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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周礼》中，大司乐用乐德、乐语来教导国子，少年时便学习这些，等到圣德已经养成，再学习《韶》乐三个月。君主以此教导士人，君子以此成就自己，都只在于此。大概是因为沉浸其中、深入其中，引导性情达到精微的境界，从而超越事功的繁琐与污浊，其作用真是神妙啊。

世间的教化沦丧衰微，音乐崩坏而流落为优伶俳优的技艺。然而天机不可遏制，旁通而出，产生了学士的心志，乐语单独传承成为《诗经》。《诗经》尚不足以完全展现乐德的形态，又旁通而出成为经义。经义虽然没有音律，但排列有序、形成篇章，才华得以舒展，情感得以疏导，也就是所说的言语不足以表达而拉长声音吟唱，这本来就是乐语的流变。这两者都以心中原本的声音为极致。舍弃固有的本心，接受陈腐之人的束缚，那么其卑劣浅陋、不灵验，毛病是相同的。韵律因此和谐，法度因此典雅，微妙之处因此抒发，深远之意因此达到，有光明昭著而没有遮蔽昏暗，有淡泊舒展而没有粗野乖戾；通晓音乐的人，可以评论《诗经》，也可以评论经义了。

我自从束发受业学习经义，十六岁开始学习韵语，阅读古今人所作的诗不下十万首，经义也有数万首。趁着山中孤寂闲暇之时，有所点评审定，于是论述其大概如此。可以说的，就说出来；有不可说的，谁能知道呢？庚午年补天穿日，船山老夫作序。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兴、观、群、怨，诗歌尽在于此了。经生学者将《鹿鸣》、《嘉鱼》分析为“群”，将《柏舟》、《小弁》分析为“怨”，这只是小人一时的喜怒罢了，哪里足以谈论《诗经》？“可以”这个词，是随着所凭借的情境而都“可以”的意思。《诗经三百篇》之后，只有《古诗十九首》能做到这样。李白、杜甫也偶尔遇到这种情况，然而他们能让人们随触即发、无所不可，也不多见。再往下，有的只有一可，有的无一可。所以许浑确实是恶诗，王僧孺、庾肩吾以及宋人都是如此。

无论诗歌与长篇文字，都以意为主。意就像统帅一样。没有统帅的军队，叫做乌合之众。李白、杜甫之所以被称为大家，是因为没有意的诗十首中不超过一两首。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寄托了意就灵动。如果像齐梁时期的绮丽语句，宋人拼凑合成句子的典故（宋人论诗，字字追求出处），用心向那些地方搜罗，而不顾自己情感的自然抒发，这就叫做小家数，总是在圈套中谋求生计。

拘泥于一个题目、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物体，在其上面寻求形貌，寻求比喻，寻求辞藻，寻求典故，就像用钝斧头劈砍栎柞树，皮屑纷飞，何曾触动一丝纹理？以意为主，气势次之。气势，是意中的神理。只有谢灵运能够取势，宛转屈伸，以求穷尽其意；意已经穷尽就停止，几乎没有多余的话；夭矫连蜷，烟云缭绕，这才是真龙而不是画龙。

“池塘生春草”，“胡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都是心中、眼中与景物交融，一开口说话，就得到珠圆玉润的效果，这也要看各人所怀的情感与景物相迎而来。“日暮天无云，春风散微和”，可以想见陶渊明当时胸襟开阔，哪里是夹杂铅汞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程子说见到周敦颐一个月坐在春风中。不是程子不能知道周敦颐如此，不是陶渊明不能自知如此。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同说别人的梦，纵然形容酷似，何曾毫发关心？知道这一点的人，是因为他沉吟“推”“敲”二字，就替别人着想。如果即景会心，那么或是推或是敲，必定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必劳神拟议呢？“长河落日圆”，起初没有固定的景物：“隔水问樵夫”，起初并非想得：这就是禅家所说的现量。

诗文都有主宾。没有主的宾，叫做乌合之众。俗论认为比是宾，赋是主；反是宾，正是主，这都是塾师欺骗童子的死法。确立一个主来等待宾，宾无非是主的宾，于是都充满情感而相融洽。至于“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与贾岛有什么关系？“湘潭云尽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与许浑有什么关联？都是乌合之众。“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挍前”，有了主，还有痕迹。“花迎剑佩星初落”，则宾主分明，熔合一片。

亲身经历的，亲眼所见的，是铁门槛。即使极力描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也必定不超出这个界限。不是按照舆地图就可以说“平野入青徐”的，这也是登楼所见罢了。隔着墙听演杂剧，可以听到歌声，看不到舞蹈；更远的话只听到鼓声，能说演的是什么吗？前有齐梁，后有晚唐及宋人，都是欺心以炫耀技巧。

一首诗只限于一时一事，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谢灵运都是如此。“夔府孤城落日斜”，接着是“月映荻花”，也是从日斜到月出诗才完成罢了。至于杜甫的长篇，有历经数月之事，合为一章。《大雅》有这种体裁。后来只有《焦仲卿》、《木兰》两首诗是这样。大抵是从旁追叙，不是言情之章。作为歌行则合适，

译五言诗本来就不互相替代。

古诗没有固定的体式，似乎可以任凭笔意随意创作，却不知道自有天然不可逾越的规矩法度。所以李攀龙说唐代没有五言古诗，这话也大致正确；并非绝对没有，只是百首中难得一二罢了。所谓规矩法度，是指立意不枝蔓，措辞不浮荡，曲折变化却不见痕迹，刚劲峭拔却不争胜的意思。至于李攀龙所说的没有古诗，又只是没有那种形似字句和粗豪的气概罢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子房未虎啸”以及《玉华宫》这两首诗，乃是李白、杜甫诗集中霸气尽灭、充满和平温厚意趣的作品，为什么唯独被选入他的选本中呢？

译古诗和歌行中换韵的，必须做到韵脚转换而意脉不随之断裂。从《诗经》一直到庾信、鲍照的七言诗，都不需要刻意勾连，自然蝉联不断。这种方法可以通用于时文，使文章段落相承，在段落中转换气息。近来有个叫顾梦麟的人，写《诗经塾讲》，以换韵作为界限，割裂了意旨。低劣的经生拘束古人，其可恶还有甚于此的吗！晋代《清商》、《三洲》曲以及唐代人所作的诗，有长篇拆开可以当作几首绝句的，都是像蠖虫相连变成一条青蛇那样的陋习。

以神理相取，在于远近之间。刚着手就死死抓住，一放手又飘忽不定，比如“物在人亡无见期”，就抓得太死。又如宋人咏河豚说：“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纵然有理，终究与河豚没有关联。“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为什么相互依托，相互蕴含？神理契合时，自然恰到好处。

李白胸中浩渺的情致，汉代人都有，只是用微言点出，包容宏大。李白的乐府歌行，则是倾囊而出。就像射手拉弓拉到极致，有的立即发箭，有的迟疑很久才发，能忍不能忍，其力量大小就可以知道了。要达到李白的境界，就到此为止了。一旦失之，就成了白居易，本来没有浩渺的才情，就像决开池水，转眼就干涸。再失之，就成了苏轼，像枯萎的花败落的叶，随波荡漾。胸襟局促，乱节狂兴是必然的结果。

“海暗三山雨”接着“此乡多宝玉”是不行的，逐步说到“花明五岭春”，然后那一句才能来，这难道没有法则吗？只是不是皎然、高棅的法则罢了。如果那法则真的足以成为法则，怎么容得下被打破呢？非法的法则，打破不尽，终究得不到真正的法则。诗中有皎然、虞伯生，经义中有茅鹿门、汤宾尹、袁了凡，都是画地为牢来陷害人的，是有死法的。死法的建立，总是因为见识度量狭小。就像演杂剧，在方丈大的台上，所以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就错乱。如果在康庄大道上驰骋，取道千里，却用这种步法，即使是至愚的人也不会这么做。

情景名义上是二，实际上不可分离。精通诗歌的人，巧妙融合，没有界限。巧的人则有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的，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其难以曲折描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我欣赏之景。凡是这类，懂的人遇到就明白；不然，也就糊里糊涂看过，当作平常语罢了。

“更喜年芳入睿才”与“诗成珠玉在挥毫”，可称双绝。不懂的人以为“入”字“在”字是用字的巧妙，不知道那是作者顺手凑成的。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那么山的辽阔荒远就可以知道了，与上面六句初无不同，而且宾主分明，不是单独用意识凭空描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阳楼的诗。试着设身处地作杜甫，凭轩远望，那么心目中这两句话自然出现，这也是情中景。孟浩然用“舟楫”、“垂钓”勾连合题，却自始至终毫无关联。

近体诗中间两联，一情一景，是一种法则。“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御柳已争梅信发，林花不待晓风开”，都是景，哪句是情？如果四句都是情，而没有景语的，更是数不胜数。这能说是不合法则吗？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只随意所适。强行分成两截，那么情不足以兴起，而景也不是其景。况且如“九月寒砧催木叶”，两句之中，情景相对；“片石孤云窥色相”四句，情景双收，更从何处分析？浅陋的人标榜浅陋的格调，竟说“吴楚东南坼”四句，上景下情，是律诗的典范，不顾杜甫在九泉之下大笑。愚昧不可治愈，又能找谁来治疗呢？

起承转收，是一种法则。试着拿初盛唐律诗验证，谁一定拘守此法？法则没有比成章更重要的；立下这四法，就不成章了。再说“卢家少妇”一诗作何解？是什么章法？又如“火树银花合”，浑然一气；“亦知戍不返”，曲折无端。其他有的平铺六句，用两句概括；有的六七句意已无余，末句用飞白法扬开，义趣超远，起不必起，收不必收，才使生气灵通，成章而达。至于“故国平居有所思”，“有所”二字虚笼喝起，以下曲江、蓬莱、昆明、紫阁，都是所思者，这来自《大雅》；谢灵运五言长篇，用作章法；杜甫更藏锋不露，融合无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转？浅陋人的法则，怎么足以施展骐骥的脚力呢！近世只有杨慎辨析得很详细。杨慎善于用法，正是因为他能打破浅陋人的法则。

用起承转收来论诗，用来教幕客作应酬或许可以。其或许可以的，八句自为一首尾。塾师却以此作为经义法则，一篇之

译中间，四次升起四次收回，这难道不是蠚虫首尾相接形成青竹蛇的样子吗？天地间的万物生长，没有从臀部下方长出头部、枝梢生根的道理。如果不说这种说法不通达事理，难道还能说得过去吗？

译《乐记》说：“大凡音乐的产生，都源于人的内心。”因此，应当以使耳朵愉悦、使心灵和谐作为音律的标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说法，不可以依赖为定规。比如“昔闻洞庭水”，“闻”、“庭”二字都是平声，正是振起精神之处。如果“今上岳阳楼”，把第三个字改为平声，说成“今上巴陵楼”，那么语句就艰涩而违背听觉了。“八月湖水平”，“月”、“水”二字都是仄声，自然可以；如果“涵虚混太清”改成“混虚涵太清”，那就如同敲击石磬土鼓一样单调了。又如“太清上初日”，音律自然合适；如果说“太清初上日”，为了符合粘对规则，那么情文就索然无味，不能再成为佳句了。又如杨慎的名句说：“谁起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烽烟”。如果说“安”字失粘，改成“谁起东山谢太傅”，拖沓便不成响亮了。足以看出，凡是谈论法度的，都不是真正的法度。佛家有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文艺家懂得这个道理，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作诗也必须认识字。比如“思”、“应”、“教”、“令”、“吹”、“烧”之类，有平仄两个读音，读音不同意义也不同。如果在粘对和押韵上对此含糊不清，那么荒谬之处只堪嗤笑。唐人不去追究出处，不夸耀字学，而犯这种错误的百无一二。宋人以博学考据见长，偏偏在这方面多有错误。杜甫把酂侯的“酂”字当作“才何切”，平声粘对，因为《史记》、《汉书》注自有两种说法，并不是不认识字。至于廉颇音“婆”，相如音“湘”，那么考据就精切了。苏轼不知道《轩辕弥明诗序》中“长颈高结”的“结”字读“洁”音，这是小孩子都耻于做的，而他却如此轻率！近来看到有人和人韵，把“葑菲”当作“芳菲”的读音来押韵，虽然不足挂齿，也可以作为不学无术之人的永久鉴戒。

只有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不知道“云土梦作乂”，“梦”本音“蒙”；“青阳逼岁除”，不知道“日月其除”，“除”本音“住”。孟浩然山人的雄长，时有秀句；但轻飘短浅，不能与高适、岑参、王维、储光羲并列。近世文征明轻秀与之相颉颃，而思致密赡，渐渐要超过他。

王献之作一笔草书，于是想跨越王羲之而上。字各有形体界限，不相因循，尚且以一笔为妙境，何况诗文本来相承递进呢！一时一事一意，概括起来只有一两句；长言永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是教化。《十九首》及《上山采蘼芜》等篇，只以一笔入圣证。自从潘岳以凌杂之心作芜乱之调，而后元声几乎熄灭。唐以后间有能此者，多得之绝句耳。一意中但取一句，“松下问童子”是已。如“怪来妆阁闭”，又止半旬，愈入化境。近世郭奎“多病文园渴未消”一绝，仿佛得之。刘伯温、杨用修、汤义仍、徐文长有纯净者，亦无歇笔。至若晚唐饾凑，宋人支离，俱令生气顿绝。“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风软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医家名为关格，死不治。

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胡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亭皋木叶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谢太傅于《毛诗》取“讦谟定命，远猷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叶开时任好风”，“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风正一帆悬”，“青霭入看无”，皆以小景传大景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张皇使大，反令落拓不亲。宋人所喜，偏在此而不在彼。近唯文征仲《斋宿》等诗，能解此妙。

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柔橹轻鸥外，含凄觉汝贤”之类是也。此又与“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更进一格，益使风力遒上。

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若但于句求巧，则性情先为外荡，生意索然矣。松陵体永堕小乘者，以无句不巧也。然皮、陆二子差有兴会，犹堪讽咏。若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黄鲁直、米元章益堕此障中。近则王谑庵承其下游，不

译顾惜才华与性情，另辟蹊径，实在可惜啊。

译对偶有极其巧妙的，也是偶然凑巧而成，像“金吾”对“玉漏”、“寻常”对“七十”这类，起初并不因此妨碍理趣。刻意追求巧妙，反而足以引人发笑罢了。贾岛的诗：“高人烧药罢，下马此林间”，用“下马”对“高人”，唉，这是什么话呢？

有一位懂下棋的人，以教人下棋作为谋生的手段。后来遇到一位高手，与他下棋下到十几步时，就嘲笑他说：“这是教棋先生的棋路啊！”写诗文树立门户让人效法自己，别人一学就相似的，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也不过是艺术界的教棋先生罢了。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钟伯敬、谭友夏，所崇尚的流派各不相同，但其归宿是一样的。一旦树立了一个门户，就只有一种格局，更没有性情，更没有兴致，更没有思致；自己束缚自己又束缚别人，谁来解救呢？本朝的风雅，自然不属于这几位。至于刘伯温的思理，高季迪的韵度，刘彦昺的高华，贝廷琚的俊逸，汤义仍的灵警，如绝壁孤峰，高不可攀，人们固然望洋兴叹而返回；而后凭借他们亭亭岳岳的风神，与古人相辉映。其次是孙仲衍的畅适，周履道的萧清，徐昌谷的密赡，高子业的戍削，李宾之的流丽，徐文长的豪迈，各自擅长不同的领域，沉醉其中自得其乐。正因为不挂牌开店，充当风雅的牙行，要使光芒熊熊燃烧，无法掩盖，难道要与平庸之辈争夺市场吗？李文饶曾说：“好驴马不随队行走。”树立门户和依附门户的人，都是随队行走的。

树立门户，从建安时期开始。曹子建铺排整饰，设立等级台阶来引诱人们升堂入室，用这种方法招致那些趋炎附势的客人，容易成名，铺开纸挥动笔，千篇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使人无法攀附，所以人们不喜欢跟随，反而被他掩盖。子建因此压倒了哥哥，夺取了他的名誉。实际上子桓天才骏发，难道是子建所能压倒的吗？所以此后兴起的，如郭景纯、阮嗣宗、谢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张景阳，都不屑于沾染建安的文风，视子建如蔑物。降及萧梁宫体，降及王、杨、卢、骆，降及大历十才子，降及温、李、杨、刘，降及江西宗派，降及北地、信阳、琅邪、历下，降及竟陵，那些纷纷跟随的，都是一时的和声附和者罢了。宫体盛行时，就有庾子山的歌行，健笔纵横，不屑于烟花簇拥。唐初讲究对偶，就有陈子昂、张子寿弘扬大雅。接着李、杜相继兴起，杯酒论文，雅称同调，而李不袭杜，杜不谋李，未曾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划定界限墨守成规。沿袭到宋人，才开始争夺疆域。欧阳永叔极力反对杨亿、刘筠的靡丽，但矫正过度，又回到了歪斜，于是导致一代无诗，拾取夸新，几乎如同酒令。胡元浮艳，又以矫正宋诗为工，蛮触之争，对于兴观群怨丝毫都没有恰当之处。伯温、季迪以和缓的态度接受，不与元人争胜，而自问风雅的津渡。所以洪武年间诗教中兴，洗去了四百年三次变化的陋习。由此可知，树立“才子”的名目，标榜一成不变的法度，煽动庸才，早上模仿晚上就相似的，原本不足以束缚良马。只是世上没有伯乐，那么驾着盐车在太行山上行走的，自然自鸣其骏足罢了。

所以门户一旦树立，举世称为“才子”、为“名家”的，是有原因的。如果想做李、何、王、李门下的仆役，只要买到《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这四本书放在案头，遇到题目查凑，就没有不充足的。如果想吮吸竟陵派的唾液，就更不需要这些；只要把措大家所诵读的时文中“之”、“于”、“其”、“以”、“静”、“澹”、“归”、“怀”这些熟烂的字句凑合上去，就已经俨然是一位词客了。像源休一收集图籍，就自称为酂侯，怎能不向白华殿拥戴朱泚呢？做朱泚的，于是洋洋自得地自认为天子了。举世悠悠。才不敏，学不充，思不精，情不属的人，十姓百家都是如此。有这样的开方便门的大功德主，谁能舍弃他而离开呢？再往下，还有皎然《诗式》一派的下流，像印纸门神等待填涂朱绿一样，也被称为诗。庄子说：“人没有比心死更悲哀的。”心死了，还有什么不可图谋度量的呢？

曹子建对于子桓，有仙凡之别。而人们称颂子建，不知道子桓，世俗的议论大体如此。王敬美风神蕴藉，高出元美好几等。而世俗所归依的，唯独在元美。元美像吴国的夫差，倚仗豪气以争夺盟主，势力所凌灼的，又能怎么样呢？敬美论诗，大有玄微之旨。他说河下佣者，哥哥就是。挥毫落纸，非云非烟，是五里雾罢了。像送蔡子木诗：“一去蔡邕谁倒屣，可怜王粲独登楼。”恰好安排，一呼即集，不是河下佣者是什么？

元美末年以苏子瞻自任，时人也誉为“长公再来”。子瞻诗文虽然多有灭裂，但用元美比拟他，则辱没子瞻太甚。子

译这不过是看轻了野狐禅罢了，元美不过是吹螺摇铃、演诵《梁皇忏》来应付僧人而已。“为报邻鸡莫惊觉，更容残梦到江南。”元美穷尽一生，能写出这两句诗吗？

译建立诗派门户的人必定显得孤立无援，不孤立无援就无法建立诗派门户。因为心灵是人各自拥有的，不能互相借用，无法开设方便法门，任凭浅陋之人随意支取借用。世人讥讽西昆体像獭祭鱼一样堆砌典故，苏轼、黄庭坚也不过是獭祭罢了。他们所祭祀的是肥美的江豚，而西昆体所祭祀的是吹沙跳浪的鲿鲨：除了书本上的典故，就再也没有诗了。比如刘彦昺的诗：“山围晓气蟠龙虎，台枕东风忆凤凰。”贝廷琚的诗：“我别语儿溪上宅，月当二十四回新。如何万国尚戎马，只恐四邻无故人。”无论用典还是不用典，总以曲折地表达心灵，触动人们兴观群怨的情感，却让浅陋之人无从支取借用。正因为无法支取借用，所以没有人推崇建立诗派门户，从而独自振兴了四百年的衰颓诗风。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难道是以《诗经》中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作为出处吗？用意不同，那么悲伤和愉悦的景象原本就不能互相借用。只是说话时偶然凑合罢了。一定要寻求出处，这是宋人的浅陋之处。那些尤其迂腐不通的人，既在诗中寻求出处，又用诗作为出处来考证事理。杜甫的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于是据此认为这是唐代的酒价。崔国辅的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如果在杜甫买酒的地方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是能获得三十倍的利息吗？寻求出处的人，可笑的大致如此。

一部杜诗，被刘会盂堵塞的占十分之五，被《千家注》埋没的占十分之七，被谢叠山、虞伯生污蔑的则没有一字留存了。翻开《龙门奉先寺》诗：“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所有人都解不开一个“卧”字，只当作人躺在云中，所以在“阙”字上产生了许多胡乱猜测。这种用字方法，是杜甫早年尚未醇熟的地方。源自阴铿、何逊，后来逐渐摆脱才彻底，这难道是黄庭直所能知晓的吗？至于“沙上凫雏傍母眠”，被诬蔑为嘲讽杨贵妃、安禄山。那么市井恶少编造谣言歌谣嘲讽邻居家闺房恶习，如果施加在君主父亲身上，罪过连死都不足以抵偿了。

《小雅·鹤鸣》这首诗，全用比喻手法，没有一句点破，是《诗经》三百篇中的创新格调。主要是要俯仰观察物理而咏叹，用来体现道理随着事物显现，只有人的感受，都可以类推相通；起初并不是有所指斥某一人或某一事，不敢明说，而暂且使用隐语。如果其他诗有所指斥，那么皇父、尹氏、暴公，不怕直接斥责他们的名字，历数他们的罪恶，而且自己显露身份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经》的教化虽然说是温和宽厚，但光明昭著的志向，对天无所畏惧，对人无所顾虑。高举日月而行，难道是女子小人那种半含不吐的姿态吗？《离骚》虽然多引用比喻，但直言的地方也不忌讳。宋人骑两头马，想博取忠直的名声，又害怕祸患降临，多作影射语，巧妙地互相弹劾攻击，然而因此遭受祸患的人不少。既然向人显示可疑的端倪，那么即使没有诽谤讥讽，也可以加以罗织罪名。看苏轼的乌台诗案，他远谪荒远之地，确实是自找的。然而又不能昂首挺胸大声鸣叫，戴上刑具，却说“圣主如天万物春”，耻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近代人多效仿这种风气，不知道轻薄圆滑的恶习，君子早已不屑一顾了。

近体诗，梁、陈时期已有，到杜审言才开始符合法度。歌行体，鲍照、庾信初创，到李白才达到极致。大概创作如同鱼初次在洲渚间荡漾，后来者才能自由自在地游动，情感舒展而鳞片才开始展开。七言绝句，初盛唐时期已经很多，稍微郑重对待，所以损害了它的风神。到刘禹锡，才宏大放逸出于天然，以此来发扬性情，描绘景物，无不自然成章，确实是小诗的典范。这种体裁以才情为主。言语简练的最忌讳局促，局促就必然有滞涩累赘；如果没有滞涩累赘，又显得萧索无余。如果没有红炉点雪般的胸怀，那么刚想驰骋，忽然就困顿不前；意在矜持庄重，只显得疲乏无力。以此标准来衡量，就知道率笔口占的难度，比按律合辙加倍困难。刘禹锡之后，只有天分高朗的人，能追随他的足迹，白居易、苏轼都有佳作，近代则汤显祖、徐渭、袁宏道往往能占据胜地，无不以刘禹锡为活谱。有才华与无才华，有情与无情，只有这种体裁可以检验。不能作五言古诗，不足以进入风雅之门；不能作七言绝句，简直是不应该作诗。在区区近体诗中寻觅好对仗，只是一个四六幕客罢了。

七言绝句，只有王江宁没有瑕疵；储光义、崔国辅次之。至于“秦时明月汉时关”，句子并非不精炼，格调并非不高，但只能作为律诗的起句；用于小诗，未免有头重脚轻的毛病。像“永尽南天不见云”，“永和三日荡轻舟”，“囊无一物献尊亲”，“玉帐分弓射虏营”，都是所谓的滞涩累赘，因为有衬字的原因。那些免于滞涩累赘的，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却又疲乏无力没有生气，似乎想要匆匆结束。

作诗只求好句，已经落入下乘

译况且绝句只有这几句话，如果拆开来做成一句巧妙的话，难道还能成诗吗？“百战方夷项，三章且易秦；功归萧相国，气尽戚夫人。”这简直像是一个关于汉高祖的谜语；把它拆成四片，彼此完全不相通。这样写诗，真是所谓“佛出世也救不得”了。

译建立诗派门户，已经断绝了风雅的传统。然而其中有些人本来没有才情，却把这作为安身立命的本领，像高廷礼、何大复、王元美、钟伯敬就是这样的人。有才情固然足以自用，但因为要树立门户而自我束缚的，李献吉就是这样的人。其次，谭友夏也有些小聪明，假如他不跟从钟伯敬做门徒，几乎可以分得文征仲的一席地位，应当从他的五言、七言绝句中去验证。

评论绘画的人说：“在咫尺之间展现出万里的气势。”这个“势”字值得特别注意。如果不讲究气势，那么把万里江山缩在咫尺之间，简直就是《广舆记》前面那一幅地图罢了。五言绝句，以此作为构思时的首要原则。只有盛唐诗人能得其妙处。比如“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墨气所照射之处，四方无限，没有字的地方都蕴含着诗意。李献吉的诗：“浩浩长江水，黄州若个边？岸回山一转，船到堞楼前。”固然不失这种风味。

五言绝句源自五言古诗，七言绝句源自歌行，这两种体裁本来在律诗之前；律诗是从它们演变出来的，只是使之更加充实流畅罢了。有人说绝句是截取律诗的一半，有的截取前四句，有的截取后四句，有的截取首尾各两句，有的截取中间两联。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砍头断脚，成了受刑的人罢了。不知道是谁提出这种说法，真是戕害人的常理！源自五言古诗的，就在一个意念中圆润流畅地成篇，字外蕴含深远的神韵，让人思索。源自歌行的，就在一种气势中舒展灵动，句中有余韵，以感动人的情感。长短虽然不同，但不可混杂冗长滞涩这一点是一样的。五言绝句有平铺两联的，也是阴铿、何逊古诗的支流。七言绝句有对偶的，如“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也流动不羁，终究不能写成“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那样平实的语句。足以知道绝句和律诗四句的说法，是牙行骗客的话，有血性的人不会受他们的哄骗。

《大雅》中的说理诗造极精微，除了周公能说得出，汉代以后没有人能继承其声韵。陈正字、张曲江开始倡导《感遇》之作，虽然造诣不深，但本地的风光，舒展人的性情，以引出名教的乐趣，风雅的源流，在这里没有泯灭。朱子和陈、张的作品，也是旷世难遇的。此后只有陈白沙能以风韵书写天真，使读者如同脱去束缚而在杜蘅水边遨游。王伯安厉声吆喝：“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孔子。”那是游食僧侣夜里敲木板叫街的话。骄横卤莽，用来宣扬他“蠢动含灵皆有佛性”的说法，志向荒谬而气因此浮躁，真是鄙陋啊！

诗派门户之外，还有几种恶劣的诗：有像妇人的，有像僧人的，有像乡村塾师的，有像游食客的。妇人、僧人，并非没有小聪明；塾师、游客，也夸夸其谈。但他们的见识和度量不出针线、蔬笋、数米、量盐、索取、借贷的范围，古今上下，哀乐完全不相关；即使让他们揣度而言，也是广东人咏雪，只说白和冷而已。然而这几种，也有其来源，作为依据。像妇人的，模仿《国风》而失去了不淫荡的尺度。晋、宋以后，柔媚之风影响了壮夫；近来王辰玉、谭友夏中了这种毒。像僧人的，其源头来自东晋。钟嵘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也是因为他度量不宏大而气势不足，下此者可想而知。从此贾岛固守其本色，陈无已刻意冥搜，只落入齐盐的窠臼；近来钟伯敬通身陷入，陈仲醇纵然富有绮丽之语，也不过是宋初九僧一流罢了。像塾师、游客的，《卫风·北门》实为始作俑者。那所谓政事散乱、民心流失，欺骗上级、谋取私利而不可制止的情况，孔子收录它，是为了表明卫国被狄人灭国的原因罢了。陶渊明“饥来驱我去”，误入其中。杜甫不审慎，鼓动其残余渡河。此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的人，奉为羔雉，到了陈昂、宋登春而丑秽到了极点。学诗的人一旦沾染这几种习气，白练受污，终究无法再变白。还要警惕啊！

艳诗有叙述欢爱的，有叙述怨情的，《三百篇》也不废弃。但都是浏览而达到定情，并非沉迷不返，以身为妖冶的媒介。继此之后的作者，如“荷叶罗裙一色裁”，“昨夜风开露井桃”，都是艳极而有所止。至于如李白《乌栖曲》等篇，则又寓意高远，尤为雅正之音。那些叙述怨情的，在汉人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在唐人有“闺中少妇不知愁”，“西宫夜静百花香”，婉转中自矜风轨。等到元稹、白居易兴起，而后将自身化作妖冶女子，详尽叙述衾被中的丑态；杜牧之厌恶其蛊惑人心，败坏风俗，想要施加刑罚，并非太过分。近来汤义仍屡次为之，而固不失雅步。只有谭友夏完全写成青楼淫词，须眉尽丧；潘之恒等人更不必说了。《清商曲》兴起于晋、宋，大概是里巷淫词，起初并非文人所作，如同今天的《劈破玉》、《银纽丝》罢了。执笔的人即使不惜廉耻，又何至于作《懊侬歌》、《子夜》、《读曲》？

译前面列举的那些恶劣诗作，已经登峰造极了；还有比这更加卑劣低贱的，就是“诗佣”了。所谓诗佣，是指那些迂腐衰朽的教官，迎合上级官员的征召索取；或是寄人篱下的门客，接受主人的雇佣委托。他们大多是被迫无奈才这样做。而像宗子相这一类人，明明可以不做却偏要做，闲暇时就翻书寻找素材，紧迫时就掏空肚子硬凑出来，皱着眉头、叉着手，自讨苦吃是为了什么？他们的写法是：姓名、官职爵位、籍贯、山川景物、寒暄客套、庆贺吊唁，各自归类罗列；篡改旧有的典故，塞进固定的套式；千篇一律，替人表达悲欢；开头就直白叫喊，结尾毫无余味；一起一伏，一虚一实，自夸整体完美无缺，却不知诗已死透。风雅传统的末流，到了这里变得浑浊污秽到了极点。宋代以前从未有过这种现象。高廷礼开了这个坏头，宗子相继承了他的衣钵。凡是做诗佣的人，都凭借这种方法摸索前行，于是天下谈论诗歌的人多得像用车装、用斗量一样。这真是令人为了风雅传统而痛哭流涕啊。

译咏物诗，齐、梁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其格调的高低，就像绘画有匠气之作，有士大夫气之作一样。征引典故，描绘色泽，广泛使用比喻，即使极尽雕绘之工巧，也都是匠气。其中更卑下的，拼凑成篇，那是谜语，不是诗。李峤号称“大手笔”，咏物诗尤其是他用心之作，剪裁整齐，但生机索然，也是匠笔罢了。直到盛唐以后，才出现了即物达情的作品。“自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贴合樱桃，而诗句都含有深意，所谓“正在阿堵中”啊。“黄莺弄不足，含人末央宫”，断不可移用来咏梅、桃、李、杏，而超然玄远，如同九转还丹，仙胎自然孕育了。宋人对此茫然无知，越工巧越拙劣，不只是“认桃无绿叶，道杏有青枝”值得嘲笑罢了。此后作者，更加趋向匠画；世俗之耳喧传，不通俗就不品尝。袁凯凭借《白燕》成名，而“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逐字推敲，总显得窒碍不通。高季迪的《梅花》，并非没有雅韵，世人传诵的，偏偏是“雪满山中”、“月明林下”之句。徐文长、袁中郎都以此炫耀巧思。总之，文心不属，何来巧思呢？杜甫《白小》等篇，踸踔自寻别路，虽然风韵不足，但如同黄大痴写景，苍莽不群。作者舍彼取此，不更好吗？禅家有三量，只有现量发光，才是依凭佛性；比量稍有不审慎，便落入非量。何况直接从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用一勺水洗去，无盐之色败露无余，明眼人岂会被所欺骗呢？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终

夕堂永日绪论外编

程子与学者讲说《诗经》，只增添几个字，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义自然显现。作经义的人能这样，确实是最高一乘的文字，如果不是与圣经贤传融液吻合，如从胸中流出的，就不能做到。先辈间有这种意趣。知晓的人很少。自从“四大家”的名号确立，各有蹊径，强行经文以就自己的规格，而此风荡然无存了。

艺苑品题有“大家”这一类目，自论诗者推崇李白、杜甫开始。李白、杜甫能获此美名，确实有缘故。齐、梁以来，自命为作者的人，皆有蹊径，有阶级；意不及辞，气不充体，于事理情志全无干涉，依样相仍，就其中组织之，如同市井房屋鳞次栉比，三间五架，门庑厨厕，仅取容身，茅茨金碧，华俭小异，而大体实同，拙匠窭人仿造，即不相远：这叫做小家。李白、杜甫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由衷；或雕或率，或丽或清，或放或敛，兼该驰骋，唯意所适，而神气随御以行，如同未央、建章，千门万户、玲珑轩豁，无所窒碍：这叫做大家。而论经义的人推举王守溪为大家之宗。王守溪只能排当停匀，为三间五架，一衙官廨宇罢了；只要令其依仿，即得不甚相远；大义微言，皆所不遑研究：这正是束缚天下文人学者的一根徽纆而已。陋儒喜欢它有墙可循以走，翕然以“大家”归之，三百余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后人笑一代无有眼人乎！

钱鹤滩与王守溪齐名，称之为“钱、王两大家”。所传“恶不仁者”，谓“不使加身，如避蛇蝎（按：此字音“褐”，其螫人之“蝎”字从“歇”。字尚不识，何况文理？）。不使不仁加身者，是何宁静严密工夫，而堪此躁戾恶语也？恶如蛇蝎，乃陈仲子出哇鹅肉，忿戾之气，正是不仁。以此称“大家”者，缘国初人文字止用平淡点缀，初学小生无能仿佛。钱、王出。以钝斧劈坚木手笔，用俗情腐词。着死力讲题面，陋人始有津济，翕然推奉，誉为“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扫地矣。鹤滩自时文外，无他表见，唯传《吴骚》淫俗词曲数出，与梁伯龙、陈大声一流狭邪小人竞长。如此人者，可使引申经传之微言乎？

下劣文字，好作反语，亦其天良不容掩处。人能言其所知，不能言其所不知。凡反语，皆不善，不勤、不慎之慝。今人昼之所行，夜之所思，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特此数者，终日习熟，故自写供招，痛快无蹇涩处。若令于圣贤大义微言从正面上体会，教从何处下口？无怪乎反之不已，一正便托开也。

无法无脉，不复成文字。特世所谓“成、弘法脉”者，法非法，脉非脉耳。夫谓之法者，如一王所制刑政之章，使人奉之。奉法者必有所受；吏受法于时王，经义固受法于题。故必以法从题，不可以题从法；以法从题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允。以题从法者，豫拟

译有一种写法，是割裂题旨文理而强行介入其中，就像玩弄辞藻的官吏，让百姓手足无措。况且，法度，是贯通一件事的始终，使其形成条理脉络的。一篇文章中分为许多小段落，刚扬起又压抑，刚伏下又兴起，各自遵循一套法度，将其剖析成固定的格局，合起来却意境各异，这不过是扰乱法度罢了。文章的气脉，就像人体有十二经脉，从脚趾末端发出，直达头顶，隐藏在肌肉之中，督脉、任脉、冲脉、带脉，相互依存，环绕周身，微微流动而运转不息，共同构成一个人的生理机能。如果像一呼一诺、一挑一缴那样，前后相互钩连，牵拉使之聚合，那就是傀儡的丝线，没有生气而只凭牵引操纵，难道能称之为气脉吗？四家中，只有瞿文懿能做到不束缚僵化却有法度，不刻意分析钩连却有气脉，其余的人就不是我所了解的了。

译用钩连略写、点缀修饰来传达精微的义理，这是上等的。次一等的是疏通条理，使立言的宗旨清晰易见，让学者有门径可入。再次一等的是搜求幽深隐微之处，启发人的思致，或者旁征博引古今事例，用来印证确定的道理。在这三者之外，就没有经义文章了。关键在于充实虚处以阐发精微，虚化实处而不使滞塞。如果只用堆砌辞藻来填充实处，而虚处仅凭衰弱的文气勉强摇曳，那就是题目的奴隶了。四家中，只有昆湖（归有光）能避免这种毛病。

堆砌辞藻最为鄙陋。堆砌浓艳的词句固然恶劣，堆砌虚字更是衰败可憎。写文章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不要轻视使用字词罢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因为滥用所以显得卑下。学习唐宋八大家的人，“之”、“而”、“其”、“以”等虚字层层堆叠，如同割草茅一样，不加选择地捆成一束，又像半死的蚯蚓，拖沓不堪，这都是卑下的表现。古人修辞立诚，下一个字就关系到文章的生死。曾巩、张耒哪里值得效法呢！

如果没有吞吐云梦泽八九成的气势，就不能连用两三个实字；如果没有轻燕乘风、翩翩自得的妙处，就不能连用三四个虚字。然而一虚一实，搭配成句，却又俗不可耐。所以造语之难，除了嵇川南、赵梦白、汤义仍、黄石斋之外，很少有人能不堕入俗套的。

对偶语出自诗赋，但西汉、盛唐都以意为主，灵活而不滞涩。只有沈约、许浑这一类人，以青配白，自夸工整精炼，这是大手笔所不屑的。宋人又收集古句来做成对偶，这也不过是在那种方法中改头换面，其鄙陋是一样的。何况经义是以引申圣贤意旨来立论，言辞本来就不是幕僚四六文的比类。邱仲深自夸博雅，却用“被发左衽”、“弱肉强食”两个对偶句来推崇守溪，这不过是七岁孩童在乡村私塾放学时的课业罢了。何况用韩文的对偶来对应经语，他心里只知道有一个韩退之，认为可以与孔子并驾齐驱。鄙陋的书生不知好恶，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钩锁之法，守溪开了端，尚未尽露痕迹；到了荆川（唐顺之）则把它当作秘密宝藏。茅鹿门所批点的八大家文章，全靠这个作为法则，正与皎然的《诗式》同样鄙陋。本来不是异体，何须环环相扣？摇头摆尾，生气已经索然，并且将圣贤的大义微言拘牵割裂，只求傀儡的线能牵动，不知用这个做什么？

一篇文章承载一个意旨，一个意旨自然有一股气脉。首尾顺承完成，叫做成章；诗赋、杂文、经义有合乎规范的，就是这个道理。用这个标准来鉴察古人的文字，纯正与瑕疵自然显现。有了皎然的《诗式》之后就没有诗了，有了《八大家文钞》之后就没有文章了。创立这些法则的人，自认为善于诱导儿童；不知道把儿童引入荆棘丛中的，正是在这里。

贾谊《治安策》偶尔使用回环往复的语句，也是因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说得惊人，所以需要申明，以见其确实如此罢了。苏轼、曾巩效法他，就成了令人厌弃的东西。经义中有说“其一则云云”的，有说“其云云者此其一”的；耳朵不聋，眼睛不瞎，只有两三段文字，何须唱筹历数？凡这类，都是《文钞》把人引入荆棘的。

司马迁、班固，是史笔；韩愈、欧阳修的序记，是杂文；都与经义不相干。经义树立两个义理来引申经文，阐发其立言的宗旨，哪里容许把史笔和序记的方法搀入其中？一段必须与一篇相称，一句必须与一段相称。截取那种文体，生硬地放入这里，哪里还能成体？总之，文章必有体。体，是它自身的体。妇人长胡须，童子有巨人的手掌，以此称为某体某体，不也很荒谬吗？

试着取曹丕《典论·论文》、范晔《汉书·叙传》、张思光《自序》来读，古人写文章，深思熟虑以悦心，精严如此。而想要依据“虚起实承”、“反起正倒”、“前钩后锁”的死法，填腔换字，自夸为宗工，何其容易啊！

四大家未立门户之前，作者不无滞涩拙朴，但词旨温厚，不为了迎合辞藻而失去意旨。守溪兴起，既标榜格局，又专以遒劲为雄，怒张之气，由此滥觞。等到《文钞》盛行，周莱峰、王荆石开始一概以苏轼、曾巩为衣被，成片抄袭，有文字而无意义；到了陈栋、傅夏器而达到极致。隆庆、万历年间，一变而更加趋向软弱靡丽，用语录代替古文，用填词作为实讲，用杜撰作为清新，用俚语作为调度，用挑撮作为工巧。像黄贞父、许子遁这一类人，吟诵舌音娇涩，如同八哥学语，古今来没有这样的文字，于是湮塞文人的心数十年。语录，是先儒随口应答，通俗易晓的话语，他们的门人不想润色失真，并非自以为可以传世的章句。把它当作文章，而又参杂浮屠半吞不吐的话语，求文章不芜秽可能吗？文章凡三次变化，而其依傍以立门户，自己的心不归属，则是一样的。万历末年，李愚公开始以坚苍驱除软媚，方孟旋开始以流宕散除俗冗，稍复雅正之音，对于先正冲穆的度量来不及领会。而其变化，也足以起久病的羸弱之人了。

正当万历中年，俚俗格调横行之下，有张君一（以诚）

译（他）虽然对义理的领悟尚不深刻，却独自保持着高雅的风度。君一与许子逊是同时代的人。昧心之作，到了许子逊那里达到了极致。他《乐则生矣》那一段文字，在开篇讲解处有好几个“乐”字，杂乱如鸟鸣，不知道“乐”字读“岳”音还是读“雒”音，难道还能说他的肉团心中有一针孔大小的灵明吗？

译承接嘉靖末年苏、曾文风泛滥的余波，正值万历初年俚俗音调咿呀起始之时，顾泾阳先生唯独凭借博大弘通的才学，树立大义，剖析微言，像高山一样巍然屹立。自从有制艺以来，没有谁能与他匹敌。夺取王、唐“大家”的名号来推崇先生，即使经过百代，也不能改变我的这番话。只是因为高不可攀，不被流俗所羡慕罢了。黄蕴生想要涉足其中，但见识不透彻，能够放得开却收不回来。如果不是真正在道的要领上有收获，并且贯通古今，舍弃糟粕而吸取精华，怎么能不望崖而返呢？

钱受之说黄蕴生继承归熙甫，这是不对的。归熙甫只是能够摆脱纤弱，以刚健爽朗占据胜地罢了，实际上外表丰腴而内里干枯，静心推敲，没有一句话出自真心。黄蕴生的言论都有深意，不是归熙甫所能匹敌的；只是被史学所困，又沾染了韩、苏的文风，未能卓然独立罢了。然而黄蕴生身处国运将倾之日，外有辽东祸患逼近，内有流寇蜂起，内阁中有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薛国观的奸邪，宦官中有张彝宪、曹化淳的蛀虫，忧愤填胸，全部寄托于经义之中，抒发他的忠诚。流传到后世，评论历史的人必定不会废弃他的文章。

陈大士的文章史实纵横，金正希的文章禅意曲折。如果他们脱离这两种风格，另寻理趣，独自达到极致自成一家，本来就胜过归熙甫那一伙人拘泥于规格。如果说是经义的正宗，在前辈中是嵇川南，在后辈中则是黄石斋、凌茗柯、罗文止，他们发掘精微，为经传传神，难道要用鹿门、震川铺排局阵的方法吗？前辈中如诸理斋、孙月峰、汤若士、赵侪鹤，后起如沈去疑、倪伯屏、金道隐、杜南谷、章大力、韦孝忍（克济，黄冈人）、姜如须（垓，山东人），也都各自独立，分得作者的一席之地。佛家有言：“从门而入的，不是家里的珍宝。”只是因为没有门可以进入，断绝了浅陋之人攀附的路径，所以让人不知道其中的玄妙欣赏罢了。

孙月峰用曲折的笔法，引申摇动言语中的意蕴，安详有度，自然是雅致的作品。但他晚年论文，批点《考工》、《檀弓》、《公羊》、《谷梁》等书，剔出奇异的话语以为奇峭，使学者目眩神迷。那么所造成的损害就大了。万历中年杜撰娇涩的恶习，未必不是由此而起。《考工记》是制度式样的册子。皇上让士大夫学习它，是为了考核工程，而下层可以让工匠理解，所以删去文辞，务求精确，其中的奇字，是三代时的方言俗语，愚贱之人也知道的，不是这些不足以确定物料规制的标准，并不是故意写得简僻。《檀弓》则是摘取口中的片语，像后世的《世说新语》之类，本来就不是成篇的文字。《公羊》、《谷梁》二传，先儒本来认为它们是师生问答的话，不像《左传》那样编成书，原本就不成篇章。以此思考，这三本书，又有什么奇峭之处，而要效法它们呢？文字到了雕琢字句的地步就浅陋极了；用古人的文章来掩饰自己的浅陋，有眼光的人自然无法附和。

文字到了玩弄字面的地步就污秽极了。黄葵阳已经开了头，到万历壬辰年更加泛滥。陈懿典《宪章文武》出题说：“国宪王章，本朝为重；阐文绎武，昭代为尊。”这是什么话，而当时传诵为警句？此后效法这种不通顺的文风长达三十多年。崇祯年间各位名士极力洗涤，然而还有人说：“天无子，人之圣者为其子；海无内，人之圣者居其内。”（这是“德为圣人”四句的会墨。）如此迷惑丧心的话语，还被拔作南宫首卷，文字怎么能不浅陋，士风怎么能不偷安呢？

良知的学说充塞天下，人们以读书穷理为戒。所以隆庆戊辰年会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文章，因为不用《集注》，由此而求之一转。取士教化不先而率不谨，人士都束书不观；没有可见的长处，就以玩弄字句为巧，娇吟蹇吃，耻笑俱忘。如“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撮取为“冰兢”；“念终始典于学”，而撮取为“念典”。乃至市井之谈，俗医星相之语，如“精神”、“命脉”、“遭际”、“探讨”、“总之”、“大抵”、“不过”，这些污目聒耳的秽词，都进入圣贤口中，而不知其可耻。这在嘉靖乙丑以前，虽然有不雅驯的，也不至于这样。汤宾尹以淫娼小人之身，更加鼓动其焰，而燎原之火，最终不可扑灭，实际上是田一儁、黄洪宪早早就倡导的。

有代字法，诗赋中使用，如月叫“望舒”，星叫“玉绳”之类，有的用来点染生色，好的确实含情，然而汉人以及李、杜、高、岑尚且不屑于这样做。用在景物上，已经落入第二义，何况字本是活的，而用死句来代替呢？如敬就是敬，更无字可代，而所敬的对象和所以敬的原因正随着所指的不同而不同；用代字的人，用“钦翼”、“兢惕”来代替，或者用“怠荒”、“戏渝”来反衬，简直是不认识“敬”字，支吾抵塞罢了。信叫“悖笃”，仁叫“慈祥”，学叫“敏求”，

译思说“覃精”，善说“纯粹”，治说“经理”，这些都是替代的字。先辈中也有这种毛病，是从吴季子的小注开始的。有胸襟、有见识的人，不应该沾染这种习气。

译叠字不可拆开单独使用，如诗赋中用“悠悠”而只说“悠”，用“迢迢”而只说“迢”，用“渺渺”而只说“渺”，都不成话。“兢兢业业”，旧时虽有这种写法，也不怎么雅致。“业业”的意思，如同笋虡上崇牙那样，两两相次排列，呈现出龃龉不相安的样子。时文完全去掉一个字，而说“兢业”，不知道单一的“业”字，只是功业的意思，连着“兢”字怎么能讲得通文理呢？这种毛病先辈也有。像嵇川南、赵侪鹤这些人，就一定不会做这种蠢事。

要想去除俗陋，必须多读古人的文章，以此沐浴滋润心灵。然而读古人的文章，如果用心融入古文中，就能得其精髓；如果把古文填塞进心里，急切地想要吐露出来，那就是所谓的道听途说了。

经义固然必须以《章句集注》为标准，但不能违背它而浸淫于异端邪说。如果《注》中所未能完备的，补充阐发，正是先儒所乐于见到的。比如尤公瑛在“寡人之于国也”一章的文章中，以制产、重农、救荒分为三件事，而在末段着重强调汰兽食、发仓廪，作为当前迫切救荒的首要任务，救荒之后等待来年以重农，然后慢慢涉及制产，这才使孟子的敷施调理井然有序。又如金正希在“侍于君子有三愆”一章的文章中，认为人有过失而不自知，只有侍奉君子才知道有这回事，从而惭愧惶恐想要改正，可见人不可不向君子请教；陈大士在“欲仁而得仁”一章的文章中，认为想要从百姓那里获取的，是薄敛缓征，这是仁者的政治，那么所得到的，百姓都乐于奉行而怀感恩。这确实是仁者的所得，这样才与不贪婪相应。诸如此类，注中所未涉及的，难道可以因为注中没有就说是异说吗？困死在俗陋讲章中的人，自然不足以谈论这些。

以酸寒嚣竞的心态解说孔孟的行止，言之无物，还自夸笔力快捷。世道教化怎么能不衰败呢？圣贤虽然以拨乱反正、安定天下为志向，但乘着六龙驾驭天道，潜龙、亢龙、飞龙，没有不可乐的天，没有不可安的土。而写经义的人，如果不是取鲁、卫、齐、梁的君臣痛骂以发泄愤恨，就是悲歌流涕好像无法自容，这太丑恶了。“榜前潜下泪，众里却藏身”，这就是孟郊之所以为孟郊的原因。“愁中天屡阴”，这就是谭元春之所以为谭元春的原因。难道让君子如此龌龊吗？我曾经评判韩退之不懂道，与扬雄同等，因为《进学解》、《送穷文》愤愤然发怒，潸潸然哭泣；这里不分明，那么他说“尧、舜、禹、汤相传”的话，何曾梦见所传的是什么事情！经义害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反而不如诗赋在春花秋月间那样潇洒自然。

捡一个官样字作题目，拈一个扼要字作眼目，自认为是“名家”。实际上这是先儒所说的“只好隔壁听”罢了。官样字，如“老者安之”三句。张受先用“王道”二字笼罩。不知道夫子言志时，只是就眼前说去，起初并没有说以此治平天下。如果论其极致，那么即使是王者也要等到必世后仁之后，才渐渐与此相应。如果行王道的人，怎么敢轻易说到这个程度？张之使大，正局之使小罢了。又如“哀公问政”一章，以法祖为宗旨的，也是官样话。经文明言人存在而后政事可举，人亡故，那么政令虽然布在方策上但必定停止，所以必须极尽学问思辨之力，以确实能好学力行知耻，而修仁义礼的人道，然后才可以治理天下国家，不仅仅是依样画葫芦，就说法祖，像王莽效仿周公那样。凡此类，都是大言无当，只是让浅学陋人有所依托罢了。扼要字，如程子教学者以主敬，是立本以起用，不是知道有这事就罢了，更不需要加功修治的意思。如“止至善”章，学修恂栗，威仪内外交尽，德才盛，善才至；仁敬、孝慈、亲贤、乐利、天德、王道之全，岂是一个“敬”字就能概括的？又如“道千乘之国”章，说“敬事”的。只是就事而言敬，起初不是主一无适的意思，与“居敬”说居的也不同，固然概括不下下面四者。圣贤之学，原本没有扼要；乘龙御天，无所不用其极。扼要之法，是浮屠所说的“佛法无多子”，孟子称之为“执一贼道”。宋末诸儒，虽然是朱门人士，都暗用象山心法，拈一字为主，武断圣贤之言，苟且趋捷径。而作经义的人，依据此来塞责。万历以后，恶习炽盛，流传百年，余焰不熄，实在无可奈何。

古代文字极简。秦代程邈作隶书，尚止三千字。许慎《说文》，也不及现在文字的十之二三。字简则取义自广，统这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那么差别毕见矣。如均一“心”字，有以虚灵知觉而言者，“心之官则思”之类是也；有以所存之志而言者，“先正其心”是也；有以所发之意而言者，“从心所欲”是也；有

译将仁义作为本体，这是人所独有的、区别于禽兽且能言语的特征，所谓“求放心”以及“操则存，舍则亡”说的就是这一点；有从统摄性情角度而言的，四端之心说的就是这一点；有将性视为实体、心视为虚用，将性与心分开而言的，“尽心知性”以及张载所说的“性不知简其心”说的就是这一点。凡是谈到“天”谈到“道”都是如此，根据所指的对象来确立含义。如果彼此互相沿袭，那么言辞虽然能形成篇章，却必定流于异端邪说；如果言辞没有根据而不能形成篇章，那么浮夸的辞藻充斥篇幅，却让人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大全》中的小注各家观点杂乱地罗列在前面，讲章的毒害弥漫天下，使得道理闭塞昏暗，更加没有头绪。如果不能解释书中的含义，又从哪里下笔呢？难怪君子儒者会轻视他们。

译浅陋的人用钩锁呼应的方法来评论文章，因而也用这种方法来解读书籍，难道古代的圣贤也是从茅鹿门那里继承八大家的衣钵吗？比如《哀公问政》这一章，把“知仁勇”中的“仁”，去钩连上面“仁义礼”中的“仁”；《不动心》这一章，用“勿求于心”的“心”，去钩连上面“不动”的“心”。只是困死在呼应法之中，更不让孔子、孟子的文意通畅。何况精微的义理！这种邪说流行，其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王子敬创作一笔连写的草书，世人称其为“墨妙”。然而在一幅帖中，虽然语句连贯，但字形的向背各不相同，如果一定要一笔写成，难免有拗折牵连的毛病。如果是经义，一个题目自有其道理，一篇自有其主旨，哪里容得下两笔呢？既然必须是一笔，何须用钩锁之法？只是因为浅陋的人气脉不能绵长，像年老病重呼吸急促，必须歇息，才能再次接续。所以钩锁之法一确立，天下人就一致追随，把它当作独参汤来延续残喘。

如果不用这个字就不能完全表达这个意思，就不避其险峻；用这个字已经足以完全表达这个义理，就不厌其熟套。言语一定要曲折通畅而伸展，那么长言并非多余；意思可以简略传达，那么删繁就简并非不足。嵇川南、汤义仍等老前辈之所以独特超绝，就在于此。避险用熟，而意思不能宣达，就像敲击朽木；厌熟用险，而语言变得艰涩，就像学鸟叫；意思只到此为止，却用虚浮的文风模仿苏轼、曾巩，那是折腰的蛇；义理未尽，却用急促的文风模仿时调，那是短脖子的蛙。才刚确立门户，就趋向邪道，这四种弊病，难道能避免吗？

有意的词句，虽然重复也显得轻灵，因为词句都是为表达意思服务的。没有意思而堆砌词句，才有点染修饰，就像跛脚的驴子负重，四蹄徘徊，再也没有能前行的态势。所以作者必须慎重挑选，不要因为世俗风尚而轻易落笔。至于泾阳先生，凭借龙跃虎踞的才华，左右逢源，随手合辙，意思到了词句随之而来，更不劳他挑选，不是读书明道的人，不允许涉足他的境界。

如果不博览古今四部书籍，那么即使有思致，也会被俗套软滑的活套所淹没，只能向俗吏求售，而牵带泥水，不堪汲取。于是稍微涉猎一下，就随笔涌出，心灵不发，只夸耀遒劲，或者追求曲折，或者夸耀华美，不但入理不真，而且接缝处古调今腔，两相粘合，自然不相融洽，纵然拼凑成篇，也多有败笔。赵侪鹤、汤义仍、罗文止何尝一笔仿古？而时俗软套，脱尽无余，他们读书用意的地方不同。

用“外腴中枯”来评价归熙甫，自认为恰当。他摆脱软美，踸厉而行，也自费尽心力。然而只是追求间架结构，而对题目义理全无体认，那么本来就不能有无。而且他的接缝处矫揉造作，没有自然的度，本来应当在许石城、张小越之下。熙甫的儿子子慕，把矫厉变为轻安，不失为儒者的言论，远远超过他的父亲。人们说完全不同，所谓相士举肥啊。

自从李贽用谄媚的舌头迷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度就推崇他，于是把信笔涂抹当作文字，而讥笑含蓄精微、锻炼高卓的为“咬姜呷醋”。所以万历壬辰以后，文章的俗陋，亘古未有。如果必须不经过思维而后才是自然的文字，那么夫子所说的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费了那么多斟酌，也是“咬姜呷醋”吗？近来阅读陶石篑的文集，他的序、记、书、铭，用虚字像蛛丝粘蝶，用实字像屐齿粘泥，合古今雅俗，堆砌成篇，没有一个字从心坎中过，真是庄子所说的“出言如哇”者，没几行就让人头重。大概当时所崇尚的就是这样，启、祯年间才开始洗涤。而艾千子还用“莽莽苍苍”来论文，（“苍”字上声，误读为仓。）不知道“莽莽苍苍”，就是俗话所说的“莽撞”，孟子所说的“茅塞”啊。

古人说书法到颜鲁公而坏，因为他着力太急，失去了晋人的风度。文章本是静业，所以说“仁者之言蔼如也”，学术风俗都从这里判别。着力急的人心气粗，那么一发不可禁，他的落笔必然重，都是嚣陵竞乱的征兆。俗称欧、苏等为“大家”，试取欧阳公的文章与苏明允并观，其静躁、雅俗、贞淫，昭然可见。心粗笔重，那么必然以纵横、名法两家之言为宗主，而心术坏，世教陵夷了。明允就是明验。启、祯诸公想挽回万历俗靡的习气，而竞躁之心胜，他们的落笔都像椎击，刻画愈极，得理愈浅；虽然有才人，无可胜任澄清之任。其中只有沈去疑、杜南谷有超然之致，还不太醇，其他就不必说了。代替圣贤以引伸至理，而赪面张拳，哪里值得呢？胡元诗人如贯云石、萨天锡、冯子振，想矫正宋诗的衰败，而膻气乘之；启、祯文章多类此，意者也是天实为之邪？

学苏明允，猖狂谲躁，像健讼人强辞夺理。学曾子固，像听村老判事，只有这些没要紧的话，扳今掉古，牵曳不休，令人不耐。学王介甫，像拙子弟效官腔，转折烦难，而精神

译不属于。八家中，只有欧阳永叔没有这三种毛病，却没有人能够学习他。总之，还有更高一层的境界存在。

译谭友夏论诗说：“一篇的质朴，用来涵养一句的灵动；一句的灵动，能够挽回一篇的质朴。”这不过是梦话罢了。用质朴来涵养灵动，难道要把子弟放在牧童樵夫之中，而指望他们考中孝廉、秀才吗？灵动能够挽回质朴，就像在乡村茅屋土墙之间，塑一尊关公像，穿着衮冕手持玉圭，席地而坐，指望它灵验如响，只会引人嗤笑而已。庆历年间，经义文章靠一句争胜，都是这种说法造成的。曹大章在“大哉尧之为君也”一章中，承接开头一句说：“甚矣，帝尧之德天德也。”袁黄称赞他压倒万人。许獬在“畏圣人之言”一章的起笔比喻中说：“圣言亦庸言耳。”考场中因此把他定为南宫第一。如果认真思考，有什么意味呢？就像口头给人说酒令，只适合作为一笑罢了。

听论棋的人说：“得理为上，取势次之，最下的是妙着。”文章中有警句，就像棋谱中所注的妙着一样。妙着，是求活不得，欲杀无从，投隙以解困厄，拙棋之争胜负者在此。如果双方都善于下棋，全局皆居胜地，就没有可用此妙着的地方了。不是说句子不宜工整，而是要像一片白地光明锦，不容有一丝瑕疵；自始至终，合以成章；意不尽于句中，哪一句是警句，哪一句是不警之句呢？追求句子工整的人，有廓落语，（如“圣人一天也”及“非甚盛德谁能当此，而王者又上观千世，下观千世”之类。）有陡顿语，（如“甚矣帝尧之德天德也”之类。）有钩牵语，（如“畏圣人之言”而云“知所畏者也”之类。）有排对语，（如“被发左衽，弱内强食”之类。）其下则有蔓延语，（如抄袭《檀弓》“不出而图吾君，苟出而图吾君”之类。）浮枵语，（如“又进而加详焉，然后浩乎其有得”之类。）含糊语，（如“悠然其可思”之类。）答话语，（如“大抵不离乎”、“云云者近是”之类。）肥腻语，（摄取《必读古文》言中俗艳为句。）懵懂语，（如道德、仁义、礼乐、诗书等字凑手便用。）俗讲语，（“殊不知”、“继之”“大抵”之类。）卖弄语。（如“入梦之姬公易逝，病诸之尧舜难酬”之类。）市井语，烟花语，招承语，（小题文多此三者。）门面语，（如“天不变道亦不变”、“虽天子必有父，诸侯必有兄”之类。）滑利语，（如“君子之仕也”文云：“践其土而食其毛，谁非臣子者”。出口快甚，然岂贩夫牧竖亦须求仕乎？）娇媚语。（如“我浮沉之人也与哉”及“性也而情在其中矣”之类。黄贞父好为短句、短比，快转以求媚。近则包长明亦中此病。）凡此类，开始时偶尔作者意与凑合，不妨用之。陋人惊为好句，相袭而不知其秽，皆于句求工之拙法启之也。

有所谓“开门见山”者，言见远山耳，固以缥缈遥映为胜；若一山壁立。当门而峙，与面墙奚异？曹子建有“面山背壑”之语。彼生长谯、许，己居邺城，未尝有山，恨不逼近危崖。若使果有此室，岂不是倒架屋？劣文字起处即着一斗顿语说煞，谓之开门见山，不知向后更从何处下笔？此弊从“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来，彼作法于凉，重复申说，一篇巳成两橛，何足法也？若“环滁皆山也”，语虽卓立，正似远山遥映耳。陋人自为文既尔，又且以解圣贤文字。如“哀公问政”章，扼定“文武之政”四字，通章萦饶，更不恤下文云何：“诚意”章，以“毋自欺也”，“也”字应上“者”字，一语说煞，后复支离。皆当门一山，遮断遥天远景。岂知古人立言，迤逦说去，要归正在结煞处哉！

抑有反此者，以虚冒笼起，至一二百字始见题面，此从苏、曾得来，韩、柳、欧阳尚不尽然。然苏、曾但以施之章、疏、序、记，抒己意者。经义自有立言端委。如人家族谱，但叙本姓源流，何用自从混沌初开盘古出说起也？昔人谓之为“寿星头”，洵然。

薛方山每于起冒下急出本文，此科场论式也。论取题而推广言之，故可揭过经史本文，重抒己意。经义体圣贤之言而绸绎之，语尽则止。一句急出，则如喉间骨鲠，吞吐皆难。一篇之中，分为两截，势必更端说起，项下安顿。此法利于塾师教劣子弟，使易收归本科，段段着想。遂翕然称之为大家；不虞之誉，引人入坑堑如此！

罗长源论字学云：“胸中无数

译如果有一千卷书，但日常行为中没有忠诚守信的品行，那么即使书法笔势如趸尾银钩般精妙，八种笔法全都具备，想要达到落笔如玉石垂挂、金光闪耀，流畅清丽、神采飞扬的境界，甚至连一个点画都得不到。”我曾经深深信服这句话，认为评论文章的见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而茅鹿门说：“我写文章时，屋瓦都为之震动。”说得如此气势磅礴、令人敬畏，想必他作为讼魁替人撰写诉状时，下笔就是这样的。

译研读《章句集注》，必须理解前代儒者为何这样说；不能随意将其混入训诂之中，弄得烟雾缭绕，致使云山难辨。例如“子在川上”注中川流“与道为体”一语，恐怕学者将川流与道判为两件事，以水为比喻，割裂天人，失去太极浑沦的本体，所以写下此语，起初并非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作注。读者只要明白此意，那么言水即是言道，自然符合程子的意思；不可在孔子的本意中增添这四个字，反而使原本的宗旨不能畅达明白。又如“鸢飞戾天”一段，《章句》中有“活泼泼”一语，是用来赞叹子思立言教人的妙处，使人随处见道，无所执着阻碍，以免反而失去对“几”的省察。所以又说“其要在慎独”。如果子思说这话，起初并非以鸢飞鱼跃为活泼泼的事物，圆融放纵，像佛教徒对“水流花开”的狂放解读。如果不理解这一点，认为鱼鸟的化机，流动无恒，那就正是程子所说的“弄精魂”了。所以撰写经义的人，应当把“活泼泼”三字搁置不用，只需从道的全体大用、充满周遍上着手讲解。此处若不分明，如同金屑入目，难怪文章会像茫茫白雾一样晦涩。

陈大士自称三个月就遍读了《廿一史》。他的目力之强可想而知。然而他写“天之高也”这一节文字，对历法粗疏且未弄明白，一开口就出现偏差。想必他读史时，遇到历志中不懂的地方，就扔到一边去了。先辈对于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大约略略带过，却不违背事实，只是不想夸耀自己的博闻强记和敏捷。陈大士以博闻强记和敏捷自傲，所以胡言乱语。由此推想，陈大士对于史书中的地理、职官、兵刑、赋役等志，都不曾留意。如果只是粗略地看一遍列传，对于可喜可恨的事，或者击节赞叹，或者按剑愤慨，那么一部《风洲纲鉴》就足够了，何必花九十天的功夫，去翻阅这堆积如山的书籍呢？黄蕴生解说《易经》义理，关于历法较少错误，他读史比陈大士详细审慎，自然不以三个月夸耀速度。然而他所说的历法，又是晋、宋以后何承天、虞广刂、一行、郭守敬所定的岁差、定朔等精密方法；孔子作《易系传》，只依据夏、周的历法，哪里有过这些？黄蕴生有知识却不善运用，也是想夸耀博闻强记的过失。近代人争着读《近思录》以资用于时文，且问他们“太极”是什么东西，“清虚一大”是什么形状，“主一无适”如何下功夫？如果只是记住书上的语句，搭得上就抄写，那么《近思录》难道成了《诗学大成》、《四六类函》供你道听途说吗？这就叫不知耻。

全身投入古人怀抱，就像王莽学习周公。尚且供人笑骂，何况诵读夏桀之言的人呢？周莱峰、王荆石学习苏轼，只取法他的语言气势，到了说理的地方，自然遵循正大的规矩。至于陈卧子、陈大士，将自身化作苏洵。一开口就说权说势。权势二字，是苏洵诡诈残忍，以商鞅、韩非、尉缭为师，祸害道义、殃及百姓的大恶，读孔、孟书的人怎么忍心效仿？陈大士以文人自命，不值得深责。陈卧子严气正性，大节凛然，然而言语的瑕疵不可磨灭，能不为之惋惜吗？

妖孽兴起而妖言也随之产生，周延儒就是这样。万历以后作小题文字，有谐谑失度，浮艳不雅的，然而还没到周延儒那样；用一代典制文字引申圣言的人，却写出“岂不尔思”、“逾东家墙”等淫秽之词，他无所忌惮到了这种地步。伏法之后，闺门狼藉不足道，竟然导致神州陆沉而不可挽回，可悲啊！

经义的设置，本是为了阐发大义，剔发微言；或者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小题不符合这几点，就不足以传世。那些截头缩脚，以善巧脱卸吸引为工的，也不过是在文句上求语气，对于道理本来没有多少帮助。守溪作此，以剪裁尺幅为样式，义味也索然无味，只是不像后人作诨语罢了。如果荆川则已经开了诨语一路，如“曾子养曾皙”一段文，说把剩下的食物给人，是春风沂水的高致。他所给的，只是家中卑幼罢了。三家村的老翁老妪，用一杯酒一片肉喂养幼子童孙，也是嘐嘐的狂士吗？诨语必然鄙倍可笑，类如此。这种风气一旦染上笔性，浪子插科打诨，与优伶没有区别。有司竟然以此求士，可谓举国如狂了。只有一种说事说物的单句语，对于义理没有关联，也没有妨碍，可以用灵隽之思致，写得生动。这应当以唐人小文字为影本。刘蜕、孙樵、白居易、段成式集中短篇。洁净中含静光远致，姑且拟其笔意以骀宕心灵，也是文人的乐事。汤义仍、赵侪鹤、王谑庵所得在此，刘同人亦往往近之，其余都不足比数。

逆恶顽夫的语言，天地不容，却为之引中，心先丧炱。俗劣有司以命题试士，无行止措大因习为之，备极凶悖。如“孰谓鄙人之子知礼乎”、“谟盖都君咸我绩”之类，何忍把笔长言？

译“汉人学会了胡人的语言，又替胡人辱骂汉人”，辱骂汉人尚且让人不忍听闻，更何况是射天笞地呢？

译随意截取几句话乃至几十句话，不顾问答的逻辑条理；严重的甚至割裂上一章，连接下一章中极不相干的文字，只选取字形相似的来命题，这叫做“巧搭”，万历以前没有这种文字。自从新学盛行，把挑剔字形的影子、玩弄机锋、使用转折语当作妙悟，把破句断章、随手拈来当作宗风，在科举考试中命题也不成篇章。比如“邦畿千里”这两节，完全去掉了“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孟懿子问孝”这一章，完全去掉了“子曰生事之以礼”这三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完全去掉了“不辱君命”，这些都是所谓的搭题。命题像这样，却要求有法度有准则的文章，怎么可能得到呢？唐代选拔人才，命人作《幽兰赋》，举子傲慢不肯写，主考官改为《渥洼马赋》，这才说比较可以。古人奖掖进用人才就是这样。而用法令约束人，使人相互效仿趋向卑劣浅陋，侮辱圣人的言论却没有人敢违背，经义之所以不足以流传，难道不是这类原因造成的吗？

每个人各专攻一部经书，已经不足以等待通儒。于是对于所专攻的经书，视为狗尾续貂。私塾课业先学习浮华烂熟的辞藻，考场取士只负责填满整篇。五经的大旨，已经如同面对墙壁一无所知；先圣的精微义理，永远被茅塞堵塞。《诗经》则采集诗赋骈文中最低俗艳丽的语句，用作丑女的粉黛；咏叹淫逸的情意，百中无一留存。《春秋》则用俗吏的案卷、讼师的状纸中丑恶诋毁的言辞，对待以往的君臣，肆意辱骂。数百年来，能避免这种弊病的，千中无一二。近代名人略加洗涤：《诗经》方面有黄石斋、凌茗柯，《春秋》方面有刘同人及路君朝阳，超群出众，大致不辜负“明经”的名号。至于《周易》，广大精微，以六虚穷尽天人的理数。而写经义的人却用君臣的出处来限制它，如果有一个姓六名二的相，建元九五的君，或得或失，加以褒奖，施加责备，加上劝勉，曲折地诘问；对于卦象占断的时位，毫无所知，被黑风吹落，不能自拔已经很久了。《尚书》只有典、谟有论道的言语。誓、诰是论臣民的作品。典、谟辞藻显豁而意义深远，自成一体。誓、诰则夹杂方言，使人容易明白。辞藻不通今人，如果有偏僻深奥之处，但大旨所归，是显示生民的利害。写经义的人一概用“危微精一”强行附会，难道要和穿甲胄的士兵、田野的百姓、反复无常的人谈心性吗？迷失而不回头已经二百多年。启、祯以来，后起的各位虽然有时不雅驯，但穷究经书得到归趣的人偶尔出现；与庆、历以前相比，自觉像积薪一样后来居上。

科举文章的低劣，不值得深责。名利热中，神志不清，气势不冒，不能引导心气进入理趣并痛快表达出来，本来就是这样。何况法制严酷，几乎像罪人等待审讯一样？汉、晋以上，只因为不把文字当作仕进的羔羊野鸡，所以各自随其所至，而卓然成为一家之言。隋、唐以诗赋取士，考场中的赋没有一篇流传的，诗只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一首而已。燕、许、高、岑、李、杜、储、王所流传的诗，都是做官后所作，阅历事物多，所得景物大，取精宏阔，寄托深远，自然不是局限于名利场的人所能企及的。经义本是儒者分内的事，而一旦做官，就把它当作隔年的历书一样置之不理，偶尔有写的，只是为了给子弟做嫁衣裳：陈启新讥讽为“敲门砖”，并非诬蔑。只有杨贞复的宦游文稿借经义讲学，他的心意善良，却又被姚江之学所欺骗，不仅见解偏颇邪僻，文气也迫促衰弱，非常可惜。

作为一个时代的文人而不被赏识的很多，那么在下层学校中，自然应该有伟人杰作，傲视古今。然而嘉、隆以前没有一篇流传的。后来才有徐文长渭、漏仲容坦之、张子延大复几首流传于世，也没有什么超绝之处。天启以后，社稿充斥，终究不能摆脱揣摩的蹊径。像钱吉士、顾麟士等人，想要矫正时弊，但本领既薄弱，旨趣又卑微。因此想起过去与黄冈熊渭公寔、李云田以默作一种文字，不犯一时的下圆熟语，又不生硬插入古人的字句，取精炼液，以静光达微言。所从事的事业未完成，而天倾文丧，生死契阔，念及此事只为哽塞。

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