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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诗经劄记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诗经劄记一卷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劄记》，已着録。是编乃其读《诗》所记，大抵以李光地《诗所》为宗，而斟酌于小序、朱传之间。其论《闗雎》，从小序求贤之説，最为明允。其论《郑风》，不尽淫诗，而圣人亦兼存淫诗以示戒，论亦持平。至谓“郑声即郑诗”，力驳郑樵之説，则殊不然。淫诗可存以示戒，未有以当放之淫声、被之管▯可以示戒者也。至《诗》所论季札观乐所陈，皆西周之诗，非东迁以后之诗。名时据变风终于陈灵，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呉子使札来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传》卿大夫所赋，以见东迁以后之诗，列国具备，其文絶不囘防其师説，可谓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又《十月之交》一篇，论辛卯日食，则云“应问于知歴者”。《殷武》一章，于朱子始祔而祭之説，则云“更宜考定”，亦不强不知以为知。惟二《雅》诸篇，颇有臆断。然如论《国语》吊二叔之不咸，引富辰所云“封建亲戚，藩屏周者”，首举管蔡郕霍，知二叔不为管蔡；引《礼记》“月三五而盈”，证“三五在东”；引《周礼》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礼，辨朱传之专指宗庙；引《月令》节嗜欲及《集韵》“嗜”字注解“上帝耆之”；引《大司乐》“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证《大雅》《鲁颂》所以止称姜嫄；引《仪礼》“下管新宫”，在宣王之前，证“新宫”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据，于其师説可谓有所▯明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劄记
礼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杨名时撰。
读《大序》则知诗之教，是从人之心志上养其善端，消其邪恶，以为美政教之本。
风如风之动物也，此即兴起人善端，荡散人邪慝之义。《闗雎》小序言后妃进贤，为后妃之徳义大而精，程朱皆不取，何也？大臣之职，莫大于求贤才以佐朝廷之治；后妃之职，莫大于与贤淑共成宫阃之化。后妃求淑女，此徳之所以为至味。此诗殆后妃所自作欤？或疑「好逑」唯后妃可称，彼《兔罝》武夫尚可云「公侯好逑」，岂夫人嫔御之伦不得称耶？《小序》所谓「忧在进贤」，其説葢有所受矣。或疑古之取女，夫人嫔御早有定数，不待于求。然此常礼也，而圣哲好贤求辅之心，则有不可以寻常论者。后妃自视欿然，直有已徳不足以配君子之惧，果有徳胜己者，即避位中宫，屈已下之，亦无所难耳。故曰：是诗也，与《虞书》「明明▯侧陋」之义同也。《説文》「采捋，取也」，《尔雅·释言》「芼，搴也」，注皆「择菜也」。
桃夭是化行于国中，所谓之子，或系卿大夫家女，或系民间女。宜其家室，李文贞公诗所云：“必能与其类相和。”按其类，谓媵御之同居室者。
礼记》云：三五而盈。古诗云：三五明月满。三五是月望时，月光满，则星光为之夺。今小星嘒然在东，是不为月掩矣。
舒而脱脱，言如玉之女，容止安闲而脱然，有清洁之操也。
列国之风，在西周时者，世数相隔既逺，未若东迁以来见闻亲切，尤足示劝惩也。且人伦之变，政教之衰，莫甚于东迁后百年之间。夫子删诗，略逺详近，或以是欤？李文贞公谓季札所观，大约多西周时之风，若东迁后列国之风，鲁安得备之？今夫子所删存者，如邶风栢舟、绿衣，是西周时诗；燕燕以下无明证者，难指定为庄姜诗，论诚当矣。窃意东迁后列国之风，鲁所以得备者，亦有説。东迁后列国名卿学士辈，留心礼乐典章，兼通当世之务者，类不乏人。平日则互相咨访以广见闻，及出使则赋诗赠答以见志。左传所称纪者甚繁，晋、宋、齐、郑皆然，不独鲁也。鲁秉周礼，崇文教，为诸国望，于文章风雅之事，必尤备焉。采辑所得，存之史氏掌之太师，由来旧矣。或谓夫子周流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诗经劄记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诗经劄记》一卷，
本朝杨名时撰。杨名时有《周易劄记》，已著录。这部书是他读《诗经》时的笔记，大体以李光地的《诗所》为宗旨，而在《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之间进行斟酌取舍。他论述《关雎》，采纳《小序》中关于求取贤才的说法，最为明确公允。他论述《郑风》，认为不全是淫诗，而圣人兼存淫诗以作为警戒，论述也持平公正。至于他说“郑声就是郑诗”，极力驳斥郑樵的说法，则完全不对。淫诗可以留存以作为警戒，但那些应当被摒弃的淫靡之声，配上管弦乐器演奏，却不可以用来作为警戒。至于《诗所》中论述季札观乐时所陈述的，都是西周时期的诗，不是东迁以后的诗。杨名时根据变风终于陈灵公，从周宣公十年到周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札来聘问，已经过了五十五年。又引用《左传》中卿大夫所赋的诗，以表明东迁以后的诗，各诸侯国都具备，他的文章绝不回避他的师说，可以说破除了理学家的门户之见。又《十月之交》一篇，论述辛卯日的日食，就说“应向懂得历法的人请教”。《殷武》一章，对于朱熹所说的开始附祭的说法，就说“更应考定”，也不强不知以为知。只是二《雅》中的各篇，颇有主观臆断。然而如论述《国语》中吊唁二叔的不和，引用富辰所说的“分封亲戚，作为周的屏障”，首先列举管叔、蔡叔、郕叔、霍叔，知道二叔不是管叔、蔡叔；引用《礼记》“月亮十五天而圆满”，证明“三五在东”；引用《周礼》祭祀天地三辰都有奉璋的礼仪，辨明朱熹《诗集传》专指宗庙；引用《月令》节制嗜欲及《集韵》“嗜”字的注解“上帝耆之”；引用《大司乐》“享祭先妣”的文字，在“享祭先祖”之上，证明《大雅》《鲁颂》之所以只称姜嫄；引用《仪礼》“下管新宫”，在周宣王之前，证明“新宫”不是《斯干》；也都具有考据，对于他的师说可以说有所阐明了。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劄记
礼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杨名时撰。
读《大序》就知道诗的教化，是从人的心志上培养其善端，消除其邪恶，作为美好政治教化的根本。
风像风一样吹动万物，这就是兴起人善端，荡散人邪念的意思。《关雎》小序说后妃进贤，作为后妃的德行义理大而精，程颐、朱熹都不采纳，为什么呢？大臣的职责，没有比求取贤才以辅佐朝廷治理更大的了；后妃的职责，没有比与贤淑之人共同成就宫廷教化更大的了。后妃求取淑女，这就是德行之所以达到极致的原因。这首诗大概是后妃自己所作吧？有人怀疑“好逑”只有后妃可以称，那《兔罝》中的武夫还可以说“公侯好逑”，难道夫人嫔御之类的人就不能称吗？《小序》所说的“忧虑在于进贤”，其说法大概有所承袭了。有人怀疑古代选取女子，夫人嫔御早有定数，不需要去求取。然而这是常礼，而圣哲喜爱贤才、求取辅佐之心，就有不可以用寻常道理来论述的了。后妃自视谦逊，一直有自己德行不足以匹配君子的恐惧，果真有德行超过自己的人，即使避开中宫之位，委屈自己居于其下，也没有什么难的。所以说：这首诗，与《尚书·虞书》“明明侧陋”的意思相同。《说文解字》“采捋，取也”，《尔雅·释言》“芼，搴也”，注都是“择菜也”。
《桃夭》是教化施行于国中，所说的“之子”，或者是卿大夫家的女子，或者是民间的女子。适合其家室，李文贞公诗中所说：“必能与其同类相和。”按其同类，是指媵妾侍御同居室的人。
《礼记》说：月亮十五天而圆满。古诗说：十五明月满。十五是月望之时，月光满，那么星光就被它夺去。现在小星微弱地在东边，是不被月亮掩盖了。
“舒而脱脱”，是说如玉的女子，仪容举止安闲而洒脱，有清洁的操守。
列国的风诗，在西周时期的，世数相隔既远，不如东迁以来见闻亲切，尤其足以显示劝善惩恶。而且人伦的变乱，政教的衰败，没有比东迁后百年之间更严重的了。孔子删诗，略去远古而详述近世，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李文贞公说季札所观的，大多大约是西周时的风诗，如果是东迁后列国的风诗，鲁国怎么能具备呢？现在孔子所删存下来的，如《邶风·柏舟》、《绿衣》，是西周时的诗；《燕燕》以下没有明确证据的，难以指定为庄姜的诗，论述确实恰当。我私下认为东迁后列国的风诗，鲁国之所以能具备，也有说法。东迁后列国的名卿学士辈，留心礼乐典章，又通晓当世事务的人，类多不乏其人。平时则互相咨询访问以广见闻，等到出使则赋诗赠答以见志向。《左传》所记载的很多，晋、宋、齐、郑都是这样，不只是鲁国。鲁国秉持周礼，崇尚文教，是各诸侯国的榜样，在文章风雅的事情上，必定更加完备。采辑所得，保存在史官掌管、太师执掌的地方，由来已久了。有人说孔子周游
，疑亦有采得之诗，存于变风中者。但古诗三千，删存三百，此三千之诗，葢即季札所观者。变风终于陈灵，陈灵弑于宣公十年，又越五十五年至襄公二十九年，而季札观乐，即今所载各国风也。是年夫子生七嵗矣，又越六十二年，夫子年六十八而删诗，则变风非由夫子采得可知，但其间或有缺文错简，夫子从而订正之耳。季札请观周乐，为之歌王，文贞公谓「何彼秾矣」，成康时之风也，而附于召南之后。沔水至无羊，西周时西都畿内之风也；緜蛮以下，西周时东都畿内之风也，并皆附于小雅之末。至东迁以后，卿大夫贵近者所作，则列于小雅，即节南山诸篇是也；士民防者所作，则列于王风。葢周太师欲存风雅二体，故分列为小雅、王风也。亦以王室既东，故尊贵者之诗不得入于大雅，微者之诗不得附于小雅也。此论经参订而定，无可易矣。至燕燕以下，或即是庄姜诗；击鼓，或即是州吁时诗。葢夫子删诗，略逺而详近，取其事之在人耳目，尤足示劝惩也。
译大概也有采集所得的诗歌，存在于变风之中。但是古诗有三千首，删减后留存三百首，这三千首诗，大概就是季札所观赏的那些。变风终结于陈灵公，陈灵公被弑于宣公十年，又过了五十五年，到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赏乐舞，也就是现在所载各国的风诗。这一年孔子七岁了，又过了六十二年，孔子六十八岁时删诗，那么变风并非由孔子采集所得是可以知道的，但其中或许有缺漏的文字和错乱的简册，孔子从而加以订正罢了。季札请求观赏周乐，为他歌唱《王》风，文贞公说“《何彼秾矣》”，是成王、康王时期的风诗，却附在《召南》之后。《沔水》到《无羊》，是西周时期西都京畿内的风诗；《緜蛮》以下，是西周时期东都京畿内的风诗，都附在《小雅》的末尾。到了东迁以后，卿大夫中地位尊贵且亲近王室的人所作的诗，就列入《小雅》，就是《节南山》等篇；士人和百姓中地位卑微的人所作的诗，就列入《王风》。大概周太师想要保存风、雅两种体裁，所以分别列为《小雅》、《王风》。也是因为王室已经东迁，所以尊贵者的诗不能列入《大雅》，卑微者的诗不能附在《小雅》之后。这个论点经过参订而确定，没有可以更改的了。至于《燕燕》以下，或许就是庄姜的诗；《击鼓》，或许就是州吁时的诗。大概孔子删诗，略去远古而详述近世，选取那些在人耳目中的事迹，尤其足以作为劝善惩恶的榜样。
邪音，余与余同。《史记·厯书》归邪于终。”注：“邪余分也，终闰月也。”
静女，存淫者期防之辞，以刺时。朱传之説，自与小序首句合。
新台。夫子言诗曰：「思无邪。」曰：「兴于诗。」曰：「不学诗，无以言。」曰：「诗可以兴观羣怨。」《事父事君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合而言之，诗教只是欲人正其性情，粹然无邪恶之杂。其初必自兴起善端始，故使之吟咏讽诵，以感触其好恶之真，反观内省，加检于人伦事物之际。久之一切忿戾刻薄邪恶之累，日化而不自知，由中达外，自有温柔敦厚之致，蔼乎其为有徳之言矣。秉彝好徳，天下古今之所同，无羞恶是非，非人也。惟在上者徇私纵欲，播恶成俗，民皆失其正性，而知识防耻尽防焉，岂其本然哉？要之，此等播恶之人，所谓下愚不移者，特数千万人中之一二，其余中人之性，是非防耻固不尽亡也。圣贤立教，亦以天下古今共由之道率人而已。一二元恶大憝，所以禁制于未然，诛絶于已然者，其道固即行乎其间。要不出于劝善遏邪之大防已尔。
君臣朋友之际，每有因睽离而生防谮者，采葛之诗，旧説以为惧防，殆未可废。彼者，他人代为忧虑之辞。丘中有麻，古注以为思贤大夫，得诗所阐发之觉，与甘棠遥应，兴劝无穷。
宋儒郑樵作通志，谓郑声淫，非郑诗淫也。疑朱子説郑衞诗未是，不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有源有流，不相假。易安有诗言正而声律淫者乎？此全不知声音律吕之理者也。或又谓夫子所谓郑声淫，葢指未删时之诗而言，今诗中所存皆既经删定者，已无有淫诗在内，大抵非美即刺。此説略为近理，然亦未尝即诗而寻其词意，且不明于作诗之大致也。今观桑中、同车及丰之诗，皆似其人自作，非有刺讥之意，安得不谓之淫诗？且人之作诗，或美或刺，或述怀见志，若如旧説，是专有美刺而无述怀见志之诗也，于理亦觉难通。唯鸡鸣、青青子衿、野有蔓草诗，似未可遽以淫诗断之。葢夫子未删诗时，郑衞淫诗不可胜数，所谓郑声淫，正是指此而言。后删诗时，已去其十之八九矣，然犹存其十之一二而不删者，葢以着其风俗之恶，使人知衞所以亡，郑所以乱也。若竟云无淫诗，非美即刺，岂通论乎？且班固云诗有齐、鲁、毛、韩，而以韩诗为近汉之列于学官者，则取齐、鲁、韩之诗。郑康成与毛公同乡，独注毛诗，从此毛诗独行于世，而齐、鲁、韩三诗俱无传。此如春秋三传，其释经已自不同，未可专信一家也。今毛诗与三诗各异，既难偏信，故朱子以理断之。纵其说未必尽得圣人之本旨，然视汉之人自为説而于理难通者，其孰去孰从，不较然可辨乎？孔子云多闻阙疑，又曰杞宋不足征也。今去圣既逺，不以理为折衷而求其至是，顾欲轻背前贤之说以遽达于道也，亦见其惑矣。夫子谓郑声淫，葢指萚兮、狡童、褰裳等数诗。如乐记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亦指桑中诗言。此二国之诗，出于桑濮、溱洧间者，其声淫靡，非谓郑衞之诗其声尽淫也，但其国好而习之成俗耳。其声调最足惑人，故特戒之。为填词者，用哀调则哀，用乐调则乐是哀，乐系于所用之调也。要之，心中有哀，而以哀词填入哀调；心中有乐，而以乐词填入乐调。是哀乐仍生于心也。决无欲抒冩好贤乐善劝徳规过之心，而用庄雅之词填入淫靡之调者。可见诗不淫，而声淫，无是理也。
匪鸡则鸣，二句俱是贤妃语言。若非鸡鸣，岂天已旦而苍蝇有声乎？次章云：「若非东方明，岂时尚早而为月出之光乎？」上意其太晚，此又疑其尚未近晓，总是惊恻不安于寝之情状。
园有桃，以下应是东迁后之诗。魏不乆而沦于晋矣。棘丛生，多刺，其实为小枣。园圃多以为藩。《易》云：「寘于丛棘，以之拘禁罪人。」诗人葢以棘比法令科条之森布。闲民者，皆所以养民。衰乱之法，则苛虐而已。故诗人忧之。嗟行之人，胡以不比乎？人无兄弟，胡以不佽乎？以非同父故
译邪音，余与余同。《史记·历书》说“归邪于终”。注解说：“邪余分也，终闰月也。”
静女，是保存那些淫者约定相会的言辞，用来讽刺时弊。朱熹的解说，自然与小序首句相合。
新台。孔子论诗说：“思无邪。”又说：“兴于诗。”又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可以兴、观、群、怨。”《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是诗教。”综合来说，诗教只是想要人们端正性情，纯粹而没有邪恶的杂念。起初必定从激发善端开始，所以让他们吟咏讽诵，以感触他们好恶的真实情感，反观内省，在人际交往和事物处理中加以检点。时间久了，一切忿怒、乖戾、刻薄、邪恶的拖累，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解，由内而外，自然流露出温柔敦厚的风范，和乐地成为有德之言。秉持常道、喜好美德，是天下古今所共同的，没有羞恶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只有在上位者徇私纵欲，传播恶习成为风俗，百姓都失去了端正的本性，而知识、防备、羞耻心都丧失了，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性如此吗？总之，这类传播恶习的人，所谓下愚不移的人，不过是数千万人中的一两个，其余中等资质的人，是非、羞耻之心本来并没有完全丧失。圣贤设立教化，也是用天下古今共同遵循的道理来引导人罢了。对于一两个元恶大憝，之所以在事前禁止，在事后诛绝，其道本来就在其中施行。大体不出于劝善遏邪的大原则罢了。
君臣朋友之间，常常有因离间而产生猜忌诽谤的，《采葛》这首诗，旧说认为是害怕离间，大概不能废弃。彼者，是他人代为忧虑的言辞。《丘中有麻》，古注认为是思念贤大夫，得到了诗所阐发的觉悟，与《甘棠》遥相呼应，兴起劝勉无穷。
宋儒郑樵作《通志》，说郑声淫，不是郑诗淫。怀疑朱熹解说郑卫诗不对，不知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吕和声，有源有流，不能互相替代。难道有诗言正而声律淫的吗？这完全是不知道声音律吕的道理。有人又说，孔子所说的郑声淫，大概是指删定之前的诗而言，现在诗中所存的都是已经删定过的，已经没有淫诗在里面，大体不是赞美就是讽刺。这个说法略微接近道理，然而也没有就诗本身去探寻其词意，而且不明白作诗的大致情况。现在看《桑中》、《同车》及《丰》的诗，都像是那些人自己作的，没有讽刺的意思，怎么能不称为淫诗呢？况且人作诗，或赞美或讽刺，或叙述情怀表明志向，如果像旧说那样，是只有赞美讽刺而没有叙述情怀表明志向的诗，在道理上也觉得难以讲通。只有《鸡鸣》、《青青子衿》、《野有蔓草》这几首诗，似乎不能立刻断定为淫诗。大概孔子删诗之前，郑卫的淫诗不可胜数，所谓郑声淫，正是指的这些。后来删诗时，已经去掉了十之八九，然而还保留十之一二而不删，大概是为了彰显风俗的恶劣，让人知道卫国所以灭亡，郑国所以混乱的原因。如果竟然说没有淫诗，不是赞美就是讽刺，难道是通论吗？况且班固说诗有齐、鲁、毛、韩四家，而以韩诗为接近汉代而立于学官的，就取齐、鲁、韩之诗。郑玄与毛亨同乡，独自注解毛诗，从此毛诗独自行于世，而齐、鲁、韩三家诗都没有流传。这就像《春秋》三传，它们解释经文已经各自不同，不可以专门相信一家。现在毛诗与三家诗各异，既然难以偏信，所以朱熹以理来判断。纵然他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圣人的本旨，然而比起汉代的人自以为是而于理难通的说法，谁对谁错，不是很明显可以分辨吗？孔子说多闻阙疑，又说杞宋不足征。现在距离圣人已经很久，不以理为折衷而求其最正确，反而想要轻易背离前贤的说法以迅速达到大道，也可见其迷惑了。孔子说郑声淫，大概是指《萚兮》、《狡童》、《褰裳》等几首诗。如《乐记》说桑间濮上之音，是亡国之音，也是指《桑中》诗而言。这两国的诗，出自桑濮、溱洧之间的，其声音淫靡，不是说郑卫之诗其声音全都淫靡，只是那国家喜好并习以为常成为风俗罢了。其声调最足以迷惑人，所以特别告诫。作词的人，用哀调则哀，用乐调则乐，哀乐系于所用之调。总之，心中有哀，而以哀词填入哀调；心中有乐而以乐词填入乐调。是哀乐仍然生于心。决没有想要抒写好贤乐善劝德规过之心，而用庄雅之词填入淫靡之音调的。可见诗不淫而声淫，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匪鸡则鸣，这两句都是贤妃的语言。如果不是鸡鸣，难道天已亮而苍蝇有声吗？次章说：“如果不是东方明，难道时间尚早而为月出之光吗？”上面以为太晚，这里又怀疑尚未近晓，总是惊惧不安于寝的情状。
园有桃，以下应该是东迁之后的诗。魏不久就沦于晋了。棘丛生，多刺，其实为小枣。园林多用来做藩篱。《易经》说：“置于丛棘，用来拘禁罪人。”诗人大概以棘比喻法令科条的森布。闲民者，都是用来养民的。衰乱之法，则只是苛虐而已。所以诗人担忧。嗟行之人，胡以不比乎？人没有兄弟，胡以不佽乎？因为不是同父的缘故
耳。此四句只作反问之词，以应不如我同父意。《羔裘》篇言：「此羔裘而饰以豹之大夫，其待人傲慢苛刻。」非独于他人然也，自我人而亦居居然慢以待之，究究然苛以待之。我岂无他人而必于子乎？亦维与子为故旧夙好，谊不可违弃耳。夫以有故旧夙好之谊者，而犹待之若此，则其无礼不仁可知。而诗人乃顾念旧好，终不忍背离。此《唐风》之厚也。
译罢了。这四句只是作为反问的话，来回应“不如我同父”的意思。《羔裘》篇说：“这位穿着羔裘并饰以豹皮的大夫，对待人傲慢苛刻。”不仅对别人是这样，对我也是傲慢地对待我，苛刻地对待我。我难道没有别人而一定要依附你吗？只是因为与你有着旧日的情谊和往日的喜好，道义上不可违背抛弃罢了。那些有着旧日情谊和往日喜好的人，尚且这样对待他，那么他的无礼和不仁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诗人却顾念旧日的情谊，终究不忍心背离他。这就是《唐风》的淳厚之处。
诗所解《素冠》云，与上篇一类。《素衣》《素冠》者，羔裘、狐裘之反也。庶得见此人者，而与之同归，伤俗之甚也。案浮靡媮薄之俗，惟返朴尚质，乃可救之。舍是无先矣。《素衣》《素冠》《素鞸》之思，即《易》白贲之防。
匪风，作于将东迁时，怀之，好音以善言赠之，而纳寘其怀也。
东山次章，言军士之未有室家者，室庐荒废之状。三章，言军士之已有室家者，思念喜慰之情。四章，则分承其意而结言之。
当日周公遇流言之变，若退避居东，三监挟武庚为乱，东方嚣然不静，逼近京邑，王室有岌岌之势，安得待至二年后始往征耶？公以懿亲叔父当国，义不得避嫌养祸，倘有避嫌之见，则负扆之事应先避矣。伊尹、周公所处难以常论，通经达权，理势自应然耳。且罪人斯得之云，若但云得其主名，度二叔之情形，未必须二年之后始露也。二年而擒获罪人，三年而后归，只是一畨事，非居东二年而迎归，又东征三年而归也。观《豳风》，“东征”在前，“伐柯”三篇在后，可知。
文贞公谓「四始」皆始于文王，诚不易之论；至《天保》，则武王以后诗也。
鸿雁虽流民所作，然闗于中兴美政，与庭燎俱为宣王诗，可无疑也。沔水、鹤鸣，朋友规劝之诗；祈父，军士怨苦之诗；白驹，则贤人逺遁；黄鸟、我行其野，则政散民流，无以为国矣。此六篇并西周畿内夷、厉以降之风謡也。斯干乃公卿作室落成之诗；无羊，则美牧人善职之诗。此二篇应属宣王之世。西周之风止此，幽在位十一年，淫昏速祸，具于瞻卬、召旻、小弁、白华。西畿之风不具録也。按沔水以下诸篇，劝戒之义深，世变之迹具，末系以颂祷之章，致意于蕃育、嘉祥、丰和、征兆。葢天运人事往复循环，圣人望治之心寓于删叙矣。
沔水以下至无羊，大抵系周道既衰，西周畿内风謡，或为夷厉以前，或在夷厉以后，难强分也。又或俱为宣王时，亦未可知。以其音节近小雅，故附于宣王变小雅之后。葢畿内正风如何，彼秾矣，作于成康之世，召公辅政时所得者，已入于召南。其后风謡有无，甚闗于劝惩大义者，夫子悉删之，略存数篇。而圣学之渊源流贻者长，王泽之衰竭由来者渐，已具见于此矣。
黄鸟，我行其野，斯干。无羊，若俱为宣王之诗，则是因政荒民散，闗于王业之衰替者，重宫室畜牧之事，在所轻，以为叙也。又不以作之在上者居先，作之民间者居后为例矣。正如鸿雁，亦民间风謡，以其系于王业中兴之本，故居庭燎之前，皆重民之义。
巷伯乃宫禁近臣之属，而被防所闗大矣。谷风，朋友相责之诗；蓼莪，孝子自责之诗。闗于伦谊之大，列之于此，知非微者之作。北山、无将、大车、小明三篇，行役大夫之作；与上大东、四月二篇，俱非微者。又音节系雅体，故与节南山诸篇并编入东迁后小雅也。若黍离作于行役，或系王臣之卑者所作。且按王风诸篇，已有无复可为之叹矣。与东迁后入于小雅诸诗，神情音调俱迥别。周太师别为王风，有以夫。
楚茨诸篇小序，皆以为陈古刺今，见其系于鼓钟之后，故耳。实则诸篇絶不见其为刺也。朱子辟之，卓矣。常棣，文武时燕兄弟之诗，周公所作。序谓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是也。管叔以殷畔，在周公相成王朝诸侯之后。説者谓死丧之威，指管蔡之事。岂周公作此诗于成王时，遂用以燕兄弟，而废文武时所用之诗与？恐不然也。且管蔡所谓悖理乱常，公诛之，出于万不得已，上伤文考宁王之心，下为终身莫释之憾。乃以此施于燕同姓兄弟之时，定为乐章咏歌不置，揆诸情理之安，益多未协。《左传》富辰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衞毛▯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防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也。」召穆公思周徳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防于墙，外御其侮。」汉儒以二叔
译《诗经》所解释的《素冠》篇，与上一篇属于同一类。《素衣》《素冠》，是羔裘、狐裘这类奢华服饰的反面。希望能见到这样的人，并与他一同归隐，是因为痛感世俗风气太过奢靡。考察浮华奢靡、轻浮浅薄的习俗，只有回归质朴、崇尚本质，才能挽救。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对《素衣》《素冠》《素鞸（素色绑腿）》的向往，正是《易经》中“白贲（素白装饰）”所防范的奢靡之风的体现。
《匪风》一诗，作于周室即将东迁之时，怀念故国，以美好的音乐和善言赠予友人，并将其珍藏于怀中。
《东山》第二章，讲述尚未娶妻的军士，以及他们家中房屋荒废的景象。第三章，讲述已有家庭的军士，思念家人、期盼团聚的喜悦与安慰之情。第四章，则分别承接前文之意，进行总结。
当时周公遭遇流言蜚语的变故，如果退避隐居东方，三监就会勾结武庚作乱，东方局势动荡不安，逼近京邑，王室面临危在旦夕的形势，怎么能等到两年后才去征讨呢？周公作为尊贵的叔父执掌国政，道义上不能因为避嫌而养虎为患，如果有避嫌的念头，那么辅佐天子之事就应当先避开了。伊尹、周公所处的境地难以用常理衡量，通晓经义且能权衡变通，事理和形势本来就应该如此。况且“罪人斯得”的说法，如果仅仅指抓获主谋，推测管叔、蔡叔的情形，未必需要等到两年后才暴露。两年后擒获罪人，三年后返回，只是一整件事，并非隐居东方两年后被迎回，又东征三年后才返回。观察《豳风》，“东征”在前，《伐柯》等三篇在后，由此可知。
文贞公认为“四始”都始于文王，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论断；至于《天保》，则是武王以后的诗。
《鸿雁》虽然是流民所作，但关乎中兴的美政，与《庭燎》一样都是宣王时期的诗，毫无疑问。《沔水》《鹤鸣》，是朋友间规劝的诗；《祈父》，是军士抱怨苦楚的诗；《白驹》，则是贤人远遁的诗；《黄鸟》《我行其野》，则是政治涣散、百姓流离，国家无法维持的诗。这六篇都是西周王畿内夷王、厉王以后的民谣。《斯干》是公卿建造宫室落成时的诗；《无羊》，则是赞美牧人尽职的诗。这两篇应当属于宣王时期。西周的国风到此为止，幽王在位十一年，荒淫昏庸招致祸患，都体现在《瞻卬》《召旻》《小弁》《白华》中。西周王畿的国风没有全部收录。考察《沔水》以下的各篇，劝诫的意义深远，世道变迁的痕迹具备，末尾系以颂祷的篇章，寄托于繁衍养育、吉祥美好、丰饶和顺、征兆显现之意。大概天道运行与人事往复循环，圣人期望治理好天下的心意，蕴含在删选叙述之中了。
从《沔水》到《无羊》，大致都是周道衰微后，西周王畿内的民谣，有的可能在夷王、厉王之前，有的在之后，难以强行区分。又或许都是宣王时期的诗，也未可知。因为它们的音节接近小雅，所以附在宣王时期小雅之后。大概王畿内的正风如何，《秾矣》作于成王、康王时期，是召公辅政时所得，已归入《召南》。后来的民谣有无，关乎劝善惩恶的大义，孔子都删去了，只略存几篇。而圣学的渊源流传久远，王泽的衰竭由来已久，都已经体现在这里了。
《黄鸟》《我行其野》《斯干》《无羊》，如果都是宣王时期的诗，那么是因为政治荒废、百姓流散，关乎王业衰替的事情，重视宫室畜牧之事，被认为次要，所以作为叙述。又不以作于上层者居先，作于民间者居后为例了。正如《鸿雁》，也是民间民谣，因为它关乎王业中兴的根本，所以排在《庭燎》之前，都是重视百姓的意义。
《巷伯》是宫禁近臣一类的人，被谗言所牵连，关系重大。《谷风》，是朋友互相责备的诗；《蓼莪》，是孝子自责的诗。关乎伦理道义的重大问题，列在此处，知道不是地位卑微者的作品。《北山》《无将》《大车》《小明》三篇，是出行服役的大夫所作；与上面的《大东》《四月》两篇，都不是地位卑微者的作品。又因为音节属于雅体，所以与《节南山》等篇一起编入东迁后的小雅。如果《黍离》作于出行服役时，或许是由地位较低的臣子所作。况且考察《王风》各篇，已经有无可作为的叹息了。与东迁后编入小雅的诗，神情音调都截然不同。周太师另立为《王风》，是有原因的。
《楚茨》等篇的小序，都认为它们是陈说古事以讽刺今事，是因为看到它们排在《鼓钟》之后，所以这样认为。实际上这些篇目完全看不出讽刺的意思。朱熹驳斥这一点，非常卓越。《常棣》，是文王、武王时期宴请兄弟的诗，由周公所作。小序说文王、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治理内政，这是对的。管叔以殷商之地叛乱，是在周公辅佐成王朝见诸侯之后。解说者认为“死丧之威”指管叔、蔡叔之事。难道周公在成王时作此诗，用来宴请兄弟，而废弃文王、武王时期所用的诗吗？恐怕不是这样。况且管叔、蔡叔所谓悖逆伦理、扰乱常道，周公诛杀他们，是出于万不得已，对上伤害了文王、武王的心，对下成为终身无法释怀的遗憾。竟然在宴请同姓兄弟时，定为乐章咏唱不止，衡量情理，更加不协调。《左传》富辰说：“从前周公哀悼二叔不和，所以分封亲戚以屏障周室。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文王的昭穆；邴、晋、应、韩，是武王的穆；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庶子。”召穆公思念周德不再像从前那样，所以在成周纠合宗族，作诗说：“常棣之花，萼不鲜艳。当今之人，不如兄弟。”第四章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汉儒认为二叔
不咸，谓指夏商之叔世。文贞公以为其説近是。观所谓吊二叔不咸而封建以管蔡为首，则二叔为指二代之衰，信矣。至富辰以此诗为召穆公作，孔氏云：「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穆公厉王时，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之诗以亲之耳。玩此，则常棣为周公作于文武之世，无疑。且頍弁亦以死丧为言，盖同生膝下，而雕荣枯菀，先后乆暂，互有不齐。人生天性之感，莫此为切，故辄及之。下章云：「和乐且孺，追其始也。」此言死丧孔怀，要其终也。始者其本也，终者其归也。一念其初生，复思其终竟，则人欲消而天理现矣。语及此而不憬然醒悟，无是人也。小序谓常棣，周公闵管蔡之失道。于鱼丽，则谓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文贞先生云：文武时燕兄弟必有诗，不应至成王时乃有常棣篇，当是未诛管蔡以前作。按頍弁篇末言死丧无日无几相见，此篇之首，即及死丧，孔怀原隰相求之事，乃家庭骨肉相聚，天性激发，至情流溢，不觉矢口直摅胸臆，为此深痛悲切之言，所以觉悟薄俗，牖迪良心者，于是为至。盖原始反终者，道之极致，不于明伦敦本时发唱长歌，义岂尚有逾于此者乎？
译“不咸”，是指夏、商两代的末世。文贞公认为这种说法接近正确。观察所谓“吊二叔不咸”而分封诸侯以管叔、蔡叔为首，那么“二叔”指代夏商两代的衰败，确实是可信的。至于富辰认为这首诗是召穆公所作，孔氏说：“赋诗的人有的创作新篇，有的吟诵古辞。”召穆公生活在周厉王时期，当时兄弟间的恩情疏远，他再次吟唱这首周公的诗，是为了亲近兄弟罢了。推究这一点，那么《常棣》是周公在周文王、周武王时代所作，是没有疑问的。况且《頍弁》也谈到死亡丧事，大概是因为同生于父母膝下，而荣枯盛衰、先后久暂，彼此互有不齐。人生天性中的感触，没有比这更切近的，所以诗中便涉及了这一点。下一章说：“和乐且孺”，是追溯兄弟关系的开始；这里说“死丧孔怀”，是归结兄弟关系的终局。开始是根本，终局是归宿。一念及初生之时，再思及最终结局，那么人的私欲就会消减，而天理就会显现。谈到这一点而不猛然醒悟，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小序》说《常棣》是周公哀怜管叔、蔡叔失道。对于《鱼丽》，则说文王、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治理外事。文贞先生说：文王、武王时期宴享兄弟必定有诗，不应该等到成王时期才有《常棣》这篇，应当是在诛杀管叔、蔡叔以前所作。查考《頍弁》篇末说死亡丧事没有几天，相见的时间很少，而本篇开头就提及死亡丧事、孔怀之情以及原隰相求之事，这是家庭骨肉相聚，天性被激发，至情流露，不觉脱口而出，直抒胸臆，说出这些深痛悲切的话，以此来觉悟浅薄的世俗，开导启发良心，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大概探究事物的本源并反推其终局，是道的极致，不在文王、武王时代唱出长歌，其义理难道还有超过这一点的吗？
有酒湑我，无酒酤我。言有酒则为我而湑，无酒则为我而酤也。四牡劳使臣而曰：“我心伤悲。”此燕兄弟而曰：“湑我，酤我。”皆代羣臣兄弟为言，此盛世君臣一体之谊也。至通篇前后语意，则仍属上之自言。《四牡》篇亦不必全作使臣语。
出车言天子命，我是武王以后之诗，非文王诗。毛、郑皆以天子为纣，王为殷王。苏氏、辙以《采薇》三诗皆文王奉纣命伐玁狁。王氏安石云：「天子纣也。」朱子初亦主此説，然此乃周家出师常用之诗，岂有歌奉纣命以遣劳之理？故朱子于此诗序辨説，以「天子王命」皆为周王，乃定论也。《采薇》、《出车》俱言雨雪，不必如东莱吕氏分戍毕与在道。
室家，君王为子之严君，为孙之王考，歌哭于斯，聚族于斯，所谓善颂善祷也。
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前此四十余年内，或有十月朔遇辛卯日食之事，应问于知厯者。六章言皇父作都于向，皇父内朝卿士，向在东都，作都于此，当是东迁后事。孔氏曰节南山篇，韦昭以为平王时作，谓作在平王。
之世，而上刺幽王。今玩《十月之交》篇，歴陈变异，殆追述幽末数年间事，而叹时之莫惩也。幽王之淫昏，所谓下愚不移者也。平王虽庸闇，在东迁之初，贤人君子犹望其复振，而王不自奋励，公卿大夫亦共狃于目前之安，罔知惩儆，文武之绩乃坠于地。夫当人心思周之防，废兴存亡系焉，不谓甘于慆慢若此。诗人所以痛伤，而夫子于《小雅》存録其篇章较多，盖以着王迹之所由熄，《春秋》之所由作，俟后世鉴观而兴起云尔。艳妻，或是谓平王宫中嫔御冶艳蛊君者，与外廷交煽为防慝之事。自此至《小宛》郑，皆以为刺厉王。毛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
伊谁云从？二句言伊从谁处来？乃从暴公处而来者，此即指暴公，但不斥言而婉其词耳，非谓暴公行而此人随之同行也。
二人从行，王氏肃云：“二人俱为王卿，相随而行。”
猗于亩丘，亩垄也。田中髙处，辟丘为垄，芟除自此始。母兮鞠我，谓自胞胎中即养之。
大东言，王朝赋烦役重，民不堪命。虽诸侯之大夫所作，而闗切于王政，故入雅诗。一説，舟人之子，谓操政柄者之子弟；私人之子，谓姻娅小人。但柄政者之子弟，而熊罴是裘，不为非分矣。只以微贱者言之为是。唯翕舌，故不可以簸▯；唯柄掲，故不可以挹酌。承上而申言其故也。
疷当作□疷。祈、支、邸三音□同。▯民昬，二音，病而昬也。鼔钟之诗，发端言将将，未见声之不善处，怀允不忘，先从性情本原上説起，此立言之序。「喈喈啴缓之音，盖流于淫者，故思淑人君子之徳无邪也。」代鼛急疾之音，盖失之伤者，故思淑人君子之徳无尤也。
甫田首章言省农耘耔而食农之事，次章言报赛祈年之事，三章申言首章省农而上下相亲爱之事，四章申言报赛祈年上下交相亲爱之事。
瞻彼洛矣，不必指为诸侯所作。如《鱼丽》、《南有嘉鱼》二篇，系歌工之词。葢东都朝防讲武之乐歌。
彼交匪敖，二句言今之燕享相交，非为遨游来也。君臣亲洽，则国运亨昌，来此以求万福之集耳。
雨雪瀌瀌，喻贪竞之势极盛也。雨雪浮浮，喻凉薄之象充塞也。见晛，喻阳徳之亨也。阳徳亨，则隂慝消；王道兴，则贪戾化矣。今争攘恣行，遗亲蔑长，由上教之得，不以为忧乎？
如发如其发之本然不加饰也
凡周之士，不显亦世。前有周、召、毕、散，后有孔、顔、曽、孟。非圣人之培毓，何以致之？烝民之诗道之矣。
棫朴。祭天地山川不祼。朱传祼以圭瓒，亚祼以璋瓒，乃祭宗庙之礼。据此则首章薪槱，言祭天地三辰；次章奉璋，是祭宗庙事。按祭天地以苍璧、黄琮及珪祀日月星辰，以珪璧礼四方，以圭璋琥璜是奉圭璋之礼，不独宗庙也，于天地三辰亦有之矣。一説末章承上作人，言施其追琢之功，俾得成其天质之美。勉勉即无斁，教人不倦之谓。玩上言夀考作人，则裁成造就，教思无穷之意，已尽包在内。诗所归之于修徳义，尤完
译有酒就为我滤清，无酒就为我去买。意思是说，如果有酒就为我滤清，如果没有酒就为我去买。《四牡》篇中劳使臣而说：“我心伤悲。”这里宴请兄弟却说：“滤酒给我，买酒给我。”这都是代替群臣兄弟而言，体现了盛世君臣一体的情谊。至于全篇前后的语意，仍然属于上位者自己的陈述。《四牡》篇也不必全部当作使臣的话来理解。
《出车》篇说天子命令，这是武王以后的诗，不是文王的诗。毛亨、郑玄都认为天子是纣王，王是殷王。苏氏、苏辙认为《采薇》三首诗都是文王奉纣王命令讨伐玁狁。王安石说：“天子是纣王。”朱熹起初也主张这种说法，然而这是周家出兵常用的诗，哪有歌颂奉纣王命令去派遣慰劳的道理？所以朱熹在这首诗的序辨中说，“天子王命”都是指周王，这才是定论。《采薇》、《出车》都说雨雪，不必像吕祖谦那样区分戍守完毕和在途中。
室家，君王是儿子的严父，是孙子的祖父，在这里歌哭，在这里聚集宗族，这就是所谓善于颂扬和祈祷。
周平王四十九年进入春秋时期，在此之前四十多年内，或许有十月朔日遇到辛卯日食的事情，应当询问懂历法的人。第六章说皇父在向东都，皇父是内朝卿士，向在东都，在这里建都，应当是东迁之后的事。孔颖达说《节南山》篇，韦昭认为是在平王时所作，意思是作于平王。
的时代，而上刺幽王。现在玩味《十月之交》篇，历数变异，大概是追述幽王末年数年间的事，而感叹当时没有人惩戒。幽王的淫乱昏庸，所谓下愚不移。平王虽然平庸昏暗，在东迁之初，贤人君子还希望他重新振作，而君王自己不奋起努力，公卿大夫也共同习惯于眼前的安逸，不知道惩戒警戒，文武的功业于是坠落于地。当人心思念周朝的法度，废兴存亡系于此时，没想到甘于怠慢到如此地步。诗人因此痛惜伤感，而孔子在《小雅》中收录其篇章较多，大概是为了彰显王迹之所以熄灭，《春秋》之所以作，等待后世鉴观而兴起罢了。艳妻，或许是指平王宫中嫔御冶艳蛊惑君王的人，与外廷交相煽动做防慝之事。从此到《小宛》，郑玄都认为刺厉王。毛亨作诂训传，当时移动了篇第。
伊谁云从？这两句说伊从谁那里来？是从暴公那里来的，这就是指暴公，但不直斥而言而委婉其词，不是说暴公出行而此人随之同行。
二人从行，王肃说：“二人都为王卿，相随而行。”
猗于亩丘，亩垄也。田地中高處，开辟为垄，芟除从这里开始。母兮鞠我，谓自胞胎中即养育我。
《大东》说，王朝赋税烦重，民不堪命。虽然是诸侯的大夫所作，但关切于王政，所以入雅诗。一种说法，舟人之子，谓操政柄者之子弟；私人之子，谓姻娅小人。但柄政者之子弟穿熊罴皮裘，不算非分。只以微贱者言之为是。因为翕舌，所以不可以簸扬；因为柄掲，所以不可以挹酌。承接上文而申言其故。
疷当作□疷。祈、支、邸三字音□同。〇民昬，二音，生病而昏昧。《鼓钟》之诗，发端言将将，未见声音不善之处，怀允不忘，先从性情本原上讲起，这是立言的顺序。“喈喈啴缓之音，大概流于淫者，所以思淑人君子之德无邪。”代鼛急疾之音，大概失之伤者，所以思淑人君子之德无尤。
《甫田》首章说省视农事耘耔而食农之事，次章说报赛祈年之事，三章申言首章省视农事而上下相亲爱之事，四章申言报赛祈年以上下交相亲爱之事。
《瞻彼洛矣》，不必指为诸侯所作。如《鱼丽》、《南京嘉鱼》二篇，系歌工之词。大概是东都朝会讲武之乐歌。
彼交匪敖，这两句说现在的宴享相交，不是为了遨游而来。君臣亲洽，则国运亨昌，来这里以求万福之集。
雨雪瀌瀌，喻贪竞之势极盛。雨雪浮浮，喻凉薄之象充塞。见晛，喻阳德之亨。阳德亨，则阴慝消；王道兴，则贪戾化。现在争攘恣行，遗亲蔑长，由于上教之得，不以为忧吗？
如发如其发之本然不加饰也。
凡周之士，不显亦世。前有周、邵、毕、散，后有孔、颜、曾、孟。非圣人的培毓，何以致之？《烝民》之诗道之矣。
《棫朴》。祭天地山川不祼。朱熹传祼以圭瓒，亚祼以璋�，乃祭宗庙之礼。据此则首章薪�，言祭天地三辰；次章奉璋，是宗庙事。按祭天地以苍璧、黄�及珪祀日月星辰，以珪�礼四方，以圭璋琥璜是奉珪�之礼，不独宗庙也，于天地三�亦有之矣。一种说法末章承上作人，言施其追�之功，俾得成其天质之美。�勉即无斁，教人不倦之谓。�上言夀考作人，则裁成造就，�思无穷之意，已尽包在内。�所归之于修�义，尤完
也。
思齐篇》中言：「文王之性，文王之学，文王之取善成物，周尽融洽，无以加矣。」
译也。
《思齐篇》中说：“文王的本性，文王的学问，文王择善而从、成就事物的德行，周全融洽到了极点，没有可以超越的了。”
上帝耆之，嗜好出于性情。圣人性与天合，故帝耆之也【耆，《集韵》音视，嗜亦作耆，《礼》月令节耆欲】徳配天，则天立之为配矣。配命、配帝，皆契合无间之谓。
后稷为周始祖，立庙以祀，推所自出，祀姜嫄于其庙，以稷配之。据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是祀姜嫄并祀喾矣，理自应然。但礼记多出周末汉初儒者所撰述，当以经为正耳。周礼大司乐叙享先妣于享先祖之上，先儒据此谓专禘姜嫄，《周礼》为周公所定，先言先妣，则专禘姜嫄之证也。《大雅》《鲁颂》止称姜嫄，与《周礼》合。践大人迹而有娠，不必以为诞异，朱子论之详矣。如感龙漦有娠，兴亡自有天焉。文贞公解“履帝武敏歆”等句，以为从天子祀郊禖，步之速而心之动云云，依文顺解，归于雅驯。旧説存而不论，葢不语怪神之旨，儒者解经之家法也。軷祭行道之神，意如今人之祀外神，必祀及从行之。
神【如五路神之类】后稷祀上帝，以祈年祈谷，因祭其先路主驾之神与按月令，孟冬其祀行此軷祭，即冬祀行之祭也。后稷祀帝而帝歆之，非但芳臭之荐得其时，所谓黍
稷非馨也，由其徳克享天心，是以上帝歆之，所谓明徳惟馨也。自肇祀以来，无罪悔以迄于今，莫非后稷之至徳所留遗，子孙当兢业以承之，永世勿替者也。歌咏始受命之祖徳，所以陈戒后王，要是于受厘时歌之，福禄来成等句，旧解似指颂祷公尸説。玩“尔酒尔殽”尔字，则自歌工指嗣王言，应是归福于嗣王，语意如“瞻彼洛矣，云君子至止，福禄如茨”，乃自歌工作颂祷语，因朝防诸侯而作。如鳬鹥，则为賔尸而作，故诸侯作鸳鸯以答天子，公尸作假乐以答嗣王也。
藩最在外，有四逺边陲之象，硕徳重望之人，华夷咸共倾仰畏惮，是为国之藩篱。故曰维藩垣，限内外，垣音袁，援也。髙曰墉，卑曰垣，人所依阻以为援衞也。天下民众人主依之以为援衞，故曰维垣屏。小墙当门中立，又罘罳亦曰屏，皆以扞外而蔽内者。大邦作京师之扞蔽，故曰维屏翰者，桢干筑墙之所资以立者，大宗强族也。兼同异姓在内，所谓世臣大家，与国共休戚，安危倚为桢干，故曰维翰。此四者，怀之以徳则安矣。至于城，乃国之根柢，庙社朝市，人民财赋，莫不汇集于此，系属于此，实神人所凭藉，上下所宗主，屹然为不可拔之基本，故以喻宗子。宗子谓君也，宗子有徳，则城固而藩垣屏翰皆固矣。
荡首章上帝自诗人而目王也不敢斥王故曰上帝七章上帝谓天帝托为文王语也不嫌于互异
訏谟逺，犹如大易洪范是也。是所以定生人之命，而当随时自警告者。定命以立本，在于自强；辰告以谨几，在于有觉。訏谟定命，如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逺犹辰告，如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文贞公云：「三章警不能自强者，四章警不能有觉者。」按惟不能自强，是以不能有觉。肆字承上章言之。
敬慎威仪，即该慎言语在内。未有出话不慎，而可云能敬慎威仪者。顔子四勿，曽子三贵，俱以动作言语相连説。此章言慎尔出话，即连敬尔威仪，▯接説下谨几不离主敬，慎言不离敬仪。言语尤威仪中之最重，而易有失者，所宜加慎。此两章言慎出话，乃谨几之要；后章言不愧屋漏，乃主敬之宻。总摄在敬慎威仪一句中。葢语黙动静，无非威仪之发见也。所以此篇前后，皆主威仪言。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是不过方壮之年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言今虽壮年，转瞬即老也。难以此语定为九十有五时所作。味诗中语意，葢武公当厉王时，年方壮而作此，常令人朝夕歌诵以自儆。至九十有五，不因老而废辍，人遂传为极老所作与？
靡国不泯，无国不泯灭也。民靡有黎，犹云靡有孑遗也。力民代食，力于农以代食也。
韩奕，钩膺，马娄，颔有金钩，马膺有樊，有缨。
彼疏斯粺，诗所作荑稗之稗，解言彼乃粗粝中之恶种而为稗者也。鄙恶之之辞。
清庙一人倡，而三人叹，则一句便成四韵相叶，故全诗不用叶韵。
无封靡于尔邦，靡
译上帝喜爱他，因为嗜好出于性情。圣人的本性契合天道，所以上帝喜爱他【耆，在《集韵》中音同“视”，嗜也写作耆，《礼记·月令》中有节制嗜欲的说法】。德行与天相配，那么天就立他作为配偶了。配命、配帝，都是契合无间的意思。
后稷是周的始祖，建立宗庙来祭祀他，推溯他所从出的源头，在宗庙里祭祀姜嫄，用后稷配享。根据《祭法》，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这是祭祀姜嫄同时也祭祀喾，道理上自然应当如此。但是《礼记》大多出自周末汉初儒者的撰述，应当以经典为准。《周礼》大司乐篇将享祭先妣排在享祭先祖之前，先儒据此认为专门禘祭姜嫄，《周礼》是周公制定的，先说先妣，这就是专门禘祭姜嫄的证据。《大雅》《鲁颂》只称姜嫄，与《周礼》相合。踩到大人的足迹而怀孕，不必认为是怪异之事，朱子论述得很详细。至于感应龙漦而怀孕，国家的兴亡自有天命。文贞公解释“履帝武敏歆”等句，认为是从天子祭祀郊禖，步伐快而心动云云，依照文意顺解，归于雅正。旧说保留而不讨论，大概是不谈论怪力神异的意思，这是儒者解经的家法。軷祭是祭祀行路之神，意思如同现在人祭祀外神，必定祭祀随行的人。
神【如五路神之类】后稷祭祀上帝，以祈求年成和谷物，因此祭祀他的先路主驾之神。按照《月令》，孟冬季节祭祀行神，这軷祭，就是冬天祭祀行神的祭礼。后稷祭祀上帝而上帝歆享，不仅仅是因为芳香的祭品献得适时，所谓黍稷并不芳香，而是因为他的德行能够承受天心，所以上帝歆享，所谓光明的德行才是芳香的。自从开始祭祀以来，没有罪悔直到今天，没有不是后稷至高德行所遗留的，子孙应当兢兢业业地继承，永世不要废弃。歌颂开始受命的祖先德行，用来告诫后来的君王，大概是在受福时歌唱的，福禄来成等句，旧解似乎是指颂祷公尸的说法。玩味“尔酒尔殽”中的“尔”字，则是从歌工指向嗣王说的，应当是归福于嗣王，语意如同“瞻彼洛矣，云君子至止，福禄如�”，是自歌工做的颂祷语，因为朝会诸侯而作。如《鳬鹥》，则是为賔尸而作，所以诸侯作《鸳鸯》以回答天子，公尸作《假乐》以回答嗣王。
藩最在外，有四远边陲的象征，德行深厚声望重大的人，华夏夷狄都共同倾仰畏惮，这是国家的藩篱。所以说维藩垣，限制内外，垣音袁，是援助的意思。高叫墉，低叫垣，人依靠它作为援助护卫。天下民众君主依靠它作为援助护卫，所以说维垣屏。小墙立在门中，又罘罳也叫屏，都是用来抵御外而遮蔽内的。大邦作为京师的扞蔽，所以说维屏翰者，桢干是筑墙所凭借以立起来的，大宗强族也。兼同异姓在内，所谓的世臣大家，与国家共休戚，安危倚为桢干，所以说维翰。这四者，用德行安抚他们就安定了。至于城，是国家的根本，庙社朝市，人民财赋，没有不汇集在这里，系属于这里，实在是神人所凭借，上下所宗主，巍然不可拔除的基本，所以用来比喻宗子。宗子指君主，宗子有德行，那么城坚固而藩垣屏翰都坚固了。
荡首章上帝自诗人而目王也不敢斥王所以说上帝七章上帝谓天帝托为文王语也不嫌弃互相不同
訏谟远，犹如《大易》《洪范》一样。这是用来安定生民命运，而应当随时自我警告的。定命以立本，在于自强；辰告以谨慎几微，在于有觉悟。訏谟定命，如同居处时观察其象而玩味其辞；逺犹辰告，如同行动时观察其变而玩味其占。文贞公说：“三章警告不能自强的人，四章警告不能有觉悟的人。”按只有不能自强，所以才不能有觉悟。肆字承接上一章来说。
敬慎威仪，即包含慎言语在内。没有说话不谨慎，而可以说能敬慎威仪的。颜子四勿，曾子三贵，都以动作言语相连来说。这一章说慎尔出话，即连着敬尔威仪，〇接着说下谨慎几微不离主敬，慎言不离敬仪。言语是威仪中最重要，而容易有失误的，所宜加慎。这两章说慎出话，是谨慎几微的要害；后章说不愧屋漏，是主敬的细微。总摄在敬慎威仪一句话中。大概语默动静，无非是威仪的显现。所以这篇前后，都以威仪来说。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这是不过正值壮年罢了。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说现在虽然壮年，转瞬就老了。难以用这话定为九十有五岁时所作。品味诗中语意，大概武公在厉王时，正值壮年而作此，常让人朝夕歌诵以自我警戒。到九十有五，不因年老而废辍，人们于是传为极老所作与？
靡国不泯，没有国家不泯灭的。民靡有黎，如同说靡有孑遗。力民代食，努力于农耕以代替食物。
韩奕，钩膺，马娄，颔下有金钩，马胸有樊，有缨。
彼疏斯粺，诗所作的荑稗之稗，解释说是那粗粝中的恶种而为稗的。鄙恶的言辞。
清庙一人唱，而三人叹，那么一句便成四韵相叶，所以全诗不用叶韵。
无封靡于尔邦，靡
诗所解《天作》篇云：此文王祔祭于太王庙之诗。按文王没后祔于太王庙，时太王未有王号。意诗句本是「古公荒」之至，周公追王后，乃易「古公」字为「太王」。与《周书·武城》篇，武王告诸侯已称「太王」，王季或文王祔庙时已称「太王」。与又或得天下后，初成七庙时，以穆从穆而袝食与太王？肇基文王受命，或特行并祭之礼，未可知也。凡孙祔于祖祔祭后，仍归本寝。祖以次祧升，新主乃入庙。初祔必并祭也。
王厘尔成厘福也，王之福，尔实成之。《诗》所谓此篇，与《噫嘻》篇皆为雩祭之诗。按《左传》桓五年，龙见而雩。注：逺为百谷祈膏雨也。疏：雩之言逺也，逺者豫为秋收，言意深逺也。意者，《臣工》《噫嘻》二篇祈谷时歌之。至龙见后，祀赤帝祈雨，亦祀从祀后稷之农官，而歌此诗与？
雝，是武王既得天下后，致祭于文王庙之诗。
以介眉夀，永言保之。夀与保叶韵，思皇多祜。宜连烈文，辟公説。祜字与末句嘏字叶。
管象，管新宫。今诗中无象及新宫。诗文贞公谓如笙诗之无词，或谓逸诗，如采齐、貍首之类，本有而今亡矣。或云象即武也【于皇武王章】武，周公以象武王武功也。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即周颂武诗，以管播之。《祭统》注云：吹管而舞武象之乐也。按《左传》，“武之卒章”，武三章，赉六章，桓不言乐章总数，无可考。文贞公云：“大武之诗，疑不止于武、桓、赉、酌而已。”疑《大明》之诗皆大武乐章，意者合诸章为大武，朱干玉戚，冕而舞之。武一章为象，则成童所舞与？又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叔孙婼聘宋，宋公享之，赋《新宫》；昭子赋《车舝》。享之而赋，意者如《仪礼》所谓“下管新宫”，以其声调人奏与？是与答赋，“赋”字异义矣。抑新宫本有其辞而逸不传与？至有谓新宫即《斯干》，则庆源辅氏已辨之矣。《仪礼》成于周之盛时，不应以夷厉以后之诗入用也。又或谓《斯干》为成王时作，亦不足据。果成王时诗，何得序于《黄鸟》、《我行其野》后耶？新宫之非《斯干》可知。《载芟》且与且叶，今与今叶，每句以二字相叶也。末句如《良耜》末节角续为韵，而续古之人，一句独韵。《鲁颂》有《駜》篇，各章末句俱另韵。
诗所以丝衣为养老之诗。按丝衣，爵弁士之祭服也。养老之服同。王制：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衣而养老。孔氏云：爵弁之服，▯衣纁裳，皆丝为之。閟宫鲁无后稷、文王庙，其元日祈谷，以稷配天；及举禘时，祀文王于周公庙，皆是设主迎尸而祭耳。按庄公十五年，齐桓始霸。庄公终三十二年，又闵公二年，是僖公之立，齐桓已霸二十年矣。僖十三年，淮夷病杞。僖防桓于咸，以谋之。十五年，防桓救徐。十六年，防齐、宋、陈、衞、郑、许、邢、曹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十七年冬十二月，小白卒。自是齐乱，五公子争立，齐遂失霸。僖十九年，宋襄曹邾盟于曹。南宋执滕子婴齐，邾人执鄫子，用之次雎之社。秋，宋围曹。二十一年，楚执宋襄以伐宋。二十三年，宋襄卒。二十四年，晋文公入国。二十五年，僖从楚。二十八年，盟践土。三十二年，重耳卒。据此推之，齐桓没后，宋襄虐小国，欲以属东夷、淮、徐，或乗此时并起侵鲁。僖曽御而克之与？
商颂七篇之亡，疑即夫子所删。季札观乐，为之歌颂，未尝别言商、周。然曰「盛徳所同」，固已兼之矣，非专指周室诸王也。孔父嘉被害于桓二年，入《春秋》已十三年矣。加以平王四十八年，是东迁以来至此六十一年。计孔父嘉之父正考父得《商颂》时，应在东迁前后。至孔子删《诗》时，不及三百年，《风》《雅》不闻散缺，何三千篇中独《商颂》失过半耶？审此，则七篇洵夫子删之矣。
周乐凡升歌用琴瑟。升歌后笙入【卑者以笙，尊者以管】三终后闲歌，堂上琴瑟人歌，完堂下举笙，相间而
译《诗序》解释《天作》篇说：这是文王附祭于太王庙时的诗。考察文王去世后附祭于太王庙时，太王还没有王的称号。推测诗句原本可能是“古公荒”这样的表述，周公追尊太王为王号后，才将“古公”改为“太王”。这与《周书·武成》篇中，武王告知诸侯时已称“太王”，以及王季或文王附庙时已称“太王”的情况相符。又或者，是在取得天下后，初建七庙时，以穆宗附祭于太王？因为太王是文王受命的奠基者，或许特别举行了并祭的礼仪，这都难以确知。凡是孙辈附祭于祖辈，附祭之后，神主仍归回本寝。祖辈神主按次序迁入祧庙，新神主才进入太庙。初次附祭必定是并祭的。
“王厘尔成”，厘是福的意思，即王的福，是你实际成就的。《诗序》认为此篇与《噫嘻》篇都是雩祭（求雨）的诗。考察《左传》桓公五年记载，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注解说：雩是为百谷祈求甘霖。疏解说：雩的意思是远，远是指预先为秋收做准备，言其意旨深远。推测《臣工》《噫嘻》两篇是祈谷时演唱的歌。等到龙星出现后，祭祀赤帝祈求降雨，同时也祭祀从祀后稷的农官，这时也演唱此诗吗？
《雍》，是武王取得天下后，在文王庙致祭时的诗。
“以介眉寿”，“永言保之”。寿与保押韵，“思皇多祜”。应当连接《烈文》篇，“辟公説”。“祜”字与末句的“嘏”字押韵。
《管象》，即《管新宫》。现在诗中无“象”及“新宫”字样。文贞公认为如同笙诗那样没有歌词，或者说是逸诗，像《采齐》、《狸首》之类，原本有歌词但现在亡佚了。有人说“象”就是“武”【见《于皇武王》章】，武，是周公用来象征武王武功的。成童舞象，象舞即武舞。《明堂位》说：“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解说：象就是《周颂·武》诗，用管乐伴奏。《祭统》注解说：吹管乐而舞《武象》之乐。考察《左传》，“武之卒章”，《武》有三章，《赉》有六章，《桓》不言乐章总数，无可考证。文贞公说：“《大武》之诗，怀疑不止于《武》、《桓》、《赉》、《酌》而已。”怀疑《大明》之诗都是《大武》乐章，推测是合诸章为《大武》，朱干玉戚，冕而舞之。《武》一章为《象》，则是成童所舞的吗？又考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叔孙婼出使宋国，宋公设享礼招待他，赋《新宫》；昭子赋《车辖》。设享礼而赋诗，推测如同《仪礼》所谓“下管《新宫》”，以其声调让人演奏吗？这与答赋中的“赋”字意义不同了。或者《新宫》原本有歌词但散佚未传？至于有人说《新宫》就是《斯干》，庆源辅氏已经辩驳过了。《仪礼》成书于周朝兴盛时期，不应将夷王、厉王以后的诗纳入使用。又有人说《斯干》是成王时所作，也不足为据。如果是成王时的诗，为何排在《黄鸟》、《我行其野》之后呢？《新宫》不是《斯干》可知。《载芟》中“且”与“且”押韵，现在“今”与“今”押韵，每句以二字相押。末句如《良耜》末节“角”与“续”为韵，而“续”与“古之人”，一句独韵。《鲁颂》有《駉》篇，各章末句都另押韵。
《诗序》认为《丝衣》是养老的诗。考察丝衣，是爵弁士的祭服。养老的服饰相同。《王制》：殷人戴冔冠祭祀，穿缟衣养老；周人戴冕冠祭祀，穿素衣养老。孔氏说：爵弁的服饰，素衣纁裳，都是用丝制成的。《閟宫》篇说鲁国没有后稷、文王庙，其元旦祈谷，以稷配天；以及举行禘祭时，在周公庙祭祀文王，都是设神主迎尸而祭罢了。考察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开始称霸。庄公在位至三十二年，又经过闵公二年，这是僖公即位时，齐桓公已称霸二十年了。僖公十三年，淮夷侵扰杞国。僖公在咸地会见齐桓公，谋划此事。十五年，会见齐桓公救援徐国。十六年，会见齐、宋、陈、卫、郑、许、邢、曹在淮地，谋划鄫国，并且向东略地。十七年冬十二月，小白去世。从此齐国混乱，五公子争位，齐国于是失去霸权。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与曹、邾在曹地结盟。宋国在泓水之战后，滕子婴齐被宋国拘捕，鄫子被邾人拘捕，在雎水之社祭祀。秋天，宋国围攻曹国。二十一年，楚国拘捕宋襄公以伐宋。二十三年，宋襄公去世。二十四年，晋文公回国。二十五年，僖公跟随楚国。二十八年，践土之盟。三十二年，重耳去世。据此推测，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虐待小国，想要归属东夷、淮、徐，或许趁此时并起侵鲁。僖公曾抵御并战胜他们吗？
《商颂》七篇的亡佚，怀疑就是孔子所删。季札观乐，为之歌颂，未曾分别说商、周。然而说“盛德所同”，固然已经兼指了，并非专指周室诸王。孔父嘉在桓公二年被害，进入《春秋》记载已十三年了。加上平王四十八年，是东迁以来至此六十年。计算孔父嘉之父正考父得到《商颂》时，应在东迁前后。到孔子删《诗》时，不到三百年，《风》《雅》没听说散缺，为何三千篇中唯独《商颂》失去过半呢？审视这些，那么七篇确实是夫子删去的了。
周乐凡是升歌用琴瑟。升歌后笙进入【卑者用笙，尊者用管】三终后闲歌，堂上琴瑟与人歌，堂下举笙，相间而
歌也。三终后堂上堂下合乐，众音备举，而万舞陈矣。堂上弹琴瑟而歌之时，击玉磬以为节奏。堂下吹笙管之时，击东阶之笙钟，笙磬应之。至合乐时，西阶击颂钟颂磬以应歌声，东阶击笙钟笙磬以应笙管。堂上击玉磬以为歌声节奏。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下管鞉鼓笙镛以间」，即升歌笙入间歌之事。商颂「鞉管依磬声」，葢合乐时鞉鼓管声之类与玉磬相依，玉磬所以节人声，今众乐依之，见以人声为重也。庸鼓有斁，文贞公谓庸即颂也。颂钟颂磬与歌声应，直言颂重人声也。据此则虞书「笙镛」镛字亦与颂通【颂音容，与容同；又音诵。仪礼「西阶之西颂磬」注「形容成功曰颂，西为隂中万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钟磬谓之颂】间歌时堂上击玉磬为人声节奏，疑西阶即击颂钟颂磬应之。颂钟颂磬不俟合乐始击，唯升歌三终时，恐只击玉磬未击堂下之钟磬。虞书「笙镛以间」，或连合乐亦在内又按合乐时堂上人声与堂下鞉鼓管籥并奏，玉磬按节而击，笙钟笙磬颂钟颂磬亦并击，而以人声为主，故云「依我磬声」是固然也。但此章之序先言奏鼓迎神，即言鞉鼓管声之和平，依磬声而赞以「穆穆」，下乃及庸鼓万舞，则次节鞉管之依磬声而「穆穆」者，尚是升歌终而管入之时，未遽及于合乐时也。只以文贞公之解为定按升歌笙入间歌合乐，周人作乐之序也。商人之乐未详，以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下管鞉鼓等」文推之，则先升歌而后下管，乃合乐而舞，其序当亦不殊。首节奏鼓在未迎牲前，乃未升歌时也。次节鞉管则祭时所奏。
译这是歌唱的乐章。在升歌三遍之后，堂上与堂下合奏音乐，各种乐器齐备并举，万舞也随之陈列。堂上弹琴瑟并歌唱之时，敲击玉磬来作为节奏。堂下吹笙管之时，敲击东阶的笙钟，笙磬与之应和。到了合乐的时候，西阶敲击颂钟颂磬来应和歌声，东阶敲击笙钟笙磬来应和笙管。堂上敲击玉磬作为歌声的节奏。《虞书》中“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吟咏；下管鞉鼓笙镛来相间”，指的就是升歌、笙入、间歌这些事情。《商颂》中“鞉管依从磬声”，大概是在合乐时，鞉鼓管声之类与玉磬相互依存，玉磬用来节制人声，如今众乐都依从它，可见是以人声为重。庸鼓有斁，文贞公认为庸就是颂。颂钟颂磬与歌声应和，直接说明颂重视人声。根据这个，那么《虞书》中的“笙镛”，镛字也与颂相通【颂音容，与容相同；又音诵。《仪礼》“西阶之西颂磬”注解说“形容成功叫颂，西方是阴中万物所成就的地方，所以西方的钟磬称为颂”】。间歌时堂上敲击玉磬作为人声的节奏，推测西阶就是敲击颂钟颂磬来应和。颂钟颂磬不等到合乐才开始敲击，只是在升歌三遍时，恐怕只敲击玉磬而未敲击堂下的钟磬。《虞书》“笙镛以间”，或许连合乐也包括在内。又按，合乐时堂上的人声与堂下的鞉鼓管籥一起演奏，玉磬按节拍敲击，笙钟笙磬颂钟颂磬也一起敲击，而以人声为主，所以说“依从我磬声”，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章的次序先说奏鼓迎神，接着说鞉鼓管声的和平，依从磬声而赞以“穆穆”，下面才提到庸鼓万舞，那么次节鞉管依从磬声而“穆穆”的，还是升歌结束而管乐进入的时候，尚未立即达到合乐的时候。只以文贞公的解释为定论。按升歌、笙入、间歌、合乐，是周人作乐的次序。商人的音乐不详，根据《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来吟咏；下管鞉鼓等”的文字推测，那么先升歌而后下管，再合乐而舞，其次序应当也不相同。首节节奏鼓在未迎牲之前，是未升歌的时候。次节鞉管则是祭祀时所演奏的。
或疑武丁恐是殁后之号，玩在武丁孙子之云，似非追溯语意。如沃丁、小甲、仲壬、阳甲、廪辛之类，皆以天干纪号，葢生时即所共称举者。
殷武为宗者亲尽不祧，当亲未尽时，其主原祀之于昭穆之庙；及亲尽当祧时，则别立庙以祀而不祧。毁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髙宗若至应祧时，乃立庙，去殷亡不逺；若殁后未至应祧，先立庙，则主已祔于昭穆之庙，岂另立神位以祀之与？朱传云：「特为百世不迁之庙，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诗。」按祔者，孙祔于祖也。祔在防将除之先，既云祔，则非特立庙矣。祔祭后，旧主以次升迁修庙，而新主入焉。祔祭时，旧主在庙尚未修也；祔祭后，新主仍归暂安奉处，至庙既修而入，不称祔矣。更宜考定。
诗经劄记
译有人怀疑“武丁”可能是他去世后的谥号，因为《诗经》中说“武丁孙子”，这似乎不符合追述往事的语气。像沃丁、小甲、仲壬、阳甲、廑辛这类，都是用天干来作为称号，大概是在他们生前就共同称呼的。
殷武作为宗庙之主，是因为亲尽而不祧迁，应当在亲未尽的时候，他的神主原本就供奉在昭穆之庙中；等到亲尽应当祧迁时，就另外立庙来祭祀而不祧迁。毁弃殷的三宗，周的文王、武王就是这样的例子。高宗如果到了应当祧迁的时候才立庙，那距离殷亡就不远了；如果在去世后还没到应当祧迁的时候就先立庙，那么神主已经附祭在昭穆之庙中了，难道还要另外设立神位来祭祀他吗？朱熹的《诗集传》说：“这是特意为百世不迁的庙，在建成之后初次附祭并祭祀的诗。”按说附祭，是孙子附祭于祖父。附祭在服丧期满即将除服之前，既然说是附祭，那就不是特立庙了。附祭之后，旧的神主依次升迁修庙，而新的神主进入其中。附祭的时候，旧的神主在庙中尚未修庙；附祭之后，新的神主仍然回到暂时安奉的地方，等到庙修好才进入，就不称为附祭了。这更应当考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