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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五，春秋左氏传小疏，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左氏传小疏》一卷，本朝沈彤撰写。沈彤著有《尚书小疏》，已著录。此书认为赵汸、顾炎武所补《左传》杜预注尚未尽善，因而进一步订正。其中得失互见。例如文公二十六年传：“宴请子展，赐给他先路（大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给子产，次路（次等车），再命之服，先六邑。”沈彤认为八邑、六邑数量太少，乃是《周礼·司勲》所说的赏赐土地，而非采邑的加田，杜预的疏解也有误。如今考证《司勲》说：“凡是颁赐赏地，按三份取一份作为食邑。”只有加田没有国。杜预注说：“加田是在赏赐之后，又额外赐予田地，用来厚待恩惠。”据此，这是因为特以赏田有所未尽，更加以赏赐，没有赏田反而少、加田反而多的道理。如今沈彤认为八邑、六邑数量少，应当是赏地，那么加田的数量应当多了，这与《周礼》非常不合。大概沈彤撰写《周官禄田考》时，误将大司徒注中小都、大都旁加之数，当作司勲的加田，所以如今认为子展、子产都是国卿，如果受加田，则大约得到小都旁加四里。传中所说“八邑”，根据注不过三十二井；“六邑”不过二十四井，所以怀疑其数少，不是加田，其实都不对。又如文公元年传：“归余于终。”沈彤认为积累气朔余日以置闰，在四季月，所以说“归余于终”。经传所记载的闰月都不得其正，只有昭公二十年闰八月，在夏历恰好是闰六月，只是偶然符合罢了。如今考证昭公二十年记载“春王正月”，传曰：“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认为应当说正月己丑日南至，当时史官失闰，闰月更在二月之后，所以经文因史而书正月，传文更详细地在二月说明。疏说历法的正法，往年十二月后宜置闰月，即此年正月当是往年闰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当时史官在往年错不置闰，闰月更在二月之后。传在八月之下才说“闰月戊辰杀宣姜”是正确的。注不说在八月后，而说在二月后，是因为正月之前当置闰，二月之后即不可了。据此，则是年八月置闰，正是史官的失误，沈彤反而认为是偶然符合，也不对。然而如襄公二十八年传：“今倍其赋。”孔颖达疏认为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二入于王臣，这是采邑贡王的数量。那么诸侯之臣受采地者，也应当三分之一归于公，说重倍其赋，当以三分而二入公。如今考证采邑贡王，大司徒注说：“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国，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于王。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于王。其赏地贡王，则孔疏所引司勲注三分计税，王食其一，是正确的。”那么采地、赏地贡数明显不同。如今孔疏对于侯国采地之赋，不计四分之一，而计三分之一，是误以赏地为采地了。沈彤辨正其非，足以破除相沿之谬。又如文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车兵甲士。”孔疏云：“知道不是兵器，因为上文说数甲兵，下文说甲楯之数，所以知道这里指人。”顾炎武认为执兵者之称，兵自秦汉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预以士卒解释兵的，都不对。沈彤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洧上。”说“徒兵”则不得谓非士卒了，也可以补正顾氏之失。虽然是未完之书，记录存之于读《左传》者，也有所裨益。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小疏

吴江沈彤撰

隐公元年，经文：春，王正月。书写“王正月”，乃是列国史官记事的常法，否则就嫌不禀承正朔了。周时月并改，而这里不去掉“王春”的，是因为春是天时，不可系于王。然而“王”在“春”下，“正”上，则时月也兼统之。古书法有如此者。

郑伯克段于鄢。段本来强大，隽杰而以出奔共，未见获，所以传以如二君解释之。杜预认为即得隽例，是错误的。

传文：不如早为之所，为之所谓居以可制之邑。

无使滋蔓，滋蔓喻居京。

如二君，所以说克。非得隽而曰克，所以传别解之。赵子常以此为《春秋》特笔，是对的。

谓之郑志，郑伯志于克，不志于杀。若请制而即使居之，则志于杀矣。解据《谷梁传》是错误的。

吊生不及哀，自始死及殡，自启及反哭，皆主人所至哀，故哭踊无算。否亦代哭不绝声。此句主吊葬言，

译那么所谓的“哀”，指的是从开棺到反哭这段时间。吊唁安葬的礼仪，共有五个阶段：第一，开棺时吊唁，《既夕礼》说“请确定开棺的日期，告知宾客”，《正义》说“让宾客知道前来吊唁”，下文接着说“主人拜谢宾客”，《檀弓》也说“国君对于大夫将安葬，在殡宫吊唁”，就是这种情况。第二，祖祭时吊唁，《既夕礼》说“有司请确定祖祭的日期”，注解说“应当告知宾客”，下文接着说“宾客退出，主人送行”，《檀弓》也说“国君对于大夫将安葬，在朝廷吊唁”，就是这种情况【《檀弓》所说的“在朝廷吊唁”也是在祖祭之后进行的】。第三，灵车将要出发时吊唁，《既夕礼》说“进入的宾客拜谢”，《正义》说“这是吊唁安葬的宾客”，下文接着说“于是出发”，就是这种情况。第四，在哀次吊唁，《檀弓》说“国君对于大夫将安葬，在哀次吊唁”，就是这种情况。第五，反哭时吊唁，《既夕礼》说“于是反哭，前来吊唁的宾客从西阶上堂说‘如何是好’”，《檀弓》也说“周代在反哭时吊唁”，就是这种情况。之所以有这五个阶段，是因为恩情道义有厚薄，路途有远近，事势有顺逆，所以早晚正变不必完全相同，然而在安葬之时则是一致的。现在宰咺前来吊唁，已经超过安葬的日期好几个月了，所以说“不及哀”。顾氏在《杜解补正》中说“不及哀，是指不应当在已经封土、反哭的时候”。彤按：《檀弓》疏论及国君对于大夫将安葬而在殡宫、朝廷、哀次吊唁的意义，说“国君吊唁的正礼应当在殡宫，或者在朝廷、祖庙，没有在家门外的。国君吊唁的礼仪，如果国君来吊唁较晚，有在哀次邂逅吊唁的情况”，这说明吊唁的正礼必定在家门内。又《杂记》说“互相小步快走，出殡宫就退下；互相作揖，在哀次就退下；互相慰问，已经封土就退下；互相见面，反哭就退下；朋友在虞祭、祔祭后就退下”。吊唁宾客在哀次，已经有随分而退下的，这说明在哀次吊唁已经迟缓了，何况是已经封土和反哭的时候呢？又已经封土、反哭时的吊唁，应当就是互相见面，由朋友中尚未退下的人进行，不一定非要等到这时才来的宾客。顾氏的说法未尽妥当。

译鲁隐公三年，经文记载“春王二月”。查考《考古图》所载晋姜鼎铭文说：“维王九月。”《博古图》所载周仲偁父鼎铭文说：“维王五月。”敔敦铭文说：“维王十月。”由此可见，每月都书写“王”字。这里只有春三月书写“王”字，其余月份可以类推，必定同时书写“王二月”、“王三月”，是为了明确商朝的正月改为二月，夏朝的正月改为三月。这是《春秋》文字之外的深意，大概周公的旧典就是这样规定的。传文中说“王说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指没有怨恨和背叛之心。

“命以义夫？”是说宣公确立穆公的君位是出于道义。《正义》的解释是错误的。《商颂》说：“殷商承受天命全都适宜，承受百种福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引用《商颂》是为了赞美宣公和穆公。没有提到殇公，况且殇公也不是所谓“承受百种福禄”的人。《正义》的解释不对。

鲁桓公十一年，传文说“何况能够祭祀许国呢？”意思是说子孙不能祭祀许国，以此断定许公将会重新侍奉社稷。

“不惟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许国之所为，是结好我们的儿子侍奉许叔，暂且用来巩固我们的边疆。结好没有滋生事端，其他家族逼近居住。

鲁庄公二十二年传文说“遇到观卦的否”，这与哀公九年赵鞅占卜救援郑国遇到水适火的情况是一类的，也是“适”的意思。洪氏在《容斋三笔》中解释为“变”，查考《系辞》说：“唯变所适”，意思是变化之后有所去往。“之”字本身就包含“变”的含义，而把“变”作为“之”字的正式解释则是不对的。

鲁僖公二十八年，传文说“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符合礼制。”查考《周礼》大司徒的职责：“发生大荒年或大瘟疫，就命令各国迁移人口、互通财物。”小行人的职责：“如果国家遭遇凶荒，就命令救济和委托物资。”没听说过有请求借粮的礼制。外传称之为古制，大概始于西周衰微之时吧【《逸周书·籴匡篇》说：“发生大荒年，卿大夫三次请求借粮。”大概也是记载哀周时期的制度】

鲁闵公元年传文说：“天子称为兆民，诸侯称为万民。”天子称为兆民，就像《尚书·吕刑》中所称的“兆民依赖他”那样；诸侯称为万民，就像《鲁颂·閟宫》赞美僖公时所说的“万民”那样。但是《盘庚》说：“你们万民，竟然不努力生存。”那么天子也有称万民的情况。《周礼》疏说：“兆民是针对天下而言，万民是针对王畿之内而言。”

鲁僖公二年传文说“尨凉，恵定宁云。”《说文》引用作“牻防”，说“牻”是白黑杂毛的牛，“防”是牻牛。古文省略了“少”字，或者借用“凉”字代替“防”。彤按：《广韵》说“防牻”，是牛毛色驳杂。大概《说文》脱漏了两个字，“牻防”是说牻牛毛色驳杂。否则“冬”与“金玦”都有意义，而“牻”唯独没有意义吗？上文“偏衣”就是“牻服”，大概是将牻牛的黑白毛分开织成衣服的下摆，所谓“奇无常”就是这种意思。

鲁僖公二年传文说：“冀国既然已经受害，那么也是因为您的缘故。”大概是称赞虞国能够报仇、雪耻，以此引出自己向虢国请罪，使借道的言辞容易被人接受。《正义》解释说：“称赞其强大”，这是错误的。

鲁僖公十一年，传文说“赐予晋侯策命，接受玉圭时态度怠慢。”“命”指的是策命，《周礼》内史的职责，凡是任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就用策书任命。《典命》说：“侯伯为七命”，“玉”指的是命圭。古礼诸侯去世，归还玉圭【见《白虎通》崩薨篇】，策命新君时，仍然赐予玉圭。鲁僖公十二年，传文说“有天子两位守臣，国高在。”《王制》说：“次国设三卿，两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其国君任命。”《正义》说：“次国指侯伯。”齐侯是侯爵，所以两卿由天子任命。由天子任命的，都指上卿；由其国君任命的，指下卿。

鲁僖公十五年，传文说“渡过黄河，侯车的车轴断了。”这五个字正是卜人的话，从而阐明之所以吉利的原因。应当采纳杜预的解释，顾炎武的说法不对。

“三败及韩”，《正义》认为晋国的战车三次与秦国交战而败坏，这是正确的。顾炎武依据刘光伯的说法，是不对的。

“侄其从姑解离”，“为震妹于火”，“为姑”。“火”应当改为“兑”。

鲁僖公二十三年，传文说“而享受他生存的福禄。”《楚语》中观射父说：“能知道四季的生机。”韦昭说：“生，指嘉谷、韭菜、鸟卵之类。”《汉书·郊祀志》说：“神灵降下嘉生。”应劭说：“嘉谷。”这里的“生”字，也应当指谷物，不如《正义》所说的那样。《尚书》中“克绥先生之禄，永底烝民之生”，也是将“生”与“禄”对举而言。

鲁僖公二十四年，传文说“所以，在成周纠合宗族，而作诗说：‘作’字下面应当有‘乐’字，‘其’字。”

鲁僖公三十一年，传文说“礼制不占卜常规祭祀”，意思是常规祭祀必定按时进行，不再占卜祭祀的吉凶。经文下面的疏认为“不占卜日期”是错误的。

鲁僖公三十二年，传文说“劳苦而没有收获，必定会产生悖逆之心。”“无所”指没有地方安身，意思是徒劳无功；“悖”指违背君命，意思是舍弃郑国另谋他图。定宇说：“袭击郑国不能成功，却产生了消灭滑国的心思，这是正确的。”

鲁文公元年，先王确定历法。在岁首确立开端，在年中校正历法，在岁末归置闰余。《周书·周月篇》说：“恭敬地授予人们时节。”巡狩祭祀，仍然沿用夏历。至于闰月，

用来校正时节，用来安排事务，那么这里所说的“时”，就是夏历。始、中、终，是针对每个时节而言的。在岁首确立开端，指测算北斗斗柄的指向，以记录四季的开启和闭合，在四个孟月进行。《淮南子·天文训》称：“北斗斗柄正月指向寅位，月亮从左向右运行经过十二辰。”根据历法家的实测追溯，周朝与汉朝原本都建寅。

译也。所谓“举正于中”，是指观测历象、日影和中星，以此来记录二分二至，这些节气发生在四个仲月。查《隋书·历志》记载：“尧帝时冬至太阳运行至危宿。”《唐书·历志》说：“运行至虚宿。”《宋史·天文志》称：“西周以前冬至太阳运行至女宿。”《元史·历志》认为：“尧帝时冬至太阳位于女宿与虚宿的交界处。”这些位置都在正北方。既然冬至在正北，那么夏至就在正南，春分和秋分在正东和正西，这是可以推知的。所以指出它们所在的方位而称之为“正”。杜预解释“举中气以正月”，将“正”理解为月份，将“中”理解为中气，这在文义上是讲不通的。所谓“归余于终”，是指累积节气和朔望的余数来设置闰月，这发生在四季月。《周礼·太史职》记载：“闰月时告知君王居住在门终之月。”孔颖达疏解释说：“明堂的路寝以及宗庙都有五室、十二堂、四门，十二个月在十二堂听朔，闰月则各自在当时的门。”这说明周代原本是在四季月设置闰月的。经传中记载的闰月，大多无法确定其具体月份，只有鲁昭公二十年的闰八月，按照夏历恰好是闰六月，这只是偶然巧合罢了。

译回归于终始，行事就不会违背常理。凡是做事，一定要顺应时序。闰月设在每季的末月，就能完成那些来不及做的事，不至于错过时节，所以说不会违背常理。如果闰月设在年末，那么错过时节而违背常理的情况就存在了。

鲁宣公十六年，《传》文记载派遣帅甸进攻并杀死了他。解释“帅甸”，是郊甸的长官。“郊”字应当是“邦”字。《周礼·天官》第三篇说：“邦甸之赋。”原本也误将“邦”写成了“郊”。《正义》认为杜预是举同类事物来说，这是为他找借口。

鲁宣公六年《传》文说：“使疾其民以盈其贯。”“疾”，是伤害的意思。如果像《酒诰》中“厥心疾很”的“疾”，“疾其民”就是指加重百姓的赋税徭役。“贯”，刘光伯认为就像物品穿在绳索上的样子【定宇说：《韩非子》也有“满贯”的说法，刘光的说法是对的】。大概因为多次战争，赋税徭役必然加重，而伤害百姓的罪恶就像物品装满绳索一样。杜预说：“被百姓所痛恨”，又说：“贯通‘习’”，恐怕与文意隔阂。

鲁宣公十二年，《传》文记载他们的军队分为二广。一广有一卒，一卒相当于两偏【此处原文缺失】

【以上原缺失四叶八行】

头发散开后再束发成髻，其他方面也像防头巾的制度一样。弯曲布料做成高耸的形状，头巾戴在额头上方。这种制度直接始于汉代，古代有冠没有巾【本于《后汉书·舆服志》】。难道有妇女的额头只戴头巾的吗？那么三种说法的得失，都可以知道了。妇女的吊丧服饰，详见《檀弓》的记注。

鲁宣公九年《传》文记载派遣伯氏管理里政。解释“司里”，是里宰。《正义》说：这是说管理城内百姓，就像现在城内的坊里一样。里一定有长官，不知道其官职名称。《周礼》中有里宰，所以用“宰”来称呼，并不是郊外二十五家的长官。按宋代，应当以百户为里，里长应当名叫里尹。《杂记》中说里尹主持。注解说：里尹，是闾胥、里宰一类的人。《王度记》说：百户为里，里设一尹，其俸禄如同在官府服役的庶人。《正义》说：按《周礼》六乡之内，二十五家为闾，闾设一胥，是中士；六遂之内，二十五家为里，里设一宰，是下士。《别录》说：《王度记》似乎是齐宣王时淳于髡等人所说的。又按《撰考》说：古代七十二家为里，《洛诰》传文说：古代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郑玄说：大概是虞、夏时的制度。那百户为里，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制度，有人说殷代的制度。彤认为：百户为里，如同周代侯国之遂的鄼里尹，如同鄼长，鄼长为下士【详见我《周官禄田考》】。里尹的俸禄如同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就是《孟子·王制》所说的下士与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同俸禄。《孟子·王制》多沿袭夏商周代的制度，那么说是殷代制度当然合理，所以知道宋国以百户为里，而里长名叫里尹。但是城内、郊外的同异，则无从考证了。

鲁宣公十三年，《传》文记载小人从事农业劳作以侍奉他们的上级。陈少章说：“宋本‘农’字作‘展’，应当遵从它【唐石经初刻作‘展’，后改为‘农’】”

先王占卜征伐五年，这大概是楚国先王的旧事。因为楚子伐郑不利，在于不能修养德行，所以引用这个来立论。卜征，是说占卜伐国，尊重楚国，所以以上伐下的名义归之于它。注解说：巡狩，似乎与本事无关【廷芳按：拿十八年楚康王告诉子庚的话来参证，那么小疏确实是对的】

鲁宣公十四年，《传》文说：“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主”字应当是“生”字，“乏”字应当是“之”字。

鲁宣公十八年《传》文说“天道多在西北”。解释说“岁星在豕韦”。疏文说“豕韦一名娵訾”。按《说文》：“韦，相背也，从舛，口声。兽皮之韦，可以束枉戾，相韦背，故借以为皮韦。”彤认为室壁二宿合为娵訾，应当属于豕的亥次，而其形状两两相背，所以也叫豕韦。鲁宣公十七年《传》文说“唯卿为大夫”。《王制》说“诸侯之上大夫卿”，所以晏子说“只有卿才能称大夫而行大夫之礼”。王肃说“谓诸侯之卿当天子之大夫【见《杂记》疏】周代没有这种制度”。

鲁宣公二十一年，《传》文说轨度其信可明徴也。是说上面所行的轨迹，自己度量有实据可以明证，验证于众人而没有不满意的。

《夏书》说：“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只有帝念功。将要说由己壹也？确实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八个“兹”字隐含注下，“功”字解释，如果不念“允出”，则未及“名言”，都预先形成帝念意。功谓治人之功，由己壹谓帝所以如是念之者，由其人之能诚壹也。末句咏叹以结，之所以劝季孙之有功。

鲁宣公二十四年，《传》文说“乐防”，君子注说：“言君子乐美其道。”《防诗》作“只”，笺说：“只之言是也。”字与训都应当从彼。

二十二

译当年，传令加倍征收赋税。按照《周礼》大司徒的规定，子爵和男爵的封地，供君王食用的部分占四分之一。郑康成注解说：“小司徒所说的王畿内的采邑，其赋税都有四分之一上缴给君王。”这是依据子爵、男爵的例子推论出来的。那么，侯国采邑所缴纳的赋税，应当也是如此。“倍其赋”的意思，是缴纳赋税的一半。疏文认为应当将三分之二上缴给公室，这是错误地将司勋的赏赐之地当作采邑了。

译鲁昭公二十四年，经文记载：秋季七月甲子日初一，发生日全食；八月癸巳日初一，又发生日食。孔颖达《正义》依据刘歆《三统历》认为，前一个月日食全食，后一个月又发生日食，按照推算历法的方法，绝无这种道理。大概是古书磨损缺失，导致出现错误，孔氏的说法是正确的。至于这两件事哪一件有误，则未能决断。查考西洋人汤若望的《古今交食考》说：鲁国《春秋》使用周历，七月相当于夏历建寅之月的五月。如今用历法推算，这个月甲子日未时正二刻定朔，申时初刻十八分，食甚时实际交于周历午宫星三度二十二分二十秒，实际距离为一十七分三十二秒，因为位于黄道以北，减去气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到视距一分二十秒，应当看到全食。况且本月的月径大于日径，遮蔽太阳边缘有余，经文称“食既”（全食），正与历法严密吻合。由此看来，错误在于八月初一的日食记载。

鲁昭公二十五年，传文记载：统计车兵、徒兵。杜预说：车兵，是甲士；徒兵，是步卒。孔颖达说：知道“兵”不是指兵器。上文说“统计甲兵”；下文说“甲和盾的数量”。所以知道这里的“兵”是指人。大概如果认为“兵”是兵器，那么上下文就嫌重复了。按：开头说“命令准备统计甲兵”，那么子木命令蒍掩的事自然记载；从土地到甲盾的数量，那么蒍掩受命准备统计甲兵的事，本来相互依存构成文章。至于“兵”与“甲盾”，明显属于不同的器物，又有什么嫌重复的呢？刘炫说：“兵”，是作战的器械；车上的甲士与步卒所执持的兵器各不相同。司兵掌管五种兵器。郑众说：五种兵器，是戈、殳、防、酋矛、夷矛。又说：军事中战车配备五种兵器。郑玄说：战车的五种兵器，就是郑司农所说的那些。步卒的五种兵器，没有夷矛，而有弓矢。孔颖达附载这种说法，应当确定采纳。

有人依据顾炎武《日知录》说，称执兵器的人为“兵”，是从秦汉开始的，三代以上没有这种说法。凡是杜预用士卒来解释“兵”的，都是错误的。这又不对。隐公五年，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徒兵；襄公元年，在洧水之上打败了他们的徒兵。本文明确用“败”字来说，难道也将“徒兵”不称为士卒吗？这类问题应当各自根据文意来判断。

鲁昭公二十六年，传文记载：宴请子展，赐给他先路车，三命之服，先赐八邑；赐给子产生路车，再命之服，先赐六邑。按《王制》：次国三卿，其中二卿由天子任命，这次宴请时赐给三命之服，大概是先向周王请求，然后借宴请之机任命。又《周礼·大宗伯》：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这里三命赐服是兼而有之【详见《通典·职官之秩品篇》】。又按《典命》：伯爵的卿三命，大夫再命。子产已经立为卿却只有再命，大概他的位次在第四，超过常规不合礼法，郑伯不敢向周王报告，仍然以大夫的爵位来请求。注疏都没有提到八邑、六邑，数量少，乃是司勋所说的赏赐土地，不是采邑的加田，疏文也错了。

鲁昭公二十七年，传文记载：吃饭。说话的人不生病，不生病说话？难道是不生病吗？没有人赞同他，所以生病。

又不及此，意思是说话也不必考虑到这一点。这是说致死，倍楚的正义说法不对。

我们用的多了。“庸”只解释为“用”和“成”。十八年“吾庸多矣”说法相同。楚国不信而我们信。我们使用这个比楚国多了。杜预把“庸”解释为“功”。有什么功呢。

鲁昭公二十九年，传文记载：季武子夺取卞地。传文记载：公冶问玺书，追上去给他。“玺”字，《说文》写作“玺”。说这是王者的印信。用来主管土地。从土，尔声。又说籀文写作“玺”。彤说“壐”。从土是因为它主管土地。“玺”从玉是因为它刻在玉上。各有取义。然而在古代则尊卑共用。所以大夫也有玺。《说文》只说王者的印信，只是依据秦汉的情况而言罢了。又大夫有食邑的也主管土地。那么大夫的玺也可以写作“玺”。

鲁昭公三十年，传文记载：给他田地，让他做官，让陶复任绛县师。按《周礼》官禄，除了食邑者之外，无论大小都收取公田的谷物，分发给官员，所以廪人掌管九谷的数量，用来等待国家的匪颁、赒赐、稍食。匪颁中俸禄占大半【详见余《周官禄田考》】。春秋时，如《管子·大匡》篇桓公赋禄以粟，昭公元年秦、楚二公子同食百人之饩，都是仍然供给谷物。这里赵孟对于绛县老人，虽然让他做小官，但也给他田地了。《晋语》所谓“士食田”，大概兼用这两种方法。战国时的俸禄，有的一个官职半田半谷。《商君书·境内》篇说：“爵位五大夫有赐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说田税，说谷物，都不完全符合《周官》的本制。

昭公元年传文：“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共”按本字读，意思是他们以十个步兵共同抵挡一辆战车，必定能在险隘处困住这辆车，又必定能战胜，都是承接上文而言，用以说明想要去掉战车改为步兵的原因，解释错了。

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正义》说：服虔引用《司马法》说：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乘为伍，八十一乘为专，二十九乘为参，二十五乘为偏。它们的名称与人数无法得知。按服虔的说法有脱误，百二十下应当有“五”字，八十一应当为“百”字，二十九应当为“七十五”。大概二十五乘为偏，两个偏为两。然而

译那么，将偏军乘以三称为“参”，乘以五称为“伍”，乘以四则称为“专”。乘以三所以是七十五，乘以四所以是一百，乘以五所以是一百二十五。一百辆战车称为“专”的原因，《广韵》解释说：专就是单。说一百是一句话，说一百是两句话。这说明一百虽然是整十的数，也是单数。所以一百辆战车称为“专”。就人数而言，一乘战车配属一百人，总共三百七十五乘，恰好是三万七千五百人，这就是三军的总数。以每五乘战车三百七十五人作为一个“三伍”来计算，甲士应当占二百二十五伍，步兵应当占五千四百伍。总共减去二万八千一百二十五人，剩下的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就是驾驶重车的人员。鲁昭公二年，穆子在太史氏那里观看典籍，看到《周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代的礼制全在鲁国了。”《易》指的是《周易》，穆子出生时，庄叔用《周易》为他占卜（见昭公五年），这说明鲁国拥有《周易》。象指的是六官颁布到各国的制度，比如治象、教象之类。大概颁布治理、教育制度时，必定连同其象征性的条文一起颁布。桓公、僖公的宗庙发生火灾，命令收藏这些象，说：“旧有的典章不可遗忘”（见哀公三年），这说明鲁国有所颁布的象。鲁《春秋》指的是依据旧典礼经所记载的史实，凡是被称为礼经的。大概《周易》是占卜者用来辨别吉凶的；象是六官悬挂在象魏上的。这些都是周代的礼制。鲁《春秋》是遵循五十条凡例而编纂的，也是周礼所在的地方，所以说“周代的礼制全在鲁国了”。这里的《周礼》不是指书名。

译我到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易经》的爻辞大多是周公所作（详见我的《易爻辞辨》），六官的象征，以及鲁国《春秋》所依据的礼经，都是周公所制定的（虽然五十凡并不全是周公的旧制，但变更的部分很少）。所以说：周公的德行，通过这三者颁布给各国，让百姓玩味爻辞、占卜卦象，以趋吉避凶；修治教化等法度，以治理国家；遵守五十凡来记录史事，以昭示劝诫。这就是周公治理天下的方法。因为畏惧大国，还曾有所变通，因此祸乱就产生了。所谓“有所变通”，先说明齐国的意图，并非正式言明要改变礼制，就像《周礼》中司士设立六军之士的职官一样。祸乱产生，是指送嫁女子不使用公族大夫，而使用上大夫，失去了送嫁随从的等级制度。齐国已经逾越礼制，晋国不应当因无宇而有所忌讳。如果解释为执意羞辱无宇，那么少姜怎敢指斥晋侯呢？况且这也不是替晋侯求情的方式。廷芳按：少姜的四句话辨析分明且委婉，确实是有辞令修养的表现。

鲁襄公三年的传文，足以彰显礼制、使命、事务、谋略的缺失罢了。礼制必定伴随事务，事务恐怕会有缺失。使命事务，是指告知所有的事务；谋略缺失，是指计虑周全使没有缺失。这三者都是总括上文关于朝聘、防盟、吊唁、丧葬而言的，解释并非如此。

“其相胡公”，胡公是周公最初封陈国的祖先，那么“相”字乃是“祖”字的误写。《正义》末尾说：“现在定本中‘相’字作‘祖’字”，这是对的。这种说法与服虔的说法都错了。箕伯与胡公等六人的传文，只是平列数说而已。

“则使宅人反之”，此处下面应当脱漏了“邻人辞室”一句，下文“违卜不详”等语，是比喻让邻人不要推辞。晏子的话也有脱漏的文字，或者“且”字是“曰”字的误写。

“为其复取之之故”，传文者就是宣子为伯石请求州预，解释七年复州取州的原因，并非宣子凭空揣度。“为”字应当按本字读，解释与读音都错了。

鲁襄公四年传文，郑国子产实行丘赋，服虔认为一丘的田地出一匹马三头牛，是恢复古法。彤认为：既然说“作”（创立），那就不是恢复古法，况且国人又诽谤他像蝎子尾巴一样毒辣，浑罕讥讽他制定法度出于贪婪呢？但是杜预的解释如同鲁国的田赋，那么祸害百姓已经太严重了，子产怎能自称是善政，并引用“礼义不愆”的诗句呢？大概他的赋税比古法稍加增加以济国用，就像鲁国的丘甲之类罢了。

鲁襄公七年传文，“盗所隠器”，应当作“隠所盗器”，看杜预的解释就可以明白。“曰：‘我先君共王。’”这里的“曰”，是发语词。

鲁襄公七年传文“日月之防是谓辰”。不说“日月所防”而说“日月之防”，是因为“所主次”，意思是说“主防”是“曰”的主语，主防言，所以称之为辰。《正义》说：“辰，就是时。意思是日月聚合有时。”廷芳按：《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洪范》第四项“星辰”，《大宗伯》“以实柴祭祀日月星辰”，冯相氏掌管十二辰的位置，它们所说的“辰”，都是十二次，所以孔颖达、郑玄用“日月所防”来训释。如果《胤征》“辰弗集于房”，“房”就是次，而“辰”又训释为“主次”，那么文字就重叠了。这断然应当改用文伯的本语。僖公五年“龙尾伏辰”，杜预的解释也用了文伯的本语，但他使用的原因有所不同罢了。

鲁昭公十三年传文“无为为善矣”，无为，就是无助。意思是“没有人帮助我为善了”。《正义》的解释不对。

鲁襄公二十五年传文，这就叫做不能尊崇先君的宗庙。先君指襄公，不能尊崇礼制，是指“万舞”只有二八（十六人）而言。大概典祀的丰盛在近亲中已经是旧例了。“万舞”只有二八，而其众多却超过了季氏，那就更是当时非常失礼的行为。所以臧孙讥讽切责他。

鲁襄公二十六年传文，苑子的驾车人说：“视下，顾。”“视下”是一句结束。“顾”者，是记录驾车人说话时，既看了苑子，又看了林雍的脚。

鲁定公十五年，经文九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辛巳日，安葬定姒。李文贞说：“春秋记载闰月记事是有的，不记载闰上月，如果失礼就记载不告月以及安葬齐景公等。安葬齐景公为什么算失礼？丧事以年断限的，不计算闰月，诸侯五月安葬，齐侯九月安葬，因为闰月所以计算闰月，因此以失礼记载。安葬定姒是闰九月，却不记载，那么妾母的丧事就可以计算闰月了（见《春秋随笔》）。彤按：《仪礼·丧服》说：‘庶子继承父位的人，为他母亲服缌麻。’传文说：‘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私亲。’注解说：‘国君去世，庶子为母亲服大功。’疏解说：‘现在庶子承重，所以服缌麻。’这是嗣君及公子对于妾母的丧事，都不以年断限，所以可以计算闰月。但是把定姒当作妾，是跟随《公羊传》，如果依据《左氏传》则实际上是夫人，是哀公的嫡母丧，不得计算闰月，经文应当记载闰月，而辛巳上面有脱漏的文字了。

鲁哀公三年传文：“命藏象魏。”这里的“象魏”应当作“魏象”，意思是魏的象，因为上文“象魏”而误倒罢了。象可以收藏，魏怎么可以收藏呢？下文“旧章正”，专门指“象”而言。

鲁哀公十四年传文，叔孙氏的车子鉏商捕获麒麟。解释：车子，是微贱的人，鉏商是名字。按《孔子家语·辨物》篇：叔孙氏的车士叫子鉏商，在大野采薪，捕获麒麟。王肃注：车士，是将

译车是子，姓；鉏商，名。这是《传》在“车下”脱漏了“士”字。周代的制度，统领重车的是二十五人，其中二十四人是卒，一人是士，所以称为车士。就像统领兵车的是七十五人，其中七十二人是卒，三人是军士一样。

译《春秋左传》的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