天身体更加健壮，心中常常不觉得厌倦。建安十年，才平定冀州；濊貊进贡良弓，燕地、代地献上名马。当时正值暮春，句芒主持时令，和风吹拂万物，弓身干燥，手指柔和，草浅兽肥。我和族兄曹子丹在邺城西面打猎，一整天亲手捕获獐鹿九只、雉和兔三十只。后来大军南征，驻扎在曲蠡，尚书令荀彧奉命犒劳军队，在谈话将结束时见到我，荀彧说：“听说您善于左右开弓，这实在难能可贵。”我说：“您还没有见过我把箭搭在项上发射、张口放箭，俯身射马蹄、仰身射月支的本领。”荀彧高兴地笑着说：“竟然这样吗？”我说：“靶场有固定的道路，箭靶有固定的位置，即使每次发箭都射中，也不算高妙。若是在平原上奔驰，奔向丰美的草地，追赶狡猾的野兽，截击轻捷的飞禽，使弓不白白弯曲，射中的地方必定穿透，这才算高妙。”当时军祭酒张京也在座，回头对荀彧拍手说：“好！”我又学习击剑，看过许多剑术师傅，四方的技法各不相同，只有京师的最好。桓帝、灵帝年间，有虎贲王越，擅长这种技艺，在京师很有名。河南人史阿说：“从前我曾和王越交游，完全学到了他的技法。”我于是跟史阿学习，练得精熟。曾经和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人共同饮酒，早就听说邓展善于运用手臂，通晓五种兵器，又听说他能徒手夺取白刃。我和他谈论剑术很久，说：“将军的剑法不对。”我本来就曾经喜爱剑术，又学到了高明的技法，于是邓展要求和我比试。当时酒喝得兴浓耳热，正吃芋头、甘蔗，便把它们当作棍棒，下殿交手数合，三次击中他的手臂，左右的人都大笑。邓展心中不服，要求再来。我说：“我的技法动作迅疾紧密，很难正面相击，所以只击手臂。”邓展说：“请再交手一次。”我知道他想突然突进，趁机击中我，便假装深入进攻邓展；他果然追着上前，我退脚俯身，正好截击他的额头。座中众人惊讶地注视着我，我回到座位，笑着说：“从前阳庆让淳于意舍弃旧有医方，改授给他秘术；如今我也希望邓将军舍弃旧有技艺，重新接受要领。”满座都十分欢乐。做事情不可以自夸长处。我年轻时懂得一种持复的技法，自认为无人能敌。俗名叫双防，用座位造成铁室，以镶楯作为遮蔽，躲在木门后面；我跟陈国人袁敏学习用单兵器攻击复兵器，每次施展都像神技，对手不知道从哪里出招。我先说：“如果在狭路遇到袁敏，只管直接决胜。”对于其他游戏玩弄的事情，我很少喜欢，只有弹棋差不多穷尽了其中的技巧，也曾为此作了一篇赋。从前京师的名家中，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我常常遗憾不能同这几个人交手。父亲一向喜好诗书文籍，即使身在军旅，手也不放下书卷。每逢退朝省视，他常从容地说：“人年少时喜欢学习，心思就专一；年长以后容易健忘。年纪大了还能勤奋学习的，只有我和袁伯业罢了。”因此我年少时诵读《诗经》《论语》，长大以后又完备地经历学习五经、四部、史书《汉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全部阅读的。《博物志》说：“皇帝擅长弹棋，能用手巾的角来弹棋。当时有一个书生，又能低头用所戴葛巾的角来弹棋。” 少帝自叙出生时的祥瑞 过去帝王降生时，有的会出现吉祥征兆，大概是用来彰显神异的。唯独我这个小子，是支族末流，竟蒙神灵错误地加以扶助，哪里敢把自己同前代圣哲相比？姑且把这些记载下来，以示后世。铭辞说：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正值“成”日，我就在这时出生。天气清明，日月光辉灿烂，于是有黄气氤氲在堂上，照耀着室宅，色泽灿烂。观察而评论此事的人说：未属土，是魏所承的五行之德；这一天正值“成”，符合嘉祥之名；氤氲的气，是神灵的精气；没有灾祸，是神灵在护佑。齐王不幸，颠覆了原有法度，群公接受我，继承皇位。我以微小的身躯、顽钝的本性，尚未能涉足大道而遵循正途，面对深渊、脚踏薄冰，眼泪鼻涕交横，忧惧不已。古人说过：心怀恐惧就不会灭亡。我这个小子，哪里敢懈怠荒废？但愿不至于辱没先人，永远奉行祭祀。

译卫恒撰写的《四体书势序》。自从秦朝采用篆书、焚毁先代典籍以后，古文就断绝了。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坏孔子的旧宅，得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的人已经不知道还有古文，称它为科斗书。汉代把它秘藏起来，很少有人能够见到。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敬侯抄写《淳尚书》，后来拿给淳看，淳竟不能辨认。到正始年间，树立三字石经，逐渐失去了邯郸淳的笔法。因为有“科斗”这个名称，于是就仿效它的写法。太康元年，汲县百姓盗掘魏襄王的坟墓，得到十多万字的竹简书。考察敬侯所书的文字，还依稀相像。敬侯说的是觊。敬侯论述篆书说：“秦代李斯号称擅长篆书，各座山上的刻石以及铜人的铭文，都是李斯所写。汉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稍稍不同于李斯，但也以擅长篆书著称。邯郸淳拜曹喜为师，大略探究到篆书的奥妙。韦诞向邯郸淳学习，却比不上他。太和年间，韦诞任武都太守，因为善于书写而留在朝中补任侍中。魏氏宝器上的铭文题字，都说是韦诞所写。汉末又有蔡邕，采纳李斯、曹喜的笔法，形成古今杂糅的形体，但在精密简约、条理清晰方面不如邯郸淳。”他论述并记录隶书的部分，已经大略见于《武纪》。又说：“师宜官擅长写大字，邯郸淳擅长写小字。” 梁鹄说邯郸淳掌握了次仲的笔法，但梁鹄运笔时却把笔势发挥到了极致。他论述草书说：“汉朝兴起以后有了草书，却不知道作者的姓名。到章帝时，齐国相杜度号称善于书写篇章。后来又有崔瑗、崔寔，也都以擅长书法著称。杜氏结字非常安稳，但书体略显瘦削；崔氏很能体现笔势，但结字稍显疏散。弘农人张伯英因而把这种技艺转变得更加精妙。凡是家中的绢帛，必定先写上字，然后才拿去漂练。他临池学习书法，把池水都染黑了。每次下笔都一定以楷书法则为准，所以号称‘匆匆不暇草’，连一寸纸也不肯留下空白。他的作品直到现在还特别为世人珍爱。”韦仲将称他为“草圣”。张伯英的弟弟张文舒，次于张伯英。又有姜孟颍、梁孔达、田彦和以及韦仲将这一类人，都是张伯英的弟子，在世上有声名，但都远远比不上张文舒。祝文。魏。祭祀桥玄的文章【曹公的军队到了浚仪，治理睢阳渠，追遣使者用太牢祭祀桥玄，祭文说：】已故太尉桥公广泛施行美德，博爱而宽容；国家怀念他的明训，士人思念他的美好谋略。如今他的神灵幽隐、形体埋没，离我们多么遥远，已经不可复见了。我在年幼时就曾登门拜见，特别是凭我顽钝鄙陋的资质，竟得到大君子的接纳，使我增添荣耀、增长见闻，全都出于您的奖掖和帮助。正如仲尼说自己不如颜渊，李生深深赞叹贾复一样，士人为了知己而死，这份情怀我永远不会忘记。又听说您曾从容地说过约誓的话：死后如果路上经过，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相互洒酒祭奠；车子经过三步之远，腹中就会疼痛，不要责怪我。虽然这只是当时戏笑的话，但若不是至亲至厚的交情，哪里肯说出这样的话呢？并不是说您的神灵会发怒，使活人得病。只是追念旧日，回想起来令人凄怆。我奉命向东征伐，驻扎在您的乡里附近，向北遥望您的故土，心中已经来到您的陵墓前，姑且献上微薄的祭奠，愿公公尚且享用这些祭品。蜀。即位告天文。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臣备谨用黑色公羊，明白地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朝拥有天下，历数绵延无疆。从前王莽篡夺作乱，光武皇帝震怒而诛灭他，国家社稷才得以恢复。如今曹操拥兵阻乱，怎能忍心杀戮君主和皇后，使灾祸滔天、灭绝华夏，完全不顾上天的明命。曹操的儿子曹丕继承他的凶逆，窃据神器；群臣将士认为社稷已经倾覆废毁，应该由备来修复它。继承武帝、文帝二祖的事业，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备自知德行浅薄，害怕辱没帝位，于是询问百姓，向外又询问蛮夷君长，众人都说：天命不可以不回应，祖先的事业不可以长期中断，四海不可以没有君主，普天之下都希望寄托在备一人身上。备敬畏上天的明命，又害怕汉家将要湮灭于大地，所以谨慎选择吉日，与百官登坛接受皇帝玺绶，修治燔烧、埋祭等礼仪，向天神告祭。愿神灵保佑汉家，使四海永远安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吴。即位告天文。皇帝臣权谨用黑色公羊，明白地祭告尊贵的后帝：汉朝享有国运二十四代，历经四百三十四年，运行的气数已经终结，福禄和国运已经耗尽，普天之下的联系松弛断绝，四方土地分裂崩溃。奸臣曹丕于是夺取神器。曹丕的儿子曹叡继承帝位，制造邪恶，滥用名号，扰乱制度。权生在东南，恰逢这样的时运，承受天命、掌握军政，志在使天下太平，奉天命辞令而施行惩罚，每举一步都是为了百姓。群臣将相、州郡百城任职办事的人，都认为天意已经离开汉朝，汉氏已经断绝了在上天那里的祭祀，皇帝之位空缺，郊祀没有主持者。吉祥的征兆和美好的瑞应前后纷纷出现，历数已经落在我身上，不得不接受。权敬畏天命，不敢不顺从。谨慎选择吉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愿诸位神灵享用祭品，在左右辅佐吴国，使天赐的禄命永远延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译《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五。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十六。祭文。魏。文帝接受禅让后祭告天地、岳镇海渎的文章。皇帝臣丕谨用黑色公羊，明白地祭告尊贵的后帝：汉朝历经二十四代，享国四百二十六年。四海困穷，三纲不能成立，五星运行错乱，神灵祥瑞一同出现。推究术数的人对此感到忧虑，古代的道理也都认为上天的历数和国运将在这一代终结。各种吉祥征兆，都是百姓和神灵的意愿，相继明白显示汉朝气数已尽的极点，以及魏家承受天命的符征。汉主认为神器应当授予臣丕，仿效有虞氏的法度，把帝位交给丕。丕震惧并敬畏天命，虽有美好的祥瑞，也不敢自以为有功。群公百官、掌管六事的人，以及外部的将士，直到蛮夷君长，全都说：‘天命不可以推辞拒绝，神器不可以长久空置，群臣不可以没有君主，国家万事不可以没有统领。’丕恭敬地承受上天的征象，怎么敢不敬慎承受？用龟卜，守龟显示大横之兆；用筮法，三种《易》都显示变革之兆。谨慎选择吉日，与群臣登坛接受帝王玺绶，向各位大神告祭。唯愿各位神灵享用祭品！永远使百姓得到吉祥，使魏国世代享有福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明帝追尊汉帝并告祭文帝宗庙的文章【明帝即位后下诏有关官员追尊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派太尉带着一太牢到文帝宗庙告祭，文辞说：】叡听说，礼就是返本修古、不忘最初的根本。因此前代的君主尊敬尊长、亲爱亲属，都对此有所崇尚。如今山阳公卧病而离开国位，有司建议按照丧纪之礼，礼数等同于诸侯王。叡想到山阳公过去明知天命所在，最终安然终老，深察历数，确实知道它在圣明之身，于是传承国祚、禅让帝位，尊奉我国君主，这正是陶唐氏的美德。皇帝最初接受天命，把国土授予公，实行汉朝的正朔，祭祀上天和祖先，礼乐制度全都遵循汉朝旧制，这也是舜、禹在明堂施行的义理。向上考察最初的成就，皇极由此建立；真正光明而能谦让的德行，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大概儿子以继承先志、承袭教诲为孝，臣子以符合天命、恭敬地继述为忠。因此《诗经》说‘不是急迫地谋划，而是追念先人的孝行’，《尚书》说‘前人接受天命，我们不能忘记这大功’。叡岂敢不奉行美善的典章，以彰明皇考的神灵？现在追尊山阳公为孝献皇帝，册封并赠送玺绶，命令司徒、司空持节前往吊祭并护丧，光禄、大鸿胪担任副使；由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建陵墓；并设置百官群吏、车旗服章，丧葬礼仪完全依照汉朝旧例。丧葬所需供给以及群官的费用，都由大司农供给；立他的后嗣为山阳公，以沟通三统，使他永远成为魏国的宾客。于是赠送的册文说：‘呜呼！从前皇天把灾祸降给汉朝，使逆臣董卓播布他的凶恶暴行，焚烧京都，迫使天子迁徙。当时天下扰乱如云，奸雄纷纷崛起，皇帝从西京出发，只求平定局势，来到洛邑，询问圣贤，又改乘车辕，迁往许昌。武皇帝依靠这一事业，岁在玄枵时，皇帝的军队开始征讨，一直到岁在鹑尾，历时十八年，群盗全部消灭，九州都得到安定。汉帝念及武皇帝的功劳，把国运赐给魏国，大大开拓疆土；到了文皇帝，他圣明齐备、宽广深沉，仁德声誉广泛流布，能够安抚远方、亲近近处，使不同风俗的地方也崇尚义理；上天的精气承接国祚，大地的神灵吐放光辉，考察北斗玉衡，确实承受历数，合乎法度仪制，足以使天帝满意，于是仰观七政，俯察五典，不采纳四岳的谋议，也不等待师锡的举荐，暗中得到神明的辅佐，承受上天禅让的帝位，把国祚建立在朕身上，统领并继承伟大的事业。听说从前帝尧任用八恺之后，凶恶的族类还没有被放逐；登用舜总理百官之后，百官才按时有序，内政平定、外部成功；在明堂授予帝位，退位后享尽天禄，因此能够在百王中冠绝其德，在嵩岳表彰其功。自那时直到今天，已经历经七代，年数达到三千，而大运重新归来，奉行天命而成就功业，继承我国君主的事业，建立皇极；念及重光，继承咸池，接续韶、夏，超越群后久远的踪迹，远胜商、周惭愧的德行，可以说是高明清朗、善始善终，昭著光明而伟大的功烈，其美盛达到极点了。若不是汉、魏两朝的德行同天地相合、诚信同四时相合，行动调和百姓与神灵，上达于天地之间，那么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朕想到孝献皇帝享年不长，敬重地遵循他的遗命，考察典籍和训诰，恭敬地述说皇考先灵遗留下来的意旨，阐明并尊崇宏大的谥号，奉行并完成圣明的美德，用以彰显世所罕见、彼此相合的隆盛，传扬亿万年不朽的荣誉。‘防而有灵’，请嘉许这宏大的美善。呜呼，哀哉！张昭等人为陶谦作的哀辞【陶谦去世时，享年六十三岁。张昭等人为他作哀辞说：】啊！使君、君侯、将军，承受并秉持美好的德行，文武兼备，禀性刚直而完备，以温厚仁慈来持守。您使令舒、卢得到治理，给百姓留下了恩爱；治理幽州和徐州，恩惠如甘棠一样普遍。那些警醒而有知的夷貊，依赖君侯而得到清平；蠢动的妖寇，若不是君侯便不能安宁。上帝念及您的功绩，以爵位和诏命彰显您的功劳。既任州牧又封为侯，开辟溧阳作为封土，后来升任上将，接受安东的称号。正要平定世间的祸乱，尊崇社稷，却寿命不长，突然去世。百姓覆失依靠，知道自己将陷入困穷。还不到十天，五郡就相继溃败。可怜我们这些百姓，将来还能仰赖谁？追思您却再也无法挽回，只能仰头呼喊皇天。呜呼，哀哉！《三国志文类》卷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七 诔 魏 曹植作《文帝诔》呜呼，哀哉！当时天震地惊，山崩霜降，太阳的光辉受到压抑，五纬运行错乱，百姓叹息，万国悲哀悼念。仿佛失去了父母，恩情超过了追慕高唐；在郊野捶胸跺脚，抬头遥想苍天，众人都说：“皇帝有什么罪过，竟过早离世、突然陨落？”呜呼，哀哉！悲痛啊！大行皇帝忽然光明熄灭，永远抛弃万国，云气消散、雨露断绝。听到消息时茫然恍惚，昏乱哽咽，抽出佩刀想自杀倒毙。追念三良，甘愿同穴而死；感怀南风，只能郁结于心，直到同归于尽。指着日影发誓，考察先代记载，探求圣哲的话：“生命如浮寄，只有德行值得论说；早晨听到真理，晚上死去也无憾，这是孔子的志向。”皇帝虽已去世，天赐的福禄却永远延续。用什么来述说他的德行，表彰在白旃上？用什么来歌咏他的功业，宣扬在管弦之中？于是作诔说：纯白浩大的太初之气，天地两仪由此开始分化；中和之气产生万物，开始有了人伦。直到三皇，他们确实秉承大道真理；下至五帝，接续美善纯厚。三代制定礼乐制度，沿袭前人的足迹建立功勋；末代继承者不能维系，纲纪在秦朝有所疏漏，礼乐崩坏、学术灭绝，儒生被坑杀、礼制被焚毁。到了二世便灭亡，汉氏于是因之而兴起，却不求古代训诫，反而遵循嬴政。王纲帝典，寂静得听不见踪迹；朱明的光辉昏暗，道路走到尽头，时运发生迁变。乾坤重新运行，选取圣人、授予贤者，于是眷顾大行皇帝，把黎民百姓托付给他。真龙飞腾而开启福祚，与上天元始之气相合；五行确定纲纪，改换年号。光明显赫，承受天命；仁德之风使万物低伏，德行通过礼制宣扬。祥瑞在圣人的资质上显现，幼年便高峻秀美；大概遍通六典，学习不止于家庭，专心向学而无所蒙蔽，志向高远直达青云；才华秀异，文采明朗，如美玉般晶莹。听察声音而不遗漏，观察事物尚未显现的形态；刚强如金，坚贞如美玉，洁白如冰，平正如砥石。封爵授功没有私心，诛戮违逆毫不轻纵；心如明镜照察万机，尽览臣下实情，思求贤能的股肱之臣。嘉奖古代伊尹、吕尚，搜求并举荐出身卑微的人；像商汤代替夏禹那样任用贤者，从岩穴中拔擢人才，从蓬门之中选取士人，只以德行为标准，不拘泥于出身；树立士人的表率，以道义为追求，不经营险要，忧虑天下四方；齐心遵守契约，以纯厚之道教化百姓，扩大并开拓规矩，能够继承前人；制定条文和品级制度，依据事实加以褒贬。乘坐殷代的车辂，实行夏代的历法；金根车、黄屋车盖，翠羽车饰、龙鳞纹饰；绋冕尊崇华丽，车衡和冠带都是新的；尊贵庄严的礼容，注视它就像见到神明。州牧选举贤能，敬慎地体恤百姓；勇猛的将领奉持符节，镇守四方；朱红旗帜所到之处，九州都受到震动；谁能不顺服，谁敢不称臣？旌旗悬挂在海边以外，万里之内没有尘埃；敌虏的凶恶防备被彻底摧毁，飞鸟也在江、岷之间坠落；敌人像干涸的鱼、干枯卷曲鳞片一样被摧残。肃慎前来纳贡，越裳进献珍宝，遥远的条支也派来侍子入朝为宾。德行可以同先皇相比，功勋可以同上古相等；上天降下祥瑞，黄初年间开始出现福祐。河中龙、洛水龟浮波而下，地面平正如秤、合乎绳墨；神鸾飞翔起舞，数荚灵草生长在台阶之间；风被系住而暑气消散，白色的祥兽和白色的禽鸟飞走在郊野。神钟、宝鼎从旧有土地中出现。云英、甘露降临，沾润大地；灵芝生满池沼，朱草遮蔽水边。和畅的南风阵阵吹来，甘美的雨水纷纷降下。庄稼丰收，我的稷和我的黍都得到成熟。家家佩戴仁惠君主的恩德，户户都像拥有慈爱的父亲。谋求达到天下大治，使德行和义理完全和洽。将要登临介山，使先皇与之相配；刻石记载功勋，同时记录各种祥瑞。正要隆重举行封禅，把功劳归于天地；以宾礼接待百灵，功勋命令都合乎规制。望祭四岳，燎祭封土、奉献柴薪；在南郊恭敬祭祀，尊奉上帝。三牲已经供上，举行夏禘、秋尝；元侯辅佐祭祀，献璧奉璋。鸾车幽深蔚然，龙旗和太常旗飘扬。到了太庙，钟鼓声铿锵响亮；歌颂德行、咏叹功业，八佾舞列声势整齐。皇祖已经享用祭品，先皇也来享祭；神灵都已经醉饱，降下这些福祥。天地震荡，大行皇帝使天下安康。日月星辰昏暗无光，大行皇帝使它们重新明亮；皇家的纲维断绝，大行皇帝使它重新建立；神器没有统领，大行皇帝承担其责任；礼乐废弛，大行皇帝使它重新张扬；仁义沉沦，大行皇帝使它重新发扬；潜藏的龙、隐伏的凤，大行皇帝使它们飞翔；疏远的夷狄得到长久安康，大行皇帝使他们得到匡正。在位七年，伟大的功业接连建立；将要永远保持太平，超越三皇五帝的踪迹。应当成为万物的师表，长久成为神明的主宰。寿命本应如金石长久，年数可与东父相比，为什么却突然摧折了身体？后土使我孤单，无所瞻望、无所顾念。唉，苍天啊，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呜呼，哀哉！您明察吉凶，通达生死存亡；深深留下典制，把它申告给继承皇位的皇帝。圣上恭敬承奉，顺从并奉行这些遗命。于是创建玄宫，以首阳山为陵墓根基；仿效谷林，追慕尧而承继唐的事业。墓山与陵墓合为一体，不立高坟，不设疆界。用涂车、刍灵随葬，不收藏珠玉。百神警戒侍卫，来宾于幽深的墓室；耕田的禽鸟、田野的兽类，都仰望陵墓飞翔。于是等待大隧工程完成，选择吉祥的黑色时辰。将遗体的光华幽藏在梓宫之中，凭靠正殿安置神灵。回望皇嗣号哭，听见在场者悲痛的声音；哀悼皇帝安然驾崩已经完成，感伤灵车迅速远行。魂魄飞浮于轻云之上，前往黄泉而形体消灭；背离日月星辰的光明，归入幽暗的玄宅。叹息这一去再也追赶不及，痛惜幽闭的宫门长久关闭。远方的臣子渺小而遥远，听到凶讳而惊惧悲痛。内心孤绝无处诉说，纷纷流泪交颈而下。思念恩宠荣华，心神横冲直撞，却被高峻险阻的宫阙关塞阻隔。回望衰绖而想轻装前往，却被关塞阻挡在身边。想要高飞远游、遥远休息，又害怕天网广远而难以逃脱。远远把尸骨投到山脚，在地下庭院报答恩养。感慨捶心，独自悲悼；害怕施用厚重的祭礼反而使生命轻贱。叹息我这微小的身躯愿意献出效命，甘愿经历九死而求一生。唯恐司命掌管的死亡簿籍，先于黄发老人便使我陨灭。上天高远却能察见卑微之处，希望神明听见我的心声。独自郁结而无处申诉，追随回望日影，怜惜自己的形体。写下这篇文章来抒发思念，凝结于笔墨来铺陈诚意。呜呼，哀哉！《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十八 诗赋 魏 王粲《美西征诗》【魏公西征，张鲁侍中王粲作五言诗赞美这件事】从军有苦有乐，只看跟随的是谁。所跟随的人神勇兼备，哪里会让军队长久劳苦？相公征讨关右，盛怒之威震动上天。一举消灭獯虏，再举使羌夷降服。向西收取边地的贼寇，忽然就像俯身拾取遗物一样容易。陈列的赏赐高过山岳，酒肉多得超过河川沙洲。军中人人饱食有余，人马都肥壮充足。步行的和乘车的全都回来，空车出发却带回了多余的资财。拓展土地三千里，往返快得如同飞行。歌舞着进入邺城，所希望的没有一样不实现。文帝《临江观兵诗》【文帝巡幸广陵故城，来到江边检阅军队，皇帝在马上作诗】在江水边检阅军队，江水流得多么浩荡！戈矛排列如山林，黑色铠甲映照着太阳的光芒。勇猛的将领怀着暴烈的怒气，胆气正纵横无比。谁说江水宽广？一片苇叶也可以渡过。还没有交战就使敌虏屈服，收起兵器才称得上贤良。古公住在岐邑，实际上从这里开始剪除殷商。孟献在虎牢修筑营垒，郑人害怕得叩头。充实国力，致力于耕种繁殖，先零自然灭亡。在淮水、泗水之间兴办农业，在徐方都城修筑房舍。衡量形势运用权谋，六军都安乐康健。哪里像《东山诗》所说的那样，长久充满忧伤。陈思王献给文帝的诗【二篇】啊，显赫的先父，正是武皇，承受上天的命令，安定救济四方。朱旗所到之处，九州都被扫除扰乱；玄妙的教化广泛流布，荒远之地也来朝拜称王。功业超过商、周，可以与唐尧相提并论。上天笃厚地生下我皇，世代相承而又两次聪明睿智。用武则肃穆刚烈，用文则时世和谐。接受炎汉的禅让，君临万邦。万邦既已教化，全都遵循旧有法则。广泛册命尊贵的亲族，使他们藩屏王国。皇帝说：‘你，侯爵，君临这片青州土地，完全拥有海滨之地；疆域可与周代鲁国相比，车服光彩显赫，旗帜章饰井然有序。’济济一堂的俊杰贤才，做我的辅弼和助手。我这个小子，仗恃宠爱而骄傲自满，一举一动都触犯时法，行动间扰乱国家纲常。身为藩屏，却败坏了先人的法度；傲慢对待我皇的使者，违反朝廷礼仪。国家已有典刑，我将被削夺封爵、贬黜，交付司法官审理。元凶带头作乱，英明的天子因为深厚地亲爱同族，不忍心依法治我的罪。于是把我暴露在朝廷广场，违背了执掌法宪者的处置。可怜我这个小子，改封到兖邑，在黄河边上。有股肱之臣却不能设置，只有君主而没有臣下。荒淫造成的过失，谁来辅弼我自身？我让仆夫戒备，前往冀方。可叹我这个小子，竟遭受这样的灾殃。显赫的天子，恩泽不遗弃任何人，给我戴上玄色礼冠，系上朱色绶带。朱绶光彩盛大，使我重新获得荣华。剖分符节，授予玉印，加给我王爵。我仰面接受金玺，俯身手持圣旨。皇恩实在过于隆厚，我只恭敬承受而又恐惧惭惕。想我这个小子，曾被顽劣凶恶的罪过缠身。活着惭愧于陵墓，存在又愧对朝廷。不是我敢于轻慢皇恩，实在是仗恃恩德才得以如此。皇威和神灵的加护重新降临，足以让我终身感戴。上天的恩德无边，我已不敢顾惜自己的性命。常常害怕颠沛流离，抱着罪责归于黄泉。愿意冒着箭石，树旗于东岳，希望建立哪怕毫厘的微小功劳，来亲自赎回危急的生命。接受使命而知足，即使获罪，也甘愿奔赴江湘，挥戈于吴越。上天开启了恩路，使我得以保卫京畿。盼望奉见圣颜，如饥似渴。心中如此仰慕，悲怆之情实在深重。上天高远却能听见卑微的声音，皇帝一定会照察我的微诚。又说：恭敬接受明诏，响应保卫皇都的使命。天未亮就驾车出发，给马喂料、给车涂油，命令掌管徒役的人，整肃我的行军队伍。早晨从鸾台出发，傍晚宿在兰渚。原野广阔，田野和水泽纵横；士人百姓众多。经过公田，看到我们的黍稷而感到喜悦。那里有弯曲的树木，重重树荫也不能停留休息。虽然带有干粮，饥饿时却没有空闲吃。望见城墙也不能超过，面对城邑也不能停留。仆夫发出警告，便沿着平坦的道路前进。黑色的四马车安详行驶，扬起马嚼，飞沫四溅；流动的风像翅膀托着车衡，轻云承托着车盖。渡过山涧的水边，沿着山岭的曲隈。沿着黄河岸边前行，把黄土山阪当作台阶。向西登上关谷，有时下降，有时上升。骖马疲倦于道路，睡了两次又两次起身。将要朝见圣皇，哪里敢贪图安逸。放松马缰长途奔驰，指向太阳迅速前进。前面的先驱举起烽火，后面的车辆高举旌旗。车轮不停转动，鸾铃声没有片刻停止。于是到达皇帝宫室，在西墙下停车。嘉美的诏书尚未赐下，朝见之礼也没有能够举行。仰望城门，俯视宫阙朝廷。长久怀念，永远仰慕，忧心如同酒醉。又作《发愤告离诗》【当时对待诸国的法令严峻，任城王突然去世；诸王都怀有兄弟死亡的悲痛，植和白马王彪回归封国，想同路向东回去，叙说彼此隔绝的思念，但监国使者不答应，植发愤告别，作诗说】我拜见皇帝于承明庐，将要回归旧日封疆。清晨离开皇城，日暮经过首阳山。伊水、洛水广大而深，想渡河却没有桥梁。泛舟越过汹涌的大浪，怨恨那向东的道路太长。回头看着城阙而留恋，伸长脖颈远望，心中悲伤。大谷多么空旷，山中树木郁郁苍苍。连绵的雨水使道路泥泞，积水浩荡而横流。道路中间完全没有车辙，只好改道登上高冈。沿着长长的山阪直达云日，我的马黑黄相杂。黑黄相杂的马尚且能够前进，我的思绪却郁结曲折。郁结曲折又在思念什么？亲爱的人正处于离别之中。本来计划彼此同行，中途却不能一起走。鸱枭在车轭上鸣叫，豺狼挡在道路中央。苍蝇离间黑白，谗言巧语反而使亲近者疏远。想回去却完全没有小路可走，我握住缰绳停下来徘徊。徘徊又有什么可留恋的？相思之情没有终点。秋风吹来微微的凉意，寒蝉在我身旁鸣叫。原野多么萧瑟，白日忽然隐没在西方。孤独的野兽奔走着寻找群体，衔着草也来不及吃。归鸟飞向高高的树林，轻快地振翅疾飞。感触外物使我内心悲伤，抚摸胸口长声叹息。叹息又有什么用？只是天命与我相违。怎能不思念同胞兄弟？一旦前去，身形便不能回来。孤魂飞翔在故乡，灵柩却寄放在京师。活着的人不要再经过这里，死去的人自身已经衰亡。人生处在一世之间，忽然就像早晨的露水被晒干。年岁已经到了桑榆之际，身影和声响都无法追寻。回头看自己并非金石之身，叱咤之间便使心中悲痛。心悲痛而震动精神，只好把这些念头弃置，不再陈说。大丈夫志在四海，即使相隔万里也如同近邻。只要恩爱不亏损，即使相隔遥远，情分也会日益亲密。何必一定要同床共被，才可以表达深厚情意？仓促之间的骨肉亲情，怎能不怀有苦辛？苦辛又有什么可忧虑思念的？天命实在令人怀疑。虚妄地寻求列仙，松子仙人长久以来都在欺骗我。变故发生只在片刻之间，百年寿命谁能保持？离别之后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握手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愿你爱惜玉体，我们都享有白发高寿。收住眼泪踏上长路，提笔从此告别。又有《琴瑟调歌辞》。唉！这株随风飘转的蓬草，处在世间为何偏偏如此？长久离开根本，日夜不停地向前飘去。东西方向经过七条陌路，南北方向越过九条田间小路。忽然遇到旋风刮起，把我吹入云间。自以为终于能够登上天路，忽然又沉落深渊。惊人的暴风又把我吹出，原来归回了田野。向南行却又转向北，说是向东却反而向西。这样漂荡不定，我究竟依靠什么？忽然消失，又重新出现。飘飘荡荡周游八方水泽，接连飞越五座山。流转不定，没有固定的居处，谁知道我的艰苦？愿成为树林中的草，秋天随着野火一起焚烧。被烧得糜灭难道不痛苦吗？但愿能同树林的叶子连接在一起。楚王世子嘉赠给石崇的诗。

译文武才干顺应时势，兼具各种才华全在于明智通达。可叹啊，我石生是国家的俊杰，入朝侍奉皇帝，出朝便位列九卿。威严法度肃整青州、徐州，声威风发宣扬到吴地后裔。过去错误地与你同列官位，情谊深厚超过鲁、卫。分别已经超过十年，思念远方，内心更加郁结。希望你鉴察我的这片真诚，无论寒暑变换都不要违背我们的情契。石崇答诗。过去常常一同接受朝廷礼遇，俱在青云之中。共同敦行道义，教导贵族子弟，使儒家教化广泛而融洽。同声相应而没有异调，所以使恩爱深厚。难道只是敦厚于当初的交情，友好的情分也在善终吗？孔子不嫌弃九夷，老子远赴西戎；逍遥于沧海一隅，也可以保全君王自身。世间事务不是我所追求的，连周公也不值得梦见；以玄妙寂静使精神旺盛，因此守持最为虚冲的道理。阮瑀创作琴歌。阮瑀善于辨识音律，能够弹琴，于是抚弦歌唱，因而创作歌曲说：‘巍巍的天门打开，大魏正应合时代的运数；青色车盖巡行九州，遍及东西。人们感念士人，因为士人知遇自己；死去的女子也因得到爱悦者而欢喜。玩味恩义，如果能够充分施行并使之畅达，别人哪里能够扰乱它？’ 阮籍《寄怀歌》【阮籍年轻时曾游苏门山，山中有隐士，无人知道姓名，只有几斛竹实和一副臼杵。阮籍跟随他，与他谈论太古无为之道，以及五帝三王的义理。苏门先生神情萧然，始终不曾认真听，阮籍便对着他长声啸叫，清越的声音响亮。苏门先生愉快地笑了，阮籍下山后，苏门先生也长啸，声音像鸾凤之音。到这里，阮籍便借用苏门先生的言论，寄托自己的情怀。他的歌说】太阳在不周山以西落下，月亮从丹渊之中升起。阳光的精气被遮蔽而看不见，阴柔的月光取代它成为主宰。月亮高高悬着只是片刻，昏暗之后又将重新兴盛。富贵不过俯仰之间，贫贱又何必永远不变？又叹道：‘天地解体了，四方开裂；星辰陨落了，日月衰颓。我腾身向上，又将怀念什么？’ 嵇康《自责诗》【嵇康在北山中见到隐士孙登，想同他交谈，孙登默然不答。过了一会儿嵇康将要离开，嵇康说：‘先生竟然一句话也不说吗？’孙登才说：‘你的才华多而见识少，在当今世道很难免于祸患。’后来嵇康遭遇吕安事件，作诗自责】我想减少自己的过错，诽谤议论却沸腾不止；本性并不伤害别人，却屡屡招来怨恨憎恶。过去惭愧于柳下惠，如今又愧对孙登；内心辜负了旧日心愿，对外又使良朋感到羞惭。吴质《思文帝诗》【文帝去世，吴质思念哀慕，作诗说】悲痛地怀抱深重忧愁，深重的忧愁使人无法安居。来回走动不能坐下，进出往返地徘徊。想到圣主过去的恩德，荣誉爵位与众人不同。自以为可以终身相伴，志气才正要舒展。哪里料到中途竟被抛弃，你弃我而归于黄泉。孤苦无所依靠，眼泪像连续不断的珠子落下。随着你死去也没有什么益处，自己死了名声也不会被记载。慷慨激发自己，勉力振作，希望能够成为刚烈的大丈夫。杜挚向母丘俭求药诗【杜挚与母丘俭是同乡旧交，所以作诗向母丘俭求一丸仙人药，想以此感动恳切地请求他的帮助。诗说】骏马如果不被试用，只能在马槽和马厩之间盘旋；壮士的志向没有伸展，处境困顿而饱受辛酸。伊尹曾是陪嫁的臣子，吕望曾亲自拿着鱼竿；管仲困于经商，宁戚对着牛叹息；郦食其住在看守城门的地方，淮阴侯曾饥饿得无饭可吃。朱买臣老年还背柴，妻子在旁呼喊他也不回头；释之做官十年，职位仍没有超过原来的官职。我的才干比不上八位贤士，为什么也要和他们一样遭受困厄？无知的人并不在这里。袁盎还没有发话，彼此长期患病，荣卫之气动荡而不能安定。听说有韩众的药，确实请你给我一丸。母丘俭答诗。凤凰飞翔在京城上空，哀鸣着有所思念。既然才华是为圣明时代而生，为什么德音还不令人欢悦？八位贤士过去没有得到机遇，如今却遇上了明时。胡康从田垄间出身，杨伟没有根基。也终将飞腾冲上云天，奋勇迅疾地与光明相合。骏马的骨相与普通马不同，伯乐一看便能识别。只应当保养羽翼，大鹏高飞一定会有时机。身体没有丝毫疾病，哪里用得着询问良医？接连轻快地栖息聚集，反而要被燕雀讥笑。韩众的药虽然良好，有时却也不能治愈。悠悠千里之外的情意，姑且用几句话回答你的美诗。真心受到内在感动，实在不能推辞不答。陈思王曹植《铜爵台赋》【曹植字子建，当时邺地铜爵台新建成，太祖把诸子都带上台，让他们各自作赋，曹植提笔立即写成，赋说】跟随圣明的君主游乐啊，登上层层高台来娱乐心情。看见太府广阔地敞开啊，观览圣德经营建造的事业。建起高大巍峨的宫门啊，双重宫阙高浮在青天之上。树立直入云中的华美楼观啊，飞阁连接着西城。俯临漳水长流啊，远望园中果树繁茂滋长。仰望春风温和宁静啊，听百鸟发出哀鸣。天云垣已经建立啊，家国的愿望得以实现。把仁德教化传播到天下啊，使人都在京城恭敬肃穆。桓公、文公的盛业啊，哪里足以同圣明相比？美好啊，盛美啊，恩惠泽被远方。辅佐我皇家啊，使四方安宁。与天地的法度相同啊，与日月的光辉齐等。永远尊贵而没有极限啊，寿命与东王公相等，如此等等。太祖对此深感奇异。薛莹献给孙皓的诗【薛综的儿子薛莹，孙皓初年任左执法，升任选曹尚书；太子建立后，又兼任少傅。建衡三年，孙皓追念感叹薛莹父亲薛综的遗文，并命薛莹续作。薛莹献诗说】我的先祖，过去曾在汉朝做官，世代绵延相承，也多次出入台观。到了我的父亲薛综，遭逢时世的灾难，失去金印，国家和家族毁败混乱，于是来到这片乐土，希望保存一点遗民。上天启发他的心志，他便归向东南。起初作为流民隶属之人，困顿于蛮荒边境。大皇帝开创基业，恩德远播，特意降下招命，把他从泥污中拯救提拔出来，解除巾褐平民身份，接受官职、剖分符节，出任合浦太守，在海边一隅任职。后来迁入京城，终于升入机要枢纽；枯槁衰败的家族重新荣耀，断绝的世系重新延续。从卑微到显达，并非最初的愿望，也只是恩宠过分，内心以为达到足够便应停止。又逢文皇帝建立年号，东宫于是任命我为少傅，光荣更加隆盛。英明的圣太子，至德而谦恭崇高，礼遇一并增加，恩泽深厚而丰厚。可悲啊先臣，想着竭尽忠诚，大恩尚未报答，便弃世而终。可叹我卑微浅陋，只有兄长和弟弟，幸而出生、幸而长大，得以承托薛综留下的身体。经过父亲庭前的训诲，我却愚昧闭塞，难以开启；不能继承家业，志向只在像农夫一样耕作。哪里料到圣朝仁慈恩泽充盈，追录先臣，怜悯他没有完成事业，扶助拔擢我们，给予特殊荣誉。薛珝忝居千里之任，奉命南征，旌旗仪仗齐备，金鼓兵器声势显扬。至于我这样浅陋的人，实在昏暗卑微；既然显扬了前人的轨迹，成为人物中的机要之臣，又辅佐东宫，继承世代的光辉。我的才干比不上先人，实在有辱而又违背了先人的事业。陛下广泛推求德行，尊崇文雅；追悼亡臣，希望保存他的遗类。可是像我这样愚蠢的后辈，竟然一点也不像他吗？看着先人过去的宠遇，回顾自己顽劣空虚，谁能忍受这种羞愧？我实在与这种羞愧相伴，早晚辗转不安，尽心自我反省。父子兄弟世代累受皇恩，死后也只有结草衔环来报答，活着则发誓舍身效命。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分之一。

译胡综《黄龙赋》【孙权称尊号，因祥瑞改年号，又制作黄龙旗。大牙旗常在中军，各军进退都看它所指的方向。命胡综作赋】天地开始建立，三才由此产生。狼弧星垂示天象，实在象征兵器的精良。圣人观察法则，依此效法经营。开始制作器械，于是寻求把它完成。黄帝、神农开创世代，拓展并奠定皇业，上顺天心，下息民灾。高辛氏诛杀共工，舜征讨有苗，夏启有甘之战，商汤有鸣条之战，周在牧野，汉在垓下，无不凭借兵力克敌而完成基业。光明的大吴，实在是上天生出的德运，以神武为常法。皇帝的极盛基业，早在从前就已存在；以黄帝、虞舜为祖先，历经五代，世世代代在下承继，响应时运接受天命，从南方发迹，将要大大恢复大道，革除我华夏的弊乱。于是顺应天时，制定神奇的军阵，取法太一星，设置五将、三门。快速时如闪电，迟缓时如云；进退停止都有法度，简约而不烦琐。四灵已经布列，黄龙处在中央，环绕日月，实在称为太常旗。它高高特立，六军都仰望它。仙人在上方鉴察四方，神灵实在使它如此，成为国家的祥瑞。军队将要转向时，黄龙旗先行移动；金鼓不鸣，寂然之间施行幽暗的谋略，像神灵一般，可以说神秘奇异。从前周室有赤乌衔书，如今大吴有黄龙吐出符瑞，与《河图》《洛书》相合，行动都与大道相随；上天赞助、人事和谐，众人都说这是祥瑞。《三国志文类》卷五十八。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九。杂文。蜀。却正《释讥》【却正字令先，在魏国任中书令史，升为郎，直到中书令。他性情淡泊于荣利，尤其专心于文章。自从任内职以来，与宦官黄皓比邻而居、周旋交往，历经三十年。黄皓从微贱升至显贵，操纵玩弄威权。却正既不受黄皓宠爱，也不受黄皓憎恶，因此官位不过六百石，却免于忧患。他依循先儒的思想，借文章表达自己的意思，题名为《释讥》。这篇文章接续崔骃《达旨》，其辞说】有人讥讽我说：‘我从前代记载中听说，事情总是与时代并行，名声总是与功业相伴。既然如此，名声和事业，就是前代贤哲最急切经营的事务。因此创制法式，如果没有合宜的时代就不能建立；流传声名，如果没有功业就不能记载。名声必须依靠功业才显赫，事业也要等待时机才能施行或停止。身死名灭，是君子所感到羞耻的。因此通达之人研究大道，探究幽深细微，观察天运的征兆，考察人事的盛衰。善辩者驰骋言说，明智者应对时机，谋士推演谋略，武士奋扬威势；他们如云雾聚合，如风雷激荡，衡量时势、审度利宜，借此取得立身于世的资本。小处暂时屈曲而大处最终伸展，以公义为重而忽略私情，即使尺许之处暂时弯曲而最终达到寻丈的伸直，终究会发扬光明而显出光辉。’如今三国鼎立，九州尚未安定，茫茫四海之内，百姓遭逢灾祸败乱。可叹道义沉没阻塞，怜悯百姓颠沛流离。这实在是圣贤拯救天下的时机，也是烈士树立功业的地方。您的才华高明朗彻，资质如美玉，博览群书并广泛探究，留心于道术；没有遥远之处不能到达，没有幽深之处不能洞悉。挺身而出接受使命，探求其中的奥秘，在紫禁宫门徘徊，掌握传达诏令的职务。经历九次考核而职位不变，只进不出。考究古今的真伪，筹划时务的得失。即使有时献上一份奏章，偶尔进献一句话，也只是解除官府的责备，慰藉白食俸禄的惭愧，终究还没有能够输尽忠诚、倾尽心肺。排开众人进入值班之处，使恩惠覆盖百姓，也让我们这些粗鄙之人能够有所听闻。为什么不放缓缰绳、舒缓马匹，回转车轨、改换道路；让车舆安稳、车驾舒展，任凭马匹前往，审慎地涉水渡河？还要探寻平坦大道的显赫宽阔，播撒秋兰使芳香流传后世，以符合我们这些人的愿望，岂不是盛美的事吗？’我听后叹息说：‘唉，竟然有这样的说法吗？人的心性各不相同，确实就像面貌各不相同。您虽然光彩明丽，美好而艳丽，但只是从管中窥天、从筐中看物，守着自己所见的一隅，不能用来谈论八方天地的形势，也不能确实精通万事。’那人立即仰头扬起车衡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我回答说：‘虞帝把当面顺从作为戒条，孔圣把只讨自己喜欢视为过失。像您这样的说法，正是我想要说明的，我

译将为您论述并加以解释。从前鸿蒙初开、昏昧肇始，三皇顺应天命，五帝承受符命。到了夏商，前代典籍都有记载。周室衰微、道义缺失，霸主从旁扶翼。秦嬴暴虐残酷，吞并天下八方。于是合纵连横如云骤起，欺诈诡谋如星纷现，奇异邪曲之说蜂拥而动，智巧故技开始萌生。有人粉饰真实以仇视虚伪，有人挟持邪说以求取荣宠，有人用诡诈之道来求取上位，有人出卖技能以自我夸耀。他们背弃正道、崇尚邪曲，抛弃正直而趋附谄佞；忠诚没有固定的界限，义理没有恒常的准则。因此商鞅的法令穷尽之后，邪恶便兴起；李斯的义理败坏之后，奸诈便形成。吕氏门庭壮大而宗族灭亡，韩非的辩说建立却自身受刑。这是为什么呢？利欲改变了他们的心志，宠荣耀眼夺目；显赫的龙章，光亮的车服，使人苟且侥幸以求所得，反复陷入邪曲。沉溺于邪恶，荒唐迷乱而放纵任性；车上的和鸾之铃还没有调和，身体却已经置于车辕旁；朝廷还未能践履，栋梁已经折断，屋椽已经覆落。上天收取了他的精气，大地收缩了他的恩泽；世人哀吊其身，鬼神削除其额。起初登上高冈，最终坠入幽谷；早晨还含有荣华润泽，晚上便成为枯朽的魂魄。因此贤人君子深思远虑，畏惧那些灾祸罪责，超然远举，宁愿在泥涂中拖着尾巴，也不愿以浊世的声誉为荣。他们难道是轻慢君主、怠忽百姓，而不关心时务吗？大概是因为《易》记载了行动和停止的戒律，《诗》有安靖恭敬的感叹；于是神明听察，道理使人如此。自从我大汉应天顺民以来，政治隆盛，明亮如春阳；俯首依循大地的法则，仰面遵循上天的文理。播布皇帝恩泽使世道光明，发扬丰厚美好的教化。君臣都履行法度，各自守持正道；上面有广泛询问采纳的宏量，下面有匡正补救的责任。士人没有虚浮华饰的宠遇，百姓都有实行善行的踪迹，文采灿然、勤勉不息，都崇尚这种忠诚有益的行为。然而大道有盛有衰，万物有兴有废。有时发声，有时寂静；有时光明，有时昏暗。红日会在深秋受到阻抑，玄阴也会在初春被压制。羲和离去而望舒继起，运行的气机隐藏而光明之神显现。冲和的本质不能长久，桓帝、灵帝相继败亡；英雄像云一样布列，豪杰足以盖世，各自挟持特殊见解，人人怀有不同谋计。因此合纵连横者突然袒露胸怀，欺诈诡谋者暂时吐露舌头。如今天网已经编织，德化建立在西方邻地；光大显扬祖先的宏大法度，以优厚爵禄系结士人，兴起五教训导风俗，充实九德以救济百姓，恭敬明察地举行礿祭，扶持皇道以辅助真理。虽然对峙者尚未统一，虚伪者尚未辨明，但圣人垂示戒诫，大概正是使天下平均而无贫。于是君臣在朝廷共同成就美德，百姓在野外欢欣拥戴；行动如同重叠的圆规，静止如同重叠的矩尺。济济一堂的伟大贤才，都是元凯一类的人；有过错必定知道改正，具有颜子般的仁德；从容处理各项政务，具有冉季般的治理才能；像鹰飞扬、猛禽腾跃一样建立功业，正是伊尹、吕望一类的事业。总括群贤的上等谋略，包含薛氏的三条计策，施行张良、陈平的秘策。因此竭力征讨以勤劳天下，援助华夏英才而没有闲暇，哪里有空修整荒林中的枯竹呢？然而我没有才干，在朝廷任职多年，把身心寄托于上天，内心以此为依靠。以沧海的广大深邃为乐，感叹嵩岳的高峻，听到孔仲尼赞美商之言，感受到乡校对自己的助益。那位伊尹般的贤臣平仲，也能调和羹汤，进献可行之事而废止不可行之事。因此我冒昧发表盲人的见解，时常有所进献；譬如遒人从市井采集歌谣，儿童在边地吟咏歌唱，希望借此增广福祥，贡献力量提出规谏。如果意见相合，便以昏暗辅助光明，进而响应神灵的符命；如果意见相违，那是我本来应守的分际，退下便守住自己的愚见。进退听任命数，不矫饰也不欺诬，顺应本性、安于天命，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这就是我已经进入仕途却不外调，虽有职位却好像没有职位的原因。哪里像屈原那样总是清醒，像渔父那样必定以浑浊自处而醉酒；也不把柳下季的卑辱视为混同，不像伯夷、叔齐那样偏执于高傲怨愤。意见相合不以得到为得，意见相违不以失去为失；得意不因此满足屈服，失意不因此惨然惊惧；不因居前而顾盼车轩，不因落后而忧虑车辆轻重；不贩卖声誉以求恩泽，不推辞欲望以防被贬黜。还有什么责任需要解除？

译还有什么俸禄需要防止？还有什么方面需要排斥？还有什么正直之言不能进入？九次考核而职位不变，本来就是我所坚持的。如今朝廷士人堆积如山，杰出人才成群，犹如鳞介潜藏于大海，毛羽聚集在邓林；飞鸟往来并不会因此显得稀少，游鱼到来并不会因此显得拥挤。况且阳神曾隐伏于唐尧之世，阴精曾应合于商代；阳盱祈请便使洪灾平息，桑林祷告便使甘雨滋生。行动和停止都有道理，开放和闭塞都有期限。我以先师遗训为准，不怨天、不尤人，委身听命、恭敬自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译言辞已经穷尽，道路又孤单，我将返回最初的操守。综合坟典流传的芳美，寻求孔氏遗留下来的学艺；缀辑细微的言辞来保存大道，效法先贤轨范而制定文章。赞美叔肸的优游自得，欣赏疏氏的远行；收取知止知足的道理而归去，放任浩然之气而从容舒展。以环堵之室为乐，安静地享受生活，免除今世的罪咎悔恨。但想到这颗心还没有安泰，害怕人生末路陷入泥滞，于是仍寻求激励来增加愤发，尽情表达内心而告誓。从前九方皋在最高贵的层次考察精微，秦牙沉思于奇异的形貌；薛烛察看宝剑而使声誉飞扬，瓠梁寄托琴弦而使声名流传；齐国隶臣拍着大腿来成就文章，楚国客人暗中攻取来保全荆地；雍门周援琴而夹带游说，韩哀执辔而驰名；卢敖在玄阙上遨游，若士挺身于清云之中。我实在不能在技艺上与这些人相齐，所以只能安静地守持自身，使自己获得安宁。李兴为诸葛亮立碑表彰故里的文章【晋永兴年间，镇南将军刘弘来到隆中，观览诸葛亮的故宅，立碑表彰其宅，命太傅掾、犍为人李兴作文说】天子命我镇守沔水之阳，听着战鼓而长久思念，希望追寻先哲遗留的光辉；登上隆山远望，凭轼凭吊诸葛亮的故乡。神异之物能够应合时机，大器之才没有固定的形态；通达之人没有滞碍，大德之人不拘常规。因此谷风吹起，驺虞便长啸；云雷升腾，潜藏的鱼龙便奋跃。伊挚因三次聘请而脱去布衣，尼父因得到征召而提衣登车；管仲接受任命后如豹变，子贡感激而回转庄敬。徐生摘取果实的故事尚且奇异，何况你从深藏中显现；刘备与人初次相交便隆重礼遇值得称美，你的周全德行更值得嘉许。凡有知己的君主，便有竭尽生命效命的贤臣。这正是你使我国三分天下、掌控边荒、抗衡北方、驰骋魏国疆域的原因。英伟啊，您独自含有上天的灵性，难道只是神灵之所为，难道只是人的精华？您的谋思多么深远，您的德行多么清正！相隔异代却如同在梦中相通，只恨不能同时出生。推究您的八阵图，其精妙不在孙武、吴起之下；木牛的奇巧，不是公输般、墨子所能比；神弩的功效，多么微妙！千口井齐整砌筑，又是多么神秘的要术！过去颠夭有名声却没有遗迹，谁能比得上您？良好的筹谋、奇妙的策画，即使臧文仲已死，只凭言论得到称誉，也仍不如您的言论和行为都得到验证。管夷吾返回齐国的朝堂，乐毅功业没有终成，又怎么能同您相比？您明智而守持虚冲，临终接受托付；谦让超过许由，凭靠屏风处理政事；百姓的言论能够流通，刑罚合于郑国之治，教化美盛如鲁国。蜀地百姓知道羞耻，黄河、渭水之间安定无事；您不是皋陶便是伊尹，哪里只是管仲、晏婴，难道仅仅相当于圣人宣父吗？我慷慨激昂，屡次叹息。过去您隐居并占卜时，只有这座宅第是仁者、智者所居之处，难道能没有规制和格局吗？日月运行，时光终于坠入夜晚，谁能不死？可贵的是留下遗范，只有您的功勋能够移风易俗于后世，吟咏歌唱您遗留下来的典范。懦弱的人将因此受到激励，您的谋略多么遥远高大，规范多么卓异。凡是像您这样的人，实在难以穷尽考察。过去我们相隔乖离，相距万里而道路不同；如今我前来，得以看见您的故居。汉高祖的魂魄归于丰沛，姜太公过了五代又回到周室；我想象您的魂魄仿佛仍在，希望您的声影还留有余响。您的魂灵如果有知，难道会不知道这些吗？吴。华覈起草的文章【孙皓认为华覈年老，命令他起草奏表，华覈不敢接受；孙皓又命他起草诏文，华覈停立等候命令，于是写文章说】想我华覈只是个小臣，如同草芥一般平凡庸碌，却遭受陛下眷顾，得到特别深厚的恩典。从朽壤之中超拔出来，如蝉蜕一般进入朝廷；在紫禁宫门沐浴光辉，凭借青琐之门而立身。谨慎地承受清露，沐浴和煦的南风；功劳没有丝毫，却辜负了朝廷。高山尚且承受滋润，我也承受包容污垢的恩贷；重重污秽的资质，蒙受荣耀，局促的命运也得以舒展。想要报答无边的恩德，只能把自己托付给皇天。圣恩如雨倾注，哀怜而舍弃我的过错，屈尊命令我起草答文，恩泽施及下愚。我不敢违背诏令，又害怕迅速获罪被诛杀，只能冒昧接受诏命，使将要灭亡的形骸暂且留存。《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九。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文类》卷六十。

译传。魏。《张夫人传》【钟繇字元常，夫人是钟繇的母亲】夫人张氏，字昌蒲，是太原兹氏人。她是太傅定陵成侯的命妇。张氏家世代有人担任二千石官。夫人年轻时，扶助她父母成就成侯家业，修养自身、端正品行，不合礼法的事不做，受到上下称道。贵妾孙氏代理嫡妻之职，专擅其家，内心嫉恨她的贤能，多次进谗毁谤，无所不用其极。孙氏能言善辩而有智谋，巧妙的言辞足以掩饰错误、文饰过失，但最终也不能伤害夫人。等到夫人怀孕，孙氏更加嫉妒，于是把药放入食物中。夫人吃到后察觉，便吐了出来，昏厥了好几天。有人说：‘为什么不向成侯说明？’她回答：‘嫡妻和庶妾互相残害，会使家族破败、国家危险，这是古今都拿来作为鉴戒的。假如成侯相信我，众人中谁能辨明这件事？孙氏按自己的心思猜度我，认为我一定会说，她本来就会先把这件事从她那里说出来，难道不是更痛快吗？’于是她称病不见成侯。孙氏果然对成侯说：‘我希望她生男孩，所以给她喝了生男孩的药，她反而说我给她下毒。’成侯说：‘生男孩的药是好事，但暗中放进食物给人吃，不合人情。’于是审问侍者，侍者们都供认是孙氏所为。孙氏因此获罪，被遣出。成侯问夫人为什么能够不说，夫人说明了原因，成侯大为惊异，更因此认为她贤德。黄初六年，夫人生下钟繇，恩宠更加隆厚。成侯把孙氏遣出后，又纳贾氏为正嫡。《成侯命妇传》【钟繇当时遭逢生母去世，为他的母亲撰写传记说】夫人性情矜持严肃，明于教诲训导。钟繇虽然年幼，夫人勤于对他进行规诫教导。他四岁时，教他《孝经》；七岁，诵读《论语》；八岁，诵读《诗》；十岁，诵读《尚书》；十一岁，诵读《易》；十二岁，诵读《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岁，诵读《周礼》《礼记》；十四岁，诵读《成侯易记》；十五岁，让他进入太学，询问四方奇异的文章和特殊的训诂。夫人对他说：‘学得太杂就会疲倦，疲倦就会意志懈怠，我担心你的意志懈怠，所以逐渐地教导你。现在你可以独立学习了。’她一向喜爱书籍，遍览众书，尤其喜爱《易》和《老子》。每当读《易》时，读到孔子解释‘鸣鹤在阴，劳谦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戸庭’的意义，总是让钟繇反复诵读，并说：‘《易》有三百多爻，仲尼唯独解释这些，是因为谦恭谨慎、言语行动的关键极为重要，也是荣身立业的根由。遵循这些道理，过去的行为已经足以成为君子了。’正始八年，钟繇任尚书郎。夫人握着钟繇的手教诲他说：‘你年近二十便得到任用，人情不能不自我满足，但损害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努力思考这个戒条。’这时大将军曹爽专擅朝政，每天纵情饮酒，沉醉不醒。钟繇的兄长、侍中钟毓赴宴回来后，说起了这件事。夫人说：‘快乐固然快乐，但难以长久。处于上位而不骄傲，节制行为、谨慎守度，这样才不会有危险和过度的祸患。如今奢侈僭越到这种地步，不是长久保守富贵的道路。’嘉平元年，皇帝车驾前往朝拜高平陵，钟繇任中书郎，随行。相国宣文侯开始举兵，众人都恐惧，夫人却神色自若。中书令刘表、侍郎卫瓘、夏侯和等人的家属都感到奇怪，来问夫人：‘一个儿子正在危难之中，您怎么能不忧虑？’她回答：‘大将军奢侈僭越，没有节度，我常怀疑他不能安稳。太傅以义理为重，不会危害国家，一定会替大将军举兵。我的儿子在皇帝身边，有什么可忧虑的！听说即将出兵，却没有其他重要兵器，这种形势一定不会长久。’战事果然如她所说，当时人人称赞她明智。钟繇历任机要职务十多年，很参与政事谋划。夫人对他说：‘从前范氏的小儿子为赵简子策划攻打邾国，事情顺利、百姓喜悦，可以说是有功。然而他的母亲认为这是凭借虚伪、制造欺诈，是末流的鄙陋之事，一定不能长久。她的见识根本而深远，不是一般人所能说出的。我常常欣赏她的为人。你内心正直，我知道你可以免祸。但只应修养自己的志向，以辅佐增益时代的教化，不辱没先人罢了。’ 夫人常说：‘人谁能完全顺应自然？但只要努力实行而不倦怠，也就是次一等的了。即使接触卑鄙低贱的人，也一定要使自己的言语可信；在取舍给予之间，界限要分明。’有人问：‘这不是太小的事情了吗？’她回答：‘君子的行为，都是积累小事而达到高大境界的。如果认为小善没有益处而不去做，这是小人的行为。只希望通达、仰慕大的事情，我不喜欢。’钟繇从小到大，衣服不过是青色和深青色。他亲自经营家事，知道恭敬节俭；但见到财利便想到义理，临近财物一定谦让。钟繇前后获赐钱帛以数百万计，全都送去供公家使用，自己一点也没有取用。他五十九岁，甘露二年二月因暴病去世。临近下葬时，天子有手诏，命令大将军高都侯厚加赗赠。钟繇无论事情大小，所有丧葬用品都由国家供给。议论者认为：公侯有夫人、世妇、妻、妾，这些都称为外命妇。依照《春秋》中成风、定姒的义例，应当尊崇典礼，不可以一概称为妾。于是称为成侯命妇的殡葬礼仪，这在古代礼制中是有依据的。

译《王弼传》。王弼字辅嗣。何劭为他作传说：王弼幼年便聪明敏慧，十多岁时喜好老氏之学，通晓辩论而善于言说。他的父亲任尚书郎，当时裴徽任吏部郎。王弼还未到弱冠之年，前去拜访裴徽。裴徽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问王弼说：‘无，确实是万物赖以凭借的东西。然而圣人没有肯专门谈论它，老子却反复申说无；这是为什么？’王弼说：‘圣人体悟无，而无又不能拿来训诂说明，所以圣人不说。老子是从有来说明的，所以常说无并不是不足。’不久又被傅嘏所知。当时何晏任吏部尚书，非常惊异王弼，赞叹说：‘孔子说后生可畏，像这个人，难道可以同他谈论天人之间的关系吗？’正始年间，黄门侍郎屡次出现空缺。何晏已经任用了贾充、裴秀、朱整，又商议任用王弼。当时丁谧与何晏争权，向曹爽推荐高邑王黎，曹爽任用了王黎，于是任命王弼补任台郎。刚授官时，王弼拜见曹爽，请求单独谈话。曹爽屏退左右，王弼与他谈论道理，过了很久没有谈其他事情。等到曹爽因此讥笑他。当时曹爽专擅朝政，党羽互相推举任用。王弼通达俊秀，却不经营名声；不久王黎因病去世。曹爽任用王忱代替王黎，王弼于是未能进入曹爽门下。何晏为此叹息遗憾。王弼在台省任职时间很短，办事建功也一向不是他的长处，于是更加不留意政务。淮南人刘陶善于谈论合纵连横，被当时人推重，每次与王弼交谈，常常使王弼屈服。王弼天赋卓异，谈到他有所领会之处，没人能胜过他。他性情温和明理，喜欢游宴，懂得音律，擅长投壶。他谈论道理、作赋和奏疏，文辞不如何晏。关于自然之道，他所发掘得到的很多；何晏也常凭自己的长处讥笑别人，因此当时受到士君子的憎恶。王弼与钟繇友善，钟繇谈论义理以考校精练为宗旨，但每次都佩服王弼的高远情致。何晏认为圣人没有喜怒哀乐，他的论说十分精密。钟繇等人转述这一观点，王弼却不同意，认为圣人超越常人的地方在于神明，与常人相同的地方在于五种情感。神明盛大，所以能够体察中和而通达无；五情与常人相同，所以不能没有哀乐来应对外物。这样说来，圣人的情感能够应对外物，却不被外物所牵累。如今因为圣人不受外物牵累，便说他不再应对外物，这是很大的错误。王弼为《易》作注，颍川人荀融诘难王弼《大衍义》，王弼回答他的意思，写在纸上取笑他说：‘明智足以探究幽微极致，却不能消除自然的本性。颜子的器量，是孔父早已预知的；然而遇到喜事不能没有快乐，遭逢忧患不能没有悲哀。’ 过去我还常常轻视这个人，认为他不能以情感来顺从理性。如今才知道，人的自然本性是不可改变的；您的气量虽然已经确定于胸怀之中，然而分别超过十天或一月，为什么竟会有如此多的思念呢？因此才知道，尼父对于颜子，大概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王弼注释《老子》，为它阐明纲要，形成了完整的义理系统，著有《道略论》。他注释《易》，往往有高深华美的言辞。太原王济喜好谈论，批评老、庄，常说读王弼的《易》注，所得领悟很多。然而王弼为人浅薄，不懂得世道人情。他起初同王黎、荀融友善，王黎夺去了他的黄门郎职位，于是他怨恨王黎，同荀融的交情也没有善终。正始十年，曹爽被废，王弼因公事获罪而被免职。那年秋天，他染上重病去世，时年二十四岁，没有儿子，因而断了后嗣。王弼去世时，晋景王听说后，连续叹息了好几天；他受到见识高明之人的惋惜，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三国志文类》卷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