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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存录纪辨
原序云：『夫名教之存，存于贤者；然不存于贤者之口，而存于天地不易之正气。天地不易之正气无他焉，理而已矣。此非特不贤者不能倒置，虽贤者亦不能增损也。不贤者而欲倒置，益见其非；贤者而欲增损，则失其是矣。吾乡夏子彝仲素为海士之同学，而为忠襄竹亭之所许可。遭变捐躯，洁身自靖；其子存古，复殉难南都：一家节烈，为千古之完人无疑也。乃身殁之后，有所谓「幸存录」者出焉。论若和平，意实颠倒；黄子见而惧焉，以为此小人之嚆矢，不可以不辨而论之。余曰：「此殆非夏子之言，其为小人附会之言也。夫夏子自戊午以后，立身本末，天下皆知之。虽平生和厚，而疾邪扶正，不减卧子。而是录矢口而论，大非生平。意者憸壬之夫见夏子死难之后，无子无孙、无兄无弟，而其人品足以表着古今、其论足以取信于当世；于是托而诬焉，以为可以因是而淆是非之实矣。而不知在夏子而贤，决无此录；夏子而实有此录，亦未得即为贤者之定论也。故使夏子而实有此录，亦未得损正人之毫末；而况其未必然耶！夫镜已悬矣、石已出矣，魅于何藏？而于白日之中，犹为昏夜之惑；而且援末以诬其本、借伪以倾其真，后人奚适从焉！噫！变革之后，每多伪书惑世诬民，关系不小；黄子信以为实而辨之，其为名教之闲也其矣。凡负天地之正气者，但信其理，无徇其人；理之邪正有乖，则言之真伪可从而辨矣。由此言之，即无汰存可也。同学巢鸣盛端明氏识』。
原按云：『近见野史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略本于夏彝仲允彝「幸存录」。彝仲难死，人亦遂从而信之。岂知其师齐人张延登——延登者攻东林者也，以延登之是非为是非，其倒置宜矣。独怪彝仲人品将存千秋，并存此录，则其为玷也大矣！谓之「不幸存录」可也。晚进不知本末，迷于向背；余故稍摘其一二，所以爱彝仲耳。南雷居士黄宗羲识』。
彝仲曰：『两党之最可恨者，专喜逢迎附会。若有进和平之说者，即疑其异己，必操戈攻之』。又曰：『二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平心论之，始而领袖者为顾、邹诸贤，继为杨、左，又继为文、姚，最后如张溥、马世奇辈，皆文章气节足动一时；而攻东林者，始为四明，继为元、赵，继为崔、魏，又继为马、阮，皆公论所不与也。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可谓之聚怨而不可谓之任怨也。其无济国事，两者同之耳』。
愚按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此彝仲学问第一差处。毅宗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者，和平之说害之也。彝仲犹见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谓昧于治乱之故矣。且君子亦辨其是非、邪正耳，此而是也正也，则异己者之必为非与邪。今必以其未知和平也，使正者有资乎邪、是者有资乎非，犹可谓之君子乎？
夫天下之议论不可专一，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专一也。故同异之在流品、议论，两者相似而实远。如宋之洛、蜀，议论之异也；汉之党人、宦官，其异在流品，不在议论。在议论者，和平之说，未可尽废；在流品者，此治彼乱间不容发，如之何其和平也！假如三案，外视之，议论之异耳。然主疯癫者，郑氏之私人也；主进药、安选侍者崔文升，魏忠贤之私人也：其异在流品矣。彝仲乃欲以洛、蜀之论，而谈东汉之党锢；以东林、攻东林为两党，真若此铢彼两者，无怪乎其设淫辞而助之攻也！彝仲亦知攻东林者领袖之为小人，而谓其间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天下有清操独立者而肯同于四明、同于弈赵、同于崔魏、同于马阮乎？肯同于小人而谓之清操独立，吾不信
译汰存录纪辨
原序说：“名教的存续，在于贤者；然而并不在于贤者的口头上，而在于天地间不可改变的正气。天地间不可改变的正气没有别的，就是理罢了。这不仅是非贤者不能颠倒黑白，即使是贤者也不能随意增减。非贤者想要颠倒黑白，更加显露其错误；贤者想要随意增减，就失去了正确性。我同乡的夏彝仲先生，素来是海士先生的同学，并且得到忠襄公竹亭先生的认可。他遭遇变故而献出生命，保持自身清白以安定内心；他的儿子夏存古，又在南都殉难：一家人的节操刚烈，无疑是千古的完人。然而在他死后，出现了一本所谓的《幸存录》。言论看似平和，意思实际上却是颠倒的；黄先生见到后感到恐惧，认为这是小人的开端，不能不加以辨析和论述。我说：‘这大概不是夏先生的话，而是小人附会的话。夏先生自从戊午年以后，立身的根本和枝节，天下人都知道。虽然他平生温和宽厚，但痛恨邪恶、扶持正义，一点也不亚于陈卧子。而这本书直言不讳地论述，大大不符合他平生的为人。我想那些奸邪之人看到夏先生死难之后，没有儿子孙子、没有哥哥弟弟，而他的品德足以彰显古今、他的言论足以取信于当世；于是借他的名义进行诬蔑，认为可以借此混淆是非的真相。但他们不知道，如果夏先生是贤者，决不会有这本书；夏先生如果真的有这本书，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他是贤者。所以，即使夏先生真的有这本书，也不能损害正直之人丝毫；何况这未必是真的呢！镜子已经悬挂了，石头已经拿出来了，鬼魅藏在哪里？而在大白天里，还制造黑夜般的迷惑；而且援引末节来诬蔑根本、借助虚假来倾覆真实，后人该听从谁呢！唉！变革之后，常常有很多伪书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关系不小；黄先生相信这是事实而加以辨析，他对名教的捍卫真是重大啊。凡是肩负天地正气的人，只要相信理，不要盲从个人；理的邪正有偏差，那么言论的真伪就可以随之辨明了。由此说来，即使没有《汰存录》也可以。同学巢鸣盛端明氏识。’”
原按语说：“近来看到野史中有很多颠倒是非的。推究其根源，大致都本于夏彝仲允彝的《幸存录》。彝仲死难，人们也就随之相信它。哪里知道他的老师齐人张延登——张延登是攻击东林党的人，以张延登的是非为是非，其颠倒黑白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奇怪的是，彝仲的人品将留存千秋，如果连同这本书一起留存，那么他的污点就太大了！称之为《不幸存录》才合适。后进之人不知道根本和枝节，迷惑于倾向和背弃；所以我稍微摘取其中的一两条，这是出于爱护彝仲啊。南雷居士黄宗羲识。”
彝仲说：“两党中最可恨的，是专门喜欢逢迎附会。如果有提出和平之说的人，就怀疑他是异己，必定拿起武器攻击他。”又说：“两党对于国事，都不能说没有罪过。平心而论，起初的领袖是顾、邹等贤人，接着是杨、左，再后来是文、姚，最后像张溥、马世奇等人，都是文章气节足以感动一时的人；而攻击东林党的人，起初是四明，接着是元、赵，再后来是崔、魏，又接着是马、阮，都是公论所不赞同的。东林党中也有很多败类，攻击东林党的人中间也有清高操守、独立不倚的人；然而他们的领袖人物，几乎有天壤之别。东林党持论高远，而在筹划边防、制服寇盗方面，最终没有实际成效。攻击东林党的人自认为孤立无援、承担怨恨，然而不曾为朝廷振兴一项法纪；只是以嫉妒刻薄取胜，可以说是聚集怨恨而不能说是承担怨恨。他们对于挽救国事，两者是一样的无能。”
我按语说：君子和小人没有两立的道理，这是彝仲学问上的第一个差错。毅宗皇帝也不是不知道东林党是君子，而是因为依附他们的人不纯粹是君子，所以怀疑他们；也不是不知道攻击东林党的人是小人，而是因为可以利用他们来制约东林党，所以参用他们。最终君子全部离去，只有小人留存；这是毅宗皇帝亡国的原因，和平之说害了他。彝仲尚且看不明白，反而追惜自己不出于这种和平之说，可以说是昧于治乱的原因了。况且君子也是辨别是非、邪正的，这是对的、正的，那么异己者必定是错的、邪的。现在一定要因为他们不知道和平，使得正确的人资助于邪僻、正确的事资助于错误，还能称之为君子吗？
天下的议论不可以专一，而天下的流品不可以不专一。所以同异存在于流品和议论中，两者相似但实际上相差很远。比如宋朝的洛学和蜀学，是议论的不同；汉朝的党人和宦官，他们的不同在于流品，不在于议论。在议论上的不同，和平之说，不能完全废弃；在流品上的不同，此治彼乱之间不容许丝毫的和平，怎么能和平呢！假如三案，从外面看，只是议论的不同。然而主张疯癫的，是郑氏的私人；主张进药、安置选侍的崔文升，是魏忠贤的私人：他们的不同在于流品了。彝仲却想用洛学、蜀学的议论，来谈论东汉的党锢；把东林党和攻击东林党当作两党，真像这两者势均力敌，难怪他设置淫辞来助长攻击了！彝仲也知道攻击东林党的领袖是小人，却说他们中间也有清高操守、独立不倚的人；天下有清高操守、独立不倚的人肯与四明同流、与元赵同流、与崔魏同流、与马阮同流吗？肯与小人同流而称之为清高操守、独立不倚，我不相信。
东林之名，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倚附者亦不过数人耳，以此数人者而名为党可也。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奄人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由此而逆推之，则劾江陵者，亦可曰东林也；劾分宜者，劾刘瑾、王振者，亦可谓之东林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攻东林者加之名目而已。今必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
东林中多败类，夫岂不然！然不特东林也，程门之邢恕、龟山之陆棠，何独异于是？故以败类罪东林，犹以短丧窃屦毁孔、孟也。彝仲以筹边制寇，东林无实着；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天、崇两庙，不用东林以致败；而责备东林以筹边制寇，岂彝仲别有功利之术与？
张差之事，彝仲曰：『东宫侍卫萧条，至外人闯入，渐不可长；诸臣危言之，自不可少。顾事联宫禁，势难结案；则田叔烧梁狱词，亦调停不得已之术也。二说互相济而不得两相仇』。又曰：『国戚凶谋，顾不用鸩而用梃、不用中官而用外人，皆情之所无』。
愚按张差一案，当参以王曰干之案而后明。先是，王曰干告变，已有庞保、刘成二阉姓名。使差果疯癫也，其所招姓名，安能与之暗合？谓差仇此二阉，不应王曰干亦仇此二阉！若二阉不与闻其故，则神宗何难出此二阉，使廷臣讯鞫以暴白郑氏之心迹于天下而灭口禁中乎？且其时讯鞫张差者无不得赂，而以吴中彦为囊槖；试问此赂出之谁氏？而谁氏何以出此赂乎？事之明显如此，有何葛藤？今于水落石出之后，彝仲犹为此言，何也？江右王犹定语余：当时张差尚同一人闯入，名娄光义，前门兑钱为业者也；以多力得脱，亡命江湖。犹定曾迹之，然亦不必须此为证也。当是时，郑氏为谋，无所不极；巫蛊毒梃，交发并至。彝仲疑其术之未工，则阎乐之杀二世、伶人之困庄宗，无不可疑矣。田叔之烧狱辞也，以太后在上，而梁王又弟也。今以神宗之妾，为人臣者正当格其蛊惑之心，何嫌何忌？在田叔为锡类、在此为逢君，不当以之相比。
彝仲又曰：『某处分之法，不过以二阉结局』。夫得二阉者，王公之寀之力也。微王公且不及二阉，以王公而得二阉，尚曰疯癫、曰仇口，而肯以二阉结局哉？
彝仲曰：『东林奏李可灼进药，怀不轨心，方从哲故赏之；其论为太过』。
愚按红丸一案，亦当参以崔文升之进药而后明。当光宗凭几之日，红丸进与不进，皆不可为；故李可灼者，庸医之杀人也。其所以使光宗至于此者，蛊之以美色、决之以利剂，则郑氏与郑之私人崔文升等为之。至是不用梃而用鸩、不用外人而用中官，彝仲岂又以为情之所无乎？是故红丸而效，非从哲之所喜也；红丸而不效，亦非从哲之所恶也。从哲之主者在郑氏，而以议之为太过乎！
彝仲曰：『贾继春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遗庇？亦未可尽言其非，然宫之应移似属定礼』。
愚按彝仲既知宫之不可不移矣，而又以争移宫者之为调停，何也？夫调停之说，有过当而后生焉。选侍不过移宫耳，有何痛苦、有何不得其所而烦外廷之调停哉？就使继春无所窥伺、无所指使，亦是宦官宫妾之爱其君沾沾而为之计虑，分香卖履之事也。彝仲之见，陋矣。
彝仲曰：『李三才少负才名，为山东藩臬极有名。余馆于山东，李已去二十年，民歌思之不忘；谓大奸大盗，皆李所摛治殆尽，民得安生也。王锡爵特召时，手疏甚密。三才钩得之，泄言于众，谓锡爵以台省为禽兽；台省由此益攻锡爵。三才多取与，结客遍天下；顾宪成之左右誉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干国矣』。又曰：『三才负才而守不洁；及为淮抚，垂涎大拜，挟纵横之术与言者为难；公论益绌之，而东林受累不小』。
愚按李道甫在部郎，则以救魏懋忠谪；在藩臬，则去而民思之；在淮抚，则税阉鼠伏不敢动：真干国之才也。其取友：则顾端
译东林这个名号，讲学的人不过几个人罢了，依附的人也不过几个人罢了，凭这几个人而称为朋党是可以的。然而，凡是议论国本大计的，被称为东林；争辩科举场务的，被称为东林；攻击宦官的，被称为东林；以至于议论夺情、弹劾奸相、讨伐贼寇，凡是任何一项议论符合正道、任何一个人不随波逐流的，没有不被称作东林的。由此反向推论，那么弹劾张居正（江陵）的人，也可以说是东林；弹劾严嵩（分宜）的人，弹劾刘瑾、王振的人，也可以说是东林。既然如此，那么东林难道真的有特定的名目吗！不过是攻击东林的人强加给他们的名目罢了。现在如果一定要没有朋党，那是禁止古今之人不做君子才可以的。
东林党中多有败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然而不只是东林如此，程门下的邢恕、龟山门下的陆棠，又哪里不同于此呢？所以用败类来归罪于东林，就像因为短丧、偷鞋、毁谤孔子孟子来归罪于他们一样。杨彝仲认为筹划边防、制服寇敌，东林党没有实际的功绩；其实筹划边防、制服寇敌的实际功绩，在于亲近君子、疏远小人罢了。天启、崇祯两朝，因为不任用东林党而导致败亡；却反过来责备东林党没有筹划边防、制服寇敌的功绩，难道杨彝仲另有功利之术吗？
关于张差一案，杨彝仲说：“东宫的侍卫凋零，以至于外人闯入，这种趋势不可助长；各位大臣发表危言，自然不可缺少。但是事情牵涉宫禁，形势难以结案；那么田尔耕烧毁梁狱供词，也是调停局势不得已的手段。两种说法互相补救而不能互相仇视”。又说：“国戚的凶险阴谋，却不用鸩酒而用木棍，不用宦官而用外人，这都是情理上不会有的”。
我认为张差一案，应当参照王曰干的案件来参验，然后才能明白。先前，王曰干告发变故，已经有了庞保、刘成两个宦官的姓名。如果张差确实是疯癫之人，他所供出的姓名，怎么能与他们暗中吻合呢？说张差仇视这两个宦官，难道王曰干也不仇视这两个宦官吗！如果这两个宦官没有参与其中的阴谋，那么神宗为什么不难将这两个宦官交出，让朝廷大臣审讯以向天下揭露郑氏的心迹，并在宫中灭口呢？况且当时审讯张差的人没有不受贿赂的，而以吴中彦为聚敛钱财的囊橐；试问这些贿赂出自谁氏？而谁氏为什么要出这些贿赂呢？事情如此明显，有什么纠缠不清的呢？现在在水落石出之后，杨彝仲还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呢？江西的王犹定告诉我：当时张差尚同一个人闯入，名叫娄光义，以前在前门兑换银钱为生；因为力气大得以逃脱，亡命江湖。王犹定曾经追踪过他，然而也不必必须以此作为证据。当时，郑氏谋划，无所不用其极；巫蛊、毒酒、木棍，交替发作，同时到来。杨彝仲怀疑他们的手段不够高明，那么阎乐杀害秦二世、伶人围困后唐庄宗，没有不可怀疑的了。田尔耕烧毁狱辞，是因为太后在上，而梁王又是弟弟。现在以神宗的妾室，作为臣子的人正当遏制她的蛊惑之心，有什么嫌疑和忌讳呢？在田尔耕是爱护同类，在此是逢迎君主，不应当将他们相比。
杨彝仲又说：“我处理案件的方法，不过是用两个宦官来结案”。其实抓住两个宦官的，是王公（王纪）的力量。如果没有王公，甚至抓不到两个宦官，凭借王公而抓住两个宦官，还说是疯癫、说是仇家，难道肯用两个宦官来结案吗？
杨彝仲说：“东林党上奏李可灼进药，怀有不法之心，方从哲故意奖赏他；他们的议论太过分了”。
我认为红丸一案，也应当参照崔文升进药来参验，然后才能明白。当光宗病危在床的时候，红丸进与不进，都不可行；所以李可灼，是庸医杀人。他之所以使光宗落到这步田地，是用美色蛊惑他、用猛药决断他，这是郑氏和郑氏的私人崔文升等人做的。到了这时，不用木棍而用鸩酒，不用外人而用宦官，杨彝仲难道又认为这是情理上不会有的吗？因此红丸如果有效，不是方从哲所喜欢的；红丸如果无效，也不是方从哲所厌恶的。方从哲的主子在于郑氏，却认为议论太过分吗！
杨彝仲说：“贾继春说先帝至孝，怎么会连一个妾和一个女儿都不能庇护？也不能完全说他没有道理，然而宫室应当迁移似乎属于定礼”。
我认为杨彝仲既然知道宫室不可不迁移，却又认为争辩迁移宫室的人是调停，为什么呢？调停的说法，是在有过当之后才产生的。选侍不过是迁移宫室罢了，有什么痛苦、有什么不得其所而烦劳外廷调停的呢？即使贾继春没有窥伺、没有指使，这也是宦官宫妾爱护他们的君主，沾沾自喜地为他们计虑，是像曹操分香卖履那样的事情。杨彝仲的见识，浅陋啊。
杨彝仲说：“李三才年轻时负有才名，担任山东的藩司、臬司极有名望。我在山东做馆师时，李三才已经离开二十年了，百姓歌唱思念他不忘；说大奸大盗，都是李三才搜捕治理殆尽，百姓得以安生。王锡爵特别被召用时，手写的奏疏非常机密。李三才钩取到了它，向众人泄露，说王锡爵把台省官员当作禽兽；台省官员由此更加攻击王锡爵。李三才多取予，结交宾客遍布天下；顾宪成的左右赞誉的话每天送到，意思是他真的足以治理国家”。又说：“李三才自负才华但操守不洁；等到担任淮扬巡抚，垂涎高位，挟持纵横之术与言官为难；公论更加贬低他，而东林党受累不小”。
我认为李道甫在部郎任上，因为救魏懋忠而被贬；在藩司、臬司任上，离去后百姓思念他；在淮扬巡抚任上，税监老鼠伏不敢动：真是治理国家的才能。他结交朋友：那么顾端
文救之于被劾、刘忠正荐之于既废，独小人言其贪耳。然身死之后，书画亦折卖殆尽；贪者固如是乎？彝仲于贤者之言漫不加省，即身所历之见闻，亦不敢信；至小人之谗口，则拳拳奉之而勿失，不可解也。
译文在（某人）被弹劾时救了他，刘忠正在（某人）已被废黜后推荐了他，只有小人说（某人）贪婪罢了。然而（某人）死后，他的书画也被折价卖光了；贪婪的人原本是这样的吗？彝仲对贤者的言论完全不加理会，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和见闻的事，也不敢相信；至于小人的谗言，却恭敬地奉行而不失，真是不可理解。
彝仲曰：『杨继垣首参崔呈秀，不宜入逆案』。
愚按定逆案者，诸公不学无术之过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计翻之，凶于尔国，可不悲夫？夫逆案之定，以外官交结近侍也；而交结之源不去，犹伏火而盖之以薪也。当时诼州为交结之窟穴，瞬息相通，而杨继垣、徐大化为之谋主。其呼应于南北者，则阮大铖、乔应甲、贾继春之徒十数人为之魁。其力既足以钩致后进，而后进之急于富贵者，由之而得结交之线索；故此十数人者虽不出，而出者皆其分身也。由是而议论终不可绌，终毅宗之世，其名虽不翻、其实未尝不翻也。若其时将此十数人者声其导源横流之罪，可诛则诛之，其余概以胁从之例；则逆案何必定哉！
杨继垣之参崔呈秀，止其瞻风望气，由交结而得之也。黄琼之谏桓帝曰：『尚书周永，昔为沛令；素事梁冀，越拜今职。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又黄门狎邪，自冀兴盛，共构奸宄；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糅』。彝仲之言而然，则桓帝之侯周永、封黄门，亦未可非也。
彝仲曰：『王永光亦清执，王恭厂之变，其疏独侃侃。崇祯初，为冢宰，东林必欲逐而去之；永光愤激为难，引用袁宏勋、张道浚辈，再启玄黄之争，实已甚之故耳』。
愚按：小人不同，有把持局面之小人、有随波逐浪之小人，虎彪十孩儿之类随波逐浪，吾所谓胁从者也；逆案内之杨继垣、徐大化等、逆案外之王永光、温体仁等把持局面，吾所谓魁之十数人者也。逆阉既诛，逆案未定，杨继垣把持之；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之：皆绍述逆阉之政者也。袁宏勋、高捷、史■〈范上土下〉一辈小人，翩翩而进，以锢君子而抑之。使为己甚，则进君子退小人，皆不可矣。
彝仲曰：『温之秉政，台省攻之者后先相继，皆以门户异同、非尽由国家起见也。公平言之，不纳苞苴，是其一长矣；庇私党、排异己，亦未尝为之有迹』。
愚按温体仁之苞苴，巧于纳者也；周延儒不巧于纳者也。观其后之富，岂不纳苞苴者所致乎？哀哉！毅宗之受其愚也。其在揆地，日以进小人、退君子为事，何可悉数！蔡、唐、薛、叶之私党，犹谓无庇之迹乎？文、何、黄、刘之异己，犹谓无排之迹乎？从来奸相无有不庇私党、排异己者，唯体仁多一反复耳！愚尝言有明之亡，方、沈、温、蔡，湖州之力也。
彝仲曰：『范景文、谢升，于二党皆虚公不滞』。
愚按得交于文贞，盖无日不欲师法刘忠正者也。其在吏部，以争先忠端公年例去官，于何而别其非东林乎？谢升传温体仁衣钵，谓其不滞于小人，升亦不受也。盖从来未有中立而不为小人者也。
………（？）
古今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不逮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而彝仲称士英立心疏阔，无杀人之意。夫周仲驳、雷介公，独非其所杀者乎？左光先、吕大器、黄澍，独非其所逮者乎？但不能杀之耳。天下稍定，则吾辈皆不能免，吾不知如何而始谓之欲杀人也。称弘光宽仁虚己，然则晋惠、东昏，皆足以当之。
彝仲谓：『张捷、杨维垣，不得以其攻东林也而少之』。
愚按维垣杀妾伪死，书名于柩，逃至中途，为乱兵所杀；此小人之狡狯适得其常，可无论矣。唯张捷传闻缢死鸡鸣山；捷与马、阮、杨、蔡朋比亡国，计无复之而死，其徇于天下，犹许绾之鼠首也。齐庄公之弒，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晏子曰：『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盖言诸臣导君于不善也。捷非导君于不善者乎？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孟絷之贼，女何吊焉』！马、阮之罪，甚于齐豹；捷之贼国，甚于孟絷：是先圣所不许吊者也。以张捷之死南都与王振之死土木，同科者也。
译彝仲说：“杨继垣首先弹劾崔呈秀，不应当列入逆案。”
我按：制定逆案的人，是各位公卿不学无术的过错；既然不足以制服小人，只是让小人千方百计地翻案，使国家遭受祸害，难道不可悲吗？逆案的确定，是因为外官交结近侍；而交结的根源不除去，就像伏火上面覆盖柴草一样。当时河南是交结的窝穴，瞬息之间就能相通，而杨继垣、徐大化是其中的谋主。他们在南北呼应的，则是阮大铖、乔应甲、贾继春等十数人作为魁首。他们的势力足以招致后进，而后进中急于求取富贵的人，通过他们得到交结的线索；因此这十数人虽然不出任官职，而出任官职的都是他们的分身。由此议论终究不能平息，整个毅宗（崇祯帝）在位期间，他们的名义虽然没有翻案，但实际上未曾不翻案。如果当时将这十数人声讨他们导源横流的罪行，可诛杀的则诛杀，其余一概按胁从的例子处理；那么逆案何必要确定呢！
杨继垣弹劾崔呈秀，只是他观察风向，通过交结而得到的。黄琼劝谏桓帝说：“尚书周永，过去担任沛令；一向侍奉梁冀，越级升任现在的职务。看见梁冀将要衰败，就假装毁谤以示忠诚，于是凭借奸计，也取得了封侯。又有黄门邪僻之人，自从梁冀兴盛以来，共同构陷奸恶；面临梁冀应当诛杀时，没有可以施展的巧计，又记下梁冀的恶行，以邀取爵位赏赐。陛下不审慎辨别真伪，又与忠臣同时显赫封侯，使朱紫颜色混杂，粉墨混淆不清。”如果彝仲的话是这样，那么桓帝封侯周永、封赏黄门，也不可以非议了。
彝仲说：“王永光也清正刚直，王恭厂发生变故时，他的奏疏独自侃侃而谈。崇祯初年，他担任冢宰（吏部尚书），东林党一定要驱逐他；王永光愤激为难，引用袁宏勋、张道濬等人，再次引发玄黄之争，实在是做得太过分的原因罢了。”
我按：小人不同，有把持局面的人、有随波逐流的人，虎彪十孩儿之类是随波逐流的，我所说的胁从者；逆案内的杨继垣、徐大化等，逆案外的王永光、温体仁等把持局面，我所说的魁首十数人。逆阉（魏忠贤）既被诛杀，逆案尚未确定，杨继垣把持局面；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局面：都是继承逆阉政治的人。袁宏勋、高捷、史范一辈小人，翩翩而来，以禁锢君子而压抑他们。如果做得太过分，那么进用君子退斥小人，都不可行了。
彝仲说：“温体仁执政，台省攻击他的人前后相继，都是因为门户异同，并非全从国家利益出发。公平地说，不收纳贿赂，这是他的一个长处；庇护私党、排斥异己，也没有明显的痕迹。”
我按：温体仁的贿赂，是巧妙地收纳；周延儒不善于巧妙地收纳。看他们后来的富有，难道是不收纳贿赂所能导致的吗？可悲啊！毅宗被他愚弄了。他在宰相职位上，每天以进用小人、退斥君子为事，哪里能一一列举！蔡、唐、薛、叶的私党，还说没有庇护的痕迹吗？文、何、黄、刘的异己，还说没有排斥的痕迹吗？从来奸相没有不庇护私党、排斥异己的，只是温体仁多了一些反复罢了！我曾经说明朝的灭亡，方从哲、沈一贯、温体仁、蔡士英，是湖州人的力量。
彝仲说：“范景文、谢升，对于两党都虚公不滞。”
我按：范景文结交文贞（孙承宗），大概没有一天不想效法刘忠正（刘宗周）的。他在吏部，因为争先给忠端公（刘宗周）办理年例而离职，从哪里能辨别他不是东林党呢？谢升继承温体仁的衣钵，说他不受小人的滞碍，谢升也不接受。大概从来就没有中立而不成为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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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做君主的昏庸到弘光帝达到极点，做宰相的奸诈到马士英达到极点，不及明朝的人却能知道；有什么冤屈可理！而彝仲称赞马士英立心疏阔，没有杀人的意图。周仲驳、雷介公，难道不是他所杀的吗？左光先、吕大器、黄澍，难道不是他所逮捕的吗？只是不能杀罢了。天下稍微安定，那么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幸免，我不知道怎样才叫做想要杀人。称赞弘光帝宽仁虚己，那么晋惠帝、东昏侯，都足以当得起这个评价。
彝仲说：“张捷、杨维垣，不能因为他们攻击东林党而轻视他们。”
我按：杨维垣杀妾伪死，名字写在棺材上，逃到中途，被乱兵所杀；这是小人的狡诈恰好得到常态，可以不论了。只有张捷传闻在鸡鸣山自缢而死；张捷与马士英、阮大铖、杨维垣、蔡士英朋比亡国，计无复之而死，他的殉国，还允许像绾之鼠首那样吗。齐庄公被弑，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都死了。晏子说：“为自己而死而为自己灭亡，如果不是他们的私昵，谁敢承担！”这是说各位大臣引导君主做不善的事。张捷难道不是引导君主做不善的人吗？琴张听说宗鲁死了，将要去吊唁；孔子说：“齐豹的盗、孟絷的贼，你吊唁什么！”马士英、阮大铖的罪，甚于齐豹；张捷的贼国，甚于孟絷：这是先圣所不允许吊唁的。把张捷死在南都和王振死在土木堡，同等看待。