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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先正读书诀 清 周永年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传》说：浚恒之所以凶险，是因为一开始就追求过深。（《周易》）王秋山说：“初六本质柔顺而意志刚强。本质柔顺所以缺乏远见；意志刚强所以欲速不达。如果不是急躁暴烈而不能持久，就一定是苟且敷衍而不可持久。”（《易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传》说：不恒其德，是无处容身。（《周易》）郭白云说：“超过中道就不能持久，不能持久就会日益陷入小人的境地。”项平甫说：“无处容身，是指行动和静止都不合适。”观察卦辞可知：行为没有常度，自己就不安；做事没有常法，外物就不顺从。（《易解》）

上六：振恒，凶。《象传》说：振恒处于上位，是大无功效。（《周易》）吕东莱说：“建立天下的大功，必须长久坚固，然后才能成功。如果振动躁扰，暂时兴起又轻易停止，怎么能成功呢？”（《易解》）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周易》）何元子说：“艮其背，是主静的功夫，是求学者的事。人的精神，全在于面部，不在于背部，所以圣人教导人们艮其背，这是求止的方法。使面部所朝向的，就像背部一样，那么应用交错，纷扰万端，未尝不寂静了。然而起初不能做到，必须从艮背入手。”（《易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象传》说：艮其限，是危险薰心。（《周易》）何元子说：“震性好动，想要限制它使它不动，然而好动的本性，终究在妄想坐驰，郁结内热，薰灼其心。”（《易解》）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传》说：艮其身，是止于自身。（《周易》）徐进斋说：“六四当心位，不说心，是因为心不可见。身是心的区域，身止则知道心得其所了。”（《易解》）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易》）董氏说：“两山并立，不相往来，这是止的意象。”（《易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止，是应当停止的地方，也就是至善所在，知道了它，意志就有定向。静，是说心不妄动。安，是说所处而安。虑，是说处事精详。得，是说得到其所。（《朱子章句》）

致知在格物。（《大学》）程子说：“格物不是想要穷尽天下的事物，只要在一件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朱子语类》说：“格物致知，必须大进一步，才开始有益。如果能在大处攻得破，看到那些零星的，只是这一个道理，才是快活。痛切理会一番，像血战相似，然后涵养将去。小立课程，大作功夫。必须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此心入在里面，与他猛滚一番，才是透彻。十件事格得九件事通透，一件事未通透不妨；一件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是不可著个‘且’字，其病甚多。这一件事理会未透，又理会第二件，第二件又理会未得，又理会第三件，这样终身，不得长进。想要培养其知，只有寡欲而已。寡欲则无纷扰之杂而知益明；无变迁之患而得益固。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李延平先生说：“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言语文字之所及也。”

欲速则不达。（《论语》）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敝车马伤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达”。（《存疑》）

其进锐者，其退速。（《孟子》）“进锐退速”，其病正在意气方盛之时，已有易衰之势，不待意气已衰之后，始见其失也。（朱子）“进锐”如何反“退速”？盖“进锐”不是真心求进，只是个浮气，这个浮气最不可耐久。（《翼注》）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将告之。（《管子》）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则亦及之，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所寄托者，用心躁也。

译所以没有暗中默默立志的人，就没有显赫的明智；没有专心致志做事的人，就没有显赫的功绩。走岔路的人不能到达目的地，侍奉两个君主的人不被容纳。眼睛不同时看两样东西才能看得清楚，耳朵不同时听两样声音才能听得明白。蛇没有脚却能飞腾，梧鼠有五种技能却陷入困境。《诗经》说：“斑鸠停在桑树上，它的雏鸟有七只；贤良的君子，他的仪态专一；他的仪态专一，内心就像打结一样坚定。”所以君子要专一于一个目标。小人学习，知识从耳朵进入，从嘴巴说出；嘴巴和耳朵之间只有四寸罢了，这怎么足以美化七尺高的身躯呢？君子知道不全面、不纯粹不足以称为美好，所以通过诵读来贯通它，通过思考来通达它，通过实践来安顿它，排除有害的东西来保持和修养它。让眼睛除了这个不想看别的，让耳朵除了这个不想听别的，让嘴巴除了这个不想说别的，让心除了这个不想想别的。

译是要去穷尽那无穷、追逐那无极吗？那样只会折断骨头、拉断筋脉，终身也无法企及；如果有一个确定的终点，那么即使千里之遥，也不过是有的慢、有的快、有的先、有的后，为什么还说无法企及呢？半步半步不停歇，跛脚的鳖也能走千里；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匹骏马也达不到目标。人的才能和性情相差悬殊，难道比得上跛鳖和六匹骏马的差距吗？然而跛鳖能达到，六匹骏马却达不到，没有其他缘故，只是有的去做，有的不去做罢了！道路虽然近，不走就到达不了；事情虽然小，不做就完成不了。那些为人处世有很多空闲日子的人，他的出入（成就）也就不会远大了。

如今下棋这种技艺，是小技艺，不专心致志，就学不会。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让弈秋教导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教导；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心里却想着有天鹅将要飞来，想拉弓搭箭去射它，虽然与前者一同学习，却不如前者。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前者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

流水这种东西，不把洼地填满就不向前流。

先生口中不停地吟诵六艺的文献，手中不停地翻阅百家的著作；记录史事的著作，一定提炼其要点；阐述义理的著作，一定探究其深奥；贪求广博务求有所收获，无论细微还是宏大都不舍弃；……沉浸其中，含英咀华；创作文章；他的藏书充满家中。向上取法于虞舜夏禹，浑厚无边际；《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严谨，《左氏》浮夸，《易经》奇特而有法度，《诗经》端正而华美；向下直到《庄子》《楚辞》，太史公所记录的，扬雄、司马相如，同工异曲。

我在进士中算是粗略懂得读经书的人，一来参加科举，事务随日子一天天增多，虽然想加功学习，最终却没有空闲。交往的朋友，彼此熟悉相同，不教也不学，闷闷然看不到自己的缺失，日积月累地丧失，以至于年老，所谓无法将自己与常人区别开来。每当遇到学士真儒，就叹息拘谨，内心产生羞愧，脸色在外表上改变，不再将自己与他人相比。

阳亢宗喜爱学习，贫穷不能得到书，请求做集贤院的属吏，偷读院中的书，昼夜不出门六年，学问没有不通晓的。

您年轻时不喜欢读书，年纪已经壮年，还不知道读书，开始大发愤，谢绝那些向来交往的少年，闭门读书、写文章。一年多参加进士考试两次不中，退下来叹息说：“这不足以作为我的学问。”把所写的几百篇文章全部烧掉，更加闭门读书，绝笔不写文章五六年，涵蓄充溢，抑制而不发表，很久之后感慨地说：“可以了！”于是下笔，顷刻间几千字，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一定要达到深微之处才停止。大概他禀赋深厚，所以发作得晚；志向诚笃，所以获得得精纯。自从来到京师，一时的学者都尊崇他的贤德，学习他的文章作为师法。因为他的父子都知名，所以号称“老苏”来区别他们。

学习一定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所以能长久。

不必计较迫切，只要把心放在中和平正的地方，而深深地用义理灌溉培养，自然每天都会有进步。不然，那么存养讲习的功夫，还没达到一二，而怀疑后悔劳累危险的毛病，已经夺取了千百倍了。读书只且立下一个简易可以常行的课程，每天依照这个积累功夫，不要就产生疑虑，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白白耗费思虑言语，最后没有到头处。古人所说的多歧亡羊，不可不警惕啊。

三哥年纪大了，不可把自己比作儿童，虚度时日。每天早起，依照本点《礼记》、《左传》各二百字，参看释文，校正音读，俨然端坐，各背诵百遍。完毕，背诵《孟子》三二十遍，熟复玩味。完毕，看史书数版（不过五六版），反复数遍（文词通畅，议论精密处，多背诵几遍为佳）。大抵所读的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才能渐渐见到旨趣。诵读应该舒缓不迫，字字分明。更须端庄正坐，如同面对圣贤，那么心定而义理容易探究。不可贪多务广，涉猎卤莽，看过了就认为已经通晓，小有疑惑之处，就立刻思索，思索不通，就放置小册子，每天抄记，按时省阅，等到回家时逐一理会，切不可含糊护短，耻于咨询，而终身受此昏暗以自欺。又放置簿册记录每天所诵读的起止，以等到回家时稽查考核。起居坐立，务必要端庄，不可倾倚，恐怕导致昏怠；出入步趋，务必要凝重，不可轻浮以害德性。以谦逊自我约束，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须谨饬，无故不须出入。少说闲话，恐怕浪费光阴；不要观看杂书，恐怕分散精力。早晚频繁自我检查所习的学业，每旬休日，将一旬内的书温习数遍，不要让心稍有放佚，那么自然渐渐接近道理，讲习容易明白了。

看《大学》必须把大段分成小段，字字句句，不可轻易放过。平时暗诵默记，反复研究。未上口时，必须教上口；未通透时，必须教通透；已通透后，便要纯熟，直待

译不思考的时候，这个念头常常在心中萦绕，驱赶不去，这才对。这一段读完了，再换另一段来看。像这样读了几段之后，心境安定、道理熟悉，觉得用功省力时，便逐渐获得成效了。近来观察朋友们的弊病，感觉更加真切，都是贪多求广，匆忙地泛泛浏览。所以凡事都草率粗浅，原本想要多知多能，结果却一事不知、一事不能；原本想要速成，反而虚度了岁月。只要能够反过来这样做，如前面所说，试着用长年累月的功夫，自然能看到益处了。

译读书的方法，必须从头到尾逐句仔细玩味。看上面的字时，好像不知道下面还有字；看前面的句子时，好像不知道后面还有句子。看得全都通透了，再从头看这一段，让首尾贯通。然而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也不知道后面还有段落。像这样循序渐进，大概心里就能与道理相契合，自然融会贯通，不仅圣贤言语的意脉不会理解错，而且自己身心义理方面，也日渐纯熟。如果只是匆匆浏览一遍，就可以随意穿凿附会，硬凑排比来说，这不仅会误解经书的本意，对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就像看这张纸上的书，如果不按行首直看到行尾，而是旁行横读，成什么文理？可以试着这样思考，其中的得失，也就不难看清了。（朱子）

杂乱地学习而不遵循次序，好比空腹进入酒食店铺，看到肥美的羹汤、大块的饼饵、肉脯，杂乱地摆在面前，于是想要左手抓右手拿，全部塞进嘴里，快嚼急吞，难道不会撑肠拄腹，而真的吃饱了吗？然而不曾尝出一点味道，就不知道刚才吃的是什么东西了。（朱子）

必须先看一本书，一天只看一两段，等到通透融会贯通了，然后才可以逐渐推进。（朱子）

对长子朱受之说：大概只是“勤”、“谨”两个字，遵循这两个字向上走，有无限好事，我虽然不敢说，但私下为你祝愿；反之向下走，有无限不好事，我虽然不想说，但难免为你担忧。大概你如果好学，在家足以读书作文、讲明义理，不必远离父母、千里从师。你既然不能这样，就是自己不好学，已经没有可指望的道理。然而现在派你出去，是怕你在家被俗务缠身，不能专心。又父子之间，不能昼夜督促责备，以及没有朋友见闻，所以让你出行。你如果到了那里，能奋发有为，努力改掉旧习，一味勤谨，那么我还抱有希望。不然，就是徒劳费钱，只与在家一样，他日归来，又只是旧时的人物，不知道你将以什么面目回去见父母、亲戚、乡邻、故旧呢？想想想想，“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生身父母。”在这一次出行中，千万努力。（朱子）

大概看书先须熟读，让那些言语都好像出自我的口；接着精心思考，让那些意思都好像出自我的心，然后才可以有所收获。至于文义有疑问，众说纷纭，也要虚心静虑，不要匆忙在其中取舍，先让一种说法自成一说，顺着它的意向去验证其通塞，那么那些尤其没有义理的，不用看其他说法就自己屈服了。再用众说互相诘难，寻求道理安顿之处，来考察其是非，那么似是而非的，也将被公论压倒而无法立足了。大概徐徐行走却立，处静观动，“如同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部分，后砍节疤”，如同解开乱绳，有不通的地方，慢慢梳理，这就是读书的方法。（朱子）

读《诗经》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察其委曲折旋的意思，好像我自己作这首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现在您读《诗经》，只是将自己的意思去包笼它，如同做时文相似，中间的意思，全不曾理会，能有什么用处。如果这样看，只一天就可以看完，何必每天只挨着看几章，而且又不曾透彻呢？况且如同人进入城郭，必须逐街坊里巷、屋庐台榭、车马人物，一一看过才是。现在你们只是外面望见城是这样，就说我都知道了。（朱子）

大凡读书多在讽诵中见义理，何况《诗经》又全在讽诵之功，所谓“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如今诗曲如果只读过，也没有意思，必须歌唱起来，才见好处。因此说读书须是有自得处，到自得处说与人也不得。如我过去读“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如此等处，直为之废卷慨想而不能已。觉得朋友间看文字，难得这般意思。我二十岁前后，已看得书大意如此，如今但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过了五十来年。（朱子）

以我观书，处处得益；以书博我，释卷而茫然。（朱子）

过去陈烈先生苦于没有记性，一天读《孟子》，读到“求其放心”一章，说：“我放心未收，如何读书能记？”于是独处一室，静坐月余，自此读书无遗。（朱子）

张敬夫曾说平生所见王荆公的书，都像在大忙中写的，不知道王安石哪里有那么忙的事。这虽然是戏言，但确实切中他的毛病。现在看这卷书，因而省悟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亲戚

译晚辈和地位低的人，也都端正严谨庄重，大致与这相同，不曾有一笔写成行书或草书的笔势，大概是因为他们内心安静详密，从容和乐，所以没有片刻匆忙的时候，也没有丝毫匆忙的意思，这与王安石急躁扰动、急切紧迫的作风正好相反。书信是细微的小事，但与人的品德性情，其关联竟有如此之大。（朱熹）

译学习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思粗疏。（张载《经学理窟》）

阅读书籍一定要总括其言辞，从而探求作者的本意。（张载《经学理窟》）

读书少，就没有途径来考校使义理精微。因为书籍是用来维持这颗心的，一旦放下，那么一时的德性就会松懈。读书则这颗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究看不见义理。书籍必须熟读成诵。精深的思考多在夜间，或者在静坐时获得。不记忆则思考无法兴起，但只要贯通了大的本源之后，书籍也容易记忆。所以阅读书籍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疑惑，明白自己尚未通达的地方，每次看见都有收获，那么学问就进步了。在没有疑惑的地方产生疑惑，才是进步了。（张载《经学理窟》）

普通人教导孩童，也可以从中获得益处：约束自己不出入，这是第一点益处；多次讲授给他人，自己也明白了这篇文章的意义，这是第二点益处；面对学生必定端正衣冠，尊重目光注视，这是第三点益处；曾经因为自己而毁坏了别人的才能，对此感到忧虑，就不敢懈怠，这是第四点益处。（张载《经学理窟》）

对义理有疑惑，就要洗去旧有的见解，以接纳新的意旨。心中如果有所领悟，就立刻记录下来，不思考就会再次堵塞，还需要得到朋友的帮助。（张载《经学理窟》）

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虽然它的本源高远，然而它汇聚了千七百条支流，然后才能流经中原地区而到达四海。希望足下以四海之士为友，增益自己不能做到的，不要追求速成罢了。（黄庭坚）

古人有话说：“集中兵力攻击敌人一个方向，千里之外也能斩杀敌将。”必须内心收敛汗马功劳般的努力，读书才有滋味。丢弃书册休息时，书的滋味仍然在心中。久而久之就能看见古人用心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尽心研读一两本书，其余的就像劈竹子几节一样，都迎刃而解了。（黄庭坚）

《左传》、《前汉书》读透彻了吗？书籍不用追求多，只要细流不断不废弃。长江发源于岷山，源头像口一样小，等到它到达楚国，横贯千里，非用大船不能渡过，只是因为它有源头且不停息，接受下游众多支流罢了。既然没有人讲解劝勉，只要焚香端坐静想见到古人，自然心源开发，日益进步。（黄庭坚）

凡是读书的方法要以经书为主，经术深邃则观看史书，容易知道人的贤与不肖，遇到事情的得失，就容易明白了。又读书先务求精而不务求博，有余力才能纵横驰骋。（黄庭坚）

少年参加科举考试时，记录名数沿革，那些条目大体上与近年参加科举的人相同罢了，实在没有必定成功的捷径。但是像您这样高才强力，积累学问数年，自然有可以成功的方法，而其实都是命运决定的。只是我的浅见希望少年做学问的人，每次读书都作多次读完。书籍丰富如同进入大海，各种货物都有，凡是人的精力，不能兼收并蓄全部取得，只是得到自己想要的罢了，所以希望做学问的人每次作一个意图去寻求。如果想要寻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的作用，只作这个意图去寻求，不要产生其他念头。又另外作一次寻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也如此。其他都仿照这个。这虽然迂腐迟钝，但日后学问成就，八面受敌，与泛泛涉猎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了，实在不是速成的方法。可笑可笑。（《东坡集》）

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事物本来有这个道理，担心不知道，知道了担心不能用手和口表达出来。所谓文章，能够表达这个意思罢了。文人的兴盛，没有比近世更盛的了，然而我私下敬慕的，只有陆宣公一人。家里有陆公奏议的善本，前不久担任侍讲读官，曾经缮写进呈给皇帝，小小的忠心，自认为差不多达到了孟轲敬重君主的地步，并且想要推广这种学问到天下，使家家户户收藏这个方子，人人携带这个药方，来等待世间患病的人，这难道不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吗！现在看您展示的议论，从东汉以下十篇，都想要斟酌古代来驳斥当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而不在于耳目观览之美。这正是平生所期望于朋友和所有学习道义的君子的。（《东坡集》）

吕氏《童蒙训》说：“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选取他们行为中好的，另外摘录出来，用来自我警戒，这也是乐于取法他人的优点来行善的意思。”朱文公也说：“籍溪胡先生教导学生在功课之余，用片纸书写古人美好的品行，或者诗文铭赞中有补于人的，粘贴在墙壁上，使往来的人诵读它，都让他们精熟。”这两件事可以作为法则。（《困学纪闻》）

《夏小正》、《月令》、时训详细了，而《尧典》“命羲和”用几十个字就概括了；《天官书》、《天文志》详细了，而《舜典》“玑衡”用一个字就概括了。叙事应当以《尚书》为法则。（《困学纪闻》）

苏东坡从《檀弓》得到文法，陈后山从《伯夷传》得到文法。（《困学纪闻》）

“天下不可以没有这种人，也不可以没有这本书，然后才足以担当君子的议论。”又说：“天下大势所趋向，天地鬼神不能改变，而改变它的是人。”这是陈龙川科举的文章，列于古代的作家之中而没有愧疚。（《困学纪闻》）

和凝写文章，以多为富，有文集百余卷，自己刻版发行于世，有见识的人大多非议他，这是颜之推所说的痴符。杨绾有论著，从未展示给人看

译可以作为法则。《易经》说：“素白装饰，没有灾祸。”（《旧唐书·绾传》记载：每次撰写文章，以自我表白为耻，不是知己的人无法看到。）（《困学纪闻》）

译《史记》说：史书有两种体裁。编年体和纪传体各有得失，论述一时之事，纪传体不如编年体；论述一人一生的始末，编年体不如纪传体。总之，这两种体裁都不可废弃。谈论阅读《资治通鉴》的方法，从前陈莹中曾说《资治通鉴》如同药山，随时取用随时可得，然而虽然有这座药山，又必须懂得采集，如果不能采集，那么不过是博闻强记罢了。壶邱子问列子说：“您喜欢游历吗？”列子说：“人们所游历的，是观看他们所见的；我所游历的，是观看我所爱的。”这可以拿来作为读史的方法。大抵读史见到治世就认为是治世，见到乱世就认为是乱世，见到一件事就只知这一件事，有什么可取的呢？读史要像身临其境，看到事情的利害，时代的祸患，一定要合上书自我思考，假如我遇到这类事情，应当如何处理。像这样读史，学问也可以增进，智识也可以提高，这才算是有益。又说：读史先看整体，将一代的纲纪、风俗、兴衰、治乱结合起来观察。比如秦朝的暴虐，汉朝的宽大，都是它们的整体特征。那些偏颇的优势以及流弊之处都应当考察。又必须认识一位君主的整体特征，比如文帝的宽厚、宣帝的严厉之类。整体特征大概是大纲，如果一代的整体特征在于宽厚，即使有一两位君主稍显严厉，也不妨碍其宽厚的本质；一位君主的整体特征在于严厉，即使有一两件事稍显宽厚，也不妨碍其严厉的本质。读史自然可以用心意去领会。至于战国三分的时候，既有天下的整体特征，又有一国的整体特征，观察的方法也如前例。大要先认识一代的整体特征，然后从中看一国的整体特征，这两者常常是相互关联的。认识了整体特征，必须看关键枢纽，国家之所以兴衰，事情之所以成败，人之所以邪正，在细微萌芽之处，考察其所以然，这就叫作关键枢纽。读史既不能随着事情的成败来判断是非，又不能轻易树立意见，轻率发表议论，必须用道理来衡量，用自身来体察，平心静气地仔细观看，综合考察并积累，经历并熟悉，然后时势、事情就可以识别了。（《左编吕祖谦传》）

傅良的著作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流传于世。傅良做学问，精通古人的制度，按年按月梳理，白天检查夜晚搜索，询问世谱，编纂史牍，搜集残简，采集异闻，一事一物，必定考察到极点才停止；千年以前的事情，像珍珠串联、丝线编织一样清晰，好像亲眼看见并亲身周旋其间。吕祖谦认为他的长处不仅仅在文字上。傅良既然实际研究治国的根本，所以常常推究祖宗的德意，想要减轻沉重的赋税，舍弃末端的利益，归还给民间；裁减军队减轻刑罚，期望国家富庶；并且稍微修定取士的方法，培养理义廉耻作为人才的根基，以等待朝廷任用。他对于君主的德行和内政，想要内朝外庭成为君主的一体，群臣百姓共同咨询轮流进谏，而没有壅塞不通的情况。凡是成周之所以兴盛的原因，都可以施行于当今世道。（《左编》）

在此之前，许文正公许衡担任国子祭酒，开始用朱子的《小学》等书传授弟子，时间久了逐渐失去了旧有的规范。吴澄到来，早晨点燃蜡烛在堂上，学生们依次接受学业，太阳偏西后退到闲居的房间。拿着经书提问质疑的人，接连不断而来，吴澄各自根据他们的资质，反复训导诱导，常常直到半夜，即使寒暑也不改变。皇庆元年升任司业，采用程纯公的《学校奏疏》、胡文定公的《六学教法》、朱文公的《学校贡举私议》，概括为四条教法：一是经学，二是品行事实，三是文艺，四是处理政务。（《左编》）

荆川唐先生对典籍没有不涉猎的，他编纂成书的有几十种。曾经对他的学生说：“读书以治经明理为先；其次是各种史书，可以看到古人治理国家的痕迹；再次是记载世间事务，可以应用资助的。这几者本末相合，都是有益的书，其余的不是我所急迫的。”所辑录最宏大的，有《左编》、《右编》、《儒编》、《诗编》、《文编》、《稗编》，共六种。（《焦弱侯澹园集》）

治理古道的时代，不仅是道德纯一，而且政教修明，至于文学之士，也精深丰富宏博，足以作为经世济民之用。大概从孩童开始，十四经的文章，划定岁月期限，期望默写记忆。又推广到司马迁、班固、范晔的书，难道只是浏览吗！他们的默写记忆也像经书一样。基础既然端正，然后遍观历代的史书，考察其得失，查考其异同，会通其纲纪，知识更加达到极致了。而又参看秦汉以来的诸子书，古今撰定的集录，探索幽深细微之处，使没有隐藏的情状。于是道德性命的奥妙，以至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封建郊祀，职官选举，学校财用，贡赋户口征役之类，没有不达到极致的；或者在庙堂之上，有所建议，必定旁征博引曲折论证，来辩白其疑惑，不止像指掌那样容易。自从科举法实行，学者知道以摘取经义拟题作为志向，他们最切近的只有四书一经的注释，这是钻是窥，其余则漫不经心不加省察，与他们交谈，两眼瞪视，舌头僵硬不能回答。唉，一物不知，是儒者所耻的。谁说这样的学问，能够有助于济世呢！（《宋学士集曾侍郎神道碑》）

古人的文章，文采与实质兼备，鲜明不朽。

译（学问）无论源头还是支流，都有根本依据。韩愈、柳宗元所读的书，他们的文章中常常列举出来。宋濂为曾侍郎作墓志铭，叙述古人读书治学的次序，这是唐宋以来高祖、曾祖辈的规矩。宋代人《传考亭》、《西山读书分年》的方法，大概是从八岁进入小学，等到二十四五岁，经史典籍，从头到尾贯通，如果有错过时机或次序的，再延长两三年，那么在三十岁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从这以后，储备完备，遇事能从容应对，知识日益丰富，只需付诸实践罢了。苏轼兄弟出蜀参加科举，大概已经在学业完成之后；方希古背着书箱到潜溪求学，前后六年，学业才大有成就，都是这种方法。离古代越来越远，治学方法荒废，从少年到壮年，把那些非常聪明敏锐、朝气正盛的岁月，消耗在科举考试的程式化文章中，时光流逝，转瞬即逝，却想用剩余的精力，去掌握古人分年课程的功力，即使是上等智慧的人也有所不能。

译古人的求学，从二十岁成年到成家立业，《六经》《三史》已经烂熟于胸中，写起文章来，就像高明的工匠建造房屋，梁柱椽子，指挥如意。如今以空泛疏略、虚妄不实的胸襟，加上沿袭训诂的俗学，一旦悔恨，改换方向向北求索，但被世事牵制，年华虚度，又再次悠忽忽视光阴，不能穷尽老迈之年、竭尽全力从事于此，于是想要粗率冒进、超越等级，在纸墨之间驱使古人，这如果不是愚蠢就是狂妄罢了。

先生曾说：“恭敬地推广五种教化在于宽厚，君子以教化思虑无穷，宽容保护百姓没有边界，这就是教育者应当以宽容之心存于心中。当今学问大体虽然要严密，但其中的细节宽缓，大概人的资质不同，有早成的，有晚成的，有能成就大业的，有能成就小业的，况且一事有所长，必一事有所短，千万种不同，难以强行统一。《学记》从‘一年离经辨志’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其始终的节次，有多少积累，必然不可以苟且达到，所以教育人不止，各自依据其才能。又应当随着其学问所达到的程度而循序渐进。大概教育人与用人正好相反，用人应当用其长处，教育人应当教其短处。”

先生遭逢母亲丧事，寓居南京，晏殊丞相请他掌管府学。先生常宿在学中，训导督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作则，夜间督促诸生读书，寝食都有时刻规定，往往悄悄到斋舍查看，看见有先睡觉的便责问，那人欺骗说：刚疲倦，暂时躺下罢了。问未睡之时看什么书，那人胡乱回答。便取书问他，不能回答，就处罚他。出题让诸生作赋，先生必定先自己写，想要知道难易以及应当用意的地方，也让学者以此为准则，因此四方来求学的人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聚集。宋朝人以文学在科举和朝廷有声名的，大多是先生所教育的。

先生夜间就寝，便自己计算一日饮食奉养的耗费以及所做的事，如果自奉的耗费与所做的事相称，就鼾声熟睡。如果不相称，就整夜不能安眠，他日必定寻求使二者相称的方法。

（先生在南都学舍），打扫一间屋子，昼夜讲诵。他的起居饮食，别人不能忍受，而先生更加刻苦。居住五年，大通《六经》的宗旨，写文章，论说必定求之于仁义。……他的所作所为，必定尽其全力。说：“做属于我的事应当如此。其成功与否，有不属于我的，即使是圣贤也不能必然，我岂能苟且！”

从前先生以正大的学问，卓越地冠绝群贤；以忠义的气节，激励天下。他的功业惠及当时而恩泽后世，固然不能遍举，只举其切近者。那么先生在所在之地开设学校，以教育众多士人，到吴郡则以自己的土地建学，规制崇高广阔，等到先生的儿子恭献公又割让田地以完成先生的志向。当时，天下郡县，未曾都设置学校，而学校遍布天下从先生开始。至于他在贫困中考察泰山孙氏，使得他能完成学业。延安定胡公进入太学成为学者的老师，最终泰山以经术在当时大显声名；安定门下，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尤其得到赏识提拔。先生造就人才已经如此。后来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先生又以儒者名教折服他，并且传授他《中庸》，最终关陕的教化与伊洛互为表里。大概自从《六经》晦暗蚀损，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道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先生，然后开设学校，尊崇师儒，诱导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并且开启万世道统的传承，那么先生对名教的功劳，难道少吗！（元李祁《文正书院记》）按：王安石祭文中有云：取将于伍，后常名显；收士至佐，维邦之彦。朱熹说：先生振作士大夫的功劳最多。

朱熹说：先生使士大夫奋发振作，其功劳最多。凡是求益之道，在于能接受尽言。或者识论经旨有见不到，或者撰写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当，善人能为我尽言之，我则致恭尽礼，虚心而纳之。果有可从，则终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从，则退而自省也。

诵读经典研习历史，必须专心屏弃外物，除非有父母师长的命令，不可因其他事情而停止。

阅读诸子史书必须有所折衷，《六经》《论语》《孟子》，乃是子、史的折衷。合于《六经》《论语》《孟子》者为是，不合于《六经》《论语》《孟子》者为非。以此考察古之人而去取之，很少有失误了。

阅读魏晋唐以来诸人的文字，其放旷不羁确实可喜，身心即时便得快活，但须思虑究意是如何，果真能终身为乐乎？果真能不毁坏先业而恩泽及子孙乎？天地间人，各有职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职分之所当为者，不可荒慢

译然而，人如果怠慢自己的职责，即使说是吃饱穿暖，安乐地度过一生，也是志士仁人所不取的，所以古人称他们为“幸民”。凡是那些没有约束、没有法度、艳丽而不拘束的文字，都不可阅读，因为它们极大地能够改变人的性情。圣人用义理来教诲人，极力挽救尚且不能使人回头，而这类话语一旦映入眼帘便深入骨髓，使人情感意志无法收拾。“向善如同登山般艰难，作恶如同山崩般迅速”，古语中有这样的话，能不谨慎吗！

译东莱先生说：“凡是做学问的功夫，必须制定固定的课程（每天要有常规，不可间断）。每天必须诵读一篇文章，或者量力而行诵读半篇，或者二三百字。编排文字一卷或半篇（必须分两册，一册编排题目，一册编排语句。如果卷帙太多，编排六七页也可以）。写作文章半篇或一篇。仔细研读科举范文以及前辈的文章各数首。这是大致的安排（即使因为外出或接待宾客等原因，也必须酌情做一点。诵读前人文章、编排文字半页，并不是说写半页。只是像节选西汉文章半页、写作文章几句，仔细研读科举范文及前辈文章一首，即使风雨也不改变，想要寻求在繁杂事务中不妨碍课程的方法，古人常说‘整暇’二字，大概整齐有序就能有空闲了。）”（《许文正公遗书》）

韩愈主张务必去除陈词滥调。所谓的陈词滥调，是指每个题目必定有庸人思路汇集的地方，缠绕在笔端，剥去一层，才有至理可言，就像玉在璞石中，凿开顽石，才见到玉，不能把璞石当作玉。不懂的人从字句之间寻求去除陈词滥调，那么必定像《曹成王碑》那样才算是去除陈词滥调，难道文从字顺是韩愈所不能去除的吗？（黄梨洲《论文管见》）

言语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久远。现在人们所习用的，大抵是世俗的调子，与官吏的案牍、酒肆的日历没有区别，即使有议论叙事，也像破旧的车马，终究不是仪仗队中的物品。学习写文章的人必须熟读三史八家，将平日的一套家当全部没收，重新积聚，竹头木屑，平常的言论琐事，无不有来历，然后才可以下笔。然而粗俗的人把世俗常见的当作清真，反而视此为脂粉，也是可笑啊。（黄梨洲《论文管见》）

文章必须以六经为根本，才有根基。只有刘向、曾巩多引用经书语句，至于韩愈、欧阳修，融合圣人的意思而表达出来，不一定使用经书，自然是经术的文章。近来看到大家动不动将经书语句填塞，以希求经术，离经术远矣。（黄梨洲《论文管见》）

文章以理为主，然而情感不到，也只是理的外壳罢了。曾巩写交友，无不呜咽；柳宗元说身世，莫不凄怆；郝陵川在真州，戴剡源进入故都，他们的言语都能恻恻动人。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啊。而世间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都把它们当作大文章，然而其中没有可以打动人的情感，所谓刳然无物啊。（黄梨洲《论文管见》）

双峰饶氏说：“义理与科举文章起初没有妨碍，如果一天之中，上半日讨论经传义理，下半日理会科举文章，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科举文章没有不是从义理中产生的，如果讲明义理通透，那么识见高人，行文条畅，科举文章应当更加精妙。如果不通义理，那么识见凡下，议论浅近，言语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知自觉，怎么做得好科举文章？即使终身从事于此，也没有益处。”（《性理大全》）

北溪陈氏说：“圣贤的学问，未曾有妨碍于科举文章。理义明，那么文字议论更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有素则形之。商订时事、敷陈治体，莫非溢中肆外之余。自有以当人情、中物理，蔼然仁义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实也。”（《性理大全》）

朱子告诉某人：“你今年赴科举是第几年？你的文章想不为不精，以你的专一理会做时文，应当一举便中高科、登显仕都了。到现在却又不得，也可以自己看到得失不可必如此。如果只管没溺在里面，都出头不得，下梢只管衰塌。如果将这个自在一边，须要去理会道理是要紧，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性理大全》）

程子说：“人多说我不教人习举业，我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也？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但举业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是惑惑也。”（《性理大全》）

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说得正，见得大，方是世间不可少之文。如果古今文集，一连三四篇不见一紧要关系语，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然要拣正大道理说，又有二病：一是古圣贤通同好语，掇拾敷衍，今人一见生厌，惟恐不完；一是真正切要好语，却与吾生平为人，南辕北向了不相涉，即不必言清行浊立意欺世盗名，亦未免为识者所鄙笑矣。（魏叔子《里言》）

人于文字，恶人讥弹，不肯一字受善，此所谓宝蜣丸而弃苏合，只是痴到极处耳。（魏叔子《里言》）

凡作文须从不朽处求，不可从速朽处求。如言依忠孝，语关治乱，真心朴气为文者，此不朽之故也。浮华鲜实，妄言背理，

译至于那些周旋于世俗人情之中，从而丧失自己廉洁方正品格的人，这就是文章迅速腐朽的原因。现在的人写文章，专门在那些导致迅速腐朽的地方用心思、下功夫，却每天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不朽，这难道不是糊涂吗？

译写议论文章有三件不必做的事、两件不可做的事：前人已经说过的，众人容易明白的，摘取无关紧要的小事。这三件事不必写。用巧妙的文辞深刻苛责来攻击前人的短处，却未击中要害；追求新奇奇特，来翻案前人，却不切合情理事实。这两件事不可写。写议论文章必须先去掉这五种弊病，然后才能议论文章。（《日录》）

写文章应当先留心历史鉴戒，熟识古今治乱的原因，那么文章即使不合古法，但直言伟论，也足以取信于今人、流传于后世。这是经世致用与写文章合而为一的功效。（《日录》）

孩子愚笨，不知道近来读书怎么样？侄孙我只希望他精熟，不希望他性急，太翁可以取《程氏分年日程》，仔细体会古人读书的方法，让他循序渐进，不要随世俗的看法才好。《周礼》《礼记》，都应该让他温习，一个季度读完一遍，大概就能记住。侄孙我小时候温书，都是一个月读一遍，《左传》等书，到现在还能背诵，都是当时温习的功效。只有太翁留心。（《陆清献公集》）

侄孙我教育孩子的念头，与他人不同，功名应当听凭天命，但一定要让他成为圣贤路上的人，希望时时鼓舞他的志气，让他知道有向上的途径。所读的书不必求快，但要极熟。在京师见到一两个博学之士，《三礼》《四传》，烂熟于胸中，滔滔滚滚，真是可爱。如果读得不熟，怎么能这样？这虽然是记诵之学，但必须有这个根基，然后才能在上面讲究。圣贤的学问，没有不由广博而简约的。《左传》中的事迹驳杂，读的时候须分别王霸邪正的辨析，《注疏》、《大全》，这两本书缺一不可。初学者虽然不能全看，幸好检查其中容易明白的提出指示给他，大概胸中知道有泾渭之分。冬天日短，应当嘱咐他早起；夜间则又不宜久坐。想要他致力于学习，又不得不爱惜他的精神。（《陆清献公集》）

我虽然在京城，深深以你读书为念，不是想要你读书取富贵，实在是想要你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的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方法，这样才叫能读书的人。如果不拿来身上理会，那么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读书一定以精熟为贵。我以前见你读《诗经》、《礼记》，都不能背诵，圣贤经传，岂可这样草草读过？这都是求快而不精的缘故，求快是读书第一大弊病，工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快。能不间断，那么一天所读虽然不多，日积月累，自然充足。如果时刻求快，那么时刻做潦草工夫，这是终身不能成功的方法。刚做举业，虽然不能不看时文，但时文只应当将数十篇看其规矩格式，不必将十分全力尽用于此。如果读经读古文，这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那么时文也自然长进。千言万语，总之读书要将圣贤有用之书为本，而不要只知道有时文。要循序渐进而不要求快，要体贴到自身上，而不要徒视为取功名的工具。能念我的话，虽然隔三千里，犹如对面一样，千万不要忽视。（《陆清献公集》）

令郎天资英明美妙，必成大器。我的意思目前应当多读书，不要急于时文。《左传》之外，《易》、《诗》、《礼》诸经，都不可不读，读必精熟，熟必讲解，聪明自然日渐增长，将来便不可限量。养其根而等待其实，古人做学问都是这样。世俗子弟，所以多败坏，只因为父兄性急，一读完经书，便让他作文，空疏杜撰，不认识经史是什么东西，虽然侥幸功名，也只成俗学，与前辈学问相差甚远，这不值得效仿。（《陆清献公集》）

令郎今年学业，必更精进。幼学工夫，不担心不长，但如筑室，须坚固其基址，然后可起楼阁。《五经》《四书》都是基址，时文则是楼阁。须先将各经熟读细讲，浸灌其中，让他有得，然后及于时文，循序渐进而不要求快，自然所成就，不可限量。（《陆清献公集》）

科场一时未能得手，这不足为病，因此能奋发自励，焉知将来不冠多士？只担心学问不足，不担心没有际遇。目前用工，不比场前，要多作文，须以看书为急，每日应将《四书》一二章潜心味玩，不可一字放过，先将白文自理会一番，次看本注，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浅说。如此做工夫，一部《四书》既明，读他书便势如破竹。时文不必多读而自会做。至于诸经都是学者所当用力，今人只专守一经，而于他经则视为没要紧，这学问所以日渐浅陋。今贤昆仲当立一志，必欲尽通诸经，自本经而外

译未曾读过的书应当逐渐阅读，已经读过的书应当温习并深入探究，各种经典全部通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然而这还只是获取知识的事情。圣贤的学问，不看重能够知道，而看重能够践行。必须将《小学》这本书，逐句在自己身上反省考察，白天的言行举止能否与书中的教诲相符合？稍微有不符合的地方，就应当感到羞愧耻辱，不可以用世俗常人的标准来对待自己。在长安城中尤其不应当轻易出门，恐怕外面的不良习气不好，不知不觉中被其引诱。胸中能够浸润灌注圣贤的道理，那么外界的引诱就无法动摇了。

译《分年日程》这本书，是我平生最为信服并牢记在心的，所以特意刊印发行，希望求学的人心中先明白读书的大致规划，然后逐渐增加用功。如果以前已经荒废了时光，在一两年内补读一部经典也可以。（《陆清献公集》）

你到家后不知境况如何？必须将圣贤的道理时时放在心中，《小学》和《程氏日程》，适宜时常翻阅研习。白天必须用上一两个时辰的功夫在《四书》上，依照我看《大全》的方法，先将一节书反复仔细观看，看得十分明白，毫无疑惑了，才开始看下一节。像这样循序渐进，积累久了自然处处贯通，这是根本的功夫，不可不早点去做；其次用一两个时辰将读过的书按顺序温习，不可只读新书，而忘却了看书和温书这两件事。目前既然没有师友，必须自己将功夫限定好，才不至于虚度光阴。努力努力！然而也不可过于劳累。善于读书的人从容地沉浸体会，功夫日渐精进，而精神不疲倦，这又不可不知道。（《陆清献公集》）

我既然在京师，家中的各种事务，你应当留心照管，但不可以因此荒废读书，想要两者并行不悖，只有“主一无适”（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方法。应当处理事务时就一心在事务上；应当读书时就一心在书上，自然不担心它们互相妨碍。不必怠惰，也不可过于劳累，必须恰到好处。《小学》和《程氏分年日程》，应当常放在案头，时时玩味。（《陆清献公集》）

星佑来了，我只劝他读《小学》。如果每天能将《小学》字字熟读深思，就可以成为圣人贤人，也可以保全自身、保全家庭，你应当互相勉励。人如果不知道《小学》，大概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吧。（《陆清献公集》）

听说你的孙子今年也参加科举考试了，我的意思也不必过于急切，与其勉强早点进入县学，不如多读几年书，使他的学问充足，下笔充沛有力；不担心功名得不到手，这是一生受用不尽的道理。如果一味追求速成，没有培养根基，先追求表面的繁华，纵然侥幸成功，恐怕弊病不小，这是我多年来阅历人情世态，所见到的如此。（《陆清献公集》）

《小学》不只是教导儿童的书，人生从少到老，片刻不可离开，所以许鲁斋终身敬重它如同神明；《近思录》是朱子汇集周、程、张四位先生的重要言论，作为学者的指南。一部《性理精华》，都在这本书里。时时玩味这两本书，人品学问，自然不同。（《陆清献公集》）

家务虽然不能完全摆脱，但要明白这其中都是道理，处处都是这道理的流行，就不担心俗务拖累人了。（《陆清献公集》）

自古豪杰往往在艰难困苦的时期加倍精进，苏东坡的文章，越穷困越精妙；程伊川的学问，越困顿越纯粹。一番困顿剥落，怎么知道不是造物主有意成全大君子呢？（《陆清献公集》）

细心静气地选取程、朱大儒的书，沉潜反复研读，其中真正见到圣贤意旨所在，然后执笔写文章。再选取先贤守溪、荆川、泾阳的作品，遵循他们的规矩，规范我的写作，不必刻意追求奇异，而自然卓越地远离流俗，这就是天下的至文，为什么要舍弃平坦大道而在荆棘中奔驰呢！（《陆清献公集》）

摘录韩愈的读书诀来教导子弟：“口中不停吟诵六艺的文章，手中不停翻阅百家的言论；记录事迹的必须提取要点，编纂言论的必须探究深意；贪多务得，大小都不舍弃；点燃灯油以接续日光，常年勤勉不懈。”这是韩愈自己陈述读书的事。其要诀却在“记事”“纂言”两句。凡是书目只过口过，总不如亲手抄录过。因为手一动心必定跟随，虽然阅览诵读二十篇，不如抄录一次的功效多，何况“必须提取要点”，那么阅览事迹不容不详细：“必须探究深意”，那么思考义理不容不精微，如果这其中更能考究同异，剖断是非而自己记录疑惑，附上辩论，那么知识挖掘越深，铭记在心越牢固了。近代前辈当为生员时，都有《经书讲旨》及《纲鉴》《性理》等抄录摘要，尚是古人遗留的意思，大概是自为温习的功夫，并非想要流传后世。今天的学者也不再讲究这个，那些作为《书说》《史论》等刊布流行的，乃是求名射利的缘故，不与修身相关，所以最终一无所得。大概有书写成却完全不懂不记得的，这又可以警戒而不可效仿。（《李榕村集》）

资质有迟钝敏捷的区别，不可强求。虽然如此，也要看他的志向程度如何。如果有十分志向，那么他的诚心必定不停息，“每天勤勉努力，死而后已”，那么就没有细微之处不能进入，没有坚固之物不能突破。凡是沉溺于邪道的人，必定有鬼怪凭附；专心于正道的人，必定有神明依附。管子说：“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诚到了极点。”道家之言说：“神明或许告诉人啊，心灵忽然自己领悟。”王荆公说：“当处于幽暗昏惑之中，而没有外物来辅助，也不能到达。”所谓的神物，并非真的从天降地出，乃是自家精神灵爽所发挥的作用

译《诗经》说：“上天引导百姓，就像埙与篪相和，像璋与圭相配，像取物与携物那样自然。”这个道理非常确切。关键在于要有精进不懈的力量，没有退缩后悔的念头；要有广大宏远的志愿，没有停止休息的期限。古代有伟大成就的人，往往是资质迟钝笨拙的人，这不足以成为担忧的理由。

译《四书》《六经》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的著作，人必须终身研习，就像农夫终年耕种五谷一样。耕种五谷的人，每种作物都必须竭尽勤劳，当他全力投入于此，便顾不上其他了。如果小麦大麦尚未发芽，又去催长黍稷，即使是最好的农夫，也无法同时兼顾，这就需要制定课程来安排。每研习一部经典，必须尽到自己的本分，务必彻底弄懂才罢休。研习的方法：一是熟读背诵经文；二是广泛参考各家学说，辨别它们的同异，比较它们的长短；三是精心思考以解除疑惑，但仍然不敢自以为是；四是明辨是非以去除错误，但仍然不敢自我肯定。如果能在某一部经典上找到入门的途径，那么其他书籍就像同一房间的不同门户一样，可以类推而贯通。古代成就学业并闻名于世的人，必定是由此途径而成功的。

劝学箴言：《易经》与《诗经》《尚书》，最务求精熟；《周礼》《仪礼》《礼记》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随个人能力诵读。西汉和东汉的文章，文风极其醇厚。唐代文章的雄健，首推韩愈和柳宗元。北宋的文章，在唐代的基础上更为猛烈。欧阳修、苏轼的文章条理通达，曾巩、王安石的文章高峻洁净。选择其中最优秀的，咀嚼其中的精华；将来融会贯通，不局限于一家之言。诸子百家的精粹，也可以采纳，荀子论述学习，庄子谈论天道，王通著《中说》，扬雄著《法言》，徐干著《中论》，邵雍著《皇极经世外篇》，深奥的旨意和奇特的言辞，亲手抄录用心追随，纯正与瑕疵、宏大与细微，默默记在心中；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最为精辟透彻。孔子、孟子是通达的津梁，经书是端正的目标；《易经》与《正蒙》相通，关于性理的书与《学论》相合，直到洛学和闽学，微言大义和至理教诲，都必须熟读讲解。加上精心思考，深切喜爱并契合。与古人交友，以远代为师，义理昭明，大概就不会背离；穷究经书，观察历史，没有不贯通的。如果还有余力，历代诗歌辞赋，像春天采集花草一样，用来吟咏陶冶。这样读书，才有根基；文学与德行，确实相互表里。

读书要博学强记，每天有一定的课程，几十年不间断，当年吴地的顾炎武、如今我的四弟李耜卿，都曾下过这样的功夫。顾炎武《十三经》全部背诵，每年用三个月温习整理，其余月份用来学习新知；他的议论简练有剪裁，未见其匹敌者。李耜卿也能背诵《十三经》并略通其义，难道不贤明吗！但是，记诵是为了思索，思索是为了体认，体认是为了涵养。如果把思索、体认、涵养当作记诵带出来的功夫，而把记诵当作第一要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必须以义理为先，打开书本就寻求全体大用所在，等到义理融会贯通，自然能够记住，即使偶尔忘记也无害，程颐、朱熹也是如此。

宾实读书，一切诗文历算都不甚留心，只有《四书》《五经》中这点性命之理，切实讲解思索，直像从胎胞中带来的一样，这叫做“法嗣”。当时徐立斋、韩元少每次见到他，就问最近又读了什么奇书。人喜欢读奇书，就是大病。书有什么奇异的？《四书》《五经》就像饥饿时的食物、口渴时的饮水、祖宗父母一样，终身相对，哪有厌倦的时候？

自汉代以来的学问，务求广博而不精专，圣贤不是这样的。姜太公只有一卷《丹书》，箕子只有一篇《洪范》，朱熹只读一部《大学》，难道其他的道理文字他们都不懂吗？然而得力之处只在此。我曾说，学问先要有简约的根本，然后再泛滥诸家，广收博采，原本也不离开简约的根本，最后仍在简约的根本上归根复命。就像草木一样，初落地原是种子，开始有根有杆有花有叶，最后仍结种子，到了结种子的时候，虽然小小的，但根杆花叶，无数精华，都收在里面。

看书必须逐条想一遍，不仅是为了书，而且要把这颗心磨砺得可用，不然，遇到大事这颗心用不上，就做不成。

读书不专是务求广博，必须是凑成一堆。比如天上的繁星有一千五百二十颗，如果凑起来，比月亮还大，只是因为月亮是一个团合物，所以月光比星光大得多。从前有人能抵挡数人，问他，他说：“力量兼有二人，就能抵挡十人；兼有三四人，那么三四十人也不足道。”由此可以看出必须合并，如果散开终究是不行的。

《五经》六艺，现在只剩下《四经》四艺而已。经只剩下《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礼》就在六艺中。艺只剩下礼、乐、书、数，射、御已经不讲。《易经》，将注疏、程颐的《易传》、朱熹的《易本义》看过，略通大意，一年可以完成。《诗经》，将注疏与朱熹的《诗集传》看，《尚书》也是如此。《春秋三传》的注疏，每种一年，加上礼乐书数，不过十余年，没有不通的了。聪明人用十余年功夫也不难，就是许多年代没有这样的人，难道不可叹吗！

孟子竟然不曾见过《易经》，平生深于《诗经》、《尚书》、《春秋》，《礼经》便不熟，只是才气大，学问直溯源头，掘井见泉，横说竖说，头

译头就是道。（《李榕村集》）

译有人说自己《十三经》、《廿一史》都看过了，只是记不住。这总是因为他立志要看完经史，便不能记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阅读太泛泛，不是切己需要去读，怎么能记住呢？天下的书原本就读不完。虚斋说：“想要成为一代治国的人才，必须读几篇紧要的书”，读书只读紧要的才好。文中子说：“不广泛探求所以能有所得，不杂驳学习所以能明理。”我自己验证过，确实如此。孔子说得极平常，都是自己有心得的话，说一个“温故”，一个“时习”，可见不温习不练习，便无处可以说与知道新义。

人对于书有一看就明白的，是天下被抛弃的材料。必须积累而进步，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才能牢固。就像富贵人家的儿子生来就有东西可用，他看钱财物品天然就不爱惜；只有辛勤创业成家，才会一草一木都爱护它。读书从勤苦中得到些滋味，自然不肯放下。往往看见人家子弟，一看就明白，大多没有成就。有人自我检讨过错，说自己平生喜欢读新书，不喜欢读旧书，这也是大病。

凡是瓜果时节未到，纵然把它煮烂，它终究是生的。人只知道春生夏长秋收是功效，不知道成就万物却全在冬天。五谷到了秋天已经成熟了，如果当下就把它下地做种子，终究不好，毕竟要收过冬，生机才充足。人看见它已经入仓，以为已经死了，不知道它的生机在内，自己收敛坚固，以完善它的本性。可知贞下起元的道理，一丝不差。凡是学问工夫，火候未到，勉强去做，终究是欠缺的。

“学聚问辨”下面加一句“宽以居之”，非常妙。就像用武火将食物煮熟，却要用慢火煨，滋味才进入，才使得它烂熟。

读书要搜求根本，搜得根本便不会忘记。将那一部书分类编纂过，又随章节做札记，再全部串通解释，得其主旨便记得。我从前看《三角法》，看过就忘，后来得其一线贯穿的根本，便再不忘。我在《河图》《洛书》中搜得其根本，放下时空空洞洞，一提起千头万绪，没有不明了的。孔明当日独自观察大意，今人解释为草率简略便不对了。大意，就是精英、根源。杜工部读书难字就跳过，便不屑记难字，如杨子云乃是要采其精英。

“读书千遍，其意自见。”我初读《参同契》，毫无入手处，用此法试之，熟后便看见其中自有条理。初读《大司乐》也是这样，用此法又有入手处。乃知此言果真是丹诀。人做大司成，只纠合有志读经的人，且不要管他别样，只教他将一部经一面读一面想，用功到千遍，再问他所得便好。

我十八岁，手抄《性理》一部；十九岁，手抄《四书》一部；二十岁，手抄《易经》一部。凡某家某家如何说，皆一一能记，至今以为根基，不然，虽闲时熟思，从何思起？

读书要有记性，记性难强。我说要练记性，须用精熟一部书的方法，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高下，这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如领兵十万，一样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亲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便此外皆可得用。为什么呢？我所亲近的又有所亲近，因类相感，无不通彻。只是这部书却要实是丹头，方可通得去，倘熟一部没要紧的书，便没用，如领兵却亲待一伙极作奸犯科的兵，交友却结交一班无赖的友，如何联属得来。

要通一经，须将那一经注疏细看，再将大全细看。莫先存一驳他的心，亦莫存一向他的心；虚公其心，就文论理，觉得那一说是，或两说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看来看去，务求稳当，磨到熟后，便可名此一经。当日虚斋只将《易经》如此做得一番工夫，后来天下传其《蒙引》，曰：“欲《易》明，问蔡清。”故我尝曰：“自宋以后，得汉人穷经之意者，惟虚斋先生一人。”

达摩一老癯，对着壁坐了九年，几乎夺了吾儒的席位；胡安定在泰山读书十余年，其后学徒之盛遍天下。凡人有十年著紧工夫，其声光气焰，断然不同。

读书着不得一点为人的心，着此便断根，虽孜孜穷年，无益也。

读书只赞其文字好何益？须将作者之意发

译明明白白地呈现出来，等到考订其版本的异同、文义的准确与否，每个字都不放过，这才算得上看这部书。

译和尚参禅，也是要让心归于专一。故意说一句极没道理的话，要你在上面寻求，想来想去，其他的念头都断绝了。人心本是灵明，逼到专一时，光彩忽然发出，另外见到一个境界。他们得到这个，才好下工夫，不是到此就停止，从此广泛参访、逐一叩问，一直追求无上的菩提。《阴符经》说：“断绝杂念，专守一个源头，用功的效果就增加十倍。”这是这一层工夫，至于“反复三次昼夜，用功的效果就增加万倍”，就是《参同契》所说的“千次周旋，光彩鲜明，万次遍行，将要可以看见”，乃是思考得精熟。如果心里没有那一段归于专一的内力，就不能思考，要思考，心就散去了，也不中用。

凡人精通一门技艺，必定有几年兴致高昂。如果沉迷其中，觉得有趣才能精通。如果先存有一个另有远大志向、何必在这里驻足的念头，就绝对不能精通。某人别的事情都能领悟，只是文章没有进步，常常自己说：“只要求心里明白，明白后自然说得出来，就是辞达”，这就是他的心病。文章怎么能通达，却也要剪裁有材料，不然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远。技艺文章如此，何况圣贤的学问，如果没有一段毅然专一的诚心，怎么能有所得？

出门的工夫很大。闭门用功，何尝不好？到底出门见闻广博。如果我不见顾炎武、梅文鼎，怎么能知道音韵历算的详细？佛门中广泛参访、逐一叩问，是最妙的义理，岂止是高明的人，就是寻常人也有一知半解。

顾炎武说：“我对于经史虽然略能记诵，其实都是零碎的工夫。至于律历礼乐之类，整片的稽考，就不耐心，这是大病，现在后悔已经老了。”这是他的自责之语，实在是读书的要诀。

人须要用心，但用过了心，不独悟过好，只是怀疑过也好；不但记得好，就是不记得也好。中间有个根子，便有时会发动。

国手对于棋，也是终身的事情，他时刻不能离开棋。可见一门技艺成名，也要至诚不息，如果有一天放得下，便不是第一流的本事。尧、舜已经把天下让给别人，自己尚且“敬畏天命，惟有时机”，一息尚存，这个志向不容稍懈。人的学问，总要不断，这是一点真源，有源头的东西就会大。陆九渊在这方面有所得，所以说：“简易的工夫终究久大，支离的事业终究浮沉。”

源泉只是一勺水，等到它渐渐远去渐渐变大，就成为江河。问：“一贯的义理好像这样？”答：“是的。有了源头，越多越好。江水一路流来，无限的水汇聚它，然而只成为江，没听说品评江水的人，认为其中混杂某某的水。河水一路流来，无限的水汇聚它，然而只成为河，没听说品评河水的人，认为其中混杂某某的水。有源头的东西，别的东西进入其中，都成为自己的东西。”

志向确立则精神日渐生长，关键在于提撕的力量。

仙家明天成仙，今天尚且不知道，总是要工夫不歇，像鸡孵蛋，呆呆地只孵在那里，火候一刻不到，不能得它出来。朱熹到六十岁时，自叹假如五十九岁死，竟然没有闻道了。后五六年仍叹与道无缘。门人引用前面的话来问说：“想是因为不能行道而发？”朱熹说：“不是。就是眼前的道理尚且遥远。”汝楫说：“那么下学何时能窥见津涯？”答：“这是仙家所谓的大丹，然而小丹也不可不打结。想来颜回、曾参、子思、孟子有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的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丹；董仲舒、韩愈也有董仲舒、韩愈的丹。成得无上天仙固然好，不然，就是地仙也强似虚生浪死。”

韩愈论述一件事，便一件事透彻，此人很有用。明朝人学问事功都不透彻，想是读书不专的过错。只有蔡清专精《四书》《易经》，而年龄只五十七，又贫穷不能多得书，如《朱子语类》都不曾见，所以到底不明白“理气”二字，然而推荐二十多人给王崇古，都有成就；识破宁王必反，便拂衣归去，已经不是无用的人。

我没有考中乡试时，曾将《左传》分类编纂，讲礼的一处，讲乐的一处，讲兵的一处，讲卜筮的一处，嘉言善行一处，这样容易记。没来得及编成，因为人事而废弃。从前苏颂记得史熟，苏轼问他，回答说：“我曾将某年某月下将事系之，编得一次；又将事下系以某年某月，又编得一次，编来编去，于是熟。”苏轼说：“我什么书不这样下功夫？毕竟你记得。”大概想要史熟须要这样。

译后世人情真伪的变化，没有不存在的。读史书就是锤炼通达人情世故的学问。《左传》尚且不能完备地记载后世的人情真伪，至于《汉书》，则几乎完备了。

译凡是写文章不可偏离了正路，《史记》开创了一种体例，后来的史书，就硬是按照它来叙述记载；各种文章韩愈开创了一种体例，后来也就依样画葫芦。起初开创体例的人都是非凡之人，如果后来的人不是这类人，却硬要创新，就会不成样子。

在静中用功，只有在闲暇时才能做到。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出山以来，整天在戎马倥偬中忙碌，没有片刻空闲，却说学习必须静心，才能必须通过学习获得。想来他天资高，时时将心提起，用着实打实的功夫。

朋友要选取正直、诚信的人，自己才能受益，不能接受直言劝谏的人，开始是自以为是，最终会变得极其愚蠢。孔子称赞舜喜欢询问、喜欢考察，不必只有贤智之人的话才值得听。耕田问奴仆，织布问婢女，他们平时所熟悉的，一定胜过我。诸葛亮天资高，说“广泛咨询”，说“听到过错一定改正而没有吝啬的神色”，说“我的心像秤一样，不能为外物而改变轻重”。所以功业虽然没有完成，但诚信感通了神明，气势倾动了天下。当时的人称颂佩服，没有异议；后世传诵，时间越久越显光辉。

徐元直说：“庸俗的儒生不懂世务，识时务的人才是俊杰。”诸葛亮说：“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定计策，动不动就引用圣人，……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征伐，让孙策坐大，于是占据了江东。”这正是所谓的庸俗儒生。

学问必须熟练。梅定九在历法算术方面，用了四十年的功夫，尚且不能熟练。读书不熟练，终究不得力。魏伯阳所说的“千周万遍”就是这个意思。

读书不透彻，读得再多也没有益处。然而没有不读多就能透彻的。

人如果没有真正的收获，即使读完了《三通》，高谈阔论，引证罗列纷繁，其归宿就像握冰一样，起初并非不满满一把，渐渐握着渐渐融化，直到消失殆尽。所以读书以实际收获为主。

做学问的道理，最怕被地方派别所局限，比如李中孚年轻时是孝子，长大后是高士，半辈子读书，所著的论述大多不恰当，是因为受关中派别局限的缘故。

想要从《廿一史》中选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旨的内容，仿照东莱《大事记》编成一本书；又搜集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以及后世如何可以通行的内容，略仿《通考》，各自著论编成一本书。

如今专门之学很少，古代官制、田赋、冠服、地理之类，都没有精详可据的书籍，这类内容必须时时考究得原原本本，确实有条理脉络才好。不然，随便著作，有什么意义。

巨鹿、昆阳，都是以少胜多。项羽一战就骄傲，诸侯跪着前行，气焰太露；光武帝一味收敛，刘伯升被更始帝所杀，夜间泪水湿透了枕席，平时却不露声色，这就是成事的器量。

写史书全要简洁，《蜀志》后主二年终岁只有八个字，说：“劝农殖谷，闭关息民。”只有这才是良史之才。

场言某门人陈大章最熟《通鉴》，查得其中疏误之处，便写一篇文章辨驳。听说他的老师对他说：“不用这样，只在下面注上应该怎么写就足够了。宇宙间几部大书，譬如祖父遗训，万一偶尔有误，只好说我当时记得是这样，如果侃侃而谈进行辨正，就不符合立言的体例。”陈大章说：“正是这样。现在的人读程朱的书，对其道理精纯之处，毫不理会，至于地名、人名、制度，偶然有疏漏错误，便当作天大的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虽说得对，也让人厌烦。所谓‘言辞有体裁和要点’。”

为了申饬学校事务。本部院奉命督学、考试畿南一道，行程已经结束。看到当地风俗崇尚朴厚，士子文章可观的，所在多有，不曾不内心欣慰喜悦。然而风土不同，或者有师友渊源的不同，或者有师生学习勤惰的区别，因此诸生轻浮通达城阙的多，拘谨穷困终年的少。平日学问根基既浅，临事剽窃应付文章，根株浅薄，词采干枯，错误的体例相沿成习，不讲理法。从诸生中严重的，一县没有可以充任优等的，而新进的童子不能达到，这都是因为老师玩忽姑息，不修本职的过错。如今朝廷重视教职的选择，分别流品，一律以举人、贡生代替匮乏，这是朝廷责成的意思，应当各自明白。从今以后顾全名声自爱，大变因循积弊，共同制定教学规条，月考岁计，等到本部院科试考核士人的时候，蒸蒸日上地改变。这就是金口木舌不懈怠的效果。凡是读书作文，须有根底，现在士子只是诵读几篇坊刻时文，又不能辨别其美恶高下，只以选者的批评为取舍，浮词填胸，千里一轨，遇到题目相近，剽窃毫不谦让，公然相袭，不再知道有剿说雷同的禁令。间或理致及典实题样与所习相左，则荒疏杜撰，没有一语中肯綮的。为什么呢？理致精微，非平日体认真切，熟于诸儒讲

译谈论源流，铺陈辞藻怎么能契合道理与意趣呢？如果题目涉及典籍史实，那么有的关联礼乐、名物、井田、学校、制度等类，有的称引唐尧虞舜、夏商周代帝王贤圣的德行美好与功业之类，如果不粗略阅览《易》《诗》《书》《春秋》等经典，知晓其中原本的事实事迹，只是从时文里搜罗摘取以应付，刚脱口而出就错误乖谬得说不完。现在要求士子广博精通经史，骤然之间不容易达到；如果潜心研读经书，使先儒的理解融会贯通，这自然是诸生的本分之事；至于其他经典即使不能全部探究其全貌，固然应当略微涉猎其旨趣，随着个人的天赋资质，左右采撷获取，积累多了，构思立意、遣词造句，也自然略有本源，从而坐进广博茂盛之境了。

译余姚黄宗羲说：“读书人不学习，是因为专门钻研科举应试的文章；科举文章写不好，是因为专门阅读当时的范文。所以嘉靖、隆庆以前的读书人，都扎根于经史典籍，当时的科举文章号称最兴盛，本来也没有在民间书坊中流行。万历丁丑年，冯具区搜集籍贯中的名士文章，汇刻了二百多篇，名为《艺海元珠》；到了癸未年，具区担任房考官，刻印了《一房得士录》，这是京城刻印科举范文的开始。然而壬辰年还缺少三房的稿件，乙未年缺少一房的稿件，到了戊戌年十八房的稿件才齐备。娄江王房仲的《阅艺随录》，这是选编科举范文的开始。辛丑年于是有了好几家选本。从此以后，科举范文充斥天下，经史之学，转而全部流入科举之学中了。”（《明文英华》）

杨子常说：“十八房科举范文的刻印，从万历壬辰年的《钩元录》开始；旁边有批注点评，从王房仲（士〇）选编程墨开始。到了乙卯年以后，书坊刻印的有四种：叫‘程墨’，是主考官和士子的文章；叫‘房稿’，是十八房进士的作品；叫‘行卷’，是举人的作品；叫‘社稿’，是诸生会课的作品。到了《一科房稿》刻印时，有几百部，都出自苏州、杭州。而中原北方的商人，购买后运走，天下的人，只知道这东西可以考取功名、享受富贵。这叫做学问，这叫做士人吗？而其他书籍一概不看。过去邱文庄公在天顺、成化盛世，距离宋元不远，已经说士子有登上名榜前列的，却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的，举国上下只读十八房的文章，读了三五年，一旦侥幸登第，那么无知的童子，俨然与公卿相互揖让；而文武之道，被抛弃得像帽子上的装饰品一样。唉！八股文兴盛而《六经》衰微；十八房兴起而廿一史废弃。过去闵子马因为原伯鲁不喜欢学习，而占卜周朝的衰败。我年轻时见到有一两个好学的人，想要旁通经史而涉猎古书，父亲和老师就互相责骂，认为他们是坎坷不利的人。难道不是所谓担心失去而迷惑的人吗？至于国家的盛衰、时局的治乱，也就可想而知了。”（《明文英华》）

万季野对我说：“你对古文确实有心得。但是希望你不要拘泥。唐宋号称文家的八个人，对于道粗略有所明白的，只有韩愈而已，其余不过是供学者喜爱玩味罢了，对社会并没有真正的益处。”我停止学习古文，而寻求经义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望溪集》）

先父曾说：“自从晚周秦汉以来，从事文章技艺的人，一代比一代卑下，都认为是气数使然。不是这样。古代以文章传世的，没见他们写诗；以诗闻名的，也是这样。唐朝中期，才开始有兼营两者并且都擅长的人，然而比较他们的能力，则衡量起来也不无高低之分。从宋朝以来，学者对于文章技艺，一定要全部从事，因此各自涉猎其流，没有谁能穷尽源头并究其终委。”（《望溪集》）

凡是案头必定不能没有古人的书，如《言行录》、《伊洛渊源》之类，使心目常常与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如果只看诗文，恐怕会沉溺于世俗。（陆桴亭《思辨录》）

凡是读书必须识别好书，才不会错用功夫，如《四书》、《五经》、《性理》、《纲目》，这是应当终身诵读的，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也要一一寻究，得其要领。至于子史百家，不过看其大意而已，如果要想一一记诵，便是玩物丧志。（陆桴亭《思辨录》）

记诵的功夫，读史不必用，若《五经》、《四书》、《太极》、《西铭》之类，必定不能不背诵；不背诵，那么义理就显现不出来。（陆桴亭《思辨录》）

书籍之多，千倍于古，学习不广博不行，然而汗牛充栋，将怎么办？偶然想到一个读书方法，想要将所读的书，分为三节，从五岁到十五岁为一节，十年诵读；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为一节，十年讲贯；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为一节，十年涉猎。使学习有渐次，书分缓急，那么大概学者可以由此而考核功效，朝廷也可以因之而考试士子了。应当读的书，约略开列在后面。十年诵读：《小学》（文公《小学》颇繁，我想另编《节韵幼仪》）。《四书》（先读正文，后读注）。《五经》（先读正文）。《周礼》（柯尚迁者佳）。《太极》、《通书》、《西铭》。《纲目》（先读编。又有《历世通谱》、《秋檠录》等书，载古今兴亡大概，俱编有歌括，宜先讲读）。古文（宜先读《左传》，其《国策》、《史》、《汉》、八大家，文理易晓，易于记诵，俟十五岁后可也。我近来有《书鉴》一编，专取古文中之有关于兴亡治乱者，后各为论，使学者读之，可知古今。似可备览）。古诗（《离骚经》、陶诗，宜先读。我近来有《诗鉴》一编，专取汉唐以后诗之有合于

译“兴观群怨”的作用，后面各自有论述，似乎可以备查阅览。各家的歌诀（凡是天文、地理、水利、算学等各家，都有歌诀。选取那些切合日常使用的，在闲暇时记诵）。

十年深入研读贯通：《四书》（适宜阅读《四书大全》）。《五经》（适宜阅读《五经大全》）。《周礼》（柯尚迁的注本，近来有《集说》，也很好）。《性理大全》（尚宜重新编辑。其中如《洪范皇极》、《律吕新书》、《易学启蒙》、《皇极经世》等书，都适宜各自成书，不必编入合集）。《资治通鉴纲目》（适宜与《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两书一同阅读，仍以《纲目》为主）。本朝的事实。本朝的典礼。本朝的律令（这三本书是了解当今时势的关键）。《文献通考》（这本书与《纲目》互为表里，不可不研读）。《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理学、经世致用类书中简明扼要的，不可不研读）。天文书（适宜专门学习历法数学）。地理书（适宜详细考察险要之地）。水利、农田书（有新刻的《水利全书》、《农政全书》）。兵法书（《孙子》、《吴子》、《司马法》、《武备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都适宜讲究研究。按：以上这四类，如果不是全才，或者专门研习其中一类也可以）。古文（《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古诗（李白、杜甫的作品适宜全部阅读）。

十年广泛涉猎：《四书》。《五经》。《周礼》（以上参照注疏及诸家的说法）。诸儒语录。二十一史。本朝实录及典礼、律令等书。诸家天文书。诸家地理书（各省的《舆地志》，或者旁及堪舆风水之学）。诸家水利农田书。诸家兵法。诸家古文。诸家诗。以上这些书，能力能够兼顾的就兼顾，能力不能兼顾的，就略去涉猎的部分而专注于深入研读的部分。再不然，就舍弃诗文。在经世致用方面或者专门研习一类，其余的则断然必须阅读，这样学者都能成为有根本又有实用的人才。如今天下的精力，都耗费在科举八股文上了，谁肯做真正的读书人，而国家又怎么能收到读书的益处呢？（陆桴亭《思辨录》）

译读史应当以朱熹的《通鉴纲目》为主，参考《资治通鉴》，来观察历史的得失；增补《纪事本末》，来追求知识的融会贯通；扩大阅读范围至二十一史，来丰富见闻。然而，在简约礼仪方面的功夫，仅靠一部《纲目》就足够了。《资治通鉴》和《纪事本末》还是不可不读，二十一史即使不读也可以，备作查阅就足够了。

二十一史的列传非常冗长杂乱，但其各种志书却不可不读，因为一个朝代的礼乐、刑罚、政治都保存在其中，不可忽视。我曾经想删去二十一史的纪传，另外选取各种志书合编为一部书，天文、地理等各归其类，这确实是一部宏大的著作。《文献通考》也大致符合这个意图，但终究不如单独观察一个朝代，那样才能看到那个朝代的整体面貌。

领悟之处都源于思考，不思考就没有办法获得领悟。思考之处都源于学习，不学习就没有可思考的内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求取领悟，领悟是通过思考而达到的通达。古来的圣贤没有不重视思考的，思考不过是“穷究事理”这四个字。

思考好比烧火，领悟的时候好比火候。烧火可以用力，火候却不能用强力，只能长久地纯熟，等待它自然到来。然而烧火也有方法，火力断断续续就难以煮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忘”；火力太猛就容易焦糊失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助长”。不助长也不遗忘，其中自有妙处。

读史有必不可少的辅助书籍，如历代地图建置沿革、历代官制建置沿革、年号考、甲子考、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考、历世统谱、秋檠录等书，都不可少，我打算将它们汇编为一集，名叫《读史要览》，这也是方便学者的事情。

读史必须一口气看完，这样前后事件连贯，容易记忆。

读书连同早起夜坐，“穷尽一天的精力”，天资聪敏的人一天可以读二百页，评点考证的功夫都包含在内，再多就不能精细察看了。《纲目》、《通鉴》、《纪事》这三本书，不下四万多页，需要两百天，其余的日子也应当反复玩味，优游涵泳的功夫，这样这三本书也就没有遗憾了。

有人问天文是国家禁书，不是的。国家所禁止的，是占卜预测的书籍，担心人们妄言祸福。至于历法推算则是人人都应当知道的，也是国家所急切依赖的。

水利、农田是一件事，两本书可以互相启发，能懂水利，那么农田的道理就明白一半了。

凡是读书分类，不仅有益，而且节省心神。如《纲目》等三书，所载内容大致相同，如果《纲目》用心看过，那么这两本书，不必再仔细阅读，只要点过即可。这好比复读，极省工夫，但必须一起看，不可看完一部，再看一部，时间久了记忆就会生疏。其余如理学书，如先儒语录之类，作为一类看；经济书如《文献通考》、《函史》下编、《治平略》、《大学衍义补》、《经济类编》之类，作为一类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乐律之类也都是这样，成就自然不可限量。

人一刻不进步，对着草木也可以感到惭愧。馆舍中有空地种蔬菜，没几天就已经长成了。因此感慨记下这件事。

凡是人应当读的书，都应当在十五岁以前，让他们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使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都有歌诀，必须熟读。

近日人才败坏，都是因为子弟过早学习时文。古代的制度，四十岁才开始做官，即使国初的童子试，也必须等到二十岁后才允许进学，进学的人必须考试经义论说，培养深厚，所以他们的作为宏大。近日的人追求快捷获得，聪明的人读几页摘段，就可以获取功名，他们胸中何曾有一毫道理知觉，却想要他们辅佐君主、造福百姓，所以想要端正人才，必须先让子弟读书务实。古人的弊病在于质朴，今人的弊病在于文饰。文翁治理蜀地，趁着质朴而用文饰来教化他们。今天的形势，正与文翁相反。让百姓能回归一分质朴，世界就受一分恩惠。而回归质朴的方法，应当从教育子弟开始。关心世道的人，千万不要在时文上再推波助澜了！

洒水扫地、应答进退，这才是真正的弟子之事。自从世俗习惯于奢侈靡费，一切都由仆隶承担，这个道理不讲已经很久了。偶然经过友人姚文初家，看见他门庭肃然，一切洒水扫地、应答进退，都让次公执行，还有古人的风范。文初是砚闻先生的后代。他的高风亮节如此。

师道败坏，就没有贤良的子弟；没有贤良的子弟，后来的师道更加败坏。衰败相承，我不知道最终会流落到什么地步。

致知的功夫，没有比六书更完备的了，因为天地间一物必有一字，而圣

译贤制字，每个字必定蕴含一个道理，能够通过观察字形来体悟其中的道理，那么探究事物原理的方法就蕴含其中了。许慎的《说文解字》，虽然大致保留了古人的意图，但在道理的阐述上尚不完备。我的朋友王子石隐撰写了《六书正论》，对每个字都依据道理精心思考，一直追溯到根本源头，其精辟准确之处简直可以作为《尔雅》来研读。致力于格物致知学问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本书。

译谢良佐拜见程颢，背诵史书，程颢认为这是玩物丧志。等到程颢看史书，也是一行一行地看，没有一个字差错，谢良佐非常不服气。后来谢良佐有所感悟，却把这件事当作话题来引导博学的人。我认为谢良佐不服气固然不对，即使把这件事当作话题来引导博学的人，也是不对的。凡是读书，都不可以稍有轻忽容易的心态。也不可以只存有记诵的念头。有轻忽容易的心态，那么合上书就茫然无措，事情和道理都一无所得；有记诵的念头，那么就会随别人的是非而转移，事情虽然明察但道理或许遗漏。所以谢良佐记诵，而程颢认为这是玩物丧志，是担心他详于事情而略于道理；程颢看史书，却又一行一行地看，没有一个字差错，是要求详于事情，将用来深入考察其中的道理。凡是读书的人，都应当以此为法则，怎么唯独用来引导博学的人呢！（陆桴亭《思辨录》）

我曾经想要编辑兵书为三卷，叫做道、叫做法、叫做术。道，只是道理。凡是《四书》、《五经》中谈论兵事的地方，如“教民七年”“以不教民战”、《易经》的《师》卦、《尚书》的步伐、《诗经》的《车攻》、《吉日》以及圣贤古今论兵的格言，一定有符合王者之道的才选取。法，就是法制。如《司马法》、《李靖兵法》以及《纪效新书》、《八阵发明》之类。术，就是智术。如孙武、吴起的兵法以及古今史传所记载攻战的踪迹。让学习兵法的人先知道，其次学法，其次论术，大体和功用才不会混淆而人才才有造就。（陆桴亭《思辨录》）

孙武、吴起、司马法等七本书，世人称之为“武经”。然而七本书中只有《司马法》接近正道；《孙子》虽然权谋诡诈，但是学习兵法的人心术端正之后，也不可不尽知兵法的变通。至于《吴子》就浅薄了。其余如《尉缭子》非常粗略。《六韬》、《三略》、《卫公问答》都是伪书，不值得看。（陆桴亭《思辨录》）

兵家所说的出奇制胜的话很多，谈论旗鼓步伐的话很少。出奇制胜的方法虚，旗鼓步伐的方法实，虚的地方聪明人自然可以领会，实的地方不学习不行，就像名物度数，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生而知之。《孙子》、《吴子》不必说，就是《通鉴》这一本书，凡是谈论战攻的地方，哪不是出奇制胜的方法？只有旗鼓步伐，所传下来的很少。唐代有《李靖兵法》，就是这本书，然而不能见到全书，现在仅存杜佑《通典》所记载的。戚继光《纪效新书》，是从这本书中脱胎出来的，所以对于旗鼓步伐的功效特别详细，读者不知道，认为戚公一定有异人传授，也可笑啊。（陆桴亭《思辨录》）

人想要知道地利，必须熟读《通鉴》，将古今以来许多战争攻守的地方，一一对照地图仔细阅览。天下虽然大，其大的形势所在，也不过几项。如秦蜀为首，中原为脊，东南为尾；又如防守秦蜀的人，必定以潼关、剑阁、夔门为险要；防守东南的人，必定以长江上游的荆襄为险要。这些地方都有古人说过做过，只要用心体会。如果因为事远游，经过山川险易，那么又要留心审视，默默用来验证我平日从书传中所得到的，久而久之贯通胸中，自然有一个成局。其他琐碎小利害的地方，等到身到那里，或者对照查阅图籍，或者询问当地人，自然就知道，不必琐碎计较了。（陆桴亭《思辨录》）

地利只是“险阻”两个字，山为险，水为阻。秦国凭借一面东面控制诸侯，是山的作用；长江天然限制南北，是水的作用。推此以往，可以知道地利了。（陆桴亭《思辨录》）

地势险易，古今也有变更，不能完全依据书传。过去在秦汉时，函谷到潼关八百里，右边阻隔着黄河，左边傍着山，路远险狭，敌人来侵犯关隘，常在千里之外，所以说“秦得百二”。现在听说河流渐渐向北，中间充满平陆，宽坦无阻，失去它的险要了。天下古今形势不同的，难道只是潼关吗！（陆桴亭《思辨录》）

水利与农田互为表里，所以善于治水的人，把水当作利益；不善于治水的人，把水当作灾害。江南是水泽之国，而田地日益开辟，是把水当作利益；西北高地，而常常遭受河患，是把水当作灾害。所以善于谈论水利的人，必定谈论农田。（陆桴亭《思辨录》）

水利只是“蓄”“泄”两个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泄；旱年用蓄，水年用泄。那蓄泄的方法，只在坝闸。知道这几句话，水利的道理，思考就超过一半了。（陆桴亭《思辨录》）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现在选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用字计算：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

译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计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暂且以中等资质的人为标准，如果每天诵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就可以读完；或者因为天资稍显迟钝，减少到中等资质的一半，每天诵读一百五十字，也只需九年就可以读完。如果能够熟读并温习，使文字入耳入心，长久不遗忘，完全在于每日积累的功效罢了。乡间谚语说：“积累蚕丝成寸，积累寸长成尺；寸尺不停，最终成为丈匹。”这话虽然微小，却可以比喻大事。年轻人要努力啊。（郑耕老《劝学》）

译读书当时虽然极其熟练，但长久不读也一定会遗忘。温习的方法：如果刚读完一卷书，就一天温习这一卷；之后读完两卷，就两天温习一遍；读完三卷，就三天温习一遍……读完二百卷，就二百天能温习一遍，这样也就永远不忘了。这是杨子吴秘家的家传温书方法，这样做既节省精力，又是永远不忘的妙法。（王虚中《训蒙法》）

安定胡先生主持湖州学政时，天下人称之为“湖学”。求学的人最多，先生让学者各自专研一件事，如边防事务、河防事务之类，各自住在一间斋舍，早晚研讨，后来跟随他学习的人大多被当时任用。因为先生教导人务求有实际效果，不说不切实际的话，当时孙公莘老名觉、顾公子敦名临，是最优秀的学生。（吕氏《童蒙训》）

田腴诚伯是笃实的读书人，曾经跟随横渠学习，每三年专治一部经书，学问贯通，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吕氏《童蒙训》）

杨应之学士说：“后辈做学问，聪明强记不足为惧，只有善于思索探究的人才值得敬畏。”（吕氏《童蒙训》）

儿辈读书，只务求广泛涉猎，都不精深专一，所以每次考试都失败。曾对他们说，这好比用人，必须平日与之肝胆相照、不拘形迹、紧密团结，毫无隔阂，遇到紧急时刻，自然能得到他的力量；如果只是泛泛之交或一面之识，平时饮酒谈笑，他或许肯来；一旦有事，就会甩手而去。常看见先辈读书，必定有根本，吃饭时、睡觉前，都不肯放下，虽然因此无暇与人交往，但坚持这样做，考取功名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只是与书本熟稔罢了。（《小柴桑喃喃录》）

王景文说：“文章的根基，都在《六经》中，不只是义理，就连构思取材、规模制度，无不具备。张安国拿出《考古图》，其中品类有一百二十八种，说：‘这应当写篇记，对于经书有什么借鉴？’景文说：‘应当用《顾命》。’《游庐山记事》，将要收集所经历的地方并加以叙述，说：‘用什么体例？’景文说：‘应当用《禹贡》。’”（《辞学指南》）

刘子厚说：“应当先读《六经》，其次是《论语》、孟轲的书，这些都是经书之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的文辞，可以稍微采纳；谷梁子、太史公的文辞非常峻洁，可以灵活运用。”（《辞学指南》）

研读经书的闲暇，各自根据自己的聪明资质，专门学习一门技艺，如果能兼通多种技艺更好，如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历象、兵刑、钱粮、治河之类，必须精熟研习，切实可以应用于事业，不徒然空谈那些虚幻的影子而已。（施虹玉《塾讲规约》）

陶公读书，只看大意，不求深入理解。所谓深入理解，就像郑康成的《礼》、毛公的《诗》那样。世人读书，正苦于大意没有通晓。现在早晨读一本书，到晚上就读完了，问他主旨，还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事；自己说我是效仿陶渊明。不仅自己误事，还用来教导别人，年轻人厌倦于探求，跟随他而荒废学业。凡是我们同人，如果遇到这类人，所谓“损友”，断绝往来就可以了。（《钝吟杂录》）

做学问关键在于小时候，年长了就不行了。然而年长了，也不可不尽力。（《钝吟杂录》）

我看见人家教导子弟，没有不让我长叹的。不读《诗》《书》，说是妨碍科举考试。依我看来，凡是两榜出身的贵人，在当时粗略有名声的，没有不涉猎经史的。读书好学的士人，不幸在科举考试中失败，仍然在当时有名声，被人尊崇仰慕。那些平庸不知书的人，假使侥幸考中一科，或者状元进入翰林院，也只是普通人，那些老死无成就的，数不胜数。难道说学习古人不利于科举吗？又不喜欢子弟学习道义，稍微喜欢谈论礼义的，就称为极愚蠢，不知道所谓道就在日常应用中，只是不学习罢了，在家就不孝、不悌；处世就随波逐流，做各种坏事。才能短浅的还能做个庸人，稍有才能的往往陷入刑罚，中世网而死，这样的人不可胜数。看见三十年前，士人立身，还依循名教，相见时或许谈论《诗》《书》，讨论经世济民的事务，现在则完全没有这种风气了。（《钝吟杂录》）

每次看古今书籍，见到嘉言善行，凡是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理的，就加以圈点，每天记录几页。与人聚在一起交谈时，随便把这些当作闲话，有时直言有时委婉，总不过是家常话，这有几层意思：一是不白白度过这不再回来的白天；二是不虚耗这不易得到的茶饭；三是不辜负好朋友和年轻子弟不能经常相聚的时候。（《小言》）

朱子论述读书的方法，说刚开始读一本书花费十分工夫，后来读一本书花费八九分，再后来花费六七分，再后来花费四五分了。这就是所谓势如破竹，几节之后，迎刃而解。（《问学录》）

朱子回答江元德说：“你所比喻的。《易》、《中庸》的解说，足以看出用心的恳切，其中的好处也很多。‘但是圣贤的话，旨意深远，仔细反复，十年二十年尚未

译见到一二分，岂可如此才方拨冗看得一过，便敢遽然立论，似此恐不但解释之义有所差错，且是气象轻浅，直与道理不相似。’吾辈才举笔，不可不思此一段。何曾侍晋武帝宴，退谓诸子曰：‘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吾辈才学文，不可不思此一段。”（《问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