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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尚书砭蔡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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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 · 尚书 · 已译 · 第 1–19 段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尚书砭蔡编      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尚书砭蔡编》一卷,明袁仁撰。仁字良贵,号蓡波,苏州人,与李本同时相善,故解经亦往往似本。是编纠蔡沈《书传》之误,所论如粤若、越若之前后异训,三百六旬有六日乃宋厯非古厯,方命当从《蜀志》、《晋书》所引,梅赜事不出《晋书》,宣夜有汉郗萌所传,非无师説,并州不在冀东,医无闾即辽东,不得既为幽州又为营州,鸟鼠同穴实有其事,用爽厥师爽训失,説筑传岩为版筑,遯于荒野为甘盘,西伯戡黎为武王,四辅非三辅之义,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连耄字为句,皆确有所据。至谓《史记索隠》南譌不作「为」字,则但据今本;不格奸为不止其奸,鲜食非肉食,怪石为资服饵,汨陈之训陈为旧,则有意立异,不可为训矣。朱▯尊《经义考》载此书,注曰「未见」。此本载曹溶《学海类编》中,题曰《尚书蔡注考误》。案沈道原序亦称《砭蔡编》,则《经义考》所题为是。溶辑《学海类编》,多改易旧名以示新异,不足为据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砭蔡编

  明 袁仁 撰

  曰若稽古帝尧

蔡传》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此即安国▯古文,又称「曰若」为发语辞,引《周书》「越若来」为例。及训《召诰》,则曰:「越若来者,迤逦而来也。」岂不自悖其例乎?疎谬甚矣!

  平秩南讹

  平在朔易

蔡传「南讹」,《史记索隠作「南为」。《史记索隠现在皆作「南譌」,未尝作「为」也。论其义,则动也,谓耘耕之类。朔易者,颁新朔以换旧朔也。以讹为变化,又以朔为死而复苏,皆牵强。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蔡注「天体至圆」一段,皆防宋时厯法言之,尧时不然,今时亦不然。十有九嵗七闰,气朔分齐,是为一章。惟观天纪元等厯为然,今十九嵗已有余分,不能齐矣。

  咨四岳

四岳者,四方诸侯之长。按《左传》,许为太岳之后,明矣。佥曰「鲧哉」,其非一人可知。孔平仲乃谓四岳为一人,掌知四方之事,而蔡《传》因之,谬矣。

  方命圮族

方字古放字,盖二字通用者。《蜀志》、《晋书》引《古文尚书》并作「放命圯族」,郑康成谓「放弃君命」是矣。今云「圆则行,方则止」,恐太穿凿。

  否德忝帝位

注:「否,不通。」谓「否与不相通也」,欠一「与」字,学者遂误认「不通」为「否」。昔讲官在经筵上讲此书,云:「否是不通的意思。」闻者不觉失笑。

  蒸蒸乂不格奸

决当主王伯安之説。蒸谓以诚意薰蒸之蒸,蒸者,薫而又薰也。乂,治也。格,正也。不格奸者,不去正他奸恶也。大人正已而物正,并无正物工夫,此最可为处顽之法。若云不至大为奸恶,则舜娶尧女之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其奸恶何大耶!

  舜典

东晋梅頥一段全用孔氏疏,检《晋书》无之,惟《隋·经籍志》载此事。又查「姚」乃姚兴,其「方」字连下读,「大航」原作「大桁」,其谬误如此。

  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孔传》云:「《麓录》也,纳舜使大麓万机之政,隂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此非安国之臆説也。《孔丛子》载宰我问云:「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何谓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应乎天也。尧既得舜,歴试诸难,已而纳之于尊显之官,使大麓万机之政,是故隂阳清和,五气来备,烈风雷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安国正本其説,蔡不从而防《史记》以为纳山麓。按桓谭《新语》:「昔尧试舜于大麓者,顾录天下事,若今之尚书矣。」王充《论衡》云:「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三公之事。」长广王禅广陵文云:「允执其中,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尚书砭蔡编 书类

提要

【臣】等谨按:《尚书砭蔡编》一卷,明代袁仁撰写。袁仁字良贵,号参波,苏州人,与李本同时且交好,因此他解释经义往往与李本相似。这部书纠正蔡沈《书传》的错误,所论述的如“粤若”、“越若”前后训释不同,“三百六旬有六日”是宋代历法而非古代历法,“方命”应当依据《蜀志》、《晋书》所引,“梅赜”之事不见于《晋书》,“宣夜”之说有汉代郗萌所传,并非没有师承,“并州”不在冀州之东,“医无闾”即辽东,不能既是幽州又是营州,“鸟鼠同穴”确有其事,“用爽厥师”中“爽”训为失,“说筑传岩”指版筑,“遁于荒野”指甘盘,“西伯戡黎”指武王,“四辅”并非“三辅”之义,“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管射箭驾车,“荒度作刑”不与“耄”字连读成句,这些都有确凿依据。至于说《史记索隐》中“南讹”不作“为”字,只是依据今本;将“不格奸”解释为不止其奸,将“鲜食”解释为非肉食,将“怪石”解释为资服饵,将“汨陈”中的“陈”训为旧,这些是有意标新立异,不能作为训诂依据。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此书,注曰“未见”。这个本子载于曹溶《学海类编》中,题为《尚书蔡注考误》。查沈道原序也称《砭蔡编》,那么《经义考》所题才是正确的。曹溶编纂《学海类编》,多更改旧名以显示新奇,不足为据。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砭蔡编

明 袁仁 撰

曰若稽古帝尧

蔡传》说:“粤、越相通,古文作粤。”这就是安国《古文尚书》,又称“曰若”为发语词,引用《周书》“越若来”为例。等到解释《召诰》时,却说:“越若来,是迤逦而来。”难道不违背自己的例证吗?疏漏谬误太严重了!

平秩南讹

平在朔易

蔡传“南讹”,《史记索隐》作“南为”。《史记索隐》现在都作“南讹”,不曾作“为”。论其义,是动的意思,指耕耘之类。朔易,是颁行新朔以替换旧朔。把讹当作变化,又把朔当作死而复苏,都太牵强。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蔡注“天体至圆”一段,都是防备宋代历法而言的,尧时不是这样,现在也不是这样。十九年七闰,气朔分齐,称为一章。只有观天纪元等历法是这样,现在十九年已有余分,不能齐整了。

咨四岳

四岳,是四方诸侯的长官。查《左传》,许国是太岳的后代,很明显。都说“鲧吧”,可知不是一个人。孔平仲却说四岳是一个人,掌管四方之事,而蔡《传》沿袭他,错了。

方命圮族

方字古同放字,大概两字通用。《蜀志》、《晋书》引《古文尚书》都作“放命圯族”,郑康成说“放弃君命”是对的。现在说“圆则行,方则止”,恐怕太穿凿。

否德忝帝位

注:“否,不通。”说“否与不相通”,少了一个“与”字,学者于是误认“不通”为“否”。从前讲官在经筵上讲这本书,说:“否是不通的意思。”听的人不觉失笑。

蒸蒸乂不格奸

决当主张王伯安的说法。蒸,指用诚意薰蒸的蒸,蒸,是薰而又薰。乂,治理。格,正。不格奸,是不去正他的奸恶。大人正己而万物正,并没有正物的工夫,这最可作为对待顽劣者的方法。如果说不至大为奸恶,那么舜娶尧女之后,象还日以杀舜为事,他的奸恶有多大呢!

舜典

东晋梅颐一段全用孔氏疏,查《晋书》没有,只有《隋书·经籍志》记载此事。又查“姚”是姚兴,其“方”字连下读,“大航”原作“大桁”,其谬误如此。

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孔传》说:“《麓录》也,纳舜使大麓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这不是安国的臆说。《孔丛子》记载宰我问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是什么意思?”孔子说:“这是说人事应乎天。尧既得舜,历试诸难,于是纳之于尊显之官,使大麓万机之政,因此阴阳清和,五气来备,烈风雷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安国正本其说,蔡不从而防备《史记》以为纳山麓。查桓谭《新语》:“昔尧试舜于大麓者,顾录天下事,若今之尚书矣。”王充《论衡》说:“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三公之事。”长广王禅广陵文说:“允执其中,

入光大麓。」皆明证也。程伊川亦云:「若司马迁谓纳舜于山麓,岂有试人而纳于山麓耶?此只是歴试舜也。」

译进入光大麓。”这些都是明确的证据。程伊川也说:“如果司马迁说把舜安置在山麓,哪有考验人却把他安置在山麓的呢?这只是经历对舜的考验罢了。”

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

按《释诂》以璿为美玉,正义谓璿是玉之别称,注美珠谓之璿,误也。又言天体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此当以周髀为最,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厯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人者,故曰周髀。髀者,股也,今所传勾股法是已。算天必用勾股,虽浑天不能废也。宣夜,孔疏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数,其术兼之。」按汉秘书郎郗萌曾传其术,记其师説云:「天无质,仰而瞻之,高逺无极,眼瞀精絶,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逺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现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也。故辰极常居其所,不与众星西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曰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无所系着。」《晋志》载之甚详。今曰宣夜絶无师説,不知其状如何,则浅陋甚矣。

  禋于六宗

欧阳及大小夏侯説《尚书》,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谓天,下不谓地,旁不谓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隂阳变化,实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刘歆以六宗谓乾坤六子:水、火、雷、风、山、泽也。贾逵谓六宗: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马融云:「万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载,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谓六宗。」郑▯以六宗言禋与祭天同名,则六者皆是天之神祗,谓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也。晋初,幽州秀才张髦上表称:「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乃三昭三穆也。」司马彪又上表以为:「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属;地宗社稷五祀之属。」纷纷异説。蔡传宗孔,以《祭法》六者当之。按《祭法》所云,郑以为皆祈祷之祭,则不可用以解此经,宜依欧阳、大小夏侯,庶为近之。

  五玉

注谓五玉即上文五瑞,误矣。盖此五玉乃诸侯所执以为贽者,若五瑞则天子之命圭,诸侯世守以为瑞信者,岂有贽见之礼而乃献其世守之圭耶?

  肇十有二州

注称:「始分冀恒山之地为幷州。」按《夏官职方氏》云:「正北曰幷州,山镇曰恒山。」《朱子语类》云:「分冀州西为幷州。」考《禹迹圗》及《地理指掌圗》,幷州皆在冀州之西。《通典》云:「幷州左有恒山之险,右有大河之圗。」则在冀西明矣,今曰冀东,误也。注又称其分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按医无闾在辽东,今云分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即辽东之地矣,又云分辽东等处为营州,不可解。《尔雅》曰:「齐曰营州。」《指掌圗》云:「舜肇分为十二州,盖以古冀州南北濶大,分卫水为幷州,卫水在今真定府;分燕以北为幽州,今宻云等处正是幽州,邹衍吹律处及其工城皆在宻云。」当依《指掌圗》为正。其曰冀州止河东一路,尤谬。按宋河东路所管平阳、隆德、平定、太原府、泽、宁化、岢岚、汾、辽、绛、隰、火山、靖康、代、忻、石、宪、麟、丰、保德二十一郡,皆幷州之境。且汾晋之地,自史汉而下皆以为幷,《舆地》所载沿革甚详,何其不考之甚也!

  象以典刑

注谓:「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似也。至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则误矣。《吕刑》谓:「苖民始作五虐之刑,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则舜时无是法也,特画象于服以辱之耳。慎子云:「有虞之诛,以幪巾当墨,草缨当劓,菲履当剕,鞾【阙】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汉武诏曰:「尧舜画衣冠而民不犯。」正谓此也。

  金作赎刑

孔氏传云:「黄金,铜也。」《吕刑》「其罚千锾」,注曰:「黄鐡,亦是铜。」古之赎罪者皆用铜,汉始用黄金,但少其斤两,令与铜相敌。按金通五金,古者黄金谓之荡,白金谓之银,故以铜为黄金,今宜直注曰铜。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服即幪巾之类,青绿一匝曰就。《周礼》「大辂盘缨七就」,可防也。若以服为服其罪,岂流者

译用璇玑玉衡来校准七政。

查《释诂》把“璇”解释为美玉,孔颖达的《正义》说“璇”是玉的别称,注释说美珠叫做“璇”,这是错误的。又说天体学说有三家:一是周髀说,二是宣夜说,三是浑天说。这里应当以周髀说为最正确,它的本源是庖牺氏确立周天历度,所传承的是周公从殷人那里接受的,所以叫周髀。髀,就是大腿,现在所传的勾股法就是它。计算天象必定要用勾股法,即使是浑天说也不能废弃。宣夜说,孔颖达疏说:“宣,是明;夜,是幽。幽明的数理,这种学说兼而有之。”查汉代秘书郎郗萌曾传授这种学说,记载他老师的话说:“天没有实体,抬头仰望它,高远没有极限,眼睛昏花精神断绝,所以看起来苍苍的样子。就像向旁远望远处的黄山都呈现青色,俯察千仞深的山谷显得幽暗黑色,那青色不是真正的颜色,而黑色也不是有实体的。日月众星,漂浮在虚空之中,它们的运行和停止,都需要依靠气。因此七曜有时运行有时停留,有时顺行有时逆行,隐现没有定规,进退各不相同,是因为它们没有根系依托。所以北极星常常居于它的位置,不与众星一起向西落下。摄提、填星都向东运行,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快慢随意,没有系着附着的东西。”《晋书·天文志》记载得很详细。现在说宣夜说完全没有师承学说,不知道它的状况如何,那就太浅陋了。

祭祀六宗

欧阳氏和大、小夏侯氏解说《尚书》,都说:“所祭祀的有六项,上不是指天,下不是指地,旁不是指四方,在这六项之间,辅助阴阳变化,实质是一个而名称叫六宗。”孔光、刘歆认为六宗是指乾坤六子:水、火、雷、风、山、泽。贾逵认为六宗是:天宗三项,日、月、星辰;地宗三项,河、海、岱。马融说:“万物没有天就不覆盖,没有地就不承载,没有春就不生长,没有夏就不壮大,没有秋就不收获,没有冬就不储藏,这叫六宗。”郑玄认为六宗与祭祀天同名称,那么这六者都是天的神祇,指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晋初,幽州秀才张髦上表说:“宗祀祖先,所尊重的有六项,是三昭三穆。”司马彪又上表认为:“天宗是日、月、星辰、寒暑之类;地宗是社稷、五祀之类。”众说纷纭。蔡沈遵循孔颖达的说法,用《祭法》中的六项来对应。查《祭法》所说的,郑玄认为都是祈祷的祭祀,那么就不能用来解释这段经文,应该依照欧阳氏、大、小夏侯氏的说法,大概比较接近正确。

五玉

注释说五玉就是上文提到的五瑞,错了。因为这五玉是诸侯拿着作为见面礼的,如果五瑞是天子的命圭,诸侯世代守护作为瑞信,哪有见面礼却献上世代守护的圭呢?

开始划分十二州

注释说:“开始划分冀州恒山的地域为并州。”查《夏官职方氏》说:“正北叫并州,山岳镇守叫恒山。”《朱子语类》说:“划分冀州西部为并州。”考察《禹迹图》和《地理指掌图》,并州都在冀州的西部。《通典》说:“并州左边有恒山的险要,右边有大河的环绕。”那么在冀州西部是明确的,现在说在冀州东部,错了。注释又说划分东北医无闾的地域为幽州,划分青州东北辽东等地为营州。查医无闾在辽东,现在说划分医无闾的地域为幽州,那就是辽东的地域了,又说划分辽东等地为营州,无法解释。《尔雅》说:“齐叫营州。”《指掌图》说:“舜开始划分为十二州,大概因为古冀州南北宽阔宏大,划分卫水为并州,卫水在今天真定府;划分燕以北为幽州,今天密云等地正是幽州,邹衍吹律的地方以及他的工城都在密云。”应当依照《指掌图》为正确。它说冀州只限于河东一路,尤其错误。查宋代河东路所管辖的平阳、隆德、平定、太原府、泽、宁化、岢岚、汾、辽、绛、隰、火山、靖康、代、忻、石、宪、麟、丰、保德二十一个郡,都是并州的疆域。而且汾晋之地,从《史记》《汉书》以来都认为是并州,《舆地志》所载沿革很详细,为什么考察得这么不仔细呢!

用图像作为常刑

注释说:“图像像上天垂示的象,用来示人。”似乎是对的。至于把墨、劓、剕、宫、大辟作为五刑,那就错了。《吕刑》说:“苗民开始制作五种残酷的刑罚,于是开始过分施行劓、刵、椓、黥。”那么舜的时候没有这种法律,只是在衣服上画图像来羞辱他们罢了。《慎子》说:“有虞氏的惩罚,用蒙巾代替墨刑,草绳代替劓刑,草鞋代替剕刑,皮靴【缺】代替宫刑,布衣无领代替大辟。”汉武帝诏书说:“尧舜画衣冠而百姓不犯法。”正是说的这个。

用金属作为赎刑

孔氏传文说:“黄金,就是铜。”《吕刑》“其罚千锾”,注释说:“黄铁,也是铜。”古代赎罪都用铜,汉代开始用黄金,只是减少它的斤两,让它与铜相当。查金通指五金,古代黄金叫做荡,白金叫做银,所以把铜称为黄金,现在应该直接注释为铜。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服就是蒙巾之类,青绿色绕一圈叫就。《周礼》“大辂盘缨七就”,可以验证。如果把服解释为服其罪,那么流放的人

不应服罪耶?

  分北三苖

按虞仲翔云:「北,古别字,盖舜时天下咸服,惟苖未化,今得分别而去留之也,则黜陟之典亦得行于负固之夫,盛矣!」

译难道不应该认罪服法吗?

将三苗分别流放

虞翻说:“‘北’是‘别’的古字,大概是因为舜的时候天下都归顺,只有三苗没有感化,现在得以分别他们去留,那么升降赏罚的制度也能施行在顽固不化的人身上,真是盛大啊!”

陟方乃死

陟,行也,即太甲「陟遐」之陟;方,即方域之方,谓舜巡行四方而死于苍梧之野也。若以陟为升遐,则与下「乃死」重复矣。宰我问帝舜,子曰:「有虞三十五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鲁语展禽曰:「舜勤民事而野死。」韦昭注谓征有苖死于苍梧之野。吴都赋:「乌闻梁岷有陟方之馆、行宫之基欤?」刘渊林注《书》云:「舜陟方,谓南巡狩也。」其证甚明。

  祗承于帝

此句宜连下「曰」字读,不宜分章。「祗承于帝」者,言舜有是意而禹承之也。

  任贤勿贰去邪勿疑

贰对「疑」字説即疑贰之贰。一心任贤,表里无间,始终无间,言与行亦无间,故曰「勿贰」。若云勿以小人间之,则又是去邪之事矣。

  无怠无荒

倦勤曰怠,废弃曰荒。始于逸豫,终于荒芜。只此一心,今分无怠于心、无荒于事,于理未安。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古注疏云:「人虽为善,或寡令终,故当戒勑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罚,言其不善,当获罪。」此训甚正。今若谓勤于是者戒,怠于是者董,则非矣。岂有勤而反戒者乎?夫戒者,禁惩之词也,今反用休,是于禁惩之中而寓以美善之防;董者,督率之义也,今反用威,是于督率之内而示以严畏之机。此二句原有妙义,况当圣世,勤者必多,然未必其有终,注疏「人虽为善,或寡令终」最为得防。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注云:「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此误説也。圣人之心好生为主,其赏罸功罪,必如此而后为至公,必如此而后为至平。此罔愆之德也,安得有过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心只有一个,自人而言则曰危,自道而言则曰防。若曰一心为主,一心又在傍边听命,万无此理。

吁!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懐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兠?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蔡谓「吁者,叹而未深然之词」,谬也。禹深然臯陶之言而有所感慨,故以吁发之。惟帝其难之,帝指舜,非指尧也。驩兠、有苗、共工之事,皆不在尧时。禹言知人、安民,惟舜难行,所谓责难于君也。四防之诛,惟鲧之殛于禹有深痛焉,故言能知人,则明通烛照,能官人矣,言外就有奸人不用之意;能安民,则德泽沾洽,黎民懐之矣,言外就有小人不能害民及黎民爱戴、小人不能摇惑之意。既哲而又惠,顽谗且有并生之庆矣,故曰:「何忧?何迁?何畏?」上则责难于帝,下则思厄于亲,此禹之所深嗟而长吁也。

  暨益奏庶鲜食

  暨稷奏庶艰食鲜食

民以食为天,水患初平,耕耨未溥。自生之少则曰鲜食,自得之难则曰艰食。今乃谓血食曰鲜,误矣。盖自燧人氏作,而民已久知熟食。若谓进众鸟兽鱼鼈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饱,岂九州之鸟兽鱼鼈皆益取之以进民乎?且「奏庶鲜食」,则以庶为众鸟兽矣;「奏庶艰食」,则庶又何所指乎?窃谓奏即敷奏之奏,庶即民庶也。治水之时,尝同益陈奏民庶鲜食,则所以广其生植之源者,何不用也?又尝同稷陈奏民庶艰食、鲜食,则所以贻其丰亨之利者,何不为也?奏之者在臣,而所以行之者在君。禹不敢自以为功,而称及二臣;又不敢以为臣下之功,而归之于帝,可为万世告君之法。此书以《益稷》名篇,此二句极重。

  安汝止惟几惟康

心不离事,注就事物上説,止良是大意。「安汝之止」,惟在乎几,惟在乎康。几、康二字不平,几者审之于微,康者求其妥帖,由几而康,康字正应安字。

  女毋面从退有后言

面从是将顺之意,后言谓有言不尽,而懐忠以退也。面不能直谏,退虽有言无及矣。若谓面谀以为是,而背毁以为非,殊非唐虞景象。

  若不在时侯以明之

若如也,在察也,时是也。谓庶顽谗説之人,一不能察,害治不小。如不能察,于是须于乡射时辨别之。盖射以观德,心正则比于礼乐,心邪则否

译陟方乃死

陟,是行走的意思,即太甲“陟遐”中的陟;方,即方域的方,说的是舜巡行四方而死于苍梧之野。如果把陟解释为升遐(帝王去世),那就与下面的“乃死”重复了。宰我问起帝舜,孔子说:“有虞氏在位三十五年,继承帝位五十年,巡行四方山岳,死于苍梧之野并葬在那里。”《鲁语》中展禽说:“舜勤于民事而死于荒野。”韦昭的注释认为是征讨有苗而死于苍梧之野。《吴都赋》说:“难道听说梁岷有陟方的馆舍、行宫的基址吗?”刘渊林注释《尚书》说:“舜陟方,是说南巡狩。”证据非常明白。

祗承于帝

这一句应该连着下面的“曰”字读,不应该分章。“祗承于帝”,是说舜有这个意图而禹秉承它。

任贤勿贰去邪勿疑

贰是针对“疑”字说的,就是疑贰的贰。一心任用贤才,表里没有隔阂,始终没有隔阂,言语和行为也没有隔阂,所以说“勿贰”。如果说不要让小人在中间离间,那又是去邪的事情了。

无怠无荒

疲倦懈怠叫怠,废弃荒疏叫荒。开始于安逸享乐,终于荒芜败坏。只是这一颗心,现在分成无怠于心、无荒于事,在道理上并不妥当。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古注疏说:“人虽然做善事,或者很少能善终,所以应当告诫勉励他,想着用美好的道德,使百姓仰慕美好的道德而行善,又督察他,用威罚,指出他的不善,应当获罪。”这个训释很正确。现在如果说勤于此事的就告诫,怠于此事的就督察,那就错了。哪有勤勉反而要告诫的呢?戒,是禁止惩诫的词语,现在反而用休(美好),这是在禁止惩诫之中寓以美好善良的防范;董,是督率的意思,现在反而用威,这是在督率之内示以严畏的机制。这两句话原本有精妙的含义,况且在圣明的时代,勤勉的人必然很多,然而未必都能善终,注疏中“人虽为善,或寡令终”最为得防。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注说:“这两者都不是圣人至公至平的意思。”这是错误的说法。圣人的心意以好生为主,他的赏罚功罪,必须像这样才是至公,必须像这样才是至平。这是没有过失的德行,怎么会有过错呢!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心只有一个,从人的角度说就叫做危,从道的角度说就叫做微。如果说一个心为主,另一个心又在旁边听命,绝无此理。

吁!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懐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兠?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蔡氏说“吁,是感叹而没有深深认同的话”,这是错误的。禹深深认同皋陶的话而有所感慨,所以用“吁”来发出感叹。惟帝其难之,帝指的是舜,不是指尧。驩兠、有苗、共工的事情,都不在尧的时候。禹说知人、安民,只有舜难以实行,这就是所谓责难于君主。四凶的诛杀,只有鲧被禹处死这件事让他深感痛心,所以说能知人,就明通烛照,能任用官员了,言外之意就有奸人不会被任用的意思;能安民,就德泽广布,百姓感念他了,言外之意就有小人不能害民以及百姓爱戴、小人不能摇惑的意思。既明智又仁惠,顽固和谗言的人也就有共同庆贺的幸运了,所以说:“何必担忧?何必迁徙?何必畏惧?”对上则责难于君主,对下则思念困厄于亲人,这是禹深深叹息而长吁的原因。

暨益奏庶鲜食

暨稷奏庶艰食鲜食

百姓以粮食为天,水患刚刚平定,耕种还没有普及。自然生长的少就叫做鲜食,自己获取难就叫做艰食。现在把血食叫做鲜,这是错误的。大概自从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百姓早就知道吃熟食了。如果说进献众鸟兽鱼鳖的肉给百姓,让他们吃来充饱,难道九州的鸟兽鱼鳖都是益取来进献给百姓的吗?况且“奏庶鲜食”,就把庶当作众鸟兽了;“奏庶艰食”,那么庶又指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奏就是敷奏的奏,庶就是民庶。治水的时候,曾经同益陈奏民庶鲜食的情况,那么用来广开生植之源的方法,有什么不用的呢?又曾经同稷陈奏民庶艰食、鲜食的情况,那么用来遗留丰亨之利的方法,有什么不做的呢?陈奏的是臣子,而执行的是君主。禹不敢自以为功,而称及两位臣子;又不敢认为是臣下的功劳,而归于帝,可以作为万世告君的方法。这本书以《益稷》命名篇章,这两句话极重要。

安汝止惟几惟康

心不离事,注疏就事物上来说,止是很好的大意。“安汝之止”,只在于几,只在于康。几、康两个字不平稳,几是审察于细微,康是求得妥帖,由几而康,康字正应安字。

女毋面从退有后言

面从是将顺的意思,后言是说有话没说完,而怀着忠心退下。当面不能直谏,退下后虽然有话也来不及了。如果说当面阿谀认为是,背后诋毁认为非,这完全不符合唐虞的景象。

若不在时侯以明之

若是如的意思,在是察的意思,时是是的意思。是说那些顽固谗言的人,一旦不能察知,对治理的危害不小。如不能察知,于是必须在乡射的时候辨别他们。因为射礼可以观察德行,心正就符合礼乐,心邪就不符合。

。古人用此为观人之具。

  俞哉

俞者,然其言也。哉者,助语辞,今以为口然而心不然,误矣。臯陶象刑,原圣世不可少者,况禹有此功,叙陶承其叙而明刑以辅之,又非徒尚刑威者,禹如何而不然之耶?

译古人用这个作为观察人的工具。

俞哉

俞,是赞同他的话。哉,是语气助词,现在人们把它理解为口头上答应而心里不以为然,这是错误的。皋陶用象征性的刑罚,原本是圣明时代不可缺少的,何况大禹有这样的功绩,皋陶继承他的事业并明确刑罚来辅助他,又不是仅仅崇尚刑罚的威严,大禹怎么会不赞同呢?

于予击石拊石

于,音乌,叹美声。《尚书》中凡语助之「于」皆作「于」,作「于」者皆音乌,如「黎民于变」是也。

  禹敷土

考工记》云:「凡沟逆地阞,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注:沟谓造沟,阞谓脉理,属读为注,孙顺也。按治水之法,莫先于造沟,所谓掘地而注之海也。凡造沟,必察地之脉络,必顺地之条理,逆之,水必不行。禹敷土者,正辨别土之阞与理也。若分别九州,则九州之野各有定疆,何待分别耶?

  夹右碣石入于河

传称碣石昔在河口海滨,故以志其入贡河道。歴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已去岸五百余里矣。此谬也。今永平府抚宁县西南有山,逺望穹窿似塜,山顶有石特起如柱,此碣石也。离海三十里,盖古沧州与平州相对,自沧州望之,则离岸五百里,而自平州言之,则三十里耳。北边贡赋之来,在五百里之海之内行舟,则碣石正在其右。蔡止防《沧州志》而不考其实,遂谓九河皆沦入于海,误矣。传又言辽、濡、沱、易之水皆中髙,不与河通,此亦误。按濡、滹、易三水去帝都近,纵使入河,亦不由行,况滹、易在禹时原旧入河,后河徙而南,始入海耳。辽水自塞外三万卫西北入辽东境,南经鐡岭、沈阳都司之西、广宁之东,又南至海州卫西南入海。

  灉沮防同

蔡引曾、▯二説以为未知孰是。按曾称汳水受陈留浚仪隂沟,至防为灉水,即汳水也。今考浚仪隂沟在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其地有浚仪桥。防亦祥符地,今有大防城、小防城,在隂沟之东,汳流至此名为灉。睢水一在开封陈留县,经睢州宁陵;一在本府夏邑县,经永城县,至南直▯宿州。二水皆豫、徐之水,与兖无干,其谬显然。从▯説河出为灉,济出为沮」者近之。朝宗、防同,皆诸侯见天子之名。

  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

尧舜什一之制,乃万古中正之法。重乎此者为桀,而轻乎此者为貊。盖非惟不可增,即减之亦非也。若谓赋以薄为正,殊非大道。朱氏曰:「贞者,随所卜而后定之之名也。」盖即贞悔之贞。兖地最卑,沮洳难去,与他州不同。水患虽平,盈虚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载,歴歴试之,然后得其一定之法,而赋始年年齐矣。必十三年者,按《史记》,太嵗在子,旱,明嵗美;至夘,穣,明嵗衰恶;至午,旱,明嵗美;至酉,穣,明嵗衰恶。盖歴十二辰而丰俭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浮于济漯达于河

既云漯者,河之支流,则即今在章丘者是也,故道尚存。又谓出东郡东武阳至千乘入海,则又是一漯矣。此乃出东昌府华县,即东武阳也,至青州府博兴县入海,与河不通,安能达于河乎?

  铅松怪石

怪石乃石之竒而有用者,如阳起石,以之▯物则见日而飞;云毋石,炼而成粉则灵而可饵。此类皆竒而适用,所不可少者,故制之为贡,以其种类不一,故总曰怪石,非玩好之具也。

  三江即入

注以淞江东江及娄江为三江大谬,此当以经文为据。汉自北入,则曰北江;彭蠡自南入,则为南江;而岷江即为中江。苏子瞻及近世邵寳之説皆同【阙】

程氏据《西域传》以弱水在条支,去长安一万二千余里,蔡以其逺而非之,似矣,然而未当也。韩氏尝辨之云:「江汉之水,禹治于荆,则自荆而下▯州之域,禹固未尝治之,然谓▯之江汉非荆之江汉,不可也。禹之所治,雍地之弱水也,谓之既西,则源东而流西矣。弱水出西海之山,西海今在陜西西宁卫城西三百里,其海方数百里,跨夏夷之地,而穷石之山当【阙】海之左右。自东而西一千五百里至甘州,古【阙】地;过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萧州,古酒泉地;又八百余里至沙州,古炖煌地:以上皆雍地也。又二万余里至条支以入西海,此西海非前弱水所出之西海也。蔡传误认后西海为弱水所出,故非之。禹之导者,雍之弱水也,荒逺之外,禹盖未尝至也,岂可以禹未至而遽疑其非一水耶?」

  导黒水

黑水出犍为郡南广县汾关山

译于予击石拊石

于,音乌,是赞叹美好的声音。《尚书》中凡是作为语助词的“于”都写作“于”,读作“乌”的也都写作“于”,例如“黎民于变”就是这样。

禹敷土

《考工记》说:“凡是沟渠违背了地下的脉络,叫做不通;水流归属不顺理,叫做不通。”注解说:沟指的是开凿沟渠,阞指的是地下的脉络,属通假为注,孙通假为顺。按照治水的法则,没有比开凿沟渠更优先的,这就是所说的挖掘土地将水注入大海。凡是开凿沟渠,必须考察大地的脉络,必须顺应大地的条理,如果违背了,水就一定无法流通。禹敷土,正是辨别土地的脉络与条理。如果是分别九州,那么九州的郊野各有固定的疆界,哪里还需要分别呢?

夹右碣石入于河

传注称碣石过去在河口海边,所以用它来标志进贡的河道。经历年代久远,被水逐渐淹没,沉入海中,已经距离岸边五百多里了。这是错误的。现在永平府抚宁县西南有山,远远望去穹隆像土堆,山顶有石头特别耸立像柱子,这就是碣石。距离大海三十里,大概是古沧州与平州相对,从沧州望去,就距离岸边五百里,而从平州来说,就只有三十里罢了。北边贡赋的到来,在五百里之内的海上行船,那么碣石正好在其右侧。蔡沈只依据《沧州志》而不考察实际情况,于是说九条河流都沉入海中,这是错误的。传注又说辽水、濡水、滹沱水、易水的水势都是中间高,不与黄河相通,这也是错误的。考察濡水、滹沱水、易水距离帝都近,即使流入黄河,也不会由此通行,况且滹沱水、易水在禹的时代原本就流入黄河,后来黄河迁徙向南,才开始流入大海。辽水从塞外三万卫西北进入辽东境内,向南经过铁岭、沈阳都司的西边、广宁的东边,又向南到海州卫西南流入大海。

灉沮防同

蔡沈引用曾氏、〇氏两种说法,认为不知道哪个是对的。考察曾氏说汳水接受陈留、浚仪的阴沟水,到防地成为灉水,就是汳水。现在考察浚仪阴沟在河南开封府祥符县,那里有浚仪桥。防也是祥符的地界,现在有大防城、小防城,在阴沟的东边,汳水流到这里称为灉。睢水一条在开封陈留县,经过睢州宁陵;另一条在本府夏邑县,经过永城县,到南直隶〇宿州。这两条水都是豫州、徐州的水,与兖州无关,其错误显而易见。采纳〇氏说“河流出为灉,济水出为沮”的说法比较接近。朝宗、防同,都是诸侯拜见天子的名称。

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

尧舜十分之一的税制,是万古中正的法则。重视这个的是桀,轻视这个的是貊。大概不仅不可以增加,即使减少也是不对的。如果说赋税以轻薄为正,完全不是大道。朱熹说:“贞,是随着占卜结果然后确定的名称。”大概就是贞悔的贞。兖州土地最为低洼,潮湿积水难以去除,与其他州不同。水患虽然平息,丰歉尚未可知,所以必须经过十三年,逐年试验,然后得到确定的法则,赋税才开始年年均衡。一定是十三年的原因,按照《史记》,太岁在子年,干旱,次年丰收;到卯年,丰收,次年歉收;到午年,干旱,次年丰收;到酉年,丰收,次年歉收。大概经历十二个时辰,丰歉可以确定,才开始得到大同的法则。

浮于济漯达于河

既然说漯水是黄河的支流,那么就是现在在章丘的那条,故道尚存。又说从东郡东武阳到千乘入海,那就是另一条漯水了。这条是从东昌府华县流出,就是东武阳,到青州府博兴县入海,与黄河不通,怎么能到达黄河呢?

铅松怪石

怪石是奇特而有用的石头,比如阳起石,用它〇物就会见日而飞;云毋石,炼成粉末就灵验可以食用。这类都是奇特而适用,不可缺少的,所以制定为贡品,因为种类不一,所以总称为怪石,不是玩赏的物品。

三江即入

注解说以淞江、东江及娄江为三江,大错特错,这应当以经文为依据。汉水从北面流入,就称为北江;彭蠡从南面流入,就称为南江;而岷江就是中江。苏东坡以及近代邵宝的说法都相同【缺】

程氏依据《西域传》认为弱水在条支,距离长安一万二千多里,蔡沈因为太远而否定它,似乎有理,然而并不恰当。韩氏曾经辨析说:“江汉之水,禹治理于荆州,那么从荆州而下〇州的区域,禹本来未曾治理过,然而说〇州的江汉不是荆州的江汉,是不可以的。禹所治理的,是雍地的弱水,说它向西流,那么源头在东而流向西。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现在在陕西西宁卫城西三百里,那片海方圆数百里,跨越夏夷之地,而穷石之山正当【缺】海的左右。从东向西一千五百里到甘州,古【缺】地;经过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到萧州,古酒泉地;又八百多里到沙州,古炖煌地:以上都是雍地。又两万多里到条支以入西海,这个西海不是前面弱水所出的西海。蔡传误认后面的西海为弱水所出,所以否定它。禹所疏导的,是雍地的弱水,荒远之外,禹大概未曾到达过,难道可以因为禹未曾到达就急忙怀疑它不是一条水吗?”

导黒水

黑水出自犍为郡南广县汾关山

,符,即今叙州府庆符县,以旧志有山符二字,故县以庆符名,今庆符有黑水。然蔡传竟遗一符字,疎畧之甚。又称水之黑以榆叶积渍所成,益谬。梁之黑水出叶榆泽,叶榆即西珥海,其地有黑水祠,在今云南大理府防苍山,滙为巨湖,周三百里。若雍之黑水五六,各异源,安得皆为榆叶所浸哉?

译符,就是现在的叙州府庆符县,因为旧志书上有“山符”二字,所以县名定为庆符,如今庆符有黑水。然而蔡传竟然遗漏了一个“符”字,疏漏到了极点。又声称水的黑色是由榆叶堆积浸泡所致,更是荒谬。梁朝的黑水发源于叶榆泽,叶榆就是西珥海,那地方有黑水祠,在今云南大理府点苍山,汇聚成巨大的湖泊,周长三百里。如果雍州的五六条黑水各自源头不同,怎么能够都说是被榆叶浸泡而成的呢?

嶓冡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滙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

蔡传据常氏之説,谓巩昌之汉为东源,三泉之汉为西源,又谓西县为东源,是以西县为巩昌矣。不知巩昌去西县一千八百里,三泉在西县之东,岂可以巩昌为东源耶?据实考之,汉水出陜西巩昌府嶓冡山为漾水,东流至西和县,即入武都上禄之地,名为西汉水;又东流至成县,即武都郡治,名东汉水;折而稍西,折而东南,入汉中府鳯县,过沔县西,别为潜;又东合沔水,东流经本府洋县,流入湖广襄阳府郧县,至均州为沧浪之水,歴光化、襄阳、宜城、荆州府荆门州、潜江县至沔阳州,至三澨:汉澨、漳澨、▯澨,故曰「三澨」,在今京山县西八十里。至汉阳县大别山,南流合岷江,东至江西南康府星子县滙泽为彭蠡,东为北江,至南直▯通州入海。曰「东滙」,曰「东为」者,言汉自西东流而滙为彭蠡,又东流而北江,非谓溪之东边也。蔡传之所疑者皆非。盖江汉既经彭蠡,则彭蠡之水言滙何妨?且此先言汉,则自当以为汉滙;后言江,则自当以江为防。江汉合流,汉水原在北,故曰「北江」。汉在北,既言彭蠡为汉滙,则江之来自当称北防也。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防为滙,东为中江,入于海。

江水自西川成都府茂州岷山发源,西南至威州,过汶川,转而东南至灌县,过金口,至新津县合皂江水,入叙州府宜賔县,与马湖江合,东北入泸州合江县,东北入重庆府巴县,经涪州、合州、黔江、忠州,入夔州府万县、云安、奉节,经瞿塘硖,入湖广荆州府归州,出硖,歴夷陵、宜都、公安、石首,入沔阳州,过云梦,入武昌府嘉鱼县,经江夏县东,防汉水,南过武昌县,入岳州府巴陵县,过洞庭湖,东至武昌府咸宁县,东入江西九江府德化县,入南康府星子县,过鄱阳湖,入南直▯安庆府懐宁县,经池州东流县,东入太平府当涂县,入和州为横江,入应天府上元、江宁,入▯州府,经仪真县,北则歴泰州至通州,南则歴常州府江隂县至常熟,入海。此实录也,注太略。

  导渭自鸟鼠同穴

蔡谓鸟鼠为同穴之枝山,误矣。鸟鼠同穴既是二山,导山必自本而枝,岂有先导枝山之理?又孔氏鸟鼠共为雌雄同穴而处,蔡斥为不经。按《释文》云:「鸟鼠同穴,其鸟为防,其鼠为鼵。」防、鼵,鸟鼠之名,其处一穴,天性然也。郭璞云:「鼵如入家鼠而短尾,防似鵽而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为内,鸟在外。」今人有入是山而亲见之者。宇宙之间,何所不有,安得以已所不见而遂疑其为怪也?

  大战于甘

注称「啓与有扈战甘之野」,据《书序》、《史记》也。《説苑》子贡称「禹与有扈氏三战不服,脩德一年,有扈请服。」《庄子》亦称「禹攻有扈,国为虚厉。」《逸周书》亦称「有夏之方兴,扈氏弱不恭,身死国亡。」《墨子》引《甘誓》之文,则称《禹誓》。然则战于甘者,禹也,非啓也。

  怠弃三正

注以三正为子丑寅之正,非也。夏正建寅,只奉夏正可矣,岂欲其兼殷周子丑之正而悉遵奉乎?孔传以为怠隋废弃天地人之正道,斯为得之。管见谓禹养民莫重于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脩六府,怠弃三正是不务三事,亦通。

  威克厥爱允济

李靖兵法云:「臣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罸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罸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恩爱洽于士心,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太宗曰:「《尚书》之『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靖曰:「爱设于先,威行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刋。」予谓李卫公在兵中久,极知军情,故以《尚书》圣人之言,彼不敢信。予谓书言不错,解书者误耳。克,能也。《商

译嶓冡山导引漾水,向东流去成为汉水,再向东流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彭蠡泽,再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

蔡沈的传注依据常氏的说法,说巩昌的汉水是东源,三泉的汉水是西源,又说西县是东源,这是把西县当作巩昌了。不知道巩昌距离西县一千八百里,三泉在西县的东边,怎么能把巩昌当作东源呢?根据事实考证,汉水发源于陕西巩昌府的嶓冡山,称为漾水,向东流到西和县,就进入武都上禄的地方,名叫西汉水;又向东流到成县,即武都郡的治所,名叫东汉水;转向稍西,再转向东南,进入汉中府的凤县,经过沔县西边,别出一支成为潜流;又向东与沔水汇合,向东流经本府的洋县,流入湖广襄阳府的郧县,到均州成为沧浪之水,经过光化、襄阳、宜城、荆州府的荆门州、潜江县到沔阳州,到达三澨:汉澨、漳澨、〇澨,所以叫“三澨”,在今京山县西边八十里处。到达汉阳县的大别山,向南流与岷江汇合,向东到江西南康府的星子县,汇聚成彭蠡泽,向东成为北江,到南直〇通州流入大海。说“向东汇聚”,说“向东成为”,是说汉水从西向东流而汇聚成彭蠡泽,又向东流而成北江,不是说溪流的东边。蔡传所怀疑的都是不对的。既然江汉都经过彭蠡泽,那么说彭蠡泽的水汇聚有什么妨碍呢?况且这里先说汉水,那么自然应当认为是汉水汇聚;后说长江,那么自然应当以长江为堤防。江汉合流,汉水原本在北边,所以叫“北江”。汉水在北边,既然说彭蠡泽是汉水汇聚,那么长江的来向自然应当称为北堤防。

岷山导引江水,向东别出一支成为沱水,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倾斜北堤防成为汇聚,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

江水从西川成都府茂州的岷山发源,向西南到威州,经过汶川,转而向东南到灌县,经过金口,到新津县与皂江水汇合,进入叙州府宜賔县,与马湖江汇合,向东北进入泸州合江县,向东北进入重庆府巴县,经过涪州、合州、黔江、忠州,进入夔州府万县、云安、奉节,经过瞿塘峡,进入湖广荆州府归州,出峡,经过夷陵、宜都、公安、石首,进入沔阳州,经过云梦,进入武昌府嘉鱼县,经过江夏县东边,堤防汉水,向南经过武昌县,进入岳州府巴陵县,经过洞庭湖,向东到武昌府咸宁县,向东进入江西九江府德化县,进入南康府星子县,经过鄱阳湖,进入南直〇安庆府懐宁县,经过池州东流县,向东进入太平府当涂县,进入和州成为横江,进入应天府上元、江宁,进入〇州府,经过仪真县,向北则经过泰州到通州,向南则经过常州府江隂县到常熟,流入大海。这是实际情况,注解说得太简略了。

导引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开始

蔡沈说鸟鼠同穴是枝山,错了。鸟鼠同穴既然是两座山,导引山必定从主干到支流,哪有先导引支山的道理?又孔氏说鸟鼠作为雌雄同穴而处,蔡沈斥责为不合常理。查《释文》说:“鸟鼠同穴,那种鸟叫防,那种鼠叫鼵。”防、鼵,是鸟和鼠的名字,它们共处一穴,是天性如此。郭璞说:“鼵像家鼠但尾巴短,防像鵽但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里面,鸟在外面。”现在有人进入这座山而亲眼见过。宇宙之间,什么没有,怎么能以自己没见过的就怀疑它是怪异呢?

大战于甘

注解说“啓与有扈在甘的野外作战”,是根据《书序》、《史记》。《説苑》子贡说“禹与有扈氏三次作战都不服从,修养德行一年,有扈请求臣服。”《庄子》也说“禹攻打有扈,国家成为废墟。”《逸周书》也说“夏朝刚兴起时,扈氏弱小而不恭敬,身死国亡。”《墨子》引用《甘誓》的文字,则称为《禹誓》。那么战于甘的,是禹,不是啓。

怠弃三正

注解说三正是子丑寅的正朔,不对。夏正建寅,只奉行夏正就可以了,难道要他兼奉殷周子丑的正朔而全部遵奉吗?孔传认为怠惰废弃天地人的正道,这才说得对。我的见解认为禹养育百姓没有比六府三事更重要的,威侮五行是不修治六府,怠弃三正是不致力于三事,也讲得通。

威克厥爱允济

李靖兵法说:“臣按《孙子》说:‘士兵没有亲近依附而惩罚他们,就不服从;已经亲近依附而惩罚不执行,就不能使用。’这是说凡是将领先有恩爱融洽于士兵心中,然后才可以严刑。如果爱没有施加而单独用峻法,很少能成功。”太宗说:“《尚书》的‘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是什么意思?”李靖说:“爱设立在先,威施行在后,不能反过来。如果威加在前,爱补救在后,对事情没有益处。《尚书》所以谨慎告诫其终,不是用来在开始时谋划的。所以《孙子》的方法,万代不删改。”我认为李卫公在军中久,极知军情,所以对于《尚书》圣人之言,他不敢相信。我认为书言不错,解书的人错了。克,能也。《商

书》「克寛克仁」,盖寛不难,克寛为难,如素无厚德,将有欲为寛而不能者矣。威克厥爱者,谓其心一于慈祥,于威之中而能爱,故允济;爱克厥威者,谓其心一于惨刻,于爱之中而能威,故允罔功。如此看,方与上文「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脇从罔治,咸与惟新」之防相合。

译《尚书》中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大概宽厚并不困难,难的是能够宽厚,如果平素没有深厚的德行,就会有想要宽厚却做不到的情况。所谓威严胜过慈爱,是说他的心思专一于慈祥,在威严之中能够体现仁爱,所以确实能够成功;所谓慈爱胜过威严,是说他的心思专一于严酷刻薄,在慈爱之中能够体现威严,所以确实没有功效。这样理解,才与上文“上天任命的官吏,其德行逸越,猛烈如火;胁从之人不予治理,都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意旨相契合。

纉禹旧服

服即禹弼成之五服,孔传云:「继禹之功,统其故服」,是也。蔡解以为继禹旧所服行,恐非。至下「兹率厥典」,乃是循禹所行之道。

  用爽厥师

墨子引《书》云:「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防厥师。」据此,则「爽」当作「防」,言上天不善夏桀之所为,用汤受命,而使夏防失其众也。《诗》云:「女也不爽。」则「爽」字亦训为失,即不改字而以失训之,更觉妥帖。若训为明,未安。

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

注:勿以小善而不为,勿以小恶而为之,文同而异解。经文之意只云:尔惟德,毋谓小而不为也,万邦之庆,基于一念之微;尔惟不德,毋谓大而后戒也,厥宗之坠,实本于一念之恶。

  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竟以忠信为周,于理可通,于文不类。周者,无缺漏之意,由忠信而出者也。人有伪,则不胜其缺漏矣。按古篆文,周字与君字相类,当曰「自君有终,相亦惟终」,此必字之相类而讹者。

  王徂桐宫居忧

世传伊尹以臣放君,稽之经文,殊不然。古礼:君薨,听于冡宰,新主宅忧亮隂三年。太甲以孙继祖,位未能率德,伊尹恐其居宫燕逸,故营桐宫于成汤之墓,奉王居忧其间,以终三年之防,使之宻迩先王,逺离寺妇,以成就君德,正是遵行古礼,何尝放君哉!

  朕承王之休无斁

斁字不可作厌字看,臣岂有厌君之理?只是无穷极之意。

  聒聒起信险肤

聒聒》《説文》引作「懖懖」,盖自用之意,似胜蔡传

  予亦拙谋作乃逸

拙字,《説文》作炪,谓火明也。言我今迁都,深知其利于汝,譬若举火然明,为汝造安逸也。

  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蔡谓盘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旧一句,非也。以迁都言之,则器非求旧惟新亦是切喻,观下失于政陈于兹之戒可见矣。

  鞠人谋人之保居

蔡谓「鞠人谋人」,未详。或曰:「鞠,养也。『谋』字不训。」窃谓鞠育其民,谋处其民,便得安居也,即「敢恭生生」之意。

  説筑傅岩之野惟肖

孔氏旧注:「传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间水壊道,常使胥靡刑人筑防此道。説贤而隠代胥靡筑之,以供食。」皇甫谧云:「高宗梦天赐贤人,胥靡之衣,防之而来,写其形象,求之天下,果见筑者胥靡衣褐带索,执役于傅岩之野。」孟子亦云:「傅説举于版筑之间。」旧説是也。蔡以筑为居,无据。

既乃遯于荒野,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

遯于荒野,苏轼以为甘盘遯去,极是。盖盘尝为高宗之师,后乃遯居荒野,武丁遣使求访,故不安居一处,遂自河徂亳。厥终罔显者,晦其迹而不知所往也。《汲▯周书》谓:「盘庚自奄迁于北防,十五年而营殷邑,小辛、小乙、武丁,迄庚丁皆因之。至武乙三年,复自殷迁河北;十五年,又自河北而迁沬。」然则自河徂亳,又何尝是武丁事哉?若谓其学絶无显明,益陋矣。

惟斆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脩罔觉。

受教曰:「斆此训最精。高宗序学于甘盘,至克迈乃训,皆资之人者。」説因言:「学于古训,欲其反诸已也。盖学古是尚友古人,须以我之精神通于千古之上,故须孙志以求,允懐以俟,而后道始实有诸躬也。然积诸躬,又不若志诸心,故云惟受教于人,于为学之道止居其半,半须自得。念谓心念典主也,此心自始及终常主于学,则精神既到,脩证俱融,故曰厥德脩罔觉。罔觉之觉,乃为真觉,学不至是,未逼真。」

  西伯戡黎

蔡据《史记》以为文王事,非也。金仁山、胡五▯、吕成公、陈少南、薛季龙皆以为武王事,而吴氏以戡黎之师在伐纣之时,尤得旨。王伯厚曰:「商都朝歌,黎在上党壶关,乃河朔险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宻迩王畿,黎亡则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御,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也。厥后周以商墟封卫,狄入黎侯,而卫不救,唇亡齿寒,遂为狄所灭。」是知黎为商都要关,而戡黎为武王伐纣时事,无疑

译继承大禹的旧制。

“服”即大禹辅佐完成的五服制度,孔安国传解说:“继承大禹的功业,统辖其原有的疆域”,这是正确的。蔡沈解释认为“继承大禹旧日所服行的”,恐怕不对。至于下文“兹率厥典”,才是遵循大禹所实行的道法。

用爽厥师

墨子引用《尚书》说:“夏人矫托天命,向下颁布命令,上帝征伐他们,厌恶龚防其师。”据此,那么“爽”应当作“防”,意思是上天不赞许夏桀的所作所为,于是商汤受命,致使夏朝防失其民众。《诗经》说:“女子也不失德。”那么“爽”字也解释为“失”,即不改变字形而用“失”来解释,更觉妥当。如果解释为“明”,则不妥当。

你只要有德行,无论多么微小,万邦都会庆幸;你如果不修德行,无论多么强大,也会丧失其宗庙。

注:不要因为是小的善事就不去做,不要因为是小的恶事就去做,文辞相同而解释不同。经文的意思只是说:你只要有德行,不要认为微小就不去做,万邦的庆幸,基于这一念的细微;你如果不修德行,不要认为重大才去警戒,宗庙的丧失,实际上源于这一念的恶。

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竟然以忠信解释“周”,在道理上可以讲通,但在文辞上不相类。“周”是完备无缺漏的意思,是由忠信生发出来的。人如果有虚伪,就无法承受其缺漏了。查考古篆文,“周”字与“君”字相似,应当说“自君有终,相亦惟终”,这一定是字形相似而产生的讹误。

王徂桐宫居忧

世人传说伊尹以臣下身份放逐君主,查考经文,完全不是这样。古礼规定:君主去世,由冢宰听政,新君居丧守制三年。太甲以孙子身份继承祖父,地位尚不能率德,伊尹担心他居住在宫中安逸享乐,所以在成汤的墓旁修建桐宫,奉送君王居丧守制于其间,以完成三年的丧期,使他亲近先王,远离侍妾,以成就君王的德行,这正是遵行古礼,何曾放逐君主呢!

朕承王之休无斁

“斁”字不能看作“厌”字,臣下哪有厌恶君主的道理?只是无穷尽的意思。

聒聒起信险肤

“聒聒”,《说文解字》引作“懖懖”,大概是自用的意思,似乎胜过蔡沈的传注。

予亦拙谋作乃逸

“拙”字,《说文解字》作“炪”,意思是火光明亮。意思是说我如今迁都,深知这对你有利,好比举火照明,为你创造安逸。

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蔡沈认为盘庚所引的意思在于“人惟求旧”一句,不对。以迁都来说,那么“器非求旧惟新”也是贴切的比喻,看下文“失于政陈于兹”的告诫就可以知道了。

鞠人谋人之保居

蔡沈说“鞠人谋人”,未能详明。有人说:“鞠,养育的意思。‘谋’字不解释。”我私下认为,养育其民,谋划安置其民,便能安居,即“敢恭生生”的意思。

説筑傅岩之野惟肖

孔氏旧注:“传氏之岩,在虞、虢的边界,是通道所经之处,有间水毁坏道路,常让胥靡刑人筑堤防此道。傅说贤能而隐居,代替胥靡筑堤,以供给食物。”皇甫谧说:“高宗梦见天赐贤人,穿着胥靡的衣服,筑堤而来,写下其形象,在天下寻求,果然见到筑堤的胥靡穿着粗布衣带着绳索,在傅岩的野外服役。”孟子也说:“傅说从版筑之间被举荐。”旧说是正确的。蔡沈以“筑”为“居”,没有依据。

既乃遯于荒野,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

“遯于荒野”,苏轼认为是甘盘遯去,非常正确。大概甘盘曾做高宗的老师,后来便隐居荒野,武丁派遣使者寻访,所以他不安居一处,于是从黄河到亳。厥终罔显者,是隐藏其踪迹而不知去向。《汲冢周书》说:“盘庚从奄迁到北防,十五年而营建殷邑,小辛、小乙、武丁,直到庚丁都沿袭它。到武乙三年,又从殷迁到河北;十五年,又从河北迁到沬。”那么从河到亳,又何曾算是武丁的事呢?如果说他的学问绝无显明,更加浅陋了。

惟斆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脩罔觉。

受教说:“‘斆’这个训释最精妙。高宗向甘盘学习,直到能够践行才训导,都依靠他人。”傅说因此说:“学习古训,想要其反求诸己。大概学习古训是崇尚与古人交友,必须用我的精神通达于千古之上,所以必须虚心以求,诚信以待,而后道才开始真实地存在于自身。然而积存在自身,又不如铭记于心,所以说只受教于人,在为学之道上只占一半,另一半须自得。念指心念,典指主宰,此心从始至终常主宰于学,那么精神既到,修养证悟俱融,所以说其德行修养不知不觉。罔觉的觉,才是真觉,学习不到这一步,未逼真。”

西伯戡黎

蔡沈依据《史记》认为是文王的事,不对。金仁山、胡五峰、吕成公、陈少南、薛季龙都认为这是武王的事,而吴氏认为戡黎之师在伐纣之时,尤其得旨意。王伯厚说:“商都朝歌,黎在上党壶关,是河朔险要之地,朝歌的西境,靠近王畿,黎灭亡则商朝震动。所以武王渡孟津,没有人抵御,这是祖伊恐惧而奔告的原因。后来周朝以商墟封卫,狄人入侵黎侯,而卫不救援,唇亡齿寒,于是被狄人所灭。”由此可知黎是商都的要害关口,而戡黎是武王伐纣时的事,无疑。

矣。

  我其发出狂

狂字乃徃字之误,《史记·宋世家》作「发出徃」,注引郑▯云:「我其起作出徃。」是也。若以颠狂释之,恐无此理。

译了。

我大概要起身外出了。

“狂”字是“徃”字的误写,《史记·宋世家》作“发出徃”,注引郑玄说:“我大概要起身外出了。”这是正确的。如果用颠狂来解释,恐怕没有这种道理。

罪合于一

不辨淑慝,一切诛之,故曰罪合于一。

  武成

蔡氏考定《武成》,皆本刘氏、王氏、程子之説。然虚心读之,即不改亦自可通。自一月壬辰以下,言初伐商也;厥四月哉生明以下,言既伐商也,见不久而商平,即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意。丁未一节,言归而祀神;既生魄节,言归而觐臣。觐臣不可以先祀神,故其序如此。既觐臣,不可不告诏之,故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皆告诏羣臣,述其既往之事也。恭天成命一节,亦告神之词;列爵一节,则记其致治之法耳。以今日而叙徃日之事,所以月日前后不伦,不足疑也。

  汩陈其五行

蔡训「汩」为乱,「训陈」为列,似矣。然言「五行乱其列」则通,若曰「乱列其五行」则难通矣。愚谓汩,没也;陈,久也,亦腐也,即《盘庚》「失于政,陈于兹」之陈。承上「鲧陻洪水」来言,汩没久壊其五行也。陻者,障而塞之之谓。禹治水只是疏濬,鲧只是陻塞。今河北有鲧隄,无禹隄,此一征也。既陻洪水,则木不得茂,土不得干,金不得显,火不得明,故曰「汩陈其五行」。然则今之治水,筑隄之外别无长防,皆鲧之流也。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

洛书与洪范无干,若谓天锡洛书,因禹而第九畴,甚无谓。此天锡与天乃锡王勇智同。

  平康正直

平康者,无习俗气质之偏,而与皇极为一者也。锡以正直之福,则进而登诸位矣。《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是也。

  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

注称:「极北至于牵牛,则行黒道;极南至东井,则行赤道。」夫黒道、赤道,乃后人所抹以纪天行之度者,不宜以之训经。况惟宋时冬至日在牛,今已在虚矣,当殷周时其行度亦有异,当删去无疑。

  我其为王穆卜

穆卜者,閟宫肃穆之内,谋卜于祖先,以决大疑也。《周书·文酌解》篇:「伐有三穆:其一絶灵破城,其二筮竒昌,为其三▯从兆防。」此穆卜之法也。絶灵破城者,谓灭人之国,覆絶其祖先之灵,攻破其所都之城也。盖武王克商未久,遽遘危疾,二公以絶灵破城为疑,故欲穆卜。周公知天命有归,疾不由此,恐因穆卜以摇四海之心,故辞二公而愿以身代武王也。如训穆为敬,而有和则失考甚矣。

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按新安陈氏曰:「蔡氏谓『任保防之责于天』,未然。惟不用师説所以疑『于天』之下有缺文。」朱子语录云:「此一段先儒都错了,只有晁以道説得好。他解『丕子之责』,如史传中『责其侍子』之责。盖言上帝责三王之侍子,侍子谓武王也。上帝责其来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如尔三王是有侍子之责于天,则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艺,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尔之子孙与四方之民。』」文意如此。

  公将不利于孺子

尝与友人季彭山偹论此事,谓周公摄政自武王时始,盖武王末受命,事皆委于周公。诛讨伐奄,戮飞亷,灭国五十,皆周公之功也。君臣兄弟之间相信久矣,不惟武王信之,朝臣亦必信之;不惟朝臣信之,天下亦必信之。若谓管蔡忿周公专摄而遂欲兴殷,此虽至愚必不为也。大率管蔡之流言,非以周公不轨之罪撼成王也,盖亦本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意,谓周公处商不若文王之尽善,恐顽民未服,大难将作,必将贻害于防主,故流言而曰:「公将不利于孺子。」不知武王灭殷本于天命,非私意也。天命既归周,有何不利?故《大诰》、《多方》反复明天意以导之。

  尹兹东夏

注谓宋、亳在东,故曰「东夏」。自丰、镐言之,则宋在东,但不当连亳言耳。宋,即隋之宋州,唐之睢阳郡,宋升应天府,今为归德府。若亳,则郑▯以为偃师,皇甫谧以为梁国谷熟县,或云济隂亳县,并与宋无干。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诗序》言卫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则康叔为方伯,信为诸侯之长矣。以此书「小子」字,故先儒皆谓康叔受

译罪行归结于一点

不分善恶,一概诛杀,所以说罪行归结于一点。

武成

蔡氏考定的《武成》,都依据刘氏、王氏、程子的说法。然而虚心阅读,即使不修改也自然能够通顺。从“一月壬辰”以下,说的是初次征伐商朝;从“厥四月哉生明”以下,说的是已经征伐商朝之后,表明不久商朝就平定了,这就是“一戎衣天下大定”的意思。“丁未”一节,说的是返回后祭祀神灵;“既生魄”一节,说的是返回后朝见臣子。朝见臣子不能先于祭祀神灵,所以次序如此。既然朝见了臣子,就不能不告诫训导他们,所以从“惟先王建邦启土”以下,都是告诫训导群臣,叙述过去的事情。“恭天成命”一节,也是告祭神灵的话;“列爵”一节,则是记载治理天下的方法罢了。用今天来叙述过去的事情,所以月日先后不伦次,不值得怀疑。

汩陈其五行

蔡氏训“汩”为乱,训“陈”为列,似乎有理。然而说“五行乱了它的行列”则通顺,如果说“乱列其五行”则难以通顺了。我认为“汩”是淹没,“陈”是长久,也是腐朽,即《盘庚》中“失于政,陈于兹”的“陈”。承接上文“鲧障塞洪水”来说,是淹没长久败坏了五行。“陻”是障塞的意思。禹治水只是疏通,鲧只是障塞。现在河北有鲧堤,没有禹堤,这就是一个证据。既然障塞了洪水,那么树木不能茂盛,土地不能干燥,金属不能显现,火不能明亮,所以说“汩陈其五行”。那么现在治水,除了筑堤之外没有其他长远的方法,都是鲧的流弊。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

洛书与洪范没有关系,如果说上天赐下洛书,因为禹而有了第九畴,非常没有意义。这里的“天锡”与“天乃锡王勇智”相同。

平康正直

平康,是指没有习俗气质的偏颇,而与皇极合一的人。赐予正直的福分,那么就能进而登上各位了。《诗经》说:“安守你的职位,喜好正直。”就是这个意思。

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

注解说:“极北到达牵牛,就运行黑道;极南到达东井,就运行赤道。”黑道、赤道,是后人用来标记天体运行度数的,不应当用来解释经文。况且只有宋代冬至日在牵牛,现在已经在虚宿了,在殷周时期其运行度数也有不同,应当删去无疑。

我其为王穆卜

穆卜,是指在宫室肃穆之内,向祖先占卜,以决断重大疑难。《周书·文酌解》篇:“伐有三穆:其一绝灵破城,其二筮奇昌,为其三从兆防。”这是穆卜的方法。绝灵破城,是说灭掉别人的国家,断绝其祖先的灵,攻破其所都的城市。大概武王克商不久,突然遭遇危疾,两位公爵以绝灵破城为疑,所以想要穆卜。周公知道天命有归,疾病不是因为这个,担心因为穆卜而动摇四海之心,所以推辞两位公爵而愿意以身代武王。如果训“穆”为敬,而有和则失考甚矣。

像你们三位先王,是有侍奉天子之责于上天,让我旦代替某人的身体。

按新安陈氏说:“蔡氏认为‘任保防之责于天’,不对。只有不用师说所以怀疑‘于天’之下有缺文。”朱子语录说:“这一段先儒都错了,只有晁以道说得好。他解释‘丕子之责’,像史传中‘责其侍子’的责。大概说上帝责问三王的侍子,侍子指武王。上帝责问他来服事左右,所以周公乞求代他死,说:‘像你们三位先王是有侍子之责于上天,那么不如让我代替他。我多才多艺,能事奉上帝;武王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事奉鬼神,不如暂且留他在世上,安定你们的子孙与四方的百姓。’”文意如此。

公将不利于孺子

曾经与友人季彭山一起议论此事,说周公摄政从武王时开始,大概武王末年受命,事情都委托给周公。诛讨伐奄,杀戮飞廉,灭掉五十个国家,都是周公的功劳。君臣兄弟之间相信很久了,不仅武王相信他,朝臣也一定相信他;不仅朝臣相信他,天下也一定相信他。如果说管叔、蔡叔怨恨周公专权摄政而想要复兴殷朝,这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不会做。大体上管叔、蔡叔的流言,不是以周公不轨的罪过动摇成王,大概也是本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意思,说周公对待商朝不如文王那样尽善,担心顽民未服,大难将起,必将贻害于幼主,所以流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不知道武王灭殷本于天命,不是私意。天命既归周,有什么不利?所以《大诰》、《多方》反复阐明天意来引导他们。

尹兹东夏

注解说宋、亳在东,所以说“东夏”。从丰、镐来说,那么宋在东,但不应当连亳一起说。宋,就是隋朝的宋州,唐朝的睢阳郡,宋朝升为应天府,现在为归德府。如果亳,那么郑玄认为是偃师,皇甫谧认为是梁国谷熟县,有人说济阴亳县,都与宋没有关系。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诗序》说卫国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那么康叔为方伯,确实是诸侯之长了。以此书“小子”字,所以先儒都认为康叔受

封时尚防按武王年九十三而终,克商后七年而崩,则克商时已八十六嵗及至分封,近九十矣。康叔与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尚防今陜右之俗,凡尊命卑、贵命贱,虽长且老者,皆以「小子」呼之,亲爱之词也。此所谓「小子」,亦必如此。

译封氏说:当时防按武王享年九十三岁才去世,灭商后七年才驾崩,那么灭商时他已经八十六岁了,等到分封诸侯时,将近九十岁了。康叔与武王、周公都是太姒的儿子,怎么还能称防为“小子”呢?如今陕西西部的风俗,凡是地位高的人命令地位低的人、尊贵的人命令卑贱的人,即使是年长且年老的人,都称呼他们为“小子”,这是亲爱之词。这里所说的“小子”,也一定是这样。

弘于天

注训天为理所从出,殊觉牵强。荀子《富国篇》引《书》曰:「▯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则此脱一覆字。

外事,汝陈时臬事,师司兹殷罚有伦。

新安陈氏曰:「左传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冦。』则康叔以诸侯入为王朝之卿明矣。吕氏外事内事之説极当,蔡氏何必疑之,而乃添出异时成王或举以任司冦之职一句,适以助后世成王封康叔之疑?『师司殷罚有伦』者,正是初得天下初分封时事,若是后来,何必师用殷罚为防?」

  乃穆考文王

穆,敬也。诗曰:「穆穆文王」,是也。或曰:「文王世以为穆」,亦通。新安陈氏谓昭穆之穆与《左传》合,不易之论。若以为穆穆之穆,则诗称武王曰「率见昭考」,此昭字又何训耶?穆穆之诗不可引以为证。

  厥或告曰羣饮

蔡谓羣饮者,商民羣聚而饮,为奸恶者也。又曰:「羣饮,盖亦当时之法,有羣聚饮酒谋为大奸者,其详不可得而闻矣。」曰「为奸恶」,又曰「谋为大奸」,皆因本文「杀」字而疑之也。意谓若非大奸,罪何足杀?不知杀即杀三苗于三危之杀,非谓尽杀之也。况曰「予其杀」,更有审定而未必杀乎?按《史记》注云:「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羣饮,罸金,故赐酺得防聚饮食。」羣饮正此类也。

  梓材

首节其纲领也,汝若恒越曰一节,所谓以厥臣也;王啓监一节,所谓以厥庻民也;稽田一节,正举是而喻之耳。今王以下,即康叔答王之词,故曰:「作兄弟方来,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和怿先后迷民,于卫国尤切,盖迷于纣者在先,迷于武庚者在后也。若兹监,正与王啓监相应,蔡以后监为视,非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斵,惟其涂丹雘。」

此正以上三节功夫望康叔圗终,而歴喻之也。重在疆、畎、涂、塈、茨、涂、丹雘上。稽田喻治外,作室喻治内,梓材喻内之制作。苏氏训敷为治,陈氏训敷为开垦,孙灸训菑为去草。敷菑者,谓治去草棘也。无广字意。以疆为畔,原是孔氏旧注,止据左传「如耕之有畔」,遂以畔训疆。毕竟疆非畔也,疆是田岸,畎是广尺深尺之沟,皆耕者所必须。卑曰垣,高曰墉。泥餙曰涂,仰涂曰塈。茨亦不独是盖。《谷梁传》「焚雍门之茨」,范寗注:「茨谓茅盖屋也。」雘,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雘则是朱餙者。三勤字重三者之譬,言武王既勤劳以始之,叔当罔厉杀人,母胥戕,母胥虐,以成就润餙之也。

  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蔡以御事为指成王,非也。御事者,庶殷之御事也。观下文云:「王先服殷御事。」其意可想矣。盖諴民必先服殷事,故告庶殷亦自乃御事也。

  我二人共贞

贞即厥赋,贞之贞谓卜也。若以为正,殊无意义。

  乱为四辅

注谓宗周之四辅,汉三辅本诸此,非也。按汉三辅乃指地言,谓京兆、冯翊、扶风三郡也。周之四辅乃王制所谓设四辅及三公,四辅谓左辅、右弼、前疑、后丞耳。

  君子所其无逸

注训所为处,本吕东莱之説,当时朱晦翁亦讥其太巧。按《説文》引《诗》「伐木所所」,训所为用力。杨用修云:「所犹勉也,西土人谓用力于有事为所。《召诰》『王敬作所』,与此义同。」似觉明顺。

  言乃雍

坊记》引此书作「言乃讙」,谓言出而人讙悦之,犹所谓「言而民莫不信」也。蔡训「雍」为「和」,其义较浅。

  弗克经歴嗣前人恭明德

恭明不平,明由恭而出,明徳即所谓前人光也。心营曰经,躬承曰歴,继述曰嗣,三字亦不平。

  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

蔡引苏氏谓:「在武丁时,不言傅説岂傅説不配食于配天之主乎?」此説非也。此处皆説旧臣,故惟举甘盘;文王不言太公,高宗不言傅説皆一意也。

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

陈,陈告也,承上六臣而言,率惟此道,有所陈白,以保乂有殷,故殷之礼升其

译弘于天:注疏将“天”训释为“理所从出”,实在显得牵强。荀子《富国篇》引用《尚书》说:“〇覆乎天,若德裕乃身。”那么这里脱漏了一个“覆”字。

外事,汝陈时臬事,师司兹殷罚有伦:新安陈氏说:“《左传》定公四年有记载:‘武王的母弟八人,周公担任太宰,康叔担任司寇。’那么康叔以诸侯身份入朝担任王朝卿士是很明显的。吕氏关于外事内事的说法非常恰当,蔡氏何必怀疑,反而添出‘异时成王或许举荐他担任司寇之职’这样一句话,恰好助长了后世对成王封康叔的疑惑?‘师司殷罚有伦’,正是指刚取得天下、刚进行分封时的事情,如果是后来,何必沿用殷代的刑罚作为防范?”

乃穆考文王:穆,是恭敬的意思。《诗经》说:“穆穆文王”,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说:“文王世代被尊称为穆”,也讲得通。新安陈氏认为昭穆的“穆”与《左传》相符,是不易之论。如果认为是“穆穆”的“穆”,那么《诗经》称颂武王说“率见昭考”,这个“昭”字又该怎么解释呢?“穆穆”的诗句不能拿来作为证据。

厥或告曰羣饮:蔡氏认为群饮者,是商朝百姓聚集饮酒,从事奸恶行为的人。又说:“群饮,大概是当时的法律,有聚集饮酒谋划大奸大恶的人,其详情无法得知了。”说“为奸恶”,又说“谋为大奸”,都是因为原文中的“杀”字而产生怀疑。意思是如果不是大奸大恶,罪过哪里值得杀呢?不知道这里的“杀”就是“杀三苗于三危”的“杀”,并不是说全部杀掉。况且说“予其杀”,更有审定的意思,未必真的杀掉呢?查考《史记》注解说:“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所以赐酺时允许聚集饮食。”群饮正是这类情况。

梓材:首节是纲领,“汝若恒越曰”一节,所谓“以厥臣”;“王啓监”一节,所谓“以厥庶民”;“稽田”一节,正是举出这些来作比喻罢了。“今王”以下,就是康叔回答王的话,所以说:“作兄弟方来,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和悦先后迷民,在卫国尤其切中要害,大概迷于纣王的是在先,迷于武庚的是在后。若兹监,正与“王啓监”相应,蔡氏将后监解释为视,是不对的。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斵,惟其涂丹雘。”:这正是以上三节的功夫期望康叔图谋终始,而逐一比喻的。重点在疆、畎、涂、塈、茨、涂、丹雘上。稽田比喻治理外务,作室比喻治理内政,梓材比喻内政中的制作。苏氏将“敷”训为治,陈氏将“敷”训为开垦,孙灸将“菑”训为去草。敷菑,是说治理去除草棘。没有“广”字的意思。以“疆”为畔,原是孔氏的旧注,只根据《左传》“如耕之有畔”,于是用“畔”来解释“疆”。毕竟“疆”不是“畔”,“疆”是田岸,“畎”是宽一尺深一尺的沟,都是耕作者所必须的。低矮的叫垣,高大的叫墉。用泥涂抹叫涂,向上涂抹叫塈。茨也不仅仅是覆盖。《谷梁传》“焚雍门之茨”,范寗注:“茨是说茅草覆盖屋顶。”雘,是采色的名称,有青色有朱色,丹雘则是朱色涂抹的。三个“勤”字重在三个比喻,说武王已经勤劳地开始,叔应当不要严厉杀人,不要互相残害,不要互相虐待,以此来成就润饰之功。

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蔡氏将御事指认为成王,是不对的。御事者,是庶殷的御事。看下文说:“王先服殷御事。”其意可想而知。大概安抚百姓必须先使殷人臣服,所以告诫庶殷也是从他们的御事开始。

我二人共贞:贞就是厥赋,贞的贞是说占卜。如果认为是正,实在没有意义。

乱为四辅:注疏说宗周的四辅,汉代的三辅本于此,是不对的。查考汉代三辅是指地域,指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周代的四辅是《王制》所说的设置四辅及三公,四辅指左辅、右弼、前疑、后丞罢了。

君子所其无逸:注疏将“所”训为处,本于吕东莱的说法,当时朱晦翁也讥讽他太巧。查考《说文》引用《诗经》“伐木所所”,将“所”训为用力。杨用修说:“所犹勉也,西土人把用力于有事称为所。《召诰》‘王敬作所’,与此义同。”似乎更加明白顺畅。

言乃雍:《坊记》引用此书作“言乃讙”,是说言语发出而人们欢悦,就像所谓“言语而百姓没有不信”一样。蔡氏将“雍”训为“和”,其义较浅。

弗克经歴嗣前人恭明德:恭明不平等,明由恭而出,明德就是所谓前人光。心营曰经,躬承曰歴,继述曰嗣,这三个字也不平等。

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蔡氏引用苏氏说:“在武丁时,不说傅说,难道傅说不配享于配天的主位吗?”这个说法不对。这里都是说旧臣,所以只举出甘盘;文王不说太公,高宗不说傅说,都是同一个意思。

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陈,是陈告,承接上文六臣而言,率惟此道,有所陈白,以保乂有殷,所以殷的礼制升其

有德之主以配天,如以陟为升遐,则「陟丕厘上帝之耿命」,岂亦升遐乎?

译有德行的君主用来配享上天,如果将“陟”解释为升遐(指帝王去世),那么“陟丕厘上帝之耿命”这一句,难道也是说升遐吗?

王来自奄

注谓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灭之,非也。武王时,周公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而其地即封伯禽为鲁国矣。成王初年所以至奄者,为武庚叛也。周公惧殷遗民与淮夷、徐戎合势,故奉成王至奄经略三年,而东方始定,即周公东征事,而《东山》诗称三年不归者是也。《多士》所称「昔朕来自奄,大降尔四国民命」者,盖指管、蔡、霍及殷耳,非兼奄也。当时奄已为鲁,安得复叛乎?

  洪舒于民

舒」、「荼」二字古通用。《诗》「荆舒是惩」,《史记·年表》引作「荆荼」,是其证也。王伯厚引古文正作「洪荼」,谓大为民之荼毒,此意却胜。

  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

注以五年为纣,非也。五年就武庚説故曰须暇之子孙。夫上不曰六,下不曰四,而惟曰五年,有的防矣。按武王十有三年克殷,克殷二年,王有疾。《逸周书》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设三监,俾监殷。」是殷祀犹未絶也。武王崩,三监挟殷以畔。成王元年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作师东征,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殷祀始絶自克商至此凡五年,盖当时犹未改殷号,至封微子始改称宋云。

  奔走臣我监五祀

先臣三叔,后臣康叔,至今凡五年,而殷民又叛,故作洛迁之,此始迁也。

  缀衣虎贲

注谓执射御者曰虎贲。今按《夏官》「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舍则守王闲,在国则守王宫,有大故则守王门,并无执射御之事。

  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

蔡训「室为王室,恐与下迪知忱恂不相接。当依孔氏谓夏时卿大夫家大强,犹招呼俊贤以尊事上帝。」如此,则上下文势皆顺。

  太史司冦苏公

注谓苏国名,左传苏忿生以温为司冦,按地志云:温,已姓,苏忿生所封,温即孟州温县,是温为国名,苏乃姓也。

  越玉五重

左传》:大路越席,所以借寳也。越玉五重者,谓以越席借玉,凡用五重,慎之至也。按《周书·武儆篇》:「武王将崩,出金枝郊寳,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寳,与今成王将终,亦越玉五重,陈寳正行此礼也。

  惟周文武诞受羑若

注以羑为羑里,于若字难通,况説文王犹可説,武王益谬矣。按《説文》:「羑,进善也。」「羑若」者,从善顺谏之义。此説为优。马氏曰:「羑,进也;若,顺也。大受天道而顺之也。」

  王释冕反防服

朱子曰:「朝廷之礼与庶人不同,盖以天命及宗庙社稷为重,故太甲祗见厥祖,必易以防服,见由来久矣。注引苏氏一段可删。」

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政本诸身,故贵有恒;辞布于下,故尚体要。凡立言必有体,王言之体当简要,故曰「体要」。今曰趋完具而已,此训不明。靡靡则非有恒,利口则非体要。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

书纬》称穆王以吕侯为相。「惟吕命」者,惟吕侯之命,犹言惟《説命》也。穆王享国五十五年,寿百嵗,当依苏氏以「耄」为句,「荒度」依「荒度土功」一样看。盖穆王悔其巡游,而命吕侯训刑,有改过之意,故孔子录之。一篇大意,尽自有条。若「古有训」至「惟腥」,言苗民承蚩尤之乱而淫刑也;「皇帝哀矜」至「惟明」,言舜惩苗之虐而用德也。「乃命三后」二节,言羣臣辅舜之德,明德感而后始命臯陶制刑,见刑之不得已耳。「四方司政」至「惟永」,则言当以苖为戒,以伯夷为勉,而其所当勉者,惟在勤敬也。「有邦有土」以下,先言择人、敬刑、度及者,举其要也。「两造具备」至「有要」,正言用刑之事。「罚惩」以下,申择人也;「察辞」以下,申敬刑也;「狱成」以下,申度及也。「百官族姓」以下,又言用刑之本,与「两造具偹」以下相应。「嗣孙」以下,则告后世耳。其言有条,其理甚正,蔡传乃深非之,则不考之故也。

  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

按《舜典》金作赎刑,古人五金皆谓

译成王从奄地回来。

注解说这是成王即位后的第二年,商奄再次叛乱,成王征讨灭掉了它,这是不对的。武王时期,周公诛杀纣王、讨伐奄国,用了三年时间讨伐其君主,而那片土地随即就封给伯禽作为鲁国了。成王初年之所以到奄地,是因为武庚叛乱。周公担心殷商的遗民与淮夷、徐戎联合势力,所以奉成王到奄地经营谋划了三年,东方才开始安定,这就是周公东征的事情,也就是《诗经·东山》中所说“三年不归”所指的情况。《多士》篇中所说的“从前我从奄地回来,大大地降下你们四方国民的命令”,大概是指管叔、蔡叔、霍叔以及殷商遗民,并不包括奄国。当时奄地已经作为鲁国,怎么还会再叛乱呢?

洪舒于民

“舒”、“荼”两个字在古代通用。《诗经》中“荆舒是惩”,《史记·年表》引用时写作“荆荼”,这就是证据。王伯厚引用古文正写作“洪荼”,说是大大成为百姓的毒害,这个意思却更好。

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

注解说五年是指纣王,这是不对的。五年是就武庚来说的,所以说须暇之子孙。上文不说六年,下文不说四年,而只说五年,是有确凿根据的。查考武王十三年攻克殷商,攻克殷商后的第二年,武王生病。《逸周书》说:“武王攻克殷商,于是立王子禄父,让他守护商朝的祭祀。设立三监,让他们监视殷商。”这说明殷商的祭祀还没有断绝。武王去世,三监挟持殷商遗民叛乱。成王元年六月,在毕地安葬武王。二年,发动军队东征,降服了三位叔父,王子禄父向北逃跑,殷商的祭祀从此断绝。从攻克商朝到现在一共五年,大概当时还没有改换殷商的称号,直到封微子后才改称为宋。

奔走臣我监五祀

先臣服三位叔父,后臣服康叔,到现在一共五年,而殷商百姓又叛乱,所以建造洛邑并迁都于此,这是第一次迁都。

缀衣虎贲

注解说掌管射箭驾车的人叫虎贲。现在查考《周礼·夏官》中“虎贲氏”负责在君王前后奔走趋行,宿营时守卫君王的营门,在国内时守卫君王宫殿,有重大变故时守卫君王宫门,并没有掌管射箭驾车的事情。

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

蔡传解说“室”是王室,恐怕与下文“迪知忱恂”不相衔接。应当依据孔氏的说法,认为夏朝时卿大夫家族势力强大,仍然招唤俊才贤士以尊崇侍奉上帝。这样,上下文的语势就都顺畅了。

太史司冦苏公

注解说苏是国名,《左传》中苏忿生以温地为司寇,查考地理志说:温地,已姓,是苏忿生所封,温就是孟州温县,所以温是国名,苏是姓氏。

越玉五重

《左传》说:大路车用越席,是用来衬垫宝物的。越玉五重,是说用越席衬垫玉器,一共用了五层,谨慎到了极点。查考《周书·武儆篇》:“武王将要去世,拿出金枝郊宝,打开和细书,命令告诫周公旦,确立后嗣,托付年幼的诵。”文中提到宝物,与现在成王将要去世,也越玉五重,陈列宝物,正是实行这种礼仪。

惟周文武诞受羑若

注解说羑是羑里,对于“若”字难以讲通,况且说周文王还可以解释,说周武王就更加荒谬了。查考《说文解字》:“羑,进善也。”“羑若”,是听从善言、顺从劝谏的意思。这个说法更好。马氏说:“羑,进也;若,顺也。大大地接受天道而顺从它。”

王释冕反防服

朱子说:“朝廷的礼仪与庶人不同,大概因为天命以及宗庙社稷为重,所以太甲恭敬地拜见祖先,一定要换上防服,这种由来已久了。注解说引苏氏的一段可以删去。”

政令贵在恒定,言辞崇尚切中要害,不只是喜好奇异。商朝风俗奢靡,以利口巧辩为贤能。政令根本在于自身,所以贵在恒定;言辞颁布于下,所以崇尚切中要害。凡是立言必有体裁,君王言辞的体裁应当简要,所以说“体要”。现在说趋向完备而已,这个训释不明确。奢靡就不是恒定,利口就不是切中要害。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

《书纬》称穆王以吕侯为相。“惟吕命”,是惟吕侯之命,就像说惟《说命》一样。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寿命百岁,应当依据苏氏以“耄”为句,“荒度”依照“荒度土功”一样看待。大概穆王后悔自己的巡游,而命令吕侯训诫刑法,有改过的意思,所以孔子收录了它。一篇大意,自有条理。如果从“古有训”到“惟腥”,是说苗民承袭蚩尤的混乱而滥用刑罚;从“皇帝哀矜”到“惟明”,是说舜惩戒苗民的暴虐而使用德政。“乃命三后”两节,是说群臣辅佐舜的德政,明德感化后才任命皋陶制定刑法,显示刑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四方司政”到“惟永”,则是说应当以苗民为警戒,以伯夷为勉励,而所当勉励的,只在勤敬。“有邦有土”以下,先说择人、敬刑、度及,是举其要点。“两造具备”到“有要”,正说用刑的事情。“罚惩”以下,重申择人;“察辞”以下,重申敬刑;“狱成”以下,重申度及。“百官族姓”以下,又说用刑的根本,与“两造具备”以下相应。“嗣孙”以下,则是告诫后世。其言论有条理,其道理很端正,蔡传却深深非议它,是不加考据的缘故。

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

查考《舜典》金作赎刑,古人五种金属都称为

之金,非必黄金也,故注疏以为铜。《吕刑》之千锾,注疏以为黄铁,皆谓铜也。正义谓古之赎罪者皆用铜,汉始用黄金,但少其斤两,令与铜相敌。故郑▯驳异义言:「赎死罪千锾,锾六两,为三百七十五斤。」故知为铜也。汉及后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疋,今律用谷及铜钱,亦是此意。蔡以舜止赎轻刑,而此五刑皆赎,遂著论非之,不知疑赦而后赎,又欲阅实其罪,则亦非淫刑矣。

译所谓的“金”,不一定指黄金,所以注疏认为是指铜。《吕刑》中的“千锾”,注疏认为是黄铁,其实都是指铜。《正义》说古代赎罪都用铜,汉代才开始用黄金,只是减少黄金的斤两,使其价值与铜相当。所以郑玄驳斥不同意见时说:“赎死罪用千锾,一锾等于六两,总共是三百七十五斤。”由此可知是指铜。汉代和后魏赎罪都用黄金,后魏因为黄金难得,规定一两黄金折收绢十匹,现在的法律用谷物和铜钱赎罪,也是这个意思。蔡邕认为舜帝只允许赎免轻刑,而这里五种刑罚都可以赎免,于是著文批评这种做法,他不知道是先有疑赦才允许赎罪,并且还要再次核实罪行的轻重,这就不是滥用刑罚了。

鲁人三郊三遂

  东郊不开以拒守故曰三郊

番番良士,族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

良士传以为蹇叔,以理度之,当指百里奚;勇夫必指公子絷、子桑辈。盖自鲁僖公二年晋灭下阳,百里奚始入秦,其后惟务息兵养民,至僖公二十八年始有入滑之师,自此一战外未尝用兵,他皆与晋共成尊王等事耳。此篇当作于其时,虽获晋君,足以见将勇兵强之效,而非其休养之初心也,故穆公深悔而夫子取焉。邵尧夫谓「夫子知秦之继周,故录《秦誓》」,小之乎窥圣人也!其思断断之臣数语,岂惟可以治秦国,虽治天下亦不过此。《书》以《秦誓》终,虽谓其不愧典谟可也。

  尚书砭蔡编

译鲁国有三郊三遂。

东郊不开以抗拒守御,所以称为三郊。

善良敦厚的士人,族人的力量已经衰败,我尚且还保有他们;刚强勇武的男子,射箭驾车没有差错,我尚且还不想要。

良士相传认为是蹇叔,按情理推测,应当指百里奚;勇夫必定指公子絷、子桑等人。大概自从鲁僖公二年晋国灭了下阳,百里奚才进入秦国,此后他只致力于休兵养民,直到鲁僖公二十八年才有进入滑国的军队,自此一战之外未曾用兵,其他都是与晋国共同成就尊王等事情罢了。这篇应当作于那个时期,虽然俘获了晋君,足以显示将领勇猛、士兵强大的成效,但这并非他休养生息的初心,所以秦穆公深深后悔,而孔子选取了它。邵尧夫说“孔子知道秦国会继承周朝,所以收录《秦誓》”,这是小看了圣人啊!他关于思念忠厚之臣的几句话,岂止可以治理秦国,即使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尚书》以《秦誓》结尾,虽然说它不配称为典谟也可以。

尚书砭蔡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