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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八 《文章轨范》　总集类 提要 臣等恭谨考订：《文章轨范》七卷，是宋代谢枋得编纂的。谢枋得有《叠山集》，已经著录。这部书所收录的是汉、晋、唐、宋的文章，共六十九篇，其中韩愈的文章三十一篇，柳宗元、欧阳修的文章各五篇，苏洵的文章四篇，苏辙的文章十二篇，其余诸葛亮、陶潜、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觏、李格非、辛弃疾，每人仅一篇。前两卷题为“放胆文”，后五卷题为“小心文”，各篇都有批注和圈点。第六卷的《岳阳楼记》一篇，以及第七卷的《祭田横文》《上梅直讲书》《三槐堂铭》《表忠观碑》《后赤壁赋》《阿房宫赋》《送李愿归盘谷赋》七篇，都有圈点而没有批注，大概是偶尔没有独到见解，便不强行增缀以充数，仍存古人淳朴诚实的意思。书前的《出师表》《归去来词》，甚至连圈点也没有，似乎另有寓意。他的门人王渊济在跋文中说：“汉丞相、晋处士的大义清节，正是谢枋得深深寄托的意思，并不是附会圈点。”书前有王守仁的序，说此书是为当时的科举业而作；然而其中所标举的，处处切中要害的古文法则，也不过如此而已。旧本用“王侯将相有种乎”七字分别标作七卷，近来的刻本却用“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替换它。看第三卷批语中有“先熟王侯两集”的话，那么这个本子才是谢枋得原来的题名，近刻本乃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改窜的。虽然这不关系大义，却也足以看出坊间刻本喜欢擅改古书，不能把它当作典范依据。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八 《文章轨范》目录　总集类 卷一【侯集】放胆文 卷二【王集】放胆文 卷三【将集】小心文 卷四【相集】小心文 卷五【有集】小心文 卷六【种集】小心文 卷七【乎集】小心文 《文章轨范》原序 宋代谢枋得取用那些有助于科场应试的古文，从汉代直到宋代，共六十九篇，标明其中篇章、句子和字的写作方法，命名为《文章轨范》。古文的深奥之处当然不止这些，只是专为参加科举的人设置的。自从诸子百家的言论兴起，后来才有六经；自从科举文的学习兴起，后来才有所谓古文。古文距离六经已经很远了，由古文再到科举文，就更加遥远了。士君子有志于圣贤之学，却专门在科举文上求取，距离圣贤之学何止千里！然而中世以来用科举来选取士人，士人即使有圣贤之学、有使君主成为尧舜的志向，如果不凭科举进身，最终也不能在天下大有作为。士人初次拜见尊者，必定要带着贽礼，所以科举文，就像士君子求见君主时所带的羔羊、雉鸡一样。羔羊、雉鸡如果不加修饰，便叫作无礼；无礼，在交际中就没有用处。因此，想把科举文写好却不学习古文创作，是不可能写好的；不把科举文写好，却想侥幸进身，便是在羔羊、雉鸡上虚饰，以此来欺骗君主。即使羔羊、雉鸡装饰好了，却没有恭敬的实意，那又同羔羊、雉鸡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装饰羔羊、雉鸡，不是为了讨好主人，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写好科举文，不是为了向君主求取利益，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世人只看到那些通过科举进身的人，大多徇私谋利，没有侍奉君主的实际诚意，于是便把过错归咎于科举文。他们不知道，正当学习科举文的时候，只是一心想钓取声誉利益，谋求丰厚的身家，以求苟且获得一时的成功，起初根本没有那份诚意。邹孟子说：“恭敬，是在赠送币帛之前就应有的心意。”伊川说：“从洒扫、应答这些事情做起，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知道恭敬的实意在于装饰羔羊、雉鸡以前，就知道使君主成为尧舜的心愿并不在学习科举文以后；知道洒扫、应答可以进至圣人境界，就知道科举文也可以通达到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事业。正德丙寅年仲秋十六日，余姚王守仁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章轨范》卷一 宋　谢枋得　编 放胆文侯字集。凡是学习写文章，开始要胆子大，最后要心思细。要由粗疏进入精细，由通俗进入高雅，由繁复进入简明，由豪放不羁进入纯正精粹。这一集都是粗枝大叶式的文章，以礼义为根本，老练于世事，合乎人情。初学者熟读它，可以开拓胸襟，舒展志气；只看见文章容易的一面，看不见文章困难的一面，必定能够放言高论，笔下不再受到拘束。《与于襄阳书》【韩愈】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致书尚书阁下：士人能够享有盛名、显扬于当世，没有不是有负天下声望的前辈为他作先导的；士人能够留下美好的声誉、光照后世，也没有不是有负天下声望的后进为他继承的。【这里写得轻】没有人作先导，虽然美好也不能彰显；没有人来继承，虽然盛大也不能流传。这两种人从来不是不相互需要，然而千百年才能相遇一次。难道上面的人没有可以援引的，下面的人没有可以推荐的吗？为什么相互需要如此迫切，却相遇得如此稀少呢？因此，处在下位的人倚仗才能，不肯谄媚上位者；处在上位的人倚仗职位，不肯顾念下位者。所以高才之士多有忧愁困顿的穷境，身居高位的人却没有显赫的光彩。这两种人的做法，都错了。【韩公作文专门占据有利地步，如同人要站在高处、行在平地、坐在宽阔之处。】下位者倚仗才能而不肯谄媚上位者，并不妨碍他成为君子；上位者倚仗职位而不肯顾念下位者，却免不了成为小人。高才之士多有忧愁困顿的穷境，这是君子安于贫贱；高位者没有显赫的光彩，这是庸人苟且求取富贵。韩公用来安置自己的态度，可以说很高明了。【此处有缺失的标点或文字，原文层次不明。】我没有曾经求见您，不能说上面没有这样的人；我没有曾经访求人才，不能说下面没有这样的人。我吟诵这段话已经很久了，却从未敢把它告诉别人。近来听说阁下怀有世所罕见的才华，特立独行，道理端正而办事实在，进退舒卷不随从时俗，文武人才都能任意使用，难道不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人吗？【文字委婉曲折而有意味。】没有听说后进之士有被您知遇、在门下受到礼遇的，难道是您访求他们却没有得到吗？【文字委婉曲折而有意味。】还是您志在建立功业，专心于报答君主，即使遇到这样的人，也没有空暇礼遇他吗？【文字委婉曲折而有意味。】为什么本来应该听闻的事情，却长久没有听闻呢？我虽然没有才能，但自处立身不敢落后于普通人。阁下是想访求人才却没有得到吗？【文字委婉曲折而有意味。】古人有句话说：“请从我郭隗开始。”【《史记》记载，燕昭王降低身份、厚备礼物招纳贤士，对郭隗说：“齐王趁我国动乱而袭击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弱小、力量不足以报仇，实在希望得到贤士与我共同治理国家，以洗雪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先生看谁可以任用，我愿亲自侍奉他。”郭隗说：“古代有位国君曾用千金派人寻找千里马，那匹马已经死了，使者仍用五百金买回马骨。回来后，国君大怒，使者说：‘死马尚且用五百金购买，何况活马呢？’” “千里马如今就会来了。不满一年，千里马就来了三匹。现在大王如果一定要招致贤士，请先从我郭隗开始，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难道还会远在千里之外吗？”于是燕昭王为郭隗改建宫室，像对待老师一样侍奉他，士人争相奔赴燕国。乐毅从魏国前来，剧辛从赵国前来。昭王任用乐毅为亚卿，把国政交给他。【韩愈说：】我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早晚的粮米和仆役雇用的费用，不过花费阁下一顿早宴的钱就够了。如果说“我的志向在于建立功业，事务专在报答君主，即使遇到这样的人，也没有空闲礼遇”，那么这就不是我所敢知道的了。【文字委婉曲折而有意味。】世间那些拘谨琐屑的人，既不足以和他们谈论；磊落奇伟的人，您又不能听取，那么我的命运确实是困穷了。谨献上从前所作文章十八篇，如果蒙您赐予阅览，也足以知道我的志向所在。【结尾刚健有力。】韩愈恐惧再拜。二十九日后再次上宰相书【韩愈】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向相公阁下进言：我听说周公辅佐治理国家时，急于接见贤才，正在吃一顿饭时，曾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正在洗一次头时，曾三次握住头发。当时，天下的贤能人才全都已被举荐任用；奸邪、进谗、谄佞、欺负人的人全都已被清除；天下四海全都已经没有忧患；处在荒服之外的九夷八蛮全都已经来朝纳贡；天灾、时令变化以及昆虫草木的灾异全都已经消除平息；天下所需要的礼乐、刑政、教化等制度全都已经修治完备；风俗全都已经敦厚；动物、植物受到风雨霜露滋润覆盖的，全都已经得到适宜的安排；休征、嘉瑞以及麟、凤、龟、龙之类，全都已经齐备而来。【这一段连续使用九个“皆已”字，变换七种句法，字数有多有少，句子有长有短，文章有反复、顺承、起伏、顿挫，如同层层波澜、惊涛怒浪；读者只看见它的精神，不觉得重复，这是篇章和句法。】周公以圣人的才干，凭借叔父的亲属关系，他辅佐治理、承受教化的功绩又完全如此显著，那么他所求见、希望进用的人，难道还有比周公更贤能的吗？不只是没有比周公更贤能的，难道还有比当时各位执事更贤能的吗？难道还有提出谋划、能够补助周公教化的人吗？【连续使用三个“岂复”字，变换三种句法，读者只看见它的精神。】然而周公求贤如此急切，只怕耳目有所听不到、看不见，思虑有所未及，从而辜负成王把国家托付给周公的心意，不能得到天下人的心，像周公得到天下人的心那样。假使当时辅佐治理、承受教化的功绩没有这样显著，周公又不是圣人的才干，也没有叔父的亲属关系，那么他将连吃饭、洗澡都顾不上，难道只会像吐哺握发那样勤劳而已吗？【这一转很有笔力，妙在用虚字转折。】正因为如此，所以直到今天，人们歌颂成王的德行、称道周公的功劳仍然不衰。【别人只说歌颂成王之德、称道周公之功就结束了，必定没有心力再添上“不衰”二字；句法因而奇特。】现在阁下担任辅相，也接近这种地位了，但天下的贤才难道全都举荐任用了吗？奸邪、谗佞、欺负人的人难道全都清除了吗？四海难道全都没有忧患了吗？处于荒服之外的九夷八蛮难道全都来朝纳贡了吗？天灾、时变以及昆虫草木的灾异难道全都消除平息了吗？天下所需要的礼乐、刑政、教化等制度，难道全都修治、风俗全都改变了吗？

译难道全都敦厚了吗？动物、植物受到风雨霜露滋润覆盖的，难道全都得到适宜的安排了吗？休征、嘉瑞以及麟、凤、龟、龙之类，难道全都齐备而来了吗？【这一段说如今的宰相不如周公任用人才。“岂尽”二字对应“皆已”二字，句法变化也很巧妙，与上段相对，有分寸、有笔力。】他所求见、希望进用的人，虽然不足以仰望您的盛德，但同各位执事相比，难道全都在他们之下吗？【委婉而有法度。】他们所陈说的，难道全都没有一点补益吗？【本来用九个“岂尽”字与前段相对，这里又增加两个“岂尽”字，也很巧。】现在您即使不能像周公那样吐哺握发，也应当引进他们，考察他们的才德而决定进退，不应当默默不管。我等待命令已经四十多天了，两次上书而志愿不能通达，三次到达门前而守门人都推辞不让我进去。只是因为我昏昧愚钝，不知道逃走隐退，所以又说起周公的事情。阁下也请察看我的情形。古代士人三个月不能出仕，人们就为他忧虑，所以出境求仕一定要带着礼物。然而之所以慎重地自我推荐，是因为在周国不能任用，就离开到鲁国；在鲁国不能任用，就离开到齐国；在齐国不能任用，就离开到宋国、郑国、秦国、楚国。【第三句变换文势，很得法。】如今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四海只有一个国家，舍弃这里就只能到夷狄之地去了，也就是离开父母之邦了。【这一段以古道自处，层层推进，处处占据有利地步，文章极为精妙。】所以，士人实行自己的道，不能在朝廷得到任用，也就只能归隐山林而已。【这一转尤其高明，占据了有利地步。】山林生活，是士人独自修养自身、却不忧虑天下的人所能安处的地方。【这一段尤其占据有利地步。】如果有忧虑天下的心，就不能如此了。所以我韩愈每次自我推荐而不知道惭愧。【只用一句收束自身，笔力很好。】书信屡次上呈，脚步多次走到门前，却不知道停止；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我战战兢兢，只怕不能走出大贤门下。【如果写成“惟恐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气势就弱了；现在不用“恐”字，把“是惧”二字安排在末尾，句法奇特而刚健。】也请您稍稍垂察我的处境。冒犯您的威严尊贵，惶恐不已。韩愈再拜。代张籍给李浙东的信【韩愈】某月某日前，某官某谨向东再拜，寄书给浙东观察使、中丞李公阁下：张籍听说，议论时事的人都说，如今担任方伯、连帅之职，坐镇一方、能够在境内专行权力的官员中，只有阁下胸怀光明磊落，和世俗之辈不同。【起句便不平凡，也不软弱。】我本来已经把这件事藏在心中了。近来阁下的僚属、协律郎李翱来到京师，我同李君是朋友。我们已有六七年没见面，听说他来了，便赶快去看望他。问过安好之外，还来不及说一句话，先向他道贺得到了一位贤能的主人。李君说：“你难道完全知道其中情形吗？我将把它全部告诉你。”几天之间，我又听到了从未听闻的事情，私下独自高兴，常常认为从今以后不会再有像古人那样的人了，没想到如今忽然有了这样的人；回去后又悲叹自己不幸，两眼看不见东西，对天下没有用处，心中虽然仿佛有些见识，家里却没有钱财，寸步也不能靠自己走出去。如今距离李中丞五千里，凭什么能把自己送到那个人身旁，开口吐露胸中的奇才呢？因此哭泣着不能说话。过了几天，我又振作自己说：“没有才能的人，才应当因为眼盲而被废弃；有才能的人，即使眼盲，也应当被庸俗之辈废弃，却不应当被实行古人之道的人废弃。”浙水以东七州，人口不下数十万，眼睛不盲的人难道还少吗？李中丞选取人才，本来应当询问他贤能还是不贤能，不应当计较他眼盲还是不眼盲。【这一转又很巧。】如今心盲的人到处都是。【第三转。】如果我张籍说自己只是眼睛盲，那么我的心却能够辨别是非。假如您赐我座位并询问我，我的口本来就能够说话。幸而我还没有死，实在想把心中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来，不知阁下能否相信我并把我招致门下呢？张籍又擅长作古诗，只要他的心不因忧虑衣食而紊乱。【句子刚健。】阁下闲暇时，把我带到座旁，让我跪着献上自己的诗作，您凭几听取，未必不如听吹竹管、弹丝弦、敲金、击石。盲人专门从事技艺，必定精通，所以乐工全都盲。张籍倘若可以同这些人相提并论吗？假如我确实不因养活妻子儿女、忧虑饥寒而扰乱心志，有钱用来救济医药，使我的眼盲还不至于太严重，或许能够重新看见天地日月；因而能够不被废弃，那么从现在直到死亡的年月，都是阁下的恩赐。阁下在我生命将绝之时救济我，赐给我在已经失明之后的视力；这恩惠轻重大小，我应当怎样报答呢？【结尾精妙。】请阁下裁量斟酌。张籍惭愧羞惭，再拜。《上张仆射书》【韩愈】九月一日，韩愈再拜致意。接到公文的第二天，我在使院中，有个小吏拿着院中旧例的十多项条目来给我看。其中有一条我不能接受：从九月到明年二月底，每天都要早晨进去、夜里回来，除非生病或发生事故，否则一概不许外出。当时我刚刚接受任命，不敢说什么。古人说过：“人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像这种情形，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这里运用典故而有所变化，应当如此】。如果勉强去做，一定会发狂得病。对上不能承办公事，忘掉自己将怎样报答恩德；对下不能自立，丧失自己立身的根本。既然这样，怎么能不说呢？凡是执事选用我，并不是认为我能早晨进去、夜里回来，一定是认为我还有可取之处。如果是因为有所可取而选用我，那么即使我不早晨进去、夜里回来，您所取用的才能仍然存在。下属侍奉上司，事情并不只有一种；上司役使下属，事情也不只有一种。应当衡量能力来任用，按照才干来安排；对于他所不能做到的，不要强迫他去做。因此，做下属的不会获罪于上司，做上司的也不会招致下属怨恨。孟子说过：‘现在的诸侯没有谁大大超过别人的，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让人臣服于自己所教导的东西，却不喜欢让人臣服于自己所接受的教导。’如今的时代比孟子所处的时代又相差更远了，人人都喜欢听到命令便奔走办事的人，却不喜欢能够纠正自己、奉行正道的人。

译听到命令便奔走办事的人，是喜爱利益的人；能够纠正自己、奉行正道的人，是喜爱道义的人。从来没有既喜爱利益又爱护自己君主的人，也从来没有既喜爱道义又忘记自己君主的人【这一段明白地借孟子的话讥刺张公，转折得委婉曲折，值得效法】。如今的王公大人，只有执事您可以听到这些话；也只有我韩愈能够把这些话进言给执事【这一章的言辞太直，这两句挽救得很好】。我有幸依附执事，已经很久了。如果您宽容地给我假期，使我不失去自己的本性；再加以优待，使我足以成就名声。早晨寅时入内，辰时结束时退下；申时入内，酉时结束时退下，平常都这样做，也不会耽误事务。天下人听说执事这样对待我，一定都会说：‘执事爱惜士人，竟然这样【八字句】；执事按照礼节对待士人，竟然这样【九字句】；执事使人不违背自己的本性而又能够宽容，竟然这样【十五字句】；执事希望成全别人的名声，竟然这样【十字句】；执事厚待旧交，竟然这样【九字句】。’ 【连续使用五个“如此”的句式，长短交错，共有四次变化，这就是本章的写法】又会说：‘韩愈懂得自己应当归依谁，竟然这样【十一字句】；韩愈不向富贵之人谄媚屈服，竟然这样【十三字句】；韩愈的贤能，竟能使他的主人按照礼节对待他，竟然这样【十四字句】。’ 【意思是连续使用三个“如此”字，句子长短交错，这就是本章的写法】那么，即使我死在执事您的门下，也没有遗憾了【这一段文章气势如狂澜浩波，只有这一句截住文势，十分有力】。假如我跟随众人一同进去，随着队列趋走，说话不敢完全表达自己的真心，行道又在自己这里有所屈曲，那么天下人听说执事这样对待我，都会说：‘执事任用韩愈，只是怜悯他的穷困，把他收留下来罢了；韩愈侍奉执事，不是因为道义，只是为了从中获利罢了【前一段正面说，这里一转，只用了六句，顿挫波澜十分精妙】。如果真是这样，即使我每天接受千金的赏赐，一年之内官职九次升迁，感激恩惠是有的；但要让我在天下人面前称说您是‘知己’，那还没有做到【受人的恩惠与受人的知遇不同，感激恩惠容易，感激知己却难，所以说‘士为知己者死’，这两句用得精妙】。伏望您怜悯我的不足，体谅我的愚拙，不记我的过错，察看我的言辞，施加仁恩并加以采纳【这三句没有紧要的意思，句法却也不草率】。韩愈恐惧，再拜。《与陈给事书》【韩愈】。陈止斋写论，采用双关的文章写法，全部源自这里。韩愈再拜。韩愈能够拜见阁下，已经有些年头了。起初也曾蒙受您一句赞誉，那时我贫穷卑贱，靠奔走谋生来维持衣食【文势有顿挫】；不能早晚连续拜见您【句法如此】。后来阁下的地位越来越尊贵，在门墙外等候求见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地位越来越尊贵，卑贱之人与您的距离就一天比一天远；等候在门墙外的人越来越多，您的爱护范围就越来越广，而感情也不再专一。我呢，道德修养没有增加，文章却一天比一天有名。道德修养没有增加，贤者就不肯与我交往；文章一天比一天有名，同科进取的人就嫉妒我。起初是因为日益疏远的隔阂，又加上感情不专的失望；再以不肯与我交往者的心情，听信嫉妒者的话，于是阁下的庭院中便没有我的踪迹了。《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韩愈】。我听说，陷入水火之中的人向别人求救，并不只是因为父兄子弟的慈爱，才呼喊着盼望他们来救援；只要旁边有一个人，即使是他所憎恨、怨恨的人，只要还没有到了希望他死的地步，他也会放大声音，急切呼喊，盼望那个人施行仁慈来救他。那个在旁边的人听到他的声音，看见他的处境，也并不只是因为父兄子弟的慈爱，才前去救全他；即使对他有所憎恨、怨恨，只要还没有到了希望他死的地步，也会狂奔而去，用尽力气，沾湿手脚，烧焦头发，救他而毫不推辞。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那人的处境确实危急，而他的情形确实可悲【文章结构如此】。我努力学习、竭力实行，已经有多年了。我愚昧，不顾道路是平坦还是险阻【用字如此】，只管前进而不停息【用字如此】，以至于走入穷困饥饿的水火之中【以涉水入火比喻努力学习、竭力实行；不顾道路险夷而前进不停，这是用字巧妙之处】。如今我已经危险而且急迫了，放大声音急切呼喊。阁下大概也听到并看见了，您将前去救全我吗？还是安然处之而不肯救我呢？有人来到阁下那里说：‘有人看见别人溺水、被火烧，有可以救他的办法，却始终没有人去救他。’阁下还认为这样的人是仁人吗【文章结构如此】？不然，像我这样的人，也是君子所应当为之动心的。有人说：‘您的话这样说是对的，宰相也了解您。既然时势不允许，为什么您私下里还说宰相不了解您呢？’我确实认为，是他的才干不足以担当贤相举荐人才的责任。至于所说的‘时势’，本来就是处在上位的人所造成的，并不是上天造成的【这就是贾谊所说的‘不是上天造成的，而是人所设置的’】。五六年前，宰相荐举人才的奏闻中，尚且有从平民中提拔任用的人，难道现在与那时是不同的时势吗？况且如今的节度观察使、防御使、营田使等各类小使，尚且能够自行举荐判官，不论对方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用字如此】；何况宰相是我君主所尊敬的人，却说不能这样做吗？古代举荐人才，有时从盗贼中选取，有时从管理仓库的人中举荐。如今的平民虽然卑微，尚且足以和这些人相比。我情意迫切，言辞窘迫【句法如此】，不知道怎样裁量措辞，只希望您稍稍垂怜我【这封信的比喻格调源自《孟子》】。《应科目时与人书》【韩愈】。某月某日，韩愈再拜致意。天池的水边，大江的岸边，有一种奇异的东西。它大概不是普通鱼类、甲壳类和各种水族所能比的。它一旦得到水，便能兴风作雨，上下于天地之间，并不困难；一旦得不到水，也不过是在寻常几尺之内罢了。中间没有高山大陵，也没有旷野、道路和绝险来隔断它【这是比喻应考宏词科】。然而它困顿枯竭，不能自己到达水中，成为鳄鱼、獭等水兽的笑柄，大概十之八九都会如此。如果有力量的人怜悯它的困穷，替它转移到水中，大概只不过举一下手、迈一下脚的劳力罢了。然而这种东西，仗恃自己与众不同，还说：‘我宁愿烂死在沙泥里，也以此为乐。’如果要低头贴耳，摇着尾巴乞求怜悯，那不是我的志向。因此，有力量的人遇见它，仔细看它，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它究竟死还是生，本来就无法知道。如今又有一个有力量的人来到它面前，我姑且试着抬头鸣叫一声。怎么知道有力量的人不会怜悯它的困穷，忘掉举一下手、迈一下脚的劳力，把它转移到清波之中呢？他怜悯它，是命运；他不怜悯它，也是命运。明知这在于命运，却还鸣叫求救，也同样是命运。我韩愈如今实在就像这种东西【全篇都是比喻，只有‘愈今者实类于是’一句收束全文，这种写法最妙】。因此忘掉自己疏陋愚钝的罪过，写下这些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希望阁下也能怜悯并体察我。《答陈商书》【韩愈】。

译韩愈启：承蒙您惠赐书信，言语高妙而含义深远，我读了三四遍还不能完全通晓，茫然之间更加惭愧。您又不因为我的浅陋鄙俗、没有过人的见识，反而把您所坚守的道理告诉我，实在是我的幸运！我怎敢不吐露真实情怀呢？然而我自己知道，恐怕不足以补益您的需要。齐王喜爱竽，有个想到齐国求取仕进的人，拿着瑟前往，站在齐王门外三年也不得进去。齐王斥责他说：‘我弹奏瑟，能够使鬼神上下；我弹瑟合乎轩辕氏的音律【这是用来比喻学习孟子】。’那人骂他说：‘大王喜爱竽，您却弹瑟；瑟即使弹得精妙，大王不喜爱，又有什么用？这就是善于弹瑟，却不善于求取齐国的仕进【文辞婉转而有意味】。如今在这个时代参加进士科考试、求取利禄，在这个时代奉行道义而写文章，却一定要使当代人不喜欢，这岂不是和拿着瑟站在齐王门外的人相同吗？文章即使写得精巧，却不利于求取仕进；求取不得，便恼怒而怨恨，不知道君子一定会这样做吗【文辞婉转而有意味】？所以我微小的心意是：每当有人来访，我都认为对方有意于不肖之处，丝毫不推辞谦让，于是把话全部说出。只希望您谅解体察。韩愈启。《送石洪处士序》【韩愈】。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担任节度使三个月时，向属官中贤能的人求取人才。有一个人推荐石先生，乌公说：‘先生是怎样的人？’那人说：‘先生居住在嵩、邙、瀍、谷之间，冬天穿一件皮衣，夏天穿一件葛衣【这里说的是衣服，没有说出“衣”字】；早晚吃饭，只是一盂饭、一盘蔬菜【写衣食两件事，句法变化很奇特】。别人给他钱，他就推辞；请他一同出游，他从未以有事为由推脱。劝他出来做官，他不答应；坐在一间屋子里，左右都是图书。和他谈论道理【三字句】，辨别古今事情的是非【六字句】，评论人物的高下【四字句】，判断事情后来的成败【五字句】，就像河水冲破堤岸向下游奔流、向东注去；又像四匹马驾着轻车走在熟路上，而王良、造父【古代善于驾车的人】在前后为他驾驭一样【一句很长，把两句合成一句】；又像烛火照察、数目计算和龟甲占卜一样【一句很短】。【如此设置比喻、安排句法，文章气势有顿挫、有起伏，于是形成波澜】大夫说：‘先生有办法使自己终老，不向别人求取什么，他肯为我来吗？’ 属官说：‘大夫您文武兼备而且忠孝，为国家求取人才，不是为了私家。如今盗寇聚集在城墙附近，军队包围着边境，农民不能耕种收获，财物粮食都耗尽了。我们所处的地方，是物资输送所经过的道路；治理的方法、征讨的谋略，都应当由这里提出。石先生仁慈而且勇敢，如果用道义去请他，并强行委以重任，他还有什么话可以推辞呢【这一段文章气势看似舒缓，若逐句检点，没有一句懈怠软弱，也没有一个字懈怠软弱】？’于是撰写书信，备好马匹和礼物，选定日期交给使者，找到先生的住所，前去邀请他【看他铺陈大夫、属官以及宾主问答的话，写得如此巧妙】。先生没有告诉妻子儿女，也没有和朋友商量，戴好冠帽、穿好衣带出来会见使者，在门内拜受书信和礼物。夜里便洗浴，整理行李，装载书册，询问道路怎么走，向平常往来的人告知自己将要出行【叙事句句有法】。清晨，众人全都到齐，在上东门外摆设宴席【“张”是设置供张的意思，就像今天铺陈宴席、摆设酒筵一类】。饮酒三巡，将要起身时，有人举着酒爵说：‘大夫果真能以道义取士，先生果真能以道义自任；如今决定去留，特意为先生饯别【如果只写“以道自任”作一句，人人都能做到；现在添上“决定去留”三字，句法便奇特】。’又斟酒祝祷说：‘凡是离去、留下、出仕、退处，都没有一定的常规，只归向道义；就用这杯酒为先生祝寿。’ 又斟酒祝祷说：‘愿大夫永远不改变当初的志向，不要只顾使自己的家族富裕而使他的老师饥饿，不要甘心接受谄媚之人的话而把正直的士人拒之门外【十字句】，不要以谄媚之言为有味【五字句】，只听从先生的意见，从而能够取得成功，保全天子给予的宠命【这一章句法长短不齐，文章有顿挫，章法很好】。’又祝祷说：‘愿先生不要向大夫谋求私利，不要谋求便利自身的私心。’【此处原文“图”字句法未完】先生起身拜谢。祝词说：‘怎敢不从早到晚恭敬行事，以求遵从您的祝愿和规诫【这一句采用《左传》的句法】？’于是东都的士人都知道大夫和先生果然能够彼此合作而取得成功【这一句收束得极其精妙，有千钧之力】。于是各自作了六韵歌诗，派我韩愈为这些诗作序。和他谈论道理，辨别古今事情的是非，评论人物的高下，判断事情后来的成败，就像河水冲破堤岸向下游奔流、向东注去；又像四匹马驾着轻车走在熟路上，而王良、造父在前后为他驾驭一样。这一段的比喻和文章写法最为奇特。韩文公作文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像雷电鬼神一样，使人无法测度。他写《韦侍讲诗序》《盛山诗序》说：‘儒者对于患难，如果不是自己招来的，拒绝而不让它留在心中，就像筑起河堤来挡住屋檐水；容纳并消解它，就像水归于海、冰消于夏；每天以文章玩味它而忘掉它，就像演奏钟磬金石来压过蟋蟀的鸣叫、昆虫飞动的声音，何况只是在考功、盛山之间一进一退、一呼一吸的短暂时间里有一点不快呢？’这一段显然是《送石处士序》的比喻写法，恐怕别人看破，所以变化出三种样式的句子，分作三段。韩公一生以怪异奇特自负，作文一定要使人不能测度、不能辨识。比如陈后山《送参寥序》说：‘他议论古今，考察人的情状容貌是否相似，谈论言语是否合宜，诗歌是精美还是粗劣，如水流奔赴深沟、弹丸滚下斜坡、倒空袋子取出物品、猛禽飞起而风逼近它一样；又如登高俯视、搔抓痒处、照镜察看容貌一样。’ 这一段文章也新奇，不沿袭旧作，只是被人看出了底细，全部是在学习韩文公的《送石洪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韩愈】。文章有气势，力量中有光彩和火焰，顿挫而豪放，读来使人心情畅快，可以激发人的才思。

译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就好像空了。冀北的马本来比天下各地都多，伯乐即使善于识马，怎么能使马群空无一匹呢？解释这句话的人说：我所说的“空”，不是没有马，而是没有良马。伯乐懂得识马，遇到良马就把它选取出来，马群中不再留下良马。如果没有良马，那么即使说没有马，也不算虚妄的话。东都本来就是士大夫中的冀北。依仗才能而深藏不出、不肯求售的人，洛水北岸有石先生，洛水南岸有温先生。大夫乌公用斧钺镇守河阳三个月【句子新奇】；他认为石先生有才，便用礼节织成罗网，把他网罗到幕府中来。没过几个月，又认为温先生有才，于是把石先生作为媒介，用礼节织成罗网，又把温先生网罗到幕府中来。东都虽然确实有很多才士，早晨选取一个，拔擢其中最优秀的；晚上又选取一个，拔擢其中最优秀的。自留守、河南尹，以至各部门的执事，以及我们两县的长官，政事有不能通达之处，事情有可以疑惑之处，还能向谁咨询、由谁裁决呢？士大夫离开官位而居住在巷里，有谁和他们游乐交往？年轻后生到哪里去考察品德、请教学业呢？缙绅们向东向西经过这座都城，也没有人到他们的住所行礼拜访【这一段分为四节，句法有四种变化，顿挫起伏，既有波澜又有峰峦，写法十分精妙】。如果这样还称赞说：‘大夫乌公一镇守河阳，东都处士的住所便没有人前往了’，难道不是可以的吗？君王面向南方听理天下，他所托付并依仗力量的人，只有宰相和将帅罢了。宰相替天子在朝廷中得到人才，将帅替天子在幕府中得到文武士人；想要使朝廷内外没有不能治理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被牵系在这里，不能自行引退，本来想凭借这两位先生来养老，如今他们都被有权势的人夺走了，我怎么能不把这件事耿耿于怀呢？两位先生到达后，在军门拜见乌公；他们的到来，使我为先前所说的话向天下道贺，也使我为后面所说的乌公把人才全部搜罗走而表达个人的怨恨。留守相公首先作了四韵诗歌咏这件事，我于是推衍他的意思，为诗作了序。《送杨少尹序》【韩愈】。文章有气势，力量中有光彩和火焰，顿挫而豪放，读来使人心情畅快，可以激发人的才思。从前疏广带着两个儿子，因为年老，某一天辞去官位离开。当时公卿们在都城门外设置帐幕，举行祖道饯行，送行的车有几百辆，路旁观看的人大多叹息落泪，共同说他贤能【见《前汉书·疏广传》】。汉代史书既然记载了这件事，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画出了他的事迹，直到今天还照耀人们的耳目，显赫得仿佛是前些日子的事情。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正凭借善于作诗来教导后辈，一旦因为年满七十岁，也向丞相告退，回到自己的乡里。世人常说古今人物不能相及，如今杨君和疏广、疏受二人，他们的心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我忝列在公卿之后，遇病不能出门，不知道杨侯离开时，城门外送行的人有多少，车有多少辆，马有多少匹，路旁观看的人也有没有叹息，知不知道他是否贤能，而太史氏又能不能扩大记载他的事迹，为他作传，使他接续疏广、疏受二人的踪迹，不致寂寞失传呢？现在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人，至于画不画，本来就无须讨论。不过我听说杨侯离开时，丞相中有爱惜他的人，禀告皇帝，想让他担任本都的少尹，不断他的俸禄，又作歌诗来劝勉他，京城中擅长诗歌的人也相继作诗唱和。又不知道当年疏广、疏受离开时，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古今人物究竟相同还是不同，实在无法知道。中古时代的大夫把官职当作家，罢官以后便没有归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杨侯当初刚行冠礼，便在乡里被荐举，唱着《鹿鸣》而来。如今归乡时，指着树说：“这棵树，是我先人种下的。”又指着水、丘陵说：“这条水、这座丘，是我小时候钓鱼游玩的地方。”乡里人没有不更加敬重他的，都告诫子孙把杨侯不离开乡里作为榜样。所谓乡里的先生死后可以在社中祭祀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送高闲上人序》【韩愈】这篇序文谈吐诡奇放纵，学习《庄子》的文章；虽然学习《庄子》，却没有一句直接蹈袭它的文字。如果能够寄托自己的巧妙才智，使机变随着内心的感应而发，不因意气受挫，那么精神就会完整，操守就会坚定；即使外物来到，也不能黏滞在他的心上。尧、舜、禹、汤治理天下，养叔精于射箭，庖丁精于解牛，师旷精于音律，扁鹊精于治病，宜僚精于弹丸，秋精于下棋，伯伦精于饮酒，他们终身乐在其中而不厌倦，哪里有空闲羡慕外物呢？那些羡慕外物而改换事业的人，都是没有进入正堂、没有尝到大块肉的人。过去张旭擅长草书，不再钻研其他技艺；喜怒、困窘、穷困、忧悲、欢乐安逸、怨恨、思念、羡慕、酣醉、无聊，以及心中受到不平之事的触动，都一定在草书中发泄出来。他观察万物，看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的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以及天地万物的变化，凡是可喜可惊的，全都寄托在书法中。因此张旭的书法变化如鬼神一般，无法窥测端倪；他凭此终身专精，并使名声流传后世。如今高闲在草书方面，具有张旭那样的内心吗？如果没有得到张旭的内心，只追逐他的笔迹，我没有看出他能够成为张旭。要成为张旭，有一条道路：对利害必须看得分明，丝毫也不遗漏；内心情感炽烈，利欲交相争逐，有所得也有所失，勃然激动而不能释怀，然后全都在书法中决断发泄，这样之后才可以成为张旭。如今高闲法师信奉佛教，把生死看作一体，解除对外物的黏滞；按照这种心境，他一定淡泊寂静，内心毫无波澜，对世事也必然淡然无所嗜好。可是淡泊和寂静彼此相遇，便颓唐委靡、溃败不振而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书法上得到的，岂不是只有这样的形貌吗？不过我听说佛教徒善于幻术，有很多技能【这里转折得很巧妙】；如果高闲已经通晓这种道术，那么我就无法知道了。《送殷员外使回鹘序》【韩愈】唐朝承受天命成为天子，四方万国，无论海内海外，不论大小，全都臣服顺从朝廷，按时节进贡当地的各种物产，大国特意来朝，小国则随同使团而来。元和睿圣文武皇帝即位以后，全面治理境内，使一切归于法度。元和十二年，皇帝下诏说：“四方万国之中，只有回鹘与唐朝最为亲近，奉行职贡尤其谨慎【尊重中国，措辞得体】。丞相应当选宗室中四品官一人，持节前往赐予回鹘君长，告知朕的意思【尊重中国，措辞得体】；又选学问通晓经法、熟悉时事的人一人，作为他的副使。”于是殷侯侑由太常博士升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穿朱衣，执象笏，奉命出行。朝廷中的大夫没有不出来饯行的。酒喝到一半，右庶子韩愈端着酒杯说：“殷大夫如今不过出城数百里，刚走出门，便显出惆怅离别、令人怜惜的神色；拿着被褥进入三省值班，还要反复叮嘱、回头吩咐婢女，絮絮叨叨不能停。如今您出使万里之外的外国，唯独没有一点忧惧之情流露在言语和脸面上，难道不正是真正懂得轻重、具有大丈夫气概的人吗？丞相让您应诏出使，真是确实懂得识别人才。士人如果不通晓经书，果然是不足以任用的。”于是众人相继作诗，来说明他的出行。《原毁》【韩愈】

译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周详，要求别人宽松而简约。对自己严格周详，所以不会懈怠；对别人宽松简约，所以人们乐于行善。我听说古代有个叫舜的人，他的为人仁义，也是一个普通人。于是探求他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对自己要求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早晚思考，除去自己不如舜的地方，努力达到像舜那样。又听说古代有个叫周公的人，他的为人多才多艺，也是一个普通人。于是探求他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对自己要求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早晚思考，除去自己不如周公的地方，努力达到像周公那样。舜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周公也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得上他。这样的人却说：“比不上舜，比不上周公，是我的毛病。”这不正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周详吗？他们对待别人则说：“那个人是个普通人，能够做到这些，就足以称为贤士；能够具备这种技艺，就足以称为有技艺的人。”取用他的一项优点，不苛责他的其他缺点；只看他的现在，不追究他的过去，始终惟恐那个人失去行善的机会。一项善行容易修养，一种技艺容易学会。他们对待别人，便说：“能够做到这些，这也就够了。”又说：“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这也就够了。”这不正是对别人要求宽松而简约吗？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要求别人详细苛刻，要求自己宽薄。对别人苛刻，所以别人难以行善；对自己宽薄，所以自己取得的成就很少。自己还没有什么善行，却说：“我能做好这个，这也就够了。”自己还没有什么才能，却说：“我能做到这个，这也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内心，还没有多少收获便停止了。这不正是对自己要求太宽薄吗？他们对待别人则说：“那个人虽然能做到这个，但他这个人不值得称道；他虽然擅长这个，但他的才能也不值得称道。”只列举他的一项缺点，不计较他的十项优点；追究他的过去，不考虑他的现在，始终惟恐那个人获得声誉。这不正是对别人要求太苛细吗？这就叫不以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以圣人的标准期望别人。我没有看出这是尊重自己。虽然如此，产生这种做法是有根源的，就是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我曾试验过这种情况。我曾经对众人说：“某人是贤士，某人是贤士。”回应我的一定是那些与该人亲近的人；否则，就是那些与他疏远、不能同他分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强硬的人听到这种话，一定会在言语上发怒；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发怒。我又曾对众人说：“某人不是贤士，某人不是贤士。”不回应我的，一定是那些与该人亲近的人；否则，就是那些与他疏远、不能同他分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不像这样强硬的人，一定会因言语而高兴；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显出高兴。因此，事情做得越好，诽谤越兴起；德行越高，毁谤越随之而来。唉！士人处在这样的世道，却希望声誉光大、道德流行，真是困难啊。将来若有在上位做事的人，能够得到我的这番话并把它记在心里，那么他的国家大概可以得到治理了。这篇文章把人情世态写得曲尽其妙，巧妙之处在于假托他人的言辞，摹写世俗的情状；熟悉这种写法，就一定能够写好论说文。《文章轨范》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轨范》卷二 宋代谢枋得编纂 《放胆文》是王字集一类辩难、攻击性的文章。即使声色严厉，即使锋芒毕露，然而气势力量雄健，光彩和气焰长久深远；读起来能使人意气坚强、精神爽利。初学者熟读这些文章，一定会在文章方面雄健出众；即使在千万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场合，主考官也应当刮目相看。《争臣论》【韩愈】有人问我：“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乎哉’二字连接下文，表示疑问】？他学问广博、见闻丰富，却不求在别人那里获得声名；奉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国的边鄙之地。晋国边地受他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人有几千人【‘薰’字由《孟子》中的‘炙’字变化而来】。大臣听说后推荐他给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人都认为这是荣耀，阳城却不显露喜色。如今他居官已经五年了【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不进谏’的意思；把‘荣’改成‘华’，把‘无喜色’改成‘不色喜’】。看他的德行，仍然像在民间草野之中；他难道会因为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内心吗【先写下这几句，下文要用‘恒其德贞’，再用‘夫子凶’加以贬抑】？”我回答说【第一段】：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恒久保持自己的德行而守正，却会有凶祸”的人。怎么能算是有道之士呢【直截了当地贬斥】？《易经·蛊卦》上九爻说：“不侍奉王侯，崇尚自己的事业。”《蹇卦》六二爻却说：“王臣处在艰难之中而竭力辅佐，并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即使所处的时代不同，所践履的德行也不能不同。像蛊卦上九那样，处在无所作为的地位，却能尽到不为自身的节操；如果处在蹇卦六二那样的王臣职位上，却还抱着不事奉君王的高尚心意【这一段六句是双关的文法，韩愈很喜欢使用，可以作为写作法则】，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对应‘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尸位旷职的讥刺就会兴起【对应‘处王臣之位而怀不事之心’】，志向不能成为法则而受到责怪，最终也不能免除【蛊卦上九《象传》说：‘志向可以成为法则’】。蹇卦六二《象传》说：“最终没有过失。”如今阳子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居官【此处为二字句】已经不能说不久了；听闻天下得失【此处为六字句】，不能说不熟悉；天子对待他【此处为四字句】，不能说不优厚【这三句上句各异，下句相同，学习《孟子》的文法】。可是他从未说过一句涉及政事的话，看待政事的得失，仿佛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肥瘦，完全不因此在心中产生喜怒。问他的官职，他说：“谏议。”【二字】问他的俸禄，他说：“下大夫的俸禄等级。”【五字】问他的政务，他说：“我不知道。”【三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这三句上句相同，下句不同，学习《孟子》的文法】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委婉地贬斥】？况且我听说【第二段】：有官守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职责，就应当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进言，就应当离去【这两句是《孟子》的话】。如今阳子认为自己尽到了进言的责任吗？能够进言却不进言，和不能进言却不离去，没有一种是可以的。阳子难道要做只为俸禄而任官的人吗【第三段，问得委婉】？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也会因为贫穷而做官，说的就是只为俸禄而做官的人。”那么辞去尊贵职位而居于卑下职位，辞去优厚俸禄而居于贫穷地位，像守门击梆的人那样做，也是可以的【这一段也是《孟子》的话，看他增删字句、改变前面的话，便不陈腐】。孔子曾经担任过管理仓库的小吏，也曾经管理过畜牧场，却不敢荒废职守，一定说“账目核算正确而已”，一定说“牛羊繁殖顺利而已”【这一段也是《孟子》的话，看他增删字句、改变前面的话，便不陈腐】。如果说阳子的俸禄还不能算卑微贫寒，那就明明白白了；可他这样做，难道可以吗【委婉地贬斥】？有人说：“不是这样的【第四段】。阳城厌恶讥刺君上，厌恶做臣子的揭露君主的过错而把它当作声名，因此他即使进谏议论，也不让别人知道。

译《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好的主张，就进去在内廷告诉你的君主；然后你在外面顺从他，说：‘这谋略、这主张，都是我君主的德行。’” 阳子的用心，大概也是这样。我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真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糊涂了。进去便劝谏君主，出来却不让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应该做的。”阳子本来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蓬蒿之下，皇上赞赏他的品行，把他提拔到这个职位；官职既然以进谏为名，他实在应当有所作为来履行职责，使四方和后代都知道朝廷有正直刚强、敢于直言的大臣，天子有不吝赏赐、听从谏言如流水般自然的美德，也使岩穴中的士人听闻此事而羡慕，束好衣带、束起头发，愿意到宫阙之下进身，陈述自己的言论，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盛大的名号流传无穷。像《尚书》所说的那样——这正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应该做的【重要语句反复提起，使文章醒豁；学习《史记》‘善弓’的文法】。况且阳子的这种心意，难道是要使做君主的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吗？这正是在启发君主啊。有人说【第五段】：阳子不求声名，声名却传开了；不求任用，君主却任用了他；他不得已而出仕，守住自己的道而不改变，您为什么责怪他这样深呢？我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有意求取声名和任用的，只是忧虑时代不公、世人不义；既然得到正道，就不敢只求独善其身，而一定要兼善天下，勤勤恳恳，直到死后才停止。所以大禹经过家门也不进去，孔子的坐席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烟囱还没有熏黑；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这里有权衡】难道不知道自我安逸享受是快乐的吗？实在是因为敬畏天命，悲悯百姓的困穷。上天把贤圣和才能赋予人，难道只是让他自己有余裕而已吗？实在是希望他用来弥补天下人的不足。人的耳朵和眼睛对于身体，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听清是非，看明险易，然后身体才能安定。圣贤，是当时人的耳目；当时的人，是圣贤的身体。况且如果阳子不贤，就将被贤人役使来侍奉君上；如果他果真贤能，就本来应该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穷，怎么能自求闲暇安逸呢？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愿把事情加在别人身上，却厌恶以揭发别人为正直。像您这样谈论直言，确实是直言了，但恐怕伤害了德行，也浪费了言辞吧【前五段直截了当地攻击阳子，说他没有逃避之处；最后一段假托别人的话来攻击自己，言辞十分严厉，这种文法最高明】。喜欢把话说尽来招致别人的过错，是齐国国武子被杀的原因。您大概也听说过吧？我说【来攻击我的人逼迫得很急，看他解释得很好】：君子处在自己的职位上，就应当想到为自己的职守而死；还没有得到职位，就应当想到修饰自己的言辞来阐明自己的道。我将要做的是阐明道理，不是为了标榜正直而责备别人。况且国武子不能得到善人，却喜欢在混乱的国家把话说尽，所以被杀。《左传》说：只有善人才能接受别人把话说尽，意思是他听到后能够改正。您告诉我说，阳子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如今他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个程度，难道阳子就不能成为善人吗【最后仍不肯把‘有道’完全许给阳子；阳子毕竟是个好人，怎么能把他的长处完全抹杀呢】？【这最后一句收束得极其精妙。苏东坡作《范增论》，把范增攻击得没有逃避之处，结尾却说：‘虽然如此，范增是汉高帝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开，项羽就不会灭亡；范增也算是人中豪杰吗？’这正是学习韩愈的写法】《讳辩》【韩愈】我给李贺写信，劝他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并且很有声名，和李贺争夺声名的人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劝他参加考试的人是错误的。”听到这话的人没有仔细考察，便一唱一和，众口一词。皇甫湜说：“如果不把这件事讲清楚，您和李贺都将获罪。”我说：“是的。法律规定：‘双名不必避讳其中一个字。’解释法律的人说：‘比如说“征”字时不称“在”，说“在”字时不称“征”，就是这个意思。’法律又规定：‘不避讳音近的字。’解释法律的人说：‘比如禹和雨、丘和蓲这一类。’如今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是犯了双名避讳的法律吗？是犯了音近避讳的法律吗【这两句故意设问，不直接说破不犯避讳，是本篇的章法】？如果父亲名叫晋，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那么如果父亲名叫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极其精妙】？避讳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制定法制来教导天下人的，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时不避讳【文王名昌，《诗经》中有‘克昌厥后’】；孔子不避讳双名中的一个字【孔子的母亲名徴在，曾说‘宋不足徴’，又说‘某在斯’】；《春秋》不责怪不避讳音近的字【例如卫桓公名完】；康王名钊的孙子实际被称为昭王，曾参的父亲名叫晳，曾子并不避讳‘昔’字【例如说‘昔者吾友’，又说‘裼裘而吊’】。周代有骐期，汉代有杜度，那么这些人的儿子应当怎样避讳呢？”},{ 难道因为要避讳它与尊长名字相同的嫌疑，就连自己的姓也要避讳吗？还是只避讳这种嫌疑呢？【这两句又用设问而不直说破，十分精妙。】汉武帝名彻，避讳时改“彻”为“通”，却没听说还要把“车辙”的“辙”也避讳而改成别的字。吕后名雉，避讳时改称“野鸡”，却没听说还要把“治理天下”的“治”也避讳而改成别的字。如今上奏章和诏书中，也没听说避讳“浒、势、秉、机”这些字。【“浒”接近太祖庙讳，“势”接近太宗庙讳，“秉”接近代祖庙讳，“机”接近玄宗庙讳。】【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祖名昞，玄宗名隆基。】只有宦官和宫中妾侍才不敢说“谕”和“机”，认为这样会触犯讳名。【把“谕”看作接近近代宗庙的讳名，把“机”看作接近玄宗的讳名。】【这一转尤其高妙，把当时那些避讳嫌名的人骂得极其尖刻。】士大夫立言行事，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法则和操守呢？如今拿经书来考察，拿法律来验证，拿国家典章来查考，祝贺别人考中进士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呢？【又设下疑问。】凡是侍奉父母能像曾参那样，就可以不受讥议了；做人能像周公、孔子那样，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如今世上的士人不致力于实行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却避讳父母的名字，难道他们的操守还能胜过曾参、周公、孔子吗？由此也可见他们的迷惑。周公、孔子、曾参，终究不能被超过；难道周公、孔子、曾参，竟要和宦官、宫妾相提并论吗？难道宦官、宫妾孝敬自己的父母，反而胜过周公、孔子、曾参吗？这篇文章辩明事理，气势强劲而正直，立意高远，言辞严厉，最令人难以企及；其中有道理足以使人心服。全文完全不直说破，而尽用设问，故意作出似乎两可的说法，等待聪明人自己作出选择。这是另一种文章写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这种辩论文的写法，是从《孟子》来的。】《桐叶封弟辩》【柳宗元】

译全文七次转折，道理明白透彻，意味深长。每个字都经过思考，每句话都用心经营，没有一个字懈怠，也是子厚文章中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古代流传下来的记载说：成王把一片桐叶给年幼的弟弟叔虞玩耍，说：“用它来封你。”周公进宫祝贺。成王说：“我只是开玩笑。”周公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于是把年幼的弟弟封在唐地。【叔虞就是唐叔虞。此事见《史记·晋世家》。】我的看法并不是这样：成王的弟弟应当受封吗？周公就应该及时把这件事告诉成王，不必等到成王开玩笑时再去祝贺，使这件事成为事实。成王的弟弟不应当受封吗？周公却促成了成王不恰当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年幼的弟弟，让他成为那里 的君主；这样的人还能算圣人吗？【第一节。】【这是正理正论，为下文的辩难作铺垫。】况且，周公只是认为成王的话不能随便说罢了，难道就一定要顺着这句话把事情办成吗？假如不幸成王拿桐叶去和妇人、宦官开玩笑，难道周公也要照样奉行吗？【第二节。】【又一层诘难。】凡是君主的德行，关键在于实行得怎样；假如事情没有做得恰当，即使反复改动十次，也不算什么过错；但对于应当实行的事情，却不能任意改变，更何况这只是一次玩笑呢？【第三节。】如果开玩笑却一定要实行，那就是周公在教成王把错误进行到底了。【第四节。】【这一转尤其精妙，驳斥得很好。】我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当用大道从容而和缓地引导他，使他最终归于中正之道罢了，决不能碰到他的过失就替他找借口。【第五节。】也不应当把成王束缚得太紧、驱赶得太急，使他像牛马一样；逼得太急就会失败。【第六节。】【这一段讲的是正理。】况且普通家庭中的父子尚且不能这样自我约束，何况名义上是君臣的人呢？这不过是小丈夫拘拘谨谨、琐琐屑屑的做法，不是周公应当采用的，所以不可信。有人说：封唐叔的事，是史佚促成的。【第七节。】【这一收束尤其高妙。】《与韩愈论史书》【柳宗元】这种辩驳诘难、互相攻击的文章，目的在于使人心服。子厚这封信，韩文公没有再加以辩论，也是因为道理胜过了对方。先前收到你的信，说起史事，说已经把详细意见写在给刘秀才的信里；直到现在我才看到信稿，私心很不高兴。你过去和退之谈论史事，实在大错特错。假如信中说退之不应在史馆任职一天，那么怎么会有探听宰相的意图，认为宰相只是想用修史的名义来荣耀一个韩退之呢？如果真是这样，退之难道应该白白接受宰相给予的荣耀，后来又冒然留在史馆，接近机密之地，领取俸禄和供养，役使人员，掌管故实，利用纸笔来写私人的文章，拿这些供给子弟的费用吗？古代有志于道的人，不应当这样。况且退之认为修史记录者会遭受刑罚和灾祸，因而畏避而不肯任职，这更是不对。史书是用来评定褒贬的，尚且担心害怕，不敢去做。假如退之做了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他褒贬人物成败的作用更加明显，应该恐惧的地方就更大了。那时难道又会得意扬扬地进入御史台府，享用美食安然坐着，只在朝廷外的大街上来往呼喝吗？做御史尚且如此，假如退之做了宰相，掌握天下士人的生杀、进退和升降，他的仇敌就会更多，难道又会得意扬扬地进入政事堂，享用美食安然坐着，只在宫廷内外的大街上来往呼喝吗？那样和不修史而只以官号为荣、以俸禄为利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又说如果没有人为的祸患，就会有上天的刑罚。如果这是在责怪古代那些修史的人，那也实在是很糊涂。凡是处在某个职位上，都应当想着使自己的道正直；道只要正直，即使死也不能改变。如果要改变它，那还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在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国困顿，是因为当时诸侯昏暗，不能任用他。他没有得到任用而死，并不是因为他编写了《春秋》；即使当时不编写《春秋》，孔子仍然会得不到任用而死去。至于周公、史佚，即使记载言论、记录事情，也仍然能够得到任用并且显达。又不能把《春秋》说成是孔子的累赘。范晔行为悖乱，即使不修史，他的家族也会被诛杀。司马迁触犯天子的喜怒，班固不能约束属下，崔浩故意炫耀自己的正直而与强暴的胡虏争斗，这些都不是合乎中道的行为。左丘明因疾病而失明，是出于不幸；子夏不修史也失明，不能把这些当作警戒。其余的事情都不应超出这个道理。因此退之应当守住中道，不要忘记正直，不要因为其他事情而使自己恐惧。退之真正应该害怕的，只是不正直、不能合乎中道；刑罚和灾祸不是应当害怕的。大凡所说二百年来文武方面的事情，确实有许多是这样的。如今退之说‘只有我一个人，怎么能够弄清楚呢’，那么同职的人也这样说，后来接替并延续此事的人也这样说；人人都说‘只有我一个人’，那么最终还有谁能够为它作记录和传述呢？如果退之只根据自己听到和知道的事情，勤勉不敢懈怠，同职的人以及后来接替此事的人，也各自根据所听所知勤勉不敢懈怠，那么大概就可以避免史事失传，最终使它得到明确记载。否则，就只能徒然相信人们口头流传的话。说法一次次不同，日子越久就越多，那么那些所谓光明磊落、气势凌驾天地的事迹，未必不会沉没并且混乱杂陈，变得无从考察；有志之士怎能忍心任其如此呢？如果果真有志于此，难道应当等到别人督促责备、逼迫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官职的责任吗？又有，凡是鬼神之事，渺茫荒诞，往往没有可以凭信的根据，是明智的人所不谈论的。以退之的智慧，尚且害怕到这种程度。如今学习像退之，文辞像退之，喜欢议论像退之，自称慷慨正直、刚强不屈也像退之，尚且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唐代的史书，最终难道就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了吗？有英明的天子，有贤能的宰相，又得到像这样的史才，却仍然不能成事，实在令人痛惜！退之应当重新考虑有什么可以做，并且赶快去做。如果最终还是因为恐惧而不敢做，那么一天之内就可以引退离去，又为什么说将要一边做一边谋划呢？如今自己应当做而不做，反而诱导史馆中的其他人和后辈也这样做，这实在是大糊涂了。自己不勉力，却想勉励别人，实在太难了！《晋文公守原议》【柳宗元】每个字都经过思考，每句话都有法度，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是懈怠的，这是柳宗元文章中最得意的作品。晋文公从周襄王那里接受了原邑以后【原邑是周襄王赐给他的】，对于由谁来守卫原邑感到为难，便询问宦官寺人勃鞮，把这件事交给赵衰【贤臣】办理。我认为，守卫原邑是政务中的大事，是用来承奉天子、建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当向亲近而轻佻的人征求意见，以致辜负天子的命令。晋文公选择这样重大的任职，既不在朝廷公开商议，反而只在宫中私下商量；既不广泛征求卿相的意见，反而只和宦官一人谋划。即使有人同情他，贤能的人也足以掌管国家政务，不至于因此失败；但损害贤臣、败坏政务的祸端，却由此滋长了。何况当时并不缺少谋划议政的大臣呢？狐偃是谋臣，先轸统率中军，晋文公却疏远他们，不向他们咨询；对外不求助，最后反而由宦官决定。这能作为法则吗？况且晋文公将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辅佐天子，这是远大的志向。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任用竖刁而败亡；如今取得原邑、开拓疆土，正好是他开始施行政务的时候【僖公二十五年】，是用来观察诸侯的。可是他却背弃了自己兴盛的原因，重蹈自己败亡的道路，竟还想称霸诸侯；凭土地来说，他的疆域很大；凭力量来说，他很强盛；凭名义来说，又有天子的册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周王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会同册命晋侯为侯伯】。诸侯确实害怕他，哪里能够真正心悦诚服地归附他呢？

译后来秦孝公时的宦官景监得以举荐商鞅为相，汉宣帝时的宦官弘恭、石显得以杀害萧望之，误导他们的根源都是晋文公。唉，能够得到贤臣来守卫大城【这里指晋文公】，所询问的人没有错，所举荐的人也没有错；可是仍然足以使当时蒙羞，使后代陷入这种局面【这里指秦、汉两代】。何况询问和举荐又两方面都错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呢？所以我写下晋文公的罪过，用来附会《春秋》中许世子止、赵盾一类的责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朋党论》【欧阳修】在谏院任职时进呈。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是希望君主能够辨别其中的君子和小人罢了。【这三句是全文的主旨。】大体说来，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因为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这一转最为精妙。】为什么呢？小人所喜欢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财货。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援引而成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假的。【开头说小人没有朋党，这里又生出‘假朋’二字，尤其精妙。】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恐后，或者利益耗尽便交情疏远，更严重的还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说，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他们暂时结成朋党的关系，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持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会志同道合、彼此增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就会同心协力、共同成事；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人，只应当斥退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元，善】，八恺【恺，和】十六人结为一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称为八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称为八元。舜辅佐尧，斥退四个凶恶小人的朋党，提拔八元、八恺这些君子的朋党，尧在位时天下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防、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互相称赞，互相推让；这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舜把他们全都任用了，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子亿万人，却各怀亿万种心思；周有臣子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纣在位时，亿万人各自心怀异志，可以说没有结成朋党，但纣却因此亡国。周武王时，三千臣子结成一个大的朋党，周因此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的名士全部抓来囚禁，称他们为党人【汉代党锢中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张俭、范滂、李膺、郭泰是其中的首领】。等到黄巾贼起兵【张角】，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指桓帝、灵帝、献帝三朝】，把党人全部解除禁锢、释放出来，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朋党的议论逐渐兴起【前代李德裕一党多为君子，牛僧孺一党多为小人，称为牛李党】；到唐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全部杀掉，都投入黄河，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 唐朝于是灭亡了【朱全忠时在白马驿把党人全部杀死】。前代的君主中，能够使人人离心离德、不结朋党，没有谁比纣更甚；能够禁止并断绝善人的朋党，没有谁比汉献帝更甚；能够诛杀清流朋党，没有谁比唐昭宗时期更甚。然而他们都使自己的国家陷入混乱并走向灭亡【天子看到这三句，难道不会有所感悟吗？】互相称赞、互相推让而不疑忌彼此，没有谁比舜时的二十二人更甚。舜也不疑忌他们，把他们全都任用了。然而后世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骗，反而称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的三千臣子共同结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没有超过周朝的；然而周朝因此兴盛，是因为人数虽多而没有令人厌恶。唉！国家治乱兴亡的迹象，做君主的人可以把这些作为鉴戒了。【只用两句收结，极其精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仁宗时，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担任执政大臣，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担任谏官，想要彻底改革弊政，共同实现太平。陈执中、章得象、王拱辰、鱼周询等人不高兴，谋划倾陷君子，首先攻击并罢免馆职，牵连名士十三人。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心中不安，相继离开朝廷。小人制造朋党的说法，想要把善类全部排斥出去。蓝先震进呈《朋党论》，欧阳公为此忧虑。于是先上疏论说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公正忠诚、爱护国家，又上《朋党论》来驳破邪说。仁宗因此醒悟。汉元帝二年，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成朋党，请求召来交给廷尉审理。皇帝刚即位，不知道廷尉是掌管刑狱的官署，便批准了他们的奏议。后来皇帝赦免了萧望之，又想依靠他担任丞相。弘恭、石显再次进言，说萧望之不知悔过，心怀怨恨，如果不把萧望之稍稍屈辱于牢狱之中，使他怏怏不平的心情得到排遣，那么圣朝就无法施加深厚的恩德。于是萧望之饮鸩自杀。汉桓帝九年，宦官让张成的弟子牢脩告发李膺等人，说他们收养太学中的游学士人，联合各郡的生徒，共同结成朋党，诽谤朝廷，惑乱风俗。朝廷逮捕他们，将他们关进黄门狱和北寺狱；所牵连的人有二百多人，终身禁止做官。又有一些儒学之士品行高尚、讲求义理，宦官都指称他们是朋党之人，有的处死，有的流放，有的废黜禁锢，这样的又有六七百人。窦武、陈蕃、刘淑被称为“三君”。所谓“君”，是说他们受到一代人的共同尊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防被称为“八俊”。所谓“俊”，是说他们是众人中的英杰。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被称为“八顾”。所谓“顾”，是说他们能够凭借德行引导他人。张俭、翟超、岑晊、范康、刘表、陈翔、孔昱、檀敷被称为“八及”。所谓“及”，是说他们能够引导人们追随并尊崇贤者。度尚、张邈、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王考被称为“八防”。所谓“防”，是说他们能够用财物救济他人。唐昭宗天祐三年，裴枢、崔远、独孤损、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等人被贬谪，其余的人也都被指为轻浮浅薄之徒，贬谪驱逐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士大夫阶层因此几乎一扫而空。禹、稷、契、皋陶、垂、殳、斨、伯与益、朱虎、熊罴、伯夷、防龙、四岳、十二牧，共二十二人。《纵囚论》【欧阳修】文章有气势，力量中透出光彩和锋芒；熟读这篇文章，可以激发人的才气，使人善于确立和阐发论点。

译信义应当在君子中实行，而刑罚诛戮则施加于小人。被判刑直到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人；这又是小人中最为恶劣的。宁可因守义而死，也不苟且求生，把死亡看得如同回家一样；这又是君子中最难做到的。唐太宗贞观六年，当时登记在册的死刑囚犯有三百多人，太宗放他们回家，与他们约定，让他们自行回来接受死刑。这样做，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情，来要求小人中最恶劣的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约定期限，最终都自行回来；其中没有后代的，也都回来受死。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却是小人容易做到的事吗？这难道符合人情吗？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等到用道德教化来面对他们，就可以使他们改变而成为君子。大概道德教化深入人心、改变人的速度，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又说：太宗这样做，是为了求得这样的名声。然而，怎么知道他放囚犯离去时，不是料定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借此获得免死，所以才放他们走的呢？又怎么知道那些被释放的囚犯离去时，不是料定自己回来就一定能获得赦免，所以才再次回来呢？料定他们一定会回来而放他们走，这是上位者窥测下位者的心思；料定自己一定能获免而再次回来，这是下位者窥测上位者的心思。我只看见上下彼此算计，才共同成就了这个名声，哪里有什么施行恩德以及懂得信义可说呢？否则，宋太宗施德于天下，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却不能使小人不作极恶大罪；而仅凭一日的防备，就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也是说不通的论断。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放他们回来，杀掉他们而不赦免；又放他们回来，他们又回来，这样就可以知道这是由于防备之德所造成的了。然而这种事实际上不会发生。至于放他们回来而赦免他们，只能偶尔做一次。如果屡屡这样做，那么杀人者都不死，这能成为天下永久实行的法令吗？不能成为常法的，难道是圣人的法令吗？所以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必定以人情为根本，不故意标新立异来显得高明，也不违逆人情来求取声誉。《春秋论》【欧阳修】《春秋》记载赵盾弑杀他的国君夷皋，《左传》说是赵穿弑杀了鲁灵公。赵盾担任正卿，逃亡时没有越过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弑君的贼人，因此董狐记载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 《左传》又说：“孔子说：‘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事的原则从不隐讳；赵宣子，是古代优秀的大夫，却替史法承受了恶名。可惜啊，如果越过国境就能免罪了。’” 弑君叛逆，是最大的罪恶。这种罪过，没有什么可以赎免；对于这种人，世人不能容忍；在法律上，也不能赦免。法律施加于人，即使是小罪也必须慎重，何况把大法施加于大恶呢？既然轻率地加罪，又轻率地赦免，那就是自己侮辱法律，人民也不会畏惧。《春秋》运用法度，不会这样轻率。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家解释《春秋》说：《春秋》因为赵盾没有讨贼，便加给他大恶之名；但又说赵盾并非实际弑君，于是再次在经文中出现，以说明赵盾无罪。这就是随意加罪又随意赦免罢了。假如认为赵盾没有弑君的意图，难道可以轻易把大恶加在他身上吗？假如因为他没有讨贼，情理上可以责备，应该给他加罪吗？那么后来他始终没有讨贼，既没有改过来自我赎罪，为什么又突然赦免他，使他同无罪的人一样呢？无论进退都说不通，这不是《春秋》的意思。赵穿弑君，是大恶；赵盾不讨贼，不能替国君报仇，又使下属逃脱刑罚，这两件事的轻重，显然不能相比。即使赵盾应当责备，赵穿怎么能免罪呢？如今反而赦免首犯，使他成为善人，却让无辜的人承受大恶之名，完全可以断定事情不会这样。《春秋》所憎恶的，是使作恶者不能侥幸逃脱，使有嫌疑的人得到辨明；这就是所谓公正地判明是非。按照三家的说法，当初鲁灵公想杀赵盾，赵盾逃走而免罪。赵穿是赵盾的族人，于是弑杀了灵公；赵盾没有讨伐他，事情的表面便近似于参与弑君。这是一个真相和表象难以辨明的事情，圣人尤其应当推求实情、查明事实。假如赵盾果真有弑君之心，那么罪过自然在赵盾，不能说他是替史法承受恶名而称赞他的贤德；假如他果真没有弑君之心，就应当为他辨明，首先确定赵穿的罪恶，使罪责有所归属，然后再责备赵盾放纵贼人。这样赵穿的大恶便不能侥幸逃脱，赵盾因嫌疑而形成的罪迹虽得到辨明，但不讨贼的责任也不能推辞。如此，是非善恶就清楚了。如今反而让作恶者免罪，使有嫌疑的人陷入大恶，这完全可以断定不是这样的。若说赵盾不讨贼，是因为他有幸灾乐祸、盼望弑君的心，与亲自弑君相同，所以宁可舍弃赵穿而治赵盾的罪，这只是专门猜疑、凭主观推断办案的官吏，以及故意矫激的做法，不是孔子的忠恕之道，也不是《春秋》以王道治理人的法则。孔子担心旧史的是非错乱、善恶不明，所以修订《春秋》。即使旧史果真如此，他难道会听从而不加以纠正吗？难道会听从旧史的说法加以称美，反而教人越过国境逃避罪恶吗？由此便可知道，这只是错误的传说。有人问：“那么夷皋究竟是谁弑杀的？” 回答说：“孔子所记载的就是正确的：‘赵盾弑杀他的国君。’现在有一个人，父亲病了，他亲自送药，却没有亲自尝药；又有一个人，父亲病了，他没有亲自送药，两个父亲都死了；还有一个人，拿刀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把他交给官吏治罪。这三个人的罪相同吗？即使是庸碌的官吏，也知道不能相同。亲自送药却没有尝药的人，有爱父亲的心，只是不熟悉礼制，这是值得哀怜的，是无罪的人；没有亲自送药的人，确实是不孝。即使他没有爱父亲的心，却还没有弑父的意图，假如让善于审理狱讼的人判决，也应当和拿刀杀父的人区别定罪，何况有亲自送药的孝心，反而要和拿刀杀父的人同罪吗？这是庸吏也不会做的事。那么，许世子止如果确实只是没有尝药，孔子就绝不会记载说‘弑君’。孔子既然记载‘弑君’，那么止一定不是因为没有尝药而获罪。诘难者说：圣人只是借许止的事来垂示教训。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借许止垂示教训，不过是想让人知道应该尝药。圣人只要明白说出来告诫世人，就是万世的法则，何必给孝子加上大恶的罪名，而文辞中最终又看不出尝药这件事，使后世只知道止弑君，却不知道药物应当亲自尝试呢？”

译教训还没有流传开来，反而已经使人陷入大恶了。圣人垂示教训，不会这样迂曲。果真如此的话，罪责也不会这样严刻。诘难者说：“为什么赵盾又出现在经文中？许悼公为什么要记载安葬？”回答说：“弑君之臣不出现在经文中，这只是三家的说法。难道圣人果真因为许悼公安葬而遵守这种法则吗？又怎么知道不是因为许悼公没有讨贼，所以才记载他的安葬呢？自从许止因弑君之事出现在经文中，过了四年，吴国击败许国军队；又过了十八年，到鲁定公四年，许男才开始出现在经文中，而且不称其名。许国在经文中的记载本来就很简略，许止的事迹已无法得知。诘难者说：“三家的说法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从他们所传闻的材料中得来。这样说来，流传下来的东西难道都不可信吗？”回答说：“传闻怎么能全部相信？公羊氏、谷梁氏把尹氏之死说成正卿之死，左氏却把尹氏之死说成隐公母亲之死；一方认为是男子，一方认为是妇人。由传闻得到的说法大概就是这样，这难道能全部相信吗？” 《文章轨范》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轨范》卷三 宋代谢枋得编纂 小心文。把字句组织成议论，精明而断制分明；文章气势圆活而委婉曲折，有抑扬，有顿挫，有收有放。科场程文中的论，应当采用这种文法。先暗中记熟侯氏、王氏两部文集，下笔就不会滞涩，便应当读这篇。《管仲论》【苏洵】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称霸，抵御夷狄，直到终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受到重用，齐桓公死于内乱，五位公子争夺君位，祸患蔓延，到简公时，齐国仍没有安宁的岁月【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即位后是孝公，所以说五位公子】。功业的成功，不是在成功的那一天才形成的，大概一定有它开始的原因；祸患的发生，也不是到了发生的那一天才开始，一定早有预兆【这一段有断制】。所以齐国太平时，我不说是管仲的功劳，而说是鲍叔的功劳【鲍叔推荐管仲，齐桓公任用他】；到齐国发生内乱时，我不说是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三人，固然是扰乱国家的人，但使他们得到任用的，是齐桓公。要有舜，后来才知道流放四凶；要有仲尼，后来才知道除掉少正卯。齐桓公是什么样的人呢？然而，使齐桓公能够任用这三人的，是管仲。管仲病重时，齐桓公去问他，宰相的职责应当妥善交代。这个时候，我本以为管仲会举荐天下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然而他说的竟然只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三个人不合人情，只是不可以亲近罢了。”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果真能够不任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了多年，难道还不了解齐桓公的为人吗？齐桓公耳边听到的总是声色，眼前看到的总是美色；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当初之所以没有任用他们，只是因为有管仲在罢了。一天没有管仲，这三个人就可以弹去帽子上的灰尘、互相庆贺了。管仲以为临死前说的话，就能束缚齐桓公的手脚吗？齐国不怕有这三个人，而怕的是没有管仲。有管仲在，这三个人不过是三个平民罢了。否则，天下难道还少有这类三个人吗？即使齐桓公有幸听从管仲，杀掉这三人，其余类似的人，管仲难道能够一一列举并全部除掉吗？唉！管仲可以说是不懂得根本的人了。趁齐桓公询问之时，举荐天下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至于没有管仲。又何必担心这三个人呢？不说也可以【这一段代替管仲谋划，是全篇最高妙之处。既然攻击管仲，就必须设身处地想：如果我生在管仲的时代，处在管仲的位置，做管仲所做的事，应当如何处置，必定要有所防备。苏轼作《鼂错论》《范增论》也都采用这种方法】。五霸之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盛的；晋文公的才干不过如此，臣下又都不如管仲【狐偃、赵衰、先轸、阳处父】；晋灵公的暴虐【晋文公的儿子】比不上齐孝公的宽厚【齐桓公的儿子】。晋文公死后，诸侯仍不敢背叛晋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匹〕 晋国凭借晋文公留下的余威，仍然能够做诸侯的盟主一百多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君主虽然不贤，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在。齐桓公死后，齐国却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他只是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已经死了。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贤人，大概也有只有贤臣而没有贤君的情况。齐桓公还在世，却说“天下再也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我不相信。管仲的著作中有记载，说他临死时评论鲍叔、宾胥无的为人，并且分别列举他们的缺点【这件事见《管子》】。这说明管仲心里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足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们，而他又预先知道自己将死，那么这段记载就是荒诞不实、不能相信的。我看史书记载，史防因为不能提拔蘧伯玉、罢黜弥子瑕，所以才有身后的劝谏。萧何临死时，举荐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先找出这两件事作为论据，然后立论】。国家可能因为一个人而兴盛，也可能因为一个人而灭亡。贤人不为自身死亡悲伤，却忧虑国家衰败，所以一定要再有贤人，然后才可以死去。那个管仲，凭什么就死去了呢？” 《高祖论》【苏洵】这篇文章因汉高祖命令陈平、周勃在军中斩杀樊哙一事而有所见解，于是写成这一段文字。既看出吕氏之祸，又论述高祖任用周勃而不除去吕后二事，都是穷尽思虑、苦心作文之作，不是浅薄的学问所能达到的。必须熟读并暗中记诵，才知道它的好处。汉高祖运用权术，处理一时的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的形势，举足动目便能制约项羽，不如张良。若没有这两个人，天下就不会归于汉。可是汉高帝不过是个木强的人罢了。然而天下平定以后，关于后世子孙的谋划，陈平、张良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地方，高帝却常常预先为他们规划安排，使后世所做的事，明白得就像亲眼看见事情而去办理一样。大概高帝的智慧，在大事上明察，在小事上昏暗，到这里才看得出来【这一段像论的开头】。高帝曾对吕后说：“周勃厚重而少文才，然而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当时刘氏天下已经安定了，周勃又将安定谁呢？所以我的看法是：“高帝把太尉的职位交给周勃，是因为知道将有吕氏之祸【这一问可以看出老泉读书有眼力、作文有笔力。众人读《汉书》中‘然安刘氏必勃，可令为太尉’两句，只说高帝知道周勃厚重，能够担当大事；谁能想到‘刘氏既然已经安定，周勃又将安定谁呢’？‘高帝把太尉交给周勃，是因为知道有吕氏之祸’四句，老泉的学识很难有人比得上】。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除去吕后呢？” 因为形势不允许。过去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管叔、蔡叔等三监便叛乱。高帝想到自己百年之后，将相大臣和诸侯王中可能会有像武庚禄父那样的人，却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们。只是想到家中有主母，豪奴悍婢便不敢与弱小的主人抗争。吕氏辅佐高帝平定天下，一向为将领和大臣所畏惧服从，只有她可以镇压他们的邪心，等待继承人长大。因此不除去吕后，是替惠帝考虑【又揣摩高帝不除吕后的意图，写成一段议论，都是凭空推测、自出新意，仿佛无中生有，文法极高】。【这一段像论的原题】吕后既然不能除去，所以就削弱她的党羽来损害她的权力，使即使发生变乱，天下也不会动摇。

译所以，凭樊哙的功劳，高帝却在一天之内决定杀他而毫不迟疑。唉！难道他唯独对樊哙不仁吗？樊哙与高帝一同起兵，攻城陷阵，功劳并不少。当周亚夫唆使项庄时，如果没有樊哙斥责项羽，汉朝能否建立还很难说。一天，有人诬告樊哙要灭掉戚氏；当时樊哙正在出兵攻打燕国，高帝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到军中杀掉他。樊哙的罪名还没有显现，诬告他的人所说是真是假也未必确定。况且高帝不因一个女子而杀天下功臣，这一点也很明白。樊哙娶了吕氏，吕氏宗族如吕产、吕禄之辈，都是庸才，不值得忧虑。唯独樊哙是豪杰，是诸将不能制约的人；后世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本来高帝病中命陈平、周勃斩樊哙一事有所见解，于是写《高祖论》。前面不直接说破，必须逐节写出新意、建立奇论，到这里才进入事件】。高帝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这种药草一样，只要它的毒性能够治病而不至于杀人就行了。樊哙死了，吕氏的毒性就不至于杀人。高帝认为这样便足以使他死后无忧。陈平、周勃却留下了他的忧患。樊哙死在惠帝六年，是天意。假使他还活着，吕禄就不会受骗，太尉也不能进入北军【这一段像论的讲题】。有人说，樊哙是高帝最亲近的人，假如他还活着，未必会和吕禄、吕产一起叛乱。韩信、黥布、卢绾都面南称王，而卢绾又最受高祖亲近宠幸；然而等不到高祖去世，他们却都相继因谋反被诛杀。谁能说高帝百年之后，像盗墓者、屠狗者那样的人，看到自己的亲戚成为帝王，却不会欣然跟随他呢？所以我说，陈平、周勃是留下了高帝忧患的人【这一段像论的结尾】。这篇文章借高帝命陈平、周勃到军中斩杀樊哙一事，建立全篇议论。斩杀樊哙，像是一篇文章的题目；命周勃担任太尉一事，像是议论的原题。高帝不除去吕后，正是替惠帝考虑；斩杀樊哙，可以除掉吕氏的党羽，制止吕氏的变乱，这是全文的主旨。《春秋论》【苏洵】这篇文章有法度、有气势、有精神、有光彩，谨严而又华美。熟读《孟子》，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赏罚，是天下共同的权力；是非，是一个人的私人判断。权位所在之处，圣人便以自己的权力代表天下公断，使天下人受到惩罚或得到劝勉；道义所在之处，圣人便以自己的权力代表一己判断，使天下人受到荣誉或耻辱。周朝衰微时，权位不在孔子身上，而道义在孔子身上。孔子凭借道义的权力，可以评判天下的是非。《春秋》奖赏人的功劳，赦免人的罪过，剥夺人的宗族，断绝人的国家，贬低人的爵位；诸侯有时记载名字，大夫有时记载字，并不只依据成文法，而是依据用意；不只是说谁对谁错，还要据此施加赏罚。这样，孔子当然可以说：‘我可以赏罚人了。’赏罚人的事，是天子和诸侯的职责。孔子忧虑天下诸侯、大夫僭越天子、诸侯的职权，于是作《春秋》而已；如果这样做，那么凭什么责备天下人呢？权位是公权，道义是私权；私权不能胜过公权，道义就不能胜过权位。权位的权力可以赏罚，道义的权力不过是判断是非。道义在我这里，却不能做有权位者所做的事，那么天下人都会说：‘权位不可僭越，正是如此。’否则，天下谁不会说：‘道义在我手中，那么拥有这种道义的人就是权位的敌人。’【第一难】有人说：‘孔子难道真的是在进行赏罚吗？’ 只是说赏罚罢了，这又有什么妨害呢【第一解】？回答说：“我不是君主，也不是官吏，只是一个走路的人；我告诉别人：‘某人行善，某人作恶’，可以；接着又说：‘某人行善，我奖赏他；某人作恶，我诛杀他’，那么人们有不笑我的吗？孔子的赏罚和这有什么不同？这样说来，这怎么足以成为孔子，又怎么足以成为《春秋》呢【第二难】？回答说：“孔子作《春秋》，并不是说‘这是孔氏的书’，也不是说‘这是我作的’。赏罚的权力，不能由自己私自赋予自己。”又问：“这是鲁国的史书，是鲁国作的。有善行而奖赏他，就说‘这是鲁国奖赏他’；有恶行而惩罚他，就说‘这是鲁国惩罚他’【全篇主旨正在这里】。怎么知道呢？”回答说：“孔子为《易》作《系辞》，谈孝道称为《孝经》，都是自己命名，这就是把它们据为己有。而《春秋》是鲁国给史书命名的名称，孔子把自己托付于这个名称，所以是把它公之于世。以鲁国史书的名义公开它，而赏罚的权力本来就在鲁国【第二解】。《春秋》的赏罚从鲁国推及天下，是天子的权力。鲁国的赏罚不出国境，却把天子的权力赋予它，为什么呢【第三难】？”回答说：“天子的权力本来在周王那里，孔子不得已才把它交给鲁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周武王去世时，天子的职位本应由成王继承，但成王年幼，周公认为天下不能没有赏罚，因此不得已代理天子的职位，以赏罚天下，保存周王室。周朝东迁时，天下的权力本应在周平王手中；周平王昏乱，所以孔子也说：‘天下不能没有赏罚。’而鲁国是周公的国家，处在鲁国的土地上，应当像周公那样，不得已借用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以尊崇周王室，所以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鲁国【第三解】。那么借用天子的权力，应当怎样做呢【第四难】？”回答说：“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就可以【第四解】。”孔子希望鲁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却没有实现，为什么又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齐、晋呢【第五难】？齐桓公、晋文公表面上尊崇周王，实际上想使自己的国家富强，所以孔子赞同他们所做的事，却不赞同他们的本心。周公一心保存王室，虽然他的子孙不能继承他的志业，但孔子思念周公，准许鲁国借用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他的意思是：‘有周公的心，才可以实行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这就是他不赞同齐、晋而赞同鲁国的原因【又生出一段议论】。孔子也知道鲁君的才能不足以实行周公的事业，只是认为当今天下没有周公，所以才到了这一步；因此把天子的权力交给周公的子孙，是为了表现思念周公的意思【这一段议论真是痛快而感人】。我看《春秋》的法则，都来自周公的法则，而且对内详尽、对外简略；它要鲁国效法周公的作为，先治理自己而后治理别人，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译孔子感叹礼乐、征伐从诸侯那里发出，而田恒弑杀自己的国君，于是斋戒沐浴，请求讨伐他；既然如此，天子的权力，孔子本来就明白地交给鲁国了【第五解】。子贡一类的人没有明白孔子的用意，便续写经文而记载下来。孔丘去世时，孔子已经告老；大夫告老后去世，通常不记载，唯独孔丘却记载了。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公之于天下，难道会偏私一个孔丘吗？唉，孔子把它看作鲁国的史书，而子贡一类的人却把它看作孔氏的书吗？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有是非而没有赏罚，这也是史官应有的体例，本来就应当这样【结尾】。后世仿效孔子作《春秋》的人，我感到疑惑【《吕氏春秋》《吴越春秋》】。《春秋》具有天子的权力；天下有君主时，《春秋》不应当作；天下没有君主时，天子的权力，我不知道应当交给谁。天下的人，哪里有像周公后代那样的人，值得把权力交给他呢？找不到这样的人而交给别人，就会发生混乱；不交给别人而自己占有，就是僭越；既不交给别人，也不自己占有而无所归属，就会离散。唉，后世的《春秋》究竟是造成混乱、僭越，还是离散呢？” 《范增论》【苏轼】汉高祖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同汉有私交，逐渐削弱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基本定了，君王自己去做吧，请允许我告老还乡，回到普通士卒中去。”他还没有回到彭城，背上毒疮发作而死。苏轼说：范增离开是对的；他不离开，项羽一定会杀范增。只是遗憾他没有早些离开。那么应当因为哪件事离开范增呢？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最终因此失掉天下，难道应当在这时离开吗？回答说：不。范增想杀沛公，是臣子应尽的职责；项羽没有杀他，还保有作为君主的气度。范增为什么要因此离开呢？《易经》说：‘懂得事物初始的征兆，大概就是神明了。’《诗经》说：‘就像那雨雪，先聚集成霰。’范增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开。陈涉能够得到民心，是借用了项燕、扶苏的名义；项氏能够兴起，是因为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诸侯背叛项氏，是因为项羽弑杀义帝【义帝任命宋义为上将，号称卿子冠军，后来被项羽杀死。陈涉最初起兵时，借已死的楚将项燕、秦太子扶苏的名义，欺骗地声称他们还活着，以此感动人心。楚怀王进入秦国没有罪过却死去，楚人怜悯他。南公说：楚国即使只剩三户，灭亡秦国的也一定是楚国。范增劝楚项梁寻找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立他为楚怀王。项羽表面尊奉楚怀王为义帝，后来暗中派人把义帝杀死在江中】。况且义帝的拥立，是范增谋划的主要结果。义帝的生死，难道只是关系楚国的兴衰，也同样是范增要共同承受祸福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不可能义帝灭亡而范增独自长久存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正是弑杀义帝的征兆；他弑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源。难道一定要等到陈平来离间吗？事物一定是先腐烂，然后虫子才会生出来；人一定是先产生怀疑，然后谗言才会乘隙进入。陈平虽然聪明，又怎么能离间一个没有怀疑的君主呢？我曾经评论义帝，认为他是天下贤明的君主。他唯独派沛公入关，而不派项羽；在众人之中识别出卿子冠军，并提升他做上将。不是贤君，能做到这样吗？项羽既然假传命令杀死卿子冠军，义帝一定不能忍受。不是项羽弑杀义帝，就是义帝杀项羽，这一点不用等聪明人也能知道。范增起初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服从；后来项羽中途杀掉义帝，这不是范增的意愿。哪里只是违背他的意愿，他一定会竭力争辩而不被采纳。项羽不采用他的意见，却杀掉他所拥立的人，项羽对范增的怀疑一定就是从此开始的。当项羽杀卿子冠军时，范增与项羽并肩侍奉义帝，君臣名分尚未确定。替范增考虑，他有力量就应当诛杀项羽，没有力量就应当离开，难道不正是毅然决然的大丈夫吗【这一段最妙，是无中生有、死中求活】？范增已经七十岁，合得来就留下，合不来就离去；不在这时表明去留的界限，却想依附项羽来成就功名，实在浅陋。即便如此，范增仍是汉高帝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开，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真可以算是人杰了【结尾没有把范增贬低到底，反而称许他是人杰。正如韩愈《争臣论》竭力攻击，结句却说“阳子将不得成为善人吗？”这样才是公正的评论。若只断定人的过错，攻击人的恶行，抹杀人的善处，都不是老练的手法】。这是苏轼在海外所写的文章，一句一字都不能增减，句句有法度，字字都用尽心力。后辈只要熟读并暗中记诵，这一篇的义理融会明白，音律和谐；下笔作论，一定能惊动世人、超凡绝俗。这篇文章最好的地方，在于项羽杀卿子冠军时，范增与项羽并肩侍奉义帝的那一段，应当和《鼂错论》一同阅读。凡是作史，评论古人的是非、得失、存亡、成败，就像明断官府的大案件，必须说得使人心服。如果只能责备别人，也不是高手。必须设身处地思考：假如我生在这个人的时代，处在这个人的位置，遇到这个人所遇到的事情，应当怎样应变？应当怎样保全自身？一定要有最恰当而不可改变的见解。好比下棋，败局中有胜着，胜局中有败着，得失只在一着之间。棋师在旁观战，一定能够复盘逐着说明，胜者也可能败，败者也可能胜，这才是良工。苏轼作史论，都能做到这一点。一般人不能理解，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人，一定擅长作论。《鼂错论》【苏轼】这篇文章先立下开头，然后进入事件，是另一种格局。它老于世故，明白人情，具有忧虑深远的智慧，也有排除困难、解决纷争的勇气，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而已。天下的祸患，最不可处理的，是名义上称作太平无事，实际上却隐藏着不可测的忧患【暗中说汉景帝时诸侯势力强大，削藩也反叛，不削藩也反叛】。坐看它发生变化却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译而起来勉强处理它，天下人又习惯于太平安定的生活，不会相信我【这像破题】。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担当，冒犯大难以求成就大功；这本来不是短短一两个月勉强行事、苟且求取名声所能做到的【暗中说鼂错削弱七国之事】。天下正处于太平安定之时【暗中说汉景帝时】，没有缘故却发动大难的端绪【暗中说削藩】，是我发动的，我就能够收拾它，然后才能向天下有所交代【暗中说七国反叛】。事情发生后，却慢慢地想把它推掉，让别人承担责任【暗中说鼂错想让天子亲自出征而自己留守】，那么天下的祸患必定都会集中到我身上【这是袁盎提出斩鼂错主张的原因】。过去鼂错竭尽忠诚替汉朝谋划，削弱崤山以东的诸侯；山东诸侯一同起兵，以诛杀鼂错为名，而天子没有察觉，反而把鼂错交给他们作为说辞。天下人为鼂错因忠诚而遭受灾祸感到悲伤，却不知道鼂错也有招致灾祸的原因。古代成就大事的人，不仅有超越世人的才能，也一定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过去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水流入大海；当工程尚未完成时，大概也有决口、泛滥、冲突等可怕的祸患，只是他能够预先知道事情必然如此，事情来到时不害怕，而从容谋划解决，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借用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学习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凭七国的强大而突然削弱它们，它们发生变乱难道值得奇怪吗？” 鼂错没有在这个时候舍弃自身，站在天下大难的正面，控制吴、楚的命运，却反而采取保全自己的计策【汉景帝恼怒鼂错，鼂错因此受祸，这不是假设之辞】；想让天子亲自出征，而自己只在后方留守【主旨就在这里】。况且，发动七国之难的人是谁？既然想求得名声，又怎能逃避祸患？把亲自出征的极大危险留给天子，把留守的极大安全留给自己，已经成为制造大难的首要人物；选择自己最安全的处境，却把最危险的处境留给天子，这正是忠臣义士愤懑不平的地方【这一段判断鼂错的罪过极其公正平允，鼂错听到也一定心服】。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鼂错也不能免祸。为什么呢？他既然想留守，却让君主亲自出征，按照情理来说，天子本来就已经对此感到为难了；再加上袁盎的主张得以从中施行，使吴、楚反而以鼂错为名，鼂错若亲自承担危险，日夜磨砺准备，面向东方等待敌人，使祸患不至于牵累君主，那么天子就会依靠他而不感到害怕，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又怎么能离间他们呢【这一段最妙，是无中生有、死中求活，因而成就议论。凡评论古今人物的功罪，都必须设想：假如我生在这个人的时代，处在这个人的位置，面对这个人的事情，应当怎样处置，一定要设下一条长远而有效的防备。好比下棋，败局中未尝没有胜势，胜局中未尝没有败势，善于下棋的人能够看出这一点】。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求得非凡的功业，就不要专门采取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鼂错亲自出征讨伐吴、楚，未必没有功劳【这是高明远见、深谋远虑的卓论】。只是因为他想保全自身，而天子又不高兴，奸臣便能够乘此空隙；鼂错用来保全自己的办法，难道正是他招致祸患的原因吗？” 《留侯论》【苏轼】主旨是说，子房本来是具有大勇的人，只是年轻时意气刚强，不能涵养忍耐，以成就大的功名。像使用力士提着铁锤攻击秦始皇之类的事情，都说明他不能忍受圯桥下老人给他的考验。老人先命令他取鞋、替自己穿鞋，又约他五更相见，多次故意激怒责骂他，正是为了折服他不能忍耐的意气，教导他学会忍耐。古代所谓豪杰之士，一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人性中有不能忍受的事情，普通人受到侮辱，便拔剑而起，挺身争斗，这不值得称为勇敢【能忍与不能忍是全篇主旨】。天下真正有大勇的人，事情突然降临也不惊慌，无缘无故受到加害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所抱持的东西非常宏大，而志向非常长远【好的句法】。子房在圯桥上接受老人传书，这件事很奇怪【应当阅读《汉书·张良传》，了解事情的始末】。但又怎么知道不是秦朝时有隐居的君子出来考验他呢？看老人借细微行动显露出的用意，都是圣贤彼此警戒的道理，而世人没有察觉，认为是鬼怪，也已经错得过分了。况且事情的用意不在书本。当韩国灭亡、秦国正强盛时，秦国用刀锯鼎镬对待天下士人，平日无事便被诛灭的数不胜数，即使有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没有地方施展。执法过于严急的人，其锋芒不可触犯，而它的势力也还不能乘隙攻击。子房不能忍受愤愤不平的心情，想凭一个普通人的力量在一次袭击中逞强；在那时，子房没有死去，间隙小得不能容纳一根头发，大概也非常危险【当时子房还不能忍耐，事情见《张良传》：他得到一个能提起重百斤铁锤的力士，去博浪沙袭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秦始皇大怒，搜捕天下十日，最终没有抓到】。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死在盗贼手里，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因为他的身体值得珍爱，而盗贼也不值得拿命去拼。子房凭借盖世的才能，不采用伊尹、太公的谋略，却偏偏采取荆轲、聂政的计策【两名刺客】，侥幸没有死去，这是圯上老人深深替他惋惜的地方。所以老人故意傲慢无礼而深深挫折他；他能够有所忍耐之后，才可以成就大事。老人说：“这个年轻人可以教导。”【这是说老人把鞋丢到桥下，命令子房取来，又命令他替自己穿上，与子房约定五更在桥上相见；子房后来到达时，老人故意发怒。这些正是为了挫折子房年轻刚强、不能忍耐的意气，使他能够容忍】楚庄王讨伐郑国，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来迎接，楚庄王说：“他的国君能够向别人屈服，一定也能够取信于他的百姓。”于是放弃讨伐郑国【《宣公十二年》】。越王勾践困于会稽而归顺，向吴国称臣为妾，三年之久而不感到疲倦。况且有报复别人的志向，却不能向别人屈服，这是普通人的刚强。那位老人认为子房才智有余，却担忧他的度量不足，所以深深挫折他少年人的锐气，使他忍住小的愤怒而成就大的谋略。为什么呢？并没有平素的交情，却突然在荒野之间相遇【暗中说圯桥相遇】，还命令他去做仆役、婢妾所做的事情【暗中说取鞋】，他却能油然接受而不觉得奇怪；这种人，正是秦始皇不能惊吓、项籍不能激怒的人。

译看汉高祖取胜、项籍失败的原因，只在能忍耐和不能忍耐之间罢了。项籍只是不能忍耐，所以百战百胜，却轻易使用自己的锋芒；高祖能够忍耐，保存完整的锋芒，等待项籍疲敝，这正是子房教导他的【由于子房能够忍耐，又教会高帝忍耐，所以高祖得以取得天下，这一段议论尤其高明】。当淮阴侯攻破齐国而想自立为王时，高祖把愤怒显露在言辞和脸色上；由此看来，他仍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意气，若不是子房，还有谁能保全他呢【引证】？太史公怀疑子房，认为他身材魁梧奇伟，然而他的相貌却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不相称。唉，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子房的地方吗？” 秦始皇在位时，赵高犯罪，蒙毅审理他，按罪当死。秦始皇赦免他并任用他。长子扶苏喜好直言劝谏，皇帝发怒，派他向北监领蒙恬的军队驻守上郡。秦始皇向东巡游会稽，沿海而行，前往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随行。途中秦始皇患病，派蒙毅回去祭祷山川，蒙毅还没有回来，皇帝就去世了。李斯、赵高假传诏书，拥立胡亥，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最终导致秦朝灭亡。秦始皇在位时，赵高犯罪，蒙毅审理此案，依法应当处死。秦始皇赦免了他，又任用他。长子扶苏喜好直言劝谏，秦始皇发怒，派他北上到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秦始皇向东巡游会稽，沿海行进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随行。途中秦始皇患病，派蒙毅返回为山川祈祷；蒙毅还没有回来，秦始皇就驾崩了。李斯、赵高伪造诏书，拥立胡亥，杀死扶苏、蒙恬和蒙毅，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苏轼说：秦始皇控制天下轻重的形势，使内外互相牵制，用来禁止奸邪、防备祸乱，可以说是很严密了。蒙恬统率将士三十万人，威震北方；扶苏监领他的军队，而蒙毅在帷幄之中侍奉，担任谋臣。即使有大奸大贼，哪里敢在其中窥伺呢？不幸的是秦始皇病重，祷告祭祀山川，尚且有人可以代他行事，却派遣蒙毅离开，所以赵高、李斯得以实现他们的阴谋。秦始皇派遣蒙毅时，蒙毅见秦始皇病重、太子尚未册立，便离去了。左右近臣都不敢进言。智谋即使如此高明，然而上天要灭亡一个人、一个国家，祸乱失败也必定会从智谋所不能预料的地方发生。圣人治理天下，不依靠智谋来防止祸乱，而依靠不造成祸乱的办法。秦始皇造成祸乱的原因，在于任用赵高。宦官造成的祸害，就像毒药和猛兽，没有不使人肝裂头碎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只有东汉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二人被称为善良，难道可以在千万宦官中期待一两个好人，却拿自己的国家去冒必亡的祸患吗？然而历代君主都甘心任用宦官而不悔恨，像汉桓帝、汉灵帝，唐肃宗、唐代宗，还不足以特别责怪。秦始皇、汉宣帝都是英明的君主，却也沉溺于赵高、恭显之流造成的祸害。他们自以为聪明，是人中豪杰；在宦官奴仆、腐刑余人之中，又能有什么作为呢？等到亡国乱朝，便同庸常的君主没有区别了。所以我特意把这件事揭示出来，用来警戒后世像秦始皇、汉宣帝这样的君主。有人说：李斯辅佐秦始皇平定天下，不能说没有智谋。扶苏是秦始皇的亲生儿子，秦人拥戴他已经很久了。陈胜借用他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天下。况且蒙恬手握重兵在外，使这两个人没有立即被杀；如果他们再请求赦免二人，那么李斯、赵高就会被斩尽杀绝。凭李斯的智谋，为什么竟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苏轼说：唉！秦朝失去正道，是有来由的，难道只是李斯、赵高的罪过吗？自从商鞅变法，把死刑看作轻刑，把夷灭三族当作常法。做臣子的个个像狼一样回头窥伺、屏息自保，把能够免于一死看作幸运，哪里还有时间再去请求赦免？当那些法令实行时，想求什么都能得到，想禁止什么都能禁止。商鞅自以为超过尧舜、胜过汤武了。等到他逃亡在外、连容身之处都没有时，才知道自己制定的法律是祸害。难道只有商鞅后悔，秦国也同样后悔了。【形容商鞅刑法惨酷、秦法严酷，已经说尽了。】荆轲行刺发生时，手持兵器的卫士眼看着秦始皇绕柱奔逃，却没有人去救他，这是因为秦法刑罚太重。李斯拥立胡亥，不再顾忌扶苏、蒙恬二人，是知道秦国威令向来严厉，臣子不敢再请求赦免。【回答前一段的问题。】二人不敢再请求，也是知道秦始皇凶暴强悍、不可挽回，哪里料到这其中还有欺诈呢？周公说：“政令平易近民，人民必然归附。”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如果把忠恕作为根本，又以平易的办法施政，那么上位者容易被了解，下位者容易通达；即使有出卖国家的奸贼，也没有地方可以乘隙而入，仓促的变乱也无从发生。这样的政令执行、禁令施行，或许还比不上商鞅的严厉，但圣人终究不会用这种办法来取代那种办法。【苏轼作史论，必定有一段阐明万世不可磨灭的道理：假使我身处那个人的时代、居于那个人的位置、遇到那个人的事情，应当怎样处置。这是写论说文的妙法，传自苏洵。如今科举场屋中作程文论，应当以此为法。凡是议论好事，必须有一段反面说明；凡是议论坏事，必须有一段正面说明。这样文势圆活，义理精密，意味也悠长。】商鞅通过迁徙木头树立信用，通过丢弃灰土施加威势，连自己的亲戚、老师都加以刑罚，毫无怜悯的神色；威势和信用积累到极点，终于造成了秦始皇的局面。秦人把自己的君主看得如雷电鬼神一般，不可测度。古代公族有罪，经过三次宽宥之后才施刑；如今竟到了让人假传诏令杀死太子而不顾忌，太子自己也不敢请求申辩的地步，这就是威势和信用过度的结果。用法律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反过来伤及自身和子孙的。【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汉武帝、秦始皇都是果断杀人的君主，所以他们的儿子如果像扶苏那样仁厚，就宁可死去也不请求申辩；如果像戾太子那样强悍，就宁可起兵反抗也不申诉，因为知道申诉也一定得不到审察。戾太子难道本来想反叛吗？只是形势逼得他无路可走罢了。所以做这两位君主的儿子，只有死和反抗两条路。李斯的智谋，大概足以知道扶苏一定不会反抗。【回答前一段的设问。】我又特意把这件事揭示出来，用来警戒后世那些果断滥杀的君主。这篇文章的主旨有两层：李斯、赵高假传诏令，拥立胡亥，杀死扶苏、蒙恬、蒙毅。祸患不在于蒙毅离开左右近臣，而在于秦始皇任用赵高。后世君主任用宦官，应当以此为戒。另一层意思是：李斯、赵高敢于假传诏令杀死扶苏、蒙恬，却不担心二人再次请求赦免，祸患不在于李斯、赵高作乱，而在于商鞅变法、秦始皇喜欢杀人。后世君主果断滥杀，也应当以此为戒。前一段说秦始皇的罪过在于任用赵高，并附带写汉宣帝任用恭、显的事；后一段说秦始皇果断杀人的祸患反过来殃及子孙，并附带写汉武帝杀戾太子的事。这种写法尤其精妙。《王者不治夷狄论》【苏轼】这是苏轼应制科程文六论中的一篇，有冒头、原题、讲题和结尾。应当熟读，默默记住，才能知道它的巧妙。

译夷狄不能用治理中国的办法来治理，就好比禽兽一样；如果求得大治，必然会导致大乱。【句子很有气势。】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用“不治理”的办法来治理它们。用不治理来治理，正是为了更深地治理它们。《春秋》记载“鲁公在潜地抵御戎人”，何休说：“王者不治理夷狄，只记载戎人来时不拒绝，离去时不追赶。”【这是冒头。】天下最严谨、用法最详密的典籍，没有比《春秋》更甚的了。《春秋》凡是称“公”、称“侯”、称“字”、称“名”的，他的国君能够成为诸侯、他的臣子能够成为大夫的，全都是齐、晋；否则就是齐、晋的盟国。凡是称“州”、称“国”、称“氏”、称“人”的，他的国君不能成为诸侯、他的臣子不能成为大夫的，全都是秦、楚；否则就是秦、楚的盟国。齐、晋的君主用来治理国家、拥护保卫天子、爱护养育百姓的办法，难道能够完全符合古代法度吗？大概也是以诈术和武力为主，再参杂仁义，因此齐、晋也没有完全成为中国。秦、楚也并非全都贪婪无耻、肆意妄为而毫不顾忌，大概也有奉行正道、实行仁义的君主，所以秦、楚也没有完全成为夷狄。齐、晋的君主不能完全成为中国之君，但《春秋》所赞许的通常在他们那里。他们有善行，便急切地记载，唯恐后世听不到；他们有过失，便多方为之开脱，唯恐他们不能成为君子。秦、楚的君主没有完全成为夷狄，但《春秋》所不赞许的通常在他们那里。他们有善行，要反复考察之后才加以称许；有恶行，便略去不记，认为不值得记录。这并不是只偏爱齐、晋而特别憎恶秦、楚，而是要表明中国一日也不可背离，夷狄一日也不可趋向。他们尚且不纯，尚不足以寄托褒贬，那么完全成为中国或完全成为夷狄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天下最严谨、用法最详密的典籍，没有比《春秋》更甚的了。【这是原题。】戎人难道只是像秦、楚那样由中国流入夷狄的一类吗？然而《春秋》记载说“鲁公在潜地抵御戎人”，鲁公没有受到贬斥，戎人反而成为可以抵御的对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戎人不能按照抵御礼来对待鲁公，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学者深感疑惑、要探求其解释的地方。所以说，王者不治理夷狄，只记载戎人来时不拒绝，离去时不追赶。戎人既然不能用教化使其归顺，他们不强横地持兵器在边境与我们交战，本来也是值得庆幸的。何况他们知道有一种叫作“防”的礼节，还想实行它，这难道不值得充分赞美他们的心意吗？否则就要严厉责备他们不合礼，他们将会有所不能承受；一旦激发他们的暴怒，祸患就大了。孔子对此深感忧虑，所以趁戎人前来而加以记载，用“防”来表示：“做到这样就够了。”这就是要用不治理的办法来更深地治理他们。【这是讲题。】由此看来，《春秋》所憎恶的戎狄，并不是憎恶纯粹的戎狄，而是憎恶那些本来属于中国却流入夷狄的人。【这是结尾。】《荀卿论》【苏轼】我曾读《孔子世家》，观察孔子的言语文章，发现它们循循有序，无不合乎规矩；他不敢放纵地发表高深议论，说话一定称引先王。由此才知道圣人忧虑天下是多么深切。他的道理看似茫然无边，其实并不遥远；看似浩大无际，其实并不深奥。他所说的，都是普通男女共同知道的；而他所实行的，却连圣人也有不能完全做到的。唉，这也就足够了！假使后世有人能够完全实行我的学说，即使成为圣人也不难；如果不能做到，也不失为少犯过错罢了。子路的勇敢、子贡的善辩、冉有的智慧，这三种才能都是天下人所说的难以具备而又可贵的。然而这三个人，孔子常常不称许。颜渊默默无言，看不出有什么特殊才能，仿佛与众人没有不同，孔子却屡次称赞他。况且学习圣人，难道一定只在于学习他说了什么吗？也要观察他的意旨所趋向罢了。孔子认为后世一定会有人不能实行他的学说，也一定会有人窃取他的学说来做不义之事。【全篇主旨就在这两段。】所以他的话平易正直，不敢发表奇异而使人惊喜的议论，关键在于使自己的道理不可改变。从前我曾奇怪李斯侍奉荀卿，后来却焚毁他的书，把古代圣王的法度全都改变，对待老师的学说简直像对待仇敌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如今读了荀卿的书，才知道李斯用来侍奉秦国的那一套，全都出自荀卿，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荀卿喜欢发表异说而不肯退让，敢于发表高论而不顾后果。他的话足以使愚人惊骇，却能使小人高兴。子思、孟轲，是世人所说的贤人君子，荀卿却说：“扰乱天下的是子思、孟轲。”天下人已经如此众多，仁人义士也如此之多，荀卿却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桀、纣的本性如此；尧、舜的善是虚伪的。”由此看来，想来他为人必定刚愎自用、傲慢无礼，又过分自负。李斯这个人，只是比他更加严重罢了。如今小人做坏事，尚且必定有所顾忌，所以夏、商灭亡之后，虽然桀、纣残暴，先王的法度、礼乐、刑政却还没有完全毁灭到无法考察的地步，这是因为桀、纣还保留了一些东西，不敢全部废弃。唯独李斯能够奋然不顾，焚烧孔子的六经，烹灭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度。【这三句断定李斯的罪行，可见李斯罪大恶极。】这也一定是有所凭借的。他看见自己的老师历数天下贤人的罪过，借此证明自己的愚见正确，认为古代先王圣人都没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却不知道荀卿只是为了快意一时的议论，自己并不知道祸患竟会到这种地步。他的父亲杀人报仇，他的儿子必定还会抢劫。荀卿阐明王道，讲述礼乐，李斯却用他的学说扰乱天下；他的高谈异论，确实起到了激发李斯的作用。孔子、孟子的议论从来不求奇异，可天下最终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如果天下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那还何必去追求奇异呢？孔子立言平易正直，不敢发表奇异而使人惊喜的议论，所以他的道理经历万世也不可改变。荀卿喜欢发表异说而不肯退让，敢于发表高论而不顾后果，历数天下贤人圣人的过失来证明自己正确。李斯学习他的学说，毫无顾忌，甚至比荀卿更甚。《文章轨范》第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轨范》第四卷 宋代谢枋得编 小心文。相字集。这部文集的文章，古雅而能得到事理的精髓，以清明正大的心胸，发为英华果断锐利的气势，笔势无可匹敌，光焰照耀天空。学者熟读这些文章，写经义、策论，一定能在天下取得盛名。《原道》【韩愈】广泛地爱人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由仁义而行叫作道；自身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五字句、七字句、八字句、十字句。】【开头四句采用四种句法，是文章家巧妙的地方。】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是虚设的位置。【上一句较长，这两句较短，因而形成顿挫。】所以道有君子之道，也有小人之道；德有凶德，也有吉德。【这就是称为虚位的原因。】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毁谤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狭小。【应当参看《庄子》。】坐在井里观看天空，说天空很小，并不是天空小，而是他的眼界小。他把小恩小惠当作仁，把琐细自守当作义；他的见识这样狭小，也就难怪了。【这句话出自老、庄之书。】他所说的道，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都是合并仁和义来说的，是天下公认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撇开仁和义来说的，是一己私人的说法。【这一篇已经把圣人之道与老子之道的不同说尽了，还应参看《庄子》的《胠箧》《马蹄》等篇。】周朝的正道衰微，孔子去世，秦朝焚书，汉代盛行黄老，晋、宋、齐、梁、魏、隋之间盛行佛教。【分别为三字句、四字句、十字句。】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附杨朱便归附墨子，不归附墨子便归附老子，不归附老子便归附佛教；进入了他们的学说，必定要离开圣人之道。【《孟子》说归附杨朱、墨子，这里把“归”改成“入”。】【韩文公去掉陈旧的话，自己撰写新语，只是把古人的文章加以变化。】归附他们的，就奉他们为主；离开他们的，就把他们当作奴仆；归附他们的，就依附他们；离开他们的，就污蔑他们。【归入杨朱、墨子、佛、老的人，必定离开圣人之学；主张异端的人，必定把圣人之道视为奴仆；依附异端的人，必定把圣人之道说成污秽。】唉！后世的人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还能从谁那里听到呢？老子一派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弟子。”佛教一派也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弟子。”研究孔子的人，长期听惯了这些说法，喜欢它们的荒诞，反而看轻自己，也说：“我的老师也曾经以他为老师。”他们不只在口头上这样说，还把它写进书里。唉！后世的人即使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到谁那里去求取呢？人的好奇怪真是太厉害了！不探求事物的根本，却追问它的末节，只想听到怪异的说法。古代的人民分为四类，现在的人民分为六类；古代从事教化的人只占一类，现在从事教化的人占三类。农民之家有一户，靠粮食生活的人却有六户；工匠之家有一户，使用器物的人却有六户；商人之家有一户，依靠他们供给资财的人却有六户。这样怎么能不使人民贫困并且盗窃呢？【句法很好。】古时候，人类受到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之后，才教给人们彼此生育、彼此供养的道理。【这一段说明天地之间不能没有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对人有功，不是佛、老所能比的。】于是为人们立君主，立老师，驱逐虫蛇禽兽，让人们居住在其中。土地寒冷了，于是给人制作衣服；人饥饿了，于是给人制作食物。住在树上容易跌落，住在地上容易生病，于是给人建造宫室。设置工匠，使器物和用具得到充足；设置商人，使有无相通；设置医药，救助那些夭折而死的人；设置葬埋和祭祀，使人长久保持防范和亲爱之心；制定礼制，使尊卑先后有序；制定音乐，使郁结的情绪得到宣泄；制定政令，来率领懒惰疲倦的人；制定刑法，铲除强横顽梗、彼此欺凌的行为；制作符节、印玺、斗、斛、权、衡，使人彼此信任；人们互相争夺，于是修筑城郭、制造铠甲兵器来守卫。祸害到了，就为他们准备防备；忧患到了，就为他们设置防御。【这一段连续用了十七个“为之”，变换九种句法，起伏顿挫如层峰叠峦、惊涛巨浪；读者读来畅快，不觉察用字的重复，这是文章的章法。】如今那些人的说法却是：“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剖开量斗、折断秤杆，人民就不会争夺。”唉！他们不过是没有思考罢了。【文势有顿挫。】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这几句承接文势，舒展行文，同意的内容可以合并参看。】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热，没有尖牙利爪来争夺食物。所以，君主就是发出政令的人；【第一句四字。】臣子就是执行君主的政令并把它传达到人民那里的人；【第二句十字。】人民就是拿出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财来侍奉上级的人。【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长，这是章法。】君主不发出政令，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凭借；臣子不执行君主的政令并传达给人民，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凭借；人民不拿出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财来侍奉上级，就应当被诛杀。【第三句只有两个字，这是章法。】如今他们的法令却说：必须抛弃君臣关系，去掉父子关系，禁止彼此生育、彼此供养的道理，以求达到他们所谓的清净寂灭。唉！幸亏它出现在夏、商、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斥退；但又不幸没有出现在三代之前，因而没有得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匡正。帝和王，称号虽然各不相同，但成为圣人的根本道理是一样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口渴了饮水、饥饿了吃饭，事情虽然不同，但其中体现的智慧是一样的。如今他们却说：“为什么不恢复太古时代的无为无事呢？”【佛、老的说法。】这就好比责备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把葛衣穿得更轻便呢？”责备饥饿的人说：“为什么不把饮水作为食物呢？”《传》说：“古代想要使天下彰明光大的德性显现出来的人，先治理他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顿他的家族；想整顿家族的人，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自己的心的人，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引用《大学》的话。】那么，古代所谓正心诚意，是要用来有所作为的。如今却只想治理自己的心，而置天下国家于不顾，毁灭人的天然常伦：做儿子的却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做臣子的却不把自己的君主当君主，做百姓的却不去从事自己的职责。【极力论述佛、老祸害天下。】孔子作《春秋》，诸侯采用夷狄礼制，就把他当作夷狄；夷狄进步而采用中国礼制，就把他当作中国人。【句法很好。】经书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

译《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如今竟把夷狄的法度置于先王的教化之上，离彼此都成为夷狄还差多远呢？【句法很好。】那么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精妙的转折。】广泛地爱人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由仁义而行叫作道；自身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它的典籍，是《诗》《书》《易》《春秋》；它的制度，是礼、乐、刑、政；它的人民，是士、农、工、贾。【这三句较短。】它的身份关系，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这一句较长。】它的衣服，是麻和丝；它的居所，是宫室。【这两句较短。】它的食物，是粟米、蔬菜、水果、鱼、肉。【这一句又较长。】它的道理容易明白，它的教化容易实行。【这一句把两句合成一句。】【连续用了九个“其”字，变化六种句法，与前章连续使用“为之”相呼应，这是文章的章法。】所以，用它来要求自己，就会顺理而吉祥；用它来对待别人，就会仁爱而公正；用它来存放心中，就会和谐而平正；用它来治理天下国家，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不恰当的。【前三句句法相同，第四句变为十三字的一句，这是章法。】所以，活着时能够得到真实的情理，死去时能够尽到人的常道；在郊外祭祀，天神就来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就来享用。【“假”“享”二字用得好。】有人说：“这道是什么道？”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先前所说的老子和佛教的道。” 尧把这种道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这种传承就失去了。【这两句极其精妙。】【六句直贯而下，如良马奔驰下峻岭，如轻舟顺流下长滩；如果没有一句阻截，就不能形成文章。】荀卿和杨朱，选择道理却不精审，谈论道理却不详尽。【文势有顿挫。】从周公以上，都是上位而成为君主，所以他们的事业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都是处于下位而成为臣子，所以他们的学说能够流传久远。【程颐说：周公去世，圣人之道不能实行；孟轲去世，圣人之学不能传承。道不能实行，百代都没有善治；学不能传承，千年都没有真正的儒者。这种说法本于这里。】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这是一次转折，有千钧笔力；若不这样转折，就无法收束成篇。】回答说：不堵塞它，水流就不能通；不停止它，事情就不能实行。【佛、老的道不堵塞，圣人之道就不能流传；佛、老之道不停息，圣人之道就不能实行。这种句法最巧妙。】使人都成为普通人；焚烧他们的书；拆毁他们的居所；阐明先王之道来教导他们。【这就是句法。】使鳏、寡、孤、独和残废有病的人都得到供养。【这句话出自《礼运》。】这样大概就差不多了，也就可以了。【全篇都是宏大的议论，结尾尤其有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结尾看似柔和，实际上刚健；言语虽有尽头，意味却无穷。】《与孟简尚书书》【韩愈】这封信有许多构思巧妙、下笔精妙之处，不是批评分析所能说尽的，必须当面讲给你听。来信说，有人传言我近来稍微信奉佛教，这个传言是胡说。潮州任职时有一位老和尚，法号大颠，颇为聪明，懂得道理；偏远之地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所以我亲自把他从山中召到州城，留了十多天。他确实能够超脱形体，以道理克制自己，不被世俗事物侵扰。和他交谈，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自己心中没有滞碍，自以为这是难得的人，于是同他往来。后来祭神到了海边，就到他的庐舍拜访。到袁州后，留下衣服作为告别，这只是人之常情，并不是尊崇信奉他的教法、求取福报利益。【从这里以下，文章有气势、有光彩。】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凡是君子修养自己、立身处世，自有法度；圣贤的事业，都具备在典籍之中，可以效法，可以师承；上不愧对天，下不愧对人，内不愧对自己的良心。行善还是作恶，灾祸还是福庆，自然各按同类到来，为什么要背离圣人之道、舍弃先王之法，而去接受夷狄的教化，以求福祉呢？《诗经》不是说过吗：“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会走邪路。”《左传》又说：“不因威势而恐惧，不因利益而忧患。”假如佛教真能给人降祸赐福，也不是守道君子所应害怕的，何况万万没有这种道理。况且那个佛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的行为像君子吗？像小人吗？如果是君子，就一定不会无故给守道之人降祸；如果是小人，那么他的肉身已经死了，他的鬼魂也没有灵验。天地神祇光明地布列森然，不是可以欺骗的，难道还肯让他的鬼魂任意妄为，在其中施加祸福吗？进退都没有依据，却相信奉行他，也太迷惑了。【这一段说明佛必不能祸害守道之人，道理强劲，言辞正直，气势光彩。】况且我之所以不帮助佛教而加以排斥，也有道理。孟子说：“如今天下的人，不归附杨朱，便归附墨子；杨朱、墨子交相扰乱，圣贤之道不明；圣贤之道不明，三纲就沦丧，九法就败坏，礼乐崩坏，夷狄横行，离变成禽兽还有多远呢？”【这一段先铺陈杨朱、墨子祸害天下极大，可见孟子对天下后世的功劳极大。】所以说，能够说话斥退杨朱、墨子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扬雄说：“古代杨朱、墨子堵塞道路，孟子用言辞辟斥他们，道路便开阔了。”杨朱、墨子的学说盛行，正道废弃，延续了几百年，直到秦朝，终于使先王的法度毁灭，焚烧经书，坑杀学士，天下于是大乱。秦朝灭亡、汉朝兴起之后，近百年间还不知道修明先王之道；后来才废除挟书之律，逐渐搜求亡佚的书籍，招纳学士。经书虽然稍有获得，却都已经残缺，十成中亡失了二三成，所以学士多已老死，后来的人见不到完整的经书，不能完全了解先王的事迹，各自凭自己的见闻固守一端，彼此分离乖隔，不能合一，也不能公正。二帝三王和众位圣人的道，于是大为毁坏。后世的学者无从寻求追究，以至于今天仍然昏昧不明。这种祸害，是杨朱、墨子肆意流行却没有人禁止造成的。孟子虽然贤明如圣人，却没有得到职位，只能空谈而不能施行；即使言辞切中要害，又能补救什么呢？【这四句看似抑低贬斥。】然而依靠他的言论，今天的学者还知道尊奉孔氏、崇尚仁义、尊贵王道而轻视霸道罢了。【这两句又扬起、张开文势。】那些大的经典和法则全都亡失，没有得到挽救，毁坏腐烂而不能收拾，所谓在千百成中保存十分之一，哪里谈得上能够使道路开阔呢？【这四句又抑低贬斥。】然而如果从前没有孟子，那么大家都已经穿着左衽的衣服、说着侏离的语言了。【这一句又扬起、张开文势。】【只凭这一句就阐明孟子的功劳，何必再多说？文势如同九鼎之重，也从《论语》《孟子》关于管仲的说法变化而来。】所以我曾经推重孟子，认为他的功劳不在禹之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一段阐明孟子辟斥杨朱、墨子的功劳，文势有抑扬开合。】汉代以来，【以下说当时佛、老造成的祸害。】群儒辛辛苦苦修补，仍是千疮百孔，随着动乱而失散，危险就像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绵延不断，逐渐衰微消灭。

译在这个时候，又有人在其中倡导佛、老，鼓动天下众人跟从他们，唉！他们也太不仁厚了。佛、老的祸害超过杨朱、墨子，韩愈的贤能又比不上孟子；孟子不能在圣道尚未灭亡以前挽救它，而韩愈却想在圣道已经毁坏以后保全它。唉！他也太不估量自己的力量了，而且眼看自己的处境危险，却没有人来救他，终于死去。【韩愈推重孟子，认为功劳不在禹之下，其实也是在推重自己，认为功劳不在孟子之下。这一段把孟子和自己相对而论，文势有抑扬轻重；虽说贤能不及孟子，实际上是在自许功劳超过孟子。】即便如此，假使圣人的道能够借我而粗略流传，即使死上千万次，我也没有遗憾。天地鬼神在上面监临，在旁边质证，我又怎能因为一次挫折就自毁其道，去追随邪道呢？张籍、皇甫湜这些人虽然我多次指教，【张籍、皇甫湜都是韩愈的门人。】不知道他们最终能不能不背叛离去？承蒙兄长厚意，却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只有更加惭愧恐惧，死罪，死罪。圣贤立言与平庸众人不同，贬斥一个人不必多说，只用一个字一句话贬斥他，他的耻辱就不可承受；褒扬一个人也不必多说，只用一个字一句话褒扬他，他的荣耀就不可承受。孔子褒扬管仲，只用了四句：“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假如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了。”孟子学习孔子，也只用三句称许百里奚：“辅佐秦国，使秦君在天下显赫，可以传到后世；如果他不贤能，能做到这些吗？”韩愈学习孔子、孟子，最初褒扬孟子也只用了两句；“然而依靠他的言论，今天的学者还知道尊奉孔氏、崇尚仁义、尊贵王道而轻视霸道罢了。”最后仍然只是两句：“如果从前没有孟氏，那么大家都已经穿着左衽的衣服、说着侏离的语言了。”这正与孔子褒扬管仲的话相同。【欧阳修作《苏老泉墓志》时说：“眉山在西南数千里之外，苏氏父子有一天声名突然震动京师，于是苏氏的文章便在天下独占盛名。”这也得到了褒奖的写法。】《上高宗封事》【胡铨】肝胆相照，忠义凛然，心术明白，思虑深远。读他的文章，可以想见他的为人，真是三代以前的人物。朱文公说，他可以同日月争光；《中兴奏议》中，这一篇是第一。谨按：王伦本来是一个轻薄邪恶的小人，是市井中的无赖。【这八个字准确说明王伦的出身和经历，也看出了王伦卖国的原因。】前些时候因为宰相没有见识，竟推举他出使金国；他只顾使用欺诈荒诞的手段，欺骗蒙蔽皇帝，突然得到显贵官职，天下人都咬牙切齿、唾骂他。如今金国无故诱使北方使者前来，以传诏晓谕江南为名，实际上是想把我们当作臣妾。【句法很好。】是想让我们像刘豫一样。【句法很好。】刘豫向金人称臣，面向南方称王，自以为建立了子孙世代为帝为王、万世不可动摇的基业；一旦豺狼改变主意，便把他揪住捆绑起来，父子都成为俘虏。前车之鉴并不遥远，王伦却又想让陛下效法他。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居的皇位是祖宗的皇位，怎么能把祖宗的天下变成敌人的天下，把祖宗的皇位变成敌人藩臣的职位呢？陛下一旦屈膝，祖宗庙社的神灵全都沦为草莽，祖宗数百年来的百姓全都成为奴仆，朝廷的宰相执政全都成为背叛君主的臣子，天下士大夫都应当撕裂冠帽、毁坏礼服，转过脸去侍奉仇敌。将来豺狼贪得无厌地提出要求，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说我们无礼呢？三尺高的孩童即使最无知，指着仇敌让他跪拜，也会勃然大怒。如今金人就是仇敌，堂堂天朝却相率向仇敌跪拜，连儿童都感到羞耻，陛下难道忍心这样做吗？王伦的议论竟说：“我只要屈膝一次，徽宗的灵柩就可以送回，太后就可以复归，渊圣帝就可以回来，中原就可以收复。”唉！自从发生变故以来，主张和议的人谁不是用这些话来诱骗陛下呢？可是最终没有一件得到验证，敌人的真情和假意已经清楚可知了。陛下还不觉悟，耗尽百姓的血汗也不顾惜，忘掉国家的大仇也不报，含垢忍耻，让天下都向敌人称臣，还甘心接受。即使敌人确实可以和议，完全像王伦所说的那样，天下后世将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何况金人变诈百出，王伦又用奸邪手段帮助他们，徽宗的灵柩必定不能送回，太后必定不能复归，渊圣帝必定不能回来，中原必定不能收复。而这一膝一旦屈下，就再也不能伸直；国势衰败，也再不能振兴，真令人痛哭流涕、长声叹息。过去陛下辗转渡过海道，危险如同堆叠的鸡蛋，当时尚且不肯向北面称臣侍奉敌人，何况如今国势稍有振作，将领们锐气旺盛，士卒都想着奋勇作战。就如不久前强敌横行、伪刘豫入侵，我们本来已经在襄阳击败他们，在淮上击败他们，在涡口击败他们，在淮阴击败他们；同过去渡海时的危险相比，已经强过万万倍了。假如迫不得已终于用兵，我们难道就会立即处于金人之下吗？如今无缘无故反而要屈服，我这个臣子想要屈服，万乘之尊却向北面行跪拜之礼，三军将士没有交战，士气就已经消散了。这就是鲁仲连在道义上不肯让秦王称帝的原因，并不是吝惜让秦王称帝这一虚名，而是借此表明天下大势有不可为之处。如今朝廷内的百官、朝廷外的军民，千张万张嘴都在说要吃王伦的肉；毁谤议论汹涌不息，陛下却听不到，正恐怕一旦变乱发生，祸患就不可预测。臣私下认为，不杀王伦，国家的存亡就不可知了。即便如此，王伦还不值得谈论。秦桧以心腹大臣的身份，也替他办理此事；陛下具有尧舜的资质，秦桧不能使陛下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却想引导陛下成为石敬瑭那样的人。近来礼部侍郎曾开等人援引古代义理责问他，秦桧竟厉声说：“侍郎知道旧例，难道只有我不知道吗？”秦桧坚持错误、刚愎自用，由此已经清楚可见。可是他又上奏请求让台谏官和侍从大臣共同议论可不可以，这其实是害怕天下人的议论，后来又让台谏、侍从共同分担毁谤。有识之士都认为朝廷无人，唉，真可惜啊！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了。”管仲不过是霸主的辅佐，尚且能够奋力建立九合诸侯的功业，成为华夏衣冠的屏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驱使东南百姓回到汉水以北的故乡；那么秦桧不只是陛下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了。孙近依附、附和秦桧的议论，于是得到参知政事的职位。天下人盼望治理天下，如同饥渴盼望饮食；孙近却在中书省随班陪食，对政事含糊其辞，什么也不置可否。秦桧说：“敌人可以讲和。”孙近也说：“可以和。”秦桧说：“天子应当跪拜。”孙近也说：“应当跪拜。”臣曾到政事堂，三次发问，孙近都不回答，只说：“已经命令台谏、侍从议论了。”唉！参与辅佐国家大政，却只是这样徒然充数、占据职位，假如敌人的骑兵长驱直入，还能抵御外侮、挫败敌人吗？臣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可以杀掉。臣充任枢密院属官，从道义上不能与秦桧等人共同戴天；我微小的愿望，是把三个人的头斩下，悬挂在槀街，然后拘留金国使者，责问他们无礼，再慢慢兴师问罪。这样三军将士即使不交战，士气也会自然加倍。不这样做，臣也只有奔赴东海而死罢了，难道能留在这个小朝廷里苟且求生吗？《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后辈把这类文章熟读之后，落笔便会有气势，有光彩。一个普通人却成为百世的老师，一句话却成为天下的法则。【开头刚健有力，章子厚还认为把韩文公褒扬得超过了应有程度，仿佛在写孔子庙记。】这些人都在天地造化中发挥作用，关系到盛衰的运转。他们的出生有来由，他们的死亡也有作为。【起笔刚健，承接也不弱。】申侯、吕侯是从山岳降生的，傅说死后成为列星；古今流传的这些说法，不可欺罔。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平常存在于日常事物之中，却充塞在天地之间。突然遇到它，王公失去尊贵，晋、楚失去富强，张良、陈平失去智慧，孟贲、夏育失去勇力，张仪、苏秦失去辩才。这是谁使他们这样呢？其中必定有一种不依靠形体而存在、不凭借力量而运行、不等待生命才存在、不随死亡而消亡的东西。【句法很好。】所以在天上成为星辰，在地上成为山河，在幽冥成为鬼神，在光明之中又成为人。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是确切的论断。】自东汉以来，道统丧失，文章衰弊，异端一同兴起。经历唐代贞观、开元的盛世，又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辅佐，却仍然不能挽救这种局面。【即使像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那样得到君主信任、推行正道，也不能挽救；唯独韩文公能够做到。】唯独韩文公从平民中崛起，谈笑之间便挥手斥退异端，天下人纷纷跟从他，重新归于正道。算来，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褒文公引用此句作防护句】。韩文公使八代以来衰败的文风重新振起，使大道救济天下沉溺之人；他的忠诚触犯了君主的怒气，而他的勇气压倒了三军统帅。这难道不是那种参赞天地、关乎盛衰、浩然正气独自长存的人吗？我曾经论说天道与人事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天道不能容许虚伪。智慧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猪鱼；武力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男女的民心。所以韩公的精诚，能使衡山的云气散开，却不能挽回宪宗的迷惑；能驯服鳄鱼的暴虐，却不能平息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得到南海百姓的信奉，享受百世祭祀，却不能使自己在朝廷之上一日安稳。大概韩公所能做到的，是天道所助；他所不能做到的，是人事所阻。当初潮州人还不知道学习，韩公命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此潮州士人都专心于文章品行，并且推广到普通百姓，直到今天还号称容易治理。这确实符合孔子的话：‘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被使役。’潮州人侍奉韩公，饮食时一定祭祀他；遇到水旱、疾病、瘟疫，凡有所求一定向他祈祷【这几句符合《祭法》，说明韩公庙不是淫祠】。可是庙在刺史公堂后面，百姓出入很不方便。前任太守想请示朝廷另建新庙，但没有办成。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任此地太守，凡是用来培养士人、治理百姓的事情，全都以韩公为榜样。百姓已经心悦诚服，于是他发布命令说：‘愿意重建韩公庙的，听凭办理。’百姓欢欣地奔走起来，在州城南七里处选定地点，满一年庙就建成了。有人说：‘韩公离开京城万里，谪居潮州，不能一年就回来；他死后如果有知觉，那么他不眷恋潮州，是很明白的。’苏轼说：‘不是这样。韩公的神灵存在于天下，就像水存在于大地之中，无处不在。只是潮州人对他的信仰特别深、思念特别切，闻到香烟、看到蒿草，便凄然感伤，好像真的看见了他。譬如凿井得到泉水，却说水只在这个地方，难道合乎道理吗？’元丰元年，诏书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匾额题作《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我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于是我作诗留给他们，让他们歌唱来祭祀韩公。诗辞说：‘韩公从前骑着龙，来到白云之乡；亲手拨开银河，分取天上的文采。天孙替他织成云锦衣裳，他飘然乘风来到天帝身旁。下到浊世扫除糟粕，向西游历咸池，略经扶桑。草木都披上回旋照耀的光辉，追随李白、杜甫一同翱翔。白居易、张籍、皇甫湜等人汗流满面，奔走得几乎僵倒；韩公的光彩湮没后，再也望不见倒映的光景。’ ‘他写文章诋毁佛教、讥刺君王，想要到南海去考察，窥望衡山、湘水。经过舜帝葬处九嶷山，凭吊娥皇、女英；祝融山作前驱，海若藏身。约束蛟龙鳄鱼，就像驱赶羊群；天上的钧天乐无人奏起，天帝也为之悲伤。吟唱着《下招》遣使巫阳，备好牛牲、鸡卜，向我献上酒杯。多么灿烂啊，荔枝红、芭蕉黄；韩公一点也不肯停留，使我眼泪滂沱。他飘然披散头发，降临荒远之地。’东坡一生作诗都不经意，诗意浅显而余味短，唯独这首诗、司马温公神道碑、表忠观碑铭三篇诗文奇特绝妙，都是刻意苦心构思的作品。《上田枢密书》【苏洵】上天把使命和才能交给我，难道是偶然的吗【全篇的骨干在这一句。‘上天把使命和才能交给我’占据了很高的立意，也由《论语》中孔子的言语变化而来】？尧不能把天下传给丹朱，舜不能把天下传给商均，瞽瞍也不能从舜手中夺走天下【第三句这样变化，文章才有力量】。使命发于内心，表现在言语中，体现于行动上，确实不可改变。圣人不能把天命交给别人，父亲也不能从自己的儿子手中夺走天命；由此可见，天所以把使命交给我，并不是偶然。天所以把使命交给我，一定是要任用我。我明白这一点，却不能施行，也不告诉别人；上天本来要任用我，我却亲自抛弃了它，这叫抛弃上天。上天自降身价以求得我的侥幸，我却自我贬低以求被任用；上天把使命交给我的道理是这样，而我却如此行事，这叫亵渎上天。抛弃上天，是我的罪过；亵渎上天，也是我的罪过。不抛弃、不亵渎，而世人不任用我；世人不任用我的罪过，就叫违逆上天。那么，抛弃上天、亵渎上天，责任在我；违逆上天，责任在别人。对于责任在我的事情，我将竭尽自己的力量，把能够做到的都做出来，以此补塞上天把使命交给我的本意，并求得免受天下后世的讥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责任在别人，我又知道什么呢？我连免除自身的责任都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替别人担忧呢？孔子、孟轲不得志，老死在道路上却不疲倦，不恼怒、不惭愧、不沮丧，原来正是知道责任所在。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之类的人，不值得同他们一起有所作为，我也明白这一点；但我还是要尽我的心力罢了。如果我不能尽心尽力，我担心天下后世就没有理由责备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而他们也会找到借口推卸责任。这样，孔子、孟轲的眼睛在地下就不能闭上了。圣人贤人的用心，本来就是这样。这样生存，这样死亡；这样处于贫贱，这样处于富贵；上升就成为天空，沉下就成为深渊，流动就成为河川，停留就成为山岳。他们不干预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就完成了。我实在奇怪后世的贤者不能安置好自己【这一段很有力量】：经受不住饥寒困穷，便向别人呼号【这里是说韩文公】。唉！假如我确实死于饥寒困穷，那么天下后世的责备一定会落在那些人身上。他们不肯自己承担自身的责任而忧虑，我却把这种责任取来加在自己身上，不也太过分了吗？如今我苏洵没有才德，哪里敢把自己列入圣贤之中呢？然而我内心也有一件绝不轻视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呢？天下的读书人，谁不想一步就达到圣人的境界？可是等到没有成功时，想求得一句合乎大道的话，却不可得到。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可以使穷人变富；但人并不是上天所赋予的，虽然拥有使人贫穷、使人富裕的权力，想求得一句合乎大道的话，仍不可得到。天子的宰相，可以使人活，也可以杀人；但人并不是上天所赋予的，虽然拥有使人活、使人死的权力，想求得一句合乎大道的话，仍不可得到【这一段笔力尤其高】。如今我用心学习圣人贤人的学术，也已经很久了。我的言语、文章，虽然不知道最终能不能用于当世、流传后世，却独自奇怪自己得到它们并不费力。当我在心中思考文章时，好像有人在启发我；从心中得到它而写在纸上时，好像有人在帮助我。难道其中竟没有一句合乎大道的话吗？千金富家子弟、天子的宰相，苦苦求取也得不到的东西，一旦在我这里出现，所以我心里有理由自负；或者上天也确实把某种才能交给了我。从前在益州拜见您时，当时的文章浅薄狭窄，可笑至极；饥寒困穷扰乱了我的心绪，声律和记诵又从旁破坏文章的体制，实在不值得一看。这几年来我退居山野，自料将永远被抛弃，和世俗日益疏远，因而能够把全部力量投入文章。诗人的婉转，骚人的清深，孟轲、韩愈的温厚醇正，司马迁、班固的雄健刚劲，孙武、吴起的简明切要，投向哪里，都能运用自如。我曾试作这样的评论：董仲舒得到圣人的经典，他的缺点是流于迂阔；晁错得到圣人的权变之术，他的缺点是流于诈伪。有二人的才华而不流于他们的缺点，大概只有贾谊吧？可惜在今天的世上，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我写了两篇策论，题为《审势》《审敌》；又写了十篇文章，题为《权书》。我有一顷山田，年成不坏就可以不挨饿；勤力耕作、节省用度，也足以靠它终老。我无才的身体并不值得爱惜，但上天赋予我的才能，我不忍抛弃，也不敢亵渎【此处收束照应，似有缺字】。您的名声传遍天下，天下士人是否被任用，都取决于您。所以我斗胆把所谓两篇策论和十篇《权书》献给您。我平生的文章，远处不能全部送到；有《洪范论》《史论》十篇，近来已献给内翰欧阳公。您和他朝夕相处，议论天下大事，那么这些文章或许也有机会在您面前陈述。至于言论是否可用，以及我的自身是否值得珍重，都是您的事情，也是您的责任；对我苏洵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责任’二字与前文照应，并有收束作用】。《上范司谏书》【欧阳修】应当与韩文公的《争臣论》对照阅读。某月某日，具官谨慎地斋戒沐浴后拜书给司谏学士阁下：上月中旬得到进奏吏的报告，说您从陈州被召到京城，授任司谏。我本来想写一封信祝贺，但事情繁多、时间仓促，没能写成【开头不作套话】。司谏不过是七品官罢了，您得到这个职位并不应当欢喜，而我却偏偏想郑重地祝贺您，实在是因为司谏一职关系到天子的得失和当时天下的公论。如今世上的官职，除了九卿和各部门官员以外，直到郡县小吏，并不是没有高官要职可以推行自己的道术。然而县官越出自己的辖区，郡守越过自己的边界，即使是贤能的守令也不能越权行事，因为各自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处理兵部之事，兵部、鸿胪寺的卿不能处理别的部门之事，光禄寺也是因为各有主管的机构。至于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社稷的大计，凡是只要有所见闻而不受具体职司限制的事情，只有宰相能够施行，司谏能够进言罢了。所以读古书、心怀大道的士人，出仕当世而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虽然官位低下，作用却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廷之上，与天子共同裁定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殿阶之前，与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地位尊贵，能够施行自己的道术；谏官地位卑下，能够施行自己的言论。言论施行了，道术也就施行了。九卿百官以及郡县官吏，各守一个职位，承担一个职位的责任；宰相、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务，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以及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刺。有关部门的法令只在当时实行，君子的讥刺却会记载在史册上，彰明于后世，百世流传而不会磨灭，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害怕百世的讥刺，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不是有才干而且贤能的人不能胜任。近来您刚从陈州被召来，洛阳的士大夫相互谈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干。他这次来，不做御史，就一定做谏官。’等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谈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能。将来听说有敢在天子殿阶前挺立，神色庄正、当面争论朝廷大事的人，不是别人，一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我们翘首企足，等待听到您的进言，却最终还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士大夫能预料到从前，却不能预料到后来吗？还是您有所等待，准备以后再行动呢？从前韩退之作《争臣论》，用来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后来终于因进谏而显名，人人都说阳城当时不进谏，大概是有所等待才这样，韩退之不了解他的用意，却妄自讥刺他。

译我却认为不是这样。韩退之作《争臣论》时，阳城担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又过了两年，才在朝廷上论说陆贽，等到阻止裴延龄做宰相、想撕毁任命诏书，也只有这两件事罢了。德宗在位时，可以说是多事之秋。任用授受不当，叛将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忌，任用小人，在这样的时期，难道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进言，却必须等七年吗？在这时候，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弹劾陆贽更急迫的事情吗？按理说，早晨接受官职，晚上就应当上疏。幸亏阳城做了七年谏官，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进谏一次便停止了，以此塞住自己的责任。假使他只做了五年、六年便升任国子司业，那么他最终将一言不发地离开，又有什么可取呢？如今做官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的才一两年，甚至半年就升迁；这又不是可以等待七年的情形。现在天子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教化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没有什么大事，然而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来并授任这个官职，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喜欢听忠诚直率的话吗？如今还没有听到您有什么言说，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使我们的君主能够采纳谏言的明德得到彰显。那些平民布衣、身系皮带的士人，困居茅屋，坐在那里诵读书史，常常遗憾自己没有被任用。等到被任用后，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分，不敢说。’有的人说：‘我的职位还低，不能说。’终于可以进言了，又说：‘我还在等待时机。’这样最终竟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这一段合乎人情，范公读到一定会感动】？恭敬地希望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本意，害怕遭受君子百世的讥刺，进献一次正直的言论，以此不辜负重大的期望，同时解除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就十分幸运了【收束照应全文，也学习韩文】。欧阳公的文章是当代的宗师，然而他藏锋敛锷、隐藏光芒、含蓄深厚，不像韩文公那样奇特怪异，使人惊喜惊愕。学习韩文公而没有学成，文章也不会庸俗腐朽；学习欧阳公而没有学成，就一定没有精彩之处。唯有《上范司谏书》《朋党论》《春秋论》《纵囚论》，气势力量强健，光彩持久。年轻人熟读这些文章，可以焕发才气，可以产生议论。《文章轨范》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轨范》卷五 宋代谢枋得编选 这是谨慎小心的文章，集中了许多字数简洁的篇章。本书所收文章都谨严简洁。考场上的时间有限，构思巧妙但迟缓，不如构思平实却迅速。论策的结尾略微采用这种方法。想来主考官也一定会把作者当作非同寻常的人才看待。《师说》【韩愈】所谓道，是致知、格物、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业；所谓六经、礼乐、文学，是学业；所谓惑，是心中有疑问而没有明白。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第一段先确立传道、授业、解惑三大纲领】。人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懂，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么他的疑惑最终也不能解决【第二段先说明解惑不能没有老师】。出生在我以前的人，他听闻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跟从他并拜他为师；出生在我以后的人，如果他听闻道理也早于我，我也跟从他并拜他为师。我所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用得着知道他的年龄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年龄长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第三段说明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理所在就是老师所在】。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失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就很难了【第四段感叹后世师道不传，人们怎么能没有疑惑】。古代的圣人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还要跟从老师请教；如今的一般人远远低于圣人，却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古代的人】，愚人更加愚昧【如今的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出在这里吧【第五段说古代圣人远远超过一般人却仍跟从老师，所以圣者更加圣明；如今一般人远远比不上圣人却以从师为耻，所以愚者更加愚昧。圣人与愚人的差别，只在跟从老师或不跟从老师而已。这是双关的文章法，要看出其中的巧妙处】。疼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对于自身，却以从师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童子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人，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惑的老师。不懂得断句，不能解决疑惑【这是双关的文章法，要看出其中的巧妙处】，有的句读问题请老师教，有的疑惑问题却不请老师。○这一段也是把‘疼爱孩子，选择老师教他’与‘不懂句读，有的请老师’相贯通，把‘疑惑不能解决，有的却不请老师’与‘舍弃大的方面’相贯通。这是韩文公运用巧思写文章。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方面却丢弃了，我没有看出这种做法有什么明智之处【第六段说后世人爱孩子，就选择老师教他；所谓老师，不过是教书、学习句读罢了。至于自身，却以从师为耻，不把传道解惑当作急务。孩子不懂句读，就替他选择老师；自身的疑惑不能解决，却不选择老师，这是学习小的方面而遗忘大的方面，怎么能说是明智呢】。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拜师为可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却以‘老师’‘弟子’这样的称呼，便成群结队地嘲笑他。问他们嘲笑的原因，就说：‘那个人和这个人的年龄相近，道术也相似；老师地位低，就足以感到羞耻；老师官位高，又近于谄媚。’唉！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第七段说巫医、乐师、百工不以从师为耻，而士大夫一类人把拜人为弟子看作可笑。问他们笑什么，就说弟子与老师年龄相近、道术相似；或者说弟子地位高而老师地位低，便觉得羞耻；弟子官位低而老师官位高，便近于谄媚。这四句正对应‘无长无少，无贵无贱’八字】。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看不起他们；如今君子的智慧反而比不上他们，真是奇怪啊【第八段感叹后世不懂得师道，士大夫一类人以从师为耻，智慧反而比不上巫医、乐师和百工】！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苌弘曾向师襄学习，老聃曾向郯子一类人学习，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的老师的人。’所以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门研究，不过如此罢了【第九段说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曾向苌弘请教，向老聃请教礼，向师襄请教琴，向郯子请教官名；遇到在某件事上精通的人，就向他请教，把他当作老师】。这四个人都不如孔子贤能。○《论语》中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选择他们好的方面来跟从，看到他们不好的方面就改正自己。’他们全都是我的老师。从孔子的事情可以看出，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只要听闻道理在我前面，学术技艺又有专门长处，即使是圣人也会向他学习而不以为耻，何况普通人呢【第十段归结到李氏子蟠来学习的意思，写《师说》是为了把文章赠给他】。李氏的儿子李蟠，十七岁，喜爱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受时俗拘束，向我请求学习。我赞许他能够实行古代从师学习的道理，于是写作《师说》赠给他。《获麟解》【韩愈】麒麟，是仁爱的兽，身形像麕，尾巴像牛，头上有一只角。角上有肉，不吃活物，也不踩踏活草。君王有道，麒麟就会出现。毛类动物三百六十种，麒麟是它们的首领。麒麟是四灵之一。麒麟作为灵兽，显明得很【说麒麟是灵物非常明确】。它被《诗经》歌咏【《毛诗·周南》中有《麟之趾》】○这一句三个字。它被记载在《春秋》中【《春秋》鲁哀公十四年记载西狩获麟】○这两句四个字。它杂见于各种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籍中【历代史传所记以及诸子百家的书都谈到麒麟】○这三句共九字，这是文章的章法。即使妇女和孩子也都知道它是祥瑞【即使妇女、孩子足不出户，没有高明见识和远大眼光，也知道麒麟出现是有道君王的祥瑞】。然而麒麟这种东西，不能豢养在家中【麒麟不能由人家畜养】，也不会经常出现在天下【麒麟是四灵之一，是君王的嘉瑞；君王有道才出现，不会经常出现在天下】。它的形状也与普通兽类不同【麒麟的形状与寻常山泽之兽不相同】，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不像六畜中的马牛犬豕和野兽中的豺狼麋鹿，它们的形状常见而容易辨认】。那么，即使有麒麟出现，也未必能知道它是麒麟。长角的，我知道它是牛【牛有角，可以辨认；形状像有角的牛，我就知道是牛】；有鬣毛的，我知道它是马【马有鬣毛，可以辨认；鬣毛像马的，我就知道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也知道它们分别是狗、猪、豺、狼、麋、鹿【这六种动物的形状都能辨认，出现在世间便能知道它们是什么】；只有麒麟是无法辨认的【麒麟不经常出现在天下，所以我也不能知道它是麒麟】。

译○《史记·老子传》中说，孔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奔跑；至于龙，就不能知道了。’韩文公正是学习《史记·老子传》的句法。韩文公以沿袭前人的话、剽窃旧书为可耻，改变句法便写成了新奇的文章】。既然不能辨认，那么人们把它说成不祥之物，也就适宜了【有麒麟却不能认出它是麒麟，人们把它说成不祥，也有道理】。虽然如此，麒麟出现，一定是有圣人在位；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五帝三王太平时代，麒麟出现在郊野；麒麟出现，一定有五帝三王那样的圣人在位，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并非无故出现】。圣人一定能够认出麒麟，因此麒麟确实不是不祥之物【《春秋》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鲁国在西方狩猎获得麒麟；《左传》说在大野西狩时，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麒麟，认为它是不祥之物，把它交给虞人】。孔子说：‘这是麒麟。’然后才把它取走。○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一定能够认出麒麟；有圣人认出它，就可以看出麒麟确实不是不祥之物】。又说：‘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是因为它有德，而不在于它的形状【这一段更高明：麒麟是仁兽，是四灵之一；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在于它有德，不必讨论它的形状是否与众不同】。假如麒麟出现时不必等待圣人，那么人们把它说成不祥，也就适宜了【假如麒麟出现时并非圣人在位，上面没有五帝三王，下面也没有孔子，一定没有人能认出它，那么人们把它说成不祥之物，也有道理】。这篇文章只有一百八十多个字，却有许多转折反复，议论变化无穷。第一层说麒麟是灵物，即使妇女孩子也知道它是祥瑞。第二层转而说即使有麒麟，也未必知道它是麒麟。第三层转而说马、牛、狗、猪、豺、狼、麋、鹿，我都能辨认，只有麒麟无法辨认。第四层说麒麟既然不能辨认，那么人们把它说成不祥也合适。第五层说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圣人一定能够认出麒麟；既然有圣人认出它，麒麟就确实不是不祥。第六层说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在于它是仁兽、灵物，不必讨论它的形状。第七层说假如麒麟出现时不必等待圣人在位，那么人们把它说成不祥也合适。人能熟读这类文章，笔法就会圆活，也就能写出议论。《杂说上》【韩愈】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说，圣明的君主不能没有贤能的大臣，贤能的大臣也不能没有圣明的君主。圣君与贤臣相逢，精气神采聚合，才能成就天下的大功。龙吐出气来形成云【比喻圣明的君主】，云本来就没有龙那样的神灵【比喻贤能的大臣】。○这里是说，圣明君主用官爵、俸禄和职位来任用贤臣，贤臣于是可以建立事业；贤臣的贤能，哪里能比得上圣君的圣明呢】。然而龙乘着这种气【比喻圣君任用贤臣】，浩浩荡荡地在幽深的天空中无边无际，迫近日月，遮蔽光明，感应雷电，神妙地变化，使水降落大地，冲刷山陵沟谷【这里是说圣君任用贤臣，可以建立天下大事、成就天下大功，变通神明，建立许多功勋事业】。云也显得神奇怪异了【贤臣的功业也非同寻常】。○这里是说，贤臣的才华本来也十分奇特卓异。云使龙获得了施展神灵的条件【贤臣遇到圣君任用以后，才成就功业】。○这里是说，贤臣因为圣君能够任用自己，后来才显出贤能。假如说龙的神灵，那么并不是云能够使它成为神灵【这是说圣君的圣明不是人臣能够使其成为圣明的】。然而龙如果得不到云，就无法显现自己的神灵【圣君不得贤臣，也无法成就治国功业】。○这里是说，然而圣君如果得不到贤臣，就无法借助贤臣来辅成自己的圣德；即使有圣人的天资，也不足以成就天下的大功，圣德也不能光明。失去了所凭借、所依靠的东西，确实不可以吗【这里是说，做君主却没有贤臣，就像人没有臂膀、耳目，失去了凭借和依靠，难道真的可以吗】？奇异啊，他所凭借、所依靠的东西，竟然正是他自己所造成的【这里是说，圣君所凭借的是贤臣，而贤臣所建立的事业，也就是圣君亲自建立的事业】。《易经》说‘云从龙’【这里是说贤臣一定追随圣君】；既然说是龙，云就跟随它了【既然有圣明君主在上，贤能的大臣一定会出现来辅佐他】。○这里是说，既然有圣明的君主在上，贤能的大臣就一定会起来追随他。《杂说下》【韩愈】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说，英雄豪杰一定要遇到知己；用高爵位尊崇他，用优厚俸禄供养他，用重大权力任用他，他的才能才可以得到施展。世上有伯乐【指了解人才的人】然后才有千里马【指非凡的人才】。○伯乐姓孙名阳，善于相马；天上有一颗星名叫伯乐，在天厩星旁边。人们见孙阳善于识马，于是称他为伯乐】。千里马经常有【指非凡人才】，但伯乐不经常有【指善于识人的人】。○这里是说英雄豪杰经常有，但能够识人的宰相并不经常有。即使有名马【指非凡人才】，也只能辱没在奴仆的手里，成批地死在马槽之间【头挨着头死去，是说有很多；高才之人处在低下的地位】，不能以千里马著称【人们不知道它是非凡的才能】。○这里是说天下即使有英雄豪杰，也只能在昏君庸相的朝廷中白白受辱，沉滞于小官之位，终身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不能以英雄豪杰著称。一匹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有时能吃一石粮食【有非凡才能的人，必须用尊贵的职位和优厚的俸禄来任用】。○这里是说，英雄豪杰能够建立大事、成就大功，必须得到尊贵职位和优厚俸禄，才可以施展才能。如今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却仍按普通马的食量喂它【如今供养君子的人不知道他是非凡人才，也不以礼相待、不加以培养】。○这里是说，供养英雄豪杰的人不知道他们能办理大事、成就大功，不用尊贵职位和优厚俸禄来供养他们。这样，这匹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才能，吃不饱【这句三个字】。○职位不尊贵。力量不足【这句三个字】。○俸禄不丰厚。才能和美质不能显露出来【这句五个字，这是文章的章法】。○即使是非凡人才，也难以施展才能。况且想要和普通马相等都做不到【俸禄职位不足，反而不如普通人才】，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哪里能看出它是非凡人才】？○这里是说，英雄豪杰虽然有建立大事、成就大功的才能，但没有尊贵职位、优厚俸禄和重大权力，才能就不能施展；他们想要与普通人相等都做不到，又怎么能要求他们办理大事、成就大功呢？用马鞭赶它，却不按照驾驭千里马的方法；喂它，却不能让它吃尽自己的才能所需要的食量；它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这三句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让贤者共同享有天子的职位，不让贤者共同治理上天所赋予的职事，不让贤者共同享受天子的俸禄；这不是王公尊重贤才】。拿着马鞭面对它说：‘天下没有好马【说天下没有非凡人才】。’唉，难道真的没有马吗【难道真的没有人才吗】？难道真的只是不能识马吗【难道只是上面的人不能识别人吗】？○这里是说，任用人才不按正确的方法，爵位俸禄不能使人才充分施展，进谏不能实行、言论不能被听取，因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做宰相的把任用人才的能力当作识人，反而说：天下没有英雄豪杰。

译唉！天下难道真的没有英雄豪杰吗？宰相难道真的不能识别英雄豪杰吗？《送薛存义序》【柳宗元】章法、句法、字法都很好，转折关合紧密严谨，委婉从容而说理深长，意味久远。河东的薛存义将要出发【开头紧扣题目】。柳子把肉放在俎上，把酒斟满杯中，追赶着为他送到江边，给他饮食，并且告诉他说：‘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你知道自己的职责吗？大概是做百姓的仆役，而不只是役使百姓。凡是从土地上取得粮食的百姓，要拿出十分之一，雇用官吏，让官吏为我们主持公平。如今官吏领取了百姓的俸禄，却怠慢自己的职事，天下都是这样，哪里只是怠慢而已，还要进一步盗取百姓的财物。假如从前在家里雇用一个人，领取你的报酬，却怠慢你的事情，又盗窃你的财物器具，那么你一定会非常愤怒，把他罢免惩罚。如今天下有许多官吏都像这样，百姓却不敢任意发泄愤怒、罢免惩罚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地位和形势不同。地位和形势虽不同，道理却相同；像这样，我们的百姓该怎么办呢？有通达道理的人，能不恐惧而有所警惕吗？’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已经两年了，早起晚思，勤劳用心；诉讼得到公平处理，赋税征收均平，老弱百姓不再怀有欺诈、暴虐、憎恨之心，他不白白领取俸禄，确实明显了【这里应有照应关合】。他知道恐惧并有所警惕，也很清楚了。我地位低微而且受辱，不能和他一起考察官员政绩好坏的道理，所以用酒肉奖赏他，又用这篇文章郑重勉励他【与开头几句话相照应】。《送董邵南序》【韩愈】燕、赵两地自古就被称为多有慷慨悲歌之士。董先生参加进士考试，接连多次不能在有关部门取得成功，怀抱非凡才器，郁郁不得志地来到这片土地。我知道他一定会在那里遇到知己【董先生是豪杰，燕赵之士会与他意气相投】。董先生，努力吧【一本作‘董生，前行吧’】！凭着您的才华却没有遇到时机，假如仰慕义理、勉力行仁的人，都会爱惜您；何况燕赵之士，他们的慷慨悲歌本来就是从天性中流露出来的呢【董先生是豪杰，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然而我曾听说风俗会随着教化而改变，哪里知道今天的燕赵和古人所说的不同呢【又担心今天的燕赵已经不是昔日的燕赵】？姑且凭您的这次出行来验证吧【看看燕赵还是否有豪杰】。董先生，努力吧！我因此也有所感慨。替我凭吊望诸君的墓【乐毅】，并到当地市场去看看，还有没有昔日那样的屠狗之人【这也含有慷慨悲歌的意思】。替我向他们致意说：‘圣明的天子正在上面，可以出来做官了【结尾潇洒而慷慨】。’ 《送王含秀才序》【韩愈】王含的祖父王绩，字无功，曾经写过《醉乡记》。这篇序从‘醉乡记’三个字生发出一篇议论，遣词造句含蓄映照，可以看出构思的巧妙。这篇文章只是从‘醉乡记’三个字得到意趣，变化成一篇议论，是韩文公最为巧妙的地方，凡是写议论文都可以把它作为典范。我年轻时读《醉乡记》，私下奇怪隐居的人既然没有世俗的牵累，为什么还要说这样的话，难道真是被酒味所蒙蔽吗？等到读了阮籍、陶潜的诗【二人都嗜酒喜醉，并且与醉乡关系密切】，才知道他们虽然高傲不屈、不想与世俗交往，却仍然不能使内心平静，有时被事物的是非所感发，于是借酒寄托自己，逃避现实【从‘醉乡’引出嗜酒的陶潜、阮籍作证】。像颜氏子路那样拿着瓢和箪，曾参的歌声如同金石；他们得到圣人并奉为老师，急切追求圣道，好像总也赶不上；对于外物本来就无暇顾及，哪里还需要借酒曲来昏沉逃避呢【破除‘醉乡’说】？我又认为，应当为醉乡一类人的不得志而悲伤【统合王绩、阮籍、陶潜三人，所以添用‘一徒’二字】。建中初年，天子继承帝位，有意建立贞观、开元那样的伟大功业，朝廷中的臣子争相进言；正在这时，醉乡的后代又因为直言而被废弃。我既为《醉乡记》的文辞而悲伤，又赞美贤良臣子的功烈，想认识他的子孙。如今您来见我，没有带着任何凭借，我尚且要替您张扬声誉【‘张’是张大、夸耀的意思】，何况您的文章和品行没有失掉祖上的传统，浑厚端正而且敦厚？可惜我的力量不能振兴您，而您的言论也不被世人信任。在您出行时，姑且和您一起饮酒【没有脱离‘醉乡’二字】。《答李秀才书》【韩愈】韩愈敬白：故友李观，字元宾，十年以前曾给我看过《别吴中友人诗》六章，第一章就是写您的，极力称赞、引用您【句法】。元宾品行高峻清洁，内心狭窄而不能容纳寻常之人，不肯随便发表议论；我于是推究他这样做的原因，才知道您不是平庸众人【字法】。当时您在吴中，后来我出游在外，没有机会相见。元宾去世以后，他的文章更加可贵；我思念元宾而见不到他，见到元宾所交往的人，就好像见到了元宾。如今承蒙您惠赐书信和文章，我看到您的姓名，元宾的声音容貌仿佛又与我相接【章法】。读您的文章，见到元宾识人的眼光，也看出您的交友之道非常纯正。您的心志，和我的元宾很相似【文章有情思，有滋味】。您的言论，对于我所写的文章，不违背孔子的道理，也不把雕琢辞藻当作工巧；如果您将来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难道还敢爱惜自己的道术，而把推辞谦让当作事情吗？然而我向古人学习的志向，不只是喜爱他们辞藻优美，更是喜爱他们的道罢了。读您的文章而能了解到您的用心，难道您还会有比这更深的心得吗？您以此为乐，何况文章之外的品行呢？韩愈叩首。《送许郢州序》【韩愈】于頔是一个贪婪残酷的官吏。他担任观察使时，赋税征收苛刻急迫。可参看《新唐书》本传；韩愈《送许郢州崔复州二序》都是讽谏之辞，可以对照阅读。于頔任观察使，性情贪婪，政令苛刻，从州县征取财赋非常急迫，刺史、县令都无法施政。韩文公写这篇序来讽谏于頔，文章中有权衡取舍，也有劝诫规讽。

译韩愈曾写信自荐给于公，累计数百字，大意是说：前代有声望的人得到贤者托付，德行就会彰显，名声就会流传；后起之士得到贤者托付，事业就会显达，官爵就会通达。下位的人自负才能，上位的人自负地位，虽然彼此经常求取，却总是不能相遇。于公没有认为这番话不可取，回信说：“您的话是对的。”于公身居方伯的尊贵地位，蓄养着当世罕见的人才，却能够同卑微鄙陋之人像回声应声一样相互答复，这难道不是忠于君主、乐于善事，把国家事务当作自己责任的人吗？【想要讥刺他的过失，必须先夸赞他的长处；先夸赞于公的贤能，正是学习孟子劝说齐宣王放下以牛易羊那件事的办法。“这种心足以称王了”一段，正是进谏的方式。】韩愈虽然不敢私自占有于公的厚恩，但也不能不说于公是知己，常常称赞并传诵他；感情已经深厚而事情却没有照办，这是小人也不会做的。因此，我写这篇文章论说刺史的职责，作为赠给于公的文章。天下的事情，因彼此同心而成功，因彼此异心而失败；做刺史的常常偏袒自己的百姓，不据实回应府中的要求；做观察使的常常急于征收赋税，不按实情取信于州府。【虽然这里把刺史和观察使相对来说作为句子结构，但都有权衡。“偏袒自己的百姓”“急于征收赋税”，可见刺史贤能，而观察使不贤。】因此刺史不能安稳地任职，观察使也不能推行政务；财物已经耗尽却还不停征敛，百姓已经困穷而赋税却更加急迫，他们离成为盗贼也就不远了，能没有这样的结果，已经算幸运了。假如刺史不偏袒自己的百姓，观察使不急于征收赋税，刺史说：“我州的百姓，也是天下的百姓，恩惠不能只对他们特别优厚。”【“恩惠只特别优厚”，表现刺史的仁慈。】观察使也说：“某州的百姓，也是天下的百姓，征敛不能只对他们特别急迫。”【“征敛只特别急迫”，表现观察使的不仁。】这样一来，如果政令还不能均平、命令还不能施行，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篇序文的本意，是讽谏观察使于頔征赋太急，刺史不能承受，于是借刺史和观察使对话来表达；言辞的轻重不必计算就能看出。若只说观察使，于公见到后一定会发怒，这就是文章的妙处。】前面所说的话，于公已经相信并实行了；现在所说的话，难道会不相信吗？县对于州，就如同州对于府；对上级有所交代，对下级有所统辖，彼此同心就成功，彼此异心就失败，都是这样的。若不是使君贤能，谁能相信并实行这些话呢？【结尾又劝许公宽待他的县，议论从这里才公平，文辞的意思也才圆满完备。】我同使君并不是因为一次宴饮游乐而结交，所以这篇赠行文不作颂扬，而作规劝。《赠崔复州序》【韩愈】这篇序文讽谏于公，同《送许郢州序》的意思相同，而这篇更加含蓄。只是百姓已经困穷，征敛却更加急迫，下层百姓因此苦不堪言。假如于公听到这些话，就会被劝说宽减赋税征敛，以安定州县，安定百姓。有方圆数百里的土地，奔走办事的官吏，从长史、司马以下有几十人；他们的俸禄足以施恩于三族，以及朋友故旧。他们心情快乐，整个境内的人就欢喜；他们心情不快，整个境内的人就恐惧。大丈夫官做到刺史，也算荣耀了。即使如此，那些偏远地方的小民，脚迹从未到过城邑，假如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置，能够在乡里的官吏面前自己申诉的很少；何况能够在县吏面前为自己辩解呢？能够在县吏面前辩解的已经很少，何况能够在刺史的公堂上为自己申辨呢？【这一段若不是了解乡野小民疾苦的人，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因此，刺史有听不到的事情，小民有不能申诉的冤情。赋税有固定的数额，但百姓的财产没有固定的数额；水灾、旱灾、暴虐和疫病又是不期而至，百姓的丰歉完全取决于州县。县令不把实情上报，连帅也不相信这些实情，百姓日益困穷，征敛却更加急迫。我看刺史实在难以任职。崔君担任复州刺史，他的连帅就是于公。崔君的仁德足以使复州百姓苏醒，于公的贤能足以使崔君的才能得到发挥。既享有刺史的荣耀，又没有做刺史的困难，大概就在这里吧？【收束前面两段。】我曾有幸受到于公的知遇，又同崔君旧日相游，想到复州百姓将要享受他们的恩泽，于是写下这些话。观察使征收赋税苛刻急迫，做刺史的就只看见任职的困难，而看不见任职的荣耀；观察使征收赋税宽缓，做刺史的就只看见任职的荣耀，而看不见任职的困难。用这个道理讽谏于公，最为切中。《读李翱文》【欧阳修】我起初读《复性书》三篇，说：“这不过是解释《中庸》义理的文字罢了。”聪明人认识到人的本性，应当恢复中庸；愚昧的人即使读了这篇文章，也不会明白，不写它也可以。后来又读李翱写给韩侍郎推荐贤才的信，认为李翱只是在困厄时愤懑世道，没有人推荐自己，所以才说得这样恳切周详；假如他得志了，也未必还会这样。我把李翱看作秦汉之间那些好事行义的一位豪杰俊士，这也算是善于评论人物了。最后读到《幽怀赋》，这才放下书而不停叹息，又反复读它，不能自休。我遗憾李翱没有生在今天，不能同他交往；又遗憾自己没有生在李翱的时代，不能同李翱上下讨论他的观点。何况当时有道德而又能写文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韩愈。韩愈曾经写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荣耀，感叹连一顿饱饭也没有机会得到罢了。假如顺着这种心情，让他获得荣耀并且吃饱，他就不会再说这些话了。李翱却独独不是这样，他的赋说：“众人喧嚣纷杂地生活在一起，都感叹年老而哀嗟地位卑下；看我的内心却不是这样，所忧虑的是实行圣道仍然不对。奇怪神农、尧帝凭一支军队就取得天下，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天下取得河北，这是我所忧虑的。”唉！假如当时的君子都能把感叹衰老、哀叹卑微的心，改变成李翱所忧虑的心，那么唐朝的天下难道还会有动乱和灭亡吗？然而李翱幸好没有生在今天；如果看见今天的事情，他的忧虑一定更加深重了。为什么今天的人反而不忧虑呢？我走遍天下，见过的人很多；即使有一个人能够像李翱那样忧虑，也都被疏远，和李翱没有两样。其余那些获得荣耀、吃得饱的人，一听到忧虑天下的言论，不是把说话的人当作疯子，就是把他当作有病的人；不发怒就嘲笑他。唉！身居官位却不肯自己忧虑，还禁止别人，使所有人都不能忧虑，真是可叹啊！《读孟尝君传》【王安石】世人都说孟尝君能够得到士人，士人因此归附他，最终还依靠他们的力量从虎豹般凶险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中的首领罢了，哪里足以说是得到了士人？不这样的话，凭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就应当能够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难道还要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他的门下，这正是士人不来投奔他的原因。【这里一转笔，笔力非常健劲。】

译笔力简练而强健。然而一篇文章最得意的地方，只是“凭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士人，就应当能够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难道还要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这几句。先有这几句，才写成这一篇文章。不过这也是继承前人的说法。韩文公《祭田横墓文》说：“当嬴氏失去天下之时，得到一个士人就可以称王。为什么五百人纷纷扰扰，却不能使先生从刀剑锋刃中脱身？难道是所珍重的人并不贤能，还是天命本来就有定数？” 《文章轨范》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轨范》卷六 宋代谢枋得编 谨慎用心的文章。种字集。这个文集在才华、学问、见识三方面都很高，议论又关系到世道人心。古代那些立言而不朽的人，大概就是这样吧。叶水心说：“文章如果不足以关系世道人心，即使写得工巧，也没有益处。”人若能熟读这个文集，学问会进步，见识会进步，才华也会进步。《前出师表》【诸葛亮】先帝创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为三国，益州疲敝困乏，这确实是形势危急、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然而宫内的侍卫之臣毫不懈怠，朝外忠诚有志的将士舍生忘死，大概都是为了追念先帝的特殊知遇，想在陛下身上报答这份恩德。陛下确实应当扩大圣明的听闻，以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德泽，振奋有志之士的气概，不应当随便看轻自己，说话失当，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惩罚、赞扬、批评，不应当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给有关官吏评定刑罚和奖赏，以彰明陛下公平严明的治理，不应当偏爱徇私，使宫内和府外采用不同的法令。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志向和思虑忠诚纯正的人，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向他们咨询，然后再施行，一定能够弥补缺失疏漏，并有所扩大增益。将军向宠，性情品行善良公正，通晓军事，过去试用时，先帝称赞他“能干”，因此众人商议推举向宠担任中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向他咨询，一定能够使军队上下和睦，才能高低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同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感到叹息和痛心遗憾。侍中、尚书【陈震】长史、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明亮、愿意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就可以计算着日子等待了。我本来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只想在乱世中勉强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中闻名显达。先帝不因我身份低微、见识浅陋，反而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来拜访我，向我询问当时的天下大事；因此我感动奋发，于是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命。后来遇到国家倾覆，我在败军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行使命，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使命以来，我早晚忧虑，担心托付的事情不能成功，因而损伤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器军队已经充足，应当鼓励并统率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竭尽我拙劣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之徒，恢复汉室，回到旧日都城。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事情的得失利弊，进献全部忠言，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了。希望陛下把讨伐叛贼、恢复汉室的成效托付给我；如果不能成功，就治我的罪，用来告慰先帝的英灵；并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过失，以彰明他们的怠慢。陛下也应当亲自谋划，向群臣询问正确的治国方法，明察并采纳正直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留下的遗诏。我承受恩命实在不胜惶恐，内心感激；如今将要远行离开，面对这篇表章眼泪直流，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送浮屠文畅师序》【韩愈】人本来有名义上是儒家、行为上却像墨家的人；问他的名义，是儒家；考察他的行为，却不是儒家。可以同他交游吗？假如有名义上是墨家、行为上却像儒家的人，问他的名义，不是儒家；考察他的行为，却是儒家。可以同他交游吗？扬子云说：“在儒家的门墙之内，就把他赶走；在夷狄之中，就把他接纳进来。”我把这句话作为准则。浮屠文畅喜欢文章；【韩文公看重文畅，只因为他喜欢文章。】他周游天下，凡是到一个地方，都一定向缙绅先生请教，请他们吟咏歌颂自己心中的志向。贞元十九年春天，他将要前往东南，柳宗元替他请求，把他的行装打开，得到所收集的诗作一百多篇。若不是极其笃爱文章，怎么能够收集到这样多呢？可惜没有人把圣人的道理告诉他，却只是拿浮屠的说法赠送给他。文畅是浮屠，如果想听浮屠的说法，应当亲自到他的老师那里去请教。为什么要拜访我们儒家而来请求呢？他看见我们君臣父子的美好，文化礼乐的兴盛，内心有所仰慕。他被佛教的戒法拘束而不能进入儒道；【句法。】所以乐于听闻儒家的学说而来请求。像我们这些儒者，理应把二帝三王的道理告诉他，把日月星辰运行的原因、天地显明的原因、鬼神幽隐的原因、人物繁衍的原因、江河流动的原因都告诉他；如果不这样说，反而把浮屠的说法拿来亵渎性地告诉他，就不对了。【这一段见识最高。】百姓刚开始出生时，本来和禽兽、夷狄一样；有圣人出现以后，才知道居住宫室、食用粮食，亲爱亲人、尊敬尊长，活着的人要供养，死去的人要安葬。因此，道理没有比仁义更大的，教化没有比礼乐更正的。把刑法政令施行于天下，万物便各得其宜；把它施加于自身，身体便安宁而气息平和。尧把这些传给舜，舜把这些传给禹，禹把这些传给汤，汤把这些传给文王、武王，文王、武王把这些传给周公、孔子；这些道理被写在典册上，中原人世世代代守护它们。如今佛教徒，这些道理由谁实行，又由谁传承呢？【这一段义理最精密，也最切近人情；正是《原道》中的议论，但没有一句同《原道》相似，这就是韩文奇特的地方。】鸟低头啄食，抬头四处张望；野兽深居简出，害怕外物伤害自己，尚且不能免于祸患，弱者成为强者的肉食。如今我和文畅安居而有闲暇饮食，从容度过生死，同禽兽不同，难道可以不知道这种生活从哪里来吗？【这一段尤其切近人情，说明天地之间不能没有圣人之道；没有圣人之道，人类早已灭亡，同禽兽有什么区别？】那些不知道的人，不是他们的罪过。知道却不去实行，是迷惑；【此处原文“恱乎？”疑有脱误，语意未详。】因此，乐于新道却不能立即实行，是软弱。知道却不把它告诉别人，是不仁；告诉别人却不据实相告，是不诚信。【这两节说的是儒者的过失。】我既然看重柳宗元，又赞赏浮屠文畅能够喜爱文章，于是写下这些话。【可见韩文公之所以同文畅交往，只取他能喜爱文章，并不取他的佛道。】《柳子厚墓志》【韩愈】这篇文章是节略本，现依照原本刊行如下。

译柳子厚被召到京师后又出任刺史，刘梦得禹锡也在被遣谪的人中，应当前往播州。子厚哭着说：“播州不是人所居住的地方，而梦得的母亲还健在堂上，我不忍心看梦得陷入困境，又无法向他的母亲说明，而且万万不能让母子一起前往。”于是反复向朝廷请求，准备上疏，愿意用柳州换取播州；即使因此加重罪责而死，也不遗憾。恰好有人把梦得的事情向皇上说明，梦得于是改任连州刺史。唉！士人处于困穷之中，才看得出节操义气。如今平日里在街巷中彼此仰慕喜爱，酒食游乐相互追随，表面上笑语殷勤，彼此谦让，握着手剖露肺腑，指着天地流泪发誓，说生死之间也不相互背弃，真好像可以信赖。一旦面对一点小小的利害，差别仅如毫毛一般，却翻脸好像从未相识；有人掉进陷阱，不但不伸手相救，反而把他往下推，再投石头加害，这种人到处都是。这些事情本来是禽兽和夷狄都不忍心做的，而那些人自己却以为得计。听到子厚的事迹，也可以稍稍感到惭愧了。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不自我珍重，只是以为功业可以立即建立，因此获罪而被废黜贬退。【子厚因党附王伾、王叔文获罪，被贬为永州司马。】被贬退以后，又没有相知而有力量、身居高位的人来推举援引他，所以最终死在穷僻的边远地区。【子厚最后任柳州刺史。】他的才能不能为世所用，他的道也不能在当时实行。假使子厚在御史台和省部任职时，能够自我约束，已经像任司马、刺史时那样，那么也不会被斥退。被斥退时如果有人有力量举荐他，他一定还会被重新任用，不至于困穷。然而子厚被斥退的时间不长，困穷也没有达到极点，即使有人出面援引，他的文学辞章也一定不能凭自己的力量达到如今这样必然流传后世的程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三节议论有判断、有转折回旋，有奔放急骤的气势，意气激昂，光彩灿烂，一节高过一节；文章的妙处就是这样，真难以形容。】即使让子厚实现愿望，在一时之间做了将相，用那种结果换取今天这种结果，究竟是得到还是失去，一定有人能够辨明。《大唐中兴颂序》【元结】天宝十四年，安禄山攻陷洛阳。第二年，攻陷长安。天子前往蜀地避难【唐明皇】；太子在灵武即位【肃宗没有接受父亲的命令而自行即位，同篡位相同】。第二年，皇帝把军队移驻凤翔【太子即位后便称皇帝】；这一年，收复东西两京。上皇回到京师【天子退位后便称上皇】。唉！前代帝王有盛大德行和伟大功业的，一定会见于歌颂之中【前代帝王有德有功的，都会见于歌颂】。如果要把今天的伟大功业歌颂出来，刻在金石上【如今没有盛德，却有大功业而见于歌颂】；若不是文学修养深厚的人，谁适合来做这件事呢？

译《书箕子庙碑阴》【柳宗元】在周朝取代殷朝的时候，殷的祭祀还没有到断绝的地步，比干已经死了，微子已经离去了。假使纣王的罪恶还没有积累到极点，便自己死亡；武庚考虑到祸乱而谋求保存国家，可是国家没有这样的人，又同谁一起兴治理政呢？这是人事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先生之所以隐忍而没有离去，想来心意也正在这里吧？这样的文章，天地之间屈指可数，不可能多见。只有杜牧之的一首绝句诗似乎可以相比。题为《乌江项羽庙》，诗说：“胜败是兵家无法预料的，能够忍受羞辱才是男子汉。江东子弟大多豪迈俊杰，卷土重来未必没有可能。” 《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文字少而意思多，文辞简洁而义理周详，关系到世道人心，并不只是文字写得好而已。严先生是光武帝过去的朋友，两人都以道义相互推重。等到光武帝手持赤符、乘坐六龙，处在圣人得时的地位，统治亿万百姓【句法很好的句子】；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呢？只有严先生用自己的节操使他的地位更高。后来严先生使星象发生变动，归隐江湖，得到圣人清高的境界，把轩冕官位视如泥土【句法】；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呢？只有光武帝以礼相待，谦下地对待他。在《蛊》卦上九爻，众人正忙于有所作为，唯独不侍奉王侯，以自己的事业为高尚。严先生就是这样做的；在《屯》卦初九爻，阳刚的德性刚要兴盛，却能以尊贵身份谦下对待卑贱者，大大得到民心。光武帝就是这样做的。大概严先生的心胸高出日月之上，光武帝的器量包容天地之外。没有严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伟大；没有光武帝，严先生的高尚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而且还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能够立身，这对于彰明名教实在功劳很大。【转回建立祠堂的主旨。】仲淹来镇守这个州，才开始修建祠堂并祭奠严先生。又免除四户人家的赋税徭役【“复”是汉代免除租赋和科役的意思】，让他们供奉祠堂事务。后来又作歌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的风范，如山一样高，如水一样长。”范文正公写了这篇记。李太伯在座中说：“您的这篇文章一发表，就会成为名传天下的文章，只是有一个字还不妥当。” 范公说：“哪个字？”李太伯说：“严先生的德行，不如把‘德’字改成‘风’字。”范公欣然改了它。原来李太伯因为记中有“使贪夫廉洁，使懦夫自立”六个字，于是想到听闻伯夷、柳下惠的风范这一段话，因而想到用“风”字。《绍兴辛巳亲征诏草》【辛弃疾】假使这篇诏书在绍兴以前发表，就可以避免不报仇雪耻的巨大耻辱；假使这篇诏书在隆兴以后施行，就可以最终完成前所未有的伟大功业。如今这篇诏书和这个敌人仍然都存在，真可悲啊。《袁州学记》【李觏】本朝的大儒写学记的很多。三百年来，唯独人们喜欢诵读《袁州学记》，并不是只因为它笔端有气势、笔力有光彩，超然不群，更因为它所确立的论点高远宏大，却不脱离人心和天理，所以读者自然乐于诵读而忘记疲倦。叶水心说：“写文章如果不足以关系世道人心，即使写得工巧，也没有益处；这话可以同有见识的人说。” 仁宗皇帝二十二年【仁宗庆历四年】，下诏命州县设立学校。当时的太守县令有的明智，有的愚昧；有的竭尽力量、耗尽心思，恭敬地顺从皇帝的德意【句法】；有的借用宫室、借聘教师，只是草率地备办文书【句法】；有的甚至连着数座城池，听不到弦歌诵读之声，倡导的人发声而无人应和，教化因而不能实行【句法】。三十二年【仁宗至和元年】，范阳人祖无择任袁州知州，刚到任，召集诸生，了解到学校宫舍残缺的情况【字法】，非常害怕人才散失【字法】，儒学教化荒疏，无法符合皇上的心意。颍州通判陈君侁听说后，认为这件事是对的【字法】；商议后意见一致，考察旧有的孔夫子庙，认为地方狭窄而不足使用，于是改在庙的东北角营建学校。那里的土质干燥坚硬，位置面向阳光，建筑材料十分优良；殿堂、门、廊，都按照法式建造，涂成黑白丹红等颜色。因此学生和教师都有住房，厨房和粮仓也各有处所，各种器物全都齐备，大家一起动手共同施工；工匠技艺精良，官吏勤勉，早晚尽力。过了第二年，房舍建成，举行释菜礼也有日期了。旴江人李觏告诉众人说：“四代的学校制度，考察经书便可以看见了。【写学记不分别谈虞、夏、商、周，本来是缺少内容；如今只用一句话破题，笔力高古。】秦国凭借崤山以西的土地鏖战六国，想称帝并传至万世；刘邦一声号令，函谷关便不能守，武将健将争先恐后卖国投降，这是为什么呢？” 《诗经》《尚书》的道理废弃了，人只看见利益而听不见道义罢了。汉武帝凭借国力丰足，光武帝从军旅中起兵，却都孜孜不倦地学习圣贤之术；这种教化的深厚，一直延续到灵帝、献帝时期。平民中敢于直言的人，即使被砍头也不后悔；功业显赫到威胁君主的人，听到命令便交出兵权；群雄彼此观望，不敢脱离臣子的地位，这样还延续了几十年，教化之道凝聚人心就是如此。【一句收束，极有笔力。】如今本朝遇到圣明神武的君主，你们袁州也得到圣明的君主【句法】，使你们通过学校踏上古人的道路。天下太平时，就用礼乐来陶冶我们的百姓；一旦发生不幸，还应当守住大节，做臣子为忠而死，做儿子为孝而死。【这正是文章关系世道人心、万世不可磨灭的地方。】使人有所依靠，也有所效法，这就是朝廷设立学校、施行教化的用意。若只是玩弄笔墨来求取利禄显达，难道仅仅是你们几个人的羞耻，也不正是治理国家的人的忧患吗？《袁州学记》是李太伯的文章，河东柳淇书写，京兆章友真篆刻，称为“三绝”。

译《书洛阳名园记后》【李格非】名园，不过是游览观赏中最末的小事。如今把它的意义扩大，把它的内涵拓展，认为园林的兴盛和废败，是洛阳盛衰的征候；洛阳的盛衰，又是天下治乱的征候。这样最小的事物，关系到最大的事情。有学问、有见识，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洛阳处在天下中央，凭借崤山、黾池一带的险阻，扼守秦陇地区的咽喉，又是赵、魏交通汇集的地方，大概是四方都必争的地区。天下太平时就罢了，一旦发生战事，洛阳必定首先遭受兵祸。所以我曾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征候。”唐代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东都修建馆舍宅第的，号称有一千多处府第。等到战乱流离接连而来，又经历五代的惨酷灾祸，那些池塘、竹林、树木被战车践踏，废弃成为丘墟；高台亭阁、大厦楼榭被烟火焚烧，化为灰烬，和唐朝一起灭亡，全都消失了，再没有一处留下。所以我曾说：“园林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征候。”而且，天下的治乱要从洛阳的盛衰来判断；洛阳的盛衰，又要从园林的兴废来判断。这样看来，写作《名园记》难道是徒然的吗？【有这样的文章才可以流传，否则只是空泛浮夸的言辞，即使工巧又怎么能够流传？】唉！公卿大夫正当进用于朝廷时，放纵自己的私心，只顾自己经营而忘记天下的治乱，难道退职后还能享有这种园林吗？唐朝末路正是这样。《岳阳楼记》【范仲淹】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贬官后任巴陵郡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各种荒废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来的规模，并把唐代贤人和当代人的诗赋刻在楼上，嘱托我写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我观看巴陵的美景，全在洞庭湖一带。它连接远山，吞吐长江，浩浩荡荡，宽阔无边；早晨阳光明亮，傍晚阴云聚集，景象千变万化。这就是岳阳楼的壮观景象，前人的记述已经很详尽了。既然这样，那么北面通向巫峡，南面直到潇湘，神仙和诗人多在这里聚会，他们观赏景物时的心情，难道不会有所不同吗？像那连绵的阴雨纷纷而下，几个月都不放晴，阴冷的风怒吼，浑浊的浪涛冲向天空；太阳和星星隐藏了光芒，山岳也潜藏了形体；商人和旅客无法通行，桅杆倾倒，船桨折断；傍晚天色昏暗，虎在长啸，猿在哀鸣。登上这座楼，就会产生离开国都、怀念故乡，忧虑谗言、害怕讥讽的心情，满眼都是萧条景象，感慨到了极点而悲伤。至于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湖面波澜不起，天光水色上下相接，一片碧绿，广阔无边；沙洲上的鸥鸟时而飞翔，时而聚集，色彩斑斓的鱼儿游来游去；岸上的白芷和小洲上的兰草，茂盛而青翠。有时大片烟雾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照耀千里，浮动的月光如跃动的金子，静静的月影沉在碧水中，渔歌彼此应答，这种快乐哪里有尽头！登上这座楼，就会感到心胸开阔、精神愉快，荣辱都忘却了，端着酒杯迎着清风，满心都是喜悦。唉！我曾经探求古代仁人的心，或者不同于上面两种心情，为什么呢？他们不因外物的好坏而高兴，也不因自己的得失而悲伤；处在朝廷高位就忧虑百姓，退居江湖远地就忧虑君主。这样，在朝廷做官也忧虑，退居民间也忧虑。既然这样，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大概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吧！唉！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同谁一道归去呢？《文章轨范》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轨范》卷七 宋代谢枋得编 谨慎用心的文章。乎字集。韩文公、苏东坡两位先生的文章，都从《庄子》中得到启发。这个文集可以同《庄子》并驾齐驱，争先竞胜。《祭田横墓文》【韩愈】贞元十一年九月，韩愈前往东京，路过田横墓下，感叹田横义气高尚，能够得到士人，于是取酒来祭奠，并写文章凭吊他。祭文说：“世上有些事情，隔了百代还会使人彼此感动；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情。若不是当今世上少见的事情，谁使我抽泣而不能自禁呢？我已经广泛观察天下，哪里有几个像您这样的人呢？您所做的事情，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可叹我要离开这里，您将跟随谁呢？当嬴氏失去天下时，得到一个士人就可以称王；为什么五百人纷纷扰扰，却不能使先生从刀剑锋刃中脱身？难道是所珍爱的人并不贤能，还是天命本来有一定的规律？从前孔子在阙里有许多弟子，孔圣人也说他们惶惶不安；只要我所走的道路没有迷失，即使颠沛流离又有什么伤害？自古以来死去的人不止一个，先生直到今天仍有光明刚正的气节。我跪着陈述祭辞，献上酒；您的魂魄仿佛来到这里享用祭品。” 《上梅直讲书》【苏轼】某官执事，我每次读《诗经》读到《鸱鸮》，读《尚书》读到《君奭》，常常深切悲叹周公没有得到理解。后来考察史书，看见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受困厄，而弹琴唱歌的声音没有中断。颜渊、仲由等弟子相互问答，孔子说：“我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要沿着旷野行走？我的道难道不对吗？又为什么会到了这样的境地？”颜渊说：“老师的道太伟大了，所以天下没有谁能够容纳。即使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可忧虑的？正因为不被容纳，才看得出君子。”孔子欣然笑着说：“回啊，假如你有很多财产，我就给你做管家。”天下虽然不能容纳老师，但老师的弟子却能够这样彼此自得其乐。如今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有些地方还不如孔子的贫贱。凭召公的贤能、管叔和蔡叔的亲近，却不能理解周公的心，那么周公能同谁一起享受他的富贵呢？而孔子所共同处于贫贱中的人，都是天下的贤才，这也足以使他以贫贱为乐了。我七八岁时才开始知道读书，听说当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像古代孟轲、韩愈一类人；又有一位梅公，跟随他交游，同他一起讨论、评议文章。后来年纪渐长，才有能力读他们的文章，想象他们的为人，料想梅公飘然脱离世俗的快乐，而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当时我正在学习写作对偶声律的文章，求取微薄的俸禄，自己估量没有办法到各位公卿面前求见；来到京城一年多，也没有曾经登门拜访。今年春天，天下的士人群集礼部，执事和欧阳公亲自主持考试，我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取得第二名。后来听说，是执事喜爱我的文章，认为其中有孟轲的风格；欧阳公也因为我能够不写世俗的文章而录取我，所以我才有今天。并不是有人在执事面前事先替我说情，也不是亲戚故旧为我请托；过去十多年间，我听到他的名声却不能见面，而一旦之间成为他的知己。退下来思考这件事，人不可以苟且追求富贵，也不可以只是安于贫贱。若有一位大贤人，自己成为他的门徒，也就足以有所依靠了。假如侥幸得到一时的富贵，带着几十名车骑随从，使街巷小民聚集观看并赞叹，又怎么能用这些换取现在这种快乐呢？

译《论语》说：“不怨恨上天，不责怪别人。” 大概这样悠闲自在，就可以安然度过一年。执事的名声传遍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他的容貌神色温和而不发怒，文章宽厚敦朴而没有怨言，这一定是因为他在这种道义中自有快乐。我希望能够听闻其中的道理。《三槐堂记》【学《史记》体，苏轼】上天的安排可以肯定吗？贤能的人未必显贵，仁德的人未必长寿。上天的安排不可以肯定吗？仁德的人一定会有后代。这两种说法将从哪里得到根据呢？我听申包胥说过：“人多势众可以胜过上天，上天一旦确定，也能胜过人。”世上议论上天的人，都不等到上天的安排确定就去求取结果，所以认为上天茫茫无定。善人因此懈怠，恶人因此放纵。盗跖长寿、孔子和颜回困厄，这些都是上天尚未确定的事情。松柏生长在山林中，起初受蓬蒿困扰，受牛羊侵害；到最后却经历四季而不衰，经过千年仍不改变，这就是上天已经确定的结果。善恶的报应延续到子孙，说明这种安排确定得更加长久。我根据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加以考察，知道上天的安排确实可以肯定。国家将要兴盛，一定有世代积德的臣子，他们广泛施恩却不享受报答，然后他的子孙才能同守持文治太平的君主共同享受天下的福泽。所以兵部侍郎、晋国公王公【王祐】，在后汉、后周之间显达，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兼备，天下人都期望他做宰相；然而王公最终因为坚持正直之道而不被当时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会有人做到三公。”不久，魏国文正公【王旦】在景德、祥符年间辅佐真宗皇帝；那时朝廷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荣誉声名共十八年。如今把物品寄放在人那里，第二天就去取回，有时能得到，有时不能得到；而晋公把德行修养在自己身上，向上天要求报答，等到几十年以后才取得，仿佛拿着左券，双方当面交付。因此我知道上天的安排果然可以肯定。我没有来得及见魏公，却见过他的儿子懿敏公【王素】以直言劝谏侍奉仁宗皇帝，出入朝廷担任侍从、将帅三十多年，官位却还不足以匹配他的德行。上天将要重新兴盛王氏家族吗？为什么他的子孙竟然有这么多贤人呢？世上有人把晋公同李栖筠相比，他们的雄才和正直气概不相上下；但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功名富贵大略同王氏相等，而忠恕仁厚却不如魏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的福泽大概还没有止境。懿敏公的儿子王巩同我交游，爱好道德而且有文才，能够继承家业，所以我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铭文说：“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事业同槐树一起萌发，封植槐树的辛劳，必须经过一代才能成功。既然辅佐真宗，使四方平安，回头看自己的家，槐树的树荫已经布满庭院。我们这些小人，早晨还不能谋划晚上的事，只顾观察时势、追逐利益，哪里能顾及皇上的德行？希望侥幸得到，不种植却想收获；若没有君子，国家怎么能够治理？京城东面，晋公所居住的地方，三棵槐树郁郁葱葱，正是德行的象征。” 啊，多么美好啊！

译《表忠观碑》【苏轼】熙宁十年十月戊子，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事臣赵抃【赵抃】上言：已故吴越国王钱氏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的坟墓和祠庙，在钱塘的有二十六处，在临安的有十一处，全都荒芜污秽而无人修治。父老经过那里，有流泪的。谨按：已故武肃王钱镠起初凭乡兵击败并驱逐黄巢，名声传遍江淮。后来又凭八都的军队讨伐刘汉宏，兼并越州来奉事董昌，而自己居住在杭州。等到董昌凭越州反叛，便诛杀董昌并兼并越州，全部拥有浙江东部和西部的土地。他把王位传给儿子文穆王钱元瓘，到了孙子忠献王钱仁佐时，终于击败李景的军队，攻取福州。钱仁佐的弟弟忠懿王钱俶，又大举出兵攻打李景，以迎接周世宗的军队。后来最终以吴越国归顺入朝，三代四王同五代相始终。天下大乱时，豪杰纷纷起兵；当时凭几州土地窃取名号的人数不胜数。等到他们覆灭自己的宗族，灾祸还牵连无辜百姓，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然而吴越方圆千里，拥有十万披甲之士，开山铸钱、煮海制盐，象牙、犀角、珍珠、美玉的富足天下第一；但始终没有失去臣子的节操，进贡的队伍接连不断。因此吴越百姓直到老死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四时游乐，歌声鼓声彼此相闻，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钱氏对这里百姓的恩德非常深厚。大宋受命以后，四方僭越作乱的势力依次被削平。西蜀、江南凭借险远的地势，直到军队兵临城下、力量屈服、形势穷困以后，才束手投降；河东刘氏则经历百战，拼死守城抵抗王师，尸骨堆成城墙，鲜血流成池塘，耗尽天下的力量，才勉强攻克。只有吴越不等朝廷下令，便封闭府库，登记郡县户籍，请朝廷派官吏来接管，把离开自己的国家看得如同离开旅舍一样。他们对朝廷的功劳非常大。从前窦融把河西归还汉朝，光武帝下诏命右扶风修缮窦融父祖的坟墓，用太牢祭祀。如今钱氏的功德大概超过窦融，但不到一百年，坟墓祠庙便无人修治，过路人都悲伤叹息，这实在不是用来劝勉忠臣、安慰答谢民心的道理。臣希望把龙山废弃的佛寺妙因院改建为观，让钱氏的子孙、名叫自然的道士居住其中。凡是坟墓祠庙在钱塘的，交给自然；在临安的，交给当地净土寺的僧人道微。每年各自剃度一个弟子，让他们世代掌管此事。登记当地收入，用来按时修缮祠宇，封护培植草木。如果有不修治的地方，由县令、县丞察看；情节严重的，就更换负责的人，希望长久不废不坏，以符合朝廷对待钱氏的心意。臣苏轼冒死把这些话报告上去。诏令说：可以。于是将妙因院改名，赐名为表忠观。铭文说：天目山上，苕水发源于此。山势如龙飞凤舞，汇聚于临安。厚重地降生了一位奇异的人物，卓绝不凡，远超常人。他奋然挺身，高声号召，跟随他的人如云一般。仰面对天，指江发誓，月亮和星辰都暗淡无光〔原文“晦防”疑为“晦冥”等字，字形有误〕。用强弩射潮，江海于是向东流去。诛杀钱宏、钱昌，一举占有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尽归其有。以大城作为居所，包围连接着山川；左边是江，右边是湖，控制牵引着海岛蛮夷。每年按时归来休息，以宴请父老。他光彩照人如同神人，身系玉带，骑着骏马，穿着皮裘。四十一年间，敬畏谨慎，小心行事。各地进贡的竹笼接连不断，大贝和南方的黄金源源而来。五朝昏乱，国家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三位君王相继承接，等待有德之人。既然找到了归宿，便不再谋划，也不再咨询别人。先王的志愿，我都亲自实行。上天赐福于忠孝之家，世世代代拥有爵位和封邑。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子孙众多，达到千亿。皇帝对守臣说：要修治他的祠堂和坟墓，不要让樵夫牧人侵扰，以免使他的后代惭愧。龙山南面，巍然耸立着新的宫观。并不是偏爱钱氏，只是用来劝勉忠贞。没有忠，就不能事奉君主；没有孝，就不能亲爱父母。凡是百官，都应看着这篇刻文。潘子真说：苏东坡撰写《表忠观碑》，王荆公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叶致远、杨德逢两人也在座。有客人问道：“相公也喜欢这个人的文章吗？”王荆公说：“这篇文章极像西汉文章。”在座宾客不断赞叹。王荆公笑着说：“西汉有谁可以和它相比？”杨德逢回答：“王褒大概可以胜任。”王荆公说：“不能这样草率地说。”杨德逢又说：“难道是司马相如、扬雄一类的人吗？”王荆公说：“司马相如不过写了《子虚赋》《大人赋》以及《喻蜀文》《封禅书》罢了。扬雄所著的《太玄》《法言》，是用来比拟《周易》和《论语》的，我没有见过他的叙事像这样典雅丰富。必须是能够与司马子长上下驰骋相比的人。”座客又跟着赞美起来。王荆公说：“究竟像司马子长的哪篇文章？”座客顿时惊惧不安。王荆公慢慢说道：“像《史记》的《楚汉以来诸侯王年表》。” 《送孟东野序》〔韩愈〕 这篇文章总共六百二十多个字，用“鸣”字四十处，读者却不觉得繁复，为什么呢？因为句法变化共有二十九种，有顿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扬，像层层山峰重叠，像惊涛怒浪汹涌；没有一句懈怠，没有一个字沾染尘俗，越读越令人喜爱。大凡万物如果不能保持平和就会发出声音：草木本来没有声音，风摇动它们便发声；水本来没有声音，风吹荡它便发声。水跃动，是有什么激发了它；水奔流，是有什么阻挡了它；水沸腾，是有什么灼热了它。金石本来没有声音，有人敲击它便发声。人说话也是这样，总是有不得已之后才说出；他歌唱，是因为有所思；他哭泣，是因为心中有所怀。凡是从口中发出的声音，难道全都有不平之气吗？音乐，是郁积在内心而向外宣泄的东西。选择那些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们来发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是万物中善于发声的东西。上天对于四时，也是这样，选择那些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们来发声。因此用鸟声宣告春天，用雷声宣告夏天，用虫声宣告秋天，用风声宣告冬天。四时相互推移、更替，难道一定有不能保持平和的地方吗？对于人也是这样。人的声音中精粹的部分就是语言，文章辞句在语言中又是更加精粹的部分，因此尤其要选择那些善于发声的人，借他们来发声。在唐尧、虞舜时代，皋陶、禹是善于发声的人，就借助他们来发声。防〔疑为“尧”，原文作“防”〕不能用文章辞句发声，就又借《韶》来发声。夏朝时期，太康的五个弟弟用歌辞发声；伊尹替商朝发声，周公替周朝发声。凡是记载在《诗》《书》及六艺中的，都是善于发声的作品。

译周朝衰微时，孔子的门徒替它发声，声音宏大而传得久远。《左传》说：“上天将要让孔夫子做木铎。”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到了末世，庄周用荒诞的言辞在楚国发声；楚国是大国。楚国灭亡时，又以屈原发声。臧孙辰、孟轲、荀卿是用道发声的人〔按：把荀卿与孟子相提并论，实在不合伦次；臧孙辰是什么人，也未见他有什么道，却又和孟子并列，怎么能说是用道发声呢？这是韩愈学问偏颇驳杂之处〕。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类，都是用自己的学术发声。秦朝兴起时，李斯替它发声。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其中最善于发声的人。其后的魏晋时代，发声的人比不上古代，然而并没有完全断绝。就其中善于发声的人来说，他们的声音清越而浮薄，节奏繁密而急促，文辞淫丽而哀伤，志意松弛而放纵。他们说话，杂乱而没有条理〔上面四句句式相同，都是五字句；如果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势便会平庸腐弱〕。难道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德行丑陋，所以没有人顾念他们吗？为什么不发声呢？他们本来就是善于发声的人。唐朝拥有天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以各自的才能发声〔这六个字概括的内容很多〕。其中还活着而处于下位的人，孟郊、字东野，开始以诗歌发声。他的诗高出晋魏，不懈怠地追赶古人；其他作品也渐渐浸润到汉代文风中。和我交游的人中，李翱、张籍最为突出。这三个人的文章，确实善于发声。只是不能知道，上天将要调和他们的声音，让他们歌颂国家的盛盛吗？还是将使他们身体困穷饥饿、心中忧愁，而让他们自己吟咏自己的不幸呢？这三个人的命运，就悬系于上天了。他们处在上位时，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他们处在下位时，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这两句在篇章中占据重要位置〕？东野将要到江南去任职时，似乎心中有些不能释然。所以我说明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上天，以此来宽解他〔序文借送东野作结，归结到东野本人，只用了两句，这正是文章的妙处〕。《前赤壁赋》〔苏轼〕 这篇赋学习庄子和屈原的文风，但文法没有一句与庄子、屈原相似。若不是超然脱俗的才华、出类拔萃的见识，就无法写成。它潇洒神奇，超尘绝俗，仿佛乘云驾风，站立在九霄之上，俯视天地四方。世间万物茫茫无际，有什么东西值得挂在牙齿之间谈论呢？不仅不值得挂在口头上，也不足以进入他的心灵深处。壬戌年秋季，七月十六日，苏轼和客人乘船游览赤壁之下。清风徐徐吹来，水面没有兴起波澜。举起酒杯劝客人饮酒，吟诵《明月》诗，歌唱《窈窕》一章。不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在斗宿与牛宿之间徘徊。白茫茫的露气横贯江面，水光与天相接。任凭小船随意漂流，越过茫茫无际的万顷江面。浩浩荡荡，仿佛凌空驾风，却不知道将停在什么地方；飘飘然，仿佛脱离尘世而独立，化成仙人登上仙境〔我曾在中秋夜里乘船泛游大江，月色、水光和天空融为一体，这才知道此赋的妙处〕。于是喝酒喝得十分畅快，敲着船舷唱歌。歌唱道〔学习《楚辞》的文体〕：“桂木做的棹啊，兰木做的桨，拍击空明的江水啊，逆流追逐流动的月光；我的心思多么渺远啊，遥望美人在天的另一方〔秋水清澈见底，月亮映在水中称为空明；月光随着水波一同流动称为流光；摇桨叫作击，逆水而上叫作泝〕。”有个客人吹洞箫，随着歌声伴奏。箫声呜呜咽咽，像在哀怨，又像在思慕；像在哭泣，又像在诉说。余音袅袅不绝，像细丝一样绵延不断，使潜藏在幽深山谷中的蛟龙起舞，使孤舟上的寡妇哭泣。苏轼神色忧愁，整理衣襟端正地坐着，问客人：“为什么箫声会这样悲凉？”客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向南飞，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吗？” 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原文“武曷”疑为“武昌”〕，山川缭绕，草木郁郁苍苍，这不是曹孟德被周郎困住的地方吗〔这一段假托为客人的话；曹操的诗见于《文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是讥刺蜀先主刘备向南逃走〕？当他攻破荆州、攻下江陵、顺着长江向东进军时，战船首尾相接绵延千里，旌旗遮蔽天空；面对长江洒酒祭奠，横握长矛吟诗，确实是一代英雄，可如今他在哪里呢〔这里有感慨〕？何况我和您在江边捕鱼砍柴，把鱼虾当作伙伴，把麋鹿当作朋友，驾着一叶小舟，举起匏制酒杯互相劝饮；把短暂如蜉蝣的生命寄托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像大海中的一粒米；哀叹生命短暂，羡慕长江无穷无尽〔这里有感慨〕。想要携同飞仙遨游天地，拥抱明月直到永远，也知道这种愿望不可能突然实现，只好把箫声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中。”苏轼说：“客人也知道那江水和月亮吗？江水不断流逝，像这样不停地流去，却从未真正消失〔说水〕；月亮有盈有亏，像这样不断变化，但最终并没有消减或增长〔说月〕。如果从变化的一面看，天地万物连一瞬间都不能保持不变；如果从不变的一面看，万物和我们都是无穷尽的，那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这一段完全学习庄子的情思〕？况且天地之间的万物各有主人，如果不是我所有的，即使一丝一毫也不能取用。只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了就成为声音，眼睛遇到了就成为景色；取用它们没有禁令，享用它们也不会穷尽。这是造物主无穷无尽的宝藏，也是我和您共同享用的东西〔如同“食邑”的“食”，意思是享用〕。”客人高兴地笑了，洗净酒杯重新斟酒。菜肴果核都已吃尽，杯子盘子散乱不堪；两人相互枕靠着睡在船中，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后赤壁赋》〔苏轼〕 这一年十月十六日，我从雪堂步行出发，将要回临皋，两个客人跟随我经过黄泥坂。霜露已经降下，树叶全都脱落。人的身影映在地上，抬头看见明月，回头一看，都为这景色高兴。一路边走边唱，互相应答。过了一会儿，我感叹说：“有客人却没有酒，有酒却没有菜肴。月色洁白，清风明净，这样的美好夜晚怎么度过呢？”客人说：“今天傍晚，我撒网捕到一条鱼，大嘴细鳞，形状像松江的鲈鱼。只是到哪里去弄到酒呢？”回去后，我和妻子商量这件事。妻子说：“我有一斗酒，已经收藏很久了，等着您偶尔有需要时使用。”于是带着酒和鱼，再次游览赤壁之下。江水发出声响，陡峭的江岸高达千尺。山显得高，月显得小；水位下降，石头露了出来。距离上次日月变迁究竟有多久，为什么江山已经不能重新辨认了呢〔原文“曽日月之防”有疑误，疑与“曾日月之几何”相关〕？我于是提起衣服登山，踩着险峻的岩石，拨开丛生的荆棘，坐在虎豹形的巨石上，攀登虬龙般的老树，攀援到鹘鸟栖息的高危巢穴，俯视冯夷居住的幽深水宫。两个客人无法跟随我上去。我突然长声呼啸，草木震动，山谷回响；风刮起来，水涌动起来。我也悄然感到悲伤，肃然感到恐惧，凛然觉得这里不能久留。于是返回登船，任船漂在江心，听凭它漂到哪里便在哪里休息。当时夜将过半，四下里寂静空旷。恰好有一只孤鹤横过江面从东边飞来，翅膀像车轮那么大，黑色的下裳、白色的上衣，嘎的一声长鸣，掠过我的船向西飞去。

译不一会儿客人离去，我也上床睡觉。梦见一个道士，穿着羽衣，身姿轻盈地走过临皋之下，向我作揖说：“赤壁之游快乐吗？”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回答。唉呀！我知道了。昨天夜里飞来鸣叫、从我船边经过的，不就是您吗？道士回头对我笑了笑，我也惊醒过来。打开门看，却看不见他的踪迹。《阿房宫赋》〔杜牧〕 六国灭亡，天下统一；蜀地的山林被砍伐一空，阿房宫建成了。它覆盖三百多里，遮蔽了天日。从骊山向北架起宫殿，又向西曲折延伸，一直通到咸阳。灞水、渭水浩浩荡荡，流入宫墙。五步一座楼，十步一座阁；走廊像人的腰一样曲折回旋，屋檐像牙齿一样高高翘起；各自依随地势，宫室的中心彼此钩连，檐角互相对峙。它们盘旋曲折，层层回绕，像蜂房，像水涡，密密麻麻地矗立着，不知有多少座，成千上万。长桥横卧在水波上，没有云彩，为什么会有龙呢？复道架在空中，没有雨过天晴，为什么会有彩虹呢？楼阁高低错落，使人迷失方向，分不清东西。歌台上歌声温暖，使人如沐春光；舞殿里舞袖带来的冷意，使人感到风雨凄凄。同一天之内，同一座宫殿之间，气候却各不相同。妃嫔、媵、嫱以及六国的王子皇孙，辞别楼阁走下殿堂，乘辇来到秦国。早晨唱歌，夜晚弹琴，成为秦宫中的宫人。像星星闪烁，是打开梳妆镜；像绿云纷乱，是早晨梳理鬓发；像渭水涨起油腻，是倾倒的脂粉水；像烟斜雾横，是焚烧椒兰。像雷霆突然震响，是宫车经过；车轮声辘辘，远远传来，却杳然不知它驶向了哪里。她们的一肌一容，全都姿态万千、极尽美艳，久久站立，远远观望，盼望得到皇帝宠幸；其中有的人竟三十六年未曾被召见。燕赵收藏的珍宝、韩魏搜罗的财物、齐楚聚集的精华，经历世世代代、年年岁岁，从本国百姓那里掠取而来，堆叠得像山一样。一旦国家不能占有这些珍宝，它们就被运送到这里；把宝鼎当作铁锅，把美玉当作石头，把黄金当作土块，把珍珠当作沙砾，随意抛弃，绵延遍地。秦人看见了，也并不十分爱惜。唉！一个人的心，也就是千千万万人的心。秦人喜爱奢侈铺张，百姓也顾念自己的家。为什么搜刮百姓财物时一丝一毫也不放过，使用起来却像泥沙一样挥霍？竟使承托栋梁的柱子比田野里耕作的农夫还多，使架梁的椽子比织机旁的织女还多，使突出的钉头比粮仓里的粟粒还多，使参差交错的瓦缝比人周身的丝帛缕线还多，使直栏横槛比九州的城郭还多，使嘈杂的管弦声比市场上人的话语还多。于是天下百姓不敢说话，却敢于愤怒。独夫秦始皇的心一天比一天骄横顽固。戍卒一声呐喊，函谷关便被攻占；楚人放了一把火，可惜阿房宫化为焦土。唉！灭亡六国的是六国自己，不是秦国；灭亡秦国的是秦国自己，不是天下百姓。唉！假使六国各自爱护自己的百姓，就足以抗拒秦国；假使秦国也爱护六国百姓，那么帝位相传三代，甚至可以传到万世而做君主，谁能够使它被灭族呢？秦人来不及为自己哀叹，后代人为他们哀叹；后代人如果哀叹他们却不以此为鉴，也会使更后面的后代人再来哀叹他们了。《送李愿归盘谷序》〔韩愈〕 太行山南面有个盘谷。盘谷之中，泉水甘甜，土地肥沃，草木茂盛，居民很少。有人说：因为它环绕在两座山之间，所以叫作“盘”。有人说：这个山谷幽深而地势险阻，是隐士盘旋居处的地方〔这一节只说盘谷的大概情形〕。我的朋友李愿居住在那里。李愿说：人们所称的大丈夫，我已经知道了。他们把利益恩泽施给别人，声名在当时显扬；坐在朝廷上，任免百官，辅佐天子发布政令。他们出行在外，就树起旗帜，排列弓箭；武士在前面呵斥开道，随从堵塞道路，供给服侍的人各自拿着器物，夹在道路两旁飞快奔走。他们高兴就赏赐，发怒就施刑；才俊之士充满面前，谈论古今，称誉盛德，听起来悦耳而不厌烦。那些弯眉丰颊、声音清亮、身材轻盈，外貌秀美、内心聪慧的女子，轻飘飘地摆动衣襟，遮掩着长袖；涂着白粉、描着青黛的女子成排居住在房中，争风吃醋，仗恃宠爱，争奇斗艳，博取怜爱。这就是大丈夫受到天子知遇、在当世施展力量的人所做的事〔这一节描写得志富贵之人〕。我并不是厌恶这种生活才逃避它，而是命运如此，不能靠侥幸得到它。穷困地居住在乡野，登上高处眺望远方，整天坐在茂盛的树下，用清泉洗涤自己，采摘山中的美味来吃，在水中垂钓取鲜鱼来食；起居没有固定时间，只求安适自在。与其在生前受到赞誉，哪里比得上死后不受毁谤？与其身体享受快乐，哪里比得上内心没有忧愁？不受车马服饰的束缚，不遭刀锯刑罚的加害，不必过问政局治乱，也听不到官职升降。这就是大丈夫不被时势所用时的生活〔这一节描写隐居退处的人〕。我就这样实行了〔承接上文而连接下文，文气不断〕。在公卿门前等候，在权势道路上奔走；脚将要迈进却又踌躇不前，嘴将要说话却又欲言又止；处在污秽之中却不以为羞，触犯刑法而遭诛杀；把希望寄托在万分之一的侥幸上，直到老死才停止。这样做，对于做人的贤与不肖究竟怎么样呢？昌黎韩愈听了他的话，认为很豪壮〔全篇基本都借李愿之口说话，作者自己只说了几句；这也是一种文章格式〕。于是给他酒喝，并为他作歌说：盘谷之中，是您的居所；盘谷的土地，是您的庄稼；盘谷的泉水，可以洗涤，也可以舀饮；盘谷的险阻，谁能来争夺您的住处？幽深而深远，空旷而有容纳之处；曲折回环，像走去又返回。啊，盘谷的快乐啊，快乐无穷无尽！虎豹远远绝迹，蛟龙也潜藏起来；鬼神守护这里，呵斥禁止不祥之物。饮酒吃饭啊，长寿而安康；没有什么不足啊，还要有什么期望？给我的车涂上油脂，喂饱我的马；跟随您到盘谷去，终此一生逍遥自在。《文章轨范》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