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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七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五经总义类提要。

【臣】等谨按：《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宋代岳珂撰写。岳珂字肃之，号倦翁，汤阴人，居住在嘉兴，是鄂忠武王岳飞的孙子，敷文阁待制岳霖的儿子。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宋代时九经的刊刻版本，以建安余氏和兴国于氏的两个版本为最好。廖刚又加以整理订正重新刻印，当时被称为精审。岳珂又选取廖本的九经，增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两本书，在相台书塾校勘刊印，并叙述校勘刊印的意图，作总例一卷。余仁仲《左传字辨》曾论及它的错误，认为杜预的注解并不都与当今解说《诗经》的人相同，倒写为都不与当今解说《诗经》的人相同，那么还能看到原刻本。现在各种经书的印本大都已经很少流传，只有王弼的《易注》有翻刻的版本，已经失去了原貌。《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有重刻的版本，也颇非旧貌。只有这总例一卷还在世上流传。其目录一曰书本，二曰字画，三曰注文，四曰音释，五曰句读，六曰脱简，七曰考异，都参订同异，考证精详广博，厘正错乱辨析疑点，使读者有所依据，实在对经学有功。其中论述字画的一条，斟酌古代标准以符合当今，尤其属于通达之人的议论。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敬校勘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九经三传沿革例》宋代岳珂撰写。世间所传的九经，自国子监、蜀、京、杭等版本以下，有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两个版本，都分句读，称为善本。廖氏又因为余氏难免错误错乱，于氏不够恰当，合并各本参订为最精。刻版发行之初，天下珍视它。流传不久，元代刻版散失，不再存在。曾经广泛向藏书之家寻求，总共聚集几套，才凑成全书。担心它长久而不流传，于是仿照成例，于是命令良工在家庭书塾刻版。如字画、如注文、如音释、如句读，都遵循旧本。并且与精通经学的老儒分卷校勘，又用许慎《说文》、毛晃《韵略》来验证，不敢对前人有所增删。偏旁必定辨别，圈点必定校勘，不让有丝毫错误。比起廖氏《世彩堂》本更加详细。旧有总例，保存下来作为证据。

书本

九经的版本在世上流传很多，大抵以当时流行的国子监本为宗，但不能没有错误脱略的弊病【国子监中大字本和小字本共三年，长久磨灭散失，没有能够修补的人】。大概京师国子监的经史多沿袭五代旧本，现在旧家往往有它，实在与俗本没有太大差别【晁公武说：我担任三荣太守时，曾对照国子监所摹写的长兴版阅读，它的错误很多。从前议论的人说太和石经的抄写不真实，当时的人不认可，而认为长兴版方便。宋朝初年于是颁布天下，收回往日民间抄本不再使用。然而有错误却无从参校判断其谬误，只因为官方既然刊定难以独自更改。由此看来，石经固然脱漏错误，而监本也难以完全遵从】。绍兴初年，仅在江南各州取刻板，比起京师承平时期的监本又相差很远，与潭、抚、闽、蜀各本互为异同。柯山毛居正字义父，以其父毛晃所增注的礼部韵书，在乾道、淳熙年间进献朝廷，后来又在嘉定初年校订增补申明。他对经传也已经博览精择。辛巳年春天，朝廷命令国子监刊正经籍，司成说没有可以替代的，义父于是选取六经三传各本，参以子史字书选粹文集，研究异同，凡是字义音切毫厘必校，儒官称叹没有异议。刊修仅及四经，还因为工人怕麻烦诡诈篡改墨本来欺骗有司，而错误字实在未曾更改的占十分之二三。接着想修《礼记》《春秋》三传，义父因眼病辞职，事情于是中途停止。从此以后，不再有人在意了。我常惋惜，发誓要修刊却无暇顾及，而且世间所传版本互有得失难以取正。前辈说兴国于氏本和建安余氏本为最好，等到详细考察，也不过是彼此各有长处罢了。又于氏本的音义不列在本文下，大抵隔几页才集中出现一次，不便查找，而且经与注脱漏很多，余氏本间或难免错误错乱，总之都不足以称为善本。现在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现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俗称为无比九经】、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以及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共二十本，又用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计二十三本，专门委托本经名士，反复参订，才命令良工刻版。固然自信以为尽善，正担心扫尘随生，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只希望通经的前辈，不吝赐教。

字画

字学不讲究，很久了。经文不古，错误相传。魏晋以来，又厌恶朴拙，喜好姿媚，随意迁改，义训混淆，漫不可考。加上避就名讳，如操改为掺，昭

译像这样改换字形的情况，这类例子多得举不胜举。唐代继承西魏的遗风，尤其混乱荒谬。到了开元年间刊刻的五经，常常用俗体字替换旧有的文字，比如把“颇”写成“陂”，把“平”写成“便”之类的情况更多。五代以后，雕版印刷流传，经籍的传播虽然广泛，但笔画和义训的错误谬误依然如故。现在校订的版本，依据《许慎说文》《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颜鲁公干禄字书》《郭忠恕佩觿集》《吕忱字林》《秦昌朝韵略》等书，对字谱进行分毫补注，并参考

译毛晃的《增韵》，以及他的儿子毛居正所著的《六经正误》，其中有些非常惊世骇俗的改动，则用通俗易懂的字来通假（比如将“冝”改为“宜”，将“防”改为“晋”之类，都是取自石经的遗存文字），不像近世眉山李肩吾从周所写的《古韵》，以及朱文公的《孝经刊误》等书，纯粹使用古体字。凡是这些改动，实际上都是与精通文字学的同道中人，逐一探讨并折中裁定，不让分毫差错，即使是注文中字的偏旁点画也必定校勘，希望圣人的经典和贤人的传注不至于毁损于世俗学问的浅陋，应当被世人所赞许。

注文

各版本对于经书的正文尚且多有脱漏和错误（例如《易·说卦》中“物不可以终动，动必止之”，各版本都没有“动必”二字，只有蜀本和兴国本有，已经添入；这类情况在《考异》中也多见），何况对于注文中有些难以理解的句子，用疏文中的字来补足其义。

例如《易》比卦彖传的注说：“不宁方来矣”。有人误把“不宁”理解为“不安”，把“方来”理解为“方至”。等到依据疏文添上一个“之”字，一个“皆”字，变成：“不宁之方皆来矣”，意思才明了。

例如《尚书·泰誓》的注说：“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等到考察疏文，“仁人”下面有一个“也”字，那么“仁人也”自成一句，意思才明了。

例如《尚书·召诰》的注：“今天其命哲，末曰：‘虽説之’，其实在人。”“虽説之”三个字也难以理解。考察石经则说：“虽説之于天”，添上“于天”二字，意思才明了。

例如《尚书·洛诰》说：“明禋。”注说：“成王留之。”原本所说的“本説”三个字，也难以理解。依据疏文说：“故本而説”，意思才明了。

例如《诗经·角弓》“教猱升木”。注说：“若使之，必也。”依据疏文，增加一个“能”字，成为“必能也”，意思才明了。

例如《诗经·思齐》“神罔时怨，神罔时恫”，笺注说：“无是怨恚其所行者，无是痛伤其所为者。”各版本都没有“其所为者”四个字，只有建大字本有。等到考察疏文则说：“神明无是怨恚文王其所行者，神明无是痛伤文王其所为者。”由此可知笺注原文旧有“其所为者”四个字，而各版本传抄时遗漏了。现在遵从建大字本，意思才明了，这类情况很多，不一一列举。

【《尚书·高宗肜日》：“罔非天亶。”注说：“无非天所嗣常也。”“嗣”下面应该有一个“典”字，即“常也”。实际上应该是“典”字。这确实是传抄时的脱漏，而疏义却沿袭了这个错误。这里不敢增添】

【又如《尚书·洪范》：“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注说：“民戢有道。”“戢”字止，是一个“或”字。传抄误作“戢”，疏义强行解释为收敛的“戢”。这里不敢更改】

【《尚书·顾命》：“一人冕执鋭。”“鋭”实际上是“鈗”字。按照《说文解字》认为是兵器，现在注中解释为矛类，而陆德明又注音为“税反”。况且各版本都作“鋭”，只有越中注疏在正文中作“鈗”，而疏文中又都作“鋭”。现在只遵从众本作“鋭”】

【《中庸》“天命之谓性”注说：“木、金、火、水、土之神，水神宜曰知，土神宜曰信，却误把信当作水神，知当作土神，而疏义又从而附会，也不敢更改。现在按照《干凿度》说：水、土二行兼有信与知】

【《射义》：“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者”字不承接上文。建兴余本注说：“称犹言也，行也。”“者”字，不说有这种行为，不可以在这个宾客的位置上。越本、建大字本注说：“称犹言也，道犹行也。”“言行也”三个字，不说有这种行为，不可以在这个宾客的位置上。拿越本、建本与监本、兴本、余本相比，上面多出“道犹”二字，下面多出“言行也”三字，参酌订正，各有得失。监本、兴本、余本所谓的“称犹言也，行也”，只提了经文中的“称”字，而遗漏了“道”字，那么越本、建本所谓的“道犹行也”是对的。越本、建本所谓的“言行也者，不”，“不”字是提取经文来起注义，“而言、行也”三个字与上下文意不相属，那么监本、兴本、余本没有这三个字是对的。与其遗漏“道犹”二字，宁可衍出“言行也”三字？现在暂且依据越本、建本】

【《周礼·秋官司寤氏》：“掌夜时。”注说：“夜时，谓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戍。”疏说：“又以甲乙则早时，戌亥则晩时。实其説，独蜀本作戊字。”我认为“戊”字是对的，而疏义是因为传抄的错误而曲为之说罢了。注意正指甲夜、乙夜至戊夜。既然疏义如此，现在不敢更改】

【《周礼·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敺之。”注说：故书“炮”作“泡”。杜子春读“炮”为“苞”，有苦叶之苞。〇谓“燔之炮之炮”，以文义观之，应当说“炮之之炮”，“炮之”下面遗漏了一个“之”字。既然各版本都这样，现在不敢增添】

【《左传·昭公二十年》：“衞侯赐析朱鉏諡曰‘成子’。”注说：“霄从公，故详考传文本末。”当时齐豹杀了衞侯的哥哥絷，衞侯出逃如死鸟。析朱

译鉏宵从墙洞中出来，步行跟随国君。国君进入后赐给他谥号。注解说：“宵跟随国君，所以（赐谥）。”大概是因为他在夜间从墙洞出来，步行跟随国君，因而赐给他谥号。“宵”指夜晚，这个字应当写作“宵”，这样注解就与传文上文相合。现在各版本在注解中都写作“霄”，这是错误的。我也不敢擅自修改，这类情况非常多。

译音释

唐石本、晋铜版本、旧新监本、蜀诸本与其他善本，都刊刻了古注，但音释却自成一书，难以检寻且容易出错。建本、蜀中本则将音释附在注文之下，非常便于翻阅，然而庞杂重复，反而增加了困惑。现在想要追求极致的便利，便也仿照建本、蜀本那样附音释，并大致进行了审订。音有平、上、去、入的区别，便随音圈点标发。或许有人不明白其中的用意而认为这是缺点，那就请像看待监本及其他善本那样看待它，舍弃此本而自行观看释文也可以。至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则将朱子（文公）的音释附在各章末尾【如《雍也》篇“乐水乐山，知者乐”的释文都音“岳”之类，这与注文的意图相违背，如果遵循朱子的音释，则义理更加晦涩。虽然这是为古注的释文而设，也不妨碍它起到相互校正的作用】这里将它的凡例和疏证列在后面。

有字本来容易识别，起初就不需要注音的，音释是为难字而设的。现在凡是正文的音，都保留下来。那些音切虽然很多，但只与前音相同的，以及没有其他读音且众所周知的，未免选择其中特别冗余的，偶尔删去。注文的处理也是如此。释文常有“后面可以意会”、“不再重复出现”以及“后面仿此”的说法，那么就不必赘述，这也明显了。

有音重复而徒然扰乱人意者的，如《尧典》“光被四表”，“被”字皮寄反，徐邈又音扶义反。用“扶”字来切，则音“吠”。大概徐邈以吴音为字母，于是以“蒲”为“扶”，用“蒲”来切，与“皮寄”反无异。依法应当删去。又如《曲礼》“负剑辟咡诏之”，“辟”匹亦反，是音“僻”了。而徐氏又音芳益反，沈氏又音扶赤反。用“芳”与“扶”来切，实在不成字。大概吴音以“芳”为滂，以“扶”为蒲，这两个切语都音“僻”。又何必再三给这个字注音呢？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有读音重复而不待解释的，如“上”字在上之上【时亮反】，“下”字在下之下【户雅反】，这是指高低的定体而言。若自下而上【时掌反】，自上而下【遐嫁反】，这是指升降而言。这本不必言说重复，有间或出现而不尽注音的，会增加疑惑【如《曲礼》“居不主奥”注“命士以上上时掌反”，又自云“凡言以上者皆放此”，这是不必尽注音而可以意会的】现在所校订的，在疑似之处，也在音与注字之间，不附音，也一一圈点标发了。又如“先”“后”二字，指在先在后的定体，则“先”读平声，“后”读上声。若当后而先之，当先而后之，则都读去声。又如“左”“右”二字，指定体而言，则“左”“右”都读上声；指其用法而言，则都读去声，也已随音圈点标发。

有读音错误而不能全部改正的，如《易·系辞》六爻之义，《易》以贡，《易》当音“肄”而作如字。《书·盘庚》“汝分猷念以相从”，“分”当如字而作去声【这类不敢全部改正】。《礼记·内则》注释“鞶革，鞶丝曰”，则是“鞶裂”与考疏“与”者，是疑而未定的语气。《释文》却音“预”，于义不通【已依疏改音“余”】。《礼记·秋官司仪》“賔拜送币，每事如初，賔亦如之”，注“以賔亦如之之賔读为傧”。《释文》却误以“宾拜送币”的“宾”音“摈”，现在在下文疏明其误【经文云“宾三揖三让登再拜授币，宾拜送币，每事如初，宾亦如之”，注云“宾三揖三让，让升也；登再拜授币，授当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谓享及有言也；宾当为傧，谓以郁鬯礼宾也。上于下曰礼，敌者曰傧。《礼器》曰：‘诸侯相朝灌用郁鬯’，谓此朝礼毕傧宾也。”疏云：“宾主俱升，主人在阼阶上北面拜，乃就两楹间南面，賔亦就主君，宾授玉，主君受之，故云再拜受币也。云‘宾拜送币’者，宾既授乃退，向西阶上北面拜送币乃降也。”以注疏求经指，则拜受币者主也，拜送币者宾也。“宾拜之宾”乃主宾之宾，非傧礼之傧也。注所谓“宾当为傧”者，乃指“言宾亦如之”之“賔”，盖谓受币送币之礼既毕，享及有言之事又毕，主乃以郁鬯礼宾，其礼亦如享及有言之礼也。故注既解“宾亦如之”之义，又系之曰“谓此朝礼毕傧宾也”。况注之上文先解经文“每事如初”之义，而后曰“賔当为傧”，以次序先后求之，则“宾”之当音“傧”者在此，而不在彼也。《释文》乃提起“宾拜送”三字下注云“依注宾音傧”，其不深考注义如此】

有因字画相近而疑传写之误，失其本音者。《礼记·春官》〇人，西〇曰靁，属北〇曰若属。注：左倪靁，右倪若。释文：靁，力胃反，又如字。考疏则云：左倪靁者，《尔雅》云左倪不类，不类即类一也。右倪若者，不

译“若”与“即”是同一个字，都称为“若”，所以是同一个事物。如果用《疏义》下文“不若即若”来证明上文“不类即类”这句话，怀疑“靁”字应当读作“类”，音从“力胃反”。难道“胄”字就是“胃”字的讹误吗？《左传》文公十五年记载：“宋国的华耦前来结盟，他的属官都跟随他。”注解说：卿出行，属官随从。春秋时期大多不能完备礼仪。《释文》说：“率”，读作“所类反”，又音“律”。根据文义推求，“率”应当读作“类”，音从“所类反”，那么读音就像“将帅”的“帅”。难道“所类反”这三个字是音注“类”字时的讹误吗【各种版本都是这样，现在不敢轻易改动】

译有些字形笔画略有不同，但读音和含义很容易分辨的，例如“母”字读“牡”后反，中间是两点，与中间是一竖的写法不同；“毋”字读“无”，中间是一竖向下，与中间是两点的写法不同。《释文》在《曲礼》“毋不敬”的“毋”字上已经详细说明了【像“毋追”“淳毋”“春秋甯毋”这类，则读作“无”音】。又如“锡予”的“锡”，读“星厯”反，旁边从“易”；“镂钖”的“钖”，读“余章”反，旁边从“昜”。又如“戍”与“戌”，读“恤”音的，写作一小画；读“舂遇”反的，从人，意思是人扛着戈叫“戍”。“神只”的“只”，从“示”而没有笔画；“祗敬”的“祗”，从“示”而有笔画。“底”读“抵”音的，上面有点；“厎”读“止”音的，没有点。又如“已”与“己”与“已”，都可以考证识别。像这类情况很多，本来不需要假借，原本不必注音，但偶尔也注了音。

有些应当注音而没有注音，应该增补进去的，例如《尚书·舜典》“重华协于帝”，“重”字没有注音，尚且因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不必增补。至于“让于殳斨”，“殳”字没有注音；《礼记·曲礼》“左右屏而待”，“屏”字没有注音；《周礼·冬官》“庐人〇兵同强”，“〇”没有注音。凡是这类增补注音的情况也很多，但也有不敢增补注音的。《礼记·玉藻》“山立扬休”，“休”没有注音。注解说：“他的气息像阳气滋养万物。”疏解说：“扬，就是阳；休，就是养。像盛夏的阳气生养万物，这样就读‘吁句反’。”不敢增补【各种经书中“乐”字应当读“洛”音的，如《礼记·大传》“礼俗刑而后乐”，以及《乐记》中几处都没有注音，却偶尔有读“岳”音的，与注疏的意思不合，其中必有说法，不敢轻易改动。又如“丧”字，凡是“丧乱”“丧亡”“死丧”中的“丧”读去声；凡是有“丧”“遭丧”中的“丧”读平声。《诗经》释文完全没有分别，“谷风”中的“凡民有丧”，释文没有注音，还可以说这是读平声，属于正音，不需要注音。“板”中的“丧乱”、“荡”中的“小大近丧”、“桑柔”“云汉”中的“天降丧乱”、“召旻”中的“天笃降丧”，释文也都沒有注音，还可以说“丧”有两个读音，根据文意推求，自然可见，也不需要注音。然而《頍弁》中的“死丧无日”，释文注“息浪反”，又说“丧厥国”，也注“息浪反”，“死丧”“丧国”中的“丧”与“丧乱”“丧亡”中的“丧”意思相同，这里注音而那里不注音。假如说前面出现一个注音，后面就不再出现，而两个读音却在各首诗中交替出现。又如《周礼·天官》“膳夫王之稍事设荐脯醢”，郑司农说：“不是正午大举进食，而是中间进食叫做稍事。”〇说“稍事有小事而饮酒”，“浆人供应宾客的稍礼”，注解说“君王稍给宾客的”，释文都没有注音，怀疑应当读上声。至于《内宰》“均其稍食”，注解说“官吏的禄米”，这正是“廪稍”的“稍”，释文没有注音，只在《大宰》“家削”下说“本也作稍，读所教反”。如果《地官》“稍人”及“甸稍”的“稍”与“家削”的意思大致相同，可以类推。如果“稍食”的“稍”则与“家削”的意思不同，也没有注音，为什么呢？现在各自根据文义应当加圈点发出的，加圈点以区别之。这类情况也很多，不能全部列举】

有一个读音而前后自相矛盾混杂的，例如《尚书·舜典》“朕堲谗説殄行殄训絶”，凡书中“殄”字都读徒典反，属于上声。只有《益稷》用“殄厥世”，却读徒现反，属于去声了。等到考查《监韵》，只收录上声，不收录去声，哪有意思相同而读音不同的呢？应当改为徒典反。又如《礼记·王制》“屏之四方”，读必政反，属于去声；到“屏之远方”，却读必郢反，属于上声。同一个意思却有去声和上声的区别。等到用《监韵》参证，去声解释为“除”，上声是“屏蔽”的“屏”，如果是这样，那么去声才是对的。又如《檀弓》注“叔向之向”，读香亮反。查《左传》宣公十五年释文“香丈反”，属于上声，与“响”同音，一个是上声，一个是去声。又如“遇于一哀而出涕”，“涕”读体矣反，本篇“垂涕洟”，“涕”读他计反，也是同一个意思而有两个读音。又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其娣生卓子”，“卓”读勅角反；到僖公四年“卓子之卓”，又读吐浊反。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释文“朝”读如字，凡是人名都读张遥反；到《论语》“衞公子朝”，却又读直遥反。又如《周礼》“天官之属”庖人贾八人，释文“贾”读古，又读嫁，下面也是这样。到“夏官之属”马质贾四人，只说“贾”读嫁，注及下面相同，就舍弃了初音而采用了次音

译音了。“秋官之属”中的庶氏，释文注“庶”音煮，又音章预反；到了后面“庶氏掌除毒蛊”处，只说“庶”音章预反，这就舍弃了最初的读音而采用了次要的读音。其中错杂最严重的，是记载《文王世子》中“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一句，释文注“凡学世子”的“学”音户孝反，意为教。下文“小乐正学干籥师学戈学舞干戚”与此相同。如果从文义上推断，“学世子”的“学”既读户孝反，“学士”的“学”应当同音。又根据经文中“学世子学士必时”来推断，那么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正是承接上文“必时”的意思。所以疏中有“秋冬教羽籥相同，春夏也教干戈相同”的说法。疏义将“学”解释为“教”，那么都应当读户孝反。释文为何唯独在“小乐正学干籥师学戈”处同样注为户孝反，而其他处却不注音呢？又注中有“阳用事则学之以声，隂用事则学之以事”的说法，也都应当读户孝反。而释文也没有注音，致使读者拘泥于注音的惯例而失去其旨趣，这是很大的错误。现在暂且记下这些以待读者选择。

译有应当注音且切语相近而比附的，比如所谓的“附近”的“近”、“间厕”的“间”、“闲隙”的“闲”（平声）、“伺候”的“伺”（平声）、“争斗”的“争”、“应对”的“应”，就是这类情况。现在也都沿袭旧注，不想再更改音切。

有一个字有多种切语而显得庞杂的，比如“长”（上声）字，就有丁丈、张丈、知丈、展两反等切法；“中”（去声）字，就有丁仲、张仲、贞仲反等切法。后来《监韵》所收录的，则“长”为展两反，“中”为陟仲反，难道不是明白地归一了吗？起初想改成一个音，因为其他音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姑且都保留旧注。

有用吴音作为反切上字而导致反切难懂的，沈氏、徐氏、陆氏都是吴地人，所以多用吴音。比如用“丁丈”切“长”字，用“丁仲”切“中”字，这是按吴音来切的。以至于“蒲”切为“扶”，“补”切为“甫”，“邦”切为“方”，“旁”切为“房”，“征”切为“丁”，“铺”切为“孚”，“步”切为“布”，“惕”切为“饬”，“领”切为“冷”，“茫”切为“亡”，“姥”切为“武”，“敌”切为“直”，这都是以吴音作为反切。这类情况不可胜数，只要知道这一点，只用吴音去切读就可以了。

有反切难懂且韵书也不收录的，比如《周礼》“掌固夜三鼜以号戒”，注解说“趣”与“造”音相近，而“趣”竟然切为庄乆反；“天子圭中必必府结反”。《论语》“其庶乎”屡空，“空”切为力纵反，就是这样。

有不应当注音而注音，应当注音而不注音的。比如“治”字，本来不必注音，却注为“直吏反”，平声则不注音，认为正字本来如此。而《周礼·小宰》注“平治也”，则说“如字”，下面的“治”其施舍同。考察“治”字从水从台，台本音“怡”，谐声所以为平声，在这里独注音“如字”，是恐怕人们怀疑为去声，所以特意注音，不能因此有注音而其他无注音就认为不是平声。毛居正说：“音持者，攻理也。”凡是未治而攻治它的，则读平声。经史中“治天下”、“《左传》治丝”、“大禹治水”、“治玉曰琢”、“治兵”、“治狱”之类就是这种情况。作为治理与功效则读去声，经史中的注音自可辨识，或者没有明确注音，也可以据此推知。虽然如此，为什么不以朱文公为准呢？他解释《大学》“先治其国”、“欲治其国”都注为平声，“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都注为去声，仍然在两种注音之下都说“后放此”，这是让人可以意会推求【朱文公在《孟子·梁惠王上》“奚暇治礼义”也注为平声，凡是作为治理事物之义的都仿照此例】大概平声系使然，去声系自然，起初并不难分辨。又如数目之“数”，“三数”之“数”常注为上声，“数算”之“数”、“数责”之“数”常注为去声。至于《左传》释文则“数责”之“数”兼有上声、去声二音，至于《史记》释音及宋景文《国语》补音则以“数责”之“数”为上声了。现在四方之音却与《国语》、《史记》音合，只有吴音不是这样。

有应当注音或不注音而可以类推的。《诗·载芟》“春借田而祈社稷”。注：“借之言借也。”“借”字释文无音。《孟子·滕文公》：“助者借也。”孙奭释文也无音。参看《礼记·王制》：“古者公田借而不税。”注也说：“借之言借也。”释文：“借在亦反，借子亦反。”则知道春借田之“借”与助者借也之“借”，都应当从在亦反。又考察《说文》：“帝耤千亩，其上无卄，亦从入声。”又《汉书》：“名声借甚。”注云：“狼藉甚盛也。”其字上亦从卄。由此知道古“借”字有入声，不只是借田之“借”、助、借之“借”是这样。现在《监韵》也收录借田之“借”在二十二昔韵，则“借”应当从入声更加明白了。近世学者因为借、借之义，多有读《孟子》“借”字为去声的，殊不知“借”字古也是入声。

有应当注音应当切语在前遗漏而在后出现的，比如《易·乾卦》九二注“德施周普”，上则过亢，“施”、“亢”二字释文起初都无音，至上九“亢龙有悔”才注“亢”为苦浪反。《彖》云“行雨施”，才注“施”为始豉反。《书序》“康王之诰合于顾命”，“顾”字释文起初无音，至《顾命》篇才注为工户反。《礼》“地官·均人”注“主平土地之力政者”，“政”字释文起初无音，至后“均人之职”“地政力政”才注为征。《冬官·轮人》注“盖高一丈”，“高”字释文起初无音，至《匠人营国》“雉长三丈高一丈”才注为古报反。《春秋左传·隐元年》“费伯帅师城郎”，注“高平方与县东南有郁郎亭”，“方与”二字释文起初无音，至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注“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才注方为房、与为预。这类情况很多，大概是陆德明作释文时不太检点，所以前后倒置罢了。现在各自随其义而加圈点发出。

译经文中有两个字相同但读音和意义不同的情况，《周礼》中的“施舍”与《左传》中的“施舍”，在读音和意义上就有不同。《地官·大司徒》中的“舍禁弛力”，又与《小宰》、《小司徒》、《乡师》中的“施舍”在读音和意义上不同。《大司徒》中“弛力”的注解说，是休息徭役；“舍禁”的注解说，是公家不禁止获利；“舍”字读作“舍”。《小宰》、《小司徒》、《乡师》中“施舍”的注解说，是指应当免除不服徭役的人。《经典释文》中，“施”字注音为式氏反；“舍”字没有注音。《左传》中“施舍”的注解说，把“施”解释为施予恩惠，把“舍”解释为免除劳役；“施舍”二字在《经典释文》中都没有注音。大概《周礼》中的“施”字读上声，《左传》中的“施”字则读平声【根据注文中“施恩惠”的意思推断，也可以读去声；因为《释文》没有明确注音，所以只取平声。大概“施”字的含义，如果是施加、设置，就读平声；如果是到达、延续，就读去声。通过意义来考察，读音就可以显现】至于“舍”字，则两部经典都读去声【《左传》本来不能称为经，现在跟随俗称为汴本十三经、建本十一经的说法来称呼】近世流传的诵读，大多把《周礼》中“施舍”的“舍”读作“舍”，大概是依据注文中“复免不给徭役”有“舍”的含义，却不知道“舍”字的含义是放置。所谓免除徭役以及免除劳役，都是以放置而不役使为义，那么读作本音，读音和意义都通顺。《左传》的《释文》中多有这种情况，比如僖公十五年吕甥对秦伯说：“服而舍之。”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想要杀魏犫，曲踊三百下才“舍”了他；又晋侯说：“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凡是这些“舍”字，《释文》最初的注音都读作本音。这又是“舍”读去声的明显证据。

译有字形相同但读音不同，需依据注释的含义来加以区分的，例如《诗经》大序的注解说“好逑”的“好”读“呼报反”，而《关雎》中“君子好逑”的“好”则以本音（如字）为初音，以“呼报反”为次音，这大概是依据《大序》郑玄的注解，所以注文里“好逑”的“好”采用“呼报反”，圈点发为去声。如果是在《诗经》中，则先有毛亨的传，后有郑玄的笺，应当以毛亨的读音为正统，所以《诗经》正文中“好逑”的“好”采用毛亨的读音，只读本音。这类情况在《诗经》和《礼记》中最多，然而《诗经》以毛传为正音，《礼记》则多依据郑康成的说法来折衷裁定，这又需要阅读者探寻其旨趣而加以区别。

有《经典释文》所标注的读音与经文或注文不同的，例如《礼记·曲礼》注中“膺擖”，这是引用《少仪》的经文，《释文》则将“擖”定为叶音，读本音。《礼记·地官·大司徒》中“其植物宜皁物”，各版本经文都只有“皁”字，《释文》却说“早音皁”。又如“均人旬用之旬”，注解说“旬，均也，读如‘防防原隰’的‘防’”，《释文》不依据经文中的“旬”字注音，而是依据“防”字注音【《释文》说：防音均，又读舒均反，又音旬】；《周礼·春官·巾车》中“薻车薻蔽”，注解说“古本写作〇”，《释文》不依据经文中的“薻”字注音，而是依据“〇”字注音【《释文》说：〇音总，又音藻，又读仓防反】；《周礼·夏官·圉师》中“夏庌马”，《释文》不依据经文中的“庌”字注音，而是依据注文中的“讶”字注音【《释文》说：为讶，读五嫁反】。这些都是陆德明根据他所依据的版本，随各字而注音的。阅读者知道这个缘故，就可以明白它的读音了。

有按照注释的含义，应当作为初音，而《释文》却将其作为次音的：《诗经》中“不吊昊天”，毛亨、郑玄的注解都将“吊”解释为“至”；《左传》昭公十六年，“帅羣不吊之人”；哀公十六年，“旻天不吊”，杜预的注解也都将“吊”解释为“至”。凡是这些“吊”字，考察注解的含义，应当以“丁厯反”为初音，《释文》却将本音作为初音。《周礼·夏官·挈壶氏》注，读为“絜髪”的“絜”，疏解说“絜”就是“结”，应当以“结”为初音，《释文》以“苦结反”为初音。《周礼·冬官·韗人》注，读“韗”为“运”，《释文》以“况万反”为初音。《周礼·冬官·朴属》注，读“朴”为“仆”，《释文》以“普剥反”为初音。《春秋》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注解说“不称弑贼，因为是盗”，《释文》中“杀申”读“志反”之类。

句读

监本、蜀本等版本都没有句读，只有建本开始模仿馆阁校书的格式，在旁边加上圈点，开卷即让学者一目了然，颇为便利。然而也只是对经文进行句读而已。只有蜀中字本、兴国本连注文也点了句读，更加周全详尽。但其中也有对大义理解不够恰当的地方。现在取其正确之处，去除其不妥之处，大体上都依据注疏。即使是儒先的章句流传于世，也不敢混杂其间。如果疏义及《释文》中根据我的见解认为不妥的，也不敢完全遵从。暂且列举一二如下【例如《尚书·牧誓》：“庸蜀羌髳防卢彭濮人。”注解说：“羌在西，蜀叟。”疏误将“西蜀叟”断为一句。按：西羌居住在析支、渠搜之地，即《禹贡》所说的“西戎即叙”。孔传在“西戎即叙”之下，明确说明是羌、髳之类。汉代先零、防开正居住在析支、渠搜之地，所谓赐支河首就是《禹贡》的析支。以此证明，“羌在西”应当断为一句。“蜀叟”者，孔传是用“叟”字来解释“蜀”字。东汉末年，吕布诛杀董卓后，董卓的部将李傕等人攻打吕布，吕布有叟兵内变，李傕等人于是攻破长安。等到马腾、刘范攻打李傕时，益州牧刘焉派遣叟兵五千助战。章怀太子李贤注解说：“叟，蜀兵。”以此证明，“蜀叟”应当自断为一句。现在已改定句读。又如《礼记·地官·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考察注疏，应当以“掌敛野之赋”为一句，将“敛薪刍”归入下句。《释文》：“赋敛，读力艶反。”这是将“掌野之赋敛薪刍”断为一句。现在暂且依据《释文》断句。又按《释文》，只有“税敛、赋敛”中的“敛”，读力艶反。至于“敛弛、敛市、敛布、敛其皮角、敛总布、敛市之不售、春颁秋敛”以及此处的“敛野”中的“敛”都没有注音，意为应当读本音，读上声。如果按照注疏，则此“敛野”中的“赋”与“敛薪刍”中的“敛”都应当读上声。既然按照《释文》将“赋敛薪刍”连读，则“敛薪”中的“敛”读去声。这应当列入音释例，因句读之例而附见于此】

脱简

诸经中只有《礼记》脱简最多，这在《玉藻》《乐记》《杂记》《丧大记》的注疏中可以考证。兴国本依据注疏进行了更定，也觉得文辞意思连贯。现在不敢效仿，只将更定后的内容附在各篇之后，以便完备【《大学》一篇，朱文公所更定，天下家传户诵。《尚书·武成》，先儒也曾更定，但今本只以注疏为依据，所以不敢增入】

考异【石经也另有《考异》一卷，现在仿照它】

《尚书·禹贡》“荥波既猪”以及道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凡是“荥”字都从水。《礼记》

译《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豫州的河流是荧水和雒水。”经文中的“荧”字偏旁从火。而注疏中的“荥”字大多偏旁从水。《左传》记载卫懿公与狄人在荧泽交战。到了杜预作注，自隐元年以来所引用的“荧阳”不一而足，“荧”字大多从火。《经典释文》说：“写成‘荥’的是错误的。”如果综合《尚书》《周礼》《左传》来看，其实都是同一个“荥”字。从水势漫溢的角度来说，称为“荥波”“荧泽”；从秦汉设置县治以及魏晋之后设置郡治的角度来说，因为该地位于“荥水”之北，所以称为“荥阳”。因此孔安国注释《禹贡》时说：“泉水源头叫沇，流出后叫济，济水流入黄河，与黄河并行十几里后向南，截断黄河后又并行几里，漫溢形成荥泽，位于敖仓东南。”郑玄注释《职方氏》时说：“荥，是兖水，发源于东垣，流入黄河，漫溢形成荥泽。荥泽在荥阳。”“波”字读作“播”，《禹贡》说：“荥播既都。”杜预注释“荧泽之战”，认为“荧泽”应当在黄河以北。孔颖达疏解说：“《禹贡》豫州‘荥波既猪’，导引沇水流入黄河，漫溢形成荥泽，在黄河以南。当时卫国都城在黄河以北，被狄人打败，于是向东迁徙渡过黄河，所以知道这个‘荧泽’应当在黄河以北。只是沇水流入黄河，漫溢波及黄河以南较多，所以专门获得了‘荥’的名称。虽然黄河以北的部分较小，但也称为荥。”参考各家的说法，那么“荥波”的“荥”、“荧雒”的“荧”、“荧泽”的“荧”、“荥阳”的“荥”，都是因为济水漫溢形成波涛和沼泽而得名。《经典释文》在《左传》中坚决认为“写成‘荥’的是错误的”，似乎没有深入考证。就像《禹贡》中的“荥波既猪”，郑玄引用它来注释《职方氏》，就说：“荥播既都。”《禹贡》中的“沇水”，郑玄注释说：“兖水。”大概“播”就是“波”，“也都”就是“猪”，“兖”就是“沇”，只是字形不同罢了。这都是因为各自依据当时所流传版本的旧貌不同。“荥”字有时从水有时从火，道理也是如此。现在各自沿袭其旧本的字形，但实质上是一样的。

译唐太宗名世民，如果单说“民”字，就缺斜钩写成□；如果作为偏旁，就缺上画写成“氏”。比如书写《盘庚》中的“不昏”写成“劳”，《吕刑》中的“汦汦棼棼”，《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的“若汦弃之”之类，现在都重新校定。

《尚书·泰誓》注：“吉人渴日以为善，凶人亦渴日以为恶。”疏：“以渴作竭。”释文：“渴，苦曷反。”泛泛看来，疏文认为其义是“竭尽”的“竭”；释文则注音为“饥渴”的“渴”。然而考证《周礼》，“渴泽用鹿”，“渴，其列反”，那么“渴”字也有“竭”的读音。《说文》：“渴，丘葛反，尽也。”那么读作“饥渴”的“渴”，其字也有“竭”的含义。注中所说的“渴日”，大概就是说“尽日”的意思。现在只写作“渴”。

《诗经·定之方中》注：“马七尺以上为騋”，各版本都是“马七尺为騋”，只有余仁仲本有“以上”二字。用释文考证，则怀疑旧本有“以上”二字而传抄时遗漏了。释文在“騋”“牝”两个音之下，就有“上时掌反”一个音，考证注文没有别的“上”字，而释文有“上”音，这明显是旧本有“以上”二字。疏说：“七尺为騋，庾人文也。”又考证礼制，“庾人马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那么《周礼》也有“以上”二字，余本是对的，现在依从它。

防鸮予尾修修。监本、蜀本、越本都作“修修”。兴国本及建宁各本作“修修”。等到考证疏文则说：“旧本作‘消消’，定本作‘脩脩’。”又考证《释文》则“修修”素雕反。大概监、蜀、越本以疏文为依据，兴建各本以《释文》为依据。现在依从《释文》。又《巧言》昊天大膴。蜀本、越本、兴国本都作“泰”。余仁仲本及建大字本作“大”。《释文》：“大”音“泰”，徐勅佐反。这也是以《释文》为依据。现在也依从《释文》。

《雨无正》首章说浩浩昊天不骏其德，章内昊天疾威弗虑弗图，俗本都作昊天。因为释文有宻巾反，于是经文与注都改作旻。直接认为有作昊天的不对，等到考证疏文则说：上面有昊天，明显这里也是昊天。定本都作昊天，俗本作旻天是错的。现在依从疏文及各善本。

《生民》实覃实訏。笺云：訏谓张口呜呼也。各善本都作呜，余仁仲本作鸣。大概是因为“呜”字骇俗而跟随“鸣”字。等到考证疏文则说：訏音呼，字又从言，所以是张口呜呼。是声音已经大于呱呱之时，因此说张口呜呼，就是说明声音之大。现在依从疏文及各善本作呜。

《礼记·曲礼》：“二名不偏讳。”偏应作徧。疏说：“不徧讳者，谓两字作名，不一一讳之也。”查旧杭本《柳文》记载：子厚任监察御史，因为祖名察，亲自辞谢，奉敕：“二名不遍讳，不合辞。”据此写作“遍”字，是旧礼作“徧”字明显了。如果说两个字不独讳一个字，也通，但与郑康成所注旧文意不合，可见是传写之误，然而仍然习以为常日久，不敢像蜀大字本、兴国本那样轻易改动。

《檀弓》孔子过泰山侧，问妇人之哭于墓者。实使子贡而兴国，及建各本都作子路。考证疏文也不明言何人。等到考证石本、旧监本、蜀大字本、越本、注疏本都作子贡。不知道哪个是对的，用《家语》证明，则是子贡。

《月令》：“孟夏，丘蚓出；仲冬，蚯蚓结。”同是蚯蚓，却有丘蚯之异。既然各本都这样，不想轻易改动。

曾子问：“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而注中‘周卒哭而致事’一句，独兴国本大书而为经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视注复添一人字，以三代之礼并言之，未为非也。”等到考证旧监本注，“周”字乃作“则”字，如此则是只言夏、殷，而不及周人，现在都依从旧本，不敢改动。

《丧服小记》除殇之丧，其祭也必〇。注：殇无变文，不缛。各本多作缟，只有兴国本及释文作缛。等到考证疏文，则说：除殇之丧，即从禫服，是文不繁缛也。现在依从疏文及释文。

《少仪》笏书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颎杖琴瑟。注：颎，警枕也。疏：本作颖。释文及建各本作颎。监本及兴本作颖。《玉篇》《广韵》也有颖字，解释为箧。虽然与注所说的警枕不同，也足以说明颖是一物。但是疏说郑注以颖为警枕者，是为了区别下文经文“却刃授颖”的颖，那么认为两个颖字，字同而义异。释文以警枕之颎，其旁下从火，音京领反；以授颖之颖，其旁下从禾，音役顶反。那么字异而音也异。

译又不知道监本、兴国本中“颖”字旁边下方从“禾”的写法，是依据什么版本。现在“颎”、“颖”二字都依照《释文》一并标注，以显示它们的异同。

译《祭义》中“济济”是形容仪容的。仪容用来疏远那些根本的（亲近关系），间或依据王肃的注音为“口白反”，于是将“容”字误作“客”字。等到考察石经、旧监本、蜀大字本以及越本注疏，都写作“容”。疏解说：“容以远，是说事奉仪容并不是用来接待亲近亲属的。”一个字作“容”，一个字作“客”，从未有过这种情况。现在依据疏义以及石经等版本，都改为“容”。

《儒行》中说“谨慎安静而崇尚宽厚，坚强刚毅以对待他人”。监本及各版本有无“尚”字的？建大字兴国本、余仁仲本则有“尚”字。等到考察疏文则说：“既然谨慎而安静，所崇尚的是宽缓。”现在遵从疏文。

《礼记·天官·大宰》：“百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郑司农注说：“珍珠叫切，象牙叫瑳。”各版本有作“骨曰切”的，等到考察疏文则说：“‘珠曰切’之下，都是《尔雅》的原文，都是整治器物使用的名称。”然而现在《尔雅》说“骨曰切”，大概是郑司农所读的《尔雅》版本作“珠”。像这样，那么旧本自然是“珠”字。从现在看来，“骨曰切”是通俗的说法，“珠曰切”是惊世骇俗的说法，现在保留古义，只遵从“珠”字。

《小宰》：“凡祭祀，辅助君王处理币帛和爵器的事务。”各版本“王”都作“玉”，只有越注疏及建大字本作“王”。从义理上考察，确实是对的。各本作“玉币爵”的，是因为《大宰》职掌中有“辅助玉币爵”的文字，于是把这里的“王币爵”也当作“玉币爵”。小宰所辅助的币帛和爵器，固然是大宰所辅助的玉币爵。但在这里则决不是“玉”字，怎么证明呢？大宰辅助玉币爵，上文先有“辅助君王牺牲”的事，明显是辅助君王的玉币爵。小宰职位卑微，不能辅助君王牺牲的事，而参与辅助币帛爵器的事，上文没有“王”字，所以用“王币爵”来说，也是明显表明他辅助君王。注中所说“跟随大宰辅助君王”，其义理非常明白。由此说来，那么“王”字是对的，而“玉”字是错的，就非常清楚了。

地官总列职名有饎人、稾人，等到经文分列职掌时，则“饎”作“〇”，“稾”作“稿”，同一职掌而字不同。考察旧监本、蜀大本，则都改为“饎”与“稾”，而监本又在“稾”字上添加“卄”。反复思考，“〇”与“稿”字在注中有音义，又加以解释，那么不必改为“〇”与“稾”也可以。而监本又在“稾”字上添加“卄”的，大概是夏官也有稾人，恐怕厌恶相同吧。

乡大夫在正岁，命令群吏在司徒那里考核法令，然后各自在所治理的地方公布。国家向大众广泛咨询时，就各自率领其乡的老少。余本说：“各自在所治理的国家公布”，既妄自添加一个“之”字，又把“国”字归入上句。俗本大多与此相同。等到考察各善本，都没有“之”字，而“国”字自然属于下句。越本注疏在“于所治”之下，且插入一段注，这样就更足以证明了。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懐与安，实败名”；建本及各俗本多作“懐其安”，现在遵从监本、蜀本及各善本作“与”字。

僖公三十年，“若不阙秦，将焉取之？”各版本多无“若”字与“将”字，建上诸本则有。《真西山文章正宗》也依据建上诸本。我私下认为上句有“若”字，下句有“将”字，文意尤为明畅，现在遵从它。

哀公十六年，石乞说：“这件事，成功就成为卿，不成功就烹杀。”各版本多无“也”字，蜀大本、兴国本、建大字本有“也”字，现在遵从它。

《孟子·滕文公》：“草尚之风，必偃。”注说：“尚，加也。草而加以风，则偃。”各俗本多因为《论语》“草上之风，必偃”，于是把“尚”当作“上”，现在已经改定。

《离娄》：“政不足闲也”，俗本却添加一个“与”字，“与人不足与适也”句同，又怎么能停止呢？俗本无“也”字，现在一删一增。

《公羊》《谷梁》传

春秋三传对经文互相有所阐发，世间所传的十一经，大概是合并三传并称。干道、淳熙年间，毛居正曾经参校六经三传，当时都称其精确。刊修未竟，中途停止。廖氏刊印九经，来不及涉及《公羊》、《谷梁》二传，或许有人惋惜其缺失。于是取建余氏本，合并各版本再加考订，与九经一并刊印，句读字画，都采用廖氏的体例。只是余仁仲本对于陆氏释音，字有时与正文字不同，如“酿嘲”作“让”，“曰搜”作“廋”之类，都两存之。参看其他版本都如此，现在也不敢擅自更改。

春秋年表

三朝《艺文志》不记载作者名，现在各版本或缺失号名，或混乱年月，参看经传，多有错误，不免有刊写之误。如各国君主继位有篡夺的，表只写“某立”，现在增入各国君主有弑杀的，表例写“某卒”，现在改定各国君主卒，或年与月错误，或称“某公子”若弟与兄错误，现在考察注疏刊正各国君主卒与立都书写，只有鲁国缺失，现在依据经传添补。如郑庄公卒，表写“厉公突立”，“突出奔”，按经传“昭公立”，宋人执祭仲以厉公归而立之，昭公奔卫如莒；着丘公去疾，表写“又名郊公”，按传“着丘公卒”，“郊公不慼”，注“郊公着丘公子”；如楚庄王旅误为

译旋，晋景公的“獳”字误作“孺”字，像这类错误不可一一列举，都依据经书和传注加以校正。《史记》的年表记载史事，现在的年表只记载继位之事，遵循旧例不敢增补【按馆阁书目，元丰年间杨彦龄撰写了两卷，绍兴年间环中撰写了一卷，现在的版本一卷与绍兴本以及《艺文志》所载相同】

译《春秋名号归一图》

据《史记·艺文志》记载，《春秋名号归一图》共两卷，由冯继先撰写。刊刻的版本多有讹误错乱，我曾将京城、杭州、建阳、蜀地刊本合并参校。其中有姓氏名字大致相同，实际上并非同一人，却合并为一人的情况；有名字看似不同，原本并非两人，却拆分为两人的情况；有从某国嫁往他国，而在前后文中互相出现的情况；有称某公与某年，但与经文传文不相符合的情况。有的把传文当作经文，有的把注文当作传文；有的因偏旁字形相似，而产生“亥豕”之误；有的因行数牵连，而混淆了甲乙的区别。像这类错误不止一处，如今都已加以订正。经文传文刊正其讹谬，并且进行分行排列，以便与别书区别。如果杂出于经文传文与注文中，而只称经文；或者传注散见于前后几年间，而只称某公、某年，大概是依据首次出现之处来记载的。廖刻本没有年表，《归一图》如今既然刊刻了《公羊传》和《谷梁传》，便补入这两部书，附在经文传文之后。

《九经三传沿革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