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中论》

序言、弁言

徐干《中论》序

曾巩序

刻徐干《中论》序

卷上

治学第一

法象第二

修本第三

虚道第四

贵验第五

贵言第六

艺纪第七

核辩第八

智行第九

爵禄第十

卷下

考伪第十一

谴交第十二

历数第十三

论夭寿第十四

务本第十五

审大臣第十六

慎所从第十七

亡国第十八

赏罚第十九

民数第二十

后记

序言、弁言

徐干《中论》序

我因为荀卿、孟轲怀着仅次于圣人的才华，创立一家的学说，继承发扬圣人的事业，都用自己的姓名作为书名，以至于今天，他们的名字没有失传。推究思考其中的缘故，都是因为战国时期，乐于推崇贤才的人很少，同时代的人没有及早记录，何况徐子的《中论》一书，不用姓名作为篇目呢？恐怕经历久远，名字或许不能流传，所以我不估量自己的才力，感慨叹息，先称颂他的德行，来彰显他的姓名，记述他高雅的爱好，不可磨灭的品行，附在篇首，作为序言。他的辞章说：世间有高雅通达的君子，姓徐，名干，字伟长，是北海剧县人。他的祖先以清正亮节、褒贬人物为家风，世代继承这种美德，不丧失这种德行，到徐君这一身，已经十代了。徐君蕴含元气休美清明之气，秉持造化英明哲慧之性，开口说话，就乐于诵读九德的文献；通晓耳闻，就教诲不再重复。尚未立志求学，大概已经诵读文献数十万字了。十四岁，开始研读五经，发愤忘食，放下帷帐专心思考，以夜继日。父亲担心他生病，常禁止他这样做，所以他能在未满二十岁时，五经全部记在心中，博览传记，说话就成文章，挥笔就成文字了。这时是汉灵帝的末年，国家典章制度毁坏废弃，豪门大族的子弟结党营私依附权贵，互相援引谋求名声，竞相崇尚爵位称号。徐君厌恶世俗迷乱昏庸，于是闭门自守，不与他们同流，只用六经来娱乐心灵罢了。君子通达事理，学习没有固定的老师，有一项专长超过自己的人就跟随他学习，一定穷尽他的所知然后才放下。有一句美好的话，不让它从耳边溜过，一定在心里记住。志向在于总括众多言论的长处，统摄道德的微妙，以不知道一件事为耻，以不能掌握一种技艺为愧，所以日夜勤勉，太阳偏西顾不上吃饭，晚上不解衣休息。白天则钻研经典，夜晚则观察星宿，考察混沌元气在未成形时的状态，补全圣德的空缺，在无穷中产生长远的思虑，表彰即将失传的微妙言论。哪里有空闲去从事琐碎的学问、追求浮华的名声，与世俗之士互相迎合呢？所以浅薄短见的人，只懂得追求荣华利禄，哪里知道大道的根本？然而其余的人因为徐君疏略而认为他太简略粗鲁，没有忧乐之情，只把他当作习书的儒生，不足以作为上师，喜欢他的人多，辩明他的人少，所以让徐君在乡里的名声没有及早显扬。然而他秉持正道独立，志向有所存守，世俗的毁誉，如同浮云一样。如果有觉悟而回头的人，就用道来引导他，忘记以前诽谤自己的事。他受到冒犯而不计较，下学而上达，都是这类人。当时董卓作乱，幼主西迁，奸雄遍布野外，天下没有君主，圣人的道统衰息，邪伪的事情兴起，追求利益的人获得声誉，坚守贞节的贤人不显扬，所以让徐君的声誉不能在华夏振响，玉帛安车不到他的门前。考察他的德行文艺，实在是帝王的辅佐之才。道不能施行，难道不可惜吗！徐君避乱到海外，自己回到旧都，州郡牧守以礼征召，接连用武力想招致他。徐君认为纵横捭阖的时代，是先圣所遭受困厄的，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有人讥讽孟轲不衡量自己的分量，比拟圣人推行道义，在诸侯间辗转求食，徐君深深赞赏颜渊、荀卿的品行，所以断绝踪迹隐居山谷，幽居研究精微，用心深妙，来抒发疾痛。他卧病延年，恰逢公卿拨乱反正，开始征辟，于是他带病应命，跟随征伐出行，历经五六年，疾病逐渐沉重，不能承担王事，潜身于穷巷，修养志趣保全真性，淡泊无为，只存守正道。四方的墙壁用来庇护妻子儿女，两天吃一天的饭，不以此为忧。培养浩然之气，修习羡门之术。当时有人听说他这样而观察他，有人稍微认识他的真意而跟随他。徐君没有不接纳并接见他们的，用声色激励他们，揣度他们的情志，倡导他们的言论，知道可以用道来引导的，就暗中诱导他们，让有益的人不知不觉地受到教化，阴德暗中施行。他所匡正救济的，也已经很多了。徐君结交朋友，不以对方的短处为意，各自取他们的长处而善待他们。取故交少而显尽己之交，也没有孜孜以求和爱的喜好。统摄圣人中和的事业，践行贤哲守度的行为。深沉沉默难以测度，确实是宝贵的伟器。徐君的性格常想减少世间的有余，增加世俗的不足。看到辞人美丽的文章，同时代的人所作，曾经没有阐明弘扬大义，铺陈道教，上求圣人的中道，下救流俗的昏庸。所以废弃诗赋颂铭赞的文章，著《中论》一书二十篇。他所甄别记载的，超过徐君昔日的志向，大概只有百分之一。文义没有穷尽，四十八岁，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遇厉疾，大命陨落，难道不悲痛吗！我多次侍坐，观察徐君的言论，常恐惧笃意，自勉而内心自薄。为什么呢，自顾才志不如他远矣。然而尊崇他仰慕他，以他为师表。自从徐君去世，有子贡在山梁上的行为，所以

译追述那些事迹，列举其中显露且容易知晓的部分，而将那些深沉、幽微、深奥、广远的道理，留给精通此道的君子，他们自会加以阐发和阐明。

译曾巩序

我起初见到馆阁以及世间所藏的徐干《中论》二十篇，以为全书就是这些了。等到阅读《贞观政要》，奇怪唐太宗曾说曾见过徐干的《中论》，其中还有“三年丧”这一篇，而现在的书中却缺少这一篇。于是考证《魏志》，见到魏文帝称徐干著《中论》二十多篇，这才知道馆阁以及世间所藏的徐干《中论》二十篇，并不是全书。徐干字伟长，北海人，生活在汉魏之间。魏文帝称徐干怀有文采而内守质朴，恬静淡泊少私欲，有隐居箕山的高志。而先贤的行状也称徐干笃实践行体悟大道，不沉溺于世俗的荣华。魏太祖特别表彰征召他，他推托有病不去。后来任命他为上艾县令，他又因病没有就任。大概汉朝承接周朝衰微之后，以及秦朝焚书坑儒之余，百家杂说与圣人的大道一同流传，求学的人很少能独自洞察道德的要旨，而不被俗儒的学说所牵制。至于在修养心性、决定去留、说话沉默的时候，能不违背事理的，本来就很稀少了。何况到了魏朝那个浑浊的世道呢！徐干独自能够考究六经，推演孔子、孟子的宗旨，叙述并论述它们。探求他的言辞，当时似乎有些小的失误，但探究他的主旨，不合于大道的很少了。他在内心所领悟的，又能确信并充实它，在浑浊的世道中徘徊，有去留显隐的大节。我起初读他的书，体察他的心意而认为他贤德。通过他的书来探求他的为人，又知道他的行为值得称贤。可惜他对世道有补益，而了解他的人很少。大概考察他的言行所达到的境界，却用世俗的好恶来观察他，那些人哪里足以了解他的心意呢！考虑到我的力量，哪里足以加重他的书，使求学的人尊重并相信它呢？于是校订其中的脱漏谬误，并序说它的大概，这是用来表达我的心意罢了。编校书籍，臣曾巩上。

刻徐干中论序

宋朝南丰曾氏，兴起于五代绝学之后，程朱理学尚未显扬之前，文章本源于六经，世人称颂如江汉之星斗。编校馆阁群书，选取《中论》二十篇作序并流传，为什么呢？汉朝自桓帝、灵帝以后，奸雄扰乱海内，俗儒追逐偏颇的学说，结党营私谋取利益，寻求那些深究道妙而不被世俗污染的人，大概很少了。徐干独自能够恬淡体悟大道，不沉溺于荣华禄位，在浑浊的世道中徘徊，有显隐的大节，洁白而不受污染。曾氏论述他的书并论述他的时代，对他有所取法罢了。我删订《青州府志》，刻印完成。兵备道秦公怀庭对我说：“青州府的文献名扬天下，艺文不下百十种，未能全部流传。像《管子》、《晏子春秋》，孔子的门徒都羞于提及；《文心雕龙》辞藻华丽，徐干《中论》辞义典雅，足以流传后世，是曾子固所选取的。何不刻印以广泛流传？”我说：“是的。”记下此事并刻在郡中的资深堂。

嘉靖乙丑年冬天，青州府知府四明人杜思书。

中论卷之上

汉 北海徐干著

明 新安程荣校

治学第一

古代的君子，成就德行建立功业，身体死亡而名声不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学习。学习，是用来疏通精神通达思虑，愉悦性情修养理性的，是圣人首要的事务。百姓初生时，蒙昧无知，就好像宝物藏在暗室中，有所寻求却看不见，阳光照射进来，那么万物就清晰可辨了。学习，就是心中的阳光。所以先王设立教官，掌管教导贵族子弟，用六德来教导，即智、仁、圣、义、中、和；用六行来教导，即孝、友、睦、姻、任、恤；用六艺来教导，即礼、乐、射、御、书、数。三种教导完备，人道的道理就穷尽了。学习就像制作器物，器物不经过加工就没有美观的样子，人不学习就没有美好的德行。有美好的德行，所以可以规范人伦；有美观的样子，所以可以供奉神明。所以《尚书》说：“如果制作梓木的器具，已经辛勤地砍削，还要涂上丹漆。”听了黄钟的声音，然后才知道敲击瓦罐声音的细微；看了衮龙袍的花纹，然后才知道穿着粗布衣服的简陋；接受了学校的教育，然后才知道不学习的困顿。所以学习就像登山，行动就越高；就像醒着或睡着，时间越久越满足。回顾走过的路，就觉得深远遥远。因为困难而懈怠，错误而且不对。《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路令人前行。”说的就是好学。疲倦地站着思考远方，不如快步走去的必然到达；抬头仰望飞翔，不如顺着雌鸟必然捕获；独自居住希望智慧，不如致力于学习必然通达。所以君子，内心不随便许愿，一定要通过学习；身体不随便行动，一定要跟随老师；言语不随便出口，一定要广博见闻。因此性情合乎人道，而美好的声誉相继不断。孔子说：“不学习怎么能行动？不忠诚怎么能得到？”年轻人要努力，这就可以称为老师的人了。马虽然有跑得快脚力，如果不熟悉驾车，就不能成为良骏；人虽然有美好的资质，如果不修习大道，就不能成为君子。所以学习，是追求修习大道。好像画了玄黄的颜色，已经附着在纯白的物体上，这就不会败坏而改变，谁知道它原本的颜色呢？子夏说：“每天练习学习就不会忘记，自我勉励身体就不会堕落，频繁听到天下的大道理，志向就会更加宽广。”所以君子对于学习，他的不懈怠就像上天的运动，就像日月的运行，终身勤勉，死后才停止。所以虽然有才能而没有志向，也不能成就功业。志向，是学习的老师；才能，是学习的徒弟。求学的人不担心才能不充足，而担心志向不确立。因此做这件事的人数以亿

译然而能够成就学业的人却寥寥无几。所以君子必须确立自己的志向。《周易》说：“君子应当像天一样刚健，自强不息。”盛大的音乐之所以能成就，并非只取用一个音符；美味的佳肴之所以能调和，并非只取用一种味道；圣人的德行之所以崇高，并非只取用一种道理。所以说：学习是用来总括各种道理的。各种道理统摄于自己的内心，各种言论统一于自己的口吻，任凭自己运用。所以出来做事就通达顺利，居家修养就利于坚守正道，沉默时能确立形象，说话时能形成文章。叙述千年以前的事情，好像与古人处于同一时代；谈论不同风俗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处一室。揣度幽深与显明事物的缘由，好像亲眼见到实情；推究治乱变化的开端，好像指着已经显现的效果。所以《诗经》说：“学习能不断追求光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独自思考就会停滞而不通达，独自行动就会困顿而不能成功。人心必然要有明察，必然要有领悟。就像火得到风就燃烧旺盛，水流向低处就流速加快。所以太昊观察天地而画出八卦，燧人氏观察时令而钻木取火，黄帝听到凤凰鸣叫而调和音律，仓颉观察鸟兽足迹而创造文字。这些大圣人是向神明学习，并从万物中启发出来的。贤人不能向遥远的古人学习，就向近处的圣人学习，所以以圣人为老师。从前颜渊向圣人学习，听一件事能推知十件事；子贡听一件事能推知两件事。这都是触类旁通、深入思考而领悟的。不仅是贤人向圣人学习，圣人也是相互继承而学习的。孔子继承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周武王继承成汤，成汤继承夏禹，夏禹继承尧、舜。所以六经，是历代圣人相互继承的著作。那些人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们的道理仍然存在。现在的学者，勤奋用心去汲取，也足以达到光明而成为博达之人了。大凡学习，以把握大义为首要，以知晓事物名称为次要。大义举出，事物名称自然随之。然而浅陋的儒生所谓博学，却致力于事物名称，详细考究器械，夸耀于训诂，摘取章句，却不能统摄大义的根本，以获取先王的心意。这与女史诵读诗歌、内侍传达命令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使得学者劳神费思却不知道大道，耗费岁月却没有成功。所以君子必须选择老师。

译法象第二

确立法度与典范，是为了成就君子。所谓法度与典范，没有比端正容貌、谨慎威仪更优先的了。因此先王制定礼仪，设立冠冕服饰和色彩纹章来彰显它，佩戴玉饰和鸣璜来发出声响，是为了使其尊贵，使其庄重，怎么能松懈怠慢呢？容貌是人外在的符验和表征。符验表征端正，所以性情得以治理；性情得以治理，所以仁义得以保存；仁义得以保存，所以盛大的德行得以彰显；盛大的德行得以彰显，所以可以成为法度与典范。这就叫做君子了。君子，没有一寸土地的封赏而万民尊重他，没有刑罚的威严而万民畏惧他，没有钟鼓音乐而万民喜悦他，没有爵位俸禄的赏赐而万民归附他。他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原因只有一个。所以孔子说：“君子威严而不凶猛，安泰而不骄傲。”《诗经》说：“恭敬你的威仪，它是百姓的准则。”如果丧失威仪，目光恍惚，忽视辞令，却希望百姓效法自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没有人效法，那么轻慢他的人就会到来。小人都轻慢他，从而招致别人的怨恨。担心自己地位卑微，却不知道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悲啊！所以《尚书》说：“即使是圣人，如果不加思虑就会变成狂人；即使是狂人，如果能克制思虑也能成为圣人。”人性所容易简略的，存在于幽深细微之处；人情所容易忽视的，存在于独处之时。幽深细微之处，是显扬的根本；独处之时，是显露的开端。怎么能简略呢？怎么能忽视呢？因此君子在独处时恭敬，在幽微处谨慎，即使在隐蔽之处，鬼神也找不到他的破绽。《诗经》说：“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说的就是独处时的状态。还有在颠沛流离中也不可扰乱的人，那就是周成王和季路。从前成王将要去世，身上穿着冠冕礼服，然后才发布顾命的遗言。季路遭遇战乱，系好帽带然后死于白刃之难。面对白刃之难这样的困境，尚且不忘恭敬，何况在游玩宴饮之时呢？所以《诗经》说：“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意思是必定要渡过。君子口中没有戏谑的话，说话必定有防范；身上没有戏谑的行为，行为必定有检点。所以即使是妻妾也不能轻慢他，即使是朋友也不能狎昵他。因此不靠发怒而德行在闺门中推行，不靠劝谏而风气在乡党中教化。传文称“大人端正自己而万物自然端正”，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平民的身份居住，尚且如此，何况得志而在天下施行教化的人呢？唐尧作为帝王，诚信恭敬能够谦让，而光辉照耀四方；成汤不敢懈怠，而拥有九州；文王敬畏，而奠定华夏基业。《易经》说：“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说的是下面的人观看而受到感化。祸败的由来，往往以轻慢为阶梯，能不谨慎吗？从前宋闵公在棋局上被砸碎头颅，陈灵公因戏言遭祸，阎邴因互相辱骂而造反，子公因尝鼋羹而生出弑君之心。因此君子修身谦卑，对待敌人谦让，面对下属庄重，侍奉上级恭敬。这四点具备，怨恨灾祸就不会产生，福禄就会跟随而来。《诗经》说：“靖恭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以汝。”所以君子与人交往，欢乐而不轻慢，和谐而不相同，喜好而不谄媚，学习而不虚假行事，容易亲近而难以谄媚，多受怨恨而少遭非议。因此没有断绝的交往，没有背离的朋友。《尚书》说：“慎始而敬终，以不困。”礼仪，是人的急务，可以终身践行而不能片刻离开。片刻离开，怠慢的行为就会到来；片刻忘记，怠慢的心思就会产生。何况没有礼仪而能始终如一呢？礼仪，是恭敬的常道；恭敬，是礼仪的本质。没有恭敬就无法践行礼仪，没有礼仪就无法节制恭敬。两者不可偏废，相互依赖而行。因此能够竭尽恭敬以遵循礼仪的人，叫做成人。过度就会产生混乱，混乱就会灾祸及身。从前晋惠公因轻慢开端而没有子嗣，晋文公因严肃命令而振兴国家。郄犨因傲慢接受享祭而招致灭亡，冀缺因恭敬对待妻子而受命任职。子圉因大光明而昭示混乱，薳罢因醉酒而保住禄位。良霄因鹑奔而丧命，家子展因草虫而昌盛家族。君子感念凶恶德行的后果像那样，看到根基德行的结果像这样。所以站立必定磬折，坐下必定抱鼓，周旋合乎中道，旋转合乎方矩，视线不离开结绘之间，言语不超越表着之位，声气可以规范，精神可以爱戴，俯仰可以效法，揖让可以珍贵，述作有方法，动静有常规。遵循礼仪而不荒废，所以成为万人的仰望。

修本第三

人心无不含有理，道理到了运用的时候就不同了。有的运用在自己身上，有的运用在别人身上。运用在自己身上，叫做致力于根本；运用在别人身上，叫做接近末节。君子处理事务，先致力于根本，所以德行建立而怨恨少；小人处理事务，先接近末节，所以功业废弛而仇敌多。孔子制定《春秋》，详细记载内部而简略记载外部，急于自身而宽待他人。所以在鲁国，小的恶行必定记载；在众国，大的恶行才开始记录。看见别人而看不见自己，叫做蒙昧；听见别人而听不见自己，叫做耳聋；考虑别人而不考虑自己，叫做昏乱。所以明智没有比看见自己更大的，聪慧没有比听见自己更大的，睿智没有比考虑自己更大的。这三者，举起来很轻，实行起来很近，却没有人知道。所以智者举起很轻的事情，来承担天下的重任；走很近的路，来穷尽天下的远方。所以德行越高而根基越稳固，战胜的越多而爱戴越广泛。《易经》说：“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君子对于自己，没有事情不畏惧的。我有善行，畏惧别人不喜好我；我有不善

译担心别人没有厌恶我；看到别人的善行，担心自己不能修养；看到别人的不善，担心自己一定会像他那样。所以他在追求道义时，静止时端正，行动时谨慎，头上戴着冠缨，腰间系着带佩。白天与他交往，夜晚与他休息，这就是盘铭所说的“日日更新”。《易经》说：“日日更新叫做盛大的德行。”孔子说：“弟子们努力吧，你们不要自己放弃，别人尚且不会放弃你们，何况自己放弃呢？别人违背你，那就离正道很远了。”所以君子不忧虑年岁将老，而担忧意志疲倦；不在道上睡觉，不在义上住宿。行为与言语不同，是言语的错误，智慧不周全；言语与行为不同，是行为的错误，伤害了仁德。因此君子务必让行为先于言语。人的过错在于哀悼死者而不在于爱护生者，在于后悔过去而不在于招致未来。喜欢谈论已经发生的事，喜好争论已经完结的事，沉溺于今天而懈怠于后天，像这样直到年老。所以野人的事情不胜其后悔，君子的后悔不胜其事情。孔子对子张说：“师，我想听那个，用来改正这个。听到那个而不改正这个，虽然听到了有什么益处？”所以《尚书》列举穆公的誓言，是善于改变；《春秋》记载卫国的北宫括讨伐秦国，是善于收敛。珍珠含有砂砾，美玉夹带瑕疵，这是它们的本性，由良工加工，以纯化它们的本性。至于原本如此，所以观察这两样东西的纯化，就知道仁德可以精纯。优秀的人取的多，劣质的人取的少，在于人而已，谁能禁止我呢？乘坐小船渡河的人，身体是安全的；精纯大道而行动的人，事业是美好的，所以《诗经》说：雕琢它的纹章，金玉它的质地。勤勉我的玉，纲纪四方。先人有言：光明出于幽暗，显著生于细微。所以宋井的霜奠定了升正月的寒冷，黄芦的萌芽预示了大暑的炎热。事情也是这样，所以君子修养德行，开始于少年，终结于老年，开创于平地，完成于高山。《易经》说：升，大吉亨通，任用大人，不要忧虑，向南征伐吉利。这是积累小成就大的意思。小人早上做事晚上就求成功，坐着施恩站着就望回报。做一天的善事就求终身的声誉，声誉不到就说：善没有益处了。于是怀疑圣人的话，背离先王的教导，保存旧术，顺从常好，因此自身受辱名声低贱而不能免于被人役使。孔子说：小人长寿有什么用？一天都不能善，长久作恶恶得很。大概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舍弃有而思念无，舍弃易而追求难。自身和家庭，是我所有的，治理它们确实容易而不肯做；他人和国家，是我所没有的，治理它们确实困难而愿意做。虽然说我有术，我有术，谁相信我呢？所以怀病的人人不让他做医生，行为污秽的人人不让他画法律，因为没有验证。子思说：能胜过别人而胜过自己的心吗？有什么不能胜过自己的心而胜过别人呢？所以一尺的锦足以见其巧，一仞的身足以见其治。因此君子谨慎他的寡少。道对于人来说，是简单且容易的。它的修养，不像采金攻玉那样经历艰难，不像求盈司利那样竞逐喧嚣。不要而遇，不征而盛，四时默默而成，不言而信。德行配乎天地，功业侔乎四时，名声参乎日月，这是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的原因。所以古语说：至德的尊贵，何事不成？至德的荣耀，何事不成？后来的君子虽然不及实行，也将至之云耳。琴瑟鸣响不为无听而失其调，仁义实行不为无人而灭其道。所以弦断而宫商亡，身死而仁义废。曾子说：士任重而道远，以仁为己任，不也重吗？死而后已，不也远吗？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强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轻以取祸。有人说：这道难道可信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信呢？世之治也，行善者获福，为恶者得祸；及其乱也，行善者不获福，为恶者不得祸。变数也，知者不以变数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来，防祸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时也。夫施吉报凶，谓之命；施凶报吉，谓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经》说：“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而行善而不获福犹多，为恶而不得祸犹少。总夫二者，岂可舍多而从少也？曾子说：“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所以《诗经》说：“习习谷风，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阳布德之月，草木犹有枯落而与时谬者，况人事之应报乎？故以岁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穑者，非良农也；以利之有盈缩而弃其资货者，非良贾也；以行之有祸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诗经》云：“颙颙卬卬，如珪如璋。令闻令望，恺悌君子，四方为纲。”举珪璋以喻其德，贵不变也。

译虚道第四

人修养德行，大概就像空虚的容器吧？容器空虚，东西才能注入；满了，就停止注入了。所以君子常常使内心保持虚静，意志恭敬，容貌谦逊，不凭借超群的才能凌驾于众人之上，看待别人好像很贤能，看待自己好像还不足。因此别人愿意告诉他而不知疲倦。《易经》说：“君子以虚怀接纳他人。”《诗经》说：“那位美丽的女子，拿什么来告诉她呢？”君子对于善道，大的就大加认识，小的就小加认识。善没有大小之分，全都装载在心中，然后举起来实行。我所有的，既然不可被剥夺，而我所没有的，又从别人那里获取，因此功劳常常在别人之前，而别人却把我放在后面。所以才能敏捷超过别人，不值得珍贵；辩才超过别人，不值得珍贵；勇敢决断超过别人，不值得珍贵。君子所珍视的，是迁向善道怕赶不上，改正恶行怕还有剩余。所以孔子说：“颜回这个人，大概差不多了吧？有不善之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没有再犯的。”恶行就像疾病，攻治它就越发悔改，不攻治它就日益严重。所以君子互相求教，不仅仅是为了兴起善行，更是为了攻治恶行。恶行不废除，善行就不兴起，这是自然的道理。《易经》说：“亲近小人，不利于君子的贞正。”大小来，是指阴气增长阳气消减的意思。前人说过：“人难以做到的有两件事：乐于攻治自己的恶行难，把恶行告诉别人难。”只有君子，然后能做自己难以做到的事，能达到别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既然能做了那些难事，还恐怕举发别人的恶行太轻，而舍弃自己的恶行太重。君子担心这样，所以反复思考，钻研剖析，然后别人所怀藏的都竭尽，才开始完全知道自己恶行的严重。既然知道自己恶行的严重，却不能采纳别人的意见，又何况拒绝别人呢？酒食，是人们所喜爱的，但人们相见没有不进献的，不吝惜自己所喜爱的，因为对方嗜好它。如果嗜好超过酒食，人们难道不爱它吗？所以忠言说不出口，是因为没有嗜好它的人。《诗经》说：“不是不能说，为什么这样畏惧忌讳？”眼睛，能远察而不能近见，心也像这样。一作“能远察天际，而不能近见其背”，心也像这样。君子确实知道心像眼睛，所以务必以人为镜来观察得失。所以视线不超过墙内，却能看到邦国的外表；听力不超过门内，却能听到千里之外，这是依靠别人。别人的耳目都为我所用，那么我的聪明就无敌于天下了。这叫做别人一人我万人，别人堵塞我通达。所以知道它的高不能做成圆，它的广不能做成方。先王的礼制，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乐师盲人诵诗，众官规劝，器物载铭，筵席书戒，月考作为岁会，会其行所以自我供给端正。从前卫武公年过九十，仍然早晚不懈怠，想听到训导，命令他的群臣说：“不要说我年老昏聩而舍弃我，一定要早晚互相警戒。”又作《抑》诗来自我警戒。卫国人歌颂他的德行，赋《淇澳》诗，并且说：“睿智圣明，凡是兴国的君主，寻求有不像这样的吗？”所以《易经》说：“君子以恐惧修身省察。”下愚与此道相反，认为自己已经仁了，智了，神了，明了，兼具这四者，还向众人寻求什么呢？因此罪过昭著，恶德传播，百姓伤心，鬼神怨痛，自己却听不到，更加安乐。如果有告诉他的，就说：“这事只是产生于你的心里，出自你的口。”于是刑罚、杀戮、侮辱、祸患不能避免，就说：“与我德行不同，所以没通达我的道理，又哪里值得责备？”肯定自己的错误，坚持最初的谬误，以至于身危国亡，可痛啊！《诗经》说：“教诲你谆谆，听之藐藐，不用为教，反用为虐。”大概听说舜在乡里时，不是每家馈赠每户赠送，但人们没有不称赞他善的；象在乡里时，不是每家夺取每户掠夺，但人们没有不称赞他恶的。由此看来，人无论贤愚，见到善就赞誉，见到恶就诽谤，这是人之常情，未必有私爱，也未必有私憎。现在立身不为人们所赞誉，而为人们所诽谤，是没有尽到为善的道理。尽到为善的道理，就会像舜那样，人们虽然与舜不同，谁敢诽谤他呢？所以谚语说：“救寒没有比穿厚皮衣更好的，止谤没有比修身更好的，疗暑没有比亲近水更好的。”确实啊！

贵验第五

事情没有比有验证更珍贵的，言论没有比没有证据更被抛弃的。言论没有益处，不言论也没有损害。水的寒冷，火的炎热，金石的坚硬刚强，这几样东西从来没有说过，但人们没有不知道它们这样的，是因为信用显著体现在它们的本体上。假如我所行的信用像那几样东西，谁还会怀疑我呢？现在不信任我所行的，却怨恨别人不信任我，就像教人抓住鬼怪却怨恨别人抓不到一样，糊涂也太严重了。孔子说：“想要别人信任自己，就少说话而切实实行。切实实行，那么运用的时间就长；运用的时间长，那么事情就显著明白；事情显著明白，那么有眼睛的人没有看不见的，有耳朵的人没有听不到的。这怎么可以诬蔑呢？”所以根深则枝叶茂盛，行久则名誉远播。《易经》说：“恒，亨通，没有灾祸，利于贞正。”说的是长久于其道。伊尹放逐太甲，展季覆盖寒女，商鲁的百姓不称他们淫乱篡位，为什么呢？因为平时积累的缘故。所以染色不积累，人们就不看它的颜色；行为不积累，人们就不相信他的事。子思说：“同样的话而信任，信任在话之前；同样的命令而教化，教化在命令之外。”诽谤的话，都顺着类别而产生，依托事情而兴起，增加其相似之处。谁说华山泰山不高，长江汉水不长呢？君子修养德行，也像高和长一样，将有什么忧患呢？所以求己而

译不向他人寻求帮助，并不是自强，只是看到自己拥有的财富罢了。子思说：“事物因自身而显名，声音因自身而发出，容貌因自身而耀眼，万物因自身而安处，人因自身而任职，没有不是源于自身的。”所以，怨恨别人叫做堵塞，怨恨自己叫做通达。通达，就能知道悔改；堵塞，就会延续错误。延续错误，亲戚就会背离；知道悔改，疏远的人就会依附。疏远的人依附，常常安乐；亲戚背离，常常危惧。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没有不是这样的。殷纣身为天子却被称为独夫，孔子身为平民却被称为素王，都是这类情况。所以善于钓鱼的人不更换水渊而追逐鱼，君子不离开席位而追求道。在八尺之内的自身修养中治理，德化就光辉了。古人歌唱道：“看那玄鸟，停在陵阪上。”仁道就在近处，寻求它不必远求，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人不厌恶诽谤，但最终难免遭受诽谤，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喜爱努力而不止息。止息诽谤的方法，在于反省自身。诽谤这个名目，逃避它反而更加到来，抗拒它反而更加来临，争讼它反而更加增多。明白这一点，君子就不值得做了；不明白这一点，小人就不值得得到了。帝舜屡次反省，禹拜谢善言，是明白这一点的。厉王遭受杀戮，吴起被刺杀，是不明白这一点的。他们都名字写在史册前，事迹刻在简策上，有的成为世人的法则，有的成为世人的警戒，能不慎重吗？曾子说：“有人说我的好处，我只怕他听不到；有人说我的不好，只怕我因为过失而露出鄙陋的神色。”所以君子承认过错，不仅仅是修饰言辞而已，而是真诚发自内心，表现在容貌上。他喜爱改正过错很深，改正的速度很快，像追赶兔子一样，只怕追不上。所以有进步的功业，没有退步的功劳。《诗经》说：“看那脊令鸟，又飞又鸣。我白天行走，夜晚不停。”说的是迁善不懈的意思。听到过错而不改正，叫做丧心；思考过错而不改正，叫做失体。失体丧心的人，是祸乱所波及的。君子要舍弃这样的人。《周书》有话说：“人不要以水为镜，要以人为镜。”镜子，可以观察形体；言语，可以了解德行。小人以面貌不如子都为耻，君子以行为不如尧舜为耻。所以小人崇尚明亮的镜子，君子崇尚至善的言语。至善的言语，没有贤友就无法获得。所以君子一定要寻求贤友。《诗经》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说的是朋友的义务，在于切磋直谏以升进于善道。所以君子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不是因为羞耻对方而自大自己，不如自己的人，需要自己扶持才能站立。然而扶持别人都来不及，谁来辅助我呢？我的失败，也没有几天了。所以失败就放纵，多交邪友就会更加偏颇。因此君子慎重选择朋友。孔子说：“居住而得到贤友，是福气的次一等。”贤者，言语值得听从，容貌值得效仿，行为值得效法，增加善行，奖赏别人的美德，而喜欢掩盖别人的过错。他不隐瞒像影子一样，他不忌讳像回声一样。所以我畏惧他，就像严父在堂上，神明在室内一样。即使想做不善的事，敢吗？所以追求益处的人居住游玩，一定要靠近所畏惧的人，而远离所轻视的人。《诗经》说：“不要丢弃你的辅木，圆满你的辐条，屡次回顾你的仆从，不要倾覆你的载物。”说的是亲近贤者求助的意思。

译贵言第六

君子必定珍视自己的言语。珍视言语，就会尊重自身。尊重自身，就会看重道义。看重道义，才能确立教化。言语轻率则自身卑贱。自身卑贱则道义轻忽。道义轻忽则教化废弛。所以君子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与他交谈。如果与他交谈，必定依据他的身份。对农夫就谈耕种收获，对百工就谈技艺技巧，对商贾就谈物价贵贱，对府史就谈官职职责，对大夫及士人就谈法制，对儒生就谈学业。所以《易经》说：“控制面颊，言语有序，不失去事理的中正。”至于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婆婆爱护媳妇顺从，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丈夫敬重妻子听从，朋友必定守信，师长必定教导，这些有司在州闾间日常思虑知晓的。即使是平庸之人，也循循善诱地与他交谈，这是可以的。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可以了。所以君子与人交谈，使言辞足以表达他思虑所达到的程度，事例足以符合他性情所安适的状态，不超越他的承受能力而强行牵制。如果超越他的承受能力而强行牵制，就会使他昏乱停滞，从而怀疑君子欺骗自己，或者认为君子无知。这不是故意的，而是明白浅显却展示深奥，他无法洞察；听闻少却告知细微，他无法明察。这是人所禀赋于造化的局限。虽然说是没有争讼，又能怎么办呢？所以孔子说：“可以和他交谈却不与他交谈，是失掉人才；不可以和他交谈却与他交谈，是失掉言语。智慧的人既不失去人才，也不失去言语。”君子对于言语，是非常珍视的。即使有夏后氏的玉璜、商汤的四匹骏马，也不用来交换它。现在把它施加于世俗之人，认为他们志向虚伪而不珍视倾听，不也是侮辱自己而伤害道义吗？所以君子将要与人谈论根本的源头而探讨性义的最高境界时，必定先揣度他的心志，考察他的器量，观察他的锐气，察觉他的衰颓，然后发出声音来观察他的应和，引导他来观察他的跟随。跟随应和的迹象，从声音中发出，在视听中显现，在脸色上显露，在身体上动作，然后才可以发挥而迈向远大的功效，明察而治理细微。于是开阔张扬以招致他，顺应他来推进他，审慎晓谕以阐明他，杂举称引以广博他，树立准则以端正他，疏通繁杂以条理他。迅速但不紧迫，缓慢但不失误，杂乱但不纠结，放纵但不逸出，希望他能够自得。所以大禹善于治水而君子善于引导人，引导人必定顺应他的本性，治水必定顺应水势，因此功效没有失败而言语没有过失。荀子说：“礼仪恭敬然后可以和他谈论道的方法，言辞顺从然后可以和他谈论道的道理，脸色顺从然后可以和他谈论道的极致。”有争辩之气的人不要与他辩论。孔子说：“只有君子然后才能珍视他的言语，珍视他的脸色。小人能做到吗？”仲尼和荀子先后知道这一点。有人问：有的人周遍上哲的至论，通晓大圣的洪业，却喜欢与世俗之人辩论，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认为世俗之人必定能识别的缘故。用什么来验证呢？假使他有金石丝竹的音乐，就不会在聋者旁边演奏；有山龙华虫的纹饰，就不会在盲人面前陈列。知道聋者听不见，知道盲人看不见，对于自己的心志分数明白至极，唯独与世俗之人却不是这样，这是知道分数的人不明白的缘故。不明白的缘故，是什么呢？世俗之人牵制通达之人，就像鹑鸟欺骗孩童一样。鹑鸟的本性善于接近人，飞得不高也不快，蹲蹲的样子似乎将要被捕获，最终却不可捕获，这是孩童之所以屈膝绊足而不认为疲惫的原因。世俗之人与通达之人交谈，接受虽然不肯，拒绝却没有理由，然而有赞叹，有应和，似乎将要醒悟，最终却不可醒悟，这是通达之人之所以口干舌燥声音枯竭而不放弃的原因。这种人，本来是通达之人的蒙蔽者，不是通达之人的通达者。即使能言善辩，也不过是世俗之人罢了。不只是言语如此，行为也是如此。得其所在则尊贵荣耀，失其所在则卑贱耻辱。从前仓梧丙娶了美丽的妻子，而把它让给哥哥，想要表示谦让，却不如没有谦让。尾生与女子约定在水边，水突然上涨他不离开而死，想要表示守信，却不如没有守信。叶公的党徒父亲偷羊而儿子作证，想要表示正直，却不如没有正直。陈仲子不吃母亲和兄长的食物，出居在陵，想要表示高洁，却不如没有高洁。宗鲁接受齐豹的计谋，死于孟絷的祸难，想要表示义气，却不如没有义气。所以凡是道，践行它既困难，错置它更加不容易，因此君子谨慎对待自己作为鉴戒。

艺纪第七

技艺的兴起，大概源于民心有智慧吧？创造技艺的人将用来治理民生，而心知万物，知万物而想要制作，想要制作而事务繁杂，事务繁杂而没有谁能治理。所以圣人凭借智慧来创造技艺，凭借技艺来建立事业，这两者近在于自身，而远在于外物。技艺，是用来彰显智慧装饰才能，统领事务驾驭群体的。圣人所不能停止的。一本作“圣人无所不能也”。技艺，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德行，是用来以道率领自身的。技艺，是德行的枝叶；德行，是人的根干。这两样东西，不偏废，不独立。树木没有枝叶，就不能丰茂其根干，所以称为瘣；人没有技艺，就不能成就其德行，所以称为野。如果想要成为君子，必定兼备吗？先王希望人成为君子，所以设立保民，掌管教授六艺：一是五礼，二是六乐，三是五射，四是五御，五是六书，六是九数。教授六仪：一是祭祀的仪容，二是宾客

译（一曰）容貌，三曰朝廷的仪容，四曰丧礼的仪容，五曰军旅的仪容，六曰车马的仪容。大胥掌管学士的名册，春季入学，安排采诗合乐以演练万舞；秋季分班教学，合声讽诵，讲习之事不随时令而停歇。所以《诗经》说：“茂盛的莪蒿，生长在那山坳。既然见到君子，快乐且又有仪态。”培养人才，大概就像人学习技艺一样吧？既修养其内在本质，又增添其外在文采，文采与本质都显著，然后形体才完备，形体完备然后可以登上清庙，然后可以侍奉王公。所以君子不仁便不能立身，不义便不能行事，不习技艺便不能治理，没有仪容便不能庄重。这四个方面没有过失，圣贤的器量就成就了。《易经》说：“富有叫做伟大的事业”，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君子，是表里相称、本末合度的人。所以言语容貌与心志相称，技艺能力与德行相合，美蕴藏在内而畅达于四肢，内在纯粹充实，外在光辉显著。孔子说：“君子以有服饰而无仪容为耻，以有仪容而无言辞为耻，以有言辞而无行为为耻。”所以宾玉之山，土木必定润泽；盛德之士，文艺必定众多。从前周公，曾在此事上犹豫过。孔子称：“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存在于六艺中的，只是其末节罢了。说的是陈列笾豆，放置尊俎，手持羽钥，敲击钟磬，升降趋翔，屈伸俯仰的数目。这不是礼乐的根本。礼乐的根本是什么呢？大概是德音吧？《诗经》说：“我有贵宾，德音非常显耀。看那百姓不轻浮，君子以此作为准则和效法。我有美酒，贵宾以此宴饮游乐。”这是礼乐所看重的。所以恭敬谨慎、廉洁谦让是六艺的情态，中和平直是六艺的实质，齐整敏捷、不匮乏是六艺的精华，威仪非常适时是六艺的装饰，通晓群艺情实的人，可以与他谈论大道；识得群艺华饰的人，可以与他商议事务。事务，是有司的职责；大道，是君子的事业。先王轻视六艺，大概是轻视有司罢了。君子兼有则尊贵。所以孔子说：“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凭于仁，游憩于艺。”六艺，是心的驱使；是仁的声音；是义的表象。所以礼用来考察恭敬，乐用来敦促仁爱，射用来平正心志，御用来调和内心，书用来连缀事务，数用来治理繁杂。恭敬被考察则百姓不怠慢，仁爱被敦促则众生喜悦，心志平正则怨恨消亡，内心调和则离散者和睦，事务连缀则法度警戒明确，繁杂治理则万物不悖乱。这六者虽然不同，其归趣是一致的。其道则由君子专主，其事则由有司共同承担。这是六艺的大体。

译核辩第八

世俗之人所说的辩才，并不是真正的辩才。不是辩才却被称为辩才，大概是因为听到了辩才的名号，却不知辩才的实际内涵，所以他们的看法是虚妄的。世俗之人所说的辩才，就是伶牙俐齿的人。那些伶牙俐齿的人，如果声音美妙，言辞繁复，像疾风骤至，像暴雨倾盆，不论是非的本质，不识曲直的真理，只求不被驳倒，务必一定要赢。因此，见识浅薄而喜好新奇的人，看到他们这样，就认为这是辩才。不知道那些质朴而通达大道的人，虽然嘴上辩不过，心里却并不信服。所谓辩才，是求取人心的信服，而不是求取口舌的屈服。所以“辩”这个字，意思是辨别。因为它善于分别事理类别而明白地处置，并不是指言辞急切锋利而用来压制别人。所以经传称《春秋》微妙而显明，委婉而辩正，那么“辩”这个字，必定是简约而能到达要害，不烦琐而能使人明白，快慢合乎节奏，不违背礼教，足以相互称量，乐于穷尽人的言辞，善于表达人的意志，使讨论的人各自都能实现愿望，从而与他达成和解并得到称许。没有虚名，只有真理。不仅仅显明像这样，才可以称为辩才。所以言语有笨拙而属于辩才的，有巧妙而不属于辩才的。君子的辩才，想要用来阐明大道的中正，这难道是追求在座一时的胜利吗？人心对于是非的判断，就像嘴巴对于味道的感受一样。嘴巴，并不是因为自己调制的饭菜，就独自觉得美味，而与人一起调制就不美味了。所以君子对于大道，在别人那里和自己这里是一样的。如果得到了中正，那么我心里就喜悦，何必选择别人呢？如果失去了中正，那么我心里就不喜悦，何必采纳这个呢？所以他的议论，遇到别人的正确之处就停止了。遇到别人的正确之处却还不止，随意说话随意辩论，那就是小人。即使言辞美妙，和伯劳鸟喜欢鸣叫、铃铎喧哗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孔子说：“小人把诋毁别人当作辩才，把急躁苛刻当作智慧，把不谦逊当作勇敢，这是圣人所厌恶的，而小人却以为美，难道不可悲吗？”伶牙俐齿之所以能在世上得逞，是有原因的。况且伶牙俐齿的人，心机足以洞察细微，几句话足以穷尽巧诈，言辞敏捷足以应对急切，提问辩难足以断决世俗的疑惑，然而喜好说话而不疲倦，喋喋不休的样子。那些能分类辨析事物的士人很少，而愚昧不通达的人很多，谁能知道他们不对呢？这就是他们虽然无用却不被废弃，地位卑微却不被遗弃的原因。先王的法律，歪曲言论破坏法度，混淆名分改变制度的人杀头。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辞虚伪而善辩，记述丑事而广博，顺从错误而粉饰的人，也杀头。因为他们迷惑大众百姓，而败坏扰乱正道。孔子说：“巧言败坏德行，厌恶似是而非的人。”

智行第九

有人问：“士人有的明智哲思穷究事理，有的志向品行纯朴笃实，这两者不能兼备，圣人将选取哪一种？”回答说：“选取明智哲思的。明智哲思的作用，能够富裕百姓增加利益，使万物没有不尽其极致的。圣人之所以能达到，不仅仅是空有德行，而是有智慧。伏羲创作八卦，文王增加卦辞，这都是穷尽神妙知晓变化，难道仅仅是行善而已吗？《易经》离卦的象辞说‘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况且大人就是圣人，其余的象辞都称君子，大概君子是通于贤人的。聪明只有圣人能穷尽，大才通人也不能穷尽。《尚书》赞美唐尧以钦明为首，驩兜的举荐，共工四岳的推荐鲧，尧知道他们的品行，众人尚且不能确信。如果不是尧，那么边远之地多凶恶的部族，亿万百姓长久愁苦了，明智哲思的功效就是这样，你将跟随哪一种？”有人说：“都说是贤人罢了，为什么要用圣人来论说呢？”回答说：“贤人也是这样。人的品行，没有比孝更大的，没有比清高更显著的。曾参的孝，有虞氏也不能改变；原宪的清高，伯夷也不能离间。然而他们不能与子游、子夏并列在四科的行列，因为他们的才能不如子游、子夏。孔子问子贡说：‘你和颜回谁更强？’回答说：‘我怎敢望颜回项背？颜回听到一点能推知十点，我听到一点能推知两点。’子贡的品行不如颜渊远了，然而他不佩服颜渊的品行，佩服他‘闻一知十’。由此看来，盛大的才能所以能使人信服。孔子也惊奇颜渊有盛大的才能，所以说：‘颜回不是帮助我的人，对于我的话没有不喜悦的。’颜渊通达圣人的情理，所以没有无穷无尽的疑难之辞，因此能独自获得勤勉不倦的赞誉，成为七十子中的冠首。曾参虽然本质孝顺，原宪虽然身体清高，孔子没有很赞叹他们。”有人说：“如果有才智而品行不好，可以选取吗？”回答说：“你怎么这么难以开导！水能克火，难道是一升水去浇灭一片树林的火吗？柴愚笨，何曾自己投井？君子以仁爱博爱，以义除恶，以信立情，以礼自节，以聪自察，以明观色，以谋行权，以智辨物，哪一样可以缺少呢？说的是多少之间的差别罢了。况且管仲背叛君主侍奉仇敌，奢侈而失礼，使得桓公有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的功绩，孔子称赞他说：‘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了。’召忽伏节死难，是人臣的美义，孔子把他比作匹夫匹妇的固执小信。所以圣人看重才智的特殊能力，建立功业，有利于世道。如果过错太多，才智太少，作乱有余而立功不足，孔子所以避开阳货，诛杀少正卯，这怎么说可以选取呢？汉高祖多次依靠张良的权谋建立帝业，四皓虽然品行美好，有什么益处呢？那种倒悬之苦，这本来不能同日而语。有人说

译那么孔子说“连‘知’都还没有，怎么能得到‘仁’呢”，这是把“仁”看得太高了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仁”固然伟大，但孔子这话也是有所激愤而发的，并不是专门针对那些小聪明而言的。如果有人互相议论说：“他连一点智慧都没有，怎么能够懂得什么是‘仁’呢？”

从前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勾结殷商遗民叛乱，周公诛杀了他们，成王不理解，周公感到恐惧，上天于是降下雷电风雨来彰显周公的德行，之后成王才醒悟。成王并非对骨肉亲情不仁厚，只是因为不够聪慧明达，反而帮助了叛乱之人，几乎使周公的功业毁于一旦，并使文王、武王的基业倾覆。召公看到周公已经还政于成王，却仍然不明白，怀疑他贪恋权位，周公为此作了《君奭》篇，之后召公才高兴。像召公这样具有圣人之资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处于末世的士人，如果失去一种德行，且智谋狭隘短浅，也是令人担忧的。

孔子说：“可以让他坚守正道，却未必能让他通权达变。”孟子说：“子莫坚持中庸之道，坚持中庸之道却不能通权达变，就像固执于一点一样。”孔子和孟子可以说是通达权变智慧实质的人。殷朝有三位仁人，微子像石头一样坚定，不用等到一天结束就能决断；箕子在内部危难中能够端正自己的志向；比干进谏而被剖心。君子认为微子最上等，箕子次之，比干最下等。所以《春秋》中记载大夫被杀，都讥讽他们不能用智慧保全自己。

况且徐偃王知道修习仁义，却不懂得使用武力，最终导致国家灭亡；鲁隐公怀有谦让之心，却不懂得应对奸佞虚伪，最终招致杀身之祸；宋襄公坚守节操，却不懂得通权达变，最终被俘；晋国的伯宗喜好刚直，却不懂得顺应时势变化，最终丧命；叔孙豹喜好行善，却不懂得选择用人，最终遭遇凶险饥饿。这些都是践行善行却缺乏智慧的例子。所以《大雅》推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所谓明哲之士，威严而不被胁迫，困顿而能通达，决断嫌疑，消除疑惑，辨别事物，安守本分，在祸患萌芽之初就消除它，在福泽未生之时就谋求它，见到变故就能洞察其机理，遇到常规之事就遵循其常道。巧言不能动摇他，美色不能改变他，行为举止值得效法，言辞成为师法表率，将他与那些只重志行的人相比，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

译爵禄第十

有人问古代的君子是否看重爵位和俸禄？回答说：是的。诸子的著作中说爵位俸禄不是尊贵，资财不是富有。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们遭遇乱世，看到小人富贵，所以有这种说法，这不符合古制。古代制定爵位俸禄，爵位是用来安置有德行的人，俸禄是用来供养有功绩的人。功绩大的俸禄丰厚，德行远播的爵位尊贵；功绩小的俸禄微薄，德行浅近的爵位低卑。因此，观察他的爵位就能辨别他的德行，看到他的俸禄就能知道他的功绩。不需要询问，古代君子看重爵位俸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并不是为了用华丽的服饰装饰身体，让美味的肉食满足口腹；并不是为了用美色取悦眼睛，用钟鼓音乐愉悦耳朵。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自己却贫穷卑贱，是可耻的。”圣明的君王在位，按次序授予爵位和俸禄而没有轮到自己，君子认为这是极大的羞辱，有什么卑贱的呢？先王将要建立诸侯并赐给爵位俸禄时，一定在清庙之中，陈列金石之乐，举行宴赐之礼，宗人担任傧相，内史制作策书。颂词说：“文王既已勤劳，我应当承受天命，广泛地继承思考，我前往是为了求得安定，周朝的命令在于继承思考。”由此看来，爵位俸禄是先王所看重的，不是所轻视的。所以《尚书》说：“不要空废众官，天子的事业由人来代理。”爵位俸禄的卑贱，是由于担任它的人不适宜。轻视那个人，也就轻视那个职位了；它的尊贵，是由于担任它的人适宜。尊重那个人，也就尊重那个职位了。《诗经》说：“君子来到，穿着黻衣绣裳，佩玉铿锵作响，长寿不忘。”黻衣绣裳，是君子所穿的，因为爱惜他的德行所以美化他的服饰。暴乱的君子，并非没有这种服饰，但百姓不赞美他，职位也是如此。从前周公辅佐王室，以君临天下，圣德昭著闻名，王业功勋宏大，成王封给他少昊的故地，方圆七百里，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具备各种器物典册，官吏常器，龙旗九旒，在郊外祭祀天帝。太公望，武王攻克商朝平定祸乱，成王封给他爽鸠氏的故地，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五侯九伯，你实际去征伐他们。世代继承太师之位，安抚安定东方。在这个时候，谁说富贵不是荣耀宠幸呢？从那时以后，文王武王的教化衰微，升降官员的制度废弃，诸侯僭越放纵，大夫世袭职位，授予爵位不依据德行，给予俸禄不依据功绩，窃取国家而尊贵的人有之，窃取土地而富有的人有之，奸邪之人得遂心愿，仁德贤能之人失意。于是人们就用富贵互相诟病。所以孔子说：“国家政治昏乱，自己却富有尊贵，是可耻的。”那么富贵的美恶，取决于时代。《易经》说：“圣人的大宝叫做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圣人的大宝叫做位。位，是建立德行的关键。势，是推行道义的织机。圣人踩住关键握住织机，织成天地的教化，使万物顺从，人伦端正，天地四方之内，各自实现心愿。它作为大宝，不也是适宜的吗？所以圣人以没有权势地位为困穷，百工以没有器具为困窘。困窘那么他的资财就会丧失，困穷那么他的道就会废弃。所以孔子奔波不定而不安居，大概是担忧道被废弃的缘故。《易经》说：“井水淘净却无人饮用，使我心中悲伤，可以用来汲水。君王英明，一并承受福泽。”登上高处树立旗帜，那么他看得就广阔了；顺着风向摇动铃铎，那么他听得就遥远了。不是旗帜颜色更加明亮，铃铎声音更加遥远，而是所依托的地方使然。何况身处富贵之地而推行政令的人呢？所以舜作为平民，还是百姓；等到他在文祖接受禅让，自称“予一人”，那么西王母就来进献白环。周公作为诸侯，还是臣子；等到他践履明堂的尊位，背负斧扆而立，那么越裳氏就来进献白雉。所以自身不尊贵，那么施予就不光辉；地位不高，那么教化就不容易。“曰丰亨无咎，王假之，勿忧。”适宜“日中”，是指身尊位高而言。这件事，是圣人所致力于的。虽然如此，追求它有道，得到它有命。舜、禹、孔子，可以说是追求有道了。舜、禹得到了，孔子没有得到，可以说是有命了。不只是圣人贤者如此，稷、契、伯益、伊尹、傅说，是得到的人；颜渊、闵子骞、冉耕、仲兮，是得不到的人。所以良农不担心田地不整治，而担心风雨不按时节；君子不担心道德不建立，而担心时世不相遇。《诗经》说：“驾着那四匹公马，四匹公马颈粗。我环顾四方，局促不安无处驰骋。”哀伤道不被遇合，难道只是一代吗？难道只是一代吗？

中论卷之下

汉 北海徐干著

明 新安程荣校

考伪第十一

孔子去世到现在几百年了，这期间圣人不再兴起，唐虞的法度衰微，三代的教化停息，大道衰败，人伦的中正不能确定，于是迷惑世人盗取名声的人，趁着百姓背离圣教日久，产生邪说，制造异端，借用先王的遗训来粉饰，文辞相同而实质违背，外表相合而情意疏远，自认为得到了圣人的真谛，各自兼说特论，欺骗迷惑一世之人，用伪成的名声引诱，用虚至的诽谤恐吓，使人惶惑不定，心神不安，丧失本性而不知道自己迷失，都互相祖述他们的学说并宠信亲近，这种学说对于百姓，就像内部的疾病，没有痛痒

译自身烦劳苛刻，情志聪慧却觉察不到疾病已经深入，等到期限到来，血气突然枯竭，所以这是内在的关窍之疾，是疾病中导致早夭的，也是扁鹊最为厌恶的，因为卢医不能辨别，遭遇它的人不能攻治。从前杨朱、墨翟、申不害、韩非、田骈、公孙龙扰乱先王的正道，在战国时代虚张声势，然而这并不是人伦的大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学说与圣人不同，容易辨别，而跟随他们的人不多。现在那些追求名声的人与圣人不同，细微之处难以看见，世人没有认为他们不对；听上去难以察觉，世人没有举发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勤勉远行以自我标榜，依托于疾病；广泛寻求以迎合众人，依托于仁爱；歪曲正直以获取举荐，依托于顺应时势；委屈道义以消除诽谤，依托于畏惧和爱戴；多知晓流俗的旧事，粗略诵读诗书的文字，依托于博学；掩饰错误而说得好听，没有条理但言辞明察，依托于通晓事理；居住必定在人才聚集之地，游历必定在帝王之都，依托于观察风俗；然而喜欢变换姓名，难以求得，依托于能够清静；卑屈身体，和柔脸色，依托于温和恭敬；然而有时有抗拒决断严厉之举，依托于独立；奖赏养育童蒙，用自家的学说训导他们，依托于勤勉教诲；像对待金玉一样对待自己以神化自己的言论，依托于宣扬道义；他们的大致情况是，如果可以获得名声而不一定获得实际利益，就不放弃；如果可以获得实际利益而不一定获得名声，就不居处。急切地常常担心当时的人不尊重我，惶恐地又担心后世的人不推崇我。内心患病，形体在外劳累，然而他们的智谋足以统率这些，巧便足以庄严地称托，类比足以充实内容，文辞声气足以修饰，所以想要却像谦让，急躁却像清静，幽暗却像光明，跛行却像端正。考察他们的来源，不是尧舜的法度；核实他们的出处，又不是孔子的门徒。他们迂回违背而不合法度，穷尽干涸而没有源头，不能遵循常法达到远方，甄别万物成就教化，这是巧诈之人的雄杰，也是虚伪之人的杰出者。然而中等才能的人，都拱手称赞他们，高声附和。他们死后才议论他们的遗烈，被害了还恨自己赶不上。悲叹人们陷溺，大概就是这样吧？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的人，即使对我说：‘我做好事，’我也不相信他。为什么呢？因为泉水不是从中间涌出，而是从外面注入。如果这样，那么安守道义的心不明，坚持正义的意念不显著。即使依从先王，称引诗书，又有什么益处呢？”用这种毒害天下的百姓，没有不背离根本追求末节的，事情因虚伪而成功，纷纷扰扰，奔驰追逐不停。他们在世间流传，以至于父亲盗窃儿子的名声，兄长窃取弟弟的荣誉，骨肉互相欺骗，朋友互相欺诈，这是大乱的途径。所以追求名声，是圣人极度禁止的。从前卫国公孟多行无礼，被国人憎恶，齐豹杀他以获取名声。《春秋》记载他为“盗”，其传文说：“所以君子行动时思考礼仪，行事时思考道义，不为利益所迷惑，不为道义所愧疚。”有的人追求名声而得不到，有的人想要掩盖而名声显扬，这是惩罚不义。齐豹担任卫国司寇，继承大夫职位，却不义，所以记载为“盗”。邾国的庶其、莒国的牟夷、邾国的黑肱带着土地出逃，只是为了求得食禄，不追求名声，地位低贱但必定记载。这两类人，是用来惩罚放肆和去除贪婪的。如果使自身艰难，以危险威胁大人而获得显扬的名声，攻难之士将奔走追随；如果窃取城邑背叛君主，以谋取大利而没有名声，贪婪的百姓将尽力为之。所以《春秋》记载齐豹为“盗”，记载三个叛臣的名字，用来惩罚不义，列举恶行和无礼，这是好的志向。问堵说：“齐豹杀人，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所以孔子厌恶他并记载为盗。现在追求名声的人，难道有杀人的罪过吗？”回答说：“《春秋》之中，杀人者不少，然而不记载为盗不止。圣人的善恶判断，必定权衡轻重，计算众寡来定夺。”追求名声的人，使真伪混淆，是非颠倒，而百姓有所感化，这是国家的大灾难。杀人者，是一人的祸害，怎么可以相比呢？那么为什么取杀人者记载为“盗”呢？荀子也说：“盗名不如盗货。”乡愿也没有杀人的罪过，而孔子厌恶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扰乱道德。现在虚伪求名者扰乱道德，难道仅仅是乡愿所说的吗？万事杂乱交错，变数滋生，扰乱道德的途径，本来就不止一种。《尚书》说：“静言庸违，象恭滔天，”都是扰乱道德的一类。《春秋》外传说：“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夫，仁礼勇是道的美德。然而实行它不以其正道，就不免有大恶。所以君子对于道，审慎其所以守持的，谨慎其所以实行的。问者说：“孔子厌恶死后名声不显扬，又厌恶虚伪的名声。那么将坚持什么？”回答说：“这有什么奇怪呢！名，是用来命名实的。实确立了名才跟随，不是名确立了实才跟随。所以长的形体确立了命名为长，短的形体确立了命名为短，不是长短的名先确立而长短的形体才跟随。孔子所贵重的，是名实相符的名。贵重名是为了贵重实。名依附于实，就像物依附于时。物，春天吐花，夏天布叶；秋天凋零；冬天结果。这是无为而自然成就的。如果强行作为，就伤害它的本性了。名也是如此。所以虚伪求名者，

译都是想要伤害他的人。人们只知道追求名声是善行，却不知道伪装善行的人是不善的。这真是糊涂到了极点！追求名声有三种情况：想要得少却求得多，想要得迟却求得快，想要没有却求有。这三种情况如果不偏离正道而陷入幽暗晦涩，就无法获得（所求）。这本来就不是君子所能做到的。君子，能够成就自己的内心；内心成就则内在安定，内在安定则外物不能扰乱；外物不能扰乱，就能独自以道为乐；独自以道为乐，那么不被听闻就是被听闻，不显扬就是显扬。所以《礼记》说：“君子的道，虽然幽暗不明却日益彰显；小人的道，虽然鲜明耀眼却日益消亡。”君子的道，平淡却不令人厌倦，简约却富有文采，温和却有条理，知道从近处推知远处，知道风的来源，知道从细微处推知显著处，这样就可以进入道德的境界了。君子之所以让人无法企及，大概就在于那些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吧？像这样的人，难道会在乱世中辗转反侧，去感化那些平庸且未被称道的人吗？

译遣交第十二

百姓喜好交往游历，难道比不上圣王统治的时代吗？古代不交往游历，难道是为了自我求索吗？从前圣王治理百姓，用九种职业任用他们，用八种刑罚约束他们，用五种礼仪引导他们，用六种音乐训导他们，用三种事物教育他们，用六种仪容让他们习练，使百姓劳作而不至于困顿，安逸而不至于荒废。在这个时候，四海之内，人们增进道德、修习学业，勤于事务而没有闲暇，哪里敢放纵心意、舍弃力气，从事非正经的事务，从而损害美好的功业呢？从王公直到列士，没有不端正敬畏、互相勉励的，他们在各自的职位上恭敬谨慎，不敢自求安逸。所以《春秋外传》说：“天子穿着大采礼服朝拜太阳，与三公九卿共同认识大地的德行；中午考察政务，与百官处理政事；太师、太尹、旅、牧、相宣示并有序地处理民事。穿着少采礼服夕祭月亮，与太史、司载共同处理天刑；太阳落山后监督九御，洁净地供奉禘郊祭祀的谷物，然后才安歇。诸侯早晨修习天子的业命，白天考察本国的职事，晚上省察典章刑罚，夜里警戒百工，使他们不怠慢淫逸，然后才安歇。卿大夫早晨考察自己的职事，白天讲习各种政务，晚上整理自己的事业，夜里处理家事，然后才安歇。士人早晨接受学业，白天讲习贯通，晚上复习，夜里计算过错没有遗憾，然后才安歇。”在正岁，派遣有司在官府宣告说：“各自修好你们的职事，考察你们的法度，备办你们的事务，以听从王命。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就有大刑。”由此看来，不致力于交往游历，并不是政令厌恶它，而是人们心存于职业而没有闲暇。况且先王教育百姓，既不用交往游历来引导百姓，而乡里考察德行，也不用交往游历来举荐贤才，因此不禁止百姓，而百姓自然舍弃了它。等到周朝衰微，交往游历就兴起了。有人问：“您著书称赞君子有交往，是寻求贤人的交往。现在说交往不是古制，那么古代的君子没有贤人的交往吗？”回答说：“您不通晓大伦常真是奇怪啊！如果不出家门，坐在空房子里，即使是鬼怪也不会见到，何况贤人呢？”现在您不考察我所说的交往游历的实质，却质疑它的名称，名称有相同而实质不同的，名称有不同而实质相同的。所以君子在这种伦理上，致力于它的实质，而不讥讽它的名称。我说古代不交往游历，不是说面向屋角阴暗处居住；现在喜好交往游历，也不是说长期在路中淋雨。古代的君子，因为王事的听闻，就捧着礼物去见同僚以及国中的贤者；他们在宴饮娱乐时，谈论仁义而不涉及名利。未被任命的君子，也趁着农事的间隙，捧着礼物去见乡党中的同志。至于古代的贤者，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得不到贤人的交往呢？并不是有放弃王事、荒废职业、游历远方、旷废年岁的人。所以古代的交往是亲近的，现在的交往是疏远的。古代的交往是少量的，现在的交往是众多的。古代的交往是为了寻求贤人，现在的交往是为了名利罢了。古代建立国家有四种百姓：拿着契券修治版图，奉行圣王的法度，治理礼义的准则，称为士；竭尽全力以尽地利，称为农；审察曲直形势，整治五种材料以区别民用器具，称为百工；流通四方的珍奇物品以资助国家，称为商旅。各自世代从事自己的职业，不迁移自己的行业，从小习练，内心安于它，就像天性一样而功业不停息，所以他们居住时，各自跟随自己的族群，不让他们互相争夺，这是为了统一他们的耳目。不勤于四种职业的人，称为穷民，在圜土服役。凡是百姓出入行止、聚会饮食，都有节制，不得怠慢荒废以妨碍生计事务，从而触犯罪罚。既然如此，哪里有成群结队行走在方外而专门从事交往游历的人呢？因此五家为比，让他们互相担保，比有长；五比为闾，让他们互相忧虑，闾有胥；四闾为族，让他们互相安葬，族有师；五族为党，让他们互相救助，党有正；五党为州，让他们互相救济，州有长；五州为乡，让他们互相款待，乡有大夫。一定有聪明慈惠的人，让他们各自掌管本乡的政教禁令。正月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法度，退下来后颁布给州、党、族、闾、比的群吏，让他们各自教育所治理的百姓，以考察他们的德行，观察他们的道艺。按岁时登记大夫，考察他们的众寡。凡是百姓中有德行道艺的，比报告给闾，闾报告给族，族报告给党，党报告给州，州报告给乡，乡报告给百姓。有罪过奇邪的人，比报告，也像这样。有善行而不报告，称为蔽贤，蔽贤有惩罚；有恶行而不报告，称为党逆，党逆也有惩罚。所以百姓不能有遗漏的善行，也不能有隐藏的恶行。乡大夫三年进行一次大比，而举荐贤能的人，乡老及乡大夫群吏将贤能的文书献给王，王拜受，登记在天府，他们的爵位任命，各自随着才能的适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轻任重。所以书说：“百官互相学习，百工按时行事。”这是先王选拔官吏的方法。所以百姓没有不返归根本而自我求索谨慎的，德行而积累小知，福祚的到来不依赖于别人。所以没有交往游历的事，没有请托的开端，心境澄澈身体安静，恬然自得，都互相率领以正道，互相勉励以诚悫，奸邪的说法不兴起，邪僻自然平息了。世道衰微了。上面没有英明的天子，下面没有贤能的诸侯。君主不认识是非，臣子不辨别黑白。选拔士人不通过乡党，考察品行不基于门第资历。多帮助的人称为贤才，少帮助的人称为不肖。排序爵位听信没有证据的言论，分封俸禄

译采集四方国家的民谣。百姓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富贵可以跟随众人去追求，知道名誉可以通过虚浮的喧哗来获取。于是背离父兄，离开家乡，不修习道德技艺，不治理个人德行，讲求迎合时俗的言论，结成勾结朋党的团伙。急急忙忙，惶惶不安，没有一天得以安处。互相赞叹吹捧，互为表里。像梼杌那样凶恶的人却开出花朵，衣衫褴褛的布衣之士，用来欺骗君主，迷惑宰相，窃取选举权，盗取荣耀恩宠的人，数不胜数。已经获得名声的人被视为贤者，随后羡慕的人便并驾齐驱去追随他们。到处都是这样，谁能不这样呢？桓帝、灵帝时期，这种现象最为严重。从公卿大夫到州牧郡守，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以接待宾客为要务。车马挤满门口，穿儒服的人堵塞道路。饿了顾不上吃饭，累了也无法休息。络绎不绝，通宵达旦。下至小官和列城，佩戴墨绶的官员无不互相商量如何拉拢人才，自夸能礼贤下士。早起驾车，在驿站送迎来往，车马常常满员。吏卒传递消息，举着火把夜间行走，门房守卫不关闭门户。挽着手臂，扭着手腕，叩天发誓，推托恩情交好，不计较轻重。公文堆积在官府，囚犯积压在监狱，却无暇过问。仔细考察他们的行为，并不是想要忧国忧民，谋道讲德，只是经营私利，私下追求权势和利益罢了。有在朝廷任职，却自称是富贵人家门生的，比比皆是。做老师却没有东西可教，弟子也不接受学业。然而在处理事情上，甚至表现出大丈夫的外表，却模仿婢妾的姿态。有的携带财物行贿，以巩固关系，谋求志向寄托，图谋仕途晋升。然而只是指手画脚，高谈阔论。像这类人，说起来尚且令人羞愧，做起来的人却不知羞耻。唉！王道教化的败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况且交游外出，有的人死在他乡，有的人年老而不能回家。父母怀着孤独思念，妻子抱着东山之哀。亲戚隔绝，家庭分离。无罪无辜却亡命天涯，这效仿古人服役过时不返，还作诗讽刺怨恨，所以《四月》篇中说“先祖不是好人，为何忍心这样对待我”。更何况没有君主命令而自行其是的人呢？由此看来，在外交游久而不归的人，不是仁人的情怀。

译历数第十三

从前圣王制定历法时，观察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观测天体运转的机制，推究星辰交替中天的现象，体察日影长短的变化。于是制造仪器来校准它，树立圭表来测量它，设置漏壶来考证它，排列算筹来推算它。这样之后，帝王在上端正了元日，臣下在下端正了朔日，寒暑依序更替，四季没有差错。历法，是先王用来规定生死期限，并告知人们行事节律的，使天下百姓不失去他们的生计。从前少皞氏衰微时，九黎扰乱道德，民神混杂，无法分辨。颛顼继位后，就任命南正重主管天文以统属神灵，北正黎主管地理以统属百姓，让他们恢复旧日的常规，互不侵扰亵渎。后来三苗又恢复九黎的恶德，尧又养育重、黎的后代，不忘旧法的人，让他们重新掌管教化。所以《尚书》说：“于是任命羲和，恭敬顺承昊天，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于是阴阳调和，灾祸不作，吉祥的征兆按时而至，美好的生命繁衍生长，百姓安乐健康，鬼神降下福佑。舜、禹继承了这个传统，遵循而不失。等到夏朝德行衰微，羲和沉溺淫乱，废弃时节，扰乱日期。商汤、周武王革命，开始制定历法以明定时节，恭敬顺承天数。所以《周礼》中太史的职掌，是端正岁年以安排事务，颁布给官府及边远地区，颁布告朔给各诸侯国。于是对于二分二至和四立的日子，君主亲自登上观台以观察云气，并记录云物作为防备。所以周朝德行衰微后，各种制度败坏，历法也失去了纲纪。所以鲁文公元年闰三月，《春秋》对此加以讥讽。它的传文说：“这是不合礼的。先王校正时节，在年初履端，在年中举正，在年终归余。在年初履端，次序就不会差错；在年中举正，百姓就不会迷惑；在年终归余，事务就不会违背。”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出现冬虫，季孙向孔子询问。孔子说：“我听说，大火星复现之后，冬眠的昆虫才全部出来，现在大火星还在西行，这是掌管历法的人的过错。”意思是说大火星还没有伏藏，说明不是立冬的日子。从此之后，战国时期各国构兵，互相吞并，专门以争强攻取为务，因此历法废弃而没有修缮，逐渐变得乖谬。大汉兴起，海内刚刚平定，先王的礼法尚有很多缺失，所以沿袭秦朝的制度，以十月为岁首，历法使用颛顼历。孝武皇帝恢复王道，遵循旧章，招揽五经的儒生，征召精通术数的人士，让他们议定汉历。等到改用邓平所制定的历法，以元封元年为太初元年，然后二分二至和四立不失其节，弦望晦朔可以验证。成帝、哀帝年间，刘歆采用邓平的方法并加以扩充，写成《三统历》，与其他各家相比，最为完备详尽。到了孝章皇帝时，历法疏阔，不及天时，于是改用四分历的旧法，以庚辰年为元，到灵帝时，四分历仍然落后于天象半日。于是会稽都尉刘洪重新创制干象历，以追踪日月星辰的运行，考证天文，至今最为精密。恰逢皇帝驾崩，京城大乱，事情未能施行，可惜啊！上观前代教化，下至当今，帝王兴起作为，没有不奉承赞颂天时以经纶人事的。所以孔子制作《春秋》，记载人事而依据天时，以表明这两者相互依赖才能成就。所以君主不在二分二至和四立之日，就不记载其时月，大概是讽刺怠慢。历法，是圣人用来探测灵耀的深奥，而穷尽玄妙情理的。如果不是天下至精之人，谁能深思呢！现在粗略论述数家的旧法，缀辑成篇，希望为后来的通达者保存损益的法则罢了。

夭寿第十四

有人问：孔子称颂仁者长寿，而颜渊早夭，积累善行却像川流一样消逝。荀爽论述这件事，认为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比干、伍子胥身陷大祸，难道是圣人的话不可信而欺骗后人吗？所以司空说死而不朽，是指最高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他的身体虽然死了，但他的道义还存在，所以称为不朽。形体，是人的精魄；德义美名，是精魄的荣华。君子爱惜他的形体，所以用来成就他的德义。形体本来就是腐朽消亡之物，长寿与不长寿不过相差几十岁；德义建立与不建立，相差几千年，怎么能同日而语呢？颜渊的时代有百岁的人，现在难道还能知道他们的姓名吗？《诗经》说：“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人哪有万寿千岁的，都是指美好的德行啊？由此看来，仁者长寿，难道不可信吗？传文说：“有所喜好超过生命的，有所厌恶超过死亡的。”比干、伍子胥都是重义轻死的人。因为他们看轻生命，获得了他们所看重的道义，求仁得仁，可以说是福庆了。敲钟击磬，是为了发出声音；煮鬯烧熏，是为了发扬芬芳。贤者遭受困厄杀戮侮辱，这是敲打的用意；他们的死亡陷溺，这是烧煮的类比。北海孙翱认为死生有命，不是他人所能导致的。如果说积善有庆，行仁得寿，这是教化的意义，诱导人进入善道的道理。如果说积善不得回报，行仁者遭凶，那么愚昧迷惑的百姓将走向千种恶行（一作改变他们的本性），以违背天常。所以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道的极致。至于那些追求名声的人，残害自己的身体，冒犯危险杀戮，为了名声，曾参都不会做。伍子胥违抗君主而投奔敌国，以洗雪耻辱，为父报仇，违背人臣的礼节，助长叛乱弑君的原由

译（前文缺失），又不深刻洞察两位君主气量的差异，以至于身首异处仍不悔改，这乃是凶险中最大的，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王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事理，所以写了《辨夭寿》篇。王充听说古人称“对于智识，人们厌恶的是穿凿附会”，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君子在立论时，必定推究事理类别的适宜之处而遵循常理。所以说：“学说成立而不可离间，道义确立而不可扰乱。”如果没有那两种疑难，如果既违背本性而死，又不符合事实。圣人的言论广大深远，变化无穷，本来就不能用一种标准来整齐划一。现在我将随意列举一些条目，来阐明它们的错误。所谓长寿有三种：有王恩泽及的长寿，有声名远播的长寿，有践行仁德的长寿。《尚书》说：“五福，第一是长寿。”这是王恩泽及的长寿。《诗经》说：“他的德行没有差错，长寿高寿不会被遗忘。”这是声名远播的长寿。孔子说：“仁者长寿。”这是践行仁德的长寿。孔子说：“所谓仁者长寿，是因为仁者利于养育万物，万物也蒙受利益，所以必定长寿。”荀子以死而不朽为长寿，那么《尚书》为什么又说：“从前殷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百姓，恭敬戒惧不敢荒废安逸，所以中宗在位七十五年。”至于高宗，确实曾在民间劳作，亲近小人，当他即位时，有时居丧三年不说话，一旦说话就和谐，不敢荒废安逸，使殷国安定，以至于无论大小官员都没有怨恨，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至于祖甲，不义之事只限于做王以前身为小人，当他即位时，于是知道小人的依靠，能够保护恩惠百姓，不欺侮鳏寡孤独，所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从此之后，继位的君王生来就顺从享乐，从此之后，也没有人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安逸不知稼穑的艰难，不知小人的劳苦，只有三四年，周公难道不知道夭折和长寿的含义吗？所以说，以声名远播为长寿的，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声名，因此通达事理的人必定要参酌多种情况。孙氏专门以王道教化的意义，厌恶愚昧迷惑的百姓将违背天常。孔子为什么又说：“有杀身以成全仁德，没有苟且求生而损害仁德。”又说：“自古都有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想要让百姓知道舍弃食物而必定死亡。”从前仲尼难道想让百姓不仁不信吗？圣人的教化，是为了明理公允的君子，难道仅仅是为了愚昧迷惑的百姓吗？愚昧迷惑的百姓，用斧钺的杀戮威慑，用刀墨的刑罚惩戒，将他们迁徙到其他城邑流放到边远之地，尚且可能不悔改，何况用言语教化呢？所以说：“只有上智和下愚是不可改变的。”既然如此，那么荀子和孙卿的义理，都失去了实情，也可以知道了。从前帝喾以前尚且久远，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他们的事迹可以略去不谈吗？听说从尧到武王，从后稷到周公召公，都是仁人。君臣的数量不算少了，考察他们的年寿不算夭折了，这不是仁者长寿的验证吗？又有七十弟子，难道是残酷的人吗？只是他们的仁德有优劣罢了。其中夭折的只有颜回一个，颜回如果多疑，其余没有不同，用一钩重的金子去权衡一车重的羽毛，说金子比羽毛轻。天道迂阔晦暗难以明了，圣人取大略作为成法，又怎么能委曲周全而不失毫芒没有差错呢？况且守信没有超过四季的，但春天有时不花开，夏天有时降霜，秋天有时下雪，冬天有时不结冰，难道还要以此为难吗？所谓祸患，是自己想要避开反而触碰到它。比干、伍子胥，已经知道必然如此却乐于去做，上天有什么罪过呢？上天虽然想要福佑仁人，也不能用手臂拉着人而使他免于死亡，这不是所谓没有庆贺的意思。荀子以此设难，而用槌击烧熏来解释，对于事理没有益处。孙氏讥讽比干、伍子胥，也不符合事理。殷朝有三位仁人，比干占一位，何必动手然后才算有德？伍子胥虽然有仇视君主的过错，但仍有观察内心可知其仁，身首异处仍不悔改，固然是臣子的节操。况且贤人的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有的见危授命，有的望善远举，有的披发狂歌，有的三次被罢免而不离去，有的辞谢聘请而隐居山林，有的忍辱俯就。难道可以要求他们都像圣人一样吗？唉！通达节操的士人，确实关乎此事，希望他们仔细审察啊。

译务本第十五

君主最大的祸患，没有比专注于小事而忽略大道，明察近处的事物而对长远的大计昏昧不明的更严重的了。所以从古至今，没有像这样而不导致混乱的，没有像这样而不导致灭亡的。所谓专注于小事而明察近处事物的，是指耳朵听的是丝竹歌谣的和谐之声，眼睛看的是雕琢采色的华丽纹章，口舌擅长的是辩慧切对的言辞，心思通晓的是短言小说的文章，双手习练的是射御书数的技巧，身体追求的是俯仰折旋的仪容。凡此种种，观察它们足以穷尽人的心思，学习它们足以打动人的意志，而且这些都是先王教化中次要的部分。如果没有小才小智，也是做不到的。因此，能做到这些的人，没有不自我陶醉于其中的，而不从他人那里获取认可，因为别人都做不到啊。那些居于南面尊位、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他们的权势本来就足以胜过别人。如果再加上胜过别人的才能，怀着自以为是的心态，谁敢触犯他们呢？即使是普通人这样做，尚且没有人敢规劝，何况是君主呢？所以罪恶堆积如山而自己却看不见，诽谤之声如雷而自己却听不到，这难道不是非常严重吗？小事的味道甘甜，而大道的味道醇厚清淡；近处的事物容易验证，而长远的大计难以效法。如果不是大明的君子，就不能同时通晓这两者。所以人们都迷惑于甘甜的味道，而不能达到清淡的境界；眩惑于容易的事物，而不能回归到困难的地方。因此，治世的君主少，而乱世的君主多。所以君主所应致力于的，难道不在大道和长远的大计吗？大道和长远的大计，施行仁爱足以覆盖养育众生，施予恩惠足以抚养百姓，明智足以照见四方，智慧足以统理万物，权变足以应对无穷无尽的变化，道义足以丰富生财之用，威严足以禁止遏制奸邪，武力足以平定祸乱。在听取意见时详尽，在任用官员时审慎，通晓兴废的根源，明白安危的分界。这样君道就完备了。君主并非没有治理作为，而是失去了先后的次序。道有根本和枝末，事有轻重。圣人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没有别的，大概就是这样罢了。鲁桓公容貌美丽，而且多才多艺，然而没有君主的才能和大智慧，不能用礼法来防范纠正他的母亲，致使她与齐侯淫乱不止，在道路上奔波。所以《诗经》讽刺他说：“倚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到鲁昭公，也擅长仪容的习练，以至于频繁朝见晋国，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礼仪没有违背的。然而他不体恤国家政事，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不能收回。子家羁贤能而不能任用，违反大国的明令禁令，欺凌虐待小国，贪图别人的危难而不知道自己的私利，公室四分五裂，百姓依附其他势力，心思不在公室，不考虑最终的结果，最终有了出逃的祸患。《春秋》记载并断绝他说：“公孙于齐，次于阳州。”所以《春秋》外传说：“国君，以宠幸为美，以安民为乐，以德行为聪，以达远为明。”又《诗经》陈述文王的德行说：“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约道义称为度，德政应和称为貊，照鉴四方称为明，施勤无私称为类，教诲不倦称为长，赏庆刑威称为君，慈和遍服称为顺，择善而从称为比，经纬天地称为文。这样就是九德的美好，哪里崇尚技艺呢？现在如果让君主视力像离娄一样好，听力像师旷一样敏锐，驾车像王良一样熟练，射箭像夷羿一样精准，书写像史籀一样工整，计算像隶首一样精通，奔跑能追上四匹马拉的车，力气能折断门闩。有这六种才能，可以说擅长于官吏的职务了，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没有这六种才能，可以说缺乏于官吏的职务了，对扰乱国家有什么增加呢？必定会废弃仁义，妨碍道德。为什么呢？小器不能兼容治乱，既然不取决于此，而中等才能的人却喜好它。从前路丰舒，晋国知道他会灭亡，都是依仗他的三种才能，依赖他的五位贤臣，却因为不仁的缘故。所以君主多技艺，喜好小智而不通晓大伦理的，正好足以拒绝进谏者的言论，而钳制忠直之人的口。只足以追随亡国的踪迹，而背离安家的轨道。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审大臣第十六

帝王在天亮时就视察朝廷，面南而坐听取天下政事，将要和谁一起去做呢？难道不是群公卿士吗？所以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大臣是君主的股肱耳目，是用来视听的，是用来行事的。先王知道他们是这样，所以广泛寻求聪明赓哲的君子，安置在高位，执掌国家的政令。执政则事情得以举荐，事情得以举荐则百官各司其职，百官各司其职则万事没有不达到治理的，万事达到治理则九州之民没有不得到安顿的。所以《尚书》说：“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所以大臣是治理万邦的重器，不可以用众人的赞誉来衡量，是君主所应当亲自考察的。众人的赞誉，只能听到这个人罢了。所以尧听到舜的名声，是靠众人的赞誉；等到任用他时，则是靠心中所见的。又有不靠众人赞誉而获得大贤的，那是文王吧？在渭水边打猎，路上遇到姜太公，满头白发，正拿着竿子钓鱼。文王召见他并与他交谈，发现他是帝王的辅佐，于是载他回去，任命为太师。姜太公在这个时候，贫穷且卑微，年纪又老了，没有显贵的举荐。

译如果言论确实符合贤明君主的心意，其方法确实契合达到太平之道的途径，那么周文王的识见，就像拨开云雾见到太阳那样清晰，像驱散迷雾观察天空那样明朗。这难道是借助于众人的意见吗？不仅圣人如此，霸者也有这样的识见。从前齐桓公清晨从戚地出发，当时还是旅人，住宿在大车之下，敲着牛角唱歌，歌声悲壮激越，歌词中流露出对世道的疾苦。桓公知道他不是普通人，召来与他交谈，原来是一位能建功立业的士人。于是提拔并重用他，让他掌管国家政事。凡是明君用人，没有不醒悟于自己内心而仅仅因为众人的赞誉而任用的。用人如果依赖众人的赞誉，这是不想治理好国家，只是想博取名声罢了。然而，如果君主自己不能明辨是非，而以众人的赞誉作为检验标准，这就是所谓的效法众人的赞誉，而不是效法得到贤能之人。如果以众人的赞誉作为贤能的标准，那么伯鲧就不会遭受羽山的灾祸，唐尧虞舜也不会耗费九年的时间了。圣人知道众人的赞誉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所以他们用人时，有时依靠众人意见，有时独自决断，不凭单一的标准来定夺。况且，举荐贤才的并不是四岳，时代也不是唐尧虞舜之时，大道已经衰微，邪说盛行，臣子已经欺诈，百姓已经迷惑。如果没有独到的明察，专门依赖众人的赞誉，不通过自己的考察，不通过事实的检验，又从哪里能获得大贤呢？况且大贤身处陋巷，本来就不是流俗之人所能认识的。为什么呢？大贤的品行，庄重而不轻浮，看似无能，不与时人争是非，不与世俗辩论；是非曲直不夸耀名声，不推辞诽谤，不追求赞誉。他的滋味极其平淡，他的外观极其拙朴。像这样，那么他与人有什么不同呢？他与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内心统摄各种道理而不谬误，智慧周遍万物而不过分，变故突然降临而不迷惑，真伪混杂聚集而不迷失。所以他得志时，国家治理和谐，社稷安定坚固，亿万百姓承受他的福庆，万物依赖他的恩泽。八方极远之地，都统一起来，这确实不是流俗之人所能预知的。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获得显赫的声誉呢？那些显赫的声誉，都是迎合流俗的眼光，而曲折地顺从流俗的听闻。君子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从前管仲曾经三次作战都败退，人们都说他没有勇气；和他分财，他拿得多，人们都说他不廉洁；不在公子纠遇难时殉死，人们都说他背弃道义。当时如果没有鲍叔牙的举荐，霸主的倾听，他的功业就不会立于世间，盛名就不会流传后世，那么他就永远是卑贱的凡夫俗子了。鲁国人看到孔子喜好谦让而不争，也说他没有能力。为他编了歌谣说：“素色皮囊羔羊皮，求之没有过错；黑色皮囊素色皮，求之没有罪责。”凭着圣人的德行，光明显著，高宏大度，容易了解，尚且如此，何况贤者呢？由此看来，当时俗所不赞誉的，未必不是好人；他们所赞誉的，未必是好人。所以《诗经》说：“山上有扶苏，洼地有荷花。不见子都，却见狂且。”意思是所谓美好的并非美好，丑恶的并非丑恶，这也是由乱世导致的。治世就不是这样了。末世的君主，生于乱世，寻求大臣，安置宰相，却相信流俗的说法，所以不免遭受《国风》的讥讽。却想和他们一起兴起天地之和，达到时世雍容，遏制祸乱，消除妖邪，没有别的策略，就像穿着木屐登上太行的险峻，也一定会跌倒。所以《尚书》说：“肱股堕落啊，万事毁坏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君子不被时俗所称颂，“说他有孝悌忠信的称颂，那是有的；说他有治国致平的称颂，那是没有的。”他的称颂，不能超过那些熟习训诂的儒生。治国致平的方法，不能同时得到两个人，就不能相通。这样的人又很少，少数不能压倒多数，将让谁来辨别呢？所以君子不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不如流俗之士，声名显赫。不仅如此，还被流俗之士所裁制。高下之分，贵贱之价，全由他们之口决定，因此直到老死，不免于平民百姓。从前荀卿生于战国之际，而有睿智的才能，祖述尧舜，效法文武，宗师孔子，阐明拨乱反正之道，然而列国的君主认为他迂阔，不通时变，最终没有人肯任用他。至于游说之士，认为他的邪术，一作讲他的邪僻，率领他的门徒，名声震动诸侯。所到的国家，无不竭尽礼仪在郊外迎接，拿着扫帚在前面开路，接受赏赐爵位成为上客，不可胜数。所以名实不相符合，其由来，尚一作久矣。哪个时代没有呢？天下有道，然后这类事物才会废弃。

译慎所从第十七

人们常常说：“英明的君主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所以国家安定太平；昏庸的君主违背他人而独断专行，所以国家混乱危险。”这只是一面之词，并非大道的至理。大凡安危的局势、治乱的界限，在于知道该听从什么，而不在于一定要听从别人。君主没有不听从别人的，然而有的却危险而不安定，这是因为听从错了对象；没有不违背别人的，然而有的却安定而不混乱，这是因为违背对了对象。至于英明君主所亲近任用的，都是正直善良、聪慧明智的人，他们所说的话，都符合道德义理、忠诚守信，所以听从他们就会安定，不听从就会危险。昏庸君主所亲近任用的，都是奸邪愚昧的人，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奸诈邪恶、阿谀奉承，听从他们怎么能治理好国家？不听从他们怎么会导致混乱呢？从前齐桓公听从管仲而安定，秦二世听从赵高而危险；帝舜违背四凶而治理好国家，殷纣王违背三位仁人而国家混乱。所以，不知道应该听从什么却喜欢听从别人，不知道应该违背什么却喜欢违背别人，他们的失败是一样的。孔子说：“知道不可行的，就知道可行了。”有的言论看似正确实则错误，有的事情看似美好实则败坏，有的看似顺从实则违背正道，这三种情况，不是极其英明的君主是不能明察的。燕昭王派乐毅攻打齐国，夺取七十多座城池，只有莒和即墨没有攻下。昭王去世，惠王在做太子时，与乐毅不和。即墨的守将田单在燕国散布反间计，让人公开宣称：“燕王已经死了，没有攻下的城池只有三座了。乐毅与新王有嫌隙，害怕被杀而不敢回国，表面上以攻打齐国为名，实际上是趁着齐国人还没有归附，所以暂且拖延攻打即墨以等待时机。齐国人害怕的，只是担心其他将领来代替乐毅，那样即墨就完了。”惠王认为这话对，派骑劫去攻打，结果被田单大败。这就是看似正确实则错误的情况。燕国相国子之得到燕王的宠信，想要独揽国政，有人对燕王哙说：“人们说尧是贤人，因为他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尧有了让天下的美名而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天下。现在大王把国家让给相国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尧和大王就行为相同了。”燕哙听从了他，国家大乱。这就是看似美好实则败坏事情的情况。齐景公想废掉太子阳生而立庶子荼，对大夫陈乞说：“我想立荼，怎么样？”陈乞说：“做国君的乐趣，就是想立谁就立谁，不想立谁就不立谁。您想立他，那我就去立他。”于是立了荼。这就是看似顺从实则违背正道的情况。况且言论在当时施加影响，事情的效验在后日才能显现，后日来得迟缓而当时需要迅速决断。所以如今巧言的人常常获胜，拙直的人常常失败，这是形势使然。这是中等君主的听政方式。至于昏庸君主则不考察言辞的巧拙，两种策略并陈时听从符合自己欲望的；英明君主也不考察言辞的巧拙，两种策略并陈时听从能给自己带来福分的。所以汉高祖、光武帝能够采纳群策的长处，舍弃群策的短处，从而得到天下而建立皇帝的称号。吴王夫差、楚怀王、楚襄王舍弃伍子胥、屈原的良谋，采纳宰嚭、上官大夫的谀言，从而失去江汉之地而丧失宗庙社稷。这两位皇帝和三位君王，也有听从别人的时候，也有违背别人的时候，然而成败迥异，兴废不同，关键在于能否看清策略。不知道听从别人很容易，而看清策略很难，考察其验证，这是非常明显的。有人问：人们没有不好生而恶死，好乐而恶忧的，然而观察他们的行为，有的舍弃生存而走向死亡，有的舍弃快乐而走向忧愁，难道他们的喜好厌恶与别人不同吗？回答说：不是喜好厌恶与别人不同，而是他们追求生存和快乐的方法错了。就像迷路的人想往南走却反而向北走一样。现在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从前项羽失败后，被汉兵追击，于是对他的骑兵说：“我起兵到现在八年，亲身经历了七十多场战斗，所攻打的地方都屈服，于是称霸天下，现在被困在这里，这是上天要灭亡我，不是作战的过错。”这都是关乎存亡的原因，想往南走却反而向北走的情况。征战，是帝王最次要的事情，不是用来夺取天下的方法。帝王夺取天下，有根本，就是仁爱和智慧。仁爱则万国归附，智慧则英雄归顺。驾驭万国，统领英雄，以此面对天下，谁敢与他争锋？至于攻城必克，野战必胜，那是将帅的事情。项羽以小人的器量，不明帝王的教化，认为夺取天下全靠征战，夸耀勇力，欺诈暴虐没有亲情，贪婪吝啬独占利益，有功不赏。有一个范增，既不能任用，又对他猜疑，以至于范增愤恨伤心，毒疮发作而死。豪杰背叛，谋士离去，以至于困窘，自身成为俘虏，然而还不知道失败的原因，反而瞪着眼睛突围，斩将夺旗，以证明不是作战的过错，这是多么荒谬啊！汉高祖列举他的十大罪状，大概只是大略而已。至于细微的过失，世间所不知道的，哪里能数得清呢？况且乱君在灭亡之前，人们不敢劝谏；等到灭亡时，人们也无法彻底追究，所以直到死也不醒悟，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亡国第十八

大凡亡国的君主，他的朝廷未曾没有能致治的大臣，他的府库未曾没有先王的典籍。然而不能免于灭亡，为什么呢？是因为贤才不被任用，法度不被施行。如果只有法度而不施行其事，封爵贤才而不采用其道，那么法度就不同于路上的空谈，贤才就不同于木制的牌位。从前夏桀逃到南巢，商纣死在京城，周厉王流放到彘，周幽王灭亡在骊山。在这个时候，三代圣王的典章还在，良谋的大臣还在。下及春秋时期，楚国还有伍举、左史

译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张在楚国，但楚灵王却丧失了军队；卫国有太叔，但卫献公却出逃；晋国有赵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但晋灵公却被杀；鲁国有子家羁、叔孙婼，但昭仪、公子鱄、蘧伯玉、史公却死在野外；齐国有晏平仲、南史氏，但齐庄公却未能免祸；虞国和虢国有宫之奇、舟之侨，但两国君主却断绝了祭祀。由此看来，如果不任用贤才，即使拥有贤才也没有益处。然而这几个国家，拥有的都是先君留下的旧臣、世代享受俸禄的士人，并非从远方寻求得来的，却还有从远方寻求贤才而不任用的情况。

从前齐桓公设立稷下学宫，设置大夫的爵位，招揽贤人并尊崇宠信他们，连孟轲之类的人都游历于齐国。楚国的春申君也喜好宾客，恭敬对待豪杰，四方人才汇聚，食客挤满了馆舍，并且聘请荀卿，让他居住在兰陵。然而齐国并没有因此更加强大，这是因为黄歇（春申君）遇到危难时没有任用贤才的缘故。从远方寻求贤才却不任用，为什么呢？贤才作为人才，不像美艳的姬妾那样可以用眼睛观赏，不像端正的冠冕和衣裳那样可以穿在身上，不像美味的菜肴和众多的佳肴那样可以充实口腹。如果要用他们的言论和策略，策略不被采用，即使贤才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想要凑齐百官的名额而不考察道德的实质，那不如铸造金人排列在朝廷上，况且还没有耗费俸禄。然而他们也知道有马必须骑乘才能到达远方，有医生必须施行医术才能治愈疾病，至于有贤才却不知道必须任用才能兴盛治理，为什么呢？贤才难以了解吗？为什么从远方寻求贤才容易，了解贤才却难？为什么不能任用贤才呢？难道是因为贤才少不足以任用，想要先增加他们的数量吗？这又是极大的糊涂。

贤才被世人称颂，不是靠力量。力量必须众多，而智慧不依赖人多。所以商汤拥有七万军队而辅佐他的有六卿，所以舜有五位臣子而天下大治，周朝有十位乱臣而四海归服，这不是任用贤才虽少却有效的验证吗？况且六国的君主虽然不任用贤才，等到他们招致贤才时，还修习礼制、竭尽诚意，不敢侮辱轻慢。至于王莽，既然不能任用贤才，等到招致贤才时，尚且不能好好说话。王莽为人，内心实际奸邪，外表却羡慕古代的道义，也聘请寻求名儒，征召命令术士，政令烦苛、教化残虐，无法招致贤才，于是用严酷的刑罚胁迫他们，用沉重的杀戮威慑他们，贤才感到恐惧，没有人敢不来，只是虚张声势设立空名来夸耀天下，王莽最终也因此灭亡。况且王莽授予爵位，实际上是囚禁他们。囚禁人，不一定是指给他们戴上枷锁关进监狱，而是指拘束他们、使他们忧愁。让在朝的人，想进言就不能陈述谋略，想退隐就不能安身，这就是把丝带当作绳索，把印信当作铁钳。小人虽然喜欢这样，君子则认为这是侮辱。所以英明的君主得到贤才，是得到他们的心，不是说得到他们的身体。如果只得到他们的身体而不考虑他们的心，这就和笼中的鸟、槛中的兽没有区别了。那么贤才对于我们，也就如同仇敌一样，怎么会为我们所用呢？即使说给予万钟的俸禄，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如果得到他们的心，万里之遥也像近处一样；如果失去他们的心，同床共枕也像远方一样。现在不修养用来获得贤才之心的方法，却致力于用来拘束贤才之身的做法，以至于国家颠覆，宗庙断绝，难道不可悲吗？

荀子说：君主的祸患，不在于嘴上说不任用贤才，而在于实际上不任用贤才。嘴上说任用贤才，只是口说；了解贤才，在于行动。口说和行动相反，却想要贤才进用、不贤的人退避，不是很难吗？照引蝉的人，致力于使火光明亮，摇动树木罢了。火光不亮，即使摇动树木，也没有益处。君主能够彰明他的德行，那么天下就会归附他，就像蝉归附火光一样。说得好啊！从前伊尹在田野之中，以尧舜之道为乐，听说成汤兴起，就从夏国来到商国；太公避纣王的暴恶，居住在东海之滨，听说文王兴起，也从商国来到周国。其次则有戚施来到齐国，百里奚进入秦国，范蠡来到越国，乐毅游历燕国。所以君主如果修养他的道义，昭示他的美德，谨慎他的威仪，审慎他的教令，刑罚没有偏颇，狱讼没有放纵残害，仁爱普遍深厚，恩惠流布传播，百官乐于职守，万民各得其所，那么贤才仰视他如同天地，爱戴他如同亲戚，喜欢他如同埙箎之乐，欣赏他如同兰草芳香。所以他们归附我，就像决开堵塞疏导停滞，水流注入大壑，有什么不到的呢？如果粗俗秽乱暴虐，美德不能彰显，谗言邪佞的人在身边，阿谀奉承的人充满朝廷，杀戮无罪的人，刑罚滥施伤害，宫室高大奢侈，妻妾没有节制，撞钟舞女，淫乐日益放纵，赋税繁多，财力枯竭，百姓受冻挨饿，死尸遍布野外，自鸣得意，进谏的人被诛杀，内外震惊骇怕，远近怨恨悲伤，那么贤才看我的容貌，就像看魍魉；看我的台殿，就像看狴犴；看我的采服，就像看丧服；听我的弦歌，就像听号哭；喝我的酒醴，就像喝泔水；吃我的肴馔，就像吃粪土。做事举措，没有一件是好的。他们厌恶我，就是这样。他们肯来吗？现在不致力于彰明道义，而只是设立俸禄，可以收买小人，难以得到君子。君子，行为不苟且迎合，立身不改变原则；不因为天下而歪曲道义，不因为贪生而损害仁德。怎么可以用俸禄来引诱呢？即使强行抓捕他们，迫不得已，也会闭口假装愚笨，只求免于祸患都来不及。国家的安危，将依靠什么呢？所以《诗经》说：“威仪完全迷乱，善人如同尸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赏罚第十九

为政的大纲有两条，是哪两条呢？就是赏和罚。君主明白了赏罚的道理，那么治理国家就不难了。所谓赏罚，不在于一定要重，而在于一定要执行。一定执行，那么即使不重，百姓也会服从；如果不执行，那么即使很重，百姓也会懈怠。所以先王致力于赏罚一定要执行。《尚书》说：“你们不要不信任我，我也不会食言；你们如果不听从誓言，我就连累你们的妻儿并加以杀戮，没有任何赦免。”上天生育了众民，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损伤肌肤、残害身体，是共同厌恶的；穿戴华美、装饰文采，是共同喜爱的。这两种心理常存，如果百姓还不被治理，那是君主自身有原因。应当赏赐的不赏赐，应当惩罚的不惩罚。应当赏赐的不赏赐，那么做好事的人就失去了原本的期望，从而怀疑自己的行为；应当惩罚的不惩罚，那么做坏事的人就轻视国家的法律，从而坚持自己的恶行。如果像这样，那么即使每天在市集上动用斧钺杀人，百姓也不会去恶；每天在朝廷上赐予爵位俸禄，百姓也不会向善。因此圣人不敢因为亲戚的恩情而废除刑罚，不敢因为仇人的愤恨而废除奖赏。这是什么缘故呢？是为了有所补救。所以《司马法》说：“赏罚不超过时限，是想让百姓迅速看到善恶的报应。”超过时限尚且不可以，何况废除赏罚呢？赏罚不可以稀疏，也不可以频繁。频繁那么波及的人就多，稀疏那么遗漏的人就多。赏罚不可以重，也不可以轻。赏赐轻那么百姓不被鼓励，惩罚轻那么百姓没有畏惧；赏赐重那么百姓心存侥幸，惩罚重那么百姓无法生活（一作不聊生）。所以先王明白各种事务要以德为思，用公平来调节，而不失其节度。所以《尚书》说：“没有不中道的，在细微差别中考察言辞。”赏罚对于万民，就像缰绳和鞭子对于四匹马拉的车一样。缰绳和鞭子不协调，不仅仅是快慢的区别，甚至会导致翻车折断车辕；赏罚不明确，也不仅仅是治乱的区别，甚至会导致国家灭亡、自身丧命，能不慎重吗？能不慎重吗？所以《诗经》说：“驾驭缰绳如同编织丝带，两边的马如同舞蹈。”说的是善于驾驭可以用来治理国家。

民数第二十

政治太平在于各种功业兴盛，各种功业兴盛在于劳役分配均匀，劳役分配均匀在于人口统计周全，人口统计周全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先王周全地知道万民多少的数量，于是划分九种职业。九种职业划分之后，那么勤劳的人就可以看见，懒惰的人就可以听见。然而劳役不均匀的情况是没有的，劳役既然均匀，所以百姓尽他们的力气，人人竭尽他们的力量。然而各种功业不兴盛的情况是没有的，各种功业既然兴盛，所以国家殷实富裕，大小不缺乏，百姓安宁和睦，下面没有怨恨愧疚。然而政治不太平的情况是没有的。所以说：“水有源头，治理有根本，道就在于审察根本罢了。”《周礼》记载，孟冬时节，司寇向君王呈报人口数量，君王拜受，登记在天府，内史、司会、冢宰作为副本，重视它到了这样的程度。现在为政的人，不知道体恤百姓了，好比没有田地却想要种植庄稼，即使有优秀的农夫，哪里施展他们的力量呢？所以先王制定六卿六遂的法令，用来维系特别的人口并为他们设立纲目。让邻居互相担保互相爱护，刑罚奖赏互相牵连互相波及，所以出入存亡、好坏顺逆都可以知道了。这样奸邪无处藏身，罪人就被抓获。等到乱君为政的时候，户口从国家户籍中遗漏，家庭脱离连坐组织，逃避劳役的有，逃亡的有，被抛弃的有，吃闲饭的有。于是奸邪之心竞相产生，虚伪的开端一起发作。小的就盗窃，大的就攻抢劫掠，严刑峻法也不能挽救。所以人口数量，是各种事务的出处，没有不取正于它的。用来划分田地住宅，用来命令贡赋，用来制造器物，用来制定俸禄饮食，用来兴起田役，用来组建军队，国家凭借它建立典章，家庭凭借它确立法度。五礼得以修明，九刑得以施行，大概就在于审察人口数量吧？

中论卷之下

后记

绍兴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借朱丞本在博古堂校勘。石邦哲识。

《中论》二卷，汉司空军谋祭酒椽属五官将文学北海徐干伟长撰写。有序而无名。姓干，是邺下七子之一。建安年间，厌恶辞人华丽的文章，不能宣扬道教，所以著《中论》。辞义典雅，当世赞美它。按照《唐志》记载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阴石邦哲手校题识。邦哲字熙明，世代藏书。至治二年，从钱塘仇远氏得到。第二年夏五月己酉，平原陆友友仁父记。

《中论》之后，《中论》的辞气论议，与桓氏没有太大差别，但我喜爱它如同喜爱《盐铁论》一样。大概《盐铁论》是西汉的文章，《中论》是东汉的文章。二书虽然幸存于世，然而传抄记录艰难，人们不容易见到。注岁同年，涂君在江阴刻印《盐铁论》，让我作识语。最近黄华卿氏刻印《中论》完工，也让我说一句话。我说好古之士，世上不曾没有，只是遗憾不能全部窥见古人的制作而效法他们。而书肆所卖的，大多是射利的时文，求得像这样的一本书，大概不可得。而现在有了，岂不是学者的幸运吗？我旧学荒落，得以见到古书的刊行，为之欣喜跳跃，而且得以署名于末尾，其幸运又怎样呢？华卿名纹，现在是吴县学生。观察这件事，可以知道这个人了。

弘治壬戌，六月之望，前进士姑苏都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