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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宏远谟斋家塾程课条录》 （清）黄之骥 撰

家塾中的学问，比起官办的学校（庠序）更为切近实用，因为教养子弟的责任由父亲、兄长承担，培养人才从启蒙开始，直到学业成就，遵循本末次序，比较容易见到功效。所以人们乐于拥有贤能的父亲、兄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所列举的条目，虽然都是老生常谈，但因为道理浅显、情感亲切，更让人觉得言语有味。

○明德行

德行天赋于天，行为体现于人，在启蒙教养之初，哪里值得谈论这些呢？然而如果不从小逐渐进行道义训导，那么本性就会与习气相去甚远。一旦产生意气，被外物遮蔽蒙蔽，忧患必定随之而来。所以在启蒙时，就应举出古人作为榜样的开端，每天讲解阐述，使他们懂得确立真诚、去除虚伪，以成就圣人的功夫。邪僻的念头没有产生的根源，那么志向趋向就不会偏离正道。因为习气与本性相成，所以循序渐进地培养德行，本来是有方法的。

○厉志气

子弟进入私塾，如果用精进修业来教导他们，或许他们不能理解。如果用“第一等人”、“第一等事”来激励他们，没有不欣然向往的。想要询问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此时作为父母的，应当列举古今圣贤、师儒、学问、经世济民之才，分类聚集，选择精华详细讲述，使他们知道将其奉为楷模，进而思考自身与之看齐，这就是所谓的“当仁不让”。志气既然有了专一的趋向，即使才力尚未达到，与那些悠悠忽忽、终生萎靡不振的人相比，难道不是好多了吗！

○亲师友

名师益友，自古以来都难得。然而父亲、兄长希望子弟成才，他们平时所从事的学业，一定要让他们向有道之人请教，这样是非得失才不会导致疑惑和危险相互交织。所以聃礼襄琴，即使是圣人也有老师。至于正直、诚信、见闻广博，这三种益处都要追求，这就是用朋友辅助仁德的意思。而家塾中有优秀的子弟，难道没有传授学习、没有观摩切磋吗？这怎么能算是贤能的父亲、兄长呢？那么亲近老师、结交朋友，可以增进德行，可以修习学业了。

○储书籍

现在的人做学问，比古人容易百倍。然而著述和喜好，反而不如古人，这是因为家中藏书稀少的过错。那些世家大族，只炫耀田产宅院、车马，衣服争相美观。而安贫乐道、自我约束的家庭，明知博学雅正值得尊崇，又苦于无力购买阅览。所以虽然有二三个优秀的子弟，但在书籍上缺乏凭借，这怎么能成为真正的读书种子呢？假使富人拿出平时奢侈花费的五分之一，广泛购置经、史、子、集，穷人的父亲、兄长也勤勉督促子弟借读、抄写，使他们每天与古人相对，熏陶日久，心智自然开启，著名的儒生和名臣，都由此产生，他们为天下、国家所依赖，又怎么见得今人一定不如古人呢？

○务实学

隐居以求实现志向，践行道义以通达大道，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容易见到。然而士人读书，期望治理世事，如果没有平素怀有的抱负，怎么能说是明体达用呢？作为父亲、兄长，既然能教导子弟深通经术，广泛考察史事，那么义理通晓流畅，利弊周全知晓，就不应当仅仅期望他们猎取科举功名。一定要使根本的学问，融会贯通古今。凡有关于国家大计、民生疾苦的，拿出他们蕴藏的学识，都能补益教化。这才是有体有用的实学，而不是迂腐书生和庸俗官吏无济于事的空谈，难道不伟大吗？

○贵早修

从前东方朔二十二岁上书，自称“我东方朔已经诵读了四十四万言”。大概他从十六岁学习《诗》、《书》，到十八岁完成。又从十九岁学习兵法，到二十一岁完成，都作为三年的课程。三年诵读二十二万言，每年正好七万三千三百多言。以一年的天数计算，一天所诵读的，才二百三言。这确实是中等偏下资质的人的课程。欧阳文忠公也说：《孝经》、《论语》、《孟子》、《易》、《书》、《诗》、《礼》、《周礼》、《春秋左传》九经，共二十八万二千一百五十字。按照中等资质的标准，每天诵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就可以完成。迟钝的人减少中等资质的一半，九年也可以完成。现在加上《仪礼》五万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传》四万四千七十五字，《穀梁传》四万一千五百十二字，这三经共十四万二千二百十一字。总计前九经，共四十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字。除去六、七岁启蒙外，从八岁入塾，用功比照东方朔，六年就可以完成，才十三岁。即使资质鲁钝，九年、十一年也可以完成，还在十八、九岁弱冠以前。如果有事拖延，到二十二、三岁时精熟，也还不算晚。按天计算进度，一点一滴积累，总共在这十五、六年中，已经形成了极大的造诣。过了这个时间，愿意学习却未能做到，才开始后悔从前荒废误事，那是真的晚了。

我私下希望作为父亲、兄长的，督促子弟，及时自我奋发，不要等到时间过去后才学习，那么他们的成功就可以期待，而没有年老时自我伤感的叹息。所谓修学务早，就是这个意思。

○求专致

经史百家，卷帙繁重，完成学业不容易。子弟学习它，常常感叹望洋兴叹。然而作为父亲、兄长的，如果能循循善诱，为他们提纲挈领，分析条理流派，使他们不分散精力，专一于学业，那么读一本书自然获得一本书的益处，怎么会不博通呢？想要博通，必须先专心致志，“专”则

译没有其他的方向，“专一”就不会兼营其他。而他们的学问之所以日益光明，都是因为心志纯粹专一，从而能够精熟地掌握所从事的学问罢了。如果不是这样，贪多务广，内心庞杂混乱，他们能够有所收获吗？

译○尚精勤

做学问的道理，如果不专心致志，就会进退无定；如果不勤奋努力，就会时做时停。韩愈说：“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这“勤”字，尤其是求学之人最紧要的准则。我私下认为，“精”和“勤”这两个字，不仅对于才识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子弟，应当以此来矫正轻浮、警惕懒惰，端正他们做学问的根基；即使是造诣已经有所成就的人，也必须选择精要的内容、勤奋地研习，不厌其烦、不知疲倦，然后才能从容涵泳、优游自得，使志趣更加深远。如果习惯于固陋因循，那么他所师承的，没有不是世俗浅薄的学问，很难做到持之以恒，这是必然的。那些没有恒心的人，一定不耐于勤奋，又怎么能达到精深的境界呢？看看六经所垂示的训诫，即使是像文王、周公那样圣贤，尚且不自求安逸，勤奋地施恩于四方，何况是塾中勤奋学习的子弟呢？

作为父兄，应当把“勤”这一个字，教导子弟终身奉行就可以了。

○遵学纲

《朱子读书法》有六条：一是循序渐进，二是熟读精思，三是虚心涵泳，四是切己体察，五是著紧用力，六是居敬持志。这六条是读书的纲领，千古不变。无论资质在中人以上还是中人以下，都必须遵循这些原则才能取得成效。

子弟进入私塾，父兄就应当加以引申说明，依次尽心教导。从年少到年长，全都不要间断，自然会有成效可以查证。

○立课程

元代儒者程端礼（号畏斋先生）所制定的《小学簿》中的读书、习字、演文日程，以及《大学簿》中的读经、读史、作文日程（均见于《读书分年日程》中），其先后次序，每日的轻重安排，决不可打乱。又附带抄录五经传义以及批点经书、韩文的方法，都便于学者使用，确实应当依仿并加以变通，以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只是他所引用的群书，现在不能完全见到，有的篇幅繁重，贫寒人家不容易拥有罢了。

以上十条是私塾教育的总纲领。

以下的各条，从孩童到成人，分别制定课程，是仿照《程氏分年日程》的方法。

八岁未入塾前，读《性理字训》。按：程氏的《字训纲》，原本现在很少见到。歙县朱氏升会，将方逢辰（号蛟峰）的《名物蒙求》、陈栎（号定宇）的《历代蒙求》、黄继善（号成性）的《史学提要》以及程若庸（号勿斋）的《性理字训》，合编注释为《小四书》五卷。当湖陆稼书先生曾经想要重新刊印，以广泛传播。他的门生云间赵凤翔、赵慎徽兄弟，秉承师命校勘刊印，《四书》才得以再次显扬。我认为训蒙的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六、七岁时，父兄就应当以此传授给他们。再削制数万块方寸大小的木片（或者用白绢、绫夹谷皮纸裱糊制作，必须两面，一律可以书写楷书），每块木片上楷书《十三经集字》，仍然在下方附上《说文》的篆书、籀书体（没有的就空缺），背面注明本字的读音、意义，如果一个字有多个读音或多个意义，也分别详细书写。每天让子弟认识若干个字，解说若干个字。认识的字由少逐渐增多，解说的内容由浅逐渐至深。急切追求但不要急于求成，循序渐进但不要敢懈怠。启蒙教育的功效，大概就在这里吧（以一百块木片为一包，一千块为一箱，十箱就是一万字了。反复熟悉，妥善收藏不要丢失）。

读书以识字为根本，一百个字又不仅仅是能够认识而已。必须明白它们的形体、声音、训诂，以《尔雅》为开端，进而通晓《广雅》、《说文》，以及《广韵》、《韵会》之类的书，再以《经典释文》作为折中，识字的源流，大概已经完备。有了这个作为根基，然后阅读清代顾氏的《音学五书》、邵氏的《尔雅正义》、郝氏的《尔雅义疏》、段氏的《说文解字注》、王氏的《广雅疏证》以及阮氏的《经籍纂诂》等书，才能知道这些书的得失所在，并且作为阅读群经的宝贵工具。才思敏捷的子弟，更能参考金石文字，益处尤其多。塾师在每天教授经典之余，一定要考证二三十个字，记录在册，积累久了会有收获，贯通而不穷尽。即使用来阅读皇家秘阁的藏书也可以了。

八岁入塾，读小学书，应当先读《孝经》，这是为了端正小学的根本。《小学》内篇有四篇，前三篇叙述虞、夏、商、周圣贤的言论，后一篇搜集虞、夏、商、周圣贤的行为。外篇有两篇，又用来记载汉代以来贤人的嘉言善行，以此来扩大言论，充实行为，作为观摩效法的验证。它对于古今入德的门径，本来就已经本末兼备，而所依靠作为规范表率的，即以此作为开端。

诵读之余暇，应当再选取《颜氏家训》、《宋名臣言行录》、王令的《十七史蒙求》（李瀚的《蒙求》也可以，这两本书都不是俗本）等书，每天解说几条，使孩童年纪就知道约束自身于正道而有所遵循。大概先入为主，日后不至于误入邪僻。并且使他们知道史书所记载的贤奸大略，也可以作为日后阅读完整史书的资料，胜过村塾杜撰的书，不可以用里程来计算差距了。

资质的利钝，禀受于天，现在的人或许不及古人。程氏说“随着每日的精力、性资，从一、二百字逐渐增加到六、七百字，日子久了年纪长了，可以接近千字才停止”。那么有人或许怀疑这是用困难来折磨他们。现在拟定减少：从七、八十字逐渐增加到二、

译每天诵读三百字以上就停止，不敢用每天诵读一千字的标准来强行要求。如今的孩童，或许因此产生畏难情绪，从而苟且求安。

译至于说每大段内必定分为细段，每细段必定看读百遍、背读百遍，又通背二三十遍（以后凡是读经书，都仿照此法），这是熟读书籍的好方法，决不可改变。又说，刚做完规定的遍数，就暂时休息片刻，再让入塾学习。这是为了爱惜儿童容易疲倦的精神，而转化他们懈怠迟缓、等到傍晚才学习的习惯，宽严相互调剂，这是世俗老师所不知道的。

每天早起将结束时，读册首的书，读到昨天所读的书，在老师面前背读一遍，生疏处、错误处，老师予以纠正，即用红点标记，以等待夜间补足遍数。第二天早晨背读，又有生疏、错误处，仍按前面的方法加点标记，必定要求烂熟，没有一句一字生疏、错误，才算功夫到了。大抵生疏的书这一道，看读、背读的遍数既已足够，开始分开读、接着合并读，又通读、温习，接连早晚，又接续读它，也就透彻熟读了。可以长时间不忘，计算约有半个月，才去掉册首最先的一道，前面的每天减少则后面的每天增加，循环不止，旧闻新得，共同发挥功效，难道不美好吗？凡是熟读的书，逐字逐句必须缓读，以达到抑扬深思，以彰显涵泳体味。这道理与心融合，就不是记问之学所能达到的。

老师传授当天的正课书，开始时老师为点定句读，圈出假借字的读音。十三岁后让自行点读、发出读音，当面读，纠正讹误，仍按照前面看读、背读、分读、合读的方法，务必让句读明白、字音清晰、遍数没有欠缺才停止。凡是点读、发出读音的各种条例，都依照程氏勘定的本子。

老师试说昨天已读完的书，传授平时已读的书，如《小学》、《大学》、《论语》、《孟子》等，凡是解说一本书，先通说字义句义，又通说节旨、章旨，于是依照本注、外注，依次疏解，久了觉得有领受，就让自行反复；又久了觉得文义融贯，且让自行看注，沉潜玩索，更加觉得豁然开朗，再诘问难倒他，让他都明白透彻，却先让解说注疏，果然清晰而没有疑滞，然后依照注解说正文，就畅然声入心通了。凡是解说其他经书都如此。

小学阶段学习写字，必定在四天内，用一天让影写颜、柳楷法，先请擅长书法的人拓大为格本。每尺方纸作十二格，每格写一字。凡是格本一张，须影写过十次才更换。影写到百纸后，让自行临摹，也必定要写满百纸。近来有九宫格式，安顿间架结构，最便于初学者。于是暂时停止读书一月，用全天的力量摹写至千字，增至二千、三千、四千，就可以运笔如飞而不失模楷，以求精妙，每天都有功效了。其用笔口诀如“双钩悬腕，让左侧下；虚掌实指，意先笔后”四句话已包括无遗，再得到专家指授，神而明之，在于个人罢了。至于点画、偏旁，则《说文》、《匡谬正俗》等书，尤其应当时时研究，裨益非浅。

世俗的童子老师，常让天天作对及诗，这最虚费心力，徒弃时光。十五岁前不能记诵九经，都由于此。古人读书以明经为重，必定从训诂、义理入手，才得实际。程氏将读经、习字、演文分立程课，读经必用三日，习字、演文只用一日。大概是不想让文字干扰读诵的功夫。“演文”，是说将已解说的书，让演作口义，字求其训，句通其意，以发明立言的大旨，但使学开笔路，不至于太迟就可以了。必定要晓以属对之法，不如举难易、美恶、消长、盈亏，一反一正的字，每天引伸。又字同而音、义异，如难易之“易”，去声；交易，则入声也。消长之“长”，上声；长短，则平声也。相与推寻，使知字音之虚实、清浊，在行文赋诗，思过半矣。既又从容教其熔铸经义，以浚其心思。撷取经语，比偶成联，日撰数条，触长无尽。熟经、通经之妙法备已，无待他求也。

读书有心得，皆由玩索而来。今拟只日之夜。大学，则令其玩索已读经书字句、章节，先析后合。又须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融，可以当下会心，可以离却本书，优游领悟，所谓“超以象外，得其寰中”也。程氏所举宋、元诸儒家书，今皆罕睹。然如《御纂九经》、陆稼书先生《四书讲义?困勉录》等，未尝不兼采众说、阐发精微，所当标记异同、虚心思问者也。童幼则且令玩索小学书可耳。

双日之夜，背读平日已读之书一遍。或二、三卷，或四、五卷，随力所至。标记起止于簿，以待后夜续读，周而复始。凡已读之书皆然。

性理之学极精，宜随只、双日之夜，诵法《近思录》、《续近思录》诸书，以植其本。至《宋元儒学案》、《明儒学案》，行有余力，必当

译通过浏览这些书籍，使学者能够考察经学的渊源，并辑录其中的精要言论，以达到治学的精深境界。汉代和唐代的注疏，是解释经书的渊薮（即汇集之处）。学者必须先通晓这些汉唐注疏，然后再阅读宋元以来关于经学的解说和传注，才不至于落入浅俗的境地。程氏所确定的研读经书的抄录方法非常好，但是群籍中有些并不都保存在今天了。这里略举古今人的撰述（大凡写成篇章的，大概多本于青浦王氏昶教导弟子的说法）。

译《周易》从王弼到程颐、朱熹，义理已经阐发得十分透彻了，然而秦汉时期大师们的传注，都源自孔子，其大略记载在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史征的《周易口诀义》中，近代惠栋撰写《易汉学》、《易述》来阐发它们，而张惠言撰写《易虞氏义》、《虞氏消息》，于是形成了一家之言，这确实是真正学习古代学问而有收获的人。

《尚书》传世以来推崇九峰学派，而蔡沈的《书集传》援引深奥广博，况且郑玄的注多在其中，不能因为推崇孔子就贬低它。自从朱熹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作，其后吴澄、梅鷟、阎若璩等人对它进行条分缕析，互相矛盾，也不可不疏通其中的缘故，而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孙星衍的《尚书古今文注疏》，于是独自阐明了汉代儒者的说法。

《诗经》以毛亨、郑玄为宗，孔颖达的疏是它们的正宗。随后如吕祖谦的《读诗记》、严粲的《诗缉》、何楷的《诗世本古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学识广博通达，尤其多有辅助作用。

《礼》必须兼读《周礼》、《仪礼》，因为《周礼》统摄王朝的典章法则，《仪礼》具备士人庶民的礼节规范。条目井然有序，比《礼记》更为详细完整。其中孔颖达、贾公彦的传注，郑玄的学说，也确实是千古独有。然而郑玄的学说，没有比“三礼”更精深的，后人钻研不尽。现在所传推崇郑玄的书，宋代则有李如圭的《仪礼集释》、《释宫》、卫湜的《礼记集说》、元代则有敖继公的《仪礼集说》。本朝则有李光坡的《三礼述注》，惠士奇的《礼说》，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都在注疏上有心得，切合事理令人满意，应当详细阅览。

“春秋三传”，《左传》最长，杜预又最推崇《左传》。《公羊》、《穀梁》间有独特的解释，何休、范宁继承它们，也都出自孔子门徒。义理深奥文辞隐晦，高墙难以窥视。读者精研事理，所贵在斟酌“三传”以平定是非的标准，使不失去圣人笔削的微言大义，这就对了。大抵《左传》详于记事，《公羊》、《穀梁》详于说理。唐宋以来研究“春秋学”的人，如陆淳、胡安国，有的攻击“三传”，有的借以讽喻时政，不完全符合经义。然而如刘敞的《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传说例》，叶梦得的《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吕祖谦的《春秋左氏传说》、《续说》、《东莱博议》，赵汸的《春秋集传》、《春秋师说》、《春秋属辞》、《春秋左氏传补注》，都要以经求经，对后学有裨益。

本朝如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朱鹤龄的《读左日钞》、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春秋简书刊误》、《春秋属辞比事记》、惠士奇的《半农春秋说》、惠栋的《左传补注》都是如此。又如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程延祚的《春秋识小录》，也都根据经典，精审核切无比，都应当取法，以资助学识。

经传既已读完，其次应当涉及史学。史学有四种：一是纪传体，司马迁、班固以下二十四部正史之类是也。二是编年体，荀悦、袁宏的《汉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之类是也。三是纪事本末体，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之类是也。四是典章制度体，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王溥的《唐会要》、徐天麟的《两汉会要》是也。各书都篇幅繁重，不易翻阅，方法应当选择其中特别重要的，先加以循习的功夫。如正史，则以司马迁、班固、范晔三部史书为先。编年体，则以司马光为先，朱熹次之。“三通”也必须依次研求。只有纪事本末体，可以缓看。然而如别史、杂史中的《逸周书》、古史《国语》、《战国策》，传记则有《名臣言行录》、《名臣碑传琬琰集》，载记则有《吴越春秋》、《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南唐书》，史评则有刘知几《史通》等书，也一定要因时诵读阅览，才足以资助学读史书的益处。

这其中的功夫，应当在十五六岁经书已经熟读后学习。所习课程，仍依照程氏的空眼簿，每日注明起止，五天为一周。五天内两天温习经书，三天专心史学。接续学习下去，大约十年可以完成，而且熟记于心了。古文之学，世间所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八大家之外，两晋的《文纪》、《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选》、《元文类》、《中州文表》、《明文授读》，都称为善本而不能全部学习。那么不如专力于韩文。其读法、看法，程氏已说得很完备，切宜遵循。等到深造自得，然后参以

译柳宗元的峻峭、苏轼的宏大，欧阳修、曾巩的醇厚美好，而反复综合梳理贯通，以融合他们的旨意情趣。于是又列举晋代《文纪》以下的各种著作，逐渐推导出变化的方法，这样古文的妙处就穷尽了。

译按：程氏在韩文之后，接着研读《楚辞》，认为这是古赋的根基。然而近来崇尚《文选》的义理，那么赋学应当以《昭明文选》为大宗，汉魏六朝各名家次之；现在另外编排在后面。

《诗经》衰微而《离骚》兴起，萧统的《文选》，是屈原、宋玉一脉的继承。有人批评《文选》所选文章杂乱不伦，然而其深沉广博、绝妙华丽，实在是宇宙间不可缺少的文章，所以杜甫、韩愈都加以取法。契合其神理，模拟其宏富，概括为骈体，自然应当独步江东。除了萧统的《文选》，近代张皋文的《七十家赋钞》、李申耆的《骈体文钞》这两部书，对于辞章家的言论，已经大致撷取了精华，应当在学习时涉及。唐代以后，体裁各不相同，广泛阅览而简约选取，也足以考察了解正统与变化的源流，不必全部读完。

程氏读书看文的日程：六天为一个周期，两天读经、一天读史、三天读文。而诗学则没有涉及。现在也应当利用其余暇时间补上。然而诗道之广博，正像汉家的宫阙，千门万户。世上所传的如《古诗纪》、《乐府解题》、《全唐诗》、《宋诗钞》、《宋诗存》、《元诗选》、《明诗综》，可以说是富有了，关键在于选择（与古文相同）。王渔洋的《古诗选》、姚惜抱的《今体诗选》这两本选择最为精当（近来有合刻本，并收录了王渔洋的《万首绝句诗选》）。又管氏的《读雪山房唐诗钞》、沈氏的《古诗别裁》也尚可观。得到这几本，完全足以取法。然而必须确立一位大家作为宗师。反复熟读并深入思考，久而久之便能旁推变通，升堂入室了。

读文、作文，程氏都以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为主。现在谢氏的书还有重刊本，真氏的书已经很少见到。这是因为世人长久不知古学、只习八股、时文的缘故。即使论及制艺，也应当选取名家的文章，选择那些义理与法度都完备、清真雅正的，读上一二百篇，那么题目无论大小长短、虚实偏全，以及理学典制格式，无所不有，写作方法无所不备，岂不是很好吗？竟然连这些都不学习，而仅仅凭借侥幸中第的墨卷，步趋模仿，耗费精力于其中而不知回头，难怪人才不如古人而文学无法振兴了。

现在既然在读经、读史、读文的各种方法上，端正了趋向，得到了所禀承的，有了作为文章根基的东西，那么什么文章不可以写呢？仍然依照程氏作科举文字的方法，九天读、看经、史与文，一天写作。刚开始写作，以经、史中的论辩叙事为题，只求构思切合事物，铺陈言辞以达意，言辞恢弘广阔，思维深远而有开展之情，没有局促之态，机趣洋溢，议论纵横，文章写成而法度确立。笔意渐渐熟练，就应当增加作文的天数。久而久之，文理日益明晰，文思日益茂盛，即使写“四书”题的时艺，必定大大不同于常人。因为时艺这种体裁，其义理是代古先圣贤立言，其辞藻则包容了周秦以来立言者的神气、格律。如果不探讨六经，不足以窥见义理的奥妙；如果不贯通史书百家，不足以穷尽辞藻的变化。观察天启、崇祯直到清初，各位作者如章大力、金正希、项水心、罗文止、陈大士、黄陶庵、章云李、刘克猷、熊钟陵、李石台、马章民、韩慕庐、张素存、方百川、方灵皋、储六雅、王巳山、王耘渠、张晓楼、任钓台、陈句山、管蕴山，他们的文章都在，没有不贯通经史、雅健雄深的，可以由此知道大概了。学者效法而得到这些，文章既已登峰造极，用来应对科举，也不作第二人想。

至于诗、赋、箴、铭、颂赞之类，体裁有千万种，而道理只有一致，看其力量所及而为之，无不称心如意，这是平日研索的功夫。典籍极其广博，固然难以穷尽，然而多闻择善而从，多见而识。即使是圣人做学问，也不过如此。所以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好古学而勤勉以求的人。”

按：程氏所引用的稽古之书，除了群经注疏、列史书（志）外，那些必须从原书讨论的，如《水经注》、礼书、乐书、文字音韵，以及推历、地志等学，不胜枚举。而《算学九章》，尤其不可不潜心探究其蕴奥。因为通晓《九章》以至于推步，然后各史中的天文、历律诸志，才开始可以阅读。即使六经中关于星闰岁差的言论，都可以迎刃而解。汉、唐经师如郑玄、孔颖达辈，没有不明此道的。而且其方法也比古代精密而较为简洁。

按：算书的精妙，如宋代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元代李冶的《测圆海镜》、《益古演段》，都明确确立了天元一法。而本朝宣城梅文穆公的《历算全书》六十卷，其学说非常完备。欧罗巴的借根方，极为巧妙，也是本于秦氏，近来传播此法，学者日益兴盛。中、西人士所著，各有成书，而同文馆天文、算学教习、海宁李壬叔善兰，尤其多有精诣，有《则古昔斋算书》。

译十三种书籍刊行，好学深思的人士，更加容易取得成效。

译以上这些条目，作为父亲和老师的人，如果真能依照这个程序督促子弟，必定能成为通晓古今的儒者。而一切村夫俗子那种追求巧诈速成的顽固习气，都能被彻底铲除，全部成为有用的学问，从而奠定经世致用的基础。在困境中求知、勉力践行，明辨善道、恢复本初，下学而上达的功夫，都包含在这里面了。

在经书中探究义理，可以端正天下的是非；在史书中征引事实，可以鉴察古今的成败。其余诸子百家的著作，都是六艺的支流，承载道统、知晓言辞，常常阐发先哲未曾阐明的道理，供后来的贤者观摩学习，也足以与经、史互相参证。可贵的是博览而简约地选取，熟读而精深地思考，那么学问的成就，就可以指日可待了。

从前鄂文端公（鄂尔泰）总督云贵时，征召云南的士人进入书院，教导他们说：“读书的方法，以经书为主，史书为辅。除了孩童时期就学习的四书和《孝经》之外，这就要先学习‘五经’，其次是像《左传》那样渊博，《公羊》、《穀梁》那样精微，《仪礼》那样严谨，《周礼》那样广大，《尔雅》那样辨析毫厘。大到没有外在的界限，小到没有内部的间隙。这‘十三经’，缺少其中任何一部，就像手脚不全一样，不能成为完整的人。至于史书，则先读《史记》，其次读《汉书》，再次读《后汉书》。这三部史书，也缺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晓一代王朝兴亡盛衰的原因；读年表、世家，可以知晓大臣开创基业、建立功业的由来；读列传，可以知晓人臣的正邪公私，以及关系到国家得失、利害的分别。读忠孝、节义、隐逸、儒林、文学、方技等列传，可以知晓各自成就其德行、精通其事业，从而各达极致，并获得有的在当时显赫、有的流传后世的原因；读匈奴、大宛、南夷、西域等列传，可以知晓安内攘外、怀柔远方、安抚边疆、恩威并施的各种效用；读天官、历律、五行等志书，可以观察天象，并且可以知晓天人感应的本源；读河渠、地理、沟洫、郡国等志书，可以考察地理，并且可以知晓险要地势的关键；读礼乐、郊祀、仪卫、舆服等志书，可以知晓典礼、掌故的沿袭变革，从而有所参酌订正；读艺文、经籍等志书，可以知晓《七略》、九种、四部、六库著作的源流，从而有所考据稽查；读平准、食货等志书，可以知晓财政收支、节制谨慎的大体原则，从而有所规劝借鉴；读刑法、兵营等志书，可以知晓赏罚、征伐、惩恶劝善、讨罪立功的大法，从而有所折衷判断，这就是读史的要领。况且善于读史的人，不仅仅把史书当作史书来看，凡是诏令、诰命、奏疏、檄文、谕旨、论策之类，都是文章的祖源；乐章、歌辞之类，都是乐府、诗歌的祖源；屈原、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传中记载的骚、赋之类，都是词赋的祖源。所以熟读‘三史’，那么文人、诗人、骚人都会一齐俯首称臣了。何况不止三史呢？史书中有可以与经书兼读的，比如读《左传》而以《史记》为辅，读《公羊》、《穀梁》、《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前后《汉书》为辅，那么史学就不会太晚。”

按：文端公以《史记》辅助《左传》，以班固、范晔的史书辅助《公羊》、《穀梁》等五部书，这是从总括诸书的大体而言。我的意思想要分类诸书，交错参读，比较便于贯通。打算改为读《左传》、《公羊》、《穀梁》，而以《史记》、《汉书》的本纪、世家、年表、列传为辅，并看《资治通鉴》；读《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史记》、《汉书》的书、志为辅，并看《通典》、《通志略》、《文献通考》。又打算学习文章的方法：读《尚书》、《仪礼》，作为学习韩愈文章的根本；读《考工记》、《檀弓》、《公羊》、《穀梁》，作为学习柳宗元文章的根本。箴、铭、颂，取法于《易经》与《诗经》，以《太玄》、《易林》辅助；赋，取法于屈原，下至宋玉、贾谊、扬雄等人。记事没有比《史记》、《五代史》更精工的，其他继起的史书旁推交通，兼综条贯，而学习文章的宗旨也就完备了。

“十三经与三史，既然已经读过，此外如《孔子家语》、《国语》、《战国策》、《离骚》、《文选》、《老子》、《庄子》、《荀子》、《列子》、《管子》、《韩非子》，以及汉、唐、宋、元人的文集，与《三国志》、《晋书》以下的诸史参读、参看，选择其中特别精粹的来读，其余的则每天分时段浏览。天资绝人、过目成诵的人，浏览，就是读那些来不及细读的部分。原本就不能全部读完、博览强记。有十三经、三史作为根本，其他都能一以贯之。读，固然重要；看，也有功效。一定要你们全部读完，不符合人情，不能勉强。

“经书，庄重；史书，闲雅。庄重的难读，闲雅的易读。读经书，用来陶冶性情；读史书，用来陶冶情操。早上读经，晚上读史，交错互读，那么既有体统又有实用，内外兼包，相互补充而不互相妨碍，相互依托而不互相混乱。然后反过来探求根本而简约地归结于至

译考察其立足之地，则推究其自身修养，将其置于世间，没有任何继承或举措是不恰当的。说出的言语是符合儒家经典义理的言论，推行的事务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务，建立的功业是经纬天地般的宏大功业，这才可以凭借他的成就来上报说：国家得到了贤才啊。

译此外，王述庵侍郎给门人张远览的信中说：“学习写作的弊病，大约有三类：凭借浅薄的见闻自满自足，不知道学问的根本在于六经。稍微有些见识的人，把《四书大全》当作义理的根本，而对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毛亨和郑玄的《诗经》注、贾公彦和孔颖达的《礼记》注、何休和服虔的《春秋》注，从未涉足阅读。对于史书，也认为朱熹的《通鉴纲目》足以涵盖千古，不知道追溯正史中的表、志、传、纪。又有人推崇张凤翼、王世贞的《史记》《汉书》评点，而裴骃、张守节、司马贞，颜师古、李贤的注疏，最为接近古意，却缺失而不省察，这种弊病是庸俗，虽然有所谓学问，却显得浅陋。放纵才气所至，横生枝节，标新立异，不知道以唐宋大家为规范准则。而喜好标榜名高的人，又说文章必须效法两汉、必须效法韩愈和柳宗元，不知道穷究源头追溯流派，宋、元、明以下，都是古人的后裔，这种弊病是荒诞，虽然夸耀其学问。有的人虽然知道写文章的道理以及文章的体裁、派别，并能言说，却不能身体力行。更严重的是被富贵利禄所迷惑，文章虽然工巧，必定不能流传，即使流传，也会更加成为世人的诟病，这种弊病是背离正道且虚伪。认为写文章很难，而它的弊病又多像这样，那么有志于效法古人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所当致力之处，这是显而易见的。”

鄂公的话详尽周密恳切，可以让人自己体会到读书的乐趣，即使有奇技异能也不会改变志向。王公的话，就是《论语》所说的“大概有不懂却凭空创作的人吧”。可以让人灰心丧气，思考改变计划。经史、文章，每一条法则、每一条戒律，都清晰地契合人心。古今论述为学次第的人很多。寻求善于诱导、循序渐进的，没有比这两位先生更明确切要的。所以特意详细记录，附在家塾课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