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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公政训》 宋 朱熹
论世事曰：须是心度大方，包裹得过，运动得行。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时进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会事，且凭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经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伸诉，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予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被几个秀才在这里翻弄那吏文，翻得来难看。吏文只合直说，其事是如何，条贯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见方是。今只管弄闲语，说到紧要处，又只恁地带过去。
因论郡县政治之乖曰：民虽众，毕竟只是一个心，甚易感也。
吴英云：政治当明其号令，不必严刑以为威。曰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与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覆实检察于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
吾辈今经历如此，异时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为斯民除害去恶，岂不诚可罪耶？某尝谓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须与他理会，庶几善弱可得存立。
或问：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曰：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曲礼》谓“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须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非也！
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宽”字。
为政，如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则所更一事未成，必哄然成纷扰，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故子产书引郑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
问：为政更张之初，莫亦须稍严以整齐之否？曰：此事难断定说，在人如何处置，然亦何消要过于严？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若晓事底人历练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过严者，多半是自家不晓，又虑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将大拍头去拍他，要他畏。
问治乱之机，曰：今看前古治乱，那里是一时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遂俛首太息。
蜀远朝廷万有余里，择帅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压人心，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人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为恶尔，何福报之有？《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所谓钦恤者，欲其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舞法而受赃者耳，何钦恤之有？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所谓疑者，非法令之所能决，则罪从轻而功从重，惟此一条为然耳，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而凡功皆可以从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条，谓法所不能决者，则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上之，惟寿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杀之。
杨通老相见，论纳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又论广西盐曰：其法亦不密。
如立定格，六斤不得过百钱，不知去海远处，搬担所费重，此乃许子之道，但当任其所之，随其所向，则其价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权衡者，正谓轻重不同，乃今一定其价，安得不弊？又论汀寇止四十人，至调泉、建、福三州兵，临境无寇，须令汀守分析。先生曰：才做从官，不带职出，便把这事做欠阙。见风吹草动便喜，做事不顾义理，只是简利多害少者为之。今士大夫皆有此病。
今赈饥之事，
译《朱文公政训》 宋 朱熹
谈论世事说：必须心胸开阔大方，能够包容涵盖，并且能够推动施行。
当今的士大夫，只把苟且偷安、随波逐流当作要务，能混过去就混过去，上下级互相吹嘘不要惹事，不要认真处理事务，姑且糊弄过去；一旦把事情弄得明明白白，就做不成官了。有的人年轻时负有能干的名声，等到稍微经历挫折压抑，却后悔自己太清醒明察，于是把方正的棱角磨圆，随俗苟且，自以为是年长见识长进了。当官的人，无论职位大小上下，都以不见官吏百姓、不处理政务为得策。是非曲直摆在面前，只不去理会，希望百姓自然不来诉讼，把这当作平息诉讼的方法。百姓有冤屈压抑，无处申诉，只得忍耐；即使有诉讼的人，半年一年不见消息，得不到裁决，百姓也只得作罢，做官的人于是认为没有诉讼可听。风俗像这样，令人畏惧令人畏惧！
被几个秀才在这里翻弄那些公文，翻弄得难看。公文只该直说，事情是怎样的，法规是怎样的，让人一看就明白才是。现在只管弄些闲话，说到紧要处，又只是这样带过去。
因为谈论郡县政治的乖谬说：百姓虽然众多，毕竟只有一个心，很容易感化。
吴英说：政治应当明确号令，不必用严刑来树立威势。朱熹说：号令既然明确，刑罚也不可松弛。如果不使用刑罚，那么号令就只是挂在墙壁上罢了。与其不遵从而阻碍我的治理，何不惩罚一个来警戒百人？与其在事后覆查检察，何不严格开始而使他们不犯法？做大事，怎么可以以小不忍为心？
我们这些人如今经历这样的情形，将来如果有丝毫权力，而不能为百姓除害去恶，难道不确实可罪吗？我曾说当今世道姑息不得，必须与他们认真处理，或许善良弱小的人得以生存立足。
有人问：执政者应当以宽厚为本，而以严厉来辅助吗？朱熹说：我认为应当以严厉为本，而以宽厚来辅助。《曲礼》说：“担任官职执行法令，如果没有礼仪威严就无法施行。”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如果说令不行、禁不止，而把这当作宽厚，是不对的！
现在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我认为败坏了这“宽”字。
执政，如果没有大的利害关系，不必议论变革，那么所变革的一件事没完成，必定哄然成为纷扰，最终不会停止。至于大家族，姑且借重他们，所以子产引用郑国说：“安定国家，必须先从大的方面开始。”
问：执政变革之初，难道也需要稍微严厉来整顿吗？朱熹说：这件事难断定说，在于人如何处置，然而也不需要过于严厉？现在难的是难得懂事的人，如果懂事的人历练多，事情刚到面前，他们都晓得依据事情的分寸而应对，人自然畏服。现在人往往过于严厉的，多半是自己不懂，又担心别人欺骗自己，又怕别人怠慢自己，于是用大拍头去拍他，要他畏惧。
问治乱的关键，朱熹说：现在看前代治乱，哪里是一时做得成的？少则四、五十年，多则一、二百年酝酿才得如此。于是低头叹息。
蜀地距离朝廷一万多里，选择统帅必须用严厉刚毅，向来有威名，足以震慑人心，那么喜欢作乱的人就不敢作乱了。
现在的法家，被罪福报应的说法迷惑，多喜欢宽恕人的罪过以求福报。如果让无罪的人得不到公正而有罪的人侥幸免罪，这乃是助长恶行，有什么福报呢？《尚书》说：“慎重啊慎重，只有刑罚要体恤啊！”所谓慎重体恤，是希望详细审察是非曲直，让有罪的人不能免罪，而无罪的人不受滥刑。现在的法官，被慎重体恤的说法迷惑，认为应当宽恕人的罪过而免除死刑，所以凡是应当杀头的罪，必定多制造可以免死的途径等待奏请裁决，于是大多减等，应当斩首的改为流放，应当流放的改为徒刑，应当徒刑的改为杖刑，应当杖刑的改为笞刑，这乃是卖弄法规、玩弄法律而收受贿赂的人，有什么慎重体恤呢？罪行有疑问的从轻，功劳有疑问的从重。所谓有疑问的，是法令所不能决断的，那么罪行从轻而功劳从重，只有这一条是这样，不是说所有罪行都可以从轻，而所有功劳都可以从重。现在的律令也有这条，说法令所不能决断的，就等待奏请裁决。现在却明知罪行应当处死，也无不制造可以活命的途径上报，只有寿皇不这样，那些情理重的都杀了。
杨通老相见，谈论交纳粮食的事。先生说：今天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向百姓索取，监司知道应当禁止，却想要分一份，这是什么义理？又谈论广西盐说：那方法也不严密。
如果立下固定价格，六斤不得超过百钱，不知道去海边远的地方，搬运花费重，这是许行的道理，只应当任其自然，随其趋向，那么价格自然公平。天下的事，所以可以权衡的，正说的是轻重不同，现在一定其价格，怎能不弊端？又谈论汀州寇贼只有四十人，却调遣泉、建、福三州的兵，边境没有寇贼，必须让汀州守臣分析。先生说：刚做从官，不带职外出，就把这事当作欠缺。见风吹草动就高兴，做事不顾义理，只是简单利多害少的就做。现在士大夫都有这毛病。
现在赈济饥荒的事，
利七而害三，则当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然必欲求全，恐并与所谓利者失之矣。
译利益占七分而危害占三分，就应当冒着三分的危害去保全七分的利益。然而如果一定要追求完美无缺，恐怕连那所谓的利益也会一并失去。
直卿言辛幼安帅湖南，赈济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斩，闭籴者配。”
先生曰：这便见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两榜便乱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
因论保伍法，或曰此诚急务，曰：固是。先王比闾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从这里做起，所谓分数是也。兵书云：御众有多寡，分数是也。看是统驭几人，只是分数明，所以不乱。王介甫锐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达为袁州万载令，行得保伍极好。自来言保伍法无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极整肃，虽有奸细，更无所容。每有疑似无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传送至县；县验其无他，方令传送出境。讫任满，无一寇盗。顷张定叟知袁州，托其询问，则其法已亡，偶有一县吏，略记大概。
某《保甲草》中所说，县郭四门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紧要，盖所以防卫县郭以制变。县有官府狱讼仓库之属，须是四面有个防卫始得，一个隅官须各管得十来里方可。诸乡则只置弹压之类，而不复置隅官，默寓个大小相维之意于其间。又后面子弟一段，须是著意理会。这个子弟真个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须是别有个拔擢旌赏以激劝之乃可。此等事难处，须是理会，教他整密，无些罅缝方可。
今日言事，欲论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
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
谓李思永曰：衡阳讼谍如何？思永曰：无根之讼甚多。先生曰：与他研穷道理，分别是非曲直，自然讼少。若厌其多，不与分别，愈见事多。
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稍。
人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
尝叹州县官碌碌，民无所告诉，兼民情难知，耳目难得，其人看来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观之，若是见得分明，决断时岂可使有毫发不尽？
又叹云：民情难知如此，只是将什么人为耳目之寄！
如看道理，辨是非，须是自高一着。今做官人几时个个是阘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个不说道先着驭吏？少间无有不拱手听命于吏者。这只是自家不见得道理，事来都区处不下，吏人弄得惯熟，却见得高于他，只得委任之。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说极好。小处可恤，大处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钱底可恤。若有人来理会，亦须治他。
某与诸公说下稍去仕宦不可不知，须是有旁通历，逐日公事开项逐一记。
了即勾了，未了须理会教了，方不废事。
当官文书薄历，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
廖德明赴潮倅告别，临行，求一安乐法。曰：圣门无此法。
人只任闲散不可，须是读书。又谓闲散是虚乐，不是实乐。
因说僧家有规矩严整，士人却不循礼，曰：他却是心有用处。今士人虽有好底。不肯为非，亦是他资质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实无所用，每日闲慢时多。
问：精神收敛便昏是如何？曰：也不妨。又曰：昏毕竟是慢。如临君父渊崖，必不如此。又曰：若倦，且磕睡些时无害。问：非是读书过当，倦后如此，是才收敛来稍久便困。曰：便是精神短后如此。
今人掀然有飞扬之心，以为治国平天下如指诸掌，不知自家一个身心都安顿未有下落，如何说功名事业？怎生治人？古时英雄豪杰不如此。张子房不问着他不说，诸葛孔明甚么样端严？今学为英雄之学，务为跅弛豪纵，全不检点身心。某须是事事从心上理会起，举止动步，事事有个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阙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无不当理会，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序，须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余。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于日间，闲言语省得一两句，闲人客省见得一两人也济事。若浑身都在闹场中，如何得进？
问气弱胆小之病，曰：只去做工夫，
译直卿说辛幼安任湖南帅时，赈济的榜文只用了八个字，说：“抢掠粮食的人斩首，囤积居奇的人发配。”
先生说：这就显示出他有才干，这八个字如果分成两榜来写就杂乱无章了。又说：总之，这只是粗疏的法令。
于是谈论保伍法，有人说这确实是当务之急，先生说：固然如此。先王比闾保伍的法令，就是这种方法，都是从这里做起的，也就是所谓的“分数”。兵书上说：统御众人有多有少，靠的就是“分数”。看统御多少人，只要“分数”明确，所以不会混乱。王安石锐意想要推行保伍法，以去除天下那些坐吃空饷的士兵，却没有做成。范仲达任袁州万载县令时，推行保伍法极好。自古以来谈论保伍法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这个人有心力，推行得极其整肃，即使有奸细，也没有容身之处。每当有行踪可疑的人，保伍不敢收留，互相传送至县里；县里查验他没有其他问题，才让他传送出境。直到任期届满，没有一起寇盗案件。近来张定叟任袁州知州，托人询问，那方法已经失传，偶然有一个县吏，略记得大概。
我的《保甲草》中所说，县城四面门外，设置隅官四人，这是最紧要的，因为这是用来防卫县城以控制变故的。县城有官府、狱讼、仓库之类，必须四面有防卫才行，一个隅官必须各管辖十来里才可以。各乡则只设置弹压之类，不再设置隅官，暗中寓含大小相互制约的意思在其中。又后面关于子弟的一段，必须用心理会。这些子弟真个要任用他们，不同于其他泛泛之辈，必须另外有提拔奖赏来激励劝勉他们才可以。这类事情难处理，必须理会，教他们严密，没有一丝缝隙才可以。
今天议论政事，想要论说一件事或一个人，都先探知上级心意如何，才进呈文书。
做守令第一是以民事为重，其次就是军政。现在的人都不理会。
对李思永说：衡阳的诉讼案件怎么样？思永说：没有根据的诉讼很多。先生说：跟他们探究道理，分辨是非曲直，自然诉讼就少了。如果厌烦诉讼多，不给他们分辨，反而显得事情更多。
官职无论大小，凡事只有一个“公”字。如果公正，做起来也精彩，即使是小官，人们也望风畏服；如果不公正，即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落得个没有好下场。
人做官不能尽心尽职的，是没有那种先做事后吃饭的心。
曾经感叹州县官平庸无能，百姓无处申诉，加上民情难以知晓，耳目难以得到，那些人看起来如何明察，也有很多不知道的。由此看来，如果看得分明，决断时岂能让有丝毫未尽之处？
又感叹说：民情如此难以知晓，只是将什么人作为耳目寄托！
如果看道理，辨是非，必须自己高出一着。现在做官的人什么时候个个是庸碌之人？大多是想立身向上；哪个不说先驾驭吏人？不久没有不拱手听命于吏人的。这只是自己没看清道理，事情来了都处理不下，吏人弄得惯熟，却显得高于自己，只得委任他们。
胡致堂说吏人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有体恤他们的意思，这话说得很好。小处可以体恤，大处不可体恤。又说：三五十钱的小处可以体恤。如果有人来干预，也必须惩治他。
我与各位说下去做官不可不知道，必须是有旁通历，每天公事开项逐一记录。
办完就勾销，没办完必须理会教办完，才不废事。
当官的文书簿籍，必须每天结押，不可拖延下来。
廖德明赴潮州任副使告别，临行，求一个安乐法。先生说：圣门没有这种法。
人只任闲散不可，必须读书。又说闲散是虚乐，不是实乐。
于是说僧家有规矩严整，士人却不循礼。先生说：他们却是心有用处。现在士人虽然有好底的，不肯为非，也是他资质偶然如此，总之其心实无所用，每天闲散的时候多。
问：精神收敛就昏沉是怎么回事？先生说：也不妨碍。又说：昏沉毕竟是怠慢。如面对君父深渊悬崖，必定不这样。又说：如果疲倦，且磕睡些时候无害。问：不是读书过度，疲倦后这样，是才收敛来稍久就困倦。先生说：便是精神短少后这样。
现在的人忽然有飞扬之心，以为治国平天下如指掌，不知自己一个身心都安顿未有下落，如何说功名事业？怎么治理人？古时英雄豪杰不这样。张子房不问着他不说，诸葛孔明什么样端严？现在学做英雄之学，务为豪纵，全不检点身心。我必须事事从心上理会起，举止动步，事事有个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然是，天下事无不当理会，只是有先后缓急的次序，必须先立其本，才依次推及其余。
郭德元告辞，先生说：人如果在日间，闲言语省得一两句，闲人客省得见一两人也济事。如果浑身都在闹场中，如何得进？
问气弱胆小的毛病，先生说：只去做工夫，
到理明而气自强，胆自大矣。
舜弼游屏山归，因说园甚佳，曰：园虽佳而人之志则荒矣。
译等到道理明白，气自然就会强盛，胆量自然就会大了。
舜弼从屏山游览归来，因而说花园非常美好，又说：花园虽然美好，但人的志向却荒废了。
平易近民，为政之本。
今之赋轻处更不可重，只重处减似那轻处可矣。
朋友言某官失了税簿，先生曰：此岂可失了？此是根本，无这个后如何稽考？所以《周官》建官，便皆要那史。所谓史，便是掌管那簿底。
问应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应事，不可谓之出在外。
问事事当理则不必能容，能容则必不能事事当理，曰：容只是宽平不狭。
如这个人当杀则杀之，理合当杀，非是自家不容他。
天下万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杀定合做甚底事；对贤教人，也不曾杀定教人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间看甚事来，便做工夫。今日一样事来，明日又一样事来，预定不得。若指定是事亲，而又有事长；指定是事长，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间看有甚事来，便做工夫。
某在漳州，有讼田者契数十本，自崇宁起来事甚难考，其人将正契藏了，更不可理会。某但索四畔众契比验，四至昭然，及验前后所断，情伪更不能逃，理亦如是如此。
问：作事多始锐而终辍，莫是只为血气使？曰：虽说要义理之气。然血气亦不可无。《孟子》气体之充，但要以义理为主耳。
德粹问：在四明守官要顾义理，才到利害重处则顾忌，只是一去如何？
先生曰：无他，只是志不立，却随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当理会官事，然后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须讲学立大本，则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穷了。德粹云：初到明州，问为学于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读书，且于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会官事。先生曰：县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事。
尧卿问：事来断制不下，当何以处之？曰：便断制不得，也着断制，不成掉了？又问：莫须且随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随力量做去。又问：事有至理，理有至当，十分处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穷来穷去，熟后自解，到那分数足处？曰：虽未能从容，只是熟后自会。只是熟，只是熟！
胡叔器问：每常多有恐惧，何由可免？曰：须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当恐惧不当恐惧。《遗书》云：治怒难，治惧亦难，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若于道理见得了，何惧之有？
一日谓鲁可几曰：事不要察取尽。
因人之昏弱而箴之曰：人做事全靠这些子精神。
或问人因欲事事物物理会，然精神有限，不解一一都理会得，曰：固有做不尽底，但立一个纲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须静着心，实着意，沉潜反复，终久自晓得去。
郑子上问：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娇激之名，莫学颜子之浑厚否？曰：浑厚自是浑厚，今人只学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浑厚。浑厚是可做便做，不计利害之谓。今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
如陈仲弓送宦者葬，所谓有仲弓之志则可，无仲弓之志则不可。因说东汉事势，士君子欲全身远害，则有不仕而已。虽出仕，遇宦官纵横，如何畏祸，不与他理会得？若未免仕，只得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若既要为大官，又要避祸，无此理。
宋莒公曰：应从而违，堪供而阙，此六经之亚文也，谓子不从父不义之命，及力所不能养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义当从而不从，力可供而不供，然后坐以不孝之罪。
某作县，临行，请教于友人，友人曰：张直柔在彼，每事可询访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诸县造战船，召匠计之，所费甚巨。因亿临行请教之语，亟访策于张，张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计其丈尺，又广狭长短，即是推之，则大者可见矣。遂如其语为之，比成推算，比前所计之费减十之三四。
其后诸县皆重有科敷，独是邑不扰而办。后其人知绍兴府，太后山陵被旨令应副钱数万，结砖为墙。其大小厚薄，呼砖匠于后园，依样造之，会其直比降之数减数倍，遂申朝廷，乞绍兴自认砖墙。正中宦者欺弊，遂急沮其请，只令绍兴府应副钱，不得干预砖墙
译平易近民，是为政的根本。
现在赋税轻的地方不能再加重，只在赋税重的地方减轻，使之与轻的地方相当就可以了。
朋友说某位官员丢失了税簿，先生说：这怎么可以丢失？这是根本，没有这个以后怎么稽查考核？所以《周官》设立官职，都要配备史官。所谓史官，就是掌管那些簿册的。
问：处理事务时心就离开了，先生说：心在此处处理事务，不能说心跑到了外面。
问：事事合乎道理就不必宽容，能宽容就必定不能事事合乎道理，先生说：宽容只是宽厚平和而不狭隘。
如果这个人应当杀就杀他，道理上合当杀，并不是自己不能宽容他。
天下万事，都是应当做的，但现在也不能确定合当做什么事；面对贤者教导人，也没有确定教人怎么做。只在日常用度之间看什么事来了，就在那件事上做工夫。今天一种事来了，明天又一种事来了，无法预先确定。如果指定是侍奉父母，却又有侍奉长辈的事；指定是侍奉长辈，却又有侍奉君主的事。只在日常用度之间看有什么事来了，就在那件事上做工夫。
我在漳州时，有争讼田产的人，契约有几十份，从崇宁年间以来的事情很难考证，那人把正契藏了起来，再也无法理清。我只索取四周众人的契约来比对验证，四至界限清清楚楚，再验证前后判决的情况，真情假意再也无法逃脱，道理也是如此。
问：做事大多开始时锐利而最终中止，莫非只是被血气驱使？先生说：虽然说要有义理之气。然而血气也不可没有。《孟子》说气充满形体，但要以义理为主罢了。
德粹问：在四明做官要顾及义理，才到利害重大的地方就有所顾忌，只是一走开就怎么办？
先生说：没有别的，只是志向没有确立，却随着利害跑了。
人在做官固然应当处理官事，然后才能把官做好。只是让人说是一个好官员，必须讲学确立根本，才有源流。如果只让人说是好官员，今天做一件，明天又做一件，却会穷尽。德粹说：刚到明州，向沈叔晦问为学之道，叔晦说：如果要读书，暂且在婺源山中静坐。既然在四明，暂且处理官事。先生说：县尉既然做了四年，滕德粹原本不曾处理事务。
尧卿问：事情来了决断不下来，应当怎么处理？先生说：即使决断不下来，也要决断，难道能丢下不管吗？又问：莫非暂且随着能力去做？先生说：也只能随着能力去做。又问：事情有至理，理有至当，十分之处现在已经看了七八分，等到穷究到底，熟练后自然明白，达到那分数充足的地方？先生说：虽然还不能从容不迫，只是熟练后自然就会。只是熟练，只是熟练！
胡叔器问：平时多有恐惧，由什么途径可以避免？先生说：必须自己下功夫，看这事是应当恐惧还是不应当恐惧。《遗书》说：克制愤怒难，克制恐惧也难，克制自己可以克制愤怒，明晓道理可以克制恐惧。如果在道理上看得透彻了，还有什么可恐惧的？
一天对鲁可几说：事情不要察看得太尽。
因为人昏弱而劝诫他说：人做事全靠这点精神。
有人问人因为想要事事都理会，然而精神有限，不能一一都理会，先生说：固然有做不完的事，但确立一个纲领章程，不可先自己放弃。必须静心，实心，沉潜反复，终究自然会明白。
郑子上问：士君子大多要迂回回避以避开激进的名称，莫非学习颜子的浑厚吗？先生说：浑厚自然是浑厚，今人只学一般迂回的心意，不是浑厚。浑厚是可做就做，不计较利害的意思。现在却是计较利害太甚，做成迂回罢了，其弊端以至于可以得利的事无不为。
如陈仲弓送宦官下葬，所谓有仲弓的志向就可以，没有仲弓的志向就不可以。因此说东汉的事势，士君子想要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就不做官罢了。即使做官，遇到宦官横行，怎么畏惧祸患，不与他们理会呢？如果难免做官，只得辞去尊位居于卑位，辞去富贵居于贫困。如果既要做大官，又要避祸，没有这样的道理。
宋莒公说：应当顺从而违背，能够供给而缺失，这是仅次于六经的文章，谓之子不听从父亲不义的命令，以及力量所不能供养的，古人都因此不坐以不孝之罪。义当顺从而不从，力可供而不供，然后坐以不孝的罪名。
我做县令，临行前，向友人请教，友人说：张直柔在那里，每件事都可以询问他。我到了任上，忽然有旨令各县制造战船，召集工匠计算，所费甚巨。因为想起临行请教的话，急忙向张询问对策，张说：这事很容易。可以做一个小的，计算它的丈尺，又广狭长短，由此推演，那么大的就可以看见了。于是按照他的话去做，比较成品的推算，比以前计算的费用减少了十分之三四。
其后各县都有沉重的摊派，唯独这个县不扰民而办成。后来那人任绍兴府知府，太后山陵被旨令应副数万钱，结砖为墙。其大小厚薄，叫砖匠在后园，依样制造，合计价值比降下的数目减少数倍，于是申报朝廷，请求绍兴自认砖墙。正中宦官欺弊，于是急忙阻止他的请求，只令绍兴府应副钱，不得干预砖墙。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会七邑宰劝酒，历告之以爱民之意，出一绝云：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怛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七邑宰皆为之感动。故吏民无人不畏爱，去之日，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公亦为之垂泪。至今泉人犹怀之如父母。
辛幼安为闽宪，问政，答曰：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驶吏以严。恭甫再为潭帅，律己愈谨，驭己愈严。某谓如此方是。
吴公路作《南剑天柱滩记》曰：事如大小，为之必成；害无大小，除之必去。此是其志。
龙泉簿范伯崇寄书来云：今日气象，官无大小，皆难于有为，盖通身是病，无下药处耳，安得大贤君子正其根本，使万目具举，吾民得乐其生耶？
严陵之政，远近能言之，盖恻怛之心发于诚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主簿就职内大有事，县中许多薄书皆当管。某向为同安簿，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时某人为泉倅，薄书皆过其目，后归乡与说及，亦懵不知。他是极仔细官人，是时亦只恁呈过。
因说赈济曰：平居须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赈济委无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时，才见旱，便刬刷钱物，库中得三万来贯，准氦籴料，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钱内借三万贯籴米，赈籴早时籴，得却籴钱还官中解发，是以不阙事。旧来截住客船籴三分米，至于客船不来。某见官中及上户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籴客船米，又且米价不甚贵。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时籴，米价甚贵。在法不得减元价，遂不曾粜，当时只好粜了，上章待罪，且得为更新米一番，亦缘当时自有米，所以不动此米，久为南康官吏之害。
因论常平仓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会着。南康自有五、六万硕，漳州亦六、七万硕，尽是浮埃空壳，如何敢挑动？这一件事不知做甚合杀？某在浙东常奏云：常平仓与省仓不可相连，须要东西置立，令两仓相去远方可。每常官吏点检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子。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今所在常平仓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间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通判虽管常平，而其职实管于司法，又所在通判，太率避嫌，不敢与知州争事，韩文公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经总制钱、牙契钱、倍契钱之类，被尽知州瞒朝廷夺去，更不敢争。
与陈尉说治盗事。因曰：凡事须仔细体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处，防备到人所防备不到处，方得无事。又曰：凡事须是小心寅畏，若恁地麄心驾去不得。又曰：某尝作郡来，每见有贼发，则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长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种为收捉，捉得便自欢喜，不捉得则终夜皇恐。
因说郑惠叔爱惜官钱，云：某见人将官钱胡使，为之痛心。两为守皆承弊政之后，其所用官钱，并无分明。凡所送遗，并无定例，但随意所向为厚薄。问胥，皆云有时这般官员过往，或十千，或五千，后番或是这样，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个公库在这里？若过往官员，当随其高下多少与之，乃是公道，岂可把为自家私恩？于是立为定例，看甚么官员过此，便用甚么例送与之，却得公溥。后来至于凡入广诸小官，如簿尉之属，个个有五千之助，觉得意思尽好。
问：今之神祠，无义理者极多，若当官处于极无义理之神祠，虽系勅额，凡祈祷之类，不往可否？曰：某当官所至，须理会一番。如仪案所具，合祈祷神示；有无义理者，使人可也。
马子严见，言近有人作假书请托公事者，先生曰：收假书而不见下书之人，非善处事者。旧见吴提刑公路当官，凡下书者须令当听投下，却将书于背处观之，观毕，方发付其人，令等回书。前辈处事详密如此。又某当官时，有人将书来者，亦有法以待之。须是留其人吃汤，当面拆书，若无他，方令其去。
而今
译王詹事在泉州任职。刚上任时，恰逢七个县的县令来劝酒，他逐一告诫他们要爱护百姓，并作了一首绝句：“九重天上的天子爱民情深，地方长官应当怀有怜悯之心。今日在官署中饮下这一杯酒，我是专门为百姓斟的。”七位县令都被感动了。因此，官吏和百姓没有不敬畏又爱戴他的，他离任那天，攀着车辕挽留的老人和孩子不计其数，他也为之流泪。至今泉州人仍像怀念父母一样怀念他。
辛弃疾担任福建提点刑狱时，询问治理政务的方法，回答说：对待百姓要宽厚，对待士人要讲礼，驾驭吏员要严格。龚恭甫再次担任潭州知州时，律己更加谨慎，驾驭自己更加严格。我认为这样才是对的。
吴公路在《南剑天柱滩记》中说：事情无论大小，去做就一定能成功；祸害无论大小，去除就一定能消除。这就是他的志向。
龙泉县主簿范伯崇来信说：如今的世道，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难以有所作为，因为整个体制弊病丛生，无处下药，哪里能得到大贤君子来纠正根本，使各项事务都能举步维艰，让百姓安居乐业呢？
严陵的政绩，远近的人都能说得出，大概是因为他怜悯百姓的心发自真诚，加上聪明敏锐，什么事做不成呢？
主簿就职后内部有很多事务，县里许多文书簿籍都应当管理。我以前担任同安县主簿时，许多赋税出入的簿籍，每天核对签署，以免吏人作弊。当时某人是泉州通判，文书簿籍都经过他过目，后来他回乡，我跟他提起这事，他也茫然不知。他是个极仔细的人，当时也只是那样呈报过去罢了。
谈到赈济时说：平时必须修筑堤坝池塘才行。等到干旱了，赈济确实没有好办法，但如果下手早，也能占点便宜。我在南康时，刚见干旱，就清理钱物，库中得了三万贯左右，用来抵充买粮的料钱，增加官兵的开支，却从上供钱中借三万贯买米，赈济时早买，得到买米的钱归还官府解送，所以不耽误事。旧例截留客商船只买三分米，以至于客商船只不来。我看到官府和富户自有米，于是出榜允许客商船只的米自由买卖，就不买客商船只的米，而且米价也不很贵。又说：后悔一件事，南康有很多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时买的，米价很贵。按法律不能减价，于是没有卖出，当时只好卖出了，上奏章待罪，且能让米更新一次，也因为是当时自有米，所以不动用这些米，长久成为南康官吏的祸害。
谈到常平仓时说：我自从掌管两个州，知道常平仓的弊端，这样更不敢去理会。南康自有五六万石，漳州也有六七万石，全是浮尘空壳，怎么敢触动？这件事不知做什么合适？我在浙东时常上奏说：常平仓与省仓不可相连，必须东西分立，让两仓相距远才行。每当官吏点检省仓，就挂省仓某号的牌子；点检常平仓，就挂常平仓的牌子。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现在各地的常平仓都让司法参军管，这最不对。不久太守要侵吞支取，司法参军怎么敢违背？通判虽然管常平，但其职权实际上受司法参军制约，而且各地的通判，大多避嫌，不敢与知州争事，韩愈的例子就是以嫌不可否事。比如经总制钱、牙契钱、倍契钱之类的，被知州瞒着朝廷夺去，更不敢争。
跟陈尉谈治理盗贼的事。于是说：凡事必须仔细体察，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地方，防备到别人防备不到的地方，才能无事。又说：凡事必须小心敬畏，如果这样粗心大意就驾驭不了。又说：我曾经担任郡守，每次见到盗贼发生，就惶恐不安，便想自己是管理百姓的官员，导致这样是什么缘故？于是用各种方法捕捉，捉到了就自己欢喜，捉不到就整夜惶恐。
谈到郑惠叔爱惜官钱，说：我看到有人胡乱使用官钱，为之痛心。两次担任知州都承接弊政之后，所用的官钱，都没有分明。凡是送礼，都没有定例，只是随意厚薄。问胥吏，都说有时这样官员过往，或给一万，或给五千，后番或是这样，又全不送，白白算了。我说：这样不行，朝廷有个公库在这里？如果过往官员，应当随其高低多少给予，这才是公道，岂可把它当作自家私恩？于是立下定例，看什么官员过此，就用什么例送与之，却得公平普遍。后来至于凡是入广的小官，如主簿、县尉之类，个个有五千的资助，觉得意思尽好。
问：现在的神祠，没有义理的极多，如果当官处在极无义理的神祠，虽然是敕额，凡是祈祷之类，不去可以吗？答：我当官所到之处，必须理会一番。如仪案所具，合祈祷的神示；有无义理者，派人去也可以。
马子严来见，说近来有人作假书请托公事，先生说：收假书而不见下书之人，不是善于处事的人。以前见吴提刑公路当官，凡是下书者须令当面投下，却将书在背后观看，看完，才发付其人，令等回书。前辈处事详细周密如此。又我当官时，有人将书来者，也有法对待。必须留其人吃汤，当面拆书，若无其他，才令其去。
而今
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两说：第一是感召和气以致丰穰，其次只有储蓄之计。若待他饿时理会，更有何策？东边遣使去赈济，西边遣使去赈济，只讨得逐州几个紫绫册子来，某处已如何处置、已如何经画，原无实惠及民。或问先生向来救荒如何？曰：只是讨得紫绫册子，更有何策？
译谈论救荒实在可笑。自古以来，救荒只有两种说法：一是通过感召祥和之气来获得丰收，其次只有预先储备的计策。如果等到百姓饥饿时才去处理，还有什么办法呢？东边派遣使者去赈济，西边派遣使者去赈济，只是讨得各州几本紫绫封面的册子回来，上面写着某地已经如何处置、已经如何筹划，原本没有任何实惠惠及百姓。有人问先生以往救荒是怎样的？回答说：不过是讨得几本紫绫册子，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赈济无奇策，不如讲水利，到赈济时成甚事？向在浙东，疑山阴、会稽二县刷饥饿的人少，通判郑南再三云数实，及仔细刷起三倍。
绍兴时去得迟，已无擘画，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两县饥民。
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万来人，外县却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却托石天民重抄，得八万人，是时已迟，天民云：甚易！只关集大保长，尽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贫者。大保长无有不知数目，便办却分作数等赈济赈粜。其初令画地图，量道里远近，就僧寺或庄宇，置粜米所于门首，立木窗，关防再入之人。
先生语次问浙东旱，可学云：浙东民户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时到部，州县有措置，亦赖朝廷应副得以效力，已自有名无实者多。因曰：向时浙东先措置分户高下出米，不知有米无米不同，有徐木者献策，须是逐乡使相推排有米者，时以事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县甚易。大抵今时做事，在州郡已难，在监司尤难，以地阔远，动成文具。惟县令于民亲，行之为易。计米之有无，而委乡之聪明、诚信者处之。聪明者人不能欺，诚信者人不忍欺。
若昏懦之人，为人所欺，谲诈之士，则务欲容私，此大不可。
建阳簿权县，有妇人，夫无以赡父母，欲取以归，事到官，簿断听离。
致道深以为不然，谓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曰：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
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其兄任某处，有继母与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数人，贫窭不能自活，哀鸣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无如之何。曰：不然。这般所在，当以官法治之也，须追出后母，责治戒励。若更离间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须痛治。因云昔为浙东仓时，绍兴有继母与夫之表弟通，遂为接脚夫，擅用其家业，恣意破荡，其子不甘，来诉。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后赶至数十里外，其情甚切，遂与受理。委杨敬仲，敬仲深以为子诉母不便，某告之曰：曾与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辄弃背与人私通而败其家业，其罪至此，官司若不与根治，则其父得不衔冤于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儿子顿在一边。渠当时亦以为然。某后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即赴井，其有罪盖不可掩。
郡中出公牒，延郡士黄知录等入学，而张教授与旧职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学，变色厉词曰：教授分教一邦，合当自行规矩，而今却容许多无行之人，争讼职事，都不成学校。士人先要识个礼义廉退之节，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
诣学学官以例讲书，谓诸生曰：且须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读了望他古人道理意思处，都不曾见。
问先生禁漳民礼佛朝岳，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说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当禁约尔。侍坐诸公各言诸处浮巫瞽惑等事，先生蹙额嗟叹而已。
因举江西有玉隆万寿宫、太平兴国宫，每岁两处朝拜，不惮远近奔趋，失其本心，一至于此，曰：某尝见其如此，深哀其愚。上升一事，断无此理，岂有许多人一日同登天，自后又却不见一个登天之人？
郑湜问戢盗曰：只是严保伍之法。郑之：保伍之中，其弊自难关防，如保头等易得挟势为扰。曰：当今逐处乡村，举众有推服底人为保头，又不然，则行某漳州教军之法，以戢盗心，这是已试之效，因与说某在漳州，初到时，教习诸军弓射等事，皆无一人能之。后分许多军作三番，每月轮番入教场。
挽弓及等者有赏，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则止，终不及则罢之。两月之间，翕然都会射，及上等者亦多。
经界科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劳，而革数百年之弊，且未说到久，亦须四、五十年，未便卒坏，若行，则令四县特作四楼，以贮簿籍，州特作一楼以贮四县之图帐，不与他文书混。阖
译赈济没有奇特的策略，不如讲求水利，等到赈济时能成什么事？以前在浙东，我怀疑山阴、会稽两县清查出的饥饿人口较少，通判郑南再三说数字是真实的，等到仔细清查，人数竟是原来的三倍。
绍兴年间去得晚，已经来不及筹划，只能依照常例，先派一名通判登记城下两县的饥民。
那人不在意，只登记了四万来人，而外县登记得多，于是想治他的罪却没有实行，却托付石天民重新登记，得到了八万人。当时已经晚了，石天民说：这很容易！只须召集大保长，全部集中在一个寺庙，让他们供出贫穷的人。大保长没有不知道人数的，便办理好，分成几等进行赈济和赈粜。起初命令绘制地图，测量道路远近，在僧寺或庄园门口设置卖米处，设立木窗，防止已经领过救济的人再次进入。
先生谈话间问起浙东旱灾的事，可学说：浙东百姓歌颂先生的恩德。先生说：以前我到部里任职，州县有措施安排，也依赖朝廷的接济支持才得以效力，但有名无实的已经很多了。于是说：以前浙东先安排按户等高下出米，不知道有米无米的情况不同，有个叫徐木的人献计，必须逐乡让有米的人互相推排，当时因为事情紧迫没有实行，现在如果实行，一个县很容易办到。大体上现在做事，在州郡已经很难，在监司尤其难，因为地域广阔遥远，动不动就流于形式。只有县令与百姓亲近，实行起来容易。计算米的有无，委托乡里聪明、诚信的人来处理。聪明的人别人不能欺骗，诚信的人别人不忍心欺骗。
如果是昏庸懦弱的人，被人欺骗；奸诈的人，则务必想要徇私，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建阳主簿代理县令，有个妇人，丈夫没有能力赡养她的父母，想把她带走，事情告到官府，主簿判决允许离婚。
致道深深认为不对，说：夫妇的道义，怎么可以因为贫穷而相互抛弃，官府又怎么可以就顺从他们的请求？先生说：这种事不能只从一个方面看。如果是丈夫没才能，不能养活妻子，妻子无法自给，又该怎么办？
这似乎不能拘泥于大义。只怕妻子想离开丈夫，另有隐情，不能不彻底查究。直卿说他的哥哥在某地任职，有继母与父亲不照顾前妻的儿子，那儿子们贫困不能自活，向官府哀告，官府因为名分不便，只得安慰后打发他们走，最终无可奈何。先生说：不对。这种地方，应当用官法来治理，必须追究出后母，责罚整治并告诫激励。如果更加离间前妻的儿子，不让他们存活，一定必须严厉惩治。于是说：以前我担任浙东仓官时，绍兴有个继母与丈夫的表弟通奸，于是成了接脚夫，擅自使用家产，肆意挥霍，儿子不甘心，来诉讼。起初因为名分不便，驳回了，后来追到几十里外，他的情状非常急切，于是受理。委托杨敬仲，杨敬仲深深认为儿子控告母亲不便，我告诉他：曾经替他的父亲想过吗？他父亲死后，他的妻子就背弃他与人私通而败坏家业，罪过到了这个地步，官府如果不替他根治，那么他父亲能不含冤于地下吗？现在官府只能暂且把他儿子放在一边。他当时也认为对。我后来离任，想事情大概就这样了，起初追得急，那个接脚夫就投井自杀，他的罪过大概不可掩盖。
郡中发出公文，邀请郡中士人黄知录等入学，而张教授与旧日职事的人阻挠，到这时先生下学，脸色严厉地说：教授负责教化一邦，应当自己遵守规矩，现在却容许许多无行的人，争讼职事，都不成学校的样子。士人首先要懂得礼义廉退的节操，如果寡廉鲜耻，即使能写文章有什么用？
到学宫，学官按惯例讲书，对诸生说：且须看古人道理的意思如何，现在却只做成一篇文字，读了希望看到古人道理意思的地方，都没有见到。
问先生禁止漳民礼佛朝岳，都是为了端正人心。先生说：还没说到这个地步，只是男女混淆，就应当禁止罢了。侍坐的各位公卿各自说起各处浮巫瞽惑等事，先生只是皱眉叹息而已。
于是举出江西有玉隆万寿宫、太平兴国宫，每年两处朝拜，不畏惧远近奔波，丧失本心，一至于此，先生说：我曾经见过这样，深深哀怜他们的愚昧。升天一事，断没有这个道理，怎么会有许多人一天同时登天，自后却又不见一个登天的人？
郑湜问制止盗贼，先生说：只是严格保伍之法。郑湜说：保伍之中，弊端自然难以防范，如保头等容易挟势扰民。先生说：现在各地乡村，推举众人信服的人做保头，如果不这样，就实行我在漳州教军的办法，来制止盗贼之心，这是已经试验有效的，于是说起我在漳州，刚到任时，教习诸军弓射等事，没有一个人能行的。后来分许多军作三番，每月轮番进入教场。
挽弓达到标准的人有赏，达不到的人留下只管挽射，达到标准就停止，始终达不到就罢免。两个月之间，全都学会射箭，达到上等的也很多。
经界科半年就都完成了。用半年的辛劳，而革除数百年的弊端，且不说长久，也需要四、五十年，不会立刻败坏，如果实行，就命令四县特别建造四座楼，用来储藏簿籍，州特别建造一座楼用来储藏四县的图帐，不与其他文书混杂。全
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样人田多税少，便造说唪吓以为必有害无利，一样人有惮劳懒做事，却被那说所诬，遂合辞以为不可，其下者因翕然从之。今之为县，真有爱民之心者十人，则十人以经界为利；无意于民者十人，而十人以经界为害。今之民，只教贫者纳税，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纳税，如此则人便道好，更无些事不顺，他便称颂为贤守。
译郡中都说不可的人，其实只是两类人：一类是田地多而赋税少的人，便编造谣言恐吓，声称推行经界必然有害无利；另一类是畏惧劳苦、懒惰不做事的人，却被那些谣言所诬陷，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可，地位低下的人便顺从附和。如今担任县令的人，如果真有爱护百姓之心，十个人就会有十个人认为推行经界有利；如果对百姓没有心意，十个人就会有十个人认为推行经界有害。如今的百姓，只要让穷人纳税，富人自由地收买田地、购置田产，却不用纳税，这样人们就会说好，再也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他们就会称颂这样的县令为贤能的长官。
因论漳、泉行经界事，假未得人势亦着做。古人立事，亦硬当着做，以死继之而已。韩魏公作相，温公在言路，凡事颇不以魏公为然，魏公甚被他激挠。后来温公作魏公祠堂记，却说得魏公事，分明见得魏公不可及处，温公方心服他。记中所载魏公之言曰：凡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遂辄不为哉？公为此言时，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盖朝廷多故之时也。
客说社仓讼事，曰：如今官司鹘突，多无理会，不知莫办。因说如今委送事，不知属官能否，胡乱送去，更无分晓了绝时节。某在潭州时，州中僚属，朝夕相见，却自知得分晓，只县官无由得知。后来区处，每月版帐钱，令县官逐人轮番押来，当日留住，试以公事。又怕他鹘突写来，却与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于某年月日，于某处理某事，某官如何断一；又于某时，某再理，某官如何断一；某今看详某事理如此，于条合如何结绝。如此，人之贤否，皆不得而稳。
今人狱事，只管理会要从厚，不知不问是非善恶，只务从厚，岂不长奸惠恶？大凡事付之无心，因其所犯，考其实情，重轻厚薄，付之当然可也，若从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从厚，则此病所系亦不轻。某在长沙治一姓张人，初不知其恶如此，只因所犯追来，久之乃出头，适有大赦，遂且与编管。
后来闻得此人凶恶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者自桥上过，若以柱杖拄其桥，必捉来吊缚，此等类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惩戒？公等他日仕宦，不问官大小，每日词状须置一簿，穿字号，录判语；到事亦作一簿，发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号，要一日内许多事都了方得。
若或做不办，又作一簿记未了事，日日检点了，如此方不被人瞒了事。今人只胡乱随人来理会，来与不来都不知，岂不误事？
先生爱说“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处。
先生每与学者云：凡事无许多闲劳扰。
有亲戚托人求举，先生曰：亲戚固是亲戚，然荐人于人，亦须是荐贤始得，今乡里平平等人，无可称之实，某部不与发书。
择之劳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烦做将去，才起厌心便不得。
先生一日说及受赃者，怒形于言曰：某见此等人，只与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说公吏不合取钱，为知县者自要钱矣。节节言之，为之吁叹。
侍先生到唐石。唐石有社仓，往往支发不时，故被人来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
道夫言察院黄公钹刚正，人素畏惮。其族有纵恶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谨，公则斩其马足以谢所伤。先生曰：某南康临罢，有跃马于市者，踏一小儿将死，某时在学中，令送军院，次日以属知录，晚过廨舍，知录云：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某既而不能无疑。回至军院，则其人冠屦俨然，初未尝经拷掠也，遂将吏人并犯者讯之，次日吏人杖脊勒罢。偶一相识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入，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后某罢，诸公相饯于白鹿，某为极口说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段。今之为秀才者便主张秀才，为武官者主张武官，为子弟者便主张子弟，其所陷溺，一至于此！
因说慢令致期谓之贼，曰：昔在同安作簿时，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
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用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人乡户司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然，此只是一个信而已。如或违限遭点，定断不恕，所以人怕。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康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圣锡云：国初制诏，虽麄却甚好。
译接着谈论漳州、泉州推行经界法的事，说即使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形势紧迫也必须着手去做。古人建立功业，也是硬着头皮去做，哪怕以死相拼罢了。韩琦做宰相时，司马光在谏官任上，很多事情都不认同韩琦的做法，韩琦很被他激怒。后来司马光写《韩魏公祠堂记》，却把韩琦的事迹说得清清楚楚，让人明显看到韩琦不可企及的地方，司马光这才从心里佩服他。记中记载韩琦的话说：凡是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全力侍奉君主，生死置之度外，只考虑事情的是非对错如何罢了，至于成功还是失败，那是天命，怎么可以预先担忧事情办不成，就干脆不去做呢？韩琦说这话时，正值仁宗末年、英宗初年，大概是朝廷多事之秋。
客人说起社仓诉讼的事，说：如今官府糊涂，大多没有条理，不知道该怎么办。接着说起如今委派下属办事的事，不知道属官是否有能力，胡乱派去，更没有明确完结的时候。我在潭州时，州里的僚属朝夕相见，却自然知道得清楚，只是县官没有办法得知。后来安排处理，每月发放账目钱时，让县官轮流押送前来，当天留住，用公事来试探。又怕他们胡乱书写，就给他们制定了格式，说：今蒙使府委派某事如何；某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处理某事，某官如何判决；又于某时，某人再次处理，某官如何判决；某现在审查某事理如此，按律条应当如何结案。这样，人的贤能与否，都无法蒙混过关。
如今的人审理案件，只管理会要从宽处理，不知道不问是非善恶，只一味从宽，岂不是助长奸邪、惠及恶人？大凡事情交给无心之人，根据他所犯的罪，考察实际情况，轻重厚薄，按理所当然的去处理也可以，如果从严处理固然不对，只说我只想要从宽，那么这种弊病所牵连的也不轻。我在长沙治理一个姓张的人，起初不知道他恶到这种地步，只是因为所犯的罪被追捕而来，过了很久才露头，恰逢有大赦，就暂且对他编管。
后来听说此人凶恶不可言说，人只是平白无故地被打杀而不问，门前有一座木桥，商贩从桥上过，如果用拐杖拄着桥，必定被抓来吊绑，这类事情很多，如果不严加惩治，怎么惩戒？公等他日后做官，不管官职大小，每天的诉状必须设置一册，编上字号，记录判词；到任也制作一册，发放文书也制作一册，每天必须勾销字号，要一天内许多事都办完才行。
如果做不完，又制作一册记录未办完的事，天天检查了结，这样才不会被别人蒙蔽了事。如今的人只是胡乱随着别人来处理，来与不来都不知道，岂不耽误事情？
先生喜欢说“恰好”二字，说：凡事自有恰好处。
先生常对学者说：凡事没有那么多空闲的劳扰。
有亲戚托人求举荐，先生说：亲戚固然是亲戚，然而向人推荐人，也必须推荐贤能才行，如今乡里平平常常的人，没有值得称道的实绩，我部不予发书。
择之劳烦先生处理人事繁杂，回答说：大凡事情，只得耐烦做下去，才起厌烦之心便不行。
先生一天说到受赃的人，怒气显露在言语中说：我看到这种人，只给大字面配去。接着又说：如今说公吏不该取钱，做知县的自己就要钱。层层说来，为之叹息。
侍奉先生到唐石。唐石有社仓，常常支发不及时，所以被人来告，先生说：救弊之道，在今天极是要严。不严，怎么能让实惠达到这些细民？
道夫说察院黄公钹刚正，人们向来畏惧。他的族人放纵恶马踏人，黄公治理得很急，那人躲避得很谨慎，黄公就斩断他的马脚来谢罪受伤的人。先生说：我在南康即将离任时，有跃马于市的人，踏死一个小儿，我当时在学中，命令送军院，次日交给知录，晚上经过官舍，知录说：早上所说的已经依法拷打。我既而不能无疑。回到军院，那人衣帽整齐，起初没有经过拷打，于是将吏人和犯人讯问，次日吏人杖脊勒令罢免。偶然一个相识说：这是人家子弟，何必羞辱他？我说：人命所系，岂可宽纵？如果说子弟可以跃马踏人，那么日后将有更严重的了。况且州郡是朝廷行法之地，保护善良，抑制豪横，是他们的职责。放纵而不问，怎么可以呢？后来我离任，各位公卿在白鹿洞相饯，我极力说《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段。如今做秀才的就主张秀才，做武官的就主张武官，做子弟的就主张子弟，他们所陷溺的，竟到了这种地步！
接着说慢令致期谓之贼，说：从前在同安做主簿时，每次点追税，必定先期晓示。
只用一张纸截成三片，用小榜遍贴，说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乡户司知委。只这样，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而来，这只是一个信而已。如果违限遭点，定断不恕，所以人们害怕。
大率文章兴盛则国家却衰败，如康贞观、开元都无文章，等到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名，而唐之治已不如前了。汪圣锡说：国初制诏，虽然粗陋却很好。
杨通老问赵守断人立后事错了，人无所诉。曰：理却是心之骨，这骨子不端正，少间万事一齐都差了。不知人心如何恁地这般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属官，所以事丛杂，处置不暇，胡乱断去。在法，属官自合每日到官长处共理会事，如不至者自有罪。今则属官虽要来，长官自不要他来，他也只得休，这般法意是多少好？某尝说或是作县，看是状牒如何烦多，都自有个措置。每听词状，集属官都来，列位于厅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
若是眼前易事，各自处断；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众较量断去，无有不当，则狱讼如何会壅？此非独为长官者省事，而属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决狱听讼得熟，是亦教诲之也。某在漳州，丰宪送下状如雨，初亦为随手断几件，后觉多了，恐被他压倒了，于是措置几只橱子，在厅上分了头项，送下讼来，即与上簿合索案底索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诸同官，各分几件去定夺，只于厅两边设幙位，令逐项叙来历，末后拟判。俟食时即就郡厨办数味，饮食同坐，食讫，即逐人以所定事较量。
初间定得几个来，自去做文章，都不说着事情。某不免先为画样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状系某事一；甲家于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计几项，乙家于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计几项，逐项次第写令状明一；甲家如何因甚么事争起到官，乙家如何来解释互论，甲家又如何供对，已前事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断一；某年某月某日家于某官番诉，某官又如何断，以后几经番诉并画一。写出后面，却点对以前所断当否。或有未尽情节，拟断在后，如此了却，把来看中间有拟得是底，并依其所拟断决，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拟，回申提刑司去；有拟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众商量，如此事都了，并无壅滞。杨通老云：天下事体，固是说道当从原头理会来，也须是从下面细处理会将上始得。曰：固是。如做监司只管怕讼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状也不得，若不受词讼，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当否，全在这里见得，只如入建阳，受建阳民户讼，这个知县之善恶便见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岂能尽防？如胥吏沉滞公事，邀求于人，人知可恶，无术以防之，要好在严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沉滞底事，便是无头脑，须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为守，一日词诉，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词讼，某却罢了此词讼，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内有未了事，一齐都要了。大抵做官，须是令自家常闲，吏胥常忙，方苦得。自家被文字来丛了，讨头不见，吏胥便来作弊。做官须是立纲纪，纲纪既立，都自无事。如诸县发簿历到州，在法本州点对，自有限月：如初间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过通判审计司亦有五日限。今到处并不管着限日，或迟延一月，或迟延两三月，以邀索县道，直待计嘱满其所欲，方与呈州。初过磨算司使一番钱了。到审计司又使一番钱，到倅厅发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钱。某曾作薄，知其弊，于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
他这般法意甚好，后来一向埋没了。某每到即以法晓谕，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仔细，审底审得仔细，有新簿旧簿不同处，便批出理会。初间吏辈以为无甚紧要，在漳州押下县簿，付磨算司及审计司限到满日，却不见到，根究出乃是交点司未将上，即时决两吏，后来却每每及限。虽欲邀索，也不敢迁延，县道知得限严，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顿得几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纲纪。如某为守，凡遇支给官员俸给，预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尽，更不留未支，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严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法初立时，有多少好意思，后来节次臣僚胡乱申请，皆变坏了。今非独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
译杨通老问赵守处理立嗣案件出错，百姓无处申诉。赵守说：理是心的骨干，这骨干若不端正，稍后万事都会一起出错。不知人心为何如此专断自用，不肯分派委任属官，所以事务繁杂，来不及处置，胡乱判决。按法律规定，属官本应每天到长官处共同商议事务，如果不来自有罪责。如今属官虽想来，长官却不让他们来，他们也只好作罢，这样的法律用意是多么好啊？我曾说，若是担任县令，看状纸文书多么烦多，都自有办法处置。每次听取诉讼，召集属官都来，在厅上排列位置，看有多少案件，平均分配，各自判决。
若是眼前容易的事，各自处理断决；若有可疑等事，便留下来，集合众人商量断决，没有不恰当的，那么诉讼怎么会壅塞？这不仅是为了长官省事，属官也各自想要效力，况且像主簿、县尉等初任官员，让他们决狱听讼得以熟练，这也是教诲他们。我在漳州时，提刑司送下的状纸如雨，起初也随手断了几件，后来觉得多了，恐怕被压垮，于是设置几只柜子，在厅上分好类别，送下的讼案，即登记入簿，合并索要案底，各自放入一个柜子，人案已足的，各自放入一个柜子。一天召集各位同僚，各自分几件去定夺，只在厅两边设幕位，令逐项叙述来历，最后拟判。等到吃饭时就在郡厨办几道菜，饮食同坐，吃完，即逐人将所定之事商量。
起初定下的几个人，自己去写文章，都不涉及事情本身。我不免先画个样子，说某官今天承受提刑司判下的状纸，属于某事一；甲家在某年某月某日有什么凭证计几项，乙家在某年某月某日有什么凭证计几项，逐项依次写明令状纸清晰一；甲家如何因什么事争讼到官府，乙家如何来解释互论，甲家又如何供述，以前的事弄明白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判决一；某年某月某日家在某官处上诉，某官又如何判决，以后几经上诉一并画出一。写出后面，却对照以前所判是否恰当。或有未尽情节，拟断在后，如此了结，拿来看中间有拟断正确的，都依其所拟断决，该追人的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复提刑司；有拟断不正确的，或大事可疑，却合众人商量，如此事都了结，并无壅滞。杨通老说：天下事体，固然说应当从源头理会，也须是从下面细处理会将上始得。赵守说：固然如此。如做监司只管怕讼多，处置不下，然而要减少状纸也不得，若不受词讼，怎么知道守令政事的当否，全在这里见得，只如进入建阳，受理建阳民户讼案，这个知县的善恶便见得。如今做守令，弊端百端，岂能尽防？如胥吏拖延公事，向人索取，人知可恶，无术以防之，好在严立期限，限日到，自然要苦苦索取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白拖延沉滞的事，便是无头脑，须逐事登记入簿，逐事要了结始得。我做太守，一日词诉，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也是词讼，我却罢了此词讼，明日是休日，今日便清理，一旬之内有未了事，一齐都要了结。大抵做官，须是让自己家常闲，吏胥常忙，方才苦得。自家被文字丛杂了，找不到头绪，吏胥便来作弊。做官须是树立纲纪，纲纪既立，都自无事。如各县发簿历到州，按法律本州核对，自有期限：如起初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再交过通判审计司亦有五日限。如今到处并不管着限日，或迟延一月，或迟延两三月，以向县道索取，直待计嘱满足其欲望，方才呈州。初过磨算司使一番钱了，到审计司又使一番钱，到通判厅发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钱。我曾做主簿，知其弊，在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
他这样的法律用意甚好，后来一向埋没了。我每到即以法晓谕，定要如此，也使磨算的磨得仔细，审计的审得仔细，有新簿旧簿不同处，便批示出来理会。起初吏辈以为无甚紧要，在漳州压下县簿，付磨算司及审计期限到满日，却不见到，根究出乃是交接点司未将上，即时杖责两吏，后来却每每及限。虽想索取，也不敢迁延，县道知道限严，也不被他索取。如此等事，整顿得几件，自是省事。这是大纲纪。如我做太守，凡遇支给官员俸禄，预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尽更不留未支，这也防索取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严限以催促之，使他大段索取不得。又说：法律初立时，有多少好意思，后来节次臣胡乱申请，皆变坏了。如今非独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施行。
了，皆不期于必行。前夜说上下视法令皆为闲事，如不许州郡监司馈送，几番行下，而州郡监司亦复如前，但变换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于是皆有折送，其数不薄。间有甚无廉耻者，本无忌日，乃设为忌日焚香以图馈送者。朝廷诏令事事都如此无纲纪，人人玩弛，可虑可虑！又曰：只如省部有时行下文字，尽有好处，只是后来付之胥吏之手，都没收杀。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应诸州用铸印处，或有阙损磨灭底，并许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当申者，如或有铸印处，乃是兵刑钱谷处，如尉有铸印，亦有管部弓兵司理。主郡刑狱乃无铸印，后来申去，又如掉在水中一般。过得几时，又行文字来，又申去，又休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截。如某在绍兴，有诏助米人从县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监司，监司方与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来，再令保明，某遂与逐一详细申去，已云从下一一保明讫，未委今来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后来忽又行下来，云助米人称进士，未委是何处，几时请到文解，还是乡贯如何，仰一一牒问上来。这是叵耐不叵耐？他事事敢如此邀求取索。当初朝廷只许进士助米，所谓进士，只是科举终场人，如何恁地说？某当时若便得这省吏在前，即时便与刺两行字配将去，然申省去将谓省官须治此吏，那里治他？
译罢了，都不期望法令一定能够执行。前夜我说上下互相看待法令都当作闲事，比如不许州郡监司馈赠送礼，多次下达命令，而州郡监司依然像以前一样，只是变换名目，大多说是为了忌日，去寺庙中焚香，于是都有折价送礼，数额不少。偶尔有极其不知廉耻的人，本来没有忌日，却假设有忌日焚香来图谋馈赠送礼。朝廷的诏令事事都如此没有纲纪，人人玩忽懈怠，令人担忧，令人担忧！又说：只如省部有时下达公文，尽有好处，只是后来交给胥吏之手，全都给扼杀了。我在漳州时，忽然下达公文，各州使用铸印的地方，如果有缺损磨灭的，都允许申报重新改造。这也应当申报的，比如如果有铸印的地方，乃是兵刑钱谷处，比如县尉有铸印，也有管辖部弓兵司理。主管郡中刑狱的却没有铸印，后来申报上去，却像掉在水中一般无声无息。过了不久，又下达公文来，又申报上去，又作罢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的公文一交给胥吏之手，一味勒索，百般阻截。比如我在绍兴时，有诏令助米的人从县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监司监司才向部里申报，忽然部里又下达一纸公文来，再次命令保明，我于是逐一详细申报上去，已经说从下一一保明完毕，不知现在为何再作行文移送？如此申报上去作罢了。后来忽然又下达公文来，说助米的人自称进士，不知是哪里，何时请到文解，还是乡贯如何，命令一一牒问上来。这是可气不可气？他们事事敢如此勒索索取。当初朝廷只允许进士助米，所谓的进士，只是科举终场的人，为何如此说？我当时如果能让这省吏在我面前，立刻便刺两行字将他发配，然而申报到省里，以为省官必定惩治这胥吏，哪里惩治他？
先生于州治射堂之后圃，画为井字九区：中区石甃为高坛，中之后区为茆庵，庵三窗，左窗檽为泰卦，右为否卦，后为复卦，前扇为剥卦，庵前接为小屋；
前区为小茆亭；左右三区，各列植桃李，而间以梅。九区之外，围绕植竹。是日游其间，笑谓诸生曰：上有九畴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阵之法。
吾辈不用有忿世嫉恶之意，第常自体此心宽明无系累，则日充日明，岂可涯涘耶？
今为避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
或有人劝某宜略从时，某答之云：但恐如草性，锻炼得无性了，救不得病耳。
译先生州治射堂后圃，画为井字九区：中区以石砌成高坛，中区后方为茅草庵，庵有三扇窗，左窗框刻泰卦，右窗框刻否卦，后窗框刻复卦，前窗扇刻剥卦，庵前连接着小屋；
前方区域为小茅亭；左右三个区域，分别种植桃李，并间杂梅花。九区之外，环绕种植竹子。这天先生游览其间，笑着对众学生说：上面有九畴八卦的意象，下面有九丘八阵的法度。
我们不必怀有愤世嫉俗之心，只需常自我体察此心宽宏明澈、无牵无挂，便能日益充实、日益明达，哪有穷尽的时候呢？
如今那些主张避祸的人，固然出于相爱，然而若能让我如万仞高壁般屹立，岂不是更加彰显我们道统的光辉？
有人劝我应当稍微顺应时势，我回答说：只怕会像草一样，经过锻炼后失去了本性，那就无法救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