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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锥指略例 清 胡渭
一
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敕纂修《大清一统志》，馆阁之英，山林之彦，咸给笔札以从事。己巳冬，公请假归里，上许之，且令以书局自随。公于是僦舍洞庭，肆志搜讨。湖山闲旷，风景宜人。时则有无锡顾祖禹景范、常熟黄仪子鸿、太原阎若璩百诗皆精于地理之学，以渭之固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阅图史，参订异同。二三素心，晨夕群处，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者。受益弘多，不可胜道。渭因悟《禹贡》一书，先儒所错解者，今犹可得而是正；其以为旧迹湮没，无从考究者，今犹得补其罅漏。而牵率应酬，未遑排纂。岁甲戌，家居，婴子春之疾，偃息在床，一切人事谢绝，因取向所手记者，循环展玩，撮其机要，依经立解，章别句从，历三期乃成，厘为二十卷，名曰《禹贡锥指》。案《庄子·秋水》云“用管闚天，用锥指地”，言所见者小也。禹身历九州，目营四海，地平天成、府修事和之烈，具载于此篇。彼方跐黄泉而登太皇，始于玄冥，反于大通，而吾乃规规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亦井蛙之见也。夫其不曰管闚而曰锥指者，禹贡为地理之书，其义较切故也。
经下集解，亚经一字。首列《孔传》、《孔疏》，次宋、元、明诸家之说。郑康成书注间见义疏及他籍，“三江”一条，足称秘宝。司马贞注《夏本纪》、颜师古注《地理志》，其说与颖达相似，故不多取。《蔡传》较劣，其本师文集语录所言《禹贡》山水如龙门、太行、九江、彭蠡等说，亦不能善会其意，而有所发明，况其他乎。采撷寥寥，备数而已。至若语涉《禹贡》而实非经解，如《通典》之类，亦或节取一二句。虽系经解，却不成章，并以己意融贯，缀于其末，用“渭按”二字别之。
集解后发挥未尽之义，又亚一字。二孔、蔡氏并立于学官，入人已深，其中有差谬者，既不采入。集解于此仍举其辞，而为之驳正。诸家之说得失参半者，亦必细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掩。至于《地志》、《水经》，覼缕本末，附以夹注，其文似繁，其旨似缓，而实有裨于经术，所以使人优柔厌饫，将自得之，千蹊万径，总归一辙也。是书出，幸而不为覆瓿之物，异时必有厌其委曲繁重，而芟取十之二三以资俭腹者，首尾衡决，不精不详，此则与科举之业，帖括之编，亦复无异，真吾书之不幸也已。
卫栎斋湜撰《礼记集说》，其自叙曰：“人之著书，唯恐其言不出于己。吾之著书，唯恐其言不出于人。”此语可为天下法。庄子有重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况真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或将前人所言，改头换面，私为己有，掠美贪功，伤谦害义，予深耻之。故每立一义，必系以书名，标其姓字，而以己说附于后。死者可作，吾无愧焉。
先儒专释《禹贡》者，有易祓《禹贡疆理广记》、程大昌《禹贡论》、傅寅《禹贡集解》。《广记》今不传，仅见于它书所引，昆山片玉，弥觉贵重。程氏锐志稽古，而纰缪实多。傅氏缀辑旧闻，附以新意，颇有发明，惜多散逸。近世乡先生茅公瑞征著《禹贡汇疏》，捃拾最博，但总杂无纪，断制尚少。然三书之淹雅，亦可谓卓尔不群者矣。郑端简晓、焦文端竑并有《禹贡解》，颇为疏略。其释全经者，有苏轼、曾[日攵]、叶梦得、张九成、林之奇、夏僎、薛季宣、黄度、吕祖谦、王炎、吴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樵、邵宝诸家，于《禹贡》尤为精核，发前人所未发，故称引特多。其余弃短录长，即有一二语之善者，概不敢遗。
诸家书解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之外，凡古今载籍之言，无论经史子集，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千金之裘，非一狐所成；五侯之鲭，非一脔可办。愚旁搜远绍，于经不无小补云。
《山海经》、《越绝》、《吕氏春秋》、《淮南子》、《尚书中候》、《河图括地象》、《吴越春秋》等书，所言禹治水之事
译《禹贡锥指略例》 清 胡渭
一
从前，大司寇昆山的徐公奉皇帝诏令纂修《大清一统志》，朝廷馆阁中的英才，山林隐逸中的俊彦，都供给笔墨纸砚让他们参与编修。己巳年冬天，徐公请假回乡，皇上批准了，并且让他带着书局随行。徐公于是租住在洞庭湖畔，尽情搜罗考订。湖山清幽旷远，风景宜人。当时有无锡的顾祖禹（字景范）、常熟的黄仪（字子鸿）、太原的阎若璩（字百诗），都精通地理之学，像我胡渭这样固陋的人，与他们相比相差百倍。徐公也命令我翻阅图籍史书，参订异同。我们这几个素心之人，早晚聚在一起，正是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情景。我受益极多，说不尽。我因此领悟到《禹贡》这本书，前代儒者所错误解释的地方，现在还可以得到纠正；那些认为旧迹湮没、无从考究的地方，现在还可以弥补其中的缺漏。但因忙于应酬，没有闲暇编排纂写。甲戌年，我居家，儿子胡春生病，我卧床休息，谢绝一切人事，于是拿出从前手记的资料，反复展玩，撮取其精要，依据经文立解，分章别句，历经三个时期才完成，编为二十卷，命名为《禹贡锥指》。查《庄子·秋水》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是说所见到的很小。大禹亲身踏遍九州，目光遍及四海，地平天成、万物修和的功业，都记载在这篇文章中。他上抵黄泉下登太皇，始于玄冥，反归大通，而我却拘泥地用观察去寻求，用辩论去探求，这也是井底之蛙的见识啊。之所以不说“管窥”而说“锥指”，是因为《禹贡》是地理之书，其意义更为切近的缘故。
经文之下附列集解，字体比经文小一字。首先列出《孔传》、《孔疏》，其次列出宋、元、明各家的说法。郑康成的书注间见于义疏及其他书籍，“三江”这一条，足以称为秘宝。司马贞注《夏本纪》、颜师古注《地理志》，他们的说法与孔颖达相似，所以不多采纳。《蔡传》较为低劣，其本师文集语录中所说的《禹贡》山水如龙门、太行、九江、彭蠡等说法，也不能很好地领会其意并有所发明，何况其他呢。采撷寥寥，只是凑数罢了。至于那些言语涉及《禹贡》但实际上并非经解的，如《通典》之类，也偶尔节取一两句。虽然是经解，却不成篇章，都用自己的意思融会贯通，缀连在末尾，用“渭按”二字加以区别。
集解之后阐发未尽之义，字体又比集解小一字。二孔、蔡氏并立于学官，深入人心，其中如果有差谬的地方，既然不采纳入集解，在此仍列举其辞，而为之驳正。各家之说得失参半的，也必定仔细剖析，使瑕疵和美玉不相掩盖。至于《地志》、《水经》，详细叙述本末，附以夹注，其文字似乎繁琐，其主旨似乎舒缓，但实际上对经术大有裨益，所以使人优柔厌饫，将自得之，千蹊万径，总归一辙也。这本书出版，幸而不成为覆瓿之物，日后必定有人厌烦其委曲繁重，而删取十分之二三以资俭腹者，首尾衡决，不精不详，这则与科举之业，帖括之编，亦复无异，真吾书之不幸也已。
卫湜（号栎斋）撰《礼记集说》，其自叙曰：“人之著书，唯恐其言不出于己。吾之著书，唯恐其言不出于人。”此语可为天下法。庄子有重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况真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或将前人所言，改头换面，私为己有，掠美贪功，伤谦害义，予深耻之。故每立一义，必系以书名，标其姓字，而以己说附于后。死者可作，吾无愧焉。
先儒专释《禹贡》者，有易祓《禹贡疆理广记》、程大昌《禹贡论》、傅寅《禹贡集解》。《广记》今不传，仅见于它书所引，昆山片玉，弥觉贵重。程氏锐志稽古，而纰缪实多。傅氏缀辑旧闻，附以新意，颇有发明，惜多散逸。近世乡先生茅公瑞征著《禹贡汇疏》，捃拾最博，但总杂无纪，断制尚少。然三书之淹雅，亦可谓卓尔不群者矣。郑端简晓、焦文端竑并有《禹贡解》，颇为疏略。其释全经者，有苏轼、曾[日攵]、叶梦得、张九成、林之奇、夏僎、薛季宣、黄度、吕祖谦、王炎、吴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樵、邵宝诸家，于《禹贡》尤为精核，发前人所未发，故称引特多。其余弃短录长，即有一二语之善者，概不敢遗。
诸家书解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之外，凡古今载籍之言，无论经史子集，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千金之裘，非一狐所成；五侯之鲭，非一脔可办。愚旁搜远绍，于经不无小补云。
《山海经》、《越绝》、《吕氏春秋》、《淮南子》、《尚书中候》、《河图括地象》、《吴越春秋》等书，所言禹治水之事
国朝名公著述，如宛平孙侍郎承泽《九州山水考》、新城王尚书士禛《蜀道驿程记》、崑山顾处士炎武《日知录》、吴江朱处士鹤龄《禹贡长笺》，凡有裨于经义者，悉为采入。同事顾景范、黄子鸿、阎百诗，则余所觌面讲习者。景范著《方舆纪要川渎异同》，子鸿有《志馆初稿》，皆史学之渊薮，可以陵古轹今。唯百诗与余锐意通《禹贡》，故《锥指》称引较多。景范、子鸿后先下世，郢人之逝，恫乎有余悲焉。百诗撰《四书释地》，今已版行，脍炙人口，四方诸君子谅有同心，知余不阿所好。
《山海经》十三篇，刘歆以为出于唐、虞之际。《列子》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王充《论衡》曰：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审尔，则是书与《禹贡》相为经纬矣，然其间可疑者甚多。颜之推曰：《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后人所羼，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说允当。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纪之山川，方乡里至虽存，却不知在何郡县，远近虚实，无从测验，何可据以说经。唯“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一语，大有造于《禹贡》，余即有可采，与他地记无异。或后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欲证《禹贡》，舍《班志》其何以哉。
释《禹贡》者，莫先于汉孔安国之《书传》。安国，武帝时人，孔颖达所谓“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也。今观其注《禹贡》山水地名，并不言在何郡县，间有系郡县者，如太原，今以为郡名，震泽、吴南太湖名，洛水出上洛山，太岳在上党西，沇水在温西北平地，桐柏在南阳之东，能耳在宜阳之西，敷浅原在豫章界，亦皆颟顸鹘突，不甚分明。其他无注者尚多，岂汉初图籍不如班固所见之备邪！至若菏泽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卢氏，而云出陆浑；涧水出新安，而云出渑池；横尾山北去淮二百余里，而云淮水经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经。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当如是乎！又若谷城为瀍水所出，魏始省谷城入河南县，而《传》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传》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阳之孟地，东汉始移其名于河南，而《传》云在洛北。明非西汉人手笔。《朱子语录》谓安国《尚书大序》不类西汉文字，解经最乱，道是《孔丛子》一辈人所假托，良有以也。世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过矣。
《汉书·地理志》郡县下举山水之名，凡言《禹贡》者三十有五：如夏阳之梁山、龙门山，褱德之北条荆山，美阳之岐山，新安之涧水，上雒之洛水，濩泽之析城山，垣县之王屋山及沇水与荥阳地中轶出之水，北屈之壶口山，谷城之瀍水，平氏之桐柏山及淮水临沮之南条荆山，定陶之菏泽、陶丘，钜鹿之大陆，灵寿之卫水，上曲阳之恒山、恒水，莱芜之汶水，蒙阴之蒙山，箕县之潍水，祝其之羽山，彭泽之彭蠡泽，郫县之江沱，青衣之蒙山，湔氐徼外之岷山及江水，首阳之鸟鼠同穴山及渭水，临洮之西倾山，冀县之朱圉山，泾阳之泾水，睢阳之孟猪泽，湘南之衡山，此真《禹贡》之山水，绝无可疑者也。它如氐道之养山非嶓冢之所导，西县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菏水非东至之菏泽，信都之绛水非北过之降水，安丰之大别非江、汉之所会，蜀郡之桓水非西倾之所因，而皆系之以《禹贡》，此盖沿袭旧闻，不可尽信者也。亦有实《禹贡》之山水，而不系之以禹贡者，如华阴之太华山，鄠县之沣水，上雒之熊耳山，蒲反之雷首山，彘县之霍太山，即太岳。长子之浊漳水，即衡漳。屯留之绛水，即降水。野王之太行山，华容、西陵、编县之云梦泽，钜野之大野泽，邺县之故大河，即禹厮河二渠之一。博县之岱山，盖县之沂水，莱芜之淄水，毗陵之北江水，即三江。充县之澧水，河关西南羌中之积石山及河水，删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卞县之泗水，成平之徒骇，东光之
译本朝著名学者的著作，如宛平孙侍郎承泽的《九州山水考》、新城王尚书士禛的《蜀道驿程记》、崑山顾处士炎武的《日知录》、吴江朱处士鹤龄的《禹贡长笺》，凡是对于经义有补益的，都全部采纳收录。同事顾景范、黄子鸿、阎百诗，是我当面一起讲习学问的人。景范著有《方舆纪要川渎异同》，子鸿有《志馆初稿》，都是史学的渊薮，可以凌驾古人、超越今人。只有百诗与我专心致力于通晓《禹贡》，所以《禹贡锥指》中引用他的说法较多。景范、子鸿先后去世，郢人逝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百诗撰写的《四书释地》，如今已经刊印发行，广为流传，各地的君子想必与我心意相通，知道我不偏袒私好。
《山海经》十三篇，刘歆认为它产生于唐尧、虞舜时期。《列子》说：大禹出行时见到它，伯益知晓并命名它，夷坚听闻后记载它。王充《论衡》说：禹主要治理水患，益主要记录奇异事物，根据所闻所见写成《山海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本书与《禹贡》互为经纬，然而其中可疑的地方非常多。颜之推说：《山海经》是禹、益所记，却出现了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地名，这是后人掺入的，并非原文。尤袤说：这是先秦时期的书，不是禹和伯翳所作。这两种说法都很恰当。其中记载的怪物固然不值一提，即使记载的山川，方位里数虽然存在，却不知道在哪个郡县，远近虚实，无法考证，怎么能依据它来解说经文呢。只有“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这一句话，对《禹贡》大有裨益，其余有可取之处的，与其他地方志没有区别。或许是后人取来附会增益，也未可知，想要考证《禹贡》，除了《汉书·地理志》还能依靠什么呢。
解释《禹贡》的人，没有比汉代的孔安国更早的了。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人，就是孔颖达所说的“身为博士，具备图籍”的人。现在看他的《禹贡》注中关于山水地名的解释，并不说明在哪个郡县，偶尔有联系郡县的，如太原，现在认为是郡名；震泽，是吴南太湖的名字；洛水出自上洛山；太岳在上党西；沇水在温西北的平地；桐柏在南阳之东；能耳在宜阳之西；敷浅原在豫章境内，也都含糊不清，不太明确。其他没有注释的还很多，难道汉初的图籍不如班固所见的完备吗！至于菏泽在定陶，却说在湖陵；伊水出自卢氏，却说出自陆浑；涧水出自新安，却说出自渑池；横尾山距离淮河以北二百多里，却说淮水流经陪尾；江水距离衡山以南五六百里，却说衡山是江水所经。身为博士、具备图籍的人应当是这样的吗！又如谷城是瀍水的源头，魏初将谷城并入河南县，而《传》却说瀍水出自河南北山；金城郡是汉昭帝设置的，而《传》却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阳的孟地，东汉才将地名移到河南，而《传》却说在洛水以北。明显不是西汉人的手笔。《朱子语录》说孔安国的《尚书大序》不像西汉的文字，解经最混乱，说是《孔丛子》那一类人假托的，确实有道理。世人因为他在班固之前而尊崇他，太过分了。
《汉书·地理志》在郡县下列举山水的名称，凡是提到《禹贡》的有三十五处：如夏阳的梁山、龙门山，褱德的北条荆山，美阳的岐山，新安的涧水，上雒的洛水，濩泽的析城山，垣县的王屋山以及沇水和荥阳地中溢出之水，北屈的壶口山，谷城的瀍水，平氏的桐柏山以及淮水临沮的南条荆山，定陶的菏泽、陶丘，钜鹿的大陆，灵寿的卫水，上曲阳的恒山、恒水，莱芜的汶水，蒙阴的蒙山，箕县的潍水，祝其的羽山，彭泽的彭蠡泽，郫县的江沱，青衣的蒙山，湔氐徼外的岷山以及江水，首阳的鸟鼠同穴山以及渭水，临洮的西倾山，冀县的朱圉山，泾阳的泾水，睢阳的孟猪泽，湘南的衡山，这些确实是《禹贡》中的山水，绝对没有可疑之处。其他如氐道的养山不是嶓冢所导，西县的嶓冢不是漾水的源头，湖陵的菏水不是东流的菏泽，信都的绛水不是北流的降水，安丰的大别山不是江、汉会合之处，蜀郡的桓水不是西倾山所因，却都联系到《禹贡》，这大概是沿袭旧闻，不能完全相信。也有确实是《禹贡》中的山水，却没有联系到《禹贡》的，如华阴的太华山，鄠县的沣水，上雒的熊耳山，蒲反的雷首山，彘县的霍太山，即太岳。长子的浊漳水，即衡漳。屯留的绛水，即降水。野王的太行山，华容、西陵、编县的云梦泽，钜野的大野泽，邺县的故大河，即禹厮河二渠之一。博县的岱山，盖县的沂水，莱芜的淄水，毗陵的北江水，即三江。充县的澧水，河关西南羌中的积石山以及河水，删丹的弱水，直路的沮水，卞县的泗水，成平的徒骇，东光的
胡苏，鬲县之鬲津，即许商所举九河之三。皆禹贡之山水也，而独不系之《禹贡》，此又义例参差、贻惑后人者也。其东武阳之漯水，虽不言《禹贡》，而云“禹治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则亦是《禹贡》之漯矣。骊成之揭石山冠之以“大”，纍县有揭石水而不言山，宜乎不系《禹贡》也。凡此类，揆之经旨，准之地望，参之《水经》，验之方志，一取一舍，必有据依，不敢苟同，亦不敢好异。唯期有裨于圣籍，无愧于先儒云尔。
译胡苏，鬲县的鬲津，就是许商所列举的九河中的三条。这些都是《禹贡》中记载的山川，却唯独没有将它们归系于《禹贡》，这又是体例参差不齐、给后人留下困惑的地方。那东武阳的漯水，虽然文中没有提及《禹贡》，但说“禹治理漯水，向东北流到千乘入海”，那么这也就是《禹贡》中的漯水了。骊成的揭石山冠以“大”字，纍县有揭石水却不提山，理应不将其归系于《禹贡》。凡是这类情况，衡量经书的旨意，对照地理方位，参考《水经》，验证地方志，选取或舍弃，必定有依据，不敢随意苟同，也不敢刻意标新立异。只期望对圣人的典籍有所裨益，对先代儒者无愧罢了。
《地理志》于《禹贡》之山水称古文者十一：扶风汧县吴山，古文以为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惇物；颍川[宗/山]高太室山，古文以为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为内方山；安陆横尾山，古文以为陪尾山；东海下邳葛峄山，古文以为峄阳；会稽吴县具区泽，古文以为震泽；豫章历陵傅昜山，古文以为敷浅原；武威武威之休屠泽，古文以为猪野泽；张掖居延之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其所谓古文，盖即棘下生安国所说壁中古文之义，传之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者也。唯终南、流沙、陪尾不可从，余皆致确。
《地理志》引桑钦者七：上党屯留下云“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钦言漯水所出”；泰山莱芜下云“《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泲，桑钦所言”；丹阳陵阳下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张掖删丹下云“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谷下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今《汉书》本有“师古曰”三字，盖后人所妄加，此言非师古所能引也。中山北新成下云“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滱”。今按《儒林传》言“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钦，成帝时人，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故有取焉。《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著撰人名氏。《旧唐志》始云郭璞作。阎百诗云：璞注《山海经》引《水经》者八，此岂《经》出璞手哉。《新唐志》遂谓汉桑钦作水经，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三国时地名，疑非钦作。而愚更有一切证，郦注于《漯水》引桑钦《地理志》，又于《易水》、《浊漳水》并引桑钦，其说与《汉书》无异，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无“水经”之名，《水经》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举本文，必尊之曰经，使此《经》果出于钦，无直斥其名之理。唐人义疏例称孔君、郑君。或曰钦作于前，郭、郦附益于后，或曰汉后地名乃《注》混于《经》，并非。盖钦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故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尽由《经》、《注》混淆也。
郦道元博览奇书，掇其菁华，以注《水经》，得从来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叶，杜佑摭河源、济渎二事以诋之。李吉甫帽有《删水经》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书传习者少，错简阙文讹字不可胜计。宋初犹未散逸，而《崇文总目》云“郦注四十卷，亡其五”，则仁宗之世已非完书。南渡后，程大昌撰《禹贡论》，颇举以相证，而终不能得其要领。金蔡正甫撰《补正水经》三卷，元欧阳原功为之序，谓“可以正蜀版迁就之失”。今其书亦不传。近世文人则徒猎其隽句僻事，以供词章之用，而山川古迹一概不同。孰知为《禹贡》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鸿深信而笃好之，反复寻味，每水各写为一图，两岸翼带诸小水，无一不具，精细绝伦，余玩之不忍释手，百诗有同嗜焉。昔善长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至今读之，勃勃有生气，吾三人表章郦注，不遗余力，亦自谓作者有灵，当惊知己于千古也。
班氏所载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间沿历之地，不可得闻。唯《水经》备著之，出某县向某方，流迳某县某方，至某县合某水，某县入某水，一一明确，间有相去疏阔者，《郦注》又从而补之，其说加密，直可据以绘图。余释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经》以为证，而于《导水》尤详，更摘取《注》中要语，夹行附提纲之下，亦或有借《注》作提纲者，凡历代史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及古今群书之要语，皆荟蕞于其下，目之了了，使学者不出户牖，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势，亦一奇也。大抵著书援古
译《地理志》对于《禹贡》中的山水，称引古文记载的有十一处：扶风汧县的吴山，古文认为是汧山；武功的太壹山，古文认为是终南山；垂山，古文认为是惇物山；颍川嵩高太室山，古文认为是外方山；江夏竟陵的章山，古文认为是内方山；安陆的横尾山，古文认为是陪尾山；东海下邳的葛峄山，古文认为是峄阳；会稽吴县的具区泽，古文认为是震泽；豫章历陵的傅昜山，古文认为是敷浅原；武威的休屠泽，古文认为是猪野泽；张掖居延的居延泽，古文认为是流沙。这里所说的古文，大概就是指棘下生安国所讲述的壁中古文的意义，这种古文传给了都尉朝，而司马迁也向安国请教过。只有终南、流沙、陪尾这三处不可采信，其余的都非常确切。
《地理志》引用桑钦的话共有七处：上党屯留条下说“桑钦说绛水发源于西南，向东流入海”；平原高唐条下说“桑钦说漯水的发源地”；泰山莱芜条下说“《禹贡》说汶水发源，向西南流入泲水，这是桑钦所说的”；丹阳陵阳条下说“桑钦说淮水发源于东南，向北流入大江”；张掖删丹条下说“桑钦认为弱水从这里出发，向西到酒泉的合黎山”；敦煌效谷条下说“原本是鱼泽障。桑钦说汉武帝元封六年，济南人崔不意担任鱼泽尉，教导百姓致力农耕，因为勤勉有功而获得谷物，因此设立为县名”；现在《汉书》原本有“师古曰”三个字，大概是后人所妄加，这话不是颜师古所能引用的。中山北新成条下说“桑钦说易水发源于西北，向东流入滱水”。现在查考《儒林传》说“涂恽传授河南人桑钦君长古文《尚书》”。桑钦是汉成帝时的人，班固与刘歆都推崇古学，所以有所采纳。《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两部《水经》：一部是三卷本郭璞注；一部是四十卷本郦善长注；都没有著录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才开始说是郭璞所作。阎若璩说：郭璞注《山海经》引用《水经》有八处，这难道是《水经》出于郭璞之手吗？《新唐书·经籍志》于是说汉代桑钦作《水经》，另一说认为是郭璞所作。现在的人说桑钦作《水经》就是根据这个。先代儒者因为书中多称东汉、三国时的地名，怀疑不是桑钦所作。而我更有一个确凿的证据，郦道元注《水经》在《漯水》条引用桑钦《地理志》，又在《易水》、《浊漳水》条都引用桑钦，其说法与《汉书》无异，由此可知班固所引用的就是桑钦的《地理志》。起初并没有“水经”这个名称，《水经》不知是谁所作，《注》中每次举出原文，必定尊称为“经”，如果这部《经》果然出于桑钦，没有直接斥责他名字的道理。唐人义疏惯例称孔君、郑君。有人说桑钦在前作，郭璞、郦道元在后附益；有人说汉代以后的地名是《注》混入了《经》，这些说法都不对。因为桑钦所撰写的名为“地理志”，不叫“水经”。《水经》创始于东汉，而魏、晋人继续完成它，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所以往往有汉代以后的地名，而首尾有时不相呼应，并不全是因为《经》、《注》混淆的缘故。
郦道元博览奇书，撷取精华，用来注释《水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唐初名气不太显著，到了唐朝中期，杜佑摘取河源、济渎两件事来诋毁他。李吉甫著有《删水经》十卷，不知道取舍标准如何。这本书传习的人少，错简、缺文、讹字不可胜数。宋朝初年还没有散失，而《崇文总目》说“郦注四十卷，亡失其五”，那么仁宗时代已经不是完整的书了。南宋南渡后，程大昌撰写《禹贡论》，颇举此书来相互印证，但最终不能得其要领。金朝蔡正甫撰写《补正水经》三卷，元朝欧阳原功为之作序，说“可以纠正蜀版迁就的失误”。现在他的书也不传了。近世文人只是猎取其中的隽句僻事，以供辞章之用，而对山川古迹一概不懂。谁知道他是《禹贡》的忠臣，《班志》的畏友呢。只有子鸿深信并笃好此书，反复寻味，每条河流各写成一图，两岸翼带的小河，无一不具备，精细绝伦，我玩味它不忍释手，阎百诗有同样的嗜好。从前郦善长叙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地说：“山水有灵，也应当惊动千古的知己。”至今读来，勃勃有生气，我们三人表彰郦注，不遗余力，也自认为作者有灵，应当惊动千古的知己。
班固所载的各条河流，只说它们的发源地和入海口，而中间流经的地方，无法得知。只有《水经》详细记载，从某县向某方向，流经某县某方向，到某县汇入某水，在某县流入某水，一一明确，偶尔有相距疏阔的地方，《郦注》又从而补充，其说法更加精密，简直可以依据它来绘图。我解释九州的文字，每条河流必定援引《水经》作为证据，而在《导水》部分尤其详细，更摘取《注》中的重要语句，夹行附在提纲之下，有时也有借《注》作提纲的，凡是历代史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古今群书的重要语句，都荟萃在其下，一目了然，使学者不出门户，就知道天下山川的形势，这也是一个奇迹。大概著书援引古
，最忌浑殽割裂，独此处有不得不然者。盖《水经》所叙沿历之地，间有疏阔，道元依《经》注补。今所引必《经》自《经》、《注》自《注》，划然分为二段，则前后不相贯穿，读者反多眩惑，事有变通，不可胶柱。子鸿与余筹之甚悉，海内诸贤幸不以此相讥。
译最忌讳的是混淆割裂，唯独此处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因为《水经》所叙述的沿途经过之地，偶尔有疏漏宽泛之处，郦道元依据《水经》进行注释补充。现在所引用的内容，如果必定让《经》自为《经》、《注》自为《注》，截然分为两段，那么前后就不能相互贯通，读者反而会更加困惑，事情需要灵活变通，不可拘泥固执。子鸿与我对此谋划得非常详尽，希望海内的各位贤达不要因此讥讽我们。
南人得水皆谓之江，北人得水皆谓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黄河曰大河，此后世土俗之称，非古制也。富顺熊过曰：黄帝正名百物，未尝假借，后世乃通之耳。愚谓禹主名山川，亦未尝假借。江、河自是定名，与淮、济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汉水、彭蠡水与江水会，始称三江；沅、湘等水入洞庭与江水会，始称九江。盖皆以岷江为主，而总其来会之数以目之，其未合时不得名江也。后世汉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称，殊乖经义。九河亦然，徒骇至鬲津，旧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过降水，至于大陆，乃疏为九道以杀其势，因谓之九河，入海处复合为一，与海潮相迎受，故谓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经》篇题概曰某水，绝不相假借，深得《禹贡》之意，予爱之重之。
《地志》、《水经》之后，郡县废置不常，或名同而实异，或始合而终离。若不一一证明，将有日读其书，而东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处，亦有身履其地，目睹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县某山某水者。愚故于引古之下，必曰某县今某县，其故城在今某县某方，中间沿革颇多，虽不能遍举，其切要者亦不敢遗。郑康成云：“学者既知古又知今。”此穷经之要诀，著书之定法也。不然，则亦有体无用之学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举宏远，非一峰一壑之目也。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闾、徂徕、新甫皆泰山之支峰，禹总谓之岱；自蓝田以至盩厔，总谓之终南；自河内以至井陉，总谓之太行；自上洛以至卢氏，总谓之熊耳。后人递相分析，而各为之名，愈久愈多。释《禹贡》者不明斯义，遂谓洛出冢领，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鸟鼠，淮出胎簪，不出桐柏，种种谬说，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终南、则又失之汗漫。太行越恒山而北，终南跨惇物而西，有乖经旨，吾不敢从。至若厎柱、碣石、朱圉、大伾之类，则又狭小孤露，与一峰一壑无异。盖山陵之当路者，不得不举为表识，未可执前例以相绳，以为必广袤数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记所言之非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倾亦名嵹台，外方亦名嵩高；三名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吴，又名岳，又名吴岳；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阳山，又名黎阳东山，又名青坛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极矣。今备载以广异闻。又有山所在之县各别，而实非异山者。如碣石在汉之絫县，而《水经》云在临渝，《后魏志》云在肥如，《隋志》云在卢龙，地名四变而山则一，要皆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之南也。嶓冢在汉之沔阳，而《后魏志》云在嶓冢县，《隋志》云在西县，《括地志》云在金牛，《寰宇记》云在三泉，《元大一统志》云在大安，《明一统志》云在宁羌，地名六变而山则一，要皆在今宁羌州北及沔县接界处也。至若嶓冢在汉中，而班固谓在陇西之西县，积石在羌中，而杜佑谓在西平之龙支，此又谬误之大者，辩之不厌其详。诸如此类，不可胜道，聊举一隅，以资三反。
《导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无踪迹。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难穷究，纷纷推测，终无确据，不如阙疑之为得也。江、汉、淮、渭、洛，禹迹尚存，无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东徙之后，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复问，先儒皆以王莽河为禹河，故降水、大陆、九河、逆河无一不差。然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于其西，则邺东故大河之道，犹可案图而得也。济为河乱久矣，至东汉而河南之济尽亡，赖《水经》悉载其故渎，后世犹得因此而略知古济之所行，杜佑辄诋之，非笃论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贡》地理间有于今不同者，或古今名号之殊，或人力开塞之异，或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盖如熊耳为讙举、大别为翼际、恒水为呕夷、卫水为虖池，此所谓古今名号之殊也。荥泽导为荥川，河水引为鸿沟，徐偃通舟陈、蔡，夫差沟通江、淮，此所谓人力开
译南方人见到水都叫它江，北方人见到水都叫它河，因此把岷江称为大江、黄河称为大河，这是后世的土俗称呼，并非古代的定制。富顺人熊过说：黄帝为百物正名，不曾假借，后世才通假使用罢了。我认为大禹为主命名山川，也不曾假借。江、河自是定名，与淮、济等一样，不是其他水所能冒用的。只有汉水、彭蠡水与江水汇合，才开始称为三江；沅、湘等水流入洞庭湖与江水汇合，才开始称为九江。大概都是以岷江为主，而汇总其汇合的数量来称呼它们，在未汇合时不能称为江。后世汉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称呼，完全违背经义。九河也是如此，徒骇到鬲津，旧有此水道，等到禹从大伾引河，向北流经降水，到达大陆，于是疏浚为九道以减弱其水势，因此称为九河，入海处又合为一，与海潮相互迎受，所以称为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也不称为河。《水经》篇题概称为某水，绝不互相假借，深得《禹贡》之意，我喜爱它、重视它。
《地志》、《水经》之后，郡县废置不常，有的名称相同而实际不同，有的起初汇合而最终分离。如果不逐一证明，将会出现每天读其书，而东西南北茫然无法分辨，不知道现在在何处，也有亲身踏足其地，目睹其形貌，却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郡某县某山某水的人。所以我于引用古书之下，必定说某县即今某县，其故城在今某县某方，中间沿革颇多，虽然不能全部列举，但切要者也不敢遗漏。郑康成说：“学者既知古又知今。”这是穷究经义的要诀，著书的定法。不然，那就是有体无用之学罢了。
禹所命名的山，包容宏远，不是一峰一壑的名称。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闾、徂徕、新甫都是泰山的支峰，禹总称为岱；自蓝田以至盩厔，总称为终南；自河内以至井陉，总称为太行；自上洛以至卢氏，总称为熊耳。后人相继分析，而各自命名，越久越多。解释《禹贡》的人不明白这个义理，于是说洛水出冢领，不出熊耳，渭水出南谷，不出鸟鼠，淮水出胎簪，不出桐柏，种种谬说，都由此产生。然而他们说到太行、终南，却又失之空泛。太行越过恒山向北，终南跨越惇物向西，违背经旨，我不敢听从。至于厎柱、碣石、朱圉、大伾之类，却又狭小孤露，与一峰一壑无异。大概山陵当路的，不得不举为标志，不可执前例来约束，认为必定是广袤数十百里的大山，而怀疑古书记载的不是这样。
凡是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倾也叫嵹台，外方也叫嵩高；三名如岱也叫岱宗，又叫泰山；四名如岍也叫吴，又叫岳，又叫吴岳；五名如大伾也叫黎山，又叫黎阳山，又叫黎阳东山，又叫青坛山；多到雷首一山而有九名，这到了极点。现在全部记载以广异闻。又有山所在之县各别，而实际不是异山的。如碣石在汉之絫县，而《水经》说在临渝，《后魏志》说在肥如，《隋志》说在卢龙，地名四变而山则一，都要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之南。嶓冢在汉之沔阳，而《后魏志》说在嶓冢县，《隋志》说在西县，《括地志》说在金牛，《寰宇记》说在三泉，《元大一统志》说在大安，《明一统志》说在宁羌，地名六变而山则一，都要在今宁羌州北及沔县接界处。至于嶓冢在汉中，而班固说在陇西之西县，积石在羌中，而杜佑说在西平之龙支，这又是谬误之大者，辩之不厌其详。诸如此类，不可胜道，聊举一隅，以资三反。
《导水》九章，只有黑水原委杳无踪迹。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也难以穷究，纷纷推测，终无确据，不如阙疑之为得也。江、汉、淮、渭、洛，禹迹尚存，无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东徙之后，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复问，先儒皆以王莽河为禹河，故降水、大陆、九河、逆河无一不差。然而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于其西，则邺东故大河之道，犹可案图而得也。济为河乱久矣，至东汉而河南之济尽亡，赖《水经》悉载其故渎，后世犹得因此而略知古济之所行，杜佑辄诋之，非笃论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贡》地理间有于今不同者，或古今名号之殊，或人力开塞之异，或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盖如熊耳为讙举、大别为翼际、恒水为呕夷、卫水为虖池，此所谓古今名号之殊也。荥泽导为荥川，河水引为鸿沟，徐偃通舟陈、蔡，夫差沟通江、淮，此所谓人力开
塞之异也。荥、播塞成平地，灉、沮二源壅绝，逆河化为勃海，碣石沦于洪波，此所谓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也。然传记尚有明征，禹功未尽湮没，正可据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因此而遂疑圣经之有误，古志之非真，其为愚且悖也，孰甚焉。
译这是边塞地区地理变迁的不同之处。荥阳、播州一带的阻塞形成了平地，灉水、沮水两条源头被堵塞断绝，倒流的河水变成了渤海，碣石山淹没在洪波之中，这就是所说的山陵与河谷、海洋与陆地、土石增减变化的现象。然而史传记载仍有明确的证据，大禹治水的功绩并未完全湮没，正可以根据现在并非如此的情况，来探求过去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如果因此就怀疑经典圣书有错误，古代记载不真实，这种愚昧且悖理的行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水经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称，其在《禹贡》，则漾与沔合亦称沔，漳与绛合亦称降水是也。又有随地异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沇东流为济，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为支流而异其名者，江别为沱，汉别为潜，河别为漯是也。有伏流显发而异其名者，济溢为荥是也。小水合大水谓之入，大水合小水谓之过，二水势均相入谓之会，此又正名辨分之义，高出《地志》、《水经》者矣。山体不动，其盘其广大者，亦不过占数郡县。若水则源远流长，往往灌注于千里之外，伏见离合，曲直向背，变化无方，名称不一，故撰《山经》易，撰《水经》难。
《孔传》言禹之治水，或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不必到处皆然，绵亘千百里之远，然当时实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吕览》、《淮南子》、《水经注》众口一辞，岂欺我哉。贾让曰：“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厎柱，破碣石。”此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于一己之意，见凡耳目之所不及，皆以为妄。开章壶口、梁山第一功，便说得全无精彩，亦由过泥孟子行所无事之说，谓禹绝无所穿凿。殊不知尧之水灾，非寻常之水灾。禹之行水，非寻常之行水。审如蔡氏所言，则后世筑堤置埽开渠减水之人，皆得与禹功并垂天壤矣。鲧何以绩用弗成，禹何以配天无极哉。
中国之水，莫大于河。禹功之美，亦莫著于河。释《禹贡》而大伾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犹弗释也。《导河》一章，余博考精思，久乃得之，解成，口占二首曰：“三年僵卧疾，一卷《导河》书。禹奠分明在，周移失故渠。自知吾道拙，敢笑古人疏。冀有君山赏，中心郁少舒。班固曾先觉，王横实启之。九峰多舛错，二孔亦迷离。墨守终难破，输攻谅莫施。秪应千载后，复有子云知。”时丁丑二月朔也。
河自禹告成之后，下迄元、明，凡五大变，而暂决复塞者不与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经》所称大河故渎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后汉永平中，王景修之遂为大河之经流。《水经》所称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时商胡决河，分为二派，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今海丰。入海，二流迭为开闭。《宋史·河渠志》所载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注梁山泊，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阳武县南，新乡之流绝。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烂之区。宋、金以来，为害弥甚。愚故于《导河》解后附《历代徙流之论》，而又各为之图，以著其通塞之迹，使天下知吾书非无用之学，于康成知古知今之训不敢违也。事讫于明，故时务缺焉。
九州之疆界，《尔雅》、《职方》不同于《禹贡》，盖殷、周之所损益也。故必备举以相参次，列古帝王所都及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时国土之可考者，略见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战国之所属，然后分配秦、汉以降之郡国，而要以杜氏《通典》为准。盖前此地理诸书，未有以《禹贡》九州分配郡国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虽有沿革，不甚相远。故《通典》之后直接当今舆地。杜氏博洽绝伦，然间有分配未当者，如冀之信都当属兖，荆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又有一郡一县而当分属二州者，则以有名山大川为标识，不容蒙混。如汲郡有黄河，河南之胙城
译《水经注》中凡是两条河流汇合，通常从下游开始互相接受通用的名称；在《禹贡》中，漾水与沔水汇合后也称沔水，漳水与绛水汇合后也称降水，就是这样的例子。又有随着地点不同而名称不同的，并非因为与其他河流汇合才如此，例如沇水向东流称为济水，漾水向东流称为汉水，再向东流称为沧浪之水，就是这样的例子。有大河流分出支流而名称不同的，例如江水分出称为沱水，汉水分出称为潜水，黄河分出称为漯水，就是这样的例子。有地下潜流重新涌出地面而名称不同的，例如济水溢出称为荥泽，就是这样的例子。小河流汇入大河流称为“入”，大河流汇入小河流称为“过”，两条河流势力相当互相汇入称为“会”，这又是正确命名、辨别区分的原则，比《地志》、《水经》更高明。山体是不动的，那些盘绕、广大的山，也不过占据几个郡县的范围。如果说到水，则源远流长，往往灌注到千里之外，潜流与涌出、分离与汇合，弯曲与笔直、朝向与背向，变化没有定规，名称也不统一，所以编写《山经》容易，编写《水经》困难。
《孔传》说大禹治水，有时开凿山石，有时挖掘土地以疏通水流。这不必到处都这样，绵延千百里之远，但当时确实有地方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尸子》、《吕览》、《淮南子》、《水经注》众口一词，难道欺骗我吗？贾让说：“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的就毁掉它，所以开凿龙门，开辟伊阙，劈开厎柱，打破碣石。”这是开凿山石的事情。孟子说：“大禹挖掘土地将水注入大海”；太史公说：“大禹疏通两条渠道以引导黄河，向北承载到高地，经过降水到达大陆。”这是挖掘土地的事情。儒者局限于自己的意见，凡是耳目所不能及的，都认为是荒谬的。开篇壶口、梁山的第一大功，就被说得毫无精彩，也是由于过于拘泥于孟子“行所无事”的说法，认为大禹绝对没有开凿挖掘。殊不知尧时的水灾，不是寻常的水灾。大禹疏导水流，不是寻常的疏导水流。如果真像蔡氏所说，那么后世筑堤、放置埽材、开渠、减水的人，都能与大禹的功绩一同流传天下了。鲧为什么功绩没有成功，大禹为什么能配享上天而无穷尽呢？
中国的水，没有比黄河更大的。大禹功绩的美好，也没有比在黄河上更显著的。解释《禹贡》而不能得知大伾以下大禹时期黄河的故道，还不如不解释。《导河》这一章，我广泛考证、精心思考，很久才得到结果，写成后，随口吟诵两首诗说：“三年卧病在床，一卷《导河》书。大禹奠定的河道分明存在，周代迁移失去了故渠。自知我的方法笨拙，怎敢嘲笑古人疏漏。希望有君山那样的赏识，心中郁结稍得舒展。班固曾经先觉，王横确实启发了他。九峰多有错误，二孔也迷离不清。墨守成规终究难以打破，输攻之法谅必无法施展。只应在千载之后，再有扬雄那样的人知晓。”当时是丁丑年二月初一。
黄河自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下到元、明，共有五次大的变迁，暂时决口又堵塞的不计算在内。第一次，周定王五年，黄河从宿胥口改道，向东流经漯川，到长寿津与漯水分流，然后向东北汇入漳水，在章武入海。《水经》所称的大河故渎就是这种情况。第二次，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泛滥清河、平原、济南，到千乘入海。后汉永平年间，王景修治后遂成为黄河的主干流。《水经》所称的河水就是这种情况。第三次，宋仁宗时商胡决口，分为两派，北流汇入永济渠，到乾宁军（今青县）入海，东流汇入马颊河，到无棣县（今海丰）入海，两股水流交替开闭。《宋史·河渠志》所载就是这种情况。第四次，金章宗明昌五年，即宋光宗绍熙五年。黄河在阳武故堤决口，灌入封丘向东，注入梁山泊，分为两派，一派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派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河就是这种情况。第五次，元世祖至元年间，黄河改道从阳武县南流出，新乡的水流断绝。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建成，北派逐渐微弱。到明弘治年间筑断黄陵冈支渠，于是以一条淮河承受全部黄河之水就是这种情况。大概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的区域，都是黄河纵横泛滥的地区。宋、金以来，危害更加严重。所以我于《导河》解释后附《历代徙流之论》，又分别为它们画图，以显示其通塞的痕迹，使天下人知道我的书不是无用的学问，对于郑玄知古知今的训诫不敢违背。事情截止到明代，所以时务有所缺失。
九州的疆界，《尔雅》、《职方》不同于《禹贡》，大概是殷、周所增减的。所以必须全部列举以相互参证，列出古代帝王所都城及诸侯封地在州域的，又其次列出春秋时国土可考的，略见先王封建的制度，又其次列出战国所属，然后分配秦、汉以后的郡国，而以杜佑《通典》为准。大概在此之前地理诸书，没有以《禹贡》九州分配郡国的，有的从《通典》开始。宋代继承唐代制度，直到元、明，虽然有沿革，不相去太远。所以《通典》之后直接当今舆地。杜佑博洽绝伦，但间有分配不当的，如冀州的信都应当属于兖州，荆州黔中以下七郡及雍州伊吾以下四郡，都不在禹九州的范围内就是这种情况。又有一郡一县应当分属二州的，则以有名山大川为标识，不容混淆。如汲郡有黄河，河南的胙城
当属兖，不当属冀。黎阳县有宿胥故渎，渎西属冀，渎东当属兖是也。凡此类悉为之举正。经所言州界多二至，唯徐三至，冀虽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未备者，必博考而审别之。如冀北抵沙漠，徐西抵济水，梁东荆西界巫山，豫东兖西界菏泽是也。至于分野主占候，以十二次分配，十二国不足以尽九州之土，与《禹贡》无涉。唯一行“山河两戒”之说，于《导山》《导水》有默契焉，故时引以证《经》。
译应当归属于兖州，不应当归属于冀州。黎阳县有宿胥故渎，渎西归属于冀州，渎东应当归属于兖州，就是这样。凡是这类情况，都一一为之纠正。经文中所说的州界大多涉及两个方向，只有徐州涉及三个方向；冀州虽然未言明边界，但三面距离黄河也涉及三个方向。那些记载不详尽的，必定广泛考证并审慎辨别。比如冀州北抵沙漠，徐州西抵济水，梁州东界和荆州西界以巫山为界，豫州东界和兖州西界以菏泽为界，就是这样的例子。至于分野主司占卜候望，用十二次来分配，十二个诸侯国不足以涵盖九州的土地，这与《禹贡》无关。只有“山河两戒”这一说法，与《导山》《导水》篇有暗合之处，所以时常引用它来证明经文。
郑渔仲曰：《禹贡》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改。是以为万世不易之书。史家作志以郡县为主，郡县一更则其书废矣。此至言也。然后世河日徙而南，则兖之西北界不可得详。河南之济亡，则兖之东南界亦苦难辨。华阳专主商、洛，则梁之西北界茫无畔岸。黑水与雍通波，则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极。《禹贡》之书虽存，徒虚器耳。郡县能乱其疆域，山川亦能变其疆域，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图籍，其何以正之。
王者以一人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禹任土作贡，皆祭祀燕飨之需，车服器械之饰，吉凶礼乐之用，国家之所必不可缺者。夫子“无间然”三语，深得其心。非但季世征求之滥不可与同日而论，即伊尹之《献令》，周公之《王会》，恐亦属后人依托，借曰有之，则殷、周之志荒矣。今释厥贡，必一一明其所用，如金银、珠玉、琅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之类，则尤必详致其辨，使知圣人无一徇欲之事，庶不敢厉民以自养耳。
帝都三面距河，舟楫环通，诸侯之朝贡，商贾之懋迁，行旅之往来，外国之享王，皆以达河为至。其水道曲折，经悉志之于州末，兖、青、徐、扬皆由济、漯以达河，荆、豫皆由洛以达河，梁、雍皆由渭以达河，冀之岛夷由碣石以达河，扬之岛夷由淮、泗以达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积石以达河，下文所谓“四海会同”者，具见于此矣。然当时粟米取之于甸服，无仰给四方之事，所运者唯贡物，故轻舟可载，山溪可浮，“逾于洛”、“逾于沔”是也。要其间陆行，亦不过数十里，圣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后世牛羊用人，若张汤通褒斜之涎，以致汉中之谷，陆运百余里，亦不以为难，其于圣人之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四海之内，分为九州。九州之内，制为五服，以别其远近。甸、侯、绥为中国，要、荒为四夷，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尚有余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蛮之地，不登版图，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为四海。此《禹贡》五服、九州、四海之名义也。宋儒见它书所称四海有以水言者，遂一切拨弃古训，以四海为海水，四夷为外国。殊不知《禹贡》九州之内，自有中国蛮夷之别。甸、侯、绥三服则壤成赋之区，名曰中邦。要、荒二服为夷为蛮。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即其地也。不然，郯子岂外国之君长，而大荒绝域亦安能为天子守邪！
禹锡圭告成，唯据十三年中已然之事，录之以成书，其后非必一一尽同也。如舜绍尧肇十有二州，则州境之山川已有所更改。封十有二山浚川，则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汝平水土，惟时懋哉，不仅如此篇所纪而已也。至于土田之肥瘠，贡赋之多寡，声教之远近，它时亦必有小异。说经者但当就《禹贡》以释《禹贡》，若牵合前后，则反多窒碍矣。
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为限，后世犬牙相制之形无有也。水土之功，以决川距海为则，后世曲防逆阞之事无有也。税敛之法，以土田物产为赋，后世口率音律。出钱之令无有也。九州之贡所以给邦用，后世奇技淫巧之供无有也。四海之贡所以表向化，后世珍禽瑰宝之献无有也。达河之道所以通贡篚，后世飞刍挽粟之役无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后世设险守国之计无有也。六府之修所以养民生，后世山林川泽之禁无有也。土姓之锡所以褒有德，后世强干弱枝之虑无有也。武卫之奋所以戒不虞，后世拓土开边之举无有也。声教之讫所以大无外，后世招来诱致之术无有也。想其时民安物阜，别有一天地，其君若臣亦皆心天地之心。觉三代以降，号称善治者，犹未免为小康之事，衰世之意。《礼运》首述孔子之言，先儒疑为老
译郑樵说：《禹贡》是根据地理来命名州，而不是根据州来命名地理。所以兖州的区域可以迁移，但济水、黄河之间的兖州地域是不可迁移的。梁州可以更改，但华阳、黑水之间的梁州地域是不可更改的。因此它成为万世不可改变的经典。史家撰写志书以郡县为主，郡县一旦变更，那部书就废弃了。这是极有见地的话。然而后世黄河日渐南移，那么兖州西北的边界就无法详细考证。河南的济水消失，那么兖州东南的边界也就难以分辨。华阳主要指商、洛地区，那么梁州西北的边界就模糊不清没有边际。黑水与雍州相通，那么梁州西南的边界又在哪里终止呢？《禹贡》这本书虽然还在，却成了空具形式的器物。郡县能够扰乱疆域，山川也能改变疆域，以前不可迁移的，现在或许已经迁移了。如果不深入钻研思考，广泛查考图籍，又怎么能纠正它呢。
君王是用一人来供养天下，而不是用天下人来奉养一人。大禹根据土地制定贡赋，都是祭祀宴饮的需要，车马服饰器械的装饰，吉凶礼乐的使用，是国家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孔子“无间然”这三句话，深得大禹的心意。不仅末世征敛的泛滥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即使是伊尹的《献令》，周公的《王会》，恐怕也是后人依托伪作，假使确实存在，那么殷、周时期的志书就荒谬了。现在解释各种贡品，必须一一明确它们的用途，像金银、珠玉、琅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之类，尤其必须详细辨析，让人知道圣人没有一件顺从私欲的事情，大概就不敢残害百姓来供养自己了。
帝都三面逼近黄河，船只环绕通达，诸侯的朝贡，商贾的交易，行旅的往来，外国的朝见天子，都以到达黄河为终点。那些水道曲折，经文都详细记载在各州的末尾，兖、青、徐、扬四州都由济水、漯水到达黄河，荆、豫二州都由洛水到达黄河，梁、雍二州都由渭水到达黄河，冀州的岛夷由碣石到达黄河，扬州的岛夷由淮河、泗水到达黄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积石到达黄河，下文所说的“四海会同”，都在这里体现了。然而当时粮食取自甸服，没有依赖四方供给的事情，所运输的只有贡品，所以轻舟可以承载，山溪可以漂浮，“越过洛水”、“越过沔水”就是如此。至于其间陆路行走，也不过几十里，圣人重视民力就是这样。后世用人力运送牛羊，像张汤开通褒斜道的险路，以致运送汉中的粮食，陆运百余里，也不觉得困难，这与圣人的心意，相差何止天壤之别。
古代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四海之内，分为九州。九州之内，制定五服，以区别远近。甸服、侯服、绥服为中国，要服、荒服为四夷，这就是所说的“辅助完成五服，直到五千里的范围”。五服之外，还有剩余的土地，也在九州的范围内，这就是所说的“外迫近四海，都设立五位长官”。九州之外，夷狄戎蛮的土地，不登记在版图，不奉行正朔，君王以不治来治理他们，这就是四海。这是《禹贡》中五服、九州、四海的名义。宋儒看到其他书中所称四海有以水来解释的，于是完全摒弃古训，把四海当作海水，四夷当作外国。殊不知《禹贡》九州之内，自有中国与蛮夷的区别。甸、侯、绥三服是缴纳赋税的地区，名叫中邦。要、荒二服是夷是蛮。沈尹戌说：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指的就是这些地方。不然，郯子难道是外国的君长，而大荒绝域又怎么能替天子守边呢！
大禹赐予圭璧报告成功，只根据十三年中已经发生的事实，记录下来写成书，其后未必一一完全相同。比如舜继承尧开创十二州，那么州境的山川已经有所更改。封十二山疏浚河流，那么山川的祭祀必然有所增加。而任命大禹掌管百官兼任司空，你平定水土，那时勤勉努力，不仅仅限于这一篇所记载的而已。至于土田的肥瘠，贡赋的多寡，声教的远近，其他时候也必然有细微的差异。解说经书的人只应当就《禹贡》来解释《禹贡》，如果牵强附会前后，反而多有阻碍不通之处了。
地域的划分，以高山大川为界限，后世那种犬牙交错相互制约的形状是没有的。水土的工程，以疏通河流直达大海为原则，后世那种弯曲的堤防逆流拦截的事情是没有的。税收的法令，以土田物产为赋税，后世按人口征收音律、出钱的规定是没有的。九州的贡品用来供给国家用度，后世奇技淫巧的供应是没有的。四海的贡品用来表示归顺教化，后世珍禽瑰宝的进献是没有的。到达黄河的道路用来疏通贡品，后世运送粮草的劳役是没有的。山川的奠定用来有序地祭祀，后世设险守国的计谋是没有的。六府的修治用来养育民生，后世山林川泽的禁令是没有的。土姓的赐予用来褒奖有德之人，后世强干弱枝的顾虑是没有的。武卫的奋起用来警戒意外，后世拓土开边的举动是没有的。声教的终结用来扩大无外的境界，后世招来诱致的权术是没有的。想象那时百姓安宁物产丰富，别有一番天地，其君臣也都怀着天地之心。觉得三代以后，号称治理良好的，还难免是小康的事情，衰世的心意。《礼运》首先叙述孔子的话，先儒怀疑是老
庄之绪余，由今思之，殆不然也。学者熟读《禹贡》而有得焉，非惟知识日进于高明，抑且心术渐登于淳古。
译庄氏所遗留下来的绪论，从现在的角度来思考，恐怕并非如此。学者熟读《禹贡》并有所收获，不仅知识日益精进高明，而且心术也逐渐趋向淳朴古雅。
己卯，余复入帝城，谒大司徒吉水李公，以《禹贡锥指》就正。公览之，喜曰：是书博而不杂，精而能赅，不惟名物殚洽，兼得虞夏传心之要，出以问世，谁曰不宜。余负墙而谢。今春，公寓书天津，以示刘侍御西谷先生，先生一见称赏，谓从来所未有，复于李公序而行之，诚异数也。嗟乎，积病无憀，终日仰面看屋梁，著书当时，聊代萱苏，今乃重灾梨枣，詅音令。痴符之诮，其能免乎？
康熙辛巳夏五，德清胡渭元名渭生，字胐明，一字东樵。敬述于御河舟次。
禹贡锥指略例
译己卯日，我再次进入京城，拜见大司徒吉水李公，拿着《禹贡锥指》请他指正。李公阅览后，高兴地说：“这本书广博而不杂乱，精微而能完备，不仅名物考证详尽透彻，还兼得虞夏两代传心之要旨，拿出来问世，谁能说不合适呢？”我靠着墙壁拜谢。今年春天，李公将书稿寄存在天津，出示给刘侍御西谷先生看，先生一见便称赞赏识，说这是历来所没有的，又在李公序言之后予以刊行，这确实是难得的殊荣啊。唉，我久病缠身，百无聊赖，整天仰面看着屋梁，著书立说当时，不过是聊以替代忘忧草来排遣愁绪，如今竟然又要大量刻版印刷，招致“痴符”的讥讽，难道能避免吗？
康熙辛巳年夏五月，德清胡渭（名渭，字胐明，又字东樵）恭敬地在御河船中记述。
《禹贡锥指》略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