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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洪范口义 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洪范口义》二卷，宋代胡瑗撰写。胡瑗著有《周易口义》，已著录。此书在《文献通考》中题为《洪范解》，朱彝尊《经义考》注称“未见”。如今其文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尚可排纂成书。《周易口义》出自倪天隐之手，旧有明文记载。晁公武《读书志》认为此书也是胡瑗门人编录，所以没有编排首尾次序。大概因为两书都名为“口义”，所以依例推测为胡瑗所自著，与否固然没有显证。至于其解说存于经文各句之下的，都前后贯通，条理整齐，不是杂记语录可比，与晁公武的说法不符。难道原书本来没有次第，修《永乐大典》的人将其散附在经文之下，反而排比顺序了吗？或者晁公武所见又是另一版本？《洪范》以五事配合庶征，本是经文所有。伏生《大传》以下，直到京房、刘向等人，竟以阴阳灾异附会其文，刘知几对此驳斥得很详细。宋儒又流变为象数之学，只辨图书同异，经义更加不能明了。胡瑗生于北宋盛世，学问最为笃实，所以他的解说只阐明天人合一的大义，不务新奇。如说“天锡洪范”是赐自帝尧，不取神龟负人的祥瑞；说五行次第是箕子所陈述，不辨洛书本文的多寡；说五福六极的感应通于四海，不当指一身而言，都驳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详细引用《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经注经，特别精确。其要旨都归于建立中道以出治，确定皇极为九畴的根本。言辞虽然平近，深得圣人立训的要旨，不是谶纬术数者流所能同日而语的。《宋史》本记载为一卷，如今校定字句，析为二卷。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洪范口义卷上 宋 胡瑗 撰

洪范

武王既战胜殷商，杀死纣王，于是立其子武庚为后，便带着箕子归来。武王于是向箕子询问天道，箕子陈述天地人的常经，圣王治国的大法，没有超出《洪范》的。所以作《洪范》这一篇。此篇得以列入《周书》的，是因为此篇是箕子为武王陈述大法九类的书，所以得以列入《周书》。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这是武王访问箕子的年份，周既受天命，在十三年四月，讨伐纣王而归来。京师既已宣告武成，太平天下。武王因箕子是大贤，于是访问并询问他。所以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隂骘下民，相协厥居。”

骘是定。王于是问而言说：“呜呼！箕子，想要问箕子而先感叹的，是为了重视他。说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的命，又且相助合协其居，而使有常生的资用。定下民的命，或贫或富，或贵或贱，或夭或寿，没有不是天定使之这样的。既然有短长之命，又定其贵贱之材，而且助合其居，使有恒产，那么如努力稼穑以足食，勤蚕桑以有衣，使乐岁上可以供给父母，下可以畜养妻子，凶年免于死亡，没有不是天的佑助而使之这样的。”所以说：“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隂骘下民，相协厥居。’”

我不知其彞伦攸叙

这是说上天之定民，固有常道如此。我不知道其常道的次序，为什么呢？所以说：“我不知其彞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

自此以下至彞伦攸叙，是箕子既承武王之问，于是为王而言说：“我闻往古之时，鲧塞洪水，乱陈五行之道。水性没有不就下的，当尧之时，水逆行于中国，泛滥天下，率土成江河，人民为鱼鳖，所以命鲧治理它。鲧不能顺水之性，导之通之，使归于江海，反而陻塞而壅遏之。这样怎么会有成功呢？”所以《礼·祭法》说：“鲧障洪水而殛死，是也。”鲧既陻洪水，是乱五行之道，所以说：“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彞伦攸斁。

帝指尧。尧见鲧陻洪水，乱陈五行之道，于是震动而忿怒，便不给予大法九章。这是常道所以败坏。那么说不给予是什么意思呢？鲧陻洪水，乱五行之道，不能行帝尧洪范九畴之义，所以尧不给予他。所以说：“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彞伦攸斁。”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鲧因无功而被放逐，虞书说：“殛鲧于羽山”是也。禹作为人子，其父不成功，不可不继承

译最终完成了这件事。《尚书》说：“咨禹，你治理水土，应当勤勉努力啊。”这说明鲧因被处死而亡，禹继承父业而兴起。所以说：“鲧被处死，禹于是继承兴起。”

译天帝赐给大禹《洪范》九类大法，使伦理秩序得以梳理。

称他为天帝，是表示对他的尊贵。大禹既已兴起，就继承父亲的事业，于是疏导江河、深挖河道，水患大大平息。尧帝赞赏大禹治水的原因，于是将大法九章传授给大禹。这常道因此得以有序，水患既已消退，百谷既已丰收，天地万物无不得到成就与平衡。所以《虞书》说：“地平天成”。然而这里也说“赐给”，又是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他疏导江河、深挖河道，顺应了水的本性而能够施行。大禹《洪范》九畴的意义，就是尧帝传授给他的。

第一类叫做五行。

从这里开始直到“威用六极”，箕子总括陈述九畴的名称，以说明九章的次序。五行，就是指水、火、木、金、土。有了天地，然后才有阴阳；有了阴阳，然后才有五行；有了五行，然后才有万物。这样看来，五行是天地之子，万物之母。之所以称为“行”，是因为它们运转天地之气而流动运行，所以称为“行”。人既禀受五行之气而生，也因违背五行之气而死。声音吗？气味吗？本性吗？颜色吗？举天下万物，没有不是由五行产生的。这样看来，五行难道不伟大吗？所以这五种元素，依据它们的数目来明确其本性，成就其气，辨别其味，具有其臭，发出其声，彰显其色，形成其物，各自按类别推演，就可以看明白了。所谓数目是什么？就是天地生成的数目，天奇地偶，日月度数，星辰运行次序，岁时历象，律吕损益等。所谓本性是什么？就是润下、炎上、曲直、从革，以及对应仁、义、礼、智、信等。所谓气是什么？在四季中就是春、夏、秋、冬，温、凉、寒、热等。所谓味是什么？就是酸、咸、辛、苦、甘等。所谓臭是什么？就是朽、焦、腥、羶、香等。所谓声是什么？就是宫、商、角、徵、羽等。所谓色是什么？就是青、赤、白、黑、黄等。所谓物是什么？就是介虫、鳞虫、倮虫、羽虫、毛虫等。在人身上则体现为五事。如果处于五福的时代，那么数目不违背，本性不悖乱，气不失调，味不变异，臭不混乱，声不谬误，色不异常，虫不怪异，都顺乎常道。如果处于六极的时代，那么就都违背常道。天违背时令就是灾，地违背物性就是妖，人违背道德就是乱。乱起则妖生，各自按类别推演，也可以看明白。所以五行，是圣人治国的根本，万物所由产生的根源，因此列在九畴之首，所以说第一类叫做五行。然而这里不说“用”，大概是因为五行运转阴阳二气，是天用来生成万物的。难道是圣人用来治国的具体事物吗？所以不说“用”。

第二类叫做敬用五事【据《汉书·五行志》作“羞用五事”，《隋书·五行志》作“庶用五事”，胡氏所定经文多从孔安国传】

五事，就是貌、言、视、听、思。貌，是万民所瞻仰的；言，就是命令，是万民所听从的。视不明，就会招致邪僻；听不聪，就会容纳奸佞；思不睿，就会失去谋略。这五者，是圣人治国的根本，修身的方法。难道可以不恭敬而使用它们吗？所以五事谨慎，就能长久兴盛；怠慢，就会招致灭亡。然而排在五行之后，是因为五行陈述天地的德性，而五事，是人君的行为。人君体现天意而治理国家，所以排在五行之后。

第三类叫做农用八政

八政，就是指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食用来鼓励播种，货用来互通有无，祀用来侍奉鬼神，司空用来均平土地，司徒用来推行行政教化，司寇用来端正赏罚，宾用来明确礼仪，师用来树立威严。这八者，都是国家急需的政事，应当大力施行。政事因此平和，继于五事之后，是因为人君既已严肃五事来担当国事，然后谨慎地用八政来治理百姓。

第四类叫做协用五纪【据《汉书·五行志》作“旪用五纪”，颜师古说：旪读为叶，和的意思。古代旪、叶、协三字通用】

五纪，就是岁、月、日、星辰历数。岁有四季，月有晦朔，日有甲乙，星有运行次序，制定历数来节制它们。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南面而听治天下，想要三光完整，寒暑平衡，百谷丰收，四季有序，没有不使用五纪来调和的。然而这五纪继于八政之后，圣人施政，没有不得到天时助益的，所以用五纪来协和，因此排在八政之后。

第五类叫做建用皇极

皇是大，极是中，意思是圣人治理天下，建立万事，应当运用大中之道。所谓道，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偏私没有党派，没有反复没有倾斜，没有喜好，遵循王者的正道；没有厌恶，遵循王者的道路，就是这样。下文详细阐述，使天下贤者不超过限度，愚者也能企及，平平坦坦，荡荡然然，使百姓没有倾覆危险的过错，这就是皇极的意义。所以一家之中得到中道，就父亲仁义母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朝廷之中得到中道，就君主仁义臣子忠诚。四海没有结党营私的人，一乡一党，就没有遗弃亲人，这是皇极之道施行的结果。所以皇极施行，五行就不互相侵扰，五事就不互相徇私，八政因此成就，五纪因此明确，三德因此

译平，占卜因此灵验，各种征兆因此顺遂，五福到来，六极不至。然而皇极唯独不谈数，为什么呢？因为皇极是万事的根本，无所不利，所以不谈数。由此看来，涵盖九畴，总括万事，没有不本于皇极而行的，所以处于中位。

译第六项是治理，运用三种德行。【案：《汉书·五行志》作“艾用三德”，颜师古说：艾读为乂，艾、乂二字古通用】德，在内则心得其正，在外则得其理，所以称之为德。德有三种，即正直、刚强、柔和。世道太平康宁，就用正直的德行来治理；世道强悍不顺，就用刚强的德行来治理；世道和顺，就用柔和的德行来治理。这三种德行，圣人既依循中道来治理天下，又担心执着于中道而不知变通，如同执着于一端，所以运用三种德行，是为了因地制宜地教化百姓，最终归于安宁的极致。所以皇极体现圣人的道，三德体现圣人的权变。所以说第六项是治理，运用三种德行。

第七项是明察，运用考察疑难。稽，考察。圣人有疑难之事，必定运用考察疑难的方法来决断并使之明朗。即下文所说的选择建立卜筮之人，而命名为雨、霁、蒙、驿之类就是。然而卜筮用来决断疑惑，确定犹豫，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所以圣人凡是举一事，行一政，如果心中有疑虑，必定运用卜筮来决断。所以卜筮能成为决断疑难的方法。那么圣人果真会有疑虑吗？回答说：没有。既然没有疑虑，何必用卜筮呢？圣人极其聪明，极其周详完备。所以《易经》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庸》也说：“从容合于中道，不勉强而中，不思考而得。”那么又有什么疑虑呢？还称之为考察疑难，为什么呢？这是为了显示圣人不专断自己的判断，而思考与天下人共同决定。所以下文说：“你若有大疑，谋及你的内心，谋及卿士，谋及庶民，谋及卜筮。你顺从卿士，顺从庶民，顺从卜，顺从筮。顺从这些叫做大同。”然后才能看到圣人没有过当的举动。所以上文能够运用三德以适应变化，这里才能明察于考察并与众人共同决定。所以说：“第七项是明察，运用考察疑难。”因为疑难之事不一，所以不说数目。

第八项是思念，运用各种征兆。各种征兆，即指五种吉兆，五种凶兆，统称为各种征兆，所以叫庶征。君主能与众人同欲，君臣上下不相违背伦常，蛮夷戎狄无不安宁，所以五行得以顺遂本性，天地为之昭示感应，那么吉兆怎么会不来呢？吉兆的实质有五种，即雨、旸、燠、寒、风。吉兆到来，则这五种都顺其时，各得其序，成为对应五事的感应。所以说：肃，时雨顺之；乂，时旸顺之；哲，时燠顺之；谋，时寒顺之；圣，时风顺之。这大概是和气所感召的。如果君主不能与众人同欲，君子小人各自违背所为，远近大小没有安宁，则五行失其本性，天地失去和谐。这样凶兆怎么会不来呢？所以凶兆到来，则这五种不顺其时，不得其序，成为违背五事的感应。恒雨对应貌之狂；恒旸对应言之僭；恒燠对应视之豫；恒寒对应听之急；恒风对应思之蒙。这大概是逆气所感召的。通过这些各种征兆，无不源于君主的感召。所以王者做一事，必思念一事之应；行一政，必思念一政之报。事谨慎则吉兆至，事悖逆则凶兆至。人君岂敢不恭敬承天而谨慎治国呢？所以说：第八项是思念，运用各种征兆。然而这次序在考察疑难之后，因为卜筮共同顺从于人，神明契合其道，则各种征兆无不到来，所以次于考察疑难。不说数目，大概是因为吉凶总括而言。

第九项是：劝用五福，威用六极【案：《史记·宋世家》引《洪范》作“畏用六极”】五福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即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向，劝勉；威，威慑。因为五福是天下百姓共同想要的，所以王者运用这五福之道，劝勉百姓羡慕而归于它，以趋向治世。六极是天下百姓共同厌恶的，王者运用这六极之道，威慑百姓畏惧而惧怕它，以避开动乱。这五福六极，无非是圣人用人，作为天下的法则。所以说第九项是劝用五福，威用六极。然而次于九畴之末，为什么呢？首先陈述五行，是圣人效法天地以为德，逐渐施治。所以天时顺而吉兆至，则五行皆得其性。各种征兆有序，则政教的成败显现。所以常伦有序而政教成，则五福之道彰显；常伦败坏而政教悖逆，则六极的报应。五福是君子吉成之德；六极是人道之穷。这样王道终始，就可以看见了。所以终于九畴。注：认为天以五福六极，劝勉威慑于人，则不然。按下文建用皇极曰：“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彼注云：“敛”是五福之道以为教，用布与众民，以慕之。以向威而言，则曰天以皇极而言，则曰教，何义之异也？以五福六极，民各有命，非人力之使然，故称天以皇极

译赐福给百姓的，是君主，所以称为教化。前面说源于天，不联系教化；后面说源于教化，不联系天。这也是依据文字来解释，并没有通达教化之所以为教化的根本。那么五福六极，究竟是上天使之如此呢？还是君主使之如此呢？回答说：“君主使之如此，在于教化。”所以《中庸》说：“遵循本性叫做道，修明道叫做教化。”就是这个道理。上天使之如此，在于天命。所以《易经》说：“乾道的变化，各自端正性命。”就是这个道理。说到天命，是个人的私事；说到教化，是天下的公事。《洪范》九类，何曾以私事来说呢？那么以前所说的天的鼓励，威严所说的天的阻止，究竟是谁呢？回答说：“是君主。”怎么知道的呢？那九类之中，只有五行不说“用”，大概是上天所掌管，不是人君用来作为教化的。其余八类都说“用”，大概是人君用来作为教化的。所以王者运用五福，百姓就受到鼓励而趋向它；运用六极，百姓就感到畏惧而避开祸乱。这是福与极，是治乱的根本。所以人具备五福的，是福分完备的人；人具备六极的，是困穷至极的人。其次，则是福与极混杂得到，不能确定了。人既然长寿，既然富有，既然安康，既然善终，其中也有凶恶懦弱的；既然喜好德行却遭遇凶险短命夭折的；有疾病忧患贫穷的。然而只有喜好德行的人，即使有忧患，即使贫穷，即使遭遇凶险短命夭折，也不妨碍成为君子。凶恶而懦弱的人，即使富有，即使长寿，即使安康，即使善终，也不免成为小人。各自凭借禀受而得到的，是命，不是教化。命有定数，教化随变化。所以圣人谈论教化，不谈论命。安国之论，失之远矣！然而这里将福与极分别论述，为什么呢？因为五福六极，与教化关系密切，所以分析论述。况且五行是万事的根本，所以排在九类八事之首，八事得当则得福，八事失当则得极。所以以福与极作为结尾。

译第一类叫做水，第二类叫做火，第三类叫做木，第四类叫做金，第五类叫做土。

从此以下直到篇末，都是箕子依次解说九畴的名称，广泛阐发九畴的意义。这“初一曰五行”到“稼穑作甘”，是解说五行这一节的内容。“一曰水”到“五曰土”，是解释五行的名称。滋润万物没有比水更厉害的，使万物干燥没有比火更厉害的。木材可以揉曲而呈现曲直之态，金属可以铸造而成器物，土壤则兼载这四者并在其中孕育生长。所以人的饮食必须依赖水火来烹饪，房屋必须依赖金木来砍伐加工，土壤种植庄稼的利益，想要百谷生长，没有不在土壤中的。所以五行是万物和人类使用的根源，圣人难道不加以修治吗？所以《尚书》说：“上天产生五种材料，人类都加以利用。”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为什么第一是水，第五是土呢？这是从生成之数来说的。根据《易经·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就是五行生成的数字。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这是它们的生数。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阴阳各有配偶而数字得以完成，称为成数。所以五行始于水，终于土，这就是其中的道理。

水的特点是滋润向下，火的特点是炎烈向上。

从此到“作甘”都是解说五行的性质，顺应其趋势而行，各有不同。水的本性，没有不滋润向下的；火的本性，没有不炎烈向上的。所以水的本性，决口向东就向东流，决口向西就向西流，引导它进入低洼之处，就没有不充满积聚的。这样水的本性就可见了。使万物干燥而升腾向上的，没有比火的本性更厉害的。所以《易经》乾卦说：“水流向湿润的地方，火趋向干燥的地方，同类相互感应。”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如果能顺应五行的本性，修治水的德行，疏导沟渠，深挖治理河道，政令不违背时节，水性没有阻塞，这样就能滋润向下了。治理三年而功业成就，是因为水滋润向下的缘故。所以舜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都治理得当，万世永远依赖，这就是你的功绩。”如果河道不通，沟渠不深挖，政教违背时节，水行不遵循正道，这就是水不滋润向下了。所以尧时有洪水泛滥中原，禹能够治理下来。鲧之所以治理洪水九年，功业没有成就，是因为水不滋润向下的缘故。圣人能顺应五行的本性，而修治火的德行，鼓铸有时，焚烧草木有节制，号令符合火政的修治，这样火就能炎烈向上了。所以《周礼》中司烜氏在中春用木铎在中原修治火禁，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焚烧草木不合时宜，鼓铸没有节制，火官废弛，火政堕落，就会灾祸宫馆，灾祸宗庙，这就是火不炎烈向上。郑国铸造刑鼎，后来就有灾乱，是因为火不炎烈向上的缘故。所以滋润向下、炎烈向上，都是本性的自然表现。

木的特点是曲直，金的特点是变革。

这也是自然的本性。木材可以揉曲而成为曲直方圆，所以用作相。方的符合矩尺，圆的符合圆规，直的符合箭矢，方的符合车舆，又圆符合车轮，曲符合钩子，只在于矫正它如何罢了。荀子说：“木材弯曲的，一定要等待櫽栝矫正，然后才直。”又说：“木材直得符合墨线，揉曲做成车轮，它的弯曲符合圆规。即使经过风吹日晒，也不再挺直，是揉曲使它这样的。”所以曲直，是木的本性。人君顺应五行的本性，修治木的德行，营建宫室，不耽误农时，斧斤按时进入山林，材木用之不竭。这样木就顺应其曲直了。如果使用民力，耽误农时，砍伐不合时宜的木材，供应不合制度的用途，这样木就不曲直了。变革，是因为金的本性虽然刚硬方正，但随鼓铸而变化，所以熔化它就流动，铸造成型就成为器物。锋利可以做成剑戟，锐利可以做成戈矛，只在于熔铸如何罢了。所以董仲舒说：“金在熔炉中，只在于冶炼者如何铸造。”所以能变革的，难道不是金的本性吗？所以人君能顺应五行的本性，而修治金的德行，兴兵依法，出兵按时，手持旌旗兵器，临战誓师，足以抗衡威武而诛杀叛逆，这就叫做金变革。就像周朝有牧野之战的命令，商汤有南巢的军队一样。如果出兵超过时限，兴兵没有法度，喜好攻战之事，轻视百姓的生命，以致杀人遍野，伤者满城，这样金就不变革了。所以古代的秦始皇穷兵黩武，汉朝的汉武帝穷兵黩武，就是这样的例子。

土的特点是种植收获。

爰是于是的意思。开始播种而生长，叫做稼；将要收获而成熟，叫做穑。土壤承载万物，承载华山而不觉得重，振动河海而不泄漏，是蕴含深厚在下方的。所以春天耕种百谷，然后生长；秋天收获百谷，然后成熟。土的本性深厚，等待种植收获，然后显现其本性。只有圣人能修治五行的德行，顺应土的本性，简陋宫室，减少台榭，开辟土地之事，鼓励耕凿之业，不耽误农时，而深耕易耨，这样土就种植收获了。所以禹宫室简陋，尧有土阶，而百姓生活富足，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奢侈宫室，华丽台榭，离宫广泛开辟，别馆宏大开启，国家多苦役之事，野外没有新开辟的田地，这样就不种植收获了。所以秦国建造阿房宫，汉朝罢除路障，怎么兴亡如此不同呢？

滋润向下产生咸味。

这是解说五行的味道。水的本性本来甘甜，由于浸渍于地，味道变化而为咸。《月令》说：“它的味道是咸

译”，是这样的。

　　火性炎上，产生苦味。

译火的本性是向上燃烧，焚烧物体就会使其焦枯。既然物体已经焦枯，那么味道就会变得苦涩。《月令》说：“它的味道是苦的”，这是正确的。

曲直产生酸味

树木结出的果实，味道成熟，大多呈酸味。《月令》说：“它的味道是酸的”，这是正确的。

从革产生辛味

金属经过熔铸，就会产生腥气，这味道既不是苦也不是酸，而是接近辛味，这就是金属的味道。《月令》说：“它的味道是辛的”，这是正确的。

稼穑产生甘味

百谷的味道，甘甜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百谷原本是由土地生长出来的，所以甘甜实际上是土的味道。《月令》说：“它的味道是甘的”，这是正确的。所引用的《月令》文字，都是指五行所属月份对应的味道属性。

二五事第一是貌

从这一节开始到“睿作圣”，都是在讲述五事的节制。貌，就是指威仪容貌，人们可以观察看到的，都称为貌。这是对五事名称的分别解释。

第二是言

凡是发布号令，使天下之人没有不遵从的，这就是君王的言语。

第三是视

善于观察人的人，观察的是人的情态。情态把握住了，人也就显现出来了。

第四是听

采纳草野百姓的意见，听取朝廷大臣的言论，从而探求天下的实情，没有不是从君王的耳朵听进去的。

第五是思

天下广阔无边，万事纷繁复杂，要神明地洞察它，必须深入思考、极力推究。然而开头说是貌，结尾说是思，为什么呢？民众首先看到的是君王的貌；其次接受的是君王的言。视不需要号召就能产生神妙的教化，言必须有告诫劝谕才能使人顺从。思则包含了前四事，根本在于内心。

貌要恭敬

这一节讲君王必须谨慎持守五事。君王的貌被人观仰，就必须端庄严肃、恭敬庄重，这样民众才会仰望而敬畏他。所以行走时有佩玉的声音，登车时有和鸾的节奏，车衡装饰以养目，兰草芷草以养鼻，在田猎时有三驱的制度，在饮食时有飨献的礼仪，出入有节度，动静有时序。凡是做一件事，没有不依礼而行的。像这样，貌就可以说是恭敬了。如果起居没有定时，行走没有节度，驰骋田猎，废弃礼仪，像这样貌就不恭敬了。所以君王的貌必须恭敬。

言要顺从

君王有言语，四海之内都仰头倾听。因此，即使在朝廷之上，话一说出来就能实行；即使在深宫之内，命令一下达就能遵从。役使民众有时节，使用民力有节制。有功绩的一定奖赏，有罪过的一定惩罚。像这样，言语就能使人顺从了。如果政教反复无常，号令朝令夕改，有功绩的不一定奖赏，有罪过的不一定惩罚。使万民不得安宁，想要安逸；告诫百官，早上定的晚上就改。像这样，君王发出的言语，哪里会有人顺从呢？所以必须恰当适宜。

视要明察

君王想要观察人情，就不能被纷华盛丽所迷惑，不能被淫靡柔曼所遮蔽，能够分辨贤良与奸佞，区分嫡庶，用人有序，不混淆旧有的章法，像这样，视就可以说是明察了。如果沉溺美色、喜好声乐，听信谗言、放逐贤人，扰乱嫡庶秩序，让不肖之人与贤人混杂，像这样视就不明察了。所以君王的视，必须明察才可以。

听要聪敏

十户人家的小邑，都有邪正之分，何况四海之内，有奸佞也有贤良？访问草野，有朝廷的言论；当面恭敬，有欺天的言语。如果不是人君，打开塞耳的丝绵，举荐未被进用的人才，就可以说是耳朵不聪敏了。所以尧命令龙担任纳言官，而不让谄媚之人败坏德行，这就是得到耳朵聪敏的道理。如果亲近宠幸之人，疏远忠良之士，像这样正直的士人就会退隐，奸邪之人就会兴起，这都是耳朵不聪敏的表现。

思要通达

思，是深思远虑的意思！圣人既然拥有天下的广阔，四海的大地，万事的繁杂，庶政的烦琐，没有不经过思考就能得到的。早上来不及吃饭，是为了忧虑；晚上不安寝，是为了思考。对民众有利的就实行，对国家有益的也实行。思考深入则事情恰当，事情恰当就可以长久。这就是圣人思考忧虑极其深远的原因。如果思考不深入，忧虑不长远，虽然暂时谋取了一时的利益，难道不会有后世的祸患吗？

恭敬产生肃敬

前文已经确定，貌要恭敬，以下五事都源于君王一人之身。五事应当能够成就天下的教化。君王貌恭敬，天下都知道有所敬畏，所以近处的臣子敬畏他，远处的民众敬畏他，从一国推广到四海。天下没有不尊敬上级的人，君王恭敬，是德行使然。

顺从产生治理

言语既然能够使人顺从，那么政教就有一定的制度，天下没有反复无常的号令。言语一出，天下没有不随风而起，天下就治理好了。那么四海百官都顺从听命而进行治理。《中庸》说：“言语成为天下的法则”，就是这个意思。

明察产生智慧【案：哲字，孔传作“晢”。正义曰：王肃及《汉书·五行志》都说“悊，智也”。郑本作“晢”，与孔传相同。“悊”是古“哲”字。胡氏定为“哲”，被蔡氏《书传》所依据】

君王视既明察，貌恭敬而内心狠戾，就不能容于国家；说尧的话行桀的事，就不能留在朝廷。只任用贤德之人，只清除奸邪佞臣。像天地无所不覆盖承载，日月无所不照耀临视。如果不是极其明察，怎么能选拔人才？就是这样啊！所以唐尧虞舜任命群臣而让他们登上朝廷，放逐四凶而让他们流放到荒野。所以说：了解人就是智慧，能够任用官员，明察就可以知道了。

聪敏产生谋略

君王耳朵既然聪敏，就能建立功业，

译来到朝廷的言论，采纳草野之人的意见，良好的计谋和宏大的防备措施，每天都能听到朝廷中；深远的规划和极尽忠言的劝谏，每天都能传到耳边。如果这样，那么还担心什么不能谋划天下的事情呢？能够成就天下谋略的，只在于君主的明察罢了。

译睿作圣

圣，是指无所不通。君主治理天下的事务，思虑深远，就没有什么是不通的。政事无论大小，都能通达；人情无论显明还是隐晦，都能洞察。举天下之大，四海之远，人所触及之处，没有不听到耳中的。即使是天地鬼神，也能与之相通。《中庸》说：“确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惑。”《诗经》说：“鸢鸟高飞至天，鱼儿跳跃于深渊。”上下都能明察，那么圣人的境界就可以知道了。

三八政一曰食

从这里往下到八曰师，都是讲述八政的项目。食，就是嘉谷等可以食用的东西。圣人治理天下，没有不以充足粮食为根本的，所以凿井耕田，鼓励农业并丰厚产业，使百姓没有游手好闲之人，人人都从事田亩耕作。所谓粮仓充实，然后才能谈论荣辱的区别；衣食充足，然后才能议论廉耻的事情。所以尧命令羲和四子来节制并授予时节，舜命令后稷来按时播种百谷，都是为此。

二曰货

货，就是布帛等可以穿用的东西。古代的圣王治理天下，既不想让一个人挨饿，也不想让一个人受寒。于是在房屋周围种植桑树，鼓励养蚕缫丝，努力纺线，勤于织布，使妇女没有废弃的营生，家中没有停歇的织机。这样就是流通货物的方法。所以《易经》说：“日中为市，聚集天下的百姓，流通天下的货物，交易完毕就散去，各自得到所需。”这是国家雄厚、百姓富裕的方法。

三曰祀

在郊外祭天，是为了报答阳气的功绩；在社坛祭地，是为了报答阴气的恩德；在宗庙祭祀，是为了供奉祖先，彰显孝心，向百姓显示有所尊崇。而且内部有年终腊祭等事，外部有山川之祭，以至于门神、行神、户神、灶神、山丘、平原、低湿之地，都有它们的祭祀，这是圣人广泛表达其敬意并有所尊崇。于是献上簠簋等祭器，陈列笾豆等祭品，进献黍稷等谷物，供奉牺牲和甜酒，对外备齐物品，对内竭尽诚心，像这样鬼神幽明，怎么会不享用呢？所以祭祀是教化的根本，《礼记》说：“使百姓不忘记根本”，说的就是这个。

四曰司空

圣人既然拥有天下的广阔，四海的宏大，百姓的众多，人口的繁盛，想要安定他们的土地而不迁徙，敦促他们的产业而使之兴盛，靠什么达到呢？所以君王设立司空一职来承担这个责任。土地有贫瘠肥沃之分，这是司空要辨别的；地势有高下之别，这是司空要考察的。所以《礼记》说：“衡量土地来制定城邑，估量土地来安置居民。”又《周礼·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士农工商四民，适时利用地利，这就是司空的职责。

五曰司徒

百姓既然有了房屋来躲避燥湿，有了充足的粮食来抵御饥寒。然而教化不能推行，礼义不能彰显，靠什么成就至治的大道呢？所以司徒这个官职，是用来进行教化的。父亲不义的，教他以义；母亲不慈的，教他以慈。兄长对兄长要讲友爱，弟弟对弟弟要讲恭敬。做子女的道理，不过是孝悌罢了。能够教导这五种德行，那么天下就没有人不驱除愚顽鄙陋的行为而达到廉洁谦让的境界了。司徒的教化，使然。所以《尚书》说：“契担任司徒，恭敬地敷布五常之教，在于宽厚。”又《周礼·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敷布五常之典，安抚万民，这些都是司徒的责任。

六曰司寇

圣人治理天下，虽然想用仁爱之道在四海推行教化，然而其中如果有奸诈狡猾之人，怎么办？所以大的方面有四夷不服从，小的方面有诸侯不臣服，凶恶之人肆意叛逆，顽固的臣子奸诈骄横，像这样怎么制服呢？所以司寇，是用来防御寇乱的官职。《周礼》说：“司寇诘问邦国，刑罚百官。”又《周礼》说：“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邪，刑罚暴乱，于是掌管严肃国家法度，修明法度以显示天威，大小刑罚，没有不公正的。”所以讨伐天下的乱臣贼子，无不系于司寇这个官职，都是他的责任。

七曰宾

圣人既然不能独自治理，必须建立贤能的诸侯，作为王室的辅佐。然而分封茅土，靠什么得到他们的欢心呢？所以限定朝觐的礼仪，区分会同的事务，制定享宴的节度，设置委积（储备物资）的事务。刚来时，有郊迎的礼仪，表示殷勤之意。等到回去时，有饯行的道义，表达叮咛之意。像这样，那么四海之内，凡是诸侯，哪有不相亲和睦的呢？《振鹭》这首诗说：“有客住了一夜，有客住了两夜。”这是周家的宾客，他们的相亲和睦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人主治理天下，应当延请宾客。

八曰师

师，是师保的师。能够探求天下的术数，论述圣人的道理，君王北面而尊师，就有不召而至的老师。师，也就是法的意思。礼义从这里产生，道德作为法则。所以君王有疑惑，就前往询问；谋划而有成就，言论而可行，大体能解决君王的疑惑，用道来辅佐人主。所以商汤学习伊尹，商朝的国运因此兴盛；成王侍奉周公，姬姓的邦国因此昌盛。武王如此圣明，还有请教吕望的时候；明帝如此强盛，也有尊崇桓荣的时候。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没有不通过尊师而后兴盛的。所以《礼记》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尊师重道。”又说：“三王四代，只在于他们的老师。”所以老师，是天下的根本。然而八政的次序，首推食，而终于师，为什么呢？食，是万民的命脉，一天也不能缺少，所以排在首位。有食必有衣

译所以货官排在第二位。粮食和财物充足，没有不是由于神明护佑的缘故。《尚书》说：“圣明的君王先使百姓安居乐业，然后才致力于祭祀神灵。”这就是祭祀之官排在第三位的原因。虽然有供养身体的物资，但必须有安顿身体的居所，司空主管百姓的土地事务，所以排在第四位。虽然有安定百姓的方法，但没有礼义就不能确立，所以司徒负责教化百姓，排在第五位。教化不能使所有人都接受，难免有小人行径发生，所以司寇主管刑罚来纠察他们，排在第六位。奸邪狡猾之人被清除后，天下人都和睦相亲，远方地域来朝见，就用宾客之礼接待他们，排在第七位。像这样，推行这七项事务，没有不取决于太师的，阐明其义理，通达其礼仪，教化并施行，所以最终排在第八位。

译四、五两纪，第一是岁。

这是解说五纪中关于岁这一节的内容。岁有四季，春、夏、秋、冬，以此来推移天地之气，就是这样。

第二是月。

从朔日到晦日，这算作一个月。每年有十二个月，就是这样。

第三是日。

从甲日到癸日共有十天，说的就是这个。

第四是星辰。

二十八宿分别出现在四方，日月交会运行的次序，称为辰。辰的含义，是说时间。专门用来端正时令的节度。

第五是历数。

历，是阴阳的纲纪。历数则是说记录周天三百六十度。在一岁之中，日月的推移，星辰的运转，圣人制定历法来记录。那些运行、隐现的情况，可以调和一年的气候，并颁布时节给人民，使人们春耕秋收，夏耘冬藏，不违背耕种开凿的时令，以承受天地的和气。这是历数所达到的功效。所以尧就命令四位官员，舜则观测璇玑玉衡从而使寒暑平衡，四季均匀，这叫做正。这是得到了五纪的功效。然而开头说岁，结尾说历，是因为岁可以统摄月，月可以统摄日，星辰运行在天上。历数，是用来记录这四者并端正一岁时令的。那么都称为纪的原因，是概括阴阳的运行为天地的大化，所以都称为纪。

钦定四库全书

洪范口义卷下 宋 胡瑗 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

从这里开始，直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是箕子阐发皇极的意义。因为大中之道非常深奥，圣人的教化非常广博，所以箕子恳切叮咛而详尽地陈述。皇是大，极是中。自从圣人治理天下，应当大大地确立大中之道，然后才可以。那么所谓中道是怎样的呢？王者根据五常之性，采取中道而后实行。刚强而不暴虐，柔弱而不懦弱，贤能而不过度，愚笨的人也能达到，推广并施行于天下，使天下的人没有不能遵循并实行的，这就是圣人的中道。所以《礼记》说：“从容中道”，《尚书》说：“允执厥中”，就是这样。那么所谓大又是什么呢？是没有极限的意思。圣人既然拥有天下的广阔，四海的宏大，将要叙述彝伦的法度，实行九畴的道义，上则到达天，下则接触地，举凡天地覆盖养育的意义，没有不达到坦荡的风范的。如果不是圣人广大而没有极限地施行，怎么能施行然后可以呢？

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案：《宋世家》作用“傅锡厥庶民”，“敷”“傅”二字古通用】

圣人既然能够遵循大中之道，那么教化天下的百姓，如何达到呢？所以人君收敛这五福之道作为教化，用来布施给百姓，使他们羡慕并勉励自己。五福产生于五事，五事都谨慎，那么五福就会聚集而归向他。既然福有可以验证的迹象，所以圣人收敛这可以招致五福之道，使百姓羡慕而归向他，那么行善的人得到他的福，不行善的人得不到他的福。所以乐于事业就成为富有，顺遂生命就成为长寿，知道廉耻就成为好德，没有疾病忧患就成为康宁，不做邪僻之事而不陷入刑罚杀戮就成为考终命了。只有行善的人可以谈论这五福之道。

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

君主既然有五福的教化，众民都心动，仰慕教化，都归向君主，酌取中道而实行。既然能够实行，朝廷没有不同风的，远方也以此统一教化，都与君主安于中道。

凡厥庶民，无有偏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

百姓既然禀受君主的教化，都安处于中道。像这样，那么天下的人哪里有偏私呢？那么使过度而失中的人，结党营私而构陷邪恶的人，阿谀比附而为邪的人，都修习大中之道而实行。

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

中道既实行之后，结党的人不兴起，阿附的人不行为，这就足以驱除小人的行为，而遵循君子的道路。所以众民之中，有谋略足以兴起天下大事的，有作为足以兴起天下功业的，有操守不变君子节操的，你就要记念他们。于是给他们高爵，加给他们厚禄，之所以这样，是用来勉励人们趋向中道。

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

虽然，爵位是用来勉励中道之人的。如果其中也有智虑不深，接受教化不太领悟，不能完全符合中道，虽然不符合中道，也不至于堕入大恶。你就无限地接受他们，等待他们修饬，于是进用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圣人不想要立刻断绝人，等待百姓进入大中的领域。像这样，那么道就非常广大了。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

那么勉励人的方法，不可以骄慢，不可以傲易。又应当和缓你的辞气，安详你的脸色，来对待人。人如果能够改正以前的行为，革新他的心，并且说：“我现在所喜好的是德”，像这样就可以进入大中的领域了。你应当用爵禄来报答他。

时人斯其惟皇之极

大凡平素不能实行中道的人，那么君主勉励他，以至于达到中道；平素不是君子的人，那么勉励他，都成为君子。都是由劝导非常深厚，像这样的人，都完全纳入大中之道，想着抛弃他们偏颇邪僻的行为。

无虐鳏独而畏高明【案：《宋世家》作毋侮鳏寡】

鳏

译所谓“独”，就是指没有兄长、没有弟弟、没有儿子的人。那些防止“独”的人，如果是高明的人，那就是有权力、有地位、受宠信的人，因为人情之中依附他们的人很多。但在圣人的心中，却不是这样。虽然存在鳏夫寡妇，却从未对他们施行暴虐；虽然拥有权力地位，却从未让他们感到畏惧。所以不虐待鳏夫寡妇，天下就不会有穷困之人；百姓不畏惧权位，天下就不会有骄横的大臣。如果不是圣人，用中庸之道来节制，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译有才能、有作为的人，要使他们以德行感到羞耻（从而自我激励），国家就会昌盛。

这又是讲任用臣下的方法：如果人有才能、有作为。所谓有才能，是指有才干的人；所谓有作为，是指能建功立业的人。有才干，足以治理国家政事，整顿国家事务，承担栋梁重任，没有颠覆鼎器的凶险，这就是有才能的人。有作为的人，则能谋求国家的大利，消除国家的大害，建立非凡的功业，树立千古的功勋，这就是有作为的人。既然如此，对于有才能、有作为的人，君主应当颁布爵位和俸禄来敦促勉励他们的节操，提升他们的品行。这样，国家就能走上昌盛的道路。因为人们受到鼓励，就不会懈怠后来的功效；广泛得到人才，就可以奠定太平的基础了。

凡是那些正直的人，已经富裕并且享有俸禄。

这又是讲驾驭臣下的方法。正直的人，既然已经用爵位和俸禄任用他们，又应当用善道对待他们。爵位，是用来驾驭其尊贵的；俸禄，是用来驾驭其富足的。爵位和俸禄，本来是臣下应有的。然而既然有了爵位和俸禄的待遇，又必须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听从他们的言论，采纳他们的计谋，脸色温和，改变态度，推诚相待，屈尊降贵。对内竭尽诚信，对外竭尽礼节。这样恩义就能融洽，哪有不能得到天下人心的呢？如果虽然有爵位和俸禄，用来尊崇他们，供养他们，但是言谈神色不温和，诚意不深厚，礼节也不周全。这样就像饲养犬马一样对待臣下，哪有天下的士人肯接受犬马般的恩惠呢？所以君主能竭尽对待臣下的道理，臣下就会感恩竭力，进献谋略，建立功勋，可以像磐石一样稳固了。所以说：凡是那些正直的人，已经富裕并且享有俸禄。

你不能使正直的人在他们的家族中产生好感，这些人就会因此获罪。

臣子在位，既然用高官厚禄优待他们，又用善道对待他们。这样就会感恩戴德，进献谋略，建立功勋，对国家有好感、做善事的人就多了。如果人在位，推诚不专一，对待不厚道，礼遇疏薄，恩义衰微，言论不一定实行，计谋不一定采用。这样他们都会奋然离去，怎么能长久留在朝廷呢？所以说：“你不能使正直的人对国家有好感，这些人如果获罪离去，却不知道是因为平时对待他们缺乏诚意。”

对于没有美德的人，你即使赐给他们福分，他们也会给你招来祸患。

没有美德的人，就是行为邪恶的人。行为邪恶的人，外表行为险恶偏激，内心圆滑虚伪，只嫉妒忠良，不希望别人治理好国家。行为邪恶的人，君主应该摒弃他们。所以舜流放四个凶顽之人而海内悦服，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行为邪恶的人，你反而给他们爵位和俸禄，安置在朝廷，那么混杂忠良与奸邪，贤者受害，退却贤者，离间君臣。想要听到一天的治理成效，都不可能。这都是用邪恶的行为败坏你的善道，怎么能任用他们呢？意思是说，劝勉善行，就可以享受天下的治理；不任用恶人，就可以防止天下的动乱。

不偏私，不邪曲，遵循先王的正义。

这又是讲王者实行大中之道的体统。偏，是说私心；陂，是说邪曲。圣人处于天下之中而立，四海遵循同一条道。万民拥有同样的情感，近的有什么不同，远的有什么差异？所以欣然没有不把他们看作赤子一样看待的，这是圣人情感相同。既然如此，又何必偏私呢？对一个人厚此薄彼，对一个人有爱憎？所以不敢偏私，不敢邪曲，一律遵循先王的正义而行。因为先王也是凭借这个拥有天下，不曾偏私，不曾邪曲。

没有私人的喜好，遵循先王的道；没有私人的厌恶，遵循先王的路。

喜好，是天下共同喜好的；厌恶，是天下共同厌恶的。所以如今有道义的人，君子的行为，是行为善良的人。谁不喜欢他们？王者喜欢他们，是与天下共同的喜好一致。有暴虐傲慢的人，小民的行为，是行为邪恶的人。谁不厌恶他们？王者厌恶他们，是与天下共同的厌恶一致。既然喜好与天下共同的喜好一致，那么有贤才一定提拔，有善行一定进用，给予高官厚禄，天下怎么会不受到鼓励呢？《礼记》说：“君子不奖赏而百姓受到鼓励，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厌恶与天下共同的厌恶一致，那么有恶行一定诛杀，有罪过一定清除，施加刑典，放逐到海边，天下怎么会不畏惧呢？《礼记》说：“不愤怒而百姓畏惧，就是这个道理。”圣人能均衡好恶，斟酌中道来治理天下，就是这样。如果喜好不是天下共同的喜好，那么所爱的未必有善，所赏的未必有功，伸张自己的私欲而不与众人相同，那么天下的人怎么会受到鼓励呢？如果厌恶不是天下共同的厌恶，那么所诛杀的未必有罪，所清除的未必有恶，像这样，天下的人怎么会畏惧呢？赏罚如果不公正，畏惧和鼓励就不能实行，天下怎么能治理好呢？所以王者不敢私心自己的喜好，不敢私心自己的厌恶，一律遵循先王的道路而行，其中正可知了。既然得到了中道，哪有不能治理的呢？

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广阔通畅；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平坦公正。

圣人既然没有一个人的私欲，也没有一个人的阿党，而且好恶与天下相同，那么王者的治道有什么偏私和结党呢？这都是广阔通畅而通达于四方了。平平，是平治的意思。既然没有自私的意思，也不结党，也不因外物拖累而有偏私，这样王道就没有不平坦公正的了。

不反复，不倾侧，王道正直。

反，是反复的意思；侧，是倾侧的意思。王者

译既然沿着中道前行，在中道上没有反复不定的人，也没有倾斜危险的人，那么王者的治国之道，没有不归结于正直的。这就是一点偏差也没有。正直，就是圣人所说的“大中”之道了。

译防止其有极端，回归其有常道。

君王难道没有私心邪念吗？摒弃他所偏袒的党羽，所践行的统一归于正道，所坚守的统一归于正直。将四海视为一家，将万民视为一人。他的情志与天下相同。处理万事没有过错，也没有遗漏。这是圣人遵循大中之道而后施行的。圣人并非将中道局限于自身，而是为了教化天下。所以天下的人，既然仰观君子的法则，接受君子的教化，作为儿子、父亲、兄长、弟弟、朋友，在家庭内部，在朝廷之上，从一国推广到四海，遍及天下。举凡天下之人，没有不纳入君子道路的，这都是因为君主遵循中道并施行它。

说：“皇极的敷陈之言，是常法是训诫，对于天帝也是顺从的。”【案：宋世家作“对于天帝也是顺从的”】“曰”字，是扩大皇极的意义而言。皇极的敷陈之言，是常法是训诫，是说圣人确立大中之道，于是布散为言语，扩展为教化，这可以作为治国的常法，使百姓可以顺从地实行。对于天帝也是顺从的，是说天尚且顺从，何况人呢？天顺从它，就是实行皇极，就具备五福之道，获得美好的感应，何况人呢？皇极施行，那么人没有不羞耻小人的行为，而愿意纳入君子道路的。这就是皇极的伟大。

凡是那些百姓，皇极的敷陈之言，是训诫是实行，以亲近天子的光辉。

这又说大中之道达到了极致，难道仅仅出于天子的尊贵吗？百姓承受教化之后，也有中和之心。凡是众民心中发出的言语，谈论大中之道，确实可以信奉顺从地实行，竭尽全力地去做，消除顽劣鄙陋的本性，愿意跻身君子的境界，以接近天子光辉的美德，那么可以知道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见上行而下效，君主倡导而百姓跟随，说明自身能够倡导大中之道，然后可以感动天下之心，成就皇极的风教。

说天子做百姓的父母，以作为天下的君王。

这在皇极的结尾，又扩大皇极的意义，君主能不加以重视吗？天生众民，有欲望而没有主宰，就会混乱，于是任命君主来管理他们。百姓不能自己穿衣，君主劝勉养蚕使他们有衣穿；百姓不能自己吃饭，君主劝勉耕种使他们有饭吃；百姓不能自己安居，君主营造房屋让他们居住；百姓不懂仁义，君主设立学校来教化他们。这是天子对于兆民，不亚于父母对于婴儿，恩爱非常深厚。然而天子既然做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所归往的对象，如何治理呢？除了皇极之道不行。所以大中之道施行，天下没有背离道义的人，四海没有违背教化的百姓，都知道礼义，都成为君子。皇极之道废弃，那么天下未必都安康，四海未必都安定，有人结党营私，有人怨恨旷废。由此看来，想要使百姓没有不得其所，想要使万物没有不受其恩赐，除了中道还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尧舜凭借此道能成为二帝，禹汤凭借此道能成为三王，周公思慕兼有三王之道，使成王达到有道之境。孔子没有得到职位，就著述六经；不得志时，就可以将道卷藏于一身；得志时，就可以将道扩充于天下。想要穷尽天地间的伦理，治理国家的大法，而将登上太平的境界，只有运用皇极才可以。

六种德行，第一种叫正直。

这极力说明正直无邪曲的意义，所以圣人称之为中道。

第二种叫刚克。

至刚的德行然后能决断。

第三种叫柔克。

凡是温和柔顺的人，也能处理事务；符合中道，刚过则刚，柔过则柔。这三种应当随时制宜而使用。

平安康乐则用正直。

这又说三种德行各自适合什么样的百姓，而平安，既没有倾覆之事，也没有反侧之虑。他们既然已经按中道行事，就用中道来治理他们。

强悍不服从则用刚克。

如果百姓有强悍不顺从的，大的如诸侯不臣服，四夷不称臣；小的如奸邪欺诈，违背道德轻慢礼仪，不能用和颜悦色来晓谕他们。必须用过刚的德行来治理他们，大的用军队，小的用鞭打，这都是治理强悍抵御邪恶的方法。所以说：强悍不服从，用刚克。

和顺友好则用柔克。

燮是和顺的意思，如果百姓的行为和顺，君主应当以和顺来接待他们，屈身以下待他们。他们既然过于恭敬而顺从自己，怎么能不过分礼数地对待他们呢？

深沉潜藏则用刚克【案：宋世家作沉渐刚克】

沉深潜藏的意思。前面已经叙述圣人的三种德行，这里又担心没有尽到刚柔的适宜，所以重复告诫。圣人的刚德，不可显露于外，必须深藏于内，等待侵犯者然后显现，而且如果有不臣服的诸侯，不称臣的四夷，顽劣喧嚣的奸邪，悖乱纪纲，君主然后大的诛讨，出兵利其甲兵，用来征讨奸猾诘问暴乱。这样海内没有不肃然敬畏的，这是使用刚德的方法。如果君主只喜欢伤害百姓肌肤，残害百姓性命，夸示威严，暴露刚德，用刑无度，出兵无时，这样就不是抵御暴乱的方法，而是自取灭亡的根本。所以蒙卦说：“不利为寇，利用御寇”，使用刚德深戒啊。

高明显扬则用柔克。

圣人既然有柔顺的德行，不可深潜蕴蓄，必须显明于外而实行。

译面容温和，背部宽厚，动静之间合乎法度，举止仪态显于四肢。如果始终恭敬谨慎，天下人就会敬重他；如果始终谦逊和善，天下人就会怀念他。不需要动用刑罚，百姓自然敬畏；不需要使用刀斧，百姓自然警戒，这是柔和之德所达到的效果。所以，将刚强之德深藏于内，天下人就没有不畏惧的；将柔和之德彰显于外，天下人就没有不喜爱的。《周易·泰卦》的彖辞说：“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这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如果张扬刚强之德，隐藏柔和之德，像这样就是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这是小人的处世之道。由此看来，刚柔运用的道理，君主不可不慎重对待。

译只有君王才能赐福，只有君王才能行威，只有君王才能享用珍美的饮食。

福，就是奖赏；威，就是刑罚；玉食，就是珍美的饮食。把玉称为珍，因为最珍贵的东西只有金和玉，所以玉食就是指珍美的饮食。前面已经说过，对于刚强不顺从的人，要用刚强的手段去克服他。从这里以下，说的是如果大臣专擅赏罚和威权，就不能不诛杀他们。奖赏，是用来鼓励天下人行善的；威权，是用来诛杀天下作恶者的。丰盛的饮食，是天子所应有的。这三样东西，都是天子的专用，哪有大臣可以做的呢？

大臣不可以赐福、行威、享用珍美的饮食。如果大臣有赐福、行威、享用珍美饮食的行为，那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遭受凶险。官员们就会邪僻不正，百姓就会僭越违常。

大臣辅佐君王治理国家，所以君王倡导，大臣就附和；君王行动，大臣就跟随。凡是发布一道号令，施行一项政教，没有不是秉承君王的旨意而后去做的。所以奖赏、刑罚、丰盛的饮食，都是天子所有的，臣下怎么敢去做呢？做臣子的，哪有专擅丰盛饮食、奖赏刑罚的道理呢？所以说：只有君王才能赐福、行威、享用珍美的饮食。如果大臣心存僭越，窃取君王的权力，有行威赐福、享用珍美饮食的行为，这就会在你的家族中肆意作恶，也将祸及你的国家。大臣既然做出这种行为，那么小臣看到后，能不邪僻不正吗？那么天下的人，能不僭越违常而背离正道吗？如果大臣不守道义，那么导致家族灭亡、国家混乱、天下丧失的，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然而三种德行本来是用来治理天下百姓的，而君王自己持守于百姓之中，如果有刚强暴戾、不顺从的人，容易克服吗？如果大臣把持君王的权力，享受尊贵的地位，亲近天子，一旦有不法行为，那怎么制约他呢？或者专擅赏罚，或者享用珍美饮食，只要有其中一种行为，就必须诛杀他。如果诛杀得不迅速，那么汉朝的王莽、董卓都是由此导致的。所以《易经》说：“辨别不早，说的就是这个吧？”由此看来，大臣不可不防范。特意这样说，是为了给万世作为警戒。

七、考察疑难，选择并设立占卜和筮占的人。

圣人遇到重大的疑难，不是极其神妙的东西不能决断。于是烧灼龟甲来进行占卜，分揲蓍草来进行筮占。所以占卜和筮占，是用来为天下决断疑难，安定四海犹豫不决的心意的。既然烧灼龟甲来进行占卜，分揲蓍草来进行筮占，如果不通晓的人谁能做到呢？因此必须选择贤能通晓占卜和筮占的人来设立他们。

于是命令他们进行占卜和筮占。

说雨，说霁【案：宋世家，霁作济】

这就是占卜和筮占的事情。烧灼龟甲的兆象，种类有五种。兆，就是用火烧灼龟甲而裂开的纹路。兆文像雨飞淋流的样子，叫做雨。兆文又像雨但舒展开阔的样子，叫做霁。

说蒙【案：宋世家，蒙作雾】

气色蒙昧而连绵不断的样子，叫做蒙。

说驿【案：正义引郑康成注“驿”作“圛”，许氏《说文》引《洪范》亦作“圛”】

气色断续而不相连属的样子，叫做驿。

说克

纹路交错往来，互相参差错杂的样子，叫做克。

说贞，说悔

这是占卜和筮占卦象的方法，开始分揲而定，就成为内卦，进而重叠，就成为外卦。卦体本来是从内部产生的，所以叫做正；进而有所终结，所以叫做悔，取晦暗终结的意思。

总共七种占卜，五种占断，使用两种，推衍差错。设立当时的人进行占卜和筮占，三个人占断，就听从两个人的意见。

这是指筮占，内卦和外卦【案：此处原本有阙文】。占卜是用火烧灼龟甲，筮占是用分揲蓍草，这两件事，又通过推衍其意义而知道差错，然后吉凶可以分辨，祸福可以知晓。既然设立了通晓占卜和筮占的人，因而命令他们进行占卜和筮占，所以烧灼龟甲和分揲蓍草都取三次来验证。如果一个人说凶，而两个人说吉，就听从两个人的吉，违背一个人的凶。如果两个人说凶，而一个人说吉，就听从两个人的凶，违背一个人的吉。因为占卜和筮占事情重大，所以取多数来验证吉凶。

你如果有重大的疑难，要谋虑于你自己的内心，谋虑于卿士，谋虑于百姓，谋虑于占卜和筮占。这又说将要寻求占卜和筮占，必须先断定于内心，咨询于臣下，谋虑于百姓，然后与占卜和筮相合的意思。君王有重大的疑难，只有确立君王、迁移国家、平定危乱、征讨不臣服的诸侯，这些国家大事，犹豫不决，必须寻求众人的意志来决断。然而谋虑于内心，那么思虑深远，作为兴事的主宰，没有不先果断决断的。然而虽然已经决断但还不能实行，又咨询于卿士的官员，因为卿士，只有才智出众的人才能担任。然而咨询完毕，还未必恰当，又向众民进行谋虑。况且百姓虽然卑贱，但为他们谋虑，即使是割草打柴的人，也有朝廷的言论，怎么敢违背抛弃呢？咨询百姓完毕，于是向占卜和筮占决断。占卜和筮占，是询问天地的情状，考察鬼神的心意。然而圣人举事，必须先咨询于人，然后问于占卜和筮占，为什么呢？这是看到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未曾不与人谋虑，谋虑之后意见相同，那么天下的情状，往往就相合了。

你如果听从龟卜，听从蓍筮，听从卿士，听从百姓，这叫做大同。

如果君王的内心既听从龟卜和蓍筮，听从卿士，听从百姓，也听从这五者都如此，这就叫做大同。龟卜和蓍筮听从，那么鬼神的情状就协同；卿士和百姓听从，

译这样人心就会喜悦顺从。人心为之喜悦顺从，鬼神也就与之相通。圣人若不行动便罢了，一旦行动，就没有不获得吉祥的。所以舜任命禹而得到了这个道理。《尚书》说：“我的意志先已确定，咨询谋议大家都赞同，鬼神也依附于我，占卜的结果也相合顺从。”像这样，难道不说是天下大治的明证吗？

译自身健康强壮，子孙逢到吉祥。

既然鬼神已经顺从卿士，百姓也为此喜悦，圣人有所行动，难道只享受一身的利益，获得一时的安逸？即使千万代之后，子子孙孙也应当遇到深厚的福分。这是因为得到了人心的缘故。

你顺从，龟卜顺从，筮占顺从，卿士违背，百姓违背，吉祥。

君心已经顺从，龟卜也相同，筮占也相同，卿士违背众人，违背龟卜和筮占，顺从的话，这是天地的情意已经和谐，卿士与百姓违背的，这是人心有所不顺，虽然不能完全前进，然而王者戴天履地而治理，顺从天地而行，也可以获得吉祥了。

卿士顺从龟卜，顺从筮占，顺从你，违背百姓，吉祥。

君臣的情意，虽然不同于天地的心意，也应该因此获得中吉。

百姓顺从龟卜，顺从筮占，顺从你，违背卿士，吉祥。

百姓虽然与上位者心意不同，然而天地的心意尚且相应，也可以作为次吉。

你顺从龟卜，顺从筮占，违背卿士，违背百姓，在内做事吉祥，在外做事凶险。鬼神的心意尚且相违，君民的心意也未契合。只可做小事，不可做大事。祭祀、婚冠可以，出师征伐不可以。

龟卜和筮占共同违背众人，安静吉祥，做事凶险。

龟卜和筮占，是用来探求情意的。现在天地的情意，都不赞同，而众人的心意，也不同。像这样，就不能举事。只有安静而无为，才可以。如果有兴事者，不论大小，都招致凶险。

八种庶征说：雨，说晴，说暖，说寒，说风，说适时。

大概王者修养五事，有恭敬与不恭敬，排列五行，有顺与不顺，以及阴阳，以此交感，天地为之显现征兆。像这样则众征至焉。然而所谓征的，就是雨、晴、寒、暖、风。雨用来滋润万物，晴用来干燥万物。使万物生长的是暖，使万物成熟的是寒。风，春生，夏长，秋成，冬藏，鼓舞万物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比风更快的了。这五者都是天地阴阳之气，而种植万物的，没有不由此而出的。王者岂可不修养德行而招致它们呢？说适时的，是各自得其时。如果顺时而来，就是嘉瑞；如果不按时而来，就是灾孽。五者各自按其时，然后才是庶征的应验。所以用时来总结它。

五者来齐备，各自按其次序，庶草繁茂。

这是说五者得其时，然后才可以使庶草繁茂。如果五者齐备，各自按其次序，就像需要雨则雨至，需要风则风至。久雨而思晴，久寒而思暖。像这样五谷如何能不成熟？草木如何能不繁滋呢？

一者极备凶，一者极无凶。

这又说这五者不时导致凶灾的道理，一者备极过甚，则像不当雨却雨，不当风而风至，晴不以时，寒不以节，是凶之道。一者极而不至，则像当雨而不雨，欲风而无风，冬而气不寒，夏而气不暖，也是凶之道。

说休征。

王者有美行的实质，天从而有感应之征，下文雨、若晴若之类是也。

说肃，时雨顺。

貌之既恭，是谓之肃。肃者，民劝威仪，而莫不整肃也。于是则有时雨顺之。时雨顺之，百谷草木皆被其膏泽之德。《诗》曰：“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雨之顺时也。必知貌肃而雨应之者，雨则木之气应之，故有雨顺之事也。

说乂，时晴顺。

言之可从，是谓之乂。乂者，民禀号令而从治也。于是则有时，晴顺之，则是百谷草木皆荷其干烜之力。故《易·系》曰：“日以烜之，晴顺时之谓也。”必知言乂而晴顺之者，晴者，金之气。言得其理，则金气应之，故有晴顺之事。

说哲，时暖顺。

视之既明，是谓之哲。哲者，人君能知人之谓也。于是则有时暖，顺之时暖顺之，则是百谷草木蕃茂，皆防其温煦之力。春则有温风，夏则有暑雨，暖之顺时也。必知视明而暖应之者，以暖者火之气，视得其理，则火之气应之，故有暖顺之事。

说谋，时寒顺。

听之既聪，是谓之谋。谋者，纳言而成天下事也。于是则有时，寒顺之时，寒顺之，则是百谷草木无不荷揫敛肃杀之德。故诗云：“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寒之顺时也，必知能谋而寒应之者，以寒者水之气。听得其理，则水气应之，故有寒顺之事也。

说圣，时风顺。

思之既通，是谓之圣。圣者，万事无不通之谓也。于是有时风顺之，则是百谷草木皆荷其鼓舞之力也。故舜之琴歌曰：“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此风之顺时也。必知圣然后风应之者，以风属土之气，思得其理，则土之气应之，故有风顺

译这是顺应天意的事情。以上所讲的，都是王者谨慎对待五事从而获得美好征兆的道理。如果修养这五事，政令就会清明，教化就能推行，百姓怀有欢愉之心，没有怨恨叹息之声，祥和之气充满天地之间，美好的征兆怎么会不来呢？所以五行各自遵循其秩序，五类事物各自按时而来，那么五谷丰登、草木茂盛，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列举万事的类别，没有不纳入吉祥亨通范畴的，这都是归结于五事所导致的结果。

译说咎征：

君王有恶行的实质，上天也就随之报以灾异的征兆。

说：“狂，恒雨若”

仪容不恭敬，叫做不肃，就会反过来表现为狂妄。狂妄，是君王行为荒谬到了极点。威仪不严肃，举止没有节制，于是上天就降下连绵不断的雨水来顺应这种失序，那么百谷就无法避免水涝之苦。所谓秋天有苦雨，说的就是这个。必定知道狂妄会导致连绵阴雨的原因，是因为雨属于木。现在仪容既不恭敬，叫做不肃，金的气运侵凌木，所以惩罚表现为连绵阴雨的灾害。

说僭恒𩆊若

言语不听从，叫做不乂。于是转变为僭越差错，是说君王言语不当。于是上天就降下连绵的干旱来顺应这种失序，那么百谷就无法避免旱灾之苦。《诗经》说：“旱灾已经太严重，山川干枯，旱神肆虐，如同焚烧。”这就是干旱过于严重的表现。必定知道僭越会导致连绵干旱的原因，是因为干旱属于金。现在言语既不听从，叫做不乂，那么木的气运侵凌金，所以惩罚表现为连绵干旱的灾害。

说豫恒燠若

视看不明察，叫做不哲。于是反过来表现为安逸享乐，这是窥视失当导致的。没有忧劳勤勉的行为，只沉溺于享乐，于是上天就降下连绵的闷热来顺应这种失序，那么百谷就无法避免疫病死亡的痛苦。所谓冬天有反常的暖阳，说的就是这个。必定知道安逸会导致连绵闷热的原因，是因为闷热属于火。现在视看既不明察，叫做不哲，那么水的气运侵凌火，所以惩罚表现为连绵闷热的灾害。

说急恒寒若

听闻不聪敏，叫做不谋。于是反过来表现为急躁，是说君王不采纳别人的意见，而喜欢使用自己的见解。于是就有连绵的寒冷，顺应这种失序，那么百谷就不茂盛，难以生长养育。所谓夏天有潜伏的阴寒，说的就是这个。必定知道急躁会导致连绵寒冷的原因，是因为寒冷属于水。现在听闻既不聪敏，叫做不明，那么火的气运侵凌水，所以惩罚表现为连绵寒冷的灾害。

说蒙恒风若

思虑不通达，叫做不圣。于是反过来表现为昏暗蒙蔽，是说君王行为昏暗到了极点。做事不知道适宜，处理政务迷惑于所为，于是就有连绵的风来顺应这种失序。连绵的风顺应这种失序，那么就不免有吹倒禾苗、遮蔽树木的异象。《诗经》所说：“狂风且伴有阴霾，不久就有昏暗。”这是风过于严重的表现。必定知道蒙蔽会导致连绵大风的原因，是因为风属于土。现在思虑既不通达，叫做不圣。金、木、水、火四者都侵凌土，所以惩罚表现为连绵大风的灾害。这是在上位者不谨慎对待五件事所导致的。五件事不谨慎，政令就不明，教化就不能推行，百姓大多穷困，道路上有叹息怨恨的声音，愁恨之声充塞于天地之间，那么灾异的征兆就来到了。所以这五者不合时宜，百谷因此受灾受伤，草木因此衰落，举凡万物之类，没有不受其害的，这都是君王不谨慎对待五件事所导致的。

说王省惟岁，卿士惟月

这以下广泛论述：做君王的能尽君王的职责，做臣子的能尽臣子的道义，像这样不仅百谷丰收，带来美好的征兆，还可以长久保持国家的福禄。如果做君王的不能守君王的职责，做臣子的不能尽臣子的节操，也不仅导致百谷受灾，招来灾异的征兆，还会招致天下的动乱。所以君王省察的是岁，卿士省察的是月，师尹省察的是日。这是首先提出君臣职责分明的道理。岁之所以能兼总四时而成一年的功绩。君王治理天下，纲纪百官，总揽万事，旋转天下事务而归之于治理。所以君王所省察的职责至广大，就像一岁兼载四时一样。卿士省察的是月，月从朔到晦，兼总三十天。九卿的官职，众士的职责，不能与君王相比，只是让他们各自分管部门，掌管事务，就像一月有别于其他一样。

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

日，是从早到晚的意思。月有三十天，岁有三百六十天。众正官的使令，既不能与君王相比，也不能与卿士相比。只是尽自己的力量就任职位，分职共治，就像日统属于岁月一样。然而岁月日时，没有改变，做君王的专供君王的职责，做臣子的各尽臣子的道义，上下没有差错僭越，坚定诚恳而没有变易，所以如此。

百谷用成，乂用明

教化兴起，和气充塞，然后百谷得以成熟，年成丰收。治道得以彰明，政令大行。所以说：百谷得以成熟，治道得以彰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俊民用章，是贤者进用。家用平康，是国家安定而长久保持福泽。

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

君王不供君王的职责，臣子不尽臣子的道义，上位者有时轻侮下位者，下位者有时僭越上位者，那么变易就形成了。百谷用不成，是年成凶荒。乂用昏不明，是其政令混乱。俊民用微，是小人进用。家用不宁，是国家颠覆的道路兴起，这是上下失职所导致的。

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

冥冥无知，蚩蚩无识，是百姓的本性。因为百姓繁多而处于国中，就像众星在天上一样。那么众星之中，有好风的，是箕星；有好雨的，是毕星。星有好恶，那么百姓的本性有好恶，就可以知道了。

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运行迟缓，一天运行一度，一年然后周行于天；月运行

译太阳运行迅速，一天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度，一个月便绕天一周。由此可知，日月在天空中的运行，自有其固定的度数。又如太阳运行到最南端就是冬至，运行到最北端就是夏至，由此可知，日月在天空中交替运行，自有其冬夏的固定节候。

译月亮跟随星宿运行，就会带来风雨。月亮经过箕宿，就会多风；靠近毕宿，就会多雨。这就像政教失常，顺从百姓的欲望，也是导致混乱的原因。所以君王没有不首先端正自己的德行，使德行深深感化在下的人，不互相争夺伦常秩序，顺从各自的职分次序，然后才能安定于大治的局面。

九五福，第一是长寿。百姓得以长久活着的，就是长寿。就像《诗经》所说：“酿制这春酒，用来祈求长寿”，指的就是长寿的人。注解说百岁二十年，这是不能限定的。

第二是富贵。百姓安居乐业，勤于农桑，向上足以侍奉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丰年终身吃饱，荒年免于死亡，这就是富贵的道理。注解说财富丰足完备，也不一定如此。

第三是康宁。和气充盈，战争停息，天下没有疾疫的痛苦，没有戍守服役的劳苦，这是百姓安宁济渡的道理。

第四是所好德。在家孝顺父母，出门敬爱兄长，爱慕贤人，仰慕能人，这是德行所喜爱的。

第五是考终命。上天赋予人的寿命，有短的，有长的。人只要顺应短的寿命而善终，顺应长的寿命而吉终。不被征战所毁灭，不被刑罚所束缚。没有横死夭折或毁伤而死的，都是顺应天命而终老。

六极，第一是凶短折。人的穷困极端之事，有六种。凶短折，指不能以善终，既得不到长寿，又得不到考终命，这就叫凶短折的人。有的因征战而死，有的被桎梏所灭绝，都不能顺遂天命。注解说短命指不到六十岁，折指不到三十岁，这都是不对的。

第二是疾病。阴阳乖离则风雨暴烈，和气阻隔不通，天灾流行，百姓就会遭受疾病瘟疫。

第三是忧愁。向上没有用来奉养父母的，向下又欠缺养活妻子儿女的，没有安居的基业，却劳累于征伐的役使，每天担忧流落沟壑，这就是百姓极大的忧愁。

第四是贫困。徭役频繁，租税烦重，男人不耕种，女人不纺织，田地荒芜，织机空转，这是百姓贫困的道理。

第五是恶，第六是弱。恶与弱都不好，德是好的，德是由中道而来的。恶与弱都是超过中道或不及中道的。恶的人愚昧而无所不至，弱的人懦弱胆怯而终究无所建树。这两者是人行事的穷困极端，所以列入六极之内。然而君王教化不行，礼义不彰，百姓不知道有盛德之事，所以导致这样的应验。由此可知六极都是五福的反面。五福说长寿、考终命；六极说凶短折，这一极反了二福。五福说康宁，六极说疾病、忧愁，二极反了一福。五福说富贵，六极说贫困，这一极反了一福。五福说所好德，六极说恶、弱，这也是二极反了一福。六极与五福贯通来说是可以的，如果分开解释就大大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五福是天下至美的事物；六极是天下至恶的事物。圣人不能单独施行教化，必须兼讲九畴而运用它，然后才能在百姓身上得到验证。从前鲧堵塞洪水，混乱五行，上帝震怒，不给他洪范九畴，常伦败坏。鲧被处死，禹继位兴起，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第一是五行，到第九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是为什么呢？君王体察五行以建立德行，谨慎五事以修养身心，厚待八政以分派职事，协调五纪以端正时令，建立皇极以统治百姓，运用三德以通达变化，明察稽疑以有所作为，念及庶征以调和阴阳二气，常伦有序，这叫作大治的时代。五福施于百姓，常伦败坏，这叫作大乱的时代，六极伤害百姓。五行，就是水火金木土，在天就是五星，在地就是五行，在人就是五事。君王五事都谨慎，五常就不失其道；五行都顺其本性，五星就不失其光明。这是五事谨慎的结果。厚待八政则粮食充足，致力于稼穑则货物流通，有祭祀以侍奉鬼神，司空以平整土地，司徒以均平教化，司寇以端正刑罚，宾以明礼，师以立法，协调五纪则四季不差，建立皇极则百姓践行中道，运用三德则驾驭下属有方，明察稽疑则与大众愿望相同。这样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君臣上下交相和谐，蛮夷戎狄无不安宁，然后才能在庶征上得到验证。庶征就是雨、旸、燠、寒、风，五者都顺其时令，各自得到验证，就是谨慎五事的应验。所以经文说“萧时雨”，如果至圣时风，就像这样和气的感召。所以下文说：“君王省察岁至，家用平康。”这是美好征兆的最大体现。所以美好征兆既至，五福就施于百姓了。舒展安泰则各自尽其寿命，寿命不必以一百二十岁为限。百姓安乐康健则各自得到富贵，富贵不必以财富丰足为完备。没有疾病忧愁所以康宁，懂得礼让所以好德。不经历征战，不受刑戮，是考终命的道理。由此看来，君王兼讲九畴而排列次序，就可以获得五福的应验。如果君王不能谨慎五事，五常都失其道，五行失其本性，五星失其度数，八政因此败坏。农民失业则粮食不足，商人失业则货物不通，祭祀失时则鬼神厌恶，司空失职则土地荒芜，司徒失职则教化衰微，司寇失职则刑罚泛滥，宾失职则礼

译宫室毁坏，军队不严明则道德不尊贵，五纪混乱则时令差错，皇极倾覆则王道阻塞，三德背离则政治废弛，考察疑难违背常理则众心各异。既然这样，那么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上下互相侵凌，蛮夷戎狄扰乱中原。所以出现灾异征兆，是因为违背了五事的感应。五事违背，貌不恭敬反而表现为狂妄；言语不从反而表现为僭越；视不明反而表现为犹豫；听不聪反而表现为急躁；思不睿反而表现为蒙昧。所以经文说：“狂妄常致大雨，恭敬常致大风。”这是逆气所感召的结果。所以下文说：“日月岁时的更替，月亮跟随星星就会带来风雨。”这是灾异征兆中最大的表现。灾异征兆已经显著，那么六极随后就加于百姓身上了。百姓死于征战而困于刑戮，所以有凶、短、折；阴阳不调和，所以疾病不得其所；忧虑衣食不充足，租税急迫厚重，所以贫穷；学校不设立，教化不兴起，不知道君子的正道，只沾染小人的邪行，所以为恶与弱。由此看来，君王不能用九畴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有六极的道理。那么五福六极，无非是圣人教化之道，可以验证王道成败的痕迹，所以以此作为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