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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四传纠正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四传纠正》一卷。
国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义》始脱藁，是嵗之夏，复续作此书以综括大防，相传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书中摘列《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之失，随事辨正，区为六类：一曰尊圣而忘其僭，计八条；二曰执理而近于迂，计十五条；三曰尚异而邻于凿，计二十三条；四曰亿测而近于诬，计四十三条；五曰称美而失实情，计八条；六曰摘瑕而伤锲刻，计六条。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国、郑元之説明周正改时改月，春秋正朔皆从周。其中如华督夺孔父之妻，齐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简防相传，必有所据，即就传文而论，亦无以断其必不然，汝言皆以为亿测近诬，转未免自蹈亿侧。又公羊褒齐襄之复讐，固为谬戾，然纪侯谮齐哀公于周，至于见烹，则实有其事，汝言乃谓语言之故不足为讐，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谓左传「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犹汉称皇汉、宋称皇宋之义，则不知正月、正嵗并见《周礼》，兼用夏正，实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时，无庸牵引汉宋横生曲説。又一行、卫朴推騐春秋日食皆合于建寅一条，汝言无以难之，遂泛谓不足深据，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时令，建子建寅食限无殊，一语可明，亦不必颟顸其説。如斯之类，虽或问有小疵，然六类之中，大抵皆立义正大，持论简明，一卷之书，篇帙无防，而言言皆治《春秋》之药石，亦可谓深得经意者矣。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春秋四传纠正原序
六经之不明，诸儒乱之也。自王辅嗣以老庄言《易》，而六经有道家矣；郑康成以防纬言礼，而六经有数术家矣；公、谷、胡氏以名称褒贬言《春秋》，而六经有名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探圣人之精蕴，而智识弇浅，强求深逺，习见郡国之府寺，而以为宫阙之巍峩不过如是，不知辅相之道，而以行师折狱之才智经邦国也。浅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失其大体。迨至有宋，大儒程、朱辈出，而后正其纰谬。《易传》、《本义》成，而辅嗣卷舌；《仪礼经传通解》定，而康成束手退矣。若夫《春秋》，左氏亲见圣人，公、谷传诸髙第弟子，而偏驳者半焉。康侯品髙学博，文章能畅所欲言，方以为程氏之正传，而疵类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不敢端言其过，其説时时见于弟子讲论之余，而后人又不能推明其义，徒使附防穿凿、刑名法术之言，出于一代大儒而不觉，是可异也。汝言不揣，纂集诸家，自为一书，先之以四传纠正，为六端以该之：一曰尊圣而忘其僭，二曰执理而近于迂，三曰尚异而邻于凿，四曰亿测而涉于诬，五曰称美而失情实，六曰摘瑕而伤锲刻。六者之弊去，而后可以读《春秋》矣。顾愚陋荒落，何敢效鍼石于前贤，聊以志愿学之自略，见其大指而已。丙辰仲夏下▯，渐川诸生俞汝言识。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四传纠正》秀水俞汝言撰：一曰尊圣而忘其僭。
隠公元年春王正月。胡安国传曰：「《春秋》立文兼述作，《舜典》纪元日，《商训》称元祀，此经书元年，所谓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创制，裁自圣心，无所述于人者。」又曰：「周人以建子为嵗首，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仲尼以夏时冠周月，垂法后世。」
按春王正月，周制则然，非自仲尼始作。匹夫无位，而可以改正朔乎？欲以正天下，而自干僭上之罪乎？
隠公三年，宋公和卒。胡氏曰：「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诸侯何以书卒？周室东迁，诸侯放恣，圣人奉天讨以正王法，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四传纠正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四传纠正》一卷。
本朝俞汝言撰写。康熙丙辰年，俞汝言的《春秋平义》刚完成草稿，这年夏天，他又续写此书以概括主要纲领，相传他晚年失明，是口述而成的。书中摘录列举《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的错误，随事辨正，分为六类：一是尊崇圣人却忘记了僭越，共八条；二是拘泥于理而近乎迂腐，共十五条；三是崇尚怪异而近乎穿凿，共二十三条；四是猜测臆断而近乎诬蔑，共四十三条；五是称颂美好却失去实情，共八条；六是挑剔瑕疵而伤害刻薄，共六条。末尾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明左氏、公羊、孔安国、郑玄的解释，说明周朝改正朔、改月份，春秋的正朔都遵循周制。其中如华督夺取孔父的妻子，齐桓公因蔡姬而侵犯蔡国，史家简略记载相传，必定有所依据，即使就传文而论，也没有理由断定一定不是这样，俞汝言都认为是猜测臆断近乎诬蔑，反而未免自己陷入猜测臆断。又如公羊传褒扬齐襄公复仇，固然荒谬悖理，然而纪侯向周王进谗言陷害齐哀公，以至于被烹杀，确实是有的事，俞汝言却说言语的缘故不足以成为仇怨，也不甚可理解。至于《春王正月辨》中说左传“王周正月”一句，“王周”二字如同汉朝称皇汉、宋朝称皇宋的意思，却不知道正月、正岁都见于《周礼》，兼用夏正，确实也是王制，所以特别说“王周正月”，明确不是夏时，无需牵强附会汉宋而横生曲解。又一行、卫朴推算验证春秋日食都符合建寅一条，俞汝言无法驳难，于是泛泛地说不足以深究依据，不知道日月交食，推算朔望不推算时令，建子建寅食限没有区别，一句话就可以说明，也不必含糊其辞。像这类情况，虽然偶有小瑕疵，然而六类之中，大体都立义正大，持论简明，一卷之书，篇幅不多，而句句都是治《春秋》的药石，也可以说是深得经意的人了。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四传纠正原序
六经的不明，是诸儒扰乱造成的。自从王弼用老庄之言解释《易经》，六经中就有了道家；郑康成用谶纬之言解释礼，六经中就有了数术家；公羊、谷梁、胡氏用名称褒贬解释《春秋》，六经中就有了名家、法家。他们起初并非不想探求圣人的精微蕴义，而是智识浅陋，强求深远，习见郡国的府寺，而以为宫阙的巍峨不过如此，不知辅相之道，而以行军折狱的才智治理邦国。浅求则失其度，深求则愈失其大体。等到宋代，大儒程、朱辈出，而后纠正其谬误。《易传》、《本义》成，而王弼缄口；《仪礼经传通解》定，而郑康成束手退矣。至于《春秋》，左氏亲见圣人，公、谷传诸高第弟子，而偏驳者半焉。康侯品髙学博，文章能畅所欲言，方以为程氏之正传，而疵类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不敢端言其过，其说时时见于弟子讲论之余，而后人又不能推明其义，徒使附会穿凿、刑名法术之言，出于一代大儒而不觉，是可异也。汝言不揣，纂集诸家，自为一书，先之以四传纠正，为六端以该之：一曰尊圣而忘其僭，二曰执理而近于迂，三曰尚异而邻于凿，四曰亿测而涉于诬，五曰称美而失情实，六曰摘瑕而伤锲刻。六者之弊去，而后可以读《春秋》矣。顾愚陋荒落，何敢效针石于前贤，聊以志愿学之自略，见其大指而已。丙辰仲夏下浣，渐川诸生俞汝言识。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四传纠正》秀水俞汝言撰：一曰尊圣而忘其僭。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胡安国传曰：“《春秋》立文兼述作，《舜典》纪元日，《商训》称元祀，此经书元年，所谓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创制，裁自圣心，无所述于人者。”又曰：“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仲尼以夏时冠周月，垂法后世。”
按春王正月，周制则然，非自仲尼始作。匹夫无位，而可以改正朔乎？欲以正天下，而自干僭上之罪乎？
隐公三年，宋公和卒。胡氏曰：“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诸侯何以书卒？周室东迁，诸侯放恣，圣人奉天讨以正王法，
因其告丧，特书曰卒，不与其为诸侯也。」桓公二年，滕子来朝。胡氏曰：「滕侯爵，降而称子者，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恶。已不能讨，又先邻国而朝之，故降而称子以正其罪。」七年，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胡氏曰：「桓，天下之大恶也。谷伯、邓侯相继而来朝，即大恶之党也，故特贬而书名。」僖公二十有三年，杞子卒。左氏曰：「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杜预以谓：「杞实称伯而书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礼终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贬之。」
译因为滕国借报丧之机，特别记载为“卒”，不承认其诸侯的地位。」桓公二年，滕子来朝见。胡氏说：「滕国本为侯爵，降低爵位称子，是因为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这是天下的大恶。鲁国自己不能讨伐，反而先于邻国去朝见桓公，所以降低爵位称子以纠正其罪过。」七年，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胡氏说：「桓公是天下的大恶。谷伯、邓侯相继来朝见，就是大恶的同党，所以特别贬低并直书其名。」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去世。左氏说：「杞成公去世，史书称子，因为杞国是夷狄。」杜预认为：「杞国实际爵位是伯，而史书称子，是因为成公开始实行夷狄礼仪直至终老，所以孔子在他去世时用文字贬低他。」
按黜陟诸侯，天子之事。周衰，天子建空名于上，未闻黜一小国。滕、薛之称侯、称伯、称子，是自贬损以便职贡，非时王所贬。仲尼亦因其自称而书之，而曰「朝桓而贬且名」，因告丧而不与其为诸侯，因用夷礼而以文贬之，是天子仲尼也？不过因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语误之。孟子谓所书者天子之事，而不谓所行者天子之事也，安得执词以害义，使仲尼为僭分越礼之首耶？
文公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王使召伯来会葬。胡氏曰：「不称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成风以妾僭嫡，王使大夫归含且▯，又使召伯来防葬，则王法废、人伦乱矣。故不称天以谨之。」
按使命得失直书于防而自见，何待削天王之号？且天王而可削，《春秋》可不作矣。赵鹏飞曰：「阙文近之。」二曰执理而近于迂。
隠公四年，卫人立晋。左氏曰：「卫人立晋，众也。」公羊曰：「立者何？不宜立也。其称人何也？众立之之辞也。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谷梁曰：「立者，不宜立也。贤则其不宜立，何也？《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胡氏曰：「晋虽诸侯之子，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故《春秋》于卫人特书曰立，所以着擅置其君之罪；于晋絶其公子，所以明专有其国之非。」
按州吁弑立逾年，天讨不加，石碏大义灭亲，杀诸濮而立晋，天下共多其能讨叛而反正，故书曰「卫人立晋」，而公、谷特▯不宜立之词，而曰「贤而不正」。然则孰为正乎？文定因之，有不承国于先君、不禀命于天子，而罪卫人以擅置其君，罪晋以专有其国。先君弑矣，何所承命？四国党州吁，天子置而不问，禀命而立，安知不更有方命，如后之放黔牟者乎？以是知成人之美不易得于君子也。东山赵汸曰：「以不称公子为恶王子朝，岂宜立者乎？」
庄公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乗丘。左传：公子偃曰：「可败也。」公弗许。自雩门窃出，防臯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乗丘。齐师乃还。胡氏曰：「齐宋轻举大众，诚有罪也。鲁人若能不用诈谋，奉其辞令，二国去矣。偷得一时之捷，而积四邻之忿，交讥之。」僖公元年，季友败莒师于郦，获莒拏。公羊曰：「其言获何也？恶公子之绐。」胡氏曰：「抑锋止鋭，喻以辞命，使知不缩而引去，则善矣。今至于兵刃既接，又用诈谋擒其主将，故以季友为主而书败获，责之备也。」文公十有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胡氏曰：「前年秦师来伐晋，晋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晋。今又为此役，故不以晋为主。惟动大众，不奉辞令以止之也，故贬而称人。」
按辞命退师，必因展喜犒师受命、展禽齐师引退之事，而为此言。然安有不修兵甲而专恃辞命之理？一之为幸，其可再乎？又谓莒师使知不缩而引去，设不引去，又将何施？河曲亦然，俱属迂论也。
庄公十有三年，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防于北杏。谷梁曰：「是齐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将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也。举人众之辞。」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诸侯而主天下防盟之政，自北杏始。桓非受命之君，诸侯自相推戴以为盟主，是无君也。故四国称人以诛始乱，正王法也。齐侯称爵，其与之乎？诛诸侯者，正也；与桓公者，权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乱，遂得诸侯，故四国称人，言众与之也。』」僖公十有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二十有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二十有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
按齐侯称爵，四国称人，予之为盟主也。谷梁以桓非受命之伯，疑之曰：「可矣乎？未也。」有众欲推戴之意，犹可也。而胡氏以诸侯为无君，四国称人为诛始乱，不已傎乎？北杏之后，惟宋襄曹南之防，晋文城濮之战，书法同。至楚成围宋，楚称人，陈蔡郑许称爵，与此全反，然后知北杏之防，予桓为盟主也。
庄公十有八年，公
译考察升降诸侯，是天子的职权。周王室衰微后，天子只在上面空有名义，未曾听说罢黜过一个小国。滕、薛等国自称侯、伯、子，是自我贬损以便履行职贡，并非当时的周王所贬低。孔子也是依据它们的自称而记载，并说“朝见桓公而贬称其名”，因为告知丧事而不承认它们是诸侯，因为使用夷狄礼仪而用文字贬低它们，难道孔子就是天子吗？这不过是沿用了孟子《春秋》中“天子之事”一句话的错误。孟子说的是所记载的是天子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不是说所施行的是天子的职权，怎么能拘泥于字面而损害大义，使孔子成为僭越名分、逾越礼制的罪魁祸首呢？
文公五年，周王派遣荣叔回来吊唁并赠送含玉和饭含之物。周王派遣召伯前来参加葬礼。胡安国说：“不称‘天王’，是因为周王不能顺从天道。成风以妾室身份僭越嫡妻之位，周王派遣大夫回来吊唁并赠送含玉和饭含之物，又派遣召伯前来参加葬礼，那么王法废弛、人伦混乱了。所以不称‘天’以示谨慎。”
考察使命的得失，直接记载在防地就已经显现，哪里需要削去天王的称号？况且天王称号可以削去，《春秋》就可以不作了。赵鹏飞说：“这是阙文，接近事实。”二是执着于义理而近乎迂腐。
隐公四年，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左氏说：“卫国人拥立晋，是因为众人的意愿。”公羊说：“‘立’是什么意思？是不应该拥立。称‘人’是什么意思？是众人拥立他的说法。众人虽然想拥立他，但拥立他是错误的。”谷梁说：“‘立’，是不应该拥立。贤德却不宜拥立，为什么呢？《春秋》的道义，是诸侯支持正统而不支持贤德。”胡安国说：“晋虽然是诸侯的儿子，对内没有继承先君的国位，对外没有禀告天子，所以《春秋》在卫国人这里特意记载‘立’，用来彰显擅自拥立国君的罪过；在晋这里断绝其公子的身份，用来表明独占国家的错误。”
考察州吁弑君自立超过一年，天子的讨伐没有施加，石碏大义灭亲，在濮地杀了州吁而拥立晋，天下人都称赞他能讨伐叛乱而恢复正统，所以记载说“卫国人拥立晋”，而公羊、谷梁特意强调不宜拥立的言辞，说“贤德但不正统”。那么谁才是正统呢？胡安国沿袭这种说法，认为晋没有继承先君的国位、没有禀告天子，从而谴责卫国人擅自拥立国君，谴责晋独占国家。先君已经被杀了，向谁禀告？四国都偏袒州吁，天子置之不问，禀告天子而拥立，怎么知道不会更有违背命令的情况，像后来放逐黔牟那样呢？由此可知，成全别人的美事在君子中是不容易得到的。东山赵汸说：“因为不称公子而厌恶王子朝，难道他是应该拥立的吗？”
庄公十年，齐国军队、宋国军队驻扎在郎地。鲁国在乘丘打败宋国军队。左传记载：公子偃说：“可以打败他们。”鲁庄公不允许。公子偃从雩门偷偷出去，披上虎皮率先攻击，鲁庄公跟随他，在乘丘大败宋国军队。齐国军队于是撤退。胡安国说：“齐宋两国轻率出动大军，确实有罪。鲁国人如果能不使用诈谋，奉行辞令，两国就会撤军。贪图一时的胜利，而积累四邻的怨恨，受到讥讽。”僖公元年，季友在郦地打败莒国军队，俘获莒国国君莒拏。公羊说：“说‘获’是什么意思？厌恶公子欺骗。”胡安国说：“抑制锋芒，停止锐气，用辞令晓喻，使他们知道理亏而撤退，那就好了。现在到了兵刃相接，又用诈谋擒获他们的主将，所以以季友为主语而记载‘败’和‘获’，责备得很完备。”文公十二年，晋国人、秦国人战于河曲。胡安国说：“前年秦国军队来讨伐晋国，晋国已经屈服了，所以贬低秦国而免除晋国的罪责。现在又发生这场战役，所以不以晋国为主语。只是出动大军，不奉行辞令来制止他们，所以贬低而称‘人’。”
考察用辞令退兵，一定是因为展喜犒师受命、展禽使齐师引退的事情，才这样说。然而哪有不修治兵器铠甲而专门依赖辞令的道理？一次是侥幸，难道可以再次侥幸吗？又说莒国军队使他们知道理亏而撤退，假设不撤退，又将如何处置？河曲之战也是如此，都属于迂腐的言论。
庄公十三年，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谷梁说：“这是齐侯、宋公，为什么称‘人’呢？开始怀疑他们。怀疑什么呢？桓公不是受命的霸主，是将事务授予他的人。说：‘可以吗？’还不行。这是举众人之辞。”胡安国说：“春秋时代，以诸侯主持天下会盟的政治，从北杏开始。桓公不是受命的君主，诸侯自己互相推戴以为盟主，这是无君。所以四国称‘人’以诛杀开始作乱的人，是正王法。齐侯称爵位，是赞同他吗？诛杀诸侯，是正；赞同桓公，是权变。有人说：‘桓公开始平定宋国的动乱，于是得到诸侯，所以四国称‘人’，是说众人赞同他。’”僖公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在曹南结盟。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交战。
考察齐侯称爵位，四国称‘人’，是给予他盟主的地位。谷梁认为桓公不是受命的霸主，怀疑说：“可以吗？还不行。”有众人想推戴的意思，还可以理解。而胡安国认为诸侯是无君，四国称‘人’是诛杀开始作乱的人，不是太荒谬了吗？北杏之后，只有宋襄公在曹南的会盟，晋文公在城濮的战争，书法相同。到了楚成王包围宋国，楚国称‘人’，陈蔡郑许称爵位，这与北杏完全相反，然后才知道北杏的会盟，是给予桓公盟主的地位。
庄公十八年，庄公
追戎于济西。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其言于济西何？大之也。」谷梁曰：「于济西者，大之也。何大焉？为公之追之也。」胡氏曰：「书追者，是不觉其来，已去而追之也。」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左氏曰：「君子以齐人杀哀姜也，为己甚矣，女子从人者也。」昭公五年，舎中军。公羊曰：「舎中军何？复古也。」谷梁曰：「贵复正也。」
译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公羊传》说：“这里说‘追’是什么意思？是推崇他为中国而追击敌人。说‘在济水以西’是什么意思？是推崇这件事。”《谷梁传》说：“说‘在济水以西’，是推崇这件事。推崇什么呢？因为这是鲁公亲自追击敌人。”胡氏说：“史书记载‘追’，是指没有察觉敌人到来，敌人已经离去才去追击。”僖公元年，夫人哀姜的灵柩从齐国运回。《左传》说：“君子认为齐国人杀害哀姜，做得太过分了，女子是依附丈夫的人。”昭公五年，撤销中军。《公羊传》说：“撤销中军是什么意思？是恢复古制。”《谷梁传》说：“推崇恢复正统。”
按济西之追，殊无足异。公羊以「追戎」二字为美大，其为中国之追，已属賖缓。齐桓杀哀姜，千古快事，而左氏讥其己甚。罗喻义曰：「左氏之所谓从人，竟从谁也？」至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舎之，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然则作与舎皆季氏，公室徒虚名耳。他日公臣三耦不备，取诸家臣；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公、谷不考事实，而曰复古、复正，岂真舎三军而复二军之旧乎？迂亦甚矣！
僖公四年，蔡溃，遂伐楚。胡氏曰：「楚虽暴横，凭凌上国，齐不请命，擅合诸侯，书遂伐楚，讥其专也。」
按楚自败蔡、伐郑以来，强暴滋甚。齐桓图霸二十年，远结江、黄，近控七国，始为侵蔡、伐楚之师，不綦重哉！而以不请命天王，讥其专伐，岂蔡溃之后，束甲而旋乎？吾知非真恶桓而云然，不过以当时诸侯知有霸主而不知有天子，特借书法以明大义耳。然何以处桓也？
成公二年，取汶阳田。胡氏曰：「汶阳之田，本鲁田也。不曰复而谓之取，何也？得其故壤，而不请命于天王以正疆理，则取之不以其道，与得非其有奚异乎？」
按汶阳虽鲁田，而以充鞌之进，同于取非其有，不为过也。而曰不请天王以正疆理，亦儒者尊王之恒辞，而未暇审当时之势，所谓近于迂濶者也。
三曰尚异而邻于凿
隠公元年春王正月。以后至十有一年俱不书正月。公羊曰：「隠何以无正月？隠将让于桓，故不有其正月。」
也。谷梁曰：「隠十年无正月，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隠也。」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公羊曰：「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谷梁曰：「不言正月，定无正也。定之无正，何也？昭公之终，非正终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
按二传之论甚精，然史防之旧，实不关圣心也。元年正月书即位，仲尼削之以见隠之志。以后记事，或以春，或以二月、三月者，随事而书，无庸心也。当与「桓无王」并非有意削去。定公六月即位，事在三月，故书春王三月。邵文庄、高文宪论之甚晰，可无容赘。至隐不爵大夫、桓无会、秦楚吴莒无大夫，皆谷梁氏之説，均可置而弗论也。
隠公二年，纪子帛、莒子盟于密。杜注：「子帛，裂繻字。」桓公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左氏曰：「孔父嘉为司马。」谷梁曰：「孔氏，父字也。」左氏曰：「父，名也。」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寔来。谷梁曰：「寔来者，是来也。」公羊曰：「犹是人，来也。」杜注：「寔，州公名也。」胡传因之。
按名之与字，非可以意而为之。子帛为裂繻字似矣，而大夫居国君上，春秋无是法也，则字亦非确也。孔父名嘉，见诸传者甚明。文定以为名父，盖以君名于上，不应臣字于下，义固然矣，而父之为名终有未安。海昌朱朝瑛曰：「父与甫通，孔父字嘉，犹杜甫之字美也。」或其然与？至曰为祖讳，益非。州公名寔，始于元凯，三传絶无其文，亦以例名失地之君，而撰名以就例也。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年春王正月宋督弑其君与夷。十年春王正月。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防齐侯于泺。此外俱春正月或春二月。谷梁曰：「桓无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正与夷之卒也。十年，正终生之卒也。」胡氏曰：「不书王者，见桓公无王与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至是宜见诛于天矣。十年书王，纪常理也。十八年复书王者，明弑君之贼虽身亦没，而王法不得赦也。」
按传闻之世，残缺已多，仲尼能削其所不当书，不能増其所不备。且欲明桓公之弑，于元年即位一书，已见其志矣，何待十四年之不书王哉？
桓公三年冬有年。宣公十有六年冬大有年。程氏曰：「记异也。」胡氏曰：「十二公多歴年所，岂无丰年而不见于经？独桓有年、宣大有年，存而不削者，縁此二公获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灾之谴，今乃有年，则是反常也，故以为异而独存焉。」
按此论因二君而▯，不为过当，但百姓
译考察济西的追击，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公羊传》认为“追戎”二字是赞美齐桓公的大义，这已经是迁就的说法了。齐桓公杀死哀姜，是千古快事，而《左传》却批评他做得太过分。罗喻义说：“《左传》所说的顺从人心，究竟顺从的是谁呢？”至于设立中军，将公室分成三份，各占一份；等到后来废除中军，又将公室分成四份，季氏挑选两份，其他两位大夫各占一份，都完全征收赋税而进贡给国君。那么，设立中军和废除中军都是季氏在操纵，公室只不过是个空名罢了。后来国君的臣属三耦不够，就从家臣中选取；在襄公宗庙举行禘祭，舞队只有两人，而季氏的舞队却有万人。《公羊传》和《谷梁传》不考察事实，却说这是恢复古制、恢复正道，难道真的废除了三军而恢复了二军的旧制吗？这迂腐得太过分了！
僖公四年，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胡安国说：“楚国虽然暴虐横行，欺凌大国，齐桓公不请示周天子，擅自会合诸侯，史书用‘遂伐楚’来记载，是讥讽他专断。”
考察楚国自从打败蔡国、讨伐郑国以来，强暴更加严重。齐桓公图谋霸业二十年，远方结交江国、黄国，近处控制七个国家，才开始发动侵蔡、伐楚的军队，这不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吗！却因为不请示周天子，就讥讽他专断讨伐，难道蔡国溃败之后，就束甲回师了吗？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厌恶齐桓公才这样说，只不过是因为当时诸侯只知道有霸主而不知道有天子，特意借助史书的笔法来阐明大义罢了。然而，对于齐桓公应当怎么处置呢？
成公二年，夺取汶阳的田地。胡安国说：“汶阳的田地，本来是鲁国的田地。不说‘复’而说‘取’，为什么呢？得到了原来的土地，却不请示周天子来划定疆界，那么取得它就不合乎正道，这与得到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
考察汶阳虽然是鲁国的田地，但因为它是作为鞌之战的进献，等同于夺取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这样说不为过分。而说“不请示周天子来划定疆界”，也是儒者尊崇天子的常谈，而没有闲暇审察当时的形势，所谓接近于迂阔了。
第三点，崇尚怪异而接近于穿凿附会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以后直到十一年都不记载正月。《公羊传》说：“隐公为什么没有正月？隐公打算把君位让给桓公，所以不拥有正月。”《谷梁传》说：“隐公十年没有正月，是不自我纠正。元年有正月，是用来纠正隐公的。”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晋人在京师抓获宋国的仲几。《公羊传》说：“定公没有正月，是因为他在即位之后。”《谷梁传》说：“不记载正月，定公没有正统。定公没有正统，为什么呢？昭公的终结，不是正统的终结；定公的开始，不是正统的开始。”
考察这两部传的解释很精妙，然而史官的旧例，实在与圣人的心意无关。元年正月记载即位，孔子删去以显示隐公的志向。以后记事，有的用“春”，有的用“二月”、“三月”，是随着事情来记载，没有用心思。应当与“桓公无王”一样，并非有意删去。定公六月即位，事情发生在三月，所以记载春王三月。邵文庄、高文宪论述得很清楚，可以不再赘述。至于隐公不封大夫、桓公无会盟、秦楚吴莒无大夫，都是《谷梁传》的说法，都可以置之不论。
隐公二年，纪子帛、莒子在密地结盟。杜预注：“子帛，是裂繻的字。”桓公二年，以及大夫孔父。《左传》说：“孔父嘉担任司马。”《谷梁传》说：“孔氏，父是字。”《左传》说：“父，是名。”五年，州公到曹国。六年春，寔来。《谷梁传》说：“寔来，就是‘是来’。”《公羊传》说：“犹是人，来。”杜预注：“寔，是州公的名。”胡安国的《春秋传》沿袭了这个说法。
考察名和字，不可以凭主观臆断来定。子帛是裂繻的字似乎是对的，但大夫排在国君上面，《春秋》没有这种体例，那么说是字也不确切。孔父名嘉，在传中记载得很清楚。胡安国认为名父，大概是因为国君名在上面，不应该臣子的字在下面，道理固然如此，但“父”作为名终究有些不安。海昌朱朝瑛说：“父与甫相通，孔父字嘉，就像杜甫字美一样。”或许是这样吧？至于说是为祖先避讳，更加不对。州公名寔，始于杜预，三部传完全没有这种文字，也是按照失地国君的名例，而编造名来凑合体例。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年春王正月宋督弑其君与夷。十年春王正月。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泺地会见齐侯。此外都是春正月或春二月。《谷梁传》说：“桓公无王，元年有王，是用来治理桓公的。二年，是纠正与夷的死亡。十年，是纠正终生（宋殇公）的死亡。”胡安国说：“不记载‘王’的，是显示桓公无王以及天王失政而不王。桓公到这里应该被上天诛杀了。十年记载‘王’，是记述常理。十八年再次记载‘王’，是表明弑君的贼人虽然自己也死了，但王法不能赦免。”
考察传闻的时代，残缺已经很多，孔子能删去不应当记载的，不能增加不齐全的。而且想要表明桓公的弑君之罪，在元年即位一书中，已经显示了他的志向，哪里还需要等到十四年不记载‘王’呢？
桓公三年冬有年。宣公十六年冬大有年。程氏说：“记载异常现象。”胡安国说：“十二位国君大多历经多年，难道没有丰年而不见于经书吗？唯独桓公有年、宣公大有年，保留而不删去的，是因为这两位国君获罪于天，应该遭受水旱凶灾的谴责，现在却有丰年，这就是反常，所以认为是异常而单独保留。”
考察这个议论因为这两位国君而有所偏颇，不算过分，但百姓
何罪焉？既无仁爱之君，而又值歉收之嵗，则靡有孑遗矣。黄震曰：「春秋岂专记人之凶丧，而不幸人之丰熟哉？各书其实尔。」
译有什么罪过呢？既然没有仁爱之君，又恰逢歉收之年，那么百姓就会无一幸存了。黄震说：“《春秋》难道专门记载人的凶丧，而不庆幸人的丰收吗？不过是如实记载罢了。”
桓公四年、七年阙秋冬二时。杜预曰：「不书秋冬，史阙文。」胡氏曰：「古者刑以秋冬，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讨不加焉，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纠书名而去秋冬二时，以见天王之不复能用刑也。方伯连帅环视而莫之恤，犹有望也。及谷、邓二国自逺来朝，则天下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谷伯、邓侯各书其名而去秋冬二时，以见诸侯之不复能修其职也。」十四年有夏五无月。十七年五月无夏。僖二十八年冬无月而有壬申、丁丑。昭十年十二月无冬。定十四年阙冬一时。
按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史法也。虽无事，必具四时，《春秋》法也。今二年去秋冬二时，设此时有征伐、防盟之不可不书者，岂以欲去二时之故而置不书乎？传闻之世逺矣，残阙之文不啻一端，杜説为是。果其去也，不但黜王，且黜天矣，其可哉？夏五以下诸阙文，皆史防之旧，孔子因之，或后人之脱漏，不可强为説也。
庄公二十有四年，大夫宗妇觌，用币。胡氏曰：「公事曰见，私事曰觌。见夫人，礼也。曷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见乎宗庙，则不可以临羣臣，故以私言之也。」
按觌常称不以哀姜故而特名之，其失在男女同贽用币之非礼，而岂以觌之名乎？且夫人不可以见宗庙、临羣臣，论亦过深。
襄公七年，公防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郑伯髠顽如防，未见诸侯，卒于鄵。左氏曰：「以疟疾赴也。」公羊曰：「为中国讳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也。」胡氏曰：「僖公欲从诸侯防于鄬，则是为中国之君也；诸大夫欲背中夏与荆楚，则是为夷狄之民矣。以中国之君而见弑于夷狄之民，圣人伤之甚，惧之甚，故变文而书曰：『郑伯髠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按：弑而伪赴，又为之隠讳，《春秋》岂传信之书乎？乃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其言虽美，而欲以惩戒弑逆，亦己辽缓。究之，僖未尝弑，臣亦未尝从楚也。
襄公三十年，葬蔡景公。公羊曰：「贼未讨，何以书葬？君子辞也。」谷梁曰：「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人、小邾人，防于澶渊，宋灾故。左氏曰：「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不言鲁大夫，讳之也。」胡氏曰：「《春秋》大法，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而蔡景公特书葬者，徧刺天下之诸侯也。以下文书防于澶渊，宋灾故，而贬其大夫，则知之矣。防未有言其所为者，此独言其所为，徧刺天下之大夫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则防其葬而不讨；宋灾小事也，则合十三国之大夫而归其财，则可谓知务乎？是故诸侯之大夫贬而称人，鲁卿讳而不书。」按救灾恤邻，为国之大务，然何至合十三国之大夫而谋之？既又不归于宋，不信更不可为也。胡氏之论甚正，若能以恤灾之举为讨罪之师，晋可以继文襄而复振矣。惜乎其不能也，特非笔削之本防，故未敢以为确论。至弑父何事，公谷曰君子辞，曰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何异揖让而救防溺乎？
昭公元年，楚子麋卒。左氏曰：「公子围将聘于郑，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已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杀之。」胡氏曰：「郏敖实弑而书卒，何欤？围弑君以立，四国莫能讨，则亦已矣。至大合诸侯于申，若革其伪赴而书以弑君，恐天下以篡弑之贼可从之以主防盟，圣人惧之甚，故略其篡弑以扶中国。」
按楚围设服离卫，列国大夫皆知其有大志，合之椒举、庆封之言，为弑信矣。然亦因其平日不臣之迹，与废郏敖之子自立而疑之，实非弑也。《春秋》书其实耳。若曰为申之防，讳其论甚曲而深，恐非圣人之本防也。
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胡氏曰：「左氏以为齐豹杀之也。齐豹为卫司冦，守嗣大夫，其书为盗，所谓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臣窃以为仲尼书断此狱，罪在宗鲁。宗鲁，孟絷之骖乘也
译桓公四年、七年缺失了秋冬两个季节。杜预说：“不记载秋冬，是史官遗漏了文字。”胡氏说：“古代在秋冬行刑，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而天子的讨伐却没有施加，天下人的希望断绝了。所以四年宰纠记载了名字而删去秋冬两季，以显示周天子不再能够行使刑罚了。方伯连帅环顾四周却无人关心，还存有希望。等到谷、邓两国从远方来朝见，那么天下诸侯就没有可以指望的人了。所以七年谷伯、邓侯各自记载了名字而删去秋冬两季，以显示诸侯不再能够修明他们的职责了。”十四年有“夏五”而无月。十七年五月无“夏”。僖公二十八年冬天无月而有壬申、丁丑。昭公十年十二月无冬。定公十四年缺失冬天这一季。
按：将事件系于日，将日系于月，将月系于季节，这是史官的法则。即使没有事件，也必须具备四季，这是《春秋》的法则。现在二年删去秋冬两季，假如此时有征伐、防盟等不可不记载的事情，难道因为想要删去两季的缘故而放置不记载吗？传闻的时代久远，残缺遗漏的文字不止这一处，杜预的说法是对的。如果真的删去了，不但废黜了周王，而且废黜了上天，这可以吗？“夏五”以下的各种残缺文字，都是史官旧例的遗漏，孔子沿用了它，或者是后人的脱漏，不可强行解释。
庄公二十四年，大夫和宗妇相见，使用币帛。胡氏说：“公事称为见，私事称为觌。拜见夫人，是合乎礼的。为什么用私事来说呢？夫人不能在宗庙中被拜见，就不能面对群臣，所以用私事来说。”
按：觌通常不称为觌，不是因为哀姜的缘故而特意命名，其过失在于男女共同赠送币帛的不合礼，难道是因为觌这个名称吗？而且夫人不能在宗庙中被拜见、面对群臣，这种论调也过于深奥。
襄公七年，鲁公在鄬地会见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郑伯髡顽前往会见，还未见到诸侯，死在鄵地。左氏说：“是因为疟疾而报告死讯。”公羊说：“是为中国讳，不让夷狄之人加害于中国之君。”胡氏说：“僖公想要跟随诸侯在鄬地会见，那么他就是中国之君；诸大夫想要背叛中原与荆楚，那么就是夷狄之人了。中国之君被夷狄之人杀害，圣人非常悲伤，非常恐惧，所以改变文字记载说：‘郑伯髡顽前往会见，还未见到诸侯，丙戌死在鄵地。’”按：被弑杀却伪造死讯，又为之隐讳，《春秋》难道是传信的书吗？于是说不让夷狄之人加害于中国之君，这话虽然美好，但想要以此惩戒弑逆，也太迟缓了。究其根本，僖公未曾被弑杀，臣子也没有跟随楚国。
襄公三十年，安葬蔡景公。公羊说：“贼人未讨伐，为什么记载安葬？这是君子的措辞。”谷梁说：“不忍心让父亲在儿子那里失去民心。”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〇人、小邾人，在澶渊会见，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左氏说：“诸侯的大夫集会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后来却没有归还给宋国，所以不记载他们的名字。不提及鲁国大夫，是避讳。”胡氏说：“《春秋》的大法，君主被弑杀贼人未讨伐，就不记载安葬，而蔡景公特别记载安葬，是普遍讽刺天下的诸侯。以下文书记载在澶渊会见，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而贬低他们的大夫，就知道了。会见没有说过他们做什么的，这里唯独说了他们做什么，是普遍讽刺天下的大夫。蔡世子般弑杀他的君主，就阻止他的安葬而不讨伐；宋国火灾是小事，就联合十三国的大夫而归还财物，这可以说懂得事务吗？所以诸侯的大夫被贬低而称人，鲁国卿大夫避讳而不记载。”按：救灾恤邻，是国家的重大事务，然而何至于联合十三国的大夫而谋划？后来又不归还给宋国，不信更不可行了。胡氏的论断很正确，如果能以救灾的行动作为讨伐罪行的军队，晋国可以继承文公、襄公而复兴。可惜他们不能，这特别不是笔削的本意，所以不敢认为是确论。至于弑父是什么事，公羊、谷梁说是君子的措辞，说不忍心让父亲在儿子那里失去民心，这与拱手让位而拯救溺水者有什么不同呢？
昭公元年，楚子麋死。左氏说：“公子围将要去郑国聘问，还未出边境，听说君王有病而返回。已酉，公子围到达，进入询问君王病情，勒死并杀了他。”胡氏说：“郏敖实际上被弑杀却记载为死，为什么呢？围弑杀君主以自立，四国不能讨伐，也就罢了。至于在申地大会诸侯，如果改正他的伪造死讯而记载为弑杀君主，恐怕天下人认为篡弑的贼人可以跟随他主持会见盟约，圣人非常恐惧，所以略去他的篡弑以扶持中国。”
按：楚围设置服离卫，列国大夫都知道他有大的志向，加上椒举、庆封的话，认为是弑杀信实了。然而也是因为他平日不臣的痕迹，以及废黜郏敖的儿子自立而怀疑他，实际上不是弑杀。《春秋》记载的是实情。如果说为了申地的会见，避讳他的论断很曲折而深奥，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
昭公二十年，盗贼杀了卫侯的兄长絷。胡氏说：“左氏认为是齐豹杀了他。齐豹是卫国的司寇，守嗣大夫，他记载为盗，所谓求名而不得的人。如果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臣私下认为仲尼书断此狱，罪在宗鲁。宗鲁，是孟絷的骖乘。”
，于法应书曰盗，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岂有欲求险危大人之恶名，而圣人又靳此名而不与者哉？然则齐豹首谋作乱，宗鲁虽与闻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释豹不诛，而归狱于宗鲁，不亦颇乎？」曰：「豹之不义，大夫皆知之也。若宗鲁欲事豹而死于公孟，盖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张闻其死，将徃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孟絷之贼，汝何吊焉？』非圣人▯其食奸受乱、盖不义犯非礼之罪，书于《春秋》，则齐豹所畜飬之盗、孟絷所见杀之贼，其大恶隠矣。」
译按照史法，应当记载为“盗”，而不是那种追求恶名却未能得到的人。天下哪有想要追求危险且针对上位者的恶名，而圣人又吝惜这个恶名不给予他的呢？那么齐豹首先谋划作乱，宗鲁虽然参与了行动，却又为此殉死了，如今却放过齐豹不杀，而把罪责归咎于宗鲁，不也是偏颇吗？」回答说：「齐豹的不义，大夫们都清楚。至于宗鲁想要侍奉齐豹却死在公孟手中，大概没有人知道他的罪过，所以琴张听说他死了，打算前往吊唁。孔子说：『齐豹是盗贼，孟絷是贼人，你为什么要去吊唁呢？』并非圣人吝惜那些包庇奸邪、接受叛乱、不义且违背礼制的罪责，将其记载在《春秋》中，那么齐豹所豢养的盗贼、孟絷所杀害的贼人，他们的大恶就被掩盖了。」
按左氏求名不得之论甚为骇聴，文定辨之是矣。至以盗归宗鲁，宗鲁有食奸受乱，盖不义、犯非礼之罪，谓之不知大义可也，而以杀公孟之盗实之，恐不能舎齐豹而为之代罪也。
四曰亿测而涉于诬
隠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羊曰：「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二年，纪履繻来逆女。谷梁曰：「以国氏者，为其来交接于我，故君子进之也。」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谷梁
曰：「孔父不称名，盖为祖讳。孔子，故宋也。」僖公二十有五年，宋杀其大夫。《谷梁》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郓、讙、龟隂田。胡氏曰：「夫子以礼责齐，而齐人归地，皆书曰来，序绩也。自序其绩，可乎？圣人防人物于一身，通古今于一息，是以天自处矣，而亦何嫌之有？」
按圣人无私，仪父与公盟而书字，履繻来交接于我而以国氏，谓之无私，得乎？且履繻而不以国氏，若何称之？孔父之为其祖不名，宋杀其大夫不称名，以在祖之位尊之，尤谬。春秋岂孔子之家牒乎？归田常事，来归常辞，名曰序绩，恐仲尼不居，以无私乃私也。
隠公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曰：「隠公之母也。」谷梁曰：「隠之妻也。卒而不言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胡氏同。三年，君氏卒。公、谷作「尹氏」。左氏曰：「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君故，曰君氏。」公羊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讥世卿也。外大夫不卒，天王崩，诸侯主之也。」谷梁、胡氏同。僖公八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
称姜氏，贬，讥以妾为妻也。盖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也。《谷梁》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辞也，非正也。」胡氏曰：「夫人者，风氏也。」
按议礼之家，古称聚讼。《春秋》记事之书也，而亦然。何也？隠母、隠妻，均无确据，而以不言葬为夫人之义，从君则隠妻庶几近之。然后云「考仲子之宫」，则知夫人为仲子也。隠代桓立，故以桓母为夫人，无疑矣。君氏，《左氏》明言隠母。苏颖滨曰：「哀公之母曰姒氏，卒，哀未君也。隠既君矣，不称子氏而称君氏，着其君也。」《公》、《谷》以尹氏为天子大夫，天王崩，为鲁主，故卒之。然则王子虎、刘卷皆称名，而此不名，岂卒者为尹氏一族乎？赵子常之言可思也。又曰：「讥世卿」，更为无谓。鲁史之文，而讥及天子世卿，有是书法乎？僖公之致夫人，哀姜固非，成风亦未必然。黄道周曰：「声姜也。致之，又明年，公与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则是声姜，《公》、《谷》之所谓以妾为夫人也。」
隠公三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谷梁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庄公二十有四年，曹覊出奔陈，赤归于曹，郭公。公羊曰：「曹无赤者，盖郭公也。」谷梁曰：「赤盖郭公也。」胡氏曰：「或以为郭亡。」闵公元年，齐仲孙来。左氏曰：「齐仲湫来省难。」公羊曰：「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僖公五年，晋人执虞公。胡传：「其称公者，非存其爵，犹下执之之辞也。」十有五年，已夘晦，震夷伯之庙。公羊、谷梁皆曰：「晦，防也。」二十有八年，晋侯入曹，以曹伯畀宋人。公羊曰：「曹伯之罪何？甚恶也，不可以一罪言也。」昭公十有二年，齐髙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
曰「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二十有二年，蔡侯朱出奔楚，《谷》作「东」。《谷梁》曰：「『东』者，东国也。曰『东』，恶之而贬之也。」哀公十有三年，晋魏曼多帅师侵卫，《公羊》无「曼」字。《公羊》曰：「曷为谓之晋魏多？讥二名，二名非礼也。」按释经作传，言其所知，阙其所不知，宁有信臆妄言在事理之外者乎？至赤盖、郭公、虞公非爵，齐仲孙即庆父，「伯于阳」为
译考察《左传》中关于“求名不得”的议论，确实令人震惊骇异，文定公对此的辨析是正确的。至于将“盗”的罪名归咎于宗鲁，宗鲁确有贪食奸利、接受叛乱馈赠，以及不义、违背礼制的罪行，称他不知大义是可以的，但把杀害公孟的盗贼罪名实加于他，恐怕不能舍弃齐豹而让他代为受罪吧。
四、主观臆测而涉及诬蔑
隐公元年，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公羊传》说：“为什么称字？是为了褒扬他。为什么褒扬他？因为他与鲁公结盟。”二年，纪履繻来迎娶鲁女。《谷梁传》说：“以国氏称呼，是因为他前来与我们交接，所以君子提升他的地位。”桓公二年，宋督弑杀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大夫孔父。《谷梁传》说：“孔父不称名，大概是为了避祖讳。孔子是宋国人。”僖公二十五年，宋国杀了大夫。《谷梁传》说：“不称名姓，是因为他在祖辈的位置上，表示尊重。”定公十年，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隂田地。胡氏说：“孔子以礼责备齐国，齐国人归还土地，都记载为‘来’，这是记述功绩。自己记述自己的功绩，可以吗？圣人将万物包揽于一身，贯通古今于一息，因此天自处其位，又有什么嫌疑呢？”
考察圣人无私，仪父与鲁公结盟而书字，履繻来与我们交接而以国氏称呼，称之为无私，合适吗？况且履繻如果不以国氏称呼，又该如何称呼呢？孔父因为祖辈而不称名，宋国杀大夫不称名，因为他在祖辈的位置上而尊重他，尤其荒谬。《春秋》难道是孔子的家谱吗？归还田地是常事，“来归”是常用辞令，名叫记述功绩，恐怕仲尼不会这样做，以无私为名其实是私心。
隐公二年，夫人子氏去世。《公羊传》说：“是隐公的母亲。”《谷梁传》说：“是隐公的妻子。记载去世而不记载安葬，这是夫人的义理，跟随国君的意思。”胡氏观点相同。三年，君氏去世。《公羊传》、《谷梁传》作“尹氏”。《左传》说：“是声子。不向诸侯报丧，不在寝宫哭祭，不附祭于婆婆，所以不说‘薨’；不称夫人，所以不说‘葬’；不书姓，是为了国君的缘故，称‘君氏’。”《公羊传》说：“尹氏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卿大夫。称尹氏是什么意思？是贬斥。讥讽世袭卿大夫。外国卿大夫不记载去世，天王去世，诸侯主持丧事。”《谷梁传》、胡氏观点相同。僖公八年，在太庙举行禘祭，迎致夫人。《左传》说：“禘祭而迎致哀姜，不合礼制。”《公羊传》说：“夫人为什么不称姜氏？是贬斥，讥讽以妾为妻。大概是被齐国先到的媵女胁迫。”《谷梁传》说：“称夫人而不以氏姓，不是夫人，是立妾的辞令，不合正礼。”胡氏说：“夫人是风氏。”
考察议论礼制的学者，古代称为聚讼。《春秋》是记事之书，也是这样。为什么呢？隐公的母亲、隐公的妻子，都没有确凿证据，而以不记载安葬作为夫人的义理，跟随国君则隐公的妻子大概接近事实。但后来又说“考仲子之宫”，就知道夫人是仲子。隐公代替桓公即位，所以以桓公的母亲为夫人，无疑了。君氏，《左传》明确说是隐公的母亲。苏颂说：“哀公的母亲叫姒氏，去世时，哀公还未即位。隐公已经即位，不称子氏而称君氏，是彰显其国君身份。”《公羊传》、《谷梁传》以尹氏为天子的卿大夫，天王去世，为鲁国主持丧事，所以记载去世。那么王子虎、刘卷都称名，而这里不称名，难道去世的是尹氏一族吗？赵子常的话值得思考。又说“讥讽世袭卿大夫”，更是无稽之谈。鲁国史书的文字，而讥讽到天子的世袭卿大夫，有这样的书法吗？僖公迎致的夫人，哀姜固然不对，成风也未必如此。黄道周说：“是声姜。迎致她，第二年，鲁公与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那么就是声姜，《公羊传》、《谷梁传》所说的以妾为夫人。”
隐公三年，纪子伯、莒子在密地结盟。《谷梁传》说：“纪子伯、莒子与他结盟。”庄公二十四年，曹羁出逃到陈国，赤回到曹国，郭公。《公羊传》说：“曹国没有赤这个人，大概是郭公。”《谷梁传》说：“赤大概是郭公。”胡氏说：“有人认为郭国灭亡了。”闵公元年，齐仲孙来。《左传》说：“齐仲湫来慰问灾难。”《公羊传》说：“齐仲孙是什么人？是公子庆父。”僖公五年，晋人捉拿虞公。胡氏传：“称公，不是保留他的爵位，还是下面‘执之’的辞令。”十五年，己夘晦日，震坏夷伯的庙。《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晦，是防备。”二十八年，晋侯进入曹国，把曹伯交给宋人。《公羊传》说：“曹伯的罪过是什么？非常恶劣，不能用一种罪过来说明。”昭公十二年，齐高偃率领军队在北燕阳地接纳北燕伯。《公羊传》说：“‘伯于阳’是什么人？是公子阳生。”二十二年，蔡侯朱出逃到楚国，《谷梁传》作“东”。《谷梁传》说：“‘东’，是东国。说‘东’，是厌恶他而贬斥他。”哀公十三年，晋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公羊传》没有“曼”字。《公羊传》说：“为什么称晋魏多？讥讽双名，双名不合礼制。”考察解释经义作传，说所知道的，缺省所不知道的，哪有凭主观臆断妄言在事理之外的人呢？至于赤盖、郭公、虞公非爵，齐仲孙即庆父，“伯于阳”为
桓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公羊》曰：「迁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也为襄公讳也。」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曰：「大去者何？灭也。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讐也。九世犹为之复讐乎？虽百世可也。」
按齐襄荒滛，不避同产，载驱之诗讥焉。残虐无常，侵陵纪国，始迁三邑，后卒灭之，殄絶同姓而不惜。至问其故，则曰复讐。夫语言之故，不足为讐，况九世之逺乎？不过借此为兼并之端，而公羊愚儒信而贤之，曰：「为襄公讳。」夫襄公而贤，则卫宣、陈灵皆当见录于《春秋》矣，而曰为襄公讳，襄公其贤于卫宣、陈灵乎？
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左传：华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三年，杀孔父而取其妻。僖公四年，侵蔡，蔡溃，遂伐楚。左传：齐侯与蔡姬乘舟，荡公，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春，以诸侯之师侵蔡。二十有八年，晋侯侵曹，晋侯伐卫。及楚人战于城濮。左传：公子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及楚，楚子飨之，曰：「何以报我？」曰：「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舎。」
按晋人谓左氏美而艶，其失也诬，信乎？孔父正色立朝，为邪逆所畏惮，故先贼之而后行簒弑。若以目送其妻而后动贼害之谋，则孔父先失闲有家之道矣，谓忠贞何？桓文霸业，造端管赵之谋楚者，计出万全，以为蔡先附楚，曹卫即楚，且结婚焉，故召陵之师先侵蔡，城濮之战先事曹卫，而曰惩蔡女荡舟之衅，治二国无礼之愆，何其浅视桓文也！主父偃、息夫躬之为，而谓倡霸者为之乎？
桓公六年，子同生。公羊曰：「喜有正也，其诸以病桓与？」谷梁曰：「疑，故志之。」时曰：「同乎人也。」
按啖助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礼举之，则史书之。」而公、谷有「病桓同乎人」之疑，因公有「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之语，流传人间也。然圣人笔之于防，何容戯论？至戴溪谓「春秋十二公，惟庄公为嫡长」，是又不然。子恶母出姜，成公母穆姜，皆嫡也。哀公母定姒，虽无逆女之文，恐亦非妾媵，且諡同定公，嫡夫人无疑。岷隠之言，恐未覈也。
庄公元年，单伯送王姬，《公》、《谷》作「逆」。十有四年，单伯防伐宋。单伯防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文公十有四年，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十有五年，单伯至自齐。《公羊》、《谷梁》曰：「单伯者何？吾之命大夫也。命大夫，故不名也。」
按单伯，天子之大夫也。始来送王姬，中防伐宋，后如齐，虽非一人，皆承王命而来。《公》、《谷》以为吾命大夫，因遂以送为逆王姬，命吾为主，故单伯过吾。若逆，则不必书矣。齐桓倡霸，鲁未尝与伐宋之役，须公亲在行间，而以大夫徃防，不如公子结之啓衅乎？商人弑君，襄仲求王宠，以单伯请昭姬，为齐执，而曰「吾大夫」，文定从而信之。后人以三见单伯于经，疑为一人，曰：「年过百，已三娶矣。」更可笑。
庄公九年，宋大水。谷梁曰：「此何以书？王者之后也。」僖公十有六年，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文公三年，雨螽于宋。襄公九年，宋灾。公羊皆曰：「为王者之后，纪异也。」
按《灾异》之书，为一国记，为天下记，而公、谷于宋则曰：「为王者之后。」然则陈为虞后，▯为夏后，何皆阙如，独于宋而书之？二传之谬多端，而公羊为甚。于「春王正月」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诞罔若此，其他又何问乎？
僖公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十有五年，季姬归于鄫。公羊、谷梁曰：「来朝者，来请己也。」胡氏曰：「季姬书字而未系诸国，其女而非妇明矣。内女而外与诸侯遇，讥鲁也。盖鲁公钟爱其女，使自择配，故得与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归之尔。」
按左氏曰：
译桓公元年，齐国军队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三邑。《公羊传》说：“迁移是什么意思？就是夺取。既然是夺取，为什么不说夺取呢？是为了给齐襄公避讳。”桓公四年，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公羊传》说：“彻底离开是什么意思？就是国家被灭亡。为什么不说是齐国灭亡了它呢？是为了给齐襄公避讳。《春秋》为贤者避讳，齐襄公有什么贤德呢？因为他为祖先报仇。九代之后还为他报仇吗？即使一百代也可以。”
按：齐襄公荒淫无度，不避同父姐妹，《载驱》这首诗讥讽他。他残暴无常，侵凌纪国，起初迁移三邑，后来终于灭掉了纪国，灭绝同姓而不顾惜。等到询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却说是报仇。言语上的过失，不足以构成仇恨，何况是九代之前的遥远往事呢？不过是借此作为兼并的借口，而《公羊传》的愚儒却相信并认为他贤德，说：“为齐襄公避讳。”如果齐襄公贤德，那么卫宣公、陈灵公都应当被《春秋》记录了，却说为齐襄公避讳，齐襄公比卫宣公、陈灵公更贤德吗？
桓公二年，宋国华督杀死了国君与夷以及大夫孔父。《左传》记载：华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目光迎上去又送过去，说：“美丽而妖艳。”三年后，杀了孔父并占有了他的妻子。僖公四年，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左传》记载：齐侯和蔡姬乘船，蔡姬摇晃船身，齐侯禁止她，她不听，齐侯发怒，把她送回蔡国，但没有断绝关系，蔡国人把她嫁给了别人。春天，率领诸侯军队侵犯蔡国。二十八年，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与楚人在城濮交战。《左传》记载：公子重耳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以礼相待。到了曹国，曹共公听说他有并肋，想看他裸体洗澡，就靠近观看。到了楚国，楚子宴请他，说：“你拿什么报答我？”重耳说：“凭借您的威灵，我能返回晋国，如果晋楚两国交战，相遇在中原，我将退避三舍。”
按：晋国人认为《左传》说“美丽而妖艳”，这种错误是诬蔑，可信吗？孔父严肃正派地立于朝廷，被邪恶叛逆所畏惧，所以先杀害他然后才实行篡弑。如果是因为目光送其妻而后起杀害之谋，那么孔父就先失去了治家的正道了，还说什么忠贞呢？桓公、文公的霸业，起始于管仲、赵衰谋划对付楚国，计谋万全，认为蔡国先依附楚国，曹国、卫国也依附楚国，并且与楚国通婚，所以召陵的军队先侵犯蔡国，城濮之战先对付曹国、卫国，却说惩罚蔡女荡舟的过错，治理两国无礼的罪过，这多么轻视桓公、文公啊！主父偃、息夫躬那样的行为，难道能说倡导霸业的人是这样做的吗？
桓公六年，子同出生。《公羊传》说：“这是高兴有了正统继承人，大概是因为厌恶桓公吧？”《谷梁传》说：“有疑问，所以记载下来。”当时有人说：“子同像普通人一样。”
按：啖助说：“国君嫡子出生，用太子出生的礼仪来对待，史官就记载。”而《公羊传》、《谷梁传》有“厌恶桓公，子同像普通人”的疑问，是因为桓公有“子同不是我的儿子，是齐侯的儿子”的话，流传在民间。然而圣人把它写在史册上，怎么能容许戏论呢？至于戴溪说“《春秋》十二公，只有庄公是嫡长子”，这又不对。子恶的母亲是出姜，成公的母亲是穆姜，都是嫡夫人。哀公的母亲是定姒，虽然没有逆女（迎娶）的记载，恐怕也不是妾媵，而且谥号与定公相同，是嫡夫人无疑。岷隐的话，恐怕没有核实。
庄公元年，单伯送王姬，《公羊传》、《谷梁传》作“迎”。十四年，单伯参与讨伐宋国。单伯在鄄地会见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文公十四年，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十五年，单伯从齐国回来。《公羊传》、《谷梁传》说：“单伯是谁？我们国君任命的大夫。因为是任命的大夫，所以不称名。”
按：单伯是天子的使臣。起初来送王姬，中间参与讨伐宋国，后来出使齐国，虽然可能不是同一个人，都是奉王命而来。《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我们国君任命的大夫，于是把“送”解释为“迎王姬”，以我们国君为主，所以单伯经过我国。如果是迎，就不必记载了。齐桓公倡导霸业，鲁国从未参与讨伐宋国的战役，必须国君亲自在军中，而派大夫去会见，这比公子结开启战端更严重吗？商人弑君，襄仲寻求周王的宠信，用单伯请求昭姬，被齐国拘捕，却说“是我们的大夫”，文定从而相信他。后人因为三次在经文中见到单伯，怀疑是同一个人，说：“年纪超过百岁，已经娶了三次妻了。”更可笑。
庄公九年，宋国发生大水。《谷梁传》说：“这为什么记载？因为宋国是王者的后代。”僖公十六年，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文公三年，宋国下雨时落下蝗虫。襄公九年，宋国发生火灾。《公羊传》都说：“因为宋国是王者的后代，记载异常现象。”
按：《灾异》之书，是为一个国家记录，还是为天下记录？而《公羊传》、《谷梁传》对于宋国却说：“因为宋国是王者的后代。”那么陈国是虞国的后代，杞国是夏国的后代，为什么都缺漏不记，唯独对宋国记载呢？两传的谬误很多，而《公羊传》尤其严重。对于“春王正月”说：“王者指谁？指文王。”荒诞欺罔到这种地步，其他的还问什么呢？
僖公十四年，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派鄫子来朝见。十五年，季姬嫁到鄫国。《公羊传》、《谷梁传》说：“来朝见，是来请求娶自己。”胡氏说：“季姬书写名字而没有系于国名，显然是女儿而不是媳妇。把女儿嫁出去却在外与诸侯相遇，讥讽鲁国。大概鲁公钟爱他的女儿，让她自己选择配偶，所以得以与鄫子在防地相遇，于是就把季姬嫁给了他。”
按：《左传》说：
「鄫季姬来寜，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此实录也。公、谷曰：「使请已。」亦以公怒止之，而令其来朝请已，初无异指也。文定求其説而不得，因季姬之不系于国，后又有归鄫之文，设为钟爱其女、使自择配之説，臆度耳，非有实据也。不知季姬内女，何自识鄫子而欲嫁之？而又遇之于防而令其请已，即匹庻之贱亦无此事，而况女公子耶？其诬罔甚矣！
译“鄫国的季姬来到鲁国，鲁公因鄫子不来朝见而愤怒，将她扣留，后来在防地相遇，便派她回去朝见。”这是史书的真实记载。《公羊传》和《谷梁传》说：“让她请求停止（扣留）。”也是认为鲁公因愤怒而扣留她，并命令她来朝见以请求停止扣留，起初并没有其他的用意。朱熹（文定）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未能理解，因为季姬没有系于国名，后来又有归鄫的记载，便虚构出钟爱女儿、让她自己选择配偶的说法，这只是主观臆测，并没有实际依据。不知道季姬作为内室之女，从何认识鄫子而想要嫁给他？而且在防地相遇就让她请求停止扣留，即使是平民百姓的卑贱身份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何况是诸侯的女儿呢？这种说法荒谬欺骗得太厉害了！
僖公二十有四年，天王出居于郑。胡氏曰：「自取之也，故贬而书出。」襄公十有四年，卫侯出奔齐。胡氏曰：「不言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者，所以警乎人君，为后世鉴。」昭公二十有五年，公孙于齐，次于阳州。胡氏曰：「奔」
出称孙隠也
按传于君出皆归过于君，于郑为自取，奔齐为警君，孙齐为不知消息盈虚之理，原其故皆以自出自孙为文，而不书逐君之臣，不知圣人非以臣为无罪而释之也。頽叔、桃子奉大叔，执周公，晋文亦止定王而不深讨罪。鲁、卫之事，晋之君臣皆置君不问而臣是助，既无伯讨，以自出为文，隠之至也。岂圣人得己乎？至师旷、史墨有归过于君之语，皆当时邪説，但知大夫之强而不知有诸侯，况天子乎？后世不知而信之，害世道不浅。何传者之梦梦也！
僖公二十有五年，宋杀其大夫。文公七年，宋人杀其大夫。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按：三世内娶，谓礼不臣妻之父母，大夫在伯舅、叔舅之列而不名乎？夫名之不可，而可杀之，亦迂论矣！且国君不臣伯叔昆弟，谓始封之君也，继世无论矣，况外氏乎？邵寳曰：「以诸父，则周公臣成王；以诸兄，则微子臣纣。妻之父，胡为其不可臣也？」
文公十有四年，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十有五年，单伯至自齐。齐人来归子叔姬。公羊曰：「单伯之罪何？道滛也。恶乎滛？滛乎子叔姬。叔姬何罪？」谷梁曰：「单伯滛乎齐，齐人执之。齐人执子叔姬，叔姬同罪也。」
按子叔姬非他，鲁侯之女，齐昭之夫人，舎之母也。公子商人弑舎，鲁以王宠求昭姬于齐，故单伯如齐。齐人执之，又执子叔姬，是商人蔑天王而戮君母也。道滛之说，必齐人诬之而执之尔。髙赤信而笔之于传，厚诬王臣，厚诬国母，不有左氏，何以正之？
昭公二十有二年，王子猛卒。公羊曰：「此未逾年之君也。称王子猛卒，何？不与当也。不与当父死子继、兄死弟及之辞也。」哀公三年，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曰：「伯讨也。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辄，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拒之也。」
按君臣父子大伦不可少易，景王太子夀卒，母弟猛立，父死子继，兄死弟及，舎猛而谁？不与当之言，真不可解。辄无灵公之命，安得谓受之王父辞父命也？胡氏谓主兵者卫，而以齐为首，罪齐人党卫之恶，其说甚正。而至赵鞅纳瞆，则又曰：「人莫不爱其亲，而志于杀；莫不敬其父，而忘其丧；莫不慈其子，欲其富且贵也，而夺其位。蒯瞆之于天理，逆矣。」此又矛盾之论也。五曰称美而失情实。
桓公十有一年，宋人执祭仲。《公羊》曰：「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胡氏曰：「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称字，非贤之也，乃尊王命、贵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责之也。」闵公二年，公薨。《公羊》曰：「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按蔡仲不能执义守节，因宋刼而立突，又因雍纠之故，突出忽归，郑为之不靖者数世，谁之过与？而以知权贤之，谬矣。庆父身弑二君，季友使之自缢而立后，君子谓其罚不蔽辜，乃以缓追逸贼亲亲之道褒之，不亦甚乎？以不诛庆父而曰亲亲，则周公为失刑矣。庆父之罪，岂薄于管、蔡哉！
庄公九年，公伐齐，纳纠。齐小白入于齐。谷梁曰：「齐公孙无知弑襄公，齐人杀无知，而迎公子纠于鲁。公子小白不让公子纠先入，又杀之于鲁，故曰齐小白入于齐，恶之也。」胡氏曰：「纠不书子者，明纠不当立也。以小白繋齐者，明小白宜有齐也。」纠与小白皆庻子，而纠弟也。按纠与小白皆僖公子，而兄弟之次亦未有明据。汉人云桓公杀其弟以反国，荀子又有齐桓杀兄之语。所执者纠不书子，而小白亦不书。小白繋齐，而纠防上伐齐之文，不可云纳齐纠。且左氏已书纳子纠矣，徒以桓公得位而有覇功，人多谓其当立，谷梁氏之言庶可格佞也。
僖公九年，宋公御説卒。左传：宋
译僖公二十四年，周天子出居郑国。胡氏说：“这是自取其祸，所以贬斥而记载为‘出’。”襄公十四年，卫侯出逃到齐国。胡氏说：“不说是孙林父、甯殖驱逐了他们的国君，是用来警戒人君，作为后世的鉴戒。”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出逃到齐国，驻扎在阳州。胡氏说：“奔”
出称孙是隐晦的说法。
按照《左传》，对于国君出逃都归咎于国君自己，在郑国是咎由自取，奔齐是警戒国君，孙齐是不懂消息盈虚的道理，推究其原委，都以国君自行出逃或自行称孙来行文，而不记载驱逐国君的臣子，不知道圣人并非认为臣子无罪而开释他们。頽叔、桃子奉立大叔，逮捕周公，晋文公也阻止定王而不深究罪责。鲁、卫的事情，晋国的君臣都置国君于不问而帮助臣子，既然没有霸主征讨，就以自行出逃来行文，隐晦到了极点。难道是圣人愿意这样吗？至于师旷、史墨有归咎于国君的话，都是当时的邪说，只知道大夫的强横而不知道有诸侯，何况天子呢？后世不明真相而相信他们，危害世道不浅。那些传述者真是昏聩糊涂啊！
僖公二十五年，宋国杀了它的大夫。文公七年，宋国人杀了它的大夫。《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因为宋国三代没有大夫，三代都在国内娶妻。”按：三代在国内娶妻，是说礼制上不把妻子的父母当作臣下，大夫在伯舅、叔舅之列而不称名吗？既然不能称名，却可以杀他们，也是迂腐的言论啊！况且国君不把伯叔兄弟当作臣下，是指始封的国君，继位的国君就不论了，何况是外戚呢？邵寳说：“以诸父论，周公是成王的臣子；以诸兄论，微子是纣王的臣子。妻子的父亲，为什么不可以当作臣下呢？”
文公十四年，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逮捕了单伯。齐国人逮捕了子叔姬。十五年，单伯从齐国回来。齐国人送还子叔姬。《公羊传》说：“单伯的罪过是什么？通奸。通奸于谁？通奸于子叔姬。子叔姬有什么罪？”《谷梁传》说：“单伯在齐国通奸，齐国人逮捕了他。齐国人逮捕子叔姬，子叔姬是同罪。”
按：子叔姬不是别人，是鲁侯的女儿，齐昭公的夫人，舍的母亲。公子商人杀了舍，鲁国凭借天子的宠信向齐国索要昭姬，所以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逮捕了他，又逮捕子叔姬，这是商人蔑视天王而杀害国君的母亲啊。通奸的说法，一定是齐国人诬陷他而逮捕他罢了。髙赤相信并把它写入《左传》，严重诬陷天子的大臣，严重诬陷国君的母亲，如果没有《左氏传》，怎么纠正它呢？
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去世。《公羊传》说：“这是未逾年的国君。称王子猛去世，是什么意思？不赞成他即位。不赞成父死子继、兄死弟及的说法。”哀公三年，齐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邑。《公羊传》说：“这是霸主的征讨。曼姑受命于灵公而立辄，以曼姑的道义为坚固，可以抗拒他。”
按：君臣父子的大伦常不可稍加改变，景王太子寿去世，同母弟猛即位，父死子继，兄死弟及，舍了猛还有谁？不赞成他即位的说法，真不可理解。辄没有灵公的命令，怎么能说是受命于祖父而违背父命呢？胡氏说主兵的是卫国，而以齐国为首，指责齐国人偏袒卫国的恶行，他的说法很正确。但到了赵鞅接纳蒯瞆，又说：“没有人不爱自己的亲人，而志在杀害；没有人不敬重自己的父亲，而忘记丧事；没有人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希望他富贵，而夺取他的位置。蒯瞆对于天理，是悖逆的。”这又是矛盾的说法。第五，称美而失却情实。
桓公十一年，宋国人逮捕祭仲。《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因为贤德。祭仲有什么贤德？认为他懂得权变。”胡氏说：“为什么不称名？因为是受命的大夫。受命的大夫而称字，不是认为他贤德，而是尊重王命、看重正卿，夸大祭仲的罪过以深责他。”闵公二年，鲁桓公去世。《公羊传》说：“庆父杀了两位国君，为什么不诛杀他？缓追逸贼，是亲亲之道。”
按：蔡仲不能执守义节，因宋国胁迫而立突，又因雍纠的缘故，突出忽归，郑国因此不宁达数代，是谁的过错呢？却以懂得权变认为他贤德，谬误啊。庆父亲手杀了两位国君，季友让他自缢而立后，君子认为他的刑罚不足以抵罪，却以缓追逸贼亲亲之道褒扬他，不也太过分了吗？以不诛杀庆父而说是亲亲，那么周公就失刑了。庆父的罪过，难道比管叔、蔡叔轻吗！
庄公九年，鲁庄公攻打齐国，接纳公子纠。齐小白进入齐国。《谷梁传》说：“齐公孙无知杀了襄公，齐国人杀了无知，而从鲁国迎接公子纠。公子小白不让公子纠先进入，又在鲁国杀了他，所以说齐小白进入齐国，是厌恶他。”胡氏说：“纠不称子，是表明纠不当立。以小白连属齐国，是表明小白宜有齐国。”纠与小白都是庶子，而纠是弟弟。按：纠与小白都是僖公的儿子，而兄弟的次序也没有明确的依据。汉人说桓公杀了他的弟弟以回国，荀子又有齐桓杀兄的话。所坚持的是纠不称子，而小白也不称子。小白连属齐国，而纠防上伐齐的记载，不能说纳齐纠。况且《左氏传》已经记载纳子纠了，只是因为桓公得位而有霸业，人多认为他当立，谷梁氏的话大概可以驳斥谄媚者吧。
僖公九年，宋公御説去世。《左传》：宋
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谷梁曰：未葬而之防，以宋子为无哀矣。公羊曰：何以不书葬？为襄公讳也。文公四年，晋侯伐秦。胡氏曰：晋人三败秦师，穆公济河焚舟，则贬而称人；襄公又报之而得称，圣人以常情待晋襄，而以王事责秦穆，所以异乎。秦穆至是见伐而不报，不讥晋侯，所以深善秦伯。宣公十有一年，楚子入陈，纳公孙寜、仪行父于陈。左氏曰：书有礼也。
译桓公去世，尚未安葬，襄公就与诸侯会盟，所以称他为“子”。《谷梁传》说：桓公未葬就去防地，认为宋襄公没有哀悼之情。《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安葬之事？是为了替襄公避讳。文公四年，晋侯攻打秦国。胡氏说：晋国人三次击败秦军，穆公渡河烧毁船只，就贬称晋人为“人”；襄公又报复他而得以称爵，圣人用常情看待晋襄公，而用王事责备秦穆公，所以有所不同。秦穆公到这时被攻打而不报复，不讥讽晋侯，所以深深赞许秦穆公。宣公十一年，楚子进入陈国，把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左传》说：记载这件事是符合礼制的。
按诸传于五霸，必饰其美而没其恶。如小白入齐，言其以国氏；纠不称子之类。宋桓未葬而襄防诸侯，在他人必多方指摘，加以不孝之罪，而反以不书葬为之讳。以视晋襄墨缞受讥忘亲，不大悬乎？秦穆伐丧，兵连不解，至于济河焚舟，取王官，封殽尸，而晋亦围防新城。春秋秦称人，晋称爵，明有所轩轾也。而文定巧为掩防，乃曰：「以王事待秦穆，非以其霸之故乎？」至楚庄入陈，名为讨贼，而实利其土田，故有蹊田夺牛之喻。又为之纳不令之臣，为楚庄者，杀徴舒之后，立嗣君，表泄冶之墓，戮公孙寜、仪行父于朝，虽桓、文不能与之比烈矣，而反纳乱人，讨乱者，如是乎？左氏谓之有礼，不知礼何在也。邵雍曰：「先定五霸之功罪，寜可不辩是非而概录之乎？」
僖公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左传》：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请击之，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未可。既济而后击之，宋襄败绩，公伤股。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公羊》曰：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按宋襄志大才疎，求为盟主，一会而虐二国之君，何有于重伤与禽二毛？南曹之盟，口血未干而围曹，何有于不鼓不成列？而公羊氏大之，以为文王之战不是过，亦太甚矣，其誉之也！战甗纳昭，义战也，而谷梁氏恶之，胡氏以奉少夺长，曲之▯之败，反得意外之褒。夫抑之至不得比于竖刁易牙，▯之至埓于文王，儒者之论若是其甚乎？至二十七年，楚人合四国围宋，称人，贬为执宋公故，终僖之篇贬。公羊之念宋襄，虽没世而不衰如是，其围宋反不论也。
宣公十有八年，公孙归父如晋。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左传》曰：「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适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东门氏。子家还，及笙，坛帷，复命于介。既复命，袒、括髪，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书曰：『归父还自晋』，善之也。」《公羊》曰：「还者，善辞也。」《谷梁》曰：「自晋，事毕也。与人之子守其父之殡，捐殡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胡氏曰：「归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今宣公犹未殡而东门氏逐，忍乎哉！书曰『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
按襄仲杀恶及视，援立宣公。宣公深徳之。归父嗣父执政，伐邾，伐莒，防齐，防楚，今又如晋，而欲去三桓，季文子所以亟逐之也。其事虽出于季氏，而襄仲弑逆之罪，再世不宥。即曰去三桓，亦去异已而自擅国政耳，安得以复命袒哭，而反咎君臣之死君而忘父母，乃录小礼而忘大恶乎？诸传于此，失轻重之衡矣。六曰，摘瑕而伤锲刻。
隠公元年，郑伯克叚于鄢。公羊曰：「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谷梁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
按左氏，郑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太叔出奔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至十一年，郑入许。庄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则郑庄未尝杀弟也。未尝杀弟而曰杀之，曰能杀，不已甚乎？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此释经之法也。
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胡氏曰：「公羊子云：『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申生进不能自明，退不能违难，爱父以姑息，而陷之不义，谗人得志，几至亡国，先儒以为大仁之贼也。」
按骊姬防搆陷太子于大恶，不辩不亡，自缢新城，可谓仁孝之至，而以姑息爱父陷之不义为辞，何其论之苛也！然则欲免文定之讥者，何施而可？
文公四年，逆妇姜于齐。《谷梁传》曰：「妇，有姑之辞也。其不言氏，何也？贬之也。何为贬之也？夫人与有贬也。」
译考察诸家传注对五霸的记载，必定粉饰他们的美德而掩盖他们的恶行。例如小白入主齐国，说他是为了国家；公子纠不称“子”之类。宋桓公尚未安葬，宋襄公就与诸侯在防地会盟，如果是别人，必定多方指责，加上不孝的罪名，反而因为《春秋》不记载“葬”字而为之隐讳。这与晋襄公穿着黑色丧服受讥讽、忘记亲情相比，不是相差太远了吗？秦穆公趁丧伐晋，战事连绵不断，直到渡河焚舟，攻取王官，在殽地掩埋尸体，而晋国也围攻防地、新城。《春秋》中秦国称“人”，晋国称爵位，明显有所褒贬。而胡安国巧妙地为之掩饰，竟说：“以王事对待秦穆公，不是因为他称霸的缘故吗？”至于楚庄王进入陈国，名义上是讨伐叛贼，实际上是贪图其土地，所以有“践踏田地夺取牛”的比喻。又为楚庄王接纳不守命令的臣子，作为楚庄王，杀了徵舒之后，立了嗣君，表彰泄冶的坟墓，在朝廷上诛杀公孙宁、仪行父，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也不能与他相比了，反而接纳乱臣，讨伐乱贼，是这样吗？左丘明说这是有礼，不知道礼在哪里。邵雍说：“先确定五霸的功过，难道可以不辨是非而一概收录吗？”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左传》说：宋军已经排好阵势，楚军还没有完全渡河。司马请求攻击，宋公说不可。楚军已经渡河但还没有排好阵势，又报告，宋公说还不行。楚军已经渡河并排好阵势后才攻击，宋襄公大败，大腿受伤。国人都责怪宋公。宋公说：“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我虽然是亡国之余，也不攻击没有排好阵势的敌人。”《公羊传》说：赞扬他不攻击没有排好阵势的敌人，面临大事而不忘记大礼，认为即使是周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
考察宋襄公志向远大但才能疏浅，谋求成为盟主，一次会盟就虐待两国的国君，哪里还顾得上不伤害重伤者和不俘虏老人？南曹之盟，誓言的血迹还没干就围攻曹国，哪里还顾得上不攻击没有排好阵势的敌人？而《公羊传》赞扬他，认为周文王的战争也不超过他，也太过分了，对他的赞誉！战于甗地接纳宋昭公，是正义的战争，而《谷梁传》厌恶它，胡安国认为奉少夺长，曲解泓水之战的失败，反而得到意外的褒扬。贬低他到不能与竖刁、易牙相比，抬高他到与周文王并列，儒者的议论竟然如此极端吗？到了二十七年，楚人联合四国围攻宋国，称“人”，贬低是因为拘禁宋公的缘故，整个僖公篇都在贬低。《公羊传》怀念宋襄公，即使死后也不衰减，像这样，围攻宋国反而不议论。
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出使晋国。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了笙地，于是逃奔齐国。《左传》说：“公孙归父因为襄仲拥立宣公而有宠信，想要除去三桓以壮大公室，与宣公谋划并出使晋国，想要借晋国人的力量除去他们。冬天，宣公去世。季文子在朝廷上说：‘让我杀嫡立庶而失去大援的，是仲啊！’于是驱逐东门氏。子家回来，到达笙地，设坛张帷，向副使报告使命。已经报告使命后，袒露左臂，束发，就位哭泣，跳踊三次后出来，于是逃奔齐国。《春秋》记载：‘归父还自晋’，是称赞他。”《公羊传》说：“‘还’，是善意的措辞。”《谷梁传》说：“‘自晋’，事情完毕。与别人的儿子守着他父亲的灵柩，抛弃灵柩而逃奔他父亲的使者，这也是逃奔父亲。”胡安国说：“归父奉君命出使，没有回来而君主去世，现在宣公还没有安葬而东门氏被驱逐，残忍吗！《春秋》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是罪成公君臣为君主而死而忘记父亲，驱逐得太急切。”
考察襄仲杀害公子恶和公子视，拥立宣公。宣公深深感激他。归父继承父亲执政，伐邾，伐莒，防齐，防楚，现在又出使晋国，而想要除去三桓，季文子所以急切地驱逐他。这件事虽然出于季氏，但襄仲弑逆的罪行，两代都不宽恕。即使说除去三桓，也是除去异己而独揽国政罢了，怎么能因为复命袒哭，反而责怪君臣为君主而死而忘记父母，于是记录小礼而忘记大恶呢？诸传在这里，失去了轻重的权衡。六曰，摘取瑕疵而伤害刻薄。
隐公元年，郑伯在鄢地击败段。《公羊传》说：“‘克’是什么意思？杀了他。杀了他为什么叫‘克’？夸大郑伯的罪恶。”《谷梁传》说：“‘克’是什么意思？能。什么能？能杀。”
考察《左传》，郑国攻打京邑，京邑背叛太叔段，段逃入鄢地，郑庄公在鄢地攻打他，太叔逃奔共地，公孙滑逃奔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廪延。到了十一年，郑国进入许国。庄公说：“我有弟弟，不能和睦协调，而让他四方奔波糊口。”那么郑庄公并没有杀弟弟。没有杀弟弟却说杀了他，说能杀，不是太过分了吗？《左传》说：“像两个君主，所以叫‘克’。”这是解释经文的方法。
僖公五年，晋侯杀了他的世子申生。胡安国说：“《公羊传》说：‘杀世子、母弟，直接称君的，是加重谴责。’申生进不能自我辩白，退不能避开灾难，爱父亲而姑息，而使他陷入不义，谗人得志，几乎亡国，先儒认为是大仁的贼害。”
考察骊姬诬陷太子于大恶，不辩白就会灭亡，在新城自缢，可以说是仁孝到了极点，而以姑息爱父使他陷入不义为借口，为什么议论如此苛刻！那么想要避免胡安国的讥讽，怎么做才可以？
文公四年，从齐国迎娶妇姜。《谷梁传》说：“‘妇’，是有婆婆的措辞。为什么不称氏？贬低她。为什么贬低她？夫人也有贬低。”
按二年冬，如齐纳币，以丧未终而图婚，讥之矣。兹则服终已久，以卿不行为非礼，责文公是也，而夫人与贬，真所不解。乃曰：「父母与有罪。」则亦何罪之可指乎？
襄公二十有九年，吴子使札来聘。公羊曰：「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谷梁曰：「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胡氏曰：「札者，呉之公子何以不称公子？贬也。辞国而生乱者，札为之也。故因其来聘而贬之。」
按吴子使札，与楚子使椒、秦伯使术一也，何独于季札而贬之？曰：「以辞国故。辞国者有人矣，公子鱼、公子臧皆以让取贵于《春秋》，何独于札而责之？且前此泰伯、伯夷皆辞国也。孤竹不知所终，周之后代商有天下，幸也；不然，泰伯、伯夷不免与札同责也。」是説也，本之公羊氏，谓宋殇、庄之祸，宣公为之，至是又独以让国贤札，文定不信此之贤让，而信前此之兆祸，非常情所可解也。
春王正月辩
春秋》书「王正月」，左氏云：「春，王周正月。」公羊氏云：「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谷梁氏云：「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不言王，义后传。桓公八年正月己卯烝，云：「烝，冬事也。春兴之，志不时也。」不言子月。胡氏云：「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然则左、公羊主周正，谷梁主夏时。胡氏从周正，而云夏时冠周月。谓周人改时改月者，孔安国、郑康成之説也，其后朱晦庵、吴仲迁、陈定宇、张敷言、史伯璿、吴渊颖、汪克寛、刘勿斋、赵子常、刘伯温、王济之、王伯安、杨用修因之，其义与左、公羊符。不改时但改月者，程伊川之説也，刘质夫因之，其言与胡氏合。不改时亦不改月者，蔡九峯之説也，黄东▯、周洪谟、郎瑛、卢璘、叶秉敬因之，其防与谷梁小异而实相助。然则孰为定论哉？俞子曰：「左氏、公羊、孔、郑之説，正有。」难之者曰：「子从周正也，惑于三统之説也。黄、唐、虞、夏、商、周皆建寅，未尝有建子、建丑之事。建子、建丑，后儒之附防也，不可信。」应之曰：「商书《咸有一徳》：『爰革夏正』；汲冢《周书》云：『亦越我周王致罚于商，改正改械』，以垂三统，何可诬也？《甘誓》，夏书，已云『怠弃三正』，不创自三代也。」难曰：「纵有之，然所言正朔者，特以是月为嵗首，朝防、聘问、颁厯、授时于是始焉耳，不易时月也。前乎商之建丑，其书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月不改也；后乎秦之建亥，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时不改也。且秦不置闰，而为后九月，盖以十月为正朔，故于当闰之嵗，率归余于终，是秦以亥月为正朔，而以寅月为正月也。」应之曰：「是説也，引经説史详矣，然如春秋之所书邪？隠公九年三月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隠公八年冬十一月雨雪；僖公十年冬大雨雪；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无氷；成公元年二月无氷；襄公二十八年春无氷；定公元年冬十一月陨霜杀菽。若从夏」正何以为异而书之？难曰：「此惑于公羊灾异之説也。春秋非怪之书，震电、无氷、陨霜、雨雪，何足深异，而必云灾应？」之曰：「圣人书常，常之可书者多，何特书无氷、电、雪等哉？且大雪在冬，固不异，与震电洊至，亦不异耶？庄公七年秋无麦苖，麦苗为午月事，而云秋，岂亦夏时之秋耶？」难曰：「灾异莫重于日食，春秋日食三十六，厯家推騐得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宋卫朴得三十五，皆本建寅。卜偃论灭虢九月十月之交，所数日月星辰皆夏正，为建寅之月愈信。」应之曰：「日食推騐始于向歆父子，班固所述《五行志》固本周正矣，一行、卫朴所不计也，皆本建寅，无足深据。灭虢之事在僖五年，卜偃曰：『丙子旦，日在尾，月在防，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灭虢，若夏正之十二月，则日不在尾矣。」难曰：「诗云七月流火，正月繁霜，十月之交，六月徂暑
译查考鲁文公二年冬天，鲁国派使者到齐国纳币求婚，因为丧期未满就图谋婚姻，所以《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如今丧期早已结束，认为卿大夫不去行礼是不合礼制的，责备文公是正确的，但夫人也被贬斥，这实在令人不解。于是解释说：“父母与有罪。”那么，又能指出什么具体的罪行呢？
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国君派季札来鲁国聘问。《公羊传》说：“吴国没有国君，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有国君和大夫？是为了褒扬季子。为什么褒扬季子？因为他辞让君位。”《谷梁传》说：“吴国为什么称‘子’？因为赞许派遣延陵季子，所以提升他的地位。”胡安国说：“季札是吴国的公子，为什么不称‘公子’？这是贬斥。辞让君位却导致动乱的人，就是季札。所以趁他前来聘问而贬斥他。”
查考吴国国君派季札，与楚国国君派椒、秦国国君派术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对季札加以贬斥？回答说：“因为辞让君位的缘故。辞让君位的人也有，公子鱼、公子臧都因为谦让而在《春秋》中获得尊贵的评价，为什么唯独责备季札？况且在此之前，泰伯、伯夷也都辞让君位。孤竹国不知最终结局如何，周朝后代商朝拥有天下，是侥幸；不然的话，泰伯、伯夷也不免与季札受到同样的责备。”这种说法，源自《公羊传》，认为宋殇公、宋庄公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到了这里又唯独因辞让君位而褒扬季札，胡安国不相信这种对谦让的褒扬，却相信此前预示祸乱的征兆，这非常情所能理解的。
《春秋》记载“王正月”，《左传》说：“春，周历的正月。”《公羊传》说：“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这是周王所定的正月。”《谷梁传》说：“即使没有大事，也必须记载正月，这是慎重对待开端。”不直接说“王”，其义理在后文传述中。桓公八年正月己卯日行烝祭，记载说：“烝，是冬天的祭祀。春天举行，是记载不合时宜。”不说是子月。胡安国说：“用夏历的四季来冠于月份，为后世垂示法度；用周历来纪事，表示没有那个地位，不敢擅自专断。”那么，《左传》、《公羊传》主张周历，而《谷梁传》主张夏历。胡安国遵循周历，却说是夏历的四季冠于周历的月份。认为周人既改四季又改月份的，是孔安国、郑康成的说法，其后朱熹、吴仲迁、陈定宇、张敷言、史伯璿、吴渊颖、汪克宽、刘勿斋、赵子常、刘伯温、王济之、王伯安、杨用修沿袭此说，其义理与《左传》、《公羊传》相符。不改四季只改月份的，是程颐的说法，刘质夫沿袭此说，其言论与胡安国相合。不改四季也不改月份的，是蔡沈的说法，黄东〇、周洪谟、郎瑛、卢璘、叶秉敬沿袭此说，其防备与《谷梁传》略有不同但实质上相互辅助。那么，哪种才是定论呢？俞樾说：“《左传》、《公羊传》、孔安国、郑康成的说法，是正确的。”质疑的人说：“你遵循周历，是被三统说迷惑了。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都建寅，从未有过建子、建丑的事情。建子、建丑，是后世儒者的附会，不可信。”回应他说：“《尚书·商书·咸有一德》说：‘于是变革夏历的正月’；汲冢《周书》说：‘还有我周王对商施加惩罚，改正朔、改器械’，以垂示三统，怎么能诬蔑呢？《甘誓》是夏书，已经说‘怠弃三正’，并非从三代才开始。”质疑说：“纵然有这些记载，但所说的正朔，只是把这个月作为岁首，朝会、聘问、颁布历法、授定时节从这里开始罢了，并不改变四季和月份。在商朝建丑之前，其书记载即位说‘元祀十有二月’，月份没有改变；在秦朝建亥之后，其书记载开始建国说‘元年冬十月’，季节没有改变。况且秦朝不置闰月，而有后九月，大概是以十月为正朔，所以在应当置闰的年份，把余数归于年终，这是秦朝以亥月为正朔，而以寅月为正月。”回应他说：“这种说法，引用经史详细论述，但符合《春秋》所记载的吗？隐公九年三月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隐公八年冬天十一月雨雪；僖公十年冬天大雨雪；桓公十四年春天正月没有冰；成公元年二月没有冰；襄公二十八年春天没有冰；定公元年冬天十一月降霜冻死豆类。如果遵循夏历，为什么这些被视为异常而记载呢？质疑说：“这是被《公羊传》灾异说迷惑了。《春秋》不是记载怪异的书，雷电、无冰、降霜、雨雪，有什么值得深究的异常，一定要说是灾异感应？”回应他说：“圣人记载常事，常事中值得记载的很多，为什么特别记载无冰、雷电、雪等呢？况且大雪在冬天，固然不异常，与雷电接连发生，也不异常吗？庄公七年秋天没有麦苗，麦苗是午月（五月）的事，却说秋天，难道也是夏历的秋天吗？”质疑说：“灾异没有比日食更重的，《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历家推算验证得到二十六次，唐代一行得到二十七次，宋代卫朴得到三十五次，都基于建寅。卜偃议论灭虢在九月十月之交，所数的日月星辰都是夏历，是建寅的月份，更加可信。”回应他说：“日食推算验证始于刘歆父子，班固所叙述的《五行志》固然基于周历了，一行、卫朴所不计的，都基于建寅，没有值得深究的依据。灭虢的事在僖公五年，卜偃说：‘丙子日早晨，太阳在尾宿，月亮在防宿，鹑火居中，必定是这个时候。’冬天十二月丙子日灭虢，如果是夏历的十二月，那么太阳就不在尾宿了。”质疑说：“《诗经》说七月流火，正月繁霜，十月之交，六月徂暑
，周官正月始和，中冬教阅、享蒸，吕览月令昏旦中星，皆与夏正合，周厯从夏可知，何独春秋而违之？」应之曰：「豳风一之日、二之日，以子月起数，十月蟋蟀，下继以曰为改嵗。唐风蟋蟀在堂，乃九月之▯，而曰嵗聿云暮，明以子月为嵗首。且周礼有正月，有正嵗，州长正月属民读法，正嵗读法如初，言初则正月居先矣。礼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朱晦庵、张敷言分史册所书、民俗所用，二正并行，升庵是之，则诗、礼之从夏正者，民俗所用也。」难曰：「改嵗指颁朔而言，与月令无涉。唐武曌改周正，以子月为正月，丑月为腊月，寅月为一月，正月二字着于令，不必着于厯。建寅之月系春不系周，建子之月系周不系春，周实有二正月也。」应之曰：「以颁朔、告朔为改嵗，嵗已改矣，朔已颁矣，又何复有春正月也？况即位匪细故，鲁十二公自隠、闵、僖、定外，皆书正月即位，何悍然不奉正朔而行夏正哉！」复云：「烝享仍行夏正，何周礼仲冬烝享、冬至郊天，二者之祭屡书之于春正月、二月也？」武氏之制，实为戾古。周行二正，其説诚然。然云建寅之月系春不系周，而左氏云「王周正月」，何哉？难曰：「左氏书『王周正月』，句法不顺，恐非原文。且欧阳修云：『不书王，恐正朔之无所禀承。』列国之史皆然，至周史则不称王矣。」应之曰：「王周者，犹汉曰皇汉，宋曰皇宋也，奚不顺之有？尊王之义，岂惟欧阳，董仲舒已言之矣。若不禀正朔而尊王，即欧阳亦未必为然也。」难曰：「建子建寅可改，而立春立冬决不可改。若改时亦改月，冬十一月既作春正月，则立冬当作立春，节气乱矣。」应之曰：「春夏之名安所始？亦始于前人耳。王鏊云：『建子之月，一阳所始，不可为春乎？午未之月，隂气所始，不可为秋乎？冬夏亦然。』后汉陈宠云：『冬至阳气始萌，有兰麝干芸茘挺出之应，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寅月阳气已至，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独非其正证耶？且左传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南至为王正月，则建子明矣。」难曰：「然则不主夏时矣。夏时冠正月，然与？」应之曰：「非也。胡氏泥伊川假天时立义之説，故巧立名以诬圣人。然时则夏矣，月则周矣，下之所系，从夏从周，何所定也？」难曰：「是则周之改时改月也，于何始之？」应之曰：「武王始之。武王伐纣，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朱朝瑛曰：『当时日南至，日躔牵牛，伐纣之举尚在南至之前。而武成称一月伐商，泰誓称春防孟津，则改时改月自武王始矣。』」夫周时二正，实兼行之。颁之厯书之史，行之朝者遵王制，用之民者从夏时。孔子曰：「行夏之时。」圣人所以教万世也。春秋而亦行夏时，诸侯且与天王争，匹夫且与天子亢矣。故曰：左氏、公羊、孔、郑之説正。
译《周官》记载正月开始调和，中冬进行教阅、享蒸，《吕览·月令》记载黄昏和黎明的中星，都与夏正相合，由此可知周历遵循夏正，为何唯独《春秋》违背它呢？回答说：“《豳风》中‘一之日’、‘二之日’，从子月开始计数，十月蟋蟀，下面接着说‘为改岁’。《唐风》中‘蟋蟀在堂’，乃是九月之事，却说‘岁聿云暮’，明显是以子月为岁首。况且《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州长在正月召集民众宣读法令，正岁宣读法令如同初始，说到‘初’则正月居先了。《礼记》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冬至，可以祭祀祖先。’朱晦庵、张敷言区分史册所记载、民俗所使用，两种正朔并行，杨慎赞同此说，那么《诗》、《礼》中遵循夏正的部分，是民俗所使用的。”反驳说：“改岁指的是颁布朔日，与《月令》无关。唐武曌改周正，以子月为正月，丑月为腊月，寅月为一月，‘正月’二字著于法令，不必著于历法。建寅之月属于春不属于周，建子之月属于周不属于春，周确实有两个正月。”回答说：“以颁布朔日、告朔为改岁，岁已经改了，朔已经颁了，为何还有春正月呢？况且即位不是小事，鲁国十二位国君除了隐公、闵公、僖公、定公外，都记载正月即位，为何悍然不奉行正朔而实行夏正呢？”又说：“烝享仍然实行夏正，为何《周礼》仲冬烝享、冬至郊祭上天，这两种祭祀屡次记载在春正月、二月呢？”武氏的制度，确实违背古制。周实行两种正朔，这种说法确实如此。然而说建寅之月属于春不属于周，而《左传》说‘王周正月’，为什么呢？反驳说：“《左传》记载‘王周正月’，句式不顺，恐怕不是原文。况且欧阳修说：‘不书王，恐怕正朔没有禀承。’列国的史书都是这样，到了周史就不称王了。”回答说：“王周，就像汉朝称皇汉，宋朝称皇宋一样，有什么不顺的？尊王的义理，难道只有欧阳修，董仲舒已经说过了。如果不禀承正朔而尊王，那么欧阳修也未必认为对。”反驳说：“建子建寅可以改，而立春立冬决不可改。如果改了季节也改月份，冬十一月既作为春正月，那么立冬应当作为立春，节气就乱了。”回答说：“春夏的名称从哪里开始？也是始于前人罢了。王鏊说：‘建子之月，是一阳开始的地方，不可以作为春吗？午未之月，是阴气开始的地方，不可以作为秋吗？冬夏也是如此。’后汉陈宠说：‘冬至阳气开始萌发，有兰麝干芸茘挺出的感应，天以此为正，周以此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野鸡鸣叫母鸡孵卵，地以此为正，殷以此为春；寅月阳气已经到达，冬眠的虫子开始活动，人以此为正，夏以此为春。’难道不是确凿的证据吗？况且《左传》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南至是王正月，那么建子就明确了。”反驳说：“那么不主张夏时了。夏时冠以正月，然而这样对吗？”回答说：“不对。胡安国拘泥于程颐假借天时立义的说法，所以巧立名目来诬蔑圣人。然而季节是夏的，月份是周的，下面所隶属的，从夏从周，怎么确定呢？”反驳说：“这就是周改变季节改变月份，从哪里开始的？”回答说：“武王开始的。武王伐纣，太阳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朱朝瑛说：‘当时太阳南至，太阳运行在牵牛，伐纣的行动还在南至之前。而《武成》称一月伐商，《泰誓》称春防孟津，那么改变季节改变月份从武王开始了。’周时两种正朔，确实兼行。颁布于历书史册，在朝廷实行的遵循王制，在民间使用的遵循夏时。孔子说：‘实行夏时。’圣人用来教导万世。《春秋》也实行夏时，诸侯尚且与天王争夺，匹夫尚且与天子抗衡。所以说：《左氏》、《公羊》、孔颖达、郑玄的说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